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社会经济篇1
关键词：依法治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保障
一、依法治国
1999年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2002年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正是中央对这一问题长期思索的结果，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2014年10月28日，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依法治国”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正式确立下来。
我国的依法治国与现代资本主义法制又有着本质的区别：我国的依法治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以社会主义民主为基础，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体现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平与正义，以社会主义道德作为自己的价值基础，同时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为我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可以说，我国的依法治国不仅是现代文明的标志，而且是现代法制发展的转折点和新的里程碑。
依法治国是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推进器。在政治体制方面，通过依法治国的理念，需要改善和建立一些列新的法律制度，最终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在经济体制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于与完善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主义法制环境的保护与约束。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邓小平到深圳南巡时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邓小平理论体系中极具创新意义的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形势下的新应用。在邓小平的积极倡导与组织下，中国推出了新一轮的经济改革举措，开始了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旨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体制。过去几十年中，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家和学者，都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紧密的联合在一起，认为只有在私有制的制度下才会有市场经济，否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的市场经济存在与发展的可能性，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这一传统观念的突破，使中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从直观的意义上说，是以市场为配置社会经济资源主要方式的经济。从实质的意义上说，是以市场为机制，即以价格机制为核心的，并与竞争机制和供求机制相结合，为配置社会经济资源主要方式的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市场经济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法制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是法制经济。
三、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是依法治国：1、严格的市场运行规则离不开法制。市场经济的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但这也要求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的规则来要求市场参与者，对市场参与的双方的各自权利与义务作出明确的规定。2、完善的市场体制离不开法制。完善的市场体系不仅要求有消费品生产资料等商品市场，而且要求有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和土地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这即是企业实现自主经营的前提，也是市场实现资源配置的必要条件，而没有法制就没有完善的市场体制。3、健全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离不开法制。所谓健全的宏观经济调控是指政府在法律范围内，依据市场的自身特点进行宏观调控。如果政府介入过度，市场经济将不可避免的走向计划经济，而如果政府不加干涉，市场将会出现混乱，甚至导致经济危机，这个度就由法律和规定来制约。
法治与社会经济篇2
改革以前，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来自西方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源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基础之上。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发生了重大转变。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中国政府致力于建设自己的政绩合法性基础。进入90年代后期，“政绩合法性困境”逐渐显露，于是中国政府又开始寻找新的合法性基础。目前，正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巩固自己的“政绩合法性”基础；与此同时，加大反腐败、反贫困和建立社会保障工作的力度，试图通过维护或提高社会公正来巩固自己的合法性基础。目前，中国的领导人和知识精英都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政府最终将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民主法治的基础之上，并且早在20年前就已启动了意义深远的法治建设进程。世纪之交，中国进入了新一轮合法性基础调整与重建的时期。
本文考察了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合法性基础的转变过程，并展望了其未来趋势。第一部分阐述70年代末期中国政府合法性基础变化的根源；第二部分分析政绩合法性基础的建立及其面临的困境；第三部分讨论社会公正对政府合法性基础的意义以及建立社会公正的基本途径；第四部分回顾了20年来中国政府在建设民主合法性基础方面取得的成就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一、经济体制竞争与合法性基础的变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世纪70年代末期在中国开始的市场化改革，其原因不在中国内部，而在中国之外；其源头不在当代，而在500年前。即全球范围内的经济体制竞争，已持续500年之久的全球一体化进程。
1经济体制合法性与政治体制合法性的关系
经济体制的合法性决定了它被人们自觉接受的可能性的大小。经济体制的合法性越高，它被人们自觉接受、服从、遵守的可能性就越大。经济体制的目标是为了建立和维护经济秩序，经济秩序则是为了保证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而经济活动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满足的程度表现为人们的生活水平。因此，如果一种经济体制比另一种经济体制更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这种经济体制就更容易被人们接受，也就具有更高的合法性。
当只存在一种经济体制时，或者人们不知道世界上还存在其他的经济体制时，经济体制的合法性问题并不突出。在当今这个信息开放的时代，某种经济体制的合法性总是与各种经济体制之间的竞争密切相关的。如果一种经济体制与另一种经济体制相比能够更快地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那么它就将在竞争中获胜，就会被原来实行效率较低的那种经济体制的国家所采用，而效率较低的那种经济体制则要被使用者抛弃，从而失去自己的生存空间。
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与经济体制的合法性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政府维护的是一个较少合法性的经济体制，那么其政治合法性将因此受到威胁和挑战。与经济体制相比，政治体制与统治集团的利益关系更为密切，所以有时政府为了保护和维持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只好“丢卒保车”，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尽管政府明知这样做将威胁到自己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但为了眼前利益和切身利益也只好牺牲前者了。
2世界范围内的合法性竞争
始于500年前的地理大发现，启动了资本主义市场向全球扩张的进程，掀起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圈地运动”。资本主义市场把越来越多的地区“圈进”自己的“势力范围”，迫使这些地区的经济活动按照市场的逻辑运转。与此同时，西方列强的殖民高潮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扩张“联袂出击”，席卷全球。
就在市场经济体制在全球凯歌奋进的时候，居住在英国的德国人马克思对它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并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经济组织模式——计划经济体制。1919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把这种理论构想在贫穷落后的俄国变为现实。从此开始了长达70年的两大经济体制竞争。
本世纪上半叶，苏联用自己的经济发展业绩向世界显示了计划经济体制的优势。苏联的经验证明，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计划经济体制可以只用一、两代人的时间创造出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而英国和美国等老牌市场经济国家至少要用一、两个世纪才能完成同样的任务。那些经济极度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现，计划经济体制为它们提供了一条快速完成资本积累，进而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捷径。从50年代至70年代初期，计划经济体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许多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纷纷采纳这种经济体制。
然而，进入本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出现了普遍的经济停滞，而发达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则保持了持续的经济增长。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停滞与美国和欧共体国家的经济繁荣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尤其显现在东德与西德、北朝鲜与南朝鲜之间。几十年较量的结果告诉人们，在经济非常落后和简单的条件下，计划经济体制还具有一定的效率，但是当经济发展到比较复杂和发达的阶段时，它就再也无法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了。从长期发展来看，与市场经济相比计划经济是低效率的经济体制。
3计划经济体制失败的根源
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源于它的两大根本性弊端，即“信息机制障碍问题”和“激励机制障碍问题”[1]。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所面临的“激励问题”要比“信息问题”更为深刻，也更为严重。计划经济体制原则上要求所有的社会成员具有完全一致的价值观，这就是著名的“价值观一致假设”。如果所有的社会成员没有一致的价值观，中央计划机构就无法制定出“合理的”计划，而且即使计划制定出来了，中央计划机构也无法使每个社会成员全心全意地按照计划的要求去工作。因此计划经济体制的有效运行要求每个人都是非常“有觉悟”的“社会主义新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人并不存在。
在计划经济的现实中，每个人的物质收益与他的经济贡献没有直接的联系。工人和经理一样，“多干少干一个样”。企业也是如此，赢利了全部上缴，亏损了国家补贴。既然不能使用“物质刺激”这个“胡萝卜”来刺激劳动者的积极性，于是计划经济就只能选择政治惩罚这个“大棒”来迫使劳动者积极工作。但是，“强迫”的作用是有限的，它只能使劳动者按时上班、按时下班，也可以使他们生产出指定数量的产品，但却无法使他们作为一个人所拥有的最宝贵的经济资源——“创造性”——得到发挥。
现代经济发展是通过科学和技术进步实现的，而科学和技术进步是自由的人们积极进取的结果，是人类创造力的结晶。如果一种经济体制不能为人们提供自由活动的空间，不能为人们提供积极进取的动力，那就不能发挥人的创造性，也就不能推动科学和技术进步。这种经济体制也许具有学习别人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的能力，但绝对没有创造新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的能力。它可以通过“摹仿”，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并且可以利用“后发优势”“追赶”别人，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缩短与先行者的差距，但它决不能“超越”别人。当“摹仿”的潜能发挥殆尽之后，计划经济体制就只能实现“外延式”发展，靠持续扩大投入维持经济增长。世界经济发展的记录无情地显示，计划经济体制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几乎没有什么“创造性”的贡献，从简单的花样繁多的图钉、铅笔、暖水瓶，到复杂的不断更新换代的电视机、空调机、小汽车，再到无形的日新月异的科学知识、电影和交响乐，本世纪人类取得的所有的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进步都是市场经济体制“率先”创造出来的结果。随着经济发展对科技进步的依赖越来越大，随着世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计划经济体制的低效率也就越来越明显，计划经济体制的竞争劣势也就越来越突出，结果计划经济体制也就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和越来越大的规模退出历史舞台。
