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财税政策篇1
关键词：自主创新能力；财税激励政策；医药制造业
中图分类号：F810.2文献标识码：B
利用财税激励政策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是目前许多国家普遍采取的一种主要手段，我国对于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在财税激励政策方面也做出了许多的努力。但是，目前缺乏财税激励政策对于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效果的研究。本文以医药制造业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对提升其自主创新能力的财税激励政策进行了有效性的分析与评价。
一、财税激励政策有效性的含义
财税激励政策是政府为了鼓励特定对象更好更快地实现一定的目标而制定的财政和税收方面的鼓励政策。例如一定的财政补贴或者有倾向性的政府采购政策，或者减免税、实行低税率、出口退税等均属于财税激励政策。国家制定财税激励政策是从国家的角度为了帮助一定的对象而实施的宏观政策，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实现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财税激励政策的实施会对社会、经济等许多方面产生影响，对于其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效果，可用以下标准来衡量。
首先，研发支出标准。研发支出即R&D支出是自主创新能力最重要的体现，R&D支出的规模直接决定了自主创新的力度如何，只有R&D支出拥有了一定的规模，才表示自主创新有了坚实的基础。R&D支出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效果的最重要的衡量标准。而财税激励政策是否能够推动R&D支出的发展，就成为了衡量财税激励政策是否有效的重要标准。
其次，经济效益标准。自主创新能力高低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之所以要大力发展自主创新，努力地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目的就是为了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虽然经济效益不是衡量自主创新水平的唯一标准，但却是一个重要标准。任何一项自主创新活动无不是为了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所以财税激励政策能否提升自主创新活动的经济效益水平就成为了衡量其是否具有有效性的重要标准。
二、医药制造业财税激励政策比较
（一）财政激励政策的比较
1.美、法、日三国的财政激励政策。美国、法国、日本对医药制造业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且提供了一定的财政激励政策。具体的财政激励政策比较见表1。
2.我国财政激励政策。1993年颁布的《科技进步法》规定：“国家财政用于科学技术的经费的增长幅度，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克扣、截留国家财政用于科学技术的经费”。与此同时，我国政府组织和实施了一系列国家科技计划以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科技问题，促进科技产业化，从而提高国家整体创新能力。“十一五”期间，863计划重点支持生物和医药技术等10个领域。
通过对我国出台的一系列财政激励政策的研究发现，我国采取的是“早期公开，延迟审查”的制度，所以就导致如果专利申请最终不能通过，申请人的技术秘密也不能得到有效保护，且容易被他人模仿。我国的《专利法》并未考虑到新药的前期研发和审批造成的发明专利期限的消耗问题，直接导致了专利权人受益时间缩短，不利于提高医药制造企业的创新积极性。
（二）税收激励政策的比较
1.美、法、日三国税收激励政策。美国、法国、日本三国除了上文中提到的一些财政激励政策以外，还对医药制造业给予了大量的税收激励政策。具体的税收激励政策的比较见表2。
2.我国税收激励政策。目前我国激励医药制造业自主创新的100余项税收激励政策当中，涉及的税种主要是所得税（包括个人所得税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营业税、关税等。企业所得税是主导税种，约占税收激励政策总量的38%。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医药制造业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是税收激励政策的重点。在我国现行的激励医药制造业自主创新的100余项税收激励政策中，作用于研发环节的政策占15%，作用于研发成果的工程化环节的占10%，作用于工程化研发成果工业化环节的占30%，作用于自主创新产品的市场销售环节的占25%，作用于其他服务环节的占20%。由这组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对于医药制造业的税收激励政策主要作用于产业链的下游，而对产业链上游的激励政策仍然匮乏，这样就抑制了医药制造业自主创新开发的积极性。也导致了我国的医药制造业缺少自主创新的成果，更多的是国外先进技术的“移植”。这种税收激励政策愈优惠，就会带来医药制造业技术空心化的进一步严重。显然，这种税收激励政策体系与国家激励医药制造业自主创新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是不相适应的。
我国现行激励医药制造业自主创新的税收激励政策已经采纳了发达国家通行的优惠方式，如直接优惠方式中的免征、减征和优惠税率，间接优惠方式中的税前扣除、投资抵免等。在我国现行激励医药制造业自主创新的100余项税收激励政策中，直接优惠政策约为60%，主要采取免征、减征和优惠税率3种方式。而间接优惠政策约为40%，主要采取费用扣除、投资抵免、先征后退、亏损转结和加速折旧5种方式。具体情况见表3所示。
三、对财税激励政策有效性的分析
灰色关联理论也称灰色关联度理论，是根据因素之间发展态势的相似或相异程度，亦即“灰色关联度”来衡量因素间关联程度的一种新的分析方法。在系统发展过程中，两个系统之间的因素随时间或对象而变化的关联性称为关联度。若两个因素变化的趋势具有一致性，即同步变化的程度越高，则表示二者关联程度较高，反之则越低。
灰色系统理论提出了对各子系统进行灰色关联度分析的概念，意图通过一定的方法去寻求系统中各子系统（或因素）之间的数值关系，找出影响目标值的重要因素，从而掌握事物的主要特征，促进和引导系统迅速而有效地发展。
（一）灰色系统关联模型的建立
首先确定反映系统行为特征的参考数列和影响系统行为的比较数列，再对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本文采用标准差法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得到参考数列y0(k)和比较数列yi(k)(i=1，2，…，m；k=1，2，…，n)。接下来将参考数列y0(k)与比较数列yi(k)对应k点(k=1，2，…，n)之差值的绝对值组成绝对差值序列Δ0i(k)。
然后通过公式求得灰色关联系数。具体公式为：
由于关联系数是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在各个时点（即曲线上的各个点）上的关联程度值，关联系数不止一个，通过求各个关联系数的平均值，以便从整体上反映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间关联程度。该平均值就是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的关联度。关联度γ0i的计算公式如下：
（二）数据输入及输出
在此灰色关联模型中选择医药制造业一些相关数据，将新产品销售收入（SaLeS）、研发支出（R&D）、主营业务成本（CoSt）以及生产总值（oUtpUt）作为参考数列，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St）、所得税（it）、政府投入（GoV）以及（Vat）作为比较数列，具体数值如表4和表5所示。
四、灰色系统关联模型输出结果分析及评价
通过表6的关联系数结果可以看出，以新产品销售收入（SaLeS）作为参考数列，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St）、所得税（it）、政府投入（GoV）以及增值税（Vat）的关联系数分别为1.29，1.45，1.25以及1.44。其中以it和Vat的数值最高，也就是对于新产品销售收入来说，所得税和增值税的激励效果最明显。而政府投入对于新产品销售收入的激励效果最差。但是以普遍标准来说，关联系数达到1.5算是正常效果，所以说这四项对于新产品销售收入的激励效果都不是特别突出，也就是缺乏一定的激励性。新产品销售收入代表了医药制造企业的创新产品的获利能力，而目前我国的财税激励政策对于新产品销售收入的激励效果还有待提高。
以研发支出（R&D）作为参考数列，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St）、所得税（it）、政府投入（GoV）以及增值税（Vat）的关联系数分别为1.43，1.49，1.17以及1.46。其中以it和Vat的数值最高，也就是对于研发支出来说，所得税和增值税的激励效果最明显。而政府投入对于研发支出的激励效果最差。按照1.5的标准来看，这四项对于研发支出的效果虽然较新产品销售收入有所提高，但是整体来说，其激励效果仍然不是很明显。研发支出是最能代表医药制造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一个方面，所以也说明了目前财税激励政策对医药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激励效果并不明显。
以主营业务成本（CoSt）作为参考数列，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St）、所得税（it）、政府投入（GoV）以及增值税（Vat）的关联系数分别为1.67，1.71，1.37以及1.78。其中以it和Vat的数值最高，也就是对于主营业务成本来说，所得税和增值税的激励效果最明显。而政府投入对于研发支出的激励效果最差。以主营业务成本为参考数列得到的关联系数的值普遍偏高，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所得税以及增值税的系数值均超过了1.5，也就是说这三项对于医药制造业主营业务成本的激励效果是比较明显的，也就是比较有效的，而政府投入的关联系数仍然低于1.5，所以其对于医药制造业主营业务成本的激励效果并不是很好。
以生产总值（oUtpUt）作为参考数列，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St）、所得税（it）、政府投入（GoV）以及增值税（Vat）的关联系数分别为1.64，1.72，1.39以及1.77。其中以it和Vat的数值最高，也就是对于生产总值来说，所得税和增值税的激励效果最明显。而政府投入对于研发支出的激励效果最差。以生产总值为参考数列得到的关联系数的值普遍偏高，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所得税以及增值税的系数值均超过了1.5，也就是说这三项对于医药制造业主营业务成本的激励效果是比较明显的，也就是比较有效的，而政府投入的关联系数仍然低于1.5，所以其对于医药制造业生产总值的激励效果并不是很好。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所得税和增值税对于医药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激励效果要好于政府投入对医药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激励效果。但是税收激励政策的激励有效性仍然需要进一步提高，因为税收激励政策对于新产品销售收入和研发支出的激励作用并不明显。而对于财政激励政策来说，就应该大力提高其对于医药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激励有效性。以目前的结果显示，其激励效果不明显，并不能够带来医药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因为我国对于医药制造业财政激励政策大部分都是行政政策，对于数据的获取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制约性，所以此处涉及的财政激励政策仍然比较片面，对于更深层次的方面，还应在以后的研究过程中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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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财税政策篇2
一、辩证地看等国际税收竞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主权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国政府在运用宏观政策管理经济的过程中，必须面对变化的社会、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际税收竞争，它的存在使得主权国家自主改革税收制度和运用税收政策的能力遇到新的挑战。国际税收竞争的一个直接效应就体现在对一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影响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税制改革普遍采取减税政策和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税收竞争趋势有直接的关系，国际财税理论界也加强了对国际税收竞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因此，必须对国际税收竞争的这些影响深入加以分析。
一方面，国际税收竞争尤其是恶性税收竞争的目的在于吸引非居民税基，把生产要素与经济活动引向本国。优惠的税收措施将会影响跨国企业的投资决策和经营地点的选择，从而使富有流动性的资本、金融及其服务业从高税负国转移到低税负国。如果各国都竞相参与减税竞争而未受到任凭约束，流动性较强的经济活动将从各国税基中消失。进而，国际税收竞争会扭曲税负的分布，引发新的不公平。在现代社会中，税收不仅是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补偿，同时也是作为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财力。因此，在经济活动国际化的背景下，各国必须确保税收收入的相对稳定。如果不是通过减少财政支出来弥补上述税基受侵蚀造成的财政损失，则只有对流动性弱的生产要素及经济活动课以重税。显然，这种税收负担的转移降低了税收制度的公平性。
另一方面，利用包括减税在内的税收竞争手段参与国际竞争属于一国主权。一国有权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课税安排，包括其税收优惠措施的设置。尤其是在全球资本市场已基本形成，各国货币政策运行受损的情况下，税收政策更是成为各国实现短期稳定和长期结构调整的重要工具。因而，主动减低税收负担参与国际税收竞争，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同时防止本国资本外流，发展国内经济，也是提高一国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手段。研究发现，那些选择通过向其他企业和公民征收较少税收收入进行竞争的国家里，经济增长得更快，而选择由高税收筹集资金的大政府和更多服务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就要慢一些。可以说，国家之间合理的税收竞争已成为一国有效分配资源的可选择的重要手段之一。此外，适度国际税收竞争也将有利于税收中性原则的贯彻。通常认为，高税率、歧视性的课税范围和不规范的税制内容都将作用于经济，影响纳税人的决策和行为，从而破坏税收中性。而在税收竞争潮流的冲击下，各国纷纷实行了一系列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的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税收对经济活动包括对劳动、储蓄和投资的扭曲作用。如果基于全球视角，将全球视为一个共同市场，税率的降低带来的全球性税负减少从整体数量上削减了税收的额外负担，从而使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内得以优化，提高了国际经济效率；扭曲作用的削弱还源于税基的扩大。税基的扩大拓宽了税收政策工具调节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歧视性课税范围对纳税人经济行为的诱导作用。
