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明传播方案篇1
关键词：信息网络传播权受众合理使用
随着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我们已经进入网络时代。身处网络社会，作为国家重要公共信息保管与传播的文化事业单位——档案馆（如无特殊说明，本文“档案馆”特指“综合性档案馆”），其特定的社会责任、服务宗旨及档案信息的获取、管理、服务模式决定了与信息网络传播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何利用信息网络传播权来保障公民获取信息自由，维护自身权益，实现社会信息公平，是网络时代档案馆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现代传播学的受众理论特别强调受众在接受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强调受众的主体性。档案馆作为公共文化事业机构，其信息价值的实现应以档案受众的存在为前提。因此笔者认为，针对信息网络传播权在档案馆的合理使用制度需从受众的角度出发进行研究，使信息网络传播权在网络环境下发挥“利益平衡器”的作用，来充分满足受众获取档案信息的需求，提高档案馆信息利用的效率。
1.信息网络传播权在档案馆中的适用性分析
1.1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规定
2001年10月，我国颁布的新《著作权法》将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为著作权的专有权利，任何人未经著作权人同意，擅自将网下受保护的作品在网上传播、转载、下载都将视为侵权。为了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范围进一步明确，2006年5月10日颁布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颁布。《条例》第26条明确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作为网络环境中著作权的合理延伸，《条例》是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规范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规。它的出台和实施，为信息网络中引发的诸多著作权问题、受众群体的权益、档案资源的利用、网络档案资源的共享等问题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框架。
1.2合理使用规定
著作权的合理使用是指，使用人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著作权人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侵犯著作权人依法享有的合法权利的情况下对著作权人的作品进行使用的行为①。档案馆是公益性的信息服务机构，在保护国家档案信息资源和传承历史文化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保证能实现这一使命，我国《著作权法》第22条针对档案馆制定了合理使用的条款，然而《著作权法》并没有对档案馆等文化机构在网络环境下的合理使用制度作出规定。为了适应数字时代信息服务的需要，《条例》对合理使用的相关规定作了调整②。
《条例》设置的“合理使用”条款，其目的是保护著作权相关权利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同时，通过版权限制，平衡著作权人、邻接权人和社会公众三方面的利益。《条例》第7条规定:“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本馆馆舍内服务对象提供本馆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作品和依法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以数字化形式复制的作品，不向其支付报酬，但不得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经济利益。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本条规定了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对于作品的合理使用，是公共文化机构合理使用数字信息所奉行的最主要依据。
1.3信息网络传播权对档案信息传播工作的影响
目前，网络传播作为一种新型的档案信息传播方式，大大拓展了档案信息的传播空间，使档案受众享受到网络带来的快捷与便利。档案馆开始改变传统的档案信息服务理念和信息传播方式，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网络来开展档案信息服务。从我国大多数档案部门的馆藏特点来看，虽然大部分的档案并不涉及版权问题，但仍有少部分档案涉及。对于这部分档案如不处理好相关的信息网络传播权问题，将在一定程度影响网络时代档案馆的建设。总的来讲，信息网络传播权束缚了档案工作的进行，信息网络传播权对档案信息传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档案馆是否有权将馆藏档案信息或者其信息产品传输到网络中。由于部分档案信息是具有版权性质的“档案作品”，因此通过网络进行档案信息服务就必然受到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控制。也就是说，网络为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提供新的平台，但是由于信息网络传播权限制，使档案信息资源共享机制无法真正实现。因此，为了在网络环境中更好地实现档案馆的社会使命，应当对信息网络传播权在其影响的问题上给予一定的关注。
2.受众视角下信息网络传播权在档案馆合理使用存在的问题
2.1受众理论的应用
“受众”一词来源于大众传播学，指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接受信息的群体。信息受众的特点是:(1)规模巨大，在人数上超过大部分社会群体。(2)分散性，广泛分布于社会各个阶层。(3)异质性，即信息受众具有不同的特征。在档案信息网络传播服务中，笔者认为档案受众是通过网络媒介接触到档案信息和使用档案信息的人。在信息时代，以网络为媒介传播档案信息的接受群体更为广泛，“受众”能较好地表达档案信息服务观念的转变。总体上看，《条例》的规定构筑了网络环境下档案馆合理使用的法律空间，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档案馆的合理诉求。但从受众角度而言，却大大挤压了传统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在网络的作用空间，给公众在海量网络信息资源中获取档案信息资源的利用带来诸多不便。
2.2档案馆合理使用的空间萎缩
所谓的通过信息网络向档案馆的服务对象提供本馆收藏的合法出版的数字档案信息资源，因为没有得到档案权利人的授权，只能在馆内阅览，这与传统档案馆的信息服务没有区别，档案受众通过信息网络获得的数字档案信息只能在计算机上阅览，不能下载复制，这给受众利用档案信息资源带来极大的不便，远远不能实现公益性档案馆传播信息与历史文化知识、实现公众公平利用档案信息资源的基本功能。
2.3档案馆合理使用权的制度障碍性
《条例》沿袭了我国《著作权法》合理使用制度的列举式立法模式，对于行政执法和司法实践而言固然明确且易于操作，但面对不断发展的网络技术和新的合理使用要求，这种封闭式的立法模式显得弹性不足，前瞻性较差③。合理使用判定标准的缺失，也为网络环境下档案馆合理使用权的正当行使和权利扩张制造障碍，这种合理使用立法的“封闭性”如果不作新的调整，档案信息传播力实难有新的拓展，作为档案信息需求活跃主体——档案受众在获取档案信息过程中不免会减弱信息接受度。
2.4档案馆合理使用法律规则的模糊性
相对于传统著作权，数字著作权的合理使用规则显得复杂、不确定。就《条例》第7条来看，档案馆合理使用权利行使的前提是正确理解和把握“馆内服务”、“已出版档案”、“本馆收藏”、"数字档案”、“直接或间接经济利益”等术语，而这些术语在《条例》中并未有准确界定。“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需要”、“合理复制档案的份数”也尚未可知。在区分“馆内服务与馆外服务”、“已出版档案与未出版档案”、“数字档案与非数字档案”、“数字浏览与数字化复制”、“档案收藏权与档案所有权”、“收费与赢利”、“档案隐私权”等界限问题上仍会存有争议④。
3.重塑信息网络传播权在档案馆合理使用的策略
针对受众视角下网络传播权在档案馆中合理使用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检讨和合理调整，这取决于法律规范的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也有赖于档案馆在现有规则下的积极争取和灵活运用。
3.1以公众需求为基础的档案馆合理使用价值的新定位
公共利益的客观性和社会共享性决定了档案馆应该以追求公共利益为价值取向。信息社会中，保障公众对信息资源的共享是最大的公共利益。相对信息网络传播权来说，“公共利益”就是让公众能够通过网络谋取更多的有益于自身和社会的信息资源。因此，“公共利益”是立法者首当考虑的价值目标。合理使用最大特点在于以社会公众对知识产品的无限接近的需求为基点的同时兼顾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基于档案馆的公益性特点，档案馆应当是建立在档案信息开放、扩大交流的基础之上，代表社会公众的利益。其主要价值取向应以满足公众需求为基准，对档案馆信息资源合理使用进行价值新定位。
3.2以公众知识产权的保护为基础完善档案馆的管理制度
从档案馆层面来看，知识产权作为档案馆馆内的重要的无形资产，在档案信息资源管理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应健全档案馆知识产权保护的自律制度，摸清现有档案馆馆藏资源的知识产权状态，对档案馆知识产权人提出的授权条件、档案馆获得的权利种类、行使权利风险以及相应的组织管理进行科学评价，核查依法可进行数字化复制的档案范围、种类和数量，根据档案馆馆藏数字化档案资源建设的整体部署，有计划地进行外购合同谈判或自行复制。在对档案馆馆舍内用户提供网络档案资源服务时，应确保防止不当网络传播的技术措施的有效性⑤。从公众层面看，我国社会公众的知识产权意识依然薄弱，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用户群体性知识产权侵权现象的发生。因此，档案工作人员利用馆内的传播平台，向广大公众积极普及网络档案资源权利保护的相关知识，不断增强对档案知识产权的认同感，提升档案知识产权意识，同时监督和指导公众的档案信息获取和使用行为，消除侵权隐患。
3.3以公众利益为基础的档案馆信息网络传播豁免权的扩大
在《条例》第七条之前，档案馆完全无法享受信息网络传播权豁免。作为《条例》中著作权法的补充法规，《条例》设置了有关豁免条款，其目的在保护著作权相关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同时，平衡著作权人、邻接权人与社会公众三方面的利益。但《条例》第七条规定的档案馆信息网络传播权豁免范围仍然有限。相比之下，档案馆信息资源的知识产权豁免范围在国外立法中有扩大的趋势，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允许非营利性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对馆藏资源进行数字化复制，允许非营利性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馆藏资源规避技术保护措施⑥。欧盟颁布的《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关于协调信息社会版权与相关权特定方面的指令》设置了在新技术环境下档案馆的豁免条款。档案馆作为政府保障公民获取信息的基本权利而设立的公益设施，扩大其信息网络传播的豁免权，事实上就是给予公众公平接触数字档案信息的机会，作为档案信息传播者和使用者利益的代表，应该积极倡导和推动“合理使用”制度下的公众接受档案信息的能力，实现档案信息传播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3.4以实现受众权利为基础规避《条例》模糊规定的风险
档案受众在档案信息网络传播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份量。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档案受众是档案传播活动的参与者、传播效果的反馈者。因此能否实现法律赋予档案受众的权利是衡量一个档案馆是否具有公共性的基本标准。然而《条例》中涉及到档案网络传播中一些模糊不清的条文，对档案受众权利的实现造成很大的影响。针对合理使用的现有规则存在的模糊和不确定性情况，《条例》需要在知识产权法、著作权法、档案法修改的大背景下进行相应的完善，应清晰界定“档案馆馆舍内服务对象”、“合法出版”、“本馆收藏”、“数字档案”、“直接或间接经济利益”等关涉档案馆合理使用权利行使的术语，明确档案馆“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需要”合理复制档案资源的数量，建立区分“档案资源收藏权与档案资源所有权”、“收费与赢利”、“公益与有偿服务”等概念的标准⑦。同时面对现实的法律环境，档案馆所能做的不是消极抵触或漠视规则，而是根据档案馆在和谐社会中公益性的定位，认真研究探寻《条例》中模糊规定的风险，谨慎对待、认真处理档案馆馆藏为档案受众服务的各种问题，努力避免档案馆知识产权侵权风险，尽力维持档案馆、档案权利人、档案受众之间的利益平衡，以此证明促进档案信息网络传播是实现法律赋予档案受众权利最佳途径之一。
总之，《条例》的颁布实施并不意味着立法活动的终结，《条例》对档案馆做出的信息网络传播和合理使用的条款基本只是表象的、未触底的、缺乏可操作性的文字规定，还远不能完全解决现代档案馆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障碍。从公众权利的角度出发，我们需要以公正客观的态度看待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有关的争议，同时需坚定信念与决心，在新的一轮立法博弈中为档案馆的公共利益争取更多的信息传播权利。
＊本文系江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面向公众需求的档案信息资源开放存取研究》、江西省教育厅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项目、南昌大学教学改革项目《课程的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编号：JXJG-11-1-32）、南昌大学社科研究基金项目《面向公众需求的档案信息服务体系构建研究》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144.
②颜祥林,傅长青.档案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利限制——对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草案)的关注[J].档案学通讯,2007(2):25-27.
③管先海,程训方.网络传播的影响与档案信息传播的发展趋向[J].档案管理,2003(6):23-24.
④秦珂.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图书馆的影响和启示[J].图书情报工作,2007(5):38—40.
⑤王宇红.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限制与图书馆合理使用——兼论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完善[J].情报杂志，2009(2):175-178.
⑥曾凡丽.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图书馆合理使用制度研究[J].图书馆,2010(4):43.
