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篇1
关键词高中生历史学科学习方法
中图分类号：G633.5文献标志码：a
HistoryLearningResearchandGuidanceforHighSchoolStudents
(GuangxiHuanjiangSeniorHighSchool,Hechi,Guangxi547100)
abstractStudyofhistorynotonlyhelpstoimprovehighschoolscores,butalsocanenhancethehistoryliteracyofhighschoolstudents.atthisstage,themajorityofourareahighschoolstudentslearninghistorystillbasedonpassivelearning,rotelearningisthemostbasicmethod,andlearningmeansissingle,thereareseveralreasonsforthesephenomena,suchassocialfactors,teacherfactorsandstudents'ownfactors.improvehighschoolstudents'historylearningmethodsneedtostartfrommultipleperspectivesandmultipleways.
Keywordshighschoolstudents;history;learningmethods
学生历史的涵养和对历史知识的掌握，是一个人知识素养的重要构成部分，在人生成长经历中是非常重要的。历史的素养是人在成长过程中接受教育而逐渐形成的，尤其是学校的史学教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历史学科在高中文科综合中占据相当部分，在高中的教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然后，学生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却由于对历史学习方法掌握较差，出现历史学习困难，容易使学生出现学习上的分化，历史成绩难以提高。进而影响了文科综合的学习成绩，乃至对高考形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高中生历史学习方法误区和不足是面对整个高中群体的，所以研究高中学生历史学习方法的问题，是很有必要的，这是提高高中历史教学质量的要求，也是新课改下推行素质教育的根本要求。第一，对学习方法的研究，可以更好地指导学生进行历史学习，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激发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学习能力，为学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提供和创造必要的条件；第二，对于学习方法的研究，可以更好地体现学生作为主体的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始终是主体，只是为学生的学习提供种种有利的条件，帮助、指导学生学习；第三，近年来，高中招生人数不断增加，学生的质量也参差不平，历史知识的水平更是差别万千，考试改革和新课程改革的全国推行，也对高中的历史教学提出新的要求。教学方法改革中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向，就是教法改革与学习方法改革相结合，以研究学生科学的学习方法作为创建现代化教学方法的前提，寓学习方法于教学方法之上，把学习方法研究的着眼点放在纵向教学方法改革与横向的学习方法改革的交汇处，从这个意义上讲，学习方法研究应该是教学方法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些因素使得高中学生历史学习方法的研究变得更有意义。
1目前高中学生历史学习方法存在的误区、不足
学实践中发现，目前高中学生在历史学习中存在着方法单一、效率低下，而且不能准确认识到学习方法的重要性等误区，造成众多学生历史学科学习效果不理想。
第一，学生注重课堂形式，忽略实质内容。众多的学生在从事历史学习时，将上课认真听讲作为自己的最高要求，至于内容是什么，自己该做什么全然不顾，全由老师安排。尤其是上课时老师提到的所谓的“重点”，还会在书本教材上着重标记。对于课堂上所提出的问题，也不积极思考，而是按照书本上的内容一字不漏的复遍。对书本内容不理解，课前不准备，课上不思考，课堂不能跟进，课后不积极总结，学习态度上表现较为被动。
第二，死记硬背成为万能方法。不少学生认为，高中阶段学习历史只是为了应付高考。对于历史史实，不需深入只需记忆即可。而且部分考试的模式也验证了他们的猜测，由此形成了一个定势思维，并逐渐根深蒂固，不少学生认为只要自己记忆力好，能够把教材背下来，历史就能学好。不少学生在这样的学习方法指导下，每天花大量的时间进行死记硬背，结果效果并不理想，今天记住了，后天就会忘记一多半，而且还出现了知识点混淆。即使勉强记住了，考试的题目稍微灵活变动，又考不好了。长期的恶性循环造成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大降低，学习兴趣大减，还有部分学生产生了厌倦心理和抵触情绪。目前这种死记硬背机械式记忆方法在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学校和学生中间还是基本的学习方法。
第三，难以利用多种手段进行有效学习，学习手段比较单一。教材是高中学生最基本的学习资料，如果不能很好的掌握教材，是不可能学习好历史的。但现在学生在学习中，却出现了两个极端：一种情况是，过度强调教材重要性，上课对着教材划重点、难点、考点，下课比对着教材脱节的看单个知识点，考前死记硬背课上所划知识点，考完试一切又还给了教材；另一种情况是教师上课仅把教材上知识点讲述一遍，然后就一头扎进辅导书、试卷题海中间，这种情况造成的结果就是知识点与知识点的脱节，变成了干巴巴的考点。增加了学生学习的难度。学生在付出了大量的劳动之后，效果却不尽理想。
通过上述可以发现，现阶段我国多数地区的高中学生学习历史时还是以被动学习为主，死记硬背是最基本的学习方法，而且学习手段单一，容易走极端。这些历史学习方法逐渐的使众多的高中学生丧失了学习历史的兴趣，影响了学习效率，造成了学习的质量不高，同时也限制了学生的学习思维。转变学生学习历史方法已成为历史课程改革的当务之急。
2高中历史学习方法存在误区的原因
导致高中生历史学习方法不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往大的方面说有社会因素，往小的方面说有教师因素的影响，也有学生素质、能力方面的不足等等。
2.1社会因素造就历史学科不被重视，影响历史学科学习方法研究探索
第一，考试模式间接的降低了历史学科的地位。目前我国高考模式不是统一的，而是根据各个省份和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部分地区实行“3+2”，即语数外三门主课外，在剩下的六门课中任选两门课程参考高考；一部分是实行“3+大综合”，即剩下六门课综合在一起；还有一部分是“3+文科综合”和“3+理科综合”，考试模式对历史学科的影响深远。尤其是“3+2”和“大综合”模式，使历史学科的地位降到了副科的位置。另外，高校在招生中理科居主要地位，文科招生人数相对较少，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众多学校重理轻文，客观上使历史学科不被重视。
第二，历史教材尚不成熟造成历史学习方法缺失。在进行新课改前，教材主要采用通史的形式，内容空洞、僵硬、枯燥、且政治意味浓厚。新版本虽然颠覆传统教材编排模式，却由于在专题、模式上并不成熟，造成历史进程联系上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割裂。教课书注重的仍然是史实叙述。这些都容易造成学生在学习时被动，采取死记硬背等学习方法，使学生出现在学习方法上的缺失。
第三、对历史学习方法缺乏研究。历史在社会中的不恰当定位及不被重视，教育工作者对历史学习方法研究不多，学生不够关注，使得历史学科学习方法的研究长期被忽视。
2.2教师因素
很多从事历史教学的教师教学方法陈旧，教学观念也落后，在从事历史教学过程中，采用的多是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模式，对于学生的历史学习方法不太关注。尤其是在现代高考制度的压力之下，很多教师在从事历史教学的时候，对于新课采取点出知识点、高考考点的做法，忽视了对学生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的阐释；有些教师为了保证高考前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考点的深化复习，有意识的压缩上课时间，而不管学生理解与否。基础理论薄弱、对知识点不理解、不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等，长时间循环之后造成的结果是学生只能对历史采用死记硬背的陈旧方法。
2.3学生因素
第一，学生的心理原因。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中发现，很多学生对历史课程兴趣低下，甚至有部分学生有很强的厌学情绪。自己不愿意、也无意去主动摸索改进适合自己的历史学习方法。平时不专心、以消极的心态应付课堂作业。这种心理变化与长期的过程中老师、社会、家庭都有一定关系，尤其是教师传统的教学模式有关系，重视成绩优秀的学生，但这毕竟是少数，多数的学生都得不到重视，自信心及自尊心受到伤害。在心理上产生对课程的抵触情绪，更别说探索历史学科的主动学习方法了。
第二，不善于突破创新学习思维方式。在现代的高中教学中，由于需要应付高考，能够留给学生真正独立探索的空间很少。很多学生在长期的学习过程中形成了惯性思维，主观能动性较差，不善于、也不愿意进行独立思考问题，不敢质疑老师，单纯一味的依靠老师，完完全全地跟着老师走，不顾那些是否完全适合自己的进度及实际。在很多的问题上，学生考虑问题都缺少深度，思维简单，一知半解。这些都说明了现在的学生突破创新思维方式有待提高。
第三，对学习方法的轻视。不少学生可能都存在这样的一种认识误区，认为文科类的东西就是靠记忆力解决的问题，不需要什么学习方法。正是因为历史学习方法长期得不到学生的正确认识，造成了众多学生学不好历史，畏惧历史。
3重视历史学科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
造成历史学科学习方法不被重视的原因是多样的。同样解决的途径也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针对现状和深层次原因入手，摒弃不合时宜的历史学习方法，转变社会的不合理观念，使其更好的服务于教育，服务于学生。
（1）改革考试制度，转变人们学习历史的观念，加强对历史学习方法的研究。首先，通过考试机制的改革和考试内容的调整，提高和加强历史学科的地位，潜移默化影响人们对历史学科的轻视程度。其次，忘记历史意味这背叛，不知历史无意于愚昧。当前西方文化大肆入侵下，不少人价值观取向发生很大的变化，特别是青少年学生处于增长知识、提高素质的重要时期，加强历史教育，对培养其文化素质、道德素质有着重要的作用。第三，鼓励相关教育研究人员及历史教师研究历史学习方法，并进行检验，对有效的学习方法进行推广，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效率。
（2）教师可采用多样化的手段进行教学，活用教材。现代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最新科技成果也不断走进课堂。多媒体设备在多数地区都得到推广。但众多教师仍然采用传统模式，一支笔一本书上一节课，效果不是很好。教师需要采用多种手段、多种教学资源，活用教材，这样的教学效果要明显好于教师单纯的灌输式讲授。例如，在上中国古代历史时，可以让同学们通过参观历史博物馆，通过观察文物同历史书中图片及介绍联系，能够有效的增加同学们对这段历史的了解，而且很容易记住。教师有效的教授也是学习方法不可偏废的一个部分。
（3）学生要掌握适合自己的有效方法，并不断探索完善。在历史学习中，常用的有框架学习法、图表法、联系法、横纵向比较法等，每一种方法都有其有效的一面。（下转第243页）（上接第222页）例如横纵向比较法，首先应对选定的比较对象加以分析，找出其各个组成要素及属性的可比性，然后再一一对应比较。分析比较历史事件一般都是从背景、性质、经过、结果和影响等方面切入，找出彼此对应的可比性内容，在此基础上，再逐项对应比较。学生在日常学习过程中需要不断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有效思考摸索，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总之，在高中历史学习中，由于学习主体、学习对象、学习的手段和条件等不同，学习者所采用的学习方法也就不会完全相同，善于结合自己的特点，因人、因时创造适合自己的独特的、个性化的学习方法，有效的学习方法是提高历史学习质量的关键。
参考文献
[1]金三峰.高中生历史学习的误区和困难及矫治方法[J].中国科技信息,2005(24).
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篇2
关键词：中国历史学界限模糊社会科学
一、中国历史学的内容
历史虽然是丰富多彩的，但是历史研究者对历史的关注和研究，不可能从一开始就是全面的和完整的，而是有选择的和有限度的，只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理论方法的创新而逐渐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深化研究的程度，这就是所谓的时代问题。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历史使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理论方法，它们必然会影响和制约人们和历史研究者对历史内容的认知、研究对象和研究角度的选择，随着时代的进步，对历史资源的开发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历史研究者选择研究对象的范围逐渐扩大、角度逐渐更新。与此相应的，被运用于历史研究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也就越来越多。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研究的发展轨迹已经证明这一点，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化，人们的生活日益丰富多彩，所面临的问题日趋多元化，也更多地寻找历史的借鉴，从而使社会史、区域史、城市史、社团史、人口史、法制史、教育史、现代化史等新的历史研究领域相继兴起。即使是一些老学科，也会因时代的需要而开辟新的研究领域，采取新的研究视角，如政治史研究中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基层政权等，经济史研究中的企业、金融、商业、经济制度、原初工业化等，文化史研究中的社会文化、产业文化等，从而使各相关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都被用于历史研究。
从历史学的涵义来说，所谓历史学，就是重建历史的科学。它既要重建过去发生过的一切事情，又要重建这些事情的变化发展过程及其内在的规律；既要复原和描述各种历史现象，又要分析和揭示历史发展的各种特点和规律。如果说复原和描述历史现象，不一定需要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只要用传统的历史学方法就可以完成的话，那么分析和揭示历史发展变化的特点和规律，则不能不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如政治史从研究政权更替、政治变动进入到研究制度变革、政治效能的时候，就需要运用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经济史从定性分析、举例研究、现象陈述进入到定量分析、综合研究、规律探讨的时候，就需要运用数学和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社会史从研究民众生活、风俗习惯进入到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功能的时候，就需要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其他历史内容的研究无不如此。
如果历史是包括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历史学应该适应时代的需要，探讨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规律，那么采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和结合就是必然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除了有历史学这方面的因素之外，还有社会科学方面的因素，但是，历史学研究引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与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向历史的渗透，即这两者的专门史研究既有交叉又有区别。一般说来，后者侧重于其学科产生发展过程的研究，前者除了包括后者的研究内容外，更注重与社会科学各学科相关的社会情况的研究，对各方面的社会情况进行综合性的研究。这意味着历史学这一本来就是社会科学之一的学科，将具有更多、更强的社会科学性，乃至成为涵盖面最宽的社会科学，也要求历史研究者除了需要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外，还需要具有更多、更全面的社会科学知识。
二、中国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的原因
近一个世纪前，德国量子物理学家普朗克讲过这样一句值得人们深思的话：知识是一个完整的链条，人们因为自己的无知，自己认识能力的局限，所以将知识这一完整的链条人为地割裂了，正因为如此，才有了物理学、化学、数学、文学、史学、哲学等。他预言，随着科学的进步，随着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不断提高，被人为割裂的知识的链条一定会重新连接在一起。显然，历史学同各个学科一样，也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是历史的产物，它要存在下去，要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就一定要适应社会历史的发展，从来就不存在永恒不变的历史学。为什么当代历史学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加密切？首先因为最初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之间界限的划分，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彻底地割裂彼此之间内在的联系。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始终是存在的，因为各个学科所需要研究或认识的客体，都是建立在客观物质世界基础上的人类社会。尽管历史认识客体、历史认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有其特殊性，但历史不过是昨天的现实，历史、现实和未来辩证地统一在一起，因此并不会改变这种联系，只不过这种联系有时十分隐蔽罢了。但在中外史学发展史上，人们从不少享有盛誉的史学名著中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联系。
在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的过程中，除了可以见到历史研究一体化的趋势之外，还可以明显地发现历史研究的理论化趋势。历史研究要有理论深度，就一定要放弃以经验为特征的史学方法及原则。历史研究的理论化趋势，主要表现为重视历史认识中的价值判断，以及对其进行理论性的描述，而非仅仅是历史过程的堆砌或历史文献的积累，也不是在历史认识中仅仅停留在感性的考实性的判断上。这就需要揭示考实性判断所传达的历史信息背后蕴涵的深刻的历史内容。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借助于传统史学以外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这样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即只有传统史学的界限不断被打开、被扩展史学不再像历史学，或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学科，是否还会继续存在下去，这种担心大可不必。因为从来就没有一个先定的、标准的历史学模式，如果一定要找到这样的模式，就只能在社会发展和科学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寻找。
三、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
（一）从理论与方法上看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是一个经常被历史学者津津乐道而往往为社会科学家所忽略的问题。它反映了历史学界对自身发展前途的关切，也流露出沉寂持重的史界对热闹欢腾的社会科学界的向往。人类由于自身知识和认识能力的局限，把其所面对的复杂世界分而治之，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许多分域，并因而产生许多相应的学科，它们综合在一起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复杂画卷和社会科学的广阔园地。然而历史的位置在哪里呢？焦虑由此而生。作为安慰的解答是，历史隐藏在这些社会事象的背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既往存在形态构成了历史学的研究对象；社会科学处理的是横切面的问题，纵切面的问题留给历史学处理。
（二）历史学对于社会科学的独立性和包容。第一，历史学的根本使命是叙事性的。它叙述人类社会的古往今来，这些历史的基本事实是独立于任何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客观实在。这就构成了历史叙事的独立性的基础。所以，从历史学的叙事性使命而言，历史学相对于各种社会科学都有其独立性，不可能以某种社会科学来完整地包涵历史。第二，历史学的独立性正是其具有包容性的基础。历史学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的包容性，即在每一个时代可以采用这个时代突出的方法和理论重新认识历史，从而使历史叙事带来鲜活的时代气息或表现为历史研究中新的问题意识的产生，或表现为新学科所提出的概念和范畴的借用。它们最终都可以从新的历史叙事方式中得到体现。第三，历史学的独立性与包容性，要求我们对各种社会科学和各种理论应保持开放头脑而不能盲从迷信。在采用某种理论得出一种历史的解释后，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仅仅是一种解释，但不能说这是唯一可用的解释这类现象的理论，历史研究者仍然可以选用其他方法来描述。套用一句老话就是：理论是灰色的，历史叙事的生命之树常青。
四、新时期中国历史研究观念和方法的转变
（一）培养多元化观点。史学家长期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摒除历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传统，反对用欧洲历史或其他任何民族的历史作为模式来匡正、臧否中国历史，主张通过本民族历史的深入研究，发展出一套真正反映中国历史本相的研究体系。在美国科学家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提出之后，更多学者开始思考“非中心问题”。国内美国现代中国学的开创者侯且岸教授指出，在中国研究和亚洲研究中，并不是说建立起“中国中心观”或“亚洲中心观”以后，就全部解决了问题。事实上，建立起这样的观点和取向仅仅是迈出第一步，还必须把中国研究、亚洲研究放到世界史发展的进程中加以考察，既要看到世界历史发展的共性，又要看到各地区发展的特殊性。在这样的历史考察中没有谁是中心的问题。我们必须培养一种“非中心的意识”，而且只有在普遍问题的研究上树立多元化的观点，才能对历史上诸多可能性的问题提出新见解。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处理西方主流史学和中国史学的关系，克服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突破狭隘的民族、种族主义的历史局限。
