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主体篇1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基本概述
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认为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两者是密切联系的，两种市场通过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经济运行，从而最终影响国民收入水平。财政政策是一国政府为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制定的关于调节货币供应量以及利率水平的各种措施和手段的总和，主要通过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财政政策最早始于上个世纪30年代，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爆发了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出现了经济大萧条。正当政府对经济萧条感到束手无策时，凯恩斯经济理论随之兴起。凯恩斯的经济理论认为，总供给等于消费加储蓄加税收，即Y=C+S+t；总需求等于消费加投资加政府购买支出，即Y=C+i+G。因此，在市场均衡状态下，总供给等于总需求，即C+t+S=C+i+G。政府可以通过收支的财政政策对总需求进行管理，从而对经济运行进行全面调节。货币政策是指一国政府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而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措施和手段的总和。它包括信贷、利率、汇率等具体政策，通常认为货币政策主要从属于财政政策发挥作用。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来调节货币供需量，进而调节社会的总供需。因此，从总量调节出发，货币政策分为扩张性、紧缩性和中性三种。扩张性货币政策是通过提高货币供应增长速度来刺激总需求；紧缩性货币是通过削减货币供应的增长率来降低总需求；中性货币政策，是指货币供应量大体等于货币需要量，对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影响不大。具体采用哪种类型的货币政策，主要看当时一国经济的发展情况。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效果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工具之间进行组合选择来实现两者的搭配，其主要目的在于维持一国经济的平稳有序运行。如果不考虑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中性状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的方式有宽松货币与紧缩财政、紧缩货币与宽松财政、紧缩货币与紧缩财政以及宽松货币与松缩财政这四种组合形式。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存在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政府总是力求通过一定的方式调控经济，通常使用的手段就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里可以使用不同状况的iS-Lm模型来加以说明。在经济处于上升时期，投资者的预期偏好，投资水平上升，银行贷款增加，总需求增加。当经济上升到一定程度之后，将导致价格水平的上升，同时由于货币需求的增加引起利率的上升，经济进一步上升的速度则会放慢。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对经济增长速度，价格水平进行控制，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从模型分析中可以看出（见图1，实线箭头变动方向），如果政府想要降低价格水平，在实行货币政策时，通常选择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当货币供给减少时（Lm曲线向左移动），相对来说货币需求会增加，从而会导致利率上升；利率上升又会使私人投资下降，为防止利率的上升，政府同时要减少支出，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iS曲线向下移动），只有这样才能在减少挤出私人投资的同时达到降低物价水平的目标（总需求曲线向下移动）。
经济萧条时期，投资者对经济的发展前景不看好，会使投资水平下降，总需求下降，物价下跌，利率会处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上。此时，如果增加货币供给利率不会有所下降，从而通过利率刺激需求的效果也不明显。因此，相对于货币政策来说，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要大（如图1，虚线箭头变动方向），Lm曲线变动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小于iS曲线变动对国民收入的影响。如果在增加货币供给的同时增加财政支出，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会更大，货币政策的效果更明显。上面分析的是经济处于繁荣和萧条两种时期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有效搭配情况。
当经济处于从萧条走向复苏或从繁荣转向衰退时期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就应注重微调的方式。当经济在“双松”政策作用下走出萧条时，政策就不应再采用“双松”，应选择“货币中和财政松”或“货币松和财政中”政策。这是因为当经济从萧条开始回升后会进入一个迅速发展的上升时期，若继续实行“双松”政策，容易形成总需求过高，主要表现为经济加速增长的同时会造成通货膨胀加剧，从而造成经济的过度繁荣。当经济增长被“双紧”政策实现控制时，通货膨胀可能会很快开始下降，一旦出现从繁荣开始转向衰退时，“双紧”政策就不能继续使用。所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选择常常根据经济增长的要求和控制通货膨胀而定的。
三、改革开发以来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使用
现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使用情况分为以下四个阶段进行说明。
1、1979年至1992年。这一阶段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有效供给不足导致社会资金需求缺口较大，因此这个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配合主要用于解决社会总供给，财政货币政策更多以“松”为主的扩张性政策的协调搭配。具体来看，1979年至1980年间，财政与货币政策主要表现为“双松”的组合；1981年施行“紧”的财政政策与“松”的货币政策；1982年至1984年间，两大政策主要表现为“双松”的搭配组合；而两大政策在1985年则是表现为“双紧”的搭配组合；1986年至1988年间，两大政策仍表现为“双松”搭配组合；在1989年至1991年间，两大政策表现为的“双紧”的搭配组合；1992年至1993年初，再次实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双松”搭配组合。
1979年至1992年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使用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起步阶段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使用的内外部环境还未成熟，主要通过行政手段的运用来完成政策的实施。二是由于我国经济环境存在长期短缺与供给不足的影响，政府明显缺乏对于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历史经验，体现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方面，常以“双松”、“双紧”的组合方式居多，使两大政策配合使用没有达到预期的政策协调效果，宏观调控效果不佳。
2、1993年至1996年。该阶段我国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市场化经济程度得以迅速提高。此外，在有效供给不足的情况下，经济的过热发展也加大了通货膨胀风险。从1993年底至1996年，宏观调控一直以财政货币政策“双紧”的搭配为主，紧缩性的政策组合，能有效控制财政赤字与货币投放总量。与此同时，在经济制度的改革方面也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使用提供了基础，其中税制与分税制在1994年的改革使公共财政的基础得以逐步奠定，可以看到许多新的变化出现在这一时期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搭配使用过程中，宏观调控技巧明显改善、调控手段配合实现多样化。这些新变化使政府对宏观经济的驾驭能力明显提高，对我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作用较大。
3、1997年至2002年。从1997年开始，我国发生了经济增长基础的根本性转变，宏观经济调控中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新问题。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周期性低谷局面进一步深化，面对这种不利的经济状况，从1997年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开始迅速由适度从紧转化为“双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通过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使货币供应量不断扩大，以此来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阶段为两大政策的实施带来了创新性的背景，同时也引发了许多新型难题。
4、2003年至2007年。2003年开始，中国经济出现通货膨胀压力增大迹象，我国经济形势再次发生重大变化。在这一经济背景下，从2004年开始，政府开始调整财政政策实施的力度与方向，适当调整了长期建设国债规模。2005年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表明了我国的财政政策再次转型。在货币政策方面，从2003年开始，我国实施的稳健性货币政策的政策导向也发生了变化，最终采取“稳中适度从紧”为政策思路。2003年至2008年间，央行实施紧缩货币政策，对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多次进行上调，有效的控制了货币供应量。2007年以后，通货膨胀和经济发展过热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因此，稳健的财政政策与从紧货币的政策开始向“双紧”的协调方式过渡。
5、2008年至今。进入2008年以来，国际经济形势出现重大变化，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我国也经历了先扬后抑的经济形势，2008年上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保持了较快的速度，但此时经济通胀压力增大，明显存在经济发展由偏快转为过热的风险。这一阶段以“双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为主，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就是防止经济由过快增长转变为过热的增长，防止通货膨胀明显。到2008年下半年，从紧的货币政策使经济过热的势头已有所抑制，虽然物价水平有所回落，但尚没有使通胀得到有效控制，此时的宏观调控采取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组合。经过2009年的经济刺激政策，在2010年我国国民经济实现了高位稳定增长，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也由刺激经济转变为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扩大内需和防止通货膨胀。
四、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使用的实践总结
通过对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使用的实践进行总结，可以得到以下几个结论：第一，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逐渐向市场化调控方向转型。在公共财政的总体框架下，财政政策影响经济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从以政府投资性支出为主逐渐转化为通过公债、税收、转移性支付等多项综合工具的运用。同时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不局限于传统的信贷控制方面，逐步具有了更加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特征。第二，在财政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方面，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强到弱，而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反之。改革开放初始，国家宏观调控主要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几乎没有发挥作用。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特别是在1985年之后，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信贷规模控制货币的供应量，货币政策效果逐渐突显。1994年实施的分税制改革使两大政策协调的主导方逐渐由财政政策过渡为货币政策。此后由于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不佳，1998年以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再次受到重视，但政府对货币政策作用效果的期望并没有因财政政策的重返而有所削弱。2007年以后，中国更加开放的经济环境给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带来了更多的问题，同时政府也开始意识到在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应承担更多职责。第三，目前为止我国财政货币政策配合使用，主要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为目标，关注更多的是总需求管理。在凯恩斯的市场经济理论框架下，主要研究如何才能有效配合财政货币政策以实现总需求水平的稳定。对于具有完善金融体制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这样的政策选择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像我国这样同时面临经济发展与体制转轨的国家来说，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总需求管理就显得过于单一。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在长期看来，还必须关注金融制度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优化，以及以结构性调整为目的的供给管理等层面，这也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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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主体篇2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宏观经济；融合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0.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3544（2013）03-0040-05
一、引言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政府支出能够影响货币政策的微观基础，进而改变货币政策效率。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实施了大规模的政府支出计划，短期内巨大的政府支出增量形成了较强的财政支出冲击，对货币供应量的波动影响巨大。2010年以来，宏观经济政策更加强调连续性和稳定性，也更加注意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配合与协调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证了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从而影响了两种政策的独立性。因此，在复杂的经济形势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维持经济增长、稳定物价等方面是否有效，两种政策如何配合以达到宏观调控的目标等成为亟需探讨的问题。特别是在我国市场经济基础较弱、金融体制尚未完善的背景下，财政政策相较于货币政策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也更为显著，而货币政策对于财政政策的影响并不为人们所关注，甚至被忽略。本文试图通过建立一个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动态随机均衡模型来考察中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经济波动以及两种政策间的相互影响，并就如何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性、完善宏观经济调控的稳定性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政府支出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渠道和实际冲击进行了大量研究。一般认为，政府支出主要通过两条渠道影响货币政策。一是直接渠道：如果家庭部门和企业根据短期情况决定自己的支出水平，那么当前税收就会影响总需求，从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还会形成投资性支出，改变货币供应量，进而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二是间接渠道：财政政策会影响利率变动，从而间接影响货币政策效率。alonso（1996）等通过研究欧盟国家财政政策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发现财政支出扩张和赤字增加对货币供给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财政赤字越大，货币供给量也越多，货币政策目标和有效性将受到冲击。Dixit&Lambertini（2001）分析了财政部门和中央银行之间的关系，发现中央银行只能部分地影响通货膨胀，财政部门对通货膨胀的作用不可忽视。在均衡状态下，两项政策应当互相补充。eusepi，S.&preston，B.（2008）通过研究美国的经济数据发现，如果货币政策的实施缺乏财政政策的配合，那么单纯的泰勒规则型货币政策难以奏效，在公共预期的作用下，会形成预期驱动的经济波动。
另外，部分研究显示，政府支出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是有条件的。Buti，Roegerandin’tVeld（2001）认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机制是不确定的，这取决于实际经济冲击的类型：如果是供给冲击，那么两项政策是相互冲突的；如果是需求冲击，那么两项政策就会存在互补关系。evans，G.w&Honkapohjs，S（2002）认为，物价水平并不惟一地由货币政策决定，在特定的公共预期形成机制下，政府支出决定了物价水平进而影响货币政策效果，短期内财政赤字与货币需求正相关。
国内学者普遍在中国经济背景条件下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以及两种政策的配合效应。赵丽芬、李玉山（2006）对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作用及其动态性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不存在简单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互补或替代关系，而是存在一种非对称性的关系，即扩张的货币政策伴随着收缩或稳健的财政政策，而扩张的财政政策导致被动扩张的货币政策，表现形式取决于具体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冲击形式。张龙、白永秀（2010）通过建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分析的联立方程模型发现，财政政策对消费的影响远大于货币政策的影响，财政政策有可能通过影响消费、投资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王彬（2010）建立了一个包含金融加速器的新凯恩斯主义垄断竞争框架，指出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的正向冲击，而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影响相比于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冲击，其效果非常有限。张志栋、靳玉英（2011）基于价格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作用视角，利用mS-VaR模型检验了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价格决定中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物价水平的决定因素是不确定的，当物价由财政政策决定时，货币政策有效性将受到很大影响。而当物价由货币政策决定时，仅仅调整货币供应量等工具即可进行调控，财政政策作用有限。