网络文明传播方案篇2
为夯实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基础，传播文明风尚，提高干部职工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文明素养，结合工作实际，制定20xx年文明风尚传播活动实施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开展践行文明风尚活动，全面、快速、持续提升职工文明素质，扎实推进精神文明建设，促进xx局xxxx工作更好开展。
二、组织领导
为做好此项工作，由队精神文明创建领导小组统一领导，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
三、主要任务及分工
1、在显要位置悬挂文明风尚宣传标语，宣传展板，营造浓厚的文明风尚传播氛围。具体实施由办公室负责，全体人员配合。
2、成立网络文明传播志愿者小组，积极开展文明风尚传播活动，定期在网站、微信公众号文明风尚文案等。
3、开展文明风尚传播宣传语征集活动和文明风尚传播我来拍活动，征集优秀的文明风尚宣传语和优秀的文明行为摄影作品及曝光不文明行为摄影作品。具体实施由办公室牵头负责，全体人员配合。
4、制定下发全体人员文明上网规范，全体员工要认真学习并遵照执行。领导小组人员负责监督检查。
（1）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国家法律法规。
（2）执行单位微机网络安全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与纪律要求。
（3）自觉遵守《保密法》《档案法》，以及有关保守国家机密的各项法律规定，不泄露党和国家机密，不传送有损国格、人格的信息；不制作、查阅、复制和传播有碍社会治安及社会公德和有伤社会风化的信息；禁止在网络上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4）自觉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不发表任何诋毁国家、政府、党的言论，不发表任何有碍社会稳定、国家统一和民族统一的言论。
（5）不得复制和使用网络上未公开和未授权的文件；不在网络中擅自传播或拷贝享有版权的软件，或销售免费共享的软件。网络上所有资源的使用应遵循知识产权的有关法律法规。不利用网络盗窃别人的研究成果和受法律保护的资源。
（6）不使用软件的或硬件的方法窃取他人口令，非法入侵他人计算机系统，阅读他人文件或电子邮件，滥用网络资源。不得制造和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禁止破坏数据、破坏网络资源，或其它恶作剧行为。
（7）不在网络上接收和散布封建迷信、淫秽、色情、、暴力、凶杀、恐怖等有害信息。不得浏览色情、暴力、反动站点。
（8）不捏造或歪曲事实，散布谣言、诽谤他人、扰乱社会秩序的不良信息。
（9）善于网上学习，不浏览不良信息；要诚实友好交流，不侮辱欺诈他人；要增强自护意识，不随意约会网友；要维护网络安全，不破坏网络秩序；要有益身心健康，不沉溺虚拟时空。
（10）有违反上述规则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将视情节给予严肃处理。
5、对个人参与文明风尚传播活动进行年度考核表彰，对于表现突出的个人、优秀博文和评论文章，进行宣传表彰。
四、活动实施步骤
1、宣传动员（20xx年6月31日前完成）
按照本《方案》要求，运用多种形式，开展深入细致的学习，促使全体职工自觉遵守方案有关规定。领导班子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站、宣传栏等进行广泛宣传，形成文明风尚良好氛围。
2、监督检查（20xx年9月30日前完成）
全体职工要认真开展自查自纠，认真落实文明风尚传播方案的具体要求，抽调经验丰富、综合素质高的人员组成文明风尚检查组，对干部职工进行不打招呼、不定时间、不定路线的明察暗访，及时发现并纠正存在的突出问题。
3、总结提高（20xx年12月31日前完成）
形成文明风尚传播的长效机制，总结近年来文明风尚传播活动的经验，并着手制定下年度文明风尚传播活动的实施方案和具体部署。
Xx
网络文明传播方案篇3
关键词：网络版权、网络复制权、数字化、网络传播权
随着电子计算机与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正以飞快的速度进入寻常百姓家，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网络上的侵权纠纷案也与日俱增。传统的版权法在保护网络环境下版权主体的权利时已显得力不从心，如何实现网络环境下的版权保护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一、网络版权面临的挑战
当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日渐突出，呈现出许多前所未有的特点。
1.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的专有性面临挑战
专有性也叫排他性，是指权利人对其智力成果享有独占性，任何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使用。而信息一旦上网则变成公开、公知或公取的信息，而且信息的传播不再依赖载体，因此很难被权利人控制。
2.信息交流的迅捷对知识产权时间性的挑战
知识产权保护有一定的期限，一旦保护期届满，权利即宣告终止，这样既保障权利所有人在一定时期内能够享受其智力成果，获得合理回报，又防止因保护时间过长而阻碍信息传播和社会科技文化事业的进步。在网络环境下，信息的传输速度极为迅速，且范围更广，这使得权利人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授权而获利。例如，以前也许用几年时间才能销售几万册图书，在今天通过网络只要几个月便可实现，而且销售范围更广。因此，知识产权的法定保护期有越来越短的趋势。
3.网络对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形成挑战
一般说来，一国的知识产权只能在该国法域内受到法律保护，除非该国加入的国际条约和与它签订的双边协定另有规定外，任何国家都不自动保护他国的知识产权。随着网络的飞速发展，信息很容易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这就使得国与国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由于各国法律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标准和水平各不相同，这就会使得网络上的侵权行为难以认定，执法主体难以明确。因此，时代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各国统一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标准。
二、目前网络环境下版权司法保护存在的问题
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的飞速发展以及作品的数字化，作品的传播形式发生了变化，速度也更加迅捷。对于网上作品的版权是否应该保护，该如何保护的问题人们争执不休。我国现有的《著作权法》和《民法》对此均没有明文规定，国际上虽然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1996年12月通过的两个涉及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新条约，即《wipo版权条约》和《wipo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但是批准加入的国家还很少，因此，目前网上版权保护的直接法律还是很欠缺，许多问题仍在探讨和研究当中。
（一）作品的数字化问题
数字化技术是依靠计算机技术把一定形式的信息输入计算机系统并转换成二进制数字编码，再进行组织、加工、储存，采用数字传输技术传送，根据需要再把这些数字化了的信息还原成原来的文字图像等信息形式。作品的数字化是将传统作品转换成计算机可识别的语言，其目的并不是要创作另一种形式的作品，数字化属于间接复制行为。
（二）网络传输对版权人经济权的影响问题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传播形式，人们称之为“第四媒介”。与此同时，大量的版权作品被数字化并在网络上传播，相应的问题也因此产生了，那就是将数字作品搭载到计算机互联网上向公众传播是否属于著作权人的一项专有权利。从版权保护制度的发展历史来看，它一直随着传播技术和方式的发展而发展，从印刷术到无线电广播、电视，无不伴随着版权制度的沿革，因此也有理由将版权人经济权益的保护延伸到网络环境。
1.网络传输与传播权。为了适应网络环境下版权和邻接权保护的需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于1996年12月签订了两个新条约，这两个条约分别为作者、表演者和唱片制作者规定了一项新权利即公共传播权，分别授权作者、表演者和唱片制作者，以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包括公众中的成员个人选择时间和地点的方式）将其作品向公众传播，这两个条约使得网络传输有法可依，使版权保护扩展到网络空间。而我国《著作权法》第5条对“播放”的解释，指通过无线电波、有线电视系统传播作品。对“摄制电影、电视、录像作品”的解释，指以拍摄电影或者类似的方式首次将作品固定在一定的载体上。这两种规定过于具体，无法把网络传输包括在内。
2.网络传输与复制权。1995年9月通过的美国白皮书认为在信息网络环境下，版权人的复制权相当广泛，绝大多数计算机之间的传播都涉及复制。根据美国法律，版权材料一旦进入计算机内存就是对该材料的复制。1996年12月通过的《wipo版权条约》中也有类似的规定，但没有将“暂时复制”包含在复制权内。我国的《著作权法》所规定的著作权人的复制权未包括网络传输复制。
3.网络传输与发行权。美国的版权法明确承认网络传输属于公众发行，在版权人专有的发行权之内。《wipo版权条约》和《wipo表演和唱片条约》也均承认版权人在网络环境下的发行权。而在我国著作权法及其有关规定中“发行”指满足公众的合理需求，通过出售、出租等方式向公众提供一定数量的作品复制件，由于我国《著作权法》不承认“暂时复制”，这里的“复制件”仅指有形物体形式的复制件，因此发行权不适用于网络传输。
由此可见，我国《著作权法》没有涉及到网络环境下版权保护的有关问题，这表明我国在这方面已明显滞后于时代的发展。虽然我国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的过程中能根据实际情况，并借鉴国际有关法律来处理类似的问题，而不是仅仅依据《著作权法》等有关法律，但是立法相对滞后却为社会上那些善于捕捉法律漏洞的人创造了机会。因为他们往往会以我国有关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为由，在这一问题上纠缠不清，其结果只能是浪费人力、物力。法院由于没有现成的法律来规范类似的问题，造成裁决不及时、不统一，而网络传播的速度是惊人的，在短短的时间内，版权人的利益就有可能遭受巨大的损失。因此，我国应当加快网络环境下版权保护的立法，以便及时有效地保护版权人的利益。
4.网络传输与合理使用。合理使用指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他人可以不经著作权人同意，不向其支付报酬，使用已经发表的作品，但必须指明作者的姓名和作品来源。版权保护应当延伸到网络空间，但也不能无限制地扩张，过度保护反而不利于社会文化传播与文明的发展。合理使用的目的就在于确保公众对社会信息的知悉权，其作用也就在于合理地调节作品创作者、传播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冲突，力图实现在维护作者权益基础上的三者利益的均衡，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繁荣与文化进步。
（三）网络环境下版权保护的难度加大
1.数字化复制的便捷使得版权保护难度加大。传统的版权法限制大范围使用以获得经济收益的违法商业行为，而忽视小范围的复制行为。因为传统的版权法假定复制技术是有限的，且成本高昂，同时商业利益的非法复制行为易于观察。
这种假设在传统的出版和传播技术下基本可行，但网络技术出现后，要将数字化的作品进行复制并大范围传播，变得非常容易而且成本低廉，网上版权的保护不能再像传统的做法那样可忽略个人的小规模复制和传播，因为这种行为在互联网时代的影响要大大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版权人要想在网络环境下充分履行其版权，也变得十分困难。
2.保护费用高使得版权保护的难度增加。从理论上讲，只要版权人掌握了最先进的网络跟踪技术，倾尽全力来搜索网上的非法复制和使用行为，就可以掌握到大量的违法事实，从而并得到赔偿，但这样做要花费无数的金钱、时间和精力，版权人由此付出的费用很可能会大于所获得的收益。
三、网络版权合理使用的方案
（一）网络版权的合理使用应当比网下版权的合理使用宽松
提出这一论点有不言而喻的五项依据：第一，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看，任何阶段的文明均与文化、知识、技术的传播有密切的联系，传播促进人类文明，人类文明孕育新的传播形式，也孵育一代代的版权人与技术垄断者。但是没有对版权与技术垄断的限制，就没有人类文明的迅速发展；没有对版权与专有技术的合理使用，就没有新的作品与新的技术的诞生。第二，从人类传播的历史看，网络传播是比语言传播、文字传播、报刊传播更高阶段的传播形式，历史上任何更高阶段的传播，均比低一阶段的传播形式更少一些受到人为的限制，这是由网络本身的特性决定的；而传播形式的少受限制，即意味着合理使用的范围的扩大。第三，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与交融看，人们希望突破文字传播、报刊传播、电视电台传播等单一传播的局限，最大限度接受多媒体作品的呼声与趋势日益强烈。而网络版权使用的过分限制（如比网下传播限制更多），无疑不能满足各国人民对文化交流渴望的需要。第四，从网络环境的技术与特性看，任何新技术的使用都意味着冲破传统版权束缚的努力，尽管每一次努力都带来对其束缚的加强；但每一次努力也都撕破了传统版权所构筑的某些藩篱。第五，从知识产权立法的宗旨看，设立知识产权的根本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保护知识产权拥有者的利益，鼓励其对专有权的专用；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鼓励技术创新，促进技术进步，为人类与社会谋求更大的经济福利。
网络版权合理使用当顺应时代，顺应民意；任何限制网络版权合理使用，甚至缩小网络版权合理使用范围（比较网下版权合理使用而言）的任何行为，都是既有碍于中国网络事业与网络经济的发展，又有损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了纠正2002年解释所造成的偏颇及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2003年12月23日第1302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2000年解释的决定。该决定对第3条的修改，除了将原第3条“上载该作品”改为“报社、期刊社”及删去“网络”（转载）两字外，没有其他有关网络转载、摘编作品的性质上、程序上或支付报酬上的任何实质意义的改变。因此，可以认为，这一修改，实际上仅仅是对2000年解释第3条的一种确认，令其成为有效的一个法律条文，继续对网络转载、摘编行为起规范作用。
