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篇1
因为中国财政政策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具有不亚于货币政策的影响，故而本文在构建VaR模型的时候，同时采用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区域经济和区域物价水平等四个变量进行分析；并将样本区间设定为1979-2010年。在变量选取上，可以从金融机构贷款额、m0、m1、m2、拆借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中选取适合中国的货币政策变量。基于中国货币政策的实践经验以及数据的可得性，选取m1为货币政策变量。由于m1数据从1990年才开始公布，故而1979年至1989年的相关数据由m0代替。财政政策变量用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增长率数据表示，并利用Hp滤波处理之后得到的周期（Cycle）部分代替。由于货币、财政政策的目标为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所以用全国GDp和商品价格指数以及各省市GDp和商品价格指数作为货币、财政政策的最终目标变量。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选取1979-2010年的全国GDp、Cpi、商品价格指数及m1、中央政府财政支出、人口数等全国年度数据；选取各省区的GDp商品价格指数、人口数等地区年度数据。GDp等样本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对相关变量进行如下处理：首先，利用1978年为基年的定基比商品价格指数作为物价指数，将m1、省区GDp、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变换为实际值。其中对区域GDp数据取自然对数并求一阶差分，以得到平稳序列。为了剔除因人口增长快慢而扭曲的货币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以各省区的人均GDp作为区域经济变量数据2。其次，与大部分研究直接得到各省区物价指数的平均值不同，我们以各个地区的实际生产总值占四大地区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的比重为权重，计算得到加权平均后的各省市商品价格指数（以商品价格指数1978=100为基准来求实际值）。这一做法提高了物价指数的精确度。最后，对各变量的实际值进行平稳化处理。
二、平稳性和协整检验及格兰杰因果关系
（一）平稳性检验
利用VaR模型做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以及脉冲响应分析需满足序列平稳性条件，故利用aDF单位根分析检验各序列的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表明，财政政策变量（CZ）、货币政策变量、四大地区物价变量（Si_pR_DonG、Si_pR_DonGBei、Si_pR_ZHonG、Si_pR_Xi）、以及四大地区产出变量（Si_GR_DonG、Si_GR_DonGBei、Si_GR_ZHonG、Si_GR_Xi）取自然对数后的一阶差分值满足平稳性条件，且是一阶单整的
（二）协整检验
结合单位根检验和各个变量的图示，确定协整分析的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并利用aiC或SC最小准则确定最佳滞后阶数，对各变量进行协整分析。说明，经过对数变换后的地区人均GDp（LnGDp）、物价水平、货币和财政变量间只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因此初步判断货币、财政政策与产出和物价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三、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一）VaR模型估计结果
对实证模型的选择，近似主题的文献较多采用VaR、SVaR、VeCm等模型做实证分析。虽然这些计量模型均无法准确捕捉改革开放后30年中的区域经济结构与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变迁4，但考虑到研究的可行性以及参照同类文献的做法有利于比较，故本文仍采用VaR模型做实证分析5。利用VaR（k）模型对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分别与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的人均GDp及价格指数进行分析。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的不同k值采用aiC或SC最小原则确定，分别为3、1、1、1。表4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四大区域产出及价格VaR模型估计结果注：估计结果下方的R-Squared值是单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对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东部人均GDp（Si_GR_DonG）、价格指数（Si_pR_DonG）四个变量之间的VaR（3）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前二个方程拟合优度稍小为0.72，后两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8以上，表明模型能较好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主要考虑后两个方程的估计结果。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东北部人均GDp（Si_GR_DonGBei）、价格指数（Si_pR_DonGBei）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73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5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为了分析完整性，对东北、中部以及西部区域也进行脉冲响应分析。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中部人均GDp（Si_GR_ZHonG）、价格指数（Si_pR_ZHonG）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63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37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西部人均GDp（Si_GR_Xi）、价格指数（Si_pR_Xi）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65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33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不过，VaR模型相对不那么在意拟合度和系数的显著性问题。下面采用脉冲响应函数来描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冲击，对各区域人均GDp和加权平均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造成的动态影响
（二）脉冲响应函数及累计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结果
在各VaR模型中，分别考虑狭义货币供应量（m1）及中央财政支出（CZ）变动在未来10年内对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等4大区域人均GDp实际值、关于货币政策区域经济效应，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四大区域在经历货币政策冲击之后，在第一年达到最大响应值，分别为0.020272、0.014757、0.014913、0.001565。从大小来看，“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从区域经济效应累计值来看，货币政策冲击产生后，东部、东北部、中部区域在第二年达到最大累计响应值，而西部则第一年已达到最大累计响应值，分别为0.031895、0.018998、0.022865、0.001565。按累计响应值大小来排序，也得到了“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的类似排序。可见，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地区差异性并未随时间而有大的变化。另外，中国货币政策对西部区域几乎不产生影响。这点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是吻合的。关于货币政策区域物价效应，之前的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在1%显著水平下，m1与中国各个区域的物价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而从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来看，四大区域均在第二年达到响应峰值，分别为2.59148、2.136434、2.119478、1.789887。按响应大小来排序，为“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虽然货币政策区域价格效应也存在地区差异性效应，但是其区域价格效应差异远远小于区域经济效应。从上述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可见，中国货币政策主要影响东部区域的经济和物价水平，其次为东北和中部区域，对西部区域的影响比较小。有意思的是，中国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大小排序恰好相反，为“西部中部东北东部”。并且财政政策达到响应峰值时间也属西部是最快的。不仅如此，财政政策累计效应也得到了“西部中部东北东部”的同样结果。可见与货币政策类似，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地区差异性也未随时间而起大的变化。综合来看，上述关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地区差异性结果，为我们构建合理的且相互补充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提供了许多的可能性。这一结论和格兰杰检验结果具有相互印证性6。关于货币政策的时差，在整个区域货币政策实施第一年达到效应峰值，除了西部区域之外，第二年累计效应达到峰值，第三年开始起效应变为负。财政政策效应在西部第一年、在中部第二年、在东北第三年、在东部第四年达到效应峰值。不难发现，虽然从财政政策效应的大小来看，西部区域效果最明显，但其效果保持的时间较短。这可能与中西部区域支柱产业不足、区域竞争优势较低、区域产业单一等原因有关；财政政策实施初期主要投入在基础实施建设上，因而实行初期效果较明显，但因缺乏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其后续拉动经济的作用有限，导致了其效果保持的时间较短。因此，截至目前，通过财政政策尚无法充分弥补因货币政策实施所导致的区域经济差距。有效发挥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的效力，可能需要更为有力的产业政策的配合。
四、结论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篇2
一、动态“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模型
(一)基本假设假定在一个包含中间厂商和最终厂商的摩擦经济中，经济行为的主体包括代表性消费者、厂商和政策主体。各自的经济问题如下:1．消费者的经济问题对于经济系统中的代表性消费者，假定其效用函数为:其中:Ct代表消费者的实际消费，nt代表劳动供给量，mt/pt代表持有货币给消费者带来的经济效用(mt为名义货币供应量，pt为总物价水平)。参数项中，σ为消费的风险厌恶系数，ψ为费里希劳动供给弹性的倒数，ξ为货币余额的替代弹性。此处的效用函数为可分离的形式。此时代表消费者的经济问题为:2．厂商的经济问题本文以动态“新凯恩斯主义”常用的Dixit和Stiglitz(1977)［23］垄断竞争模型为基础，将厂商分为中间厂商和最终厂商，其中中间厂商在垄断竞争市场中面临价格调整的压力。对于最终产品厂商而言，其最终产品Yt需要通过中间产品Yt(j)形成。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为完全竞争的市场，参照Dixit和Stiglitz的基本设定，假定生产函数为:3．政策主体问题对于政策主体而言，假定其为一个多功能的“复合政府”，其经济政策分为三个方面。一是货币政策的政策规则，具体规则可以分为两大类。规则之一是扩展的taylor(1993)利率规则。目前多数文献认为该规则可以更好地刻画中国货币政策实践(如谢平和罗雄，2002;张屹山和张代强，2007;李成等，2010;郑挺国和刘金全，2010;等)［26－29］，本文综合相关文献的研究，设定我国的货币政策规则如下:二是对“财政政策”规则的考虑。综合各国政府的实践，财政政策规则主要存在于表1所列示的几种情形:由于我国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因而各级政府主体的财政支出“决策运行模式”存在纵向、横向间的差异性和政策实践的复杂性，从而导致财政政策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定位也不尽相同。表1中gt为政府总公共支出Gt的对数化形式，后文线性化系统中的小写形式同样为其大写形式的对数化表达。表1中“规则一”是较多文献都会考虑的规则，如张杰平(2012)［4］、王文甫(2010)［7］;“规则二”是政府采取“相机抉择”的形式;“规则三”是政府综合“相机抉择”与盯住“通货膨胀”的形式，对此，张宇麟和昌忠泽(2008)［34］认为治理通货膨胀应该重视财政政策的作用①亦即政府的总支出(包括总公共开支、当期债务还本付息支出和当期公众持有的货币形式)等于政府的总收入，收入项目为政府发行的债务收入、总税收收入和发行货币的收入。符号变量的含义同预算约束(2)中的结果。
(二)系统均衡问题对代表性消费者的基本问题进行优化求解，获得消费者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将具体的一阶条件进行线性化。对于中间厂商而言，根据成本最小化的问题可以获得厂商“价格总水平”的变动方程。其结果为:根据上述经济系统的设定，可以对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下的财政政策效应进行比较。
二、参数估计
(一)初步参数校准整个经济系统中的内生变量包括:yt、bt、ct、kt、nt、πt、wt、pt、mt、it、Rkt、tkt、at、gt、vt(替代变量包括t、zt)。该经济系统中需要进行校准的参数包括:β、θ、σ、ψ、ξ、η、α、e、δ、εp、ρr、1、2、3、ρv、ρa、ρg、ρtk(替代参数包括Γ1、Γ2、Γ3、ρ)。对于系统的相关参数，根据历年的名义利率水平设定主观的贴现因子β为0.947;设定价格粘性程度θ为0.75;考虑到消费效应的对数形式并参考张卫平(2012)［3］的估计结论，本文对消费风险厌恶系数估计为1。对于费里希劳动供给弹性的倒数，同样估计为1;将货币余额的替代弹性ξ取值为1;对于货币需求对利率的半弹性，借鉴张杰平(2012)［4］的结果估计为2.58;基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基础数据，在对原始数据进行GDp价格指数调整、H－p滤波(获得趋势项)及时间序列回归后，估计出资本的产出弹性α和政府支出的产出弹性e，取值为0.627和0.50。本文借鉴贾俊雪和郭庆旺(2012)的生产函数模式将政府支出直接纳入产出函数估计相应的参数。进而本文资本的产出弹性α和政府支出的产出弹性e根据受约束的回归方程(产出函数的对数化形式)进行计量回归获得;参考王文甫(2010)的估计结论，将不同商品的替代需求弹性εp取值为4.61。对于不同货币规则的估计系数，参照Zhang(2009)［36］采用Gmm估计方法的结论以及张杰平(2012)［4］的结论，将货币政策规则的相关参数分别估计为0.75、2.6、0.4、0.6、0.51、0.8、1.5、0.75。对于非结构参数———技术进步、政府支出与收入税的一阶自回归系数ρa、ρg和ρtk，在同一样本数据下将其估计为0.60、0.61和0.556。具体参数的估计结果见表2。对于货币政策规则二中的参数选择，同Zhang(2009)［36］Gmm估计方法的结论和张杰平(2012)［4］的校准考虑，初步校准见表3。对于上述系统的线性化结果，还需估计的稳态值有:tk、R、C/Y、K/Y、G/Y、b/Y、m/Y。对于宏观税负tk，根据历年总税收数据和GDp数据估计出“平均税负”，其他参数则通过一阶系统的稳态值并结合初步的参数校准进行估计。
(二)“贝叶斯”参数估计对于上述参数校准的初步结果，本文采取不同于张佐敏(2013)、胡永刚和郭长林(2013)等的参数校准方法，而是对非结构参数通过“贝叶斯”估计方法进行再估计。在估计的过程中，采用马尔科夫－蒙特卡洛模拟方法(markovChainmonteCarlo，mCmC)，基于mH算法随机抽样2万次，并去掉前1万次①。具体抽样时，对每一个参数选择一个标准的概率分布函数，然后根据参数的初始值和抽样设定的次数进行统计抽样，最后根据设定的接受概率(一般在0.2～0.5之间)获得后验的结果。而标准概率分布的选择是根据参数的性质、取值范围综合判断形成，方法参见Griffoli(2010)［37］的分析。在进行“贝叶斯”估计之后获得检验多变量“收敛性”的统计量，结果如图1所示。由图1中的结果可知:在后期1万次以后，曲线拟合较好，说明参数的“贝叶斯”估计结果整体性能较好。基于贝叶斯估计结果，可以比较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下的财政政策效应，下文将分“同一”货币政策规则和“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两种情况分别进行研究。
三、搭配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的经济效应
基于上述“贝叶斯”估计的参数结果，本文通过matlab的嵌套软件包Dynare4．2．5进行数值分析。假定财政政策规则形成一个标准单位的冲击(即假定财政支出增加1%)，其对于产出的影响结果如表4所示②。由表4中的结果可知:在货币“利率规则”之内，除规则四之外，不同的财政政策规则对于“经济总产出”具有相似的经济效应。政府增加公共开支在短期内会使总产出增加，并且在第二期旋即到达最大化。当然，财政支出增加1%，即期(随后的第一期)的正向“扩张效应”相对较小，“规则一”下仅为0.0177%。这一结论不同于Christiano等(2011)财政政策乘数大于1的结论(名义利率的零约束下)。当然，从整个观察期内的累计效应来看，就货币利率规则而言，财政政策“规则一”对于经济产出的总弹性为0.3426，而其他规则二、三、五对于经济产出的总弹性分别为0.2587、0.3120和0.3505，差距相对较小。在货币供应量规则之内，不同财政政策规则对于“经济总产出”也具有相似的经济效应，只是考虑“盯住债务”的“规则四”与其他略有不同。财政政策“规则四”对于宏观经济具有凯恩斯主义的“非线性”影响。由于货币政策规则组内的财政政策差异较小，此处以财政政策“规则三”为对象比较不同货币政策规则中的政策差异。限于篇幅，以经济总产出Y、私人消费C、通货膨胀效应π和债务水平B的响应为分析对象。四个宏观变量的响应过程如图2所示。在财政政策搭配货币“利率”规则时，财政政策的波动效应要小于其与“货币供应量规则”的搭配结果。在货币政策的利率规则下，财政支出增加1%，随后其在第一期的产出“扩张效应”为0.0269%;而在货币供应量规则下，财政政策的即期正向“扩张效应”为0.0531%;在货币政策的利率规则下，财政政策“规则三”在观察期内的总产出弹性为0.312，而在货币供应量规则中，财政政策“规则三”在观察期内的总产出弹性为0.286。对于代表性消费者的消费而言，财政政策在不同的货币政策规则下对其影响过程存在差异，但均对私人消费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并且挤出效应趋于稳态的时间远远大于产出，效应也较大。货币利率规则之下，财政政策的波动要小于其与“货币供应量规则”的搭配结果。在货币利率规则下，财政政策的总挤出效应为1.476%。就通货膨胀而言，不同的货币政策规则之下，财政政策对其的影响过程与对私人消费的影响相似。货币利率规则下，财政政策的波动小于其与“货币供应量规则”的搭配结果。对于债务而言，不同的货币政策规则之下，财政政策对其的影响过程有很大差异。其中，在货币政策的利率规则中，财政政策开始扩张政府债务，但第三期之后债务水平开始逐渐下降并低于稳态水平，最后趋于稳定。在这一规则下财政政策使政府债务膨胀的最高水平达2.1688%(财政支出水平增加1%)。而在货币供应量规则中，扩张性财政政策在初期降低债务，但随后即产生扩张效应，财政政策使得政府债务扩张的最高水平达3.743%。而结合货币政策的脉冲响应结果可发现，“利率冲击”对于政府债务的控制影响比货币供应量规则更为显著。针对上述不同“冲击源”对于宏观经济波动的冲击影响，表5将不同的财政搭配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照进行讨论。由表5的结果可知:(1)无论是在“利率政策规则”还是在“货币供应量规则”之下，货币政策冲击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的波动贡献较大;(2)在同一货币政策规则下，财政政策是影响宏观经济波动的第三个主要贡献源;(3)货币供应量规则与不同的财政政策搭配时，财政政策的经济波动效应较大。这说明为降低公共支出对产出的波动影响，考虑由利率规则搭配财政政策较好。