二、“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转向政绩合法基础
法治与社会经济篇3
关键词：中职；经济；政治；社会教学；现状；解决
一、导言
经济政治与社会与学生的生活密切相关，开设这门课程有利于引导中职学生学会为人处事并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但现有的课堂教学方式以及对教学资源的利用和评价机制都需要解决好，才能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
二、中职学生课堂表现分析
我校中职学生多来自云南边远山区，大多是初中分流未考起高中那一部分同学，这部分同学的特点是底子薄、基础差、学习能力偏弱。加之各地的民族风俗及文化差异、有的家庭父母有矛盾没有处理好家庭关系影响孩子身心发展、有的父母离异，对孩子的关爱太少，爱的教育缺失等等。这些问题传导到课堂上硌生表现为没有学习热情、被动接受、学习效率低、不关心集体、没有集体荣誉感、同学关系不融洽等现象。中职经济政治与社会是德育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仅靠课堂教育是远远不够的。
三、中职经济政治与社会教学现状
1.教学内容脱离实际
德育工作是一项持久、复杂的系统工程，紧靠有限的课堂教育很难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也很难帮助学生养成懂得感恩、爱国、爱家、乐于奉献的好品质。德育工作是一个慢长的过程，教学内容的设计也应该循序渐进，我认为教材只是一个栾本，教学内容当然不能偏离教材主线，其实在教材框架内完全可以设立一些专题的德育课程。不同专业的学生应该有不同的教学内容，教学内容应尽量切合合学生所学专业，这样才能提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2.教学手段的运用待完善
中职学生处于未成年阶段，课堂上注意力容易分散，很多同学一堂45分钟的课，只能集中到上课前的半小时时间，往后的15分钟大多都会分心，相比之下中职学生拥有更强的动手实践能力，特别是男生，男生的思维方式多是直线思维，动手实践从实践中学的更加直观、明了。目前的教学多为课堂教学而课外教学、实践教学、活动教学则是少之又少，学生动手实践的机会太少了。带学生到校外实习可能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现在的家庭又大多是独生子女，家长会担心孩子的人身安全，学校也同样会有顾虑。带学生到要校外实践会承担许多未知的风险，而现有的《职业教育法》对这方面没有作出详细的规定，对责任的划分太过笼统，这无形中增加了学校的风险，安全问题一直以来备受各级政府和学生家长的重视，学校当然会把安全问题放在首位来考虑，这就制约了校外实践课的开展。
3.考核评价体系不完善
目前，中职经济政治与社会课程的考核方式仍沿用传统的试卷考核方式居多，这种考核方式主要考查学生的记忆力，体现不了学生对理论知识的实践应用能力的掌握程度。从而造成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不符合德育的发展和评价规律。实际上评判一个学生的品质是优秀还是合格，不能仅靠一张笔试的试卷，而应该是多方位、全面的考查。班主任、辅导员对他的了解、同学对他的看法、学生平时的一些行为表现、还有参与老师安排的德育课程的表现如何。这都应该体现在考评里边。单一的评价方式难以合理评价学生的德育表现。
四、如何解决以上存在的问题
1.立足学生实际多措并举
杜威说：“教育必须从学习者已有的经验开始”，德育工作要循序渐进，不可急躁冒进，应该形成一个多方联动、相互配合的机制。专职班主任和思政教师应该形成联动机制合力开展德育工作，一堂课只有45分钟，德育课教师很难了解每一个学生的家庭背景、学生经历了些什么以及学生的一些思想动态。真正了解学生需要花很多时间做调查研究，对个别有特殊问题的学生，要特别关注，对问题学生要建档立案个别帮扶。只有真正了解学生，德育教育才能有针对性，才能收到成效。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班主任和德育教师联合行动。再者，班主任和德育教师承担的管理和教学任务偏重，也很难抽出时间去对每个学生做调查研究。教育部门应当设立专项基金，专款专用，设立奖项，从制度上激励德育工作者努力做好中职学生德育教育，鼓励德育工作者对学生进行爱的关怀与教育。问题学生要给予特别关爱，给学生更多的关爱引领学生向善、积极进取。
2.教学内容应因专业不同有所调整
一堂教学设计不可能对所有专业的学生都适用，在把握基本内容的前提下，应根据相关的专业进行适当串联，学生对自己学的专业方面的内容会很感兴趣，德育课程内容同样可以和不同的专业串联起来，再者德育课程是一门时事性很强的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应大量引进最近发生的时政、热点问题对学生进行思想上的引导，对一些在学生中间传播较左的言论进行剖析，引领学生学会辨别，形成独立的思想，不偏听偏信，不盲目跟随，能够辨别是非曲直。如果能做到实例化教学、案例化教学会避免空洞，会更具有说服力。
3.完善教学手段
除了图文并茂的多媒体教学外，中职学生更容易从动手、实践中学到真知，课外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和应用能很好地调动学生积极性，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因此要加强校外实践基地的建设，校外实践基地离校不宜太远，要综合考虑学生在校外的生活、交通等成本。也可通过参与社团的方式来完成德育的实践，比如参加志愿者学会，或者其他社团。让学生自己参与活动的策划、组织、协调、执行、总结经验。要让学校、老师放心的带学生到校外实践，还需要国家政策、法规的调整和支撑。
4.完善考评方式
试卷考核加上校外实践考核、活动策划、平时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多方面对学生接受德育的效果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评价方式可分比例，期中试卷考核占10%，实践考核占50%，期末活动策划方案考核占30%，平时表现占10%。
五、结语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职业院校在培养祖国需要的技能型人才的同时，更应加强学生的道德品质的培养，为祖国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搞中职学生的德育工作不能脱离学生实际，要面对问题，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并找到对策才能提高德育的工作水平。
法治与社会经济篇4
关键词：市场经济；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发展
党的十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依法治国方略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就是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二是要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依法治国”方略自从党的十五大确立以来已经发挥出巨大作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经济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因此，我们必须加快法治建设的步伐，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十三中全会精神更是大力弘扬依法治国这一理念。
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核心内容是以市场为中心，将市场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它与依法治国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成功，得益于重视法治对经济建设的作用，因为依法治国的实施反作用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研究依法治国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大意义。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
依法治国本质上就是法律的统治，即法治。法治的根本目的是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和地位，其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而“治国“在很大程度上其重心在于发展经济，这就决定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更加要求坚持依法治国。因为市场经济的特征之一就是其法制性，它是指社会经济运行必须有健全的法制基础，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经营活动依据市场经济的法律规范进行，健全的法律是协调和处理矛盾，体现公平的依据和准则。为了维护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必须有严肃健全的法制作为保障，否则市场经济的平等性、竞争性就会遭到破坏，任何经济活动都难以健康有序地进行。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高度发展，越要求法律法规的完善和依法治国。
从另一方面来看，市场经济的法治属性是其区别于自然经济、计划经济的关键所在。自然经济是伦理经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社会关系，主要依靠宗法伦理和道德规范进行调整。计划经济是行政经济，政府靠行政权力配置资源，社会关系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加以调整。正因为市场经济的法治属性，才决定了市场经济离不开法治，没有法治约束的市场无法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首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营主体拥有较多的进行经济活动的财产及其权利（如所有权、债权、知识产权等），这些是他们进行经济活动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和权利，但他们无法靠自身的力量对此加以保护，只有依靠法律来保护，市场经济才能顺利运行。其次，市场主体进行经济活动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有限的个人生活需要或全社会的需要，而是为了营利。人们对利润无止境的追求，既给市场经济运行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又带来了消极因素，有些人为了追求个人利益，不惜牺牲他人、社会和国家的利益，而国家运用法律手段可以有效地维护经济主体的合法权益，调整社会经济关系，规范生产经营者的活动和市场秩序，保证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转。
二、依法治国必须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关系是法赖以存在的基础，法是经济的表现形式，法的运行必须同经济相适应并为之服务。纵观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无不伴随着大规模的法制建设，从而使资产阶级法治得以实现。以前我国的经济体制以计划经济为主，如今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的经济行为往往会出现许多违法违规的行为，如市场容易出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为了使商品能销售出动假冒别人的注册商标或窃取别人的商业秘密，或散布一些足以诋毁别人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的谣言等。市场就好像竞技场，运动比赛都有规则，企业在市场上竞争也必须有规则，这个规则就是法律，为了使国家制定颁布的法律更能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了使依法治国中的“法”更加完备，迫切需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应由四大块组成，即市场主体、市场行为秩序、市场宏观调控和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市场主体法规是确立市场主体组织形式及法律地位的法律规范，其作用在于规范具有合法资格的市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使其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生产经营者。市场行为秩序法规是规范市场主体行为主要是交易行为规则的法律规范，其作用在于建立和维护公平、公正竞争的市场秩序。市场宏观调控法规是界定、保证政府管理经济必要手段的法律规范，其作用在于发挥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促进全国经济整体协调健康发展。社会保障法规是关于对劳动者合法权益，及其失业、养老、医疗等方面的规范，其作用在于实现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倾斜性保护，从而实现“实质正义”。从以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四个主要构成部分的简要叙述可以看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并不是不干预企业和市场，而是通过法律来干预，并且是一定范围、程度地干预，所以我们要不断加强立法，完善这四大法律体系，同时在执法中也要依法办事。只有这样，才能使依法治国不只停留在口号上，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才能顺利进行。