(二)网络版权的复制权例外要有明确规定
《伯尔尼公约》第9条“复制权”第1款“原则”规定作者享有授权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复制该作品的专有权之后，在第2款即规定了复制权的例外：“本联盟成员国的立法可以准许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复制上述作品，只要这种复制不与该作品的正常利用相冲突，也不致不合理地损害作者的合理权益。”（注：参见刘波林译：《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1971年巴黎文本）指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这一规定，显然是授予成员国一种可以通过国内立法削弱专有复制权，即准许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复制作品的权利，但这种自由必须以“不与该作品的正常利用相冲突”，“不致不合理地损害作者的合理利益”为前提。如何理解这种专有复制权的限制及其适度的例外，特别是这种限制在网络上的例外，学术界迄今并没有明确达成共识。笔者以为，网络上的复制权例外，目前起码在非营利性质的远程教育、教师教学、教育性音乐、教育广播材料、录像、数字图书馆版权保存等方面，应有明确的规定。
1.远程教育方面。新《著作权法》第22条第6款规定“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为合理使用，但强调“不得出版发行”。这是符合《伯尔尼公约》第9条的“指南”精神的。这里，当我们将远程教育视为扩大的“学校课堂”时，这种合理使用当适用于“远程教育”；然而，它发生了一个重大冲突，即“学校课堂”规定的是“少量复制”，远程教育一经上网，就不是“少量复制”所能控制的了，起码，全世界各地计算机生成的临时链接，就须以成千上万计。笔者以为，对远程教育的“复制”限制，为资源共享与知识传播的目的，恐怕只能通过技术手段，允许读者阅读，但控制其下载而已。至于整部作品打印所发生的问题，如果从经济的角度考虑，这种下载打印恐怕比到新华书店购买一部作品的成本要昂贵许多。
2.教学、教育性音乐方面。网下宾馆大厅的“场景”音乐实行收费之前，教学、教育性音乐方面的合理使用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场景”音乐收费之后，这个问题将引起人们的关注。尽管目前尚未有人对此提起疑问，但这种质疑是早晚的事情。因为，宾馆大厅的场景音乐就其大厅服务本身而言是非经营性的，它不会因为你进入大厅听了某一段乐曲而向你收取音乐版权费；但是，当大厅的场景音乐以宾馆客房收费及营利联系起来实施版权收费的时候，任何学校的课堂教学、教育即都可以与这座学校的所有有关的各项收费联系起来，而对有关课堂教学的“合理使用”收取费用。网站也是如此，从学校课堂到网站，仅场景不同而已。在音乐版权保护日益提高的今天，专门制订网上教学、教育音乐的合理使用规定，既很有必要，也刻不容缓。
3.教育、广播材料方面。非营利性的教育广播材料也由于陈佩斯、朱时茂小品作品案（注：参见沈木珠：《国际贸易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624页。）的影响（注：笔者并非认为此案判决有误。这里“影响”的含意，仅限于指它引起人们对录音录像制品的教育广播材料的关注。）而呈现某种程度的版权保护“竞高”趋势。随着网络的发展，更多新型技术的应用与推广，网络非营利性教育广播材料的运用将会更加广泛而有效。陈佩斯、朱时茂参加春节联欢晚会的表演作品为中央电视台属下文化公司制作成光盘出售，当以复制侵权的数量计算赔偿金额，而文化教育或戏剧欣赏网站非营利性教学如复制陈佩斯、朱时茂的作品是否侵权？如属侵权，当如何计算侵权赔偿数额？如不属侵权，又当如何保护版权人的权益。这其中当采取什么保护措施与限制网站使用的措施？特别是，当收费网站的不收费网页进行非营利性的教育广播，如何区别其经营性质？按近年网络信息传播案例的判决及舆论，某些不收费的网络行为往往被追究其“为提高网站的点击率”而强行与“经济效益”挂勾，如此，则不可能有纯粹的无任何经济联系的“非营利性教育广播材料”可言。
(三)重视信息网络展示权及其合理使用的研究与界定
lesliekelly案提醒人们注重网络展示权利及其合理使用。（注：我国学术界目前尚将“展示权”与“展览权”视为不同国家用词不同的同一权利。）尽管该案涉及的是图片，传统的版权法的展览权主要指的是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等享有的经济权利。在传统的版权时代，展览权的经济利益并不明显，一方面由于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的展览范围与数量，比较文字作品的传播既小且少；另方面由于真正涉及侵犯展览权的美术作品、摄影作品并不太多。因此，并非所有国家的版权法都规定了此项权利。但是，在网络时代，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更由于链接及“取景”技术的采用，网络上传播的文字作品，也发生了如同网下美术作品、摄影作品展览般的展示权利的问题。刘京胜案、叶延滨案的判决之所以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就是法官忽视了他们的作品在链接环境下遭受“展示”的权利。例如叶延滨案，被告北京四通利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可以对原告叶延滨案前的通知书置之不理，诉讼中又可以“从未将原告作品直接上载，也就无从停止”为由，理直气壮地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而法院之所以能够默认被告辩称的原告“著作权侵权通知书因其自身缺陷不具备法律效力”，判决连刘京胜案都不如，（注：在刘京胜案判决中，法官尚念及原告发出侵权通知书后被告置之不理，没有断开链接，因而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00元。叶延滨案判决书则否定原告发出的侵权通知书的法律效力，判被告全胜，连诉讼费也由原告自己承担。）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只将眼光盯住复制（直接上载）侵权，而忽视了通过链接的“展示”侵权。在今天的互联网络，只要通过线内链接技术与“取景”程序，在布满自己网站的文字、广告、标语的网页中展示他人的作品的行为就属于侵犯他人的展示权及侵犯他人的其他经济利益的行为。
诚然，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第8款规定的展览权仅指“公开陈列美术作品、摄影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的权利”，连个“等”字也没有，无法含括文字作品，更不包括信息网络上的文字作品；《伯尔尼公约》中虽然也曾出现“展出”的词语，但尚未对展出权利作出规定。因此，要承认网络作品的展示权，要么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中含括网络展示权，要么在展览权中含括网络作品；同时，对信息网络展示权的合理使用与侵权行为作出界定。我国有学者认为新著作权法第10条第8款规定的展览权已“为我国将来处理类似的案件留下了制度空间”的说法，（注：参见谢惠加：《网络版权复制权展览权合理使用规则初探》，《知识产权》，2004年第1期。）一方面是没有看到该款规定并不含括“美术作品、摄影作品”之外的任何作品，是“列尽”，不是列举；另方面是尚未看到网络链接对作品的展示，不仅仅局限于图片，而是应当包括文字。而且笔者以为，从民众的接受和社会理解程度看，展示与展览这两个词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
网络文明传播方案篇4
关键词：网络传播案例；函数建模；新传播特点；陕西形象；正能量
G206.3
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型期，也是网络突发事件的高峰期。就陕西而言，2013年网络舆情进一步活跃，并不断出现新的传播特点和传播形式。研究分析热点网络案例，可以发现网络舆情发生规律，发现政府处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日后应对类似事件决策时提供建议，增强政府应对危机能力，进一步完善公共管理运行机制，塑造社会正能量。
一、2013年度陕西网络传播十大案例选取
（一）选取原则及指标说明
在2012年陕西网络传播十大案例分析中，课题组采用数学建模的方式，为网络传播影响因子取对数相加，最终得到网络传播影响力。从2012年传播案例的研究过程及社会反映的情况来看，这一标准和方法是简明有效的，所得出的网络传播影响力排序也和实际较为相符，受到了学界和社会的认可。所以，在2013年陕西网络传播十大案例分析的研究中，课题组依然选用这样的选取原则和研究方法。经完善和修正后，2013年度网络传播案例的选取原则及指标，叙述如下：
为了减小运算量，构建出合适，适宜比较的选取标准，本研究采取了函数建模的方法，即对于舆情信息x，选取微博事件信息来源的微博总量、发起人的微博转载、评论量、搜索引擎的相关信息总量、网络论坛的关注数、评论数、门户网站热门新闻的浏览、评论量等，分别构造变量x1，x2，…xi，即：x1=总微博数，x2=转发数，x3=评论数，x4=搜索引擎的相关信息总量，x5=视频点播数，等等。以此类推，构建网络传播事件影响力函数
p=f（x）=f（x1）+f（x2）+...+f（xi）=ln（x）=ln（x1）+ln（x2）+...+ln（xi）
f（x）=lnx的函数图象见图1：
图1f（x）=lnx函数图象
可以看到，函数f（x）=lnx定义在正实数上，值域为（-∞，+∞）。是严格单调递增，严格上凸的增函数。当x趋于正无穷时，有limlnx/x=0，lnx是x的高阶无穷小，即lnx比x更慢地趋于正无穷。
该选取原则及指标运用了lnx函数的特征和极限的概念。战国时期，《庄子》的《天下篇》中就出现了中国古代朴素哲学中“极限”的概念：“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在网络传播事件影响因子中，无论是点击率、转发评论率、粉丝数、传播数量等，都是非常大的数字，难辨认，难计算。简单累加或者简单取和，都不能反映网络传播案例的重要性排序。
而选用lnx这个函数的原因在于，lnx是凸函数，且lnx是x的高阶无穷小，lnx比x更慢地趋于正无穷。这一特点表明，将网络传播影响因子xi置于网络传播影响力p=f（x）函数中，无论网络传播影响因子有多复杂，单个数值有多么大，选取范围多么广阔，最终经过运算得出的结果――网络传播影响力p都经过了等量缩小，可量化、便于比较研究。另外，简单增函数lnx，则保证了在对网络传播事件的比较中不会出现次序颠倒的状况。
在本研究中，网络传播事件影响力p的数值集中于45到75之间，这也和陕西2013年度网络传播案例分析的基本情况吻合。
（二）2013年度陕西网络传播事件回顾
依据网络传播影响力建模函数，本研究评出了2013年度陕西网络传播十大案例：延安事件、陕西“房姐”龚爱爱事件、兴教寺申遗“保护性拆迁”事件、延安暴雨应对事件、神木“神话”终结、《大秦帝国》电视剧央视播出、富平贩卖婴儿事件、“丝绸之路”经济带新闻传播、宁陕副县长叶庆春公款出国事件、白河县委书记郭德林百万豪车事件。
十大案例事件影响力排序如图2所示：
图22013年度陕西网络传播十大案例事件影响力排序
二、2013年陕西热点事件网络传播的特点
网络舆情并非无端爆发，有一定的燃点和导火索，这些也影响着舆情周期的长短。舆情周期大致包括舆情发生、扩散和消退三个阶段。在网络高度发展的今天，如果通过对网络舆情规律的研究和分析，能够帮助我们有效地利用其规律，更好地去处理突发事件、维护公众的权益，那么，网络信息传播的工具就可以成为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桥梁，起到不断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完善社会监督的作用。
对网络热点事件的传播过程进行分析，我们便可挖掘出新媒体环境中网络热点事件传播的特点。2013年陕西热点事件的网络传播同样具备我们曾在《2012年度陕西网络传播十大案例分析》中归纳的四大特点，即：事件传播时间迅速及时、热点事件关注视角多元化、网络语言创新多变、受众反馈更加积极活跃。同时，在对两年的案例进行比较分析后，我们又挖掘出2013年陕西热点事件网络传播的三大新特点：
（一）网民关注领域具有持续性并更加趋于平衡
与上一年一致的是，网民注意力依然较多地集中在与公众利益相关的事件中。公众人物，特别是官员风纪仍然是网民关注的重点，充分体现了网民对热点事件的关注具有持续性。
此外，与2012年相比，今年网民的关注范围在对相关重点领域保持持续性的基础上更为广泛，也更为平衡，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方面（如图3所示）。网民对文化领域关注的提升也是今年的一大亮点。兴教寺事件曝光以后，华商网、陕西传媒网、新华报业网、长江网、新浪网、光明网等众多媒体竞相转载，网民在微博上的热议也在短时间内形成规模。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到陕西考察丝路“申遗”的7处遗产点，再次把这次文化事件推向高潮。
图32013年陕西网民关注度
（二）新老媒体共同催生网络舆情：传统媒体持续发力，新媒体的作用更加突出
2013年，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在热点事件传播中的作用更为突出，绝大多数案例是由网民通过微信、微博等媒体平台首先爆料。根据第32次互联网统计报告，手机成为中国新增网民的最大增长点。在2013年的热点事件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手机在热点事件酝酿升级中的重要作用，如在神木中，手机的作用可见一斑。
在对十大案例发轫媒体类型进行整理后（见表1），不难看出，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任何一方都不再“独挑大梁”，二者交互配合，在网络热点事件的传播中发挥力量。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共同形成的新的媒体场中，热点事件的产生往往是这样一个链条：网络爆料―传统媒体关注―网络讨论升级。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交叉、配合，使得虚拟空间的舆论场与现实空间的舆论场相互借力，共同推动热点事件的快速高效传播和有效解决。
热点事件发轫媒体类型发轫媒体名称
神木“房姐”龚爱爱事件新媒体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
神木“神话”终结新媒体证券之星网
兴教寺申遗“保护性拆迁”事件传统媒体《南方都市报》
白河县委书记百万豪车事件传统媒体陕西省广播电视台
《都市快报》
富平贩卖婴儿事件新媒体新浪微博
“丝绸之路经济带”新闻传播传统媒体《人民日报》
延安事件新媒体新浪微博
《大秦帝国》电视剧央视播出传统媒体《西安晚报》
宁陕副县长叶庆春公款出国新媒体《中国青年报》网络版
延安暴雨应对新媒体中国新闻网
表1十大案例发轫媒体类型
（三）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
全媒体时代，社会热点事件依托网络终端和微信、手机等自媒体平台，实现了快速的传播。信息传播方式的多样化使得事件从产生、酝酿、扩散到升级的时间差越来越短，影响范围越来越广。与2012年相比，今年的热点事件通过微博平台，在短时间内即可获得极高的关注度。如“神木‘房姐’龚爱爱事件”，当其具有成为社会热点的趋势后，迅速成为了公众视角的聚焦点。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这一事件的微博关注量就上升了将近四百万。
