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篇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1-009-02
一、研究背景
为了推进我国经济转型，适应第三次工业革命对创新的要求，我国自2006年开始实施“自主创新”战略，近年来创新政策强度不断加强，科技创新投入等支持政策力度不断提高。然而，我国的创新状况却并没有实现根本性的改变：模仿为基础的微创新仍然是主要的创新模式；政策主导下的“成果转化”模式反而导致科技、市场脱节问题；核心技术和设备仍然高度依赖外来技术引进，将我国限制在国际创新产业链的下游；知识产权制度不完善导致技术创新成果无法实现市场获利，反而在柠檬效应的影响下，将资金、人才等资源驱逐出创新市场。为何我国的技术创新政策强度增加的情况下，创新发展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本文考虑政府创新政策边界的动态转换并没有与我国经济转型的现实相适应，从而导致在创新政策强度加强的情况下，创新绩效的提升差强人意。本文着力于政府创新政策边界的角度，研究我国在未来向创新驱动型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实现政府创新政策边界进行适应性转变，从而将政策扶持创新的效率提升。
二、创新驱动转型中的政府创新政策边界
创新本身所具有风险大、投入高、外部性强等特征从理论上论证了政府创新政策的必要性，国内外学者就政府创新政策随经济发展进行调整的逻辑进行了大量讨论，并且提供了政府创新政策边界的基本描述框架。根据目前有关政府政策边界的理论研究，政府政策作为政府干预市场的主要手段，可进行如下界定：政策边界就是指政府通过政策手段干预市场的程度、范围边界（喻德来，1990）。不但包括政府政策作用对象的边界和范围，还包括政府实施政策的目的边界、达成目的的手段边界。因此，对政府政策边界的描述，需要从政府政策实施对象、实施目的和实施手段等方面进行界定。本文对我国创新驱动转型过程中的政府创新政策边界描述，主要从政策实施对象、政策实施目的和政策实施手段三个维度展开。
第一，转型中政府创新政策的实施对象。创新政策边界应随产业化发展进程相吻合，因此，政府创新政策的实施对象是创新产业化处于不同阶段的各行各业，并且根据创新产业化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从各国学者的研究而言，技术创新阶段以及技术创新进行产业化的初始阶段是需要政府创新政策提供支持的。首先，创新技术出现的初期，由于技术应用的缺陷，以及产量未能达到规模经济，消费市场的认同度还较低，这些可能会产生较大经济效益的创新技术及产品，可能会在产业化初期遭遇困境，例如陈清泰（2010）所提到的激光、半导体等行业，以及张世贤（2005）分析的医药技术行业等。而创新产业化初期的规模不经济，为政府实施政策支持提供了空间。其次，技术创新并不仅仅包括技术创新，还包括技术创新的产业化实现（张世贤，2005）。熊彼特的创新经济学中也着重指出，技术创新不同于发明创造，还必须经由企业家推出市场并获得超额利润。20世纪兴起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强调，对于那些具有明显外部性的战略新兴产业，需要非市场化手段的支持，才能够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并实现经济发展的目的。
第二，转型中政府创新政策的实施目的。在选好政府创新政策实施对象的前提下，应该针对不同政策作用对象，设定适当的政策目的和效果。对于仍处于技术创新阶段的创新行为，政府政策实施的目的应该是尽量弥补技术创新外部性、风险性和分散性带来的问题，从而确保技术创新的顺利实现。对于处于创新产业化初始阶段的创新行为，政府创新政策的目的应该是弥补创新产业化初期的规模不经济而提供政策支持。
第三，转型中政府创新政策的实施手段。针对技术创新的创新政策，应该以保护技术创新价值的市场实现为主，具体手段可包括：法律和制度等规制手段，以知识产权保护、专利保护等法律手段为主；技术创新补贴等财政资金支持手段，主要包括外部性较强的基础科研项目，以及依靠市场力量难以实现的重大技术攻关项目等。针对创新产业化初期的创新政策，主要针对创新外部性、分散性和风险性，提供相应的税收、金融、财政政策支持，帮助其形成规模经济。
三、创新驱动转型中的创新政策困境
