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品安全法实施处罚条例篇1
问1：我省《条例》规定监管部门在对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进行登记时，仅要求其提供身份证明、营业执照、健康证明等资质材料，没有规定进行现场核查程序，而有些省在其地方立法中，却规定在登记中必要时要进行现场核查。请问我省《条例》对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的登记属于什么性质，与其他省的管理有何不同?
答：我省在设定“三小”准入门槛时，秉承了“宽进”的原则，体现了简政放权要求。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前要向县级食品监管行政部门备案，食品摊贩要向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登记。《条例》规定的备案、登记，在性质上属于备案，在登记时不需要就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的生产经营条件是否符合保证食品安全的要求作出判断，不需要实施现场检查，其作用是采集信息，将其纳入监管视野。其他省的地方立法，对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店采用的大多为许可管理手段，许可制度要求未经批准不得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需要在准入前对生产经营条件是否符合保证食品安全的要求作出判断，只有生产经营条件符合保证食品安全的要求才能发放许可证，故在登记中必要时要实施现场核查。
不实施现场检查，并不意味着《条例》就放松了对“三小”的监管。为了保证食品安全，在采用“宽进”政策设计的同时，跟进了“严管”措施。《条例》探索性地规定了首次现场检查，省食品药品监管局制定的配套制度《食品小作坊、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办法》规定，首次检查必须要对生产经营条件是否符合保证食品安全的要求作出判断，不符合要求的，要依法作出处理。这一制度设计，既充分顺应了“弱化事前审批，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的时代要求，又解决了个别执法人员“会批不会管”、“对审批迷恋、对监管迷茫”的乱象。
问2.流动摊贩是否纳入了《条例》管理?食品摊贩的管理的职责是如何分配的?
答：“三小”是特定经济社会发展下的产物，有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现实生活中，除在划定区域、时段的从事食品经营的相对固定摊贩外，还存在走街串巷的流动摊贩。《条例》尊重这一客观现实，将在划定区域、时段的从事食品经营的相对固定摊贩和走街串巷的流动摊贩一并纳入了调整范围。需要强调的是，流动摊贩纳入《条例》监管，取得登记卡后，并不意味着流动摊贩就可以随处乱摆。流动摊贩在从事食品经营活动时，必须一如既往地遵守城市管理的相关规定。
食品摊贩的管理较为复杂，主要涉及三个部门。一是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主要负责划定经营区域、时段，接受摊贩的登记，发放登记卡;二是城市管理部门，主要对摊贩是否遵守城市管理秩序实施管理;三是食品监管行政部门，主要负责摊贩的食品质量安全监管。
问3.我注意到“三小”如果不进行备案或者登记，监管部门只能责令改正，给予警告，这样的法律责任是否太轻?
答：《条例》规定的备案、登记，在性质上属于备案，其作用是采集信息，是一种服务，其目的是将“三小”纳入监管视野。“三小”如果不进行备案或者登记，这种违法行为相对较轻，对其实施申诫罚，作出否定性评价，就能达到管理的要求，这也符合《条例》宽进的立法精神。
《条例》在设定法律责任时，坚持了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对于轻微违法行为，坚持慎用“罚款”种类行政处罚，一般采用先责令改正，拒不改正再给予罚款。同时《条例》对性质较为严重的危害食品安全的违法行为，保持了高压打击态势，设置了起点为两万直至高达货值金额20倍罚款的行政处罚，还设定了“资格罚”，五年禁止“入行”。
问4.在成都开一家50平方米的中餐馆，是否属于“三小”?是要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还是按照三小条例进行备案登记即可?
食品安全法实施处罚条例篇2
2010年7月22日，陕西省西安市某县粮食局粮食行政执法人员在对全县粮食收购市场进行专项监督检查时，发现强泰粮食收购点收购场所存在霉变小麦与正常小麦同仓存放的情况。经组织罐包清点，霉变小麦60袋，数量约3300公斤。执法人员随即对这批霉变小麦进行了现场抽样取证、拍照，制作了《现场检查笔录》。为防止证据灭失，对这批霉变小麦依法实施了就地先行登记保存。所抽取样品后委托具有资质的市粮油质量监督检验站检验，结果显示，样品中霉变粒为75%，超过了《粮食卫生标准》所规定的霉变粒2.0%的要求。据此，县粮食局决定对强泰粮食收购点进行立案调查。7月26日，向强泰粮食收购点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认定其将霉变小麦与正常小麦储存在同一粮仓内的行为违反了《陕西省粮食质量监管实施细则(试行)》的规定，拟对其作出责令改正、予以警告、没收霉变小麦并集中销毁的行政处罚。7月27日，县粮食局发现先行登记保存的霉变小麦被转移。7月28日，县粮食局会同县食安委、公安局、工商局等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对强泰粮食收购点进行执法检查，但该收购点不予配合，态度恶劣，阻挠执法。8月9-19日，县粮食局组织行政执法人员多次到强泰粮食收购点进行案件调查，通过耐心细致地法制宣传、说服教育和走访调查后查明，先行登记保存的霉变小麦于7月26日下午被强泰粮食收购点转移，7月29日被销售给临县某个体收购者，后又被转售给某养殖户，至执法人员调查之日(8月19日)已全部被使用。9月19日，县粮食局以强泰粮食收购点实施了非法收购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小麦;违反粮食质量管理规定将霉变小麦和正常小麦同仓混存;在执法部门对霉变小麦进行登记保存后违反规定擅自转移物证并非法销售的违法事实为由，依据《粮食流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陕西省粮食质量监管实施细则(试行)》的规定，作出了罚款1万元、暂扣《粮食收购许可证》的行政处罚决定，并依法送达。此后，强泰粮食收购点既未履行粮食行政处罚决定，也未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12月24日县粮食局随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此前，县粮食局已暂扣了强泰粮食收购点的《粮食收购许可证》。2011年10月18日，县人民法院下达《行政裁定书》，准予强制执行粮食行政处罚决定。2012年11月28日，县人民法院将1万元罚款执行到位。11月30日，县粮食局将罚款上缴县财政罚没专户，正式结案。
二、对本案违法行为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分析
本案是作为粮食流通违法行政
处罚一般程序案件进行的处理。县粮食局对违法行为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实质是对什么是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的行为的认定和法律适用问题。
(一)对违法行为事实认定的分析
本案中，县粮食局认定强泰粮食收购点实施了3项违法行为。
1.非法收购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小麦。强泰粮食收购点在案发前持有县粮食局颁发的《粮食收购许可证》和县工商局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因此不存在非法收购的问题。至于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小麦能否收购的问题，《粮食流通管理条例》、标准化法及其实施条例、国家标准《小麦》、国家《粮食卫生标准》没有禁止性规定。《关于执行粮油质量标准有关问题的规定》中有收购中，对不符合质量标准的粮油，要动员农民整理到符合标准后才能收购。经整理仍达不到质量标准的，收购时要根据质量情况作扣价、扣量处理或拒绝收购、不符合卫生标准的粮油，禁止收购、生霉粒超过5.0%的，不得收购等规定，但执行该文件是否就是属于《条例》所规定的粮食收购者收购粮食应当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的行为，并无权威解释。本案证据之一的《检验报告》并无对小麦国家标准中生霉粒指标的检验项目和结论，而对霉变粒的检验项目和结论属于执行国家粮食卫生标准的问题。生霉粒和霉变粒一字之差，但意思含义不同，分属粮食质量指标和粮食卫生指标。依据国家标准《小麦》的规定，霉变小麦在国家粮食质量标准中按杂质归属。本案中，强泰粮食收购点收购场所存放的小麦抽样检验结果为霉变粒75%，并不能证明生霉粒超过5.0%。因此，本案认定的非法收购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小麦的违法行为，证据不足，事实不清。
2.违反粮食质量管理规定将霉变小麦和正常小麦同仓混存。《条例》中并没有不得将霉变小麦和正常小麦同仓混存的条文规定，只是在第44条第一项将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的行为作为违法行为，并设定了给予警告，可以处2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暂停或者取消粮食收购资格的行政处罚。但对于什么是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的行为，《条例》没有作出具体规定，最有可能视为相应的解释或者答复的规范性文件是200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制定的《粮食质量监管实施办法(试行)》以及2001年国家计委等三部门制定的《关于执行粮油质量标准有关问题的规定》。《粮食质量监管实施办法(试行)》第22条通过列举方式对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的行为作出了六项具体规定，通过引用《粮食流通监督检查暂行办法》第二十二条对这种违法行为明确了应给予的处罚种类和幅度。第22条第三项所列行为中，包括将霉变及病虫害超过标准规定的粮食与正常粮食混存的情形。据此，可以认为强泰粮食收购点将霉变小麦和正常小麦同仓混存，违反了《粮食质量监管实施办法(试行)》、《陕西省粮食质量监管实施细则(试行)》有关粮食质量管理的规定，亦推定为属于《条例》第44条第一项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的的情形。虽然《行政处罚决定书》在文字表述上存在瑕疵，但该项认定总体证据确凿，违法事实比较清楚。
3.在执法部门对霉变小麦进行登记保存后违反规定擅自转移物证并非法销售。这种对先行登记保存的霉变小麦转移和销售的行为，属于违反《条例》规定的违法行为，还是违反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标准化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违法行为。《条例》第18条、19条、47条分别规定，销售粮食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粮食质量、卫生标准，凡已陈化变质、不符合食用卫生标准的粮食严禁流入口粮市场，被污染的粮食不得非法销售、加工。本案中，强泰粮食收购点将先行登记保存、不符合粮食卫生标准的小麦擅自销售给个体收购者的行为，属于违反《条例》规定的违法行为，但这种违法行为不属于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的违法行为。此外，标准化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食品卫生标准属于强制性标准，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产品，禁止销售。行政处罚法第37条规定，在先行登记保存期间，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得销毁或者转移证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0条规定，隐匿、毁灭证据，影响行政执法机关依法办案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可见，强泰粮食收购点擅自转移并销售先行登记保存霉变小麦的行为，同时违反了标准化法及其实施条例、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该项认定证据确凿，事实清楚。
(二)违法行为责任追究法律适用分析
1.本案中，强泰粮食收购点实际上先后实施了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毁灭证据、非法销售不符合国家粮食卫生标准小麦3项违法行为，但就县粮食局有权处罚来说，只能对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县粮食局作出的给予罚款1万元、暂扣《粮食收购许可证》共计2项的行政处罚决定，处罚依据为《条例》第44条第一项和《陕西省粮食质量监管实施细则(试行)》第24条第三项。但是，《陕西省粮食质量监管实施细则(试行)》存在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情形。《条例》第44条设定了3种处罚。情节不严重的，予以警告，可以处20万元以下的罚款。这里，警告处罚是必须的，但罚款是可自由裁量选择的。情节严重的，暂停粮食收购资格或者取消粮食收购资格。《陕西省粮食质量监管实施细则(试行)》第24条对罚款处罚作了自由裁量细化规定，警告后仍不改正,并造成农民或其他粮食生产者的利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处10万元以下的罚款;违规数量较大的,可以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但对情节严重的，只规定为取消粮食收购资格，并无暂停粮食收购资格的规定，缩减了处罚的幅度范围。
2.行政处罚法第4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本案中，强泰粮食收购点收购小麦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主要是将约3300公斤霉变小麦和正常小麦同仓混存。后强泰粮食收购点为避免损失，在先行登记保存期间对不符合粮食卫生标准的小麦进行了转移、销售。经查，这批小麦最终未能流入口粮市场，未造成农民或其他粮食生产者的利益损害，也未对社会公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造成危害。因此，对这一违法行为只需给予警告的行政处罚即可。事实上，县粮食局一开始也是拟给予警告处罚的。但此后由于强泰粮食收购点非但没有听取预先警告，反而将先行登记保存的霉变小麦擅自转移和销售，且在执法人员调查这批霉变小麦流向的初期不予配合、态度恶劣、阻挠执法，使得县粮食局将此作为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表现，最终作出罚款1万元、暂扣《粮食收购许可证》的处罚决定。就罚款1万元数额来说，虽与《陕西省粮食质量监管实施细则(试行)》第24条自由裁量规定不一致，但仍在《条例》第44条所规定的20万元以下的罚款幅度范围内，属于合法决定。就暂扣《粮食收购许可证》来说，相关法律法规均无此项处罚规定，严格来说属于县粮食局创设的行政处罚种类。如若处罚决定表述为暂停粮食收购资格，则属于合法决定。