（二）坚持历史研究统一性和多样性并存的原则。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但文化的一体化是绝不可能实现的，因为文化的多样性恰恰是这个世界的生命力之所在。也正是因为人类历史本身具有的不平衡、多元化、多线条、多种模式的特点决定了历史研究的多样性。历史研究要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个性化，展示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特性和魅力，消解西方文化的霸权主义，形成公正合理的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当然，纷繁复杂的历史毕竟是有规律可循的，否则历史学就失去了它作为一门科学存在的资格。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历史发展有规律可循，否则就会最终陷入不可知论。需求普遍主义的结构，是西方新史学甚至社会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多样性的历史研究就是要重建真实的历史，以人类发展的多样性经验解决一体化产生的种种问题，消除文明单一化的倾向。因此，阐述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必须与反映各民族具体的历史特点的多样性结合起来。
（三）与西方的各种理论范畴建立新的和独立自主的关系。重新定向中国史学的关键不是要盲目否定西方的各种理论范畴，而是与这些范畴建立一种新的和独立自主的关系。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其传统学术借助西方的话语系统向现代转换，既是无可奈何的必然，又是历史的进步。因为但凡生命力长久的理论都是上升到具有一定普遍规律经验的结晶。另外，当下，和传统之间隔着一个现代西方，无论从现实生活的角度还是从学术意义来说，西方曾经设定或正在设定的框架已经成为我们所处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不可能彻底摆脱它，只能应对挑战，更积极地寻求解决之道。我们需要意识到西方的话语系统及西方文化所代表的普遍价值的种种局限与不足，看到它的问题与危机及西方在应对这些危机时所采用的办法。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吸取西方理论中的精华，同时消除其消极影响，不再重蹈覆辙。
（四）中国史学的研究应具有世界的眼光。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并求得持续的发展与进步，都不能闭关自守，与世界隔绝，都必须时刻关注和了解世界。从20世纪5o年代起，伴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国际范围内的史学反省活动推动着新的历史观念的形成。在此基础上，东西方史学逐步从对抗走向对话，开展广泛的交流与合作，出现了一种强调以“全球眼光”审视人类历史的“全球历史观”。这是史学家们对20世纪世界历史变化和史学研究方法进行全面而系统反思的结果。长期以来，中国史学研究中存在似乎并未引起研究者的充分注意与高度重视的一个误区，即视野狭窄，抛开世界这个广阔的时空与多重的背景去片面孤立地思考和研究中国历史。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史学的研究尤其应该具有世界的眼光。重新定向中国史学应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这个广阔的时空与多重的背景之下进行考察和研究。这不仅有助于深化和丰富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与理解，最大限度地克服和避免狭隘性和局限性，而且有益于我们准确地把握和解答中国历史发展嬗变的特殊动因及其规律，以期对整个中国历史作出科学准确的定位及客观的评价，更有助于中国史研究走向世界，加速推动中国史研究与国际史学接轨，促进和国外同行进行直接对话与交流，消除长期以来在世界史研究中对中国历史的误解与歧视。这是中国史研究真正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因此，对于中国史研究者来说胸中有中国固然重要，但是绝不可眼中无世界。
中国史学要重新定向，发扬本民族的史学特色，就必须继承传统而又超越传统。继承传统是为了给史学发展以信心，超越传统是为了给个性创造以空间。当然，在传统史学遗产中，有一些已不适用于今日，重要的是，在传统史学中，蕴含丰富的智慧和特有的思想，这些智慧不会因时而亡，而那些卓越的思想也不会因时而废，都值得史学工作者认真发掘。只要史学工作者具有这样的信念，则中国的传统史学不仅会面貌一新，而且这种创新的民族史学的个性特点必将在国际史坛上占有一席之地。同时，我们应当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借助和吸纳域外的一切优秀史学遗产，积极引进，“洋为中用”，密切中国史学同外国史学的对话，以正确的认识和积极的态度进一步加快融入世界史流和日益频繁的国际史学交流，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新史学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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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篇3
荷兰数学家西蒙·斯蒂文在1605年出版的《传统数学》一书中专辟第七章“古代簿记探测”，试图对此前的会计进行回顾与。这形成了早期中的会计史学研究成果，开始了人类对自己的会计行为历史有意识的探讨。1933年，美国会计学家a．C．利特尔顿出版的《1900年以前的会计》一书，对20世纪以前的会计发展历史进行了系统研究，成为会计史学发展史上的标志性成果，由此奠定了会计史学学科的基础。20世纪后半期，许多国家先后建立会计史研究组织，创办发行会计史刊物，从事会计史学术研究活动。各国的会计史研究组织还联合组建了国际会计史学家协会，召开会计史国际会议，交流会计史学术研究成果，加强各国会计史研究组织之间的学术交往，不断地推动着会计史学研究的进程。
伴随着会计史学研究的国际环境的变化，自20世纪30年代起，也开始了对会计史学的研究活动，当时已有一些学界中人从事会计史专题研究，并取得了相应成果，如冯抑堂的《吾国古代之会计研究》、林道俊的《我国古代政府会计制度之演进研究》等论文见清会计刊物，成为中国早期的会计史研究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70年代期间，中国的会计史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70年代后期，开始进行系统的会计史学研究，迄今已经取得多方面的显著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成立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专业委员会）
财政部领导十分重视开展会计史的研究工作，认真研究民间有关成立会计史研究机构的提议。1983年5月，中国会计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决定筹建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并将研究中国古代会计史、中国近代会计史、中国革命根据地会计史、中国社会主义会计史的工作列入中国会计学会的学术研究计划中。1989年12月，中国会计学会在天津召开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现改为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专业委员会）成立暨讨论会，标志着中国会计史学研究由分散、自发研究状态步入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研究的新阶段。
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成立后，集中举办的学术活动主要有：①在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成立暨理论讨论会上，以“历史上的会计变革”为主题，探讨中外会计变革历史经验与教训，会议讨论了历史上会计变革的原因、中国会计变革的基本轨迹、历史上的会计变革对当前会计改革的启示、当前会计改革的历史地位、会计史研究与会计改革等。会议确定，中国会计史学研究的长期目标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史学体系，近期目标是通过广泛搜集、整理、编印会计史料，抢救中国的会计历史遗产；开展专题性、地区性和部门（专业）会计史的研究；初步完成会计史教材的基本建设。②在1991年5月召开的第二届会计史理论研讨会上，以“会计发展的历史”为主题，讨论了会计发展的一般规律、会计体制沿革及其规律、会计演进及其规律、会计思想（会计理论）演变、成本会计沿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港、澳、台地区外）注册会计师职业的沿革等问题。③在1994年11月召开的第三届会计史理论研讨会上，以“注册会计师发展历史过程及其运行规律”为主题，讨论了中国注册会计师事业发展所处阶段、中国注册会计师事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会计师事务所设立方法、注册会计师管理体制、注册会计师的发展环境、注册会计师法制建设、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建设等问题。④在1999年10月召开的第四届会计史理论研讨会上，以“新中国会计发展历史”为主题，讨论了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会计各领域或各专业方向的发展历史。
（二）会计史纳入高等教育的教学体系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财经类部分高等院校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相继开设会计史专业课程，不但本科生、专科生及中央电大学生开始系统会计史课程，在少数高校举办的助教进修班上也开设会计史课程，或为青年教师开办会计史课程专修班。此外还培养了会计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为中国会计史学研究推出、积蓄新生的骨干力量，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仍在会计史教育和研究的第一线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激发学生学习会计史的自觉性和学习热情，提高会计史教学的质量，在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的倡导和财政部会计司、会计史专家学者、各兄弟院校的支持下，天津财经学院与原北京学院的会计系联合制作了一套“会计史教学幻灯片”，并用于一些高校的会计史教学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在国家高级别科研课题立项及在国内具有广泛的出版社出版选题计划中，均列有会计史方面的教材，统编或推荐会计史教材的编撰及出版，反映出会计史课程在会计学科体系中的地位日益稳固和会计史教育逐渐规范化的趋向。
（三）建立一支从事会计史研究与教学的人员队伍
以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的成立为标志、以高等财经院校会计史教育成果，尤其是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成果为基础，形成了老、中、青三代人构成的，以中、青年教师为主的会计史研究人员队伍，成为会计史研究的主力军。
（四）具有较高水平的会计史学研究成果陆续问世
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的近二十年间，中国会计史学研究取得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研究成果，根据不完全统计，这些成果包括：
（1）关于中国会计史综合研究的著作有：《中国会计史稿》。《中国会计发展简史》、《中国会计简史》等。
（2）关于中国会计史分期研究的作品有：《中国古代会计审计史》、《中国近代会计审计史》、《延安时期财会工作的回顾》。《1949—1992年中国会计制度的演变》等。
（3）关于中国会计史资料汇编的作品有：《中国会计史料选编（中华民国时期）》、《中国会计史料选编（东北根据地和东北大行政区时期）》等。
（4）兼及中国和外国会计史综合研究的作品有：《会计发展史纲》、《会计史教程》、《会计发展概论》、《会计发展史》等。
（5）关于外国会计史综合研究的作品有：《文明古国的会计》、《西方会计史（上）》、《简明西方会计发展史》等。
（6）外国会计史著作的中文译本有：美国查特菲尔德的《会计思想史》、苏联索科洛夫的《会计发展史》荷兰海渥的《会计史》等。
（7）关于会计史专题研究的作品有：《中外会计史比较研究》、《会计思想史探索》等。
（8）在一些大、中型会计工具书中设有专门的分部，反映会计史的，如《中国会计手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大事记》、《经济大辞典·会计卷·会计史》、《中国会计百科全书·会计史》、《会计全书·中国会计史、西方会计史》、《现代会计百科辞典一国会计史·世界会计史》、《会计百科全书·会计发展史》。《会计辞典·会计史》、《会计法规知识大全·中国会计法史知识》等。
（9）除上述会计史专著以外，尚有为数众多的会计史专题论文散见于各种会计刊物，对于宣传会计史知识、扩大会计史研究的社会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1982年3月，成圣树、丁平准曾将其中部分论文辑录为《会计史学习资料（第一辑）》，由江西省冶金会计学会等单位印行。
此外，一些尚未刊行的会计史研究成果，如历届会计史理论研讨会上交流的会计史研究成果，同样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五）加强同国外会计史学组织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
中国会计史学研究者积极开展同国外会计史学研究组织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向国外宣传中国会计悠久的发展历史和取得的辉煌成就，同时，也向国内会计界介绍外国的发展情况及会计史的研究成果，并取得了有益进展。
二、构建会计史学体系的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如前所述，近二十年来，中国会计史学研究迅速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同时也应看到，在会计史研究人员队伍的稳定、研究条件及经费的保证、会计史资料的搜集整理、会计史学体系的建设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尚需要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专业委员会和会计史研究人员共同思考，积极创造一切条件，合力解决存在的问题，以便促进会计史研究的更快发展。本文仅就会计史学体系的建设问题提出粗浅的看法，供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专业委员会和会计史研究工作者参考。
按照历史学科一般结构的特点进行比较，可以发现：我们从事的会计史研究以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尚不能构成完整意义的会计史学的全部内容，亦即目前的会计史学研究及其成果仅属于完整意义上会计史学研究的部分内容，距会计史学的体系化建设还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因此，在我们已经取得现有的会计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适当地回顾和总结研究会计史的经历与经验，从中发现存在的问题，思考并提出对未来的研究工作可发挥规范或指导作用的方案，以使会计史学研究更顺利地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认为，在目前的会计史研究过程中，应开始考虑并着手建立会计史学的体系，明确或规定会计史学体系中应独立存在的不同学科及其各自性质、不同学科在会计史学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各学科包含的内容、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科学界定，以便为会计史研究人员提供确切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任务，明确所从事的研究工作的性质和各自分工。
（二）建立会计史学体系的必要与可能
（1）建立会计史学体系具有现实的必要性。①建立会计史学体系是会计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按照历史学科的普遍规律，研究会计历史问题，其主要目标在于理清人类社会会计发展历史过程的客观真实，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会计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律性，即在观念层次上“真实地再现”逝去的会计历史，以此为目的进行的会计史学研究，属于会计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而为了“真实地再现”逝去的会计历史，便需要对会计历史研究的对象、会计历史研究的技术等提出有关的要求，即建立会计历史研究的规范，以此为目的进行的会计史学研究，属于会计史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提出并完成会计史学的基本任务可以为完成会计史学的根本任务提供保证，也是会计史学自身的更高层次的发展目标。②会计史学在会计学学科体系中居于特殊的地位，是会计专业学科与史学学科交叉生成的边缘学科。由于会计史学的特殊性，决定了进行会计史学研究既不能单纯采用会计专业的理论与方法而取得成功，也不能依样照搬史学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而取得成功。因此，总结适用于会计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体系，从而指导会计史学研究的实践，降低会计史学研究的成本，提高会计史学研究的效率和研究成果的质量，是会计史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亟需。③目前从事会计史学研究的人员，基本上是以中青年为主的会计专业人员，他们既不具备会计界前辈们所具有的深厚的文史功底，又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科学的史学专业训练，仅仅依靠对会计学科的深厚感情和专业自觉性从事会计史学的研究并取得成果。因此，建立会计史学体系，总结会计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上可继承会计界前辈从事会计史学研究的优秀传统和学术精神，养成现有会计史研究者的学术技能，下可熏陶会计史研究后来者的学术作风。
（2）建立会计史学体系具有客观可能性。①历史学科关于史学体系建设的理论研究成果为探讨建立会计史学体系提供了“范式”，会计史学体系的建设可借鉴历史学科史学体系建设的相关研究成果。②会计历史研究的现有成果已经具备一定的数量规模，达到了相应的质量水平，奠定了建立会计史学体系的基石。③在会计史学研究中，资深的会计史学专家取得的研究成果以其卓越的学术建树树立了从事研究工作的楷模，一些中年研究人员也对自己进行的研究工作颇有心得和体会，他们共同积累了从事会计史学研究工作的宝贵的实践经验。（三）“会计史学体系”的涵义及其结构
建立会计史学体系，首先要明确“会计史学”的涵义，而理解“会计史学”又必须明确“会计历史”的涵义。
人们对“会计历史”具有多重理解，其中主要的观点有：①会计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会计事实；③会计历史是对过去会计事实所作的记录；③会计历史是会计事物已往的发展过程；④会计历史特指“会计史学”。
因为人们对“”的理解不同。所以“会计史学”也就具有多重涵义。最广义的“会计史学”是指会计历史的全部工作及其成果；广义的“会计史学”是指以人类会计历史的过程及其为研究对象的；狭义的“会计史学”是指人们对会计发展所形成的有关历史和的系统认识。最广义的、广义的和狭义的“会计史学”只是因研究范围、所处层次的差异而不同，其间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
基于对“会计史学”的理解，可将会计史学体系定义为：会计史学内部不同层次的、相互联系的若干分支学科构成的有机整体。完整的、学科齐全的会计史学体系可以依照学科门类和知识单元的双重标志进行架构。
1、会计史学体系的学科门类结构
会计史学体系从学科门类的结构来，可以分为主体学科、辅助学科、理论与方法学科和反思学科。其中；主体学科是以综合地研究会计历史的整体或局部过程为研究对象的会计史学分支学科；辅助学科是以研究会计历史所需要的辅助知识为研究对象的会计史学分支学科；理论与方法学科是以会计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为研究对象的会计史学分支学科；反思学科即会计史学史，是以会计史学的发展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会计史学分支学科。
（1）会计史学主体学科的主要研究为会计通史。会计史学主体学科的内部结构按照空间标志可以划分为洲别会计史、地区会计史、国别会计史、地方会计史、部门（行业）会计史等等。按照时间标志可以划分为古代会计史、近代会计史、会计史等；或可划分为原始会计史、奴隶社会会计史、封建社会会计史、资本主义社会会计史（含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会计史）、社会主义社会会计史等；或可划分为依帝王、朝代顺序分隔的断代会计史等等。按照会计学术、业务、管理工作等内容标志可以划分为会计思想和会计理论发展史、会计事业发展史、会计出版事业发展史、会计学术团体发展史、会计方法发展史、会计工具发展史、注册会计师职业发展史、会计法制建设发展史、会计组织机构发展史等等。根据需要，将上述划分标志相互交叉后，还可以派生出木同类别和不同层次的会计史，如“13世纪欧洲会计史”、“美国注册会计师职业发展史”、“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复式簿记发展史”等。
（2）会计史学辅助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为研究会计历史所需要的辅助知识，会计史学辅助学科的内容结构按照研究历史知识的标志可以划分为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等等。按照理解历史文献知识的标志可以划分为年代学、历史地。古文字学、谱谋学等等。按照研究遗迹、遗物知识的标志可以划分为考古学、古器物学、断年法等等。
（3）会计史学理论与方法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为会计历史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广义的会计史学理论与方法包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和规律解决会计历史不同层次具体的理论与方法、从其他社会科学和科学移人和借用的理论与方法、会计史学辅助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会计史学本身运用的理论与方法等。狭义的会计史学理论与方法仅指会计史学自身的理论与方法。此外，会计史学理论与方法学科还包括研究编撰会计史书知识的会计历史编撰学、研究会计史学工作组织与管理的知识、研究会计史学研究规划的知识等等。