2013年网络热点事件传播所呈现出的新特点，也给了我们一定的启示。这些启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网络舆情的特点，并寻找相应的对策。
三、2013年陕西网络传播事件的启示
（一）相似事件年年有，贯彻落实应彻底
回顾2013与2012年的陕西网络传播十大案例，会发现性质相似的案例在两年内层出不穷。以表2为例：
2013年、2012年相似热点事件归纳表
相似事件舆论热点因素
20132012
白河县委书记郭德林百万豪车事件渭南大荔县“天价烟”事件官员贪腐
宁陕副县长叶庆春公款出国事件陕西“表哥”杨达才事件
富平贩卖婴儿事件华山旅客滞留事件公共服务机构权力使用不当
《大秦帝国》电视剧央视播出《白鹿原》电影热播引起网络文化热潮地域文化成就
延安事件陕西安康镇坪强制引产事件官员职权滥用
安康失地农民跪访人大代表被拘事件
举报人险被游戏厅人员活埋事件
表22013年、2012年相似热点事件归纳表
2012年，渭南大荔县“天价烟”事件和陕西“表哥”杨达才事件均因地方官员的腐化作为给政府形象带来了极大不良影响。2013年，相似事件再次出现，白河县委书记郭德林百万豪车事件和宁陕副县长叶庆春公款出国事件中的两位“主角”同样因腐化问题将政府形象又一次推向风口浪尖。官员腐化问题为何屡禁而不止？同样，2013与2012年均发生多起政府工作人员损害公众利益的案例。陕西“房姐”龚爱爱事件中，龚爱爱手中号称“合法”的几份身份证明，若没有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的帮助，“合法性”从何而来？本是人民公仆的部分政府工作人员，为何却屡屡忽视自身的“为民服务”属性？
2012年与2013年的陕西网络热点事件中还同时出现了“保护举报者”的声音。因热点因素的重点不同，故未在表中列出，但同样值得我们注意。2012年，举报人险被游戏厅人员活埋事件中，西安一男子接连三次举报皆无下文，自身遭到殴打，还险遭数名不明身份男子活埋。而在今年，宁陕副县长公款出国事件的举报人柯尊年也在举报后遭到威胁报复。柯尊年对自己的举报之路向媒体和每一个关注者说出了肺腑之言，“我希望能真正做到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来监督政府。如果监督的事情查有实据，就应该及时处理、反馈，并且保护好监督人，让监督人没有后顾之忧，这样才会进入一个良性的轨道。否则，实名举报官员的代价太大了，普通老百姓根本承受不起”。
相似事件的频发有其原因。“官员腐化”与“职权滥用”等热点问题积垢已久，本就是政府需重点治理的问题。但这样的顽症并非一日可治，需要政府和公众不懈的倾注关注和智慧。重要的是，我们要清醒的意识到这何其扎眼的相似性，明了社会的“恶疮”仍在，不能只看到今年的“热闹”，却忘了去年的教训。
同样，各地方领导应当报以警觉之心，加紧排查自己管辖内是否仍有潜在“恶果”。同时，地方政府在治理时，应当以清醒的眼睛关注周围世界，不断完善政府的相关政策，为辖区内的民众创造更美好的明天。否则，一年又一年的“相似”将拷问着每一位执政者的良心！
（二）网络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作用巨大
网络作为新兴媒体，其及时、迅速、平台交互性带来的巨大优势，使其在当下发挥着其他媒体无法超越的传播功能。在网络平台上，受众接收信息又可即时反馈，身份在信息接受者和者间自由转换。传统媒体进行信息整合时更加谨慎和严格，态度也更加官方。而网络媒体淡化了自身的“把关人”色彩，相较于传统媒体，面临的制约和阻力更少，寻找事实的道路更加顺畅。网络平台上，公众畅所欲言，运用多元化的形式针对当下的新闻事件发表观点，抒发主观感受。其中形成的强大的舆论力量，不逊于任何一种传统媒体。2013年初，“房姐”龚爱爱横空出世，刺痛大众的神经。自1月17日成为网络热点后，传播面积迅速扩张。以新浪微博平台为例，其17日在新浪微博上的关注量仅898，但短短十天左右，关注量就上升至近十万。10月份，龚爱爱事件在新浪微博的关注量甚至已近五百万。这个数字意味着有近五百万双公众的眼睛在敏锐地关注热点事件。这种关注热度是在无形地对政府施加压力，监督政府能够得体地应对，站在百姓的立场处理问题。并且，网络上的民意信息最大程度地反映了普通公众对新闻事件的真实思考，未经过传统媒体的过滤，关注视角也更加多元全面。
（三）热点是公众政治诉求的体现，昭示着社会进步的空间
热点意味着公众视点的聚焦，意味着它的发生拨动了公众敏感的神经。目前，网络已经成为公众用以宣泄积压的底层情绪、弥补制度化参与不足的重要渠道。我们甚至可以把公众在网络上的活跃视作一种特殊的集体求知、政治表达和政治监督方式。网络在实质上演变成政治“弱者”反抗的武器。当舆论力量集中化，“它”是用强势的姿态在投射公众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对政府决策的质疑，是在公共平台上提醒政府普通民众的诉求到底是什么。“兴教寺申遗‘保护性拆迁’事件”就是个典型案例。2013年4月10日凌晨4时42分，《南方都市报》数字版上出现《拆迁逼近玄奘埋骨古刹》，直指埋有唐代著名高僧玄奘法师灵骨的西安兴教寺，正面临大规模拆迁。当天，华商网、陕西传媒网、新华报业网、长江网、新浪网、光明网等18家网络媒体就对报道进行了转载或者调查报道，反应十分迅速。18家媒体的迅速跟进即是网络媒体力量集中化的体现，随之而来的就是公众视点的聚焦和舆论力量的集中化。
网络热点事件也昭示着社会进步的空间。网络负面热点的出现是把双刃剑。它揭露了社会现状中存在的不足，但问题能够浮出水面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进步。它们的存在警醒着政府和公众去关注国家上升的空间在何处。倘若我们仅仅痛心于现存的不足，将精力聚焦于指责政府或相关官员，那么机遇将会被可怕地浪费。只有抓住被揭露的不足，及时寻找高效的治理途径，才能避免负面热点事件的重复出现。
（四）政府形象维护能力有待提高
1.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有待加强
与2012年相比，政府应对社会热点事件的能力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在面对热点事件时，能够及时公开相关信息，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及时对公众关注点予以反馈。房姐事件和富平贩婴案均为其中的正面典型。回顾“房姐”事件的发展脉络，政府相关部门反应就十分迅速。面对媒体、大众的质疑，司法机关在短短几天就迅速反应，立案侦查，将相关犯事人员收押。“房姐”事件中，政府的“热回应热处理”，避免“一拖二慢三糊弄”，用实际行动向公众传达了认真和决心。
但是政府应对突发事件依旧存在提高的空间。网络不仅是大量信息和新闻的发源地，同样是滋生更多虚假信息和谣言的温床。[1]倘若社会热点事件发生后，政府不采取妥当的反馈或者对危机公关能力和政府形象不够重视，就会引发民众不满，甚至还可能造成网络谣言肆虐，酿成社会危机。在整个网络舆情传播过程中，网民、媒体和政府三者的互动推动着整个事件的发展。在网民或媒体出现了舆情危机洪流后，政府必须发挥“安全阀”的功能。
以“延安事件”为例。6月7日晚，被踩商户的公开信在网上流传，信中称对处理结果非常满意，引发“政府公关”的质疑。6月12日，被踩头商户回应公开信质疑，称信中内容不是自己心里话，信不是他写的，城管局有专人陪护，不方便多说。短短五日，峰回路转。因为当地政府的危机应对存在愚弄民众的嫌疑，缺乏对网民的基本尊重，反倒弄巧成拙。
2.政府公务员尤其是官员，应当重视自身形象的建设
政府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他们在公众的眼中代表的是政府的形象。网络时代的到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普通民众对政府公职人员形象研究甚至细究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公职人员形象的标准，实际上是公众对于他们言行举止的一种期待。公众期待政府公职人员能够贴近老百姓，心系群众，放下架子、俯下身子，一心一意为老百姓谋福祉；期待公职人员能够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期待他们无论是在外形举止，还是道德能力、个人素质上，都能接近完美。在网络发达的今天，公职人员对任一细节的忽视，都可能带来政府形象的危机，部分公职人员不恰当的行为，可能对政府的整体形象造成难以挽回的破坏。在互联网普及的今天，政府公职人员尤其是官员，务必重视自身形象的建设，严格要求自己，为良好的政府形象做好表率。采取恰当的公关方式与方法，有意识地塑造自己的公众形象，对政府官员来说尤其必要。[2]
四、2013年陕西网络传播事件应对的不足和改善策略
（一）从舆情传播的参与者――网民的角度来讲
1.提高网民的法律素养
互联网社会并不是一个可以脱离法律法规存在的完全自由的国度。相反，在这里，更需要网民具备良好的法律意识。在网络这样一个信息可以快速传播的平台上，各类信息良莠不齐。对于网络信息的参与者来说，尤其需要有法律意识。在房姐事件当中，她通过违法手段贿赂国家公务人员，购得多处房产，引起了网友对她的各种隐私的曝光，以及谩骂，这些都体现了网民法律素养的缺乏。在互联网平台上，依旧要尊重当事人的隐私权和人格，房姐虽然行为不当，但不能因为这是个虚拟的空间就大肆对他人进行攻击、诽谤等。因此，互联网越来越成为社会管理的难点。一方面，我们要加强网络立法，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培养网民的法律意识，让更多的人知道，即使是在网络上，也应该坚守法律的底线。
2.呼吁理性参与讨论
按照“群体极化”的理论，网络上群体的成员在表达观点时，即使一开始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也会继续向偏向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志同道合的群体之间会进行沟通，但是沟通之后还是原先的观点，只是比之前更极端了。因此，网络群体之间更容易进行便捷的沟通，但是他们几乎听不到不同的意见，在极端情况下，宣泄的方式也会变得极端，直到产生网络暴力。例如在富平贩婴案中，舆论的焦点迅速集中在了“产科医生参与贩婴”这一爆炸点上，在网上快速传播。很多网友加入讨论以后，关注的焦点已经从贩婴渐渐转移到了对我国医疗体系的不信任上。群众以往积累的负面情绪和认知被唤起，经过意见交换以后，反而形成了更强大的舆论场，意见比之前更加极端，加重了对我国医疗体系的不信任。因此，我们应该呼吁，在网络平台上，一定不要让理性缺席。时时刻刻都铭记自己作为理性参与主体的责任感，保持清醒，擦亮眼睛。不去误导网民，也不要被错误的舆论所误导。
3.培养公益意见领袖
在舆论监督过程当中，有一些人充当着意见领袖，大量网民存在着盲目跟风意见领袖的情况。因此，培养出公益意见领袖的意义就更加明显，这对引导舆论走向，避免舆情失控传播都有积极的作用。意见领袖对信息的、转发、评论等，形成了舆论独特的网状对话结构，唤醒了沉默的大多数。网络意见领袖在与网民交流意见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他们通过发表或转发言论，与网民、媒体之间形成互动，在社会热点事件中他们的观点能够影响众多粉丝，从而影响舆论走向，甚至改变公共事件在现实中的走向。[3]例如在神木经济神话终结事件中，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及其所属的新闻网站出现了井喷式的报道增长。这些内容的主体是各大主流官媒的报道评论及其转载。换言之，他们已经成为这场热点事件中的“意见领袖”，以批判且积极的视角对整个事件的发展进行剖析，引导网络舆论向良好的方向发展。意见领袖可以有很多种角色，如主流媒体、论坛版主、知名公益人士等等。借助这种力量及时疏通网络中的情绪性言论，文明引导，创建一个自由、合理的网络环境，是对意见领袖作用的重视和发挥。
（二）从舆情传播的场所――网络环境来讲
1.规范网络坏境
作为舆情传播的场所，网络环境的规范化非常重要。这种规范首先体现在法律法规方面。网络环境和社会环境一样，需要相关政策来治理、规范。但是，我国目前的相关政策法规还不能完全适应网络环境。现有的互联网法律法规以部门规章为主，法律效力较低，且不同规章之间存在交叉和盲点，很多方面的规范也不明确，尤其对网络舆论的认定，均缺乏可操作性。[4]因此，我们急需建立一套具体的法律法规，将网民的权利、义务以及责任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使网络监督有法可依，保障舆论监督良性运行。
2.培育网络伦理
互联网给了人们一个可以自由讨论和交流的平台，在某种程度上也为罪恶的滋生提供了温床。作为舆情传播的场所，网络平台应该努力加强培育网络伦理。积极进行网络伦理建设，开展网民素质教育，在法律手段之外，用道德进一步约束网民。还要培养网民舆论监督的主体意识，这个意识一旦形成，网民才会在舆论监督过程当中形成责任感，对自己的行为和话语更加负责。
（三）从舆情处理的应对部门――政府角度来讲
1.提高政府决策透明度
为了保障网络监督能够朝健康的方向发展，作为舆情处理的应对部门，政府应该提高公务的透明度，一切置于阳光之下，使监督更加通畅。在网络时代，假的、负面的信息层出不穷，受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是多方面的，因此，应对舆情热点最好的办法不是藏着掖着，而是及时公开政府的态度。这种公开透明既包括对上级的透明，也包括对民众的透明。政府决策越透明，网络监督越有据可循。这样不但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也防止暗箱操作和权力滥用。
2.合理引导舆论走向
每一次网络监督过程中，舆论的势头都很强劲。作为政府部门，要想合理高效地处理舆情事件，那么，学会正确巧妙引导舆论走向便是急需弥补的课题。引导舆论走向，首先应该明确网络媒体自身的定位。为社会服务，引导大众舆论是网络媒体不可推卸的责任。网络媒体应当以主流的声音和权威的言论及时地破除网友心中的迷雾，展示事实的真相，避免失实、有害的言论泛滥，推动网民的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转换。其次，网络媒体要转变被动报道新闻模式为积极主动寻找社会题材，并将社会舆论的焦点集中到人们广泛关注的问题上。[5]最后，在网络事件的报道中，尤其是对负面消息的报道，一定要注意报道倾向，尽量克服一边倒的不良反应，缓和社会情绪，注意新闻报道的平衡。例如延安暴雨事件，政府应对这一突发事件就比较及时和恰当。主流媒体对当地政府抢救受灾人民群众进行了详细报道，传达了党和政府的人文主义关怀。这是政府在引导舆论导向时的一个好的尝试。
3.提高媒体策略意识
在新媒体时代，政府应提高善用媒体策略意识。有意识地利用新闻媒体来提升自己的形象，加大传播力度。在城市形象塑造的过程当中，能否有效实施媒体策略是关键的一环。而在处置负面事件时，把好媒体这一关，对整个事件的发展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在2013年的网络热点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在媒体策略意识方面还有待提高。例如在延安事件当中，政府对民众质疑的回应不够及时，或者说是热回应，冷处理。延安市城管局用“临时工”这一借口敷衍大众，蒙混过关，无疑点燃了公众舆论的怒火。这体现着政府的媒体应对策略意识还不够突出。媒体在当今信息传播过程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而政府也应当与时俱进，不断提高媒体策略意识。
参考文献：
[]班克斯.危机传播―基于经典案例的观点（第四版）[m].陈虹，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徐全忠.试论政府官员的形象管理[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3，（3）.