第一，我国政府创新政策边界未能依据经济转型的现实进行适应性转变。由于创新所具有的风险性、外部性和分散性，在创新发展初期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但经济转型的过程也是培养创新发展的过程，创新政策对市场的干预程度、干预手段需要做出相应的转变，才能有效地创新政策的实施效率。目前，我国正在处于从追赶型经济向创新驱动经济转型的时期，原有政策体系中，创新政策不再适用于创新驱动型经济。过去30年，我国一直依靠资本投资、资源投入、劳动力优势实现经济规模的增长。在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下，我国的经济政策以快速实现经济赶超和规模积累为目的，创新主要依靠模仿或引进成熟技术来实现，相应地，政府的创新政策边界也以服务于整体经济赶超为边界。但是，当我国进入到从赶超型经济向创新经济转型的新时期，创新逐渐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创新政策的边界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改变。
第二，现有的政府创新政策边界下，企业创新政策的实施效果与实施目的存在着偏离。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兴起，革命性新技术正在产生群体性突破，并且不断催生信息产业、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和生物技术产业之间的融合。但是，我国创新仍然以模仿、微创新为主，它们所产生的新技术不但无法引领新产业的发展，更无法引领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然而，为了布局新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发展，我国从创新战略到创新政策上都做了相应的布局，努力实现从资源驱动型经济向创新驱动型经济进行转型，为了实现该战略转型，创新政策的强度不断增加，从法律、制度规制到产业政策、企业政策等都做了全面布局，但是经济的创新绩效从微观、中观和宏观表现都差强人意，政策的实施效果与当初政策制定的目的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偏差。
第三，政府创新政策与企业创新行为之间存在着激励不相容。政府创新政策强度的不断增强，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微观企业和中观产业的创新效率和创新效率的改善。然而，从微观企业的行为而言，企业集体行为产生的结果与政策激励之间出现了不相容。尽管政策通过各种方式激励企业进行创新，但是我国的市场对于真正进行创新的企业并没有真正实现激励，具体表现在各行各业中泛滥的柠檬市场现象、假冒伪劣泛滥等问题。换句话说，在强烈的创新政策激励下，企业并不具有创新的激情，而往往选择模仿、假冒伪劣的方式参与竞争，从而导致创新政策激励与企业集体行为激励之间的不相容。
四、政府创新政策新边界动态转换的实现路径
（一）推动创新政策边界动态变迁
创新政策边界应该随着创新发展的动态变化而进行变迁。首先，从政策边界的内容来看，创新政策的实施对象范围应该突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行业，尤其是落后产能行业、产能过剩行业和战略新兴产业，根据不同产业的创新行为特征分门别类地进行创新政策布局；根据不同产业的创新阶段不同，动态调整创新政策实施对象的范围，及时纳入新兴需要保护的行业，并且及时剔除不再需要依靠政府扶持的行业。其次，从政策边界的目的和手段来看，依据创新政策实施对象范围的动态调整，以及实施对象发展阶段的动态研究，创新政策的目的和干预手段也应该做出相应调整，谨防政府干预的失当、缺位或过当。
（二）对创新政策的实施效果纠偏
政策与实施效果之间的偏离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目前，对于政策与实施效果之间的偏离问题的研究，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出发有着不同的解释，如政治学、寻租经济学等角度研究。但目前对于政策偏离问题的治理，较为主流的两种研究角度是分离理论（decoupling）以及激励相容理论。借鉴相关理论的现实性含义，本文认为对创新政策实施效果的偏离现象进行治理，应该从解决政策激励和个体利益最大化之间的冲突角度着手。
首先，通过具体化创新政策减少制度利基带来的政策实施者和采纳者之间的行为结果的分离。这主要借鉴wijen（2014）对政策实施者与采纳者之间的分离行为的解释，认为由于政府政策包含利基，从而导致政策与实践的分离，尤其是当政策模糊时，制度利基增加，从而会加重分离。其次，通过政策试点和政策分类实施的方法，调整政策效果与集体利益行为之间的冲突，实现制度设计与企业集体行为之间的一致性。机制设计理论的提出者赫维茨（2007）则提出了激励相容的概念解释政策的偏离问题，是因为政策激励与个体利益最大化行为之间的不相容，才导致政策目标无法达到。而在我国，由于地域、产业发展的差异性，普适性的制度设计更容易衍生政策偏离的问题，应该通过多试点的方法，对产业、区域等进行分类划分，并且区别性地实施创新政策。