（4）会计史学反思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为会计史学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一般包括：会计史学发展的过程及特征、会计史学的时代变化与社会条件的关系、会计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变化、会计史学流派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会计史学各分支学科的形成与发展、重要的会计史学家、重要的会计史学著作、中外会计史学的比较研究等。反思学科的重点是会计史学思想的发展。
2、会计史学体系的知识单元结构
会计史学体系按照知识单元的结构来分析，可以分为会计历史事实、会计历史记录和会计历史认识三部分。其中：会计历史事实是会计的客观历史存在；会计历史记录是反映会计客观史实的文字记载；会计历史认识是关于会计的历史评价与历史理论。
（1）会计历史事实的构成要素包括时间、地点、人物、过程。特定的人物在一定的时间、空间条件下为一定的会计目的进行活动的结果便成为会计历史事实。会计历史事实以时间连续性的形式表现为一种过程，该种过程具有“一去不复返”的性质。因此，进行会计历史研究既不能对会计历史进行直接观察，也不能复制出已逝的会计历史事实，只能借助会计历史记录进行间接的研究。
（2）会计历史记录包括会计史料和会计史著两种类型。会计史料是前人会计思想或行为留下的痕迹，包括会计实物史料和会计文献史料两种。会计史料来源于逝去的会计历史事实，不能凭空杜撰，故具有客观属性；会计史料尤其是文献史料系前人遗存物或当时对会计客观事实的记录，故其又含有主观成分。研究会计历史依赖于会计史料，而会计史料的是非真伪则决定着会计历史研究的质量。进行会计历史研究必须搜集、整理会计史料，审查会计史料的真伪，评定会计史料的价值，正确解释会计史料的涵义，这些以会计史料为对象的全部工作即形成会计史料学。对会计史料按一定原则进行排比和编纂的知识体系，成为会计史料编纂学。会计史著要在恰当地运用会计史料的基础上，归纳会计历史事实的发展过程，探索会计历史事实间的内在联系，并将研究结果编撰成书，以发挥会计史学的社会职能。编撰会计史著要解决好编写体裁、体例问题，还要解决科学性意义上的文字确切与性意义上的行文生动之间关系的问题。利用会计史料，反映会计史学研究成果并编撰成书的知识体系，成为会计历史编纂学。会计史料与会计史著是性质不同的两种史书，会计史料编纂与会计史著编纂是任务不同、编纂要求不同的两种史书编纂工作。会计史料编纂要将会计史料搜集得尽可能完全，并对其进行科学分类，依时序排列，其任务是储存史料信息，为史学研究者提供研究的材料；会计史著编纂要恰当地运用会计史料，全面反映会计史学的研究成果，其任务是还原会计历史的真实，揭示会计发展的内在规律。
（3）会计历史认识要从真实、可靠的会计历史事实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范畴、方法分析会计历史事实，提出假说，再用历史事实论证假说，从而形成会计历史理论。会计历史认识约有三种层次：第一层次为阐明会计历史的本质、关系或联系以及真伪判断，即通过历史现象揭示会计历史本质的逻辑评价；第二层次系根据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道德规范的标准对会计历史事实进行道德评价；第三层次为发挥会计历史社会职能，以会计历史经验作为借鉴，指导现实的会计实践。上述三个层次历史认识的划分具有相对性，在研究具体历史事实时常结合在一起。
（四）“会计史学体系”的基本学科
基于建设会计史学体系的认识，根据会计史学研究的现状，我们认为在会计史学主体学科的研究工作已取得明显进展的前提下，探讨建立会计史料学、会计史方法学、会计史学史等会计史学基本学科，构建会计史学科学体系的框架是促进会计史研究更快发展的客观需要和推动力。
1、会计史料学
会计史料学是关于会计史料的本质、源流、整理、鉴别、利用的理论与方法的会计史学分支学科。会计史料学奠定了会计史学研究的基础，通过会计史料学研究会计史料的源流、真伪判断、史学价值、使用方法等问题，为会计史学研究提供物质前提。会计史料学的理论一般应包括：“会计史料”的定义，会计史料学与史论、史学的关系，会计史料在会计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会计史料学与其他会计史学学科之间的关系等。会计史料学的方法一般应包括会计史料的搜集、整理、分类、鉴别、考证、训诂等方法。
2．会计史方法学
会计史方法学是关于认识表述会计历史所采用的工具和手段的会计史学分支学科。会计史方法学提供了会计史学研究的技术条件。通过会计史方法学研究，解决认识和表述会计历史的方法论指导问题。会计史方法学的理论一般应包括：“会计史方法”的定义，会计史学方法的内容结构，会计史方法与会计史学的关系，会计史方法学的会计史学研究中的地位、作用，会计史方法学与其他会计史学学科之间的关系等。会计史方法学的方法一般应包括：①普通方法，如实事求是、史论结合等；②一般方法，如分析与综合、具体与抽象、归纳与演绎、历史与逻辑、微观与宏观等；③专门方法，如比较研究法、系统研究法、计量研究法、心理分析法等。
3、会计史学史
会计史学史是关于探讨会计史学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会计史学分支学科。通过会计史学史廓清会计史学的发展线索及其规律，明确著名会计史学家和著名会计史学著作的历史地位，据以把握会计史学发展的趋势和走向，促进会计史学的健康发展。
（五）会计史学体系建设之初步——创建独立的“会计史学概论”
建立完整的、学科齐全的会计史学体系，需要一个由理论设想到具体实施的操作过程。在实现这一设想的初期，可首先考虑创建一门独立于现有的“会计历史”课程以外的“会计史学概论”课程，将上述设想中会计史学体系的主要内容集中在此课程中，以便在会计历史的同时，介绍会计史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俟条件成熟，再逐步进行会计史学体系各基本学科的建设。“会计史学概论”课程的主要任务在于解决会计史学的一般理论和基本方法问题，借以增强学习会计历史的自觉性，为研究会计历史提供指导。“会计史学概论”应包括下列内容：
（1）会计史学一般。它主要介绍会计史学的一般理论，分别明确会计史学、会计历史的定义；说明会计史学的对象与范围；会计史学的性质与特征；会计史学的目的、社会意义；确定会计历史的分类与结构；规定会计史学工作者的任务等。
（2）会计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主要介绍与会计史学研究相关的一些学科情况，通过了解其他学科的情况，开阔会计史学研究的视野，把握会计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从中借鉴其他学科有益的研究方法，促进会计史学不断提高研究工作的效率和研究成果的质量。
（3）会计史学史。主要介绍会计史学自身发展的历史线索。经历过程和发展趋势，了解、把握会计历史观的变化。
（4）会计史学理论与方法。主要介绍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据以分析、解决会计历史问题的基本方法，强调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密切结合。
（5）会计史料学。主要介绍会计史学研究中应用的搜集会计史料、对会计史料进行整理分类、辨别会计史料的真伪、判断会计史料的价值等研究技术与方法，以及研究会计史料的各种要求等。
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篇4
关键词：科学技术史历史学科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
近年来，随着“科教兴国”战略和“知识创新”工程的贯彻和实施，国内在学术界和大众文化两个层面上都形成了科学文化研究和普及的热潮。起着所谓沟通科学与文化之联系桥梁作用的科学技术史，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此，科学技术史学科在中国虽然还不能完全与诸如数理化、文史哲以及政经法等“显学”等量齐观，但的确已跟原来处于职业建制和学术建制双重边缘地位的局面大不相同，特别是在职业建制上有了明显的改观。在学术建制方面，零敲碎打、拾遗补缺式的研究阶段应该已告结束，进入学科建制化发展阶段。因此，关于科学史的学科性质问题日渐凸现，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这方面，近年已有许多论者阐发了观点，[1]本文着眼于与科学史学科性相关的开放性问题。认为从实践到理论、从方法到内容等等方面看，科学史都具有历史学的学科性质和特征。但从其研究的对象和领域看，科学史又不是普通的历史学科，具有强烈的交叉和跨学科性质。这些都说明科学史不应该是一个封闭的，而应该是一个开放的领域，不但对历史学开放，而且应该对其他的科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开放，加强彼此间观念和方法等等方面的联系、交流与沟通。这不但有利于科学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本身意义和正当性的辩护、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也有利于加深对作为整体的人类文明的理解和认识，并扩大其应有的社会影响。
一、忽视科学史的史学学科性及其后果
科学技术史研究在中国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其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上半叶许多前辈学者关于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算学、物理等的研究。早期因为研究人员的数目极少且基本处于单兵作战和零散资料整理的状态，未形成建制性的学科，因而也基本不存在所谓学科的定性问题，至少这种问题还不是当时紧迫的和重要的问题。到了1997年这个定性就开始成为此领域的基本问题之一，因为自然科学技术史被中国政府部门作为科学中的理学一级学科而确定了。不论其初衷如何，从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管理的角度看，这种学科性质的认定倒也不无道理，因为科学史毕竟跟自然科学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许多科学课程的教学和研究也往往离不开对其历史的逻辑或简单追溯。但从科学史作为一种学术研究门类的角度，即从学理的角度看，很有必要对其性质加以进一步的厘清。这方面，近几年来国内已有不少论者发表了看法。总体而言，大家基本上肯定了科学史的学科性质应当主要是一门历史学的分支，因为“科学史研究的对象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如同政治史、经济史、艺术史一样，科学史本质上是历史科学性质的学科。”[2]
虽然如此，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科学史的研究基本上又是游离于一般的历史学之外，科学史研究者更愿意接近科学界和其他关于科学的“元研究”领域而不是史学界，导致了科学史研究与一般历史学研究间的相互隔膜。显而易见的是，几乎所有的科学史研究和教学活动都在科学或哲学领域的院所系里进行，而与一般史学领域基本没有什么瓜葛。科学史研究共同体除了在文物考古（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等非常有限的领域或少数研究活动中与历史学界有过短暂的合作外，一般几乎互不往来。例如历史学界的学术会议，科学史界鲜有人参与。历史学领域特别是史学理论领域的新进展和新成果，虽然可能对科学史研究很重要很有意义，但在科学史领域实际上也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关注和反响。这种与历史学相互分离的局面，使科学史的研究视野过于狭窄，难以汲取作为自身一个重要来源的史学研究的传统和最新进展，导致了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一定的滞后和贫乏；同时也带来了科学史自身一些目的功能上的混乱。关于后一点，已有论者指出：“作为理学学科而非史学学科，科学史的二级学科很自然地按照理学一级学科来分科的设置（如数学史、物理学史、化学史、生物学史等），这样，科学史难以以整体面貌出现，萨顿所谓科学史的人文主义意义就显示不出来，科学史就不能发挥它整合科学与人文的桥梁作用。……因此未来科学史学位设置应恢复科学史的史学性质。”[3]
当然，与此同时，可能是出于科学史界本身自外于历史学领域的封闭性和异类性，或是出于对自然科学在中国的那种近乎真理地位的敬畏心理，我国史学界实际上也基本无人问津科学史的研究，或很少关注科学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即便偶尔在其历史通史著作中提及有关科学史的内容，也常常犯下常识性的错误。（如国内史学界在许多通用中国古代教科书中论及“甘石星经”时所出的错误[4]）这与国际史学界的情形有很大不同。且不论作为职业历史学家的柯林武德所作《自然的观念》、巴特菲尔德《近代科学的起源，1300-1800》等科学（思想）史专著，就是当今许多流行的历史学通史著作中就包括了对科学史的描述，例如韦尔斯的《世界史纲》、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1914-1991》等都有专章叙述科学的历史。由此可见，一般的历史学家并未对科学史见外，而是顺理成章地把它纳入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之中。
二、从史学界可能得到的教益
浏览一下国内史学界的现状，可以明显看到自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量西方史学新流派、新理论已成为介绍和研究的热点，如法国的年鉴学派、英国新社会史、美国的新经济史以及心理史学等；克罗齐、科林伍德、沃尔什等的历史哲学理论等。可以说20世纪以来国际上比较重要的史学流派和理论基本囊括在内。西学的引入，使中国史学界在拓宽视野，开辟新领域，探索新方法等等方面气象为之一新。毫无疑问，我国史学界这些研究介绍对科学史的研究特别是理论建设应该有很大的参考借鉴作用。
实际上，欧美史学界的思潮和理论对科学史的研究导向素来就有很大的影响。
众所周知，科学史研究的代表人物首推20世纪初的乔治·萨顿。他认为科学是人类文化中一种特殊的、最有价值的文化，并把科学史的目的确定为所谓通向“新人文主义的桥梁”。但萨顿在用新人文主义的观点为科学史的正当性辩护的同时，在研究纲领上，却并未脱出由德国的兰克所开创的统治了西方史坛数十年的孔德实证主义引领下的“兰克学派”编年史方法论的巢臼。
与此同时，年鉴学派的奠基者布洛赫却激烈地批判了孔德的实证主义科学史观，及其用科学的正当性来为历史学正名的模式。他认为，孔德的科学概念，也就是追寻自然现象的法则，不应该套用在有关“人”的研究上。因为人类的行为与活动，在本质上是非常复杂的现象，许多方面都难以套用数理上的规范量度。
年鉴学派还明确提出了“问题史学”的原则，要求打破各学科之间的“壁垒”，倡导跨学科的研究，在继承传统和立意创新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历史的观点。年鉴派观点的引入为历史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奠定了基础，由此也极大地扩充了历史研究的领域。此外，年鉴学派史家们提出的所谓“整体历史”的观点也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再看看历史哲学的研究状况。发轫于18世纪的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经过19世纪的积累，在20世纪得到迅速发展，并从“思辨的历史哲学”转变为“批判与分析的历史哲学”。在20世纪思辨的历史哲学中，影响最大的是文化形态学派。包括德国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和英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等著作奠定了这种观念的基础。他们认为“文明”，而不是“民族国家”是历史研究的单位。并详尽地讨论了文明由诞生到衰亡的历程，强调文明起源于“挑战和应战”。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原书名是《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在具体建构中国科学文明的“整体历史”方面，与汤因比的文明史论密不可分。
包括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的批判与分析的历史哲学，对现代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意大利的克罗齐提出的“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英国柯林伍德倡导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历史是过去思想的重演”等论点，不但在一般史学界而且在科学史界也有巨大的反响。发展到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阶段，产生了“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后现代的相对主义史学思潮对历史实在论加以批判。他们以历史理解、历史解释中的主观性和多元性为前提，反对历史和历史规律的实在性，观点偏颇但有启发性。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思潮也曾在20世纪三十年代产生很大影响，特别是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了很多的成就。贝尔纳的两部科学史名著《历史上的科学》和《科学的社会功能》也是这个思潮的结晶。
科学史界在20世纪出现的其他一些抗鼎之作，包括默顿1938年出版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柯瓦雷1939年发表的《伽利略研究》、巴特菲尔德1949年的《近代科学的起源，1300-1800》；甚至库恩的《哥白尼革命》、科恩的《牛顿革命》也无不带有从年鉴学派到各种历史哲学理论直至后现代主义理论影响的印记（虽然他们自己不一定承认）。
三、科学史的交叉学科性
但科学史毕竟又不同于其他的历史，它主要涉及科学这一人类特殊文化形态或社会建制，属于专门的领域。由于科学文化的特殊性，目前关于科学的元研究学科除了科学史外，还有诸如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技政策、科研管理、科学传播、科学普及等，形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庞大的学科群。这些学科如果从学理的角度看，也应该分属于哲学、社会学、政策学、管理学、传播学等不同的领域，所以都有跨学科研究的色彩。在中国学术界，这些学科实际上主要是聚集在自然辩证法这面大旗下进行的。这种情况也说明了科学史的另一个鲜明的性质，即跨学科性或交叉性。所以，除了从历史学中接受教益外，科学史无疑也必须从其他学科汲取发展的营养，向自然科学和其他的科学元研究学科讨教或切磋自不待言，本文所要强调的是还必须包括其他人文社科类的相关学科。
因为实际上，二战以后西方出现的“新史学”的动力的确主要来自社会科学。法国年鉴学派的产生，与20世纪初法国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与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美国的新经济史、新政治史也分别从经济学、政治学中汲取了许多理论养分。心理史学则是在心理学理论方法的哺育下发展起来的。科学史研究自然亦应当紧扣自然科学的所谓“人文主义价值”，积极开展与其他相关人文社科类学科间的交流与沟通。
目前，广泛借鉴其他人文社科领域研究成果以丰富科学史的研究，在我国可以说已具备了很好的客观条件，二十世纪以来国际人文社科学一流学者的代表作十之七、八已有了汉语译本，研究者可以不必再费力地阅读原著了。即便是国际学界近二十年来风行的“后现代主义”的论著也能很方便地找到汉译本。这为中国学者，包括科学史研究者，了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发展脉络，开展交流与借鉴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综上所述，自然科学技术史在中国作为理学的一级学科，可以说已经从职业建制的角度上确定下来了，但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门类，如果不认定为历史学的分支，就不能说已从学理的正当性上完全建构起来。所以，有必要明确其历史学科性。同时，这种学科性的建构，也有利于明确科学史的开放性，从而有利于其未来的发展，就看科学史界是否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以接纳别人之所长了。让我们引用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的最后一章“行动中的历史学家”中的一句话来结束本文：“行动起来是最重要的”。[5]
主要参考文献
[1]如：刘兵：“历史的辉格解释与科学史”，《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年第1期；曹天予：“魅力与危险——对科学史后现代主义观的反思”，《自然辩证法通讯》，1993年第3期；吴国盛：“走向科学思想史”，《自然辩证法研究》，1994年第2期；刘兵、曹南燕：“科学史与女性主义”，《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4期；魏屹东：“科学史为什么从内史转向外史？”，《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年第11期；袁江洋：“科学史：走向新的综合”，《自然辩证法通讯》，1996年第1期；李醒民：“略论迪昂的编史学纲领”，《自然辩证法通讯》，1997年第2期；袁江洋：“科学史编史思想的发展线索”，《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年第12期；袁江洋：“科学史的向度”《自然科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袁江洋、刘钝：“科学史在中国的再建制化问题之探讨”（上、下），《自然辩证法研究》，2000年第2、3期；江晓原：“科学史外史研究初论”，《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年第2期。
[2]刘钝：“科学史的文化功能及其建制化——贺中国第一个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诞生”，ihns.ac.cn/members/liu/doc/func.htm
[3]吴国盛：“科学史学科建设几点意见”，phil.pku.edu.cn/personal/wugsh/fields/academic/3.htm
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篇5
谭其骧1983年就已经指出：历史地理作为一门学科虽已存在几十年，但迄今尚未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地区历史地理研究还基本没有开展起来，因此这门学科无论在纵的方面还是横的方面都还有很多空白无法填补②。朱士光1999年指出：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滞后，不仅湮没消蚀了学科固有的理论光芒，还使学科属性与归依问题出现新的模糊认识，并且因学科今后发展的主导方向不明朗而影响到学科整体的顺利发展。有鉴于此，朱士光倡议充分发挥历史地理学科特点，注意吸取有关学科理论原理，采用先进技术手段，进一步抓好人地关系研究，应将研究对象时间下限延至当今，同时将研究内容扩大到包括对当前环境变迁动态的评估及对今后环境变迁趋势的预测等方面③。下面分四个方面作一初步总结。