因此，必须坚持对税收竞争进行客观、全面、辩证、发展的理解：税收竞争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下国际税收关系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这是税收国家主权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但过度的税收竞争将反而阻碍经济全球化进程。因而走“税收竞争----税收协调”之路是未来国际税收关系应取的趋向。简言之，坚持国际税收竞争的辩证观是考察宏观税负问题的重要也发点。
二、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新态势
当前国际税收竞争已出了不少新动向，而这与国际资本流动新特点与国际经济形势日趋严重这两方面密切相关。最近几年，国际资本流向最突出的特征是全球资本持续、大规模流入美国，导致美国金融市场长期繁荣，并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但自2000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出现了许多变化。美国近年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开始放缓，所谓“新经济”乐观氛围下带来的股票市场价格上扬开始了价值回归的过程，金融市场动荡不断。欧洲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各国自身经济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有确定性而增长乏力。日本则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而陷入长时期的衰退，对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来说，金融危机造成的阴影还未退去，出口乏力和内需不足依然严重。
在这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市场也面临着新一轮的调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谋求通过各种方式吸引国际资本，刺激国内投资和需要，拉动经济增长。而税收工具则成为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重要组织部分。当前的世界经济正在引发新一轮的大规模减税运动。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税收竞争已成为提升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环节。
就发达国家而言，其减税的主要目标是刺激国内市场消费和投资，振兴经济。美国国会于2001年第5月底通过了今后10年内减税1.35万亿美元的法案，其重点是削减个人所得税。在全部减税金融中，个人所得税占近65%。这一减税法案希望不仅能拉动消费而且将对技术创新和中小企业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加拿大在2000年的财政预算中制定了一个五年的税收计划，这项计划将减税580亿加元。其主要措施包括降低税率与其他减税的措施，期待在未来5年内使加拿大公司税率与西方主要工业国税率大体持平。法国在2000年9月开始在今后三年中采取一系列减税措施，减税总额估计高达1200亿法郎。减税涉及到个人所得税、公司税、汽车印花税、石油内部产品税以及社会保险分摊费等五个税种。德国在2000年5月通过了一揽子措施来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的方案，规定到2005年为止，每年削减450亿马克的税收，以此来促进德国的经济增长。而日本也于近期考虑采取包括减税在内的各种措施，以刺激低迷的股市和增强消费信心。
就新兴市场国家与地区而言，其减税主要是为了吸引外资流入，以解决金融危机过后经济重建过程中出现的资金供给的巨大制品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大量资金的问题。东南来国家的减税和税收优惠的实施力度尤为强劲。印尼政府在2000年提出了以税收优惠为核心的新的外资政策。新加坡对生产和研究开发领域的设备投资采取了减税政策，较大幅度地降低了外资企业的税负。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政府吸引外资的新政策也基本上是围绕新一轮减税的竞争而展开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巴西、匈牙利、俄罗斯等也纷纷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的减税和税收优惠政策。发巴西允许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而制定自己的税收优惠政策，各州可根据实际情况向外资提供高于联邦政府确定的优惠政策等。
总而言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和现代世界市场经济所固有的供求矛盾的加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进行新一轮的减税改革，一求吸引外资，二求刺激国内经济。这种减税运动客观上造成了国际税收竞争的加剧。这说明，在新的经济环境中，税收政策越来越成为政府对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但必须注意的是，这种减税是和税制规范和优化结合在一起的。税收中性、收入公平分配以及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等多重原则之间的有效结合日益成为各国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过程中所致力实现的目标。
三、应对国际税收竞争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持续性
研究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态势的现实意义是多重的，这不仅包括我们应积极应对国际税收竞争挑战，合理适度地运用税收竞争政策，也包括应加快税制改革与完善的步伐，合理地确定宏观税负水平。笔者在这里要说明的主要观点是，我们应结合国际税收竞争的新态势，从税收在我国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中的内在作用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国际财税背景这一新角度，来研究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
什么是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不少学者都发表了很好的观点，在笔者看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至少可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这一政策在执行时效应的最大化，二是这一政策在执行时风险的最小化，三是这一政策的适时调整乃至转换。从总体上说，我国自1998年以来执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这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或已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并加以完善。其一，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是有目共睹的，从中国特定历史条件出发，以发债作为主要形式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遏制通货紧缩趋势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这既表现在我们对这一政策实施妆对当时形势的准确判断，又表现在我倦该政府执行中对政策取向与政策组合的合理选择。其二，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控制，这几年的实践也已证明是成功的。中央对于这种带有阶段性、应急性特点的财政政策，已经明确指出并充分考虑到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财政风险，在发债空间的把握、国债项目建设质量的保证、抑制通货紧缩趋势与防范通货膨胀新苗头并重、短期财政政策运用与财政资源长期可供给性的协调等方面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绩。其三，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是一政策持续成功的重要方面，这几年成功的实践包括了对这一政策力度的控制、具体措施的选择、与稳健货币政策等相关政策的配合等。与此同时，我们对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与长期财政平衡观的辩证关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并逐步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来研究在一一历史条件下积极财政政策的转换问题。
在充分认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也应看到，从如何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这一特定角度出发，特别是随着积极财政政策运用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现有的政策组合选择中仍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许多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提出了不同的建议。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完整的财税政策组合，积极财政政策必须充分考虑税收作用。只有充分发挥税收作用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可持续性才是完备的，因此应将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内在化于积极财政政策之中，并结合税收这一内在因素的外部环境变化来调整积极财政政策。应该说，税收在近年来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与宏观调控中已经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为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提供了财力支持，我们实行了鼓励投资与消费的一系列税收措施，出口退税体制的不断改进与运作也收到了良好的效应。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并论证了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暂时不采用减税手段作为积极财政政策方式之一的客观性。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从税收角度来考虑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我们要充分注重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对积极财政政策进行调整的必要性，清醒认识以举债为主要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可能积聚的财政风险，认真探讨对宏观税负水平进行必要调整是否会有助于积极财政政策发挥最大效应。
具体说来，适时考虑运用一定减税方式来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组合，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前述国际税收竞争加剧带来的外在压力，这一环境变化要求我们要适当降低宏观税负水平。笔者认为，结合国际税收竞争的新态势进行税制改革和适度减税是保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重要环节。其一，适当减税将有利于积极财政政策效应的更好发挥，税制设置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因素，一个良好、有效的减税方案可以增加企业的活力，从而在增加产出扩张经济的同时，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取得动态的同步增长。其二，应将减税和规范税制的改革同步进行。针对我国当前现实，减税有可能在短期进一步加万里我国的财政困难，因此，必须深化税制改革，规范税制，加强征管，有效保证必要的税收收入。其三，考虑到国际税收竞争的压力，适当减税，参与合理的税收竞争可以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对有利地位，是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下对经济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减税、规范税制和扩大公共开支相互配合、同步实施的做法将会加强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体现政策工具相机选择的稳定性，从而提高财政安全度，并达到在中长期有效发挥财政调控职能的作用。
在合理适度减税和规范税制改革的具体操作上，一是应减轻企业所得税负；二是加快将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的步伐；三是减免高新技术产业税收负担；四是适当降低消费税税率，鼓励汽车和住房等耐用品的消费；五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制，扩大征收范围，实行分类和综合所得税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体系；六是在降低税率和取消个别税种的同时，适时开征一些新税种，加强税收对经济的调控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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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的财税政策篇3
（1）中关村示范区企业技术创新税收政策的发展现状
国家先后下发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对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关研究开发费用加计扣除试点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81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对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关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试点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82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对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关股权奖励个人所得税试点政策的通知》（财税〔2010〕83号）和《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国科发火〔2011〕90号）等四个文件，将示范区先行先试四项税收政策予以明确。中关村试点税收政策的积极效果表现在，带动了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并为全国范围内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积累了先行先试的宝贵经验。
（2）中关村示范区企业技术创新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