已有文献研究基本上探讨的是封闭经济体系，对于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货币政策的相互作用研究尚有较大空间。本文试图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应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对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货币政策相互作用及其与经济波动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三、模型分析
根据JesusFernandez-Villaverde所构建的DSGe模型，在传统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包含的技术冲击基础上，加上政府支出冲击和国际贸易冲击，本文构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包含家庭、厂商、外国和政府等四个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来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
1.家庭部门
家庭部门的典型行为是向厂商提供劳动，以获得工资进行消费。效用和消费正相关，和劳动负相关，随着消费的增加，边际效用递减。因此，家庭部门的决策行为是决定劳动与消费的组合，进而实现效用最大化。家庭部门的效用函数：
■e0■？茁t-1[log（ct）+？鬃·log（1-lt）]（1）
其中，ct为消费，lt为标准化处理后的劳动供给，满足0
家庭部门所拥有的资源是有限的，其可支配资源包括当期收入和新增货币供给，二者之和应当等于消费、投资、政府支出以及净出口之和。因此，预算约束为：
yt+mst-mst-1=ct+it+gt+ext（2）
其中，yt，ct，it，gt以及ext分别表示收入、消费、投资和净出口，mst表示货币供应。（2）式说明在总收入和货币供给稳定或者按照稳定路径增长的情况下，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投资和消费的挤出效应将会非常明显。
2.厂商
假设厂商的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如果厂商存在规模经济，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厂商必然扩大生产规模，直到规模经济消失。因此，我们假设在均衡状态下，厂商不存在规模经济。厂商生产函数为：
yt=k■■·（e■·lt）1-a（3）
其中，zt表示技术进步。资本积累方程为：
kt+1=it+（1-？啄）·kt（4）
其中，？啄表示资本折旧率。（4）式反映了资本和投资之间的动态关系，投资越多、折旧越少，资本积累就越快。投资it由自主投资和实际利率决定的部分组成，具体形式为：
it=i0·t-d·rt（5）
其中，i0·t，rt分别表示自主性投资和实际利率，d为投资对实际利率的敏感系数，且d>0。
根据实际经济周期模型，模型中引入厂商面临的技术冲击，假设技术进步服从一阶自回归过程：
zt=？籽·zt-1+et（6）
其中，？籽为技术进步的自相关系数，et为技术冲击，且et～n（0，？滓■■）。（6）式说明在某一时期技术进步具有自相关性，并且受技术冲击决定，技术冲击可能来源于企业的创新或者其他重大的科技进步。
3.政府部门
政府部门的支出包括为维持政府部门正常运行的一般性支出，以及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向国有企业注资的投资性支出。如果政府没有调节财政政策，政府支出将维持稳定，与上一年的支出存在自相关关系。如果政府调整财政政策，政府支出将发生预期外的变动，即出现政府支出冲击。同时，对于货币政策冲击，政府支出有可能做出相应变动，因此本文假定政府支出由上年支出和政府支出冲击共同决定，并受货币政策冲击的影响，其过程为：
gt=v·gt-1+p·emst+egt（7）
其中，v表示本期与上期政府支出的相关系数，egt为政府支出冲击，且egt～n（0，？滓■■）。egt可视为政府支出对均衡路径的偏离。p为政府支出对货币冲击的反应系数。
4.货币市场
由于中国市场经济尚未完善，金融体制尚不成熟，因此货币政策不能完全独立，货币政策的实施及其效果受政府支出的影响较大。同时受制于现行外汇制度，货币政策尚无完全独立的操作空间，贸易顺差对货币供给具有较大影响，因此实际货币供给过程为：
mst=b·mst-1+u·egt+w·eft+emst（8）
其中，b，u，w分别为本期货币供应对上期货币供应量、政府支出冲击、国际贸易冲击的敏感系数，emst为货币政策调整引起的货币供应冲击。（8）式表明货币政策同时受到财政政策和国际贸易变动的影响，u可反映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程度。
根据凯恩斯货币需求理论，货币需求可表示为：
mdt=q·yt-n·rt（9）
其中，q，n分别表示货币需求对收入和实际利率的敏感系数。货币市场均衡条件为：
mst=mdt（10）
5.国外部门
中国对国际资本的流动实行一定的限制，在资本不完全流动的情况下，假设国际经济波动仅仅通过贸易渠道传导，即国外部门行为仅仅表现在进口和出口。在不考虑外部冲击的情况下，国际贸易规模受国家竞争力影响，而国家竞争力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因此，进出口行为可由预期部分和冲击部分构成，净出口可表示为：
ext=s·ext-1+f·eft（11）
其中f为净出口对外部冲击的敏感系数，eft为净出口冲击，且eft～n（0，？滓■■）。
6.经济系统均衡
由最优化条件，我们可以从（1）式和（2）式得出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跨期欧拉条件：
■=？茁·et■·？琢·■+1-？啄（12）
同时，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为：
？鬃·■=（1-？琢）·e■·k■■·l■■（13）
（3）式～（13）式构成了完整的经济系统。通过计算均衡解，我们可以得到各变量的稳态值和实际值，并进而估计模型。
四、数据选取与模型参数估计
1.估计方法与数据选取说明
对DSGe模型的估计有校准法和估计法两种，本文采用Bayesian估计方法。估计法的优势在于所估计的参数可以根据实际经济情况和模型参数的特点施加相关约束条件，可以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参数不确定性问题，而且利用历史数据所估计得到的参数值更能反映经济的实际情况。
由于中国货币政策真正发挥作用的时间是在1998年之后，因此我们选取了1999年1月至2012年7月中国的消费品零售总额、货币供应量、进出口数据作为输入数据，以此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数据先期处理过程为先对变量进行去势处理，利用X12方法对上述四个变量进行季节调整，然后使用H-p滤波得到变量的波动部分，最后对波动项求差分。
2.参数设定
首先对参数的分布情况进行事先界定，再利用事先界定参数运用Bayesian方法估计实际的参数值。随着样本容量的增加，估计结果会最终收敛于实际值，因此设定值并不影响模型估计的可靠性。
我们参照国内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参数进行事先设定。其中，资本对产出的贡献度？琢设为0.355（李浩等，2007），贴现因子？籽设定为0.988，资本折旧率？啄为0.05（吴利学，2009）。闲暇对效用的贡献度？鬃设定为2.2，反映了居民对当前消费的重视。技术进步的自相关系数？籽设定为0.95，即本期与上期技术进步存在高度正自相关关系。货币供应量、政府支出和国际贸易的自相关系数（b，v，s）分别为0.98，0.68，0.67，将货币供应对政府支出冲击和国际贸易冲击的敏感度设为0.8和2。
3.参数估计结果
表1显示了运用Bayesian方法进行估计所得到的模型参数值。
表1中，政府支出冲击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系数为0.7221，说明政府支出冲击1%的正向变动将会引起货币供应量增长0.7221%，对货币政策的影响非常明显。此外，国际贸易冲击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系数为1.9471，说明以美元计的国际贸易规模增长1个百分点，以人民币计的货币供应量将增长近2个百分点。在财政支出保持扩张性预算和赤字规模持续扩大的条件下，货币政策的作用必然受其影响，其政策走势必然走向扩张，形成配合财政政策的形势。而在国际贸易顺差和收支盈余持续扩大的条件下，货币供给的被动和受支配的特性十分明显，这对于货币政策的紧缩以及反通胀政策具有相当的抵消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相比于国内学者的研究，国际贸易正向冲击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程度出现了一定的下降，这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机后中国出口增幅放缓，贸易顺差下降所致。此外，货币冲击对财政政策的影响系数仅为0.0011，影响程度很小，这反映了当今中国支配性财政体制下，货币政策的从属地位。
4.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分析
图1显示了政府支出冲击对主要经济变量的脉冲响应。政府支出冲击对消费和投资都具有负向影响，在政府支出冲击后的一段时期内，投资和消费都下降，政府支出具有一定的挤出效应，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对消费并没有起到明显的刺激作用。但是政府支出对产出的拉动作用非常明显，但影响时间较短，7个月后即回归均衡水平。值得注意的是，政府支出冲击对投资的长期影响：政府支出冲击13个月之后，其对投资产生正向影响，这是由于尽管政府支出主要通过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扩张完成，初期对民间投资产生较大的挤出效应，但长期内，国有企业的扩张效应传导到私有企业，从而对民间投资产生了间接的带动作用。财政政策扩张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是明显的，短期内使得货币供应量增加0.15%，这是由于政府支出中包含的巨额投资性支出产生了较强的货币扩张效应，并且这种影响力度较大，由图1可知其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期限延伸至40个月。
图2反映了各变量对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反应。一个单位的货币政策冲击对消费和投资产生了一定的正向影响，二者分别增加了0.05%和0.5%。在对产出的影响方面，由于货币政策具有的时滞性，因此其对产出的影响相对政府支出要缓慢，并且影响程度也较小，但其影响期限要比政府支出长，直至40个月后仍然具有较为明显的影响。可见我国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比货币政策强，但货币政策的影响更为长远。从图2可以看出货币政策冲击对政府支出的影响较小，远不如政府支出冲击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这进一步反映了我国支配性财政体制下，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的基本特征。
表2为各经济变量在政府支出冲击、货币政策冲击、国际贸易冲击和技术冲击下的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政府支出冲击对产出、消费和资本积累的影响要远大于货币政策。国际贸易冲击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巨大，在特定外汇制度下，大量的国际收支顺差使中央银行不断被动购入外汇，投放人民币基础货币，直接形成了大量的货币供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作用方面，政府支出冲击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达到货币政策本身影响的60%，显示了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强；反观政府支出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则非常微弱，表明是现有条件下货币政策在调整宏观经济方面独立性较弱。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在我国宏观调控体系中，财政政策发挥着主要的作用，货币政策作为配合政策出现。在经济出现下滑态势时，财政政策能够在短期内增加产出，带动经济增长，但同时应该看到的是，由于政府支出多用于国有企业，其对民间投资和消费的挤出效应是很明显的，因此单纯依靠政府支出并不能带来经济持续长期的增长，经济的长期增长主要依靠民间投资增长以及消费的增加。上述分析同样表明，货币政策能够在较长的时期内带动产出的增加，同时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利率下降，能够有效刺激民间投资的增长。因此，宏观调控应该更加注重两种政策的协调配合。
在现有的经济体制下，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具有非常明显的影响，相应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独立性都大大降低；相反，货币政策变动对财政政策的影响则相对微弱得多。这既反映了我国财政支配体制的主要特征，也同时表明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已非常必要。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家庭、厂商、政府、货币当局以及国外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型中包含了影响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四种主要冲击，即技术冲击、政府支出冲击、货币政策冲击和国际贸易冲击。采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析重点分析了其中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产出、消费、投资等方面的影响程度，以及两种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影响，模型揭示了财政、货币政策对于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后危机时代，在国际经济形势普遍低迷、我国外贸出口受阻的大背景下，加强货币政策有效性、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操作空间以及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显得尤为关键。
通过模型和数据分析，我们认为从中长期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的角度看，要保证我国宏观经济增长的持久性，仅仅依靠政府主导行为显然是不够的。虽然扩大政府支出是短期内避免经济下滑的必然选择，但这种短期内强力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具有不可持续性。而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发展，金融体制的不断完善，货币政策在影响总需求方面的作用日益明显，并且金融国际化步伐加快、国际贸易和国际资金进出规模增长迅速，也要求我国必须重新审视货币政策的地位和作用，以适应新的国际经济环境和中国经济面临的全球化问题。
为此，我国一方面要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从政策制定、实施等方面入手，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减轻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应当创造一个稳定的金融环境，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加快利率的市场化改革步伐，避免为追求短期利益而牺牲货币政策独立性的行为，达到稳定物价水平，促进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增长的最终目标。应当从体制上完善货币政策体系，消除事实上存在的外汇占款、财政直接投资行为对货币供给的倒逼机制，降低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另一方面，货币当局必须重视政策协调，充分估计到财政政策对主要经济变量的影响，合理制定货币政策，维持经济稳定增长。在当前条件下，如果忽视财政政策的影响，货币当局就难以调节货币供应量，无法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应当适时、适度地提高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弹性，阻隔国际贸易顺差对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提高货币政策独立运作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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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主体篇3
一、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初期研究综述
与依据财政和货币政策当局扩张或紧缩各自政策工具界定“积极”、“消极”财政货币政策的传统研究范式不同，初期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从财政货币政策当局相互影响制约的政策行为角度，重新界定财政货币政策类型[1]，并集中于以特定类型财政货币政策组合为基础的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两方面。简单地说，当财政和货币两个政策当局中的一个可以自主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不被另一个政策当局政策行为约束时，其行为是积极的，而被约束政策当局行为则是消极的。在财政货币政策规则语境中，货币政策是积极（消极）的，当货币政策工具（通常为名义利率）对真实通货膨胀偏离其目标水平的反应参数（或称泰勒相关系数）大于（小于）1，也即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多于（小于）一对一时；财政政策是消极（积极）的，当财政政策工具（通常为总付税率）对实际真实政府债务偏离其目标水平的反应参数大于（小于）稳态真实利率时。易言之，税收对债务的反应超过真实利率时，财政政策是消极的，税收不充分地对债务反应用以确保真实利率支付时，财政政策是积极的。
（一）突出积极货币政策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的泰勒规则
泰勒规则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迅猛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研究重要分支之一，并获得作为宏观经济学标准推断的常识性结论。概括而言，名义利率多于一对一地随通货膨胀上涨的泰勒规则有助于经济稳定论述，货币和财政政策制定的联合设计问题可被简化为两个递归解决的独立问题：首先，与财政方面隔离开来，货币政策参数单独决定局部均衡确定性条件，理由是货币当局仅应关心通货膨胀稳定性，货币当局越独立就越可信，并就更能成功降低并稳定通货膨胀。其次，在确定货币均衡动态学的基础上，财政政策是‘消极的’，使政府债务动态学以稳定方式演变。
政府不违背预算偿付能力约束的李嘉图等价假设下，泰勒规则理论和实证文献都集中于与财政政策相隔绝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唯一渠道是总付税（lump-sumtax）变化，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是传统的货币主义和李嘉图主义。由此，货币政策规则获得广泛深入研究，财政政策规则研究相对滞后：与货币政策泰勒规则相比，财政政策规则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实证结论，甚至不存在广泛认同的简单财政政策规则识别。原因在于：只有少数国家能获得财政政策指标的可靠季度数据；宏观经济数据难以识别未预期的财政政策；自动稳定器的存在使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反应的识别非常复杂[5]。明显不对称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规则分析，使得泰勒规则文献框架中的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只能是初步的。
（二）突出消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组合的价格水平财政理论研究
与泰勒规则文献相反，价格水平财政理论[1，6]遵循一般均衡价格水平由以确保政府清偿力为目标的财政和货币当局的政策行为组合决定的理论逻辑，探究积极财政政策规则下实现债务动态学确定性均衡所引发的一般均衡价格水平变化及决定。将确保政府跨期偿付能力作为实现价格稳定性的前提意味着，不断上涨的通货膨胀压力要求提高利率并承担更高政府债务偿还水平。因此，源于政府跨期预算约束与私人部门最优化条件结合，价格水平财政理论的关键就是处处成立动态均衡条件通常又被称为政府跨期预算约束。Buiter（2002）认为，就所有正向价格序列而言，政府应选择满足约束的政策变量序列，Leeper&Yun（2005）则将合并的货币和财政当局视为选择与均衡条件一致的政策变量序列。：全部名义政府债务（高能货币加未指数化债务）的真实价值等于扣除利息的盈余加铸币税的预期贴现现值。均衡动态条件影响均衡价格水平过程时，价格水平财政理论广泛存在于包括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动态模型，无论政府以本币标值出售债务，如绝大多数oeCD国家，还是发行真实债务，如指数化通货膨胀或以外币标值的国家。
引入收入税和弹性劳动供给，Leeper等[7]在总付税禀赋经济和比例收入税生产经济模型中强调税收的供给方面的效应，通过Slutsky-Hicks分解将税收变化全部效应计算为替代效应、财富效应和资产再评价效应，前两者是常见的，而第三种效应发生在税收变化通过改变均衡价格水平并因而改变私人行为人持有发行在外名义政府债务真实价值时，给出价格水平财政理论的微观经济视角。通过发行名义政府债务为税收削减融资如何影响通货膨胀和价格水平，则取决于与均衡一致的当前和未来货币和财政政策如何对税收削减反应的假设。扭曲性劳动收入税情况下，税率和政府预算间的跨期联系产生对确定财政变化的经济影响至关重要的两条拉弗曲线：一是拉弗强调的常见高税率抑制效应；一是财政理论独有的，长期税收增长总是提高主要盈余加铸币税的预期贴现现值时价格水平下降。税收增加能降低或提高价格水平并且再评价效应可正可负，取决于经济处于拉弗曲线的位置。若税率足够高，较高税收可能降低主要盈余加铸币税的预期贴现现值并提高价格水平。因此，税收长期增加提高还是降低价格水平取决于是否提高或降低盈余加铸币税的预期现值。
二、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初期研究的逻辑矛盾