四、结论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篇3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内容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当代各国政府调节宏观经济最主要的两种手段，两大政策各有特点，了解它们的作用机制，深入研究它们的协调机制有着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如何摆正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协调配合使用两大政策，达到宏观调控目标，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本文的结构是第一部分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差异，第二部分具体分析两大政策的协调问题，第三部分指出本文分析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问题，第四部分总结全文。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差异
财政政策是指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而规定的财政工作的指导原则，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货币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银行为影响经济动所采取的措施，尤其指控制货币供给以及调控利率的各项措施。
两大政策调节的领域不同。财政政策调节的对象是财政收支，主要通过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来实现对国民经济的调节。货币政策主要从流通领域出发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
两大政策对收入分配，利率，产出的影响不同。财政政策通过转移支付和税收等各种政策可以直接调节社会收入分配。货币政策直接调节货币供应量。
表1：两大政策对收入和利率的影响
两大政策的效应时滞不同。从扰动出现到经济政策产生作用的每个阶段都存在时滞。这些时滞可以分为两种时间层次：外部时滞，即政策行为对经济影响的时间;内部时滞，即着手制定政策所花费的时间。
表2：两大政策的时滞效应
两大政策调节的主体不同。财政政策由政府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控制。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表明，只有将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常见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双松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其积极效应是可以强烈地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消极效应是往往产生财政赤字并诱发通货膨胀。
双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此种组合方式的积极效应是可以强烈地抑制总需求，控制通货膨胀;其消极效应是容易造成经济萎缩。
松的财政政策与紧的货币政策。这种组合方式可以在不提高产出的前提下，提高利率，抑制通货膨胀。
紧的财政政策与松的货币政策可以在不降低产出的前提下，降低利率。
表3：两大政策的组合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的分析的一个隐含假设就是不存在流动性陷阱，货币需求曲线既不是垂直的，也不是水平的，而是向右上方倾斜。
三、进一步分析
上文主要分析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及其差异，探讨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和配合模式，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短期分析假定价格不变，内生变量是利率和收入(决定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同时均衡时的收入和利率)，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作为外生变量，影响总需求。只有在短期内，产出和利率在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才表现为固定的关系。从长期来看，这种关系不存在或者说不稳定。
第二，忽略了总供给对经济的影响。在考虑总供给的情况下，从短期来看，总供给曲线是水平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能提高总需求，导致产出增加。但从长期来看，供给曲线是垂直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只能使价格水平上升，对产出没有影响。
第三，本文没有考虑开放经济的情况。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三元悖论原则是国际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论断。根据蒙代尔的三元悖论，一国的经济目标有三种：①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②汇率的稳定性;③资本的完全流动性。这三者，一国只能三选其二，而不可能三者兼得。
表4：开放经济条件下两在政策的效果(资本自由流动下)
四、结论
从短期来看，扩张的财政政策提高计划产出，导致产出和利率的提高，而扩张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导致产出提高，利率下降。
从政策时滞来看，财政政策内部时滞较长，而外部时滞较短。反之，货币政策内部时滞较短，外部时滞较长。因此，货币政策适合于对经济进行微调，财政政策在经济危机下往往比货币政策更有效。
在考虑总供给的情况下，两大政策都能扩大总需求，引起产出增长，价格上升。因此，当产出低于潜在产出时，两大政策都合适;如果经济已经处于充分就业，应当尽量少用两大政策。
在开放经济条件和固定汇率制度下，根据三元悖论，如果资本自由流动，财政政策完全有效，货币政策完全无效。
中国经济现在通货膨胀高，对外贸易失衡，根据本文的讨论，适合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和从紧的财政政策，或者是从紧的货币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前者会引起经济衰退，后者不会引起经济衰退。
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相互协调研究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联系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基本政策手段。在一般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使用，并对宏观经济产生作用和影响，达到政府既定的目标。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属于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波动是市场经济的常态，财政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防范经济波动，保持经济稳定。经济衰退与经济繁荣状态总会交替发生，引发诸如就业压力大、通货膨胀、投资波动、外贸失衡等严重的经济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求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间接作用于经济，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状态，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正是政府经常使用的两大经济政策。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具有一致性。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有四个：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这四个目标的本质都是要保持一国宏观经济的稳定。
(3)在一般条件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起作用。财政政策发挥的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用以对付大的与拖长的经济衰退，只能作短期调整，不能长期大量的使用。货币政策则是通过货币供应量和信贷量进行调节和控制，具有直接、迅速和灵活的特点。由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是两种长短不同的政策时效搭配，因而两者可形成合力，对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发挥调控作用。
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2.1财政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财政政策所使用的工具一般与政府收支活动相关，主要有税收、财政支出、政府投资、财政补贴和公债等。
(1)税收。税收是形成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是国家调控经济的政策工具。其法律特征是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因而具有广泛强烈的调节作用。税率的确定是财政政策实行调节目标的基本政策度量选择之一。税率的高低决定着一国财力的大小和聚集分散程度。税负的分配是国家对于税收结构的调整，其可以起到调节产业结构的作用。
(2)国债。国家发行国债主要目的是弥补财政赤字和发展社会公共建设。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国债的发行渐渐成为了财政政策的重要t具，具有调节货币供给、私人消费和投资的作用。国债的调节作用主要表现在：货币效应;挤出效应;收入效应。
(3)财政支出。财政支出是国家为了满足一定的社会公共需要，对以税收和发行国债等形式筹集来的资金的运用。一般性的财政支出包括日常政务支出、政府投资支出，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和转移支付。政府的投资力度和投资方向对一国产业结构优化以及调整具有重要的作用。
2.2货币政策的主要政策工具
(1)法定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率是银行存放在中央银行或金库中的准备金占全部存款的法定比率。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扩大或收缩商业银行的信用创造能力，加强央行的基础货币吞吐实力，从而通过影响货币存量而对整个经济产生作用。由于它直接影响到各商业银行利润，因而效果非常猛烈，一般情况下不常使用。
(2)再贴现率。再贴现率是商业银行将其贴现的未到期票据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贴现时的预扣利率。再贴现意味着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贷款，从而增加了货币投放，直接增加货币供应量。再贴现率的高低不仅直接决定再贴现额的高低，而且会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再贴现需求，从而整体影响再贴现规模。
(3)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发达国家将公开市场操作当作中央银行调节基础货币量的主要货币政策t具，通过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与指定交易商进行有价证券，调控货币供应量，以达到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公开市场操作业务具有市场化程度高、灵活性和微调性的特征。
3当前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的实践
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历经了30多年的实践，实践表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对于加快我国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政府采取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实践中，还有很多要素制约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从而使得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我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保持稳定出口的同时，出台了更加有力的措施以扩大国内需求，并取得了较好的政策效果。进入后危机时期，我国宏观调控在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方面的任务越来越繁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仅要在各自领域发挥应有的作用，还要加强协调配合，发挥调控互补的联动效果，避免政策运用的相互掣肘。在市场经济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风险最小化)的投资者构成了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经过2009年的经济刺激政策，使得我国国民经济在2010年实现了高位稳定增长，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重心也由刺激经济转变为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扩大内需和防止通货膨胀。政策组合继续保持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方面由极度宽松转变为适度宽松，而年末则调整为稳健偏紧，在产能过剩和房地产等领域紧缩性政策的调控力度明显加大，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对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使用的实践进行总结，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已逐渐向市场化调控方向转变。在发展公共财政的总体结构下，从财政政策影响经济的方式以政府投资性支出为主，逐渐转变到通过公债、税收、转移性支付等多种工具的综合运用。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信贷控制方面，而是逐步具有了更加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特征。
第二，在财政货币政策作用效果方面，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强至弱，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由弱至强。改革开放最初，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是以财政政策为主导，而货币政策几乎没有作用，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完善，货币政策的核心模式转变为通过对信贷规模的控制从而影响货币的供给。
第三，目前的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使用，更多的关注总需求管理，主要以经济的稳定为目标。我国面临着经济发展与体制转轨的双重任务，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在长期来看，还必须关注金融制度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优化，以及以结构性调整为目的的供给管理等层面，这也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4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建议
4.1加强政策制订的预见性与时效性
从过去来看，我国财政货币政策搭配的变化比较频繁，财政货币政策的实行存在时滞问题，需要做的就是提高预测能力，为政策调控及协调打下余量。
4.2财政货币政策在配合中要有针对性
财政政策应更多地利用区别对待的方式，利用财政收支来控制资金流向，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同时通过税制和社会保障措施，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有效调节整个社会收入构成。货币政策应当着重考虑未来经济的走势，避免出现通货膨胀，通过各种手段抑制经济过热，在调整结构方面，货币政策应当通过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方式，推动经济均衡发展。所以，在实施财政货币政策配合时，一定要注意两者具有针对性的搭配使用。
4.3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灵活运用货币政策调控工具
要全面发挥货币政策工具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就要健全金融市场，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大力发展短期融资工具，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使利率成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加强金融机构间的资金融通，实现金融机构间资金的良性循环。
4.4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提高政策效果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篇4
关键词欧元区财政政策协调模式财政约束