一、地理学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迁及其规律，这个地理环境既指自然、也包括人文地理环境，所以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就研究所依据的资料和方法而言，它又具有历史学科的属性。所以有人说历史地理学“它是在两个母体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学科”④。
侯仁之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他着重说明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指出今天的地理不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而是从以往不同时代的地理中发展演变而来的，今天地理上的一切现象都植根在过去的地理中，且有它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存在，因此他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意义，说明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而且还要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景观的形成和特点⑤。
谭其骧、史念海两位对侯仁之阐述的观点均表示赞同。谭其骧承认：“就学科的性质而言，历史地理学并不属于历史学，而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⑦。史念海则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⑧；曾明确地表示：“中国历史地理学应该是属于地理学的范畴，但也可以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⑨。他在别的论文中，系统而又概括地阐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悠久的渊源及其发展过程，充分肯定了历史地理工作者对国家建设所做出的成绩，鼓励大家继续发扬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以期这门学科不断发展和壮大⑩。韩光辉回顾了中国、欧美、俄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全过程，得出全世界历史地理学发展均存在沿革地理研究、近代历史地理和现代历史地理学三个阶段的结论(11)，与侯仁之的观点殊途同归。
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学科，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12)。虽然在基本理论问题已取得共识，但面临的新形势对学科理论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侯仁之的《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13)就是对此作出的回答。他认为，历史地理的研究范围，必须扩展到地质史的最后时期，也就是随着人类的活动能力逐渐加强，并开始在自然环境上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以后的时期，指出目前我国地理学正经历着一个重大的变革，而且是极有利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他科学地倡议开展系统的“区域链”研究，对整个历史地理学科都具有指导意义。90年代初，他又高瞻远瞩地指出：“可以用之于研究当前地理问题的现代科技手段，如何引用到过去时代的地理问题的研究中来，正是我国历史地理学今后发展的关键所在”(14)。他的这一系列论文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而为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历史学分支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中的沿革地理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沿革地理主要是研究历代疆域、政区、地名、水道的因袭与更易，长期以来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它的成果长期被视为给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一个空间舞台。按过去的四部分类法，地理著作一般都归入史部，沿革地理自然属历史学范畴，历史地理学科从而也属于历史学，所以以前有的学者将它作为治史的四把钥匙之一，但是至今还有学者将历史地理学狭隘地理解为考证古地名方位的(15)。
现在学界多数人赞成侯仁之的意见，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是毫无疑问的；但也应该充分注意其他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主要依靠历史文献记载，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更多的是为历史学所利用。地理学本身的研究范围就包括了自然、人文两个主要方面，历史地理学具有一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性是很自然的事。
在1982年召开的全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上，谭其骧作《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的学术报告(16)。他针对那种认为研究历史地理只需要多做野外考察、只需要学会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的片面认识，指出就研究方法而言，历史学的方法的重要性至少不下于地理学的方法。事实证明，离开了文献资料，不仅历史经济地理、人文地理无法研究，就是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也不能取得应有的结果。
历史地理学界以往的研究过于偏重古代，研究时段的下限应该与当代相衔接，这一状况近年虽有所改变，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因而邹逸麟、吴松弟呼吁历史地理工作者“尤其要注重研究与经济建设有关的重大课题”，建议“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历史时代应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注意将历史状况与现今状况进行比较，在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找出规律性的东西”(17)。的确，历史地理学在边界谈判、政区改革、地区差异、经济开发、城市规划、生态保护、减灾防灾、人口与移民、民族分布、国土整治等很多方面都能提供决策咨询，可以“古为今用”，所以他们的呼吁是十分中肯的。
三、异彩纷呈的新说
历史地理学属地理学也好、属历史学也好，都有各自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层出不穷的新说，认为它是边缘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社会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独立学科者有之，有学者还引进、介绍、总结国外的历史地理学理论(18)。
最早提出历史地理学是边缘学科观点的是黄盛璋。还在20世纪60年代，他对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任务和作用、学科性质、研究方向等问题，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认为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分类说，是地理科学的一部分，就其学科性质说，则既是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又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提出无论从学科的研究规律或学科的研究特点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重心都必须放在人类改造自然的问题上(19)。钮仲勋也认为它是一门新的边缘学科(20)。后来黄盛璋发表《论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21)，再次强调“历史地理学是地理科学一个分支，也是历史科学与地理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
盛叙功认为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他在《历史地理刍议》(22)一文中，极力反对把历史地理学分属于自然和社会两个不同科学范畴，他认为研究历史上自然地理环境变化的只“应属于古地理学或自然史的领域”，而历史地理学应该“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发展变化和地区分布的规律和特点的科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
青年学者尹国蔚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历史说、地理说、边缘学科说等各种观点，比较分析了关于这一理论问题中存在的四种矛盾，即二元性论、边缘与非边缘之争、自然与人文之争、历史地理从属于现代地理的自相牴牾，认为时至今日，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认识不应再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同学科出身的人从事这项工作正好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博大精深，因而他将历史地理学重新定义为：它利用历史学的方法而非历史、利用地理学的方法而非地理，与历史、地理相关而非介于其间或边缘，它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独立的综合性学科(23)。李令福也认为，历史地理学今后可能走向独立，成为一门既不属于历史学、也不属于地理学，而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综合性独立学科(24)。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但这种勇于探索、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精神则是值得提倡的。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25)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也许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四、学科体系及各分支学科理论的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对历史地理学科理论的探索已不限于学科整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深入到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各个分支领域。
编绘历史地图是历史地理学领域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有讨论(26)，《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历史地图集》、《西安历史地图集》分别是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历史地理学术单位的代表作，因此历史地图编绘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中国历史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黄盛璋《编制历史地图的一些理论与方法上初探》对历代疆域、政区、交通、产业分布地图的绘制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做法(27)。韩光辉、尹钧科、俞美尔在全面总结《北京历史地图集》方面连续发表三篇论文(28)，就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内容、性质、理论基础、历史地图（集）与读史地图（集）的本质区别等基础理论问题，以及历史地图（集）的总体设计和技术处理的具体细节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这对促进我国城市和区域历史地图（集）的研究编制将有所裨益。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历史地图为国家制定长远规划提供宏观趋势图幅的设想(29)。不过，总体上对这方面的理论性研究还相当缺乏，对已有历史地图的评论也很不够。
若说在编绘的方法上有所新的突破，则要数20世纪末开始的chgis项目。葛剑雄认为：理想的数字化历史地图集不仅将基本解决《中国历史地图集》这类印刷地图所难以解决的矛盾，而且汇时间、空间、人类活动的各种信息于一体，成为一套具备各种不同层次的检索手段和链接、完全开放的、具有无限开发潜力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成为各类历史地理信息可靠的空间平台。经过多年的探索与筹备，“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ina'shistoricalgeographyinformationsystem，缩写为chgis）项目已于2000年启动(30)。
关于自然环境演变的研究，过去主要局限在有文字记载的近三、四千年的时期以内，极少涉及到“史前”时代。侯仁之指出最近研究的趋势已开始上溯到地质时代最后阶段的全新世，从而与古地理学的研究直接衔接起来，即从未经人类干预的原始地理景观的形成开始，去逐步复原在历史时期内由于人类活动而发生变化的整个过程。这必将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类活动如何一步又一步改变了大地的自然面貌，并为进一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提供更加可靠的科学依据(31)。张修桂认为：作为全新世环境研究的中坚力量的历史自然地理工作者，除了继续发挥本学科在晚全新世研究的优势、深入发掘历史文献资料进行科学地分析研究之外，应当努力吸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并如侯仁之所倡导的拓宽自己的时空研究领域，更好地研究历史自然地理演变的全过程，为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32)，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是历史地理学领域中最具生命力、最为繁荣的一个分支学科”(33)。毛曦从人地关系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对象、历史文化发展连续性等方面论证了旧石器时代纳入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34)。朱士光曾预言：“历史自然地理学将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生机、最富社会价值的分支之一。历史自然地理学家应更加积极努力，把握当前的大好时机，大力进取，使历史自然地理学得以屹立于当今现代科学之林，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35)。
随着研究工作的继续深入，历史自然地理学逐渐与某些分支学科密切结合起来，从而派生出新的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历史地貌学”。曾昭璇《我国某些历史地貌学问题的刍议》(36)，指出历史地貌学主要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貌的变迁，不但复原过去时代地貌情况，并且要寻找地貌变化规律性，说明目前地貌形成的过程和特点。他从理论高度提出独立框架，创建了历史地貌学这一历史自然地理的分支学科，填补了学科的理论空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曾昭璇、曾宪姗合著《历史地貌学浅论》(37)是目前国内外这方面的第一部专著，书中明确指出：历史地貌学是研究历史时代地貌的变迁即第四纪全新世以来的地貌发育，有两个具体任务：第一个是古代地貌的复原，第二个任务是地貌年代的确定。正是由于历史地貌学可对地貌发育过程的规律性进行科学的研究，人们便可根据其规律提出对生产实践的意见，这就反映了历史地貌学为生产建设服务的重要价值，展示了这个新兴学科发展的光辉前景。张修桂则提出了中国历史地貌学性质、对象、内容、方法等基本问题的构想(38)。历史地貌学的创立，是历史地理学界的一件大事，更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沙漠化是全球中纬度地带受到的共同威胁，中国的沙漠地貌面积广阔，沙漠研究走在世界前列。侯仁之开创了历史沙漠地理研究领域，成就斐然。李并成以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沙漠化研究为例，探讨了历史沙漠地理的有关理论问题，总结了沙漠化的四种途径（沙漠化发生的地域、沙漠化作用的途径，沙漠化发展的趋势、沙漠化土地的逆转），认为因绿洲水资源的移动和重新分布而导致绿洲的转移过程，并不一定意味着绿洲的缩小或消失，沙漠化土地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逆转的(39)。后来，李并成又探讨了人口因素在沙漠化历史过程中的作用(40)。这是对历史地貌学理论的深化。
沿革地理研究中，历代疆域与政区的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方法最为完善，但还没发展到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程度。为此，周振鹤在《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41)作了系统论述。他认为观察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学可以从思想家对于理想政治制度中地理因素的阐述、历史学家或地理学家将地理要素作为政治体制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政治家的利用地理因素解决政治问题的具体操作过程三方面着眼，指出政治地理学“对国家尺度而言，则有疆域的伸缩、与邻国的地缘关系，有边疆区与核心区的变迁，有首都定位的地缘政治基础等等。对地方尺度而言，重点则是行政区划与行政中心的变迁”。所以在他眼里，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在行政区划方面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步骤：第一，应该仍以复原疆域政区历史变迁的全过程为目的。第二，应该是就疆域政区本身的要素来进行分解式的以及政治学角度的研究。第三，工作的重点在于研究政治过程对地理区域变迁的影响。作者因此倡议，这一切都有待于我们从丰富的历史文献中去研究，“从而在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方面以至政治地理理论建构方面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在不远的将来，“历史政治地理学”有望取代传统的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学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马正林阐述了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认为作为历史地理学一个活跃分支的城市地理学，其研究对象是具有地理实体的城市，所谓地理实体就是指整个城市的地理基础、地理特征和地理价值；其研究任务就是要揭示地理条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规律性，为当前的城市规划、建设服务(42)。李孝聪认为，城市史和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不能总局限于单一城市的描述，应从历代区域中心城市入手，阐明区域城市体系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同时，加强历史城市地域结构和文化分异的对比研究，将是多学科方法的引入和开展中、外城市比较研究的一条途径(43)。严艳等探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及其研究内容(44)。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先民的主要生产部门，所以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应该是所有历史地理研究中最为主要的领域，可惜目前重视程度不够。最近20年来，在史念海倡导之下，这一领域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王社教探讨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认为它是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诸要素的地域分布及其相互间作用、变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的增减和垦田的盈缩、农作物的构成及其分布、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规律的总结等方面；可划分为区域性历史农业地理、专题性历史农业地理和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等多种类型和层次(45)。王社教《关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几点思考》(46)分析了现有的巨大成绩和在内容、理论、水平三方面的不足，指出了今后应加强对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综合整体研究、积极开展对西部内陆地区的研究等四个努力方向。同样，李令福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47)。萧正洪系史念海高足，其专著《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被认为“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历史文化地理是新兴领域，近年的成果很多，但对于其理论探讨稍显不足。雍际春《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内容及其任务》一文(49)，论述了历史文化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指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科学内容主要包括历史时期文化的源地、文化传播、文化区域、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以及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并同时提出了六大研究任务。毛曦对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学科界定、学科属性、主要内容、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50)。“历史宗教地理学”是介永强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历史宗教地理学是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是研究历史时期宗教形成、传播和发展的区域性特征及其分布变迁规律的一门学科，它包括理论、部门、区域三大部分，研究内容主要有历史时期宗教源地的形成、宗教传播的途径、宗教景观的分布、宗教的区域性特征以及历史时期地理环境与宗教发展的相互关系等，除历史学、地理学方法之外还需要借鉴民族学、文化学、考古学等成果和方法。