[]张萌，余芬芬.微博意见领袖对网络舆论的影响[J].新闻世界，2012，（7）.
[]王凯伟，周波.网络舆论监督效能提升的基本思路[J].求索，2013，（2）.
[]刘述康.引导网络舆论监督提高网络监督水平[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1，（5）.
作者简介：李明德（1959―），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新闻传播与舆论导向、新媒体与网络传播。
薛耀晗（1952―），陕西省传播学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应用传播学。
李龙飞（1990―），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新闻传播。
白潇蒙（1989―），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微博舆情研究。
张静（1990―），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网络传播与舆论导向。
网络文明传播方案篇5
关键词：网络诽谤行为刑法规制困境对策
一、概念
网络诽谤是从我国《刑法》诽谤罪中引申出来的一个法学术语，网络诽谤主要是指通过电子邮件、BBS（电子公告牌系统）、即时通讯工具、博客、微信等各种网络传播手段，捏造并散布某种虚构的事实，毁损他人人格和名誉的行为。网络诽谤行为是指借助网络等现代传播信息手段，捏造、散布虚假事实，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
二、网络诽谤行为的特征
网络诽谤行为与传统的诽谤行为有紧密的联系，网络诽谤具有传统诽谤的一般特性，它产生于网络时代，不仅具有传统诽谤的一般共性，还有其鲜明的特征，这也正是本文研究网络诽谤行为的原因，我们只有先理解了网络诽谤行为的定义和它的特征，才能更好的去分析它在刑法规制上处在的困境，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
（一）网络诽谤行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
1.网络诽谤行为传播速度快，网络诽谤行为是通过互联网或微信的通信渠道进行虚假信息传播，进而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众所周知，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的、无中心的联动网络，诽谤言论一旦到网络上，它就会在和传播同步的情况下迅速的在网络世界传播。同时，在微博、微信等现代信息推送技术的支持下，只要民众接入网络，就可以及时、迅速的接收到这些诽谤言论。
2.网络诽谤行为的传播影响范围非常广。网络诽谤的散布行为因为结合了网络言论的即时互动性而导致影响范围非常的广泛。网络提供了一个开放的互动平台，任何网名都可以参与互动，这是网络诽谤与报纸、电视、广播等普通媒介的单向表达形式最大的不同。网络言论的即时互动性扩大了散布的影响面。
（二）网络诽谤行为具有隐匿性
从网络的特点角度分析，网络具有的开放性、不确定性和虚拟性使得互联网中传播的信息存在着极强的隐匿性，由于目前网络安全监控系统不健全，很多诽谤者通过修改网络ip地址和设置访问权限等方式规避网络监控，进而实施隐蔽的网络诽谤；从网络诽谤行为人角度分析，网络诽谤行为人在网络上可以通过匿名注册的网名或以别人的名义诽谤言论。
（三）网络诽谤行为的公开性
网络是世界各地的计算机通过光缆、卫星和其它的通讯设备、通讯介质相互连接起来的，它的目的是实现网络的资源共享和信息传递。它是以公开的、共享的、开放的方式存在的虚拟空间。网络的公开性使它不仅能导致如此大的危害，同时也导致网络诽谤的负面影响难以消除。网络诽谤言论一旦传播到网络上，就容易以客户终端存储的方式被各大网络服务器储存。
（四）网络诽谤行为具有更高的确信度
网络诽谤行为主要是以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在网络及其他社交媒介上进行传播的，捏造的内容在刺激网名的感官时更加直观、真实、生动，所以会更能博得广大不明真相网名的同情和信任，更能激起网名惩恶扬善的心理。行为人在网上一个网络诽谤的帖子，由于它极高的可信度，网民在对其极度信任的情况下就加速了帖子的转发速度，扩大了传播的范围。
三、网络诽谤行为刑法规制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6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但是，由于网络诽谤行为的特殊性，加上我国现行刑法对诽谤罪规定过于简单，导致实践中处罚网络诽谤犯罪产生了很多的问题。下面对网络诽谤行为刑法规制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
（一）网络诽谤行为自诉与公诉的困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6条规定，诽谤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只有“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检察机关才作为公诉案件提起公诉。《解释》明确了网络诽谤中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包括：1.引发的；2.引发公共秩序混乱的；3.引发民族、宗教冲突的；4.诽谤多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5.损害国家形象，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6.造成恶劣国际影响的；7.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形。虽然《解释》里明确规定了这些情形，但是其中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争议和问题。
1.公权力的过度干预
《解释》虽然对“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形进行了细致的规定，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标准却并不明确。《解释》在条文中规定的“恶劣”“影响”“国家形象”等词语，没有具体的司法衡量标准，这会导致司法机关在实践操作中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可以自行判定是否进行公诉，在一定程度上过度干涉了公民的网络言论自由。例如《解释》中规定“损害国家形象，严重危害国家利益”是公诉的一种情形，而实践中如何认定“损害国家形象”却很模糊。例如在司法实践中，某些地方出现诽谤案件的被诽谤者是地方党政领导人，在这种情况下，公诉机关往往以诽谤行为损害当地政府的形象、引发为由，积极的介入这些案件进行调查与公诉。这种以“损害国家形象，严重危害国家利益”为由提起公诉或进行拘捕的案件比比皆是，例如重庆的“彭水诗案”、山西的“稷山匿名信案”、辽宁西丰的“拘传记者案”等。公权力过度干预网络诽谤自诉案件，有干预并排挤公民监督权之嫌，以上有关公诉情形的模糊规定为国家公权力侵入公民的私权利提供了方便，造成公权力过度的干预了网络言论自由，不利于网络诽谤行为的刑法规制。
2.自诉与公诉界限模糊的问题
一般来说，被诽谤者都是基于自己精神上的伤害程度和自己对损害后果的容忍程度来做出是否自诉的决定，而当被诽谤者将案件至法院，经过法院审查，发现的诽谤行为已经超出了自诉的范围，则法院需要依法转交公安机关进行立案侦查，案件由自诉进入公诉的程序。自诉转公诉之间司法工作涉及了多方面的规定，这就增加了司法机关的工作难度。在网络诽谤案件中，公安机关面临着两难的抉择，选择“作为”可能会面临非议，引发民愤；选择“不作为”又可能让网络诽谤犯罪逃过了法律的制裁。在网络诽谤犯罪案件中，法律对公安机关在案件中的职责范围、公安机关是否介入、何时介入、介入哪些程序等没有明确的规定，让公安机关在工作上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不论公安机关是否介入网络诽谤犯罪都有可能犯错。在法院的工作中，自诉转公诉会涉及很多复杂的法律问题，因此也提高了法院审判工作的难度。有时行为人的诽谤行为构成了网络诽谤犯罪，但是只达到了自诉的标准，未达到公诉的程度，而这样的诽谤行为通常又衍生出属于公诉案件的犯罪行为，法院在面对这样的网络诽谤自诉案件时，是先行审理自诉案件而将其他犯罪材料转移给公安机关进行调查？还是将全部犯罪行为都转移给公安机关侦查进行公诉，自诉与公诉的模糊界限在司法实践中给网络诽谤行为的刑法规制带来很大的障碍。
（二）网络诽谤犯罪的管辖问题不够明确
1.行为发生地的认定
网络诽谤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发生地一般来说只能相对确定。因为行为人既可以在一个地域内进行所有的犯罪活动，也可以在一个地方操作另一地域的设备完成犯罪活动。行为人的犯罪的网络地址既可以在一个区域内静止，也可以不断变化。确定犯罪行为的发生地对侦查技术的要求非常高，一般很难达到。根据犯罪行为地的认定来确认网络诽谤案件管辖权的原则会让司法实践遇到非常大的阻力，所以是否以这个原则来进行案件的管辖还值得商榷。
2.损害结果地的认定
以网络诽谤犯罪损害结果地来确定管辖原则也不一定能解决好管辖这个难题。网络诽谤犯罪传播的速度快、影响的范围广使得捏造的诽谤事实只要发出就有可能被整个网络区域内所关注，损害结果就有可能发生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内，范围扩大导致的管辖权冲突将会给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带来很大的挑战。
（三）自诉人的司法限制―证据收集的困境
网络诽谤犯罪自诉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都是要自诉人自己完成，证据收集情况决定着诉讼的胜败。事实上，网络诽谤犯罪自诉案件证据的收集有很大的困境，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第一，网络诽谤犯罪行为人会采用匿名、以他人名义或者采用移动ip地址的方式进行诽谤，自诉人因为没有采取技术手段的侦查权，并且没有专业的知识和专门的设备作为支撑，在收集证据方面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甚至根本收集不到有用的证据；第二，删除和修改网络诽谤的证据很容易。网络诽谤的行为人在删除和修改证据后，自诉人就很难收集到证据，有时候收集到的都是无效证据。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自诉人没有侦查权限。很容易因无法有效举证而不能实现自己的法律诉求。
四、完善网络诽谤刑法规制的对策
（一）立法上的完善
《解释》是特别针对网络诽谤犯罪的特殊性而做出的，根据上文对《解释》中相关规定的讨论，我们很容易发现仅依靠司法解释中现有的几项条文来规制网络诽谤犯罪是远远不够的。笔者通过学习《解释》中的规定，以我国的实际国情为基础，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探讨如何合理的去完善网络诽谤刑法规制的立法。
1.规定网络诽谤犯罪的结果加重刑立法者考虑到传统诽谤罪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性比较小，对此类犯罪规定的最高一档法定刑仅为3年。由于网络环境下的诽谤犯罪传播速度快、影响巨大、影响范围广等原因，网络诽谤犯罪造成的社会危害一般要比传统的诽谤罪严重，这一点在《解释》中有所体现，《解释》对一些特别严重的情形拟制了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等罪，但这些对日趋新颖的网络诽谤犯罪来说还远远不够，对此需要立法者完善立法加大对网络诽谤犯罪的处罚力度，可以规定结果加重的情形来处罚损害特别严重的网络诽谤犯罪。
2.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刑事责任
在网络诽谤犯罪中，网络服务提供者也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它主要提供网络的基础服务平台和维护网络平台的基本秩序，不奢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上传至其平台上的信息进行逐一审核，但若放任不管，尽管是过失，也会助长网络诽谤言论的猖獗之风。建议在以后的法律中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依据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以期规范网络服务秩序。
（二）司法上的完善
1.保证自诉人的“调查取证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自诉人没有侦查权限。前文中也提到了，网络诽谤犯罪的自诉案件都是自诉人自己搜集证据，而自诉人证据收集情况对诉讼的胜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普通诽谤行为中，自诉人很容易锁定行为人以及证据的保留和收集，而网络诽谤犯罪是凭借于现代网络技术，通过传输终端设备发出诽谤消息，再通过另一终端接收消息，这就要求证据的收集需要一定的技术手段，然而自诉人没有这些收集证据的设备以及技术支持。在司法实践中，被诽谤者将自诉案件向公安机关报案，法律上并没有规定公安机关对自诉案件有调查取证权，被诽谤者在调查取证的时候又受到技术上的限制，如何解决这类问题，笔者的观点是在法律上完善，公安机关在公诉案件中拥有调查取证权，它就有收集网络诽谤犯罪证据的设备和技术条件，如果通过法律明确规定，某些自诉人不便收集证据的自诉案件的调查取证权可以转移到公安机关，由自诉人向法院申请让公安机关调取必要的证据，法院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裁定是否由公安机关为自诉案件调查取证。这样就可以很好的保障了自诉人的调查取证权，维护了自诉人的合法权益并得到司法的公正对待。
2.明确网络诽谤犯罪管辖权
（1）以管辖权的原则性规定为基准尽管网络诽谤犯罪方式和特点跟传统诽谤罪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关于网络诽谤犯罪的管辖还是应当遵循基本的管辖原则以及《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首先，在司法实践中认定网络诽谤案件的管辖地时，如果《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已有明确规定，应该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处理。其次，如果现有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司法机关可以根据行为发生地和损害结果地来进行案件管辖。最后，如果司法机关对管辖权有争议且无法通过协调解决的，则争议机关应将案件上交共同的上级主管部门进行裁定，而不是直接认定不受理将材料退还给被诽谤者。
（2）完善管辖权的其他规定
网络诽谤犯罪的管辖地可能涉及到诽谤行为实施地、诽谤危害结果发生地、终端所在地等。司法实践中各个管辖地之间可能会出现冲突，然而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出台有关网络诽谤犯罪管辖的规定。根据我国现有的规定，笔者认为应当将网络诽谤行为的实施地认定为行为人作出诽谤信息计算机终端或服务器所在地，这样更有利于保护被诽谤者的合法权益。由于网络诽谤犯罪行为方式和传播过程的复杂性，网络诽谤的犯罪可能有多个犯罪危害结果地。笔者认为诽谤犯罪行为产生负面危害影响的任何一个地点都可以认定为犯罪结果，不论被诽谤者向结果发生地中的任何一个司法机关报案，该司法机关都应当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处理，让被诽谤者的权益得到充分的保障。（作者单位：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政法学院）
参考文献：
[1]焦相齐.《网络诽谤的犯罪预防与司法处置》.烟台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2-4，18-19.