①政策门槛过高。在中关村试点四项税收政策中，其前提和基础政策是扩大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范围，但是由于审核门槛限制，预计新增1万家村高新技术企业享受优惠政策，在反复开展各种宣传工作，并将办理减免税手续的最后期限从次年的5月31日延期至次年10月31日的基础上，最终实际审核通过的仅17家。②政策设计缺陷中关村四项试点税收政策中，一方面，中关村股权奖励延迟纳个人所得税政策，实际优惠政策力度还不及科研机构、高等学校转化职务科技成果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另一方面，现实中企业员工普遍存在短期行为，企业大多采取现金激励以及费用报销方式。由于政策本身的缺陷，最终导致中关村试点两年以来，没有一家企业申请享受股权奖励延迟纳税政策。③政策中心分散为了支持和促进自主创新发展，我国提出了一系列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比如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首都经济圈、西部大开发等等，相关发展战略、行业划分、产业目录等交织重叠、重心分散。不少企业，因为在政策申请上拿不准、吃不透，基本都要求助于中介机构协助。
（3）中关村示范区企业技术创新税收政策的应对策略
处理好促进自主创新旳政策细节。在激励研发上，参照国际其他国家成功经验，允许企业按照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研发准备金”，鼓励企业留足研发资金，用于企业研发、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再创新、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利用、技术培训等。这样可为科技创新活动提供一个重要的资金保障。在股权激励方面，加强各部门政策规定的衔接，真正方便纳税人享受税收政策办理上的衔接。完善税收政策激励政策。因为支持重点的分散并与现行已有政策重叠，自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至今，决定中提出了“完善税收激励政策：在全面落实现行各项促进科技投入和科技成果转化、支持高技术产业发展等方面的税收政策的基础上，结合税制改革方向和税种特征，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特点，研究完善鼓励创新、引导投资和消费的税收支持政策”。
二、武汉东湖示范区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政策
（1）武汉东湖示范区企业技术创新税收政策的发展现状
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的税收减免。按照《武汉市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管理办法》，从事信息技术外包、技术性业务流程外包、技术性知识流程外包的这三类企业，可向武汉市科技局申请认定为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获认定后，自认定年度至2013年底，企业所得税减按15%征收；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按不超过企业工资总额8%的比例据实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离岸服务外包业务收入免征营业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标准放宽。针对示范区内企业按照新的《企业所得税法》申报高新技术企业难度大的状况在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的支持下，高新区管委会拥有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权，并完善相关认定办法，把一些因财务指标、专利数量或其他原因未达到现有审批要求，但实际上从事高新技术行业的企业，适当放宽要求，给予“三免两减半”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2）武汉东湖示范区企业技术创新税收政策存在的问题
税收政策厚重创新结果轻创新过程。税收优惠政策过于强调创新的结果，属于投资后的鼓励，对企业的引导作用不明显，影响了税收政策的效果，且易造成税收流失，难以显现税收优惠力度。譬如，企业在被确认为高新技术企业或研发实施科技成果转让时，才可享受有关优惠政策；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扶持科技产业化的间接税收优惠政策由于种种因素的干扰没能得到全面落实；受居民管辖权、税收抵免等因素的束缚，外商投资企业获得的税收优惠部分被发达国家财政获取。税收优惠政策表现形式单一。当前扶持自主创新发展的税收政策主要是直接优惠，间接优惠不多。税收直接优惠虽然便于操作、易为征纳方掌握，但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一是税收直接减免只适用于有限的时期，因此对高新技术企业发展中创新活动缺乏长久的激励；二是税收直接减免通常适用于高新技术企业成立初期，而根据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历程，企业初期难以获利或获利较少，企业不易从税收直接减免中获得实际利益；三是对自主创新示范区的企业只规定减税起始日期，未规定减税终止日期，无助于企业创新机制的打造，不利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
（3）武汉东湖示范区企业技术创新税收政策的应对策略
最新的财税政策篇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现将有关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问题通知如下：
一、关于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
（一）软件生产企业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所退还的税款，由企业用于研究开发软件产品和扩大再生产，不作为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不予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我国境内新办软件生产企业经认定后，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生产企业，如当年未享受免税优惠的，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四）软件生产企业的职工培训费用，可按实际发生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五）企事业单位购进软件，凡符合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确认条件的，可以按照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进行核算，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其折旧或摊销年限可以适当缩短，最短可为2年。
（六）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视同软件企业，享受上述软件企业的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
（七）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的生产性设备，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其折旧年限可以适当缩短，最短可为3年。
（八）投资额超过80亿元人民币或集成电路线宽小于0.25um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可以减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其中，经营期在15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六年至第十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九）对生产线宽小于0.8微米（含）集成电路产品的生产企业，经认定后，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已经享受自获利年度起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政策的企业，不再重复执行本条规定。
（十）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10年底，对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封装企业的投资者，以其取得的缴纳企业所得税后的利润，直接投资于本企业增加注册资本，或作为资本投资开办其他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封装企业，经营期不少于5年的，按40％的比例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款。再投资不满5年撤出该项投资的，追缴已退的企业所得税税款，
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10年底，对国内外经济组织作为投资者，以其在境内取得的缴纳企业所得税后的利润，作为资本投资于西部地区开办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封装企业或软件产品生产企业，经营期不少于5年的，按80％的比例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款。再投资不满5年撤出该项投资的，追缴已退的企业所得税税款。
二、关于鼓励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优惠政策
（一）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关于其他有关行业、企业的优惠政策
为保证部分行业、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执行的连续性，对原有关就业再就业，奥运会和世博会，社会公益，债转股、清产核资、重组、改制、转制等企业改革，涉农和国家储备，其他单项优惠政策共6类定期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见附件），自2008年1月1日起，继续按原优惠政策规定的办法和时间执行到期。
四、关于外国投资者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利润的优惠政策
2008年1月1日之前外商投资企业形成的累积未分配利润，在2008年以后分配给外国投资者的，免征企业所得税；2008年及以后年度外商投资企业新增利润分配给外国投资者的，依法缴纳企业所得税。
五、除《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的通知》（国发［2007］39号），《国务院关于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新设立高新技术企业实行过渡性税收优惠的通知》（国发［2007］40号）及本通知规定的优惠政策以外，2008年1月1日之前实施的其他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一律废止。各地区、各部门一律不得越权制定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
附件：执行到期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表
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抄送：国务院办公厅，财政部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附件：
执行到期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表
一、就业再就业政策
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2］208号）
备注：对2005年底之前核准享受再就业减免税政策的企业，在剩余期限内享受至期满
2.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5］186号）
备注：政策审批时间截止到2008年底
二、奥运会和世博会政策
3.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第29届奥运会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3］10号）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第29届奥运会补充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6］128号）
备注：奥运会结束并北京奥组委财务清算完结后停止
4.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2010年上海世博会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5］180号）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补上海世博运营有限公司享受上海世博会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批复（财税［2006］155号）
备注：世博会结束并上海世博局财务清算完结后停止执行
三、社会公益政策
5.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延长生产和装配伤残人员专门用品企业免征所得税执行期限的通知（财税［2006］148号）
四、债转股、清产核资、重组、改制、转制等企业改革政策
6.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债转股企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5］29号）
7.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央企业清产核资有关税务处理问题的通知（财税［2006］18号）
8.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延长转制科研机构有关税收政策执行期限的通知（财税［2005］14号）
9.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后企业的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5］1号）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5］2号）
五、涉农和国家储备政策
10.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农产品连锁经营试点税收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07］10号）
1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广播电视村村通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7］17号）
12.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部分国家储备商品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06］105号）
六、单项优惠政策
13.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权分置试点政策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5］103号）
备注：执行到股权分置试点改革结束
14.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2006］169号）
15.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延长试点地区农村信用社有关税收政策期限的通知（财税［2006］46号）
最新的财税政策篇5
abstract:alongwiththepublicfinancialmanagementscopeunceasingexpansion,enhancingpublicfinancialmanagers'taxpayerconsciousness,fulfillingthegoodpublicfinancialmanagementandtheservicefunctionhasbecomethefinancialmanagers'newtaskunderthenewsituation.thisarticleembarksfromtaxpayer'sconnotation,discusseshowtostrengthenthetaxpayerconsciousnessoffinancialmanagersunderthenewsituation.