3.之所以强泰粮食收购点在县粮食局送达《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后，要转移、销售先行登记保存的霉变小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中作出的拟对霉变小麦3300公斤没收并集中销毁的决定。若没有没收并集中销毁的决定，强泰粮食收购点也不一定会转移、销售先行登记保存的霉变小麦。
三、到底什么是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的行为
探究《条例》第44条第一项所说的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的行为，笔者以为要根据《条例》第11条、第12条的立法意图，并结合《粮食质量监管实施办法(试行)》、《关于执行粮油质量国家标准有关问题的规定》等规范性文件，以及2014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在东北地区部署的国家临时存储玉米收购中生霉粒超标玉米收购政策的规定来理解。
(一)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的行为，应当主要是看在粮食收购过程中，粮食收购者是否执行按质论价原则，是否存在损害农民和其他粮食生产者利益的情形。按质论价，应当主要是指按等级定价，等级高的价格高，等级低的价格低;同一等级情况下，水分、杂质、不完善粒等指标实行增扣量、增减价制度。这也就是指粮食收购者是否执行了《关于执行粮油质量国家标准有关问题的规定》。但文件在适用范围上，明确规定只适用于政策性粮油的收购、储存、销售、调运，其他贸易粮油可参照执行。因此，对于政策性粮油的收购，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的行为，应当主要看是否执行了《关于执行粮油质量国家标准有关问题的规定》以及相关的政策性文件的规定，如《关于2014年东北地区国家临时存储玉米收购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做好2014年东北3省及内蒙古自治区生霉粒超标玉米收购工作等问题的补充通知》等;而对商品粮收购者来说，则是不违反所收购的品种相应的国家粮食质量标准所规定的定等收购、仪器定等、按国家标准检验的规定以及售粮者对粮油检验验质结果有异议时，粮油收购者必须使用符合规定的检验仪器进行复验，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粮油，不得作为食用粮油及饲料用粮油收购，玉米生霉粒含量超过5.0%的，不得收购等规定。
食品安全法实施处罚条例篇3
一、《食品安全法》的缺陷
（一）政府责任规范缺失
政府是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主体，其职权和职责是不可分割且不能独立存在的统一整体。当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发生时，作为弱势群体的消费者首先想到的就是政府，因为政府是最值得老百姓信赖的正义与公正的代表。可是，当我们翻开《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时，我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对政府权力的规定和对政府承担义务的忽视。正是因为法律对政府责任规定的缺失，政府在没有履行或者没有适当履行职责的情况下，消费者也就没有办法要求政府承担其应该承担的责任，其合法权益也就不能最大限度地获得保障。
（二）执法成本增加，效率低下
要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障食品安全，除了食品安全立法之外，日常的执法和监督管理更为重要。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我国目前建立的是由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辖区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负总责，并由几个职能部门分别监管的监督执法体制。这种阶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监管模式，其监管权限分属卫生、农业、食品药品监督、质检、工商等多个部门，多个监管部门之间很难避免职能交叉，容易从自身利益出发来行使监管职责，“多龙治水”或者“互相推诿”的情况时有发生。
（三）举证责任倒置，消费者权益难以保证
涉及食品安全的消费者权益诉讼案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原则，而依据《食品安全法》之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消费者要求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时，首先要证明买卖关系的存在，其次还要证明损害结果的存在及其程度与生产者、销售者的侵权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证明买卖关系存在的直接、主要依据就是销售者出具的销售票据，而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往往得不到购货单据，这些现实的以及未提到的客观因素的存在阻碍了消费者伸张正义、维护权益之路。
（四）处罚力度不够，威慑力度不强
《食品安全法》有关惩罚性赔偿的规定突破了以往补偿性的民事赔偿模式，是立法的进步。但10倍赔偿金的规定处罚力度仍然不够。食品安全违法行为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这与危害财产权的违法行为相比具有本质区别，且生命权大于财产权的理念众所周知，所以，法律必须加大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制裁力度，而且处罚力度应当大于对危害财产权利行为的处罚。
二、《食品安全法》的完善
（一）明确政府责任，保障消费者权益
《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中“法律责任”的规定，涉及行政监管责任的仅仅是对职能部门主要或者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处分，纯粹是一种内部行政责任，对于处在外部的消费者而言没有任何的实际效果。当政府没有履行或者没有适当履行职责而导致食品安全事故发生时，政府不是仅仅处分其工作人员即可，而是应该由政府对消费者承担外部责任，也就是食品安全事故的受害人可以向政府提出赔偿请求并要求其承担责任的权利。在我国现阶段，食品行业协会和食品生产者、销售者的所谓自律根本无法保障食品安全，食品安全保障的强大压力来源于外部监督，这就是享有行政权力并勇于承担责任且受消费者信任的政府。
（二）改革监管体制，实现有效监管
目前，国际社会对食品监管提出了全新理念，即“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性监管体制。这一理念的要求就是对食品安全实施系统、连续的监管。为适应这一要求，不少国家已经或者正在减少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探索由少数部门负责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并且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成效。我国的食品安全管理职能分散在多个职能部门，部门之间没有形成食品安全管理的合力，不能适应食品安全形势发展的需要。此外，就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而言，食品消费种类主要以鲜活农产品为主，面临的突出问题是源头污染，农业部门在食品监管上的作用越来越凸现。笔者建议：精简食品安全监管职能部门，由农业部门牵头负责食品安全的日常监管。
（三）强制出具购货凭证，强化经营者义务
经营者在向消费者提品和服务时，理应同时向消费者提供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这是保障消费者权益和正常交易秩序的条件，也是经营者应该承担的义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或者商业惯例向消费者出具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消费者索要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的，经营者必须出具。”可见，在消费者不索要的情况下，经营者并没有出具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的强制义务。而且在消费者索要但经营者拒不出具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的情况下，对于如何追究经营者的责任，法律并没有做出规定，最终的结果便是，法律不规定便奈何不了经营者，法律规定形同虚设。因此，应该在《食品安全法》中强制规定经营者出具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的义务，并在“法律责任”一章中明确规定不提供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四）提高赔偿额度，加大处罚力度
《食品安全法》所规定的惩罚性赔偿金是以价款为标准来设定的。所谓价款，是指消费者购买食品时支付的货币数额。现实生活中有些食品价格不高、消费者购买食品时支付的价款也不多，但却发生了严重的食品安全事故，比如2010年南京小龙虾洗虾粉事件，如果按照价款十倍来计算惩罚性赔偿金的话，这点罚款与经济利润相比，在商家的眼里根本算不上什么，无法对商家的行为有所约束。因此，笔者建议，将惩罚性赔偿金的数额提高，根据实际造成的损害来确定。
参考文献：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食品安全法实施处罚条例篇4
(一)、粮食行政公共权力情况概况。
粮食行政执法是粮《食流通管理条例》赋予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能。按照《食流通管理条例》和《省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粮食局有1项行政许可、27项粮食行政执法（处罚）、1项其他权力职能。具体为：粮食收购许可（含变更、延续、注销、撤销）；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粮食收购资格许可的处罚；粮食收购者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的处罚；粮食收购者被售粮者举报未及时支付售粮款的处罚；粮食收购者违反规定代扣、代缴税、费和其他款项的处罚；从事粮食收购、销售、储存、加工的粮食经营者以及饲料、工业用粮企业未建立粮食经营台账的处罚；粮食经营者未按照规定报送粮食基本数据和有关情况的处罚；接受委托的粮食经营者从事政策性用粮的购销活动未执行国家有关政策的处罚；粮食经营者的粮食库存低于规定的最低库存量的处罚；粮食经营者的粮食库存超出规定的最高库存量的处罚；粮食经营者对超过正常储存年限的陈粮，出库前未按照规定进行质量鉴定的处罚；粮食经营者未按照规定使用粮食仓储设施、运输工具的处罚；粮食收购者伪造、涂改、倒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粮食收购许可证的处罚；使用伪造、涂改、出租、出借或者非法转让粮食收购许可证的处罚；未按规定办理粮食收购许可证变更手续的处罚；未在粮食收购场所明示粮食收购许可证和工商营业执照的处罚；未向售粮者出具粮食收购凭证，载明所收购粮食品种、质量等级、价格、数量和金额的处罚；粮食经营台账保留时间不足3年的处罚；从事粮食收购、加工、储存的经营者未配备取得省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或者产品质量监督部门颁发的粮食行业特有工种职业资格证书的粮食质量检验人员、仓库保管员的或又无委托的处罚；从事粮食收购、加工、储存的经营者未装备有与所经营粮食种类和国家质量标准规定的检验项目相适应的粮食检验仪器设备，没有能单独进行粮食检验工作的场所的或又无委托的处罚；从事粮食收购、加工、储存的经营者未具备相应的仪器设备使用和管理、检验员业务培训、粮食出入库质量检验、质量档案和质量事故处理等质量管理制度的处罚；从事粮食储存的经营者仓储设施未符合国家有关粮食储存标准和技术规范的处罚；从事粮食储存经营者将粮食与可能有害物质混存或不同收获年度的粮食混存，以及未按规定对霉变、病虫害超标粮食进行处理的处罚；从事粮食储存经营者超标使用化学药剂，以及粮库周围有有害污染源的处罚；从事粮食收购、储存的经营者（不含个体工商户）未按照国家粮食质量标准对入库粮食进行质量检验，粮食出库无质检报告的处罚；从事粮食收购、储存的经营者（不含个体工商户）未按照国家粮食质量标准对入库粮食进行质量检验，购进粮食无质检报告的处罚；从事粮食收购、储存的经营者（不含个体工商户）未按照国家粮食质量标准对入库粮食进行质量检验，对质检报告弄虚作假的处罚；在粮食交易过程中，粮食销售、加工、转化经营者未索取质检报告或对质检报告弄虚作假的处罚；被污染或者不符合食用卫生标准的粮食,其质量符合饲料卫生标准的，责令当事人转作饲料；不符合饲料卫生标准的，责令转作其他安全用途或者销毁。
（二）、运行状况。
《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及《省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对粮食行政管理的具体行政行为均作出了明确规定。2012年在行政公共权力清理中我局对粮食行政管理的有关行政权力及运行程序等进行了全面清理和完善(已录入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平台）。自《粮食流通管理条例》颁布实施以来，我县粮食行政许可事项只有县粮油收储公司申办《粮食收购许可证》一次；粮食行政执法（处罚）及其他权力仅限于对国有粮食企业的管理，且从未实施过行政处罚行为。对其他粮食经营者的粮食行政管理完全处于空白状态。
二、粮食行政执法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食品安全法实施处罚条例篇5
（中共中央党校，北京100091）