在一个拥有独立的国家里，当受到某种外部冲击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降低利率或汇率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同时，政府也可以利用转移支付和减税等财政政策来发挥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以减轻冲击造成的失业率上升和收入下降的负面影响。然而在欧洲货币联盟内部，应对非对称冲击的主要手段就只有财政政策协调了，即独立财政政策的趋同化，因此协调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欧盟一体化进程的顺利发展。
一、财政政策成功协调共同的政策目标及信誉保证
在欧洲经济与货币一体化联盟（emU）发展中，存在统一货币政策与多个分散的财政政策相搭配的矛盾，使财政政策的协调显得尤为重要。政策协调主要强调各国政策之间适当的调整，在宏观领域涉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运作。这就使得政策协调成功与否，不仅涉及各国经济目标的差异程度，而且也与经济的预测、预算周期等因素密切相关。财政政策的协调与货币政策相比更为重要。为了使emU下各国财政政策协调取得成功，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一）各国政府有共同的协调意愿及共同可靠的经济预测与分析
为使协调财政顺利实现，区内各成员国首先必须有协调的意愿，这才有可能使各国政策制订者坐在一起进行谈判，否则协调无从谈起。这种协调意愿的产生，一方面在于协调能够给参与国带来利益，另一方面必须基于对未来经济状况有共同的经济预测和分析。
财政政策协调的产生，需要经历复杂的过程，首先根据本国经济状况提出协调的意向，经过谈判达成一致。而且，由于政策时滞，财政政策协调具体产生效果的时间至少在6个月甚至12个月之后。为了切实保重财政政策协调的效果，必须在进行财政政策协调时，对未来的经济状况有一个可靠的预测。在这个预测的基础上，政策制订者确定具体的协调手段和方式，弥补财政政策时滞效应较大的缺点，这也是财政政策协调与货币政策协调的不同点。货币政策调整相对比较方便，对经济产生影响的传导速度比较快，财政政策则不然。当然，对未来的经济状况有一个可靠的预测，与各国进行预测时依赖的经济模型有关。如果各国政府对经济模型的选择不同，其预测结果就会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辨别经济模型的适合与否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势必会影响各国政府协调的愿望及对协调方式的选择，所以政府决策依靠的模型是未来预测的结果对财政政策协调成功与否有很大的影响。
（二）财政政策目标的趋同性
众所周知，一国的经济政策目标是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但各国政策目标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一般根据本国的经济状况，会对这四个目标进行排序，因为这四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因此，政策目标上的协调包括两方面，即国家之上的政策目标协调，对于欧盟来说，各国必须在超国家层次，也就是各国必须在超国家层次对政策目标达到共识。首先要保证欧元的稳定，在这个共同的目标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财政政策协调。此外，国家之间的政策目标要协调一致。欧洲一体化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其间经济政策的协调从行业协调深化到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使各国有更高程度的趋同。目前，欧元区各国经济目标大大接近，但由于历史、文化及经济结构的差异，使各国政府的目标偏好仍然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也会导致在协调谈判过程中出现冗长未果的现象。所以，有必要进行各种改革来使本国经济状况与其他国家更加接近，这样国内政策目标就易于一致，财政政策的协调也就易于达成。
（三）财政政策协调中各国的信誉是重要保证
在经济政策协调中，信誉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可以保证协议始终贯彻执行，达到协调的目标，为下次各国政府之间的协调奠定基础。这种信誉的保证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各国政府在协定的执行过程中遵守诺言，就可以达到帕累托效率，否则，如果一方违约而另一方以回到纳什均衡点来威胁，将使对方损失惨重。这就对参与国家有一种潜在的约束。
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协调之所以能够不断深化，主要在于各国政府在多次合作中已经拥有了很强的信誉积累。虽然在一些政策协调的谈判中，可能由于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使协调颇费周折，但一旦签订了协议，彼此就能信守，不会出现违约、失信的现象。共同农业政策的协调成功就是很好的例证。欧洲货币体系等协定都是制订后被坚决执行，若出现经济危机，就对体系进行调整。所以，信誉为协调的深化提供了保证。很显然，在emU机制下，财政政策协调的成功也有赖于信誉的保证。信誉可以使欧洲中央银行保持较高的独立性，使货币政策保持动态的一致性，使私人预期具有理性，工资物价比较稳定，这就有利于财政政策协调时采取的一些措施更加有效，而且也增加了对未来经济预测可靠性的程度。所以，信誉是协调协调成功的重要保证。
二、协调的可能性分析
欧元区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已经经历了一段时期。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程的不断深入，需要在欧元区范围内采取共同的财政政策，并加强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同时协调各国的财政政策。从长期来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乃欧元区的必然趋势。
（一）集中财政政策协调可能性分析
区域一体化程度越高，成员国越多，集中政策协调的难度会越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现代国家调控宏观经济发展的两个主要工具，两者往往需要相互配合，才能发挥作用。
随着经济与货币联盟建设的不断深入，欧元区内，以价格稳定为主要目标的货币政策由独立的欧洲中央银行执行，需要一种相对集中的财政协调机制来应对不对称冲击。但现实情况却是，欧元区没有统一的财政部门，财政政策基本分散在成员国国内。财政领先下的斯塔尔伯格均衡是不大可能实现的，中央银行也不会对单一财政主体的行为进行反应，且随着一体化的深入，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进一步的政策协调可谓难上加难，建立一种相对集中的协调机制比较困难；在欧洲货币联盟的设计上，《马约》也没有对集中财政做出任何制度安排，而欧盟财政预算仅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27%，离真正统一财政政策的目标还相去甚远。因此建立集中的财政政策协调将非常的困难。
（二）分散的财政政策协调可能性分析
在经货联盟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统一货币政策与多个分散的财政政策相搭配的矛盾，这使各成员国之间的财政政策协调显得尤为重要。欧元区各成员国间实施财政协调，就是运用财政政策对本国国民经济施加影响，以实现特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欧元区成员国之间实现财政协调成功与否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经济目标的差异程度、经济预测、预算周期等因素。
（三）共同的协调意愿
欧元区内各国首先必须有协调的意愿，才有可能进行谈判。否则协调无从谈起。欧元区各个参与国的基本经济情况并不一样，经济周期也不尽相同，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肯定也不一致。各成员国加入欧元区的最初动机主要是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因此，各成员国在财政协调过程中，收益的不均衡成为一个突出障碍。只有认识到协调能够给参与国带来利益，对未来经济状况有共同可靠的经济预测时，协调意愿才可能产生。
三、财政政策协调路径的探讨
（一）短期财政约束
由于欧元区分散的财政制度与统一的货币制度并不匹配，也远非最佳的制度选择，但成员国财政趋同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加强财政约束以替代相对集中的财政政策协调对确保欧洲央行单一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高效性以及最终实现欧元区内物价稳定的首要目标却是十分必要的。值得注意的是，加强财政约束有要求成员国严格恪守欧元区的相关财政纪律之意外，还有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修正财政约束或财政规则，加强财政规则与现实的适应性之意。通过实施财政约束，最终促使欧元区各国财政结构趋同，为在欧元区内实现统一的财政政策，建立统一的财政体制打下良好的基础。要在欧元区成功推行财政约束，有几点是不可忽视的：
1.把握好财政约束的弹性，保持好平衡
既不能采取过于宽松的财政规则，导致欧元区的成员国恣意使用财政政策，使约束形同虚设。也不能实施有悖于现实的、过于严苛的财政规则，致使成员国大范围触及规则的警戒线。
欧元区内应设立专门独立的委员会，客观评判财政约束的适应性，在不影响财政约束稳定性的情形下，根据实情进行相应修改。这是保持财政约束弹性的一个良方。一旦财政规则被确定下来，那就用铁的纪律来保障其实施。随意地破坏财政纪律，会导致欧元区信誉下降，不利于各成员国的财政趋同，还会降低公众对货币联盟的信心。
2.将“赤字许可证”引入《稳定与增长公约》，正向激励财政约束
根据科斯定理，只要产权界定明确，行为人之间的交易就能导致外部效应的有效配置。也就是说，如果产权界定明确，各种机制能允许人们进行适当的谈判的话，那么人们就能以他们交换生产和消费一般商品的权利的方式，交换他们产生外部效应的权利。如果在财政约束当中引入“可转让的赤字许可证”，每一个成员国都分配到了数量相当的若干财政赤字许可证，这些许可证可以自由转让。如果某一成员国的赤字超过了它所分配到的赤字配额，那么它必须购买额外的赤字许可证。这与《稳定与增长公约》中的规定有所不同，超过财政赤字限额的额外支出不是固定的，也就是罚金不是固定的，而是由市场决定的。如果其他成员国拥有足够的许可证，其价格就会很低廉，若是没有足够的许可证，其价格就会很昂贵。当许可证价格低廉时，一个成员国受到非对称冲击时，它可以只花相当低的成本运用财政政策抵消冲击的影响。不突破财政赤字规定的国家也可以为其稳健的行为得到回报，因为成员国可将用不上的许可证卖掉。
（二）长期协调路径
从长期来看，欧元区必将出现单一财政体制的格局。不仅财政当局间要进行必要的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也要进行相应的协调，建立相对集中的财政政策体系，这样才会提高整个货币联盟的福利水平。目前欧元区各成员国经济情况的许多差异决定了财政协调一体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欧元区的财政协调向更高层次迈进应遵循持续渐进的原则：先从总量进行控制，在结构上容许各国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调节，逐渐过渡到对各成员国的总体财政政策予以控制和指导；先从加强各国财政政策协调入手，逐步过渡到财政一体化。
从加强各成员国财政政策协调开始，积极建立各成员国之间财政政策协调机制，以切实保证财政政策协调的效果：在进行财政政策协调时，对未来的经济状况要有一个可靠的预测，政策制订者根据预测来确定各国具体的协调手段及方式，弥补财政政策的时滞效应；进行各种改革促使国家间政策目标的一致，保证各成员国之间财政政策协调的成功。
在向更高层次的财政政策协调递进时要注意：在欧元区范围内采取联合行动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要给予相应的配合；当欧洲中央银行的利率处于很低的水平，货币政策面临失效的情况下，需要在欧元区，乃至欧盟范围内采取联合行动，促进经济增长；出现经济衰退，物价上升时，共同财政政策需配合货币政策稳定物价；经济出现过热时，为避免利率急剧上升，在欧元区范围内共同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在一部分国家经济过热和财政大量赢余的同时，另有部分国家可能出现经济衰退和严重财政赤字，为防止经济过热国家实行顺周期财政政策，也需要在欧元区内进行政策协调。争取在欧元区率先实现统一的财政政策，通过财政转移，重新配置资源，帮助成员国吸收不对称冲击的影响，从而缩小成员国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三、财政政策协调可供选择的模式
（一）财政联邦制是较为理想的政府组织形式
分散化的财政决策体系必将导致公共产品生产数量的不足分散化的决策体系下，每个地区在进行边际单位的公共产品生产决策时，往往仅仅考虑区内居民将从这一边际单位产品中获得收益如何，而不考虑这种公共产品编辑单位增加的整体社会收益。这就是说，欧盟的个体成员都有一种在尚未达到帕累托最优之前停止公共产品生产的动机。因此分散化的决策体系必将导致公共产品生产数量的不足。相对而言，在统一的财政政策体系下，公共决策者追求区内全体居民的福利最大化，整体区域内公共产品的边际价值就会得以实现。然而，分散化的财政也有其自身优点：可以实现公共产品多样性。地方政府可以针对本地区居民公共产品消费的特殊提供相应的地区性公共产品，以此适应各个地区居民的消费偏好。公共产品生产者的多样性还能够形成公共产品生产的创新动力和竞争压力，提供更大的技术进步的可能性，驱使生产者采取最有效率的生产方式。
因此，统一的中央财政与分散化的地方财政两种方式都有着各自显著的优点与不足，从财政联邦制和次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旅行稳定经济，实现最适收入再分配及提供特定公共产品的三大基础职能，次中央政府提供满足各自管辖区居民偏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避免了公共产品消费方面的福利损失和技术浪费。所以，联邦财政制度从经济层面上来看，是理想的组织形式。
（二）统一管理与分散自主相结合财政体系
在财政政策协调的实际操作中，采取财政纪律、财政自治与财政合作相均衡的财政模式不失为一种基本思路，其中：财政纪律的核心是保持公共部门预算赤字及公债水平在长期内处于一种可持续的水平，以免对联盟整体的货币目标造成负面影响；财政自治是为了各国应付可能的非对称冲击，缓解因这种冲击造成的失业并进行经济与国民收入结构性调整预留必要的政策工具；财政合作则是统一大市场建设及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在更广阔的领域为各成员国谋求更大的经济利益。此外，区域成员国之间、成员国与超国家机构之间必须畅通沟通渠道，运用正式和非正式方式多方位保证成员国的财政当局和央行保持紧密的联系，特别是注重为成员国财政部门了解区域货币政策搭建一个多层次、高效的沟通平台。
欧洲经济货币联盟采取的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宏观经济政策结构，即中央集权的货币政策和分权的财政政策。经济上的趋同使得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权的财政政策成为了可能。因此，在区域层面上应形成统一的财政规则，确保区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性，在制度设计上体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和。
（三）财政的一体化模式
在这种财政协调形式下，各成员国财政政策目标的制定和手段的管理，都是财政一体化所形成的财政共同体当局的事物，并要求各成员国统一财政制度，表现为一种超国家的财政干预。这种方式很显然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有效地对付非对称冲击，而且可以与货币政策协调搭配，实现欧盟的经济目标，消除单一货币政策与12种分散财政政策协调不一致的矛盾。这种方式是最佳的选择。但如果变为现实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一方面由于欧盟仅仅实现了经济一体化，还没有实现政治一体化，国家仍然存在，民族利益与整体利益冲突的矛盾依然存在，为了维护本国利益，各国必须拥有一定的，否则国家名存实亡。而且，就目前从国际经济秩序及谱盟本身的发展状况来看，实现财政一体化无异于纸上谈兵。另一方面，如果实现财政一体化，就必须在欧盟内部效仿美国的财政联邦制，实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最优分工，既实现了财政效率，又兼顾了社会的公平。而目前在一个12国的欧元区内，建立如此复杂、完备的一套财政体制，并非易事。不仅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还要使各国从政府官员到社会民众在心理上完全认可这套制度，所以，财政一体化模式从经济效果角度也许是最有的选择，但实践中实施起来则有些难度。
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推进，欧元区各国财政政策在配合货币政策的实践中必然走向规范化、对称化，单一的货币政策和逐步统一的财政政策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将会继续带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由货币政策的统一到共同财政政策，这是欧盟国家和欧元区市场深化的内在要求，也是欧元区未来的发展方向。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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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篇5
关键词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资产价格稳定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部分国家将控制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资产价格的波动会通过多样化的渠道影响实体经济，甚至还会诱发银行信贷危机，引发社会宏观经济的衰退问题。为了更好地维持资产价格稳定，这需要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出发，探讨资产价格与其他经济变量要素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促进资产价格的稳定发展。
一、资产价格的相关概念
资产价格在金融定义范畴包括证券资产价格和房地产价格这两方面概念，这一概念中所涉及到的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资产价格中的证券资产价格对于利率的敏感性较强，其波动主要来自于短期股票投资回报率的影响，极易受到货币政策及市场因素的影响，因此证券资产价格的波动与相对应的实体经济存在较为紧密的联系，其上涨和下跌往往伴随着实体市场经济的上升和下滑。资产价格中的房地产价格则与市场需求和市场供给密切相关，需求方面依赖于当前收入水平、现金流状况以及平均折现率，在供给方面则依赖于土地面积或建筑的可用性，以及现有住房的质量水平。实质上资产价格发生波动，这将直接影响当前社会的金融系统和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基于此特征，探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资产价格稳定具备极为深远的现实应用意义。
