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传播法规篇1
关键词网络传播；网络新闻；媒介特性；法律规制
中图分类号G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708（2016）161-0048-02
随着网络媒介的发展和人们对网络的认识渐趋成熟。人们在享受网络为信息传播领域所带来的自由、便利的同时，也对如何规范网络信息传播提出了疑问和构想。其中，网络新闻作为具有较强权威性的网络信息，因为更强的舆论导向力，所以对其和传播做出专门的法律规制，也是新闻传播学科在破解网络传播法律规制过程中急需解决的一个基础性问题。
就当前学者的研究情况来看，对网络新闻法律规制的研究多包含在综合性的网络信息政策法规研究当中，少有文章专门就网络传播的媒介特性对网络新闻法律规制情况展开分析。藉此，本文试图从网络新闻的定义及规制的必要性切入，对网络新闻的管理现状做出分析，进而提出一些初步性的对策意见。
1网络新闻的定义及规制的必要性
1.1网络新闻的定义
网络新闻的定义是网络新闻法律规制问题研究的基点，只有对网络新闻的内涵给予清晰的界定，才能明确网络新闻法律规制的范畴。
本文在研究中将网络新闻定义为狭义理解上的“网络新闻”，它不是网上泛泛的信息资讯，而是指由专门的网络媒体登载、的新闻信息，内容涉及时政、经济、文化、娱乐、生活等诸多领域，且往往多采用多样化的报道方式，具有更新速度快、传播范围广、易于检索等特征。
1.2网络新闻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就我国目前的网络新闻发展情况来来看，网络新闻的规范性问题也并不乐观，不少网络媒体单纯强调的时效性而放松对新闻真实性的考察，有些新闻网站甚至不惜捏造假新闻来抢夺受众。2007年，李亚鹏北京新浪互联网公司也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新浪网的娱乐频道制作和刊登了李亚鹏与王菲离婚的假消息，并在报道中一度使用“偷吃”“花心”“前科”等诋毁性词语，虽然该案件最终以双方和解收尾，但网络媒体为了追求眼球效应而不顾新闻真实性，自撰噱头，在新闻报道中运用低俗语言等失范行为在该案件中暴露无遗。
同时，加之网络新闻具有的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等特质，失范新闻的社会危害性较传统新闻也就更大。失范的网络新闻不但可能对公民的名誉、隐私权利，公司的财产权利造成极大的侵害，严重者，甚至会影响社会安定和国家安全，所以对网络新闻的失范问题，必须从法律层面予以遏制，尽可能地减少其发生。
因此，网络新闻的法律法规建设必须重视网络信息公开机制，对公民获悉国内外新闻事件的权利给予法律保障，使网络信息交流平台得以更好地维护，让网络新闻更好地发挥其舆论监督和引导的功能。
2网络新闻的管理现状
网络新闻区别于传统新闻的最大不同即它所依托的传播媒介不同。在传统媒体里，媒介和内容是同一化经管的，即传媒机构控制传播内容的同时，也可以控制媒介通道的使用。而网络中，媒介的经营与内容的经营却是分开的。通常我们将互联网服务企业分为iSp和iCp，即互联网接入服务提供商和互联网内容服务提供商。电信部门作为接入服务提供商保障、维护网络新闻的传播渠道，网络媒体作为互联网内容服务商充实网络新闻的传播内容。
我国目前虽然还没有出台专门的新闻法，但这并不意味网络新闻的传播不受限制。其中，《宪法》对新闻活动给予了方向性指引，对公民从事新闻活动的权利给予了法律保障；多部基本法律、法律及其司法解释，也包含了许多与新闻传播活动相关的条款[5]。在现行的《刑法》中，与传播活动相关的罪名就达20条，如虚假广告罪，侮辱诽谤罪，传播物品罪等。
除了对网络新闻传播内容所做的禁止性规定，基于网络新闻的多媒体性，广电总局于2004年《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对互联网视听节目的传播内容作了限制。《办法》指出，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的新闻类视听节目，只限于境内电台、电视台、广播电视台以及经批准的新闻网站制作、播放的节目[6]。
3网络传播法律规制的困境和难点
根据以上有关网络新闻法律规制情况的梳理，可以看出网络传播的法律规制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难点和困境：
第一，网络传播的法律规制须在遏制不良信息传播的同时，兼顾网络平台的自由，规制的衡平难度大。在针对网络传播的法规建设中，如何能找到一个平衡点，既使网络不良的传播内容得到合理的规制，又不会对网络所提供的言论自由平台造成束缚，这成为了网络传播领域的立法者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第二，网络传播的法律规制协调内容庞杂，涉及部门繁多，监管难度大。如何对网络传播监管部门的权责进行明晰的划分，既不产生监管机构的叠加冗余，也不留下网络传播监管的真空地带，也是当前网络传播法律规制的难点所在。
第三，网络信息的诉求不一致导致网络传播立法进程缓慢。纵观国内外网络传播领域的立法情况，几乎每一部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都会引起部分受众群体的意见反弹。不同受众群体的信息诉求难以做到同时兼顾，成为了网络传播立法迟缓的重要因素。
第四，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网络传播法律规制的延续性和适用性难以保障。这也就使网络传播的法律规制无法确定明确的方向，与此同时，还对现有法律规范的适用性和持续性都提出了极大的考验。
4克服网络传播法律规制困境的相关建议
第一，建立明确的网络传播内容权责体系。网络传播主体对其内容的合法性具有审核义务，一旦网络信息内容对公民或法人的合法权利造成侵害，网络传播的主体应付全部责任。与此同时，对网络媒体介入网络内容传播的情况做出限定机制，只有在传播内容会危及社会稳定，国家安全时，网络媒介方可进行介入，对不良信息加以清除，而一般情况下，网络媒介不得干预网络信息的传播。
第二，以“媒介融合”为契机加强监管部门的整合。目前，电信网、广播电视网、互联网正在向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下一代互联网演进。网络传播的监管部门也可以趁此契机确立明晰的层级关系，进一步明晰各个部门的规制领域。
网络传播法规篇2
基目前，我国网络法律法规的主要构成有二：一是现有的与网络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经修订、解释后可直接适用于网络司法实践活动；二是针对网络的专门立法，因其多是在互联网发展初期制定，故存在信息滞后、系统涣散、实效性不够及网络规范的层级较低等问题。然而，飞速发展的网络技术使得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移动智能终端、电子商务等新业务、新技术层出不穷，在带给人们网络生活以便利之时，也致使网络安全及网络犯罪问题频发，导致当前的网络法律法规应对网络社会失序和治理严重滞后，亟需顶层的法律规制设计，统筹规划网络社会的司法实践活动，积极开展立、改、废、释等工作，这些工作主要包括加强和规范网络传播秩序、网络传播内容及网络传播行为等。
一、规范网络社会传播秩序
在网络环境中，网络行为主体的媒介道德异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对网络信息传播秩序缺乏必要的制度法规管理，而网络法律制度缺乏，乃是导致网络犯罪无法可依、执法失据或是网络犯罪猖獗、网络传播失序的根本原因。和谐的网络媒介生态环境的形成有赖于合理规范的传播秩序，而扰乱网络传播秩序的因素主要有虚假新闻传播、网络谣言传播、网络色情低俗信息传播、微博自媒体负面信息传播等，这需要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之间实现协作互动，以加强网络传播秩序的立法，规范和形成和谐的网络传播秩序。这些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整治网络虚假新闻，规范网络新闻传播秩序。规范网络新闻传播秩序的网络立法工作是一项需要全社会各方力量协同配合参与的系统性工程。只有在国家、政府、社会各方力量、各种机构和组织团体都参与的基础上，才能做好协同整治网络传播秩序和净化网络空间的具体性工作，针对网络传播秩序的立法工作及其推展才具有坚实的社会基础，才能建立一个始终渗透着法律规范意识和原则的网络社会。而网络法律法规也为网民在虚拟的网络社会生活中提供了一种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的价值标准、评价尺度和规约框架，为广大网民的新闻信息传播、网络交往的顺利开展和网络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提供了基本的规约和有力保障。制度法律具有的强制性、约束性、规范性和威慑性，可以促使网络法律法规得以社会化、大众化、普遍化，获得广大网民的理解、认同，逐渐成为网民在网络生活中的基本遵循规则，从而促进网络制度法律向生活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国家、政府通过整治网络虚假新闻、规范网络新闻传播秩序的行动，使广大网民在遵从和践履制度法规之时逐渐接受并认同网络制度法律规范。针对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的歪曲新闻事实、恶意篡改新闻标题、编发虚假失实报道、信息来源标注不规范、冒用新闻机构名义编发新闻等违法违规行为，2013年5月9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与其他部门联合行动，对此种现象予以重点整治，以规范网络新闻信息的传播秩序。
2打击和整治网络谣言传播。文明的国度必然拥有良好的互联网秩序，网络谣言的快速病毒式传播必然会对网络传播秩序造成严重冲击，因此，加大打击和整治网络谣言传播的力度，加强针对网络谣言传播的网络立法、执法势在必行。公安部于1998年9月专门成立了“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局”，开设了“网络警察”这一新警种。2013年8月，针对网络谣言的不良传播，全国公安机关展开了专项治理行动，对网络空间中传播虚假谣言的网络名人进行打击，高法和高检对此也出台了相关的司法解释。这一行动直接导致“秦火火”等一批在网络空间中兴风作浪的网络大V相继落网。同时，为快速整治网络传播谣言信息，北京地区网站专门联合成立了网上辟谣平台。
3清理和整治网络色情低俗信息传播。网络淫秽色情及低俗信息像毒品同样严重侵蚀着广大网民群体，加剧了网络行为主体的德性异化程度。因此，清理和整治网络淫秽色情等低俗信息，预防和阻止其在网络世界中的传播刻不容缓。在《未成年人保护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和《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了包含色情淫秽、低俗信息等网络内容禁止上传和转载。2014年4月，公安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联合了《关于开展打击网上淫秽色情信息专项行动的公告》，《公告》宣布对包括移动互联网在内的网络色情低俗信息等传播活动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整治清理，对外公布了接受全社会举报、监督的渠道信息”，[1]以实际行动配合清理和整治网络色情等低俗信息的专项整改行动。
4整治和规范微博、微信自媒体中负面信息的传播。以微博、微信?榇?表的自媒体是完全开放的网络信息传播平台，具有即时性、连通性、社区化和互动性强等特征，其以微博、微信为中心的“聚合式”传播模式，使海量的信息通过每个个人的微博、微信客户端而聚合到微博网站上来。由于微博、微信“裂变式”的传播效果以及“去中心化”的传播特征，使其信息内容文本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状态，大量负面信息也通过自媒体裂变式、病毒式地在网络空间中快速传播，这使得整治和规范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自媒体中负面信息的传播，针对自媒体进行网络立法显得尤为必要。2013年8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与十多位网络名人座谈，指出网络名人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传播正能量，并提出应遵守的‘七条底线’。同时，对即时通信工具微信，以及境外团体、机构和外国政要开设的微博账号也提出了明确要求。”[2]在第13届中国网络媒体论坛上，鲁炜提出只有实现建设“为民、文明、诚信、法治、安全、创新”网络空间的六个目标，才能真正实现网络空间的公正清朗，才能形成一个倡导社会道德文明风尚，彰显真善美的和谐网络空间。
二、加强网络信息传播内容的立法
网络信息传播内容的立法主要包括调整网络社会中涉及公权力网络公法、调整私权利法律关系的网络私法以及针对技术应用标准的网络技术性法律规范。
1网络公法。公法的核心是通过将公权纳入具有约束力的法治轨道内，以确保公民的私权不被国家机构无端干预。公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公法是指：“规定国家有组织的政治团体、政府及其部门和它们的机构的结构、行为、权力和豁免权、义务及责任的规则和原则。……主要调整国家与普通个人之间的关系。……公法通常包括宪法、行政法、行政诉讼法、地方政府法、社会保障法、税收法、教会法和军事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有时也被包括在公法之中。”[3]狭义的公法仅指宪法和行政法。据此，可以这样认为：网络公法是调整虚拟的网络空间环境中有关国家的公权力和网民个人私权利关系的网络法律规范的总称，它关涉网络空间中公权力的行使或控制，体现着国家、政府以及政党的意志，由国家强制保证其得以贯彻实施。因此，网络公法体系主要包括：网络性宪法、刑法，网络性诉讼、行政法规以及网络社会保障法规，网络环境保护法规等分支体系。
2网络私法。网络私法就是调整网络空间中存在的私权利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网络私权利法律关系与现实的社会关系密不可分，法律关系的本原形态就是社会关系，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在指引人们的社会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联系，是社会内容和法的形式的统一。”[4]96“实际社会关系（事实关系）是第一性的，是法律关系存在的客观依据和内容本身，它决定着法律关系的性质和类别；法律关系是第二性的，它是实际社会关系的法律外衣，从属于一定的社会关系。”[5]因此，在网络私法法律关系的范围内，政府以网络私法为依据，确认并保证网络个体私权和隐私权的实现，强调“网络人”在网络空间中的自控和自治。
然而，网络行为个体独处时在互联网上所做的每一次点击，每一次删除，甚至删除的信息内容，都会被网络精确地记录下来，并存放于在人们无法探知的某个服务器角落里。这就造成了互联网时代的最大悖论，即互联网在给予网络行为主体比历史上任何时候更大的言论和行为自由的同时，数字技术每一次的进步，也同样意味着，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和虚拟的网络世界中的个人信息和行为都能被追踪和记录。在“大数据”网络时代超强的收集和储存能力面前，未来的每一个人在网络搜索面前都无所遁形。如此，个人的隐私权被极大地弱化、消解，甚至丧失了。因此，建构保障网络空间中私权利法律关系的网络私法体系迫在眉睫，网络私法体系主要包括：网络民法、知识产权法规，以及网络商法、合同法规，等等。