初期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集中于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两者共同的逻辑矛盾在于，遵循简化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的方便假设，基于特定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具有有限的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渠道，未考虑财政和货币政策体制转换。
（一）特定财政货币政策组合带来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有限渠道
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对应积极货币/消极财政以及消极货币/积极财政两个政策组合，有力捕捉财政货币政策运行的两种常见形态，但各国财政货币政策实践都可能存在其他政策组合对应的时期。因此，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仅是财政货币政策实践的片面和局部刻画，而局限于特定政策组合的原因则是为满足理性预期均衡存在性和唯一性的要求。若财政和货币政策都消极，则可能存在自我实现太阳黑子均衡，因而均衡不确定；若财政和货币政策都积极，则财政货币当局都不确保满足政府预算约束，或因为违背债务横截条件而不存在均衡，或因为债务产出比率无限上涨而不存在静态均衡[1，8]。
（二）以简化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的方便假设为基础
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都建立在简化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的方便假设基础上。其中，最重要同时也影响最大的是与李嘉图等价有关的理性消费者、无限期界和总付税假设，故仅存在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有限渠道。比如，泰勒规则对应的政策组合主要考虑经济的总量需求扰动，而未考虑税收和债务政策的经济供给方面扰动。为正规考虑政府债务、扭曲税和资本积累等宏观经济变量的供给方面的宏观经济影响，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最新进展，为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改进研究方法和扩展影响因素，提供便利条件和基础，并应体现在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理论和实证研究中。
（三）固定财政货币政策体制研究范式
初期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的另一突出特点是假定固定财政货币政策体制，这暗含着行为人总是预期当前财政货币政策体制持久不变，即使发生变化也完全是意外。长期以来，固定财政货币政策体制研究范式屡受挑战。继卢卡斯批判最早论证应根据体制转换考虑政策变化后，Cooley等[9]也认为把政策行为和决策视为政策当局一劳永逸选择的结果存在逻辑不一致性：若政策当局预期到体制正在发生变化，则体制不是持久的；若已然存在政策体制变动的历史，则私人行为人将为这些体制分配概率分布，并反映在行为人预期及其决策规则中。Hamilton[10]开创的马尔科夫体制转换模型方法解决了建模经济体制结构性变化的技术难题，在过去的20多年里被广泛应用并产生深远影响。基于财政货币政策体制不断发生变化的大量实证证据[3，11]，必须存在明确为体制变化建模的理论。可以预期，在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分析中尝试引入体制转换方法，将加深对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的理解，并足以产生对现有研究构成挑战的新结论。
三、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博弈论方法及其实证研究
（一）财政货币当局博弈论方法的代表性观点
作为理论文献研究的重要领域，财政货币当局博弈论研究（又称策略相互依存）的研究动因在于，欧洲货币联盟实施的稳定和增长协定严格限制使用反周期财政政策，其意义不仅在于避免债务过度积累或阻碍自动稳定器运行[12]，而且，其引发财政和货币政策相对作用问题，实质就是财政相机抉择与货币政策承诺关系。
分别以短期货币市场利率和基本盈余/潜在产出作为货币和财政工具，mélitz使用oeCD经济数据发现财政货币政策倾向于彼此相反运动，也即两者策略替代（strategicsubstitute），而且，较高的债务负担倾向于引发调整过程。Dixit等[13]基于中央银行仅局部控制而财政政策立场也直接影响通货膨胀模型，发现财政相机抉择破坏货币承诺：财政政策存在提高产出和通货膨胀倾向时出现替代性趋势，而财政扩张存在非凯恩斯主义（也即紧缩的）产出和通膨胀效应时出现互补性；中央银行试图获得低于财政当局设定的产出和通货膨胀目标水平时，两政策制定者相互冲突的目标导致典型的次优纳什均衡：货币政策过于紧缩，而财政立场不充分扩张。VonHagen等[14]发现两个政策制定者的相互依存是不对称的：较宽松的财政立场匹配货币紧缩，而货币政策宽泛地适应财政扩张。HughesHallett等[15]表明，财政货币政策冲突可能内生于中央银行偏好的选择：支持价格稳定的强烈偏好可能诱致更关注产出的财政政策制定者当选。Buti等[16]表明，财政货币政策相互依存的特定形式，也即策略替代和互补二者之一，并不必然根据冲突和合作解释，而是可以根据冲击类型来解释的。中央银行以通货膨胀和名义利率目标为目标，而财政当局追求产出和赤字目标，需求冲击不产生相冲突的政策，而供给冲击必然诱致相冲突的政策。
（二）财政货币当局博弈的VaR实证研究
与单方程方法强调财政和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结构参数不同，VaR模型技术以简单直观的估计策略包括政策决策的经济效应识别以及政策当局对宏观经济的反馈反应，将其与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结构紧密结合，可以更全面科学地探究财政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模型结构冲击，以及变量间交互影响机制。实践中，为估计结构反应函数，通常关于政策规则表达形式进行某些限制性假设，并强加或假定某些识别限制。VaR模型估计的政策反应可被解释为前瞻政策反应函数的简化形式和潜在经济的结构参数，脉冲反应可被解释为对经济未预期冲击的反应。
为捕捉财政货币政策策略依存变化，muscatelli等[17]用贝叶斯VaR方法考察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目标的反应以及财政货币政策工具之间的彼此依存关系。实证研究结果可概括为：第一，并非所有G7经济都是策略替代的。即使同时考虑财政货币政策，仍能获得货币政策对产出和通货膨胀冲击反应以及产出和通货膨胀对利率冲击反应的合理刻画，与已有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研究结论大体一致。高负债水平引发财政政策调整的mélit结论仅在德国成立。第二，财政政策的产出效应不明确，财政对通货膨胀冲击的反应难以探测，但VaR识别的财政冲击具有重要影响，而且财政和货币政策变量的相互依存是高度不稳定的：货币财政政策策略互补时，财政政策对经济周期的反应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降低。第三，财政赤字并不显著地对通货膨胀冲击做出反应，这暗含着，若财政当局乐于承担货币当局对通货膨胀冲击做出反应而产生的不断增加的债务义务，则财政政策不处于支配和主导地位。因此，需要扩展贝叶斯VaR估计，为赤字关于历史债务水平反应过程建模，精确刻画政策体制转变，以此识别财政货币政策相互依存转换背后的基本驱动力，从而检验Buti等[14]假说，即财政货币政策相互影响的本质取决于经济冲击本质。而且，因为未使用结构模型，难以解释财政和货币政策变量之间的实证相关关系：muscatelli等[17]的研究重点是政策工具对其他政策冲击的反应，但解释VaR的固有政策反应函数非常困难，尤其是前瞻结构模型。
为给出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结构计量经济解释，muscatelli等[17]估计美国1970-2001年期间结构新凯恩斯主义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和货币财政政策规则。基于被估计的模型实施动态模拟，考察内生变量和政策工具对结构模型方程外生冲击或政策规则未预期偏离的反应；实施历史动态模拟，向现存结构冲击和财政货币规则偏离添加额外的外生冲击，考察不同情境下政策制定者反应。研究结论可以概括为两方面；首先，财政货币政策策略互补或替代不仅取决于经济冲击的类型，这证实Buti等[16]的观点，而且也取决于潜在的结构模型假设。存在产出冲击时，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互补，发生通货膨胀冲击或对财政货币政策工具之一冲击后，财政货币政策彼此替代。作为对政策规则未预期冲击的反应，财政货币政策工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以更加互补的方式一起运动，这是由于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已经发生变化的潜在结构和政策冲击本质：需求冲击变得更加重要，而偏离政策规则的方差开始降低。其次，为评价引入内生财政政策规则是否显著改变最优货币政策规则，通过比较被估计的货币政策规则与从最优控制框架中得到政策规则发现，若财政和货币政策规则具有惯性且不相互协调，则反周期财政政策可能降低福利。原因可能在于财政和货币政策规则的惯性本质：货币政策规则致力于经济稳定用途，而自动稳定器通常承担分配职责。因此，财政政策制定者应将财政政策的反周期作用以及财政货币政策协调考虑在内。
四、新凯恩斯主义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
（一）拓展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渠道的新凯恩斯主义探索
总付税收、零死亡概率和无限期界代表性行为人的典型李嘉图等价成立的假设下，政府不违反预算偿付能力约束，政府债务不是提供信息的状态变量，概括代表性行为人选择的欧拉方程不存在政府债务的财富效应，经济收敛于李嘉图等价和财政动态学刻画的拉姆齐经济，经由资源收回效应，财政政策具有有限作用。Linnemann等
[18]的标准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财政政策传导分析表明，若经由消费者最优化问题建立消费和闲暇（以及因而真实工资）联系，则消费是否确实提高主要取决于劳动供给和价格粘性假设。但该简单新凯恩斯主义形式受到面版数据VaR实证研究的质疑。Blanchard等
[5]和muscatelli等
[17]表明财政冲击具有传统凯恩斯主义效应，因为政府支出增加导致产出暗含财政乘数接近或大于1。和消费持续上涨。Giavazzi等
[19]在非VaR背景探究特定时间的财政政策事件，并表明同时存在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李嘉图主义）效应。Galí等
[20]证明，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包括部分消费者的非最优化行为即拇指规则消费者，Galietal.（2004）强调其不能跨期借贷和储蓄。近期文献称为非李嘉图主义消费者。，可以解释消费对暂时政府支出冲击的正向反应。本质上，若消费和闲暇间的替代效应支配财富效应，则政府支出增加导致真实工资上涨，因为拇指规则消费者花光当前收入，总消费增加。若在消费者行为中引入惯性，如习惯形成，该关系动态学能更丰富。
与新古典凯恩斯主义综合侧重直接支出、可支配收入、资产组合和财富效应
[21]等财政政策传导渠道不同，新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方法也被称为新新古典综合（Goodfriend&King，1997）、粘性价格DSGe（dynamicstochasticgeneralequilibriummodel）。方法将新古典传统的个人动态最优框架与粘性价格和/或工资假设结合，突出经济行为人有限期界和拇指规则消费者等非最优化行为假设的重要性，并考虑影响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政府债务、资本积累和扭曲性税收等因素，使得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具有更丰富的需求、供给方面效应，提高解释经济现实的能力。其一，考虑总付税或扭曲税，及其对最优化和非最优化消费者的不同影响，而且可以为薪金税的供给方面的影响建模。edge等
[22]使用标准拉姆齐结构研究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发现，扭曲税的引入使得财政政策不再是中性的，而且修正泰勒规则的已有基本结论。其二，经由政府预算恒等式，政府债务是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另一渠道。因为包括有限期界特征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债务为财政赤字融资对总需求具有偏离李嘉图等价的影响。其三，考虑政府债务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能够产生财政政策非中性，Linnemann等
[18]基于金融财富（货币和债券）对居民交易成本的影响解释李嘉图等价偏离。其四，考虑政府公共支出（投资）对私人生产和投资决策的作用，可以引入财政政策和税收扭曲的更复杂的供给方面效应。
当然，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校准和估计需要使用其它实证研究或理论先验的行为关系参数，才能模拟研究财政货币政策影响。但因为模型方程中的相关系数是行为（结构）参数的高度非线性函数，为确保识别或在可接受的精度内估计参数，需要设定某些限制条件。因此，估计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时可以考虑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与可被自由估计的结构参数数量之间存在权衡。
（二）考虑资本积累和政府债务动态学的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
作为非李嘉图主义背景下政府债务在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探索，Leith等
[23]明确考察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供给方面的影响，建立资本积累和政府债务动态学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讨论李嘉图主义等价不成立的确定性均衡动态学中的简单货币和财政政策规则设计。政府债务不再仅是出现在政府跨期预算约束中的约束变量，相反，政府债务是与其他经济均衡条件交互作用，成为需要在局部均衡动态学分析中解释的重要状态变量。其中，税收是总付形式的，假定消费者死亡概率严格为正，则消费者是非李嘉图主义的，李嘉图等价不再成立。货币和财政政策被假定以简单反馈结构遵循两个程式化规则：货币政策遵循利率规则，明确规定货币工具利率如何对真实通货膨胀偏离其目标水平反应；财政政策遵循债务目标制规则，明确规定唯一的财政工具总付税率如何对实际真实政府债务水平偏离目标债务水平反应。局部稳态动态学分析表明，稳态政府债务水平在确保确定性均衡动态学中具有重要作用。在不同的稳态债务门限值，局部确定性的必要条件发生根本变化，存在由‘低’和‘高’稳态债务水平刻画的两个截然不同的稳定性体制，确定性区域以非连续方式取决于潜在债务水平，并，而非由积极和消极财政政策制定的界限区分。而且，根据政策规则的两个反馈参数，总是存在参数空间区域，确保‘低债务’稳态存在确定性动态学，但不确保‘高债务’稳态存在确定性动态学。由此，不明确考虑政府债务的当前目标水平，不可能推断与局部均衡动态学一致的财政货币政策工具的积极和消极范围。
因此，由在偏离李嘉图主义并包括资本积累的鲜明特征下考虑政府债务在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中的重要作用所决定，积极和消极财政货币政策反应不再必须与两个政策规则反馈参数的不变门限值相联系，确定性区域的重新划分以稳态债务水平为条件。这将Leeper
[1]逻辑扩展到财政政策非中性背景，颠覆货币和财政动态学相互独立的逻辑，并在总体上导致更加对称地处理货币和财政政策，这自然增强财政政策用于设计符合确定性动态学的政策规则的重要性。其理论机制则在于：其一，非李嘉图主义消费者的短视意味着，政府债务经由欧拉方程中的财富效应影响总消费动态学，政府债务动态学不能与其他均衡条件分离研究。债务水平能捕捉财政政策非中性，但财富效应的相对重要性随债务水平变化。其二，因为模型中的资本形成过程是内生的，稳态债务水平和资本挤出程度之间存在联系。这影响稳态真实利率，其又是企业边际成本的重要影响因素。易言之，资本存量内生时，政府债务的财富效应带来重要的需求和供给效应，使得低和高稳态债务水平存在截然不同动态学：在高（低）债务体制，若货币政策更积极，则需要提高（降低）财政紧缩程度。
（三）经济稳定作用的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
为探究哪种类型的财政政策可以与货币政策配合促进经济稳定，muscatelli等[24]使用被估计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研究财政政策规则与货币政策规则交互作用方式。因为将新凯恩斯主义的最新进展考虑在内，如消费的习惯持续性（habitpersistence）、拇指规则消费者、消费者最优决策的有限期界、粘性价格、政府支出和税收的消费和企业边际成本效应（经由薪金税），可以在包括部分上述特征的模型中考虑财政政策是否经由关于产出的反应规则与货币政策一起促进货币政策发挥稳定性作用，突出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各种传导机制。货币政策遵循标准前瞻名义利率泰勒规则识别，财政政策采取自动稳定器的简单后向形式，用于捕捉财政政策对源于自动稳定器的宏观经济变量的滞后反应。基于美国和欧洲数据，muscatelli等
[24]估计/校准财政货币政策规则相结合的被估计模型的基本和修正形式，考察不同财政规则与货币规则结合时的功效。
基本模型中，作为总需求的一部分，非生产性政府支出由个人所得税和薪金税支付，财政政策经由新凯恩斯主义iS曲线影响经济，并发挥有限作用：财政政策不降低对需求冲击反应的产出和通货膨胀变动性，以及由于供给冲击的产出变动性。偏离消费者完全最优化和无限期界假设后，财政政策存在降低产出变动性的巨大空间，尤其在有限期界消费者模型中，财政政策成为货币政策的有益补充，因为消费者前瞻行为和李嘉图等价不成立时消费的财富效应加强。财政政策对拇指规则消费者和最优消费者具有不同影响：经由影响最优消费者iS曲线的资源撤出效应，政府支出直接稳定产出；个人所得税降低拇指规则消费者可支配收入，进而降低消费，薪金税通过提高企业生产成本降低总供给。拇指规则消费者在财政政策传导中的重要作用表现在，较多拇指规则消费者使需求和供给冲击后的经济稳定性降低，一方面，不断提高拇指规则消费者数量使薪金税更有效；另一方面，拇指规则消费者降低消费平滑程度，并通过iS曲线中利率相关系数降低货币政策有效性。因此，经由影响消费者可支配收入和支出，财政政策虽有助于货币政策实现经济稳定效果，但力道递减。这符合Jones
[25]的论述，其使用美国的被估计随机增长模型（没有价格粘性）发现财政政策在战后时期具有有限稳定效应。当然，因为没有考虑税收扭曲，基本模型存在有限供给效应，若考虑税收对供给的扭曲效应，则财政政策显然有助于实现经济稳定目标。未考虑部分消费者的非最优行为或有限期界而考虑扭曲税收的更丰富识别，andrés等
[24]主要强调财政规则设计对产出稳定性的影响并发现，除非存在显著的真实和名义刚性，否则扭曲税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和产出变动性的权衡。
修正形式模型中，最优化消费者以不变死亡概率具有有限期界，债务为财政政策融资经由财富效应影响最优化消费者的消费。财政政策显著降低产出方差，但对通货膨胀变动性影响微小。部分消费者遵循拇指规则行为，债务的财富效应引入货币财政政策交互作用的一个渠道，因为利率变化将经由政府预算约束影响总需求。而且，货币财政交互作用的经济周期影响更加明显，从而潜在地提高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变动性。周期性是由于有限期界消费者对模型债务动态学反应以及消费者支出中引入惯性的拇指规则消费者间的动态交互作用。
五、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体制转换模型方法研究
遵循财政货币政策选择可能随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并允许存在多个体制变化，体制转换模型日益广泛地应用于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分析。Davig等
[4]估计美国战后时期货币和税收政策的马尔科夫体制转换规则，前者遵循泰勒规则，后者使税收调整成为政府债务和其他变量的函数。被估计的规则将政策行为划分为截然不同的积极和消极货币和财政体制时期，不仅揭示货币研究中流行的积极货币政策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行为时期，以及与价格水平财政理论相联系的消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组合行为时期，而且即使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经历都是消极或都是积极的时期，也可能存在唯一静态均衡，避免了固定体制模型框架内经济徘徊于不确定性（双消极政策组合）、不存在均衡（双积极政策组合）或具有完全不同特征的唯一均衡（积极货币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或消极货币和积极财政政策组合）时期的含义。因此，从不断经历体制变化的角度看，战后美国数据可被建模为独特的局部唯一均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根据某些概率法则改变体制，私人行为人将随机体制过程嵌入其预期函数和决策规则，积极和消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期仅是定义行为人决策规则的状态向量的可选实现值。消极货币政策和消极财政政策行为并不意味着均衡是不确定的，经济可以暂时经历积极财政政策和积极货币政策组合时期而没有可怕的经济后果。作为结果的体制转换模型动态学与固定体制模型不同，主要是产出和通货膨胀对财政扩张的反应。积极货币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下，税收削减产生通货膨胀和产出上涨，这是固定体制模型由于李嘉图等价不能出现的反应。而且，产出和通货膨胀对独立同分布税收冲击的反应极度持续。税收削减后，消极货币政策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体制与积极货币政策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类似。积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组合中债务不稳定，货币政策冲击的宏观经济效应与固定体制模型研究类似。原因在于，体制转换均衡中，货币和税收政策的外生扰动诱使行为人相信他们的财富在初始价格已经发生变化，对觉察到的财富变化的反应决定这些冲击的影响。因此，总付税冲击总是影响总需求、通货膨胀和产出，独立同分布税收冲击经联储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被传播多期。