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资产价格稳定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正不断发展和深化，房地产业已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增长所在。同时包括土地出让金等房地产相关税费已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这也成为影响了我国金融体系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房地产开发进程不断加快，抵押贷款以及购房行为处于快速增长进程之中，资产价格中的金融资产属性不断增强，同时资产价格正处于不断波动之中。这不仅造成了资源配置不当的问题，同时也增大了社会居民的经济负担，对于社会层面而言也制约着发展方式的优化转变和产业升级的发展进程。因此维持包括证券资产价格和房地产价格等内容的资产价格稳定，有助于更好地促进金融产业的健康发展，带来一定的积极社会影响。资产价格稳定与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合力作用都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
（一）维持资产价格稳定中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作用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流经济学界较为奉行的一种宏观调控理念为“一个目标”和“一个工具”。“一个目标”为保持物价稳定，通过单一的物价稳定目标可以有效平抑通货膨胀预期；而后者“一个工具”则为短期名义利率，通过一定规则的利率调整可增强财务政策的透明性，从而现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基于此理念可发现，财政政策较为有限，但“通货膨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则有助于实现社会经济稳定。在不同时期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于资产价格的波动能带来差异化的影响，财政政策可更为直观地反映资产价格的波动变化。在我国房地产业发展初期，居住房屋类别依赖于我国福利制度，在这段时间财政政策能更为直观地反映资产价格的变化。随着房地产业市场增长不断加快，货币政策在资产价格变化过程中有着更为直观地体现，同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容差率也有着极为明显的变化。为了维持资产价格稳定，需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者实现协调发展，统一配合，才能更好地实现资产价格的科学合理控制。
（二）资产价格中的货币政策反应模型
货币政策的实施目标在于维持物价稳定，即维持商品价格的稳定。货币政策的制定需要将资产价格泡沫膨胀和破灭对于经济产出和货币通胀的影响纳入考量范畴。资产价格中的汇率波动会对货政策带来一定的影响，这主要来自于货币流动以及市场交易等方面对于货币供给政策的影响，货币升值会直接影响货币兑换过程中的等额价格波动，国家银行需通过货币供给的不断提高来改善这样的现状，但同时货币升值的预期提升会促使国际资金流入我国货币市场，客观层面引起货币扩张，这会直接影响物价及资产价格等方面的提升波动，这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因此应用资产价格中的货币政策反应模型，通过缩小货币市场流入，有效改善货币扩张的金融状况。
（三）资产价格中财政政策反应模型
“一个目标一个工具”的宏观经济调控理念在过去似乎取得了成功，然而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却对这一理念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资产价格稳定之间的关系也有了更为深层次的理解。我国央行明确宣传，资产价格稳定并非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的主要依据。在财政政策反应过程中也需时刻关注和掌握资产价格的波动状况。财政部门不仅需要维持政府债务的持续发展，同时还需促使产出稳定，基于此税收比例将成为政府债务缺口和产出缺口的重要函数，对于资产价格中财政政策的反应模型需体现债务和产出的持续发展和稳定运行，通过两方面的综合协调和控制，合理实现资产调配，从而实现资产价格的稳定发展。
三、结语
在不同经济发展时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于资产价格的稳定会带来差异化的影响，在探讨三者之间的内在机制及关系的过程中需有所侧重，通过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促进资产价格趋于稳定。
（作者单位为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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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篇6
关键词：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结构调整
中图分类号：F822
由于区位优势、历史原因和发展战略等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有明显的差异性。统一货币政策遇到这种异质的空间特性，势必会出现差异化的区域效应，在不同地区产生不同的效果。无论是像发达国家这样成熟的市场经济体还是像发展中国家这样的转型经济体，货币政策均被证明存在差别化的区域效应，这是由不同区域的不同经济部门固有的异质性所决定的。我国在不断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中，金融结构的地区差异比较明显，区域金融差异与金融一体化的货币政策产生了矛盾，国家统一货币政策在不同区域产生了不同的传导效果，总量调控的货币政策遭遇结构性问题。我国的货币政策理论及宏观调控模式基本上是建立在假定各地区同质性的基础上的，没有考虑各地区异质性问题。笔者认为应给予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以足够重视，并提升货币政策对整体经济发展的结构。
一、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界定
经典经济学教科书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分析是基于货币政策对国家整体经济运行的影响，没有关注国内不同地区对货币政策的不同反应，隐含的假设是不同地区对货币政策的反应不存在差别。但是，现实中绝大多数国家的不同内部区域经济结构、经济周期和发展水平都存在差异。因此，统一的货币政策经不同地区不同特点的金融及产业部门的传导，必然会出现区域效应的差异。但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定义。笔者搜集相关文献，从中整理出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并以此为依据，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给出界定（见表1）。
从上表可知，这些关于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定义中，核心思想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强调区域经济差异性。将区域经济差异性作为货币政策产生区域效应的分析起点和基本逻辑前提，从而承认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内生原因是经济差异性。
二是强调统一的货币政策，无论是单一的货币政策还是同一的货币政策，或者是不同类型的货币政策，都是在国家或国家联盟这一“区域”概念中的货币政策，体现了货币政策决策的集中性和统一性。
三是强调差异性反应。不管是从宏观经济指标还是从实体经济变量方面来考量，统一货币政策的差异性反应是研究的落脚点。
四是强调差异的空间性。对货币政策效应的研究属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的范畴，是与时间非一致性相对应的空间非一致性，强调的是货币政策对地区经济的影响力度是否相同，焦点在政策影响的空间结构上。
五是强调了比较性研究视角。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研究主要致力于分析统一货币政策在不同区域是否具有同等的作用效果。
六是强调了一种整体性思维。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存在损害了整体宏观经济目标实现。
七是暗示了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产生途径：即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产生的。
基于此，本文认为，货币政策区域效应是指，统一货币政策在具有差异的不同区域传导过程中产生不同影响的现象。经济差异是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产生的重要内生因素。
二、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表现形式
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作为在政策传导过程中产生的差异，在国内外表现出不同的性质。在发达经济体，尽管经济金融的各个部门存在异质性，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存在差异，但其同时具有发达的市场机制，市场的自发调节功能会使差异化效应保持在一定限度内，直至市场出清。我国处在转型期，市场体系发育不足，市场机制不够健全，由于政策限制、自然垄断、投资环境差异、信息不对称以及非理性预期等诸多因素，生产要素的流动受到限制，市场自身无法做出均衡调整，导致金融资源配置失衡，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较为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货币信贷政策实施效果受区域差异影响较大
不同区域在金融结构、产业结构、企业规模等方面的差异使统一货币信贷政策在不同区域会产生不同效果。王晓青、李云山（2004）认为，由于我国各地区对外开放程度的不平衡性、信贷供给市场的寡头垄断性以及单一总量调控模式等因素，客观上形成了中国经济的主要宏观特征从总量上的通货膨胀和微观上的“投资饥渴症”等转而表现为“东、中、西”等结构问题和微观上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等问题，加剧了货币信贷供给的区域差异。实践表明，中央银行改进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政策在中小企业发展较好的东部地区比在中、西部地区成效较好，支持“三农”的政策在农业比重较大的中、西部地区比在东部地区效果明显。信贷政策在东、中、西部不同的企业规模、产业构成、增长模式、金融生态环境等差异下，必然出现政策效应的区域性差异（见表2）。
（二）存款准备金政策实施效果受区域差异影响较大
张志军（1999）认为，由于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在货币化水平、资金周转率、现金漏损率、资金外流率等方面差异较大，货币乘数存在区域差异，因而，统一的存款准备金政策会因为区域乘数差异而导致货币供给区域不均衡分布。一般来讲，存款准备金上调能够减少金融机构的可用资金，收缩其信贷能力，但这种信贷收缩对东、中、西部的影响是不同的，多数研究资料实证显示，存款准备金的调整，对东部地区的作用均比中、西部地区明显。以2010年和2011年最近两年中央银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地区效应来比较，2010年中央银行6次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合计0.5个百分点，2011年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共计3个百分点。从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变化来看，东部地区较为敏感（见表3）。
（三）再贷款政策实施效果受区域差异影响较大
我国现行再贷款有支农再贷款、紧急再贷款、扶持发展性再贷款、头寸再贷款、中小金融机构再贷款等多种形式。实践表明，以支农再贷款为例，近年来，中央银行加大对地区间支农再贷款限额调剂的力度，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和东北等粮棉主产区，但多数研究文献表明，在限额、利率、期限、条件、权限等方面的影响下，区域差异显现，再贷款向中、西部地区的倾斜不足。
（四）公开市场操作效果受区域货币市场差异的制约
公开市场操作以统一货币市场和多样化的市场工具为基础。区域货币市场证券化程度的差异，使得金融机构债券持有量比较大的东部地区对公开市场操作的反应比中西部金融机构较敏感。经济开放程度的差异使得对外开放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在中央银行人民币外汇占款投放基础货币主渠道下比中、西部地区更容易获得较多的货币供给。这就使得统一的公开市场操作在不同区域产生了不同的实施效果。
（五）再贴现政策效果受票据市场区域差异影响
王维强（2005）认为，我国还没有形成合理的再贴现利率体系，目前票据市场存在明显的区域性和隔断性，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票据市场发展滞后，使再贴现政策在不同的区域产生不同的效果。王煜（2000）认为，我国再贴现制度实行“优先”发展政策，对西部不利，因为相对于东部来讲，西部在商品交易秩序、商品信用等方面相对较差，票据市场发展缓慢（见表4）。
三、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产生原因分析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存在与我国各地区较为显著的金融资源区域差异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相关研究文献也指出，企业规模结构的区域差异、产业结构的区域差异等都是形成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成因。本文认为，在我国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下，宏观层面的金融体制改革影响下的市场化进程以及微观经济主体在资金报酬引导下参与市场化进程的交互影响过程，是造成不同地区间金融资源形态迥异、货币政策区域差异多样化的根本原因。
（一）金融体制改革路径
在我国金融制度变迁过程中，区域差异性非常明显。在计划经济时代，金融资源统一配置，无法有效发挥市场化作用；随着央行制度的建立和宏观调控方式的转变，货币政策逐步从国家信贷计划中独立出来，政府不再直接干预信贷资源在微观层面的配置。在经济转轨初期，存在明显的结构刚性和市场发育不足问题，在各经济部门非均衡发展的大背景下，单纯依靠金融市场配置资源导致了金融资源在宏观和中观层面上分布的失衡，货币政策差异化效应也演化为非均衡效应；建国以后，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框架，金融资源（主要是信贷资金）在微观上整体缺乏效率，统一的金融政策和制度安排忽视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对欠发达地区形成了区域金融压抑，客观上加剧了差异化效应；现阶段金融体制改革进行到了注重转换央行职能、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金融结构的深化阶段，区域金融布局从行政性均衡向市场化非均衡发展，资金配置突破行政区域限制，以利益为导向实现跨区域流动，融资机制从单一走向多元，国家的金融调控政策效应从无差异到区域差异化。金融体制的改革历程说明了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历史渊源。
（二）市场化进程
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和市场化改革进程的不同也是形成货币政策区域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相对完善；中西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受到一定的阻碍。从资金来源上来讲，东部地区基本形成了市场化的经济发展模式，要素流动性较高，资金来源渠道较多；而中西部地区要素流动效率较低，资金来源渠道相对较窄，更多依赖国家扶持。在资金使用上，东部地区处于“高投资、高收益、高收入、高储蓄”这样一个资金供需的良性循环中，而欠发达地区积累严重不足，资金吸纳能力较差。这些基于市场化进程不同而形成的区域差异，导致货币传导机制的差异，最终导致不同的货币政策区域效应。
（三）资金报酬率
从微观层面来讲，区域间资金报酬率的不同或许才是形成货币政策区域差异的根本原因。根据比较利益理论，刺激要素流动的根源在于区域间要素价格的差异。在假定资金成本不变的基础上，作为要素的资金本身，其价格差异主要反映在不同区域的资金报酬率上。鉴于区域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效益的存在，不同地区的资金报酬率并不相同，因此出现了资金为寻求更高的利润在区域间流动。如果由发达区域流向落后区域，有利于缩小区域差异，反之，将加剧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国信贷政策区域效应中呈现的资金流向上的差异从根本上是由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不同资金报酬率决定的。
四、货币政策区域效应根本对策
近年来，人民银行也加大了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关注。2005年，人民银行开始采取差别化的存款准备金率，发行具有差别化功能的定向票据。2009年，开始实施差别化的房贷政策。2012年，首次放宽存贷款利率，为实行差别化的利率政策探索经验。但这些措施大都着眼于调剂资金流动性，难以从根本上矫正货币政策的区域差别化效应。
根据区域经济干预理论，矫正货币政策的差别化效应，应从缩小区域金融差异入手。我国目前尚处于转型时期，在缩小区域差异过程中，必须结合国情，综合运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途径，实施灵活多样的区域货币政策。
要实施区域货币政策，首先要协调货币政策决策集中性和操作区域性的矛盾。区域差异性决定了统一货币政策框架下实施区域货币政策的必然性。因此，区域货币政策不能否定决策的集中统一性，而只能是在体现区域差异的相机抉择原则上，分层次、有区别地实施必要的差异性操作。区域货币政策的目标不是消除一般意义上的区域差异，而是要缩小过度的区域差异。因为一般性区域差异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般规律和常态，只有过度的区域差异才有损于帕累托最优的实现。
实施区域货币政策的焦点在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处理上。本文认为，中央政府应根据全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总体情况，明确国家综合利益目标，制定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调控的总体目标，构成区域金融发展的外部约束。在此约束下，区域政府应根据区域综合利益目标，制定区域金融发展的基本目标，然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通过相互沟通与共同对话，共同制定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调控措施。由此本文强调，货币政策区域化的根本是要释放市场力量，发挥市场行为，中央与地方之间应该是组织而非领导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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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篇7
随着欧盟经济政治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和欧盟单一货币政策的启动，欧洲中央银行已开始在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中担当了执行宏观调控的责任，虽然欧洲中央银行作为一个超国家的机构，从建立至今在维持物价稳定、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统一的货币政策在运行中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需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加以完善。