摘要：惩罚性赔偿是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的重要制度之一。本文比较分析了中美两国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指出了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改进我国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相关对策，如修改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条件，修改惩罚性赔偿金额计算方法及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举证责任等。
关键词：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举证责任
中图分类号：D922．29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07（2015）03－0084－05
收稿日期：2014－12－16
作者简介：金江军（1978—），男，浙江义乌人，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副研究员，博士后，研究方向为食品安全监管和电子政务；王军（1957—），男，辽宁大连人，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公共政策；李文静（1981—），女，河南孟州人，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西法文化比较。
根据《布莱克法律辞典》惩罚性赔偿是指当被告的行为是轻率、恶意、欺诈时，法庭所判处的超过实际损害的部分，目的在于通过处罚做坏事者或者以被估计的损伤做例子对其他潜在的侵犯者产生威慑。［1］许多专家学者认为，违法成本过低，是造成我国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食品安全领域亟待建立和完善惩罚性赔偿制度。
一、中美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比较
（一）美国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
20世纪中后期，通过一系列司法判例，美国建立了产品责任领域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对于遏制企业的不法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例如，福特公司生产的“平托”汽车设计有缺陷，即油箱放在后轮轴承后方容易导致汽车相撞后爆炸起火。1972年，加州高速路的一起撞车事故导致一名乘客死亡另外一名乘客大面积烧伤。随后，陪审团裁决福特公司赔偿1．25亿美元，其中实质性赔偿仅有2500万美元，而1亿美元为惩罚性赔偿。法庭认为，福特公司在明知该型汽车有缺陷的情况下，为避免花费可能高达1．375亿美元的油箱加固成本，无视生命，不采取召回措施，结果导致灾难发生，应予以严惩。［3］1992年，美国一个消费者在麦当劳买了杯咖啡，发生泼洒而烫伤。法院判决麦当劳赔偿286万美元。之后，麦当劳在咖啡杯醒目处提示顾客“小心烫伤”，咖啡温度也降到了70摄氏度左右。
（二）中国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
在我国，与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有关的法律是《侵权责任法》、《食品安全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经营者依照本法第49条、第51条等法律规定赔偿损失，并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二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食品安全法》第96条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第138条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侵权责任法》第47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
（三）中美两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差异
对比中国和美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不同：
一是制度成熟程度不同。美国在惩罚性赔偿方面有一套稳健可靠的运作模式，通过严密的程序设计，形成了一种环环相扣、相互制约的审理流程，从触发机制、到举证责任、金额计算、利益分配等环节均有章可循。［4］而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却刚起步，还很不成熟。二是赔偿金的计算方法不同。我国以支付价款十倍作为惩罚性赔偿金。而在美国判例中，惩罚性赔偿金额的计算方法是以补偿性损害赔偿金额的一定比例来予以确定的，并没有单纯以价款来确定惩罚性赔偿金额的做法。三是制度执行效果不同。美国惩罚性赔偿制度坚持灵活性与原则性并重。一方面采取逐案审查的办法，注重评价侵权行为人的主观意识，把对于“欺诈、恶意、压迫”这些抽象指标的解释权交给法官，积累了丰富的判例资源；另一方面又规定，惩罚性赔偿诉讼的证据标准高于普通的民事诉讼，要达到清楚无疑且令人信服的程度。［5］而我国的惩罚性赔偿标准是一刀切的，消费者的惩罚性赔偿标诉求很少得到法院的支持。
二、我国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
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具体执行难
我国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根据《食品安全法》第96条规定，对于食品生产者，执行惩罚性赔偿的前提是要认定其生产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标准包括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和有关食品的行业标准中强制执行的标准。一方面，这些标准不统一，有的还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例如，根据卫生部门制定的标准，黄花菜不属于干菜，不得有二氧化硫残留。而根据质检、农业部门制定的标准，黄花菜属于干菜，可以有二氧化硫残留。另一方面，有时还可能会遇到没有食品安全标准可以遵循的情况。对于标准空白，但实际侵害已经发生的情况，《食品安全法》没有明确规定。
消费者要认定生产者生产的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必须送到食品检验机构对食品进行检验，且必须是符合《食品安全法》规定的食品检验机构（第61条规定）。如果食品检验机构拒绝检验该如何寻求救济途径，《食品安全法》却没有明确规定。［6］即便食品检验机构同意检验，面对高昂的检验费及各种成本，多数消费者都觉得获得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不足以支撑这些费用，只好放弃维权，自认倒霉。如朱俊奇等曾对合肥市蜀山区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管情况做过问卷调查，发现42．6％的消费者在遇到食品安全问题时“自认倒霉”或“不采取行动”。［7］对于食品销售者，执行惩罚性赔偿的前提是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销售者知不知情是销售者的主观行为，消费者难以客观认定。这也导致当消费者向销售者要求赔偿的时候，销售者经常会以不知情、非故意为由拒绝赔偿。
（二）震慑作用小
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初衷，是希望通过支付高额赔偿金来抵消侵害人的不法收益，让侵害人感到得不偿失，对侵害人起到震慑作用。而按照我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即便生产者或者销售者向消费者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与其已经获得的收益相比，也是很小的，起不到制裁和遏制作用。例如，某种不合格的食品售价为50元，当消费者经过检验发现该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时，销售者已经卖出去10万件这种食品。按10％的净利润算，销售者的收益是50万元，而违法成本只有500元。违法成本低，导致处罚不像是对违法现象的惩戒，更像是对违法行为的鼓励。［8］
（三）立法与司法相脱节
一是消费者的惩罚性赔偿诉求难以得到法院的支持。根据王成对相关案件的统计，79％的惩罚性赔偿诉求得不到法院的支持。不支持的理由包括原告无法提供消费凭据（许多消费者不注意保存交易票据），无法证明发生实际损害等。［9］二是法条竞合导致适用混乱。我国惩罚性赔偿涉及《侵权责任法》、《食品安全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司法实践中，不同法官采用的审判依据不一样。如果法官在适用《食品安全法》的同时援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有关消费者的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有关“损失”的规定以及《侵权责任法》第47条中有关“死亡或者健康严重受损”的规定，消费者很容易败诉。［10］三是现行的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对消费者不公平。消费者不但诉讼成本高，举证责任大，而且有时得不偿失。例如，某消费者花了5元钱买了一个过期的霉变面包，吃了后生病了，去医院交通费、医疗费就花了200元，而按照惩罚性赔偿的标准他顶多得到50元的赔偿。这还不算耽误工作时间造成的经济损失、承受生理痛苦和心理不悦的精神损失。为此，许多消费者只好对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敬而远之，其结果是这一制度既得不到消费者的支持，也起不到对食品生产经营者违法犯罪行为的震慑作用。
三、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惩罚性
赔偿制度的建议
（一）修改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条件
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案例由于消费者并未实际遭受损失而得不到法院支持其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王成认为，《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目的主要不是或者不仅仅是要救济受害人，而在于增加不法分子的违法成本，使其不敢轻易生产或销售不安全食品。一般性赔偿强调的是对受害人的补偿和救济，以实际损害的发生作为前提，而惩罚性赔偿就不应当以实际损害的发生作为前提。为此，应删除“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这几个字。
“职业打假人”相当于食品安全领域的“举报人”。2011年7月，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了《关于建立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建立食品安全有奖举报制度。为了发挥知假买假的“职业打假人”的积极性，应对《食品安全法》中的“消费者”进行界定，即增加一个条款：“消费者购买食品，无论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还是有其他目的，其权益均受本法保护”。
《食品安全法》中规定的食品安全标准，包括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和有关食品的行业标准中强制执行的标准。而实际上，符合标准的食品不一定是安全的食品，不符合标准的食品也不一定不是安全的食品。例如，在三鹿奶粉事件中，奶粉的蛋白质含量是符合标准的，但却含有对人体有害的三聚氰胺。在阜阳奶粉事件中，奶粉符合卫生标准、质量标准，但却是缺乏营养的奶粉。为了避免因标准交叉和标准空白而导致消费者无法维权的问题，应把“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改为“不安全的食品”。此外，“明知”还是“不明知”，法官往往难以客观界定，应删除。为此，应把“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修改为“生产或者销售不安全的食品”。
（二）修改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方法
从法理角度看，在食品安全诉讼当中适用惩罚性赔偿无疑表明其性质为侵权之诉，而合同价款一般用于计算违约损失中的预期利益。［11］在欧美国家，惩罚性赔偿金一般是按实际损害的一定比例来定的。考虑我国消费者日常购买的食品价格一般不高，为了起到惩罚效果，应设最低惩罚性赔偿标准。理论上，惩罚性赔偿金额应依据食品价格、危害性、对消费者造成的损害程度、生产者或销售者已获得的经济收益等进行计算，上不封顶。考虑实际可操作性，可综合考虑支付价款和消费者的实际损失和诉讼成本。因此，应把“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改为“有权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惩罚性赔偿金。惩罚性赔偿金额按消费者支付价款、实际损失和诉讼成本三者之和的十倍计算。按上述方法计算，赔偿金额低于5000元的，按5000元予以赔偿。生产者或销售者情节严重、行为恶劣、影响巨大的，惩罚性赔偿金额按消费者支付价款、实际损失和诉讼成本三者之和的二十倍计算”。
（三）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举证责任
《食品安全法》第3条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对社会和公众负责，保证食品安全，接受社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因此，证明责任应由生产者或销售者承担。［12］如果生产者或销售者无法证明其生产或销售的食品是安全的，就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修改后的《食品安全法》有关惩罚性赔偿条款应如下规定：生产或者销售不安全的食品，消费者有权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惩罚性赔偿金。惩罚性赔偿金额按消费者支付价款、实际损失和诉讼成本三者之和的十倍计算。按上述方法计算，赔偿金额低于5000元的，按5000元予以赔偿。生产者或销售者情节严重、行为恶劣、影响巨大的，惩罚性赔偿金额按消费者支付价款、实际损失和诉讼成本三者之和的二十倍计算。消费者购买食品，无论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还是有其他目的，其权益均受本法保护。生产者或销售者无法证明其生产或销售的食品是安全的，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对于生产者或销售者什么情况下是“情节严重、行为恶劣、影响巨大”，可以通过出台实施细则或司法解释来予以明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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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尹春，唐晓纯．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公众参与研究［J］．中国食物与营养2013，（07）：5－9．
