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的特点和作用篇1
关键词：民族经济政策；特点；具体化；鼓励性；稳定性
民族经济政策是政府对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实际性干预手段，是指导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活动所规定并付诸实施的准则和措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根据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实际状况，制定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分析总结这些民族经济政策，具有以下特点：
一、民族经济政策逐渐走向具体化，便于政策的执行和评估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的民族经济政策在国家宏观民族经济政策和各地区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框架内，逐渐趋于细化。党和国家根据新的环境和发展任务，推出“兴边富民行动规划”、“少数民族事业发展规划”、“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等一系列民族经济政策。这些政策根据少数民族发展实际，明确政策实施的目标区域及作用主体，更加凸显民族经济政策的因地制宜性。特别是2005年通过的《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10）》，专门针对我国22个人口少于10万人的少数民族这一特殊群制定。为保障这一规划有效实施，党中央确定了“国家扶持，省负总责，县抓落实，整村推进”的方针，编制了一系列针对10个省区人口较少民族的专项设计规划，其中552个人口较少民族聚居村还制订了村级发展规划。规划实施以来，共投入各项资金37.51亿元，实施项目11168个，基本实现了“四通五有三达到”的规划目标。2011年7月，国家又制定了《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11-2015年）》，新规划所称的人口较少民族是指全国总人口在30万人以下的28个民族。其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和重点工程具体细化到2119个人口较少民族聚居的行政村、71个人口较少民族的民族乡、16个人口较少民族的自治县、2个人口较少民族的自治州。
民族经济政策趋于具体化还表现在针对具体民族区域的经济政策不断出台。1980年3月，第一次工作座谈会召开，此后陆续召开了五次工作座谈会和两次新疆工作座谈会，根据、新疆不断发展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不同时期的、助疆经济政策。2008年，国家又提出了“进一步促进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之后出台了促进青海、广西等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文件。2011年，提出“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国务院关于支持喀什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建设的若干意见”；2012年提出《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些民族经济政策的具体区域化，对于民族经济政策的执行、实现民族经济政策目标，均能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民族经济政策总体以鼓励性政策为主
民族经济政策可以分为鼓励性经济政策与限制性经济政策。纵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系列产业政策、贸易与民族用品政策、财政税收政策、对口支援和扶贫政策等均属于鼓励性经济政策。例如：《商业部、财政部关于1980年起提高民族贸易企业利润留成比例的通知》规定从1980年起，对经批准实行“三项照顾”地区民族贸易企业的利润留成比例由20%提高到50%，并对民族贸易三照顾地区的民族用品手工业企业所得税实行定期减征；国家对民族贸易企业实行优惠贷款，将优惠贷款利率由80年代初的3.3‰（一般商业企业为6.6‰）上调为80年代末的4.2‰（一般商业企业为6.6‰）、后又调为9.45‰（一般商业为11.85‰），并将贷款利率差返还民族贸易企业；1980年至今，还设立了专门用于少数民族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卫生事业的“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基金”；90年代至今，国家每年都坚持安排专项贷款用于扶持基层民族贸易网点和民族用品定点生产企业技术改造……“十一五”期间，政府出台支持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性文件就多达有14个，共投入1670多亿元人民币支持民族地区的公路和水路建设。
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制定的一系列针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政策均具有财政优惠、税收优惠、支持投资、产业倾斜的鼓励性。这是由民族地区整体落后的实际情况和民族团结、地区协调发展的客观需要决定的。
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原因、自然原因导致产业基础薄弱，资本不足，技术创新能力弱、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不力等等落后状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民族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经济和社会的加快发展愿望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矛盾。帮助民族地区发展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实现民族团结的最重要途径。民族地区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63.72%，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49%，从长远的、战略的眼光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劲和前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民族地区资源、市场的有效开发和全国各个区域的协调性发展。因此鼓励性民族经济政策是政府顺应各族人民的迫切愿望、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繁荣和进步的各种实际性干预的具体体现。
通过实施一系列鼓励性少数民族经济政策，民族地区已初步改变了传统农牧业为主的产业经济结构，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实力明显增强，各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十一五”期间，中国民族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1%高于全国平均增速。民族8省区的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2001年的3070多万人下降到1450万人。2013年，民族8省区GDp国内生产总值总计64533亿元，增速为10.7%（全国的增速为7.7%）。尽管民族地区发展形势喜人，但民族地区仍然落后的状况还没有从根本上转变，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特别是发达地区仍然有很大差距，且差距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目前，我国80%的贫困人口集中在西部地区，民族地区人均GDp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78%。面对这样的实际状况，鼓励性的政策仍是我国民族经济政策的主体内容。
三、民族经济政策具有相对稳定性特点
党和国家根据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需求，制定了一系列特殊经济政策，已经形成了稳定的民族经济政策体系。民族经济政策稳定是指现行民族经济政策在受到来自外部和内部压力的共同作用下，始终保持明确的目标，在一定阶段和政策范围内保持合理的经济政策结构，保持与外部环境大体相适应，完成整体运转正常的调控状态，而不是政策一成不变或者僵化。
首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经济政策根据变化发展了的客观实际进行政策微调，几代核心领导人均把“发展”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始终认为民族经济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正是这一认知稳定，才有了民族地区产业发展政策、深化改革开放政策、扶贫开发政策、财政照顾政策、税收优惠政策、金融扶持政策等一系列民族经济政策的稳定性。
其次，民族经济政策的方针、原则、立足点始终保持不变，是民族经济政策具有稳定性的重要原因。
“对口支援”是改革开放后民族经济政策一直坚持的重要方针。1979年4月，全国边防工作会议提出组织内地发达省、市实行对口支援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即北京支援内蒙古，河北支援贵州，江苏支援广西、新疆，山东支援青海，天津支援甘肃，上海支援云南、宁夏，全国支援。1982年，国务院转发了《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国家民委召开经济发达省、市同少数民族地区对口支援和经济技术协作座谈会纪要》，促进民族地区和发达省、市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大跨度的对口支援和经济技术协作；1987年4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民族工作几个重要问题的报告》进一步强调发达地区应做好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对口支援是一项历史使命。2010年，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计划从2010年开始的未来10年内，全国19个省市将对口支援新疆12个地（州）市的82个县（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2个师。至今，在对口支援这一方针指导下，各种援民族经济政策还在不断出台。
实事求是是党和国家在制定民族经济政策时一直遵循的重要原则。党和国家制定民族经济政策时，都会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民族特性、区域文化、复杂地理环境等多个方面的特殊情况。坚持少数民族经济政策必须同少数民族地区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做到实事求是，提出“在汉族地区实行的各方面的政策，包括经济政策，不能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要区分哪些能用，哪些修改了才能用，哪些不能用，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出另外一套政策，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后继的领导集体继承了这一实事求是原则，强调民族经济政策既要认真吸收国内、国际好经验和好做法，又要防止简单照搬、盲目套用，民族经济政策必须重视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
国家帮助和少数民族自力更生相结合的原则是民族地区经济政策的立足点。党和国家在推动少数民族经发展上一贯遵循自力更生的方针，提出自力更生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立足点，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一系列民族经济政策都坚持国家帮助和少数民族自力更生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国家在财政、投资、人力及相关政策方面的倾斜，增强民族地区内在活力，依靠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自我发展，最终形成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民族地区经济体系。
综上所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工作的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根据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具体实际，党和国家完善和创新了一系列民族经济政策，丰富了民族政策内涵，使我国民族经济政策具有鲜明的具体化、鼓励性、稳定性特点，在促进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官网.民委发〔2011〕70号.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11-2015年）.
[2]国家民委办公厅、政法司、政策研究室.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政策法规选编[G].北京：中国民航出版社，1997
[3]温军.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政策稳定性评估（1949-2002）[J].开发研究，2004（3）
[4]金炳镐.新中国民族政策60年[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
[5]人民网.国家民委主任杨晶：民族事业得到更全面发展.
新经济政策的特点和作用篇2
1引言
我国经济特区可分为传统经济特区和新特区两大类。传统经济特区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创办的深圳、珠海、厦门、汕头、海南5个经济特区。经过近30年的发展，传统经济特区较好完成了中央赋予的特殊使命。
新特区指的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国家为了协调区域经济发展，防止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而设立的具有某项特殊的经济功能，国家给予其特殊政策的经济性区域，主要包括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以及近几年新设立的几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与传统经济特区相比，新特区有几点不同。首先，成立深圳等传统经济特区是为了解决我国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问题，主要目的是发挥窗口、试验、示范功能，而新特区的成立主要是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和体制性问题，主要目的是促进设区地的经济发展：其次，传统经济特区着眼于沿海地区的发展，目的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新特区则从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出发，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的矛盾，探索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最后，国家给予传统经济特区的特殊政策几乎相同，无明显差异，而新特区的特殊政策则充分考虑各区域的实际发展情况，地区不同特殊政策也不同。
2铸统经济特区的发展趋势——以深圳为例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层次不断提高，程度不断加深，传统经济特区的发展面临新的压力与挑战。经过30年的建设与发展，目前深圳处在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危机和机遇并存。如何转危机为机遇，我们认为应该加快“四个转变”。
2.1区域功能由特区功能为主转变为以国际化城市为主。创办经济特区以来，深圳由从一个人口不足三万的边陲小镇迅速发展成为一个人口超过千万、综合经济实力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的现代化特大型城市。与此相适应，深圳已由过去一个单纯的综合性经济特区向一个区域性大城市转变，功能由过去单纯的经济特区功能(主要指经济功能)向多元化的城市功能转变，发展路径从主要依靠特殊政策向提高整体素质转变。作为传统经济特区之一，深圳的未来发展不应该仅从经济特区的角色来筹划，而应该从区域性国际性城市发展角色来定位。世界城市发展史表明，城市的定位对于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深圳把自己定位为“区域性国际化城市”，是可行的。深圳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是内地唯一海、陆、空国际口岸都具备的城市和商品、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等世界市场双向流动的咽喉，已初具国际性城市的雏型。深圳的内外条件足以支撑其发展成为区域性国际化城市。因此，深圳应抓住”国际化”这个目标，争取在新一轮全方位和深层次对外开放中抢得先机，使自己尽快融人世界经济体系中去。在继续巩固工业化和高科技产业方面优势的同时，在市场化、服务化、国际化方面加大力度，使自己成为内地进入香港、东南亚乃至世界的跳板和香港、东南亚乃至世界进^华南乃至中国的桥梁。
2.2经济战略由工业经济为主转变为服务经济为主。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经济体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之后，往往是服务业加速发展期，尤其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都将发生重大变化，现代服务业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2008年，深圳人均生产总值达到13153美元。根据经济发展一般规律，在这一阶段随着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休闲时间增加和人均寿命延长，人们开始由物质产品消费为主转向以服务消费为主。但深圳服务业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2008年，深圳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51％，第三产业对整个经济的支撑作用不足。从世界看，国际化城市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大多在80％以上，服务业就业人数占70％以上。可见，深圳服务经济发展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未来20年，是深圳服务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和快速增长期。深圳应抓住这个重要战略机遇，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把发展服务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实现生产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变。