一、欧洲中央银行统一货币政策机制的内在缺陷与矫正
首先，与欧洲中央银行较高程度的独立性相对比，欧洲中央银行担负的责任较弱。欧洲中央银行的责任义务应包括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的决策、实施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及最终责任三个方面。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物价稳定，在中期内确保统一物价指数的增长在0%—2%之间，同时授予欧洲中央银行在不干扰价格稳定的情况下支持共同体的其他经济政策。也就是说，欧洲央行能够宣称其唯一的责任是抑制通货膨胀，它将不对经济周期的变化和就业变动承担任何责任。这与其他中央银行的职责对比是相当强烈的。在透明度方面，欧洲中央银行的法规中涉及的条款很少，只是要求欧洲中央银行至少每季度发表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运行报告。与其他中央银行不同，欧洲中央银行是新建机构，要受到金融市场的严格、详细的审查，金融市场要了解欧洲中央银行关于经济状况和其政策执行情况，有了更好的透明度，可以减少公众错误理解货币政策的危险及丧失信誉。因此，欧央行应尽可能地将信息公布制度化、提高透明度。例如，中央银行可以在年度报告之外定期公布货币包括关于货币政策的运作和未来计划的详细报告及中央银行向公众解释其达到目标的程度。在货币政策的最终责任方面，欧洲中央银行只是向欧洲议会负责，但欧洲中央银行和欧洲议会的关系不能简单地与国家议会和国家中央银行的关系相比较，事实上，欧洲议会不是一个真实的立法机构，尽管在很多情况下，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一起决策，但在一些重要领域欧洲议会只起到咨询作用。唯一能够改变欧洲中央银行法律的办法就是经由成员国一致同意后对《马约》做出修改，才能改变法规。可见，欧洲银行的责任义务是比较弱的，原因是：在欧盟的机构中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机构能够执行对欧洲中央银行运行状况的监督控制，这种状况将会给欧洲中央银行的政治支持带来长期问题。为弥补缺乏正式的责任义务，欧洲中央银行应以更高的透明度来强化非正式的责任义务。即欧洲中央银行向公众通报其目标和达到目标的立法，保持决策的公开性。另一方面，需尽快建立经济与政治各领域新的制衡机构。如在欧盟内部建立某种“经济政府”以平衡中央银行的权利，并且为中央银行与各成员之间保持充分的信息交流提供顺畅渠道。
其次，从行长理事会的成员构成看，国家中央银行的行长在行长理事会中拥有明确的多数（18个成员中占12个），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导致欧元体系过于分权；因为国家中央银行在行长理事会的影响过大，行长理事会在制定欧元区共同的货币政策时，各国中央银行行长的投票就将对政策的制订起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样就可能存在各国行长投票时过多的照顾国家利益而牺牲整体利益。因此，为进一步完善其权力的制衡机制，应制定相应的处罚机制。
再次，欧洲央行银行货币政策战略的“两大支柱”存在潜在矛盾，在实际运用中往往发生冲突。欧洲央行银行选择了“两大支柱”组成的货政策方法，即4.5%的m3增长参考值日标（第一支柱）和基于明确的通货膨胀目标（第二支柱），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两个支柱实际上反映了理论界对通货膨胀的不同观点。例如，1999年4月，作为第一支柱的m3增长率表明有通货膨胀的风险，但作为第二支柱的通货膨胀目标却认为有必要降低利率。既然两个支柱的分析结果不同，那么对欧洲中央银行来讲不论采取哪一种政策均有据可依，这样欧洲中央银行的决策就显得没有固定的标准，易在投资者中引起混乱，让市场难以相信和理解。同样，2001年5月欧洲中央银行重新定义m3，它认为实际m3的指标被高估了，因此将非欧元区居民手中的货币市场基金从原m3定义中去掉，这样调整后的m3就明显低于原设置的货币参考值，m3的变动同时引起利率下降，给市场带来了巨大的波动。欧洲中央银行调整m3口径的这种技术性理由无法使市场理解，受到各方的质疑，严重破坏了欧洲中央银行的声誉。从长远看，欧洲央行应推行一种与英格兰或美联储相似的货币政策战略，即从两支柱并重的政策转换为以通货膨胀为目标的货币政策。
二、欧洲中央银行统一货币政策的外在制约与协调
首先，欧盟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使欧洲中央银行难以采取统一、有效的货币政策。欧洲央行从框架设计上尽管参照了西方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制度和经验，但主要是以德意志联邦银行的操作模式为蓝本，两者在组织结构、货币政策目标、工具、独立性设计等方面都颇为相似。而且其3%的初始利率也是参照了德国联邦银行的利率标准确定的。可见，欧洲央行在政策制定时，表现为明显的非对称性安排，即由主导国（德国）的货币供给量和利率决定其他成员国的货币供给量和利率。尽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联邦德国始终采取谨慎的货币政策而使其有着很高的货币信用度，但欧元区各国不同的“菲利普斯曲线”及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德国式的货币政策并不适合所有的欧元区成员国。欧元区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率也是高低悬殊，但在欧元区内，无论增长率高还是低，无论是存在通货紧缩还是通货膨胀，各国都必须五条件地执行欧洲中央银行制定的统一利率。这种情况证明，维持欧元区国家实行统一的利率政策，并不适合欧元区每一个特定国家的具体情况。
其次，欧元区统一货币政策与成员国相对独立的财政政策之间存在矛盾。欧洲中央银行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与过去相比，成员国也就丧失了货币政策的自，当遇到不对称冲击时，各成员国可通过相对独立的财政政策进行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欧洲中央银行统一的货币政策欲实现预期的目标往往离不开各成员国财政政策的配合，但两者的决策是分离的。这种体制设计上的先天不足必然使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效果被各成员国分割的财政政策效果部分抵消，同时，各国财政政策也失去了货币政策的有利配合，两者的配合优势不能得以发挥，造成微观和宏观上的效率低下。在微观层面上，目前各国不同的税制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障碍，虽然欧盟对成员国的税制安排和改革已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但目前成员国还是依据各自的税法制定本国的税制，并行使其税收管理权。成员国的税制各异，税收差别很大。这成为影响国际资本在各成员国之间流动的重要因素，客观上扭曲了资源的有效配置。这就要求各成员国之间要进行税率、税制的协调来提高要素的优化配置。在宏观层面上，成员国财政政策的溢出效应干扰了统一货币政策的运作。在货币联盟条件下，欧盟各成员国有一种内在的财政赤字扩大的倾向，而且随着欧元的启动，金融市场无论从广度、深度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成员国在资本市场上融资更加便利。另外，成员国财政赤字的加大可以刺激本国经济增长，增加就业。这既有利于政府征得民众意愿，同时又可以把通货膨胀的责任归于欧洲央行。这就使财政赤字的扩大对各国更具有诱惑力。虽然《稳定与增长公约》对成员国的财政赤字做了限制，即不得超过其国内生产总值的3%，如果每超过这一标准的一个百分点，就要向欧洲中央银行缴纳相当于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25%的无息“稳定存款”。如果两年内财政赤字仍不达标，则将存款变为罚款。这一标准能否或在多大程度上保证单个成员国的赤字政策不会引起欧元区的通货膨胀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可一旦成员国的财政赤字超过了“可维持”的限度，就会使联盟内利率上升。为减少利率上升对经济负面的影响，各成员国就会对欧洲央行施加压力，要求欧央行放松银根，而这又与欧央行保持物价稳定的目标相悖。而且，财政政策的溢出效应会使一些国家将财政赤字的代价转移到其它国家，当负面的溢出效应波及到整个欧元区时，有可能引发各国之间的赤字大战，导致一些国家不堪重负退出欧元区。因此，在统一货币政策的前提下，由于财政政策扩张有很大的溢出效应，成员国财政政策的独立性从长期来看有无效趋势，通过目前过渡阶段的协调走向统一，才能减少其与统一货币政策的矛盾。
总之，对欧央行统一货币政策的外在制约，可采取以下方式进行改革。一是重新审视欧央行的政策取向，在扩展货币政策。目标的同时，使货币政策更具灵活性。二是加速欧洲的政治联合，减少政治不对称的影响；同时为货币联盟提供一个更具一致性的利益联盟，缩小各成员国面临的内部和外部冲击时的特异反应和政策偏好的差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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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篇8
关键词：货币政策；非对称性；主观预期；价格粘性；传导机制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4―0076―07
20世纪20年代初期以前，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货币政策效应是相对稳定的，实施紧缩性与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果是对称的，即货币供应量与产出是线性关系。直到大萧条时期，扩张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复苏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的事实才使学者们开始感到，只有紧缩性货币政策才是有效的。流动性陷阱隐含着扩张性货币政策效果的局限性，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利率如此之低以至于央行不可能再降低利率来刺激经济回升。Friedman将货币政策比喻为，“货币政策是一根绳子，你可以拉紧它来抑制通货膨胀，但是你不能够推动它来恢复经济。正如你可以把马牵到水边，但你不能强迫它去喝水一样。”他所指的货币政策非对称性验证了凯恩斯的观点。在其后的数十年中，关于“紧缩性货币政策能够有效地抑制经济过热，而扩张性货币政策在治理经济衰退中却显得无能为力”这一观点逐渐为经济学家们所认同。
认识到货币政策可能存在着非对称性效应之后，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大量学者的研究集中于货币总量对产出的不同影响上。Cover的研究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文献之一。Cover用m1来代替货币供应量，使用两步oLS法，考察了美国1951-1987年的季度数据，检验货币政策对产出非对称影响的存在性。结果发现，美国紧缩性货币政策比同等程度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效果更大。众多学者为Cover的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的实证支撑。许多学者研究货币政策对货币市场的非对称性影响，同样证实了Cover的研究发现。
实证研究为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的存在性提供了数据支撑，那么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产生的原因与机理是什么?引起货币政策出现非对称效应的因素很多，各流派由于假设前提、研究视角和方法不同，对此给出的解释也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对近期研究货币政策非对称性形成机理的文献进行梳理，从三个层次归纳和综述了主要文献。第一个层面是心理层面，主观预期的变化是非对称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第二个层面是传导机制层面，价格粘性是导致非对称性产生的关键因素；第三个层面是市场环境层面，传导渠道和经济结构的非对称是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根源。
一、主观预期的非对称调整
经济人是一个含义深刻而广泛的概念，不同的经济人假设会导致分析结果出现差异。古典经济学假定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其所掌握的信息是完全的、对称的，因而预期是理性且相同的，货币政策效应因而呈现出完美对称的特征。但经济人假设强调人的自利性而完全忽视了人的社会性。事实上，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并不符合现实情况。经济主体的心理预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经济人不可能掌握所有的信息，每个经济人所掌握的信息也不可能完全对称，从而经济人很难完全理性地按照最大化原则来进行预期决策。因而，有限理性的假设构成了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假设前提。中央银行通过向市场发出信号、引导公众预期来调控宏观经济活动，这是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机制之一。因为经济主体的心理预期受到边际报酬率、通货膨胀趋势和市场情绪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公众预期和情绪调整是不对称的，使得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具有了不确定性，并最终导致货币政策效应的非对称。
第一种对货币政策非对称的解释是：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经济主体的信心会发生改变。在萧条时期，即使利率水平非常低，对经济回升的悲观思想也会使企业减少投资、消费者缩减支出。这就是大萧条期间和日本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事情。当然，这里所说的非对称性是指，相对于萧条期间的悲观情绪要远大于繁荣时期的乐观情绪，而不是指相对于紧缩性货币政策有效而言，扩张性货币政策是不发挥效应的。
第二种解释是正向的通货膨胀预期。正向的通货膨胀趋势是理性经济人做出不对称调整的根源。经济环境是预期形成的重要因素，在不同的市场气氛中，由于“随大流”的经济人心理规律的存在，经济人行为具有趋同的趋势。当经济运行在正向的通货膨胀趋势区间内(经济扩张期)，人们预期价格水平还将持续上涨，货币政策的正向冲击将得到加强，而负向冲击将受到削弱；当经济运行在负向的通货膨胀趋势区间内(经济萧条期)，人们的预期普遍低沉，从而使货币政策负向冲击增强，而正向冲击受到削弱。因此，由货币政策冲击引起的价格和产量调整的不对称就自然出现了。
二、价格调整的非对称性
新凯恩斯主义的货币理论对货币政策非对称提出了诸如价格粘性、菜单成本等微观解释。凯恩斯主义假设，工资和价格向下调整刚性和向上灵活调整，以及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从而总供给曲线为凸。在存在凸的总供给曲线的情况下，我们就很容易推导出货币政策对真实产出具有非对称的影响。相同强度但方向相反的货币冲击就会对价格和产出水平产生不同的影响；相对于负向的货币冲击，正向的货币冲击对价格将会产生较大的影响，对产出只产生较小的影响。
mankiwandRomer为“粘性”提供了坚实的微观基础，在经济紧缩阶段，价格和工资粘性使货币政策的扩张性效应失效，货币政策效应出现了非对称。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减少作用大于对产出的增加作用，其理论依据之一是名义工资具有向下的刚性，因此总需求减少往往大于总需求增加的效应。abelandeberly指出，非对称的真实刚性(例如投资的不可逆性)可能是造成货币政策非对称的原因之一。Kandil也为货币政策非对称提供了类似的理论解释。Senda将货币政策的非对称归结为经济生活中存在着的各种名义粘性和实际粘性，例如价格粘性和工资刚性等，这些粘性因素使得价格在经济扩张期间向上变动的灵活性高于经济收缩期间向下变动的灵活性。然而，RheeandRich用韩国的数据说明价格和工资粘性不能有效地说明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结论是：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效应并非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时间而变化的，这个结论事实上表明非对称效应在长期内表现为动态不一致性。
如果存在菜单成本，价格向下调整缺乏灵活性或者价格向上灵活调整，那么货币政策就可能对产出和通货膨胀具有非对称性的影响。Ballandmankiw的菜单成本理论为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奠定了微观基础，也为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提供了一种解释。货币政策冲击非对称效应取决于趋势通货膨胀和菜单成本的大小。在菜单成本模型中(垄断竞争)，企业可以在一个范围内无成本地设置价格，但是如果它们改变该区间的价格，他们将会承担菜单成本。如果企业在改变价格时面临着菜单成本，真实价格稍微偏离预期的价格水平将不会导致价格调整，但是如果价格偏离过多(超过了范围线)，那么企业将
会调整价格。即在静态分析中，标准菜单成本模型表明“大”的货币冲击具有“中性”，而小的货币冲击才具有真实效应。这是因为，厂商发现，当“大”的货币冲击导致不调整价格的机会成本大于价格调整成本(即菜单成本)时，那么调整产品价格的策略则为占优策略，于是厂商便调整价格，由此可以看出，“大”的货币冲击将导致物价水平的变化，而产出基本保持不变――激进的货币政策不具有真实产出效应；而“小”的货币冲击如果不能被经济人观察到(即使被经济人观察到，由于菜单成本的存在)，将会导致产量水平的变化，而价格水平仅仅做较小的调整或不调整――即温和的货币政策具有真实产出效应。所以，波动性较大的货币政策与微调性质的货币政策表现出了非对称性。
基于菜单成本理论，Garibaldi认为货币政策对创造和减少工作岗位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公司面临市场经济所特有的非确定性时，紧缩性货币政策能够外生地提高利率，所以能够立即传导到经济层面并使工作岗位“跳跃”减少；而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创造工作岗位起效较慢，特别是不能在某一个时期使工作岗位的增加产生一个“跳跃”。因此，净就业率的变化对利率提高的反应强于对降低利率的反应，利率变化对创造和减少工作岗位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在改变就业率上非常明显。
三、传导渠道的非对称性
货币政策主要通过“银行信贷渠道”和“资产负债表渠道”对经济产生影响，传导渠道的非对称决定了货币政策作用效果的非对称。两类传导渠道对经济的影响力度和作用机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银行信贷渠道从银行的角度来考察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而资产负债表渠道则从企业角度考察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效应。但两种传导渠道都认为，由于信贷市场的不完全，使得外部融资比内部融资更加昂贵，反映在外部融资贴水上，最终反过来会导致借款人净资产的变化。货币供给的减少会使银行系统产生逆向选择，继而影响经济活动，但是货币供给的增加则没有类似的效果，货币政策呈现出了非对称的特征。
1．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信贷渠道