3网络技术性法律法规。网络技术性法律规范主要是针对网络技术应用标准，制定和形成的一系列网络技术性法律规范的总和。作为网络文化的技术性载体，网络技术应用标准或者协议在实际操作中具有一种潜在的执行效力，而程序由“代码”编译而成，建立在程序基础上的网络空间，其网络行为规则被“程序”所规定，而程序又为“代码”所控制。虽与明文公布的法律法规有别，但“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的个体都必须遵守‘代码’所制定的准则，代码即法律”，[6]网络技术性法律规范就是对这些网络技术应用标准或协议进行法律意义上的确认。“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Lessig）在其颇具影响的《代码》一书中指出：规约人类行为的规范力有四种：法律、社会规范、市场和架构。”[7]其中，有些是“天然的物理限制（如高山和大海），有些是人工的物理限制（如高楼和桥梁），在数字认证技术的支持下，网络的基础‘构架’逐渐变得更加易于控制和规制，用户的需求和商务力量的推动使得‘网络架构’走向可规制，产生了如身份识别、加密、数字签名、屏蔽过滤等网络应用技术，验证、授权、隐私等组成了这一‘架构’的核心要素”。[8]
而作为“第四种规范力的架构（architecture），相当于现实世界中的物理限制，如果你不会游泳，你就无法穿越长江；如果你不借助楼梯或电梯，你就无法登上高楼。这些物理限制对人的行为实施了制约作用。这里的‘实施’不具有溯及力，它也是即时产生的一个物理限制”。[9]因此，从外观上看，网络是由个人机、服务器、路由器、网关等技术形态具体多样的设?渥槌桑?还有诸如局域网、专用网等。当这些计算机、互联网硬件和软件设备，在联机共同工作和运行时，它们必须遵循某种超越具体技术形态的东西，这就是各个计算机网络所必须共同遵守的，一组能够使之相互联接、资源共享的规则和协议，即网络采用世界统一的tCp/ip通信协议的方式，为其能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国家和区域之间的网络互联互通奠定了前提基础。这些传输协议就是莱斯格所认为的具有强制性、约束性和规范力的代码“架构”的其中一种，架构性的限制具有一种内在的自我实施功效，而这一系列连接网络的基础性和标准化通信协议就是全球计算机网络互联的核心要素。因此，要运用代码架构思想找准和掌控网络技术性法律法规立法工作的核心，加强规范网络传播内容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规范网络社会的传播行为
厘清网络传播行为立法的范畴是加强网络传播行为立法的首要任务，危害互联网安全的传播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危害信息安全的网络传播行为；二是网络攻击行为；三是计算机病毒危害行为；四是发送或协助发送垃圾邮件行为。因此，加强和规范网络传播行为的立法应主要围绕这几类行为而展开，明确设定网络行为主体的法律责任。在规范网络传播行为，加强网络立法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建立起网络行为主客体“为我而存在”关系的价值联系及其实践基础，推行网络实名制，在网络传播行为的立法中确立正确的利益引导机制。
1厘清网络传播行为立法的范畴。“根据网络用户获取网络空间中作品方式的不同，可将网络传播行为分为‘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和‘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是指用户可以随意选择作品的内容、获取作品的时间和地点。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是指用户只能在传播者预先安排的特定时间获取特定的作品内容”，[10]无法随意选择获取作品的时间、地点和内容，非交互式网络传播行为主要有网络定时播放行为和网络同步直播行为两种形式。一般说来，危害互联网安全的传播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危害信息安全的网络传播行为，二是网络攻击行为，三是计算机病毒危害行为，四是发送或协助发送垃圾邮件行为。
网络空间中所发生的事件，既是对当下社会时风与心态的折射，又会对民众（尤其是价值观正在形成阶段的青年人）的心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网络信息传播者大部分都是既没有受过系统的传播训练，也缺乏职业道德操守的非专业传播者，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很容易掺杂个人的主观情感，导致传播信息大量失真，缺乏客观公正性和真实性。“郭美美们”为成为网络关注热点而不时地在微博上炫富、炫“干爹”、曝不雅视频，反映这些丑态行为的信息图片反而被一些网站和行业展会搁置在极显眼、极易见到的网站主页和网络平台上，让社会聚焦和放大了她们的言行和丑态。长此以往，“炫丑现象”得到鼓励，只看结果而不辨是非的低俗败德之行反而得名利，则此种缺少程序正义的现实和网络社会环境氛围只会让更多人误入歧途。这还导致社会主流价值观被严重边缘化，社会个体最起码的道德底线和做人底线也遭到严重的挑战、嘲弄和被解构，这种网络传播行为产生恶劣影响之后，仍然得不到相关制度法律及有关部门的有效处理。长此以往，德福断裂、善恶混淆、是非颠倒的负面导向，就会使善良的民众对政府和社会逐渐失去耐心和信心，有毒食品的加工生产者、昧良心赚黑钱的无耻商人、将诚信踩在脚下的大V“老赖”们等价值观错位、道德底线弃守的社会病人亦会不断增加，而道德滑坡、价值沦丧的恶性事件也会不断出现。
2加强网络传播行为对象法律责任的立法。互联网的不断发展使犯罪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使网络犯罪的可能性不断增大。计算机犯罪或者网络犯罪正快速取代，甚至已经取代了传统形式和意义上的犯罪行为方式，成为当前和今后主要的犯罪形式，致使没有空间边界的互联网不再是规范责任和安全的界线。传统的“司法权”是既定的民族共同体、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网络的开放性和全球化特征使得互联网犯罪突破了传统的时间和空间区域等局限，绝不仅限于某个特定的民族或国家的区域范围内。如2004年8月，中国司法部门破获了中国网络史上最大的色情传播案，色情网站的幕后操作人王勇是一位华裔美国人，中国警方向美国警方提出协助抓捕的要求，却因遭到美方拒绝而无果。直到2010年4月，王勇因大量传播儿童淫秽色情内容而违反了美国法律，中方在美方的协助下才将其抓获。综观当前网络互联互通的“地球村”（国际社会），何种行为被认定为犯罪，在全球范围内很难达成一致，以往既是政治边界，也是经济、军事和文化边界的“国界”已被消解，不同地域的民族、国家必然要遭遇和协调不同的法律评价标准和价值判断，以进一步进行法律协同合作的新时代课题。
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在虚拟网络世界中的延伸，网络空间中的法律治理所针对的现象、内容与现实社会中法治大同小异，网络虚拟犯罪实质上仍是现实社会犯罪在网络世界中的一种表现形式。虚拟法治是现实法治在网络社会中的折射和延伸，网民的网络行为是否合法或者违法，可以以现实的设定法律责任标准对其进行衡量判断。网络传播的匿名性特征使得任何人都能以任何姓名任何形式出现在任何场合，导致网络虚拟管理的难度增大。因此，需要运用设定法律责任的原则来加强网络传播行为对象的立法和规范。加强和规范网络传播行为的立法应主要围绕这几类危害互联网安全的行为而展开，明确设定网络行为主体的法律责任。设定法律责任的一般原则包括：一是社会合理性原则。“这是一个总括性、根本性的原则，它具体化为社会自我防卫与个体权利之间等张力和协调问题。二是节制性原则。它要求在整个社会的责任体系安排中，尽量少设定法律责任，而在设定法律责任时，要在可能和允许的范围内贯彻最节约、最不严厉、最人道等原则。三是比例原则。它要求责任应当与行为损害等具体度量相适应。四是统一性原则。它要求法律责任体系的内在一致性和形式的协调统一性。”[11]张文显在讨论法律责任等认定和归结时提出：“因果联系原则”“责任法定原则”“自由与必然统一原则”“法律责任与道德责任相适应的原则”“公正原则”。[4]96这些立法原则同样适用于网络传播行为对象，并且是在对网络传播行为对象设定法律责任时需要遵循的。同时，针对网络虚拟世界背后的现实主体人，大力推行“网络实名制”是个行之有效的好方法。
网络传播法规篇3
途径之一:加强“自律”建设，用洁净心灵面对网络传播
在网络传播中，“自律”包含行业的自律和个人的自律两方面。网络传播的自律是构建网络传播优良道德观念的基础，“自律”是网络传播走向健康轨道的首要途径。加强网络传播的“自律”，促使网络传播行业和个人用洁净心灵面对网络传播，乃是网络传播和谐发展的必要手段。行业自律方面，应通过建立完善的行业自律规范体系，建立相关的行业协会组织，积极引导各类网站步入网络传播的自律体系的轨道之中。个人自律方面，应加强对网民优良传播道德的培养，对网络传播中的主体人人，应该明确个人与网络社会的关系，认识个人自由是绝对自由于相对自由的统一。
途径之二:深化“绿网”建设，用健康的舆论引导网络传播
网络传播健康环境的建设，离不开网络建设的“绿网”行动。美国计算机伦理协会针对网络传播的环境建设，提出了“计算机伦理十戒”，我国制定了“五要五不要”伦理公约用来引导青少年健康上网。国外一些机构还从“应该”和“不应该”两个角度去规范网络传播行为，这些有利于人们在“绿网”中树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观念。
途径之三:着力开发“绿色”软件，用技术支撑健康的网络传播
网络技术的发展助推着网络传播的发展，用网络技术的力量去开发有利于网络传播的“绿色”软件，用网络技术手段完善网络传播载体，成为网络时代健康有序发展的必经之路。随着网络技术不断发展，应用网络技术手段能够尽可能地抑制不良信息的传播。2004年，我国青少年网络协会推出了游戏分级制度标准，要求对不同年龄阶段开发适合其年龄的游戏，并对网络传播的内容通过技术手段加以过滤，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游戏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净化了网络传播环境。2009年7月，我国开始推出过滤软件，要求所有计算机出厂销售之前都必须安装过滤软件，用以拦截色情、暴力等内容，过滤软件还能控制上网时间、查看记录等。过滤软件的运用对于净化网络传播环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网络传播中，诸如开发的网络游戏防沉迷软件、邮箱的垃圾广告拦截软件、黄色影片下载网站的屏蔽等网络技术，对网络传播的伦理失范现象的产生起到了遏制作用。通过网络传播技术去阻止那些不良信息的，有利于达到网络传播环境的净化目的。
途径之四:重点培养“网德”教育，用优雅的风尚净化网络传播
在网络传播中，对网民而言，关键在于通过提高其“网德”教育，使网络受众者养成良好的“自律”。要求网民树立优良的道德观念，正确使用网络工具，在网络传播中自觉做到“慎独”，内省其传播行为是否符合伦理道德底线。在网络传播活动中，对网络传播媒体而言，其“网德”修养承担着对网民的道德引导义务，网络传播媒体应该注重对其从业人员的素养培养，使其传播行为具备高度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网德”教育是公民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网德”教育，直接影响到今天的网民特别是青少年和大学生的道德情操，“网德”教育提供给人们诸多的伦理道德原则，丰富有意义“网德”教育，用优雅的风尚净化网络传播，从而促成和谐的网络传播道德伦理体系的建成。
途径之五:充分发挥“法制”建设，用健全的法制体系规范网络传播
在网络法制建设方面，我国有序地推进立法进程，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正式颁布，2000年9月，《申办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业务主要程序的通知》正式出台，2001年的《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网上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相继实施，2003年颁布了《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2006年《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得以实施。2013年3月8日，吴邦国同志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全国人大代表多次提出议案建议，要求尽快制定网络安全方面的法律。常委会认真总结网络发展和管理的实践经验，分析国外网络立法情况，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以法律形式保护公民个人及法人电子信息安全，确立网络身份管理制度，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义务和责任，并赋予政府主管部门必要的监管手段。”
网络传播法规篇4
[关键词]网络传播；失范行为；犯罪行为；法律规范；情境适用
[中图分类号]G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17）01―0135―05
abstract：internetcommunicationanomieemergesalongwiththerapiddevelopmentandapplicationofnetwork.inordertoanalyzeanddefineinternetcommunicationanomiebehavior，firstlythethesisfocusesonthestudyofwhatkindofinternetcommunicationbehaviorisnormative，tobespecific，whichislegitimate，fair，reasonable，beneficialandharmless，legitimate，andthenthestudyofwhatkindofinternetcommunicationbehaviorisnotnormative，whichisunfair，unreasonable，useless，harmful，illegal，criminal.inthethesis，theauthorwillmakeacarefulanalysisoftheconceptofinternetcommunicationanomiebehavior，andthenanalyzetheidentificationandevaluationcriteriaofinternetcommunicationanomiebehavior，andconductapreliminarydiscussionontheclassificationofinternetcommunicationanomiebehavior.