2.3发展重点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四位一体”(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事业)全面发展。30年快速发展，深圳已基本完成工业化，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起飞阶段已经结束，进入全面现代化建设阶段。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的现代化，而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方面的现代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圳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深圳经济发展快，社会转型早，民生问题日益凸显，在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遇到的问题更复杂，承受的压力更大。只有坚持“四位一体”综合发展、协调发展，才能有效克服“短板效应”，增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事业之间的有机联系，从而全面强化和提升城市功能，加快促进城市转型升级。才能真正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城市的目标。与世界先进城市相比，深圳在经济实力、城市建设、法治环境、开放程度、文化软实力、城市辐射力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深圳得改革开放之先机，经济较其他地区先发展起来了，因此有必要也有条件争当“四位一体”综台发展、协调发展的先进城市，在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协调发展上做出新贡献，闯出新路子。
2.4发展模式由政府主导转变为市场主导。现代化进程不仅是经济总量扩张的过程。更是经济增长方式加快转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过程。为了加快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主要是通过政府制定产业政策，培植和鼓励主导产业的发展，来诱导资源配置，从而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必由之路。深圳特区的崛起之路，几乎就是在政府的支持、帮助甚至直接规划、建设和发展起来的。可以说，在深圳崛起的背后，政府这支强有力的有形之“手”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不仅是特区建设的整体组织和管理者，是特区安全和效率的保障，而且是特区开发与建设的直接参与者，是特区经济发展和转型的直接动力。深圳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或者说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深圳过去主要靠政府主导，通过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主要借助外力促进经济发展，现在发展的动力条件已发生变化。一是过去主要靠经济优惠政策，现在应该依靠良好的投资环境，包括基础设施、投资软环境和自身素质的提高，即要苦练内功。二是过去主要靠政府推动，现在应该转向靠市场运作。三是过去主要靠增加投入、扩大规模，现在应该靠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深圳特区在政府主导下曾经创造了经济发展的“深圳速度”，未来深圳应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出一条在市场主导下创造出经济发展的“深圳效益”的路子。
深圳必须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由租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克服经济增长对物质资本积累和自然资源的过分依赖，更多地通过提高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资本的使用效率以及技术进步，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大力发展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走新型工业化和可持续发展道路，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3新特区未来发展趋势——以滨海新区为例
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是党中央、国务院在新世纪、新阶段形成的重要战略部署，是环渤海区域发展乃至全国发展战略布局中重要的一步棋。从全国来看，滨海新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承担者，肩负着在更新、更高、更科学的产业发展基础上，在新时期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使命。与当年的深圳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在各自区域中的龙头地位一样，滨海新区作为带动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享有国家赋予的五大政策优势：①综合改革实验，在自主创新、科学发展方面给予政策扶持，②建设东疆保税港，提高对外开放的等级，③财税优惠政策，对于高科技产业和自主研发产业实施鼓励政策：④金融改革，是全国的金融创新基地；⑤在土地的流转、出让、转让以及小城镇建设方面享有先行先试的政策优惠。
上述政策的实施，极大地激发了滨海新区蕴含着的勃勃生机和发展潜质，2009年一季度滨海新区生产总值完成716.95亿元，增长22.3％，增速快于天津全市6.3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399.64亿元，增长54.9％，快于全市12.8个百分点：工业总产值完成1657.45亿元，增长10.3％：实际直接利用外资12.79亿美元，增长23.9％，快于全市3.8个百分点，其他主要指标均刨历史最高水平。这显示出滨海新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第三增长极特有的发展潜力。
与全国其他经济区域相比，滨海新区的后发优势集中体现为政策优势、错位发展、高端产业、自主创新、金融支撑上。在经济发展过热的时候，天津并没有过度攀比经济总量的扩张，而是在调整产业结构、进行科技创新、构建总体发展战略上做文章，进而保存和凝聚了良好的经济发展潜力。与先行地区相比，天津在经济周期的发展阶段上，具有明显的继起性和延时性，当其他地区处于经济高峰时，天津经济则处于周期过程中的上行区间，进而表现出与其他地区的互补性和后发优势。在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滨海新区应该在以下方面显示出自己的超前意识和发展方略，在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上当好排头兵。
3.1发挥政府在投资中的推动作用。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居于首位。大力引进和加快建设高水平重大项目，壮大综合实力，提高发展水平，对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滨海新区近年来所表现出的发展强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太项目战略的有效实施。通过大项目带动，不仅见效于经济的总量扩张，而且可以实现产业结构的提升。落户滨海新区的空客a320飞机、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100万吨乙烯、1000万吨炼油、中兴通讯基地、中船重工造修船基地等一系列重大项目，不仅为滨海新区注入了蓬勃的发展活力，而且有效地避开了经济危机对传统加工制造行业的冲击。以政府为主导，借助于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支撑，继续推进具有龙头带动作用的项目投资，应该成为滨海新区反周期的经济发展方略。
3.2实施高新技术产业带动战略。从迎接新一轮经济增长的角度出发，以更高的起点、更大的视野、更新的理念，抢占新的制高点。大力发展电子信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和环保等高新技术产业，壮大化工、汽车、现代冶金等优势产业规模，振兴和发展装备制造业，加快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轻工、纺织等传统产业，发展生产业，构筑高端化、高质化、高新化、高智化产业结构，实现产业链向高端转移，以此形成良好的抗风险能力，带动和引领环渤海区域的经济发展。
天津高新区2005年3月成为全国首批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2008年5月被评为“全国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先进集体”。试点期间，高新区健全了园区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完善了园区知识产权政策体系，构建了以研发、孵化、产业化发展三大基地为主的自主知识产权创造与转化体系，形成了自主创新高地。试点园区企业专利申请总量突破12000余件，2008年专利申请达到3577件，占全市比重超过40％，目前。年专利申请量突破3500件，专利申请年均增长47％，发明专利占比超过60％，在全国54家高新区中排名第三。软件著作权登记累积达到480件，占全市总量的50％；驰、著名商标达到16件，取得了大幅增长；实拖企业知识产权战略试点单位达到100家。涌现出一批以曙光计算机、子午线轮胎成套生产设备、干细胞提取与存储技术等为代表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产品和技术，为推动高新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和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3.3以新发展模式赢得新竞争优势。能否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中脱颖而出，取决于是否具有超前的战略眼光，未雨绸缪，以全新的理念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滨海新区脱颖于其他先行经济区域，不是靠规模、效益，而是在实现科学发展、资源节约、生态保护、环境友好、产业循环方面的身体力行，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所起到的示范作用。这不仅在全国占据了领先地位，而且迎合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形成了产业互生共存、布局科学合理的循环经济发展格局，坚持集约、节约、生态、友好型的发展模式，构建和形成稳定高效的生态工业示范体系，在资源使用上摆脱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通过海水淡化、风力发电和中水利用等项目的实施，构建以节约发展、清洁发展、持续发展为特点的循环经济示范区，无疑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
新经济政策的特点和作用篇3
一、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理论发展的产物，其自身的发展及其与财政政策理论的相互关系，都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理论特点紧密联系，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目前，一般认为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经典经济理论。
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总体上看没有明确涉及经济增长的论述，也没有涉及相关财政政策的论述。经典经济理论在供给与需求关系方面采用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理论，认为市场会自动均衡，强调市场自由，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但若深入分析，可以注意到经典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问题作了许多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生产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提出：“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在再生产和积累期内，小的改良日积月累，最终就是生产的整个规模完全改观。这是进行着改良的积累，生产力日积月累地发展。”强调了生产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他还分析了公共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提出公共基础设施是“为资本提供资本的资本”。亚当。斯密在他所著《国富论》中分析了一国财富增加的途径，认为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才能实现财富的增加。亚当·斯密提出，社会财富的增加意味着人均国民产值的提高表现出来的个人财富的增加。在如何实现国民财富增加的途径问题上，他强调了资本积累和资本的正确配置，这实际上强调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关于资本的内涵，亚当·斯密认为不仅包括机器和工具、建筑物、改良的土地，而且还包括“社会上一切人所学到的有用才能，这种才能对个人和个人所属的社会都是财产的一部分。”这实际上隐含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关于人力资本的思想。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著述中，也包含了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思想，并强调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动力作用，认为如果没有投资产生的资本积累，经济就不可能增长，增长过程就会停止。总之，经典经济理论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已经有重要论述，但没有形成经济增长理论，也没有提出财政政策问题，因此没有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关系的论述。这时对财政收支的分析主要是从利益和政治的角度进行。
（二）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在宏观经济分析和财政政策理论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被认为是使宏观经济理论成为了系统性的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套财政政策理论。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是应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背景而产生的，强调市场失灵，主张发挥政府在经济总量调控中的作用，认为政府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干预经济。该经济理论从总量分析入手，以有效需求管理为核心，构建投资储蓄曲线（1s曲线）和货币供求曲线（lm曲线）分析模型（is-lm模型），进行了一系列总量分析。在财政政策方面，提出了财政政策和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是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保持物价稳定等：分析了财政收支规模变化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从而对财政支出、税收等财政政策工具的作用、条件进行了分析，形成了相机抉择等应用理论，其中许多结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仍在运用。值得注意的是，在运用凯恩斯经济理论进行财政政策分析时，必须考虑政策产生作用的条件。比如投资（政府支出）的乘数原理成立的条件就包括了5个方面：一是在投资中没有引进进口的产品和服务；二是经济中有足够的闲置生产能力、劳动力和尚未充分利用的资源；三是总产值中增加值比例保持不变；四是增加值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不变；五是居民消费构成没有变化。当这些条件不能同时满足时，投资的乘数原理就不能成立，这些条件实际上是短期性的具体表现。总体看，凯思斯经济理论是从流量的角度分析了短期经济波动问题，没有对经济保持长期、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所提出的财政政策也都是只能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短期效果的政策。
（三）新古典经济理论。
新古典经济理论是在凯恩斯经济理论面对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滞胀”而束手无策的背景下，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也称为理性预期学派，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和标志。该理论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理论的前提条件。立足于长期分析，认为在长期中在竞争性领域市场机制总体上就是完备的（即所谓市场出清），信息总是对称的，经济总体能够运用对称的信息对经济变量做出正确的预期，即理性预期。这样的前提假设与经典经济理论关于市场本身是完备的观点相同，因此也被称为新古典经济理论。二是该理论的前提假设导致了政府干预经济无效，即财政政策无效甚至有害的结论，因此该理论唯一的政策建议就是政府不要干预经济。三是该理论使经济学研究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分析，并且将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工具进行了重大改进，构造出许多数学逻辑严谨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因此，普遍认为虽然由于该理论认为财政经济政策无效而在政策建议中无所作为，但却在发展宏观经济研究工具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四）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与新古典经济理论相同时期发展的经济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主要不同，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进行诊断并提出政策建议。该理论的特点，一是在研究对象方面，不仅研究经济增长（即gdp的增长率），而且注重相关的社会问题、生存环境问题等，即所谓发展问题。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比较综合，往往采取定性分析为主，用一些简单的数学模型或图形进行解释，重点放在提出政策建议等方面。发展经济学理论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观点和建议，例如迈克尔·托达罗（michaelp.todaro）提出了发展的新经济观点，他认为，发展必须包括经济加速增长、缩小不平等状况和消灭绝对贫困，也包括社会结构、民众态度和国家制度的重要变化的多方面过程。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核心价值：生存、自尊、从奴役中解放出来。此外，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目标，一是增加基本生活必需品数量的可得性，二是提高生活水平，三是扩大对个人和国家可得的经济和社会选择范围。西蒙。库兹涅茨（simonsmithkuznet，197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定义，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位为给它的居民提供种类日益增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举措上的”，此外，他还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六个特征。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n.resenstein-rodan）强调了社会基础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指出“要想有任何成功的机会的话，用于一个发展项目的资源就必须有一个最低限度水平。启动一个国家进入自我持续增长，颇有点像让一架飞机起飞。在飞机起飞之前，有一个超越的地面临界速度……”，此外，他还指出了起飞所需的基础设施资本形态、投资所需的储蓄等方面的不可分性。冈纳·米尔达尔（gurmarmyrdal，1974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著名的“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回波效应”是指经济活动正在扩张的地点和地区将会从其他地区吸引净人口流入、资本流入和贸易活动，从而加快自身发展，并使其周边地区发展速度降低；而“扩散效应”是指所有位于经济扩张中心的周围地区，都会随着与扩张中心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改善等情况，从中心地区获得资本、人才等，并被刺激促进本地区的发展，逐步赶上中心地区。