关键词:公共财政;纳税人;新形势
Keywords:publicfinance;taxpayer;newsituation
中图分类号:F8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10-0036-02
0引言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公共财政均等化的进一步实施,公共财政管理范围的不断扩大,增强公共财政管理者的纳税人意识,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思想,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履行好公共财政管理和服务职能,已成为新形势下财政管理者的新课题。因此,财政管理者必须了解掌握纳税人内涵、权利、义务和责任,积极推行“阳光财政”,才能真正达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之要求。
1纳税人的内涵概念
新形势下,纳税人主要包括税收法律法规规定的纳税义务人和不具备税收法律法规规定纳税义务条件的未成年人、残疾公民、丧失劳动能力的公民两种。其深刻内涵为:
1.1零税额公民懒于纳税人宪法和税收法律法规规定的公民纳税义务,是针对每一个社会公民的共同规范,对所有公民具有同等的规范力,当公民具备税法规定的纳税义务条件时,就应该履行纳税义务;但不符合纳税人要素的法定条件时,其纳税人地位并不改变,是事实上的零税额纳税人。零税额纳税人也是纳税人,零税额纳税人同样具有享受和要求公共服务的权利。
1.2直接纳税的公民永远是纳税人曾经尽过直接纳税的公民,由于丧失劳动能力或达到退休年龄一般不再直接为纳税义务人创造税收或提供服务,但其纳税人的社会地位永远不变,应该得到永远尊重,应享受纳税人的权利。
1.3消费者也属于纳税人在商品经济中,商品的交换价格由直接成本、各种费用、纳税成本和企业利润等内容构成。根据税收转嫁与归宿原理,消费者购买商品,其购买价格中已包含了纳税义务人向政府缴纳的税款。消费者虽然没有直接作为纳税义务人纳税,但却从经济上承担了税收负担,在消费商品的过程中即为税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尽管这种贡献是以纳税义务人组织生产经营的劳动成果为载体,但毕竟消费者全部或大部分承担了税收的经济负担和经济归宿。也就是说,不具备公民资格的少年儿童,不具备劳动能力的残疾人,成年在校学生,也要视为纳税人,也要保障他们应有的纳税人权利。
总之,纳税人的范围很广,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加深对纳税人概念的理解,增强纳税人意识,也就是增强全体公民意识和人民群众意识。因此,公共财政管理者应将公共服务对象定位为最广大人民群众,一切公共行为都要体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之要求。
2公共财政管理权源自纳税人
市场经济中的纳税人需要公共服务。由于需要解决公共物品供给、外部经济、市场失效、信息不对称等问题的原因,纳税人需要政府服务,市场需要政府调控。按照社会契约规则,纳税人向政府交纳税收,是为了委托政府管理公共事务。出资就要受益,纳税人交纳税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得自身所需要的公共服务,由此奠定了政府与公共管理者存在的基础。政府与公共管理者所拥有的权力来自于广大的纳税人,只有最大限度的满足纳税人需求,才能履行好宪法赋予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之要求。纳税人和公共财政管理者是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关系。对于纳税人而言,有依法纳税的义务,更有享受符合公众意愿公共服务的权利,有得到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者尊重的权利;对于公共财政管理者而言,有依法享有公共行政的权力,更有尊重民意、依法用权、恪尽职守、敬业奉献、廉洁从政、竭诚服务的义务和职责。由于纳税人往往处于次要和从属的地位,政府以及拥有公共权力者处于主导地位。要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受到侵害,要保障公众能够享受优质的公共服务,要保证公共权力规范行使,要保证公共物品和服务有效提供,就要解决好主人与公仆关系的定位问题,澄清公共价值取向,回归纳税人原本的权利。真正解决公共服务价值取向和主人与公仆关系定位问题,就要使每一个公共财政管理者明确公共管理权源自纳税人,切实增强公共财政管理者的纳税人意识,使公共财政管理权源自纳税人的理念成为公共财政管理者行使职权的基本行为准则,成为每一个从事公共财政管理者衡量是否真正为纳税人服务的准绳。只有明确公共权力的归属,才能摆正主人与公仆关系,明确为谁管理和为谁服务,才能实现“取之于公众,用之于公众,定之于公众”之目的。
3公共财政管理的市场定位
在传统的财政理财上,可能会把国家置于人民之上,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忽视财政服务人民的这一目标。似乎财政是国家的钱而不是人民的钱,怎么支配与老百姓无关,作为公众,你只有纳税的义务,至于怎么用钱似乎无权过问,更没有公开透明必要,也无权对财政支出有效性的反诘和约束。正是这种思想和行为,纳税人权利和市场利益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保障。新形势子下公共财政理财理念,对公共管理权与公民权利有了符合市场逻辑的新定位。公共财政管理者手中的理财权是纳税人赋予的,纳税人是主人,管理者是公仆,纳税人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所为公共财政,就在于纳税人在公共财政事务中的主导地位,纳税人作为主人应该对公共财政具有决定权、受益权、民主管理权和监督权。在这种理念支配下,公共财政管理者是在支配纳税人的钱,是在为纳税人服务,必须符合纳税人的意愿。纳税人通过市场服务能够解决的事项,政府就不应该干预,而纳税人所需要的公共服务事项,政府要千方百计地解决好。如果公共财政管理者的纳税人意识缺失,就好像公共财政制度的基础不牢。公共财政管理者必须清楚纳税人概念所包含的纳税人权利范畴是财政公共性的基础和根本,是履行公共财政管理职责。市场经济体制对公共管理的需求定位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一脉相承的。构建完善的公共财政制度体系,使财政成为“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财政,社会公众的财政,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更具有公共性、服务性、公开性和法治性。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不断增强公共财政管理者的纳税人意识。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改革,纳税人意识是不竭的动力,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新的市场定位所决定的。因此,努力当好纳税人即广大人民群众的公仆,忠实地为市场和纳税人服务,是公共财政管理最根本的市场定位。
4纳税人意识淡化其影响
公共财政管理者如果淡化纳税人意识,就无法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以人为本”思想,甚至违背所赋予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之要求,导致财政管理者工作方法简单,财政政策执行不准,工作作风浮夸等。具体为:一是容易产生“倒服务”、粗放服务、服务不作为倾向。二是接受公众监督自觉性不强,造成政务信息不公开,遇事暗箱操作,滋生官僚浮夸和脱离实际的歪风。三是推进政治文明和民主理财的进程迟缓,纳税人权利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四是对依法理财紧迫性认识不够,财政决策和财政运行法治执行差。五是公共财政效率“问责制”机制形成虚设。
5增强财政管理者维护纳税人权利意识
5.1维护纳税人政治上的权利政治意义上的纳税人权利,是保障纳税人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公共权力是建立在公众委托之上的权力,是服务公众的权力,政府和公共管理人员负有保障广大纳税人行使当家作主政治权利的责任,这也是公共管理人员维护纳税人权利应有的政治意识。就公共财政管理而言,维护纳税人当家作主政治权利,就是要保障纳税人在公共财政管理中的决定权、受益权、民主管理权和民主监督权。
5.2维护纳税人对公共财政的知情权维护纳税人财政收入决定权和财政支出知情权,是新形势下财政管理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维护纳税人的公共财政收入决定权,就是要严格按照税收法定原则,依法征收税费;不得随意增加税种,不能利用职权侵犯市场和公众利益,不能以人为因素超越法律规定。在行政性收费上,要加大对收费行为的设立管理、收缴执行、纳入预算和稽查审核等管理活动的规范化力度,促进一些收费项目向征税过渡,使每项公共收入都以法律法规形式固定下来,防止公共收入法治性被边缘化,损害市场和纳税人利益。维护纳税人公共财政支出知情权,包括人大预算审议、预算调整、决算批复和执行监督等,防止因过于笼统而使审批权力流于形式。
5.3维护纳税人对公共财政的受益权就是公共财政管理者进行支出分配要符合财政公共性原则,要维护公众对公共效能最大化的要求权,实现公共财政均等化,最大程度上为纳税人提供均等的受教育机会,享有基本医疗服务,享受公共设施服务,给市场竞争的失业者提供基本生存保障等。
5.4维护纳税人对公共财政的民主管理权就是保障公共的民主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公共领域的决策不同于私人决策和市场决策,而私人和市场决策在利益的驱使下可能会出现不正当竞争。由于公共决策的选择权掌握在少数公共管理者手中,他们的决策不是私人决策,公共利益得失对个人影响甚微,当公共领域的“经济人”私利与公共效率发生冲突时,潜规则可能会影响公平和效率,如果没有公众参与,一些决策和选择则可能会被放弃或变通,就会造成为了私利而放弃公共利益最大化选择。实行民主管理是保证财政决策科学化和效率化的有效手段,是实现公共经济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前提条件,也是顺应民意的最好良策。
5.5维护税收人公共财政的民主监督权公共财政管理者的财政管理权是纳税人即公众赋予的,为了确保公共财力不被浪费,纳税人有权、有必要对公共财政的运行情况进行监督,纳税人对公共财政管理者履行职责情况进行监督也是维护自身权利的具体表现。政府必须通过公开透明、依法理财和完善制约机制,实现公共财政决策的科学化。一是实施财政“阳光工程”。让财政运行力求公开透明,置于公众的视线之下,接受纳税人监督。二是推进财政法治进程。为了防止个人感情因素的影响,要推进财政依法理财力度。要注重法制建设和完善,用法治和规章制度防止人为的随意性。三是加强信息公开。进一步完善财政信息公开制度,加大基本信息公开力度,规范预算报告行为,为财政监督创造条件,增强公共财政监督的实效。
总之,财政管理者增强纳税人意识就是要增强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意识,就是要努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满意率。为纳税人服务,接受纳税人监督,既是党的宗旨和纪律所要求的,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管理者职业道德所要求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财政管理者要进一步明确市场定位,不辜负纳税人的重托,切实维护纳税人权利,忠诚地为纳税人服务,诚恳接受纳税人的监督,当好人民公仆。
参考文献:
最新的财税政策篇6
关键词:自主创新;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国际比较
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十一五”规划中指出: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形成自主创新的基本体制架构。中小企业不仅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还在增加就业、推动技术进步、扩大出口贸易、促进公平竞争、活跃市场经济等方面具有大企业无法替代的作用。因此,借鉴国际经验,完善财政政策以促进中小企业自主创新,对于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
一、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财税政策的国际比较
(一)财政科技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多,科技进步贡献大
世界各国对中小企业的科技投入,主要从R&D占GDp的比例及人均R&D经费来分析。最近几年,世界各国都把科技投资作为战略性投资,美国联邦政府、英国政府都提出了这些国家历史上最大的科技投入预算,欧盟提出到2010年要把研究开发的经费占GDp的比重增加到3%,韩国提出要增加到4%。从表1可以看出,当今世界经济发达国家花在研究与开发上的钱在GDp中所占的比重都比较高,说明其经济对科技进步的需求都十分强烈。很明显,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差距,也同样在科技经费投入上表现出来。表中所列数据已明确显示,美、日、英等经济发达国家的R&D经费投入,是印度、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好几倍。
表1R&D经费的国际比较
R&D经费(亿本国币)R&D/GDp(%)人均R&D经费
美国227.9(1998)2.79(1998)720(美元)
日本14794(1997)2.92(1997)685(美元)
英国14.70(1997)1.87(1997)362(美元)
法国184.8(1996)1.23(1997)477(美元)
德国—2.29(1996)485(美元)
瑞典—3.59(1995)627(美元)
韩国12185.8(1997)2.87(1997)379(美元)
印度68.2(1995)0.81(1995)—
中国57.56(2000)0.64(2000)44(人民币)