Keywords：internetcommunication；anomiebehavior；criminalbehavior；legalnorms；thespecificsituationforSituationalapplication
S着互联网络的出现，人类生活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网络空间”，有人称作“虚拟空间”，又有人称作“第五空间”，出现了网民。随着互联网络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网民在网络空间的生活方式、生活行为产生了集聚效应，引发了“网上社会”“网络虚拟社会”“网络虚拟社区”“网络虚拟生活”的发育和建构。互联网络正在深入地改变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网络传播失范行为，尤其是网络传播犯罪，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值得我们广泛关注，值得学术界深入研究。目前学术界对网络传播失范行为做了许多初步研究，取得了不少初步的学术成果，出版了不少专著、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网络界的重视。
我们认为，网络传播失范行为是伴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与应用而出现的，网络传播失范行为与网络传播规范行为天生就是一对孪生兄弟。网络传播研究者首先要关注并研究什么样的网络传播行为是正当的、公平的、合理的、有益的、无害的、合法的，什么样的网络传播行为是不正当的、不公平的、不合理的、无益的、有害的、违法的、犯罪的。
我们网络监管部门和网络研究人员首先要不断跟踪网络传播发展的实况实情，不断制定、调整、完善相应的网络传播法律、法规、行为规范、自律规范，制定出公认的网络传播行为标准、伦理准则。从而让有关监管人员和网民觉得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做到对网络传播行为事前可预控、事后可监管，预控与监管能够做到合情合理合法。[1]
一网络传播失范行为的概念、定义
网络失范行为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网络失范行为。失范行为，或者说行为失范，这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根据渠敬东所说，“在标准的社会学思想史中，失范（anomie）最早是由涂尔干提出来的。”涂尔干明确区分了两类不同“事实”，即一类是“正常现象”，应该是什么就表现为什么的事实；另一类是“病态现象”，应该是什么却未表现为什么的事实。涂尔干认为集体意识的衰落、个体意识的丧失是导致失范的原因所在。集体意识的衰落使社会陷入“道德真空状态（themoralvacuum）”，社会成员失去社会的引力，成为毫无控制的“非社会存在”（asocialbeing）.
根据涂尔干的观点，应该是什么就表现出什么的事实即正常现象属于合乎规范的行为。应该是什么却未表现为什么的事实即病态现象属于失去规范的行为。那么，行为失范就可以表述为一种应该是什么却没有表现为什么的社会病态现象。并且涂尔干认为，集体意识的衰落、个体意识的丧失是失范行为或者说行为失范产生的原因。
1938年，默尔顿在《美国社会学评论》《社会结构与失范》，认为“分析失范，应讨论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间的中介因素或互动过程，要把个体行动的构成过程，确定为社会分析的基本元素，以考察偏差行为的生成机制。”“在行动过程中，文化目标与制度化规范并不一定完全吻合，两者间的失衡就导致失范问题。”“失范的根源，一方面在于，人们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竭力获取未经合法化的有效手段，而另一方面，则又在于夸张化的文化目标中，丧失了对规范本身的情感支持，即成功只意味着‘赢得游戏’，而非‘在游戏规则中赢得游戏’，社会由此产生去道德化（demoralization）和去制度化（deinstitutionalition）的倾向。”[2]
默尔顿分析考察的失范行为，对于我们从个体行为与社会文化、社会制度、社会规范层面之间的矛盾冲突等复杂关系的正确认识带来了许多有益的思考。如果一个社会过度渲染不是在现有社会认可的社会制度、社会规则下取得成功的案例，那么那些依靠破坏现有秩序、现有游戏规则取得成功的人士就会成为社会效法的榜样，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就是为了追求成功而不择手段，那么社会的道德、社会的制度、社会的秩序等等游戏规则都可以抛到脑后去了。中国社会自1994年以来一直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许多制度本身都处于发展变革之中，因此，权威的规范化的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或处在建立的过程之中，大量的新问题新矛盾涌现出来，人们往往无所适从。因此整个社会的失范行为大量产生，网络传播失范行为仅仅是社会失范行为的反映或映射。
综上，我们可以概括网络传播失范行为的概念与定义，网络传播失范行为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是指网民个体或者网络媒介或者网络相关组织及管理机构所做的那些不符合某种现有文化目标、价值体系或者社会制度、社会秩序、社会规范、国家法律、社会伦理道德的网络行为。网络传播失范行为，可能侵害网民个体自身的利益或者他人的利益、公共利益、社会的利益。网络传播失范行为是网络传播的病态行为，属于网络传播不正常行为。网络传播失范行为是需要管理、规范、矫正以及限制、禁止甚至加以处罚的行为。
二网络传播失范行为的认定、判断与分类
根据网络传播失范行为的概念与定义，我们对网络传播失范行为的判断与认定就有了总体的标准。但是在针对具体的网络传播行为方面，对具体的网络传播失范行为的不同认识、不同的细节规则，会出现不同的分类形式，得出不同的认定结果。
1.根据网络传播失范行为主体划分
根据网络传播失范行为的主体来判断，网络传播失范行为者承担责任包括法律责任的主体则可以分为：网民个体、网络媒介、网络管理者、网络硬件营运商、网络平台提供商、网络内容供应商、网络软件开发商等等。我们在本文中主要分析探讨网民、网络平台、网络媒介、网络管理者等主要网络传播失范行为主体问题。
2.根据网络传播规范行为划分
根据网络传播规范行为来判断认定，网络传播失范行为是一种网络传播病态行为，属于网络传播不正常行为，或者说网络传播失常行为。规范有道德伦理类、社会礼俗类、法律法规类。那么网络传播失范行为也可以分为`反道德伦理类的网络传播失范行为、违礼俗类的网络传播失范行为、违反法律法规类的网络传播失范行为等类别。
3.根据真实性、虚拟性来划分
网络传播失范行为的发生发展随着网络的兴起发展与网民人数的增加而同步发展。网络传播失范行为的种类、数量、深度、广度都是随着网络的发展演变而发展变化的。
因网络而出现虚拟社会，于是便有了虚拟生活，也便产生了虚拟失范行为。譬如我们在网络游戏中偷菜、在网络游戏中抢劫、在网络游戏中杀人、在网络游戏中重婚，在虚拟社区生活中寻找大量情人、和多位女性结婚以及在网络游戏网络战争中毁灭敌国等等，这些网络虚拟生活行为如果发生在现实生活中就完全是非法违法的，有些甚至是反人类的暴力犯罪，但是因为网络具有虚拟性，许多网民不以为然，认为这些只不过是随便玩玩而已，一笑置之。这些网络虚拟生活中的虚拟失范行为往往容易引起人们的忽视。
根据网络的真实性和虚拟性等性质，我们可以将网络传播失范行为划分为真实的网络传播失范行为、虚拟的网络传播失范行为两大类别。
4.根据网络传播失范行为的轻重程度来划分
根据网络失范行为轻重程度，我们可以将失范行为划分为三大类：一是一般性失范行为，不涉及侵权和犯罪。譬如网络沉迷（网瘾）、网络不当炒作、网络语言失范、网络失礼行为等类。二是侵权类失范行为，涉及民事责任和赔偿。譬如百度搜索引擎有关诉讼的知识产权侵权问题、网络隐私保护与侵权、网络非法广告与侵权等类。三是犯罪类失范行为，涉及刑事包括民事责任。譬如网络诈骗、网络暴力、网络色情、网络、网络病毒制作与传播等案件。
5.根据网络失范行为的相对性与绝对性来划分
根据失范行为的相对性与绝对性来划分，我们可以将网络失范行为划分为两类：相对性失范行为和绝对性失范行为。
第一类相对性失范行为，是网民出于无意识失范，或者因为某些心理原因年龄原因而不能预知是否是网络失范行为，或者无法预知某些网络失范行为的严重后果。
相对性失范行为大多体现为差异性网络失范行为，这种失范行为又可根据个体和群体的差异细分为个体差异性网络失范和群体差异性网络失范。个体差异性网络失范是基于个体差异个体背景而产生的，譬如成年人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每天在业余时间上网玩游戏3～5个小时，玩游戏并没有影响本职工作，也没有影响身体健康，因此，这种玩游戏的网络行为，不能称之为网瘾，更不能称之为网络失范行为。但如果这种行为影响了工作，影响了休息，影响了家庭，影响了健康，那么该网络行为就属于网络失范行为了。又譬如学生，本来的任务是读书学习，如果每天玩两个小时游戏，耽误了学习，甚至荒废了学业，那么这种网络行为完全应该称得上网瘾，称得上网络失范行为了。如果一个小孩每天玩两个小时游戏，并没有影响学习，也没有影响成绩，当然也没有影响身体健康，相反通过玩游戏学会了许多知识，我们就不能说他玩的网络游戏属于网络失范行为。这一类网络失范行为，是因为网络行为者的个体差异背景而产生的，网络行为本身相对于个体主体任务差异、主体能力差异、主体身体生理素质心理素质差异而产生的网络行为失范。这类行为失范不具有普遍性或普适性，或者说不具有绝对性。
群体差异性网络失范行为是指同一种行为对于某一群体属于失范，而对于另一类群体却不失范的行为界定。譬如网络色情，某些色情内容对于成年人来说，是可以接受，并且为法律所允许的。那么成年人浏览某些法律许可的色情网络内容，不属于网络失范行为。而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就是不能接受的、有害的、非法的。如果未成年人接受这些同样的色情内容，就属于网络失范行为了。
第二类绝对失范行为，即犯罪类失范行为。绝对网络失范行为，一般来说，是一种明知故犯的行为。网络行为人的失范行为，出于故意，有着故意的犯罪动机，为了某种私欲、私利或某种不纯动机，故意走向网络犯罪或网络暴力或诈骗或色情。
网络犯罪早期，一般是网络专业技术人员可能成为网络犯罪分子，网络高速发展成熟后，一般网民都有可能成为网络犯罪分子。
所有商业网络都离不开网络服务商和网络使用者消费者即上网的用户网民。网络服务商（internetServiceprovider/iSp）机构本身或服务于机构内的个人利用其特殊身份和有利条件，容易诱发实施犯罪。iSp即网络服务商可以细分为三类，即网络连线服务提供者（iap）、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ipp）、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pCp）。
网络连线服务提供商（iap）相当于传统电信商，他们一般只是提供网络连线服务，而对于用户利用网络连线传输的内容无权干涉。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ipp）则对于用户的通讯内容有无限制的读取权，所有的电子邮件内容和接受的主页都需要经过他们的主机来进行数据处理。用户的任何信息，他们都可以很轻易地获取。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pCp）就是网络内容或网络资讯的直接提供者，他们提供的内容有可能涉及失范行为内容诸如隐私、侵权、色情、暴力、谣言等内容。
根据孙景仙、安永勇在《网络犯罪研究》一书中的定义：“网络犯罪是指行为人通过计算机、通信等技术手段，或者利用其所处的特殊地位（如iSp），在网络环境中实施的，侵害或威胁法律所保护的利益的行为。”[3]
刑法意义上的犯罪是法定犯罪，指符合某部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才能构成应该承担刑事责任行为，在我国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85条规定的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第287条规定的利用计算机实施的金融诈骗、盗窃、贪污、挪用公款、窃取国家秘密或其他犯罪。2000年全国人大通过《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对网络犯罪做了更详细的规定。
网络犯罪现象，是指一定空间地区、一定时间范围内发生的各种网络犯罪行为的总和。分析网络犯罪现象包括网络发案率、被害率、被害症状、犯罪的时空分布、罪犯的构成状况等等。
网络犯罪，是网络社会的一种基本现象，如同疾病痛苦也是人的一种基本生理现象一样，可以说，网络犯罪是网络社会、网络生活的一个部分。我们可以通过网络犯罪现象深入分析其原因、分析网络社会的组织运作方式、规范规则体系、个人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所存在的弊端与缺陷，发现网络犯罪现象背后深层次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学校、家庭等诸多方面的原因。
事物是充满着矛盾，网络犯罪是可恶、可恨的，但是网络犯罪却也能推动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推动我们正确认识网络社会的各种复杂现象、提高我们的认识水平和应对、处理各类网络失范问题的能力。
马克思曾经说过：“罪犯不仅生产罪行，而且产生刑法，因而还产生讲授刑法的教授……罪犯生产全体警察和全部刑事司法、侦探、法官、刽子手、陪审官……罪犯产生印象……而且在唤起公众的道德感和审美感这个意义上也提供一种‘服务’，因此，它就推动了生产力。”[4]
对于网络犯罪，我们应该有着辨证的认识，不能因为网络犯罪现象大量存在就否认网络的巨大进步与社会功能及价值，甚至人为地将网络封闭起来，割裂与外界的联系。
三网络传播失范行为的具体情境适用
网络传播失范行为具体情境是指网络传播失范行为总是发生在一定的时段、一定的区域之内，譬如某个国家或地区。某个时段、某个国家和地区区域内的网络传播失范行为总是与该时段内的具体网络传播法律法规、具体的伦理道德习俗、具体的国民素质息息相关。
第一，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情境适用差异。首先主要是网络文化法律法规的差异。譬如欧美国家与地区，没有实行网络实名制的，那么不用实名制上网就不会违法，当然就不属于网络传播失范行为范畴。相对应的，韩国、中国等部分国家，网络法律法规规定网民上网必须实行网络实名制，如果不用实名上网就构成了违法行为，就属于网络失范行为了。其次主要是文化背景与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的差异。譬如有些宗教禁忌的国家，某些网络传播行为绝对不允许，而在非的国家或者地区，则被视为合理的行为。又譬如在中东、非洲某些地区，伦理道德支持允许一夫多妻制度，那么相应的网络传播行为就会被视为合理，而在世界绝大部分地区，该类行为将视为严重违背了当地的习俗与法律，理所当然地被视为网络传播失范行为了。
第二，同一国家和地区内部情境差异与具体情境适用。譬如在2016年中国的网络直播法律法规出台之前的某些网络传播行为，就不宜采用这些法律规定处理该类案件。又譬如2017年1月6日《人民日报》报道：《我国拟立法保护未成年上网：禁止每天0到8点打网游》，[5]假设这类立法通过了，在通过以后，在法律规定的时间生效后，那么未成年人在每天0点至8点上网的行为就变成违法行为了，就是严重的网络失范行为。不仅如此，假如法律明文规定要求智能手机厂商在生产时必须加装保护未成年人的上网保护软件，如果这些生产厂商销售给未成年人使用的手机没有加装上网保护软件，就构成违法行为，有关司法部门就可以追究其法律责任。
因此，网络文化传播研究者不但要关注并研究什么样的网络传播行为是正当的、公平的、合理的、有益的、无害的、合法的，什么样的网络传播行为是不正当的、不公平的、不合理的、无益的、有害的、违法的、犯罪的，而且还要研究某些网络传播行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域、什么样的文化与伦理道德习俗背景等具体的情境下才构成网络失范行为。学术界很有必要研究网络传播失范行为的具体情景差异与具体情景适用问题。
认识到网络失范行为的复杂性，我们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应对处理各种各样的网络失范行为，更好地厘清网络失范和非失范行为，做到既发挥网络具有信息传播作用，又规避为网络失范行为而带来的巨大风险和犯罪隐患。
[参考文献]
[1]兰甲云，曾思怡.微信公共领域里的失范行为及其法治规范建设[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154-159.