目前，发展经济学的许多前沿问题仍然很受人们关注，如农业中的制度与技术变迁问题、食物（粮食）保障问题、外部（贸易投资、外汇）冲击下的宏观经济问题、经济发展与劳务问题、发展中国家工业成功的解释等。
（五）新经济增长理论。
新经济增长理论是宏观经济学最前沿的理论，该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研究。该理论在对经济环境的前提设定方面与新古典理论相同，包括市场出清、信息对称和理性预期等，该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根本不同是否定了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产出和资本积累都具有正反馈效应，经济增长率是内生于经济系统的，因此，经济能够实现长期持续的增长。该理论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再次肯定了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从全新的角度分析了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因此受到政府部门特别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部门的普遍重视。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财政政策
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理论基础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这里结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具体分析财政政策理论基础的变化。
（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来源于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核算结果，包括对多国从1870年到1995年的100多年经济增长核算和从1960年到1985年的25年经济增长核算，结果发现仅有40%到70%不等的产出增长率来源于资本生产要素和劳动生产要素的投入。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体现了宏观经济理论向使用完备工具发展的趋势，与此前的经济理论形成明显不同。其基本条件假设包括长期中竞争完备的市场、信息对称以及经济实体的理性预期等。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一是从微观机制入手分析宏观经济问题，注重宏观经济现象的微观基础。二是进行动态的数量分析，普遍采取构建数量经济模型的方法进行研究，注重经济分析的逻辑严密性和实证性。三是注重用数据检验理论推导结论的正确性。经济增长理论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普遍采用的框架是：经济活动的目标是追求由消费（或消费为主）产生的效用最大化，但消费和生产行为受到预算约束的限制，或者说受到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在目标和约束条件之间找到最优的消费增长规律、最优的资本积累规律以及最优的经济增长规律；在这个框架下，通过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的不同特性，分析财政政策、生产技术、人力资本等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个框架即所谓拉姆奇（ramsey）模型框架。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理论模型。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特点是对所研究的所有问题，都通过构建数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针对不同经济问题，结合不同条件，构建了大量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以下介绍的是其典型的并与财政政策密切相关的模型及其经济含义（各模型数学表达式略，可参见文后所列参考文献）。
1.哈罗德一多马模型。
这是凯恩斯经济理论后期出现的模型，虽然严格地说还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模型，但却是第一个出现的动态增长模型。该模型在微观机制上假定企业的生产按照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进行，即资本（k）和劳动（l）不能相互替代，产出由资本或劳动中投入少的量决定（即所谓“水桶原理”，水桶容量由短边决定），宏观上采用凯恩斯的需求决定原理，即储蓄全部用于投资，不考虑折旧，总产出中用于储蓄的比例是固定的，劳动力是自然增长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推导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是总产出、消费、生产资本存量和投资都要同比率增长，保持齐步走，其中任何一项产生波动，经济会立即失去平衡，这样的均衡增长被称为“刀锋上的均衡增长”，很难达到。为此，人们认为此模型不宜用来解释和分析经济增长实践，或者说以需求分析为核心的短期波动理论无法分析解释如何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问题。
2.索洛模型。
这是新古典经济理论最典型的经济增长模型，通常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的情况下，重新强调依靠市场本身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但与经典经济理论相比较，对市场的环境条件作了更为全面的假设。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市场机制是竞争性的、完备的，信息是对称的，经济主体的行为是理性的。按此假设，市场经济国家在国内普遍重视保持自由，竞争（防止垄断），强调信息透明，注重政府职能主要在公共领域发挥作用。
在设定的条件下，新古典增长模型建立的微观经济机制是：家庭追求由人均消费产生的效用最大化目标，但受到家庭资产积累速度的预算限制；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但受到人均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无论是资产积累还是资本积累，都服从边际递减的规律。在宏观经济中，家庭向企业按特定价格提供劳动力和资本（储蓄），获得工资和利息向企业购买产品进行消费，企业按特定价格使用劳动力和资本，向家庭提品供家庭消费，并由此构造了人均资本积累等于人均投资减去折旧和新增人口的单位消耗的“人均资本积累方程”，并由此推导出结论，即在边际产出递减的情况下，宏观经济的稳定状态是经济增长率等于零，新增投资正好与折旧和新增人口消耗相等，即经济增长率终将趋于零，停止增长，实践中经济之所以还在增长，是因为人们所不能控制的（即外生的，与产出、资本积累等都无关的）技术进步导致的。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由此项理论推导的结果得出了一系列经济分析结论并解释了人们观察到的绝大部分经济现象。主要结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绝对收敛。即不同的经济体人均资本（产出、消费）越低的，增长率应当越高，最终人均实际gdp将趋于一致。按此结论，穷国的人均实际gdp增长应当比富国更快，并最终赶上富国，即实现赶超。但通过对118个国家从196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表明，不仅没有实现赶超，差距反而有拉大的趋势。因此不同质的经济实际上否定了绝对收敛结论。但是，对最初的20个oecd国家从198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发现，穷国的人均实际gdp确实增长的更快，明显存在趋于一致的趋势，因此比较同质的经济集团，存在一定程度的绝对收敛趋势，赶超较为容易。对美国各州从1880年到1990年的数据检验发现，较穷的州的长期人均实际gdp趋势高于较富的州，实现了赶超，并趋于一致，表明同质的经济确实存在绝对收敛。
二是相对收敛。即一个经济体（一国）距离其自身经济的稳定状态越远，其增长就越快，也就是从长期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经济体存在一个自身的稳定状态，经济如果离此稳定状态较远，就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随着趋近此稳定状态，增长速度也会逐渐变慢。同时，不同的经济体具有人均实际gdp不同的稳定状态，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穷国可能永远赶不上富国。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似乎解释了经济增长方面的绝大部分现象，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经济并未停止增长，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家经济还实现了新的较快增长。此外，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外生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等结论，也明显与经济增长的实践不符，因此产生了新经济增长理论，作出新的分析和解释。
3.区域经济模型。
这是一个分析存在贫富差距的两个地区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平衡的模型，构建于20世纪60年代。此模型虽然是一个静态模型，并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但却有利于分析不同发达程度地区的均衡增长问题。该模型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不能互相替代的生产函数（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很低）确定的，则两地区收入平等的唯一途径是使富裕地区的人均收入降至贫穷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即只能通过共同贫穷来实现公平。
二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能够相互替代的生产函数（如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水平较高）确定的，则两个地区实现总体收入最大化（效率），并使两个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相等（公平）的途径，既可以通过劳动力的转移实现，也可以通过资本的移动实现。并且认为从短期看，移动劳动力比移动资本的总体成本更低。
4.线性生产技术模型。
此模型是新经济增长理论最基本、典型的模型，由巴罗等人1990年构建。该模型与整个新经济增长理论体系一样是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最重要的突破是从宏观经济的微观生产机制上否定了边际产出递减的假设，认为产出的增长带来知识、技术等方面的提高，并将这些内容作为资本积累的内容构建模型（即内生化构建内生增长模型，也称ak模型），以此为基础分析宏观经济问题。线性生产技术模型的结论是，人均资本的积累如果包含人力资本积累，则产出就与资本积累成正比例关系，按此关系，只要将产出用于保持人均资本积累和人均消费的合适比例，宏观经济就能实现长期稳定增长。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将用于资本积累的一部分用于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就能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5.生产型知识资本模型。
此模型也称为边干边学模型，由罗默于1986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该模型的基本思路是认为社会总资本（k）在积累增加的同时，由于专利等封闭手段不可能对技术长期封锁或保密，因此在长期中会增加全社会生产经验，所有的单个劳动力（11）在不断的生产投入中，通过教育、培训等都具备了新的知识和经验，从而提高了劳动者的整体效率，使得单个企业的边际产出不仅不递减，而且会保持稳定增长，从而在宏观经济上使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保持稳定或不断提高。该模型比较具体地分析了生产知识和经验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机制，因此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一是政府和企业都要重视生产经验和知识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注重加强研发、不断创新，获得社会整体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提高社会生产的知识和经验；二是发展中国家在引进资本的同时，要特别注重引进相关技术和消化吸收相关技术（有关分析认为，当年亚洲四小龙的高增长率与其在引进资本投资过程中消化吸收先进生产技术密切相关，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这方面的不足并未实现同样的增长）；三是政府应当通过制定行业技术标准等手段进行干预，提高相关行业乃至全社会生产技术标准，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6.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
此模型由阿罗和巴罗在1990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模型提出了政府提供的生产性公共资本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动力作用机制，是新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能够发挥何种作用以及如何运用财政政策的一个理论分析。该模型在分析生产性公共资本（如交通、通讯、城市公共设施、教育等能够直接服务于生产的公共服务）性质的基础上，将生产性公共资本的外溢性纳入微观生产机制，通过理论推导得出的结论是，政府通过征税用于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并将公共资本无偿或低价格提供于社会生产，就能够提高企业的边际产出和边际利润，防止边际产出递减，从而提高长期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该模型还推导出了最优经济增长率与最优税率的关系。该模型的实践意义十分重要：一是生产性公共资本的适当规模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二是税收的比重应当适当，过低或过高都不能使长期经济增长率达到最优，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最优税收比重（税率）应当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相等；三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就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因此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应当更加重视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
7.一般拥挤性基础设施模型。
此模型在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基础上（该模型假定生产性公共资本是纯公共性的）进一步考虑了生产性公共资本具有一般拥挤性（如道路拥挤会提高运输的时间成本等）的情况下，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是：一般拥挤性的生产性公共资本能够阻缓增长率的降低，从而提高长期增长率；生产资本的积累终将导致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拥挤，拥挤度越大，长期经济增长率的衰减速度越快，生产性公共资本为纯公共性时，存在一个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存在一个与拥挤度相适应的最优税率，并认为由于环境、资源具有公共使用性，因此具有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的作用。模型的经济意义除与前一模型类似的外，还包括：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投资建设应当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政府征税融资应当保持最优比率，应当保护性地开发和利用具有公共性的资源，注重环境保护，特别是要重视国家总体的环境保护。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新经济增长理论还对财政管理体制、各类税收制度、政府债务、社会保障政策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构建了其他大量的增长模型，如贫困陷阱模型、小国开放经济模型、多级政府转移支付模型、技术变迁模型、人口迁移模型、生育选择模型、劳动闲暇选择模型、具有政府债务约束的经济增长模型等，上述模型也有大量的变种，在此仅介绍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路和一些典型分析。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的新特点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机制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并在许多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中得到运用。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为更加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持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努力完成新时期财税改革的主要任务和措施，应当重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对财政政策影响的参考和借鉴价值。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影响下的财政政策新特点值得关注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财政政策实施范围的综合性。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下，财政政策由过去调节经济总量为重点转为涵盖涉及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所有公共性问题，主要是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和保障社会的安全稳定这两大方面。在保障社会安全稳定方面包括国防与安全、社会公平、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政策；在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方面包括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财政本身的可持续性、提供公共品与公共支出、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受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方法的影响，财政政策内容也往往是综合性的，一项具体政策往往是将政策涉及的社会与经济问题综合分析，如财政体制、税收问题、社会保障、劳动力经济学、教育经济与人力资本等。同时将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联系起来分析，甚至专门研究全球问题，也是重要特征。