[2]俞佳.《网络诽谤案的刑法学分析》.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7-8.
[3]李ツ.《网络诽谤的刑法规制研究》.上海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8，16-17.
[4]曲新久.《惩治网络诽谤的三个刑法问题》.人民检察，2013：9-10.
网络文明传播方案篇6
关键词：教师；教案著作权；网络侵犯；保护现状；刑法完善
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0X（2013）07-0016-02
一、网络空间中的教案著作权现状
一般认为，教案是教师为授课所准备的教学方案，其内容包括教学目的、时间、方法、步骤、检查以及教材的组织等。对于教师而言，教案除去对于授课有着重要的意义外，也凝结着教师辛勤劳动的汗水。教案在著作权的视角下被广泛关注始于高丽娅诉重庆市南岸区四公里小学著作权纠纷一案：在该案中，高丽娅交给被告的44本教案下落不明，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被告重庆市南岸区四公里小学校私自处分原告高丽娅教案原稿的行为侵犯了原告高丽娅的著作权，赔偿高丽娅5000元的损失。①自该案以后，教师教案的著作权被广泛探讨并认可。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教案的形式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由于传统的纸质教案具有格式固定、不易保存的缺点，在信息化与网络化的浪潮中，电子教案应运而生并被广泛采用。电子教案一方面改进了教育教学手段，有利于提升授课质量，便于师生交流，发挥了应有的积极作用；但是，一方面由于电子教案易于复制，很容易经由网络广泛传播，客观上也增大了教案著作权被侵犯的可能性。②固然，网络空间中的电子教案相当一部分是教师或同学基于共享的心态而上传分享，但是其中也不乏未经撰写教案的教师同意而私自上传的。笔者就曾不止一次地听一线教师抱怨自己辛辛苦苦制作的教案莫名其妙地就被上传到网上供任意下载。立法的空白、惩治的不力是导致网络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屡屡发生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刑事法未能发挥其保障法的功能，未能有效遏制不法分子对网络知识产权的侵害。[1]所以，在网络时代实现教案著作权的保护，刑法手段不可缺失。
二、网络空间教案著作权刑法保护现状
我国现有刑法规定中虽然没有直接规定对于网络空间教案著作权的保护，但是随着教案著作权逐渐被确认，刑法中有关著作权的一般规定在符合法定条件的前提下，也可以适用于网络空间教案著作权的保护。具体包括：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规定
《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有下列侵权行为的，应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同时损害公共利益的，可以由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侵权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销毁侵权复制品，并可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还可以没收主要用于制作侵权复制品的材料、工具、设备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其中第一款即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表演、放映、广播、汇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这是对于包括教案著作权在内的总体规定，但是对于具体如何追究责任，还是要依据刑事法律的具体规定。
（二）刑法典中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以营利为目的，有下列侵犯著作权情形之一，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其中第一款即为“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发行其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录像作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的”。从中可以看出我国刑法典对于在网上未经教师同意非法传播其所著教案行为的禁止。
（三）《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的规定
《决定》第三条规定：“为了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对有下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其中第三项即为“利用互联网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既然将范围设定在“知识产权”，那么利用互联网侵犯教案著作权的行为自然也在追究之列。
（四）《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的规定
《意见》第十三条规定了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侵权作品行为的定罪处罚标准：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他人文字作品、音乐、电影、电视、美术、摄影、录像作品、录音录像制品、计算机软件及其他作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一）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二）传播他人作品的数量合计在五百件（部）以上的；（三）传播他人作品的实际被点击数达到五万次以上的；（四）以会员制方式传播他人作品，注册会员达到一千人以上的；（五）数额或者数量虽未达到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标准，但分别达到其中两项以上标准一半以上的；（六）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虽然上述情形并非关于网络侵犯教案著作权的具体表述，但也可作为侵犯网络空间教案著作权认定的参考。
（五）上述规定的简单分析
综合分析上述规定，虽然对于网络空间教案著作权的刑法保护能够提供一定的法律依据，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各个立法的规定过于笼统，不能为通过刑法手段直接实现网络空间教案著作权的保护提供直接依据；其次，对于网络空间中侵犯教案著作权的行为能够较为直接适用的是《决定》与《意见》中的规定，立法层次较低；最后，现有的刑事法律的协调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就有关信息网络传播权刑法保护的司法解释来看，司法解释也有越权之嫌。[2]所以，总体来看，我国刑法对于网络空间教案著作权的保护仍有诸多需要改进之处。
三、完善网络空间教案著作权刑法保护的探讨
（一）违法基础的确立――“合理使用”界限的划定
合理使用，是指在特定的条件下，法律允许他人自由使用享有著作权的作品，而不必征得权利人的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的合法行为。[3]虽然教案在网络空间里的传播行为很多都不具有营利的目的，但也未必都属于“合理使用”。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了十二种合理使用的情形，其中第六款如下：“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笔者认为，该款规定不仅不能够证明前述传播行为的合法性，恰恰能够说明其违法性。这里的之所以规定“不得出版发行”，主要是为了保证这种使用不会导致扩大化进而损害著作权人的权利。从这一角度看，未经许可在网络空间面向不特定多数人传播教案，与“发行”行为对于著作权人权利的损害程度相当，不应当认为是“合理使用”，而应认定为对作者权益的侵犯。
（二）处罚基础的明确――相关立法的强调
网络空间教案著作权刑法保护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在立法中对于教案的著作权进行明确规定。当然笔者也不赞同在刑法典中直接对教案著作权作出规定，毕竟网络空间教案著作权刑法保护虽然是焦点问题，但只是具体问题，并不是某一类型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教案著作权的保护不应纳入刑法范畴。正如学者所说，那些对于有助于公众接近作品的侵权行为原则上不应纳入刑法，但使社会公众接触作品的范围扩大到足以影响作者行使著作权的严重侵权行为则例外。[4]笔者认为，如下两种思路可供借鉴：其一可以在制定有关刑事司法解释之时，在对于因社会发展所涉及的网络知识产权界定时明确网络空间中教案著作权受刑法保护；其二可以在司法解释规定针对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处罚措施类型时对于侵犯教案著作权的处罚方式予以明确。当然，上述两种立法思路也可同时采纳。
（三）处罚标准的建立――“严重后果”的采纳
事实上，对网络空间未经许可传播教案的情况应当进行具体分析，并非任何传播行为都要科以刑罚，必须要明确一定的标准。由于网络具有便捷性、匿名性，使得处罚标准难以确定、传播行为难以发现。基于此，笔者建议，可以将其设定为结果犯，亦即要求因其传播行为给教师著作权造成较为严重的损害、对社会造成较为严重的后果，始得构成犯罪。在刑法体系的设置上，可以先对网络空间知识产权中需要结果作为构成要件的犯罪进行规定，之后通过司法解释或者判例指导的方式明确对于网络空间教案著作权的刑法保护。
注释：
①需要在此说明的一点是，纸质教案除涉及教案的著作权问题外，还涉及教案本的物权归属问题，所以当时法院没有完全支持原告的请求。但本文所讨论网络空间中的教案是电子教案，不涉及教案本的物权归属问题。
②笔者在百度文库中以“地理教案”、“历史教案”、“政治教案”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分别检索到3948936、3668956、3817510篇，检索时间2013年4月12日。
参考文献：
[1]郭丹，高立忠.网络知识产权的刑事法保护[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6，（3）：103.
[2]雷山漫.网络环境下著作权刑法保护研究[J].法学评论，2010，（6）：108.