食品安全法实施处罚条例篇6
【关键词】转基因食品；标识；食品安全
1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法律制度的现状
关于转基因食品标识，我国尚未有专门立法，只有一些零星法条涉及到了转基因食品[1]。比如在《食品安全法》中有规定了显著标识的义务。具体的法律法规大致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就是法律，以《食品安全法》为代表，于2009年颁布，并于2015年修订，其中第六十九条确定了转基因食品的强制标识义务。该法律颁布在转基因食品标识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管理作用，但是缺点在于《食品安全法》并没有明确界定什么是转基因食品、什么是转基因食品标识。第二类是行政法规，比如国务院在2001年颁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该《条例》经过两次修订，目前是关于转基因相关规定的比较全面的法规。关于转基因食品标识的规定，该《条例》中涉及到转基因食品标识目录以及内容的相关规定和要求，也对违反标识义务的法律责任进行的详细的规定。但是该《条例》中的规定只是针对农产品这类的转基因产品，并不是所有的转基因食品都有规定。因此该《条例》对于转基因食品标识这个大的范围来说并不能完全包含，针对性与专业性并不强。第三类是部门规章，农业部在2002年颁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以及《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与《条例》配套实施。其中《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中对转基因食品标识进行了进一步细化的规定，该办法再次强调了我国采用以标识管理目录为依据的强制标识制度[2]。随后又有一些相关的规定，比如进口转基因食品需要经过检测并且通过中文标签进行标识等，但是对具体形式以及内容等都没有规定，反而是将其具体操作以及违反的法律后果指向《食品安全法》。第四类就是地方立法，比如我省根据自身情况，也对转基因食品标识进行了规定，2012年黑龙江省颁布了《黑龙江省食品安全条例》，并与2015年予以修订，修订后的《黑龙江省食品安全条例》，其中的第46条和第109条分别规定了食品经营和销售企业承担的转基因食品显著标志义务和违法责任[3]。
2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制度存在的问题
2.1专门立法的缺失
从前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在整个涉及到转基因食品标识的法律法规以及部门规章等法律体系中来说，并没有一部是专门为了转基因食品标识设立的专门立法。目前是《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作为专门对转基因生物标识进行规定的规章，但是其主要针对的是农业方面的转基因生物的规定，对于转基因食品标识来说并不完全适用。因为农业转基因生物与食品的范围不同，其制度规定针对食品标识的适用较弱，很难对转基因食品标识形成明确规范指导[4]。关于转基因食品的相关法律法规就比较少，也就导致关于转基因食品标识的法律法规就更少了。尤其是在其中的规定也比较笼统，比如关于转基因食品标识的内容，大多固定的是选择性进行标示，也就是说仅仅需要标识食品中是否含有转基因成分即可。如a产品被转入B生物的基因，而B生物可能对特定人群产生致敏作用，那么a产品仅仅进行“含有”标识是无法实现对消费者的提醒和警示功能的。再比如对标识的形式规定也存在问题，虽然对于农业转基因生物规定了标识应当醒目，且大于1.8mm，但是1.8mm的字体过于“醒目”，而且也仅仅对大小做出了规定，对标识的位置也没有作出具体规定，以至于消费者很难注意到。
2.2惩罚救济措施的相关法律并不完善
首先是关于违反转基因食品标识的规定的行为，如何惩罚以及如何救济的规定并不完善。目前仅仅从行政违法的角度予以惩罚，而不涉及到民事或者是刑事责任。从惩罚的角度看，目前如果行为人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仅仅是由农业行政管理部门进行行政处罚，而且仅仅是罚款，并没有其余的惩罚。而且罚款数额也比较少，并不会起到惩罚应当发挥的作用。其次是关于救济的措施并不完善。消费者受到转基因食品标识的侵权时，并没有相对于其他侵权那么多的救济途径，只能通过司法救济。而司法救济周期长、程序复杂、救济成本高，也使得消费者寻求救济时比较复杂。
3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法律制度的完善
3.1完善专门立法
鉴于转基因食品标识并没有系统的法律法规予以规范，因此应当对转基因食品标识专门立法，无论是法律还是法规或者是部门规章，都应当进行专门立法。并且专门立法的内容应当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关于转基因食品标识的定义及特点等，可以更好的与农业转基因生物产品进行区分，便于民众理解及适用法律。第二个方面是对转基因食品标识的范围进行限定，并且不断的更新标识目录。因为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导致目录一直没有完全包含市面上转基因食品的种类，因此需要不断更新，才能更好的适应科技的发展。第三方面试讲转基因食品标识的内容予以明确并扩大。以前的转基因食品标识的内容并没有特别明确，相对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来说更加的笼统。应当明确转基因食品标识的内容到底包含哪些，建议包含过敏性风险以及营养成分。包含过敏性风险可以有效防止消费者因为购买转基因食品而危害自身健康。标注营养成分有利于与传统食品相对比，体现差异性，让消费者一目了然二者的区别，从而更好做出选择。最后一方面就是，关于转基因食品标识的形式应当将其的大小予以界定的更大一些。之前的规定仅仅写到需要具有醒目性，但是大小规定的比较小，仅仅1.8mm，很难引起消费者的注意，因此标识的大小以及位置需要更加明确，比如大小可以依据包装的大小按照比例调整，力求做到消费者可以看清，位置也可以尽可能选择放在醒目的位置。
3.2健全惩罚救济措施
首先是加大对违反转基因食品标识规定的行为进行惩罚的力度以及种类方式。目前仅仅是行政惩罚，可以相应的家中行政处罚的力度，并且扩大惩罚的种类，可以包含民事处罚或者刑事处罚。比如可以参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一些规定，给予消费者对于违反转基因食品标识规定的企业进行3倍赔偿等等民事赔偿。甚至是可参考欧盟相关法律，对违法操作企业进行警告处分，对限期不改企业责任人判处2年以下监禁.其次是救济措施的完善。首先是救济的方式不能仅仅限于司法救济，也可以通过消费者协会或者是行业协会来进行救济。其次是我们可以借鉴人身保险类的保险制度来保护消费者的人身健康和安全，由企业或者是行业协会进行投保，一旦消费者出现问题，有保险机构进行赔偿。一来不至于消费者无处追偿，二来消费者也能够即使得到补偿。
食品安全法实施处罚条例篇7
贵州省禁毒条例第一条为了预防和惩治毒品违法犯罪行为，教育和挽救吸毒人员，保护公民身心健康，维护社会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第三条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实行政府统一领导，有关部门各负其责，社会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
禁毒工作实行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禁种、禁制、禁贩、禁吸并举的方针，坚持教育与惩治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把禁毒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禁毒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五条省人民政府禁毒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全省的禁毒工作;市、州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县级人民政府禁毒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本行政区域内的禁毒工作。各级禁毒委员会应当制定禁毒工作的具体措施，对本行政区域开展禁毒工作的情况进行监督、考核和评估。
各级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负责禁毒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配备工作人员。
第六条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履行法定职责，依法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
司法行政、工商、卫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安全生产监督、质量技术监督、海关、出入境检验检疫、交通运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文化、民政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开展禁毒工作。
第七条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应当结合工作实际，组织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普及毒品预防知识，增强公民禁毒意识。
主流媒体应当每年安排一定版面或者时段免费刊登、播放禁毒公益广告，其他媒体也应当采取多种形式进行禁毒宣传。
第八条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将禁毒知识纳入教育、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禁毒宣传教育。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和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予以协助。
第九条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社区戒毒(康复)工作，指导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做好禁种、禁制、禁贩、禁吸毒品的教育宣传，落实禁毒防范措施。
第十条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对本单位工作人员进行禁毒教育，落实禁毒责任制，做好禁毒工作。
第十一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对未成年人进行毒品危害的教育，防止其吸食、注射毒品或者进行其他毒品违法犯罪活动。
家庭成员有吸食、注射毒品的，家庭其他成员应当进行教育和制止，并给予生活上的关心，帮助其戒除毒瘾。
第十二条吸毒人员应当主动向公安机关登记戒毒或者到有资质的医疗机构接受戒毒治疗;公安机关应当建立吸毒人员登记档案，对主动向公安机关登记戒毒或者到有资质的医疗机构接受戒毒治疗的吸毒人员，公安机关不予行政处罚。
第十三条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社区戒毒(康复)工作的实际需要，配备社区禁毒专职工作人员。社区禁毒专职工作人员应当向社会公开招聘。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安排财政预算禁毒经费时应当向社区倾斜，并安排一定专项经费，保障社区戒毒(康复)工作的开展。
公安派出所应当加强对辖区内涉毒人员的动态管理，参与社区戒毒(康复)人员的日常管理;社区医疗机构负责社区戒毒(康复)人员的健康教育和咨询服务;司法行政、民政等部门负责社区戒毒(康复)人员的矫治、救助、援助等工作。
第十四条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辖区内社区戒毒(康复)人员的分布情况，建立戒毒治疗、心理干预、帮扶救助、监督管理机制，成立社区戒毒(康复)工作小组。工作小组由戒毒人员的家庭成员或者其他监护人、村(居)民委员会成员、社区民警、社区禁毒专职工作人员等组成。
社区戒毒(康复)工作小组应当根据社区戒毒(康复)人员的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社区戒毒(康复)方案，与戒毒(康复)人员签订社区戒毒(康复)协议，落实社区戒毒(康复)措施。
社区戒毒(康复)协议的格式和主要内容由省禁毒委员会办公室统一规定。
第十五条吸毒成瘾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可以责令其在户籍所在地或者现居住地接受社区戒毒：
(一)吸毒被公安机关初次查获，有固定住所和稳定生活来源，具备家庭监护条件的;
(二)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不满1周岁婴儿的;
(三)不满16周岁的;
(四)60周岁以上的;
(五)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的;
(六)其他不适宜强制隔离戒毒的。
第十六条社区戒毒人员戒毒期满，由社区戒毒(康复)工作小组作出评估报告，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提出意见，执行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开具解除社区戒毒通知书，并通知原决定公安机关。
第十七条强制隔离戒毒场所的设置，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具备医疗、生活、教育、劳动等功能，并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
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应当设立专门区域收治病残戒毒人员，对患有严重疾病的戒毒人员，应当给予必要的看护和治疗;对患有传染病的戒毒人员，应当实行隔离治疗。
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护措施，防止戒毒人员自伤、自残、自杀或者实施其他危害行为。
除患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宜强制隔离戒毒的传染病或者严重疾病的，强制隔离戒毒场所不得以患有其他传染病或者疾病、经费不足等理由拒绝收治已被决定强制隔离戒毒的戒毒人员。