Lamont把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潜在原因归结为“债务积压”(Debtoverhang)。即新项目的投资收益都流向了债权人，使新项目流动性支持不足，因而当前债务形成了新投资的障碍。当经济周期处于扩张阶段时，因为投资收益高，厂商净现金流充沛，净现值也相应增加，可以直接通过内源资金或资本市场进行项目融资，而不必求助于银行贷款，所以债务积压不会对厂商形成硬约束，扩张阶段货币政策几乎无法通过信贷渠道传导；当经济周期处于萧条阶段时，厂商投资收益降低，甚至可能出现亏损，净现值和净现金流萎缩，以至于无法正常归还银行贷款，债务积压问题突出，所以利用内源资金或证券市场进行项目融资难度较大，新项目投资资金来源主要是银行贷款，此阶段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渠道发挥的效果明显。债务积压生动形象地比喻出不同经济周期不同阶段厂商投资的障碍，正是这种债务障碍的存在隔断了厂商连续投资的行为。由于厂商其他融资渠道有限，只能求助于银行贷款，而厂商的净资产和抵押资产缩水，银行预期信贷风险增加，其信贷配给则会形成对厂商的硬约束，此时，货币政策通过信贷渠道产生的效果最为显著，从而出现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
“双重约束”也能解释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的信贷渠道。BlissandKaufman在银行亲周期效应、信贷危机和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之间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在该框架内，准备金约束和资本金约束都会对银行的信贷行为产生影响。首先，在经济衰退和货币扩张期，资本金将对银行构成约束，这是因为在该阶段，银行资本金的实际水平很可能随着贷款违约、呆帐核销和呆帐损失准备提取而减少，这迫使银行减少贷款，除非银行能够从外部融入资本金。在此期间，虽然扩张性货币政策为银行提供了充足的准备金，但资本金约束使银行无法将超额准备金转换为贷款。所以，在准备金约束放松、资本金约束强化的条件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增加信贷总量、拉动经济复苏的作用乏力。其次，在经济扩张和货币紧缩期，准备金约束对银行信贷行为非常有效。在此期间，虽然银行不受资本金约束，但其信贷扩张的能力受到中央银行法定准备金政策的约束。所以，两个阶段比较而言，中央银行约束经济扩张比刺激经济更加有效。由此可见，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具有非对称效应。
2．货币政策传导的资产负债表渠道
资产负债表渠道主要从企业角度考察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效应。在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银行面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由此导致厂商的投融资行为受到融资约束和成本约束。融资约束是指企业资金的可获得性受限；成本约束是指企业外部融资升水受到净资产的限制。当资本市场存在缺陷时，借贷双方人问题导致的金融摩擦使得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的可替代性大打折扣。在经济衰退阶段，由于厂商净资产的现值降低、抵押资产缩水，银行将向企业索取更高的风险升水和贷款留存。企业收益降低、成本增加、净资产价值下降、财务杠杆提高，从而恶化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和企业的融资条件，导致外部融资的可获得性降低。尽管中央银行为拉动经济复苏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但由于企业净资产和贷款抵押资产价值下降，还款保障能力下降、经营风险增加，银行不会贸然贷款，从而会产生政策时滞。其次，根据金融加速器理论，消极冲击比积极冲击具有更强的影响。扩张性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弱于紧缩性货币政策。在经济繁荣期，紧缩性货币政策相当于消极冲击，金融体系存在的金融加速器能够将之加速和放大，从而对企业投融资决策产生显著的影响。由此可见，紧缩性货币政策与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非对称性。
资产负债表的状况是企业投资支出的重要决定因素；企业资产负债表的状况与企业投资支出的相关度在经济低迷时期比在其他时期更高；对大企业与对小企业投资的影响不同。GertlerandGilchrist的实证研究发现，货币政策的作用在经济繁荣期与经济下降期不对称，对小企业的作用甚于大企业。小企业的利息保障倍数(息税前利润除以利息费用)对存货投资的影响在经济周期过程中是不对称的：在经济衰退期高，而在经济繁荣时期低。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后，小企业的现金流与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度比大企业的要高。Guarigliaandmateut发现英国在通货紧缩期，小企业的存货和投资对利息保障倍数更敏感。mojon等人考察了1983-1997年间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投资情况，实证分析表明：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经济衰退期，资产负债表对企业投资影响显著，资产负债表恶化能放大货币政策的冲击，并对公司投资支出有负面效应。不同企业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存在差异，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金融加速器效应亦不同。资产负债表状况差的小企业投资受影响最大，对中等规模的企业和大集团公司，在非经济衰退期金融加速器效应不明显；在经济衰退期，金融加速器对大集团公司效应仍然较小。吴建环等人将金融加速器机制归纳为双重不对称特点：资产负债表对公司投资的影响在经济下
降时期比繁荣时期大，对小公司的作用比对大公司的作用大。
上述模型都将银行置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中心，通过分析企业资金的可获得性以及资金成本，来解释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形成机理。产出对货币冲击的非对称反应，最终还是应该归结于投资。Karras研究了货币供给冲击与利率冲击对产出、消费和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投资是引起货币政策效应非对称的根源，而且外部融资渠道和存货的变动又是影响投资的两个关键因素。mortensenandpissarides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Karras的结论，使用匹配模型，他们发现：紧缩性货币政策能够促使银行快速地收回贷款，但是扩张性货币政策却不能推动银行快速地扩张信用，这是由于银行难以发现好的投资机会且存在时滞，因此，银行信用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是不对称的。他们对墨西哥和美国的实证研究支持了Dell’aricciaandGaribaldi所建立的匹配模型，即银行借贷对货币市场利率的上升和下降的反应存在着非对称。
四、经济结构的非对称性
由于欧洲各国经济结构、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统一的货币政策对各国宏观经济会产生非对称影响。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对于emU货币政策执行至关重要，因为不同国家间有差别、不对称的冲击很可能导致政治冲突和货币政策制定框架出现问题，目前这类冲击使各成员国失业率上升到无法控制的水平，欧洲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中面临严峻挑战。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篇9
一、我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我国经济出现内部失衡，突出表现在储蓄、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失衡，须引起高度重视。
（一）我国日益扩大的内部经济结构失衡
我国的经济增长客观上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约束：第一，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廉价劳动力；第二，尽管我国居民有很高的储蓄倾向，但存量资本规模很小，且在历史上没有真正地完成过资本的原始积累；第三，由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落后，国民经济具有显著的二元结构；第四，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特别是以人均水平计算的自然资源处于世界最低水平；第五，长期以来，在我国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的不是自然经济就是计划经济，企业家资源特别稀缺，企业制度落后。
面对上述约束，我国正确地选择了对外开放的战略。借助于对外开放至少获得了以下好处：第一，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了我国劳动要素丰裕的比较优势；第二，通过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缓解了我国自然资源紧缺的劣势；第三，通过大规模引进外资，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原始资本积累不足和企业家资源高度短缺的问题。
但是，我国的对外开放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不仅长期存在的各种结构性问题没有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经济社会失衡。具体来说，包括：第一，省际之间的不平衡增长。省际之间增长率的差异，已经超过了由地理位置、人力资源禀赋等不同特征所能解释的程度。第二，不同熟练程度劳动力之间的不平衡增长。第三，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增长。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极大，服务业、零售贸易和批发贸易的比重相对较低。第四，社会保障网络遭到削弱。第五，投资的扭曲配置。过度储蓄，加上以银行信贷为中心的融资体系以及国有企业优先的融资通道，造成了投资的扭曲配置。第六，不断扩大的宏观经济失衡。
（二）内部失衡最突出的表现是储蓄、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失衡
高储蓄、高投资以及低消费（消费不足）是我国经济内部失衡的最突出表现。造成我国高储蓄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成功地控制了人口增长，使得老年人口的比例相对增加，由于老年人的收入和储蓄一般要高于年轻人，因此随着老年人的增加，应对退休保障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烈，储蓄率也随之增加；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养老、医疗等），使居民倾向于增加储蓄以备不时之需：欠发达的金融市场和消费信贷机制的不完善所产生的强制储蓄，等等。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主要依靠金融体系。因此，由投资率长期低于储蓄率而引发的我国经济内部失衡与金融体系自身的缺陷有着密切的关系。目前，在金融总量方面，较为突出的矛盾表现为长期持续的银行业存款增速快于贷款增速，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经济总量失衡即储蓄率大于投资率的直接反映，另一方面也是金融体系结构不合理、直接融资比重过小、整个社会的投融资活动过于依赖银行信贷的反映。
近年来，我国经济中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不容乐观的趋势。据估计，我国目前的消费率仅为55%，而同为外向型经济的日本和韩国，其消费率最低时也达60%－70%。我国消费率之所以会过低，既有社会保障体系滞后、房价上涨失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投资增长太快。事实上，这些年来我国的消费需求也在平稳增长，但我国的消费增长依然远远落后于投资的扩张，2005年我国投资消费比则高达77%，且呈上升趋势。根据日韩的经验，外向型经济体的脆弱性使得这么高的比例是不可持续的。
我国的投资消费失衡值得特别注意的还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我国投资率虽然很高，但投资的效率很低。在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经济增长模式下，现行的政绩考核体制驱动着商业银行将大量信贷资源投向资本密集型、高能耗、高产值的产业和政府形象工程项目，以致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发生率较高。
在国际上，有一个反映投资效率的经济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该指标的含义是指每增加一元钱的国内生产总值，需要投资几元钱。研究表明，美国、德国、法国和印度等国每增加1亿元的GDp需要投资1亿～2亿元，而我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的这～指标为5亿元。也就是说，国外的增量资本产出率是1～2，而我国的这一指标值为5。此外。如果根据国际可比数据测算，最近3～5年，我国的iCoR估计在5～7之间。
另一方面，根据宏观经济理论，投资直接影响到生产要素的分配。如果资本要素的比重较高，而劳动要素的比重偏低，那么劳动收入部分对资本收入部分的相对比重就会降低。因此，过高的投资率会造成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缓慢，导致分配结构扭曲，即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并导致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二、我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个别年份外，我国一直保持着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这在世界经济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以双顺差为特征的外部失衡是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表现。余永定等（2006）认为，双顺差给我国经济带来了较大的福利损失；我国不能用自己的储蓄为国内投资融资，却在大规模输出资本为美国弥补投资一储蓄缺口，用高收益的股权资产交换低收益的资产。这种国际收支格局造成了国民收入的不断流失。我国持续的双顺差是我国经济过度依赖外需、过度依赖投资、国内要素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改革滞后、政府不当干预过多的结果。
（一）外部失衡状况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出现了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连续双顺差的局面（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1999－2005年的7年中，我国几乎每年都有数百亿美元的经常账户顺差。经常账户顺差主要是由连年的贸易顺差形成的，在1990～2004年的15年中，除了个别年份外，我国对外贸易基本上保持了连续顺差的态势。其中，贸易顺差的高峰年份是1998年，为435亿美元，其次是1997年，为404亿美元，2004年为321亿美元，2002年为304亿美元，而2005年已达到1019.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虽然顺差的出现曾经一度缓解了我国资金短缺的局面，但现在它带来了两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1.我国持续双顺差所带来的外汇储备激增已成为我国政府棘手的难题，它不仅使中央银行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货币政策独立性，而且造成了较大的投资效率损失。在我国持续双顺差带来巨大的福利损失时，目前的外汇冲销操作也难以为继：一方面，随着央行票据累计发行额的不断提高，央行将面临票据到期以及利息支出不断上升的压力：另一方面，商业银行不断购入低息的央行票据，不仅降低了商业银行的收益率，还损害了商业银行本来的融资机能，不利于正在进行的金融体制改革。最根本的是：冲销操作仅仅冲销掉了外汇储备增长的“后果”，而没有解决外汇储备增长的“原因”。
2.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必然会出现贸易顺差，因此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中的贸易顺差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是，我国资本账户也出现顺差，则反映出外向型发展战略本身存在着缺陷。由于国内储蓄高于国内投资，因此我国从严格意义上说并非资本稀缺，也不需要从国外引进资本。引进外资的主要目的是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外资的经验来看，国外直接投资（FDi）对国内技术进步的带动作用并不明显。这就带来了一个政策困境：我国不缺资本却引进了大量的外资：我国需要国外的先进技术却难以通过开放实现技术进步。
（二）外部失衡的直接原因：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
多年来，我国经济的增长是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实行宏观调控以后，出口的高速增长更是成为我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片面强调出口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是导致外部失衡的一个直接原因。虽然出口曾经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也曾为弥补我国外汇缺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整体国力的不断增强，原来过度依赖外需的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并没有及时调整，以致经济运行处于内外失衡的状态。同时，在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出口创汇规模演变成了地方政府考核其官员业绩的一条标准，而扩大出口也就成了某些地方政府官员追求的政绩，出于地方利益的考虑，经济运行中的重复投资、重复建设现象较为普遍，由其导致的某些行业产能过剩，在内需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只能依靠扩大出口来缓解生产过剩的问题。
（三）人民币汇率低估是造成外部失衡的重要原因
人民币汇率低估扭曲了我国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一方面造成我国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和恶性竞争，另一方面造成我国服务业的发展不足。