2.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有效的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因此在社会生产领域注重技术创新和新增生产资本的技术水平，注重产业结构调整，在社会经济领域则强调外溢性强的公共资本积累。在此背景下，财政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丁具，从注重总量短期平衡为重点，转为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为重点。财政政策更加注重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注重在加强教育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促进技术创新和提高行业技术水平、改善经济结构、保护环境资源等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因素方面运用财政政策。对于短期波动问题，只是在十分必要时才运用财政政策进行总量调控。即使有些国家（如美国）在评价赤字政策时，着眼点已非调节短期波动，而是通过促进有效资本积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因此，总量上稳健的中性的财政政策往往是常态的财政政策。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中的稳定性。宏观经济的短期总量调控更多是运用货币政策，在此过程中注重财政政策（国债发行、赤字规模等）的稳定性，为货币政策提供稳定的运行环境，增加可控性，减少不可控性和风险。比如鲁宾（美国财长）在2005年8月在美联储举办的“格林斯潘时代：对未来的启示”经济论坛年会上就说，债券市场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受包括财政政策走势和未来财政状况的影响，认为务必奉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有利于利率政策能够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他还强调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必须密切配合。
新经济政策的特点和作用篇4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述评
新经济政策是1921年初苏维埃政权遭受一系列严重经济和政治危机的情况下，列宁经过艰苦的实践探索而提出的。它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重大突破和对马克思主义过渡理论的重大贡献，也是列宁对历史唯物主义在实践层面的发展和出色运用。
一、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
新经济政策，是以列宁为首的苏联共产党人对苏联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特殊道路的探索。其理论成果，是关于“过渡时期”和“建设道路”的理论。
（一）关于过渡时期发展生产力的思想
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对唯物史观的运用首先体现在他关于发展生产力的思想。1921年春，俄国遭受一系列经济和政治危机。在列宁看来，当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提高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要做到这点，就必须用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列宁还论证了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在经济上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坚持将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的地位，并且利用资本主义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这就是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坚持和发展所做的最重要的贡献。
（二）关于前进与后退、直接或间接、革命和改良的辩证法
在建设道路问题上，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策略思想体现了前进与后退的对立统一关系。论文大全。
首先，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是前进的，但与此同时，不能不包含某些必要的退却、迂回。其次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还体现了直接与间接、革命与改良的辨证关系。论文大全。在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上，列宁认为“正面攻击失败了，那我们就改用迂回的办法。”[1](p581)就新经济政策而言，它是革命也是改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所阐发的许多策略思想及辨证关系，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宝贵贡献。
二、毛泽东、邓小平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波及中国。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高度重视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
关于列宁新经济政策时前进与后退的辩证法方面，毛泽东说：“‘为了更好地一跃而后退’，正是列宁主义。”[2]（538）这里他深刻准确地阐述了列宁关于战略退却的理论。结合当时中国国情来看，毛泽东认识和阐述了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是因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教条主义给党的事业带来了危害。而毛泽东对列宁战略退却思想的研究也是出于实践的需要。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实践中非常重视对列宁主义的认识和阐述。邓小平肯定了列宁领导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3]（139）在他看来，列宁的这一理论主张通过迂回的途径走向社会主义，适合当前中国人民实践的需要，可以服务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
三、中国理论界对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理论界对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979—1982年中国理论界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有的学者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表明了苏联工作重心已经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有的学者提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要求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和生产条件，促进农业的发展。有的学者重点在探讨这一思想中前进与后退的关系。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举行。大会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意义方面。1989-1991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向了低潮。针对这一时期的国际国内形势，理论界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前进和退却的辩证关系，和列宁坚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一时期理论界对列宁思想的研究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原则和党性原则。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要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来发展生产力。论文大全。这一时期，中国理论界深入研究了列宁阐述新经济政策的重要著作，如《论粮食税论》《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十月革命四周年》、《论合作社》等等。有的学者提出了“东方列宁学”的概念，从东方社会的特殊性来研究列宁的理论。
由此我们看出，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理论界对列宁理论研究的特点：“一是深层次发掘列宁思想遗产，二是以新视角研究列宁理论，二是敢于进行拨乱反正。”[4]（372）
四、综述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5]（213）列宁遵循马克思的这一思想，针对当时俄国的国情，提出了新经济政策。
这一政策的提出，首先表明了列宁毫不拘泥于固定程式,将原则性与灵活性对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思路。其次表明了列宁重视实践对理论的推动力量。从废除余粮征集制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为当时的国情服务，列宁一直强调要在实践中来找出路。最后列宁深刻认识到了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只有经济上得到了发展，政治上才会有保障。在辩证法方面，新经济政策除了体现列宁思想中的政治和经济的辨证关系，前进和后退的辩证法以及革命和改良的辩证法。
新经济政策作为列宁后期思想的璀璨明珠，是列宁主义的理论制高点之一。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和成功实践，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实践中对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也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主要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俞良早:《创论“东方列宁学”》[J].江苏：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新经济政策的特点和作用篇5
一、高速增长中的总量失衡及阶段性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以年均9.8%左右的速度增长，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保持了稳定高速增长，在1992年至1996年和2003年至2007年两次连续5年每年都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率（战后这种情况在全球只出现过四次，其中两次在中国）。在遭受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下，我国经济率先重回高速增长轨道。2010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0.3%，GDp总量超过39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在2.9万元人民币（约4000多美元）以上，达到了当代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水平。
在高速增长过程中，我国宏观经济总量也存在着失衡，其特点也不断发生着变化。大体上可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总量失衡分为5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改革开放始至1998年上半年，这一阶段总量失衡的方向是需求大于供给，首要的宏观政策目标是反通胀，宏观政策采取的是紧缩性政策。第二阶段是自1998年下半年起至2002年底，这期间中国经济出现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首要宏观目标是反萧条，宏观政策采取扩张性措施，特别是扩大内需。第三阶段是2003年至2007年，在这一阶段我国经济实现了连续5年每年增长均在两位数以上的高增长，同时宏观经济失衡也出现了新特征：在出口需求保持20%以上年增长率的同时，在内需中投资领域需求大于供给，投资品价格持续上涨，特别是上游投入品价格上升幅度更大；在消费领域则需求不足，工业消费品过剩，特别是产能过剩的矛盾日益突出，在这种投资与消费出现反方向失衡的条件下，总量政策目标难以选择，既难以紧缩，也难以扩张，宏观总量政策强调“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结构差异性调整，相应在宏观政策的运用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采取了“松紧搭配”的反方向组合，即扩张性的财政（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的货币（稳健的货币政策）。第四阶段是2008年至2010年上半年，这一时期受国际金融危机和内需不足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总量失衡的方向日益清晰，宏观经济选择从此前的淡化总量政策、强调结构调控，逐渐变为明确总量政策方向。不同的是，在2008年上半年，总量政策目标首要是紧缩，即通过从紧的政策实现“双防”目标：一防经济从局部过热转为全面过热，二防物价从结构性上涨转为总体上涨。但到2008年7月，伴随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内需不足更为突出，相应的宏观政策从“双防”调整为“一保一控”，即“保增长控物价”，开始强调刺激经济，到年底进一步明确为“一保一扩一调”，即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宏观政策开始全面扩张，相应的政策工具采取财政与货币双扩张的同方向组合，即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五阶段是2010年下半年至今，我国宏观经济面临较长时期的通胀与增速放缓的双重压力，不能说发生了“滞胀”，但的确有形成“滞胀”的因素，所以宏观经济政策必须从扩张性政策加以方向性的调整。
二、现阶段我国经济总量失衡的特点
目前，我国经济已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距新兴工业化国家，即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尚有一段距离。按照我国经济增长目标，进入新世纪到2010年，按不变价格计算的GDp总量较2000年水平翻一番（这一目标在2007年已提前实现）；到2020年比2010年再翻一番，即比2000年翻两番，增长4倍，总量和人均水平都达到当代上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水平，在总量上实现全面小康，在结构上基本实现工业化（若时间表不变，今后10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5%-6%就能实现这一目标）；到2030年比2000年增长10倍，达到当代高收入发展中国家水平，在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等方面，按当代国际标准取得实质性赶超。由此看来，进入工业化、城市化加速期的我国经济，在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等发展目标之前，完全可能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势头，至少在2020年之前，甚至到2030年之前，都有可能保持较高增长。从发展进程看，我国现阶段处在前有30年的高增长（年均9.8%左右），后有10-20年的较高增长（潜在增长率有可能达到7%-9%）可能的长达5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期。
进入中等收入发展阶段也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即因制度和技术等创新力不足，整个国民经济效率低，在低效率下形成的高速增长（泡沫经济）会拉动各类要素价格上升，使低效率的扩张难以支撑，导致泡沫破灭，整个国民经济难以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向主要依靠要素效率提升的竞争优势转变。此阶段，在各类要素成本大幅上升，环境治理等要求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加剧的条件下，难以实现持续高速增长，并可能出现类似东亚泡沫和拉美陷阱等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可能使发展中国家的总量失衡进入“滞胀”状态。我国也必须未雨绸缪，现阶段的总量失衡的调控也必须防止“滞胀”的发生。
从总需求来看，2008年下半年开始采取的扩大内需的“一揽子”举措，从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总需求得以刺激。这种总需求的扩张事实上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刺激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可以刺激通胀。根据我国通胀发生的政策时延，投放的流动性大体在6至24个月逐渐体现为通胀。那么，2008年下半年至2010年上半年扩大内需政策举措形成的通胀压力，至迟会在2010年底至2012年上半年逐渐释放。关键是，扩大内需的政策在释放通胀压力之前，能否及时有效地拉动实体经济增长。如果能及时充分拉动增长，即使出现较高通胀压力，也具有加大紧缩力度有效治理通胀的条件。否则，便可能在低增长的同时出现高通胀。
