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经济新政策篇1
【关键词】量化宽松；新兴市场；经济危机
一、美国量化宽松期间各新兴经济体产生经济危机的原因分析
1.新兴市场国家大量借贷美元的同时没有对冲美元头寸
2008年9月，美国实行了第一次量化宽松政策，简称Qe1，原计划为6000亿美元，但经济没有如预期复苏，于是美联储在2010年推出Qe2，两年后又推出Qe3，三轮量化宽松下来累计超过4万亿美元，是原计划的6倍，导致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扩张3倍。由于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使得美元在国际间借贷市场上受到热捧，大量增发的美元在新兴市场国家内泛滥。
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成长空间巨大，对于资金的需求量很高，相较于美联储1%的利率，全球大部分国家的利率都要明显高于这个数字，出于资金成本的考量，新兴市场国家内的贷款人都更倾向于美元贷款。但是在贷款的同时，大部分贷款人却忽略了利率风险这个重要因素，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不会一直延续下去，一旦联储回调利率，则贷款利息会显著增加引发利率风险，利率风险导致贷款人的资金流断裂无法偿还借款，继而引发违约风险。同时美元大量涌入新兴市场国家国内，会产生本币兑换的供不应求的现象，加大了汇率波动的风险。所以，各新兴市场国家的贷款人谨慎的做法应该是在借入美元资金的同时采取一些金融工具，如套期保值、利率远期互换等来为美元头寸做对冲。
然而根据国际结算银行在2014年9月的报告显示，在美国以外的美元债务总规模高达9.2万亿美元，其中新兴市场国家占5.7万亿，3.1万亿为美元贷款，2.6万亿为美元债券。以中国和印度为例，其中中国有1.4万亿的美元头寸暴露在外，而印度仅仅有15%的美元债务做了汇率风险对冲。2009年以来，由于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外溢效应导致了包括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世界范围内的流动性泛滥。全球债务增加了57万亿美元，总负债达到200万亿美元，总负债与总GDp的比率高达285%。经济的增长是以高负债为基础，负债成倒金字塔形，意味着在正常情况下，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现金流不足以满足负债需求。所以当10月份美联储宣布全面退出量化宽松，结束资产购买计划时，世界范围内包括新兴市场国家都由于美元的紧缩而面临巨大的流动性压力，市场反应激烈。在联储宣布消息的第二天，俄罗斯央行大幅加息150个基点至9.5%，经过暴涨后卢布/美元依然大跌，跌幅创6年来最大；欧元继2012年8月以来首次跌破1.25美元。美元的流动性紧缩造成其他货币的大幅贬值的压力。
2.新兴市场国家央行干预汇率的同时带来资产价格泡沫问题
事实上，在美联储实行量化宽松政策期间，大量美元涌入新兴市场国家给各国经济造成了两个难题：首先，外汇市场上大量美元争夺本币造成本币汇率升高，汇率升高意味着各国贸易出口价格竞争力降低，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份额下降，企业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同时本币升值也加大了国外投资人的投资成本，降低了外商的投资意愿，导致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增速和规模降低，严重时二者甚至会引发失业率大幅上升的社会问题。以中国为例，此前人民币一直存在着升值压力，尤其是其他新兴经济体受影响后，导致中国出口大幅下降，出口增长疲软。2009年，中国贸易出口额首次出现-19.3%的增长率，从2008年10月开始到2009年7月，中国的FDi指数连续10个月出现同比增长率为负的情况，中国国内有相当数量的以生产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产品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陷入经营困境。所以各国央行为避免此情况发生，开始入场干预汇率，最常采取的措施即为超发本币，提高本币的流动性，在市场上收购美元，从而压低本币汇率。
超发导致市场上本币供应量大增，根据费雪的交易方程式：mV=pt可知，货币流通速度与商品交易量一定，货币供给量越多，则商品价格越高，通货膨胀问题显现，所以量化宽松政策给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带来的第二个冲击即为资产价格泡沫问题的产生。本币升值与资产价格泡沫的矛盾性使得各国央行超发货币的行为变成了一把双刃剑，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在权衡之后都做出了保就业、保出口的选择，中国也不例外。但是中国在投放基础货币的同时又大幅提高商业银行在央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央票回笼多余资金，限制商业银行的放贷能力，从而缓解市场中资产价格泡沫的问题。
二、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
首先，量化宽松的退出将扭转因本币升值而给外贸出口行业带来的冲击，有利于各新兴市场国家国内出口行业的恢复，同时新兴市场美元储备资产缩水贬值的压力也将减小。其次，量化宽松的退出使得美元利率趋于上行，会造成严重依赖资本流入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出现资本外流的情况，资产价格泡沫很容易破裂，很长一段时间内新兴市场国家内的经济繁荣都与美元的海外投资联系紧密，一旦美联储宣布加息，资金回流到美国本土，对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复苏非常不利。同时，投资者对新兴市场货币的需求下降，导致各新兴市场国家的汇率大幅贬值，通货膨胀加剧，加之新兴市场上的联动效应，个别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崩溃易引发系统性危机。
国家经济新政策篇2
关键词：经济新常态财政政策新趋势
在我国经济的新常态背景下，国家对经济结构体系进行不断的优化，使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最大程度上发挥我国经济运行的有效功能，减缓我国的就业压力。可以看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要加大对财政政策的研究，分析财政政策对我国的经济结构体系的影响，找到我国财政政策在经济结构体系中的着力点与立足点，促进我国财政政策发展的新趋势。
一、经济新常态
在我国经济新型的发展阶段，经济进入了新常态。新常态的形成原因是因为经济发展的变化引起的，新常态的内涵就是新型的国家经济政策与发展思路。新常态指的是我国经济一种内在的发展趋势，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种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如果对经济的新常态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将会对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带来影响，出现无从下手的现象。新常态不仅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更是一种新的压力。
新常态一词最早是出现在美国一个探讨经济领域复苏的论坛中，用来总结发生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经济复苏的过程。在2014年，在河南进行考察工作时，第一次提出了新常态的概念，后来又在apeC的开幕上阐述了我国经济的新常态，主要是通过我国经济新常态下遇到的新形势、新特征、新思维、新举措以及新动力等角度，对我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特点、管理理念、背景以及措施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在我国经济的新常态下，会出现许多难题，而这些难题的形成原因，有的可能是因为较长时间的积累造成的，给经济的发展带来压力，但是，我们要有信心，应该看到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我国的经济还有更好、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经济新常态下的财政政策趋势
在2013年，我国公共的财政收入超过了十二万亿，同比增长了百分之十，在2014年，根据以往公共财政收入的工作报告，我国公共的财政收入有望超过十三亿。可是2012年以前，我国的公共财政收入一直是处于高速增长的阶段，自2012年以后，从以上的分析数据中可以看出，我国的公共财政收入已经开始走下行通道，公共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逐渐降低，特别是在2013年，中央银行的财政收入是稳定在最低的增长速度上面，有的甚至都没有达到最低的预期标准。在我国的财政收入增长逐渐变慢的过程中，2014年的财政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目前的财政状况进入了新常态，由原来高速的增长速度变为低速的增长速度。为了更好的发展我国经济，在经济新常态下需要看到财政积极的一面，不可以失去信心。国家需要制定适合经济在新常态下发展的财政政策，改善我国经济的财政收入状况。财政政策是一个从短期的需求管理下，推进经济结构体系发展的改革，我国财政政策的新趋势，是建立在科学发展观的前提下，由积极的财政政策思想转变为稳健的财政政策思想，重新对财政政策进行定位。
因为宏观的经济政策已经不再适合现在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发展，所以需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减小我国财政收入的财政赤字，并在当前经济新常态下，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姿态，调动更多的可用资源。在经济新常态下的财政政策还要树立并且落实科学发展观，用改革来促进经济的增长，还要用改革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根据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我国的财政政策需要向经济体制方向进行拓展和改革，采用新型的税收制度，推动我国收入分配相关制度的改革，也推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在财政政策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我国的公共服务功能是它的一个重要的着眼点，要做好公共服务功能的建设，推动我国公共财政制度的发展，财政政策是公共财政制度的先导。为了我国经济在新常态下，能够更好的发展，要做好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财政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决策机制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进一步提高财政政策科学化、民主化的水平。
三、结束语
因为我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所以要树立和落实好科学发展观，在新常态下财政政策需要确定新的发展趋势。经济新常态下的财政政策必须要做好服务全局的准备，努力提高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而且也要注重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将经济发展方向的转变、结构体系的改革以及公共服务与长时间的改革目标连接起来，做好财政政策的全面优化。经济新常态下财政政策的新趋势，会在我国经济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所以做好财政政策的落实工作，可以促进我国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国家经济新政策篇3
【摘要】在当下新兴经济体盛行的时代，人口老龄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人口老龄化也会影响货币政效力。根据有关研究可知，人口老龄化能够削弱货币政策的效力，而且其对社会的影响也是极不对称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老龄化对于货币政策效力的影响也将愈来愈明显。针对新兴经济体来说，想要得到发展就必须要采取多样的货币政策来改变人口老龄化给社会所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货币政策效力；新兴经济体
一、引言
全球很多国家的人口结构都开始呈现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人口老龄化是当下全球人口结构所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老龄化的产生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当下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并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处于中坚力量的年轻人开始变得不堪重负。中国目前正处于一种新兴经济体中：发展速度较快；劳动力正在增长；资源储量十分丰富；国内的发展势态稳定，相关政策创设出了较为自由的经济发展环境；同时消费力也正在增长，外部资金动向也在朝中国发展。新兴经济体国家要采取多种经济政策来消除人口老龄化带给经济的影响，我们对其进行了简单的研究。
二、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人口老龄化是指社会人口中的年轻人的比例减少老年人的比例增多的一个社会现象[1]。在当下，很多国家都相继出现了人口老龄化的现象，当然也包括了我们中国。根据相关研究的数据我们可以清楚的了解到，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呈现出一个向上增长的趋势，并且根据已有数据可知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了老年型的社会。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战争使得人口锐减，在国家的大力宣传下人口得到了激增，而这时我们看到人口剧增所导致的许多问题，在这时，我国施行了计划生育，有效的遏制住人了口的增长，但如今由于人口结构呈现老龄化趋势，为了我国未来的发展，我国放开了二胎政策。虽然这无法立刻将我国老龄化的趋势进行有效的扼制，但是这是为国家的未来投资。当下，年轻人的压力越来越大，一对夫妻不仅要赡养四个老人，还要抚养两个孩子，这会使得青年人出现很多心理问题，社会要重点关注这一群体，为我国顺利度过老龄化而不断努力。当下，整个社会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原因经济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中国尽管处于新兴经济体的行列中，但是以后是否会因为人口老龄化而影响到经济的发展也是未知的。当下，只有运用多种方法来发展经济，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人口老龄化对国家经济的影响。
三、人口老龄化对货币政策效力的影响
根据有关方面的研究，人口老龄化能够削弱货币政策效力，且会影响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所以国家在应对老龄化影响经济问题时，不应仅局限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应该发展多种途径来减少人口老龄化对货币政策效力的影响。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够更好的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可以采取经济上对于货币政策上的宏观调控，同时对于市场的发展给予大力支持。大力的发展经济，从各个方面来减少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中国人口老龄化越加明显，需要国家的高度重视。在改变当下境况时，我国不能照搬别国的方法，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其差异，根据不同的货币政策，需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来改变当下所处的窘境。新兴经济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每一个新兴经济体国家必须在控制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同时保证自身的发展。尽管老龄化对于社会、经济各方面都存在着影响，若要使其继续的健康发展对于人口结构有着一定的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正在逐步的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新兴经济体很有可能面临着未富先变老的境况。新兴经济体虽然发展速度快，但会因为老龄化造成经济回冷的现象，目前美联储Qe缩减，西方国家发展上升等因素都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造成影响。通过调整货币政策，经济发展的态势得到了有效调控，如何规避老龄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从而适应新兴经济体发展，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四、基于新兴经济体的实证分析