第十八条吸毒成瘾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作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
(一)拒绝接受社区戒毒的;
(二)在社区戒毒期间吸食、注射毒品的;
(三)严重违反社区戒毒协议的;
(四)经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后再次吸食、注射毒品的;
(五)初次查获吸毒成瘾严重的。
吸毒成瘾人员自愿接受强制隔离戒毒的，经公安机关同意，可以进入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戒毒，但应当与其他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分开管理。
第十九条对依法可以提前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或者需要延长强制隔离戒毒期限的，由强制隔离戒毒场所提出意见，报原决定公安机关批准，原决定公安机关接到相关报告后，应当在7日内作出决定。
第二十条期满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应当开具解除强制隔离戒毒通知书，并在3日内书面通知原决定公安机关、戒毒人员家属、所在单位及居住地公安派出所、城市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
被解除强制隔离戒毒的人员，原决定公安机关可以责令其接受不超过3年的社区康复，并将社区康复决定书转交执行地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和公安派出所。
戒毒人员应当在户籍所在地接受社区康复;在户籍所在地以外的现居住地有固定住所的，可以在现居住地接受社区康复。
第二十一条符合条件的社区戒毒(康复)人员，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接受戒毒药物维持治疗。
第二十二条社区康复人员康复期满的，或者社区康复期满1年经评估康复情况良好的，由社区戒毒(康复)工作小组作出评估报告，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提出意见，执行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开具解除社区康复通知书，并通知提出意见的城市街道办事处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及原决定公安机关。
第二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戒毒工作的需要，可以开办戒毒康复场所;有条件的强制隔离戒毒场所，可以依法设置戒毒康复场所;支持和鼓励社会力量依法开办公益性戒毒康复场所。
戒毒康复场所应当具备康复治疗、生活服务、教育培训、生产劳动等基本功能，建立健全戒毒(康复)管理制度。
戒毒人员自愿申请，可以到戒毒康复场所执行社区戒毒(康复)。戒毒人员解除社区戒毒(康复)后可以自愿申请到戒毒康复场所生活、劳动。
第二十四条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被决定予以强制性教育措施的人员有吸毒行为的，其刑罚、强制性教育措施执行完毕后，或者被判处管制、缓刑的人员有吸毒行为的，公安机关可以依法采取相应的戒毒措施。
第二十五条戒毒人员及家庭成员在入学、就业、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受歧视。有关部门、组织和人员应当在入学、就业、享受社会保障等方面对戒毒人员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帮助。
第二十六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组织、参与、教唆、介绍、引诱、欺骗他人贩卖、吸食、注射毒品，或者以其他方式为贩卖、吸食、注射毒品提供条件和帮助。
第二十七条娱乐场所及餐饮、住宿、洗浴、会所等服务业的经营者、管理者应当加强对本单位员工的禁毒教育，落实禁毒防范措施，防止在经营场所发生毒品违法犯罪活动;发现毒品违法犯罪活动应当向公安机关报告，并协助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取证工作。
房屋出租人发现承租人有毒品违法犯罪活动或者毒品违法犯罪嫌疑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第二十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根据查缉毒品的需要，可以依法在物流集散地、交通要道、飞机场、火车站、长途汽车站、码头、口岸等地对来往人员、物品、货物以及交通工具进行毒品和易制毒化学品检查，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予以配合。
物流企业应当建立托运人、提货人身份证明登记制度。货物托运、提取的单据及验视、登记的记录应当留存90日备查，发现货物中夹带毒品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
第二十九条禁止非法种植、买卖毒品原植物。
城市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和林业、农业等部门，应当组织开展禁种毒品原植物的宣传教育和踏查工作。发现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的，应当及时报告公安机关强制铲除，并依法查处。
第三十条禁止在食品、饮料中掺入罂粟壳、罂粟籽、罂粟苗等毒品原植物。
第三十一条禁止对戒毒治疗的药品、医疗器械和治疗方法做广告宣传。
第三十二条从事戒毒治疗业务的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报省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向省公安机关备案。
第三十三条销售戒毒药品的，应当在有资质的戒毒所、医院和药店销售，并报省公安机关备案。
第三十四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检举、揭发毒品违法犯罪行为的义务，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应当对检举人、揭发人予以保护。
对举报毒品违法犯罪行为有功的人员和在查处毒品违法犯罪、禁毒宣传教育、戒毒帮教、禁毒科研和创建无毒县(乡、镇、单位)等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三十五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教唆、引诱、欺骗、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或者介绍买卖毒品，尚不构成犯罪的，分别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处罚;以其他方式为贩卖、吸食、注射毒品提供条件和帮助，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娱乐、服务场所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的，除按照前款规定处罚外，责令停业整顿3个月至6个月，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经营许可证。
第三十六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经营者、管理者未落实禁毒防范措施、管理不力，在其经营场所内发生贩卖、吸食、注射毒品违法犯罪活动，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对经营场所予以处罚：
(一)1次被查获贩卖、吸食、注射毒品5人以下的，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二)1次被查获贩卖、吸食、注射毒品6人以上10人以下的，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三)1次被查获贩卖、吸食、注射毒品超过10人的，或者1年内发生贩卖、吸食、注射毒品被查获2次以上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经营场所责令停业整顿3个月至6个月。
第三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和毒品原植物，并处3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负有责任的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者停止广告、没收广告费用，可以并处广告费用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擅自从事戒毒治疗业务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和使用的药品、医疗器械等物品。
第四十一条国家工作人员在禁毒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分：
(一)包庇、纵容毒品违法犯罪人员的;
(二)向有毒品违法犯罪行为的单位和个人通风报信的;
(三)对戒毒人员体罚、虐待、侮辱的;
(四)挪用、截留、克扣禁毒经费的;
(五)擅自处分查获的毒品和扣押、查封、冻结的涉及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财物的;
(六)利用职务之便，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七)弄虚作假、隐瞒毒情的;
(八)发现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没有及时报告、铲除的;
(九)违反规定办理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手续的;
(十)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四十二条本条例自20xx年5月1日起施行。20xx年9月29日贵州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的《贵州省禁毒条例》同时废止。
内蒙古自治区禁毒条例第一条为了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保护公民身心健康，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的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去氧麻黄碱(冰毒)、盐酸二氢埃托啡、杜冷丁、安钠咖、咖啡因等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第三条禁毒工作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实行三禁(禁贩、禁种、禁吸)并举，堵源截流，严格执法，标本兼治的方针。
第四条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对禁毒工作的领导，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做好禁毒工作。各级公安机关是禁毒工作的主管部门。海关、铁路、工商、财政、卫生、医药、民政、林业、农业、教育、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有关部门，应当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做好禁毒工作。
第五条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在禁毒工作中要相互配合，严格履行各自的职责。
第六条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居民委员会、嘎查、村民委员会，应当做好本单位、本管区内的禁毒教育和管理工作。
第七条从事旅馆业、娱乐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出租房屋业以及饮食业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把禁毒工作列为管理的重要内容，发现毒品违法犯罪行为，必须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
第八条各级、各类学校对学生应当进行禁毒教育，发现在校学生有吸毒违法行为，必须及时报告公安机关，并配合家长对其进行帮教、戒毒。
第九条未成年人有毒品违法行为，其监护人应当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予以严格管束。
第十条各级人民政府对检举、揭发毒品违法犯罪以及在禁毒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十一条禁毒工作人员在禁毒工作中有徇私舞弊、敲诈勒索、贪污受贿、玩忽职守等行为，由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从重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二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违法犯罪行为情节轻微，人民法院免予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或者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十三条在出售的食品、饮料等食物中掺用罂粟壳或罂粟籽的，依照国家禁毒决定的规定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具有前款行为确因犯罪情节轻微，人民法院免予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或者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其它处罚。
第十四条生产、销售、使用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的单位和个人违反有关精神药品、麻醉药品管理的规定，由公安机关协同卫生行政部门没收全部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药品生产企业许可证》、《药品经营企业许可证》、《制剂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照国家禁毒决定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违反有关规定购售麻黄素中间体草酸麻黄素和麻黄素粗品(含麻黄浸膏、麻黄浸膏粉、麻黄草粉)的，由自治区医药行业主管部门协同公安机关没收违法所得，并视情节给予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具有前款行为而使麻黄素中间体草酸麻黄素或麻黄素粗品流入非法渠道，为毒品犯罪所利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任何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条例规定，发现毒品违法犯罪行为隐瞒不向公安机关报告的，对单位及其负责人分别处三千元和一千元罚款;对个人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食品安全法实施处罚条例篇8