从总供给看，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也有两方面作用。一方面，不仅从规模上极大地扩张了中国经济（GDp总量按不变价扩大了近20倍），而且发展过程中伴随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增长的效率也相应提高，从而使我国经济未来的发展具有更坚固的基础。另一方面，30多年的高速增长本身也改变了要素的供求关系，在要素有限的条件下，持续高速扩张的增长必然导致需求强劲拉升，使要素成本上升，进而使整个国民经济成本上升。问题的关键是，发展过程中效率的提升能否超越相应的成本上升。如果超越不了，从长期看就会陷入所谓“中等收人陷阱”，从短期看就会使通胀从需求拉动为主转变为需求拉动和成本推进共同作用的通胀。因此，在低效率高成本的增长中，经济既难以持续，也无法避免“滞胀”。
因而，从我国目前宏观失衡的特点来看，既面临通胀的压力，也面临增长乏力的危险。就通胀压力而言，较显著的特点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时期长，在未来2-3年中将面临通胀压力，除一系列体制性和长期发展性因素外，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扩大内需的政策将会逐渐发生作用。二是类型变化，需求对通胀的拉动作用继续较强，成本上升对通胀的推动力将会逐渐加大。三是虚拟经济的活跃会提升通胀压力和通胀预期，特别是大量过剩流动性若不能及时拉动实体经济，而是滞存于虚拟经济中，刺激投机性资产价格或金融衍生品价格上升，甚至把个别产品金融符号化，比如房价大幅上升，绿豆等价格炒作式暴涨等，都会提高通胀预期。预期的提升会加剧治理通胀的困难，还会提升加薪要求，从而增大人工要素成本，加大通胀的成本推进压力。
就增长的动力不足而言，较为显著的特点也有三方面：一是我国经济要进入新一轮高度繁荣期，尚需2-3年时间。根据经验，一轮繁荣或复苏大体要5年时间。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自2008年第一季度到2009年第一季度，我国经济发生了连续5个季度的增速下降，2009年第一季度降至6.2%的最低点，预计进入新一轮高度繁荣期，至少要到2013年前后，此前至多是处于复苏中或恢复性增长，这种恢复性增长具有不稳定性。二是国际金融危机并未走出，其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仍将存在，甚至可能加剧。三是内需不足的矛盾短期难以克服。我国的内需不足不仅是总量失衡的突出表现，而且有其深刻的经济结构原因和体制性及社会发展失衡等多方面原因，包括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失衡、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性失衡、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失衡、区域及城乡发展结构性失衡等等。这些失衡的根源主要在于效率低，或者说效率提升慢。要提高效率必须努力转变发展方式，而发展方式的转变关键在于技术和制度创新，创新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三、新阶段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
根据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新特点，宏观政策应相应做出调整，调整和变化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
一是宏观经济增长目标的调整及变化。从增长目标看，现实选择只能是“适度通胀下的有效增长”，既不应选择高通胀高增长，也不可能再现低通胀高增长，更要防止高通胀低增长。从我国发展目标的实现要求看，只要保持6%左右的增长速度，预定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达到全面小康的目标就可实现。如果保持7%以上的速度，就会提前实现目标。因此，可以更关注增长的质量和有效性。
二是宏观经济政策组合方式的调整及变化。从前一时期“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重回“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意味着：一方面宏观调控已进入“择机退出”阶段，另一方面宏观政策组合方式从此前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双扩张同方向组合，重新调整为“松紧搭配”的反方向组合。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国财政政策前后方向未变，货币政策则出现方向性变化，这与美国不同，美国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前后货币政策的方向未变，变化的是货币政策的扩张力度，而其间财政政策前后变化较大，首要调整和运用的是财政政策。
三是财政政策的力度和重点有所调整。从政策着力点看，需要从关注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向同时关注财政政策的风险调整。从财政支出政策看，2010年财政赤字已达9500亿，接近上年GDp总量3%这一通常所说的警戒线；政府债务方面，虽然国债规模和风险不大，但近年地方以财政担保组建的各类融资平台所形成的政府债务的风险在上升。从财政收入政策看，一方面自2003年以来连续减税，包括实行新的出口退税、取消农业税、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取消若干土特产税等等；另一方面在目前的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不断上升，如果再普遍减税，特别是减地方税，在经济增长速度和财税收入水平提高未明显改善，财税体制改革特别是公共财政制度建设未取得进一步推进的条件下，事实上是不现实。因此，无论是财税支出还是财政收入政策，其扩张力度的提升已面临严厉约束，在方向不变减轻力度的基础上，应当提高对财政政策风险的关注及控制，特别要关注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风险。
四是货币政策的方向性逆转。重回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就是回到从紧的货币政策，这符合我国现阶段总量失衡的特点。欧美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货币市场供求关系的失衡，是对货币的需求大，而货币供给不足，无论工商企业还是金融企业普遍存在流动性不足的困扰，所以要求宏观政策增大货币供给，更多注入流动性。我国则不然，我国的货币市场是对货币的有效需求不足，特别是由于创新力弱，大企业、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在资本金充裕、利润丰厚甚至存在垄断的条件下，难以寻找到有效的投资机会和具有竞争力的新产品开发及新领域投资；而民营企业由于资本等要素市场化进程的滞后，也由于民营企业本身的财产制度和管理水平等方面的问题，难以公平有效的运用融资市场，形成有效的货币需求；再加上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出口企业有相当一批订单减少甚至停产，因而也就不存在对资金的需求。与实体经济货币需求不足同时存在的是我国居民高储蓄倾向和银行体系的稳健。我国金融业与国际间并未接轨，在体制上形成了所谓的“防火墙”，到2009年末我国银行存贷差超过19万亿。也就是说金融体系的货币供给能力充分，不足的是实体经济对货币的有效需求，因此我国现阶段的货币政策应从强调增大货币供给，适时转向强调培育货币需求。重回“稳健的货币政策”与我国货币市场失衡的特点是相符的。稳健的货币政策，包括采取从紧的信贷和利率政策，尤其是信贷规模控制政策，将会被持续采用。需要注意的是，既然通胀压力将在较长时期存在，因而反通胀将是一个较长时期的任务，所以短期内应适度控制收紧银根的政策强度和速度。
新经济政策的特点和作用篇6
关键词：区域经济 制度安排 区域合作
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状
为改变旧中国遗留的不合理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适应国防建设需要，第一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协调发展区域经济，有计划地配置、调整区域经济布局，初步协调和平衡了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相继成立的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6大行政区，具有经济区的功能，加强了区域内、区域间的经济分工及协作。国家还投入了大量资金重点用于恢复和建设水利、交通和重工业等部门，对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天津、东北和广东等东部及沿海大城市的经济基础进行利用和改造，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既考虑了加强内地建设，又注意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基础。取得了较高速度、较高效益和地区差距减小的效果。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严峻的周边局势促使中央调整战略方针，从1964年起中止“三五”计划的“抓吃穿用”的设想，决定全国按一二三线布局，加紧备战。集中在云、贵、川、陕、甘、宁、青等西部省区建立三线大后方，开展大规模的工业、交通、国防基础设施建设。这是一个特殊时期，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浩劫，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都处于极不正常状态，区域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三线建设为代表的国防建设上。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和平与发展逐步成为国际关系的主题，党中央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借鉴各国区域开发的理论和经验，抓机遇、抢时间、争效率。采取措施优先发展沿海地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国经济腾飞的时期。国家通过重点投资，给予沿海地区政策优惠等，沿海地区的经济潜力得到充分发挥，成为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为增强国民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做出了重大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东西部经济差距日益扩大，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了巨大的消极影响。于是，区域协调发展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一直在协调区域间的经济发展，但在协调时科学性不足，主观性和命令性突出，直到改革开放后才日趋好转。2003年中央提出了统筹经济发展。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从中央主导的区域经济合作，走向了地方主导的区域经济合作。不同的经济合作区域有各自的特色。东部地区以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为代表的三大经济圈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典范。
二、国外成功发展区域经济的经验
日本自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到60年代末连续10余年经济取得两位数的增长，在空间上出现了严重的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人口和产业过度集中于少数大城市，山区农村则出现了“过疏”化。一系列区域经济问题急剧显现。为了应对这些问题，日本政府在地区政策方面进行了很多努力，如重视发展立法。构建了完整的地区发展法律体系；在保证全国任何一个地区的地方政府都能够向其居民提供一定水准之上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根本准则指导下实现规范的和大规模的财政转移支付：重视地区开发金融的作用等。
目前加拿大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格局是：开发较早的东部地区(纽芬兰、诺巴斯科堤亚等省份)由于传统支柱产业渔业的衰落而成为落后地区；西部地区(卑斯省)传统的林、矿等资源型产业发展平稳，并且在经济的多元化方面取得了成功，因此经济发展态势相对较好：以多伦多和蒙特利尔为中心的中部地区由于以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为主的制造业的崛起而成为加拿大的经济中心和最发达的地区。总体来看。加拿大的地区政策具有以下的几个特征：(1)联邦的财政转移支付发挥重要作用；(2)决策过程与项目实施的分权化；(3)强调各主体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
前西德是发达国家中地区发展最为均衡的国家。一般认为，这一方面与德国长期的地方分权的政治传统有关，另一方面得益于其独特的区域经济政策。1990年东西德统一之后，德国又对经济相对落后的东德通过大规模的投入促进其经济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德国的区域经济政策从解决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政策着眼点来说与其他发达国家相类似，但就整个政策体系而言又具有明显的特色。主要表现在区域经济政策是“国土整治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国土整治政策是包括区域经济结构、人口、土地利用、基础设施(包括能源、交通、教育、文化等)、地区景观等在内的一个综合政策体系。从区域经济政策本身的侧重点来看，较少有为国民经济总体增长服务的色彩，而更多地重视地区劳动力市场中的就业结构及其空间分布的改善，重视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和稳定，带有较强的区域“结构”政策的色彩。
三、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要点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表面上是经济问题。而实质上涉及到了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协调区域经济发展，既是一个经济过程。也是一个政治过程，是政治经济相互作用的过程，解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既需要市场的力量，更需要发挥政府的独特作用。我国政府在促进区域经协调发展时，就需要从政治和经济两个侧面来同时寻找方法。
(一)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区域经济的制度安排
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讲是法治经济。区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法制的保障，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制度不完善的国度里。中央政府的地区政策如果仅仅停留在抽象的政策表述，就给具体实行时留下了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和讨价还价的余地。只有以严密的法律条文将中央协调地方利益的方式和方法予以明确的界定，才能使地区政策具有权威性和稳定性。制定根本法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明确各级政府在促进地区发展方面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并把目标和原则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使政府制定的区域协调发展的综合规划和政策措施具有法律依据。有了根本法，既有利于中央政府对地区之间的利益进行协调，也有利于各级政府明确政府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上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使我国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走法律化、制度化的道路。
同时要加速“地缘政治”层面的制度创新。首先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空间组织模式创新。经济发展到了区域经济特定阶段，按区域经济发展规律来组织和调控经济发展成为客观要求。国家宏观调控的空间组织模式由以现行行政区划为基础的“中央一省(市、区)”两级调控
模式，切换为“中央一经济区”与“中央一省(市、区)”并重调控模式。通过成立负责区域发展管理的综合性权威机构，来管理跨区域的事务。其次是规范政府运行机制，加速地方政府向责任政府、法制政府、服务政府的转变。为矫正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改变不同级别的政府长期处于政策博弈的状态，就必须划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和财产边界。进行制度改革，尤其是各级政府运行机制的规范化。形成责权利统一的区域经营主体。加速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实现地方政府向责任政府、法制政府、服务政府的转变；地方政府制订的地方发展政策必须同区域政策相协调。
(二)制定多赢的区域经济合作政策
要有效推进东西部之间的经济合作，必须采取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行为模式和运行机制。在区域合作的初期，需要中央政府强有力的协调来引导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市场行为。在市场规律作用下。区域是一个具有自身利益的经济实体。作为理性的经济实体，它要尽可能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地方政府作出的任何决策都以不损害利益追求为原则。区域合作的最终动力是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没有经济效益的区域联合是不会长久的。如果中央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只考虑目标区的行为，而未考虑非目标区的行为选择，那政策实施的效果必然与预期目标有较大差异。因此，国家在制定区域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地方的理性经济行为，并且要根据对政策引发的区域博弈效果的后向推理来确定政策内容是否能够实施。按照合作、共享、多赢的原则制定区域经济合作政策，才能真正实现国家与区域、区域与区域间利益的最大化与相对统一。
新经济政策的特点和作用篇7
关键词：信息化；产业；调整与优化；决策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行，我国的县域经济逐步开始向规模化、产业化发展的方向迈进。产业发展已经要求调整与优化现有的县域产业结构，结合县域特点来制定产业决策，培育主导产业、特色产业和新兴产业。
县域经济信息化是将信息技术用于县域产业生产经营、政务村务、公共服务等广泛领域，通过信息的采集、传输、处理、对信息资源进行深度开发与广泛应用，提高县域经济的竞争能力的过程。县域经济的信息化可以有效地引导县域经济向产业化方向发展。
县域经济信息化在促进产业发展方面的主要引导作用表现为：通过建立国家产业政策的信息传播体系和县域内外的产业信息交流体系，以现代化的信息传播与反馈系统向政府、企业、投资者、产业活动的从业人员(以下称为信息的利用者)提供相关信息并加以交流，使其依据信息做出决策，进一步促进产业发展。
一、信息化对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的引导作用