我国经济存在许多结构性矛盾，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不平衡，或者说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的发展不平衡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结构性问题。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人均资一本存量仍然较低，投资率高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在于我国投资的效率较低，而效率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对价格扭曲导致投资决策的扭曲，其中人民币低估引起的服务产品价格相对于制造品价格的偏低便是重要的价格扭曲。多年来，人民币低估造成对出口品生产的补贴，刺激了资源过度流向了制造业，造成制造业产能过剩和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在我国，所谓的投资过热问题和产能过剩问题其实都是结构性的，即都是针对制造业甚至针对制造业的某些产业而言的。
三、内外失衡下的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有效组合的选择
在经济内外失衡的背景下，必须加强宏观调控，采取从根本上解决内外失衡问题的宏观经济政策。
（一）单一政策不能解决我国经济内外失衡问题
这里所说的“单一政策”是指单独依赖财政政策或者货币政策。为了解决我国经济内外失衡特别是高储蓄、低消费问题，经济学家提出了许多建议。
一些学者强调必须扩大消费。但是，很难找到适宜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来提高消费率，因为居民的消费决策是基于持久性收入而非当期收入。
提高工资能够刺激消费吗?工资提高之后人们的消费确实会相应增加，但这并不能保证消费率－－即消费在收入中的比重会提高。实行最低工资法能刺激消费吗?对于那些已经找到工作的公民来说，他们的工资如果比以前提高，会增加消费，但是最低工资的提高会导致劳动力市场上竞争更加激烈，尤其是非熟练劳动力找到工作的概率会降低，最终其实际收入反而可能下降。用消费信贷的方式能够刺激消费吗?虽然可以，但是在投资增长仍然难以遏制的情况下，通过信贷扩张刺激消费，最终结果可能是全面过热。
由此看来，提高消费的根本途径在于降低储蓄。要降低国内储蓄，就需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进一步推动国内金融体系的改革，使得金融体制能够更有效地将国内储蓄转化为国内投资。为降低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之间的差额，还可以直接增加投资，尤其是增加对瓶颈产业、公共物品的投资。因为解决瓶颈产业价格飚升、供求失衡的根本途径是提高供给而非抑制供给。
我国目前对于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尤其是对医疗健康、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环境保护、城市公共设施等的投入不足。增加对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供给，不仅能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力，而且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
解决内外失衡的第一条途径是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一方面直接增加了投资，另一方面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及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降低了储蓄。此外，扩张性财政政策还能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增加消费，包括国内消费和进口消费，这将同时导致储蓄的减少和贸易顺差的减少。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够带来储蓄下降、消费增加、投资优化，从而将我国经济带入更加均衡的发展道路。
解决内外失衡的另一条途径是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能带来进口的增加、出口的减少，从而减少经常账户顺差。人民币升值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可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由于汇率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因此扭曲的汇率会导致扭曲的资源配置。在汇率低估的条件下，过多的资源进入贸易品部门，导致贸易品部门竞争激烈，而国内的非贸易品部门尤其是服务业却发展不足。人民币升值将使服务业变得更加有利可图，从而能吸引更多的资源进入服务业。
然而，仅仅依靠人民币升值来调整内外失衡可能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一方面，我国的贸易品部门对汇率变化似乎并不敏感，这意味着如果仅仅依靠人民币升值来实现贸易平衡，人民币就必须大幅升值。但是，人民币大幅升值将会给我国经济带来较大的不利冲击：贸易品部门的竞争力将会下降，人民币升值之后国外廉价农产品的进口会增加，这将导致农民收入减少。因此，如果人民币升值幅度过大，将给我国经济带来意想不到的冲击。
上述分析表明，单一政策不能有效解决我国经济内外失衡问题。但如果采用一个政策组合，即同时实施财政扩张和人民币升值两项政策，它们的副作用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抵消；人民币升值可以使因财政扩张而带来的经济过热降温；财政扩张也可以弥补人民币升值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过这样的政策组合。我国经济不仅能够维持高速增长，而且能步入一个更平衡的增长路径。
（二）解决内外失衡问题应更多地倚重财政政策
解决我国经济内外失衡问题应更多地倚重财政政策。
1.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已经难以为继，我国的经济增长应该更多地建立在依靠内需的基础上。众所周知，财政政策在启动内需，扩大社会总需求（投资和消费）方面具有优势，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有目共睹。相反，国内外的经验表明，货币政策具有“启动不灵、刹车灵”的特征，货币政策在扩大内需方面办法不多且效果有限。而且，货币政策在目前的条件下也难以有较大的作为；在面临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情况下，央行的主要任务是不断冲销持续增加的外汇储备。如果需要采用货币政策，就必须采用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但是企业投资对利率并不敏感，而且我国的实际利率仍处于较低状态，没有反映真正的资金成本。此外，扩张性货币政策只是释放了更多的流动性，无法引导这些资金流向更有价值的投资领域，反而容易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增加银行的不良贷款。
2.我国的金融体系和法治体系尚不完善，制约了货币政策的效力。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在评价投资项目的风险和收益时无能为力，因此其配置资源的效率很低。银行存款有20%～30%找不到投资出口，剩余存款的很大一部分最后只能购买政府债券，而政府则不得不将这些资金投资在基础设施项目，以保持GDp每年8%的增速。与此同时，法治体系虽然在立法上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但在保护产权和合约的实施上仍然存在很大的不足。这两方面的不足直接影响我国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的稳定和效率，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效力。
3.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区域差异效应，制约了我国统一货币政策在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上的效力。根据斯蒂格利茨重塑货币经济学微观基础的观点；影响经济活动水平的是经济主体获得信贷的条件以及信贷的数量，而不是货币数量本身；经济主体获得信贷的条件和数量很大程度上由银行决定，银行的贷款能力和意愿取决于经济环境；货币政策不仅通过信贷需求，而且通过信贷供给影响经济活动水平。我国区域经济二元结构决定了区域金融二元结构的发展差异。在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统一货币政策经由各地区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最终传导到企业和居民的效果也存在着差异，即我国货币政策效应存在着区域差异。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区域差异效应，通过局部对总体的牵制作用，最终反作用于全国统一货币政策，降低了统一货币政策的效力。
宋旺、钟正生（2006）利用VaR模型和iRF检验对我国货币政策是否存在区域效应进行了分析。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的货币政策存在显著的区域效应，利率渠道和信贷渠道是导致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重要原因。
4.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在解决我国经济内部失衡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主要表现在：第一，财政政策能以扶持落后地区和社会群体为目标。例如通过增加对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使更多的企业愿意到西部地区投资，这将有助于减少中西部和东部地区的收入差距。此外，通过财政补贴，政府可以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健康教育的投入，这将有效地改善农村地区的生活状况，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由于人民币升值或其他改革对农村地区的不利影响。第二，财政政策避开了问题较多的银行系统。我国的银行体系问题不少，国家财政状况却非常健康。2004年国债占GDp的比重仅为33%，基本赤字占GDp的比重不到2%。第三，财政政策能解决我国其他发展和社会月标。如住房、城市开发和基础设施。虽然在目前情况下，更多地倚重财政政策可能增加我国未来出现财政危机的可能性，但是，与过去依靠银行信贷隐性地为政府融资的方式相比，政府公共支出项目更富有透明性，其内容和执行程度更容易被监督和管理。因此，在更多地倚重财政政策解决内外失衡问题时，应该加快政府体制改革，加强对公共财政的监督。
（三）一种有效的政策组合：财政扩张与货币升值
1.人民币升值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人民币升值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机遇和外部动力。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战略已经走到了尽头，应当适时进行经济转型。我国应该吸取日本的教训：日本由于没能适时转变经济增长战略，在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强国之后仍然没能摆脱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像美国那样依赖国内消费支持经济增长的经济结构。由于服务业的发展与消费需求的关系密切，我国要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换为内需主导型（主要是国内消费）的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我国的服务业。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为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外部压力，而人民币升值由于提高了非贸易品相对于贸易品的价格将为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市场激励，这些调整（加上政府扩大对服务业部门的公共支出）都有助于资源更多地向非贸易品部门（主要是服务业）转移，增强我国服务业的市场竞争力，提高服务业的生产效率和生产能力，从而有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实现。
第二，人民币升值在促进我国经济外部失衡调整的同时，由于改善了我国的贸易条件而使我国获得更多的贸易利益。人民币升值有助于改善我国经济外部失衡状况。考虑到目前我国出口加工贸易比重较大的特征（加工贸易占全部贸易的比重超过55%），以及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状况，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出口部门的影响可能是温和的，所以人民币升值在改善外部失衡方面将主要是通过进口更大的增加而不是出口大量减少来体现的。
应该看到，人民币升值将对一部分利润空间很小的加工贸易型企业产生压力，甚至令它们被迫关闭。我国加工贸易型生产企业中有80%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包括港澳台企业），这些企业大多生产附加价值很低的产品，由于从外国直接投资中我国能够得到的只是工资而不是利润，如果那些产品附加价值低的外国直接投资企业既不能带来先进技术的外溢和先进的管理经验的同时，也不能带来合理的工资报酬，那么其因人民币升值而被迫关闭是合理的。
第三，通过财政政策的有效配合，人民币升值在缩小我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同时，不会造成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和失业率的上升。根据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如果我国政府在人民币升值的同时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将能使我国经济实现外部平衡的同时也实现内部平衡。特别是如果政府扩大对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环境保护、公共服务设施以及社会保障等服务业部门的公共支出，其本身不仅直接扩大了总需求，而且有助于推动国内私人部门消费，从而抵消人民币升值可能带来的紧缩效应。
2.促进我国经济内外平衡发展的财政政策选择。具体包括：
第一，扩大政府消费支出，促进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适度扩大政府消费支出是目前增强内需的重要举措。虽然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好于消费，但在内需的构成中，投资是目前要特别加以控制的。因此，刺激内需的重点要有意识地转向消费方面。由于居民消费不仅取决于当期收入，更取决于其持久性收入。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居民对现期消费更为慎重。考虑到居民消费在短期内难以增加的现实，扩大内需的重任自然就落到了政府身上。
增加政府支出、建立促进内需的公共财政保障机制是当务之急。居民现期消费之所以难以启动，是因为居民的未来支出往往具有很强的刚性，而其收入却具有不确定性。因此，要扩大消费需求，就必须从增加政府支出、建立扩大内需的公共财政保障机制着手。中央政府必须对现行的公共财政支出模式进行改革，即在全社会投资过热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应更多地由投资转向消费，尽快地退出竞争性投资领域，将更多的财力用于公共物品的生产及服务的提供上。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量部分应重点分配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经济长期发展具有支撑作用的领域，如基础设施、基础教育、科学研究、公共卫生等社会事业建设，以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方面，这些领域的政府投资对保持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和谐发展至关重要；二是增加财政对城市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以降低城市居民的长期预算支出，进而降低储蓄，扩大消费：三是加强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公共财政的支持重点要逐渐由城市向农村转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农村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建设。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以期启动农村消费存量，由此消化掉部分工业领域的过剩生产能力。
第二，调整外资税收政策，提高外资利用效率。我国目前的外资税收优惠政策区域导向性强，产业导向性弱。即外资税收优惠政策由沿海到内地，以及由东向西，税收优惠程度是逐渐降低的。与区域导向形成反差的是税收优惠的产业导向性比较弱，即使是对高新技术产业或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基础产业有明确的税收优惠政策，这种优惠也是从属于地区优惠政策的。这种政策导向的结果是，外资主要集中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资金真正匮乏的中西部地区难以得到外资的“垂青”：外资主要集中到了高污染、高能耗、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的行业，甚至是投机性较强的房地产与股票市场，而对国民经济长期发展具有支撑作用的基础产业，以及能够提升我国经济整体竞争力的行业很难得到外资的青睐。另外，在我国加入wto之后，外资仍然在所得税方面享有“超国民待遇”。目前的外资优惠政策既不利于我国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也不利于提高外资的利用水平，反而因引资过滥，导致国际收支失衡。因此，必须对包括税收优惠在内的整个引资政策进行调整，以提高外资的利用水平，进而减轻资本账户顺差给人民币带来的升值压力。
第三，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促进对外贸易的平衡发展。在我国诸多支持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政策中，出口退税政策具有很强的杠杆作用。出口退税政策自1985年实施以来，对扩大我国出口规模、增强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增加就业。以及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均发挥了积极作用。在随后的20多年里，根据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及国内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国家分别于1994年、1999年、2003年对出口退税政策作了三次大的调整，2003年以来我国的出口退税率一直是五档，分别是17%、13%、11%、8%、5%。如果说1999年出口退税率的调升是为了通过扩大出口保持国内经济适度增长，以消除东南亚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的话，那么，2003年出口退税率的平均下调则意在减轻中央财政退税负担与调整出口产品结构。目前再提出口退税制度改革问题，则重在通过进一步调低某些产品出口退税率，以转变我国出口导向的增长方式，提高出口商品质量，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在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率时，除了像农业、高新技术等一些需要特别保护和鼓励的产业，其出口产品退税率保持不变外，对一些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产品，要继续下调其出口退税率，直至完全取消出口退税。在必要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考虑对污染严重和能耗高的出口产品征收出口税。