充分发挥乡镇、街道接近质监行政相对人、即时发现违法行为的优势，为切实加强我区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生产加工环节食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解决质监执法力量薄弱等实际问题，也便于街镇直接对企业的监管，提高特种设备和食品安全监管的有效性，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市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和《市人民政府关于改革乡镇执法监管强化公共服务试点工作的决定》渝府令〔〕198号）和《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全面实行部分委托乡镇街道行政执法权有关事宜的通知》渝质监发〔〕53号）精神，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我区质监部分行政执法权委托街镇执法的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城乡统筹发展为契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坚持依法行政、优化配置资源、促进区域发展为原则，以建立分工明确、责任到位、高效协同的执法联动机制为工作目标，以提升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和生产加工环节食品质量安全监管水平为着力点，加大街镇监管的力度，提高行政执法效率，增强执法效果，加快构筑方便群众、服务群众的新机制，促进全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委托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
四）市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五）技术监督行政处罚委托实施办法》
六）市人民政府关于改革乡镇执法监管强化公共服务试点工作的决定》市人民政府令198号）
七）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通知》渝办发〔〕248号）
三、委托对象
委托方为：市区质量技术监督局；
受委托方为：八桥镇人民政府、建胜镇人民政府、跳磴镇人民政府、九宫庙街道办事处、新山村街道办事处、跃进村街道办事处、春晖路街道办事处、茄子溪街道办事处。
四、委托范围
一）生产加工环节食品质量安全监管方面。
1.检查辖区内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单位）否取得《营业执照》法人组织机构代码证》和《食品生产许可证》不需办理食品生产许可证的除外）否持续具备保证食品质量安全的必备条件；化验室仪器、衡器等计量器具是否经计量检定合格取得计量检定合格证书并在有效期内。
2.检查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单位）否持有有效合法的产品标准文本；否按标准组织生产；否使用非食品原料和有毒有害物质加工食品；否用回收食品为原料生产加工食品；否滥用食品添加剂；否有以假充真、以次充好、食品中掺杂掺假以及假冒包装标识等问题。
食品添加剂，3.检查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单位）食品。食品容器、包装材料，食品用工具、设备、洗涤剂、消毒剂，生产经营场所、设施和有关环境是否达到相应的质量、卫生安全要求。
否有进货验收、销售台帐、出厂检验等质量控制措施。4.检查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单位）否建立原、辅材料进货验收制度、产品出厂检验制度等质量安全管理制度。
检查其是否落实质监部门对不合格企业下达的整改意见。5.检查了解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单位）产品质量定期监督抽查情况。
6.检查食品生产加工企业是否存在其他违法行为。
二）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方面。
特种设备和安全附件是否依法进行了检验，1.检查使用单位和个人在用特种设备是否依法进行注册登记。否在检验有效期内。
2.检查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是否持有效证件上岗。
3.检查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和个人是否擅自将常压设备改为承压设备；检查辖区内是否有违法使用的土锅炉”土起重机械”
否有特种设备使用、维修、保养等记录，4.检查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和个人是否有相应的管理制度。否有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进行演练。
使用单位和个人是否存在其它违法行为。5.检查特种设备是否存在其它安全隐患。
五、委托周期
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延长，委托周期原则上为一年。自正式与受委托方签订委托书之日起算。
六、委托权限
委托生产加工环节食品质量安全监管、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两个方面的部分行政执法权。包括：
一）监督检查权；
二）责令整改权；
三）调查取证权；
四）登记保存权；
五）当场处罚权（对公民处以50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5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
七、委托程序
并自签订之日起5日内将《行政执法委托书》报送市质监局和区政府法制办备案。一）委托方与受委托方签订《行政执法委托书》见附件1明确委托执法的具体范围和权限。
二）经考核合格，受委托方负责组织执法人员参加由区政府法制办举办的执法资格培训。取得市政府颁发的行政执法证》
三）委托方负责组织受委托方的执法人员进行专业培训。
八、法律后果
受委托方在委托权限范围内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根据《行政处罚法》相关规定。由委托方承担（包括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行政责任和其他相关民事责任）
九、其他要求
一）指定专人负责相关事宜。区质监局应在5月底前与各街镇签订委托书，各单位要切实加强领导。正式实施委托执法。
食品安全法实施处罚条例篇9
内容提要: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是指数个刑法条文因对同一符合犯罪构成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都有所规定，而具有包含或者交叉关系的情形。它具有三个特征，即：必须有数个刑法条文；数个刑法条文之间具有包含或者交叉关系；其原因是数个刑法条文对同一符合犯罪构成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都有所规定。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从竞合程度与形成原因两个方面，可以分别将其分为包含型法规竞合与交叉型法规竞合和一要件型法规竞合与数要件型法规竞合。对之，在适用刑法时必须遵循的原则是：除了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特别法优于普通法。
食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食品安全法》的出台无疑是我国食品安全法规体系建设的进一步完善。新法建立了诸如取消食品免检、统一食品国家安全标准、建立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实行食品召回等一系列制度设计与规范供给，其对增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规范化与科学化，保障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法的颁布与法的实效尚有很长的距离，其间可能存在许多更为重要也更为关键的问题：理论界与实务界对这些制度如何予以理解阐释？这些制度在施行中还存在或可能存在哪些问题？这些制度与现有的制度如何衔接、它们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当然需要众多学人的智识努力，其间探讨、争鸣，甚至不同意见的针锋相对也很为必要。为此，本期刊发《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初探》、《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专家治理模式的重构》、《食品召回法律责任研究》三篇文章，就新法涉及的一些具体制度进行探讨，以期能引起更多学人对这些问题从更为微观、更为实证的角度进行研讨分析。
食品安全关系国计民生，国际社会普遍对之极为关注。我国当然也不例外，为了有效地保证食品安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不仅相继颁行了《宪法》、《刑法》、《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而且专门制定了《食品卫生法》，特别是适应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和需要，由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于2009年2月28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该法不仅对于有关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规定了依法应当追究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而且对于其中有关严重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规定了依法应当追究的刑事责任。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98条明文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刑法》诸多条文明文规定了有关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责任。对于有关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究竟应当怎样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人们不乏探讨。但是，对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问题，人们鲜有关注。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司法实践中对于有关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刑事责任的正确追究。鉴于此，本文试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问题加以初步探讨。
一、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的界说
由于对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问题，人们迄今鲜有探讨，而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无疑属于法规竞合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要弄清楚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是什么，有必要先对法规竞合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那么，法规竞合究竟是什么呢？对之，人们有不同的认识。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所谓法规竞合，是指行为人出于一个罪过，实施一个危害行为，而且数个法条都对它作了规定，也即是数个法条竞合在一起了，其表现形式是某一法条的全部内容包含于另一法条的内容之中。[1]有的学者认为，法规竞合是指由于法律对犯罪的错综规定，一个犯罪行为同时触犯数个互相存在着整体或者部分包容关系的刑法分则条文，只能适用其中一个条文而排斥其他条文适用的情形。[2]有的学者认为，法规竞合指一个犯罪行为，因法律错杂规定，致有数法规同时可以适用，但只在数法条中适用一法条，而排斥其他，成立单纯一罪的情况。[3]有的学者认为，法规竞．合是指同一个犯罪行为因法条的错综规定，出现数个法条所规定的构成要件在其内容上具有从属或者交叉关系的情形。[4]有的学者认为，法规竞合是指行为人实施一个犯罪行为同时触犯数个在犯罪构成上具有包容关系的刑法规范，只适用其中一个刑法规范的情况。[5]有的学者认为，法规竞合是指因刑法对法条之错综复杂的规定，而出现一个犯罪行为同时符合数个法条规定的犯罪构成，但从数个法条的逻辑关系来看，只能适用其中一个法条，当然排除适用其他法条的情形等。[6]综合上述各有关学者的观点，在我看来，法规竞合是指数个刑法条文因对同一符合犯罪构成的行为都有所规定，而具有包含或者交叉关系的情形。例如，《刑法》第432条与第398条，因对同一符合犯罪构成的军人故意泄露国家军事秘密情节严重的行为都有所规定，而具有包含或者交叉关系。
既然如此，我认为，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就是数个刑法条文因对同一符合犯罪构成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都有所规定，而具有包含或者交叉关系的情形。