目前，我国县域经济的产业结构不够合理。首先，产业结构层次低。除经济发达地区的少数县域外，农业在县域经济总量中仍占据优势。在农业中，现代化的农业还处于起步阶段；第二产业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农、林、矿产品的初加工工业，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比较低。第一产业过重，第二产业脆弱，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传统产业多，新兴产业少，技术含量高的产业较少的局面仍客观存在。其次，第一、二、三产业之间关联度小。县域工业未能有效地支援农业及其他产业的发展，县域农副产品多半是以出卖原始产品或初级产品为主，其精深加工处于起步阶段。第三，各县域产业结构趋同。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县域产业结构趋同的现象未得到根本的改善。
通过信息化，使县域内的产业信息能够迅速交换，县域内产业信息能够迅速地对外传播，县域外的产业信息能够迅速地获得并在县域内交流。信息化的引导作用在三次产业调整与优化方面表现为通过有效的信息网络，向使用者提供下述信息：一是国内外的三次产业的生产与流通结构现状，让利用者了解国际、国内产业结构现状，进行对比、找出差距；二是本县域现有产业的国内外发展特点和趋势信息，了解行业动态与走向、预测未来；三是本县域和周边县域的产业特点和趋势信息；四是县域内可培育的产业链信息；周边地区可形成产业链的信息、产业集群的可能性信息。
通过提供一系列决策参考信息，引导使用者根据本县域的禀赋条件进行相关分析，作出调整与优化决策。主要引导方向体现为以下方面：一是为政府、经济实体的产业优化决策提供引导；二是为县域内外资本拥有者的产业投资提供引导；三是为县域内外的产业联合与发展提供引导；四是为从业者产业知识普及提供引导；五是为农村产业人口流动提供引导。
信息化能够引导产业结构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由于信息化能通过影响投资结构、需求结构、就业结构来影响产业结构，所以说信息化能够引导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二、为县域经济主导产业、特色产业、新兴产业的确立与发展提供信息
要发展县域经济，促进产业发展，必须结合县域实际状况，确立符合本县域自然、社会、经济特点的主导产业、特色产业、新兴产业，信息化的引导作用是以此为中心提供信息服务。主要要围绕着依据信息确立什么是本县域的主导产业，如何确立和巩固其主导地位；本县域存在着哪些特殊的地理、自然、人文要素，因此而形成或可能形成哪些具有明显本地特征的产业；本县域存在着哪些地域、技术、服务的优势可以形成新兴产业，或者说依据信息可以发现哪些具有潜在能力的特色与新兴产业的雏形，这些都表现为信息化的引导作用。
1.依靠信息确立县域主导产业。主导产业是代表县域经济形象、获取县域经济利益的产业。主导产业的特征是其发展规模和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县域经济发展的规模和水平，因此，正确选择并努力发展主导产业是每个县域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主导产业是基础产业，要通过信息数据，总结出占有县域经济主导地位的产业规模，分析其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能否是本县域经济的主要支撑与来源产业，发展地、科学地判定主导产业。
2.依靠信息确立县域特色产业。特色产业是依靠县域特定的自然、人文环境条件下培养、发展起来的具有本域特点的产业，是县域经济新的增长点。县域经济是特色化、多样化的经济，在一个特定的地理空间，并与其历史人文、特定资源相关联。尽管我国各地县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但是，县域经济都应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由于各地特色的不同，县域经济将会呈现多样化的趋势。通过本县域的历史、文化、物产等方面的信息分析与对比，找出本县域特定条件下形成的与县域外有明显差异、有特点的并且可能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来确立。
3.依靠信息确立县域新兴产业。新兴产业是随着技术创新，消费市场出现新的需求，以及新产品发明和潜在经营机会产生的经济和社会的变化而形成的产业。县域新兴产业需要依靠县域拥有或可能拥有的先进的技术与服务来确立，新兴产业生产规模小、生产成本高、资金需求量大、劳动力素质要求高是其主要特征。要通过信息分析本县域是否具备上述条件，是否有依靠先进技术与服务创立的产业使之成为新兴产业。
4.为产业扶持提供信息。为保证产业调整与优化的顺利进行，特别是对一些新兴产业和特色产业，在短时间内还不能依靠自身收益迅速取得盈利的，一些企业或投资者对产业持观望、犹豫态度的，要依靠信息扩大产业宣传力度，扶持产业发展。这些信息包括：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县内实行哪些支持县内相关产业的财政补贴、扶持基金；减免、缓征税收政策；低息、无息信贷金融政策；创业基金、风险投资补偿政策；产业技术培训、咨询、技术转让优惠政策；产业扶持中要确定哪些是需要重点扶持的，哪些是需要优先扶持的；哪些是需要长期扶持的，哪些是需要阶段性扶持的。通过信息引导政府关注新产业，企业投资新产业，农民从事新产业，促进产业调整的顺利进行。
信息化的引导作用不仅表现在决策环节，中间环节，还表现在实施环节——即信息传递的末端。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在农业县作为重点扶持对象，本县域要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产品，重点发展优质专用粮食品种、经济效益高的经济作物、节粮型畜产品和名特优新农产品等，出台哪些重点扶持政策；所对应的有关技术指导、种苗供应、田间管理、收获储存、收购运输等各方面的扶持手段与政策都要通过有效的信息化传递让农民知晓。既要让农民认识到新产业、新产品可能带来的收益，也要让农民了解和熟悉相关的扶持政策，进一步下决心转向从事新产业、生产新产品，促使农民从原有产业向扶持产业转移。
三、为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的决策制定和执行提供信息
我国“十一五”规划中提出“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目标，信息化的引导作用要与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紧密联系起来，科学地提供针对各产业优化升级的有益信息。目前我国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和环境状况对经济发展已构成严重制约，产业结构调整的决策面临着要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发展循环经济，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产业关系协调型、环境友好型的产业结构，使产业发展与县域自然、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信息化的引导作用具体表现为：
1.为决策制定提供信息。以往的县域经济，由于信息不完善、导致决策不科学，往往只着重于眼前利益、局部利益，考虑的是短期的经济效益、产业开发没有后劲，不能形成产业链及良性循环。有时不惜牺牲环境开发某些产业，给县域自然条件造成难以弥补的创伤，影响了其他产业的正常发展。
因此，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是缓解资源环境制约的有效途径，是实现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更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关键举措和必然选择。在为决策搜集信息、提供信息、分析信息时，要充分考虑不同产业在县域经济中所占的比例问题，通过调整，既减少现有产业资源的闲置与浪费，又能够在较合理的产业结构上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依据信息有效地利用县域内外的生产要素，减少资金投入和能源消耗，达到转变增长方式的目标。
决策所需信息需紧密联系实际，围绕县域产业优化的热点问题，理论上实践上难以弄清的问题，众说纷纭的疑点问题，被忽略掩盖的盲点问题，与现行提法做法不同的异点问题等，结合国内外、其他省份、县域的情况与对策，提供客观的具有独立性的信息供使用者决策参考。只有依靠信息化提供高质量加工后的信息，才能据此进行分析预测和建议，让使用者既能了解情况，又能得到启示，使信息更有效地应用于决策实施。
2.为决策执行提供信息。决策制定完成后，如何执行决策仍要依靠信息化的支持。这主要表现在：决策者对执行者的信息传递；执行者对决策者的信息反馈；为相关者对决策的态度和意见。产业结构调整涉及诸多方面的切身利益，决策执行顺利与否至关重要。
为使信息以最佳方式引导和促进决策执行与管理，决策者必须在执行进程中的每个环节都能获得信息支持。从决策核心到相关领域，信息对于产业结构优化与调整的所有管理、执行层面都非常关键，而且对于基层、产业劳动者也至关重要。所以在决策执行过程中要收集全面、准确的信息，及时地报告和反馈、以便于决策制定者掌握执行动态，调整执行策略。决策执行还要在信息的连续性、权威性上下功夫，要使信息具备一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保证决策执行。
当前，信息化的作用已越来越为各级政府和投资者、民众所认识，政府相关部门应通过健全的信息化体系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依靠因特网、电话网、移动网、电子政务网、有线电视网、报刊发行网提供完备充实的信息。方便使用者获得信息、引导其筛选信息、优化信息，使其利用信息为所在地域的产业发展、面向产业的投资行为、劳动力投入行为做出正确的引导，使信息成为使用者有效的分析工具，让信息化为县域经济的产业化提供更多的服务和支持。
参考文献
[1]万宝瑞．中国农业发展的思考与展望[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
[2]党国英．中国农业农村农民[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
新经济政策的特点和作用篇8
[关键词]次贷金融危机；宏观经济政策；经济体；新兴经济体
一、引言
始于2007年的次贷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至今仍处于恢复过程。Blanchard对次贷金融危机的分析比较悲观，认为次贷危机导致总需求减少、价格体系崩溃和贸易战等，这些反过来又加剧了危机。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验证了这一观点。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面前，宏观经济学家遭到了舆论和公众相当多的指责，学术界对此反思很多。Blanchardetal.认为，过去使用货币政策追求稳定的较低的通货膨胀可能限制了在衰退时期的政策空间，应更加重视金融管制的作用，财政政策也比过去认为的更加重要。L2JobsffeldandRogoff认为，次贷金融危机是多种因素的产物，例如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失误、信贷市场扭曲以及新兴市场对美国流动性的推动带来的房地产泡沫等。全球性危机影响到新兴经济体，其应对政策也和过去不同。JeongandKim认为，次贷金融危机条件下新兴经济体应该使用合理的国家政策干预经济，但不应采取贸易保护或者反全球化政策。BrahimaCoulibaly研究了次贷危机后新兴经济体的政策，认为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抵御危机的能力增加。
从国内的相关研究看，张晓晶分析了次贷金融危机后宏观经济学发展面临的一些问题，提出应该推进宏观经济学的融合、改造理性经济人假说、重建危机经济学、回归经济学的初衷“经世济用”。冯俊新等认为以后应更加强调金融部门的作用，更加重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宏观经济后果，更加重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有关风险衡量的测度。董昀提出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只能防止经济深度下滑，并不能带来经济长期繁荣，也不能帮助人们理解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特征，认为需要“回到熊彼特”，以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为基本框架来理解经济周期和金融危机，从而找到走出危机的治本之道。
理论是对现实的映射，在西方发达经济体出现问题并且在反思宏观经济学的背景下，我们还应该认识到目前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有可能考虑发达经济体特点而忽视了其他经济体。此外已有的文献多数是论述次贷金融危机的成因和传导机制，或者分开论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应对政策。本文主要使用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求同比较和求异比较等方法对中国经济和其他主要经济应对次贷金融危机的政策进行比较分析，进而提出一些启示。比较的方法虽然在经济学研究中广泛应用，但是多存在使用的误区，例如比较的时候没有考虑标准的统一性，没有保证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没有考虑到比较的前提是收敛一致等。
二、主要经济体的特征事实和危机前后经济政策比较分析
（一）特征事实比较
本文选择“金砖四国”（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为新兴经济体代表，这些国家的共同特征事实有：（1）处于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农村劳动人口逐渐转移到城市，人均产出不断提高，这一过程伴随经济的发展。（2）这些国家都经历了发展的曲折历程，不管是前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前殖民地国家和经历了发展陷阱的国家，都有发展经济不太成功的历史，尤其是俄罗斯和中国都经历较长时间的计划经济，政府习惯于对经济直接干预。印度和巴西则是前殖民地国家，深受前宗主国的影响。（3）这些国家无论发展程度高低，政策方面一般都注重对外开放，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大规模招商引资。（4）这些国家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较大，因为这些国家多为外向型经济，但由于积累了一定的外汇储备，同时由于政府财政状况也相对较好，这些因素决定了在面临危机的时候有一定的抵抗力。中国同其它新兴经济体相比，有的方面也有自己的特点：（1）中国的人口最多，国土面积幅员辽阔，东西部区域差别较大，这些都为实施财政政策提供了空间。（2）中国的国有企业资产总量远比这些新兴经济体多，国有企业介入的领域也更为广泛。（3）受益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基础设施和人力储备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
发达经济体主要位于北美和欧洲，具体讲是原来的7国集团（G7）：美、英、法、德、意、加、日。这些经济体的特点有：（1）稳态经济。同发展中国家处于一个趋同的过程不同，发达经济体处于一个稳态的过程，几乎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波动性都很小，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农业人口占比一般是20%左右，有的甚至仅有10%。（2）高度发达的要素市场。例如金融市场方面，全球主要交易市场都集中在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方面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人口抚养比稳定在50%左右，被雇佣者的话语权较大，劳动力市场比较灵活。（3）创新推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和创新能力增加使得农业和制造业这些传统产业在现代高科技的武装下重新焕发活力，例如美国借助现代农业技术使粮食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二战后至今美国在人力投入减少的情况下农业总产量已经翻了一番多。
经典教科书里面归纳的发达经济体的特征事实有：短期内投资的波动小于产出和消费的波动；长期内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以稳定的速度增长，产出和资本比例接近常数，工资增长率和产出增长率接近，资本和劳动的产出份额比例保持稳定的比例等等，这些特征已经被英国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数据验证。显然中国经济不符合这些特征，中国经济仍然是依靠投入要素来增加产出，而且在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情况下，劳动力增加不能持续。资本方面，不完善的金融体系配置资本的效率也较低，例如由于资本稀缺，资本的产出份额较高导致收入分配偏向资本，产出的快速增加并没有导致工资的相应增长。短期来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于缺少传导机制，往往没有直接的行政干预更有效，例如市场利率没有直接信贷控制更能影响企业行为，财政政策也由于地方政府的GDp锦标赛产生异化，有些方面导致了改革方向偏离市场化。
（二）宏观经济政策比较
本文使用世界银行wDi&GDF数据库的数据对巴西、中国、法国、德国、印度、俄罗斯、南非、英国和美国的最近十余年经济指标进行分析，尤其注重次贷金融危机前后的变化。
可以看出，除了2009年，新兴经济体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尤其是中国经济表现非常抢眼，次贷危机前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增长，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说明经济体本身需要一种调节，这样内外因结合，经济出现波动，波动幅度甚至大于危机起源国家。从时间上看2008年发达经济体就出现了负增长，拖累了全球经济。其它主要经济体在2009年几乎都是负增长，其中俄罗斯GDp更是下降了7.83%。
在价格水平方面，从消费者物价指数来看，涨幅最大的依次是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美国、中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发达经济体价格水平更稳定，说明发达经济体应对危机的货币政策的功能得到了有效发挥。新兴经济体在应对危机时虽也都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总供给减少造成价格水平增幅较大。
从数据整体来看，流动性指标m2/GDp在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差别，中国的数据和发达国家例如德国和英国的数据非常接近，因为这一比例和金融体系以及国民文化背景有关，而和货币政策的关系并不大。目前中国是否存在天量超发货币的争论实际上是个伪命题，因为是否在超发货币主要是指央行的基础货币，或者高能货币，但是实践上由于市场化和货币化加大了货币乘数，广义货币m2很大程度不是央行所决定的。危机前后对比，新兴经济体由于政策滞后，流动性更旺盛。
可见英美发达国家以及印度、南非等国主要是依靠所得税，而我国以及俄罗斯这种转轨经济体目前主要是流转税为主，这种不同的税收结构对于经济的激励效应也是不同的。流转税征收简便，但是容易导致逆向选择，只重视经济增长数量，忽视质量。此外税收的波动性较大，流转税在经济危机时期下滑较快，抑制了财政支出能力，不利于应对危机。目前主流的宏观经济学流派主要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前者侧重市场的自我修复，后者提倡政府的干预。这些学派在借鉴其他宏观经济学派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演变，事实上在很多方面已经达成了不少共识，例如都认可代表性个人的追求效用最大化以及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假设，都重视劳动力市场，都寻求把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增加一定的微观基础。当然也有明显的区别，例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更严格，更强调均衡分析和市场出清，结论和逻辑更严密，但是离实践似乎更远，和经济实践的数据拟合也不理想。