中国的古典文学发达，胡阿祥提出了“文学地理”新观念，并对于如何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探讨历史时期文学现象的地理分布、组合及变迁，揭示文学与地域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构想(52)。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故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十分活跃。黄盛璋、孙进己、刘锡畴曾就历史民族地理学的有关理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53)。李并成在《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刍议》(54)一文中将其归纳为，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的民族及其民族群体的起源、发展、迁徙、演变的历史过程及这一过程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并倡议展开西北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分布地域、活动范围的进一步研究、民族迁徙路线的研究、民族城邑聚落的研究、民族古地名研究、民族农牧业土地开发及其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研究等五个方面。提出这些认识，必将促进从地理角度研究有关民族问题。
龚胜生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55)。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他还对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疾病地理思想和健康地理思想作了深入探讨(56)。
历史社会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新兴分支，王振忠倡议最早，他的《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阐述了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认为它的研究内容是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变迁，研究地理因素对社会现象的影响，社会风尚的区域特征等，力图汲取社会史、文化史及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对各地人群、社会现象及社会风尚等诸多方面作地理的透视。主要内容包括：1、历史时期社区的地理研究，研究不同自然地理背景下，经过历史传承积淀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及其在异地的扩散和传播。2、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它包括“区域人群”、风俗地理和社会变迁，以及从事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基本史料的发掘和利用等(57)。吴宏岐等撰文《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58)认为，历史社会地理学来源于历史学、地理学和社会学，即是历史地理学一个带有部门性的综合性分支学科，也是社会地理学一个带时序性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社会，包括各种社会集团的区域分布、形成过程、空间结构、行为特征、心理差别、社会问题及时空演变系统，研究内容为历史时期的社区研究、不同区域人群兴衰的地理背景、不同区域人群的空间结构及时空演变规律、不同区域人群的社会行为和历史时期社会问题的空间研究。
关于历史科技地理，赵海军《论历史科技地理》(59)在深入分析我国辉煌科技史基础上，阐明了进行历史科技地理研究的必要性，初步构建了历史科技地理学科的轮廓。
现代地理学发展趋势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学也莫能外。1998年在沈阳召开的历史地理学术会议，主题就是历史区域地理。在历史区域地理学理论上，韩光辉、朱士光、邓辉、侯甬坚、鲁西奇均有建树(60)。侯甬坚探讨了华夏民族在先秦等时代业已形成的划分不同地带的区域观点，以及一整套原则(61)。鲁西奇继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后，又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62)，深入阐述了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除了上述以外，还有学者呼吁建立其他的学科分支如历史边疆地理、历史灾害地理等(63)，因无公开，在此姑妄一提。
五、结语
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篇6
[关键词]党的领导集体；党史研究；方法；论述；指导意义
党史研究是一门研究中共党史，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揭示当代中国社会运动规律的科学。早在战争年代，我们党就十分重视自身历史的研究，党的领导集体对中共党史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论述，为我们研究党史，提供了科学依据。学习党的领导集体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的论述，对我们研究党史，进一步发挥中国共产党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下面结合对党的领导集体对党史研究方法的科学论述的学习浅谈一下党史研究的方法问题。
一研究党史，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根本指导
党史研究以什么为指导，我们党对此作出了明确回答。正如曾指出的：“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想把它叫做‘古今中外法’，就是要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1]邓小平对此也有过重要的讲话。他说：“研究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2]可以看出，党的领导层都推崇历史的全面的研究方法，即古今中外法。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历史的现实基础社会生活的本质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决定因素社会革命的物质因素等方面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创立的经典，是实践了的科学的历史观，这无疑是党史研究工作的一个指导性方法，也是一个基本的方法。
党史工作如何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根本指导呢，我觉得，就是要实事求是，从历史的观点看待历史研究历史，科学地认识当时的实际，在求是中总结出党的经验和教训，揭示党的活动的科学规律。出席1942年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作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中，对如何研究党史的方法作了具体的详尽的论述。他说：“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3]在如何研究党史方面，他指出：“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来作我们研究的对象”[4]“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我们党的历史，我觉得可以分为这样三个阶段：大革命时期是一个阶段；内战时期是一个阶段；抗日时期是一个阶段”。[5]对当时党的历史分期，是十分清晰的，是对党领导的民主革命的不同阶段的科学认识和总结，是对当时党的历史实际的正确反映。研究方法理所当然也应该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研究一个问题，就必须要收集当前的与历史的中国的与外国的各种材料论著，并置之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分析与综合。
二研究党史，必须坚持科学的全面的研究方法
党史学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历史学要求有科学的史学方法，党史学也需要科学的治学方法，其中应该坚持的一个治学方法就是科学的全面的方法。
党史研究的科学的全面的方法，我觉得应该体现在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历史遗留问题，统筹历史和当前实际等方面。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要科学地去看待，全面地去评价，不能只看到消极的一面或者积极的一面，应该科学地结合一定的历史条件，一分为二地去研究和评判，不能掺杂个人或一部分人的个人情感。正如邓小平所说：“重要的是分析历史复杂的背景，公正地科学地对待历史；评价人物和历史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6]对的评价就是一个创造性的体现。近些年来，党史界认为同志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和他的不朽贡献是无法比拟的，我们党承认他的个人责任，更看重的是分析历史的复杂背景，他对共和国的不朽功勋和在“”时期所犯的个人错误是应该区分对待的。对待历史遗留问题，不应执拗于一些细节，应该从大局出发，注重的是总结经验教训。对一些历史问题纠缠不休，反而会阻碍党史工作的功能的发挥。邓小平指出：“解决过去的问题要粗一点，不要太细”，[7]新时期我们党的工作是团结一切力量，全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史工作应该以小平同志的论述为基调，不拘泥于小节，注重在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社会功能上为党提供政策咨询服务的研究。
三研究党史，必须坚持创新的研究方法
张静如教授曾指出：“科学要发展，必须不断创新。作为各个学科的研究者，必须具有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精神。”[8]创新意识是人们根据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引起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或观念的动机，并在创造中表现出的愿望设想的表现形式，是人们进行创造活动的内在动力，是创造性思维的前提。党史学作为一个学科，也需要创新意识，需要在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突破思想的禁锢，去发掘更新更有现实意义的成果。提出：“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9]。当然，党史研究的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是为了改变当今党史研究的现状，为党执政提供更积极正确的最前沿最科学的政策咨询和借鉴。党史研究的现状是，虽然取得了一些显著的成果，但是随着党史研究学向多领域多角度的发展，还有很多方面需要去开拓，去创新。同志在出席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院建院二十五周年纪念活动的时候说过：“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用不断发展的理论努力促进我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为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10]
党史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有许多地方需要创新。在研究的范式上，曾经有“革命史范式”“阶级斗争范式”“党内斗争范式”，现在有“现代化范式”“生产力范式”，这些都是研究方法的创新。以我粗浅的看法，我们党的一切工作只有真正做到了服务人民，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被人民认同，“人民，是看实践”，[11]那么，是不是可以以“人民范式”“民意范式”来研究党史呢？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从人民群众对我党的接触认识了解，再到对党领导的振兴中华伟大事业的前所未有的建设热情合心合力荣辱与共的过程来研究，也许会赋予党史研究工作新的内涵和意义。在研究的具体手段上，我想，党史工作必须找到党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和现代科学手段的结合点，充分利用信息时代科学技术的先进理念和工具，来为党史工作服务。曾提出：“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哲学社会科学尤其要加强对信息技术等先进手段的运用。”[12]对党史学科也是如此，把基本的研究规律和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紧跟时代步伐，在研究思路上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在研究手段上创新对信息技术等先进手段的运用，充分利用其他学科的进步和发展为党史研究提供的便利条件，才能在创新中推进党史工作的新的进步。
四研究党史，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
进入了新世纪，新阶段，党面临着新任务新情况，肩负着带领全国人民建设更富裕的小康生活，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重任。要实践党史研究工作的资政育人的功能，发挥其为现实服务的能力，就要坚定不移地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研究方法。
理论联系实际，即是要把握科学性和现实性的统一，把党史研究工作的正确的积极的成果与当前我党工作中心，国家工作大局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研究成果的即时效应。正如同志在2001年的党史学术会议上所说：“在党史工作中，要注重搞好三个结合：一是要把党史研究与国家工作大局结合起来，为不断解决前进道路上的新问题提供借鉴；二是要把党史研究与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结合起来，帮助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一步加深对党的认识，牢固树立跟党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三是要把党史研究与探索世界政党兴衰成败的规律结合起来，从中汲取有益于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提高执政水平的经验教训。”[13]新的历史阶段，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推进党领导的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党史工作需要做好“三个结合”。只有切实把握好科学性和现实性的有机统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研究方法，提高党史工作能力，认真总结党的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以史鉴今，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指引。
参考文献：
[1]《如何研究中共党史》《选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卷399页
[2]《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二卷119页
[3]《如何研究中共党史》《选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卷399页
[4]《如何研究中共党史》《选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卷399页
[5]《如何研究中共党史》《选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卷400页
[6]《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二卷121页
[7]《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二卷172页
[8]张静如《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第三期
[9]《如何研究中共党史》《选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卷408页
[10]《文选》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三卷492493页
[11]《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三卷381页
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篇7
关键词:教育史;教育史研究;外国教育史
当前,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教育已经变得非常重要,这不仅有教育改革的需要,也有教育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它使得教育史的研究与现实的联系更为紧密,教育史研究已经成为现代教育研究中重要的方法之一。但也必须承认教育史研究还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其主要表现为,第一,一些工作者还不清楚教育史研究与一般教育研究的区别,希望教育史研究能够即刻为教育实践提供服务;第二,在教育史学科发展上,由于研究生扩招所带来的教育史研究队伍的扩大,不仅给有教育专业背景的学生带来一定的困惑,更使非教育专业的学生难以适应:研究历史与学习历史有什么区别,教育史研究与一般教育研究有什么不同,需要注意哪些问题,等等。第三,长期以来,由于缺乏对教育史学方法的研究,积累了一些问题。因此,有必要认识和分析这些问题。本文主要以外国教育史研究为例对这些基本问题进行探讨,以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教育史研究是一门使用别人观察的科学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历史教学,包括教育史教学中,一直把学习历史史实和掌握教育史实作为学生学习的主要任务。由于学习历史主要是通过教科书完成的,因此,许多学生相信教科书上所记载的事实就是历史事实,学习历史就是通过教科书认识这些历史事实的过程,很少有历史研究和教育史研究方法的训练。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说通过教科书学习历史不重要,而是说仅仅通过教科书学习是非常有限的,特别是对于一个从学习历史进入到研究历史的新人来说。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一个研究生读了许多书,却很少提出问题或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是仍然停留在学习历史的阶段。
什么是“历史”,有的学者(张元)指出,“历史”应包含两个方面,历史既指过去发生的事情,也指我们对过去事情的了解,而对过去事情的“了解”更重要。了解过去,就要知道一些如何认识过去、了解过去的方法和步骤。因为不对过去的存在做一些认识、了解的工作,过去的事情就不为我们所知道;不对过去下一番认识、了解的工夫,过去对于我们来说几乎是不存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掌握了解过去的方法和步骤,实际上是历史研究工作的开始。也有的学者(克罗齐)主张“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强调历史研究与现在的联系。还有的强调在历史研究中历史学家的作用。英国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一书中就指出,“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回答和交谈的过程。”可见,如果说历史是指我们对过去的了解,那么这里的“我们”正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正是我们的研究才得以把现实社会的价值与过去联系起来,历史与现实是不可分的。
但是历史研究有自己的特点。一些学者指出,历史研究是指为了确定事实和得出关于过去事件的结论,而对证据进行系统的和客观的定位、评价和综合的过程(Borg,1963)。它也是一个以一种批评的精神对过去的史实进行探究和重建的活动,其目的在于寻求历史的真相。在古希腊文里,历史就有“对真相的探究”的含义。与一般科学研究相比,历史研究有许多不同的特点:
第一,一般科学研究主要是对事实进行观察、分析和概括,从而对事物的发展进行预言,但历史学家通常不能根据过去的事实进行概括,因为过去的事实经常是意外发生的或者不是按照计划形成的。历史的形成常常有许多不可控的因素,例如由于一个人或一些人的影响或作用,历史可能会发生重大的变化或转折。
第二,与一般科学研究不同的是,历史研究必须依靠别人已经报告过的观察,依靠不确定的证据和不确定的事实来进行研究;通过对片段的或不确定数据的分析,勾画出接近历史本来面貌的东西。因此,有的研究者指出,历史学家就像一个试图去完成一个复杂的和缺少许多部分的拼图玩具(jigsawpuzzle)的人,在历史研究过程中,他要根据不完整的证据,对已经发生了的事实和为什么发生的原因进行推断,来填补那些没有完成的部分。
第三,与一般科学研究在实验室里进行的可以有创造成果的物理或化学实验不同,历史研究既不能够控制观察的条件,也不能操作有意义的变量。历史研究中的事实是不可重复的;同样因素或条件下的历史也是不能再现的。
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篇8