而且，必须清楚的是，作为法规竞合的一种，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像其它法规竞合一样，是刑法中难以避免的一种法律现象。因为：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虽然包括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在内的犯罪形形色色，甚至大不相同，但是也有不少犯罪因涉及危害食品安全互相重合或交叉；另一方面，由于在互相重合或交叉的涉及危害食品安全的犯罪中，其中一些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具有特殊性，有必要将之独立于其它犯罪加以特别规定，以更加具体地反映其特殊的社会危害性，更加突出地表现国家对其所持的否定态度，同时也更为充分地体现罪刑法定原则。
不仅如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并不是纯粹基于理论的概括，而是也具有坚实的现实法律基础。例如，《刑法》第149条第2款规定：“生产、销售本节第一百四十一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所列产品，构成各该条规定的犯罪，同时又构成本节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又如，《刑法》第397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等等。它们都是就有关犯罪而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的具体法律规定。
二、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的特征
根据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的定义，它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1．必须有数个刑法条文。也就是说，必须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刑法条文。如果没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刑法条文，或者说只有一个刑法条文，则不存在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问题。其中，所谓刑法条文，是指刑事实体制定法即刑法中分条用语句说明刑法规范有关组成部分的文字语言表达形式。[7]它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含义：(1)刑法条文是文字语言表达形式，而不是口头语言表达形式；(2)刑法条文是用语句说明的文字语言表达形式，而不是用语词或其他非语句说明的文字语言表达形式；(3)刑法条文是分条用语句说明的；(4）刑法条文是在刑事实体制定法中分条用语句说明的，而不是分卷、分编、分节、分款、分项、分目等用语句说明的，也不是在非刑事实体制定法中分条用语句说明的；(5）刑法条文是分条用语句说明刑法规范之有关组成部分的，而不是分条用语句说明刑法规范整体的。[8]
2．数个刑法条文之间具有包含或者交叉关系。其中，无论是包含关系，还是交叉关系，都是就各有关刑法条文所规定之犯罪构成的整体而言，而不是就其中的部分要件或者要素而言。因为如果就各有关刑法条文所规定之犯罪构成的部分要件或者要素而言，那么法规竞合，就会因许多甚至所有刑法条文都具有包含或者交叉关系，而失去其应有的意义。如果数个刑法条文之间不具有上述意义上的包含或者交叉关系，就不存在法规竞合的问题。例如，规定故意杀人罪的《刑法》第232条与规定生产、销售伪劣食品罪的《刑法》第143条的竞合，以及规定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刑法》第144条与规定盗窃罪的《刑法》第264条的竞合，就不存在法规竞合。相应地，只有数个刑法条文之间具有上述意义上的包含或者交叉关系，才能存在法规竞合的问题。例如，规定故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刑法》第114条、第115条第1款与规定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刑法》第144条，以及规定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刑法》第115条第2款与规定生产、销售伪劣食品罪的《刑法》第143条，由于具有上述意义上的包含或者交叉关系，因此能够存在法规竞合的问题。
3．数个刑法条文之间具有包含或者交叉关系的原因是数个刑法条文对同一符合犯罪构成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都有所规定。换言之，就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基于一个罪过实施的一个危害行为，同时符合数个刑法条文所规定之犯罪的构成。由此，一方面，只能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基于一个罪过实施的一个危害行为。它包括五个方面的含义：其一，必须是行为，即人基于意志支配的具有社会意义的身体动静。例如，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玩忽职守行为等；其二，必须是危害行为，即对社会有危害的行为，包括对社会有现实危害的行为和对社会有可能危害的行为。前者如，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行为，玩忽职守行为，等等。后者如，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行为，故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等等；其三，必须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的行为。其中，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例如，在三鹿奶粉案件中，向生产三鹿奶粉的厂家提供三聚氰胺的有关农民，以及生产、销售含有三聚氰胺的三鹿奶粉的生产、销售单位等；其四，必须是一个行为。例如，生产有毒食品行为、销售有毒食品行为、生产有害食品行为、销售有害食品行为等。如果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行为，则属于是否构成数罪的问题，谈不上法规竞合。例如，先生产有毒食品后生产有害食品行为的行为、先销售有毒食品后销售有害食品病为、先生产有毒食品后销售有毒食品、先生产有害食品后销售有害食品的行为、先生产有毒食品后销售有害食品的行为、先生产有毒食品后销售有害食品的行为、先生产有害食品后销售有毒食品的行为等；其五，必须是基于一个罪过的行为。其中，罪过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但不能同时既是故意又是过失。如果是分别基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罪过的行为，也属于是否构成数罪的问题，谈不上法规竞合。例如，分别出于故意和过失实施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行为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等。另一方面，同时符合数个刑法条文所规定之犯罪的构成。如果只符合一个刑法条文所规定之犯罪的构成的，就只存在按照该条文定罪处罚的问题，而无所谓法规竞合的问题。因此，当且仅当同时符合数个刑法条文所规定之犯罪的构成的，才存在法规竞合的问题。例如，上述《刑法》第149条第2款的规定即使如此。其中，所符合的数个刑法条文，不仅可以是同一部法律内的不同条文，而且也可以是不同法律的不同条文，但时常主要是同一部法律内的不同条文，如上述《刑法》第149条规定所涉及的各有关条文。
三、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的分类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比较复杂，有多种表现形式。但是，为了方便研究，我们认为，可以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从其竞合程度与形成原因两个方面大致对之进行以下分类：
1．根据其竞合程度，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可以分为包含型法规竞合与交叉型法规竞合两种。(1)包含型法规竞合，是指对同一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进行规定的数个刑法条文之间具有包含关系的法规竞合。例如，规定非法经营罪的《刑法》第225条与规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刑法》第140条的竞合，规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刑法》第140条分别与规定生产、销售伪劣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刑法》第143条至第144条的竞合，规定故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刑法》第114条、第115条第1款分别与规定生产、销售伪劣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刑法》第143条至第144条的竞合，规定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的《刑法》第397条分别与规定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的《刑法》第414条的竞合，都属于包含型法规竞合；(2)交叉型法规竞合，是指对同一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进行规定的数个法规之间具有交叉关系的法规竞合。例如，规定非法经营罪的《刑法》第225条与规定故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刑法》第114条、第115条第1款的竞合，以及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刑法》第114条、第115条分别与规定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的《刑法》第397条的竞合，都属于交叉型法规竞合。
2．根据其形成原因，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可以分为一要件型法规竞合与数要件型法规竞合两种。
(1)一要件型法规竞合，是指因一个特殊要件形成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它具体又包括主体型法规竞合、对象型法规竞合、手段型法规竞合等三个亚种。
主体型法规竞合，是指因犯罪主体特殊形成的法规竞合。例如，规定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的《刑法》第397条分别与规定放纵制售伪劣商品犯罪行为罪的《刑法》第414条的竞合，即属于主体型法规竞合。
对象型法规竞合，是指因犯罪对象特殊形成的法规竞合。例如，规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刑法》第140条分别与规定生产、销售伪劣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刑法》第143条至第144条的竞合，即属于对象型法规竞合。
手段型法规竞合，是指因犯罪手段特殊形成的法规竞合。例如，规定非法经营罪的《刑法》第225条与规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刑法》第140条的竞合，规定非法经营罪的《刑法》第225条与规定故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刑法》第114条、第115条第1款的竞合，即属于手段型法规竞合。
(2)数要件型法规竞合，是指因数个特殊要件形成的法规竞合。它具体也包括一些不同的亚种。例如，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刑法》第114条、第115条分别与规定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的《刑法》第397条的竞合，属于因犯罪主体与犯罪手段特殊形成的法规竞合。规定故意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刑法》第114条、第115条第1款分别与规定生产、销售伪劣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刑法》第143条至第144条的竞合，属于因危害行为、犯罪手段与犯罪对象特殊形成的法规竞合等。
四、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的适用原则
在存在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的情况下，虽然是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基于一个罪过实施的一个危害行为，同时符合了数个具有包含或者交叉关系的法规所规定之犯罪的构成，但是，由于只有一个罪过，特别是只有一个行为，因此不应当适用其中两个以上的条文认定为数罪而进行并罚，只应当遵循一定的原则选择适用其中一个条文认定为一罪而予以相应的处罚。由于在法规竞合的情况下，无论数个法规之间的关系是包含关系还是交叉关系，在本质上都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也就是说，数个法规之间是特殊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即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因此，一般认为，在法规竞合的情况下，选择适用其中一个条文进行定罪处刑应当遵循的原则是：除了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既然如此，对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而言，也不应当例外。因此，在存在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的情况下，适用刑法时必须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情形：
1．在一般情况下，对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采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这就是说，只要法律没有特别规定，都应当实行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因为：正是基于某种具体行为在某一事实方面具有特殊性，侵犯某一特定的受法律保护的社会关系，国家立法机关为对有关社会关系加以特别保护，才对之进行特别规定，以独立于和区别于有关一般规定，并且与其特殊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配置较之于有关一般规定或重或轻或相同的刑罚。因此，在存在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的情况下，要真正符合和实现立法的意图，就必须实行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否则，有关法律特别规定就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
