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篇1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经济发展；影响
中图分类号：F8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9-00-01
一、前言
“积极财政政策”指的是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出的经济战略调整，实施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以及宽松适度的货币政策，通过财政上的扩支、增债来进行拉动需求，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确能够大力推动经济的发展，切实增加国民收入。但是，它同时也造成一系列比较严重的消极影响，如何才能将积极财政政策的正面效应发挥到最大，负面作用减轻到最小，是我们现阶段必须要深究的一个问题。
二、积极经济政策的影响
（一）宏观经济管理难以实现平衡
我国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始于1998年底，主要内容是增加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2011年债券发行总量达到7.64万亿元，其中的大部分都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进而有效的拉动了内需，使得国民经济稳步发展，政府的对民生项目的投资也更加有力，许多大型水利、交通骨干网等设施纷纷投入建设。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国债在GDp中所占的比率（即国债负担率）迅速增加，1980年为1%，1990年为4.8%，到2004年底，已增至21.6%，这种局面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1]。长期投资于国债，必定会影响到固定资产的投资，导致GDp的增速小于投资的增速，这样会导致积累及消费在国民收入中无法占据一个协调的份额，国家的经济宏观管理便难以真正实现平衡，若国债负担率的积累比率为国民收入的30%，则视为正常，因为这个比率不会造成通货膨胀和通货滞胀。但是，到目前为止，积累已达到国民收入的40%，导致积累及消费在国民经济中极其难以协调。
（二）消费需求下降
由于积累投资在GDp中的所占分量相当大，严重影响到消费需求的增长，进而影响到GDp的增长。2001年以来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拉动（如图一），值得重视的是，居民收入的减少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消费水平的影响，特别是农民群体，很难真正实现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得农民和城市弱势群体成为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也导致社会阶层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根据相关部门的统计，我国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用基尼系数加以衡量，警戒线等级已达到0.4。这就有效需求的进一步扩大非常不利，更加阻挡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以及社会秩序的良好维持。
（三）中央财政负担加重
至今为止，我国国债发行已持续多年，据统计，1998年国债余额占GDp总量（即国债负担率）的10%，2002占GDp总量18.3%，到2004年底比重达到为21.6%。上升幅度相当惊人，警戒线等级接近0.2。除此之外，我国的国债偿还全部由中央掌控，主要由中央财政来负担。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持续推行，造成中央财政收支难以平衡。
（四）产业结构难以调整
因为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的大力推行，投资大部分都侧重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这样势必导致第三产业发展速度缓慢，将产业结构调整中的存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给国家的财政体制改革带来诸多不便。与此同时，国债的投入基本上依赖于政府支持，国有资本在带动经济增长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导致对民间资本的投入远远不足，民间储蓄作用的发挥被抑制[2]。进一步拓宽民有资本的发展空间，使投资主体成为不同的消费人群，是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
（五）造成“挤出效应”
“挤出效应”会导致以下情况：私人消费减少，或者投资数额减少。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政府增加支出这一举动的影响。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假设社会为人民提供较为充分的就业机会，但是政府增加了财政支出，商品市场需要更多的产品和劳务来满足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物价上涨就成为一种必然结果。然而，当货币的供给量一定时，实际的货币供给量会有所上涨或者减少，变化幅度取决于物价水平。用于投资的货币量大为减少，而货币的供给量远远不能满足货币需求，这样势必会导致利率的上升，造成了私人投资水平的降低，投资一旦减少，人们的消费也就难以扩大。由此可知，私人投资和消费空间不足，很大定程度上是由政府增加财政支出造成的。
（六）增加国家债务
财政政策又被称为扩张性政策，它是一种“赤字政策”，往往会造成财政赤字大幅上升，为国家债务增加沉重了负担。为了更全面有效地推行积极财政政策，就需要支出更多资金，那么，资金的来源就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国债发行势必要归还本金并支付利息，债务便会年复一年的不断累积，极大地增加了国家财政负担。赤字政策是一种在短期内非常有效的政策，但不适宜长久推行，若长期推行国债投资，不仅会造成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发展，更容易滋生腐败，国债的作用也受到限制。
三、结束语
积极财政政策的大力推广，在对我国经济起到极大推动作用的同时，也造成很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取消积极财政政策的呼声虽然一直不断，但是，根据我国现阶段国情，短时间内很难实现[3]。因此，我们在充分应用国债投资的同时，也应该考虑非国债投资的方法，大力增加居民消费，促进非国债投资在国债停止的情况下仍然能继续发展下去，最终能够形成一种合理的机制，促使消费和投资的自主扩张。
参考文献：
[1]郭琪.财政扩张与通货膨胀：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解释[J].山东社会科学，2011（05）：20-23.
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篇2
关键词：财政政策；制度变迁；效应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的财政政策，其主要政治经济目标就是：社会稳定、经济增长、物价平稳和充分就业。长期以来，在政府执行的财政政策能不能产生有效的政策效果的问题上，不同的经济流派对此的看法存在很大的分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凯恩斯的需求管理财政政策又被很多国家作为增加国内总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政策工具。我国真正意义上借鉴西方的财政政策来调控宏观经济，是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非常时期，为的是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刺激消费、克服亚洲金融危机。自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执行以来，国内理论界对其效应进行了很多分析，归纳起来有三种观点：效果显著论、效果一般论、效果无效论。多数学者的观点是积极财政政策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作用明显，实现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据统计，到2002年为止，我国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带动投资3.2万亿元，拉动经济平均每年增长1.5-2个百分点），其他如拉动民间投资与消费等方面不尽人意。笔者对其持相近观点，并认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许多可能影响财政政策效果的旧有制度，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在向新制度变迁过程中，必然会导致政府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的梗塞，甚至出现政策的作用机制发挥失灵。怎样才能在转轨时期低成本高效益地运用好西方的财政政策，从而达到国家宏观调控目标？通过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分析，寻找出部分目标效果不佳的深层次原因，以便能在目前进行的中性财政政策实施中有所借鉴，便是本文的宗旨。
二、财政政策效应的认识
财政政策作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总体来说其政策目标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一致的，但在不同的经济背景下，财政政策的类型和目标是不同的。财政政策的总体效应则是财政政策实施效果与预期的政策目标的比较，看其结果怎么样。但在对政策效应具体分析时，必须重视政策成本这一指标，因为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财政支出和税收两大手段来进行的，政策的实施势必会影响财政收入和国家债务水平。以日本为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为克服经济衰退执行了以扩大政府公共支出为主要手段的财政政策，尽管政策效应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政府持续性的扩大公共支出几乎没有增加任何产出，对经济稳定所起的作用极小，而且还导致公共债务的大幅增长，使政府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这一点上，我国许多地方为片面追求所谓的GDp高增长，不惜大量举债搞市政工程或建设项目，不考虑项目的经济效益，最后形成财政风险，与其颇为相似。事实证明，只有财政政策的净收益大于成本，才能说财政政策效应良好。
三、影响我国财政政策效应的制度安排
在市场机制成熟的国家，财政政策效应受制度的影响较少，但作为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完善有着长期计划经济烙印的中国，财政政策的制度安排背景明显不同于成熟市场，在这里一些西方理论甚至失灵。如西方经济理论认为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大量的发行国债，会使利率上升，产生投资挤出效应，事实上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利率不断下降的同时，却扩大了社会投资需求，引导了企业投资。以1999年为例，国家用90亿的国债资金作为计改贷款贴息，带动银行贷款和企业配套资金1800亿，形成20倍的资金规模。同样减税政策，在我国以流转税为主体的制度安排下，其政策效应也会大打折扣。可见，在制度变迁中的今天，很多过去制定的、且与经济社会不相适应的制度继续在发挥作用，这种滞后，将对财政政策的效果产生重大影响。具体来说，影响财政政策的制度安排有：
1.民间投资领域的制度安排。包括行业的进入与退出制度、直接和间接融资制度、税收制度等。
2.就业领域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培训制度、失业再就业制度、优惠招收下岗人员的工商税收制度、就业观念等。
3.教育领域制度。包括教育收费制度、教育产业化制度等。
4.住房领域制度。包括福利分配制度、货币补贴制度、取消实物分房制度等。
5.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城乡分割制度、一体化制度等。
6.各经济行为主体与政府的制度安排。新制度经济学派和公共选择学派的研究表明：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容易形成各种利益主体，而利益主体的行动又会影响政府的外在的制度安排。从制度变迁角度看，制度由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主导，前者包括习惯、习俗、伦理道德、传统等，后者包括正式制度，按政治程序规定而来，作为制度制定和供给的主体，其经济人行为，容易被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影响，出台有失社会公平与效率的制度。
7.所有制结构制度。包括对国有企业给予特殊的优惠政策等。
8.其他可能影响财政政策的政治、经济制度。
四、对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分析
我国近几年进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其手段是以发行国债增加政府支出为主、结构性减税（费）为辅的，其主要目标是拉动经济增长、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带动民间投资、提高就业水平同时维护社会稳定。关于积极财政政策整体效果的研究，国内经济界已经有许多文献，不管是效果显著派、还是低效、无效派，但是通过政策的实践看，中央的相机决策的财政政策，应该是果断、科学的出手，有力地促进了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彻底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避免了国内的经济衰退。当然，在我国经济处于制度变迁的特殊时代，财政政策的效应不可能是各个方面都十分理想，如果要说失误，政策的最不成功之处，也是笔者最大的担忧在于：积极财政政策是以牺牲环保、过度开采资源为高代价，经济增长明显存在短期行为，基础牢固性值得商榷，扣出环保、资源因素，或者投资成本（包括高额的国债还本付息代价），财政政策净收益恐怕在1%上下。
为了更加理性地总结其成败，这里再就效果不明显的三个分项目标做一分析：
1.民间投资带动效应
我国政府为了能够刺激国内民间投资，从积极财政政策开始执行至转型，主要采取了扩大公共支出的手段，期望对民间投资起到带动作用。从理论上讲，在不存在制度约束和障碍的前提下，政府的公共支出会产生一定的乘数效应，决定乘数效应大小的关键因素是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越大，投资乘数就越大，因此而新增的国民收入就越多，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越明显。同样，乘数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通过政府的投资可以带动民间投资，从而使社会投资总量不断递增。就公共支出而言，理论上也有两种方式：一是靠政府发行公债直接扩大投资规模；二是政府应用杠杆支出方式，以少量的公共支出来带动或刺激民间的投资支出。这两种方式都被我国采用。由于政府直接投资属于国有单位的投资，其对国有单位的投资快速增长作用十分明显，对非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长作用不显著。根据《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按所有制结构对我国的投资结构进行比较，以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1998年为界限，可以发现1998年之前的三年，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年平均投资增长率为10.97%，而个体经济为20.7%，其他经济成分为19.33%；1998年之后的三年，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年平均投资增长率为13.13%，而个体经济为10.47%，其他经济成分为11.2%.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制度的约束。在经济转型时期，中国的所有制结构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尚在建立，制度变迁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旧的国有企业的特权制度仍然继续产生作用，并对民间投资行为的扩张起到限制作用。大致来说，影响民间投资的制度安排主要有：