根据网络数据模型分析，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人口老龄化会影响市场对货币的需求。根据相关发达国家的数据，政策对通货膨胀率的调控效果会被人口年龄的结构所影响。有关学者发现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使得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以及失业率的可替代性都在不断的降低之中，这很有可能影响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目标。同时人口老龄化对于货币的供应量、财政赤字方面等都存在着显著的影响。货币政策传导影响着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就是中央银行使用一些货币政策的需要工具以最终改变政策目标得以有所改变。所以，在货币政策传导的方面，货币政策使用的一般做法是采取构建目标或者构建模型从而对于中介变量冲击的脉冲的响应值，通过该种方法来形成对货币政策效力的一个度量。但是，传统的模型因为参数不会有所改变，没有办法捕捉到冲击效果的变化，这一方面不适合进行人口年龄结构方面的联系。近期发现的时变向量自回归模型能够很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根据有关数据我们可知，发现了人口老龄化上升了1.2%其通货膨胀的效应就会下降0.9%，并且这一结果仅适应于发达国家，在剔除发展中国家的样本后显著性明显。根据以上的实证分析，在新兴市场下在货币目标政策上以及中介变量上的特征来说。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对于利率更加关注，利用货币政策来稳定当下的基本物价，调整汇率的波动。但是在新兴经济体下，其重要的目标就是国家经济上的增长，并且汇率的波动情况趋于平稳的趋势。所以在选择货币政策或者在选择中介目标时，需要对于利率、货币的供应量以及汇率都要进行相关的考虑分析。这些都是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间存在的差异。
五、结束语
总之，在人口老龄化影响下，包括中国的新兴经济体需要通过多方面的努力来改变当下的人口老龄化对于货币政策效力的削弱问题。使得扩张性货币政策能够发挥起作用，使得社会的经济不会因为老龄化的原因而停滞不前甚至是下滑。对于当下的问题要从多个方面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能总局限于一处。人口老龄化是全社会所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需要各行各业的人们共同来努力，加快社区老年服务建设、发展公共养老福利设施、健全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以及积极发展老龄产业都将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做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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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邹瑾，张静娴.人口老龄化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基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分析[J].时代金融，2016，(02):7-8.
[3]周源，唐晓婕.人口老龄化与货币政策有效性[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5):25-32.
国家经济新政策篇4
关键词：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区域经济政策
中图分类号：F119.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5-0034-03
区域政策是区域经济政策的简称，又称地区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等，区域政策的提出依据的基本思路是政府干预主义，致力于解决区域问题与协调区域利益矛盾。中国的区域经济政策催生了一个个特殊经济区，特殊经济区的发展又推动了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我国特殊经济区的最新表现形式。
一、我国区域经济政策演化
区域政策是根据区域差异而制定的以协调区域间关系和区域宏观运行机制的一系列政策之和，在宏观层次上影响着区域的发展。由于区域政策是一门动态性很强的学科，在不同的体制背景、不同的发展阶段下，会有不同的区域政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态势，制定了不同的区域政策。从均衡发展到非均衡发展转型，从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转型，从抑制城市化向快速发展城市化转型，从城市经济向城乡统筹转型，从区域优先向区域创新转型，这一系列区域政策的演进与发展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中国改革开发放后区域经济政策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向东倾斜、沿边沿江重点开发、协调发展、全方位改革试点4个阶段。其中，前三个阶段主要以大量优惠政策带动区域发展，后一阶段则需要“内源式”制度创新推动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各方面齐头并进。其具体的划分可以通过表1体现。
二、我国特殊经济区建设
（一）特殊经济区的概念
特殊经济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特殊经济区一般指一定经济区域在某一方面或多方面有别于一般经济区；狭义的特殊经济区则指一个国家为达到促进本国或本地区经济发展等目的，在其管辖范围内专门划定并实施特殊政策，形成有特殊功能的经济区域。在中国，狭义特殊经济区指深圳为代表的5个经济特区，广义特殊经济区则包括：经济特区、沿海沿边沿江开发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
（二）我国区域政策与特殊经济区的关系
区域政策具有两个不可分割的特征：第一，地区倾斜——即对选定地域单位予以利益补助，只有当各区域受到不同水平的政府支持的权利让与时，区域政策才存在。第二，区域政策的集中化——区域政策始终是一个“来自上面”的政策，但并不意味着它是中央政府才持有的特权。这两个特点是中国区域政策的灵魂。改革开放之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制，将经济发展的重点指向东部沿海地区，由中央政府对于沿海地区施以大量的优惠政策。随着重点发展区域的变化，中国区域经济政策也根据所选区域的特点和现状而动态变化。
伴随着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的动态发展，特殊经济区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交织在一起，相互促进，并且与改革开放政策体现出一种共时性特征。共时性的本意在于说明是非因果关系事件在时间上的神秘同步性，这里我们用来指特殊经济区发展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决策的同步性。特殊经济区在中国的发展，表现为与改革开放的静态共时性特征。从最早的经济特区，一直到现在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特殊经济区的设立和发展始终与中国的区域经济政策的发展交织在一起，相互促进。
中国的特殊经济区伴随着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一路发展至今，经历了东部优先发展、沿边沿江战略、区域协调发展几个阶段。现如今，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经济发展问题，而是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多方面问题日益突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国特殊经济区也发展出了新的形式，即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三、特殊经济区新形式——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改革开放30年，特殊经济区的发展就是制度创新的过程，从最初经济特区自上而下“摸着石头过河”，率先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到浦东新区建设时由中央政府直接宣布和推动的重大举措，再到如今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提出给予“先行先试”，渡让部分中央权力到地方政府，将改革范围延伸到经济领域以外，已经触及改革的“深水区”。可以说，改革已经到了最重要的阶段。
（一）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设立
1.设立原因。经过近30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取得了令世人震惊的成绩，“特区”也一直是对外开放的排头兵。在如今特区的特殊政策淡化之后，我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各方面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有了一个基本框架，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体制障碍逐渐体现出来，出现了新的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格局，致使现在的改革不再具有明显的“红利性”，而且往往是出台一项政策如果使一部分人受益，就会使另一部分人受损。继续改革所面临的复杂性、艰巨性、风险性大大增强，因而对于改革的配套性、综合性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一种适应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及其与之对应的改革发展模式——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应运而生。
2.设立目的。中国经济开始寻求在质上的转变，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力求综合地解决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出现的复杂问题。每个试验区由于其位置和设立初衷的不同，都有各自明确的发展目标和希望解决的问题。例如，上海浦东新区的发展目标是建立制度完善、运行高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天津滨海新区的目标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动环渤海区域经济增长；武汉都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是为了探索“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路径；成渝试验区的发展目标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的体制机制；厦门市是深化两岸交流合作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义乌市是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温州市是金融改革试验区。而在各分区目标之上，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还有一个最终目标，通过在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内形成一种制度自发创新的机制，制度空间内的参与主体通过权衡制度变迁的成本和收益，决定有利的制度产生，取代原有的缺乏效率的制度，而克服改革过程中所存在的阻碍经济运行效率最大化的体制障碍，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内涵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一个全新的事物，还没有统一的界定。学术界认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含义应该是顺应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内在要求，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国家所建立的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动力，以全方位或专题性改革试点为主要特征，对全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深远影响的试验区。”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第一，“国家层面”。将试验区上升到国家层面，基于试验区“先行先试”的自主制度创新权，通过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对全国的区域经济发展起到“带动和示范”作用。第二，“综合配套改革层面”。指改革不再是若干分散的单项改革，而是综合配套改革、专题性改革，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处理好方方面面的交互关系，以期实现多层面、立体式协调发展。第三，“试验区层面”。指综合配套改革的“先试、先行”，选出特定的经济区在社会经济与生活的各方面进行改革试验，通过“试验”积累经验，在取得一定成效之后全面铺开，着眼于“制度创新”，以“立”为主，以全面制度体制建设的方式推进改革，即能减少风险，又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发展。
（三）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与以往经济特区的异同
1.二者相同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对以往改革的深化和进一步发展。它和以往经济特区都是通过改革试验来摸索进一步发展的经验，都是要解决一个在不清楚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将要遇到风险的情况下，如何通过逐步探索和“试错”来不断前进的问题，即如何“过河”的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改革都是以具体国情为出发点的，这就决定了不管是以往的改革形式还是最新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其设立之前都没有完全可供借鉴的模板，都是采取选择一些试点城市或者区域进行“试错”，经过试点成功后再推广。
2.二者的差异。根据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或自身理性程度的提高，人们会不断提出对新制度的需求，以实现预期增加的收益。当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基本均衡时，制度是稳定的；当现存制度不能使人们的需求满足时，就会发生制度变迁。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对以往改革模式的深化和反思，它们之间存在着六个方面的不同之处。