Davig等[4]在体制转换财政货币政策规则研究中探讨价格水平财政理论，并发现价格水平财政理论总是有效且数量效应显著。价格水平财政理论机制作用之下，总付税冲击始终影响总需求、产出和通货膨胀，税收非中性是因为估计暗含着行为人总是为未来积极财政体制设置正概率集，这种信念使价格水平财政理论有效。量化结果表明，价格水平财政理论机制在美国数据中是重要的。1美元的突然暂时税收削减将长期内产出贴现现值提高到0.76-1.02美元，取决于模拟的政策体制条件。若货币财政体制不变，2%产出的暂时税收削减将长期价格水平提高1.2%到6.7%。使用政策体制被估计分布的随机模拟表明，6年后产出乘数是0.43-1.36美元的概率为80%，而6年后2%产出的税收削减将价格水平提高0.53%-2.27%。使用被估计政策过程的体制转换结构有助于将传统模型的财政含义与税收政策的巨大总需求效应的实证文献调和起来。传统积极货币政策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在总付税情况下产生李嘉图主义等价，但体制不断转换时税收成为重要的内生变量，税收扰动具有显著的短期总需求效应，这是分解李嘉图等价的生命周期方法不能产生的结果。
六、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趋向小结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主体篇4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政策协调
文章编号：1003-4625(2011)06-0035-04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为有效应对金融危机，我国迅速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有效地刺激了经济的回暖。但在后危机时期，我们将面对更为复杂的环境。怎样科学退出刺激政策以及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又应怎样协调?这些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理论基础
(一)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必要性研究
目前，经济学主流观点认为：尽管财政政策在长期内会影响经济增长，但从短期来看，相机抉择的“反周期”财政政策无助于经济稳定；货币政策更适合于作为宏观调控的工具。因此，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无须协调配合。然而，一些经济学家并不认同上述观点。萨金特和华莱士(sargent和wallace，1981)在他们的经典论文中阐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可能完全独立，因为两者共同受到一个统一跨时政府预算方程约束。如果财政政策导致财政赤字无法持续，最终势必迫使中央银行通过发行货币为财政赤字融资。诺德豪斯(1994)运用博弈模型开创性地证明：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的不合作对宏观经济稳定的损害相当之大，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政策目标是不一致的。财政部的目标侧重于增加产出和提高就业，倾向于扩张的财政政策；而以稳定物价为目标的中央银行预料到这一点后就会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并且提高利率，以图消除或者缓解因财政扩张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这时纳什(nash)解的特征是很高的财政赤字和很高的利率并存，高利率抑制了民间投资，结果财政赤字并没有降低失业率和提高产出。LucaLambertini和RieeeardoRovelli(2004)考察了在宏观经济稳定条件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他们的分析表明，如果财政政策考虑到产出和通胀福利函数(通胀福利函数与中央银行定义的相一致)，那么，两个当局都会从合作中获利。
总之，大部分研究表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协调配合，否则会损害经济效益。
(二)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分析框架
凯恩斯从有效需求不足和市场机制无法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论断，提出以需求管理为主，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当一国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出现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时，只有采取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才能使之趋向于物价稳定或充分就业水平。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时期，财政政策的效用不明显，要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在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时，货币政策的效用不明显，要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减税、增发国债等来应对通货紧缩，拉动经济复苏。同时，凯恩斯理论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和效用不相同：财政政策作为政府的收支政策，主要作用于产品市场，进行结构调整，而货币政策的调节功能主要作用于货币市场，适合总量调节；财政政策调整有法定的程序和规范的审批手续，时滞性长，货币政策相比则更为灵活和富有时效性。因此，在具体运用以上两种政策时，要根据宏观经济的不同目标适当选择，合理搭配，以便起到理想的宏观调控效果。
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在凯恩斯基本模型之上建立了iS-Lm模型，它描述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时，利率与收入的决定，分析揭示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变化可以影响经济中总产出水平的条件，使得政府能够通过iS-Lm框架(以某种精致的数字化形式包含在一国经济的大型计量经济模型中)来选择能使政府实现特定产出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
(三)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重点
一是宏观调控目标的配合。我们知道，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其最终目标都必须符合国家宏观调控目标的要求；而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货币政策可以增加货币供给量来促进经济增长，可以通过稳定币值创造良好的经济增长环境，中央银行可以用灵活多样的政策工具对经济进行有效的微调；而财政政策具有强有力的税收政策杠杆，能够调节企业利润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能够保证一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水平。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能够达到既可以掌控经济增长总量、又能够优化经济结构的目的。而在经济发展的特殊阶段，两者就一定有所分工、有所侧重。在经济过热时期，要更多地通过紧缩货币政策使经济迅速降温；而在经济不景气的萧条时期，则要更多地倚重于积极宽松的财政政策的强刺激作用来拉动经济的增长。
二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配合。货币政策通过对信贷资金流向和流量的引导和控制，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财政政策通过直接投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举措，不仅能够直接影响产业结构，而且可以引导金融部门和民间的资金流向，进而影响整体经济结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既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又有利于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形成，以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但是，一般情况下，在结构调整方面，财政政策的功效往往高于货币政策而且见效更快、更直接。
三是政策操作机制的配合。政策操作机制的配合，主要包括政策工具、政策时滞和政策功能的配合。政策工具的配合，涉及财政投资项目中的银行配套贷款、国债发行与央行公开市场的反向操作结合等；政策时滞的配合，是指货币政策的长时滞与财政政策短时滞的相互搭配；政策功能的配合，主要指货币政策具有抑制经济过热、控制通货膨胀并与财政政策相互配合和协调迅速启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
二、扩张性宏观调控背景下我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配合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策功能定位不准确，影响了宏观调控目标实现
从两大政策的长期目标来看，我国财政政策的基本目标主要有：经济稳定和增长目标，财政收入目标，公平分配目标，总量平衡目标和结构调整目标。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但回顾我国宏观调控的历史，实际上两大政策一直发挥着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职能。长久以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目标都定位于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目标只是侧重于总量调控。在两种政策的实际配合中，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都没有发挥结构调节的作用，两大政策在经济结构调整中缺乏明确的目标界定和分工，使得整个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缺乏体制上的依托，导致内需结构失衡及调整缓慢，成为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在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
中，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再次被运用，促进了经济的短期增长，但结构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影响了宏观调控目标实现。
(二)政策职能混淆，导致了货币的财政内生供给
长期以来，两大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缺乏明确的目标界定和分工，形成财政政策的货币化。如我国的银行绝大多数都是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的，银行信贷的行政色彩比较浓厚，逐渐形成了财政资金和信贷资金配合的财政模式，造成了货币的内生供给。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而国债项目的银行配套贷款达1.32亿元，为国债投资的2倍。美国次贷危机后，我国实行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扩张”，并安排4万亿元的财政刺激政策，但是如此庞大的支出并不完全由中央政府直接出资，而是由财政资金配套信贷资金的模式实现，由此产生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融资模式。2010年6月末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66万亿元。由此可见，我国财政扩张导致了信贷扩张，而信贷扩张导致了货币扩张。因此，财政扩张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货币扩张。
(三)政策传导机制欠佳，量化效应明显
一是两大政策调控的量化效应明显，机制效应欠佳。财政政策无论收缩与扩张，都是超经济增长；货币政策无论收缩与扩张，仅显著促进货币供应量的增减，疏于虚实经济协调和调节。
二是传导渠道不畅。如国家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增强流动性，但企业资金紧张而股市过度膨胀，形成“流动性误导”。
三是财政、货币乘数的变异。随着改革的深化，我国逐步形成分层式财政收支分配，并且逐渐深化金融创新，这样一来财政分配乘数与货币乘数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在储蓄不断提高的作用下，我国近年的边际消费倾向逐年下滑，财政、货币政策乘数逐渐降低，不维持较高的货币供应量及市场流动性，经济难以启动，始终难以摆脱“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
(四)政策工具操作不规范，加大宏观调控难度
以常用的两大政策协调配合工具财政存款、国债为例。
1.财政存款。一是部分财政存款游离于财政存款缴存体系之外对全社会流动性影响较大。据调查，近年来财政部门有相当多的现金并未存放国库，而是通过企业定期存款形式存于商业银行。部分地区抽样调查显示，近几年来这样的财政存款占全部存款的比例在10％至14％之间波动，数额较大，这部分财政存款向金融体系注入巨量流动性，增加了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进行对冲操作的压力。二是财政存款数额的季节性波动明显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带来一定的影响。近年来，财政存款数额季节性波动明显。以月为周期衡量，财政存款库存波动率平均达到10％，以季度为周期衡量，库存波动率平均达到20％左右，以年度为周期衡量，库存波动率平均达到30％左右。这使得中央银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还必须根据财政存款的季节性变化特点，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货币政策调控的复杂性和难度。
2.国债。在西方国家，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工具是短期国债。然而，国债在我国的货币市场上只担当着次要角色，原因在于财政部发行的短期国债有限，1年期及1年期以下的国债因为其特有的灵活性，是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主要工具，但在我国短期国债所占比重较小，中长期国债所占比重较大，致使中央银行持有的短期国库券数量偏少；而且，商业银行将持有的大量国债视为优质资产，不愿出售。所有这些，导致市场交易不旺、国债二级市场运行不畅，使公开市场业务缺乏交易的基础，严重影响了中央银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政策效果。
三、后金融危机财政、货币政策选择及协调策略
在后危机时期，我国宏观经济受输入性通胀、结构性矛盾以及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进入长期高速增长路径下的短期波动下行区间。因此经济调控政策的正确选择是，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减弱政策扩张力度，促进经济增长，管理通胀预期；以财政政策为主体推进结构调整，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改善供给；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灵活运用政策工具提高协调效率，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一)明确政策协调的目标：调节经济总量平衡，促进经济增长，管理通胀预期
后危机时代恰逢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的攻坚阶段，集于“高储蓄、高失业及高产能”的现状，极易引发通缩和速度抑制型就业。因此，该阶段必须依靠一定的速度、一定的通胀才能支撑发展与就业，同时在发展的过程中防止资产泡沫。因此两大政策要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并要在以下方面进行重点配合：
一是配套促进经济以稳定的态势均衡增长。两大政策要合力调节经济增速、增量与增质，以发展化解需求不足、就业等矛盾。以内需逐步增长为退出起点，协调实施财政、货币政策，财政上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但支出的投向应适度调整，货币政策退出已是大势所趋，但退出不宜过急。根据发展适时选择速度克制性配套(紧缩货币政策、适度扩张财政政策)、通胀允诺型配套(适度紧缩财政、货币政策)和通缩抑制型配套(同时扩张财政、货币政策)，提高政策调节的灵活性与准确度。
二是以货币政策为主，控制资产价格膨胀，管理通胀预期。中央银行应采取适当的“紧缩”措施，合理地控制货币信贷增长，进而控制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的过快增长；同时，要加快货币供给制度改革，积极引入货币政策规则。财政政策要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实现收入的合理化和均等化，缩小贫富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扩大有效需求，从而实现物价稳定目标的实现。
(二)突出政策协调的核心：以积极财政政策体系为主，改善供给管理，推进结构调整
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对于各国应对金融危机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后危机时代，面对缓慢的经济复苏及全球经济再平衡，单纯依赖需求管理的总量扩张会带来滞胀的风险。因此要通过供给面的管理进行结构调整(贾康，2008)，特别是供给面的结构与效率。一是优化投资结构，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坚持淘汰落后产能。二是加快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使经济增长客观反映资源环境成本。三是加快环境保护力度，增设环境税，坚持“谁污染，谁治理”，实施全民环保计划。四是更加注重推进自主创新，有效提高产出效率的财政政策安排。五是加大金融支持结构调整的支持力度，落实有保有控的信贷政策。积极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改善储蓄结构和发展消费信贷。
(三)完善政策协调的机制：健全体制基础，深化财政金融改革
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完善和成熟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充分协调配合、充分发挥效用的基础。并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还伴随着金融体系、财政体制、国有企业制度等一系列的改革。
一是要深化财政改革提高财政政策调节能力。在健全财政体制方面，在合理界定事权基础上，按照
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调整财政分配结构，强化均衡服务，提高民生支出占比，建立健全社会保障网；建立健全税收分配格局，推进结构性增支，加强初次分配与再分配调节，加强资源性、财产性分配调节，建立分层分级的税收、公债、财政体制与预算调节体系；健全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
二是要深化金融改革提高货币政策调节能力。健全中央银行调控机制；加速推进金融市场化，也即资产价格市场化、业务经营自由化、市场准入市场化和资本流动自由化；建立健全金融监管机制；稳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合理调整汇率水平；加强资本市场建设，提升资本市场的效率和规模。
(四)灵活运用政策协调的工具：系统协调总量、速率与结构手段
提高协调效率的基础在于手段的协调。一是总量手段的协调。注重财政收支规模、债务率与赤字的控制，注重金融借贷差、货币流动性的控制，共同构筑总量增速、总量增效调节体系。二是速度调节手段的协调。注重财政收支增长速度、货币供应量与国民收入递增速度的协调。三是结构调节手段的协调。注重发挥财政性税收、补贴、公债、金融性利率、汇率的结构调节的协调，协作调节使经济、产业、区域乃至阶层的国民收入结构进一步优化。逐步将两大政策的经济增长贡献率提高到50％以上，使其成为宏观调节最有力的手段。
(五)加强逆周期风险、预期的调节：超前防范、超前导向
进入后危机时代后，风险与导向性调节将成为两大协调的另一重点。风险调节的重点在于防范债务风险、停涨风险及国际贸易失衡风险；而导向性调节的重点，则在于根据政策的时滞，建立财政、货币政策预期系统，涉及总量、结构及预期导向指标等，实施窗口导向，使其成为国民经济较为灵敏的导向标。
(六)把握财政货币政策协调的背景：要与当前世界和我国的经济形势相适应
随着全球经济的初步复苏，我国的财政、货币政策的实施要把握好度，要考虑到中国经济趋势变化对世界的影响，同时还要考虑到世界经济变化趋势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组合不仅要视中国经济状况而定，还要根据国际金融、经济的发展形势而定，要保持实时地检测与变更，以期达到政策协调配合的最佳效果。
参考文献：
[1]王磊等，中国危机管理货币政策的退出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0,(1).
[2]李连发，通胀预期、资产替代与当前货币政策取向[J].经济学动态,2010,(12).
[3]任碧云，中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的技术路径[DB/oL].国研网.
[4]巫建国，后危机时代：我国反周期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J].经济学家,2010,(10).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主体篇5
财政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主要包括税收、预算、国债、购买性支出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是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货币供求和控制信贷规模以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方针和策略的总称，是国家宏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政策工具是中央银行为实施货币政策所采取的各项措施、手段和方法，以实现其对货币量和信用量的调控作用。货币政策工具有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中央银行再贷款等。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各有所长，各具特色，是互为条件、相互补充的