注:美国R&D经费不包括大部分资本性支出;括号内数字表示年份数据来源:引自夏杰长《经济发展与财税政策》,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二)运用政府采购和财政专项补贴,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世界各国的财政支持体系主要包括财政补贴和政府采购等手段。其中,政府采购的应用主要是为了保护中小企业,政府部门将其一定比例的采购合同给予中小企业,以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如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国都有类似的规定。而财政补贴的应用环节主要是鼓励中小企业吸纳就业、促进中小企业科技进步和出口等方面,不是普惠的。各国政府对中小企业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资助的主要形式是制定各种技术创新与开发计划,并设立政府专项基金,由专门的中小企业主管部门来管理与实施,对符合条件的给予专项补贴。如美国政府为中小企业提供研究创新补贴,科研鼓励基金,科研成果显著的企业还可得到25～250万美元奖金。法国对中小企业提供技术咨询补贴、研究人员聘用补贴及招工、培训补贴等,其中技术咨询补贴额相当于企业咨询费的50%;印度甚至对优秀小企业家提供补贴,如1963年以来,印度中央政府实行承认和奖励小企业家的国家裁定计划,对有重大发明或在经营管理方面有突出成绩的小企业家颁发部级小企业家证书并给予一定的奖金。
(三)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加速中小企业技术设备更新换代。各国提高中小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的幅度不一样,如德国从10%提高到20%;法国对新建企业的固定资产折旧率由原来的5%提高到25%。提高中小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有利于加速技术设备的更新换代。
(四)运用税收政策,扶持中小企业自主创新。一些国家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税收扶持方式主要包括: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R&D)投资减免税以及对一部分中小及微型企业实行单一税制。在税收优惠方面,其是最直接的向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援助的方式,是普惠的,有利于促进中小企业的成长。如加拿大联邦政府为鼓励个人和企业进行R&D,提供投资减免税收政策。对中小企业R&D支出的第一个200万加元,可以有35%的额度来抵扣应缴税款,每年经常性支出的第一个200万加元,通过投资减免税收政策全部返还,其他经常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则返还40%。在对部分中小及微型企业实行单一税制方面,主要是简化纳税手续,适当降低税额,从而减轻中小企业的税收负担。如阿根廷把企业或个体经营者需缴纳的所得税、增值税以及多项社会福利税金合并为一。巴西从1997年起就建立了微小企业单一税制,将微小企业原来要缴纳五种联邦税费、两种地方税统一合并为一个税目,使税收负担平均减轻50%,其平均税负大约相当于企业产值的5%～6%。
二、我国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分析
(一)财政科技拨款不足,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弱我国财政科技拨款支出,从总量和相对值而言都是很低的。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的财政科技投入在总量上虽是逐年提高的,但从相对指标上看,科学研究支出占财政GDp的比重虽然有上升的趋势,但是一直没有超过1%,且距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自1997-2002年逐渐下降,2003年在国家政策的大力调控下回升至4.01%,而2004年又下降到了3.8%。这一现象一方面说明了财政支出结构存在有不合理之处,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由财政承担科技投资主体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表2我国财政科研支出及其比重一览表
年份财政科研支出(亿元)占GDp比重(%)占财政支出比重(%)
1997408.860.553.67
1998438.600.563.34
1999543.850.663.60
2000575.620.643.28
2001703.620.733.36
2002816.220.783.32
2003975.500.844.01
20041095.300.803.80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财政年鉴》
(二)财政融资渠道不畅,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资金有限
我国由于没有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政策,中小企业贷款困难,而通过财政渠道拨付资金又存在种种问题。一是财政资金和银行资金的划分不严格,具有财政资金性质的货币发行收入留在了中央银行,又通过再贷款和再贴现给了商业银行;各级政府财政又自办一些商业性机构,把一部分财政渠道的资金投入这些机构循环使用。二是分配制度跟不上。财政拨付了资金,但是负责资金分配的企业和行业主管部门还没有制定出具体的分配和管理办法,也没有解决防止分配环节中产生腐败的问题。三是政府产业导向不明确,对中小企业的界定没有具体的规模标准,缺乏享受财政资助的企业资格认定。
(三)税收优惠政策不合理,企业科技创新成效不明显
1.税收优惠形式单一,优惠效果不明显。税收优惠通常表现为直接优惠,如定期减免所得税,适用低税率,税额扣除等,其特点是对应纳税额的直接免除,政策透明度高,便于征纳双方操作,偏重于对科技成果的优惠。目前,我国的科技税收优惠大多以减免流转税和所得税的形式存在。由于流转税和所得税均属于终端税种,就科技进步而言其优惠的给予是在研制开发出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并实现了成果转让取得收入以后,即优惠政策的重点主要集中在生产和销售两个环节,实际上是针对结果的优惠。在这样的政策激励作用下,企业必定把重点放在引进技术上,而对建立科技创新体系和研究开发新产品投入不足,同时也造成生产线的重复引进和最终产品生产能力大而中间产品、配套产品及一些重要原材料开发能力不足等问题。
2.科技人员的税收优惠不够,缺乏鼓励人力资本投资的税收政策。目前,我国现行税法一直比较注重对企业的科技税收优惠,而缺少对科技人才的税收优惠政策。受制于财政收入的压力,在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税基中,不仅未考虑居民家庭负担状况、人均收入水平等合理因素,而且更未涉及个人的人力资本支出问题,对科技人员技术创新所获得的收入的减免税也仅限于省级以上政府发放的“科技奖金”和“政府特殊津贴”。显然,由于缺乏对科技人员的税收优惠激励,使得中小企业在实际发展中缺乏必要的人才激励机制,难以调动科研单位和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不利于促进个人人力资本投资,从而也不利于科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3.税收优惠定位于企业,而非具体的科研项目和开发环节。科技事业的发展是以全民族的科技活动作为推动力的,因此,税收优惠应定位于科技活动过程和科研成果。而我国现行科技税收优惠措施大多定位于企业,对符合优惠条件的企业简单地以其总体收入作为优惠基础,对所有结果都进行税收减免,而不考虑具体的科研项目和开发环节。如此根本无法区分企业收入中真正属于创新收入的部分,在企业多元化经营的条件下很难刺激具有实质意义的科技创新行为。
三、借鉴国际经验,完善我国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财税政策
(一)增加财政对科研的投入,从资金上扶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首先,增加预算内投入。在财政预算上,打破基数法,采取一年一定的方法,增加预算内投入,压缩一般性行政开支,把节约的资金用于科技开发,在不影响国家正常运转的条件下,使预算内科技投入增长速度超过GDp的增长速度。其次,合理利用预算外资金。把财政部门管理的小型技改贷款、文教卫生行政周转金,向科技开发倾斜,保证技术改造资金的需要。最后财政拨款应该具有针对性,重点支持中小企业技术自主创新的项目。
(二)提供财政担保和财政资助,扩大政府采购和补贴支出。财政担保主要是针对一些真正具有良好前景但面临较高风险,因而难以募集到资金的科技创新项目。财政资助则针对不同企业的不同需求,或直接提供设备与服务的资助或提供银行信贷资助,适用面较广、操作简单的则是鼓励银行低息贷款的间接资助。
扩大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支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需求拉动科技创新比单纯的资金供给的效果更为直接。我国的政府采购行为不规范,采购范围大,针对科技创新产品的采购很少,有必要在每年的财政支出中,专门划出一块针对科技创新产品特别是中小企业自主创新产品进行政府采购。
调整财政补贴的范围。财政补贴作为政府的政策工具,不仅具有“四两拨千斤”的功效,更具有明显的方向性,在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方面也大有可为。一方面,对用自有资金创建中小企业和对现有中小企业增加投资进行补贴,旨在鼓励居民对中小企业进行投资,启动民间投资;另一方面,对有成果的科研开发项目支出进行补助,旨在鼓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推动社会科技进步。
(三)完善税收政策,加强对中小企业的税收服务
1.完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第一,税收优惠应直接与间接并重,并适当加重间接优惠的比例。运用加速折旧,投资抵免,亏损结转,费用扣除,特定准备金等多种间接优惠方式,适当向创新过程的优惠倾斜,形成“政策引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有效优惠机制。第二,实行鼓励人力资本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发展经济学家a.p.瑟尔瓦尔说过,促使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本国的人力资本投资。通过个人所得税给予科技人员的减免优惠,促进个人多接受教育、培训,增加个人人力资本投资。如对科技人员有关科学技术收入(技术援助费、版权费)的个人所得税减免,对科技人员从事科技研究工薪收入的所得税给予较高的起征点或减免额等。第三,针对具体的科研项目进行优惠并跟踪管理。可考虑建立科技投资项目立项登记,并进行跟踪监督,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适时予以调整。对最终成果不符合要求或将资金挪作他用的,可及时取消其享受优惠的资格,并追回所给予的优惠。
2.优化税收环境,加强对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税收服务。针对我国中小企业社会负担重的问题,要通过规范税收制度,在清理不合理收费项目的基础上变费为税,使企业的负担稳定在合理的水平上。在现阶段,我们有必要建立中小企业税务服务中心,税务部门应加强对中小企业的税收宣传与纳税辅导,在税务咨询、建账建制辅导、税务、税务处罚等方面尽量向其倾斜,大力推广税务制度。提高税务部门的工作效率,降低纳税人的纳税成本。对诚实建账的中小企业,我国可完全借鉴阿根廷、巴西等国的成功经验,实行单一税制。
(四)完善相关配套政策,营造良好的企业自主创新的环境。为了促进企业自主创新和高科技产业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投资融资政策和进出口政策应当互相配套,相应的财政、税收、金融、进出口管理制度也应作适当调整和改革。如取消对企业的不合理收费项目,减轻企业的非税收负担,加大各级政府对企业自主创新和高科技产业化的支持力度,对高新技术企业用于研究开发和固定资产更新改造的贷款实行贴息,加速固定资产折旧等等,以优化企业自主创新环境。
参考文献:
[1]夏杰长.经济发展与财税政策[m].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最新的财税政策篇7
【关键词】自主创新；财税政策
一、税收政策对企业自主创新的作用
促进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是我国政府根据科技强国和自主创新的需要、在特定时间和特定领域内对特定对象所制定的税收附加规定和特别规定。其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产生积极作用：
1.财税政策对企业的自主创新具有导向作用
政府根据当前围绕自主创新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科技政策等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制定配套的财税政策，以体现政府对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科技强国的发展战略的支持，从而影响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过程，促使经济资源向政府合意的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方向流动。
2.积极的财税政策有利于降低企业自主创新的风险
自主创新活动资金需求规模巨大，回收周期长，不确定性强，企业所面临的这种高风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企业自身的技术积累和财务手段来规避，但是，企业也迫切需要政府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来降低风险，激励企业创新。政府采取积极的财税政策，可以降低企业占用资金和赢利方面的风险;减少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研发投入方面的风险，增强企业抵御自主创新风险的能力。
3.财税政策会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成本和收益