一是设置区域不同。试验区域的选择，既根据体制改革的需要，又根据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存在需要。试验区与以往的改革在区域安排上都不具有随机性，而是按照一定的条件和规则进行选取。改革初期资源和物质条件的限制，也为把失败的影响降至最低，初期经济特区位置没有选择在经济实力较强的区域，而是选择在了经济水平较低的、偏居一隅的地区。另外，发展外向型经济，特区就需要放在沿海地区。作为国家或区域新的经济增长极，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区域选择应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可以承受得住体制变革所带来的冲击和改革的成本，并且在全国或区域性的影响力和示范效应。具有明显的区域综合优势，具有极强的区域创新能力，这就又要求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选址靠近或者直接位于科技实力雄厚的地区。
二是给予政策不同。经济特区之所以“特”，在于国家赋予了这些地区一系列优惠政策，如特殊的关税政策、所得税政策、外贸政策、金融政策、投资政策、土地使用政策、人员出入境政策、比较大的经济活动自等等。试验区与老经济特区相比较，其共同点都是在现有的基础上给予各种优惠政策，推动局部优先发展，而后带动区域发展的创新发展模式，但是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并没有获得中央给予的实体优惠政策。例如，中央对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采取了“三不”政策，即一分钱不给，一个项目没有，一条财税优惠政策没有，而与此同时赋予了“先行先试权”。赋予制度创新方面先试先行的优先权，使地方能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乃至行政体制的探索中拥有更大的自。
三是设立背景不同。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国际化程度极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国民经济有序发展”，而与市场脱节的计划，常成为国民经济正常发展的扰乱因素。经过30多年的改革，我国国际化水平、市场化程度和人民生活都大大提高，单纯注重经济增长的单项式改革所引发的新的矛盾已经超出了经济领域，成为了阻碍继续改革的社会矛盾。经济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区域差距、贫富差距、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约束、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等问题制约着经济的继续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正是针对上述问题进行分门别类试验及促进这些方面的改革，如探索“统筹城乡”的成渝试验区，探索“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试验区。
四是最终目的不同。我国最初设立经济特区的目的是希望凭借优惠的经济政策和鼓励措施来吸引境外投资者进入特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进一步带动中国经济，借此国家能够观察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体系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并评估经济特区实验所带来的得失。而新特区设立的核心在于“综合配套改革”，其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在于改变多年以来形成的单纯强调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城乡关系、土地开发、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推进改革，形成相互配套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积累经验，为全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提供示范性和带动性作用。
五是发展初始条件不同。新中国成立后，实施了“优先发展内地”，向“三线”地区倾斜的区域政策。奠定了西部工业化的基础，但是基于政治导向的区域政策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问题，导致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边缘化和各大经济区封闭发展、重复投资及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化问题。经济特区设立在当时较为落后的沿海地区，这就造成了特区设立之初面临着大量的问题，资金严重不足，基础设施几乎没有，国内质疑不断，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需要试点城市对于改革成本有足够的承受能力，又需要对所在区域甚至全国产生影响和示范作用。因此，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所选城市或区域都是具有极强经济实力，城市建设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地区，并且试验区可以说获得了自上而下的支持。
六是对周围地区的影响不同。经济特区的发展主要依靠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以吸引国家总体资源向特区内部的聚集，由此带来特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因此，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了其他地区的发展为代价，相对剥夺了其他地区的发展资源和机会。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发展的同时特别侧重区域协调和城乡一体化的概念，以不侵犯其他地区利益为原则，通过较强的辐射作用带动和影响周围地区共同发展，从而实现区域一体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宏伟目标。
国家经济新政策篇5
关键词：列宁；“新经济政策”；市场；国家资本主义；合作制
1921年春开始，在列宁的领导下，苏俄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列宁晚年，为什么要实施经济政策，怎么样通过新经济政策推动落后的俄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一直是列宁最关心的问题。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在实践中不断的发展，重温这段重要的历史，对更好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十月革命后，为了应对严重的国内军事、政治和经济危机，俄共（布）实施余粮征集制，对工商企业进行广泛的国有化，消灭商品货币，代以实物交换和分配，实施强制义务劳动等，史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它有效的保证了苏维埃政权在战争中能够集中人力物力战胜敌人。然而，战争威胁减轻后，俄共（布）却并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直接控制，希望以此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在国内战争后，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被提上日程。1920年4月,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决议，提出了首先从工业入手,从而恢复国民经济[1]。1920年12月，列宁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但在战时共产主义强化的条件下，经济与政治形式却日益恶化。到1921年春天，苏俄政权面临的危机，竟然较内战时更为严重。1921年5月，列宁回顾说，“1920年秋季和冬季……没有完全有保证的和足够的粮食储备,国家就根本无法全神贯注地有步骤地进行恢复大工业的工作。”
恢复工业计划的失败促使了列宁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他认识到农业因为受到余粮收集制的影响，农民生产没有积极性，必须首先解决好农民问题，才能重启经济重建，实现工农联盟。“1921年春天形成了这样的政治形势：要求必须立即采取迅速的、最坚决的、最紧急的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提高他们的生产力。”这样，列宁开始考虑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1920年11月30日，列宁起草的《人民委员会关于直接税的决定草案》，第一次提出要研究是否“把余粮收集制改为实物税”。1921年3月，在喀琅施塔得暴动的推动下，俄共（布）十大形成决议，正式决定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这标志着新经济政策启动。
列宁写道，“新经济政策的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使我们开始建设的新经济……同千百万农民赖以为生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向纯社会主义形式和纯社会主义分配直接过渡，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如果我们不实行退却，即把任务限制在较容易完成的范围内，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转向间接过渡的结果。
二
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思考，始于粮食税，继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市场的认识，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认识和对农业合作社的认识，最后形成了一个内在有机联系的政策体系。目的是经济上解决工业化与农村发展的矛盾，政治上巩固工农联盟，开辟了一条向社会主义间接过渡的道路。
首先，通过粮食税，进而发展到对自由贸易和市场的新认识。新经济政策的起点是实行粮食税。它使农民在完成固定的实物粮食税后，可以利用市场自由处理自己的余粮。1921年4月，列宁在《论粮食税》中写道，“粮食税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过渡”，“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在这一限度内，流转对我们是有利的”。他认为“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有千百万小生产者存在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
列宁最初的设想，国家需要的粮食，主要通过粮食税和工农业产品的商品交换两种途径完成。这里的商品交换，实际上是在国家监督下，以实物交换方式进行，从而绕开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自由贸易，避免滋生资本主义的因素。列宁认为，这是一种有意义的暂时退却。
然而，由于当时苏俄消费工业十分落后，国家拿不出足够的工业品与农民进行交换。粮食税反而导致1921年6月以后的粮食危机。到1921年秋天，列宁意识到应当“要作最坏的打算”，允许让农民通过自由贸易，在市场上自由的交换余粮，承认货币为媒介的流通。这是“第二次退却”。“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还退的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至此，新经济政策的全貌展现。在这个意义上，有的研究者认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开始时间也可以界定为1921年秋天。
由于自由贸易在农业和地方小工业领域的成功，列宁进一步考虑利用市场发展国营企业，指出“国营企业也在改行所谓经济核算，实际上就是在相当程度上实行商业的和资本主义的原则。”“目前已有少数企业开始实行商业核算制度，按自由市场的价格支付工资”。到1921年12月，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对当时的经济特点总结是:“国内市场的形成”和“货币交换的发展”，提出要“以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来掌握市场，并且有系统的通过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确切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把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的工作掌握在自己手中”[1]，要求国有工业“适应市场条件和市场竞争的方法”[1]。
其次，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早在1918年5月，列宁第一次指出苏俄在过渡时期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2）小商品生产；（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他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大大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这是第一”，“国家资本主义中没有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期中“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
新经济政策开始后，列宁对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和一般的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区别。“我们在我国实行的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资本主义……我们掌握了一切经济命脉，我们掌握了土地，它已归国家所有。这一点是很重要的。”1922年3月，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作出了明确定义：“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我们能够加以限制，能够规定其范围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是同国家联系着的，而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
列宁还在《论粮食税》中探讨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四种具体形式：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和租借制。列宁认为，租让制具体方式是“我们和最文明的西欧资本主义直接订立正式的书面合同”，它是苏维埃国家同外国资本家进行经济合作，获得先进技术和资本的方式。“我们给世界资本主义一定的“贡赋”，在某些方面向他们“赎买”……使我们的经营的条件得到改善。”合作制此时也被列宁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之一。它指把小商品生产者联合起来的，“在小农国家里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而不是工人合作社”。合作制资本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列宁认为，“租让的基础是大机器生产，合作社的基础则是手工的、部分甚至是宗法式的小生产”。“由租让向社会主义过渡，是由一种大生产形式向另一种大生产形式过渡。由小业主合作社向社会主义过渡，则是由小生产向大生产过渡。”代购代销是“国家把作为商人的资本家吸引过来，付给他们一定的佣金，由他们来销售国家的产品和收购小生产者的产品”，而租借制是“国家把国有的企业或油田、林区、土地等租借给企业资本家，而且租借合同与租让合同极为相似”。这些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作用是让“我们”懂得“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方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