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
法律和道德都是由一定经济关系并为之服务的上层建筑，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道德同属上层建筑，均产生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共同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它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在当前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应注意法德并重。法理学常识告诉我们，法律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所以法律可以至上但不能万能，原因是法律只关注人们的外部行为而无法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我们在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治属性的同时，也要看到在市场经济中法治所控制不到的地方。
首先，市场经济强调物质利益的第一性，要求参与其中的任何主体都要树立坚决的利益观，此种唯“利”是图的心态会促使市场经济主体抛弃商业道德，甚至置市场法律规范于不顾，铤而走险去谋不义之财。这对我国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发展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其次，市场经济是整体经济，对市场的每一个经营主体加强整体观、大局观的道德教育，才能从深层次上使其摒弃绝对个人主义的错误思想认识，促进全社会经济协调健康发展。再次，我国已经加入wto，市场经济的开放性特征要求市场主体冲破思想上的狭隘观念，而必要的道德教育可以使其从一开始就建立起国际大市场的大观念与市场理想，这将有力地推进我国民族工业和国内市场健康、快速地发展，而这些单靠法治显然无法胜任。由上可以看出，谈依法治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就不能不谈到以德治国，这在根本上是由法律与道德的互补关系所决定的，坚持以德治国就是在坚持依法治国。
四、结语
依法治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均是很大的研究课题，以上仅从三个方面简单地论述了两者的关系。2010年10月10日，《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中首次提出：“切实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能力。”党的十报告明确要求：“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也为我们研究法治与市场经济建设问题提出供了契机。总体上看，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为健全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市场经济既是法治经济，同时也是德治经济，在肯定依法治国方略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重要作用的同时要注意法德并重。只有这样，才能构筑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律体系与思想体系，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和快速地发展，尽早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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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与社会经济篇5
立足于当下社会现状分析,穿梭时间轨道,回到新疆过去历史,尤其是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繁荣的时期而清代新疆社会就是一个最好的研究时期,个中缘由从中国历史中可以巡查一些蛛丝马迹。
1、清代新疆经济发展与法治的梳理
与统治相关联的是`行政,我们必须承认私人行政的存在,比如家庭和厂商内部的行政,同时存在国家或其他公共机关的行政。清朝统治新疆时期,自松箔出任伊犁将军后,大力发展农田水利事业,但是乌鲁木齐当地由农田水利纠纷引起了法律讼诉,甚至发生械斗的流血事件。为此,当地政府即乌鲁木齐都统海禄随即奏请朝廷批准《新疆屯田水利章程》,开启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新纪元。为促进新疆内外贸易活动的正常发展,尤其是对新疆的外藩民族贸易实施有效的监管,当地政府通过研究最终制定《回民出卡贸易章程》;在这其中,在对浩罕进行经济制裁的过程中,制定(普查茶叶、大黄贸易章程》,这一连串的经济立法保障了新疆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从1758年开始,清朝又与哈萨克人建立了贸易关系,有贸易就肯定存在经济摩擦,为规范双方经济活动,《哈萨克贸易章程》则是关于当时贸易的具体规定。184年1月19日,新疆省正式设立,这在政治角度界定了新疆的归属,为新疆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扫清了障碍,与此同时清政府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社会生产的政策。
在186年,当地政府针对农垦经济所出现的新问题及现状,制定了新的《新疆屯垦章程》。1叨8年,为促进经济发展尤其是受到外国经济技术的刺激,《新省创办工艺局厂、酌定章程大纲》应运而生,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兴办近代工矿企业。么清代经济发展原因分析马克思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将近代化变化总结为法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法不仅仅保障经济利益,而且保障各种各样的利益,其中当然最广泛保障经济利益。清朝时期,新疆经济的繁荣与发展,离不开统治者顺应当时的经济形势制定并采取的一系列民族经济和法律政策。
二、法治经济发展中看不见的手一社会
1)任何法律都是直接为经济利益服务的。法律是什么?分清`法律一词的三种含义,会对我们有帮助。其中第三种是作为一种权利、义务和权力之渊源的法律,本法看上去是在命令和授权,是在引导和禁止,这一事实使得人们直觉地假定法律确实是一种东西,或许是一套东西,特别是规则,或,如果不是规则,那也是规范和原则o社会变化,从典型意义上说,要比法律变化快。那么法律的时滞问题会在法律制度的不同层面中表现出来。社会学一词有不同的含义,在社会行为的领域,我们可以发现各种规则,这一实际存在的可能性称为习俗,换一种手法就是习惯。然而现在习惯法和法律之间的转变,并不存在一条界线。(社会学意义上的)法律保障的不只是经济利益,而是极其多样的利益。正视这一现实,我们可以以社会切入点,在法与经济之间架起桥梁,把法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搞活。
2)厘清法`社会`经济三者之间相互关系。在以上的研究中,通过对清代明末历史横向比较,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条主线: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定一系列经济活动习惯或准则或惯例,营造社会环境朝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方向进步,最终整个社会环境日趋优化,经济活动自然活跃起来。这也就和上述对`法`社会`经济三者之间相互关系探讨相得益彰,凸显研究三者之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本文主要仅仅微妙习s社会从三者之间抽调出来,将社会这一定义定调为法与经济之间作用桥梁,从而形象比拟为二者之间`看不见的手,社会生活需要我们亲自经历,任何矛盾和利害关系需要我们去反映和体悟,通过法可以解决争议,厘清关系,刺激经济,反过来,通过经济发展提高社会生活质量,进而法的治有更好的社会环境。欲寻求平衡的支点,就要坚持法对经济的规划,或者说是法治下的经济改革。
法治与社会经济篇6
（莱阳农学院院长办公室，山东莱阳，265200）
内容提要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这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相适应的。市民社会是与市场经济密切联系的一个概念，是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成员在生产和交往中形成的社会组织形式。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政治国家，是法产生的基础。现代法治的实现，必须以市民社会为基础。在我国，要积极推进法治的进程，就要积极加强市民社会的培育，促进市民社会的成长，以构建法治实现的社会文化基础。
关键词：市民社会；市场经济；政治国家；法治；基础
从资本主义法治的发展历史来看，市民社会的培育是观念性法律文化产生的基础。法治的一切价值准则和理论原则，都是在市民社会中培育出来的，纵观法治发展的历史，市民社会的培育和形成，对法治的实现具有基础性的作用。
1、市民社会的概念
“市民社会”（civilsociety)在西方国家是一个自古就有，但含义变化比较大的词汇。从19世纪开始，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发展，“市民社会”被用来专指从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种种政治束缚中获得解放的近代市民阶层之间的关系，被认为是一个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领域。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正是从这一含义上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最早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使用“市民社会”概念的，并把它归为在摆脱封建伦理、宗教和政治等方面种种束缚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以独立自主地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的各种社会关系的领域。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①“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②由此可见，所谓“市民社会”主要是指在完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摆脱了封建的政治、伦理、道德和宗教等束缚及人身依附关系，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能独立自主地进行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市民”个体所构成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组合，它们体现着市场经济条件下独立自主的个人（“市民”）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主要是经济关系，特别是财产关系）。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和历史经验的证实，商品经济的出现并逐步取代封建自然经济，是市民社会产生并最终从中世纪封建政治国家中分离出来，形成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对立统一的前提和条件。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目标，作为这一目标在社会组织方式上的反映，就必然是市民社会的形成。市民社会是市场经济的社会载体，市场经济是市民社会的经济活动方式（而与之相对应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是与政治化社会密切联系的）。当然，正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样，社会主义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也有本质的不同。主要表现在：第一，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这就使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在拥有充分的独立性的同时，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第二，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实现了平等，这与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在财产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具有根本的不同；第三，在社会主义社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是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两者的矛盾是对立的。
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基本理论，是其唯物史观形成的基础，虽然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上提出来的，但其一般规律仍然适用于社会主义的市民社会。
2、市民社会与国家和法的关系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总的说来是市民社会产生和决定政治国家，政治国家则是市民社会为实现其共同利益而采取的政治组织形式。
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的决定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政治国家产生于市民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③第二，政治国家的性质是由市民社会的阶级状况决定的。恩格斯指出：“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④“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意志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决定的。”⑤