一方面，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具有一致性，两者都要求达到货币币值的稳定，经济稳定增长，劳动者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实现手段具有交叉性，财政政策能否顺利实施并取得成效，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有着密切联系。
同时，市场经济的特征，要求财政和银行更多地使用经济手段调节经济运行。财政杠杆与金融杠杆作用的发挥，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为条件、相互补充的。财政杠杆较之金融杠杆具有更强的控制性和时滞性，而金融杠杆则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时效性；财政杠杆对调整产业结构更为有利，而金融杠杆对调节企业行为更为有效；财政杠杆偏重于解决分配的公平问题，而金融杠杆侧重于解决分配的效率问题。两种经济杠杆不能单打一，要综合运用，扬长避短，以发挥交叉效应。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正完成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也正由直接行政管理和控制国有企业与事业的经济活动，逐步向主要以财政与货币政策工具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市场经济目标模式过渡。在这一历史性的变革过程中，财政与货币政策作为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手段，对我国宏观经济平衡健康运行和发展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但从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有效选择与运用、协调与配合实际来看，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
一方面，由于财政规模相对萎缩，导致财政职能弱化；另一方面，银行金融资产迅速增加，使金融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货币政策的爆旋式松紧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过热过冷”波动密切相关，表明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调控作用，弱化财政政策的调控作用有失偏颇。因此，应着力提高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加强两大政策协调运行以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目标。
二、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运行
(一)强化财政调控的力度，改变货币政策独木撑天的局面
财政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而进行的社会产品分配，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首先中央财政集中的资金比例要提高，这从根本上要靠企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社会经济和科技的进步。要继续深化和完善财税体制改革，增加税收收入，充分发挥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完善增值税征管办法，增大增值税发票交叉稽核的范围，坚决堵住利用增值税发票偷税逃税的漏洞；改进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方法，严格代扣代缴和法人支付与个人收入双向申报制度。其次是规范政府分配行为，统一财政。现阶段，我国的财权相当分散，各级政府部门都可以凭借职权进行各种各样的摊派和集资等。因此，要创造条件，尽可能把较多的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内管理等。
(二)明确财政、货币政策的各自侧重点
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和特点不同，运作的方式和手段也不同，两种政策必须有明确的分工。如在公平与效率、总量与结构的处理上，货币政策偏重于“效率优先”原则，这个原则既承认收入分配中差距的存在，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个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以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促进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而财政政策则偏重于“兼顾公平”原则，以发挥其稳定经济的作用，经济发展既要效率，也要稳定，而稳定又以“公平”为前提，要确保经济的“相对公平”，在既定体制下，就是要发挥好财政政策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财政资金在经济领域的运用必将发生很大变化，它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包揽一切，而是把有限的财政资金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其他方面和领域的社会需求将由银行负责供应。也就是说，财政的宏观调控重点是调整经济结构，银行则要加强对社会总需求的调控。
把搞好国有企业，重构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作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运行的基本出发点。现阶段，国企改革正向着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迈进。由于历史和体制方面的原因，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着社会负担过重、政企不分、信用紊乱等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国有企业改革进程将受到影响。政府是国企改革的重要推动者，财政和银行作为政府的综合经济职能部门，应互相协调，密切配合，共同帮助企业走出困境。就财政政策而言，首先是通过社会保障支出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分离国有企业的社会保障职能，直接减轻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增强企业活力；其次是建立新的国有资产管理经营体系，把产权落到实处，实行政企分开，从而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是，更为迫切的是需要两大政策协调运行、通力合作。近期迫切需要两大政策解决的，一是财政和银行要协调支持，共同努力来重组企业债务。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是旧体制下多种因素造成的，所以，政府、银行和企业都应合理分担。二是财政和银行应从资金和政策等方面协调支持国有企业运用公司制、股份制等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加快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推动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和规模经营，以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进一步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从制度上构筑起实施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控的微观基础。
(三)做好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寻找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最佳结合点
2004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05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时提出，2005年我国要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样，我国从1998年以来实行了6年之久的扩张性(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转为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加强宏观调控的新举措。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推动工业化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需求过旺的问题，稍一放松对社会总需求的控制，就会因需求的膨胀而加剧经济波动。因此，必须找准财政、货币政策的最佳结合点。
1.国债管理政策。开展公开市场业务是货币政策操作的最主要手段，而适度规模的国债是开展公开市场业务的基础性条件。为此，在国债的发行规模、品种和期限上，银行应当给予大力支持和配合；在国债的利率确定、调整、债券转让、流通和兑付等环节，双方要加强合作，相互协调。
2.财政投融资政策。财政投融资既有较强的财政性，又有明确的金融性，它的双重性决定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特殊地位。一方面，财政投融资的政策性直接体现着政府的财政意图，是重要的财政政策工具；另一方面，财政投融资所具有的信用属性决定了它又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组成部分，受制于中央银行的宏观金融调控。所以，财政投融资在客观上成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运用的又一交叉结合领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和企业投资必然要受到利益机制的驱动，使得投资周期长、风险较大的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投资不足，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日益严重。因此，建立财政投融资就可以为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的发展提供较为可靠的资金保障。在资金来源上，不仅应包括国债和财政预算拨入的资金，而且也应当把邮政储蓄存款、社会保险基金结余等吸纳进来。在资金的使用上，既要强调宏观调控的政策，也要注重资金的使用效益及回收。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政策工具，二者都是从价值上来影响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以实现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正确认识和协调这两大经济手段，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财政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主要包括税收、预算、国债、购买性支出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是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货币供求和控制信贷规模以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方针和策略的总称，是国家宏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政策工具是中央银行为实施货币政策所采取的各项措施、手段和方法，以实现其对货币量和信用量的调控作用。货币政策工具有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中央银行再贷款等。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各有所长，各具特色，是互为条件、相互补充的
一方面，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具有一致性，两者都要求达到货币币值的稳定，经济稳定增长，劳动者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实现手段具有交叉性，财政政策能否顺利实施并取得成效，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有着密切联系。
同时，市场经济的特征，要求财政和银行更多地使用经济手段调节经济运行。财政杠杆与金融杠杆作用的发挥，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为条件、相互补充的。财政杠杆较之金融杠杆具有更强的控制性和时滞性，而金融杠杆则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时效性；财政杠杆对调整产业结构更为有利，而金融杠杆对调节企业行为更为有效；财政杠杆偏重于解决分配的公平问题，而金融杠杆侧重于解决分配的效率问题。两种经济杠杆不能单打一，要综合运用，扬长避短，以发挥交叉效应。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正完成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也正由直接行政管理和控制国有企业与事业的经济活动，逐步向主要以财政与货币政策工具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市场经济目标模式过渡。在这一历史性的变革过程中，财政与货币政策作为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手段，对我国宏观经济平衡健康运行和发展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但从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有效选择与运用、协调与配合实际来看，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
一方面，由于财政规模相对萎缩，导致财政职能弱化；另一方面，银行金融资产迅速增加，使金融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货币政策的爆旋式松紧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过热过冷”波动密切相关，表明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调控作用，弱化财政政策的调控作用有失偏颇。因此，应着力提高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加强两大政策协调运行以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目标。
二、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运行
(一)强化财政调控的力度，改变货币政策独木撑天的局面
财政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而进行的社会产品分配，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首先中央财政集中的资金比例要提高，这从根本上要靠企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社会经济和科技的进步。要继续深化和完善财税体制改革，增加税收收入，充分发挥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完善增值税征管办法，增大增值税发票交叉稽核的范围，坚决堵住利用增值税发票偷税逃税的漏洞；改进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方法，严格代扣代缴和法人支付与个人收入双向申报制度。其次是规范政府分配行为，统一财政。现阶段，我国的财权相当分散，各级政府部门都可以凭借职权进行各种各样的摊派和集资等。因此，要创造条件，尽可能把较多的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内管理等。
(二)明确财政、货币政策的各自侧重点
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和特点不同，运作的方式和手段也不同，两种政策必须有明确的分工。如在公平与效率、总量与结构的处理上，货币政策偏重于“效率优先”原则，这个原则既承认收入分配中差距的存在，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个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以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促进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而财政政策则偏重于“兼顾公平”原则，以发挥其稳定经济的作用，经济发展既要效率，也要稳定，而稳定又以“公平”为前提，要确保经济的“相对公平”，在既定体制下，就是要发挥好财政政策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财政资金在经济领域的运用必将发生很大变化，它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包揽一切，而是把有限的财政资金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其他方面和领域的社会需求将由银行负责供应。也就是说，财政的宏观调控重点是调整经济结构，银行则要加强对社会总需求的调控。
把搞好国有企业，重构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作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运行的基本出发点。现阶段，国企改革正向着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迈进。由于历史和体制方面的原因，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着社会负担过重、政企不分、信用紊乱等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国有企业改革进程将受到影响。政府是国企改革的重要推动者，财政和银行作为政府的综合经济职能部门，应互相协调，密切配合，共同帮助企业走出困境。就财政政策而言，首先是通过社会保障支出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分离国有企业的社会保障职能，直接减轻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增强企业活力；其次是建立新的国有资产管理经营体系，把产权落到实处，实行政企分开，从而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是，更为迫切的是需要两大政策协调运行、通力合作。近期迫切需要两大政策解决的，一是财政和银行要协调支持，共同努力来重组企业债务。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是旧体制下多种因素造成的，所以，政府、银行和企业都应合理分担。二是财政和银行应从资金和政策等方面协调支持国有企业运用公司制、股份制等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加快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推动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和规模经营，以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进一步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从制度上构筑起实施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控的微观基础。
(三)做好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寻找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最佳结合点
2004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05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时提出，2005年我国要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样，我国从1998年以来实行了6年之久的扩张性(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转为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加强宏观调控的新举措。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推动工业化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需求过旺的问题，稍一放松对社会总需求的控制，就会因需求的膨胀而加剧经济波动。因此，必须找准财政、货币政策的最佳结合点。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主体篇6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政策工具，二者都是从价值上来影响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以实现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正确认识和协调这两大经济手段，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财政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主要包括税收、预算、国债、购买性支出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是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节货币供求和控制信贷规模以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方针和策略的总称，是国家宏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政策工具是中央银行为实施货币政策所采取的各项措施、手段和方法，以实现其对货币量和信用量的调控作用。货币政策工具有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中央银行再贷款等。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各有所长，各具特色，是互为条件、相互补充的