列宁认为，在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前提下，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俄当时主要的小生产形式先进，它能够在更大的社会化基础上组织工农业产品交换，提高科技和管理水平。他希望在引入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的同时，通过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竞赛，激活国有大工业，壮大社会主义经济，最终战胜小私有经济和资本主义。列宁写道，“我们宣布新经济政策后，提到日程上来的竞赛和比赛，是一场严重的竞赛……这是两个不共戴天的敌对阶级斗争的又一斗争形式。”这样，在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应当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最后实现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列宁说，“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当利用资本主义（特别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
最后，列宁对合作社的理解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维埃俄国脱胎于一个小农国家。粮食税政策的提出，使列宁进而思考如何预防小农生产具有的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寻求“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式组织小农，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此前，列宁曾提倡过共耕制、集体农庄等，但效果都不明显，这促使他对合作社进行了重新的评价。1921年春，列宁提出合作社虽然具有自发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它是一种社会化的组织形式，“‘合作制’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不同，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变种”，“合作社这一商业形式比私营商业有利，有好处……合作社便于把千百万居民联合起来，组织起来，而这种情况，从国家资本主义进一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角度看，又是一大优点。”有研究者认为，列宁在1921年5月的《论粮食税》中，指出了“粮食税—资本主义的发展—合作制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样一条发展脉络。
俄国的农业合作社在一战前就有所发展，但战时共产主义使已有的合作组织严重萎缩。1920年1月1日，俄国有3.05万个合作社，到11月下降为仅1.3万个。在新经济政策的鼓励下，农业合作社得以恢复发展，到1923年，达到到3.12万个。1921年春天，列宁认为“合作社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而“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这里所说的不是工人合作社，而是小农国家中占优势的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必然产生出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时所提倡的合作社，更多是消费合作社，几乎在整个1921年，农业合作社还没有从消费合作社中分离出来。
随着合作社范围的扩大，列宁对合作社也有了全新的认识。1923年1月，在《论合作社》中，列宁写道，“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我们向作买卖的农民让了步，即向私人买卖的原则让了步;正是从这一点（这与人们的想法恰恰相反）产生了合作制的巨大意义……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列宁认为，“而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在肯定了合作社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后，他还认为合作社发展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要采取积极支持、稳步前进的方针。这样，列宁对小农经济如何联合走向社会主义形成了自己明确的思路。
三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并且一直在发展和深化。从粮食税开始，列宁的思考逐步围绕了一条主线，即对利用市场，以及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认识。
列宁认为，必须利用市场与自由贸易，激活工农业经济的联系。市场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是部分复活了资本主义因素，允许自由贸易和市场发展，有利于建立工农业之间的联系，刺激农民生产，改善工厂经营状况。而允许高于小农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成长，有利于刺激工业恢复与发展，有利于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形成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良性竞争格局，提高经济效率。它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有利于实现小农为主体的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的间接过渡。
列宁又认为，自发的市场意味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因此必须对之进行必要的限制和管理，必须努力促进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竞赛中逐步战胜资本主义和小资本主义因素，这样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1918年，列宁曾指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这种对小生产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的警惕，实际上一直在影响列宁和俄共（布）的决策者。列宁认为，实施自由贸易、商业精神和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都是一种“暂时的后退”，必须退得“适度”，并在适当的时机，重新转入“进攻”，即实施更具有直接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
1921年秋天，列宁主张从当年春天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初的粮食税和商品交换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退到以货币为媒介的流通。“1921年春季,我们在经济方面实行了退却，我们在1921年的秋冬和1922年初，还要继续退却”。但到了1922年3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转而提出，“我们已经退了一年。我们现在应当代表党宣言：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退却已经结束，现在的问题是重新部署力量。”“资本家为了发财致富建立了同农民的经济结合；为了加强我们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实力，你也应该建立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这样我们就能战胜私人资本家。”
新经济政策的产生是在国内矛盾激化，特别是农民暴动的刺激下，比较仓促启动的，并没有形成完善的改革方案，实际上是“边做边总结”，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认识。新经济政策出台之初，领导集团无法准确估计“向新经济政策退却”的思想将怎样付诸实施，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经济和思想问题，在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中出现了恐慌。一些县的党组织甚至认为，列宁提出的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措施是向资产阶级投降，引发了退党潮。另外，缺乏实施新政策的管理机关。没有谁可以依靠，只能靠原来的粮食工作者，而他们又肩负着取缔余粮收集制的任务。向农民解释清楚现在是实行粮食税而非余粮收集制本身，就是件困难的事情。新经济政策实施一年后列宁发现，“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
新经济政策引入了市场机制，部分的复活了资本主义，其逻辑前提是承认商品经济的效率合理性。实际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是影响人们对新经济政策理解的最深层因素。市场机制对于社会主义，是仅仅可以暂时利用的，还是一种长远的制度安排，这是新经济政策走到一定阶段必须回答的核心问题。但刚刚革命后的苏俄，彻底接受市场经济的原则，是很多革命者无法认同的。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一直在努力划清界限：“什么是从法律上满足任何公民与目前经济流转有关的要求，什么是滥用新经济政策”，而两者之间模糊的界限，使政策的执行经常处于摇摆之中。
1921年12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的思想做出决议，认为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这说明当时列宁将市场的作用已经提升到相当的高度。但同年11月16日，列宁给格·马·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新经济政策不是要改变统一的国家经济计划，不是要超出这个计划的范围，而是改变实现这个计划的办法。”这表明列宁认为市场实际上仍然只是计划的补充，虽然是十分重要的补充。事实上，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经济中的市场化程度总体上仍然是比较薄弱的。德米特连科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20世纪20年代政治经济的一种趋势和因素。当时存在着两种基本要素的矛盾：一是居主导地位的国家所有制同无产阶级专政的行政管理系统和思想意识形态，二是的非社会主义(非公有制)的体制，它要求相应的经济方式和有效的自我保护机制。上述二者各有自己的发展逻辑，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合作及冲突，而新经济政策的这种性也就决定了它的（夭折）命运”。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使苏俄在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下得以恢复，作为反危机措施，它是比较成功的，表现为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农民暴动消退，国家经济迅速恢复，并且开始与西欧的部分经济联系，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更重要的是，它探索了在落后国家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贡献。
然而，由于列宁领导苏俄经济建设时间太短，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仍然在发展之中，新经济政策的各方面措施的意义和价值仍然未能在党内形成共识。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至少要执行一二十年。1921年5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决议也强调，新经济政策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但由于新经济政策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政策之间巨大的差别，使党内主流对它的真正含义和地位有明显的分歧。新经济政策究竟是一种策略性政策，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模式，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
在执行新经济政策的20世纪20年代，苏联经济总体较好，但时有起伏，如1923年出现销售危机，1926年出现商品荒，1928年出现粮食收购危机等。戈里诺夫认为，新经济政策时期，苏俄“同世界经济缺乏正常的（甚至在保留对外贸易垄断的条件下）经济联系”，存在“城乡在技术方面（生产力的工业性和非工业性）、组织方面（大生产和小生产）、政治经济方面（社会主义和小商品成分）及其他方面的明显差距”。这实际上与市场不健全和经济生活的行政化有直接的联系。列宁逝世后，党内发生的激烈的权力与路线斗争，政治上走向高度的集权化和官僚化，这都使市场取向的新经济政策外在环境日益严峻。随着斯大林在党内斗争中胜出，以及加速工业化战略的提出，政策开始转向。1928年冬天，粮食危机再次深化，斯大林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历史证明，这并不是偶然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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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经济新政策篇6
一、辩证地看等国际税收竞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主权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国政府在运用宏观政策管理经济的过程中，必须面对变化的社会、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际税收竞争，它的存在使得主权国家自主改革税收制度和运用税收政策的能力遇到新的挑战。国际税收竞争的一个直接效应就体现在对一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影响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税制改革普遍采取减税政策和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税收竞争趋势有直接的关系，国际财税理论界也加强了对国际税收竞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因此，必须对国际税收竞争的这些影响深入加以分析。
一方面，国际税收竞争尤其是恶性税收竞争的目的在于吸引非居民税基，把生产要素与经济活动引向本国。优惠的税收措施将会影响跨国企业的投资决策和经营地点的选择，从而使富有流动性的资本、金融及其服务业从高税负国转移到低税负国。如果各国都竞相参与减税竞争而未受到任凭约束，流动性较强的经济活动将从各国税基中消失。进而，国际税收竞争会扭曲税负的分布，引发新的不公平。在现代社会中，税收不仅是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补偿，同时也是作为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财力。因此，在经济活动国际化的背景下，各国必须确保税收收入的相对稳定。如果不是通过减少财政支出来弥补上述税基受侵蚀造成的财政损失，则只有对流动性弱的生产要素及经济活动课以重税。显然，这种税收负担的转移降低了税收制度的公平性。