[2]李一.网络行为失范[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3]孙景仙，安永勇.网络犯罪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
网络传播法规篇5
论文关键词：网络信息；信息安全；信息传播；保障体系
随着网络信息资源越来越丰富，垃圾信息和不健康信息也在迅速增加，计算机病毒、垃圾邮件、网络攻击、系统漏洞、网络窃密、网络违法犯罪、著作权保护等问题日渐突出，而监管体制机制又相对落后。如何让优秀的、积极的、先进的信息占领网络传播阵地，如何构建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紧迫课题。然而，国内外对此问题的研究还比较少，不够完善。本文在分析了构建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应遵循的原则的基础上，结合分析研究实际情况，提出并系统地分析了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的结构框架及其工作流程图。
1构建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遵循的原则
1．1实用性原则
构建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的最终目的是“用”，应本着旨在破解网络信息传播存在的难题的目的，向此目标努力，尽可能发挥体系的重要作用，注重体系实施的实际效用。因此，要运用系统工程的观点、方法，结合实际情况，分析网络信息传播存在的问题，制定具体措施。
1．2平衡性原则
网络信息传播具有的强大的威力和威胁就是信息的自由性。所以，在构建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的过程中，应考虑在管理和控制网络信息的传播时要保持信息的“自由”与“平衡”，即尽量保持信息“自由”与“管理”的平衡。
1．3多层性、多样性原则
任何安全保护措施都不是绝对安全的，都可能被攻破，所以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不应只依赖一种安全机制，应建立多层安全机制、多种防御体系，各防御层及体系相互补充保护，相互支撑以达到尽可能安全的目的。
1．4整体性、综合性原则
一个保障体系包括个人、设备、软件等环节，它们在网络信息传播安全中的地位和影响作用，只有从系统的整体角度去看待和分析，才可能获得有效、可行的措施。
而且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又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种保障方法和工作程序的综合协调一致。为了实现网络信息传播全方位保障，建立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必须考虑技术保障、管理保障、法律保障、人才保障、主观认知保障的综合作用，同时，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实现与提升信息安全防护与保障能力。
1．5协调性、协同性原则
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构建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是网络信息开放共享，而在信息的开放共享和保密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如果将部分信息公开披露，既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同时又会带来一系列实际问题。因此在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构建的过程中，要注意解决网络信息的披露与保密之间的矛盾，坚持网络信息开放共享和保密相协调的原则。
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的构建不是哪一个体单独努力就能完成的，它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团体、个人及司法等多方协调配合、全方位努力。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构建的过程中坚持政府、企业、个人分工合作、协同作战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必须明确各自的地位和作用。
2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结构框架及工作流程图
构建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是一个巨大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仅是购买技术或开发信息安全技术的问题，而是一个体系建设过程，这个体系主要包括检测体系，安全防护体系和管理体系，主要内容有政策、法律法规建设、管理、技术、产品、人才培训、资金保障、领导重视、人们的认知观念等内容。在构建保障体系的过程中，认知是前提，技术是基础，管理是生命线，法律是保证，还要需要政策、资金、人才的支持。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结构框架见图1。
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个各体系之间、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是如何相互配合协调工作的呢?本文根据申农通信系统模型原理，借鉴国内外对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模型的研究成果，提出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工作流程图，见图2。
3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结构框架及工作流程图分析
下面分别从检测体系、安全防护体系和管理体系三个方面，依照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工作流程的顺序，结合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结构框架中各个要素，对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结构框架及工作流程图进行分析阐述。
3．1检测体系
检测中心数据库主要存储两大类信息记录：黑客、病毒等的入侵记录，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的安全策略。
3．1．1黑客、病毒等的入侵记录
构建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首先要对网络信息传播进行风险分析与评估，遵守相关的规章制度、合同、法律等安全标准，将历史性和新出现的黑客人侵记录以及病毒、垃圾信息等记录形成相应的安全策略，并存储于检测中心的数据库中。从信源发出的网络信息进入保障体系时，首先要通过监测体系得检测，如果该信息与检测中心数据库中的某信息特征匹配，则予以拦截；反之，数据库中无此相似记录，则要通过保障体系的安全防护体系的进一步检测防护。
3．1．2安全策略的规划
网络信息传播是一个动态的循环的过程，所以安全策略的制定注定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完善的过程。因为不可能制定一个安全策略就能够永远符合、完全适应某个网络环境和信息系统的需求，所以设计时要充分考虑其动态性和可操作性。
3．2安全防护技术体系
安全防护体系对网络信息进行检测，如果发现为异常的信息则给予拦截，反之则再由管理体系进行检测。安全防护技术体系主要应用信息安全技术对网络信息进行防护。
(1)基于pki／pmi的信任体系和授权体系：公钥基础设施技术(pki)以公开密钥技术为基础，以数据及密性、完整性、身份认证和行为的不可否认为安全目的。
(2)访问控制机制：包括防止非法用户的非法访问和合法用户的非授权访问2个方面。
(3)防火墙：防火墙系统主要目标是控制人、出一个网络的权限，它迫使所有的连接都通过防火墙，以便接受检查。
(4)入侵检测系统：对透过防火墙的攻击进行实时检测并及时做出相应的反应。
(5)安全审计系统：网络安全审计系统是一种基于信息流的数据采集、分析、识别和资源审计封锁软件。通过实时审计网络数据流，根据用户设定的安全控制策略，对受控对象的活动进行审计。
(6)网络病毒防治体系：针对网络上病毒、蠕虫、木马和恶意代码的危害性大并且传播迅速的现状，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应采用相应的整改措施。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安全防护技术体系也会随之更新，它是网络信息进入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的一个重要“门槛”。
3．3管理体系
检测体系和安全防护体系均采用必要的信息安全技术对网络信息给予硬性的安全防护，管理体系则在人的参与下对网络信息进行管理，对于技术不能发现和拦截的网络信息，则通过人为手段进行防护。根据信息的接受者的反馈，如果得到他们的满意，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则网络信息安全保障体系取得实效；反之，则通过事故响应及补救机制给予补救，并修改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
3．3．1法律法规制度体系
政策、法律法规等的建立规范必须建立在支持和鼓励网络信息传播健康发展的前提下，通过立法和监督，打击和淘汰违规网络信息传播者，创建的良好的信息法制环境，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更好地维护网络信息传播的发展。
(1)网络信息传播立法。如今，网络立法应更加注重于对网络信息安全即对网络信息传播行为的规范。网络信息传播立法，在网络有害信息的责任认定问题及可操作性等立法质量上，尚存在有待改进的地方。如何发挥网络媒体传播优势，使公民的言论自由得以充分实现，同时又不至危害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应该是网络信息传播立法的根本所在。
在立法原则上，我国的网络立法与其他国家一样，就是承认现行的传统法律原则都适应于网络传播环境。“互联网立法的前提就是承认现行的传统的法律原则都应该适用于互联网空间。互联网没有也不可能改变现实社会基本制度以及受这个制度保护的基本社会关系。互联网上的虚拟世界是从现实世界生成的，并且无时不在对现实世界发生影响，所以虚拟世界说到底还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虚拟世界里的关系无非是现实世界的社会关系的延伸，仍然要受现实世界中现行法律的规范和调整”。
网络信息传播法制的主要内容：“从事互联网信息服务实行许可备案制度；开办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实行专项申请、备案制度；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实行审批制度；网络信息传播禁载内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义务、责任等”。
(2)网络信息传播规章制度。网站信息安全的管理，除了采用必要的技术措施以外，还需要建立健全管理制度，落实信息安全管理责任。网络信息传播安全管理规范包括：确定安全管理等级和安全管理范围；制定有关网络操作使用规程和人员出入机房管理制度；制定网络系统的维护制度和应急措施等。
(3)网络道德规范。网络道德规范体系，对思想境界不同的个体，设立层次不同的规范，结合网络的特点对传统道德规范进行适当改造再植入网络空间，如诚信规范、公平规范、平等规范等都可以经过改造后成为网络信息传播中重要的道德规范。如诚信规范的建立，传播及使用网络信息就有了一把诚信评判的标尺，使得我们可以更好的对网络信息活动参加者的诚信程度进行评价和判断。同时，也就树立了开展网络信息活动的行为准则，促使人们在网络信息活动过程中更好的遵守网络信息活动规则，可以有效减少诚信缺失现象的发生。另外，网络道德规范还必须推陈出新，适应网络的发展。
3．3．2网络“把关”体系
任何网络信息传播活动都是一个信息搜集、加工、的过程，这个过程离不开人的劳动，无法由某一技术或者程序自动完成。而传播活动中只要有人的参与，就一定会有人为因素的影响，网络“把关入”作用也就不可能消失。因此作为传播者个人或者组织机构的“把关人”作用也始终存在于网络信息传播过程之中。
网络中的把关体系主要从宏观层面的把关和微观层面的把关进行。
(1)宏观层面的把关。宏观层面的把关，仍是政府的直接把关。网站进行信息传播，实际是获得了网络行政主管部门给予的权利。例如，对于恶意网站要用技术手段对其“封杀”。
(2)微观层面的把关。微观层面的把关，即一个网站的把关以及受众的把关。对信息内容的把关，主要工作有：①分析传播内容短期或中长期的发展趋势；②研究传播内容是否符合有关法规和政策；研究传媒借助传播内容实现的宣传策略、宣传方法以及某一方使用的宣传战术；③了解和解决科技、文化等特殊信息在传播中的问题和困难，兼及受传者的类型和数量等。
3．3．3事故响应及补救机制
安全的相对性注定了事故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建立一个事故响应小组，建立数据备份、制定不同的紧急响应计划和操作流程，能够对发生的事故再第一时间作处理，努力将损失降到最低点。
当黑客、病毒或垃圾信息等成功传播到信宿或对系统造成破坏时，此时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的补救机制将采取补救措施，补救措施包括：使用杀毒软件查杀病毒，使用备份系统对丢失或损害的数据进行恢复，或使用临时的动态站点替代当前被破坏的信息系统等。之后，再将这些病毒、垃圾信息、系统漏洞和脆弱点等形成分析报告，反馈给检测中心数据库，进行必要的总结回顾，修改安全策略，更新网络信息传播保障体系。补救机制是整个保障体系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是减小损失和实现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
网络传播法规篇6
[关键词]信息网络传播权立法体例主体内容特点引言
科技的发展给法律带来了无尽的挑战，技术始终是促进版权制度发展的催化剂，数字技术为作品复制和传播带来的进步性，就如同四大发明的印刷术相比手工抄写一样的深刻和明显。 是数字网络技术的进步性给著作权法带来了全面而深刻的冲击，信息网络传播权由此而得以产生。