一方面，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具有一致性，两者都要求达到货币币值的稳定，经济稳定增长，劳动者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实现手段具有交叉性，财政政策能否顺利实施并取得成效，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有着密切联系。
同时，市场经济的特征，要求财政和银行更多地使用经济手段调节经济运行。财政杠杆与金融杠杆作用的发挥，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为条件、相互补充的。财政杠杆较之金融杠杆具有更强的控制性和时滞性，而金融杠杆则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时效性；财政杠杆对调整产业结构更为有利，而金融杠杆对调节企业行为更为有效；财政杠杆偏重于解决分配的公平问题，而金融杠杆侧重于解决分配的效率问题。两种经济杠杆不能单打一，要综合运用，扬长避短，以发挥交叉效应。
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我国正完成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也正由直接行政管理和控制国有企业与事业的经济活动，逐步向主要以财政与货币政策工具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市场经济目标模式过渡。在这一历史性的变革过程中，财政与货币政策作为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手段，对我国宏观经济平衡健康运行和发展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但从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有效选择与运用、协调与配合实际来看，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
一方面，由于财政规模相对萎缩，导致财政职能弱化；另一方面，银行金融资产迅速增加，使金融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货币政策的爆旋式松紧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过热过冷”波动密切相关，表明过度依赖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调控作用，弱化财政政策的调控作用有失偏颇。因此，应着力提高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加强两大政策协调运行以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目标。
二、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运行
（一）强化财政调控的力度，改变货币政策独木撑天的局面
财政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而进行的社会产品分配，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首先中央财政集中的资金比例要提高，这从根本上要靠企业生产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社会经济和科技的进步。要继续深化和完善财税体制改革，增加税收收入，充分发挥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完善增值税征管办法，增大增值税发票交叉稽核的范围，坚决堵住利用增值税发票偷税逃税的漏洞；改进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方法，严格代扣代缴和法人支付与个人收入双向申报制度。其次是规范政府分配行为，统一财政。现阶段，我国的财权相当分散，各级政府部门都可以凭借职权进行各种各样的摊派和集资等。因此，要创造条件，尽可能把较多的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内管理等。
（二）明确财政、货币政策的各自侧重点
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和特点不同，运作的方式和手段也不同，两种政策必须有明确的分工。如在公平与效率、总量与结构的处理上，货币政策偏重于“效率优先”原则，这个原则既承认收入分配中差距的存在，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个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以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促进效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而财政政策则偏重于“兼顾公平”原则，以发挥其稳定经济的作用，经济发展既要效率，也要稳定，而稳定又以“公平”为前提，要确保经济的“相对公平”，在既定体制下，就是要发挥好财政政策的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财政资金在经济领域的运用必将发生很大变化，它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包揽一切，而是把有限的财政资金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其他方面和领域的社会需求将由银行负责供应。也就是说，财政的宏观调控重点是调整经济结构，银行则要加强对社会总需求的调控。
把搞好国有企业，重构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作为财政、货币政策协调运行的基本出发点。现阶段，国企改革正向着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迈进。由于历史和体制方面的原因，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着社会负担过重、政企不分、信用紊乱等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国有企业改革进程将受到影响。政府是国企改革的重要推动者，财政和银行作为政府的综合经济职能部门，应互相协调，密切配合，共同帮助企业走出困境。就财政政策而言，首先是通过社会保障支出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分离国有企业的社会保障职能，直接减轻国有企业的社会负担，增强企业活力；其次是建立新的国有资产管理经营体系，把产权落到实处，实行政企分开，从而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打下坚实的基础。但是，更为迫切的是需要两大政策协调运行、通力合作。近期迫切需要两大政策解决的，一是财政和银行要协调支持，共同努力来重组企业债务。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是旧体制下多种因素造成的，所以，政府、银行和企业都应合理分担。二是财政和银行应从资金和政策等方面协调支持国有企业运用公司制、股份制等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加快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推动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和规模经营，以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进一步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从制度上构筑起实施财政和货币政策调控的微观基础。
（三）做好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寻找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最佳结合点
2004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05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时提出，2005年我国要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样，我国从1998年以来实行了6年之久的扩张性(积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转为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加强宏观调控的新举措。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推动工业化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需求过旺的问题，稍一放松对社会总需求的控制，就会因需求的膨胀而加剧经济波动。因此，必须找准财政、货币政策的最佳结合点。
1.国债管理政策。开展公开市场业务是货币政策操作的最主要手段，而适度规模的国债是开展公开市场业务的基础性条件。为此，在国债的发行规模、品种和期限上，银行应当给予大力支持和配合；在国债的利率确定、调整、债券转让、流通和兑付等环节，双方要加强合作，相互协调。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主体篇7
首先，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选择和组合必须适应经济形势发展需要，根据宏观调控目标、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管理体制的特征来选择恰当的政策、措施和合理的搭配方式。
其次，两大政策的配合与实施要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周期性波动，进行反周期调节。从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组合轨迹来看，我国两大政策的调节趋向于周期性使用(见下表)，对宏观调控的效果向好，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减小。
第三，两大政策相机抉择的时机已经成熟。在经历了5年双紧周期和5年双松周期后，目前我国正过渡到一个新的经济周期。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已实施了近6年，我国过去历史上双松政策最长就是这次宏观调控，但在新形势下不可能继续保持和沿用下去，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确实到了该调整的时期。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是我国宏观调控面临的难题之一，新时期需要有新的政策选择。这里可以设想三种思路：一是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从紧的稳健货币政策，但其政策内涵应根据经济形势变化进行适当调整；二是中性偏紧的财政政策与中性偏松的货币政策配合；三是中性偏紧的财政政策与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配合。这三种思路各有道理，我们倾向于采取中性偏紧的财政政策和中性偏紧的货币政策搭配。
不赞成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原因是：这种政策搭配是在特定历史阶段、特定宏观经济背景下采取的具有特定内涵的经济政策，现在我国经济形势已发生实质性变化，不宜延续下去。
不赞成选择中性偏松的货币政策的理由是：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形势和需要关注的主要倾向趋势是通货膨胀而非通货紧缩，促使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需要致力于提高资金运用效率，因此货币政策宜中性偏紧，不宜中性偏松。
财政政策的取向应当是中性偏紧，其具体含义就是要贯彻勤俭建国、量入为出的原则降低国债发行规模，逐步降低赤字率，缩减隐性债务，调整支出结构。将增发国债的收入由过去主要用于重点建设项目扩展到几个方面，如完成在建工程的后续投入，填补以公共卫生为代表的公共项目欠账，启动拟议进行或亟待进行但主要由于资金制约未能启动的改革事项等。未来国债投资项目不应再安排银行配套贷款，使其成为纯粹的公共财政支出，以避免新的金融风险。
货币政策的趋向也应当是中性偏紧，其具体含义就是在当前稳健货币政策适度从紧的调控措施基本到位的基础上，既不扩张也不紧缩，根据经济发展形势需要适度偏紧，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不高于GDp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控制信贷规模，重点是加快资金周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优化信贷结构，防止通货膨胀，保证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具体的对策建议是：
1、建立和完善规划、财政、银行的配合机制，优化国家宏观调控体系。要健全和完善国家规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国家规划明确的宏观调控目标和总体要求，是制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要依据。要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统筹安排和政策协调。包括两大政策目标的协调、财政赤字和金融不良资产的定期跟踪测算、财政金融稳定性的预安排、财政金融政策和操作工具进行互动效率评估和化解金融不良债务安排等。财政政策要在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和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重要功能。货币政策要在保持币值稳定和经济总量平衡方面发挥作用，健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要完善统计体制，健全经济运行监测体系，加强各宏观经济调控部门的功能互补和信息共享，提高宏观调控水平。
2、完善产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发挥综合效应。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结构问题甚于总量问题，经济结构不合理造成局部需求过高和局部供给不足成为主要矛盾，必须重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我国产业政策要通过鼓励、限制或禁止某些产业、产品和技术发展，合理配置利用资源，优化经济结构。目前部分信贷资金流向低水平重复建设领域，与产业政策导向出现了偏离，要求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要适时、适度进行调整，形成动态协调配合机制，更好地发挥综合调控作用。发展改革委要定期和适时调整相关产业政策；人民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要配合提出加强和改进信贷管理、优化信贷结构的政策措施，为商业银行适时调整信贷投向提供支持；商业银行要严格按照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发放贷款。为解决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增长不平衡现象，要重视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刺激消费需求增长。要加快进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抑制由地方政府推动的某些行业和地区出现的投资热。只有各项经济政策协调配合，我国经济才能步入自主增长的良性循环。
3、适度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财政政策要以国债手段为主转向以税收和财政贴息手段为主刺激总需求；货币政策要更多地运用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率、存款准备金率等间接手段调节总需求。财政政策依然要在公共投资领域发挥作用，创造社会公平、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要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新体制相配套的分税分级财政框架。重点要对省以下体制灌注分税分级体制的实质性内容，建立三级分税分级财政。建立规范的公共收入制度，调整优化支出结构，推进部门预算、收支两条线、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制度等改革。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方面，要通过改革完善国债发行交易制度，统一国内债券市场，活跃短期债券市场，使央行公开市场操作能有的放矢，成为货币供应量调控的有效工具。今后应使利率成为货币政策调控的先行工具，存款准备金率操作影响大，以少动为好。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主体篇8
关键词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相机抉择单一规则
1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及其成因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问题研究的是货币政策能否系统地以及能多大程度上影响产出，对于这个问题的争议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的热点问题。在这个前提下，紧缩性货币政策具有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扩张性货币政策具有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作用。早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即提出了“流动性陷阱”，认为货币政策在大危机面前不如财政政策得力，但他从来没有完全否定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20世纪40年代初，著名经济学家汉森曾言到：“货币武器确实可以有效地用来制止经济扩张。”同时他也注意到：“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所提供的充分证据表明，恢复经济增长仅仅靠廉价的货币扩张是不充分的。”目前的一些实证研究，发现了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国家当中确实存在显著的货币政策非对称性。
货币政策产生非对称性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种是由于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经济行为主体的预期形成机制和作用方式不同，因此导致了货币政策作用的非对称性；第二种是存在银行和资本市场上的各种信贷约束，这些信贷约束只有当货币政策紧缩时，才能够成为紧约束，并且发挥实际作用；第三点是经济当中存在各种名义粘性和实际粘性，例如价格粘性和工资刚性等，这些粘性因素使得价格在经济扩张期间向上变化的灵活性高于经济收缩期间向下变动的灵活性。
2货币政策非对称性下的我国宏观调控模式的选择
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当中，经历了大约4～5个完整的经济周期波动，从1998年开始，连续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刘金全（2002）所作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实际产出具有显著的降低作用，强于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于产出的促进作用。
1993~1996年我国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选择货币供给量作为中介指标，实际上是在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为了防止社会因货币供给量失控而造成的物价上涨。货币供给量对于物价水平的影响十分显著，要平抑物价，就必须严格控制货币供给的增长。1997年之后的5年内，我国经历了长达5年的通货紧缩的时期，一方面供大于求的过剩经济急需增加货币供给量，以启内需；另一方面银行体系大量存款闲置。央行增加货币供给量的行为也被经济主体规避风险的反向选择所化解，也就是说，在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的作用大大下降了。正是由于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作用的存在，我国应该谨慎选择合适的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和调控模式。
凯恩斯和弗里德曼两名经济学界著名的学术泰斗，在调控模式上有着不同的看法。凯恩斯认为货币需求是不稳定的，应实行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逆经济风向行事；由于边际消费倾向的递减和资本的边际效益递减，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因此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定为充分就业。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需求是稳定的，主张用“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代替凯恩斯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提出以一个长期稳定的货币供给的增长率作为货币政策的操纵目标，最终目标为物价稳定。
相机抉择也叫反周期货币政策，是指政府根据经济运行的阶段特征以及政策效果来相机抉择使用宏观经济政策。相继抉择通常要考虑以下几点：