另一方面，利用包括减税在内的税收竞争手段参与国际竞争属于一国主权。一国有权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课税安排，包括其税收优惠措施的设置。尤其是在全球资本市场已基本形成，各国货币政策运行受损的情况下，税收政策更是成为各国实现短期稳定和长期结构调整的重要工具。因而，主动减低税收负担参与国际税收竞争，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同时防止本国资本外流，发展国内经济，也是提高一国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手段。研究发现，那些选择通过向其他企业和公民征收较少税收收入进行竞争的国家里，经济增长得更快，而选择由高税收筹集资金的大政府和更多服务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就要慢一些。可以说，国家之间合理的税收竞争已成为一国有效分配资源的可选择的重要手段之一。此外，适度国际税收竞争也将有利于税收中性原则的贯彻。通常认为，高税率、歧视性的课税范围和不规范的税制内容都将作用于经济，影响纳税人的决策和行为，从而破坏税收中性。而在税收竞争潮流的冲击下，各国纷纷实行了一系列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的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税收对经济活动包括对劳动、储蓄和投资的扭曲作用。如果基于全球视角，将全球视为一个共同市场，税率的降低带来的全球性税负减少从整体数量上削减了税收的额外负担，从而使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内得以优化，提高了国际经济效率；扭曲作用的削弱还源于税基的扩大。税基的扩大拓宽了税收政策工具调节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歧视性课税范围对纳税人经济行为的诱导作用。
因此，必须坚持对税收竞争进行客观、全面、辩证、发展的理解：税收竞争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下国际税收关系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这是税收国家主权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但过度的税收竞争将反而阻碍经济全球化进程。因而走“税收竞争----税收协调”之路是未来国际税收关系应取的趋向。简言之，坚持国际税收竞争的辩证观是考察宏观税负问题的重要也发点。
二、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新态势
当前国际税收竞争已出了不少新动向，而这与国际资本流动新特点与国际经济形势日趋严重这两方面密切相关。最近几年，国际资本流向最突出的特征是全球资本持续、大规模流入美国，导致美国金融市场长期繁荣，并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但自2000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出现了许多变化。美国近年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开始放缓，所谓“新经济”乐观氛围下带来的股票市场价格上扬开始了价值回归的过程，金融市场动荡不断。欧洲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各国自身经济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有确定性而增长乏力。日本则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而陷入长时期的衰退，对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来说，金融危机造成的阴影还未退去，出口乏力和内需不足依然严重。
在这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市场也面临着新一轮的调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谋求通过各种方式吸引国际资本，刺激国内投资和需要，拉动经济增长。而税收工具则成为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重要组织部分。当前的世界经济正在引发新一轮的大规模减税运动。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税收竞争已成为提升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环节。
就发达国家而言，其减税的主要目标是刺激国内市场消费和投资，振兴经济。美国国会于2001年第5月底通过了今后10年内减税1.35万亿美元的法案，其重点是削减个人所得税。在全部减税金融中，个人所得税占近65%。这一减税法案希望不仅能拉动消费而且将对技术创新和中小企业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加拿大在2000年的财政预算中制定了一个五年的税收计划，这项计划将减税580亿加元。其主要措施包括降低税率与其他减税的措施，期待在未来5年内使加拿大公司税率与西方主要工业国税率大体持平。法国在2000年9月开始在今后三年中采取一系列减税措施，减税总额估计高达1200亿法郎。减税涉及到个人所得税、公司税、汽车印花税、石油内部产品税以及社会保险分摊费等五个税种。德国在2000年5月通过了一揽子措施来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的方案，规定到2005年为止，每年削减450亿马克的税收，以此来促进德国的经济增长。而日本也于近期考虑采取包括减税在内的各种措施，以刺激低迷的股市和增强消费信心。
就新兴市场国家与地区而言，其减税主要是为了吸引外资流入，以解决金融危机过后经济重建过程中出现的资金供给的巨大制品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大量资金的问题。东南来国家的减税和税收优惠的实施力度尤为强劲。印尼政府在2000年提出了以税收优惠为核心的新的外资政策。新加坡对生产和研究开发领域的设备投资采取了减税政策，较大幅度地降低了外资企业的税负。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政府吸引外资的新政策也基本上是围绕新一轮减税的竞争而展开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巴西、匈牙利、俄罗斯等也纷纷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的减税和税收优惠政策。发巴西允许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而制定自己的税收优惠政策，各州可根据实际情况向外资提供高于联邦政府确定的优惠政策等。
总而言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和现代世界市场经济所固有的供求矛盾的加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进行新一轮的减税改革，一求吸引外资，二求刺激国内经济。这种减税运动客观上造成了国际税收竞争的加剧。这说明，在新的经济环境中，税收政策越来越成为政府对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但必须注意的是，这种减税是和税制规范和优化结合在一起的。税收中性、收入公平分配以及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等多重原则之间的有效结合日益成为各国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过程中所致力实现的目标。
三、应对国际税收竞争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持续性
研究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态势的现实意义是多重的，这不仅包括我们应积极应对国际税收竞争挑战，合理适度地运用税收竞争政策，也包括应加快税制改革与完善的步伐，合理地确定宏观税负水平。笔者在这里要说明的主要观点是，我们应结合国际税收竞争的新态势，从税收在我国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中的内在作用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国际财税背景这一新角度，来研究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
什么是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不少学者都发表了很好的观点，在笔者看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至少可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这一政策在执行时效应的最大化，二是这一政策在执行时风险的最小化，三是这一政策的适时调整乃至转换。从总体上说，我国自1998年以来执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这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或已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并加以完善。其一，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是有目共睹的，从中国特定历史条件出发，以发债作为主要形式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遏制通货紧缩趋势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这既表现在我们对这一政策实施妆对当时形势的准确判断，又表现在我倦该政府执行中对政策取向与政策组合的合理选择。其二，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控制，这几年的实践也已证明是成功的。中央对于这种带有阶段性、应急性特点的财政政策，已经明确指出并充分考虑到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财政风险，在发债空间的把握、国债项目建设质量的保证、抑制通货紧缩趋势与防范通货膨胀新苗头并重、短期财政政策运用与财政资源长期可供给性的协调等方面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绩。其三，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是一政策持续成功的重要方面，这几年成功的实践包括了对这一政策力度的控制、具体措施的选择、与稳健货币政策等相关政策的配合等。与此同时，我们对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与长期财政平衡观的辩证关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并逐步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来研究在一一历史条件下积极财政政策的转换问题。
在充分认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也应看到，从如何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这一特定角度出发，特别是随着积极财政政策运用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现有的政策组合选择中仍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许多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提出了不同的建议。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完整的财税政策组合，积极财政政策必须充分考虑税收作用。只有充分发挥税收作用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可持续性才是完备的，因此应将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内在化于积极财政政策之中，并结合税收这一内在因素的外部环境变化来调整积极财政政策。应该说，税收在近年来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与宏观调控中已经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为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提供了财力支持，我们实行了鼓励投资与消费的一系列税收措施，出口退税体制的不断改进与运作也收到了良好的效应。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并论证了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暂时不采用减税手段作为积极财政政策方式之一的客观性。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从税收角度来考虑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我们要充分注重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对积极财政政策进行调整的必要性，清醒认识以举债为主要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可能积聚的财政风险，认真探讨对宏观税负水平进行必要调整是否会有助于积极财政政策发挥最大效应。
具体说来，适时考虑运用一定减税方式来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组合，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前述国际税收竞争加剧带来的外在压力，这一环境变化要求我们要适当降低宏观税负水平。笔者认为，结合国际税收竞争的新态势进行税制改革和适度减税是保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重要环节。其一，适当减税将有利于积极财政政策效应的更好发挥，税制设置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因素，一个良好、有效的减税方案可以增加企业的活力，从而在增加产出扩张经济的同时，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取得动态的同步增长。其二，应将减税和规范税制的改革同步进行。针对我国当前现实，减税有可能在短期进一步加万里我国的财政困难，因此，必须深化税制改革，规范税制，加强征管，有效保证必要的税收收入。其三，考虑到国际税收竞争的压力，适当减税，参与合理的税收竞争可以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对有利地位，是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下对经济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减税、规范税制和扩大公共开支相互配合、同步实施的做法将会加强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体现政策工具相机选择的稳定性，从而提高财政安全度，并达到在中长期有效发挥财政调控职能的作用。
在合理适度减税和规范税制改革的具体操作上，一是应减轻企业所得税负；二是加快将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的步伐；三是减免高新技术产业税收负担；四是适当降低消费税税率，鼓励汽车和住房等耐用品的消费；五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制，扩大征收范围，实行分类和综合所得税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体系；六是在降低税率和取消个别税种的同时，适时开征一些新税种，加强税收对经济的调控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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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安体富：“税收应在宏观调控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税务报》，2000年第4期。
6.邓力平：“经济全球化、wto与我国税制改革”，《税务研究》，2000年第4期。
7.邓力平：“经济全球化、wto现代税收发展”，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8.邓力平：“经济热点都与税收有关”，《中国税务报》2000年3月20日。
9.邓力平：“当前研究税负问题应考虑的几个因素”，《福建税务》，2001年第3期。
10.邓力平陈涛：“当代西方国际税收竞争理论评述”，《亚太经济》，2001年第7期。
11.邓力平陈涛：“研究我国宏观税负的国际背景”，《亚太经济》，2001年第4期。
12.陈贺菁：“关于税收竞争的若干思考”，《税务研究》，2001年第2期。
国家经济新政策篇7