第四，进一步转换政府职能，提高财政投融资效率。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需要改革，政府必须转换职能，让政府的功能回归到创造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维护经济社会发展秩序、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与服务等属于政府本身的功能上来，逐步减少、最终取消政府对非公共物品直接投资的功能。
3.建立全国统一性与区域差异性相结合的央行货币政策调控体系。区域金融二元结构与统一货币政策的矛盾要求央行货币金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必须更多地考虑不同地区对同一货币政策的不同反应。为提高货币政策的效力，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建立完善的货币政策传导微观基础。从长期来看，全国统一货币政策的效力依赖于区域经济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但区域金融二元结构的消除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提高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必须完善西部地区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基础，具体包括：构建有效的区域性政策金融体系、建立多元化的商业性金融机构体系以及多层次的区域性金融市场体系（区域性证券交易中心或场外交易市场、发行西部地区建设债券、设立西部地区投资基金）。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篇10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合作已经得到来自经济学家和各国政策制定者们的越来越高的重视。早在1978年的波恩峰会上，七国集团就已经达成了一套非常详备的合作方案，使我们不能再对该领域内的重要进展无动于衷。在研究中我们常常将货币政策合作（policyCooperation）和货币政策协调（policyCoodination）交替使用，用以指称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货币决策机构或决策当局之间某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对国际货币合作的基础和有效性问题，从来都存在广泛的争议，支持者麦金农和威廉姆森宣称，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中无节制的汇率浮动对国内宏观经济管理和物价稳定非常不利，而一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恰恰是宏观经济和通货的稳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不是目标本身而仅仅是达成目标的手段，对开放经济体而言，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值得优先追求。而反对者则阵容更强大，国内稳定是汇率稳定的前提条件已根深蒂固，哈伯勒等则将支持者的论点反转过来，声称应该优先考虑国内的货币稳定，唯其如此这些国家才有能力遵循一种更稳定和更富有预见性的汇率政策，进行国际货币合作才有起码的基础。至今，如何形成有效的国际货币合作机制，并防范其向逆效合作滑落仍是国际经济学有待探索的前治理论。
一、国际货币台作的原因：市场溢出和政策溢出
如果我们承认全球化导致各国在货币经济领域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日益加深，那么一国资本市场的异常波动就可能影响和波及国际资本市场，而国际资本市场危机也可能无法充分隔疫而困扰国内资本市场，这通常被称为市场的“溢出”和“溢入”（marketSpill－over）。一国货币政策也既可能传递到也可能受制于它国的货币政策，这通常被称为政策的溢出和溢入（policySpill－over）。显然市场或政策溢出及相关命题都仅对开放经济体才有意义。鉴于对全球资本市场和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管辖权的归属模糊不清，人们试图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降低上述溢出效应。
基于“货币政策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库珀等。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导致只有小型开放经济才可以基本不考虑政策的溢出效应，而大国在制订货币金融政策时，就不能不事先考虑相互间的政策溢出并进行政策协调。一般认为，政策溢出效应主要通过贸易渠道和资本流动渠道传递。以贸易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可能导致进口需求的下降，而其政策溢出则给予其主要贸易伙伴一个外源性需求紧缩；以资本流动渠道为例，一国紧缩性货币政策意味着本币利率上升，而政策溢出则导致向这个国家的资本流动，他国因资本外流而有意外紧缩。库珀的大致结论是：在开放经济下如果不考虑货币合作，则一国政策效能将大为削弱。此后库里，列文和维达里斯等（1987）研究了近年浮动汇率制发展历程后指出，各国力图确保它们宏观政策的独立性可能对世界经济具有破坏性，溢出效应的存在说明各国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合作来分享合作体系带来福利增进。富兰克尔的基本思路是：所谓政策溢出，是指在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时，一国的政策行为将影响别国的福利函数，而它国的政策行为同样将影响本国福利函数的达成，因此各国彼此割裂和相互冲突的货币政策是不可取的，必须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整体福利损失，富兰克尔尤其主张以建立起较大的货币区（CurrencyBloc）来作为国际货币合作的手段。
基于“资本市场溢出”的国际货币合作理论的代表人物归功于蒙代尔，他分别讨论了在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下，资本流动带来的溢出效应，以及一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搭配问题。目前基于市场溢出的货币政策合作大致有以下几种思路：一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可以降低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即浮动汇率制在确保了各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同时，并不能完全隔疫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其频繁波动反过来将削弱各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各国让渡部分货币主权进行合作可以降低外汇市场和汇率的不确定性，并最终使货币合作参与者受益；二是主张国际货币合作应该有恰当的水平和方式。S．汉和C．瑞因哈特等认为，估计在1992年时，1．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才会因溢出效应而引起货币市场间的波动，而现在0．7个百分点的利率差即可达到类似效果，甚至股票市场等其它资本市场的溢出效应也在增加，因此各国必须在会计准则、银行监管、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可见，各国产生在货币领域进行合作的初衷，就在于通过货币合作降低政策或市场的溢出效应，并改善本国货币政策的效能及资本市场的稳健性。
二、国际货币合作的霸权稳定论
基于霸权稳定结构的货币合作理论的始作佣者可能是金德尔伯格（p．C．Kindleberger），霸权稳定论（HegemonicStabilitytheory）并非由金氏提出，而是另一位学者克欧亨尼（R．Keohane）提出的，但金德尔伯格首先将其运用到国际货币合作领域。在其《1929－1939世界性经济萧条》一书中，金氏认为在国际货币领域需要一个霸主以杜绝政策或市场溢出效应，霸主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充当发行世界货币和充当全球最后贷款人角色，也应为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发挥作用。但除了霸主和附从者之间以霸权稳定结构维持国际货币秩序之外，金氏甚至否认其他形式的国际货币合作的有效性。1973年正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际，但金德尔伯格仍然坚称霸权稳定结构是唯一途径，实在具有讽刺意义。此后，克拉斯纳（S．Krasner）和吉尔芬（R．Gilpin）等对霸权稳定论进行了发展。一般来说，霸权稳定结构必须满足下列条件：1、关键国具有足够的经济规模，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2、他国相对于关键国地位的明显逊色和对关键国地位的不言自明的普遍默示；3、体系创立伊始关键国通货稳定，且附从国认为其自身货币政策相对于关键国货币政策的从属性和被动性未对自身利益构成威胁；4、霸权体系内的成员存在一定水平的经济发展趋同性。而霸权合作体系则具有一下特点：1、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体现为霸主决定霸权体系的货币政策，其他附从国认同和接受，一旦默示的接受性受到怀疑，霸权结构就从稳定向非稳蜕变；2、霸权体系的货币合作通过制度予以维持和协调；3、霸权必须能够产生类似“公共产品”的收益以抵补附从国牺牲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成本，当霸权稳定结构的合作收益趋于枯竭时，该体系就将崩溃。
金德尔伯格等提出的霸权稳定结构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克欧亨尼随后提出了后霸权合作论。最早运用霸权稳定结构一词的克欧亨尼在其《霸权衰落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倾轧》中指出：“霸权性合作并不构成唯一可能的合作方式”，“霸权后合作也是可能的”，他指出后霸权稳定结构（post－HegemonicStabilitytheory）的特征是：1、从逻辑上看，霸权不是寡头合作体系中出现货币合作的必要条件，而后霸权体系则是大国间的寡头合作博弈过程，大国间“可以自己提供集体利益”；2、不管是否属于霸权性质，国际体系所依赖的是共同的或互补的利益关系，频繁的政策和市场溢出将促使货币合作的规模和程度更深更广，尽管着重寡头合作的信誉是可质疑的；3、霸权体制本身具有惯性，霸权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合作体系的消亡，但体系中霸主将受到寡头的挑战，从而导致霸权稳定结构向后霸权合作体系渐变。此后库纳（R．Copper）、艾治格林（B．eichengreen）等一起发展了后霸权合作理论。他们将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小型开放经济体，对于它们，其参与国际货币合作的可能选择只有两种对角选择（twoCornerSolu－tions），要么保持彻底的浮动汇率制度，要么通过钉住单一货币或货币局制度（CurrencyBoardSystem）固定其汇率。这也被形象地比喻为“暴风雨中的风叶”理论，一个国家的汇率安排就好象风叶一样，在金融全球化的暴风雨中，除了将风叶和风车完全脱钩，让风叶随风而转之外，就只有把风叶和风车完全固定，让风叶和风车静止不动。另一类是大国经济，对于它们，没有一国在货币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国际货币事务必须通过合作来解决。这潜在地反映了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此方面典型的例子是西方七国集团的政策合作体系。
从全球角度观察，霸权和后霸权的货币合作模型可以用以下模型概括。如假定全球由n国组成，且各国均有自己的货币和中央银行，并通过固定彼此之间的汇率建立货币体系，假定第n国的货币汇率为1，用Si表示i国货币相对于第n国货币的汇率，Fi是i国用本币表示的外汇储备变动，由于全球国际收支差额必为零，则有：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为了维持该系统的相容性，第n国必须既不为其国际收支变动Fn规定独立的目标，也不应干预市场，以试图确定S1、S2、S3、Sn-1中的任何一个汇率，结果第n国的唯一选择，就是采取“有益疏忽”政策，把Fn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残差”来决定。因此包含n国成员为了维持汇率和系统的相容性，其可能的路径只有三种：第一种是后霸权合作体系。在n－1国选择其对于第n种货币的汇率并自主国际收支时，第n国必须成为和体系中其他寡头采取合作姿态的“无为的霸主”，放弃其国际收支和汇率政策的自主性；或者相反，第n国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其余n－1因为维持对n国货币的稳定，它介1的国际收支和本币供给被动地由n国的货币政策所决定，n国成为要求其余附从国服从霸主的“稳定的霸主”。第二种是霸权稳定结构，即在S1、S2、S3，Sn-1、Sn等被货币同盟所确定时，为维持系统相容，各国必须建立区域内的中央银行，并授权它以统一的货币政策保证S1F1＋S2F2十S3F3＋……Sn－1Fn-1十Fn＝0的条件；或者至少在货币政策、汇率和国际收支方面进行非常密切的政策协调，这正是欧盟的德洛尔解法（Delors’Sapproach）。第三种，为n国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即“外部驻锚”（externalarchor），这样n－1个汇率和外部驻锚的价格是外生的，第n种货币供给才可能成为内生，系统方才具有相容性。但既然全球是n国组成的，故已不可能引入第n＋1个约束变量，这种解法只有在n国是趋于货币同盟而不是全球货币联盟时才可能存在。
三、国际货币台作的博弈分析论
在国际货币合作分析中引入博弈论工具的代表人物是滨田宏一（Y．Hamada）等。从广义上讲，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指“各国充分考虑国际经济联系，有意以互利的方式调整各自经济政策”的过程，而国际货币合作则是政策协调在货币领域的表现，这一过程在协调范围上有较大的可伸缩性，滨田定一（Y．Hamada，1985）用博弈论直观地说明了两国条件下的政策协调过程。下图中，横轴代表国1的政策工具i1；，越右表示国1相对货币政策越为宽松的财政政策；竖轴代表国2的政策工具i2，越上表示国2相对货币政策越为宽松的财政政策。{U*｝是国1的具有同等福利程度的无差异曲线的集合，即在每一条无差异曲线U*1；上各点的福利是相同的，但距离最佳福利点B*越远的无差异曲线所表示的福利程度越低，即U*i＋1＜u*i；类似地，{U^i}表示国2具有同等福利点程度的无差异曲线的集合，B^表示国2的最佳福利点，并且在图中依然有U^i＋1＜U^；成立。由图可知，滨田宏一分析的依据是相对于一定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越宽松的国家越能获益。
如果不存在政策溢出效应，则各国的无差异曲线可能是直线。在图中，国1的无差异曲线（包括最佳福利点）表现为一系列垂线，而国2的无差异曲线（同样也包括最佳福利点）表现为一系列水平线。这意味着两国自己的政策不会造成对对方的影响，即每一国最优政策的选择是独立于别国最优政策的，各国不必考虑对方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就能够制定自己的政策以达到最优福利安排。此时各国没有必要展开国际货币合作。但现实中无政策溢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深，一国政策对别国福利的影响更加显著，表现在图上则是使两国原本为直线的无差异曲线变为围绕各自最佳福利点的椭圆形曲线。此时只有使两国无差异曲线相切的货币政策才是有效的，在切点上的政策实现了帕累托最优。因为此时一国福利的改进必须以牺牲另一国福利为代价，这些切点构成的曲线如图所示就是连接两国最佳福利点的契约线B*B^。契约线上的点所代表的政策是国1国2协调的结果。故从博养论角度看，各国必须进行货币合作。
问题是，如果各国拒绝合作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先以国1为分析对象。如果缺乏合作，则对国1而言，国2的政策就是一个既定的函数，其造成的福利结果表现为一条条水平的无差异曲线U^i，由于政策的外部性的客观存在，国1的无差异曲线呈椭圆形曲线。所以，对每一个U^i，国1必须选择一种政策，使得自己的无差异曲线U*i；与水平线U^i相切，切点组成的轨迹构成直线R*，这就是不合作时国1的对策函数。类似地，对国2来说，国1的无差异曲线U*i为一组垂直线，国2为使本国福利最大化必使自己的政策所决定的无差异曲线在与U*i有接触的前提下尽量接近本国的福利最佳点，也即是取与每条垂直的U*i相切的U^i，切点构成的直线R^就是不合作时国2的对策函数。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使两国福利的取值在各自反映函数R*和地的交点n上达到稳定。n点是一个稳定的纳什均衡点（nashpoint）。从图一上我们看到，这一点所对应的政策是无效率的，它代表的福利比契约线上进行适当的国际货币合作所对应的任意一点都更远离帕累托最优状态。这说明，在存在政策溢出的前提下，进行国际货币合作将有助于改进参加协调国的福利。
四、国际货币合作的两难：有效合作和逆效合作
除了霸权和后霸权货币合作理论、货币合作的博弈理论之外，还存在其他一些国际货币合作的理论流派，但国际货币合作并不总是有效的，有时反而是无效甚至逆效的。所谓有效的货币合作（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成员们通过规则协调或随机协调来参与货币合作时，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不仅可以抵销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还可以完全或部分抵销政策和市场溢出带来的损失；所谓逆效的货币合作（Counter-productiveCooperation），是指随着国际经济格局和货币秩序的变迁，货币合作的福利产出逐步下降，当下降到不足以抵补各国所付出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部分丧失的成本时，货币合作就成为逆效的，此时各国参与货币合作不仅没有降低市场和政策的溢出性，反而还付出了货币政策独立性受损的代价，结果合作不如不合作，原有国际货币合作的制度安排或随机安排在惯性消失后崩溃。人们就不得不经常对货币合作作出评估，以判定其是有效的或逆效的。
基于成本收益法来判定货币合作属于有效或逆效的代表人物是的欧迪兹（G．oudiz）、J萨克斯（J．Sachs）和罗高天（K．Rogoff）等人。对国际货币合作可能带来的收益并不表示乐观。其开创性研究表明，1984－1986年间，美日德三大国从完全和充分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协调中的获益还不到GDp的1．5％。这样的结果显然并不能令政策协调的支持者满意。而罗高夫则指出如果政府在货币合作过程中放松了对通货膨胀型货币扩张的约束，那么国际货币合作不仅不能改进福利反而可能使参与国福利降低。在此基础上，列文（p．Levine）＆居里（D．Currie1987）通过使用oeCD互连模型的两集团简化版本研究了无信誉政策的不稳定性，指出不讲信誉的政策容易导致过度通货膨胀，从而使福利呈现不升反降的趋势。
基于博弈论来判定货币合作属于有效或逆效的代表人物有滨田宏一和克莱恩（B．Klein）和莱福勒（F．Leffler）等。从博弈论角度观察，货币合作成为逆效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搭便车行为。为防止政策溢出，各国采取合作可能改善各国的福利函数，但是货币合作是有成本的，如果合作体系本身缺乏制度化的监督机制，那么合作带来的福利增进就成为类似公共物品的东西，那么货币合作将可能因搭便车行为缺乏制约而失败，即合作为逆效合作。二是国际货币合作的持续性和可置信度问题。由于政府间的货币合作往往时分时合，矛盾重重，因此私人部门对其可持续性持怀疑态度，这在对汇率的联合干预方面尤其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