网络文明传播方案篇7
【关键词】媒体职责；新闻评论；网络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4-188-01
一、绪论（一）研究的背景及意义
网络的发展给新闻行业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网络言论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特色。在网络传播中，相比于其他新闻报道，网络中的新闻评论由于在传播方式上更为便捷迅速，在产生上门槛更低，更容易对舆论造成影响。通过结合具体案例，讨论在网络中，新闻媒体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职责。
（二）研究对象和范围
研究对象为网络传播中的新闻媒体，文本主要是新闻评论文本，范围主要是中国大陆网络传播中的媒体。
二、网络传播中新闻媒体的职责
本文中所讨论的新闻媒体，是指在传播过程中以新闻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大众媒体，不包括微博等自媒体。本文选取关于复旦黄洋中毒事件的新闻评论作为研究样本，接下来本文将以此为依据，从三方面分析在网络中新闻媒体的职责。
（一）在新闻评论中要尊重客观事实
新闻媒体，无论任何时候都应该首先坚持客观报道这一点。新闻评论既然是发议论讲道理，其所依据的新闻也就必须是真实客观的，而非歪曲虚构的报道。在对复旦黄洋中毒事件发生后，在案情本身不明朗、公安机关未公布更多案情具体细节的情况下，新闻媒体的信息源并不官方权威，信息是否真实仍旧有待核实的情况下，多家媒体的评论中对很多作案动机、案发后的情节言之凿凿。我们都想要一个真相，但并不能要道听途说、一面之词的真相；我们需要媒体给我们还原现场，但并不需要添油加醋、有偏向的现场。在网络信息繁杂、可信度难以辨认的情况下，处于这个环境中的新闻媒体更应该担负起“社会公器”和“把关人”的职责。
（二）网络新闻评论要避免影响司法公正
在网络中，信息的传递和复制都十分迅速。传播者的意见能十分迅速方便地被扩散，从而可能会形成一定的网络舆论。在新闻网站关于黄洋事件的评论中，就将犯罪嫌疑人林某作为一个罪犯一样对待。舆论对司法的影响并不仅仅是在这一案件中才体现的。三年前的药家鑫案，当时的媒体在报道时主观意见强烈，几乎一边倒的要求将药家鑫判处死刑，这种舆论引导和舆论压力最终取得了“胜利”。广州许霆案中，一审无期，在舆论的影响下，二审判刑有期徒刑五年。这种前后的反差，正说明了司法的尊严被媒体所损害。不管是媒体也好司法也好，所追寻的都是公平与正义这一目标。新闻媒体应该队识到自己所追求的目标是公平，而并不是对司法的干涉。网络中言论传播的迅捷性和交互性等特点就使得评论者的观点内容能够被迅速、快捷、广泛的传播，在对司法类新闻的报道、评论和传播中，由此所产生或引导、影响的舆论会对司法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在网络中新闻媒体要避免在追寻正义的过程中避免对司法公正产生不好的影响。在对法律新闻进行评论时要注意避免按照自己所了解的信息进行媒体审判，在事件本身不明朗的情况下媒体要去找寻真相，在评论过程中应尽量做到客观公正，避免自己的评论对舆论产生激化受众的情绪而使得受众反而忽视了真相，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减少对司法产生不良影响。
（三）网络新闻评论应避免媒体审判和舆论暴力
在网络传播中，信息的产生和传播都十分迅速。在这样一个传播过程中，网民的神经很可能被某个敏感词戳中，由此而不加思索的关注某个话题。在对复旦黄洋中毒事件的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多家媒体在评论时都将犯罪嫌疑人林某塑造成一个“阴郁的”、“双面性格”的“杀人恶魔”，如凤凰网、腾讯网等门户网站和新华网、人民网等新闻网站在对此事件的新闻评论中也多使用了“相煎何太急”、“琐事杀人”、“心理阴暗”、“双面性格”、“杀人恶魔”等字眼。作为新闻媒体，必须要意识到自己的评论可能带来的影响。媒体的评论除了概念层面上的对司法产生的影响，在评论中所涉及的个体也可能会受到新闻媒体的影响。新闻媒体在报道过程中和在发表自己的观点表明自己的态度的时候要尊重公民的人权，要避免媒体审判，即在案情还没有侦破的时候就对有审判预设。即便是报道真正的罪犯，也要尊重他人的个人隐私和人格尊严，不要让媒体成为伤害公民的凶手。
三、结语
在网络环境中，虚假消息泛滥。新闻媒体要做的最重要的也就是客观真实报道新闻，新闻评论是对新闻事实进行议论说理，其所依据的新闻事实也必须要是客观真实的新闻。新闻媒体在发表评论时必然会有自己的观点意见，但要注意避免使其对司法公正产生不良影响，避免对事件当事人造成伤害。普通的传播者可以不顾及事实的真相带有感彩的意见，也可能凭借着道听途说的消息就言之凿凿，但是新闻媒体必须要做到依据客观真实的新闻，要注意避免自己的言论在网络中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
总之，网咯舆论的传播环境和状况有待通过适当的监管进行改善，但是新闻媒体可以通过自己的工作，客观真实报道新闻，公正理性的评论新闻。新闻媒体履行自己尊重事实、尊重司法、尊重公民的职责，才能对营造较好的网络环境起积极作用，才能对网络舆论起到较好的引导作用。
参考资料：
网络文明传播方案篇8
关于广播组织权保护的客体，英美法系国家倾向于将其作为“节目”来对待，那是囿于其没有邻接权这一概念所致，因此笼统以作品版权的形式予以保护。我国许多学者也一度认为广播组织权保护的是节目。但是按照大陆法系国家对于邻接权概念的认知，如果节目的内容本身已有著作权保护，那么广播组织的权利应仅限于其传播与组织行为的利益回报，因此将“信号”作为广播组织权保护的客体，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只有信号最能体现广播组织的劳动成果。《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保护广播组织条约经修订的基础提案草案》（以下简称“《广播组织条约草案》”）曾明确提出，该条约所保护的是“广播”（broadcasts），即承载节目的信号（program-carryingsignals）。我国1990年的《著作权法》将客体定位为“节目”的误解，已经在2001年《著作权法》修订时得到了很好地纠正。因为所谓“广播、电视”，其实就是指节目与信号的结合，如果节目不经信号播放这一程序，那就不能称之为“广播、电视”了。据此，本文将着重分析我国著作权法中广播组织权利内容的缺漏，《广播组织条约草案》规定的广播组织权内容，以及以信号为逻辑起点的权利内容，借以说明在《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的背景下，广播组织权设计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我国《著作权法》关于广播组织权内容的缺漏
在我国的《著作权法》中，广播组织权的内容有三项：转播权、录制权和复制权。这里面，最重要的当属转播权。之所以作此判断，是因为录制权和复制权的涵盖范围比较简明而少争议，而转播权却要复杂得多。
按照《保护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和广播组织的国际公约》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的规定，“广播”仅指无线方式，而在《著作权法》中，没有规定转播是通过无线还是有线。2001年修订《著作权法》时，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提出，目前有线电视发展很快，应增加规定有线方式的播放权。同时要求将“重播”改为“转播”。因此，修订后的该法第四十四条第（一）项为“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转播”。根据这一表述，可以认为转播不仅指无线方式，也包括有线方式。
从上述表述看，我国《著作权法》的转播方式应该已经包括了无线、有线乃至卫星转播方式，但显然并未包括网播的方式。“网播”系指以有线或无线的方式，通过计算机网络，使公众能基本同时得到所播送的声音，或图像，或图像和声音，或图像和声音表现物。此种播送如果加密，只要网播组织或经其同意向公众提供解密的手段，即应被视为“网播”。②2009年除夕夜，优搜网络公司通过技术手段，截取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节目信号，在其网站上同步直播。央视诉优搜网络公司侵犯其著作权并要求赔偿。此案中，央视诉称其著作权和网络传播权被侵犯，显然是不能成立的。因为“网络传播权”是指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③即是一种交互式的传播方式，而优搜网的网播行为是一种点对多的、同时异地获得信号的转播方式。由于我国的转播权并未包括这种网络转播，于是有学者认为，网络直播虽然不能包含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之下，但完全可以被“广播权”所覆盖。优搜网是通过有线电视线路截取了“春晚”节目信号，但提供该信号的有线电视运营商无疑是从中央电视台接受的无线电波信号，故认定侵犯了其广播权是没有问题的。④该结论认为中央电视台的“无线电波信号”被以有线的方式播放，因此属于广播权规范的范围。笔者认为这个论断在逻辑上靠不住。第一，广播权针对的对象是“作品”，不是电波信号，而广播组织权保护的客体是信号。春晚的节目作为邻接权来看，属于信号而非作品。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认为，《罗马公约》所称的广播（broadcasting）是指无线电传播，因此要求各成员国保护的是一种无线电磁信号（包括激光、伽马射线等），而非信号所承载的内容；第二，就算广播的晚会是作品，那么非法以“有线方式”播放的组织也首先是有线电视运营商，而不是网播组织；第三，如果侵犯广播权的说法成立，那么春节晚会就变成了一个“现场表演”的“作品”，这既达不到作品的独创性要求（因为晚会只是各种表演的简单集合），也会让邻接权变得很尴尬，因为事实上就不需要邻接权了。
此案的问题其实是《著作权法》的问题，即上文所说的，超出了现行著作权法的范围。因此，本案最后以调解告终。这一结果充分说明广播组织的某些基于节目“信号”的权利可能受到了损害，新《著作权法》应该考虑将其包括在内。
《广播组织条约草案》所规定的权利内容
由于世界范围内广播组织对于加强对其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及相关权常设委员会经过多年讨论，于2006年出台了《广播组织条约草案》，其中所涵盖的广播组织的权利内容远远超出我国现行《著作权法》，比《罗马公约》也要多出三项，总共达到了七项。
转播权。《广播组织条约草案》第五条第（d）项解释了转播的概念，即有线或无线，其中包括有线与无线合并的方式，进行的一切形式的转播，包括转播、以无线或有线方式转播以及通过计算机网络转播。该条实际上沿用了《罗马公约》第三条第一款第（七）项，但是多了计算机网络转播这一点。尽管存在一定争议，但计算机网络对广播信号的转播被纳入转播权，符合大多数国家的预期。如果按照这一规定，前述央视诉优搜网的案子就非常简单了。
向公众传播权。根据草案第五条（e）项，广播组织的向公众传播系指在公共场所使公众能听到，或看到，或能听到并看到本条(a)、(c)或(d)项规定中所述的播送内容。它参照了《罗马公约》第十三条“向公众传播电视节目”的提法。⑤但是，其对象多了广播电台的节目信号。我国目前的《著作权法》没有规定广播组织的向公众传播权，无论是广播还是电视。
录制权。草案第五条（f）项规定了“录制”的定义，“录制”系指对声音，或图像，或图像和声音，或图像和声音表现物的体现，从而可通过某种装置使之被感觉、复制或传播。该定义参考了阿根廷、美国等国的提案，参照wppt中的定义，但是增加了“或图像和声音，或图像和声音表现物”这一概念。该定义相较于《罗马公约》已经宽泛多了，《罗马公约》强调录制的载体能够长时间保存，但该定义却把使用任何手段或介质将信号录制下来都包括在内，比如网络环境下的广播节目暂时录制等。
复制权。《广播组织条约草案》第十二条备选方案：广播组织应享有授权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对其广播节目的录制品直接或间接地进行复制的专有权。由于这一条款争议颇多，因此该草案允许缔约国自主选择复制权的保护方式。
发行权。发行权对于广播组织来说是全新的权利，显然针对“节目”而非“信号”。《罗马公约》和tRips协议都没有规定这一权利。《广播组织条约草案》第十三条提供了发行权的三个备选方案，其核心内容为“广播组织应享有授权通过销售或其他所有权转让形式向公众提供其广播节目录制品的原件和复制品的专有权”。无论哪一个备选方案获得通过，都将大大增强广播组织的权利。
录制后播放权。录制后播放权其实也就是重播权。《广播组织条约草案》第十四条规定，广播组织应享有授权在其广播节目被录制后播送此种广播节目的专有权。由于录制后播放的前提是要先录制甚至复制才能实现，因此这一权利对于广播组织来说是很容易控制的。
已录制节目的提供权。用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来解释，已录制节目的提供权就等于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也是一种针对节目的权利，是广播组织的信号所承载的节目在网络空间的传播权利。
应该说，《广播组织条约草案》有关广播组织权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它非但保留并拓宽了《罗马公约》已有的四项权利，还增加了发行权、录制后播放权和向公众提供权，极大地提高了广播组织权的保护水平，同时对著作权的行使造成了潜在的威胁。也正因为如此，《广播组织条约草案》的出台困难重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下设的版权及相关权常设委员会(SCCR)从1998年至2011年6月连续召开了22届会议对此问题进行讨论。从最近的情况看，各国达成一致的前景依然不明。
基于信号客体的广播组织权内容分析
由于广播组织权保护的客体是“信号”这一结论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赞同，因此可以认为，广播组织的权利仅限于对于其组织并播放信号的经济性投入的回报，而决不能影响著作权人以及表演者、录音制作者的权利。对于《广播组织条约草案》所列的权利内容，如果从保护信号的角度看，笔者认为可以分成三类：针对信号的权利、将信号固定的权利、固定后信号的使用权利。
针对信号的权利――转播权、向公众传播权。转播权的对象包括“广播信号”和“广播前信号”。因为如果广播的信号是广播组织的核心利益所在，那么在广播前为了广播而准备的传输行为就必须得到保护，否则当另外的广播组织截获这一信号而直接予以抢先播放的话，原广播组织的利益就会落空。转播权是广播组织权的核心，是基于保护客体是“载有节目的信号”这个逻辑起点，只有这样才能将广播组织权的客体和著作权的客体区分开来，⑥并明确广播组织的权利仅是对于组织广播信号的经济回报。对于我国著作权法而言，增加禁止网络转播的权利是有必要的，否则，正如上文央视春晚的案例，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广播组织的权利将难以保障。
我国著作权法中目前没有广播组织的向公众传播权，这是基于尽可能满足现阶段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目的。但是著作权人和表演者有向公众传播的完整权利，因此，如果不给广播组织以向公众传播权，则应对著作权人和表演者的此种权利予以廓清。否则，广播组织可以利用合同授权，使前二者的权利自然让渡给自身，从而在实质上控制了节目的向公众传播权。