回顾著作权法发展历史，自英国1710年的安娜法案始，著作权法历经印刷技术、广播电视技术和数字技术的三次重大飞跃。 数字技术是通讯技术、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总称，迄今为止，经过三个发展阶段。七十年代中期，个人计算机发展起来，进入数字技术的第一阶段。著作权领域最先讨论的问题是，个人计算机上的目标程序是不是著作权保护的客体，以及操作系统、用户界面、数据库、反向工程、电子游戏的著作权保护问题。八十年代中期，多媒体技术和数据库得到发展，进入数字技术的第二阶段，多媒体产品和数据库是不是著作权意义上的作品开始成为著作权界讨论的热门话题。这时多媒体技术尚未与网络技术结合。九十年代以后，多媒体技术与计算机网络技术结合，数字技术发展开始进入第三个阶段。数字通讯网络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技术硬件设施，而且取决于作品及其相关信息等组成的通信内容， 即数字化的文字作品和音乐作品、电影作品、软件、多媒体、数据库，等等，可以通讯内容的网络就如同没有灵魂的躯壳。数字技术在网络上的应用，使得通过计算机网络能把作品讯捷、方便、廉价、容量惊人而且质量几乎完美地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可以使公众中的成员在个人选择的地点和时间获得作品。在交互性传输中，信息传输的范围、程度及信息的使用方式是由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双方共同决定。这给网络传播中的著作权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版权制度与技术发展之间存在微妙的互动关系，每当有一次技术突破的时候，版权制度总是要或迟或早地作出反应。纵观著作权法的历史沿革，，著作权法始终处于对科学技术的挑战予以应战的过程中。如何规范作品在互联网上的传播行为，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而不致使因特网成为盗匪横行的“盗版天堂”，成为了世界知识产权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信息网络传播权问题由此而产生。
早在1994年12月28日，美国发生USvsLamacchia——案，一名大学生在互联网络上提供秘密的电子公告牌地址，未经版权人许可，将已出版的、享有版权的商用计算机程序的复制件提供给网络上的用户。1995年在瑞典也发生了类似的案例。几个学生从aDoBe和儿个其他的出版商那里将为数众多的享有版权的计算机程序下载，送到斯德哥尔摩的皇家技术学院的互联网络服务器上，以供互联网络上全世界范围的用户卸载和复制。这种在计算机网络上通过数字传输提供作品的复制件的行为，在现行的各国版权法和国际版权公约中，显然都没有现成的直接规范的依据。对此，目前版权研究界主要有两派意见：其一，将传统的版权领域中的若十概念（主要是复制、发行、出租、公众传播）扩展以对该行为进行规范，该行为或是复制，或是发行，或是出租，或是公众传播；其二，设立数字传输权来进行规范。第一种意见主张把数字传输的版权意义融入传统的版权制度体系之中，第二种意见主张依据新的数字传输技术而设置专门的权利， 即信息网络传播权。
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及《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设立信息网络传播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终否定了国际社会几种通过试图通过原有权利的扩张解决对网络传播进行规范的尝试。1996年12月2日至20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瑞士召开了“关于著作权及邻接权问题的外交会议”（经下简称“外交会议”），通过了两个被称为“因特网条约”的国际条约，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ipoCopyrighttreaty，缩写为《wCt》，以下简称《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ipoperformanceandphonogramstreaty，缩写为《wppt》，以下简称《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
信息网络传播权当属于传播权的内容之一。传播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专有权，是首先由欧盟提出的。这项提议最终被接受，并写入两个条约中。不过，就作品所享有的传播权与表演及唱片所享有的传播权，在两个条约中是不相同的。作品传播权体现在《版权条约》第8条中。表演传播权体现在《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第10条、第15条中；唱片传播权体现在后一条第14条与第15条中。以下具体分析。
（一）《版权条约》中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定《版权条约》第8条可谓开一代风气之先，为作者创设了一项控制作品在互联网上传播的重要权利，即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该条规定为，在不损害《伯尔尼公约》赋予作者的各项传播权的前提下，文学和艺术作品的作者应当享有以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授权将其作品向公众传播的专有权，包括以公众中的成员个人选择地点和时间的方式，使公众获得的专有权。 《版权条约》第8条是对《伯尔尼公约》确立的传播权保护体系的发展和完善。该条先是让人眼花缭乱地列举了《伯尔尼公约》的5个条文，涉及6项内容，它们都是伯尔尼公约中有关作者各项公开传播权的规定，《伯尔尼公约》中有关权利人的各项传播权的规定是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逐步出现的。由于针对不同种类的作品，不同的传播方式，适用不同的权利，这使得《伯尔尼公约》中的传播权之间存在着一些缝隙， 无法完全覆盖网络传播这一新的传播方式。《版权公约》第8条弥补了《伯尔尼公约》不同权利之间的缝隙。 该条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不影响伯尔尼公约现在的各种传播权的前提下，将向公众传播的专有权扩展到所有作品种类，成为所有文学艺术作品作者的权利；第二部分明确指出，向公众传播包括在“公众中的成员”个人选择的时间和地点所作的传播，从而澄清了交互性的按需传输行为在该范围之内。
这条规定将《伯尔尼公约》中的向公众传播这个概念扩展到网络环境中，在《版权条约》中，这一项新权利名称虽然被定为“公众传播权”，但这项权利不仅仅指网络传播的权利，也包括其他传统的公众传播的权利。该条规定的“公众传播权”将作者的权利，实际上包含了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一新权利，集中体现在“包括以公众中的成员个人选择地点和时间的方式，使公众获得的专有权”，虽然因技术中立性原则，这一表述没有直接的包括“网络”等概念，但这一表述正是对网络传输交互性的典型的概括，这一表述而产生的新权利，即作者互联网上传播作品的权利，也就是信息网络传播权。
（二）《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中的规定与上述《版权条约》同日通过的《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确立了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这两个邻接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第10条规定：“表演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通过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其以录音制品录制的表演，使该表演可以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第14条规定：“录音制品制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其录音制品，使该录音制品可为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第15条规定：“对于将为商业目的发行的录音制品直接或间接地用于广播或者用于对公众的任何传播，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应享有获得一次性合理报酬的权利”。
（三）信息网络传播权与传统的向公众传播权的关系《版权条约》继续沿用了《伯尔尼公约》的“向公众传播”这个概念并，将这个概念进一步扩大到网络环境下的作品使用，《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中使用的是“提供已录制表演的权利”和“提供录音制品的权利”。《版权条约》中向公众传播权不仅仅指网络指网络传播的权利，还应该包括其他传统的向公众传播的权利，这在该条约的第8条中规定得很清楚，这条一方面规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明确的含义，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与传统的向公众传播权的关系，即他们都包含在大的传播权之中，但新的权利与传统权利并不交叉，也不得影响传统权利的实施，根据保国实施或者即将实施这两个条约的情况来看，各国依据各自的立法体系，将新权利做了不同的处理。
二、发达国家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模式尽管《版权条约》第8条，《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第10条和第14条分别赋予了作者、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信息网络传播权，但只是作出了一个极为概括的规定，赋予权利人一种广义的包容各类传播的传播权，并没有为信息网络传播权提供具体而明确的权利内容和保护方式，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具体权利内容和保护方式必须由成员国的国内版权法加以解决。各国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适用自己的权利、结合已有的多种权利，或者创设新的权利来实现对广义传播权的保护。
世界各国根据各自不同的立法体系，也选择了不同的方式对这两个条约中的新权利进行了处理，以美国、日本、欧盟为例，它们分别采取了不同的立法模式，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具体权利内容和保护方式进行了规范，也就是说各国采取了不同的立法技术对。
（一）以美国为例1995年9月的《白皮书》建议大大扩张发行权的范围，使作者得以控制在交互性电子网络上向公众提供作品和相关权利客体这一行为。为实施《版权条约》和《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美国于1998年10月28日通过了《数字时代版权法》（theDigitalmillenniumCopyrightact），允许美国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两个新的版权与相邻权条约，但《数字时代版权法》中并没有采取原来《白皮书》所建议的“发行权”方案，而是以公开表演权和公开展示权涵盖了网络传输。因为，在美国，相当于传播权的是公开表演权和公开展示权，它们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不仅包括直接的通常意义上的表演和展示，而且包括借助任何装置和过程实现的表演和展示.美国认为，只要将其法律中已有的发行权和向公众传播的权利（公开表演权、公开展示权等）结合起来，就足以覆盖各类传播行为。最终，美国没有创设新的权利，而是通过法院判例，解释和澄清了权利人传播权的范围，即以公开表演权和公开展示权涵盖了信息网络传播权。有必要解释一下美国的表演权，它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演唱、演奏等方式表演作品的“现场表演”。一是通过录音机、录像机等设备表演音像制品的“机械表演”。大多数国家的版权法中，包括《伯尔尼公约》中，“表演权”既具有现场表演的含义，又具有机械表演的含义。
（二）以欧盟和日本为例它们的立法模式是在不改变现有版权权利配置的前提下，赋予版权人控制作品网络传播的新权利。
日本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通过“因特网条约”不足半年，即由国会于1997年6月10日通过《著作权法修正案》，其主要修正内容是：1）增加表演者和录音制作者享有对公众提供其表演或录音的权利；2）将著作权人对公众传输作品的权利扩大到对公众提供其作品的范围，3）重新定义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对公众传输的相关行为。
在日本《著作权法修正案》中，第二条第七款第二项规定：“公开传输指有线或无线电讯传播而其目的系供公众直接接收之传输者（不包括同一建物内电脑程式之传输以外之有线电讯传输）。”第九款第四项规定：“互动式传输指依多数之个别公众之需求所自动完成之”公开传输“（不包括广播或有线放送者）。而”广播“指”以无线电讯传播方式所为之“公开传输”而其目的系供公众同时接收相同内容之传输者“，”有线放送“指”以有线电讯传播方式所为之“公开传输”而其目的系供公众同时接收相同内容之传输者“。这四款规定明确了日本著作权法中关于”向公众传播权“的定义。
1996年9月欧盟执委会颁布了信息社会著作权及相关权《绿皮书》，重申在计算机存储中的短暂行为同样构成复制。1997年12月欧盟执委会针对信息社会的著作权问题，为制定共同体内适用的标准，履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版权条约》的新规则，在其《信息社会版权指令》中创设了一种广义的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向公众传播作品的专有权，包括广播权以及使公众中的成员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信息社会版权指令》的前言部分专门说明，使公众中的成员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就是交互性按需传输。 该法案确认了复制权，公开传播权、第3条第1款规定“成员国应当提供作者专有权来许可或禁止任何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将其作品原件或复制件传输给公众的行为，包括以这种方式将其作品提供给公众，使公众中的成员在某个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作品”。第2款规定“成员国”应当提供专有权许可或禁止通过有线或无线方式提供给公众，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1）对表演者是其表演的固定：（2）对录音制品制作者是其录音制品：（3）对电影的首次固定的制作者是其电影的最初固定件和复制件：（4）对广播组织是其广播的固定，不论广播是有线电还是无线电，包括通过电缆或卫星。