不管是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还是这些理论的发展和综合，理论都是来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属于这些经济学流派的经济学家也多数是在英美等发达经济体学习和工作。以次贷金融危机为例，一方面，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金融自由化，例如混业经营以及低利率政策导致了流动性过度，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加之金融监管的缺失，放任金融衍生品越做越复杂，最后出现次贷金融危机，所以错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主义；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认为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一直采用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这是凯恩斯主义熨平经济波动的思想体现，同时，政府干扰市场的运行让低收入者纷纷有其房，最终贷款出现了大量违约，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当今世界的经济政策很难用单纯的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来定位，更多的是兼而有之。在救市举措方面，各国政府在短期也是采取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管理总需求，但是长期更多的是依靠新古典主义政策，管理总供给。
三、次贷金融危机前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比较
（一）财政政策方面
总体上财政支出促进了经济社会和民生事业发展，当然也有问题，例如四万亿财政政策主要投向了国有企业部门和一些利益集团控制的垄断行业，政策反应虽然迅速，但是缺乏针对性，例如提升人力资本存量的公共健康支出就存在投入不足的问题。从图1来看，公共健康支出占GDp的比例，次贷危机后已经超过2%，但是仍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未来人口抚养比快速上升的情况下，劳动力数量增长放缓，必须提高人口质量和健康水平，从而提高人力资本存量，进而增加经济增长潜力。对于健康的投资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直接提升消费者的生活满意度，提升幸福感；二是增强消费者的身体素质，进而提高其收入，间接提升效用。这种终极追求显然会收敛，所以中国在公共健康方面的财政支出增长空间较大。
税收政策方面的财政政策由于直接作用到实体经济，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效应明显，尤其是涉及财政收入方面的政策经济主体的反应速度也比较快。减税计划由于分税制下各方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博弈制约，所以没有出台大规模的减税计划。相反由于财政支出的刚性和预算体制的制约，一些地区在中小企业纷纷倒闭的条件下还继续雪上加霜加大税收征缴力度，没有起到反经济周期的雪中送炭作用。
（二）货币政策方面
货币政策工具一般可以分为数量工具和价格工具。价格工具集中体现在利率或汇率水平的调整上；数量工具则更加丰富，如公开市场业务的央行票据、准备金率调整等，聚焦于货币供应量的调整。由于债券市场不健全，我国央行就经常发行定向票据或者实行有差别的准备金率；由于制度背景和历史文化背景，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非常有自己的特色，即使将来建成完善的市场经济仍会有自己的特点。中央银行法规定保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实践中必须衡量稳定价格水平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也即是失业还是通货膨胀哪个成本更大。
货币政策的前瞻性难度非常大，因为货币政策本身具有时滞问题，再加上很难对外部冲击做出精准研判，所以尽管中国在金砖四国里面反应还算迅速，但是事后来看仍有改进空间。例如2007年10月我国上证指数达到6000多点此后一路下滑，国际原油市场石油2008年7月每桶达到140多美元的高点后跌到30多美元。从2006年底到2008年6月几乎每月上调一次存款准备金率，在奥运会以后才开始改为下降存款准备金率。
实际利率如图2所显示，中国在大多数时间内都保持较低的实际利率，只有在2009年达到5.94%，一般为负利率水平，与俄罗斯类似。由于2009年应对危机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力度较大，2010-2011年有滞涨势头时，央行无法上调利率，只好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在外汇方面，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最近逐渐被贬值的预期代替，这恰好说明汇率市场化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而不是像1994-1996年那次严重的通货膨胀主要是因为没注意到对外经济部门的因素。
按照实际有效汇率计算，2005-2011年人民币币值已经上升21%，而同期美元则贬值13%，次贷危机后，美国实行了几轮货币宽松政策，降低基准利率和贴现率等，但是由于国际经济形势悲观，有可能出现整个全球经济的流动性陷阱，美元的贬值预期并不强烈，美国仍会保持宽松政策。
（三）其他政策例如法律手段、经济计划、产业政策、收入分配、科技创新政策等
收入分配方面长期以来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调，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滞后于经济增长，造成消费需求相对不足，这些问题随着经济结构变化会逐渐解决，例如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等结构性问题的解决需要公共财政在社会保障支出方面的政策调整。值得特别指出，实行上述所有政策都必须考虑和确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在市场失灵的领域，例如外部性、公共品、垄断、信息不对称等领域以及经济危机时期，这些都需要政府干预。目前国内存在政府微观干预过多的问题，中国的经济政策可以更多借鉴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由于出现次贷金融危机这种非常态的经济状况后，本来正在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往往会借口政府干预而中断，反而加大了政府的权力边界，但是非常规状态下的临时干预有一个退出问题，如果只有进入没有退出，那么所有的效应积累下来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会越来越大。另外还应区分长期和短期，经济体制改革属于制度经济学，但由于计划经济的思维惯性和其他原因导致中国的宏观调控和西方的宏观调控往往并不是一回事，有些是属于产业经济学范畴，例如媒体经常提出的“有保有压”就是产业管制。
四、结论与启示
在次贷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由于对外开放的水平较高，也受到其影响。本文使用比较的方法进行理论和实践的考察，通过比较中国和其他经济体的表现和应对政策以及中国自身在不同阶段的政策，认为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整体上取得了预期的成效，但是在一些具体的政策目标选择和工具使用等方面还需要完善。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仅仅要考虑到同其他国家的经济协调，考虑经典经济学理论给出的对策建议，更要思考本国独特的经济发展形势和阶段，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增长应该更注重刺激总供给，但是又要防止政府干预过多和企业重复建设。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需要一定的传导机制，利率市场化和公共财政均等化的目标应更快速地推进。金融市场是关键的一环，尤其是资本市场可以连接消费市场和要素市场，具有全局的意义。次贷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尽管表现为金融市场上的问题，但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在金融市场上的差距，继续发展衍生品市场和资本市场。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要素市场化不够，限制了宏观经济政策传导，甚至起到反作用。
新经济政策的特点和作用篇9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流派理论观点政策主张
一、现代主要西方经济学流派的划分
现代经济学一般指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以后流行于欧美国家和某些其他国家与地区，并一直延续至今的经济学说。
西方经济学理论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不断发展变化，并且衍生出许多具体的流派。各流派都有各自的理论观点及政策主张，他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有一致、又有冲突。按照现行的一般标准，基本上是以西方经济学家们对经济活动的基本指导原则，即以如何看待国家和市场对经济的作用为标准，将现代主要经济学流派主要分为两大类：国家干预主义的各流派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各流派。其中国家干预主义的主要流派有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流派、新剑桥学派等；经济自由主义的主要流派有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
二、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流派起源概述
1、凯恩斯主义。凯恩斯的经济思想最早属于英国剑桥学派，以研究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著称。1929―1933年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大萧条，而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却无法从理论上解释，更无法从政策上提出摆脱经济困境的办法。正是这场经济大危机使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36年他发表了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经济可以自动维持经济充分就业的主张，提出了一整套新的有效需求理论，并主张通过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以消除大规模失业、摆脱经济萧条。由于这些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被认为是对以马歇尔、庇古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的革命，所以称其为“凯恩斯革命”。这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也形成了以国家干预经济思想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长期占据主流地位。
在“凯恩斯革命”之后，为了学习、运用和推广凯恩斯提出的新理论、新方法，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对其理论进行了大量的注释、补充甚至改进，这些人形成了后凯恩斯经济学派。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凯恩斯经济学派形成了两大主要分支，一支是以美国经济学家为主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另一支是以英国经济学家为主的新剑桥学派。
2、新古典综合学派。被称为“凯恩斯时代”的20世纪40―6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此时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和观点逐渐回归，并渗透、融合进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于是新古典综合学派应运而生。新古典综合学派在理论体系最完整的体现就是1948年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此外，随着形势的发展，70年代后新古典综合学派还广泛吸纳了其他学派的观点。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出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平息了“凯恩斯革命”后西方经济学界的争论和分歧。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也基本上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折中的接受了。
3、新剑桥学派。新剑桥学派是“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在英国的重要分支。因为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而其理论又与以马歇尔为代表人物的剑桥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相背离，于是被称为新剑桥学派。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的理论结合起来，以弥补凯恩斯经济学的缺陷和不足，是对凯恩斯经济思想原意的歪曲，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倒退。他们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学是冒牌的凯恩斯主义。
三、经济自由主义主要流派起源概述
1、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现代货币主义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重要经济学流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然对刺激经济发展、缓和经济危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引起了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60年代通货膨胀继续发展，到70年代初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的局面。于是，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英美等国异军突起，他们自称是“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鼓吹货币的重要作用，主张以控制货币数量的金融政策来消除通货膨胀，保证经济的正常发展。但是现代货币主义者内部仍存在着分析方法、理论模型和假设条件的不同，无法将其看作完全统一的思想流派。因此，这里介绍的现代货币主义流派，主要是介绍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有关理论和政策主张。
2、理性预期学派。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并存的困境，战后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既无法解释，也无法解决该困境，因而陷入危机。而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在改变滞胀局面时，也没有出现人们所期待的效果，于是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派，这就是理性预期学派。由于理性预期学派的基本政策主张与其他坚持古典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和供给学派的基本理论主张大致类似，于是在实践中这些学派便以理性预期学派为主体逐渐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四、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流派观点及政策比较
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中，凯恩斯根据简单的国民收入理论得出经济中产品需求、劳动力需求和投资需求三大需求不足，即“有效需求不足”。正是由于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情况的存在，所以得出需求管理，即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但在具体政策主张上，凯恩斯又以“流动性偏好陷阱”的存在为依据，认为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因此，凯恩斯主张政府应该采用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而不重视货币政策。
而通观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理论，可以明显发现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理论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走的更远。其理论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在宏观方面接受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微观方面仍采取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其核心理论是对凯恩斯经济理论的重要解释，即希克斯―汉森（iS―Lm）模型。这是将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进一步细化，加入了货币市场分析后得到的经济模型。以该模型为依据，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同样重要。同时，“菲利普斯曲线”使他们在政策的应用上更为灵活，如果说凯恩斯时期的经济政策还较为保守的话，那么他们的经济政策已经成为较为激进的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
新剑桥学派自认为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正宗和嫡传。他们认为凯恩斯在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束缚中摆脱的并不彻底，他们一方面要弥补凯恩斯理论的不足，同时还要纠正“新古典综合”学派对凯恩斯理论的歪曲。在经济理论上，新剑桥学派在继承了凯恩斯的收入分配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在政策主张上，他们仍然主张实行政府干预，不主张实行自由放任，只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症结在于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和收入分配的失调，因此，经济政策制定的重点应该在调节收入分配、理顺阶级关系、创造社会稳定的经济环境来推动经济增长。
五、经济自由主义各流派比较