一、辩证地看等国际税收竞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国政府在运用宏观政策管理经济的过程中，必须面对变化的社会、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际税收竞争，它的存在使得国家自主改革税收制度和运用税收政策的能力遇到新的挑战。国际税收竞争的一个直接效应就体现在对一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影响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税制改革普遍采取减税政策和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税收竞争趋势有直接的关系，国际财税理论界也加强了对国际税收竞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因此，必须对国际税收竞争的这些影响深入加以分析。
一方面，国际税收竞争尤其是恶性税收竞争的目的在于吸引非居民税基，把生产要素与经济活动引向本国。优惠的税收措施将会影响跨国企业的投资决策和经营地点的选择，从而使富有流动性的资本、金融及其服务业从高税负国转移到低税负国。如果各国都竞相参与减税竞争而未受到任凭约束，流动性较强的经济活动将从各国税基中消失。进而，国际税收竞争会扭曲税负的分布，引发新的不公平。在现代社会中，税收不仅是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补偿，同时也是作为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财力。因此，在经济活动国际化的背景下，各国必须确保税收收入的相对稳定。如果不是通过减少财政支出来弥补上述税基受侵蚀造成的财政损失，则只有对流动性弱的生产要素及经济活动课以重税。显然，这种税收负担的转移降低了税收制度的公平性。
另一方面，利用包括减税在内的税收竞争手段参与国际竞争属于一国。一国有权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课税安排，包括其税收优惠措施的设置。尤其是在全球资本市场已基本形成，各国货币政策运行受损的情况下，税收政策更是成为各国实现短期稳定和长期结构调整的重要工具。因而，主动减低税收负担参与国际税收竞争，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同时防止本国资本外流，发展国内经济，也是提高一国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手段。研究发现，那些选择通过向其他企业和公民征收较少税收收入进行竞争的国家里，经济增长得更快，而选择由高税收筹集资金的大政府和更多服务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就要慢一些。可以说，国家之间合理的税收竞争已成为一国有效分配资源的可选择的重要手段之一。此外，适度国际税收竞争也将有利于税收中性原则的贯彻。通常认为，高税率、歧视性的课税范围和不规范的税制内容都将作用于经济，影响纳税人的决策和行为，从而破坏税收中性。而在税收竞争潮流的冲击下，各国纷纷实行了一系列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的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税收对经济活动包括对劳动、储蓄和投资的扭曲作用。如果基于全球视角，将全球视为一个共同市场，税率的降低带来的全球性税负减少从整体数量上削减了税收的额外负担，从而使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内得以优化，提高了国际经济效率；扭曲作用的削弱还源于税基的扩大。税基的扩大拓宽了税收政策工具调节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歧视性课税范围对纳税人经济行为的诱导作用。
因此，必须坚持对税收竞争进行客观、全面、辩证、发展的理解：税收竞争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下国际税收关系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这是税收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但过度的税收竞争将反而阻碍经济全球化进程。因而走“税收竞争----税收协调”之路是未来国际税收关系应取的趋向。简言之，坚持国际税收竞争的辩证观是考察宏观税负问题的重要也发点。
二、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新态势
当前国际税收竞争已出了不少新动向，而这与国际资本流动新特点与国际经济形势日趋严重这两方面密切相关。最近几年，国际资本流向最突出的特征是全球资本持续、大规模流入美国，导致美国金融市场长期繁荣，并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但自2000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出现了许多变化。美国近年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开始放缓，所谓“新经济”乐观氛围下带来的股票市场价格上扬开始了价值回归的过程，金融市场动荡不断。欧洲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各国自身经济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有确定性而增长乏力。日本则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而陷入长时期的衰退，对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来说，金融危机造成的阴影还未退去，出口乏力和内需不足依然严重。
在这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市场也面临着新一轮的调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谋求通过各种方式吸引国际资本，刺激国内投资和需要，拉动经济增长。而税收工具则成为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重要组织部分。当前的世界经济正在引发新一轮的大规模减税运动。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税收竞争已成为提升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环节。
就发达国家而言，其减税的主要目标是刺激国内市场消费和投资，振兴经济。美国国会于2001年第5月底通过了今后10年内减税1.35万亿美元的法案，其重点是削减个人所得税。在全部减税金融中，个人所得税占近65%。这一减税法案希望不仅能拉动消费而且将对技术创新和中小企业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加拿大在2000年的财政预算中制定了一个五年的税收计划，这项计划将减税580亿加元。其主要措施包括降低税率与其他减税的措施，期待在未来5年内使加拿大公司税率与西方主要工业国税率大体持平。法国在2000年9月开始在今后三年中采取一系列减税措施，减税总额估计高达1200亿法郎。减税涉及到个人所得税、公司税、汽车印花税、石油内部产品税以及社会保险分摊费等五个税种。德国在2000年5月通过了一揽子措施来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的方案，规定到2005年为止，每年削减450亿马克的税收，以此来促进德国的经济增长。而日本也于近期考虑采取包括减税在内的各种措施，以刺激低迷的股市和增强消费信心。
就新兴市场国家与地区而言，其减税主要是为了吸引外资流入，以解决金融危机过后经济重建过程中出现的资金供给的巨大制品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大量资金的问题。东南来国家的减税和税收优惠的实施力度尤为强劲。印尼政府在2000年提出了以税收优惠为核心的新的外资政策。新加坡对生产和研究开发领域的设备投资采取了减税政策，较大幅度地降低了外资企业的税负。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政府吸引外资的新政策也基本上是围绕新一轮减税的竞争而展开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巴西、匈牙利、俄罗斯等也纷纷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的减税和税收优惠政策。发巴西允许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而制定自己的税收优惠政策，各州可根据实际情况向外资提供高于联邦政府确定的优惠政策等。
总而言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和现代世界市场经济所固有的供求矛盾的加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进行新一轮的减税改革，一求吸引外资，二求刺激国内经济。这种减税运动客观上造成了国际税收竞争的加剧。这说明，在新的经济环境中，税收政策越来越成为政府对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但必须注意的是，这种减税是和税制规范和优化结合在一起的。税收中性、收入公平分配以及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等多重原则之间的有效结合日益成为各国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过程中所致力实现的目标。
三、应对国际税收竞争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持续性
研究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态势的现实意义是多重的，这不仅包括我们应积极应对国际税收竞争挑战，合理适度地运用税收竞争政策，也包括应加快税制改革与完善的步伐，合理地确定宏观税负水平。笔者在这里要说明的主要观点是，我们应结合国际税收竞争的新态势，从税收在我国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中的内在作用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国际财税背景这一新角度，来研究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
什么是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不少学者都发表了很好的观点，在笔者看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至少可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这一政策在执行时效应的最大化，二是这一政策在执行时风险的最小化，三是这一政策的适时调整乃至转换。从总体上说，我国自1998年以来执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这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或已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并加以完善。其一，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是有目共睹的，从中国特定历史条件出发，以发债作为主要形式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遏制通货紧缩趋势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这既表现在我们对这一政策实施妆对当时形势的准确判断，又表现在我倦该政府执行中对政策取向与政策组合的合理选择。其二，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控制，这几年的实践也已证明是成功的。中央对于这种带有阶段性、应急性特点的财政政策，已经明确指出并充分考虑到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财政风险，在发债空间的把握、国债项目建设质量的保证、抑制通货紧缩趋势与防范通货膨胀新苗头并重、短期财政政策运用与财政资源长期可供给性的协调等方面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绩。其三，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是一政策持续成功的重要方面，这几年成功的实践包括了对这一政策力度的控制、具体措施的选择、与稳健货币政策等相关政策的配合等。与此同时，我们对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与长期财政平衡观的辩证关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并逐步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来研究在一一历史条件下积极财政政策的转换问题。
在充分认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也应看到，从如何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这一特定角度出发，特别是随着积极财政政策运用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现有的政策组合选择中仍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许多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提出了不同的建议。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完整的财税政策组合，积极财政政策必须充分考虑税收作用。只有充分发挥税收作用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可持续性才是完备的，因此应将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内在化于积极财政政策之中，并结合税收这一内在因素的外部环境变化来调整积极财政政策。应该说，税收在近年来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与宏观调控中已经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为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提供了财力支持，我们实行了鼓励投资与消费的一系列税收措施，出口退税体制的不断改进与运作也收到了良好的效应。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并论证了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暂时不采用减税手段作为积极财政政策方式之一的客观性。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从税收角度来考虑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我们要充分注重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对积极财政政策进行调整的必要性，清醒认识以举债为主要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可能积聚的财政风险，认真探讨对宏观税负水平进行必要调整是否会有助于积极财政政策发挥最大效应。
具体说来，适时考虑运用一定减税方式来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组合，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前述国际税收竞争加剧带来的外在压力，这一环境变化要求我们要适当降低宏观税负水平。笔者认为，结合国际税收竞争的新态势进行税制改革和适度减税是保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重要环节。其一，适当减税将有利于积极财政政策效应的更好发挥，税制设置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因素，一个良好、有效的减税方案可以增加企业的活力，从而在增加产出扩张经济的同时，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取得动态的同步增长。其二，应将减税和规范税制的改革同步进行。针对我国当前现实，减税有可能在短期进一步加万里我国的财政困难，因此，必须深化税制改革，规范税制，加强征管，有效保证必要的税收收入。其三，考虑到国际税收竞争的压力，适当减税，参与合理的税收竞争可以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对有利地位，是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下对经济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减税、规范税制和扩大公共开支相互配合、同步实施的做法将会加强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体现政策工具相机选择的稳定性，从而提高财政安全度，并达到在中长期有效发挥财政调控职能的作用。