对于市民社会与法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因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所以可以得出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获得了政治形式。”⑥这就是说，法产生于市民社会的规章通过国家获得的政治形式。表面上看来，法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而法所反映的实际上是市民社会的要求和意志。
3、市民社会与法治的关系
从马克思、恩格斯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市民社会与法的关系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市民社会是实现法治的社会文化基础，法治的真正基础和源泉是市民社会而不是国家。
首先，市民社会是由各种利益集团以一定的形式构成的，当这些在经济和其他领域中成长起来的利益集团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要求在政治上、法律上表达他们的意志。这种要求不仅是民主政治的强大动力，也是实现现代法治最初始的根源。
其次，法治社会的“良法”是由市民社会构建起来的。从表面上看，法律是国家制定和认可的，然而实际上立法者对社会规律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他们不可能对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社会秩序演变的复杂因果关系有完全的、透彻的、前瞩性的了解。法治社会的法律一方面是市民社会各利益集团以及公民代表在社会资源分配中达成的协议，另一方面是将运行在市民社会中的规则通过立法机关赋予法律形式予以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不能反映有效运行在实际生活中构成社会秩序的社会规则、规章，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只是反映少数人的需求，那么，这样的法律就不能带来社会的普遍遵守，只能靠国家机器的强制力来维持。这样的法律只能是恶法，不是真正的法治。
再次，法律的普遍遵守必须以市民社会为基础。法律受到尊重并得到社会的普遍遵守是法治社会的一条基本要求。法律在其创制的时候应该广泛地体现市民社会各利益集团的意志，法律一旦形成，它就被赋予了国家的政治形式，具有某种强制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有权以强制的方式推行法律。法治秩序的构建应以市民社会普遍自觉地遵守法律为基础，在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的强制力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赋予法律以权威的外在形式，其实施只能是针对少数不法分子。如果我们硬性地依赖国家的强制力构建社会法律秩序，即使社会可能形成某种秩序，这种秩序也是与社会缺乏内在亲和性的，它无法调动社会成员主动采取有效行动，去促进人们间的相互合作。这样的社会秩序是僵死的，非人性的，容易成为“法律专制”或“法律独裁”滋生的温床。
4、我国市民社会培育的含义和内容
市民社会的形成在西方国家是社会自然演进的过程，它是以中世纪的城市关民为基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而逐步地发育成熟的，这一过程经历了从16世纪到18世纪三个世纪的时间。对人类民主宪政和法治产生的历史加以考察不难发现，如果没有16至18世纪欧洲市民社会的兴起及其与国家的分离，就没有新兴的欧洲资产阶级，也就没有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宪政与法治。同样，在我国，如果没有建立在经济关系基础上以自冶、自律为组织原则的市民社会的形成，也就不会有现代法冶的出现。
然而，我国长期的封建集权统治和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计划经济体制，使我国社会高度政治化，公共权力成为维系整个社会的核心，由此使中国社会个体的生存完全依附于公共权力，缺乏主体性，这是造成我国经济社会领域陷于“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怪圈的主要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民社会发育不良，对现代法治的负面作用主要表现为：第一，对权力的过分依附为权力的过度扩张创造了条件，社会缺乏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力量和监督力量，造成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第二，社会自身缺乏自组织的能力和体系，社会个体的意志缺乏通畅的表达渠道，导致私法不兴而公法发达。第三，对权力的崇拜，导致对法律的漠视。第四，社会生活过度政治化，缺乏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应该看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社会成员主体意识的增强，市民社会的逐渐发育，这些负面影响正在减少。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市民社会对现代法治的重要作用。可以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民社会培育的过程，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和发展的过程。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结果。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无论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提高我国经济竞争的角度，还是从社会法治化的角度，国家有意识地对市民社会的形成进行催化和培育都是非常必要的。这种催化和培育并不是越俎代庖，人为地建立一些组织强加给社会，而是要从现有社会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各种社会关系和民间组织中选育有利于市民社会发展的社会自组织的萌芽，对其进行保护和鼓励，帮助它迅速地发展壮大。比如,我国农村的村民自治委员会，就是农民培育民主、法治观念的组织形式。我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体制以后，农民与国家之间的基本关系是承包经营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就是承包合同，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变成一种权利义务关系。这就使村委会作为权力机构的性质在削弱，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性质在加强。国家应该积极促进这种转化，使农民通过民主选举和民主参与组织起来的村民委员会成为农民走向市场的桥梁和抵御市场风险的屏障，同时，农民通过村民委员会反映自己的意志，把国家法律变成村规民约，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真正自治的村民委员会一定会引导农民走向民主、法治的现代社会。其它如城市中的社区街道委员会都是市民进行自我管理的群众性组织机构。在市场经济中发展起来的产供销合作组织，行业协会，以及律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服务机构，都应该成为市民社会的自组织系统，而不应成为国家机构的基层组织或附属机构。
注释：
①②③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88-89页、130-131页、132页、132页
法治与社会经济篇7
关键词：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法制建设道德建设
继党的十五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后，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目标，并强调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这是新世纪、新阶段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必然要求，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对于综合解决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阶段所面临的各种和社会，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内涵
依法治国，首先是一种治国方略或社会调控方式，也指人人平等地依法办事的原则和具有特定价值基础和价值目标的良好的法律秩序。它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的具有不同的社会内涵和意义。在我国，它的基本含义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反映社会发展的法律来治理国家，国家的、经济、社会的活动以及公民在各个领域的行为都应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涉、阻碍和破坏；最基本的标志是，它必须建立体现人民意志，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完备的法律体系，同时，法律又应当具有极大的权威，能够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得到普遍的切实的遵守。这种社会状态的实现仰赖于以下基本条件：具有建筑在新型民主、人权保护和促进经济增长、社会公平、社会秩序和社会进步的基础之上的高度统一的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具有健全的民主制度和监督制度，人民通过法定的民主程序当家作主，公共权力受到来自法律的严格限制与监督；具有严格的行政执法制度和公正的司法制度，以防止行政权力滥用并为受到侵害的权利提供充分的司法救济；具有高素质的执法队伍，这支队伍忠于人民、忠于事实、精通法律、廉洁奉公、公正高效、爱岗敬业、恪尽职守；法律意识，即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依法律己、依法行使权力履行义务的意识在全民得到普及等等。
在法治的条件下，社会所倡导的道德价值观念，应是一种权利文化观念或称现代公民意识，至少应有以下特征：依法办事（包括依法行政、依法律己、依法行使权利和自觉履行义务等），追求平等、恪守信用、笃信正义、珍视权利、遵守秩序、讲求效率；公民的权利、自由和利益机会非经正当的法律程序和充足的理由不受剥夺，一切非法侵害（不管来自个人或国家）都能得到公正、合理、及时的补偿。
以德治国的核心是“德”，“德”就是道德。道德是一种不依赖某种强制力维护的特殊的行为规范，它通过社会的或者舆论的方式对社会生活起约束作用，是个人自我完善和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观的、内在的一种自律规范。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道德，不同的社会用不同的道德规范约束社会生活。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德治国”的科学内涵就是指以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为治理国家的依据，规范和约束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以社会主义道德的感召力和劝守力来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
实现“以德治国”的前提是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水平，关键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首先，要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人们的头脑。邓小平理论是马列主义与当代中国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只有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头脑，才能坚定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才能提高人们的马列主义水平，使人们树立起科学的、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其次，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党的建设，使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成为身体力行“三个代表”，身体力行社会主义道德的模范；第三，要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努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四有”是指作为个体的个人的素质，揭示了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新人的本质特征，是对社会主义新人科学界定；第四，要在全体社会成员中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核心，是建设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重要任务；第五，要弘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德秩序。市场经济道德就是利己利人的道德观，它是包含着公正、公平、平等、诚实信用，自由与人权价值理念的信用道德经济；第六，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
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历史必然性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一方面，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据不完全统计，截止，我国已经制定了380多部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800多件行政法规、8000多件地方性法律法规。从总体上看，我国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已经形成了有法可依的局面，以宪法为核心和基础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框架基本形成。另一方面，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打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并进入了完善和创新阶段。