（1）行业准入的制度限制。这些行业包括公用事业、邮电通讯、金融保险、石油开采等。民间投资希望进入这些行业，但种种条件限制制约了其投资。据《浙江省民间投资状况分析》报告指出：市场准入的制度限制是影响民间投资的第一个因素，部门保护主义使“系统外”的企业很难参与公共建设。国家原计委研究所也指出：民间投资在30个产业领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限进”。民间投资不足，制度的制约确实影响很大。
（2）融资制度的偏好。我国现有的直接融资制度和间接融资制度，历史上基本是为国有企业服务。信贷政策存在非国有企业歧视，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多年来得不到有效解决。浙江的地下钱庄的贷款利息长期大大高于国家银行的利率，但生意一直兴旺。贷款制度的歧视对民间资本大规模扩张起到了限制作用。许多民间资本逐步退出了实业投资，进入投机领域，如近年流行的温州炒房团。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启动民间投资效果不理想，政府完全依赖持续、大量的发公债来进行公共支出，支出项目的过于单一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其后果是强劲拉动了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进而形成局部投资过热。
2.提高就业效应
实现充分就业是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之一，2003年初中央政府更是将增加就业作为首要目标。应用积极财政政策增加就业的理论依据是通过政府的大规模公共投资，一方面直接增加新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带动民间投资、刺激消费，进而创造就业机会。由于我国城市相当部分失业是制度造成的自愿失业，比如不愿到二级劳动力市场就业，不愿从事低层次的劳动等。而积极财政政策新创造的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建筑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城市失业人口不愿去的背景下，来自农村的失业大军成为了填补对象。同时，国有企业在此期间进行的“减员增效”，也加大了城市失业数量。
3.刺激消费效应
从我国制度安排上分析，城乡分割的制度安排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和消费能力的提高形成了严重制约，尤其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乏，严重制约了农村的消费能力，储蓄养老、防病等消费预期的不确定性，导致其消费紧缩；高校教育的高收费制度、甚至中小学的不断增长的收费制度，大大降低了居民的消费预期；近几年房地产价格严重脱离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的连续高涨，更使人们的收入消费支出力下降。据“中国白领阶层过着蓝领生活”的调查报告，年收入5万元左右的江浙城市居民，根本不敢消费，未来十几年的收入大多付于房款，生活十分节俭。我国土地供应及城市安居房建设制度的脱离实际，影响了居民的收入支配能力、制约了他们在其他领域的消费，也形成了经济中的局部过热现象。以笔者分析，国家通过给公务员涨工资等提高居民收入的手段，是希望以此增加消费，进而促进企业效益的提高、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但社会保障、教育收费、住房分配市场化带来的管理失控等制度安排存在缺陷，使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有限，行业冷热不均，多数行业依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居民的整体消费意愿不高，储蓄仍然为居民首选。
可见，财政政策的效果好坏，必须重视政策实施的制度约束。
五、对中性财政政策的几点建议
基于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基本实现，在经济出现局部过热的情况下，及时淡出扩张的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巩固、调整，很有必要，因为任何政策都有强大的惯性，存在时滞效应。在实行6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后，转入针对局部过热、以“有保有压”为特征的中性财政政策，着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质量，是当前财政政策的取向。以笔者的认识，中性的财政政策要达到良好的效果，应从有关影响政策效应的制度安排上进行与之相适应的改革，在政策手段上多运用税收的方式，具体而言：
一是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公共卫生体系、义务教育制度。
二是运用税收手段对企业科技创新、环保、循环经济等项目加大税收扶植力度；对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低层次重复建设等项目的企业进行重税。
三是放开针对限制民间资本进入的领域，积极鼓励民间资本进行高科技、环保、旅游等行业的投资。
四是及时推出物业税、加大地方政府的经济适用房的规模，切实控制房地产的投机，减轻居民的支出压力，稳定社会，提高其他领域的消费。
五是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完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稳定粮食最低收购政策、坚决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继续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六是转变城市居民就业观念、通过培训、发展第三产业、继续引导民资、吸引外资投资实业，努力降低失业人口率，创造和谐的社会生活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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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篇3
关键字：美国次贷危机经济影响财政政策应对措施分析预测
一、引言
始于2007年4月的美国次贷危机，目前已经演化为席卷美国、影响全世界的金融危机。中国作为一个正在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国家，自然也无法置身度外。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各行各业的经济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那么，如何才能消除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么这就需要我国自身采取措施，积极主动地解决由金融危机带来的各种问题。作为宏观调控主要手段之一的财政政策自然得加入到这场经济战争中，为我国安全度过危机提供保障。
二、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宏观经济现状分析，即金融危机对我国各行各业的影响。
从整体层面上分析一下这次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我们可以看一些数字，首先看出口问题，从去年11月份进口开始出现负增长，去年10月份下降了2.2%，（ppt放映）这是2001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12月份下降了11%，今年1月份下降了29%，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再看看财政收入，从10月份开始，全国财政收入出现负增长，11月份也是下降的，12月份有所增长，但是到今年前三个月依然是负增长。再看一下经济增长速度，如果中国经济没有遇到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原来预定的目标也是要控制通货膨胀，防止经济过热，也是在有意识的加强宏观调控，实际上从2007年的三季度开始GDp增速就开始下调，2008年第四季度的调整是非常猛烈的，到去年第四季度GDp的增长速度下滑到6.8%，因为去年第三季度还是9%，从9%下滑到6.8%，这中间差了2.2个百分点，这对中国这么大的经济体来讲这种下滑是非常迅猛的。今年一季度的数字今天刚刚公布，GDp增收继续下滑到6.1%，去年四季度是6.8%，今年一季度是6.1%，这个6.1%是不是今年的底，现在很难说，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保八”，我们希望这个6.1%是底了，如果二月份仍然是6.1%的话，那问题可能就比较大了，那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加大调控力度，这是金融危机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下面分别从我国三大产业看金融危机的影响
1、金融危机对我国第一产业的影响。金融危机对农业、农村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
一是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
二是农民工就业困难。
三是优势农产品出口受阻。
四是乡镇企业和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困难加大。
总得来说，金融危机对“三农”的影响有四个特点，第一这次金融危机对农民增收的影响要比农产品生产的影响要大，第二对外出农民工的影响要比在家务农的影响比较大，第三对出口加工度比较高的农产品比出口加工度低的农产品影响大，第四是对沿海地区的影响要大于对内地的影响。
2、金融危机对我国第二产业的影响
2008年下半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工业的影响逐渐显著并且加重。工业增速大幅度地回落。从去年6月份16％一路下滑，到去年11月降到5.4％，12月降到了5.8％。今年1、2月份已经公布，合起来是3.8％，扣除日历天数的影响，大体在5.2％，仍然没有走出低谷。
3、金融危机对我国第三产业的影响
第三产业大多是服务业，包括旅游、酒店、通信、银行业等等。行业的复杂性导致金融危机对它们的影响也不同，单总的来说，中国经济形势不太好，失业的人多，找不到工作的人也多，人们收入减少，能在家里解决吃饭问题就尽量在家里解决，减少去酒店，餐厅等地方消费。
三、金融危机发生后暴露我国经济制度的缺陷，主要分析财政政策应对机制的局限性。
1、财政政策对经济的作用机制。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它对我国经济的调控作用非常有效并且有用。
⑴财政政策的概述
财政政策是指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而规定的财政工作的指导原则，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刺激总需求，从而增加国民收入，反之则压抑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税收对国民收入是一种收缩性力量，因此，增加政府税收，可以抑制总需求从而减少国民收入，反之，则刺激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财政政策是国家整个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
⑵财政政策的种类
①扩张性财政政策（又称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的总需求；增加国债、支出大于收入，出现财政赤字来实现：
②紧缩性财政政策（又称稳健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减少和抑制总需求；
③中性财政政策是指财政的分配活动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保持中性。
⑶我国财政政策的基本手段
①国家预算。主要通过预算收支规模及平衡状态的确定、收支结构的安排和调整来实现财政政策目标。
a、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
B、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
C、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
②税收。主要通过税种、税率来确定和保证国家财政收入，调节社会经济的分配关系，以满足国家履行政治经济职能的财力需要,促进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和社会的公平分配。
③财政投资。通过国家预算拨款和引导预算外资金的流向、流量，以实现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调节产业结构的目的。
④财政补贴。它是国家根据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和一定时期的政策需要，通过财政转移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对农民、企业、职工和城镇居民实行财政补助，以达到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和社会安定的目的。
⑤公债政策。作为一种财政信用形式，公债最初是用来弥补财政赤字的。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公债已成为调节货币供求、协调财政与金融关系的重要财政手段。
⑥财政立法和执法。是国家通过立法形式对财政政策予以法律认定，并对各种违反财政法规的行为（如违反税法的偷税抗税行为等），诉诸司法机关按照法律条文的规定予以审理和制裁，以保证财政政策目标的实现。
⑦财政监察。是实现财政政策目标的重要行政手段。即国家通过财政部门对国营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团体及其工作人员执行财政政策和财政纪律的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
2、我国现行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的局限性。
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以社会上存在着一定数量的闲置资源为前提。也就是说，这部分闲置资源依靠市场力量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运用国债的形式，才能得以有效的利用。但是经济资源的总量究竟是有限的，伴随着经济不断扩张，资源的瓶颈约束迟早是会到来的。假如累计的财政赤字和累积的发债规模已经很大，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受惯性影响又收缩不下来，财政从金融市场筹集过量资金，就有可能导致经济过热，引发通货膨胀。因此，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积极财政政策不可能长期实行下去，换句话说，从长期看，我们仍然必须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况且，从理论上说，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积极财政政策本来的定位是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短期性的总量失衡进行反周期调节，调控的对象主要是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关系。
四、应对措施
1、我国财政政策决策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
财政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之一。在政策决策时，应具备国际视野，又要立足我国实际，兼顾近期与中长期的不同需要，充分发挥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实现各项调控目标。简言之，此轮积极财政政策决策至少需要考虑以下四个方面问题。
1、积极财政政策要有长远打算。
1998年2月，针对亚洲金融危机蔓延之势，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一直持续到2004年，我国经济才开始进入新一轮的上升周期。7年间，除减税、收入分配等政策调控以外，中央财政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安排国债项目资金8643亿元，拉动银行贷款和各方面配套资金等逾2万亿元，主要投向农林水利和生态建设、交通通信、城市、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农网改造，以及教育、文化、卫生、旅游等基础设施建设，较好地兼顾了城乡、区域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比较妥当地处理了近期困难化解与中长期发展之间的关系：当前，我们面临的考验比上一轮金融危机有过之而无不及，出口、消费与企业投资都受到明显削弱，除房地产和汽车市场之外的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培育与发展也不是短期可以做到的。此轮积极财政政策究竟要实行多久，恐怕不是两三年的事，我们要有长期“作战”准备与长远打算。
2、我国财政的压力承载能力有多大?