三、我国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
（一）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2001年10月27日，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修订了《著作权法》。这次《著作权法》（以下称新著作权法）的修改是为了应我国加入wto后对著作权的保护，适应新形势下尤其是计算机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保护的迫切需要而进行的。在新著作权法中，我国是在发行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和广播权等传播权之外，主要针对交互性网络传播的特点，在第10条的12款增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我国尚没有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制定的《版权条约》和《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然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确立借鉴了这两个公约中有关的立法形式，并采用“新增式”保护方法，该权利的确立是我国《著作权法》进入网络时代的标志，对于当今计算机互联时代著作权（版权）的保护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著作权法对信息网络传播权仅此几条规定，其规定内容本身也存在争议，加上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存在许多可探讨之处。
（二）关于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利主体的探讨根据新著作权法第10条第12款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著作权人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新著作权法特别强调了表演者和录音录象制作者等邻接权人的网络信息传播权，第37条第6款规定，表演者对其表演享有许可他人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获得报酬的权利；第41条规定，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制作的音像作品享有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出租、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并获得报酬的权利。由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主体是享有该项权利的作者和表演者、录音录象制作者两个邻接权人。在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设置上，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没有纳入到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主体中来。有学者认为应当给予广播电台、电视台信息网络传播权。笔者认为，没有给予广播电台、电视台以信息网络传播权，这并不损害其原有的权利，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的其他权利人的文学艺术作品时，如被他人在网上公开传播，可以由该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利人主张信息网络传播权，而广播电台、电视台的作品往往社会信息性更强，不赋予信息网络传播权，能够使社会公众更好的利用。这正是著作权法利益衡平的体现。
（三）关于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容的探讨现行立法缺乏对信息网络传播权内容进行较为具体的规定。我们认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容主要是指权利享有人在法律或合同约定的范围内以计算机网络传播方式向公众传播或许可（授权）他人向公众传播信息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有另于广播、电视上的播放权，是对作者在互联网上权利的专门描述，应当指作者及表演者、录音录象制品制作者在互联网上自行传播作品和授权他人传播作品，禁止他人未经许可而传播其作品，应当包括禁止他人：（1）未经许可对从互联网上得到的作品，违法转载，或使他人违法转载，例如复制他人作品，刊登到自己的网站，或向其他网站投稿。（2）未经许可对从互联网上得到的作品进行传播。（3）未经许可对从互联网下得到的作品，上载到互联网。
（四）关于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特点的探讨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容及权能来看，主要有四个特点。
网络传播法规篇7
关键词：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协调
2011年3月15日，由国内50位作家联合发出《3?15中国作家声讨百度书》称百度文库侵犯了声明中作家的所有作品，如果百度不停止侵权的行为，这些作家则采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这类事件涉及的问题引人深思。鉴于我国目前发行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交叉并存，且不同法律文件对其规定各异的现状，根据国外成熟的立法模式，提出以下两种协调方案：
一、借鉴美国模式、将发行权扩大解释完全涵盖信息网络传播权
在美国《版权法》中,发行权是指“以销售或其它转让所有权的方式,或者以出租、租赁或出借的方式向公众发行版权作品的复制品(或录音制品)的权利。1995年美国信息基础设施专门工作组下属的知识产权工作组公布了《知识产权和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的报告(又称白皮书)。白皮书指出：根据版权法第106条第（3）款的规定，发行权应解释为：包括传输，此种传输是指发行作品的复制品（例如向计算机的内存发行），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从法律上来看，传输都是发行的一种方式。白皮书建议修改著作权法，明确承认作品的复制件可以通过传输向社会公众发行，而该传输行使了著作权人的排他性权利，并将美国著作权法第1条第（3）款“发行权”作如下修改:“著作权所有者享有通过出售或所有权转移的其他方式，或者通过出租，或出借或者通过网络传输向公众发行有著作权作品的复制件或录音制品”。
其实，美国版权法规定的发行权与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发行权所控制的“发行”行为在构成要件上都是由“向公众提供作品复制件(或原件)”和“须以所有权转移形式进行”,因此我国《著作权法》中的发行权可适用于网络环境。因为从网络传播行为的自身功能和结果看，网络传播行为与发行行为极相似。著作权人自己实行或者授权他人实行发行行为的目的是希望通过传播行为将自己的作品提供给大众，使作品进入流通领域而获取报酬。在进入网络时代后，人们获取作品的手段变得多元化，而作者发行作品的手段也变得不再单一，通过网络传播销售自己的作品而获取报酬也变为一种可能，这与实物销售的功能是相同的。另外，从结果上看，通过传统的发行行为，大众得到的是作品的纸质复制件，而通过网络传输行为，大众得到的是一份数字环境下作品的复制件，因此，通过网络传播作品和通过传统形式传播作品没有什么区别，最终结果都是使公众得到作品，既然结果相同，传播的过程也相似，用发行权控制网络传播行为应是可以被接受的。
根据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的规定,发行权控制所有以转移所有权方式提供作品原件或复制件的行为,该定义的外延本身已可以涵盖网络传播行为。因此,协调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发行权的第一种思路可采用美国的立法模式,即保持我国著作权法对发行权的现有定义,使其可以控制包括网络传播行为在内的所有向公众提供作品复制件或原件的行为,但同时应删除信息网络传播权。在这一思路下,两个刑法《司法解释》和《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将网络传播行为定性为“发行”行为符合发行权的定义,无需修改。
二、借鉴欧盟模式、限制发行权的客体、使之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并存
纵观各国的知识产权立法，只有美国承认发行权控制网络传播行为的地位，目前大部分地区立法基本都只将移转作品原件和复制件所有权的行为视为发行行为。如英国《版权法》规定:发行系指将先前未投放流通领域的复制件投入流通领域；澳大利亚《版权法修正案(数字议程)》的立法报告中也指出:新的“向公众传播权”并不适用于以有形载体形式进行的“发行”,如对书籍纸质复制件的“发行”；我国台湾地区也规定:发行指权利人散布能满足公众合理需要之重制物,而散布又被定义为不问有偿或无偿,将著作之原件或重制物提供公众交易或流通。可见，立法都倾向于把网络传播行为排除于发行权的控制而希望另设一项专有权利对其进行控制。
为了履行《版权条约》中规定的义务,欧盟在《协调信息社会中版权和相关权指令》(简称《欧盟版权指令》)中也规定了发行权和向公众传播权。其中向公众传播权的定义为“作者享有授权或禁止任何通过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专有权,包括将其作品向公众提供,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择的时间和地点可以获得这些作品。”发行权的定义为“作者享有授权或禁止通过任何销售或其它方式向公众提供其作品原件和复制件的专有权。”对于发行权中“复制件”的含义,《欧盟版权指令》在其序言中也进行了专门的限定：一方面发行权控制对以有形物体承载的作品复制件的传播；另一方面,发行权穷竭原则不适用于作品的网上传播。这些都表明,《欧盟版权指令》中规定的发行权不适用于作品的网上传播,而只适用于对作品有形复制件的传播。欧盟虽然同时规定了发行权和向公众传播权,并且其发行权的定义与《版权条约》和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发行权定义基本相同,但由于其采取了与《版权条约》相同的做法,明确将发行权的客体限定于作品的“有形复制件”,从而也避免了权利冲突问题的产生。
由于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已经在发行权之外设置了信息网络传播权，所以可以借鉴《版权条约》和《欧盟版权指令》的做法，将发行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之间的界线划清，使相互独立。即要对发行权的适用客体做出明文限定,把发行权的客体仅控制在对作品“有形复制件(或原件)”的提供上。这样就在发行权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之间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界线,使得发行权用于控制所有对固定于有形载体上作品原件或者复制件所有权的提供,而信息网络传播权仅用于网络环境下对作品的传播,这也是目前绝大多数国家的做法。在这一思路下,由于网络传播权行为已经被明确排除于发行权的控制范围之外,因此将网络传播行为定性为“发行”行为的两个刑法《司法解释》和《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也应做出相应的修正。
科技的发展使我们的生活日益数字化，传统意义的发行权在网络时代受到了新挑战，目前我国现行法中关于发行权的规定与信息网络传播权存在交叉与冲突，我们应该借鉴国外成熟立法中的规定，结合我国的实际，尽快理清二者的关系，及时对我国关于发行权的规定进行修改和补充。
注释：
[1]米哈依?菲彻尔：《版权法与因特网（上）》（郭寿康、万勇、相靖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8页
[2]王迁：《论网络环境中发行权的适用》，载《知识产权》2001年第4期
[3]王迁：《论著作权法中“发行”行为的界定―――兼评“全球首宗Bt刑事犯罪案”》，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刘春田.知识产权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网络传播法规篇8
论文关键词：网络信息传播；恶意传播；网络编辑；伦理道德；监管责任
传播活动的传者、受者和中介三个要素中，在很大程度可以将中介理解成为一种环境，理解为传播品平台，理解为编辑的管理与监督。在信息与网络时代，在网络传播中编辑应具有怎样的职业道德，担负起怎样的责任，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无疑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一、网络恶意传播的编辑责任
由于网络信息的宽容性、包容性、匿名性等特征，使得传播过程中编辑的责任，包括道义、伦理、监督以及舆论倾向的责任被显然忽略。类似“文责自负”、“不表示本网站赞同发文者观点”的免责声明，便能轻易地推卸去信息传播过程中的编辑责任。
例如，近年来网络传播中出现与虚假传播迥异的恶意传播，已经泛滥成为一种网络诋毁文化，而编辑责任的缺位，也是这类恶意传播泛滥的缘由。www.133229.com因此，撇开恶意传播中传者的战略效应、信息者的诋毁目的，本文只通过对此类传播中心理因素的分析，来讨论其中的编辑责任。而这正是以往的关于网络编辑理论讨论中所忽略的。
网络传播的重要特征是互联网信息的匿名性。在网络的虚拟环境中，由于多数用户在传播中都采取匿名制，一方面，人们在网络环境中有机会表露自己不为人知的或压抑的一面，甚至于多重面貌，在其中，没有社会道德与价值观的约束，一切都可以依照自己的好恶来进行；另一方面，由于用户以匿名方式在网上进行交流，使得传统媒体既有的行之有效的监督体系无法在虚拟环境中发生效用。例如，网络恶意信息的。