理性预期学派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实践中逐渐相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可见，他们有较深的历史渊源，其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也非常类似。这两个学派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理性预期学派更为激进一些。理论上，相对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增加了对理性预期的论述，因此政策主张上也更信奉经济自由。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政策主张上强调货币和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承认国家干预对经济确实存在一定的影响，即“经济政策长期是无效的，但短期还是有效的”。而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简言之，就是他们认为“经济政策不仅长期无效，短期也无效”。
六、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各主要流派主要观点及政策主张比较
1、货币需求理论的差异。两大类经济流派的根本不同在于关于货币需求的基本理论不同，进而产生后续一些推论与结论的差异。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又被称为“流动性偏好”理论，其货币需求方程为L=L1（Y）+L2（r）；而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又被称为货币数量论，其货币需求函数为m/p=f（y，w；rb，re，rm，dp/pdt；μ）。从以上两个重要的方程可以看出，凯恩斯认为货币需求L与收入Y和利率有关，而弗里德曼则认为货币需求m/p与收益与财富y，w和各种资产收益率rb，re，rm等主要因素有关。并且两个需求函数中收入Y和收益与财富y，w表示的含义是不同的，凯恩斯的Y表示绝对收入消费理论中的现期收入，在该理论中现期收入和消费存在一定比例关系，即现期消费随现期收入改变而变，进而收入改变消费，财政政策有效。而弗里德曼的收益与财富y，w则表示恒久收入消费理论中的恒久收入，该理论认为消费只与恒久收入有关，而与现期收入无关，即现期消费不会随现期收入变化而变化，进而收入无法改变消费，同时恒久收入又相对稳定，因此最终财政政策无效。弗里德曼还认为货币政策是有效的，但在长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无效的。所以，最好的经济政策应该是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即将货币供应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并根据经济增长率公开宣布并长期采用一个固定不变的货币供应增长率。
2、对菲利普斯曲线解释和理解的不同。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中较为典型的分歧在于对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解和解释。
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且凸向原点，这就意味着经济中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即通过适合的经济政策可以使经济达到一个预想的状态。
现代货币主义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随着时间推移在保持原有状态的情况下会发生移动，这就意味着经济中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只有在短期才存在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而长期这种关系并不存在。即经济政策只有在短期才能显示出作用，而随着时间推移，经济将会回到原始状态，也就是说政策长期无效。
理性预期学派比以上学派都更为激进。他们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且位于自然失业率的位置。这就是说除了自然失业率发生改变菲利普斯曲线会发生平移外，失业与通货膨胀不存在任何关系，即经济政策无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都没有任何的效果。
【参考文献】
新经济政策的特点和作用篇10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流派理论观点政策主张
一、现代主要西方经济学流派的划分
现代经济学一般指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以后流行于欧美国家和某些其他国家与地区,并一直延续至今的经济学说。
西方经济学理论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不断发展变化,并且衍生出许多具体的流派。各流派都有各自的理论观点及政策主张,他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有一致、又有冲突。按照现行的一般标准,基本上是以西方经济学家们对经济活动的基本指导原则,即以如何看待国家和市场对经济的作用为标准,将现代主要经济学流派主要分为两大类:国家干预主义的各流派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各流派。其中国家干预主义的主要流派有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流派、新剑桥学派等;经济自由主义的主要流派有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
二、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流派起源概述
1、凯恩斯主义。凯恩斯的经济思想最早属于英国剑桥学派,以研究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着称。1929—1933年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大萧条,而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却无法从理论上解释,更无法从政策上提出摆脱经济困境的办法。正是这场经济大危机使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36年他发表了着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经济可以自动维持经济充分就业的主张,提出了一整套新的有效需求理论,并主张通过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以消除大规模失业、摆脱经济萧条。由于这些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被认为是对以马歇尔、庇古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的革命,所以称其为“凯恩斯革命”。这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也形成了以国家干预经济思想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长期占据主流地位。
在“凯恩斯革命”之后,为了学习、运用和推广凯恩斯提出的新理论、新方法,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对其理论进行了大量的注释、补充甚至改进,这些人形成了后凯恩斯经济学派。20世纪
五、六十年代,后凯恩斯经济学派形成了两大主要分支,一支是以美国经济学家为主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另一支是以英国经济学家为主的新剑桥学派。
2、新古典综合学派。被称为“凯恩斯时代”的20世纪40—6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此时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和观点逐渐回归,并渗透、融合进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于是新古典综合学派应运而生。新古典综合学派在理论体系最完整的体现就是1948年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此外,随着形势的发展,70年代后新古典综合学派还广泛吸纳了其他学派的观点。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出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平息了“凯恩斯革命”后西方经济学界的争论和分歧。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也基本上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折中的接受了。
3、新剑桥学派。新剑桥学派是“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在英国的重要分支。因为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而其理论又与以马歇尔为代表人物的剑桥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相背离,于是被称为新剑桥学派。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的理论结合起来,以弥补凯恩斯经济学的缺陷和不足,是对凯恩斯经济思想原意的歪曲,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倒退。他们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学是冒牌的凯恩斯主义。
三、经济自由主义主要流派起源概述
1、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现代货币主义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重要经济学流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然对刺激经济发展、缓和经济危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引起了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60年代通货膨胀继续发展,到70年代初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的局面。于是,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英美等国异军突起,他们自称是“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鼓吹货币的重要作用,主张以控制货币数量的金融政策来消除通货膨胀,保证经济的正常发展。但是现代货币主义者内部仍存在着分析方法、理论模型和假设条件的不同,无法将其看作完全统一的思想流派。因此,这里介绍的现代货币主义流派,主要是介绍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有关理论和政策主张。
2、理性预期学派。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并存的困境,战后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既无法解释,也无法解决该困境,因而陷入危机。而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在改变滞胀局面时,也没有出现人们所期待的效果,于是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派,这就是理性预期学派。由于理性预期学派的基本政策主张与其他坚持古典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和供给学派的基本理论主张大致类似,于是在实践中这些学派便以理性预期学派为主体逐渐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四、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流派观点及政策比较
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中,凯恩斯根据简单的国民收入理论得出经济中产品需求、劳动力需求和投资需求三大需求不足,即“有效需求不足”。正是由于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情况的存在,所以得出需求管理,即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但在具体政策主张上,凯恩斯又以“流动性偏好陷阱”的存在为依据,认为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因此,凯恩斯主张政府应该采用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而不重视货币政策。
而通观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理论,可以明显发现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理论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走的更远。其理论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在宏观方面接受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微观方面仍采取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其核心理论是对凯恩斯经济理论的重要解释,即希克斯—汉森(iS—Lm)模型。这是将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进一步细化,加入了货币市场分析后得到的经济模型。以该模型为依据,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同样重要。同时,“菲利普斯曲线”使他们在政策的应用上更为灵活,如果说凯恩斯时期的经济政策还较为保守的话,那么他们的经济政策已经成为较为激进的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
新剑桥学派自认为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正宗和嫡传。他们认为凯恩斯在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束缚中摆脱的并不彻底,他们一方面要弥补凯恩斯理论的不足,同时还要纠正“新古典综合”学派对凯恩斯理论的歪曲。在经济理论上,新剑桥学派在继承了凯恩斯的收入分配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在政策主张上,他们仍然主张实行政府干预,不主张实行自由放任,只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症结在于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和收入分配的失调,因此,经济政策制定的重点应该在调节收入分配、理顺阶级关系、创造社会稳定的经济环境来推动经济增长。
五、经济自由主义各流派比较
理性预期学派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实践中逐渐相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可见,他们有较深的历史渊源,其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也非常类似。这两个学派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理性预期学派更为激进一些。理论上,相对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增加了对理性预期的论述,因此政策主张上也更信奉经济自由。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政策主张上强调货币和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承认国家干预对经济确实存在一定的影响,即“经济政策长期是无效的,但短期还是有效的”。而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简言之,就是他们认为“经济政策不仅长期无效,短期也无效”。
六、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各主要流派主要观点及政策主张比较
1、货币需求理论的差异。两大类经济流派的根本不同在于关于货币需求的基本理论不同,进而产生后续一些推论与结论的差异。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又被称为“流动性偏好”理论,其货币需求方程为L=L1(Y)+L2(r);而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又被称为货币数量论,其货币需求函数为m/p=f(y,w;rb,re,rm,dp/pdt;μ)。从以上两个重要的方程可以看出,凯恩斯认为货币需求L与收入Y和利率有关,而弗里德曼则认为货币需求m/p与收益与财富y,w和各种资产收益率rb,re,rm等主要因素有关。并且两个需求函数中收入Y和收益与财富y,w表示的含义是不同的,凯恩斯的Y表示绝对收入消费理论中的现期收入,在该理论中现期收入和消费存在一定比例关系,即现期消费随现期收入改变而变,进而收入改变消费,财政政策有效。而弗里德曼的收益与财富y,w则表示恒久收入消费理论中的恒久收入,该理论认为消费只与恒久收入有关,而与现期收入无关,即现期消费不会随现期收入变化而变化,进而收入无法改变消费,同时恒久收入又相对稳定,因此最终财政政策无效。弗里德曼还认为货币政策是有效的,但在长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无效的。所以,最好的经济政策应该是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即将货币供应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并根据经济增长率公开宣布并长期采用一个固定不变的货币供应增长率。
2、对菲利普斯曲线解释和理解的不同。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中较为典型的分歧在于对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解和解释。
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且凸向原点,这就意味着经济中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即通过适合的经济政策可以使经济达到一个预想的状态。
现代货币主义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随着时间推移在保持原有状态的情况下会发生移动,这就意味着经济中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只有在短期才存在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而长期这种关系并不存在。即经济政策只有在短期才能显示出作用,而随着时间推移,经济将会回到原始状态,也就是说政策长期无效。
理性预期学派比以上学派都更为激进。他们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且位于自然失业率的位置。这就是说除了自然失业率发生改变菲利普斯曲线会发生平移外,失业与通货膨胀不存在任何关系,即经济政策无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都没有任何的效果。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