当前，全社会都在热议“四万亿投资”之事，除此之外还有扩大消费与促进出口等一系列措施要实施，所有政策的核心无非是减收增支。处处要钱，钱从何来?财政收入毕竟是有限的，而且首先要保吃饭与稳定，其次才是建设与发展。从名义上看，我们仍具备一定的发债空间，财政风险也处于可控状态之中，但从现实进一步深入考察，业已存在的基层财政困难、多种变相的地方政府债务以及其他隐『生的资金缺口等因素，缩小了我国财政的压力承载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出路到底在哪里?我们必须跳出常规思维，求变图新方能成功应对。要点在于：一是中央发行建设性国债的期限要在十年之上，而且要避开上一轮积极财政政策所发国债的偿债高峰；二是谨慎对待地方政府发债问题，绝对不能一哄而上；三是大力挖掘潜在财源，壮大财政基础；四是将现有的财力用在刀刃上，务求取得实效；五是千方百计地撬动社会资本，“众人拾柴火焰高”；六是进一步完善财政体制与制度，调动多方面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3、全面准确地理解财政政策的内涵。
在大多数人的观念中，财政就是“收收支支”，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财政观。实际上，财政是治国理政的基础，“‘收收支支”只是外在表现。各级政府各部门的决策都包含着财政要素，其行为举措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最终的财政绩效。因此，我们应该树立大理财观，即政府财政管理每个机构与个人都有责任，而且要借助法律与制度予以贯彻和落实，并基于此实现业务管理创新与财政良眭循环。如果不具备这一视野或理念，很可能带来不可估量的困难或损失。
综合上述三个方面考虑，此轮积极财政决策受制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与国内经济形势的改善，我们应有长期准备与长远打算，对于由此给财政带来的压力需要通过多种渠道予以化解，让政府有效发挥作用，让各部门各单位有效发挥作用，让市场有效发挥作用，是此轮积极财政政策的核心之所在。
2、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的财政政策选择
当前，经济增长下滑的威胁正一步步逼近我国。这一局面的形成，既有周期性原因，也有结构性原因；既有国际影响，也有国内因素。是综合因素叠加的结果。通过主动的政策选择，从需求、供给、制度改革等多个角度入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协调配合其他调控政策，在稳固外部需求的同时更加注重扩大内需，我们一定可以成功应对当前复杂局面的考验。．
(1)近期可以采取的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举措。
①找准政府投资的切入点，对冲经济“发动机”的减速。美国早期的发展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②把增强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与改善投资环境结合起来，为撬动社会资本投资与激发市场活力创造条件。
③实施促进产业升级、自主创新与延长产业链条的财税政策，培育与壮大民族工业和关键技术行业。
④树立科学的消费观，正确引导与促进国内消费。
(2)在有效稳定外部需求的基础上积极有序地转换出口结构及外向型发展战略。
在外贸主体多元化的今天，国际市场需求是客观存在的，是一个国家不容忽略且不可放弃的发展动力源之一。从市场微观层面看，只要出口有利可图，企业就具有扩大出口的动力，这是出口企业生存发展的现实基础。当然，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企业，在对待外部需求问题上必须正确处理外需规模与结构两大问题，尤其是结构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反而会殃及国内经济社会发展。
当前，我国面临着外部需求下滑的不利局面，此问题的根源与国际金融危机有关，更与我们的出口结构亟待调整有密切关系。出口结构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自然选择所形成结果的具体体现，它的优化调整势必也将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而且不是政府单方面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的，需要坚持以企业和市场为出口结构调整的主体，政府可借助“市场倒逼”机制，给企业和市场适当加以引导，使政策引力和市场压力形成合力。在出口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出现群体性经营困难与大面积失业的情况下，很有可能危及社会稳定和长期的经济发展，政府有责任予以干预与救助。
(3)中长期可供选择的财政政策选择。
①坚持公共资源公益化，反对泛市场化。资源、地产和垄断性的公共服务都是一国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否对其征收租金和资源税，是一个国家经济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也是能否解决民生问题所需资金的重要选择。在我国，房地产的物业税尚未开征，不少资源以市场化的形式运营管理，没有被市场化的资源行业的社会分红比重有待提高，垄断性的公共服务所固有的潜在财政性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流失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削弱了国家财政的实力，也使得民怨难止，社会不和谐因素累加。比如，一些城市的出租车司机对上缴出租车公司的“份钱”数额意见很大，意味着出租车管理体制需要作出妥当的改革。总之，我们应坚持公共资源公益化，大力挖掘潜在财源，为解决民生问题提供物质基础，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公益化。
②高度重视与有效发挥粮食、石油等重要物资的储备功能，积极应对国际博弈。美国之所以能在全世界建立霸权，主要依赖于四大支柱：军事与科技实力；美元本位制；对全球资源的控制；农业和粮食战略。近现代以来，围绕着石油、粮食等重要战略物资的生产与储备，国家之间上演着错综复杂的国际博弈。我国应在财政政策的支持下，不断增强重要战略物资的生产能力，掌控相关商品定价权，以防受制于人；③应深入研究国际博弈背后的客观规律，为我所用，并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起伏开展不同类型的交易，稳定与增加粮食等重要物资的战略储备，严控进口型通货膨胀的输入，为改善政府宏观调控奠定良好的基础。
③在财政领域实现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的有机融合，以公正、均富为导向建立利民强国的财政体制。历史一再告诉我们，财与势不能号令一切。若要发挥出财与势的最大效应，关键在于建立一种公正、均宫的体制，由此酿成的民众心态必然是和谐、平稳的，在富贵面前不骄纵奢侈而能自享其乐，在贫苦面前不怨天尤人而能泰然处之，这种“同心同德”所具有的威力是难以用经济数据来衡量的，尤其是在危机到来时，能够保持经济和社会基本面的稳定，而不致被冲垮。④事实上，这种美德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可以与市场经济并行不悖，既实现经济兴盛，又实现文化繁荣；既会生产，又懂生活，还可以充分发挥各级政府、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参考文献：
经济研究参考2009第7期
经济师2009第2期
世界经济研究2009第1期
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篇4
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的财政政策，其主要政治经济目标就是：社会稳定、经济增长、物价平稳和充分就业。长期以来，在政府执行的财政政策能不能产生有效的政策效果的问题上，不同的经济流派对此的看法存在很大的分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凯恩斯的需求管理财政政策又被很多国家作为增加国内总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政策工具。我国真正意义上借鉴西方的财政政策来调控宏观经济，是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非常时期，为的是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刺激消费、克服亚洲金融危机。自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执行以来，国内理论界对其效应进行了很多分析，归纳起来有三种观点：效果显著论、效果一般论、效果无效论。多数学者的观点是积极财政政策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作用明显，实现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据统计，到2002年为止，我国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带动投资3.2万亿元，拉动经济平均每年增长1.5-2个百分点），其他如拉动民间投资与消费等方面不尽人意。笔者对其持相近观点，并认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许多可能影响财政政策效果的旧有制度，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在向新制度变迁过程中，必然会导致政府财政政策传导机制的梗塞，甚至出现政策的作用机制发挥失灵。怎样才能在转轨时期低成本高效益地运用好西方的财政政策，从而达到国家宏观调控目标？通过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分析，寻找出部分目标效果不佳的深层次原因，以便能在目前进行的中性财政政策实施中有所借鉴，便是本文的宗旨。
二、财政政策效应的认识
财政政策作为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总体来说其政策目标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一致的，但在不同的经济背景下，财政政策的类型和目标是不同的。财政政策的总体效应则是财政政策实施效果与预期的政策目标的比较，看其结果怎么样。但在对政策效应具体分析时，必须重视政策成本这一指标，因为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财政支出和税收两大手段来进行的，政策的实施势必会影响财政收入和国家债务水平。以日本为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为克服经济衰退执行了以扩大政府公共支出为主要手段的财政政策，尽管政策效应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政府持续性的扩大公共支出几乎没有增加任何产出，对经济稳定所起的作用极小，而且还导致公共债务的大幅增长，使政府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这一点上，我国许多地方为片面追求所谓的GDp高增长，不惜大量举债搞市政工程或建设项目，不考虑项目的经济效益，最后形成财政风险，与其颇为相似。事实证明，只有财政政策的净收益大于成本，才能说财政政策效应良好。
三、影响我国财政政策效应的制度安排
在市场机制成熟的国家，财政政策效应受制度的影响较少，但作为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完善有着长期计划经济烙印的中国，财政政策的制度安排背景明显不同于成熟市场，在这里一些西方理论甚至失灵。如西方经济理论认为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大量的发行国债，会使利率上升，产生投资挤出效应，事实上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利率不断下降的同时，却扩大了社会投资需求，引导了企业投资。以1999年为例，国家用90亿的国债资金作为计改贷款贴息，带动银行贷款和企业配套资金1800亿，形成20倍的资金规模。同样减税政策，在我国以流转税为主体的制度安排下，其政策效应也会大打折扣。可见，在制度变迁中的今天，很多过去制定的、且与经济社会不相适应的制度继续在发挥作用，这种滞后，将对财政政策的效果产生重大影响。具体来说，影响财政政策的制度安排有：
1.民间投资领域的制度安排。包括行业的进入与退出制度、直接和间接融资制度、税收制度等。
2.就业领域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培训制度、失业再就业制度、优惠招收下岗人员的工商税收制度、就业观念等。
3.教育领域制度。包括教育收费制度、教育产业化制度等。
4.住房领域制度。包括福利分配制度、货币补贴制度、取消实物分房制度等。
5.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城乡分割制度、一体化制度等。
6.各经济行为主体与政府的制度安排。新制度经济学派和公共选择学派的研究表明：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容易形成各种利益主体，而利益主体的行动又会影响政府的外在的制度安排。从制度变迁角度看，制度由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主导，前者包括习惯、习俗、伦理道德、传统等，后者包括正式制度，按政治程序规定而来，作为制度制定和供给的主体，其经济人行为，容易被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影响，出台有失社会公平与效率的制度。
7.所有制结构制度。包括对国有企业给予特殊的优惠政策等。
8.其他可能影响财政政策的政治、经济制度。
四、对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分析
我国近几年进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其手段是以发行国债增加政府支出为主、结构性减税（费）为辅的，其主要目标是拉动经济增长、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带动民间投资、提高就业水平同时维护社会稳定。关于积极财政政策整体效果的研究，国内经济界已经有许多文献，不管是效果显著派、还是低效、无效派，但是通过政策的实践看，中央的相机决策的财政政策，应该是果断、科学的出手，有力地促进了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彻底摆脱了亚洲金融危机、避免了国内的经济衰退。当然，在我国经济处于制度变迁的特殊时代，财政政策的效应不可能是各个方面都十分理想，如果要说失误，政策的最不成功之处，也是笔者最大的担忧在于：积极财政政策是以牺牲环保、过度开采资源为高代价，经济增长明显存在短期行为，基础牢固性值得商榷，扣出环保、资源因素，或者投资成本（包括高额的国债还本付息代价），财政政策净收益恐怕在1%上下。
为了更加理性地总结其成败，这里再就效果不明显的三个分项目标做一分析：
1.民间投资带动效应
我国政府为了能够刺激国内民间投资，从积极财政政策开始执行至转型，主要采取了扩大公共支出的手段，期望对民间投资起到带动作用。从理论上讲，在不存在制度约束和障碍的前提下，政府的公共支出会产生一定的乘数效应，决定乘数效应大小的关键因素是边际消费倾向，边际消费倾向越大，投资乘数就越大，因此而新增的国民收入就越多，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越明显。同样，乘数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通过政府的投资可以带动民间投资，从而使社会投资总量不断递增。就公共支出而言，理论上也有两种方式：一是靠政府发行公债直接扩大投资规模；二是政府应用杠杆支出方式，以少量的公共支出来带动或刺激民间的投资支出。这两种方式都被我国采用。由于政府直接投资属于国有单位的投资，其对国有单位的投资快速增长作用十分明显，对非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长作用不显著。根据《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按所有制结构对我国的投资结构进行比较，以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1998年为界限，可以发现1998年之前的三年，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年平均投资增长率为10.97%，而个体经济为20.7%，其他经济成分为19.33%；1998年之后的三年，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年平均投资增长率为13.13%，而个体经济为10.47%，其他经济成分为11.2%.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制度的约束。在经济转型时期，中国的所有制结构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安排尚在建立，制度变迁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旧的国有企业的特权制度仍然继续产生作用，并对民间投资行为的扩张起到限制作用。大致来说，影响民间投资的制度安排主要有：