从本质上看，积极的财税政策是政府将一部分应得的税收收入让渡给了企业。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则表现为成本的节省和利润的增加。积极的财税政策在影响企业自主创新的成本和收益方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于高科技领域的中小企业来说，积极的财税政策在降低其自主创新风险的同时，为其积累资本，迅速发展壮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4.积极的财税政策可以有效促进自主创新成果的应用和扩散
自主创新成果只有进入了实际的应用阶段，形成了产业化，才能真正促进经济的发展，而积极的财税政策在这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而对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科研成果制定相关的税收优惠措施，可以有效地促使自主创新成果向企业转移，促进新技术的扩散。
二、自主创新财税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财政支出政策方面
1.财政科技投入总体不足，投入结构不合理
近几年，我国的财政科技投入量增长比较快，但国家财政科技拨款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在4%左右徘徊，尤其是基础研究在整个研究开发中的比重一直徘徊在5-6%的水平，而大多数国家的这一比重在20%左右。由于基础研究耗资大、耗时长、见效慢，企业和个人难以或者不愿在这方面过多投入，但基础研究应该是财政科技投入的主要方向，我国现有财政资金用于支持公益性和战略性的基础研究和公共技术研发偏少，不利于国家长期科技竞争力的提高。
2.科技投入方式过于单一
虽然目前我国在科技资金投入方式上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和尝试，但大部分资金投入仍以无偿投入为主。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采用无偿补助的单一投入模式已不能满足自主创新投入需求，科技投入方式迫切需要改革和完善，从而发挥财政科技支出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3.财政科技投入的管理不足，效果不明显
一是管理缺位。我国的科技项目、经费分别在不同部门分头管理，缺少必要的信息沟通、协调，这样很容易导致部门间的科技开发计划难免有重复，从而导致科技资源重复配置，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财政资金的浪费。二是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根据科技部和统计局公布的资料，我国每年省部级以上的科技成果和专利申请中能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在10%左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
（二）税收政策方面
1.支持鼓励企业创新的优惠政策存在薄弱环节
我国现行的科技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作用在支持企业创新的生产投入和成果转化应用方面，税收政策主要偏重于对已经形成科技实力的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已经享有科研成果的技术性收入给予优惠，而对企业创新最需要支持、也是处境最为艰难的研发过程则缺乏有力的税收支持。大部分高科技企业在创业初期基本上都没有利润、享受不到企业所得税减免优惠，几年后科技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实现了经济效益、有了利润时，又大都过了税收优惠期，结果造成一些企业实际上根本没有享受到税收优惠。
2.总体税制结构存在制约创新企业发展的因素
税收政策优惠主要体现在所得税上面，而目前实行的是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的双主体税制结构模式，从收入占整个税收收入的比重看，流转税还居于绝对优势地位。由于流转税的设计没有充分考虑自主创新产业的一些特点，因而存在一些消极因素，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所得税优惠对自主创新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使整个自主创新产业税收倾斜政策难以最大限度发挥效率。尤其是增值税，其缺陷表现得更加明显。增值税对自主创新产业发展的阻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现行增值税加重了创新企业的总体税收负担。从理论上分析，现行增值税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会加重企业负担：一是增值税实行凭发票抵扣制度，在目前增值税没有普遍实行的情况下，企业在很多时候难以取得有效发票进行抵扣；三是无形资产开发过程中的智力投入不能享受抵扣，而这些投入往往占创新技术产品成本的绝大部分。
（2）现行增值税把产品成本构成的无形资产推销、科研开发投入也作为征税依据，容易挫伤企业的创新投入积极性。
（3）现行增值税征税范围过窄致使相关费用所含税款无法抵扣。由于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新技术、新工艺的不断采用，科技产品成本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直接材料成本所占比例不断降低，间接费用的比例大大增加，大量研究开发费用、技术转让费用等无形资产以及科技咨询费用等往往大于有形资产的投入，这些开支目前都不属于进项税额的抵扣范围。这无异于增加了企业的税收负担，挫伤了企业技术投入和研究开发新产品的积极性，影响科技企业的发展。
3.税收政策的“特惠制”不利于企业创新发展
以往支持、鼓励企业科技创新的优惠政策大都是以“特惠制”为特征的。所谓“特惠制”是指针对某一性质的企业、某一行业或某一区域内的企业等，主要表现为“区域特惠”、“行业特惠”。这种“特惠制”一方面使得这些企业的非科技创新收入也享受了优惠待遇，并很容易引导企业发生避税行为，一些企业为了享受这种“特惠制”不择手段、弄虚作假、想方设法争“头衔”甚至“假注册”，助长了这些企业的“寻租”行为，一些开发区管理者为追求“政绩”，随意增加入驻企业数目，导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名不符实，加大了税收征管的难度；另一方面还造成了同一性质的产业因所处区域不同而税负不同的扭曲，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身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外的企业、甚至很多也是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新技术的积极性，大大局限和弱化了税收政策手段在促进企业科技创新方面的作用。
4.激励企业创新的税收政策存在政策“真空”
主要表现为个人所得税制度的设计缺乏对从事科研人员的优惠措施。我国现行税法几乎没有针对高科技创新人才的税收优惠政策，没有充分考虑个人教育投资和对科技人员的激励。个人所得税法仅有对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委、中国人民以上单位以及外国组织、国际组织颁发的科学、教育、技术、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及规定的政府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而对省级以下政府及企业颁发的重大成就奖、科技进步奖仍然征收个人所得税，不利于激发企业科技人员的创新精神。而且个人所得税没有考虑高科技人才教育投资成本大的情况，没有实行税前扣除的优惠，致使居民对高层次的教育投入不足。对高科技人才的创造发明、成果转让收益征税，削弱了科研工作者投身科技开发的积极性，使得整个科研领域缺乏吸引力，也打击了对科技成果进行转化的热情。
三、对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建议
我国财税政策在营造激励自主创新的环境，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与我国建立创新型国家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得差距，所以应当进一步完善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的财税政策。
（一）财政支出政策方面
1.加大政府科技投入，特别是对重点领域的投入
目前我国的财政科技拨款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偏低，应当在财政科技投入增幅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基础上加大政府对科技和技术创新的投入。同时应当根据国家发展需要和实施条件的成熟度，支持自主创新重点领域，主要应加强对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领域的科技投入，支持科技条件基础平台建设，支持战略性带头产业的自主创新和支持、促进科研机构的科技成果转化。
2.改变单一财政补助方式，创新资金投入方式
不同的科技活动有不同的特点，应通过贴息、有偿使用、以奖代补、风险投资等多种方式，引导企业积极增加科技投入，全面提高企业自主技术开发能力，建立多元化、多渠道的科技投入体系。
3.明确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的范围，完善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制度
国际经验表明，政府采购在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我国目前尚未明确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的范围，由财政部及科技部等有关部门研究制订的《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尚未出台，目前只有少数地方政府出台了地方的政府采购目录，如上海市颁布的《2009年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因此，应当尽快确定国家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的范围，使政府采购在促进技术创新上发挥更大作用。
4.建立健全财政科技支出的绩效考核评价机制
建立健全科技支出的绩效考核评价机制是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提高科技支出效益的重要手段。在建立财政科技支出的绩效考评机制过程中，重点是要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基础设施投入分类进行支出绩效评价，建立科学的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
（二）税收政策方面
1.税收优惠政策应加强中间环节的侧重
长期以来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的重点都集中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销售两个环节，实际上是针对结果的优惠，而对创新的过程并不给予优惠。用这个方法如果在取得收入以前进行了大量的科技投资则享受不到优惠鼓励。虽然也对促进高新技术产业规模的扩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这样的政策激励作用下，企业就把重点放在引进技术和生产高新技术产品上，而对建立科技创新体系和研究开发新产品投入不足，同时也造成生产线的重复引进和最终产品生产能力强大，而中间产品、配套产品及一些重要原材料开发能力不足等问题。今后的税收优惠政策应把重点落在产品研究开发、技术转化环节上，以促进科技创新机制的形成和完善。
2.逐实现向以间接优惠为主的模式转变
一般来说，间接优惠具有较好的政策引导性，有利于形成“政策引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有效优惠机制，也有利于体现公平竞争的原则。目前发达国家支持、鼓励企业科技创新的税收政策大多都主要采用间接优惠方式，我国运用的间接优惠方式较少，只占34.19%，这对支持、鼓励更多的企业开展科技创新一定的负面影响。我国今后应该借鉴国际经验再多一些采用间接优惠方式，如技术开发基金等，并适当加大诸如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的税收优惠力度，逐步实现由以直接优惠为主向以间接优惠为主的模式转变，鼓励企业资金更多用于科技投入和设备更新，加快自主创新产业化进程。
3.推进以“普惠制”逐步取代“特惠制”
“普惠制”是相对于现行科技税收优惠政策所体现出的“特惠制”而言的，说的是，支持、鼓励企业创新的科技税收优惠政策不应定位在企业的所在区域上，也不应定位在企业的所属行业上，而应定位在企业所从事的项目上，经税务机关认定审核，只要企业所从事的项目符合创新要求，不论其是否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否是高新技术企业，也不论其所属哪一个行业都可享受统一的科技税收优惠待遇。这就要：打破区域界限、扩大受惠行业的范围并兼顾对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扶持，制定出独立的一套促进中小企业科技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
4.填补政策空白激发高技术人才创新热情
首先可考虑对创新工作者给予更多的税收鼓励，比如适度扩大科技奖励免征个人所得税范围，对科技发明方面的特许权使用费的获得者可视同稿酬所得减征部分个人所得税等。其次针对自主创新企业的实际情况，对房补扣除不分行政、企事业单位房改与否，一律统一标准并放宽扣除金额，允许在计征个人所得税时扣除，以公平个人所得税负担。
参考文献：
[1]梁军.构建税收激励政策助推企业自主创新[J].经济论坛.2009(24).
[2]周华.基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与风险投资现行税收优惠政策的缺陷分析[J].科技信息(学术研究).2008(08).
[3]刘天永.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适用条件的规范性研究[J].法学杂志.2011(05).
[4]孙磊,唐滔.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绩效评价方法研究[J].区域金融研究.2011(08).