但是，人类的文明史往往与人类的罪孽史形影不离。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原则、要求运行的机制和目标并没有完全形成和全面实现。政治腐败、经济犯罪无孔不入，无处不有。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提出“以德治国”，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卓有成效的、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重要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从法治方面看，第一，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解器，但不是唯一的，法律只是多种调解关系的规范之一。第二，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是有限的，属于预见性的。法律只能调整法律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是纷繁复杂的，是不可能全部预见的，法律相对于社会发展的滞后性也是随处可见的，而且法律存在缺陷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第三，法律不是万能的。现代社会一方面是经验性的成熟、的进步和物质财富的丰富，另一方面却是因理性与信仰的危机带来惶惑和焦虑。于是，人们把许多的期望和过高的要求强加给了法律，在所谓“把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统统纳入法制轨道”的强大舆论支持下，试图将一切社会问题都以“依法治理”为模式，格式化地予以解决。事实上，夸大法律的功能和作用，把一切问题作为法治问题来对待，把一切社会关系都用法律来调整，不仅不可能，不仅不是提升了法治的地位，相反损害了法律的品格，弱化了法律应有的权威和作用。可以肯定地说：法律不可能解决生活中的一切问题。从经济方面看：“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的观点是要求国家通过加强经济立法，构建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并以此来确定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市场经济自在的发展规律企图完全通过立法规则来实现，显然不是客观的。真正有效率的市场经济往往离不开道德和信用的支持，而且市场经济本身所固有的规律和法则，如价值规律、自由竞争、诚实信用原则等，才是市场经济的内因和动力。因此，我们不能对市场经济一概而论为“法治经济”，科学、准确地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信用经济、道德经济的统一。
三、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
早在2000多年前，著名思想家孔子就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以刑罚整顿、约束民众，虽然暂时可使民众免于犯罪，但却无法使他们树立以犯罪为耻的观念。如果用道德来引导民众，用礼仪来规范民众，民众就会树立以犯罪为耻的观念，自觉地端正自己的行为。孔子的主张启示我们，道德自觉与法律约束相互联系，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纵观人类法治的，法治的实行总是离不开法律为其作坚强后盾。德治与法治就好比“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现阶段，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已经确定下来，并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但要真正建立和实行法治，实现建设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目标，必须把“德治”与“法治”有机地、紧密地结合起来，以“以德治国”为重要基础。江泽民同志指出，法治属于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虽然社会生活的方式不尽相同，但其地位和作用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一重要思想揭示了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的辩证关系，深刻阐述了法治与德治在建设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意义和战略地位，体现了我们党的执政方式、治国方略的重大创新。
人类社会中，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法律和道德这两种行为规范。从一定意义上看，法律重在惩罚已经违法犯罪的人，道德建设则是重在那些还没有违法犯罪的人，使之知道哪些行为是应该做的，哪些行为是不应该做的，从而避免其违法犯罪。法律和道德，一个是国家机器的强制和威严起作用，一个是靠人们的理想信念、社会舆论、传统习俗等起作用，二者殊途同归，其目的都是要达到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种不同的观点。古代法家提出“以法治国”的主张，将法治视为维护君主专制的主要手段，实际上就是实行严刑峻法。儒家反对法家的法治主张，认为国家主要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通过道德手段来治理。这种将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割裂开来的思想，必然带来“国之不治”的结果。对于一个正常社会的健康运行而言，法律和道德是两种不同的调控机制，各自起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二者又是紧密结合的有机整体，只有相互配合，相互补充，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从第一个层次来说，有些社会秩序、社会关系，只能由法律来调整，由国家机器来监督实施，违者必须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有些社会秩序、社会关系，只能由道德来调整，由社会舆论和个人的道德良知来监督实施，违者受到相应的道德谴责。比如，在防非典战役中，如果有的医务人员临阵辞职，从法律上不好追究责任，但道德上要受到人们谴责的。从第二个层次来说，法律和道德是互为基础、互为保障的。当道德规范不被社会成员所信服和遵循时，法律便成为保障道德失范后的社会秩序的盾牌，而法律规范也必须有道德基础，否则就丧失了自身的价值合理性。同时，加强道德建设，提高社会成员的道德觉悟，可以大大提高社会成员遵守法律的意识。古人说“德，得也”，这里的德，可以理解为广义的德，包括道德，礼，也包括政治、法律等，这些规范外施于人，内得于己，即为德。引申来说，广义的德和狭义的道德，都主要是把外在的行为规范内化为个人自觉意识的结果。其实，在许多社会生活领域，都由法律和道德共同调整的，道德建设的加强有助于法律调整的顺利进行，并使之达到更好地社会效果，反之，法律调整的功能将会极大地受到限制。
当前，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个紧密相联的部分。一方面，社会主义法制的加强有助于培养社会主义道德，社会主义法的制定以法律的形式将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和要求确定下来。社会主义法的实施，对违法犯罪的打击和对合法行为，对社会有贡献的行为的鼓励，有利于扶植正气，压制邪气，树立和发扬社会主义道德风气；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又能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创造良好的思想道德环境，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不仅是社会主义法的制定基础，而且对社会主义法的实施也有重要影响，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道德水准的提高，就不可能有全民族的社会主义法制观念，社会主义法就不可能顺利贯彻实施。近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法制建设的经验都表明，凡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搞得好的地方，社会风气好，人际关系和谐，违法犯罪率低；凡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搞得不好的地方，社会矛盾激化，人际关系紧张，社会风气腐败，违法犯罪率高。因此，对社会主义化建设来说，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都是必不可少，不可偏废的。
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的重要思想，要求我们必须充分地发挥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作用。首先，社会主义道德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础。从古到今，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总是息息相关、互相渗透的，有些被社会广泛认同的基本道德规范，往往就是法律规范的直接渊源，国家也往往把某些道德规范直接赋予法律效力，确认为法律规范。社会主义法律也常常把一些道德规范，如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婚姻家庭道德等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直接转化为法律规范。其次，社会主义道德是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法治是人类政治行为、行为法律化的产物，它的使命是为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提供一套健全的、的“游戏”规则，实现法律对社会的统治，即法治。但是，实行法治并不是简单地指制定大量的法律法规，也不是仅仅指依法办事、依法行使国家权力，法治能把无数个王宝森、成克杰送上断头台，却无法培养出一个孔繁森。在社会生活涉及到公与私、权利与义务，得与失等存在利害关系的时，常常会发生“角色冲突”。我们要建立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其本质还是人们树立“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道德情操。在我们已知的经验中，还没有发现把“德”拒之门外的事。由此可见，“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是建立法治国家的两大支柱，其中以德治国必然是基础。再次，社会主义道德是全体社会成员遵纪守法的基础。社会主义道德包含着对违法行为和一切不良行为的抑制和谴责，还包含着对高尚行为的示范和鼓励。这种抑制和示范，谴责和鼓励的辩证统一，正是“德治”的一个重要特征。由于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作为人们有意识的实践活动，必然是在一定思想观念支配下进行的。正如环境可以塑造人的品质、性格一样，浓厚的道德氛围，对于促进人们遵纪守法，促进法制观念在全社会深入人心，具有基础性作用。
四、全面贯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方略
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基本方略，是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坚持把民主法制建设与思想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使之互为基础，互为保障，共同引导人们正确处理竞争与协作、自主与监督、效率与公平、先富与后富、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等关系，形成健康有序的经济和社会生活规范。
1、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方略重要意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需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但是，市场经济又是一种信用经济，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活动的道德标准。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诚实信用已成为一切市场主体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它要求市场主体符合于诚实的道德标准，在不损害其他竞争者，不损害社会公益和市场道德秩序的前提下，去追求自己的利益。由于市场经济既是法治经济，又是德治经济，所以，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必然要求。要注意防止和纠正对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误解和曲解，或者把二者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错误倾向。强调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不是反对和排斥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强调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也不是反对和排斥加强民主法制建设，而是要使二者协调配合、共同发展。以为重视依法治国就可以忽视思想道德建设，重视以德治国就可以忽视民主法制建设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和片面的。