（1）行业准入的制度限制。这些行业包括公用事业、邮电通讯、金融保险、石油开采等。民间投资希望进入这些行业，但种种条件限制制约了其投资。据《浙江省民间投资状况分析》报告指出：市场准入的制度限制是影响民间投资的第一个因素，部门保护主义使“系统外”的企业很难参与公共建设。国家原计委研究所也指出：民间投资在30个产业领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限进”。民间投资不足，制度的制约确实影响很大。
（2）融资制度的偏好。我国现有的直接融资制度和间接融资制度，历史上基本是为国有企业服务。信贷政策存在非国有企业歧视，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多年来得不到有效解决。浙江的地下钱庄的贷款利息长期大大高于国家银行的利率，但生意一直兴旺。贷款制度的歧视对民间资本大规模扩张起到了限制作用。许多民间资本逐步退出了实业投资，进入投机领域，如近年流行的温州炒房团。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启动民间投资效果不理想，政府完全依赖持续、大量的发公债来进行公共支出，支出项目的过于单一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其后果是强劲拉动了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进而形成局部投资过热。
2.提高就业效应
实现充分就业是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之一，2003年初中央政府更是将增加就业作为首要目标。应用积极财政政策增加就业的理论依据是通过政府的大规模公共投资，一方面直接增加新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带动民间投资、刺激消费，进而创造就业机会。由于我国城市相当部分失业是制度造成的自愿失业，比如不愿到二级劳动力市场就业，不愿从事低层次的劳动等。而积极财政政策新创造的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建筑业、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城市失业人口不愿去的背景下，来自农村的失业大军成为了填补对象。同时，国有企业在此期间进行的“减员增效”，也加大了城市失业数量。
3.刺激消费效应
从我国制度安排上分析，城乡分割的制度安排对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和消费能力的提高形成了严重制约，尤其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乏，严重制约了农村的消费能力，储蓄养老、防病等消费预期的不确定性，导致其消费紧缩；高校教育的高收费制度、甚至中小学的不断增长的收费制度，大大降低了居民的消费预期；近几年房地产价格严重脱离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的连续高涨，更使人们的收入消费支出力下降。据“中国白领阶层过着蓝领生活”的调查报告，年收入5万元左右的江浙城市居民，根本不敢消费，未来十几年的收入大多付于房款，生活十分节俭。我国土地供应及城市安居房建设制度的脱离实际，影响了居民的收入支配能力、制约了他们在其他领域的消费，也形成了经济中的局部过热现象。以笔者分析，国家通过给公务员涨工资等提高居民收入的手段，是希望以此增加消费，进而促进企业效益的提高、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但社会保障、教育收费、住房分配市场化带来的管理失控等制度安排存在缺陷，使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对消费的刺激作用有限，行业冷热不均，多数行业依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居民的整体消费意愿不高，储蓄仍然为居民首选。
可见，财政政策的效果好坏，必须重视政策实施的制度约束。
五、对中性财政政策的几点建议
基于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基本实现，在经济出现局部过热的情况下，及时淡出扩张的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巩固、调整，很有必要，因为任何政策都有强大的惯性，存在时滞效应。在实行6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后，转入针对局部过热、以“有保有压”为特征的中性财政政策，着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质量，是当前财政政策的取向。以笔者的认识，中性的财政政策要达到良好的效果，应从有关影响政策效应的制度安排上进行与之相适应的改革，在政策手段上多运用税收的方式，具体而言：
一是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公共卫生体系、义务教育制度。
二是运用税收手段对企业科技创新、环保、循环经济等项目加大税收扶植力度；对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低层次重复建设等项目的企业进行重税。
三是放开针对限制民间资本进入的领域，积极鼓励民间资本进行高科技、环保、旅游等行业的投资。
四是及时推出物业税、加大地方政府的经济适用房的规模，切实控制房地产的投机，减轻居民的支出压力，稳定社会，提高其他领域的消费。
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篇5
一、金融危机对财政税收政策的影响
金融危机的蔓延和持续，会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甚至会导致社会危机。金融危机一旦深化就会演变成经济危机，更会导致社会经济出现衰退。经济衰退现象严重就会引起社会深层次问题，一旦金融危机演变成经济危机，就会上升到社会危机，是个连锁反应。从金融危机过后我国经济运行状态看，虽然没有向其他国家那样出现严重衰退，但是我国原本高速运转的经济也受到严重创伤，大量工厂倒闭，大批工人失业，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抑制经济的进一步恶化，政府必须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来帮助经济走出危机。当然，政府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和政策有很多，也可以采取一些组合拳来更好的促进经济复苏，但是这些方法中，首先是政府应该采取财政税收政策来带动经济发展，而且，这种方法的成效最明显最直接。国家对税收的政策原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同时也是国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有力武器，国家对税收采取最规范最严格的管理模式。税收肩负着为国家公共产品和相关服务提供财力支持的使命。税收对国家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是巨大的，会起到以小搏大的杠杆性作用。
二、金融危机下财政税收增值税改革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进行税收增值税改革是非常必要的。国务院曾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国家税务总局提交的增值税改革思路和方案。我国对所有行业实行消费类增值说的征收是从2009年1月1日开始的。当时全球出现通货膨胀迹象，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退，国际经济出现不确定性和动荡性，人民币升值。这些综合性因素决定了我国的出口必定受到严重影响，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出口增长速度放缓。在这种境况下，我国政府应该采取积极的财政税收政策来减少外界环境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因此，我国政府必须迅速反应、作出决策，实施增值税转型方案改革。这样的改革有二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我国当前经济形式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也是我国增值税改革和完善的内在要求。这些举措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影响是多角度、全方位的，主要表现在刺激我国企业投资、带动企业发展，加速企业技术创新和设备更新换代，同时降低企业投资成本减少技术创新成本。这一系列的作用都是经济运行企业发展所必须的改革方向，只有做到这些，企业的产品才能在国际金融危机的环境下提升其国际竞争力、有效降低成本、促进产品附加价提高、增加收益、降低风险。金融危机环境下我国税收增值税改革可以起到三方面的积极成效。其一表现在企业新购设备上，企业新采购设备所含进项税额的规范化得到提高，可以采取一些抵扣措施，最终促使企业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从而达到提高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目的。其二增值税改革点多面广，转型改革覆盖全国，涉及城乡，从而打破地区和行业界限，可以促进各行业各领域的企业发展。其三扩大内需，增值税改革有效促进消费，扩大内需。
三、金融危机下进出口税收政策改革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实体经济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尤其是进出口等外贸行业所受影响最大。因此对进出口税收政策的调整就显的尤为重要，也是我国政府金融危机下采取积极财政税收的一项重要举措。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至今，我国政府陆续采取了4次出口退税的改革和政策调整。曾先后从钢材、纺织服装、机电产品、化工产品等方面增加出口退税率，涉及产品种类高达6600种。出口退税率的提高一方面有效降低企业的成本，另一方面企业也增强了抵御和战胜国际金融危机的信心和勇气。我国政府对进出口税收政策改革有明确要求，其表现在要求各级税务机关首先转变观念，提升服务意识和水平；进一步转变思路，改变工作作风，积极思考研究更加优化的出口退税流程和实施方法；我国税务机关采取的积极出口退税政策可以提高出口退税进度，从而有效补偿企业资金不足状况，提升其现金流量。因此在金融危机的环境下采取最优的进出口税收政策改革是非常重要的。企业在出后退税政策的引导下可以发展壮大，从而可以有效促进出口企业产品结构的优化和调整；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国对外贸易才能真正实现健康稳定发展。
四、金融危机下中小企业财政税收政策
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很多中小企业前进路上困难重重，其表现在中小企业融资难、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出现资金缺乏，导致其在行业中竞争力下降、优势得不到发挥。我国中小企业受金融危机影响最为严重的是一些在产业链中处于低端的制造业，这部分企业迫切需要政府采取一些积极的财政税收政策支持其发展，帮助度过生死关头。我国政府为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税收政策，帮助其“过冬”。具体表现在：
其一、对一些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的中小企业，国家按照一定条件和标准对其评估，符合标准的企业可以享受降低20%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其二、对于一些企业在缴纳城镇土地和房屋使用费方面确实存在困难的中小企业，可以按照标准和政策申请减免。
其三、对于销售或受让土地使用权或不动产的中小企业可以采取差额征收相关营业税。
其四、对于筹资而建立的信用担保、再担保中小企业可以享受3年内减免税收待遇。
其五、国家采取积极的措施鼓励风险投资企业对中小企业的投资力度，对于符合条件的投资额可以用来抵消其所得税。
其六、国家鼓励社会资金用于捐助中小企业，建立技术创新基金。对于符合条件的企业和个人捐助支出资金准予税前扣除。
其七、对于科技企业孵化器，国家采取暂免营业税、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等积极税收政策。
其八、国家鼓励部分技中小企业进行技术转让，对其技术转让资金国家可以定额减免其经营税和个人所得税。
其九、国家鼓励中小软件企业的发展，对于一些中小软件企业国家采取减免税收政策。
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篇6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 渐进转换 方向
一、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背景、内容和效果分析
1.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背景。1998年开始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具体表现在：首先，国内经济由短缺转变为有效需求不足。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从总体上讲基本上是供不应求的局面，宏观调控的基本任务就是压缩总需求，增加总供给，防止出现通货膨胀。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国民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以后的1997———1998年，市场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国内需求不旺，企业产品库存总量不断增加，1998年已达4万亿元，约相当于gdp的40%以上。买方市场的形成，意味着需求已成为影响和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其次，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出口需求不足。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1998年逐渐显现，1998年上半年外贸的出口额为869.8亿美元，同比增长7.6%，与1997年同期的26.2%的增长速度相比，增幅明显放慢，并于1998年5月出现负增长，这种形势客观上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创造了条件。再有，货币政策效果不佳。在中国经济“软着陆”过程中，尽管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放松银根、刺激需求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先后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等，以扩大企业贷款需求刺激投资。但从实际效果来看，以调整货币政策来拉动需求，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并未完全实现。