关键词：社会史；理论与方法；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图分类号：K0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2）12-0156-09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历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社会史的研究尤其令学术界瞩目。社会史研究的提倡，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重要研究机构的出现，给历史学界增添了活力，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逐渐展现在人们面前。在近二十余年社会史研究的历史进程中，学者对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做了一定的探讨，又从社会史研究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和丰富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本文结合学术界的理论探讨和社会史研究的实践，围绕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区域社会史研究以及如何进一步推进社会史的研究三个方面，对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予以论述。
一、关于社会史与其他学科关系的理论探讨
社会史，顾名思义就是研究社会的历史，尽管学术界对于社会史的性质目前尚有专史、通史和研究方法或范式说等认识的分歧，但是，对于它的研究对象和范畴，学者没有太大的分歧意见。乔志强和冯尔康两位先生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代表性。乔志强、行龙认为，社会史的结构体系就是社会构成、社会生活和社会功能。他们以中国近代社会为例，认为社会构成包括人口、婚姻家庭、宗族、社区、民族、阶级与阶层；社会运行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人际关系和社会组织；社会功能有教养功能、救治功能、控制功能和变迁功能几个方面①。冯尔康认为，社会史研究历史上社会结构与日常社会生活及其所反映的社会意识的运动体系，它以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等级、阶级、社区、人口的社会构成，以及上述成分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及其变动，构成社会结构的人群的日常生活行为、变化及其观念，产生变化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因素为研究范畴参见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页。。冯先生所言，主要指社会结构、日常生活和社会意识。两位著名社会史专家关于社会史研究对象的基本认识，共同之处都主张社会史要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不同之处在于，乔志强先生强调对于社会功能的探讨，冯尔康先生则突出研究日常生活和社会意识。他们提出的这些主张，对于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开展和学科建设，都曾经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由于社会史特殊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它有别于历史学其他领域的研究方法，更强调多学科的综合和跨学科的研究，这也成为社会史专家的共识。如学者所言：“社会史与社会学、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民俗学、文化学、人口学、民族学、人类学、家庭史、宗族史、环境史、生态史、地理学等学科，都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池子华、吴建华：《中国社会史教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冯尔康从中国社会史研究发展历程的角度，阐述了社会史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他说：“各个学科学者的带有自觉性的社会史研究，令我们知道人文学科的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民族学、文字学、法学的研究者，以及一些社会活动家，共襄开创社会史的盛举，这种事实告诉我们：社会史自始就是多学科的产物，就具有跨学科的性质。”结合20世纪“年鉴学派”崛起七十多年来西方和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成就和面临的难题，冯尔康进一步论述了社会史研究跨学科的重要性。他说：“社会史研究的多学科、跨学科状况，使历史学同地理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心理学、哲学、法学、数学、农学、医学、生物学、气象学等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工程科学联系起来，从历史学来讲是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有关历史研究的成果，深化史学研究，所以产生许多新课题。”“历史学因社会史研究走出孤步自赏的状态，向其他学科求援，通过跨学科的研究，迈出了坚实的一步，非常可喜。”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5、110-111页。常建华指出：“当前社会史与地理学、人类学、考古学、宗教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对话日益加强，跨学科研究成为大势所趋。”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自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行龙强调说：“社会史研究尤其是区域社会史、乡村社会史研究为多学科的对话和交流提供了场所，而多学科研究方法是中国社会史复兴之初就大力提倡的。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心理学等的对话交流，并不是预设要建立一个什么新的学科，而关键是相互汲取新的灵感和方法、视角，不要过分地强调学科界限，真正把一些学科的概念、方法、分析框架溶解到社会史研究中，并促进其他学科的进一步反思，改变社会史仅仅是从社会科学中借用概念缺乏理论反思能力的传统认识，真正形成平等的对话和交流。”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101页。关于社会史研究的方法，除了历史学基本的研究方法，如历史的比较研究法、计量的方法、阶级和阶层的分析方法、史料考证与归纳法、个案研究法等之外，跨学科研究的提倡和运用可以说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特色。在上面几位学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社会史与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诸多学科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关系最为密切而且很受学者重视的是社会史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关系。
社会史与社会学的关系是学者探讨的重要问题。1986年中国社会史研究提上日程之后，大多数学者都强调社会学是与社会史关系最为密切的学科，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就是社会史。但随着社会史研究的逐渐展开和深入，有些学者对于简单套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和撰著社会史产生的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当然，这并不是否认社会学与社会史之间的关系，而是对于二者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深入。结合学术界关于社会史与社会学的关系认识出现的分歧意见，从历史社会学发展的角度，池子华强调社会史研究离不开社会学。他说：“历史社会学因现实需要引发对历史问题的探索，虽然与社会历史学即社会史从历史学的角度引发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其出发点不同，但其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不可能不相互渗透、交融。……社会学的许多理论，如分层理论、冲突理论、社会运行理论、社会越轨与控制理论等，对社会史的研究是有借鉴意义的。……社会史应该放开历史的视野，应该敞开胸怀，豁达地让社会学介入，而不是闭关自守，将其拒之门外。”池子华、吴建华：《中国社会史教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2页。从西方和中国社会史研究发展的现状出发，赵世瑜强调社会史与社会学的区别。他指出，社会史与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距离并不是等同的。诚然，社会学与社会史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但如果我们仍然从社会史的发生、发展过程来看，与其说社会史一直被笼罩在社会学的光环之下，不如说社会史受到社会科学的巨大影响。即使我们把社会学视为社会史的盟友之一来考虑它的影响，也要警惕可能出现的社会学概念、方法的生吞活剥参见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8页。。行龙一方面强调加强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和渗透，同时指出应避免对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生搬硬套。他说：“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应当充分吸收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当然，这种吸收并不能限于对社会学概念理论的生搬硬套，而应以社会史的学科特征为出发点，进行重新整合与提炼，体现社会史中国化的特点。”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3-114页。从上述几位学者的论述可以看出，进入新世纪之后，学者关于社会史与社会学的关系认识进一步深化，在承认社会史对于社会学的依赖的同时，强调要克服对于社会学理论的生搬硬套，强调社会史研究不仅要借鉴社会学的方法，而且要借鉴社会科学许多门类的方法，要体现建立社会史中国化的特点。
人类学是新时期社会史研究工作者十分重视的学科，也成为社会史研究跨学科方法最富有成效的学科。结合西方史学界出现的“人类学转向”，年鉴学派的史学研究特征和英国社会史学家e.p.汤普森的基本观点，有学者提出：人类学的冲击主要体现在找出新问题，用新方法看待旧问题。人类学对历史学研究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眼光向下，更加重视普通百姓的历史和日常生活。其二，更加重视田野研究和对历史现场的体验。其三，重视地方文献、民间文书和口述资料的收集与利用。其四，为从事个案研究和区域研究的历史学家提供建构理论模型的可供借鉴的途径参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重点教材编写组《史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152页。。结合多年从事近代华北社会史研究的实践，行龙从历史人类学对社会史整体追求的角度，阐述了社会史学家借鉴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的重要性。他指出：人类学体现了新史学总体史的愿望，人类学对宗族、仪式、信仰、象征、习俗等的研究，与社会史关注社会生活尤其是下层社会生活的取向也有契合之处。人类学拓展和深化了社会史中有关社会控制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曾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取得了相当成绩，费孝通、林耀华等人杰出的研究影响了世界汉学人类学研究，开辟了人类学如何研究文明社会的新路。20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复兴后，人类学、历史学经历了接触、学习、合作、互动的发展过程，形成了两个特色鲜明的学术方向：一是以陈春生、刘志伟、郑振满为代表的华南学派，显示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途径；二是王铭铭等人的研究，突出了人类学自身的理论反思。社会史对人类学方法的运用，不仅仅是注重文化的分析与考察，而且在具体操作上也有所借鉴，近年来出现的“田野调查热”就引人注目参见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2-88页。。常建华强调在社会学之外必须借鉴人类学的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来从事社会史的研究，他撰著了《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在中国的实践》一文，从宏观方面阐述了西方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历史人类学在中国的实践等重要问题。他指出：开展历史人类学研究的意义，不是发现一个研究领域，而是强调一种研究方法。历史人类学研究体现了年鉴学派长时段和整体史学的追求，这种研究具有微观史学的特点，仪式、社区与文化认同的研究占有重要的地位。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决定了必须扩大史料来源，注意民间资料，特别是利用非文本的资料。改革开放的80年代，中国史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注重日常生活，挖掘社会生活的文化意义，立足地域考察历史，构成新社会史的特征。新社会史的兴起与历史人类学产生了不解之缘，一些历史学者努力实践历史人类学参见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152页。。从上述几位学者的论述，可以看出，人类学对于社会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它可以推动社会史学家借鉴人类学家的理论和方法，发现新的资料，不断推动社会史研究领域的扩大和研究的逐步深入。
除了对于社会史与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关系进行论述之外，学者对于社会史与经济史、人口史、文化史及文化学、地理学等领域和学科的关系也予以探讨。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从事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学者，对于欧美社会史研究的新趋向给予了评介。陈启能主编的《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着重阐述了西方的历史人类学，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经济史、社会史的变化。在“战后德国史学的发展”和“联邦德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史学流派争论”两章中，作者着重论述了德国社会史研究的重新兴起、批判的社会史学派的形成，以及联邦德国社会史学派与日常史学派、妇女史学派、文化史学派的争论等重要社会史的内容参见陈启能主编《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徐浩、侯建新在《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修订版中，用大量篇幅论述了西方新社会史及其发展趋向，妇女史、家庭史、两性关系史的研究状况；西方的经济——社会史、医学社会史、性别史的研究等内容参见徐浩、侯建新《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这两本书作为史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著作，后者还被推荐为部级研究生教材，反映出史学界对于西方社会史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他们所介绍的相关内容，有助于中国史学界对于西方社会史研究状况的进一步了解，也值得社会史研究者参考。
二、关于区域社会史研究方法的探讨
区域社会史是社会史研究深化的重要表现，有些学者结合自己从事区域研究的体会，探讨了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常建华在《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特征》一文中，论述了社会生活史、社会文化史、区域社会史研究取得的成就。关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成因，作者指出：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反思以往过分重视宏观社会形态史、忽略历史地理空间因素之际，受区域经济和区域文化研究的刺激，区域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开展，还同借鉴国外区域研究和当代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方法以及不同学科学者的合作有一定关系。文章对区域社会经济史、区域文化史、市镇和城市的研究成果做了概括性的总结和论述参见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第12-16页。。常建华还撰写专文《日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明清地域社会研究》，对1981年至1995年以来日本史学界对于明清地域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实证性研究成果做了评介。关于日本学界“地域社会论”产生的背景和学术渊源，作者指出：地域社会论的出现意在摆脱发展阶段论和阶级学说的理论困境，共同体论、乡绅论启发了地域社会论的提出，社会史、结构主义理论的启发，也是其理论形成的重要因素。文章对日本地域社会研究的具体问题和成果也作了介绍，作者最后说：日本明清地域社会研究在基本理论、开发、移民与地域社会、国家与地域社会、市镇社会史、地域社会与宗族、信仰、救济等诸多方面，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地域社会研究的社会科学化也比较明显，一些学者积极采用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人口学、生态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方法，尝试跨学科研究，从新的视角探索社会结构。明清地域社会的研究成果对明清史及社会史领域的影响将是深远的参见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第189页。。在《20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一文中，常建华对新时期学术界对明清时代宗族的区域研究成果作了全面的总结。作者指出：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由于研究者的学术背景不同，采用的理论工具和思想方法各异，在对宗族的定性和定位上观点相差甚远，诸说并存、互相探讨有助于研究深化。而从多学科、全方位、动态与静态结合的方式研究和认识宗族，或许应该是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努力的方向参见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第248页。。常建华还呼吁重视历史的土著性空间的研究，他说：8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历史研究的地理空间问题，开展区域研究。不过多数学者注意的空间单位比较大，最大者是如华南、华北等区域或省区，其次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徽州等较大地理单位，再次是以市镇为对象。也有少数学者注意更小的历史空间，从事村落历史的研究，难能可贵。关于村落的研究，他指出：村落研究在学理上可归入社区理论。村落的形成受特定生态环境及国家的影响很大。考察村落的人口、姓氏、耕地、作物、聚落格局、周围环境、历史变化、群体意识、权力系统、与国家关系，对于认识中国基层社会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民众意识乃至国家有着重要意义。村落的视角虽然从地理空间切入，其实质是生活史研究的深化参见常建华《社会生活的历史学》，第192-193页。。常建华上述系列文章，一方面对于日本和中国区域研究的成就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同时，阐发了开展区域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怎样着手从事区域研究，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区域社会史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在理论方面探讨的基本问题。