2．在法律有特别规定时，对于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依法不采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而采用普通法优于特别法的原则，也就是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即选择适用处罚较重的法律条文进行定罪处刑。这里所说的“法律有特别规定”’，是指在存在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法规竞合的情况下，有关适用普通法的特别规定，具体而言就是上述《刑法》第149条关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之法规竞合的特别规定，即：“生产、销售本节第一百四十一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所列产品，不构成各该条规定的犯罪，但是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依照本节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生产、销售本节第一百四十一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所列产品，构成各该条规定的犯罪，同时又构成本节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因此，对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生产、销售伪劣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之法规竞合，根据《刑法》第149条的特别规定，应当而且必须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否则，就不仅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而且也势必使该条规定失去其应有的意义。
【注释】
[1]高铭暄：《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7-218页。
[2]高铭暄：《新编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83页；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下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580页。
[3]马克昌：《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28页。
[4]陈兴良：《刑法适用总论》（上卷），法律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13页。
[5]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3页。
食品安全法实施处罚条例篇10
关键词：惩罚性赔偿；与时俱进；突破；确立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21―0166―02
惩罚性赔偿，又称示范性赔偿或报复性赔偿，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的损害数额的赔偿。惩罚性赔偿在西方国家经济法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得到了广泛运用，尤其是在英美法系国家。
1994年颁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第49条首开了我国惩罚性赔偿的立法先河，该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该条款被誉为”“退一赔一”，对于维护消费者权益发挥了一定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该条款日益暴露出局限性，特别是2009年相关法《食品安全法》《侵权责任法》的出台，凸显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惩罚赔偿标准过低，不能有效成为消费者维权的利器。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2014年颁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时俱进，对惩罚性赔偿条款做了大幅修改，有破有立，破中带立。新消法第55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第一款）经营者明知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仍然向消费者提供，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受害人有权要求经营者依照本法第49条、第51条等法律规定赔偿损失，并有权要求所受损失二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第二款）”2014年实施的新消法和1994年实施的旧消法以及相关法相比，存在以下重大突破和确立。
1提高了赔偿倍数，加大了惩罚力度
关于惩罚性赔偿倍数，1994年实施的消法第49条是“退一赔一”。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颁布的《食品安全法》其第96条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销售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由此可见，有关食品安全领域的惩罚性赔偿则是“退一赔十”。很明显，旧消法关于惩罚性赔偿的倍数大大落伍了，“一倍”的惩罚性赔偿金对于救济消费者的损害只是“杯水车薪”；对于不法经营者而言也只是“九牛一毛”，无法起到有效惩罚和遏制的效果。鉴于此，2014年实施的新消法第55条将惩罚性赔偿由“退一赔一”升格为“退一赔三”或“退一赔一”，即将惩罚性赔偿倍数由原来的一倍加码至三倍或两倍。具体情形为：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造成一般损害的，实行“退一赔三”（第一款）；造成严重损害的，即消费致死伤的，实行“退一赔二”（第二款）。从“退一赔一”到“退一赔三”或“退一赔二”，抬高了不良商家的违法成本，加速了行业洗牌，促使商家诚信经营，从而有效提升法律的威慑力。新消法第55条第一款“退一赔三”可以说是旧消法第49条“退一赔一”的升级版，彰显出立法的进步；但是与《食品安全法》第96条“退一赔十”相比，则是一种立法倒退，凸显出的修法的保守。
值得注意的是，民间交易中常有“假一赔十”的风俗，即为了吸引消费者眼球，部分经营者会在店堂告示中大玩噱头“假一罚十”。如果当经营者违约，受害消费者依约追究商家十倍的惩罚性赔偿金时，商家反悔以其承诺违反《消法》规定的三倍惩罚标准为由进行抗辩，那么应该如何处理？此时应该考察立法目的，法定的三倍赔偿金不是消费者获得惩罚性赔偿的最高额度，只是他获得惩罚性赔偿的最低额度。根据契约自由、约定优先原则，如果经营者不同意依约赔偿，消费者可向法院索赔，法院应予支持。
2区分不同损害，采用了不同赔偿基数
可能有人要问，为什么一般损害“退一赔三”，对于严重损害，反而“退一赔二”，这不是赔得少了吗，合理吗？实际上，不要被赔偿倍数所简单迷惑，因为新消法第55条区分二者采用了不同的计算基数：一般损害的计算基数为“商品价款或者服务费用”，而对于严重损害则是以“实际损失”为基准。这里的“实际损失”如何解读？其内涵为消费者由此遭受的各种实际损害，其外延不仅包括财产损失、人身伤害损失（新消法第49条），还包括精神损害（新消法第51条）；不仅包括直接损失，也包括间接损失。很明显，实际损失往往要高于商品价款或服务费用。总之，以“实际损失”为参照物计算惩罚性赔偿，是对原有计算标准的一大突破，破中有立。
原有消法和《食品安全法》都是以“商品价款或服务费用”为惩罚性赔偿的计算基数，而不是“实际损失”，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当商品价款或服务费用较低，而实际损失较高的时候，有可能使得消费者付出高昂的维权成本而得不偿失。事实上，要想抬高惩罚性赔偿的数额，除了增加惩罚性赔偿的倍数外，最有效的办法是改变计算惩罚性赔偿的基数。例如，台湾地区的做法就是将“受害者遭受的损害”作为惩罚性赔偿的基数。台湾《消费者保护法》第52条规定：“因企业经营者之故意所致之损害，消费者得请求损害赔偿三倍以下之惩罚性赔偿”。总之，新消法对商家欺诈行为造成的损害不搞“一刀切”，而是区分“一般损害”还是“严重损害”，适用不同的惩罚性赔偿标准，从而增加立法的层次感，消除立法的僵硬性。特别是，对于消费致死伤的严重损害采用“实际损失”为基准，进一步宣扬了诚信至上、安全至上、生命至上的法治理念，
3妥善处理了惩罚性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的关系
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现行《食品安全法》《侵权责任法》都回避了惩罚性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的关系问题，由此带来实践中的困惑：二者可否同时适用？因此很有必要厘清二者关系。
精神损害赔偿，也被称为非财产损害赔偿，是指加害人不法侵害他人名誉、肖像等人格权和生命健康权而导致精神损害的，依照法律的规定所给予的一定的赔偿金。在18世纪的英美国家，惩罚性赔偿部分作为精神损害赔偿的替代而存在，原因在于精神损害赔偿尚未获得承认。但是时至今日，精神损害赔偿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普遍认可，惩罚性损害赔偿就不复是精神损害赔偿的替代，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区别。惩罚性赔偿具有惩罚性是不言而喻的，那么精神损害赔偿是否也具有惩罚性？有些学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也带有惩罚性，出于避免对加害者构成双重惩罚出发，因而不主张惩罚性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的并用。但也有些学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不具有惩罚性，只是对实际损害的补偿，应被纳入补偿性赔偿中，换句话说，补偿性的赔偿由精神损害赔偿与财产损害赔偿共同构成。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精神损害赔偿与惩罚性赔偿可以并用，即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成立后，若被告的行为具有恶意欺诈需要加以惩罚的，还可以对被告判予惩罚性损害赔偿。很显然，新消法采纳了后一种观点，从而理顺了惩罚性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的关系问题，弥补了惩罚性赔偿的空白，有所确立。根据新消法的规定，对于严重损害，在计算赔偿额度时以“全部损失”为基础，这里的“全部损失”也涵盖了精神损害赔偿，换句话说，精神损害赔偿没有游离于惩罚性赔偿之外，而是为惩罚性赔偿所统摄。
不妨举例说明，张三在超市购买了一台电热水器，使用过程中发生漏电，致使他面部严重灼伤，热水器也被烧毁。经医院诊断为深度烧伤。根据新消法，张三可向商场或热水器生产商主张赔偿其人身伤害损失（包括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通讯费、鉴定费、误工费等）、财产损失（购买热水器的价款损失）以及精神损害赔偿金，并还可在此基础上，要求上述损失二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至于损失的两倍以下，交由法官参照经营者的过错程度和受害人的损害程度等因素自由裁量。
4针对小额消费，设置500元兜底赔偿
新消法不仅对于一般损害实行“退一赔三”，而且对于其中的小额消费，还例外规定：“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学界称之为“500元最低惩罚性赔偿条款”，开创了惩罚性赔偿的立法先例。举个例子，李四到商场购物，见一款沐浴露由原价一瓶25元打折为18元，欣然买了一瓶。回家后才发现沐浴露过期40多天，遂找商场索赔。如果按照旧消法“退一赔一”，李四只能拿到18元的退货费加18元的赔偿金，一共36元，考虑到索赔的交通费、误工费等损失，放弃索赔会成为无奈之举；可是根据新消法“退一赔三”，则可获得18元的退货费加54元的赔偿金，由于三倍的惩罚性赔偿金54元不足500元保底赔偿额，最后商场应该向他支付500元惩罚赔偿金，外加18元退货款，合计518元。足见，新《消法》“保底500元”可谓重拳出击，加大了经营者的违法成本，增加了消费者维权福利，较好的解决了“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现实难题，从而大大刺激了消费者维权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最低惩罚性赔偿条款一经面世，消费者运用该条款维权的案例就如雨后春笋般的不断涌现即是明证。新疆乌鲁木齐、湖北十堰、浙江乐清、江苏徐州等地先后出现商家小额商品欺诈，消费者成功索赔500元最低惩罚性赔偿的案例，“中枪”的不乏大润发、好又多等知名销售商。
需要指出的，新消法做到了“下有保底”，有所建树。但学者刘俊海建言“保底要夯实”。他表示500元作为最低赔偿额标准偏低，理由是以绝对值作为计价依据，无法有效对付通货膨胀。更为可行的做法为：按本地区上年度人均月收入的一倍或一倍以上来计算，假如上年度该地区人均月收入为3000元，那么微额损害的赔偿金额应不少于3000元。此外，刘俊海等学者关于惩罚性赔偿除坚持“下要保底”，还需进一步贯彻“上不封顶”。刘俊海建议可借鉴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经验，把条款中的“以下”都改为“以上”，从而取消上限限制。
5结语
总之，此次消法的修改，使得惩罚性赔偿有破有立，破中有立，亮点纷呈，从而使得消法的这一核心条款更加具有警示效应，让侵权者“痛”，让维权者“快”，开启了消费者维权的新时代。当然，新消法中的惩罚性赔偿也并非尽善尽美，在某些方面尚需进一步的完善（比如，新法关于“知假买假者”是否适用惩罚性赔偿，仍未给予明确答复），才能使该制度迸发出无限生机和活力。
参考文献
[1]兰惠君，周伟萍.假冒伪劣产品惩罚性赔偿制度探析[J].广东财经职业学院学报，2006，（01）.
[2]杨立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成功与不足及完善措施[J].清华法学，20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