2、着力构建符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道德体系。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为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了纲领，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加强公民道德建设，要大力加强思想道德教育，要紧密结合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现实和群众实际生活，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观念与社会不同群体的特点和要求统一起来；把理想信念与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实践性统一起来；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把教育群众同服务群众结合起来，不断增强思想道德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的阵地建设。一切大众传媒、一切文化场所、一切精神产品，都要成为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倡导科学精神的重要阵地。要深入持久地开展“扫黄打非”斗争，营造健康向上的社会文化环境。要高度重视党员干部在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中的示范和导向作用，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认真贯彻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原则，全面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使广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带头身体力行社会主义法律和道德，努力成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表率。要依法加强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管理，综合运用教育、法律、行政、舆论等手段，在全社会规范和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形成扶正祛邪、扬善惩恶的社会风气。
3、切实加强依法治国进程。推进依法治国，一是在法律的价值方面，要形成以权利为基础的新格局。法治社会要求法律建筑在尊重人类的人格、尊严、自由、合理愿望、进取精神和财产权利的基础之上。二是在法律的地位方面，要确立法律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重要领域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法律在国家生活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是法治社会的显著特征，法律的权威性要求任何政党、团体、国家机关和个人都必须服从法律。树立法律的权威，就是要消除任何不受限制的权力，形成法律支配权力的权力运行秩序。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如果法律不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即使制定大量的法律，也是没有意义的。三是在法律的运行方面，要形成独立的、合理的法律运行机制。在法治社会中，法律要实现其合理组织社会的功能，就要首先形成独立的合理的运行机制。如果没有独立的法律运行机制，就根本谈不上法律在社会中的保障地位。司法机关要相对独立于其他国家机关和政治组织，依法独立地行使职权。惟有如此，才能构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格局，形成全体公民平等地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平等地承担法律规定的义务、自觉依法办事的局面，从而实现中国社会的法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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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宪法教程》。作者：廉希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2、《法教程》。作者：徐显明、胡秋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3、《法理学宪法》。作者：舒国滢、周叶中。法律出版社，2001。
法治与社会经济篇8
【关键词】法治化政府市场经济人民群众
我国法治的动力问题，是法学界在讨论法治模式选择问题所关注的焦点。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就形成了不同的法治模式选择。目前，我国法学界认为法治化的基本动力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有的学者称国家），一是社会（有的学者称民众）；其前进的方式亦有两种：一是推进，一是演进。①这样就形成三种占主导性的观点：
其一，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法治只能是政府推进，选择强制的法治模式，即由国家强制实行法治，“借助于国家强制力量推行法治，以期克服法治化进程中的动力不足问题；通过实行法治的赶超发展，以期节省时间，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法治化进程：通过精密的尽可能周全的设计与操作谋划，以期避免和降低法治化过程可能出现的社会代价。”②这种观点强调国家在法治中的主导地位，认为中国目前还处在法治转变的历史过程中，法治建设主要还是一种政府推进型的法治，其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法治目标和实现步骤的战略设计和思考，取决于国家对近期行动计划与长远目标行动的统筹谋划和适时合理推进的结果。
其二，有的学者认为，法治建设只能依靠社会的演进。其理由主要是，“人的理性认识和判断能力的局限性，决定了人们不可能按预先设定的计划去构建完备的法治秩序。法治和整个进程一样，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自发演进的过程。”③这种观点认为，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实现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作为一种制度的现代化不可能靠“变法”或移植来建立，而必须依靠中国人民的实践，利用本土资源，重视社会活动中形成的习惯、惯例和传统。
其三，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法治应该走政府推进型与社会推进型相结合的道路，以政府推进法治的改革为主导，辅之以社会民间自然生成的具有现代法治精神的制度、规范和力量。
以上三种观点各有其立论的角度和强调的重点。政府推进型法治主要从法律制度变迁的角度，强调法治的紧迫性。社会演进型法治则从法治观念的确立和法制的民众基础的角度，强调法治的渐进性，而第三种观点则取折衷主义态度，但倾向于政府推进型。
在对法治化模式进行探讨时，有一点需要明确，法治模式的选择，是对法治发展规律的揭示，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人为地创造一种模式强加给社会。只有正确地认识法治发展的基本规律，才能引导我国法治建设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使我国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少的代价实现法治社会。
在构建我国法治模式时，首先应搞清我国实现法治的基本动因。因为只有回答了为什么会选择法治，才能搞清我国法治的动力是什么？按照法学界目前比较一致的意见，我国法治从二十世纪初算起已有百年历史，但我国真正开始由法治代替人治，则是二十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其基本的动因，从政治上说是对文革时期由人“治”造成的混乱和灾难的拨乱反正，从经济上说是实行市场经济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可以说，政治上的自我反思是党和政府主动选择法治的直接动因。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创伤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④这实际上是宣布了我党以法治代替人治的决心。而市场经济的推动作用，则是政府选择法治的又一动因。党的十四大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把加强法制建设作为一项关系全局的工作任务，指出：“加强立法工作，特别是抓紧制定与完善保障改革开放、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规范微观经济行为的法律和法规，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⑤随着实践的深入和认识的深化，“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观念，越来越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基本共识。要坚定不移地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法治。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国法治模式中，除了政府和人民群众这两个纬度外，我们还应该引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纬度。在政府、人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三维空间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现时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本方向，代表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的趋势，是实现法治的客观推动力量。政府是实现法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而人民群众则是法治的实践者和实现法治的基础力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趋势是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得以实现的，而人民群众则是在政府的组织和领导下从事社会实践的，同时，政府又是在人民群众的约束下行动和决策的。
基于以上分析，我认为，我国法治化的模式，应该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下，通过政府的组织和引导，促进法治价值在人民群众中的确立，使人民群众对实行法治的必要性有清醒的认识和透彻的了解，通过人民群众与政府在市场体制下的良性互动，促进法律制度的完善和法治的确立。在这一模式中，市场经济是一种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推动力量，它确保我国法治之路已经不可逆转，是对政府和人民群众都产生决定性作用的力量，因此，可以把这种法治化的模式称为“市场推进型”。
在这一模式中，市场经济、人民群众、政府分别发挥着不同的功能。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决定了法治社会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个社会的法治，即有关法治的理性原则、价值观念、以及按照这种价值理念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因此，法治的进程是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同步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进程受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其它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有其客观性。首先，法治社会与市场经济是相生相伴的。从西方法治产生与发展的历史看，法治的兴衰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法治思想最初是由古代希腊提出来的，其产生的经济背景就是古代希腊、尤其是雅典的商品经济，力主法治的亚里斯多德，正是工商阶层的利益代表者。法治的理性原则都是从市场经济中产生出来的，它反过来又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与法治社会的日臻完善同步进行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在20世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选择。建立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法律秩序和价值理念，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其次，法治社会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需要。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经济。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只有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才能优化国内市场的资源配置，充分利用世界市场资源来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这一方面要求我们接受国际市场的交易规则和价值理念，另一方面要求我们建立相对稳定的、可以预期的社会经济秩序，从我国对外开放的实践来看，良好的法律环境是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有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培养严格执法的公务员队伍，树立忠诚守法的社会风尚，才能在国际竞争中树立良好的形象，为国际投资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使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实行法治，是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是对经济基础发生重大变革、社会生产力取得较大发展之后，在上层建筑领域提出的变革要求的主动回应。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又不断地为实行法治创造了民主、公平、自由、透明的社会经济环境。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深入，法律的制度体系将日益完善，法治的观念将逐步在社会各层面确立，法治的价值原则将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市场经济与法治社会、政治民主将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把法治当成是外在于我国社会的东西，认为法治化是强加给我国社会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二）人民群众是法治的主体，是实现法治最深厚的基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根本区别。社会发展的历史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任何重大的历史变革，都是由人民群众推动的。杰出人物和有作为的政治家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主要表现为他们能够敏锐地把握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认识社会发展的趋势，从而成为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成为被人民群众拥护的领导者。任何政治家或政治集团，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都将一事无成，其抱负再美好，也只能是空想。在我国由人治到法治的社会变革中，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法治社会是不可能实现的。