在多年从事华北近代社会史特别是山西近现代社会研究的基础上，行龙对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一书是其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一文，对地域社会史的概念、研究的必要性，如何划分地域、近代华北农村变迁研究的内容以及应该处理好的几个关系，地域研究中着重采取的比较方法、计量方法和学科渗透方法做了系统的阐述。《再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一文，进一步阐述了欧美、日本以及中国学者开展地域研究过程中形成的“中层理论”，重点介绍了国家与社会、思想与社会、法律与社会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作者指出：侧重于从民间社会的立场出发，观察国家传统与民间传统的相互作用关系，注重仪式、符号的象征意义和实际效果，体现了社会史研究自下而上的方法论特征。站在区域的立场观察地方社会的发展变迁时，重视“小传统”的因素、重视民众思想和民间的风俗文化不失为深化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和切入点。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不但极大地拓宽了史学研究的领域，而且丰富了史学研究的内容，使“一切历史都是社会史”的观点在当前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下变得更加令人信服。同时，他提出今后区域社会史研究应处理好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应重视“大传统与小传统”关系理论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的运用，二是注意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联姻与转向。结合多年从事华北区域研究的经验，他认为在研究方法方面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要从整体史的角度出发，加强区域间的比较研究。第二，要重视区域史的分期问题。只有对于区域社会进行正确的时间和空间划分，才能够进一步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第三，要加强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提倡史学工作者走出象牙塔，走向田野与社会。结合山西的特点和社会史研究现状，他提出山西区域社会研究应该着力的四个方面：明清以来山西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变迁研究，晋商与山西地方社会研究，三晋文化与民俗研究，山西抗日根据地社会研究参见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5-163页。。行龙的上述总结，着力于区域社会史研究应该注意的问题，这种理论总结和反思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史研究学者理论意识的进一步增强和区域社会史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他的认识对于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有些学者从理论的高度，指出区域研究存在的一些普遍问题。结合多年从事闽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和对区域研究的了解，陈支平指出区域史研究存在的共同问题：一是大多数的论者，宁愿把中国的文化以及区域的文化讲得好一些，而不大愿意把其中的不足之处，乃至某些糟粕的东西反映出来，这背后实际上交织着传统道德的约束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等多种复杂因素在内。二是区域研究者只顾及本区域的情景，而未能把这一区域的社会文化现象与其他区域做一个客观的比较分析。三是区域史研究出现许多偏颇现象，除了社会政治的、地方环境的因素干扰之外，有关区域史研究文献资料的局限性，也是导致这种研究偏颇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四是与生俱来的政治与道德的向心力，造成了千余年来人们对自身文化认识的偏差，从而影响到人们对于区域历史与文化的许多误解，结果把中华文化共性的东西当作区域的特征来论述，而把真正属于区域特性的东西迷失了参见陈支平《历史学的困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4-72页。。社会调查是社会史研究采用的最重要的方法，陈支平结合自己多年的研究，对这种方法从理论高度作了总结。他提出：作为“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的重要途径，社会调查应从四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搜集民间私家文献资料；二是搜集民间文化行为资料；三是搜集民间神话传说和口碑资料；四是搜集民间意识认知资料。同时，他警告学者当心落入社会调查的误区，提醒学者应该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避免主题先行的社会调查；二是避免“孤立化”的倾向；三是社会调查要与比较研究相结合。陈支平关于区域研究存在的上述四个方面的共同问题，以及开展社会调查应该注意的问题，是自己多年从事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经验的总结，对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区域社会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随着社会史研究的逐步深化，一些学者强调必须重视社会史“中层理论”的构建和研究，杨念群是这方面的代表。他先后主编了《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和《空间·记忆·社会转型——新社会史研究论文精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相关著作，介绍和阐发了社会史研究的“中层理论”。杨念群指出，中国社会史学界比较缺乏在中层理论的范围内建构可操作性概念的能力，这是因为中国社会史的主流基本上遵从的是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学界构建与哲学体系相关的宏大叙事的研究传统，这和西方中国学界的情况正好相反。西方中国学界特别是美国中国学研究在1960年代以后就已通过学术反思开始疏离巨型理论的控制，而建立起了一系列可操作的中层解释范畴，如“市民社会理论”、“权利分析”、“过密化模式”等等。这些理论一开始应用就引起了一波波的争议，但对于中国史研究的模式转换却起了相当重大的推动作用。关于“中层理论”，杨念群强调，在中国语境中，大力提倡“中层理论”和“区域研究”的建构策略，以使中国社会史的解释能力趋于多元化恰恰是最为急迫的课题。当然，建立中国式的社会史“中层理论”模式并非是直接移植西方社会学理论，或实现所谓“范式突破”，而只是实现一种研究取向的意向性转换。这种转换不是对以往解释的替换而是修正参见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52页。。杨念群的倡议在社会史学界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响应，如著名社会史学家冯尔康在他的《中国社会史概论》“社会史研究方法”一节中，将“中层理论”也做了简要介绍参见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106页。。行龙在《二十年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反思》一文中，对“中层理论”的提倡也予以肯定。他说：“中层理论”、“新社会史”、“新史学”的提出是20年中国社会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化，理论反思能力进一步提高的表现，也是多学科对话的结果。中层理论提出其任务在于“呈现”，这种呈现是多学科、多角度、多样态的，对提升和深化社会史研究尤其是区域社会史研究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当前，中国史学界对于“中层理论”仍处于介绍、消化和初步尝试的运用阶段，我们了解到的“中层理论”，有施坚雅的“区域经济”理论、萧公权和周锡能等的“士绅社会”理论、罗威廉的“市民社会”分析、黄宗智的“经济过密化”分析、杜赞奇的“权利的文化网络”以及乡村基层政权“内卷化”研究、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艾尔曼的“文化资本”解释方法等。中国部分学者试图从本土出发，提出自己的中层解释框架。如秦晖的“关中模式”、杨念群的“儒学地域化”、“近代社会变迁的空间结构和观念转变”、应星的科场场域研究中的“集体传记研究法”、王铭铭的福建泉州铺境研究、景军的“制度化知识”过程研究、梁治平运用法律人类学的方法对“清代习惯法”的研究、程美宝的“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研究、方慧容关于集体记忆的“无事件境”等，都体现出了相当的理论创新和建构“中层模式”的努力参见行龙《从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8-79页；陈支平《历史学的困境》，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5-113页。。“中层理论”的建构和倡导，无疑有助于社会史特别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理论的提升，当然，“中层理论”在中国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一方面需要学者了解和借鉴国外的理论成就，同时，需要注意防止简单的照搬，应该多做一些消化和研究的工作，真正了解其理论，特别是应该在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和社会实际的同时，着力于理论的提炼和建构工作。
三、对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反思
新时期以来，经过众多学者的不懈努力，中国社会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社会史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理论和方法的探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与此同时，当今的社会史研究也有许多值得进一步反思的地方，结合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现状，这里谈一些个人不成熟的看法。
其一，从总体来看，中国社会史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大量的具体研究方面，相比较而言，理论和方法论的总结和反思仍然比较薄弱。尽管不少的社会史著作，都在谈社会史的理论，但这部分内容仍然比较单薄，很难说目前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已经成熟。由周积明、宋德金主编的120万字的《中国社会史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水平。该书第一编社会史的理论和方法，分别论述了六个方面的问题：社会史的概念，社会史研究的对象、知识体系及其学科特征，社会史的探索精神与开放的研究领域，社会文化史的视野，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史理论，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参见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这大致反映出社会史学界多年来所探讨的理论问题。其中，社会史的概念以及学科性质是社会史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这方面学者探讨较多。在方法方面，社会史学者几乎同时强调整体性、跨学科、从下向上看历史，此外，我们还未明显感知到其他方面内容的理论探讨。冯尔康教授的《中国社会史概论》，第一章分九节论述了社会史及其理论，侧重点是社会史的产生和发展、社会史的学科性质、社会史的社会功能。关于社会史研究的方法，他提出了四个方面的特点，接着简要介绍了18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最后，又强调了跨学科的研究，以及社会史研究从社会经济、社会结构史向社会生活方式史和社会文化史伸展的发展趋向。冯先生列举的18种方法，心态史学、量化方法、阶级论、口述史、跨学科的研究、史学的传统方法，这些也是新时期史学方法论的基本内容。剩下的较为新颖的方法，有“从下向上看”的观点与方法、结构论、长时段、等级论、历史记忆、主位观、文本主义、中层理论、新政治史论、社会史与文化史的结合、历史人类学、表象史研究法参见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109页。。从冯先生的论述中，我们感到作者对方法论的探讨仍显得薄弱，方法论的阐述也显得浅显和凌乱。上述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史研究学者在理论和方法的表述和概括方面，还有必要借鉴史学理论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以进一步提升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水平。
其二，在看到中国社会史研究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还应该直面社会史研究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加强社会史的理论建构工作。新时期社会史研究的复兴，直接的起因，在于纠正中国史学界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研究过分重视宏观的重大问题的探讨、忽视历史丰富内容的严重偏向。新时期社会史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丰富多彩的历史也逐渐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极大地改变了原来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的格局，也纠正了原来阶级斗争观念下历史著作的缺陷，这些成绩都值得肯定。但是，社会史研究中出现的“碎化”情况，将社会史变成社会生活史，社会史缺少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等等缺陷，已经在国外社会史研究成果中有明显的反映，也值得中国社会史学界警惕。关于社会史研究面临的问题，冯尔康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社会史定义不明，或者说无法界定；整体史整合不出来；作品中见物不见人，缺乏人物活动；研究资料相对不足参见冯尔康《中国社会史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116页。。池子华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由于对“社会”的理解不同，导致了对社会史的定义、研究对象、范畴、学科性质等存在分歧甚至截然相反的意见。其次，社会史研究依然火爆，特别是区域史、专题史研究，硕果累累，成就辉煌，相比之下，理论研究虽有所重视，但依然显得格外冷清。严重滞后，应该是不争的事实。第三，由于社会史自身理论建设的不足，人们在实际研究中大量借用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模式及西方的学术理论，这种借用无可厚非，但消化不良，生搬硬套现象严重，造成社会史学科概念的含混不清，中西混杂。第四，社会史理论研究脱离本土、脱离实际的苗头有所显现。第五，跨学科研究依然在理论层面缺乏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对于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缺少抉择和筛选，如何有效地将其他学科的方法视角为己所用，实现社会史视角下健康的跨学科对话，这是在未来需要探讨的问题。第六，社会史史料学理论研究还缺少呼应。面对一些新资料，如口述史料、实物史料、视角史料等，目前运用得还不够广泛，对新史料的诠释方式也不够深入。第七，如何在研究中，尤其是区域研究、专题研究中体现“整体史”，避免微型叙事所造成的历史“碎化”，做到微观与宏观的结合，这是区域社会史在未来研究中所要突破的瓶颈参见池子华、吴建华《中国社会史教程》，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89页。。关于如何解决社会史研究中出现的“碎片化”，行龙强调一是加强多学科的对话交流，二是要“重提政治史”。他说：只要我们“保持总体化的眼光”，进行多学科的交流对话，勇于和善于在具体研究中运用整体的、普遍联系的唯物史观，再小的研究题目、再小的区域研究也不会被人讥讽为“碎片化”。“重提政治史”的一个关怀实际上就在于提醒社会史研究者，即使以“从下而上”的视角去书写普通民众的历史，也应该关注到那些对大历史发展进程起着决定性影响的精英人物、国家政治、典章制度等方面的作用和在场。这就要求社会史的研究有必要延伸到现当代史，从社会史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乃至当代中国史的研究参见行龙《中国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载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编《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0-50页。。学者们陆续看到了社会史研究存在的问题，说明社会史研究和反思的深入，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核心在于加强社会史的理论研究工作，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体系。
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篇9
【关键词】民俗史民俗学口述史学新史学
【正文】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民俗研究的历史和传统可谓由来已久。众所周知，民俗是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的，它就像一面镜子，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一个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从广义上讲，民俗是指人民大众在社会生活中世世代代沿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文化模式，它与一个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民族特性和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换言之，我们可将此四项条件视为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现代史研究表明，在席卷全球的新史学和“总体史学”新浪潮的影响之下，当代民俗研究得以重新振兴和崛起，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俗学(Folklore)也称得上是一门“新型”学科。早在本世纪上半叶，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L.费弗尔就撰写了《民俗学与民俗学家》一文，对民俗研究作了精辟的论述。另一位著名的法国学者m.布洛赫也认为，历史学研究必须拓宽研究领域，运用跨学科的新方法，在社会史、文化史、种族史和民俗史等方面有所建树。他进一步指出：“民俗在社会活动中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意义，但在它的下面却掩盖和保留着重要意义。”布洛赫的后继者、历史学家比尔吉埃尔将生理习俗、行为习俗、饮食习俗、感情习俗和心态习俗等等统统视为历史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他完全赞同布洛赫的观点，也认为历史学研究必须面对下层民众，民俗研究的意义非同寻常。
毋庸置疑，口述史研究与民俗学研究拥有共同的文化传统，这是它们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英国著名口述史学家p.汤普森认为，口述史学(oralHistory，亦称口述历史学)的出现和发展，与其说是“发现”，不如说是“振兴”。由此可见，口述史学的某些传统同样是由来已久的。例如，口头传说（亦即民间传说）可以说是历史学最古老的形式，它既是口述史学的历史渊源，同时也是民俗学永恒的研究课题。口述史学是二战后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在其为数众多的学科领域当中，许多研究对象往往与民俗学的研究内容相互交叉和重合，这种双方共有的交叉性质集中体现了当今社会科学整合分化的历史发展潮流。因此，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口述史学家和民俗学家往往会最终走到一起。
然而，口述史学与民俗学之间的界线也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这种界线有时会因种种原因变得模糊不清，常常使人们误入歧途。依笔者之见，除了学科性质各具特点之处，口述史学与民俗学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前者注重历史研究，后者则强调文化的延续性。换言之，民俗研究既注重历史，也不忽略现实，但从总的方面来看，其研究范围与口述史学的研究领域是无法比拟的。关于这个问题，下文还将提及。
一
前文提到，历史与文化的交叉点是口述史学和民俗学最为明显的相异之处，那么反过来讲，叙述性则是二者最为显著的相同之点。毫无疑问，在民俗学众多的研究领域，叙述性是一种人们公认的传统因素。之所以称其为“传统”，就在于这一特点随民俗研究的产生而产生，并且在人类社会内部延续了数千年之久，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民俗学家S.汤普森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俗学主要是指“没有文字的人们的文化传统”（《民俗研究》1996年第2期））。纵观民俗学的各个研究领域，如史诗、叙事诗、民谣、民间故事、神话、民间戏剧、传说、谚语、俗话、宗教仪式、习俗和风格等等，几乎都是通过口述的形式才得以保留或流传下来。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人们往往采用民间艺术的形式来保留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文化不发达的落后民族更是如此。从今天的角度看，除了极少数的文献史料之外，这是保证文化延续性的最为有效的方式。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以往的历史研究很少提及下层民众，因此，占人类大多数的普通人很少、甚至根本没有留下自己过去的思想、情感、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有关文字记载，而林林总总的民间艺术形式则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由此可见，叙述性是民俗学研究的一大优点。
不容置疑的是，叙述性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已成为口述史学最为明显的特征之一，它同时也是口述史学当中最为活跃的促动因素。长期以来，国际史学界流行着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历史研究只能依据文献史料，人们只能阅读历史，“而永远无法听到它们”。口述史学则向这一传统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口述史研究是一种别具一格的治史方法，其特点是以语言形式对历史现象进行调查研究，这不仅能够弥补文献史料的不足，而且还能够主动地接近和研究历史。口述史学的这些优点和长处是其他历史学科所不具备的，其原因在于，口述史研究充分利用了语言的独特功能，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有所创新，不断开拓自己的研究领域，因而能够在学科林立的国际史学界独树一帜。
二
笔者曾多次强调，口述史学的客观性是不容置疑的，而对于民俗学（尤其是民俗史）来说，其客观性能否经得起人们的检验，这的确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口述史学的客观性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阐释。其一，当代口述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以现代化的手段向提供历史见证的有关人员进行口头调查。从当事人来说，由于他们是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有着亲身的经历和感受，因此，其叙述的历史事实至少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其二，就口述史学家而言，由于他们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参加取证工作的，因此，他们在访谈和取证时自然地保持观察者的客观立场，同时也不会提出新的凭证。这样，口述史料搜集工作的流程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其三，历史研究仅仅依靠文字史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充分的口述史料作为补充，两者必须相互印证，才能真正地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只有这样，口述史研究乃至口述史学的客观性才能够得到保证。