（三）培育创新政策与企业创新激励相容环境
要想改变创新政策激励与企业创新激励之间的不相容，需要创造两者激励相容的条件。借鉴当前有关激励相容条件的研究内容，本文建议从政策红利的角度，最终得出政策激励和企业创新激励相容的条件，并由政府着手通过环境改善的角度，创造良好的环境，推动实现创新政策与企业创新行为之间的激励相容。
新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篇2
关键词：技术转让体系；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政策工具(工具组合)
基金项目：本文受“2008年度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作者简介：董浩平(1963-)，男，湖南华容人，管理学博士，河南工程学院副院长、教授，主要从事风险投资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8)05―0082-04
收稿日期：2008―05―10
本文在一般技术转让体系研究的基础上，选择“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融合的技术转让体系”(以下简称体系)为研究对象，进一步研究其特殊性、功能、组成、发育的经济政策与政策工具、外部条件。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为体系设计提供科学、系统、全面的理论依据(特色、原则、方法)；实践意义在于为体系培育提供先进、实用、富有中国特色的构想(手段、工具、条件等)，它们对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的融合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述评
(一)就体系特殊性而言
一般体系主要提供咨询、交易、成果转化、金融与科技成果确认等服务(傅文园、王勉青，2006)。其咨询服务无法描述与推介高新技术；交易无法解决产权交易形式的特殊性(如双方融合组成风险企业后的委托一问题)；成果转化服务无法解决高新技术的高风险试验开发资金问题；金融服务不能满足风险投资的要求；其成果确认无法判定高新技术的价值。总之，本体系的特殊性有待深入探讨。
(二)就体系功能而言
prencipe(2004)、Feldmaneta1，(2002)和BrayandLee(2000)虽分别站在高技术扩散、高技术寻求工业合作伙伴和风险投资的角度研究了单个中介(不是体系)的作用，但很不全面、很不系统。
(三)就体系组成而言
张信等人(2005)提供了丰富的案例材料，再根据其他大量文献进一步归纳出12种提供创新服务的中介，但它们目前还不具备针对高新技术、风险投资提供融合服务的特点与特征，不是我们期望的体系组成要素。
(四)就促进体系发育的经济政策而言
大量文献分别研究了高新技术产业化政策、风险投资政策，如oeCD(2004)、avnimelecheta1，(2004)，但两类政策共同促进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融合并促进相应中介、体系发育的功能需要进一步研究。祝晓莲(2006)研究了三种制度安排促进体系发育的问题，但没有进一步深入到制度安排的实现手段――经济政策刺激体系发育的层面。
(五)就促进体系发育的政策工具而言
这方面研究亟待加强。孵化器除本身具有融合双方的功能外，还能促进体系的发育，可看作是促进体系发育的政策工具。大量文献虽研究了孵化器，如李岱松、王瑞丹、马欣(2005)，但它们只是着重高新技术的孵化功能，较少涉及风险投资的介入，且如何利用孵化器及其他载体作为工具促进体系发育的问题更是没有涉及。
(六)就促进体系发育的外部条件而言
马丁・黑米格(2005)指出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融合涉及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制定、立法、中介服务等，但没有说明中介及其体系如何利用上述外部条件发展自身并提供融合服务。徐小钦、石磊(2005)只研究了产业集群的空间布局对体系形成的有利方面，研究视野较窄，且没有涉及这一外部平台条件的利用。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思路和方法