在合理适度减税和规范税制改革的具体操作上，一是应减轻企业所得税负；二是加快将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的步伐；三是减免高新技术产业税收负担；四是适当降低消费税税率，鼓励汽车和住房等耐用品的消费；五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制，扩大征收范围，实行分类和综合所得税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体系；六是在降低税率和取消个别税种的同时，适时开征一些新税种，加强税收对经济的调控职能。■
参考文献：
1.“‘深化税制改革中的税收负担问题’理论研讨会发言摘要”，《税务研究》，2001年第4期。
2.“漂移的金山----国际资本流向新一轮调整透视”，《?望》，2001年第7月2日版。
3.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宏观部：“财政政策‘积极’的路还要走多远”，《财政与税务》，2000年第3期。
4.刘溶沧：“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分析与政策评价”，《中国财政理论前沿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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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邓力平：“经济全球化、wto与我国税制改革”，《税务研究》，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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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邓力平：“经济热点都与税收有关”，《中国税务报》2000年3月20日。
9.邓力平：“当前研究税负问题应考虑的几个因素”，《福建税务》，2001年第3期。
10.邓力平陈涛：“当代西方国际税收竞争理论评述”，《亚太经济》，2001年第7期。
11.邓力平陈涛：“研究我国宏观税负的国际背景”，《亚太经济》，2001年第4期。
12.陈贺菁：“关于税收竞争的若干思考”，《税务研究》，2001年第2期。
国家经济新政策篇8
[关键词]次贷金融危机；宏观经济政策；经济体；新兴经济体
一、引言
始于2007年的次贷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至今仍处于恢复过程。Blanchard对次贷金融危机的分析比较悲观，认为次贷危机导致总需求减少、价格体系崩溃和贸易战等，这些反过来又加剧了危机。2010年欧洲债务危机验证了这一观点。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面前，宏观经济学家遭到了舆论和公众相当多的指责，学术界对此反思很多。Blanchardetal.认为，过去使用货币政策追求稳定的较低的通货膨胀可能限制了在衰退时期的政策空间，应更加重视金融管制的作用，财政政策也比过去认为的更加重要。L2JobsffeldandRogoff认为，次贷金融危机是多种因素的产物，例如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失误、信贷市场扭曲以及新兴市场对美国流动性的推动带来的房地产泡沫等。全球性危机影响到新兴经济体，其应对政策也和过去不同。JeongandKim认为，次贷金融危机条件下新兴经济体应该使用合理的国家政策干预经济，但不应采取贸易保护或者反全球化政策。BrahimaCoulibaly研究了次贷危机后新兴经济体的政策，认为并没有像以前那样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抵御危机的能力增加。
从国内的相关研究看，张晓晶分析了次贷金融危机后宏观经济学发展面临的一些问题，提出应该推进宏观经济学的融合、改造理性经济人假说、重建危机经济学、回归经济学的初衷“经世济用”。冯俊新等认为以后应更加强调金融部门的作用，更加重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宏观经济后果，更加重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有关风险衡量的测度。董昀提出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只能防止经济深度下滑，并不能带来经济长期繁荣，也不能帮助人们理解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特征，认为需要“回到熊彼特”，以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为基本框架来理解经济周期和金融危机，从而找到走出危机的治本之道。
理论是对现实的映射，在西方发达经济体出现问题并且在反思宏观经济学的背景下，我们还应该认识到目前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有可能考虑发达经济体特点而忽视了其他经济体。此外已有的文献多数是论述次贷金融危机的成因和传导机制，或者分开论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应对政策。本文主要使用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求同比较和求异比较等方法对中国经济和其他主要经济应对次贷金融危机的政策进行比较分析，进而提出一些启示。比较的方法虽然在经济学研究中广泛应用，但是多存在使用的误区，例如比较的时候没有考虑标准的统一性，没有保证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没有考虑到比较的前提是收敛一致等。
二、主要经济体的特征事实和危机前后经济政策比较分析
（一）特征事实比较
本文选择“金砖四国”（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为新兴经济体代表，这些国家的共同特征事实有：（1）处于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农村劳动人口逐渐转移到城市，人均产出不断提高，这一过程伴随经济的发展。（2）这些国家都经历了发展的曲折历程，不管是前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前殖民地国家和经历了发展陷阱的国家，都有发展经济不太成功的历史，尤其是俄罗斯和中国都经历较长时间的计划经济，政府习惯于对经济直接干预。印度和巴西则是前殖民地国家，深受前宗主国的影响。（3）这些国家无论发展程度高低，政策方面一般都注重对外开放，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大规模招商引资。（4）这些国家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较大，因为这些国家多为外向型经济，但由于积累了一定的外汇储备，同时由于政府财政状况也相对较好，这些因素决定了在面临危机的时候有一定的抵抗力。中国同其它新兴经济体相比，有的方面也有自己的特点：（1）中国的人口最多，国土面积幅员辽阔，东西部区域差别较大，这些都为实施财政政策提供了空间。（2）中国的国有企业资产总量远比这些新兴经济体多，国有企业介入的领域也更为广泛。（3）受益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基础设施和人力储备已经形成相当的规模。
发达经济体主要位于北美和欧洲，具体讲是原来的7国集团（G7）：美、英、法、德、意、加、日。这些经济体的特点有：（1）稳态经济。同发展中国家处于一个趋同的过程不同，发达经济体处于一个稳态的过程，几乎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波动性都很小，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农业人口占比一般是20%左右，有的甚至仅有10%。（2）高度发达的要素市场。例如金融市场方面，全球主要交易市场都集中在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方面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人口抚养比稳定在50%左右，被雇佣者的话语权较大，劳动力市场比较灵活。（3）创新推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和创新能力增加使得农业和制造业这些传统产业在现代高科技的武装下重新焕发活力，例如美国借助现代农业技术使粮食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二战后至今美国在人力投入减少的情况下农业总产量已经翻了一番多。
经典教科书里面归纳的发达经济体的特征事实有：短期内投资的波动小于产出和消费的波动；长期内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以稳定的速度增长，产出和资本比例接近常数，工资增长率和产出增长率接近，资本和劳动的产出份额比例保持稳定的比例等等，这些特征已经被英国和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数据验证。显然中国经济不符合这些特征，中国经济仍然是依靠投入要素来增加产出，而且在刘易斯拐点出现的情况下，劳动力增加不能持续。资本方面，不完善的金融体系配置资本的效率也较低，例如由于资本稀缺，资本的产出份额较高导致收入分配偏向资本，产出的快速增加并没有导致工资的相应增长。短期来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于缺少传导机制，往往没有直接的行政干预更有效，例如市场利率没有直接信贷控制更能影响企业行为，财政政策也由于地方政府的GDp锦标赛产生异化，有些方面导致了改革方向偏离市场化。
（二）宏观经济政策比较
本文使用世界银行wDi&GDF数据库的数据对巴西、中国、法国、德国、印度、俄罗斯、南非、英国和美国的最近十余年经济指标进行分析，尤其注重次贷金融危机前后的变化。
可以看出，除了2009年，新兴经济体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尤其是中国经济表现非常抢眼，次贷危机前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增长，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也是罕见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说明经济体本身需要一种调节，这样内外因结合，经济出现波动，波动幅度甚至大于危机起源国家。从时间上看2008年发达经济体就出现了负增长，拖累了全球经济。其它主要经济体在2009年几乎都是负增长，其中俄罗斯GDp更是下降了7.83%。
在价格水平方面，从消费者物价指数来看，涨幅最大的依次是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美国、中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发达经济体价格水平更稳定，说明发达经济体应对危机的货币政策的功能得到了有效发挥。新兴经济体在应对危机时虽也都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是总供给减少造成价格水平增幅较大。
从数据整体来看，流动性指标m2/GDp在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差别，中国的数据和发达国家例如德国和英国的数据非常接近，因为这一比例和金融体系以及国民文化背景有关，而和货币政策的关系并不大。目前中国是否存在天量超发货币的争论实际上是个伪命题，因为是否在超发货币主要是指央行的基础货币，或者高能货币，但是实践上由于市场化和货币化加大了货币乘数，广义货币m2很大程度不是央行所决定的。危机前后对比，新兴经济体由于政策滞后，流动性更旺盛。
可见英美发达国家以及印度、南非等国主要是依靠所得税，而我国以及俄罗斯这种转轨经济体目前主要是流转税为主，这种不同的税收结构对于经济的激励效应也是不同的。流转税征收简便，但是容易导致逆向选择，只重视经济增长数量，忽视质量。此外税收的波动性较大，流转税在经济危机时期下滑较快，抑制了财政支出能力，不利于应对危机。目前主流的宏观经济学流派主要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学派，前者侧重市场的自我修复，后者提倡政府的干预。这些学派在借鉴其他宏观经济学派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演变，事实上在很多方面已经达成了不少共识，例如都认可代表性个人的追求效用最大化以及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假设，都重视劳动力市场，都寻求把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增加一定的微观基础。当然也有明显的区别，例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更严格，更强调均衡分析和市场出清，结论和逻辑更严密，但是离实践似乎更远，和经济实践的数据拟合也不理想。
不管是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还是这些理论的发展和综合，理论都是来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属于这些经济学流派的经济学家也多数是在英美等发达经济体学习和工作。以次贷金融危机为例，一方面，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金融自由化，例如混业经营以及低利率政策导致了流动性过度，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加之金融监管的缺失，放任金融衍生品越做越复杂，最后出现次贷金融危机，所以错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主义；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认为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一直采用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这是凯恩斯主义熨平经济波动的思想体现，同时，政府干扰市场的运行让低收入者纷纷有其房，最终贷款出现了大量违约，导致金融危机的发生。当今世界的经济政策很难用单纯的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来定位，更多的是兼而有之。在救市举措方面，各国政府在短期也是采取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管理总需求，但是长期更多的是依靠新古典主义政策，管理总供给。
三、次贷金融危机前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比较
（一）财政政策方面
总体上财政支出促进了经济社会和民生事业发展，当然也有问题，例如四万亿财政政策主要投向了国有企业部门和一些利益集团控制的垄断行业，政策反应虽然迅速，但是缺乏针对性，例如提升人力资本存量的公共健康支出就存在投入不足的问题。从图1来看，公共健康支出占GDp的比例，次贷危机后已经超过2%，但是仍大大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未来人口抚养比快速上升的情况下，劳动力数量增长放缓，必须提高人口质量和健康水平，从而提高人力资本存量，进而增加经济增长潜力。对于健康的投资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直接提升消费者的生活满意度，提升幸福感；二是增强消费者的身体素质，进而提高其收入，间接提升效用。这种终极追求显然会收敛，所以中国在公共健康方面的财政支出增长空间较大。
税收政策方面的财政政策由于直接作用到实体经济，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效应明显，尤其是涉及财政收入方面的政策经济主体的反应速度也比较快。减税计划由于分税制下各方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博弈制约，所以没有出台大规模的减税计划。相反由于财政支出的刚性和预算体制的制约，一些地区在中小企业纷纷倒闭的条件下还继续雪上加霜加大税收征缴力度，没有起到反经济周期的雪中送炭作用。
（二）货币政策方面
货币政策工具一般可以分为数量工具和价格工具。价格工具集中体现在利率或汇率水平的调整上；数量工具则更加丰富，如公开市场业务的央行票据、准备金率调整等，聚焦于货币供应量的调整。由于债券市场不健全，我国央行就经常发行定向票据或者实行有差别的准备金率；由于制度背景和历史文化背景，我国的货币政策操作非常有自己的特色，即使将来建成完善的市场经济仍会有自己的特点。中央银行法规定保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实践中必须衡量稳定价格水平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也即是失业还是通货膨胀哪个成本更大。