由于历史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民俗学（包括民俗史）的研究对象多以民间艺术的形式出现，因而其内容的可信性往往会受到人们的质疑。例如，许多神话、民间故事和传奇故事的背面都可能展示出一段漫长而又复杂的人类历史，这在古希腊、印度、爱尔兰和中国等国家尤其是如此。然而，这些神话和故事都是从极其遥远的古代流传下来的，由来已久的宗教传统、崇拜英雄的心理活动及其他因素对其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假设我们抛开艺术，只谈理论，那么，即便是一些与之相关的理论问题，其客观性和科学性也是人们经常争论的话题。芬兰学者塞波·克努蒂拉在1996年4月发表的《地域意识论与民俗学》一文中这样写道：“从民俗学文化研究的观点看，心态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民俗学者并不受下列事实的困扰：在许多方面的历史研讨中，心态被看作是不清晰和非科学的。其实，在人文科学的文化研究领域，任何关键性的概念本身也无清晰或模糊可言。文化本身就是一个时常众说纷纭的题目。民俗学者一直被迫考虑心态的综合性质及其与精神的复杂性、多变性和独特性的相互关系。”
这段语录似乎给了我们一个启示：这其中也许存在着一个误区。如前所述，口述史学注重历史研究，而民俗学则偏重于文化研究。这是两个各不相同的范畴，然而，也是两个相互重合的圆。
三
从某种意义上说，口述史学和民俗学是新史学和总体史学影响下的产物，其鲜明的社会性是广为人知的。总体史学的代表人物m.布洛赫曾直截了当地说：“唯一的真正历史，乃是总体的历史。”“总体历史”意味着对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全面认识。布洛赫认为，历史研究必须从实证主义史学和经验主义史学的封闭模式中解脱出来，走向下层民众，走向社会生活。他的代表作《11—18世纪法国农村史的独特性》一书考察了移民方式等一系列为传统史学所忽视的问题，在总体上揭示了法国农村的历史特征，从而进一步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视野。
口述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广大的民众，这也是当代国际史学界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我们不妨以美国为例。美国是口述史研究开展得较为活跃的国家之一，其研究范围从社会史、妇女史、家族史、矿工史到社区史、人口史和种族史等等，几乎将各个阶层的民众都纳入到历史研究的范围。口述史学家毫无隐讳地宣称，证言也可以来自下层的非特权阶级，这样，口述史学家就向那些被看作是定论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英国口述史学家p.汤普森指出，口述史学的最大作用在于，“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与现实密切相联”。总之，口述史学鲜明的社会性给当代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
与此同时，民俗学研究也将目光投向了来自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这也是当代民俗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为数众多的民间故事、民谣、谚语和俗话等等均取材于民间的现实生活，而这些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内容又掌握在广大民众的手中，并且通过口述的形式（还应包括文字资料）世世代代地相传下去。真可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传之于民”。风俗和习俗自然也不会例外，它们是各阶层的民众在数千年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集中体现了一种不可逆转的文化惯性。从历史学的角度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走向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就能够真实地再现历史。毋宁说，失去了社会性这一特点，口述研究和民俗研究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这一点已为史学研究的实践所证实。
四
较之于现代历史科学的其他分支学科，口述史学无疑是一门典型的具有独立性质的交叉学科，其研究范围相当广泛，几乎涉及到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在经济史、科学史、政治史、社会史、劳工史、文学史、家族史、妇女史、企业史、部落史、宗教史、种族史、城市史、社区史、音乐史、绘画史、戏剧史、电影史、电视史、军事史、系谱学等史学研究领域，口述研究开展得较为活跃。
口述研究的综合性质是由其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不言而喻，其叙述性和社会性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广泛性。一方面，口述研究的目的在于为现实服务，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依据，这不能不涉及到多方面和多层次的问题；另一方面，口述史学家搜集史料的方法与众不同，相对而言（较之于文献史料），史料的获取也较为容易。毋庸置疑，这也为口述研究的广泛性提供了条件。
民俗研究由于涉及到“民”字，其研究范围也是相当宽泛的。民歌、民谣、民间戏剧、民间故事、寓言、传奇和传说、谚语、谜语、俗话、史诗、叙事诗及叙事活动、民间舞蹈、民间绘画和工艺、民间音乐、系谱、家史、传记、神话、宗教仪式、各种风俗和习俗等等均属民俗学的研究范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就其研究范围（而非深度）而言，民俗学显然不及口述史学。然而，出于种种原由，民俗学的许多研究课题却难以成为口述史学的研究对象，如传奇、传说、神话、寓言、史诗、谚语和部分民间故事，这也许是民俗学本身所固有的文化传统所致。
五
民间艺术的形式多种多样，其特点是生动、活泼，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易于在民间广泛流传。但是，由于这些艺术形式涉及面较广，因此，其内容显得十分庞杂，难以形成独立的体系，这一点与口述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谈及这一问题时，西方许多著名的民俗学家着重指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十分重要，毋庸置疑，这给民俗研究增添了不小的难度。例如，民间创作的随意性很大，有些艺术形式往往经不起历史的考验，仅仅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模糊印象。从另一方面来说，许多经过千锤百炼而得以保存下来的艺术形式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个别形式甚至能够繁衍出上百种变体，其演变过程同样是相当复杂的。
缺乏第一手资料是民俗学家普遍面临的十分棘手的问题。民俗学家S.汤普森认为，民俗研究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始资料的搜集。然而，民俗研究内容的庞杂直接导致了研究人员的庞杂，由于研究角度和方法不尽相同，搜集到的口述资料不可能是完整的。此外，有限的文学资料必然显得杂乱无章，既缺少条理性，也缺乏系统性。最近，笔者有幸参加了一次大型国际会议，此次会议讨论的主题仅仅是民俗研究的一部分内容。与会的专家和学者分别来自各个研究领域，其中包括历史学家、文学家、民俗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家、画家、摄影家、工艺美术家等等。这些来自方方面面的专家在民俗研究的旗帜下“最终走到了一起”，这种现象确实值得人们深思。总而言之，划定学科范围，选择研究方法，确保第一手资料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所有这一切是民俗学界的当务之急。
口述史研究与民俗学研究有所不同，口述史料的完整性首先表现在资料的搜集方面。一般而言，口述史学家往往要制定出较为详尽和目的明确的访谈计划，计划越是周密，搜集到的资料也就越全面，口述史料因而也就显得较为完整和系统。总之，口述凭证的获取是以资料翔实为基础的。除此之外，如果访谈取证的结果不尽如人意，口述史学家还可以扩大范围，围绕同一个主题进行多次调研，直到获得满意的结果为止。这样一来，口述史学家便能够主动地接近和研究历史，而不是仅仅依靠有限的文献和其他文字资料，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传统的研究模式。
六
早在本世纪初，英国的人类学家便提出了“文化遗留物”的理论，在他们看来，现存的民俗可以被视为远古文化的遗留物。今天看来，这种观点显然失之于偏颇。众所周知，民俗乃历史的积淀，一个民俗学家必然是文化学家，因为民俗集中反映了民间的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发展是极为缓慢的，但文化有其特有的惯性，因此，文化的延续性是不容置疑的。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民俗学家关注的是整个文化的发展进程，即注重历史，也不忽略现实。巴西民俗学家埃丝特·巴罗尼斯·卡尔文斯基教授指出：“民间文化的定义、观念和研究领域，依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范围也可大可小。……无论理论定义如何，民间文化都反映了生活的本来面目。”显然，这一论点与上述观点不谋而合。民间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尽管它不是一个十分清晰的概念，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它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
口述史研究是历史科学研究多元化的产物，口述研究的目的是与文献史料相互印证，从而真实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口述史学本身的客观性所决定的。例如，家族史既是民俗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又是口述研究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一般而言，普通民众的家庭（包括家族）很少留下见诸于文字的历史记载，而现存的文字资料又往往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因此，其客观性便大打折扣。由此可见，口述研究所起的作用是其他研究所不可替代的。在家族史研究领域，许多案例研究主要取决于有关口述凭证的搜集和整理，换言之，家族史研究的质量主要取决于口述史料本身的质量。然而，在同一个研究领域，民俗学则侧重于研究民间流传下来的家族史。肯尼亚学者米维卡利·基埃蒂认为，家史的特征并不存在于书面的形式，在所有讲匈牙利语的地区都可以发现家史。家族成员通过讲故事的形式将家史传给下一代，这些故事往往能够刻画人物的完整个性，塑造人物的传奇人生。朱莉安娜·奥尔西博士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家史记录也是一种艺术形式。总之，这类家族史一般都具有传奇色彩。
七
方法论研究是科学研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依笔者之见，理论框架及其模式、概念分析和研究方法是学科构建的重要环节。正是由于不同的研究方法被引入各个研究领域，为数众多的分支学科才能够最终确立自己的“合法”地位，民俗学（现代意义上的民俗研究）和口述史学自然也不例外。民俗研究经常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实地研究法（亦称“田野作业法”）、民俗调查法、口头咨询法、“采风”等等，并伴之以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其中包括音像技术）。当然，这些研究方法多为“舶来物”。值得一提的是，人们万万不可忽视对文献资料的分析和利用，这一点已为民俗研究的实践所证实。如果不借助文献，而仅仅通过口述资料，人们自然无法知道民间艺术形式的原型，无法了解这些原型的变化规律，无法知晓风俗、习俗乃至艺术形式的发展趋向。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民俗研究也就无从谈起。
口述史学的研究方法较为独特，简而言之，它采用和综合了多种方法。除了综合分析方法和比较方法之外，人类学、社会学和信息学的若干研究方法也被人们广泛利用。就口述史研究而言，口述凭证的搜集是整个研究工作的基础，访谈则是口述史学家和其他历史学家普遍采用的研究手段。此外，还有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法。历史学家可以从现存的各种各样的文献资料中直接提取口述史料，这种方法常常能够使历史学家轻而易举地获取他们所需要的有关历史资料。另外，利用报纸专栏开展征询调查，也是一种搜集口述史料的有效方法。英国历史学家H.梅休认为，这种方法既能够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还可以扩大社会调查的范围。
除了史料搜集工作之外，口述凭证的整理和利用对整个研究工作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整理的目的在于利用，为有关的历史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对于研究人员来说，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同时也必须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搜集工作还是整理工作，先进的音像技术和现代化的通讯手段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工业发达的西方国家尤其是如此。
八
民俗研究的实践表明，现代民俗研究不仅继承了古代研究的传统，而且为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不断创新和改进，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时至今日，国外的民俗学组织已遍布世界各地，相关的学术成果也屡见不鲜。民间文化集中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知识，这种文化必须长期保持和发扬光大，因此，民俗学研究的意义非同寻常。
口述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从创建到今天屈指数来不过半个世纪，但其影响却是巨大和深远的。口述史学的问世表明，史学领域出现了一场深刻的、根本性的变革。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概括。首先，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长期以来都将目光投向文献史料，而口述史学的出现则打破了这种旧有模式，向几千年的传统史学观念提出了挑战；其次，口述史学是现代历史科学长期发展的必然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研究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具有颇为浓厚的“后现代”色彩；再者，以往的历史研究很少提及下层民众，正所谓“英雄创造历史”。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呼唤着史学研究出现新的变革。从另一个角度讲，人民大众是历史的主体，因此，那种无视普通民众的史学研究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从这些意义上说，口述史学的影响无异于一场革命。毋宁说，这一革命还在继续。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看到了这场革命的结果。
主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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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eterDale:ideologyandatmosphereintheinformationalSociety,theory,CultureandSociety,1996,no.3,Vol.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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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埃丝特·卡尔文斯基：《民间文化的流派和它们的理论涵义》，1996年，同上。
6.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
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篇10
[关键词]历史分析方法外文档案研究应用
中图分类号：o3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4X（2017）01-0235-01
在档案的研究中，通过收集获得史料，这只是工作的第一步，要对史料翻译、整理、分析和研究。通过漫长的研究过程，才能得出准确的对史料的认识。在这一过程中，研究的方法有：历史比较分析方法、历史心理分析方法、历史计量分析方法、历史系统分析方法等。
1历史比较分析方法在外文档案研究中的应用
历史分析方法通常是指把档案材料放到大的历史背景下，通过横向与纵向比较、宏观与微观比较、历史与现实比较等不同方法的综合研究，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还原历史面貌。
1.1相关佐证史料的比较
比较方法是最直接和有效的方法，获得史料之后，我们不能盲目地拿来使用。史料是否真实可信，需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考据。例如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对中国的许多大型企业实行“军管理”，这时期留下的企业档案不乏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本国的利益，故意歪曲事实。要考证档案的真实性，需要比较同时期的相关档案、史料、书籍等。
比较的方法在运用中，对于相同的史料，不同的研究者由于认识的程度不同、研究的角度不同，理解会有差异。但是目的都是为了判断史料的内涵及价值，揭示史料的特殊性。
1.2宏观和微观的历史比较方法
国内民国时期的外文档案多为帝国主义列强在侵略中国时留下的，是对中国瓜分地亩、掠夺资源等侵略行径的证据，是对中国殖民的罪证。在档案研究中，将档案与国内外史实关联，考据档案记载的时间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国际关系关联，宏观比较档案材料，不能将材料绝对化和孤立化。微观比较是从时间角度或者空间角度出发，用特定的历史节点，来研究史料。例如在分析外文档案的书信时，比较事件、人物、语言特点、语言的记录方法、语言的使用习惯、话语权等，分析史料，得出认识，还原历史面貌。
2历史心理分析方法在外文档案研究中的应用
历史心理分析方法是通过对档案材料的分析，挖掘历史人物的个体和群体的心理活动及特征，从而得出可用的档案材料，对档案材料作出正确的解释和判断的研究方法。外文档案中有较大一部分是往来书信，确定写信人的身份，写信人在写公函时，把写信人放到历史的大背景下，分析写信人的写作目的，代表是哪个阶级、国家或集团的利益，通过研究得出准确的结论。
历史心理分析方法不适用于所有的外文档案，由于有局限，首先要判断档案材料，是否适用这种方法，这需要掌握大量的资料。收集可用的考据材料要有专业知识，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通常人物传记、日记、回忆录、其他专家学者的研究论文是最好的佐证材料，收集这些佐证的材料、整理与研究，才能得出准确的判断。
3历史计量分析方法在外文档案研究中的应用
历史计量分析法也称历史定量分析法，是指运用数学、统计等其它学科的技术对档案进行分析。外文档案中有大量的数据，单纯用文字说明，不能直观显示史料的文献价值。运用数字计算、统计分析、数据生成、制作图表等方法，更能展现史料的内涵。例如民国时期的外文档案中记载，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掠夺大量的煤炭资源，开采、运输等数据因年份不同而数据不同，分析这些数据需要用到数字计算，数据生成以后，用图表的方法，会让阅读者更深刻地认识并痛恨外国侵略者对旧中国资源的掠夺，增强档案研究目的之一的教育功能，以史为鉴。
借助现代科学技术的先进手段，使得历史计量分析方法在研究中得到更好的利用，这是传统的方法和手段无法达到的，同时让研究进入更高的阶段，开拓研究者的视野，发现新的研究角度。计量分析方法属于微观分析方法，细致地比较得出更为准确的研究资料。
4历史系统分析方法在外文档案研究中的应用
历史系统分析方法是指在研究档案时，把材料放到时代的背景下，挖掘历史事件、人物、社会关系、国际关系等整体的史实，将档案放的一个整体、系统的框架里来加以分析，从而得出准确的判断。这通常是指两个判断：
4.1事实判断
比较和研究目的是做出准确的事实判断。档案通常是以零散的、多样的形式存在，通过系统分析作出事实判断，从而认识真实的历史，还原历史面貌。例如外文档案中，近代外文档案居多，由于时代的关系，书信或电报通常是手写的形式存在，年代久远的档案距今已经有一百多年，书写形式难免有差异，笔迹也因人而异，笔迹的辨认是一大难题，要准确做出判断，通常需要多种研究手段的运用，查找相关材料，才能完成研究工作。
4.2价值判断
价值判断的目的是评判史料的价值。档案材料只有放在整个时代背景下，才能判断出它的真实价值。通常评判时，深刻认识社会历史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宗教、艺术等多方面的相互作用，发展过程中相互交织、相互促进等，既要注意个体的特征，又要注意群体和整体的关系，才能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
历史分析的方法在实际研究工作中不能单一存在，要和其他的研究方法结合，研究中结合其它学科的先进方法，不断思索和探究，这是目前学界推崇的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单一的研究方式难以适应复杂的研究过程，相互借鉴才能使研究走上更科学的发展之路。历史的分析方法可以钩陈掘隐，挖掘不为大众所熟知的史实，让档案焕发新的光彩，真正做到古为今用，这是档案研究者的初衷。
综上所述，历史分析的方法在外文档案的研究工作中是一个恰当的研究手段和方法，虽然研究过程艰难而漫长，但是经过复杂而严密的研究，能够得出满意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贝奈戴托・克罗奇（英），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
[2]维也纳学派语篇---历史分析方法及其在中国的方法，项蕴华，《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