（1）逆风向行事。当经济衰退时，通常选择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当经济过热或出现通货膨胀时，通常选择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2）政策的时滞。经济中存在的不同类型的时滞如数据时滞、认识时滞、立法时滞、执行时滞、作用时滞。政府要及时实行和选择经济调控措施，避免前一轮调控政策在经济风向转换后才发生作用。
（3）政策的组合和协调。通常有双紧双松和一紧一松的政策组合。“单一规则”认为由于货币政策时滞等原因，反周期的干预不仅不能熨平周期，反而会加剧周期波动。其推导逻辑是：消费函数的稳定性，决定货币需求的稳定性；货币需求的稳定性决定货币供给具有稳定性；货币供给的稳定性决定了货币政策调控模式必然是“单一规则”。
事实上，世界各国在货币政策调控模式选择上无一例外地奉行“相机抉择”模式。美联储利率的频繁调整是众所周知的；中国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动曲线也不是水平的。此外，从中国货币政策表述的繁复多变中容易看出（见表1），我国中央银行基本上时按照“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调控模式。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冲击存在非对称现象，正向的货币冲击效果和负向的货币冲击效果相比，效果相对较弱，这也解释了我国对经济运行宏观调控的“刹车容易，启动难”现象。
从货币政策操作应力求完善上看：①随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由货币渠道向利率渠道转化的趋势，货币政策不宜简单地以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是否适度来衡量而应把握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与经济增长和物价上涨之间的关系。应该更加关注最终目标，即物价上涨水平而非中间目标即货币供应量的变化；②近年来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迅速，一方面，资本市场投资与银行储蓄存款的替代关系越来越明显，客户保证金对货币层次结构的影响越来越大，致使m2指标的全面性受到质疑；另一方面，我国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不显著，资产价格对实体经济尤其是投资与消费的影响并不大。因此，货币政策的操作应主要以实体经济的稳定和增长为目标，同时适当兼顾资本市场的需要；③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预期和信心对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作用日益增强。我国的货币政策实践应适当考虑预期因素的作用，在货币政策决策前，对预期因素的作用有一个“预期”，以保证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由于货币政策的实施依赖于对未来经济变动的预期，而经济运行具有不确定性，人们理解市场变化、预期的改变以及理解社会公众对货币政策变动的反应在目前力所不及，因此，中央银行适时、谨慎地相机抉择来实施货币政策并采取渐进微调的方式进行操作可能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3新时期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组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不断变动调整，各种不确定性的发生，加剧了我国政策的复杂性。当前我国央行的利率管制，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性、风险约束、非利润约束以及管理权限的高度集中，企业、个人的悲观性经济预期等都成为影响货币政策作用效力的因素。
1998年以来，我国连续几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利用国债资金进行重点建设，有力地拉动了经济增长，抑制了通货紧缩趋势，而且加快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同时又实施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在货币供应量方面多数时候进行扩张性操作，有力地支持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到1999年，通货紧缩基本停止，经济恢复到8%的增长速度，可以说，1997年以后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基本上符合经济理论的逻辑和经济现实的要求。问题是在中国2003年经济增长率达到9.1%，从而进入了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后,宏观调控应实施怎样的转向呢？
目前，我国经济不是全面过热，而是带有明显的局部过热的性质，部分行业和地区投资增长过快，资源瓶颈越来越明显。针对国民经济中的这些矛盾和问题，原有的积极财政政策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和缓解通货膨胀的压力，反而有助于加大投资与消费比例的失衡，形成逆向调节。因此，必须及时调整政策的方向，以适应经济形势变化的需要。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两大重要政策，它们的作用机制、方向和适用的条件均不相同，并且不可相互替代。一般而言，货币政策的行政时差比财政政策短，但财政政策的特点是一旦政策措施确定，其影响比需要经过传导机制渐渐展开作用的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和迅速。在膨胀和紧缩总需求的作用上，由于财政政策的直接作用，在克服需求不足，促进经济加速方面起到突出作用，而货币政策在抑制货币增长、治理通货膨胀方面的作用是强而有力的。
我国目前面临投资增长过快、局部过热、通胀压力巨大等情况，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不但不能缓解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还会加剧经济的升温，但政策转型又不能过快，而应采取相对中性的政策。在两大政策的配合上，由于经济过热时，要想通过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抑制过旺的需求，克服通货膨胀和经济泡沫，财政政策往往不如货币政策有效。因此，应实现以货币政策为主，合理地选择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和政策主体的作用方向，形成财政货币政策密切配合的相机抉择的政策机制。
随着国内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我国金融改革的进行，经济全球化的加快，政府必须据此适时调整财政、货币政策的目标和工具。另一方面，在心理预期、政治环境、科技进步等外部因素的作用下，财政、货币政策的短期效应还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今天提出的政策迟早也会有不合时宜的一天，这是经济形势决定政策调整的必然规律。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要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惟一政策措施，而是要审时度势、积极主动地利用财政、货币政策等工具，真正实现财政、货币政策的相机抉择，以持续、稳定地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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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学功.中国的货币政策：稳定和相机抉择[J].经济师，2006（3）
3李国疆.中国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及宏观政策的有效组合[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4（6）
4邵国华.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分析[J].理论探讨，2005（1）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主体篇9
a.运用经济手段——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略微调低为7.5%
B.运用行政手段——调整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C.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规范并引导民间融资健康发展
D.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落实和完善支持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答案】：a
【考点定位】宏观调控的手段、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
十报告中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同时辅之以国家的宏观调控，二者相结合，促进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中，经济手段是最常用的。而一说到经济手段，我们就必须明确其中非常重要的内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2013年我国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为了帮助学生准确掌握该内容，需要对二者进行分析比较：
区别：
1.含义不同：财政政策是指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而规定的财政工作的指导原则，指政府通过对财政收入和支出总量的调节来影响总需求，使之与总供给相适应的经济政策。它包括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货币政策指一国中央银行（货币当局）为实现其特定的经济目标而采用的各种控制和调节货币供应量和信贷量的方针和措施的总称，包括信贷政策、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等。
2.内容不同：凡是有关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政策，如税收的变动、国债的发行、公共工程的投资等都属于财政政策。财政收入的政策工具有税收、公债等。财政支出的政策工具有政府购买、转移支付、政府投资等；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代表中央政府通过银行体系实施，和银行有关的一系列政策，如利率的调整则属于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公开市场业务、存款准备金、再贷款或贴现以及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等。
3.政策制定者不同：财政政策由财政部制定，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通过；货币政策由中国人民银行直接制定。
4.作用不同：（1）根据作用不同，财政政策表现为三种，一是扩张性（积极）财政政策，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减少税收，以刺激社会总需求，使经济得以较快发展的财政政策，通常适用于通货紧缩时期。
二是紧缩性财政政策，是通过减少财政支出，增加税收，以抑制社会总需求，降低通货膨胀率，通常适用于通货膨胀时期。
三是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一种中性的财政政策，即在松动银根、支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又注意防范金融风险，特点是控制赤字、调整结构、增收节支、推进改革。
（2）是根据作用不同，货币政策也表现为三种，一是扩张性货币政策，通过使货币供应量超过流通中对货币的实际需求量，以刺激社会总需求和经济的较快发展。
二是紧缩性货币政策，通过使货币供应量小于流通中对货币的实际需求量，以抑制社会总需求的增长。
三是均衡性货币政策，通过保持货币供应量与流通中对货币的实际需求量的大体平衡，以保持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
5.政策的时差与调节的时滞不同：政策时差，是指决策机关从认识到需要改变政策，到实际上实行新的政策所需的时间。一般而言，财政政策地制定与修订必须经过立法机关审议、批准这样一整套程序，财政政策的时差较长；而货币政策通常是由具备较强独立性的中央银行的高级决策层制定，其时差较短。调节时滞，是指政策从其调节动作的发生到调节效果的显现所需的时间。财政政策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一经确定，其实施带有强制性，时滞较短；而货币政策则主要依靠调整存贷款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票据再贴现利率和再贷款利率等，间接地调整民间存贷款意向和银行贷款意向等，经过多道环节地传导才能产生效果，因此，其时滞长于财政政策。
联系：
1.都属于宏观调控的经济手段：二者主要是通过实施扩张性或紧缩性政策，调整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保持经济总量的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2.目标基本一致。财政政策的目标是要实现充分就业、经济稳定增长、物价稳定，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综合目标。《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二者的最终目标与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是一致的。
3.一般情况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相互配合起作用的。由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经济生活的作用各有其特点，在货币政策收效不明显的严重萧条局面下，财政政策则显得比较给力。如扩大财政赤字，支持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建设，既可以吸收一部分失业人员，又可以带动相关部门的发展。在抑制经济过热方面则相反，因改变税法或采用增税等财政政策都需要时间，这就使财政政策不可能具备货币政策所具有的灵活性和及时性。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主体篇10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理论基础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构建在其相互关系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基础之上。
1.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关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相互关系原理是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重要理论依据。“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这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评导言》中的精辟论断；分配和交换作为生产与消费的中介，是生产与消费均衡发展的基本保证。如果社会再生产在分配和交换环节出现问题，继而，或因分配的比例与消费需求难于有效衔接，或因产品适销不对路，不能提供足够货币资金以适应流通扩大的需要，部分社会产品难以顺利进入消费环节，延缓社会总产品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周转时间，导致社会简单再生产无法延续和扩大再生产得不到实现的严重问题。因此，有效地调节和管理社会产品在分配、流通环节出现的种种矛盾，包括结构性矛盾与总量平衡矛盾，便显得尤为重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政府分别施用于分配和流通领域起主导作用的政策调控手段，对克服分配和流通领域中的各种矛盾举足轻重，使社会再生产在扩大的规模上得以顺利进行。同时因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别作用于社会再生产两个不同环节，仅限于单纯某一政策手段的调节，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性，所以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对加快和促进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运行是不可缺少。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协调配合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地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基本保障。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协调公平和效率矛盾方面各有侧重，其配合效应体现在：货币政策偏重于效率优先。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首先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适应供求关系变化：货币政策主要掌握流通领域，又参与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积累活动，是制约和调节再分配活动重要杠杆，而商业银行偏重于从盈利目标考虑信贷投向，要求货币政策对信贷结构与利率的调节能基本反映市场供求的变化，从而引导资金流向效益好的领域，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财政政策偏重于公平分配。市场经济本身就是竞争经济和效率经济，竞争的结果必然在市场竞争者之间的效率上产生差别，这种差别不仅表现在个人与个人之间，也表现在产业之间、地区之间；合理的效率和收益差距是提高效率的动力，而过于悬殊的效率和收益差距，则会激化矛盾，也是引发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财政政策是影响和制约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的主导环节，以其调节力度和广度，完全能够建立起调节经济利益差别、防止差别过于悬殊的收入分配机制，即运用税收和社会保障手段，限制收入分配的过分集中和过快增长，适当缩小个人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别，防止两级分化，确保社会稳定。只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在优化资源配置、确保社会效率的前提下，通过调节收入差别，保证收入分配的适度公平，才能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控社会供需总量和结构不可或缺的工具。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调节社会供需总量和结构过程中的协调配合，是通过相互不同的作用途径与效果体现的：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社会经济结构，间接作用于供需总量平衡；而货币政策直接作用于供需总量平衡，间接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影响。从财政政策调节看，财政对总供给的调节，首先反映为社会经济结构的调节，如财政运用必要的税收惠政策、财政贴息政策、财政投资政策支持产业结构的调整，支持“瓶颈”产业的发展和短缺产品供给的有效增加；财政对总需求的调节主要通过扩大或缩小财政支出规模，以结构调节为前提，借以达到刺激和抑制社会总需求的目的。货币政策对社会总需求的调节，主体是通过中央银行货币投放和再贷款等政策手段控制基础货币量，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等手段控制货币乘数，从而有效地控制社会总需求，达到货币和稳定物价的目的；与此同时，中央银行在调控社会总需求的基础上也会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如银行依照产业政策和市场盈利水平，选择贷款投放方向，包括产业间、地区间信贷规模的区别对待，客观上起到调节社会经济的作用。可见，货币政策对社会供需总量的调节是直接的，而对社会经济结构的调节则是间接引导的。因此，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更加紧密地协调调节是直接的，而对社会经济结构的调节，则是间接引导的。因此，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更加紧密地协调配合、相互扬长避短，在实现社会供需总量平衡的前提下，加快社会供需结构的调节和合理化布局，全力促进社会经济整体协调、稳定发展。
二、现阶段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态势分析
多年来，我国依据马列主义原理，结合我国的国情，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具体协调配合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不少尚待解决的矛盾。
（一）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取得的主要成效
我国经济运行，自1992年开始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到1997年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此后进一步坚持改革开放，加大结构调整力度，目前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出现了宏观调控奏效、市场化水平显著提高的良好态势。具体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1.大力增加财政收入，逐步提高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以增强政府稳定经济的整体实力。增加财政收入，压缩财政支出是紧的财政政策的主导措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低于支出的增长速度；从1992年开始， 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领先于财政支出的增长（1994年除外）；1997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达到11.5％左右，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收入总额的比重为48％左右，逐步接近振兴财政的目标比重。