相对而言，网络上的虚假新闻只是媒体一种愚弄大众的造假狂欢，有时甚至是媒体和受众间的默契产物。与网络的虚假传播情形不尽相同，很值得注意的是，近两年网络传播中大量出现的恶意倾向传播，则起到一种有意为之战略传播效应。恶意传播的一种存在形式是凭空捏造，颠倒黑白，起到恶意传播的战略效应；恶意传播的再一种形式是刻意放大或传播一些不适应传播的事实，达到传播外的某些效应。即将确有其事或部分有其事的信息被有意地发掘并广为传播，使得信息的价值在另外一个区域内被放大和扭曲。这是本文特别关注的一种恶意传播。作一个简单的描述，除了捏造的虚假传播外，在网络传播中，恶意传播通常表现的是“真实的传播”。即往往传播的不是虚假或是谬误的消息，而是确有其事，或者部分真实，或像煞有介事的信息。这类恶意信息传播的手法，如传播学研究者蔡雯指出那样：在报道客体“有时以客观存在的事实为报道依据，但新闻不反映局部和某些细节，甚至以主观伪造的‘事实’为依据”；报道主旨“以夸大或掩盖客观事实的某些因素，取得轰动效应”；报道原则“不以新闻传播规律所要求的新闻必须真实、准确、公正为准则，不以新闻职业道德自律，为媒介之私利不惜损害公众利益”；报道形式“选择能够夸大、渲染事实中某些因素的报道角度、手法和表现形式，形式的运用与内容的报道价值不相统一”。恶意报道的效果是：“受众为某些局部内容所吸引，无法把握事物的全貌和本质，被媒介所误导。”这些判断也是恶意传播的关键，目的性很强的恶意传播正是如此作祟的。
二、网络编辑的伦理道德底线
为何网络环境中的恶意传播比现实环境中的恶意传播势头更迅猛，且泛滥更迅速?笔者以为就是网络环境中编辑责任的缺位。网络管理甚至比平面媒体的编辑更喜欢使用“免责声明”。由于网络普遍接受的宽容度和容错度，或说是习以为常的对恶意传播的“免疫力”，使得网络编辑会明显地降低自己的道德判断、伦理判断。这还不包含编辑在某种程度上的参与造假、传假的恶意。这些，显然是有违编辑的职业伦理的。而以往的关于网络编辑的讨论中，一般会更加关注信息者的心理倾向和道德倾向，相反，对于编辑者——在网络上是传播平台的提供者——的心理倾向和道德倾向明显地视若无睹。因此，既然网络伦理是信息与网络时代人们应当遵守的基本道德，而讨论网络伦理的问题时，也不应该绕过编辑的责任这个话题。
当前，在我国积极推进网络文化建设的形势下，借鉴国外网络伦理理论及实践的经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西方学者在把西方社会认可的一般伦理价值观念，应用到计算机信息与网络伦理分析领域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网络伦理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和原则问题。例如，关于计算机伦理，美国的一些专门研究机构制定了一些简明通晓的道德戒律。如著名的“网络伦理十诫”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与过于关注恶意信息的始作俑者的道德或责任不同，西方学者还对计算机“职业”、“职业人员”、“职业道德”的特殊性问题作了探讨。
如韦克特和爱德尼认为，由于计算机技术广泛的社会性应用，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专家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职业人员或专业人员，他们对社会公众有着特殊的职责。这种职责就是网络编辑的职责。他们倡言：“一个真正的计算机职业人员，不仅应当是自我领域的专家，而且也应当使自己的工作适应人类文明的一般准则，具有这方面的道德自律能力与渴望。”美国计算机协会1992年通过并采用的《伦理与职业行为准则》，明确规定了“基本的道德规则”，其中包括为社会和人类的美好生活作出贡献、避免伤害其他人、做到诚实可信、敬重包括版权和专利在内的财产权、尊重他人的隐私、保守机密等。这些，都指出了网络传播过程中的管理人员——编辑的基本职责，以及网络编辑的伦理道德底线。
即使在“网络免责”前提下，美国新闻界也是很严格地对待网络信息传播的：如《林肯每日星报》(lincolnjournalstar)的守则是：“网上的信息必须经过充分扎实的核实，而且必须坚持新闻报道的公正性全部标准。”美国学者斯平内洛在《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一书中，提出了计算机网络道德是非判断应当遵守的三条一般规范性原则，其中的无害原则被称为“最低道德标准”，即人们不应该用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给他人造成直接的或间接的损害。
无害原则认为，无论动机如何，行为的结果是否有害应成为判别道德与不道德的基本标准。在伦理学研究者王正平教授提出的网络伦理的一些基本问题中，也提到了“信息技术产品对消费者和社会的责任”，“信息技术应用者个人的自由权利与道德责任”等问题。由此可见，“公正性”、“无害”、“社会责任”、“道德责任”等关键词是网络编辑的道德责任的底线。
对于具体网络编辑而言，信息技术应用者个人的自由权利与道德责任问题应该是最直接而且最无可回避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对立的方面。网络信息的责任可以举要如下：网络传播过程中，个人信息自由权利必须与个人的道德义务相一致。如在重视保护个人信息隐私权的同时，也必须尊重他人的信息隐私权，应当遵守本国和别国的基本法律和文化习俗。作为编辑，尊重网络作者的自由与责任原则的同时，对其他行为主体的权利和自由给以同样的尊重，这才是真正的传播“公正性”的体现。
同时，作为编辑更要注重网络中的无害原则。即要求任何网络行为对他人、网络环境和社会至少是无害的。这是最低的道德标准，是网络伦理的底线伦理。除了网络病毒、网络犯罪、网络色情等严重违反无害原则的行为外，恶意传播就是一种有害于他人与社会的传播，是违反了网络伦理的。计算机网络行为主体必须小心谨慎地考虑和把握可能产生的后果，防止传播谣言或有害信息，杜绝任何有害举动，避免伤害他人与社会。
三、网络传播的个性心理分析
现代计算机信息网络技术，赋予个人以巨大力量和自由，由于网络管理立法的滞后，目前网络行为主体的个人行为的善恶是非，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道德自律”而不是法律。这样，科学技术越是发展，越是要求人的道德自律；计算机信息网络技术越发达，越要求相关联的个人具备与之相适应的计算机网络道德素养。这是因为，在网络环境中的个体心理与现实环境中的个体心理有着极大的不同。因此，从编辑心理学的视角来说，分析网络传播中的个性心理是有其独特意义的。
网络与现实环境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行为主体的匿名性，这给网络使用者提供了不用顾忌后果而任意宣泄的途径。在社交匿名的环境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个体的心理呈现出明显的去个性化和去抑制性特点。
去个性化(deindividuation)，又叫个性消失，是网络个性心理的一种表现。指在某些情况下个体丧失其个体性而融合于群体当中，很少考虑自己行为的适当性和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往往以非典型的、反规范的方式行动。单就去个性化状态而言，它是有着积极和消极两方面影响的。但事实上，大量的研究发现，去个性化现象更多的是与反规范的消极行为联系在一起的。津巴多(p．zimbaodo)认为，一旦去个性化开始并聚集力量，就难以逆转或是停止。
去个性化状态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自我观察和评价意识；降低了对社会评价的关注，因而通常的内疚、羞愧、恐惧和承诺等行为控制力量都被削弱，从而使压抑行为外露的阈值降低，使人表现出社会不允许的行为，促使了不道德行为的增加。去个性化产生的环境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匿名性。即个体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匿名的，没有人认识自己，所以无所顾忌地违反社会规范与道德习俗，甚至法律，做出一些自己在非匿名环境中不会做出的行为。二是期望避免道德责任的消极评价，即责任模糊。当一个人成为某个群体的成员时，他就会发现，对于群体行动需分担的责任是分散的或模糊的。法不责众，个体无需为群体行为而承担责任，由于感到压力减少，能够避免道德责任的消极评价，内疚感降低，以致行为肆无忌惮。更有甚者，会觉得他们的行动是允许的或在道德上是正确的，仅仅因为群体作为一个统一体参加了这一行动。可见，群体的保护会使其成员可能做出其单独时所不敢做的事情，甚至会违犯他们在社会情景中常常遵守的社会准则，做出失去自我控制的行为。
去抑制性(disinhibition)，则是网络个性心理的另外一种表现。心理学研究中的“抑制”指的是个体行为受到自我意识的约束，对社会情景维持一定的焦虑水平以及在乎他人的评价等。这种抑制作用的解除，表现为自我约束水平降低，自我揭露水平升高，容易说出平时不容易说的话和产生攻击性行为，更容易表露自己的人格特征甚至相应的弱点等。研究表明，个体在网络中的行为极易显示出去抑制的特点。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交流系统给人们行为带来的作用，在于使网络使用者的心理压力得以缓解。
在这个虚拟的环境中，主要是一种以文本交流为主的交流，与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场景相比大为简化，这样，个体对事物的判断缺乏源于事物本身的感官线索的直接参与，因而可能是歪曲的、感情用事的，就会表现出更少的受社会规范的制约，个体不必为了维护自己的身份、地位而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被迫接受世俗、规范或准则的约束。正是这种去抑制性影响了传播者的心理反应。人的一些欲望在主流文化中是被压制的，加上巨大的生存压力，个体在网络虚拟世界里就会天然地有着逃避现实、追求娱乐、寻求放松的心理诉求。这种诉求的存在，在去抑制性特点的操控下，个体无视对他人可能造成的伤害，热衷于爆隐私，满足窥视欲与好奇心，从中获得“自我实现”的成就感。
由上述对网络传播中的个性心理考察，可以大致看出网络恶意传播的心理机制。在实际生活中，恶意传播的传者和接受者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也是一种“双赢”的关系，这或许是恶意传播效应巨大的深层次根源。这一观点，符合大众传播理论研究中的“使用与满足理论”(useandgratifications)引。
四、网络编辑的监管责任
通过对网络传播中的个性心理考察后，回到网络传播这一虚拟空间的情景来讨论编辑的监管责任。在采用聚合内容技术传播的信息第二代网站时代，由于传播方式多元化，因而易于传播，不易监管。
这也是一些第二代网站游离于网络文化监管之外的技术原因。应该承认这样的事实：网络传播彻底改变了受众的地位，将传统的传播模式转变为一种开放性、互动性的模式，对于传播双方而言，使用与满足产生了极大的对称；网络传播还改变了传播者对传播工具的利用，既有点对面的传播，又有点对点、多点对多点的传播；网络传播成了传播者个性化表演的舞台。但是，也正是传播过程的这些特性，决定了网络传媒自身的责任性与公信力的降低，产生了恶意传播的现象，传者和接收者身份的模糊，和再传播的情形混杂，编辑的职责还在吗?
通常的说法是，至此，原来的监管(编辑)业已经完全退出，网络上每个者都是话语权的完全拥有者，“他律”已经为“自律”所替代。其实，网络的传播不可或缺的是门户网站提供的平台，这与传统的平面媒体的提供的平台完全是一样的。个体的传播完全是靠公共的话语圈产生传播的效应的。一句话：编辑犹在，监管的责任犹在。因此，网络传播需要呼唤编辑职责的到位；当代传播依然需要传统的职业监管。
与平面媒体一样，网络媒体的监管作为公共信息的守门员，有责任负责网络新闻信息的可信性、客观性。对于传播内容的约束，既有法律的、道德的要求，也有真实性方面的、专业上的、技术上的要求，这些方面，不但需要完善法律体系、道德氛围进行规范，同时还应该提供更多有效的技术手段和工具，帮助网络传播者提高其传播内容自身的约束度。
网络恶意传播问题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的问题，当然不能仅仅作为一个个人的心理问题来解决，也不可能仅仅(或主要)通过对个性的心理学研究解决这个问题。每当此类事件发生，批评的声音便提倡“抵制’’、“遏制”、“封杀”之类。但是，对于不同情景下网络传播的内容和行为，应当因地制宜，允许传播者享有与其约束度相当的传播自由，“一刀切”的方法是行不通的，这便需要有新的编辑智慧来面对。如何阻止恶意传播现象也涉及了多元的因素。因此，在堵绝、遏制、封杀不可能奏效的情况下，应该提倡的是编辑责任的到位，编辑的道德伦理职守的到位。以下，笔者就传播过程中的个体接受心理或道德规范提出几点目前最需要关注的方面：
1．提倡把握道德底线。应该在网络传播中把握最起码的道德底线。网络传播的这个底线就是：对社会整体的普遍公众或某个具体的个体是否有伤害。上位的传播追求的是有益，低端的传播标准是无害。宁可无益无害，也不能无益且有害。这便是最低限度传播的道德底线。既然以传播的名义，恶意的传播行为就应该收敛或是节制，即使是恶意传播可能成为娱乐大众的狂欢。
2．提倡对网络传播者的道德教育。网络恶意传播暴露出的问题，是道德规范的缺位。网络传播者的人格水平、道德意识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在网络活动中的行为，失控的公众传播在侵犯私人领域时，一旦侵犯者自认为抓住了被侵犯者的某种“把柄”，由于人多势众的“暴民心理”和法律规范自身的不完善或适用先例的缺乏，被侵犯者往往处于极端弱势地位。因此对于网络传播者的道德教育、培养其健康人格成为重要的部分。
3．提倡网络的社会责任。上述道德教育还涉及规范网络传播的法律法规建设，即以法律法规来约束恶意传播的人与事。网络经营的商业竞争中，采取各类极端手段去争取受众是正当的，但是，只能在法律规范的限制之内。网络论坛、新媒体如博客等与传统媒体间似乎墨守着“网络免责”惯例。在网络媒体发展到了今天这样的规模和态势，应该接受网络传播就是媒体传播的事实，网络传播同样应该使用传统新闻的法律法规规范。
4．提倡网络传播的分级管理。对于不同情景下网络传播的内容和行为，要确立唯一的标准和要求是不切实际的。在不同的传播情景当中，可以根据传播的影响、范围的不同，提出不同的管理要求。比如，对于传播范围广、影响大的传播者，必须实行严格的实名制；对于那些传播范围不大、影响也较小的传播者，可以实行相应的间接的实名制；至于个人沟通，则是可以放开的。
5．提倡网络分众传播。由于大众传播中的受众是一个具有分散性、匿名性、流动性和无组织性的未分化的群体，大众传媒很难满足他们作为组成群体的个体的需求。应该提倡从大众传播向分众传播的转化。分众传播的特点则是信息传递从多点到多点，体现的是承认差异、尊重个体。从大众传播到分众传播是社会的进步，也是公认的媒体发展的必然趋势。
网络传播法规篇9
【关键词】电信运营商；信息网络传播；法律责任
一、电信运营商在信息网络传播权法律关系中的定位
（1）电信运营商作为网络基础设施的经营者，如果向服务对象提供基础的网络接入服务，即仅为服务对象提供网络传输通道，且对其在网络中存储或传输的内容不进行任何编辑、修改或选择的行为。（2）电信运营商单独作为信息内容的服务提供者，例如在自营的有线或无线公众网站对用户（即服务对象）提供增值信息业务，比如影音播放文件、音乐彩铃、小说等等。（3）电信运营商与其他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合作为用户（即服务对象）提供电信增值业务（最典型的是与Sp商的合作）。
二、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的构成要件