货币政策的前瞻性难度非常大，因为货币政策本身具有时滞问题，再加上很难对外部冲击做出精准研判，所以尽管中国在金砖四国里面反应还算迅速，但是事后来看仍有改进空间。例如2007年10月我国上证指数达到6000多点此后一路下滑，国际原油市场石油2008年7月每桶达到140多美元的高点后跌到30多美元。从2006年底到2008年6月几乎每月上调一次存款准备金率，在奥运会以后才开始改为下降存款准备金率。
实际利率如图2所显示，中国在大多数时间内都保持较低的实际利率，只有在2009年达到5.94%，一般为负利率水平，与俄罗斯类似。由于2009年应对危机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力度较大，2010-2011年有滞涨势头时，央行无法上调利率，只好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在外汇方面，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最近逐渐被贬值的预期代替，这恰好说明汇率市场化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而不是像1994-1996年那次严重的通货膨胀主要是因为没注意到对外经济部门的因素。
按照实际有效汇率计算，2005-2011年人民币币值已经上升21%，而同期美元则贬值13%，次贷危机后，美国实行了几轮货币宽松政策，降低基准利率和贴现率等，但是由于国际经济形势悲观，有可能出现整个全球经济的流动性陷阱，美元的贬值预期并不强烈，美国仍会保持宽松政策。
（三）其他政策例如法律手段、经济计划、产业政策、收入分配、科技创新政策等
收入分配方面长期以来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调，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滞后于经济增长，造成消费需求相对不足，这些问题随着经济结构变化会逐渐解决，例如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等结构性问题的解决需要公共财政在社会保障支出方面的政策调整。值得特别指出，实行上述所有政策都必须考虑和确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在市场失灵的领域，例如外部性、公共品、垄断、信息不对称等领域以及经济危机时期，这些都需要政府干预。目前国内存在政府微观干预过多的问题，中国的经济政策可以更多借鉴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由于出现次贷金融危机这种非常态的经济状况后，本来正在进行的市场化改革往往会借口政府干预而中断，反而加大了政府的权力边界，但是非常规状态下的临时干预有一个退出问题，如果只有进入没有退出，那么所有的效应积累下来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会越来越大。另外还应区分长期和短期，经济体制改革属于制度经济学，但由于计划经济的思维惯性和其他原因导致中国的宏观调控和西方的宏观调控往往并不是一回事，有些是属于产业经济学范畴，例如媒体经常提出的“有保有压”就是产业管制。
四、结论与启示
在次贷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由于对外开放的水平较高，也受到其影响。本文使用比较的方法进行理论和实践的考察，通过比较中国和其他经济体的表现和应对政策以及中国自身在不同阶段的政策，认为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整体上取得了预期的成效，但是在一些具体的政策目标选择和工具使用等方面还需要完善。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仅仅要考虑到同其他国家的经济协调，考虑经典经济学理论给出的对策建议，更要思考本国独特的经济发展形势和阶段，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增长应该更注重刺激总供给，但是又要防止政府干预过多和企业重复建设。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需要一定的传导机制，利率市场化和公共财政均等化的目标应更快速地推进。金融市场是关键的一环，尤其是资本市场可以连接消费市场和要素市场，具有全局的意义。次贷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尽管表现为金融市场上的问题，但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在金融市场上的差距，继续发展衍生品市场和资本市场。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要素市场化不够，限制了宏观经济政策传导，甚至起到反作用。
国家经济新政策篇9
【关键词】国家干预主义经济自由主义启示
所谓国家干预主义是强调市场失灵，认为市场机制的缺陷必须通过国家干预来弥补市场不足的经济理论和政策。而经济自由主义是强调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反对国家干预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分析和研究这两种经济主义的演进以及每个阶段所采取的政策主张，对我国建立健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重商主义与古典政治经济学
重商主义起源于中世纪高度的国家主义思想的产生，其历史背景是始于15世纪西欧地区新型民族国家的兴起，即用专制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取代中世纪封建地方割据的诸侯小国。重商主义强调国家的作用，把中央集权的国家干预经济看作是经济发展、国家富强的有力保障。早期重商主义者要求禁止金银的出口，增加金银的进口，以积累本国的金银货币。而到了晚期，重商主义者则要求国家鼓励出口，让金银货币投入贸易，保持贸易顺差，吸引更多的金银货币流入本国。
重商主义的学说和政策后来阻碍了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因而受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
古典政治经济学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他们反对封建贵族的特权，要求取消一切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限制措施和政策。他们提出了“自由放任”的口号，推崇“自然秩序”的思想，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对重商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他于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之中。亚当·斯密提出的自由放任的思想，主张让“看不见得手”调节经济，被视为现代经济学的真正开端。
二、凯恩斯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金融危机爆发前，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和政策方面都是支配着统治阶级和学术界的经济思想。
然而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猛烈的冲击了新古典经济学否认危机和失业的理论。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大量的失业现实，使古典经济学家处于很尴尬的境地。凯恩斯经济学就是在批判新古典经济学中建立起来的。凯恩斯在1936年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此来批判古典经济学的学说。
与古典经济学的观点相反，凯恩斯提出的新观点的核心在于反对自由放任主义，强调国家干预。凯恩斯认为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取决于有效需求是否充分，而有效需求不足的最终原因在于人们的心理预期，经济机制对此无能为力。因此，调节有效需求需要通过国家的干预。他强调，实行国家干预既是使现代经济避免全盘毁灭的唯一可行方法，也是使个人才能得以成功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
新古典经济学的统治地位被凯恩斯经济学所取代，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的主流经济学，并成为西方国家的政府经济学。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论战中，以国家干预主义的胜利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失败而告终。此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主张国家干预主义的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中独领，经济自由主义退居非主流的次要地位。
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争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滞涨”，即增长率消失、失业率高涨和通货膨胀加剧，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因为以往的现象通常是：失业率高的时候，通货膨胀率一般比较低；反之，通货膨胀率较高的时候，失业率比较低。凯恩斯主义对付高失业率的措施是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付高通货膨胀率的措施是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滞涨却是高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率同时出现。面对凯恩斯主义的无策，经济自由主义的浪潮又一次掀起。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西方经济学发生巨大的变化。凯恩斯主义独领的历史结束，代替它的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对峙和论战的新局面。
20世纪60———80年代，在思想领域以及政策层面上，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此消彼长。一方面，随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兴起，以其为指导的经济政策日益被采用；另一方面，以国家干预为特点的凯恩斯主义有了新的发展，虽然其发挥受到很大限制，但并没有沉沦。
四、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的融合
进入90年代以来，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此消彼长，从而出现融合的趋势。倡导国家干预主义的新凯恩斯主义逐渐吸收了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些观点，使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体系发展到一个新的层面。另一方面也吸收了理性预期、自然失业率等观点，在运用大量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为了消除市场失灵，政府应该对经济进行适度的干预。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实践表明，在经济思想领域和经济政策层面上，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融合不断深化。单一的干预政策或自由放任的政策都无法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国家干预和经济自由的冲突日益淡化，融合是大势所趋。
五、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演进的启示
1.不应该单纯的评价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是非功过，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阶段去评断它们的成败得失。只有把特定的学说和主张放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上来考察，才能准确的评定它们特定的历史地位。
2.无论采取哪种方式的经济政策，都应该从历史的视角出发，应该根据一国自身的发展情况和国情出发。
参考文献：
［1］吴易风.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论争的历史考察[J].当代思潮，2002（2）.
［2］刘灿.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基于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回顾[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12）.
国家经济新政策篇10
关键词：家电下乡；惠农；经济学
一、“家电下乡”政策符合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目标的要求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普遍的提高，但是另一方面，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城乡经济文化教育等差距、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加明显。为此，党和国家审时度势，从2004年开始实施一系列的支农、惠农、强农政策，先是取消征收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接着又实施粮农直补、大型农机具直补政策，现在又实施了“家电下乡”的活动，不久全国又即将启动“汽车下乡”的新政策。这些政策的贯彻和实施，既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经济收入，又有利于改善农村的物质文化生活，特别是对发展农业的生产力、缩小城乡差距、改善城乡的二元化结构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这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也是符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目标的。
二、“家电下乡”政策促进国家宏观经济的平稳发展
我们都知道，出口、消费、投资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现在，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目前我国出口不断下降，只能靠投资和消费来拉动经济的发展。我国已经推出了4万亿投资计划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最终能从本质上带动经济发展的只能是消费。按照宏观经济理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必须配套执行，才能发挥其宏观调控的综合作用。为了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我国又开始实施了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最主要的特点是增加财政支出，转移支付是最典型的增加支出方式，“家电下乡”补贴就属于此类。以补贴的方式促进消费，进而促进生产，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三、“家电下乡”政策有利于促进国内微观经济的良性发展
我国这些年来宏观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但各行业发展不平衡，特别是一些微观行业并不乐观。全行业亏损时有发生，价格战此起彼伏，要改变市场的境况，就要培育出新的市场需求，即启动农村的消费市场。据政府有关部门测算，仅仅家电补贴一项就可以在4年内创造出9200亿的市场需求，这对相关企业及生产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从而平衡国内市场的供求矛盾，改善微观经济环境，有利于民族企业的发展和壮大。
总之，“家电下乡”政策是我国在当前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下实施的又一宏观调控的重要举措之一，这一政策不仅能够弥补市场调节的不足，有效地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也是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有效途径。我们期待着这一政策能够发挥更大的综合效应，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