2.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主要内容。一是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扩大投资需求；二是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培育和扩大消费需求；三是调整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结构，鼓励和扩大投资、消费与出口。这对于扩大内需、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3.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效果分析。（1）gdp稳定增长，国民经济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据统计，1998至2003年各年的gdp增长率分别为7.8%、7.1%、8.0%、7.3%、8.0%和9.1%.无论是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还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是比较高的。尤其是进入2003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又进入了又一轮快速增长期。大部分经济指标增势强劲，初步实现了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的发展势头，经济运行质量进一步提高。（2）投资规模逐年扩大，民间投资成长成为主要增长动力。1998年到2003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仅总量上逐年增加，增长率也在1999年探底后稳步攀升，2003年实现了26.7%的高位增长。如果对全社会固定资产的构成进行分析，会发现集体经济和城乡居民个人投资保持着快速的增长，已成为我国投资规模扩大的主要动力，通过国债投资启动民间投资来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已实现。（3）居民收入水平持续上升，购买能力稳步提高。自1998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尤其是2000年后，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都有明显的上升。尤其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自2001年开始就和gdp的增长速度不相上下。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一直稳步提高。由于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逐年上升，2000年后一直保持9%左右的增长率。
二、调整与转换积极财政政策的必要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是根据当时特定的经济形势来决定的，在经济形势好转变化之后，就应当适时调整和转换。一是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财政扩张只能是短期政策；二是中央政府债务负担过重将最终导致财政政策失效；三是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会影响经济效率；四是财政政策的时滞与扩张的货币政策相结合可能引发“滞胀”；五是规模巨大的国债负担将有可能引起未来的债务偿付危机。因此，调整与转换积极财政政策是完全必要的。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渐进转换方向
为了减轻财政政策负面影响，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拉动效应，我国应该对财政政策方式进行调整，主要从以下方向入手：
1.财政政策由扩张性转向中性。积极财政政策在抑制通货紧缩、扩大内需、控制供需平衡、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同时也伴随着一些负面效应，尤其是不断攀升的财政赤字，引起社会各界对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应该“淡出”提出质疑。就目前宏观经济环境而言，积极财政政策还不容“淡出”，然而，由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向中性甚至紧缩性财政政策的转型却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考虑到经济增长每年大约有1.8个百分点来源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支撑，再加上国债部分前期投资项目尚未完工，也还需要后续资金加以确保，因而积极财政政策由扩张向中性的转化应该有一个过程，是在保持长期建设国债一定规模的前提下，对其绝对量作审时度势的酌情调减。同时，西方国家的调控经验表明：在经济萧条时，积极的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为有效；而经济复苏后，总量控制就应让位于货币政策。因此，在财政政策转型的同时应有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加大对经济的支持力度，以减轻财政政策转型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此外，通过对我国的供求矛盾加以分析可以看出，既有总量上需求不足的问题，也存在结构上供给不能适应需求的问题。而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收入的增加及技术的进步，供给有可能发展成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财政政策应由单一的需求管理转向兼顾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以取得更好的调控效果。
2.财政政策由单一的国债投资手段转向多元手段调节经济。在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社会资源闲置的背景下，推行以国债投资为主要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长期依靠单一的手段来调节经济，其弊端便逐渐显现，如：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国民经济对国债投资产生严重依赖、妨碍市场化改革进程、投资效益低下等。考虑到当前我国总量矛盾已不很突出的现实，实现政策手段多元化，通过公债、投资、税收、补贴、支出、预算等手段的搭配组合以实现调节目标，就不失为一种理性选择。
（1）税收手段的运用。税收是我国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也是国家用以加强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运用税收杠杆调节经济已发展成为财政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必然选择。主要要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完善增值税。我国现行的增值税属于“生产型”增值税，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设备投资和技改投资的积极性，遏止了市场对投资的需求，同时还阻碍了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进步。因此，应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以增强企业的活力。二是改革消费税。消费税是我国现行税制中对消费调节效应最强的税种之一。在1994年实施该税种的主要目的是限制某些应税消费品的消费。与1994年相比，目前我国的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必要进行适当调整，重点可放在降低税率和调整征税范围两个方面。三是深化企业所得税改革。要进一步规范税制，尽快实现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减少各种优惠，形成公平税负，激发国内企业的投资热情，促进内外资企业的平等竞争，以适应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另外，为适应目前世界各国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趋势的新变化，我国也应考虑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
（2）财政支出手段的运用。首先，为适应财政政策由扩张性政策转向中性政策，从支出的总量上应按照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相结合的原则安排支出规模，实现支出目标从积极拉动需求转向维护社会经济稳定，既从横向优化资源在私人经济部门和公共经济部门之间的宏观配置比例，又从纵向保持总供求的均衡。其次，在支出规模优化的前提下，按照优化供求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要求确定支出重点，统筹兼顾合理安排，以形成合理的财政支出结构，使不同类别的支出能够给社会带来相同的边际收益。此外，要选择合适的确定支出项目的方法，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提高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益。
（3）财政补贴手段的运用。财政补贴是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手段，主要纠正相对价格的不合理，通过影响相对价格结构进而改变资源配置结构和供求结构。出于渐进式改革的考虑，我国的财政补贴一度被作为保护既得利益和保持社会稳定的手段，规模偏大、结构复杂而且刚性明显，不利于发挥补贴的调节作用。随着目前价格的逐步理顺，首先补贴的范围应严格界定在市场不能有效作用的领域，主要解决外部效应问题、农业等基础产业的发展问题、公平收入分配问题以及准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提供问题等，重在发挥结构调节作用。其次，补贴的规模要加以控制，补贴的标准要适合，补贴的结构也要相应调整，应增加货币补贴，减少实物补贴；增加明补，减少暗补；增加对生产消费领域的补贴，减少对流通领域的补贴。
（4）预算手段的运用。投资、公债、税收、支出和补贴等调节手段要发挥作用，必然要在政府预算中得到体现，预算手段是各种财政调节手段的综合运用，为了更好地发挥政策手段的调节作用，预算手段的运用首先要根据社会经济状况确定合适的调节目标，并考虑不同政策手段的功能特点，确定不同政策手段在实现目标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以及运作方式。其次，提高预算自身的技术水平也至关重要，应完善公共预算、国有资本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的编制；采用零基预算法确定收支指标，以避免各种收支指标刚性增长；并缩短预算调整的审批期限，从而缩短政策时滞。
3.财政政策由侧重调节总量转向侧重调节结构。从“十五”计划的酝酿过程至今，人们已清楚无误地看到，影响国民经济增长和需求扩张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结构性矛盾突出，“十五”计划明确提出“结构调整是主线”，因此，为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的财政政策应当努力实现以下方面的调节：
（1）供求结构的调节。财政应增加自身的社会消费性支出，如增加教育、医疗卫生、科技等事业发展支出，增加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投入，从而降低学费和医疗费的收费标准，确保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制度的有效运作。这样既可以直接扩张消费需求，又可以改善社会成员对未来的预期，从而增加个人消费支出，改善供求结构。同时，由于中低收入者和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因而，设法增加他们的收入也会对解决消费需求不足问题极有帮助。政府应通过取消农业税，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构建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增加农民收入；大力发展消费信贷，允许消费信贷利息支出抵扣个人所得税；同时，采取一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措施，抑制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现象也是必要的。
（2）产业结构的调节。在结构调整与升级的过程中，增量投入所能起到的作用总是极其有限的，关键是要依靠存量资源在产业间的流动。市场经济下，存量资源的跨产业流动是资本重新优化配置的结果。但中国缺乏市场化的系统支持资本退出，资本无法从原有配置领域顺畅退出，也就无法重新优化配置，结构调整就难以奏效。对此，财政政策应当在资本退出的补偿援助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具体而言，就是政府以一定价格出钱收购、封存或淘汰过剩生产能力，让那些过剩领域的资本能够全部或部分地得到补偿，避免“市场失效”下的过度竞争。
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篇7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渐进转换方向
一、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背景、内容和效果分析
1.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背景。1998年开始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具体表现在：首先，国内经济由短缺转变为有效需求不足。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从总体上讲基本上是供不应求的局面，宏观调控的基本任务就是压缩总需求，增加总供给，防止出现通货膨胀。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国民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以后的1997———1998年，市场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国内需求不旺，企业产品库存总量不断增加，1998年已达4万亿元，约相当于GDp的40%以上。买方市场的形成，意味着需求已成为影响和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其次，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出口需求不足。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1998年逐渐显现，1998年上半年外贸的出口额为869.8亿美元，同比增长7.6%，与1997年同期的26.2%的增长速度相比，增幅明显放慢，并于1998年5月出现负增长，这种形势客观上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创造了条件。再有，货币政策效果不佳。在中国经济“软着陆”过程中，尽管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放松银根、刺激需求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先后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等，以扩大企业贷款需求刺激投资。但从实际效果来看，以调整货币政策来拉动需求，进而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并未完全实现。
2.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主要内容。一是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扩大投资需求；二是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培育和扩大消费需求；三是调整税收政策和财政支出结构，鼓励和扩大投资、消费与出口。这对于扩大内需、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3.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效果分析。（1）GDp稳定增长，国民经济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据统计，1998至2003年各年的GDp增长率分别为7.8%、7.1%、8.0%、7.3%、8.0%和9.1%.无论是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还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都是比较高的。尤其是进入2003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又进入了又一轮快速增长期。大部分经济指标增势强劲，初步实现了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的发展势头，经济运行质量进一步提高。（2）投资规模逐年扩大，民间投资成长成为主要增长动力。1998年到2003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仅总量上逐年增加，增长率也在1999年探底后稳步攀升，2003年实现了26.7%的高位增长。如果对全社会固定资产的构成进行分析，会发现集体经济和城乡居民个人投资保持着快速的增长，已成为我国投资规模扩大的主要动力，通过国债投资启动民间投资来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已实现。（3）居民收入水平持续上升，购买能力稳步提高。自1998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尤其是2000年后，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都有明显的上升。尤其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自2001年开始就和GDp的增长速度不相上下。其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一直稳步提高。由于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逐年上升，2000年后一直保持9%左右的增长率。