2.严格掌握货币发行，控制信贷规模，适时调整利率。控制货币流通量是紧的货币政策的中心内容。1993—1998年，中央银行强化了货币发行的控制力度，使货币供应量维持在计划目标范围内。同时，为整顿金融秩序，控制信贷规模的增长水平，中央银行于1993年两次提高存货款利率，利用金融政策遏制经济过热取得较大成效；而后，中央银行又根据具体情况，相继于1996年两次、1997年多次降低利率，在“从紧”的基础上有效地保证了“适度”的货币政策调控力度。
3.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强化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优化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投资规模膨胀是我国经济前段过热的重要原因，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中央强化了固定资产投资管理措施，停建、缓建部分基本建设项目，使投资规模增长速度从1993年的58.6％，下降到1995年的17.5％，同时还成功地引导资金向农业、基础产业倾斜，使投资结构得到优化。财政支出的另一突出症结是行政急剧膨胀，1980年全国行政经费66.8亿元，1996年达到1041亿元，增长了14.5倍，而同期财政支出仅增长5.5倍。财政支出的60％—70％以上用于“养人”，这不仅挤占了事业发展经费，导致建设资金的奇缺，而且日益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使收支缺口扩大，直至影响全局的稳定。为此，各级政府结合机构精简和职能转变，压缩行政经费20％—30％；实行政府统一采购制度，运用市场手段管理政府物料购买支出：推行行政经费下管一级等办法，用以节约支出，制止奢移浪费等。
经过几年的宏观调控，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取得了很大成效，不仅有力控制了通货膨胀，而且国民经济持续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国民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同时经济振荡幅度很小，基本实现了经济“软着陆”的目标。
（二）目前宏观经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国有企业困难日益加剧，举步维艰。最近几年的宏观调控并未缓解国有企业的原有困难，相反，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更加恶化，效益下滑严重，亏损面和亏损额均大幅增加；国有企业债台高筑，社会负担沉重及长期技术改造不足等老问题，依旧未得到缓解，国有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比重不断下跌，到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面达43.7％，亏损额377.9亿元，同比上升20％，实现利润同比下降10％，目前亏损继续扩大；与此同时，企业开工率不足，停产半停产企业增加，大批企业职工下岗待业，市场缺乏活力；另一方面，企业资产负债率已超越安全警戒线，高负债经营已经使企业成为银行的“打工仔”，生死系于一身。可以说，近几年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相当严峻。
2.目前的财政、货币政策对结构调整成效不大。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虽然对于总量控制卓有成效，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结构上的矛盾，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层次低、地区产业趋同化严重。据测算北京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为0.9，山西亦达0.92，反映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即突出表现为产品销售不对路，积压严重。同时，对国民经济中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重点项目投入，特别是对重中之重居基础地位的农业，虽然加大了投入力度，但其发展速度仍慢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尚未改变其在国民经济中的薄弱地位，“瓶颈”仍不同程度地制约着经济发展。
3.负数的通货膨胀率显现总需求不足，1998年度8％增长目标压力较大。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经济曾多次被剧烈的通货膨胀所困扰，并成为全民关注的经济热点，自1993年宏观调控力度加大后，通货膨胀指数连续下落，1997年零售物价涨幅只有0.8％，到1997年底已成了负数，今年1—2月零售物价涨幅为－1.7％，整治通胀取得了很大成绩。通胀指数变负，意味着不必付出劳动，银行中的存款和手中的货币就会自动增值。然而，这对整个国民经济而言，并不完全是好事，其负面影响超过正面影响。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结果，决定物价水平的升降。1997年物价水平的下降，充分说明总需求特别是投资严重不足，通过乘数效应造成整个市场萧条，显现出经济过热的后遗症。与此同时，十二届人大提出了本年度经济平稳、持续增长幅度为8％的现实目标，但截至1998年6月，第一季度增长率为7.8％，第二季度仅为7％，较之既定目标具有一定距离，经济增长的方针与总需求不足的近期情况，使国民经济期发展速度超越8％，继而全年增长8％的目标面临着较大压力。
（三）财政货币政策调控中面临的困难及协调配合的深层次矛盾
透过上述问题的表面现象出现，我们不难看出在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方面所存在的深层次上的矛盾。
1.国民经济的“两难”状况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制约。其一是财政状况举步维艰。财政政策主要内容是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财政政策的目标是通过改变其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来实现的，因此，政府是否有能力改变财政收支的规模结构是有效实现财政宏观调控政策的前提和重要保证。但此种条件在我国目前还显得十分薄弱。首先，从财政收入看，改革开放以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1980—1995年，gdp增长了10.86％，年均增长17.9％；而财政收入只增长4.46％倍，年均增长11.98％。财政收入在1993年前增长缓慢，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79年的28.4％下降到1995年的10.7％。1993年以来财政收入每年约增长900亿元，但增加额中包含着物价上涨的因素。实际的增长十分有限。这反映了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的趋势非常明显，财力的下降直接影响到财政宏观调控力度。其次，从支出方面看，财政支出增长快于财政收入增长，财政支出刚性化，行政管理费和各项事业费支出保持高速增长，赤字规模不断增大。1980—1995年，财政赤字从68.9亿上升到666.8亿元，增长8.68倍，年均增长16.34％，远远超过财政收入年均11.98％的增长速度。为弥补巨额赤字，财政被迫大量举债。目前，中央财政支出中的1／2以上要靠借债来维持。中央财政内债规模从1990年的187亿元增加到1995年的1537亿元；内债依存度从1990年的14％上升到1995年的21.3％，已突破了国际公认的20％的水平。据预测，照此速度发展，到2000年，年发国债将达8000亿元。这种状况的必然后果是财政政策作用弱化，预期的调控力度和效果难以实现。1995年，财政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力度由1978年的77.6％降为2.6％。受财政困难影响，国有企业生产运营中应补充的资金长期得不到增补；国家政策性银行资金难以到位，资金来源严重不足，迫使政策性银行插足商业性业务。总之，财政已基本上陷入只能保吃饭，无力搞调控的境地。与此同时，有限的财力还严重分散，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中央财政收入中，固定在各部门手中的财力份额也较大，严重制约了中央财政的调控能力。
其二是金融形势不容乐观。主要问题银行经营效益下降、债务问题突出，资产质量恶化，对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产生较大压力。 1994年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经营收益率平均为0.32％；1995年各银行基层亏损的状况有增无减，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基层行亏损严重，导致四大银行中三家全线亏损。造成银行经营状况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银行不良资产包袱沉重。1994年底，全国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的19.7％，其中90％以上浓缩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银行应收未收利息一直呈上升趋势，这表明仍有相当部分不良资产潜伏于正常贷款之中，再考虑未计入的利转本金和应计未计的亏损，真实不良资产的比重会更大。由于居民储蓄占社会资金来源的70％，银行承担着储蓄转向投资的责任和风险，在当前的经营形势下，银行的信贷投入未形成相应效益，其结果必然导致信贷资产的低质量增长，如要任其发展，居民债权与企业债务的矛盾必将暴露，这对整个金融形势将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并且，银行不良资产的日益增大，也将影响到目前货币政策：商业银行既是货币政策的调控对象，又是货币政策的传导者，通常会根据货币政策的变化按利益最大化原则调整自身的资产负债，从而最终影响到企业和公众的经济行为，达到货币政策调控的目的；其调整自身经营的条件是资产负债的流动性，但目前据有关人士估计，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真正转动的资产不到30％。凡此种种，无不意味着银行潜伏着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这种状况，也使中央银行在制定执行货币政策时进退两难。
2.财政货币政策面临的新“三乱”困惑。值得注意的是，国民经济“两难”的背后，还存在着财政秩序、信用秩序和企业商业关系混乱的新“三乱”问题。
财政秩序混乱方面表现为：（1）基本财务制度不健全，企事业单位，基层财政部门自己采用造假帐的方式，将预算内资金转移到预算外，将制度内资金转移到制度外，逃避监管；（2）多头开户现象严重，给审计和监管工作带来许多困难；（3）有关制度不够严格规范，各级政府自行随意减免税、擅自征收各种费用和基金的情况普遍存在：（4）分税制与分灶吃饭并存，省以下分税制尚未真正建立，中央至乡五级财政制度不够健全；（5）财政退库管理不严格，加大了财政补贴和财政支出。同时，与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下降成对比的是，各级政府掌握的预算外资金不断增加，加上预算体制外资金，已超出预算内收入，且游离于预算管理和财政部门之外，长期失控。其结果是基层企业因摊派过重叫苦不迭，中央财政却因缺少财力而难以实现调控任务。
信用秩序混乱方面表现为：（1）财政资金信用化和信用资金财政化。财政信用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促进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某些财政机构在核准的财政周转金范围之外发放贷款，或提供信用担保，扩大了信贷规模和范围，干扰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执行，且在资金筹集、使用、回收方面随意性较大，各种违规行为屡有发生。“八五”期间，银行信用资金财政化趋势愈发严重，信贷资金的财政性长期占用，不仅给国有银行的正常运营带来了困难，而且抑制了金融领域市场化进程。（2）债款归还秩序得不到遵守，企业赖帐现象比较严重，更有甚者，向银行贷款之初便没有还款打算，由此以往，货币政策赖以正常发挥作用的基础将不复存在。（3）银行自身不到位，不惜成本盲目设机构网点；建筑装修费用庞大；不讲效益乱放贷款、违背国家利率政策擅自高息吸储，或超出自己经营能力从事本业以外的经营活动等。（4）乱拆借问题仍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存在。
企业商业关系混乱主要体现在，受负债率过高和经济恶化以及商业秩序混乱影响，1993年紧缩银根、治理乱集资、乱拆借以后，企业相互拖欠问题再度突出。据估算，至1995年底企业间相互拖欠已达到8000亿元以上，以至不少行业不得不采取贷款不到不发货，或者不偿还旧债不供货的方式进行商业交易，构成了商业现代化交易的客观退化。
3.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现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存在着若干配合“空档”、“配合失当甚至相互掣肘的问题，主在表现为：
（1）财政货币政策调控分工不明确，造成某些政策“空档”。通常情况下，财政对于结构调整较为有效，货币政策更适于总量调控；财政政策调控力度大，刚性较强，货币政策可以经常微调；财政政策时效明显，而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时滞性。但现实运行中各自职能未得到应有的理顺。首先，财政逐步退出生产性领域，占国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若任其发展，财政对宏观经济调控能力越来越弱。其次，因宏观调控过于依赖银行，并逐步代行财政职能，致使银行不良资产激增，从而加剧了银行的经营风险。最后，银行同时承担了总量与结构调控的双重任务，但由于银行经营的较强商业性，不具有结构调整的内在动力机制，因而产业结构调整缓慢。
（2）财政货币政策之间缺乏固定配合程序，致使二者配合不规范。往往当两大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需要对方的配合时才向对方提出要求，而对方配合与否则取决于对自己是否有利。这样，唯有对对方都有利时，配合才能发生，许多对国民经济整体有利但影响局部利益的政策难以得到对方的配合；并且由于二者之间缺乏固定和配合程序，执行两大政策的业务部门不仅在具体工作上难于合作，还时常产生矛盾和摩擦。
（3）财政货币政策在经济运行和体制改革的某些重大问题上配合不够。例如在公债发行，在投资领域，在利用外资等方面，均存在着二者配合不当的问题，制约着财政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
三、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战略构想
当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就是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健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在提高财政、银行调控能力的基础上，重点解决国民经济结构的协调问题，在结构协调基础上实现社会供需总量的平衡，确保国民经济均衡、协调发展；按照“两个转变”的要求，搞好大中型国有企业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从加大对国有企业资金流入力度、推动企业集团化改革、督促企业加强内部经营管理，使国有企业逐步走出困境，具备参与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竞争的资金实力和经营规模，充分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作用；同时要防范和规避金融风险，确保人民币的币值稳定。这是一个宏伟的战略目标，而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政策取向应该是：1.提高财政调控经济结构的能力。为此，要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建立健全税收征管机制，归并预算外资金，减少财政收入的流失、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九五”期间，力争实现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的目标，到2010年达到25％左右，从而提高财政调控国民经济结构的能力，使国家财政真正挑起调控国民经济结构的大梁。
2.健全银行债务清偿机制和风险抵押机制，确保银行与企业债权债务的良性循环：改善储蓄服务，提高银行的吸储能力，才能为货币政策调控和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资金。
3.健全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加大对国有企业的资金注入力度，以此作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解决国有企业困难的突破口。要构建由财政、中央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共同参与的强大的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加大对国有企业资金流入力度。其资金来源，一是财政部和人民银行总行通过财政贴息诱导、发行金融债券、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从现有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28000亿元中动员20％的资金，每年可达到5000—6000亿元，作为政策性投融资的资金来源。二是将邮政储蓄全部纳入政策性投融资来源，每年可达1500亿元。三是将现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下属的各大保险公司保险收入的结余额中，每年拿出50％纳入政府政策性投融资；比照1995年国内外保险业务净收入507亿元计算，每年可以拿出250亿元纳入政策性投融资。四是扩大国债发行，除偿还到期债务外，其余额应全部纳入政策性投融资体系。鉴于目前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高达30％的现状，扩大中短期国债发行，势必加重国家财政的偿债负担，可以考虑为专门建立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发行特种国债。期限为10—20年，既不会加重今后几年的财政偿债负担，又能为政策性投融资提供一笔数额大而且使用期间长的资金来源。五是将目前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结余资金，除留有部分用于日前开支外，应全部纳入政策性投融资体系。通过上述途径可为政策性投融资体系的建立聚集1万亿元资金，经过2—3年，可将资金规模扩大到2—3万亿元。国家对此应成立专门的政策性投融资机构加以管理，并主要用于支持国有行业集团、股份制集团母公司按照国家产业政策的行业改造规划、技术政策，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行业改造，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开放，产品结构的更新换你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增强企业活力，壮大和发展国有经济。
4.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协调支持国有企业运用集团制、公司制、股份制，加快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推动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和集约经营，振兴国有企业。财政、银行要从资金和政策上支持国有企业通过资产重组和兼并、联合等途径组建产业关联度紧密的国有独资有限公司，改变目前国有企业规模分散、“小而全”和“大而全”造成的企业竞争实力薄弱现象，形成“兵团式”国有垄断集团，作为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母公司，使之成为经济运行的主体。再以母公司为主体，吸收其他经济成份参股，形成股份制集团公司，以此作为国民经济的产业中坚和市场骨干，进而主导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和发展。此外，还要建立健全主办银行，理顺银企关系，即银行通过贷款、人事参与、财政监督等多种渠道，在企业内部建立起监控机制，对降低企业筹资成本、减少金融市场的不正当竞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5.综合运用多种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手段，建立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三大调控机制：总量调控机制、结构调整机制和企业微观调控机制，其中结构调控机制是三大机制建立的重点。
首先，结构调控机制的建立是治理当前国民经济“小而全，大而全”和盲目重复建设等旧体制顽症的迫切要求。在调控产业结构时，需要对新增投资进行调整，要坚决控制新开工项目特别是重复建设项目，大规模推动存量资产重组，并通过科学合理的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推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的成功调整。财政、银行在促进存量资产重组的过程中，要充分注意发挥国债和政策性投融资在调整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方面的独特作用，尤其要注重在工业化迅速推动阶段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使产业结构的调整不断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
其次，总量平衡机制的建立，关键在于实行松紧适度的财政货币政策。松紧适度，就是指该松的时候而不能紧，该紧的时候就要紧而不能松；无论是松还紧，都要有个界限，松的时候不是放任自流，无限扩张，紧的时候也并非将一切正常合理的分配行为卡住，或者是把一切正常合理的开支都“紧死”。一切都要依据客观事务的发展态势而审时度事，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而不是固定不变的。实行松紧适度的财政货币政策是关系到保持经济稳定、抑制通货膨胀、消除各种隐患的大政方针，也是实现“两个转变”，进一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所必须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