最新的财税政策篇8
税收政策是财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针对经济增速放缓，社会总需求不足而采取的一项“反周期经济调节”的主要政策手段，其目的是在短时期内通过大规模财政投入，迅速扩大社会有效需求，增加社会总购买力，使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相适应，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一般来说，积极财政政策启动经济的措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减税，增加居民和企业可支配收入，增强企业再投资能力和增加居民购买力；二是通过增发国债，实行赤字预算，以增加政府投资和增加公共消费，从而扩大企业产品销路，刺激消费需求。显然，其目的都是为了扩大社会总需求，使社会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对于增发国债，实行赤字预算，可把社会即期闲置资金集中到政府手中，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增加社会公共消费和鼓励帮助外贸出口来扩大即期支出，这一措施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一般都会采用。但对减税这一手段，各国会根据财政承受能力和财政支出规模及当时的经济状况，对是否减税或确定多大减税规模和减税范围，则会有不同的选择。从理论和实践来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并不意味一定要大规模减税，而且，在增发国债空间有限的情况下，更不能靠减税，而应该充分发挥税收作用，有效地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税收是财政政策的最终财力保证
1.税收是国家财政收支的基本来源和保证，是政府执行社会政策的主要手段：首先，在各种财政收入形式中，只有税收能给政府带来稳定可靠的收入，并无偿地用于国家公共支出，税收这一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形式，与“公共财政”的支出格局相适应。其次，税收对政府执行经济社会政策具有重大作用。税收是政府参与gdp分配的最规范手段，能有效地深入到社会经济活动的各领域，征税之处，就是调节之点。利用税收调节分配，可以对市场经济活动较少地干预，取得最优配置效果。再次，税收集经济和法律手段为一体，通过建立科学规范的税收法制体系，合理调整运用税收政策，能够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有效引导资源优化配置。最后，公平竞争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前提。合理的税制、统一的税法、公平的税负对于理顺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实现公平竞争等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不断提高对税收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大大提高税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2.扩大财政支出规模，最终离不开税收支持。去年我国工商税收增收1003亿元，国家财政实力也因此大大增强，对全年积极财政政策的顺利实施和经济工作目标的实现作出了重要贡献。面对1999年的经济形势，为从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出发，今年有许多非办不可的大事需要财政预算作出安排，这包括国家继续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加大农林水利和生态环境保护投资，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和继续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等等，这些都需要更大的财政支出，而更多的税收收入恰恰是确保财政支出的根本保障。因为目前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90％以上，如果没有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财政支出增长就会受到限制。
3.减轻国债对财政的压力，必须依靠税收的稳定增长。举债是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措施，但举债规模必须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家财政实力相适应。目前我国国债规模已对国家财政特别是中央财政构成一定压力。从财政发行国债的空间看，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的政府投资规模进一步扩张的空间有限。从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和国债偿还率指标看，积极财政政策不能长以为继。债务依存度是指当年债务收入的依赖程度。根据各国的经验，这一指标应控制在15％—20％为宜。而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国际上公认的安全线为25—30％。我国1994年以来已经超过50％，1998年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已高达60.4％（＝3891／6443）；国债偿还率指当年国债还本付息额与当年财政收入的比重，国际上一般认为应控制在10％以内，而我国去年已经达到24.3％。解决问题的根本方式在于增加税收收入，提高两个比重。而且在既定的财政支出规模条件下，经常性财政收入形式的税收与国债是一种“此消彼长，你增我减”的相互替代关系，税收的稳定增长可直接缩小国债规模，从而最终减轻国债对中央财政的压力。
4.中长期财政要收支平衡离不开税收稳定增长。按照1999年的国家财政预算安排，中央财政赤字为1503亿元。考虑综合财政信贷平衡，我国潜在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融资规模已经比较大，增发国债只是我国在非常经济时期采取的短期微调措施。从根本上说，经济的增长要立足于社会投资和消费增长，并积极扩大出口和利用外资。从中长期看，我国必须坚持财政收支平衡的原则，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并逐步缩小和消灭财政赤字。要弥补积极财政政策的巨大支出缺口，达到财政收支平衡，只能依靠税收的增长。
我国目前不宜大规模减税
有人认为大规模减税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必然选择，于是对我国目前执行的政策取向提出异议，但笔者认为，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减税的确是财政政策的一项重要措施，但减税规模和空间要视各种不同情况才能具体确定，从我国具体情况看，目前没有多大空间，如果进行大规模减税，既不现实，也不可能。
1.税收占gdp比重过低，国家财力不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基本上走的是一条减税让利的路子。财政占gdp比重和中央财政占全部财政的比重不断下降。近年来，国家各项税收占gdp的比重仅维持在11％左右。由于比重过低，导致国家财力严重不足，财政赤字不断扩大，国债规模持续增加，这不仅影响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增加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压力，也会削弱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2.市场经济不发达，依法治税机制尚不完备。由于我国市场机制还不健全，企业的投资和经营行为尚不规范，企业特别是国有和集体企业对减税反应并不灵敏，特别是长期以来各地通过各种越权和乱减税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做法仍时有发生，地方保护主义又客观地助长了偷逃税，从而大大削弱了税收的杠杆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实施减税政策，不仅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而且可能扰乱税收秩序。
3.短期减税不至于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采用减税来刺激经济增长在各国都是短期做法。一个企业也不可能长期靠减税生存和发展。对投资决策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企业对市场的前景预期。在我国目前的“消费无热点，市场无热货，投资无热线”的情况下，仅靠减税难以起到刺激企业投资的作用。只有靠国家投资带动需求增长，通过需求增长扩大市场，并刺激生产和投资积极性，才能促进经济增长。
4.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必须依靠政府的投资和引导。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状况相比较，我国有许多公共性基础设施、环境保护等欠帐较多，这些投资项目回收周期长，直接回报率低，投资规模大，只能依靠国家的财政资金投入。此外，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处于急需调整阶段，若大量减税，会刺激企业进一步扩大投资于一些短平快的加工项目，导致新一轮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使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更加扭曲。只有通过政府重点投资和引导，才能从根本上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企业的升级换代，从而增强企业的发展后劲。
5.我国目前税收收入增长仍有一定潜力。税收增收并不是指随意扩大征税范围和搞“寅吃卯粮”，而是在既定的税制条件下，按现有的税收政策，加强征管，依法治税，应收尽收。从1998年税收工作情况看，据不完全统计：全年清理拖欠220亿元，占全部拖欠的50.7％；全国税务稽查实现查补税款460亿元，比上年增长157亿元；加强征管、堵塞漏洞增收23.3亿元；改善税收执法环境，纠正违规文件623份，追缴税款入库11亿元；打击走私，关税净增26亿元。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商业小规模纳税入征收率和进口关税平均税率有较大幅度下调，但通过加强征管和打击走私，全国商业增值税、海关进口税和关税均有不同程度增长。再从近期公布的数据看，98年全国商品零售总额24155亿元，而商业增值税仅为794亿元。若按4％的税率征收商业增值税，全国应征商业增值税应为966亿元，与实际入库商业增值税相差172亿元。这说明我国当前组织收入中的潜力还是很大的，只要措施到位，完全可以增加更多的税收收入。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中的税收政策取向
1.尽快出台部分“费改税”方案并付诸实施，以减轻企业负担，增强国家财力。逐步理顺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我国企业负担过重，主要不是税收负担重，而是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和基金的迅速膨胀而致。这些负担不仅数额大，而且绝大多数是越权设立的，属巧立名目的乱收费，严重侵蚀国家税基。1998年国家分三批清理取消了涉及企业的不合法、不合理基金、收费共计727项，减轻企业负担370多亿元。今年此项改革将继续推进和深化，并以道路车辆收费为突破口，以燃油税和车辆购置税取代道路车辆收费，据初步测算，仅这一改革就会增加税收约600亿元，这将为理顺国企分配关系、增加国家税收和振兴国家财政开辟新渠道。
2.在保证税收总量适度增长的前提下，通过结构性减税，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我国现阶段大规模普遍减税既不可能，也没必要。但是，我们可采取有选择的局部结构性减税措施，支持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当前我国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对高新技术产业不利，其税负明显高于其它产业，因此，要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税收政策上必须要予以扶持，适当降低高新技术产业的增值税税率。或者采用投资抵免、加速折旧、税式支出和财政贴息等方法，以刺激企业进行直接投资，推动产业结构逐步优化。
3.积极稳妥地进行到期税收优惠政策的清理工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税收为吸引外资，鼓励社会投资和支持开发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仅老三资企业超税负返还这一项，1994年至1997年，国家在这项政策中税收返还总额就达320亿元，有力地支持了外资企业的发展。一些税收优惠政策的继续存在既不必要，也不利于公平竞争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今年主要是对老外商投资企业超税负返还和开发区税收分配政策进行调整，并降低部分商品进口关税税率。清理到期税收优惠政策，降低关税税率，不仅有利于进一步规范税制，理顺财政分配关系，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为企业公平竞争提供良好外部环境，也有利于防止国家税收流失，从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提高中央财政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
4.继续完善和改进出口退税政策，支持外贸出口。1998年在周边国家货币纷纷贬值和我国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及时作出了“提高出口退税率，支持外贸出口”的决定，全国共办理出口退税437亿元，其中提高退税率增加退税60亿元，对稳定外贸出口发挥了积极作用，对出口创汇作出了积极贡献。今年外贸形势会更加严峻，在汇率不变的情况下，我国仍可适当提高一些行业的出口退税率。因为有数据表明，如果调高出口退税率一个百分点相当于一般贸易出口成本下降1％，与汇率贬值1％的效应一致。同时，要尽量简化退税程序，缩短退税时间，进一步严厉打击骗税套汇活动，各级退税机关应尽量加大税收对外贸出口的支持力度。