人民群众对法治的愿望，是法治强大而持久的动力。这是我国法治最重要的本土资源。良好的社会秩序，公正透明的社会规则和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是每个人所向往的。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的主体意识在市场竞争中逐渐觉醒。当人们开始习惯于自主地安排自己的命运和前途时，他对个人事务的计划总是建立在对现有社会规则的了解的基础上。如果社会能公正、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理性的选择就会得到社会的回报。这是实现法治的社会心理基础。在人治的环境中，这种社会心理受到抑制，由于社会秩序不是靠稳定的规则而是靠掌权者的意志维持的，个人的权利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对未来的预期缺乏可靠的社会规则为依据，人们只能依附于权力而生存。这是法治实现障碍的总根源。一旦人们从权力的依附中解脱出来，必将焕发出对法治建设的极大热情。
人民群众在法治中的地位，主要体现在法治的文化基础方面。由于我国传统文化中缺乏法治的文化传统，法治的实现有待于对现有文化进行创新和改造，以形成法治成长的文化土壤。列宁曾经这样评价苏维埃俄国的法治状况与文化建设的关系，他说，“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对全世界做出了实行这种民主的榜样，可是这种文化落后性却贬低了苏维埃政权并使官僚制度复活，苏维埃机构在口头上是全体劳动群众都参加的，而实际上远不是他们全体都参加的……只有法律是不够的。必须有广大的教育工作、组织工作和文化工作，这不能用法律迅速办到，这需要进行长期的巨大的努力。”⑥列宁的这段话对我们理解法治与文化的关系是非常有益的。文化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在一定的文化基础之上实现的；没有一定的法律文化的基础，法治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能停留在政治家的口头上和法学家的书本中，根本不可能实现。
从事物的外在表像看，法治首先是一种社会治理方式。采纳法治这种社会治理方式或治国方略，就是要遵循法律至上、权利平等和社会自治等法治理念去制定和执行法律，去管理社会事务，去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不过，从文明的内在机理看，法治这种社会治理方式如何才是可能的？这取决于是否存在一种特定的社会生活方式，即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法律至上、权力平等和社会自治成为一种普遍的行为方式。只有当法治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生活方式时，它才可能同时也被作为一种相应的社会治理方式而得到采纳。很难合理地想象，在一个以人治和他治为基本生活方式的社会中，会真正实行法治这种社会治理方式并取得成功。
法治实现的文化基础，其本质也是民众基础，人民群众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以及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是法治文化构成的主体。“政府推进型”法治论的立论基础，就是认为人民群众“还不是懂得民主，不是十分懂得法制，他们管理自己的能力还需要提高”，因此，人民群众只能是法治的客体，在法治进程中还是“受教育的对象，管理的对象，领导的对象”。这就把法治变成了“治民”，是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的，其结果只能是人治的继续。
（三）市场推进型的法治化进程并不意味着国家在法治化进程中无所作为。与社会演进型法治论者相比，国家在市场推进型法治化过程中应该充当更为积极的角色。
第一，国家是市场经济的推动者。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在我国这样一个由封建半封建经济到计划经济的国家，由于执政党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清醒认识，果断地作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策，放弃了计划经济的模式，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我国经济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在二十一世纪，国家应该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继续推进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促进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同时，积极培育市场中介组织，提高经济主体自主决策、自我发展的能力，使国家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我调节实现良性互动。
第二，国家应该结合制定经济政策，积极向社会宣传平等意识、权利意识、自律意识、法治意识等法治社会的价值观念。由于这些观念是市场经济的伴生物，又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推进剂，所以，国家在宣传这些观念的时候，并不是从外面硬把这些观念塞给社会，而是市场经济社会本身就有的。只不过在社会中这些观念与其他一些由于市场负面效应以及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消极观念掺杂在一起。如果没有正确的引导，这些积极的观念在人们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就需要很长的实践认识过程。国家的正确引导可以大大缩短这一进程。
第三，国家通过制定公正、合理的法律授予人们实实在在的权利，使人们通过这些法律的实施，真正感受到法律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对法律产生亲切感，从而激发人们对法律的信任感。当然，这对立法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是，这一要求也是可以通过制度创新尽快实现的。
第四，国家通过公正的执法和司法，给人们树立良好的法律形象。人们对法律的信念、信仰，关键取决于执法者、司法者对他们的影响。树立法律权威的责任在国家，在党和国家的各级权力机构，而不在人民群众。只有各级领导干部、各级国家机构的执法者、司法者都能做到准确、及时、合理、公正地执行法律，法律的权威才能树立起来，人们才能产生对法律的信仰，法律才能取得至上的地位。
第五，国家通过制度创新，自觉地对权力的行使加以约束，并建立完善的权力监督机制。法律和权力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体系。权力如果过于强大，越出了法律授权的范围，则法律就无法发挥应有的威力；如果法律被社会掌握，成为一种权力难以随心所欲地加以控制的力量，权力就的滥用就会得到遏制。另一方面，法律的实施一定程度上又依靠权力，而权力无论合法还是非法，都是打着法律的旗号行使的。在我国权力本位的传统文化背景下，要使法律真正成为人民群众所掌握的武器，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这就需要集中代表人民利益的执政党从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大计出发，通过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自觉地限制权力行使的范围，通过制度创新的办法，实现“所有权力必经法律授予”的目标，同时通过机构改革和立法，真正建立起“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主动地为人民参与权力监督提供畅通的渠道。
市场推进型法治化模式即可以防止以政府为主体推进法治过程中，因政府的偏狭和爱好对法治造成的扭曲，又可以最大限度地吸收发达国家法治化的成功经验，缩短时间，减少成本，是一种适合我国实际国情的、真理与价值相结合的法治化模式。
实现法治最根本的、也是最困难的是文化的创新。法治的信仰和观念的建立是实现法治的关键环节。而人民群众的思想信仰、观念的转变不能靠强制的办法，只能靠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去认识提高。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全球化的环境中建立的，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在市场体制建设中的经验和教训，通过制定正确的政策缩短我国经济市场化的进程，我国法治社会也同样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避免他们走过的弯路，缩短法治化的进程。根据党的十五大对我国社会发展的规划，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现在起将需要大约五十年的时间。
【注】
1、卓泽渊《中国法治行为模式的选择》，云南法学2000年第1期。
2、蒋立山《中国法治道路问题讨论》（下），中外法学1998年第4期）
3、叶传星《论法治的人性基础》，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
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6页。
法治与社会经济篇9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策略
一、引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需要从“问题”中升华出政治经济学的“最高理论”——马克思主义总体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以这一科学范式作为明确的理论指导。
二、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课题面临的发展环境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然而在这此满目疮痍的国度里，不仅面临着经济发展的任务，而且同样面临着政治发展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一些政治学家受到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研究的启示，提出了政治发展的概念，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发展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进而产生了所谓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理论。这种理论致力于为新兴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种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模式和道路，使这此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逐步走向现代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许许多多政治经济学发展的课题展示在我们的面前，需要我们积极稳妥地、合理有序地去研究解决的途径。因而，通过政治经济学发展的研究，为我国的政治经济学发展提供一些理论上依据，既是政治经济学的重要任务，也是推进我国政治经济学稳定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
三、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的问题
1.规范分析缺乏研究深度，单纯进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范畴和规律对比
我国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受“苏联范式”的影响，在描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现象和本质时，往往运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简单对比来替代对其实证性的研究。实证性分析比重较少，规范性分析掩饰经济活动中的某些内在矛盾。有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经济行为的一些价值性判断立意不高，理论视野不宽，甚至过于武断。尽管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初创阶段和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但这毕竟是弊端之处。
2.政策研究缺乏反思意识，一味地“唯上”和“跟风”