信息网络传播权作为一种权利形态，认定其是否被侵害，目前的实践基本上均将其列入侵权行为法的保护范畴，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利人可以主张其信息网络传播权受到侵害，从而要求侵权方承担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法律责任。根据我国法学界关于一般侵权行为构成要件的通说，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应当具备的四要件是：（1）行为人直接或间接地实施了侵害他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直接侵权是指未经著作权人授权，行使著作权人专有权利的行为。间接侵权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其一是指某人的行为是他人侵权行为的继续，从而构成间接侵权；其二是指某人必须对他的侵权行为负一定的责任，而他自己并没有从事任何的侵权活动。（2）信息网络传播侵害行为造成了权利人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的损害。侵权人未经权利人的同意，违法通过网络传播权利人的作品（包括各种形式的作品），在实践中会出现使权利人的人身权益与财产权益受到了损害的情形。（3）损害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间有因果关系。侵权人的行为与权利人受到的损害之间是否有客观联系，其实际上是探讨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是否实际上为损害发生的原因。若无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损害是否仍旧会发生。（4）行为人的主观过错。无过错而无损害，是侵权行为法的基础原则。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纠纷中，要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同样要求侵权人存在着过错。
三、电信运营商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纠纷中的责任承担
（1）电信运营商作为网络基础设施的经营者，如果向服务对象提供基础的网络接入服务，即仅为服务对象提供网络传输通道，且对其在网络中存储或传输的内容不进行任何编辑、修改或选择的行为，在此情况下服务对象如发生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根据《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电信运营商不承担赔偿责任，同时本文认为电信运营商的网络服务行为一般不应被认定为侵权行为。（2）电信运营商如果单独作为信息内容的服务提供者，存在擅自向公众用户提供他人著作权作品或其他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侵权行为，构成侵权行为并依照《著作权法》、《条例》、《司法解释》等规定承担法律责任，但属于《条例》规定的例外情形可以不承担赔偿责任。（3）电信运营商如果与其他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合作为服务对象提供信息内容，如果发生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情形，如果存在主观过错则构成侵权行为，但如果没有侵权的主观过错则不构成侵权，同时《条例》规定的例外情形可以不承担赔偿责任。电信运营商与其他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合作为用户提供电信增值业务，由于电信运营商一般只提供移动通信网络平台，合作商提供具体的信息内容，因此电信运营商不能单独构成侵权行为，只存在构成共同侵权行为的可能性。根据共同侵权的法理基础，必须有侵权人的共同故意或过失的主观过错基础，如果电信运营商充分履行严格审查义务，但仍出现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此时由于电信运营商在合作过程中无主观过错，故不构成共同侵权。
四、防范建议
（1）要高度重视对涉及信息网络传播权法律法规规章的学习。（2）应加强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的预警机制，应与公众建立监督检举的交流渠道，高度重视公众的质询和报告，一旦有权利人发出主张权利的要求则可以马上审查、迅速通知和及时处理，避免因怠慢和拖延导致侵权行为加重并承担更为严厉的法律责任。（3）应加强向用户提供信息内容的来源合法性的审查。（4）应及时取得提供信息服务的合法资质和严格审查信息服务合作商的合法资质。（5）应积极培育企业自主知识产权。
参考文献
[1]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J]．1998
网络传播法规篇10
关键词 网络 新闻传播 群体他律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在网络新闻传播过程之中，相对于个人自律所特具的积极而主动的非强制性控制而言，群体他律则表现出消极而被动的强制性控制这样的特点，由此呈现出网络新闻传播从积极主动的个人自律到消极被动的群体他律的双重控制性来。显而易见的是，这样的双重控制性无疑揭示出网络新闻传播所独具的大众传播特点来，无论是对于从专业记者来说，还是对于网民记者来说，积极主动的个人自律与消极被动的群体他律都是不可或缺的。不过，较之专业记者的个人自律与群体他律而言，网民记者由于在网络世界中个人传播的自达到了空前的扩张，因而在个人自律必须强化的传播前提下，现实世界中对网民记者的群体他律也就相应地有所扩大。在重构群体他律的现行规范的同时势必趋向公民权利保障的宪法高度。
在这里，如何理解群体他律之中的限定词“群体”，就显得格外重要。从大众传播的全社会性这一角度来看，无论什么样的群体。只能是身处社会之中的形形的不同群体，而这些群体的大小一般是以群体规模来进行划分的，其中，人类社会中的各国人民无疑就是最大的现存群体――从狭义上的“具有某些共同特征(如同性，或者相同收入)的一群人”这样的群体，到广义上的“彼此之间存在着以相互作用为基础的关系的一群人”这样的群体。无论是是以性别来划分群体，还是以收入来划分群体，仅仅是单一特征划分，并不能完全表明该群体的社会属性，因而必须将这样狭义上的群体划分置于群体所属的具体社会之中，才能够发现所有这些群体之中最为根本的“以互相作用为基础的关系”。所以，群体界定的广义性包容着其狭义性，这也就是说，群体的单一特征必须溶于群体的相互作用之中。
就网络新闻传播而言，群体他律中的群体一词固然与社会学意义上的群体直接相关，因为任何传播行为都属于社会传播的范围，不过。网络新闻传播活动更强调传播与接受的社会互动性。网络新闻传播中的网民群体由此具有记者与受众的双重身份，除了进行网络新闻传播这样的单一群体特征之外，最关键的就是必须突出网络新闻传播之中以互相作用为基础这样的群体关系，从而在事实上表明了专业记者与网民记者之间最大的群体差别之所在――专业记者所强调的是其从事专门性的新闻传播这一群体特征，其社会属性主要表现为传者角色；而网民记者所要求的是在网络新闻活动之中的互相作用，其村=会属性集中表现为现代公民的平等交往。
由于在专业记者与网民记者之间存在着这样的群体差异，在网络新闻传播的现实世界之中，网络新闻传播媒体在事实上也就分为两大类型。一大类型是以网民记者群体为主要构成的网上新闻媒体，成为网络时代新闻传播的直接生成物，没有网络也就没有网民记者；另一大类型就是以专业记者群体为主要构成的上网新闻媒体，成为网络时代新闻传播的间接伴生物，没有网络依然有专业记者。
由此可见，无论是归于网民记者群体的网上新闻媒体，还是属于专业记者群体的上网新闻媒体，尽管两者都是网络时代的产物，但是，两者之间的群体差异势必导致群体他律上的规范差别，具体而言也就是：网民记者群体的他律规范必须进行重构，而专业记者群体的他律规范只能在现行规范之中进行调适。这就是说，专业记者较之网民记者，首先要受到行业性规范的群体他律，反过来，这也是为什么网民记者较之专业记者。要求必须强化个人自律的根本原因：
在《美联社有关使用电子信息服务的政策规定》之中，就明确指出“本规定旨在防止本社雇员对于电子信息工具的不当使用”，因而在所有规定中是最为重要的就是――“尊重个人和机构的版权，包括美联社的版权。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或在网上任何材料。不得向任何个人发送美联社版权所有的资料，包括新闻报道、照片、图表、音频、视频信息以及内部通信的资料”。强调了美联社的版权不容侵犯，实际上作出了行业性规范调适。
除此之外，同样是以法律的名义进行了行业性规范词适――首先“千万要提醒自己不要触犯个人隐私法，一些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电子论坛上所发表的评论会被新闻工作者拿来广为传播，应该尊重这些人的隐私权”；其次“用最严格的标准去检验你在电子信息服务系统中找到的任何信息的准确性。因特网并不是权威，虽然权威可能使用网络。但是。骗子也同样可以”。或许可以说这样的行业性规范调适，将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把关于“个人的隐私”的流言蜚语当作新闻这样的固有传播弊病。不过，所谓的“最严格的标准”只不过是美联社这样的新闻媒体所沿用的既往标准，并且是自视为“权威”的专业标准。
由此可见，专业记者群体的行业性他律是最为直接而严格的，而专业记者群体的法律性他律不过是间接的警示。这就证明如何上网开展电子信息服务，对于类似美联社这样的上网媒体来说，行业性规范显然是放在第一位，因为必须确保媒体行业的经济利益；而法律性规范是处于第二位的。不过是为了保护媒体行业的经济利益而选取的一个实用性工具而已。至于如何保障公民权利并没有落到实处，因为上网新闻媒体自信其权威性是大大地高于网上新闻媒体的，从而也就违背了一个起码的社会常识――新闻传播过程中某个媒体的权威性，不可能是媒体自封的，而只能是大众公认的。
尽管如此，《美联社有关使用电子信息服务的政策规定》的出台，毕竟给予了这样的提示――无论是工业时代，还是网络时代，新闻传播的群体他律都具有着从行业性规范到法律性规范这样的规范构成。所以，在网络时代沿用工业时代新闻传播的行业性规范，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与此同时，法律性规范应该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并且也应该上升到公民权利保障的宪法高度。这就需要进行网络时代的新闻传播他律规范的全面重构，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开展网络新闻传播他律规范的当下重构。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网上新闻媒体主要以新闻网站的形式涌现。而上网新闻媒体则主要以新闻媒体网络版的形式出现。这两者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差别，从媒体主要构成的网民记者群体与专业记者群体来看：首先是两者的群体性分别表现为网民记者群体的松散性与专业记者群体的紧密性――这就在于网民记者之间的关系是非经济的个人平等关系，网民记者往往可以在不同的多个新闻网站之中参与传播活动；而专业记者记者之间是经济性的个人竞争关系，专业记者一般只能在某个媒体的网络版上从事传播活动；其次是两者的群体规模分别表现为网民记者群体的开放性与专业记者群体的封闭性――这是因为网民记者无需面临是否准入的门槛障碍，进入新闻网站进行传播活动没有任何人员的数量限制；而专业记者必须接受是否准入的专业测试，才能成为某个媒体的网络版上编制内的工作人员。
事实上，正是网民记者群体的松散性直接导致了其群体规模的开放性，而专业记者群体的紧密性也直接导致了其群
体的封闭性；与此同时，网民记者群体的开放性间接促成其群体的松散性，而专业记者群体的封闭性也间接促成其群体的紧密性。这样，较之专业记者群体的紧密封闭性，网民记者的松散开放性，无疑更有可能通过网络新闻传播加快新闻传播的全民性进程。这不仅将促使网络时代的新闻传播有可能成为实现公民传播权的现实途径，而且还将促使网络时代的新闻传播有可能成为实现全民皆网民的理想前景。
不过，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网络世界的虚拟性与人类社会的现实性之间出现了分裂，而海量信息的冲击更加剧了两者之间的分裂。网民应该如何面对?也就成为每一个网民在新闻传播活动之中必须给出回答的首要问题，事实上，当网络世界失去信息传播的及时支撑，它就不过是一个死气沉沉的全球计算机系统。而来自人类社会的大量信息则赋予它以盎然生气，这就表明网民的新闻传播已经成为建构网络世界与人类社会之间生命之桥的信息传播活动之一。一方面，可以说网民是网络世界中的世界公民，能够脱离现实性的类社会而融入虚拟性的网络世界；另一方面，也可以说网民是人类社会中的社会公民，能够超越网络世界的虚拟性而而乏受人类社会的现实性，从而能够最终消弭两者之间的分裂，其根本就在于――网络无国界，网民有祖国，
从人类社会中群体存在的现状来看，无论哪一个网民都是生活在某个民族国家之中，成为这个民族国家的社会成员之一，因而群体他律也就具备民族国家之内的全社会性，进而这一民族国家的社会他律就现实地体现为民族国家法律的强制性控制。对于网络新闻传播而言，法律性他律理应是以最具权威性的国家大法的宪法为最高准绳，以确保新闻传播的公正性，也就是保障公民传播权得以实现的普遍正义。这就需要群体他律之中遵行从程序公正到结果公正两者相一致的合法原则，以达到网络新闻传播中群体他律的宪法境界。当然，这并不是说除了法律性规范之外，网络新闻传播中行业性规范已经无足轻重，而是说在将法律性规范提高到群体他律首位的同时，行业性规范的当下重构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并且更是当务之急。
至少在有关负面信息的网络传播方面，日前最为引人关注是所谓黄色网站的出现，其中也涉及到个人隐私甚至阴私被当作丑闻大量曝光的网络新闻传播问题。然而，区分色情与之间的信息界限，由于来自从文化到社会的种种原因的影响，显得较为模糊而难以确定，因而如何进行相关信息传播的管理，也就显得较为困难。除了依据受众年龄进行相关限制的国际通行处理办法之外，尚无其他有效手段。实际上，如果能够在包括新闻网站在内的众多网站之间达成网站管理的同盟协议，针对黄色网站采取行业性的一致限制，从警示这类网站到封杀这类网站，以确保所有网站的正常传播与合法权益，无疑是具有一定可行性的。
不过，这一可行性应该建立在合法原则之上，必须在现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而不能随意压制某个网站的正当传播活动。在这样的前提下，可以说网络新闻传播的行业性他律的效力，是相对有限的，从而表明必须上升到法律性他律，才能保证群体他律的有效性：毋庸讳言，网络新闻传播的法律性他律也必须遵行合法原则进行规范重构，具体而育，也就是不能借结果的公正之名，来行剥夺程序的公正之实，必须以宪法所规定的公民传播权为法律准绳，在网络新闻传播中尽快实现程序公正与结果公正相一致的酱遍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