二、调整与转换积极财政政策的必要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是根据当时特定的经济形势来决定的，在经济形势好转变化之后，就应当适时调整和转换。一是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财政扩张只能是短期政策；二是中央政府债务负担过重将最终导致财政政策失效；三是政府投资的挤出效应会影响经济效率；四是财政政策的时滞与扩张的货币政策相结合可能引发“滞胀”；五是规模巨大的国债负担将有可能引起未来的债务偿付危机。因此，调整与转换积极财政政策是完全必要的。
三、积极财政政策的渐进转换方向
为了减轻财政政策负面影响，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拉动效应，我国应该对财政政策方式进行调整，主要从以下方向入手：
1.财政政策由扩张性转向中性。积极财政政策在抑制通货紧缩、扩大内需、控制供需平衡、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同时也伴随着一些负面效应，尤其是不断攀升的财政赤字，引起社会各界对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应该“淡出”提出质疑。就目前宏观经济环境而言，积极财政政策还不容“淡出”，然而，由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向中性甚至紧缩性财政政策的转型却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考虑到经济增长每年大约有1.8个百分点来源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支撑，再加上国债部分前期投资项目尚未完工，也还需要后续资金加以确保，因而积极财政政策由扩张向中性的转化应该有一个过程，是在保持长期建设国债一定规模的前提下，对其绝对量作审时度势的酌情调减。同时，西方国家的调控经验表明：在经济萧条时，积极的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为有效；而经济复苏后，总量控制就应让位于货币政策。因此，在财政政策转型的同时应有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加大对经济的支持力度，以减轻财政政策转型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此外，通过对我国的供求矛盾加以分析可以看出，既有总量上需求不足的问题，也存在结构上供给不能适应需求的问题。而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收入的增加及技术的进步，供给有可能发展成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财政政策应由单一的需求管理转向兼顾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以取得更好的调控效果。
2.财政政策由单一的国债投资手段转向多元手段调节经济。在货币政策效果不明显，社会资源闲置的背景下，推行以国债投资为主要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长期依靠单一的手段来调节经济，其弊端便逐渐显现，如：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国民经济对国债投资产生严重依赖、妨碍市场化改革进程、投资效益低下等。考虑到当前我国总量矛盾已不很突出的现实，实现政策手段多元化，通过公债、投资、税收、补贴、支出、预算等手段的搭配组合以实现调节目标，就不失为一种理性选择。
（1）税收手段的运用。税收是我国财政收入的最主要来源，也是国家用以加强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运用税收杠杆调节经济已发展成为财政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必然选择。主要要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完善增值税。我国现行的增值税属于“生产型”增值税，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设备投资和技改投资的积极性，遏止了市场对投资的需求，同时还阻碍了企业设备更新和技术进步。因此，应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以增强企业的活力。二是改革消费税。消费税是我国现行税制中对消费调节效应最强的税种之一。在1994年实施该税种的主要目的是限制某些应税消费品的消费。与1994年相比，目前我国的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必要进行适当调整，重点可放在降低税率和调整征税范围两个方面。三是深化企业所得税改革。要进一步规范税制，尽快实现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减少各种优惠，形成公平税负，激发国内企业的投资热情，促进内外资企业的平等竞争，以适应我国加入wto的新形势。另外，为适应目前世界各国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趋势的新变化，我国也应考虑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
（2）财政支出手段的运用。首先，为适应财政政策由扩张性政策转向中性政策，从支出的总量上应按照量入为出和量出为入相结合的原则安排支出规模，实现支出目标从积极拉动需求转向维护社会经济稳定，既从横向优化资源在私人经济部门和公共经济部门之间的宏观配置比例，又从纵向保持总供求的均衡。其次，在支出规模优化的前提下，按照优化供求结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要求确定支出重点，统筹兼顾合理安排，以形成合理的财政支出结构，使不同类别的支出能够给社会带来相同的边际收益。此外，要选择合适的确定支出项目的方法，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提高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益。
（3）财政补贴手段的运用。财政补贴是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手段，主要纠正相对价格的不合理，通过影响相对价格结构进而改变资源配置结构和供求结构。出于渐进式改革的考虑，我国的财政补贴一度被作为保护既得利益和保持社会稳定的手段，规模偏大、结构复杂而且刚性明显，不利于发挥补贴的调节作用。随着目前价格的逐步理顺，首先补贴的范围应严格界定在市场不能有效作用的领域，主要解决外部效应问题、农业等基础产业的发展问题、公平收入分配问题以及准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提供问题等，重在发挥结构调节作用。其次，补贴的规模要加以控制，补贴的标准要适合，补贴的结构也要相应调整，应增加货币补贴，减少实物补贴；增加明补，减少暗补；增加对生产消费领域的补贴，减少对流通领域的补贴。
（4）预算手段的运用。投资、公债、税收、支出和补贴等调节手段要发挥作用，必然要在政府预算中得到体现，预算手段是各种财政调节手段的综合运用，为了更好地发挥政策手段的调节作用，预算手段的运用首先要根据社会经济状况确定合适的调节目标，并考虑不同政策手段的功能特点，确定不同政策手段在实现目标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以及运作方式。其次，提高预算自身的技术水平也至关重要，应完善公共预算、国有资本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的编制；采用零基预算法确定收支指标，以避免各种收支指标刚性增长；并缩短预算调整的审批期限，从而缩短政策时滞。
3.财政政策由侧重调节总量转向侧重调节结构。从“十五”计划的酝酿过程至今，人们已清楚无误地看到，影响国民经济增长和需求扩张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结构性矛盾突出，“十五”计划明确提出“结构调整是主线”，因此，为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的财政政策应当努力实现以下方面的调节：
（1）供求结构的调节。财政应增加自身的社会消费性支出，如增加教育、医疗卫生、科技等事业发展支出，增加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投入，从而降低学费和医疗费的收费标准，确保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制度的有效运作。这样既可以直接扩张消费需求，又可以改善社会成员对未来的预期，从而增加个人消费支出，改善供求结构。同时，由于中低收入者和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因而，设法增加他们的收入也会对解决消费需求不足问题极有帮助。政府应通过取消农业税，增加对农业的投入，构建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增加农民收入；大力发展消费信贷，允许消费信贷利息支出抵扣个人所得税；同时，采取一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措施，抑制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现象也是必要的。
（2）产业结构的调节。在结构调整与升级的过程中，增量投入所能起到的作用总是极其有限的，关键是要依靠存量资源在产业间的流动。市场经济下，存量资源的跨产业流动是资本重新优化配置的结果。但中国缺乏市场化的系统支持资本退出，资本无法从原有配置领域顺畅退出，也就无法重新优化配置，结构调整就难以奏效。对此，财政政策应当在资本退出的补偿援助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具体而言，就是政府以一定价格出钱收购、封存或淘汰过剩生产能力，让那些过剩领域的资本能够全部或部分地得到补偿，避免“市场失效”下的过度竞争。
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篇8
论文关键词：财政政策；金融危机；经济
全球经济尚未完全走出衰退，许多潜在风险可能尚未显现。2009年末爆发的迪拜主权债务危机和希腊的主权信用危机引发了全球的普遍关注和担忧。如何在后金融危机时期选择合适的财政政策，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并借此机遇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是当下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
1财政政策的内涵以及近年我国财政政策的运用
2004年至2008年考虑到在国民经济已发生经济周期阶段转换和出现局部过热的形势下，如果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和减轻通货膨胀压力。2005年主要的改革措施是继续在东北进行增值税转型政策试验。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彻底取消农业税。
2008年末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全球性金融风暴由虚拟经济蔓延到实体经济，严重影响了我国出口贸易和国内投资信心。2009年，中央提出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围绕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上水平，抓改革、增活力，重民生、促和谐的要求，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2金融危机对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
美国的次贷“飓风”，引发了国际性金融危机。这场危机不仅仅损害到美国的经济发展，更严重的是逐步蔓延到世界各国。危机发生后，各国纷纷采取不同程度的应对措施，包括：金融监管、国有化、高管限薪、扶助就业、降息、退税、注入资金、收购股权、提供贷款、政府接管公司等，以拯救本国经济。
（1）从国际看来，当前的金融危机对全球各国经济都造成了不可低估的冲击。
对美国来说，主要有三大方面的影响。第一，房地产投资的萎缩严重拖累美国经济。第二，消费的下滑加快美国经济回落的速度。第三，如果美国经济出现持续衰退，美国政府继续采取大量发行美元的政策来刺激经济，那么，就可能会导致美元的大幅贬值。
对欧盟来说，也遭受到了本次危机的影响。危机发生后，欧盟各国股市纷纷大幅下跌。美国房市的不断跌深引起市场对欧洲房价的担忧，欧洲房贷市场抽紧。
对新兴国家来说，受美国次贷以及华尔街大公司破产所引起的金融危机影响，新兴国家金融市场遭受重创，股市普遍下跌。越南、南非等国家的信用风险加大，已经难以应对由于对外账户失衡和经济减速带来的不利影响。
（2）从国内看来，自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逐渐成为一个开放度较高的经济体，经济发展的外贸依存度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制造业规模巨大但处于国际分工链条的低端等因素，使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出口业遭受重创。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国进出口出现下滑、部分出口出现经营困难，不少沿海外向型企业纷纷倒闭。目前，对我国的实体经济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其次，使得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形势更加严峻。我国的经济结构确实存在着不合理之处，也早已采取措施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比如说限制“两高一资”企业的投资和出口，适度降低劳动密集型企业商品出口退税率等。
再次，威胁到我国外汇资产的安全。我国目前拥有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总量位居世界第一。这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有7000多亿美元表现为美国的国债。在危机因素的作用之下，美国国债的收益率节节下降，目前已趋近于零。
最后，影响我国国内投资信心。危机发生后，国内相关的投资受到牵连，国内的就业压力骤然增大，目前已经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3选择财政政策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
（1）政策的连续性和适度性。
我国制定财政政策必须要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适度性。
此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注意这一政策本身的局限性及其可能带来的消极效果，财政政策本身的局限性主要是其内在滞后较长，存在“挤出效应”（政府支出增加所引起的私人消费或投资降低的效果）。
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篇9