5.改革和完善税制，促进经济发展。健全和完善税制结构，加快开征财产税和遗产税，解决社会财富过于向少数人集中的问题，从而盘活社会资产总量，通过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和转移支付，提高社会消费水平；加强调研，认真分析，在有条件的地方对部分行业逐步进行“把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收入型或消费型增值税”，由于现行生产型增值税制规定企业技术改造和固定资产投资的进项税款不能抵扣，限制企业技术改造和创新的积极性，如改革成收入型或消费型增值税，将会极大地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以提高企业竞争力，对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深远的意义，建议在经济形势稳定、财政状况良好、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大的城市率先试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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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朱镕基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摘登》《深圳特区报》9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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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怀诚 《关于199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199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案的报告》摘登 《深圳特区报》99.3.7
6.《过剩经济！过剩经济？——形势与对策》 陈淮主编
7.《财政问题是1999年的焦点》《中国税务》1999.2.5
最新的财税政策篇9
一、金融危机对我国财政税收政策的影响
我国作为世界重要的经济体和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国家,受到受到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影响无可避免,其影响已殃及我国的实体经济,造成了国内部分企业出现生产经营压力加大、库存积压严重、运营资金趋紧、盈利水平下降等多种新情况新问题。当前,政府实施了包括行使增值税、进出口税改革方案,对中小型企业进行财政补助在内的多种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和措施,但是这些财政税收政策存在着很多局限性。为了进一步保证在金融风暴下企业发展更加稳健,更好地促进经济复苏,采取一些组合拳是必要的也是行之有效的。而这些组合拳中,政府财政税收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带动是最明显也是最直接的。财政税收与经济发展的结合和促进是提供给企业的最好的发展契机。因此,基于金融危机环境,对政府财政税收改革和管理进行多角度地探讨和深思是不可忽视的命题,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巨大的经济意义。
二、改革现有财政税收政策的现实依据
（一）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必然要求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由“过热”向稳定运行“软着陆”产生了突如其来的外部冲击,一些加工企业特别是一些出口导向型企业遇到了明显的困境,中国以“出口”这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的路子越来越不好走,扩大内需是提振经济的关键。而无论是促进短期经济增长,还是兼顾中长期经济稳定增长,关键都在于财政预算投资向公共民生领域倾斜,以及适度推进税制改革,来撬动长期以来启而不动的消费内需增长,以降低国际金融危机可能带来的更进一步的冲击。
（二）改善企业与公众预期的迫切需要
据相关分析,我国目前并非流动性不足,只是在内外部经济都不确定的环境下,人们对消费和投资缺乏信心。改革财政税收制度、实施财政刺激政策能向外界表明政府保持经济增长的强烈愿望和决心,有助于提升公众的信心。并且政府支出的增加有助于推动民间投资,提高民间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改善民间投资的外部环境,进而调节经济周期的波动。
三、金融危机背景下财政税收改革的探索
（一）优化税收征管组织形式
税收征管是税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税务机关根据有关税法的规定,对税收工作实施管理、征收、检查等活动的总称。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之下,税收征管更需要掌握税源变化,加强税源管理;依法办事,依率计征;促进生产与组织收入相结合;开展纳税检查,以合理有效的税收征管组织来稳定市场经济。运用现代管理理念,优化税收征管组织形式,可以从理顺政府管理职能、建立扁平的组织管理结构等方面入手。
（二）完善国税与地税的协调机制
国税是国家税务系统,与“地税”对称,是一个国家实行分税制的产物。在目前的经济背景下,国税和地税两套征管机构的继续分设,已经显得不大适应改革的新形势了。虽然整合国税与地税机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已经具备,但是因为地方税制改革滞后等因素,机构整合的难度仍然显得比较大。在面对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国税与地税机关应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以加强工作的联系协调。有条件的地区可先行试点国税与地税合署办公。而不能及时展开税务整合的地区,应该利用信息资源将国税与地税的协调工作处理好,通过制定体制沟通来实现双方的互利互惠,为企业的税收合理化做出贡献。
（三）建立税负水平适中的税收制度
宏观税负是指一个国家的税负总水平,是税收政策的核心,是直接或间接纳税主体经济负担的最有力体现。在政府支出与税收收入的关系中,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政府支出是自变量,而税收收入是因变量。但是,实际上,无论是政府规模,还是政府支出总量,以及相应的税收收入总量的最终确定,都不能脱离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税负结构的公平合理,有赖于健全完善科学发展的税收制度。税负结构要根据我国的实际,借鉴国外经验,将所得税与增值税作为中央财政税收的主体税种,将营业税作为省级政府的主体税种,将尚未开征的物业税作为市、县、乡等政府的主体税种,建立起科学合理、税负水平适中的税收制度。
（四）建立资金来源可靠的科学支付体系
一要合理搭配一般性转移支付与有条件的专项转移支付的比例,适当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二要改革税收返还和增值税分享制度,稳定转移支付资金来源。三要改革转移支付的分配方法,建立公开、合理、科学的资金分配制度。四要完善监督支付系统的运行,并制定公共政策,指导中央银行以外的支付系统的运行。在政策方面,还包括规划并运行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CnapS）的总体结构、制定必要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特别是跟支付系统风险管理和保障系统安全相关的政策。
（五）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在就业方面,为完善扶持措施支持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在住房保障政策中,实施对住房转让环节营业税等实施相关减免政策,落实对首次购买普通住房的各项税费优惠政策,鼓励居民购买自住性、改善性住房。在社会保障领域,为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支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在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方面,加大科技方面的投入,促进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改革和完善资源税制度,促进资源合理利用;增加节能减排投入,稳步推进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改革。
最新的财税政策篇10
简历：高培勇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审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市财政学会副会长等多种社会职务以及十几所高等学校兼职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财政税收理论。曾分别于1997年4月和2000年1月为国务院领导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作税法专题讲座和公共财政理论专题讲座。代表性著述有《当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市场化进程中的中国财政运行机制》等。
2005年，中国政府将财政政策转向中性，并在正式的文件中以"稳健"表述。这意味着自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认为，实际上，2004年已经是以积极之名行稳健之实，2005年不过是稳健财政政策"名实合一"的一年。
把钱花在改革上
对于稳健财政政策的实际内容，中国财政部部长金人庆的解释是16个字：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高培勇认为，这16个字通篇浸透着推进改革的精神，实际上是要以推进改革作为主线来实行的。从推进改革入手，通过着眼于推进改革的一系列渐进性安排，逐步地降低现实财政收支安排的扩张力度，逐步地逼近稳健财政政策的效应境界。
高培勇说，在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中国财政一直是整体改革的开路先锋，始终扮演着为推进整体改革"铺路搭桥"的角色。改革启动初期，它通过"放权让利"，以财政上的减收、增支为代价，调动了各方面的改革积极性，为各项改革举措的出台创造了条件。进入到改革攻坚阶段，又是1994年的财税改革为整体改革步入制度创新之路打下了基础。改革的启动和攻坚时期如此，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新任务，无疑仍要依赖于财政的推动。
高培勇认为，在财政支出总规模难以控制甚至急剧增长的条件下，把增加的"钱"尽可能用到推进改革的支出项目上，通过支出结构的调整尽可能减少它所带来的扩张力度，显然是可以着手的一个适当策略。
以收入增量为新一轮税改"买单"
高培勇认为，以推进改革为主线来整合有关稳健财政政策的一系列举措安排，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财政自身的改革以及由财政支持推进的改革。具体包括推进税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及农村改革。
税制改革无疑是当下最受关注的。早在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已对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内容做了比较全面的安排。但是，除了出口退税机制改革和农业税改革之外，其他的方面至今迟迟未能正式启动。高培勇认为，制约新一轮税制改革启动的原因，主要是"收入震荡"--担心税收收入因此而减少，以及"逆向调节"--担心已经过热的固定资产投资因税收减收而呈现更热的势头。如何且能否破解这两大难题，是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关键所在。
对于这两大难题，高培勇提出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跳出"税改减收"的局限而放眼整个财政收支流程，可以发现两件互为关联的事情：一件是，从1994年开始，中国税收始终处于高速增长的状态。而且，增幅越来越大。持续10年的高增长，已经大大抬高了税收基数盘子。2003年的税收规模，是1993年的4.7倍。另一件是，伴随着税收的高增长，财政支出规模表现出更快、更猛的增长势头。10年间，财政支出的盘子已经在税收高增长的支撑下迅速膨胀起来。2003年的支出规模，是1993年的5.7倍。也就是说，在过去的10年中，税收增长和支出膨胀之间是一列几乎没有任何路障的"直通车"。
进一步看，持续了数年的中国税收高增长，目前已经到了巅峰阶段。过去，中国一直用所谓"三因素"论来解释税收的高增长--经济增长、政策调整和加强征管。2004年的情形虽有些变化--政策调整因素为物价上涨所替代了，但仍是三个因素支撑了税收的增长势头。在三因素中，除了经济增长尚可掌握之外，其余的两个因素绝对是不可持续的。且不说物价上涨具有周期性，单就加强征管而言，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的测算，从1994年实行现行税制至今，它已提升了税收实际征收率大约20个百分点。不过，税收实际征收率的提升，终归有个限度。由1994年的50%多一点提升至目前的70%上下，再往前走，它的空间已经变小，收益递减规律肯定会产生作用。
高培勇说，"既然目前正是税收收入增幅最大的时期，并且如果不在此时做出相应安排，税收高增长将肯定引发政府支出的不适当膨胀，那么，一个可行的选择就是：抓住眼下的收入增长'旺季'，将超预算增长的税收用于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
至于"逆向调节"，高培勇说，如果将税制改革放置于税收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并且，从减税和增支的效应比较中加以透视，便可发现，如果不对税收高增长形势下的财政收支做出特意的安排，在当前的各种体制性缺陷的作用下，数千亿元的税收增长额肯定会"直通"为财政支出的膨胀额，甚至"激活"本就旺盛、只是限于压力而稍稍减缓的政府部门固定资产投资膨胀热情。由此带来的扩张性效应，恐怕是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的。
比较减税和增支可能带来的财政扩张性效应，后者的扩张效应肯定比前者来的大。所以，高培勇说："利用税收收入高增长所带来的收入增量为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买单'，就是一个同稳健的财政政策相协调的'正向调节'之举。"
财政支持的两大"瓶颈"项目
高培勇认为，需要财政支持推动的两大瓶颈项目就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农村改革。
在中国的改革中，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已经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瓶颈"项目。鉴于财政方面的制约是障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主要因素，在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中，腾出一部分精力来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花费一部分代价来提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目标的层次，也是一件情理之中的事情。而且，同样的道理，花在支持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等改革事项上的"钱"，较之花在其他政府支出上的"钱"所带来的扩张性效应要小。在当前的形势下，它同稳健财政政策所致力的方向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