一国的经济政策同经济实态和价值判断是紧密相连的，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往往从不同的规范角度或实证角度推出相应的政策主张。问题在于，基于科学理论规范和实证描述之上的具体政策推导，同官僚主义的“唯意志论”的政策推行，有天壤之别。倘若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时时刻刻围绕主观多变的经济政策转，并以此来推导出实证性的结论和理论模型，那就会葬送这门学科。学界与官方的马克思主义往往是有联系，又有差别的。传统政治经济学演变的历史教训值得记取。
3.方法变革缺乏创新精神，简单照搬西方经济学的范畴和理论
改革陈旧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需要进行方法论的拓展，其中包括科学地借鉴国外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模型。但现有的某些中国理论经济学作品“食洋不化”，以为西方经济学讲的观点都是真理，用的方法都是科学的，以致在分析方法、范畴体系和理论框架上作单纯的模仿，甚至认为只要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添加一些中国经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社会主义、空想或批判的社会主义，也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社会主义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既然要从根本上反映作为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代表的工人阶级利益，那就必定要以马克思经济学为理论指南。如果对以往“左”的教条主义采取矫枉过正的学术态度，便容易形成一种善意的折中主义或保守的右倾思潮，以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只应进行“问题”，的实证分析，而无须进行含有“主义”的价值判断，或者以为当代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都是普遍真理，只要加点中国经济实例即为创新的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
四、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完善策略
1.在思想方法上做到哲学与经济学结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以成为科学，是因为她把唯物辩证的哲学思想与现实的经济理论研究高度统一和融为一体了。我们在分析研究经济学问题时，要坚持一分为二；在创立经济学理论时要坚持合二而一。没有一分为二，不可能发现新问题；没有合二而一，不可能建立新理论。因此，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成熟过程，就是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不断分工合作和有机结合的过程。对改造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说，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仍然是理论联系实际，即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经济的具体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2.在指导思想上做到马克思主义与邓小平理论结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在揭示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本质区别的同时，科学说明了他们存在共性和历史联系的一般原理；邓小平的经济理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的同时，正确解决了使他们的共性得以发展和历史联系得以实现的具体形式。可见，邓小平的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深化和具体化，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和理论的互补性。因此，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邓小平的经济理论有机结合，并在指导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加以丰富和完善，才会形成科学的、成熟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3.在理论正误的判断上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结合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实践不仅是认识的唯一源泉，而且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实践对真理的检验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循环，才能最后完成。在对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判断上，更需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对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判断，必须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结合的方法。不承认理论分析的重要性，实质是否认前人的实践经验，容易重犯前人的错误，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是愚人之举，实不可取。只有坚持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有机结合，相互补充，才能在加速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
4.在发展进程中坚持量变的积累与质变的飞跃结合
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成熟，既要依赖中国经济自身的蓬勃发展，也要依靠无数经济学家长期不懈的艰苦努力。在外部要形成自由、民主的科学研究氛围，为深入的经济研究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内部要形成科学研究的动力和群体攻关的合力，把所有经济学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把无数分散的个人智慧和个别成果集中起来，在客观条件成熟的时候，促进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使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成熟最终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陈承明，凌宗诊，孙丽丹.政治经济学通论[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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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与社会经济篇10
【关键词】理念，本源，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基础
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经指出，法典背后有强大的思想运动。这种思想运动一方面是人类智慧的体现，是发现世界、解释世界、说明世界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指南和制度创新的先导。对经济法理念的研究其实就是对经济法背后所蕴藏的思想的探寻。经经济法理念属于形态的范畴，其产生有着深厚的社会、经济、基础。
一、经济法理念产生的经济基础——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双重矫正
20世纪以前的西方社会崇尚经济自由，反对国家干预。体现在法律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关系只需要由建立在私权本位，强调个人主义，私法自治，契约自由、平等自愿基础上的民商法调整即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所引导的经济活动日益显现出其弊端，表现为外部不经济、信息不对称、公共性危机及公平性危机等问题。这就需要政府的介入，特别是20世纪以来，各国政府普遍加大了对市场的干预力度，政府凭借其掌控权力的普遍性和强制性，在解决宏观经济问题方面拥有独特的优势。但事实表明，这些优势同时会诱发政府低效或无效干预的重要因素。由于政府失灵的普遍存在，干预成本的不可避免，因此，政府并不能完全替代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
应当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并行存在是经济法理念产生的基础前提。市场失灵理论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强力支持，政府失灵的客观存在，又使得政府干预陷入了两难境地。作为制度规范化的结果，经济法在调整需要国家干预的经济关系过程中，一方面要克服市场失灵，另一方面又对政府行为进行限定，遏制政府失灵从而追求其实质正义、社会本位、适度干预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二、经济法理念产生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渗透和融合
在传统的理论框架中，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被严格进行区分，并以宪法作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订立的契约，划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界限。然社会实践表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正在不断地相互渗透并逐步走向融合。一方面是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更多干预，另一方面是社群主义、法团主义的市民社会对国家生活的积极参与和权力分享，这便是社会的国家化与国家社会化双向互动。经济法正是基于对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基本特征的认识，捕捉到二者互补、互动、互长的客观规律，整合了社会与国家的矛盾运动，对二者的良性互动做出了法律回应。社会发展的现实说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并不是天然的敌人，二者是可以共存的。从法律的角度分析，无论是外国还是中国，能够连接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正是公私性质兼容的经济法。只要我们稍稍回顾下就就会发现，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理论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的运行，同时也影响了经济法理念的形成。事实上在我国，经济法作为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孕育的法治成果在国家与社会的融合与互动的关系结构中演绎和诠释者实质正义、社会本位、适度干预，以及可持续发展等基本理念。
三、经济法理念产生的基础——经济民主、人权和法治
1、经济法理念的产生式民主思想贯穿于经济领域的必然产物。民主是的核心，民主的统治形态是是法律支配权力逻辑起点，也是正常运行的基础。民主政治思想一旦与经济生活相结合，便诞生了经济民主的概念，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共同构成的核心。经济民主的观念指引经济法理念不断成熟与完善。经济法中，经济民主首先意味着微观层面的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多元，还要求在充分尊重企业自由的前提下，要求企业建立一套有效地民主机制，保障企业职工的民族权利，促进企业管理民主化。在宏观层面则要求国家在干预市场活动时，以是否符合需求作为干预是否成功的标准。经济民主同时还要求市场主体有权以各种形式参与政府决策。
2、经济法理念的产生式人权思想贯穿于经济领域的产物。几乎所有现代国家的宪法里都载有人权保障的条文，我国学者通常将人权界定为：作为一个人所应该享有的权利，即一个人为满足其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应当享有的权利。经济法以人性的全面实现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目标，以全人类的整体利益为首要价值目标，同时追求人、社会和自然地整体和谐，其理念的诞生离不开人权保障观念和人权保障原则的支撑。经济法倡导的社会本位，以人为本思想是人权观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格化和人性化的表达。经济法倡导的实质正义、社会效益与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追求，体系了人权保障的内在要求。
3、经济法理念的产生是法治思想贯穿于经济领域的产物。之所以说经济法理念的产生是法律思想向经济生活渗透的必然产物，理由如下：首先，经济法的理念以经济法治的信仰为前提。现代法治认为，法治不仅仅是制度规则的简单罗列，而且还必须取得社会公众的情感认同。其次，经济法理念的践行以经济法律规范的构建为基础。市场经济的法治诉求要求建立一套确定并具有强制性的市场运行规则，并且通过国家政权体系的强制力加以推行。
综上分析，经济法理念的求得不能离开一般法理念的本源价值，如自由、平等、正义、效率和秩序等。尽管法理念本源价值首先是从西方国家中产生的，但是这种理念已经被证明并将继续被证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法律文化，可以为我所用。其次经济法理念的求得一方面要适一国所推行的有效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要求，另一方面又要使经济法理念建立在完备的经济法体系基础之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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