宏观经济学认为：短期决定国民收入水平的因素是社会总需求。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中，社会总需求由三部分组成，即：居民消费、企业投资和政府支出。在国民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受各种因素的制约，个人消费和私人投资有不断下降的趋势，总需求与社会生产能力之间出现缺口，国民经济增长受到抑制。政府可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膨胀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但是在货币供给量保持稳定的情形下，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使利率水平上升，从而挤出私人投资，政府扩大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的效应下降。这就是挤出效应的一般理论模型。为了克服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应当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混合使用，以便使市场利率水平保持稳定，弱化或者完全避免政府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挤出效应的理论模型表明，政府在对经济增长进行调控时，一定要注意政策的一致性，避免政策上的矛盾，也就是减少政策的成本支出，增加政策的收益。
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大小，决定于市场经济中的多种因素，如用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均衡模型，即“iS-Lm”模型分析，它决定于iS和Lm曲线的斜率。斜率主要反映的是市场经济中私人投资对利率变动的反映程度。由于投资是利率水平的减函数，投资对利率的变动十分敏感，通常所讲的投资利率的弹性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就大；投资利率的弹性小，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就小。如利率不变，即在凯恩斯陷阱区域，挤出效应为零。如随着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利率上升的非常高，即在古典区域，挤出效应将无限大，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等于零。在一个完全由政府配置资源的市场，挤出效应问题不存在，因为政府支出的变化，不受利率水平的影响。
挤出效应也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考察。从总需求的角度看，政府扩大投资需求，一定会引起利率的上升，反而使私人投资下降，这就减弱了政府支出的扩张效应。我们可以把这种挤出效应界定为需求型挤出效应。从总供给的角度看扩张性财政政策也有挤出效应。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为应对社会总需求的不足，短期内大幅度增加政府开支。如果产出效率很低，必会引起社会物价总水平上升，在名义货币供给不变的情形下，实际货币供给减少，实际利率水平上升，个人投资需求减少，积极的财政效应减弱。如果社会产出率高，供给型的挤出效应可能不存在。
二、挤出效应在我国市场经济中的转型
在第一部分讨论的挤出效应仅仅是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讲的。实际上挤出效应在我国目前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出现了转型。宏观经济学上讲的挤出效应并不明显，但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有挤出私人投资需求、政府与民争利、弱化积极政策效应的倾向确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长期观察供给型的挤出效应在我国表现的将会更为明显，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挤出效应的转型问题。
第一，由于我国目前的利率并没有完全市场化，政府支出的增长并没有引起利率水平的上升，民间投资的成本没有增加。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挤出效应不会出现。事实上，从1995年起，在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也实行了扩张的货币政策，市场的货币供给量不断增加，利率水平呈不断下降的趋势。
第二，由于在我国每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个体和私人经济投资占的比重仍比较小，即使利率水平上升了，对总体的投资规模影响也不大。实际上从1996年起，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大体上保持稳定。（见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我国不同经济类型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从1996年以来变化并不大，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仍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绝大比重。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影响比较小，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不明显。
第三，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中，又确实存在着挤出效应。从1995年开始，政府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也实行了积极的货币政策，连续地降低银行的存贷款利率，不断增加货币的供应量，但个体经济的投资比重并没有增加，说明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又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
第四，由于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占绝大比重，因此国有经济投资的效率、国有经济投资的产出率是决定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大小的主要因素，是供给型挤出效应是否出现的关键。
政府投资重点是公共基础设施和部分国有企业新建和改建项目。这些投资项目逐渐到位以后，一定会拉动社会需求的增长。但由于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还没有到位，长期制约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一时难以解决，这就制约了政府投资效率的提高，限制了社会总供给量的扩大。随着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不断实施，社会总需求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如供给不能乘数地增加，通货紧缩就会转化成通货膨胀。积极的财政政策就达不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这就是目前扩张性财政政策中的一个令人忧虑的、独特的“挤出效应”。根据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总资产额度及外汇储备数量，近期内即使出现了私人投资热潮，市场利率也不会波动太大。宏观经济学上的挤出效应也不会太明显。因此防范由于投资效率太低而出现的供给型挤出效应是我们在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特别应当注意的问题，而且是一个需要长期注意的问题。
三、当前我国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表现
虽然近几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特别是在周边的国家和地区经济普遍出现萧条的情况下，我国经济仍保持了7%以上的经济增长率。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虽不明显，在一定程度上却又是存在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1995年以来，我国个体经济的投资增长率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说明了政府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努力扩大投资的过程中，引起了私人投资增长率的下降，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是明显的。根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1995年个体经济的固定投资增长率为上年的19.2%，1996年下降为11.3%，1997年为5.5%，1998年为8.9%，1999年下降为3.5%.80年代以来，一直到1995年，个体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都高于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但从1995年以后，个体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都低于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这说明了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确实存在着挤出效应。
第二，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问题，国内的许多学者认为：由于我国目前利率尚未市场化，政府增发国债，扩大投资的举措，不会影响利率水平，不会增加私人投资成本，因而没有挤出效应。同时我国商业银行具有充分的资金供给能力，增发国债不会导致资金供应紧张，从而也不会存在与民争夺投资资金的问题。笔者认为仅凭上面几点就断定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目前无挤出效应的论断是不全面的。从市场利率来看，虽然我国利率仍未市场化，但从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利率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目前在同业拆借市场、债券市场以及其他有价证券市场的利率已经市场化，国债招标发行方法中利率的确定也已市场化。这样随着股票、企业债券、金融债券等有价证券发行量的不断增加，国债发行的规模及国债利率水平的高低肯定会影响到同业拆借市场和其他有价证券市场的利率水平，影响到私人的投资成本，影响个体经济的投资规模。以上的分析说明，以大量增发国债为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肯定引起了挤出效应。实际上1995年以来个体经济投资增长率的下降就是例证。
第三，扩张性财政政策方向的不一致，即在扩张性财政政策中，有些政策属于扩张性的，但同时有些政策又是紧缩性的；或者存在政府的扩张财政政策与民争利的情况，是目前我国扩张性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又一独特表现。
如1998年，政府在增发1000亿国债的同时，当年税收却增加了约1000亿元。可能从加强税收征管的角度是合理的，但增发国债的扩张性政策应在很大程度上被紧缩性的增加税收政策所抵消了。对于非国有企业，紧缩性的政策效应甚至大于扩张性的政策效应。又比如，政府在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不断鼓励居民增加消费需求，但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又出台了许多增加居民负担的改革措施，或者是降低居民收入的措施，使居民想扩大消费而又不敢消费。特别是城市下岗人员的增加，农民收入增加的减缓，都弱化了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应。再比如2001年，政府又在证券市场上，盲目地推出了高价减持国有股以补充社会保障基金的方案，导致深沪股市全面下跌（该方案目前虽已停止执行，但受到重创的深沪股市仍处于低迷状态），筹集到的社保基金不足百亿元，股价市值却蒸发了好几千亿元，90%多的股民亏本，居民收入下降。在此情况下，居民怎么能扩大消费需求呢？
第四，至于扩张性财政政策供给型挤出效应，它的表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出现的原因就是国有投资的低效率，如果国有投资的效率提高了，这种挤出效应就不会出现。在此不再赘述。
四、弱化挤出效应的对策
宏观经济学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混合使用，可以克服张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为了财政政策效应的最大化，拟提出以下对策。
第一，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要一致，避免政策本身的内耗和效应的抵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一方面要求扩大政府支出（目前表现为发行国债），同时要求政府减税，并且努力增加居民的收入。紧缩性的财政政策要求减少政府支出，同时增加政府的税收。这个基本的政策组合不能颠倒。
第二，政府应努力避免与民争利、与民争投资。应通过经济的持续增长，不断扩大经济总量来增加政府收入。
第三，增强居民收入增长的预期。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时期，要增强居民的收入预期。保证政府在扩大支出的同时，增加居民的消费需求。经济体制改革的举措要有灵活性，在经济紧缩时期，增加居民负担的改革项目要暂缓，使他们不断地扩大消费需求。
积极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篇10
关键词：扩张性财政政策；中性财政政策；国债负担率；挤出效应
传统宏观经济学理论一般把财政政策大体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中性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三类，其中中性财政政策与另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对国民经济的作用方向上。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都是一种“逆风向”的反周期操作，防止社会总需求的大起大落引发宏观经济剧烈波动，以及由此导致的种种负面影响；中性财政政策则不是反周期操作，而只是一种导向性的操作，它的本来含义就是财政收支保持平衡，不对社会总需求产生扩张或紧缩的影响。
我国自1998年8月起开始实行以增发国债为主要手段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即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使我国成功地渡过了亚洲金融危机，并带动我国经济走出低谷，开始了新一轮的高速增长。积极财政政策一般包括了扩大政府支出和减税两个方面的内容，1998年以来，基于我国的有效需求不足而选择的是以扩大政府支出为主的政策，主要体现在国债投资的逐年扩大，据统计，1998-2004年间，我国累计发行了91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再加上银行的配套贷款，六七年间这部分国债拉动形成的投资规模约为5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每年拉动GDp增长两个百分点。其它的积极财政政策还包括：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调整税收政策，分批提高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对有关项目实施税收减免；推进“费改税”改革，减轻企业和农民负担；提高公务员工资、增加下岗职工的社会保障支出等，从宏观调控的角度来看，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确实为我国扩大国内市场，改善基础设施和经济结构，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协调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我们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从一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来看，这种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只能是阶段性、暂时性的，不可能长期实行下去，随着一国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应适时适度做出相应调整，才能更加科学地调控宏观经济布局和结构，使其沿着健康、稳定的发展运行轨道前进。