将信号固定的权利――录制权。录制是针对信号的录制，因此，从逻辑上讲，仍然应该是广播组织权的控制范围。同时，《广播组织条约草案》对此定义所作的拓展，也是符合社会发展实际的，我国《著作权法》对于广播组织录制权的定义可以部分参考该草案。但是，由于录制行为本身更多时候是一种合理使用，因此对“录制”的准确定义并非当务之急。
固定后信号的权利――复制权，录制后播放权，发行权，向公众提供权。此四种权利中，复制权已经包括在我国著作权法之内。照此前基于信号的逻辑，复制已经不是针对信号的行为。但是根据《伯尔尼公约》，该“复制”与“录制”一样，是指广播机构使用自己的设备并为自己播送之用而进行临时录制或复制。广播电台与电视台的录制、复制权仅限于为播放而为之，不意味着可以不经著作权和其他相关权人的许可，将其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复制发行。可见，这种复制权仍然与广播组织的广播行为本身息息相关，本质上仍然是针对信号使用的行为，应该得到保护。
邻接权意义上的“转播”是指几乎同时播出广播信号的行为。而录制后的播放，其实相当于滞后一点的转播，也就是“重播”。如果不对重播行为予以保护，那么对于信号“首次播放后50年”的保护期看起来就会很莫名其妙。因为转播和录制后广播这两种行为之间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只不过在发生时间上存有间隔。⑦对于广播组织来说，录制和复制如果不是用于播放，那么对其本身权利的损害并不大。因此，只要控制了录制后的播放权，很大程度上就保障了录制与复制的权利。
发行权及向公众提供权就其本质而言，所保护的已经不是节目信号，而是节目本身了。可以说，此权利在实践中很可能会对著作权的行使产生负面影响。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含有著作权保护内容的节目被非法发行或者通过计算机网络向公共提供，假使著作权人就是广播组织，广播组织会以著作权人的身份还是以邻接权人的身份，去寻求法律救济？答案很显然会是前者，因为法律对著作权人的保护力度要比邻接权大得多。在这种情况下，随意增加邻接权的内容，可能会有“叠床架屋”的嫌疑。⑧只有信号本身才能受保护，这意味着广播组织既不可能授权对信号载有的内容进行使用，也不可能禁止对节目内容并非是传送信号的非法使用。⑨
结语
应当看到，在我国的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真正超出现有立法范围的案例并不多见，本文提到的央视诉优搜网是比较典型的一个。除此之外，一般涉及广播组织的著作权及邻接权侵权事件，在我国法的现有框架内都能得以规范。因此，将广播组织的邻接权严格置于“广播信号”这一客体之上，是一种对著作权保护应有的审慎态度。广播组织的活动和录音制品制作者的活动一样，属于技术、组织性的活动，立法工作应该致力于保障广播组织在其经济投入方面的回报，弥补明显的缺漏。要从实际的国情出发，而不是“被外部因素牵着鼻子走”，对那些根据著作权法已然能得到保护的内容进行重复保护。这也符合《著作权法》修订工作所要求的“独立性原则”。⑩因此，就现阶段我国《著作权法》中广播组织权的修订而言，应该在目前内容的基础上，主要致力于完善转播权，同时增加录制后播放权。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栏目责编：胡江银
注释：
①表演者权有多种理论，如认为表演是一种作品，或者表演是对作品的改编等等。但是均不妨碍把表演作为一种传播的职能来看待。
②wipo版权及相关权常设委员会：《关于保护广播组织的条约合并案文》，SCCR/11/3，2004年2月29日。
③《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二十六条。
④刘春田，熊文聪：《著作权抑或邻接权――综艺晚会网络直播版权的法理探析》，《电视研究》，2010（4）。
⑤《罗马公约》第13条：向公众传播电视节目，如果此类传播是在收门票的公共场所进行的。行使这种权利的条件由被要求保护的缔约国的国内法律确定。
⑥胡开忠等：《广播组织权保护研究》，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6页。
⑦孙雷：《邻接权研究》，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9年，第227页。
⑧李明德：《邻接权研究》序言。
网络文明传播方案篇9
一、档案管理部门在政务信息公开中的作用与定位
自2007年4月国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到2008年五月该条例正是施行以来，政务公开就成了各级政府工作中一个不可忽视的职责。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也正式赋予了档案管理部门，承担政府信息公开的职能。在该条例的第三章第十条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设置政府信息查阅场所，并配备相应的设施、设备，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政府信息提供便利”，同时还指出“行政机关应及时向国家档案馆、公共图书馆提供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档案管理部门实际上承担了政府部门与公众之间信息的桥梁，同时也规定了档案管理部门作为政务信息职能部门的职责所在。
二、档案信息网建设在地方政务公开的工作中的职能
（一）地方政务公开对档案管理工作的要求
地方政务公开作为新时期我国地方政府工作转变的一个重要方向，从职能层面对档案信息网的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地方政务公开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核心环节，就是政务信息如何公开的问题。因此，构建一个有效的政务信息公开渠道就成了地方政府做好政务信息工作切实有效的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赋予的档案管理部门承担政务信息公开工作的职能，也使得地方政务公开工作必然对档案管理部门提出新的要求。从近年来全国范围内的档案管理部门参与政务公开的现状来看，建设档案信息网已经成为了地方档案管理部门参与政务公开的主要方式。
（二）档案信息网的功能
档案信息网所承担的职能主要包括传播职能、宣传职能、教育职能、反馈职能、监督职能等。传播职能是指档案信息网所承担的向公众和明示档案信息与政务信息的职能，是档案信息网与政务公开工作结合的核心职能，指在通过网络服务平台向不确定的社会公众政务信息与档案信息。宣传职能则是建立在传播职能之上的，以特定信息为手段达到预期宣传效果的职能，由于档案管理部门具有政务信息的权威性与公正性，档案信息网也因此成为理想的宣传平台。教育职能则是档案信息网的一个附属职能，在档案信息网的平台上，除了政务信息的单向输出外，也应包含社会服务信息，以及档案信息的查询服务，使档案信息网被构建成为一个可以服务于政务、民生、科研的综合性信息交互平台。反馈职能则强调了档案信息网作为网络平台的互动性，除了信息输出外，档案信息网也是普通民众的信息反馈渠道，通过政务公开实现地方政府与公众的信息交互，是档案信息网应有的职能。监督职能则是档案信息网作为政务信息公布平台所获得的另一个社会效用，从信息交互的角度来说，档案信息网作为政务信息的渠道的同时也成为了公众对政府工作进行监督的渠道，公众通过档案信息网的平台了解地方政务信息，同时也监督地方政府的工作，这也是政务信息公开工作的一个重要价值实现形式。
三、档案信息网的传播效果分析
（一）网络媒介中档案信息的扩散效果
在档案信息网的信息传播过程中，档案信息由传统档案馆档案局的由查询者和管理人员之间的单向的、简单的传播，向具有网络特性的扩散式传播转变。在网络平台的档案信息中，查询者获得信息的同时，也可能作为信息的者，将自己获得的信息在其他网络平台上进行传播。由于网络受众这种传播者与受众的一体化特征，网络信息的，相对于传统的信息方式，呈现出了明显的扩散效果。
（二）作为网络信息者的档案信息网
网络信息者的属性使得档案信息网所传播的信息有了原发性和权威性的特点。其中原发性是指，档案信息网往往会成为政务信息的最初者，作为政务信息公开的源头渠道。权威性则是指由于档案信息网的官方属性所赋予的公信力的体现。由此，具备了原发性和权威性的档案信息网，在网络信息传播的路径中作为信息扩散的信源，在履行网络政务信息职能与为公众提供服务的同时，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政务信息的广泛传播所产生的社会影响。
四、地方政务信息公开背景下的档案信息网传播效果实现方式与途径
网络文明传播方案篇10
关键词:计算机;计算机病毒;传播;防治
1前言
随着社会高速的发展，多媒体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进步,使计算机网络已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巨大作用。然而，网络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为计算机病毒的传播开辟了新的途径。当前，利用网络进行传播的病毒已成为互联网最主要的威胁。
计算机病毒技术也在不断的提高，病毒作者不断的将最新的各种技术应用其中，这就决定了研究计算机病毒不是一时的事情，需要时刻关注病毒的最新动态，并做一些相关研究。
2计算机病毒的概念及传播途径
2.1计算机病毒。计算机病毒(ComputerVirus)是一种人为编制能够对计算机正常程序的执行或数据文件造成破坏，并且能够自我复制的一组指令程序代码。其特点是计算机病毒具有传染性、非授权性、隐蔽性、潜伏性、破坏性、不可预见性、可触发性的特征。
2.2计算机病毒的危害。计算机病毒通过窃取机密信息、破坏文件系统、修改注册表或系统指令等手段给用户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危害。例如，梅丽莎”病毒、“爱虫”病毒、蠕虫病毒、“冲击波”病毒、“震荡波”病毒、熊猫烧香”病毒等等，这些计算机病毒在爆发时期，均对互联网造成了冲击，直接造成匪夷所思的经济损失
2.3计算机病毒的传播。计算机病毒赖以传播的互联网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网络节点的连接也是动态变化的。计算机病毒的传播还受到许多难以描述的人为因素和客观因的影响。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改变了病毒的传播途径。随着网络覆盖面的不断延伸，利用网络进行传播己成为病毒制造者病毒的首选途径。通过网络进行传播的病毒在短时间内就能遍布整个互联网，从而造成巨大的损害。
2.3.1通过email进行传播。通过将病毒代码附属在emall中进行传播是网络病毒传播的一个主要途径。由于电子邮箱使用的广泛性，使得这种传播方式深受许多病毒制造者的青睐。病毒通过email进行传播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直接将恶意代码本身加入到email中，二是将恶意代码的URL连接加入到email中。
2.3.2通过扫描系统漏洞传播。蠕虫病毒代码是以独立程序的方式存在的，它不嵌入到任何宿主文件中。其传播过程是靠远程扫描intemct中存在漏洞的主机，利用这些漏洞将自己注入远程计算机中并取得系统控制权。然后就可以对受控主机进行攻击破坏了
3计算机病毒的防治措施
由于受网络复杂性和具体技术的制约，预防病毒仍很难实现。当前，对计算机病毒的防治还仅仅是以检测和清除为主。
3.1及时识别及清除的防治方案。及时识别计算机病毒是防治计算机病毒的前提条件，目前识别计算机病毒的方法，主要是采取自动检测。自动检测是查病毒软件自动工作，如scanners、integhgy、checke。、aV95等产品。人工检测计算机病毒采用直接观察法、检测计算机内存法、检测硬盘主引导区法、检测中断向量法、检测磁盘坏簇法、检测文件型病毒法等方法。
清除计算机病毒是防治计算机病毒的关键环节，只有将计算机病毒清除，才能保证计算机系统的安全运行。对不同类型的计算机病毒有不同的清除方法。目前主要是采用反病毒软件进行查杀，如Kl比、KV3(X)、RaV等杀毒软件，其次是利用pC工具，如pCtoo巧、DeBUG等。由于新病毒不断出现，现成的病毒清除工具难以跟上新病毒的变化，采用手工清除仍然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3.2主机检测的防治方案。主机检测的防治方案主要有:特征码匹配技术、权限控制技术和完整性验证技术三大类。①特征码匹配:通过对到达主机的代码进行扫描，并与病毒特征库中的特征码进行匹配以判断该代码是否是恶意的。特征码扫描技术认为“同一种病毒或同类病毒具有部分相同的代码”②权限控制技术:恶意代码进入计算机系统后必须具有运行权限才能造成破坏。检测技术要能够探测并识别可疑程序代码指令序列，对其安全级别进行排序，并依据病毒代码的特点赋予不同的加权值。如果一个程序指令序列的加权值的总和超过一个许可的闭值，就说明该程序中存在病毒。③完整性技术:通常大多数的病毒代码都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嵌入或依附在其它文档程序中的，一旦文件或程序被病毒感染，其完整性就会遭到破坏。使用文件的过程中，定期地或每次使用文件前，检查文件内容是否与原来保存的一致，就可以发现文件是否被感染。
3.3异常检测的防治方案。病毒在传播时通常发送大量的网络扫描探测包，导致网络流量明显增加。因此，检测病毒的异常行为进而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是一种有效的反病毒策略。异常检测具有如下优点:能够迅速发现网络流量的异常，进而采取措施，利用电子邮件进行传播的病毒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用户打开感染邮件的概率。如果用户对于收到的感染邮件都置之不理，那么再厉害的病毒也无法得逞。因此，研究邮件病毒的防治策略，可以从病毒传播的根源上入手，即从控制用户打开感染邮件的概率入手。在发送端的邮件服务器上，可疑邮件的发送速度被强制限制在一个可接受的范围内;当邮件到达目的接收端的服务器后，相应的风险评估模块会判断该邮件是否存在风险。若存在，则将风险提示信息连同邮件一起发送给用户;若不存在，则接收端服务器按正常程序处理该邮件。
3.4建立反病毒监测网。多年的反病毒实践与理论告诉人们，我们处理未知的病毒是有限的，对于特定病毒的处理，杀除是在它出现之后，也就是说，出现了病毒，及时获得它的样本并及时提供有效的杀除方法。由于病毒传染的快速性和广‘泛性所以关键在于对病毒监测网，只有这样才能广泛及时捕获病毒，迅速传递到处理部门，及时对病毒处理，并提供全面的解放方案。
3.5全平台反病毒。由于计算机病毒的传播广泛，只有在所有的平台上都有相应平台的实时反病毒软件，才能真正保证网络的安全。目前病毒活跃的软件平台有DoS、winDowS、nt、netwaRe等，在网络的每一端点的软平台上都安装相应的反病毒软件，与操作系统的底层无缝连接，可靠地实时检查和杀除病毒，只有这样，才能使网络真正安全可靠。
4结论
计算机网络病毒利用internet的开放性，对网络中的各种资源和网络通信进行攻击。计算机网络病毒传播快、隐蔽性强、破坏性大，给计算机安全和应用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本文分析了有关计算机病毒的概念、传播途径及防治措施，为了使计算机网络更加安全，在防治的基础上结合防火墙技术、病毒防治软件、软件更新等多种技术将网络病毒最大限度地进行屏蔽，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网络系统。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