伴随着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连续实行，进入2003年后，经济增长加速效应突出，国民经济领域产生了许多结构性的问题和矛盾，一些风险和制约的因素也愈加突出，主要表现在：
1、政府财力方面。我国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是在需求不足、通货紧缩和货币政策失灵的情况下被迫采取的，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具有长期大规模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能力。1997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1.6%，最近几年这一比例有了很大提高，到2003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超过了20%，能够用于宏观调控的财力是非常有限的。这几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扩大政府投资，基本上是依靠扩大财政赤字、发行国债来进行的，但长期实行已经给未来的财政收入增量埋下了隐患。
2、财政风险方面。这些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是正确的，但也有负面影响，它加大了财政风险，突出地表现在加大了赤字风险和国债风险。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我国财政赤字和国债发行额与累积余额迅速增加，赤字率（赤字占GDp的比率）和国债负担率（国债余额占GDp的比率）都有大幅度提高。1998—2002年，我国的赤字率从1.2%上升到3.0%，国债负担率从10%上升到18.1%，赤字率开始接近国际警戒线3%.有的国债资金甚至被挪用等，这些都会影响国债的投资效益，增大国债风险。
3、“挤出效应”的问题。所谓“挤出效应”是指由于政府扩大赤字、增发国债而引起对民间部门资金供应的减少，从而减少民间投资的现象。目前经济学界有两种观点，一个角度认为，我国当前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不会产生“挤出效应”。主要理由：一是“挤出效应”的条件之一是财政支出的扩张引起利率上升，从而抑制民间投资，而目前我国的国债发行没有引起利率的上升；二是目前我国的银行部门存在着大量的存差，不存在政府和民间部门在信贷资金需求上的竞争问题；三是民间投资的融资渠道不畅、投资渠道狭窄、制约因素较多；四是入市门槛高，投资项目的资本盈利率普遍偏低等。当这些因素消除后，长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就可能引起“挤出效应”。而另一个角度来看，实行积极财政政策以来，税收收入出现了超常增长，不管原因如何，从财政收支总体来看，都意味着政府支配使用的资源增加，相应地，民间部门支配使用的资源减少，投资能力减弱，这明显属于“挤出效应”范畴。
4、防止原计划经济体制复归的问题。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使用上，一般认为，货币政策偏重于市场调节，财政政策，尤其是国债投资政策偏重于政府的计划调节。现在，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如果长期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国债投资规模控制不够，就有可能强化计划经济体制的作用，导致原有体制的复归，影响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妨碍我国入世以来在国际社会寻求对我市场经济地位确认的诉求。目前我国的经济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经济运行态势，政府包揽过多的问题依然存在，而国债资金投资是一种高度集中的计划投资体制，投资项目由地方、下级层层申报，中央、上级层层审批，同时还要求银行配套贷款、地方安排配套资金，其影响规模要几倍于国债投资规模。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同政府官员的任命制相结合，很容易产生争投资、大干快上、大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的弊端，项目投资重数量和速度、轻质量和效益的问题比较明显和突出。
这些问题和矛盾导致的结构性经济过热，最主要的表现性方式就是投资膨胀，油、电、煤运全面紧张，基础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从而诱发通货膨胀。央行的今年四月ppi数据显示：煤炭价格同比上升33%；成品油价格同比上升3.5%；钢材价格同比上升33.4%；铜价同比上升49.5%；一季度全国有24个省市被迫拉闸限电。因此，在条件成熟的时候，这种以国债投资为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应适时退出，而代之以稳健的中性的财政政策。2002年5月，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在上海出席全球扶贫大会闭幕式记者招待会时说：在当前经济情况下，中国不但存在局部地区行业投资过大、经济过热的问题，也存在着农业、能源交通、高科技产业、消费服务业等投资不足的现象。这需要采取有保有控的财政政策，不搞一刀切。我国的财政政策要从积极的财政政策向比较中性的财政政策过渡。2004年11月6日，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2005年中国行业发展报告会上公开表示，明年将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即在服务于宏观调控政策的同时，适当削减赤字和公共投资，积极增收节支，调整支出结构，推进财政改革。
如何把握好积极财政政策向较为稳健的中性财政政策的过渡“火候”，我个人认为应当充分适应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在调控目标、调控方式、调控手段和方法组合上进行适时调整，探讨更为适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的宏观调控财政手段。
1、调整财政政策目标：由刺激经济增长的目标转为把增加就业和解决“三农”问题作为重要目标。1998年以来的积极财政政策目标，一直是刺激经济增长。我国GDp的增长，按可比口径计算，1998—2000年，平均7.7%，2002年达到8%，2003年更达到9.9%.根据前面的分析，我国当前的需求不足问题，不再是投资不足和出口不足的问题，它们已经出现了较快增长，甚或出现了局部过剩问题。目前的需求不足主要是消费需求仍显不足。而前述的消费需求不足的三个主要原因，其深层次症结都在于就业问题和“三农”问题。增加就业人数可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同时也是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增加就业，有利于提高城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扩大中产阶层人群的比重，从而有利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社会消费倾向；增加就业更有利于直接解决居民减收增支预期的压力问题。“三农”问题、“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是制约今后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农村市场的真正启动，将是我国消费需求增长的根本保证，也是增加内需的治本之策。把增加就业和解决“三农”问题列为财政政策乃至整个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目标，不仅可以解决需求不足问题，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还便于将当前的财政政策与今后长期的财政政策及发展战略很好地衔接起来。
2、调整财政政策的调控方式：由需求管理转向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重，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其政策措施的核心和主要内容都是围绕着刺激需求展开的。但就当前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既有消费需求不旺的问题，又存在供给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我国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极不合理，供给状况不能适应不同阶层、不同收入水平消费者的需求。而且随着人们收入水平和有效需求的不断提高，供给可能发展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调整供给将显得越来越重要。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来看，长期实行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增发国债来刺激需求的政策，必然会带来经济“滞胀”的恶果。因此，进入新世纪以来，西方国家普遍采用兼顾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而以供给管理为主的财政政策。这一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3、调整财政政策手段的使用：由单一使用以国债投资为主的财政支出手段转向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手段的并用。一般来说，积极的财政政策通常采用的手段是扩大财政支出和减税两个方面。而我国一直采用单一的以国债投资为主的财政支出手段，尽管在税收等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相对国债投资手段来说，则是很微弱的。政策手段的运用必须服从于政策目标和政策调控方式的变化。在将增加就业和解决“三农”问题纳入财政政策的目标，实行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重的条件下，再继续单独依靠国债投资手段，显然是不够的，只有综合运用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各种手段，包括税收、国债、投资、补贴、转移支付等手段的组合，才能有效地实现调控目标。从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的关系来看，税收相对于财政支出手段来说，更符合市场调节的要求，因此，应特别重视税收手段的调节作用。具体而言：一是适当调整国债投资的规模和方向，减少赤字预算。国债规模应该根据以下两方面因素的变化情况进行适时调整：首先要坚持财政收支在总体上、在一定时期内大致平衡的方针，要把赤字和国债规模控制在一定限度之内，比如把赤字比率控制在3%以内。根据这一要求，在经济不景气时应扩大赤字，增加国债发行和投资；当经济已经复苏并进入高涨以后，就应该缩小赤字，减少国债发行和投资。其次要考虑社会总投资和民间投资状况，根据经济发展潜力对社会总投资规模的要求，即在社会总投资规模已定的条件下，民间投资不足，就应增加政府投资；民间投资活跃，就应减少政府投资，并开放、鼓励民间投资参与公共项目、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以减轻财政支出的压力。根据上述要求，联系当前我国实际，应当逐步减少长期国债的投资规模。二是要推进向公共财政转型的力度，加大政府投入，减轻农民负担，着力解决“三农”问题。“三农”问题与国家政策有关，被总理称为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了解决“三农”问题，从财税角度看，就应该对农业和农民实行多予少取的政策，一方面大力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另一方面着力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对农业投入的内容包括：扩大对农村地区道路、水利、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增加对农村教育、科技、公共卫生的投入力度；通过转移支付，增加对农村财政供养人员的财政补贴等。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当前在农村进行的税费改革有一定成效，但这只能是一种过渡办法，从长远发展来看，应该取消现行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各种收费，实行城乡统一的税制。为了刺激农业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和减轻农民负担，应该考虑暂停征收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首先在西部和贫困地区实行。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从今年起，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平均每年降低1%以上，5年内取消农业税，除烟叶外，取消农业特产税。三是要实行适度的结构性减税措施，加大对贫困人口、失业者、低收入人群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这里讲的适度减税，是指结合税制调整，对一些主要税种的税率适当降低，同时辅以开征一些新的税种和调高一些税种的税率。因此，可以称之为适度的结构性减税。这样做的必要性在于：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出现了新一轮的减税浪潮，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全球性减税在国际间具有波及效应。对此我们必须予以考虑；从理论和实践上看，减税对经济的发展有刺激作用；目前我国企业税费总负担过重，不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我国的主要税种———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偏高；适度减税，从发展的角度看，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最终将有利于增加财政收入。需要减税的税种主要有：将增值税由生产型转变为消费型；统一合并内外资两套企业所得税制，调低现行3376的比例税率，规范税前列支，增加必要的扣除；暂停征收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增加农民可支配收入等。需要增税的税种主要有：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结合排污费的改革，开征环境税；结合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开征社会保障税；开征遗产税与赠予税等。最后还需要加大财政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已超过1000万家，占全部注册企业总数的99%，中小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和利税分别占全部企业的60%和40%.尤为重要的是，中小企业是就业岗位的主要提供者。由于中小企业大都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使得它在解决劳动就业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镇企业消化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半左右。一项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大、中、小企业的资金就业率之比为0.48-0.66，也就是说，用同样多的资金在中小企业将安置比大企业多一倍的劳动力就业。目前，中小企业提供了约75%的就业机会。因此，加大财政对就业的支持力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 共。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郭庆旺，赵志耘。财政理论与政策[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