(一)主要内容
对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转让融合的技术转让体系进行文献综述后，主要界定融合的内涵、方式、技术转让体系的组成、融合功能等基本内容；再对比研究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体系，尤其是美国的，以利于判断我国技术创新服务体系发展的阶段，并为利用发达国家相应阶段的经验打下基础；进一步对比研究中国、美国的立法和行政、市场力量推动，研究美国的政策土壤和我国的技术转让体系发育的环境、经验与教训，找寻体系建设的立法、行政、市场推动和其他路径；据此设计中国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融合的技术转让体系；在体系要素与结构清晰的条件下，进一步研究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宏观发展政策对技术转让机构的影响，研究技术转让机构对宏观经济政策的需求，研究技术转让机构与宏观经济政策的互动，从而再进一步研究推动技术转让体系形成的政策工具(工具组合)的设计、利用。此外，其他中介化解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信任危机的机理、机制、组织形式也需要进行研究，但不在本文进行叙述。
(二)基本思路
如图1所示。
(三)研究方法
本课题采用历史分析方法研究中外体系发育状况、历史经验和教训；引入多视角对比研究方法，通过体系要素、体系功能、体系发育阶段及其推动力量等多方面中外对比以寻求借鉴；利用个性研究方法研究我国体系的特殊环境、阶段与特征以论证借鉴的可行性；采用定量研究方法研究经济政策、政策工具对体系发育的影响与作用。
三、研究重点与难点
(一)中国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融合的技术转让体系设计
划分基本融合服务类型；设计体系――勾勒体系要素与构成(重中之重，见图2)，分析体系要素的相互联结与影响(难点)，匹配要素功能；此外，还研究体系运行的外部平台。
美国的技术转让体系结构与要素联接见图2。
体系运行的外部平台是产业集群、信息融合等平台，其功能与作用见图3。
图中通道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它分别代表支持产业集群、机构融合、信息融合平台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吸引作用，政策支持吸引双方到这三个平台上，这三个平台本身或多或少具有促成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双方融合的功能。不过，信息融合平台、产业集群平台如不能完成双方融合的使命，则流转到技术转让机构融合平台上，这种流转形成了层间通道。层间通道的使命是由技术转让机构开发的政策工具(工具组合)来完成的。
综合体系要素与结构的应有形态，结合我国体系发育的现状，我国体系的基本形态如图4所示。
(二)中国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融合的技术转让体系发育路径设计
分析推动体系发育的外部力量(立法、行政、市场机制、信任约束)；分析推动体系发育的内部力量(政府机构、公共机构、商业机构)；探讨外部力量与内部力量推动体系发育的途径(难点)；设计体系发育路径(重中之重，见图5。无形之
手――市场机制未予图示)。
(三)经济政策刺激、政策工具推动体系发育作用研究
进一步细分不同的产品与服务领域需要的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融合服务；进一步分析不同的中介机构特点及作用并匹配相应的服务功能；定性研究经济政策与政策工具的相应着力点(机构和功能)，定量研究经济政策与政策工具的相应作用(难点)；设计经济政策与政策工具(重中之重，见图6)。
设计的政策工具包括公共信息渠道、政府项目、产业集群工具(高新技术开发区与孵化器)、公共机构政策工具(合同研究、合作研究、技术转让许可、研究资助直接参与融合双方的活动、工作小组、技术咨询、人员交流、设备利用、实验室参观、信息交流与扩散)。
四、主要创新之处
(一)世界各国体系比较研究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美国体系已发育成熟，体系完整，最具有借鉴意义。美国体系中商业机构发达，功能强――提供专利销售、专利与产品开发、许可证贸易、风险投资服务、风险开发与管理、技术孵化、信息服务；中国体系中商业机构少，功能弱――仅仅提供信息服务和有限制的技术孵化服务；美国体系中的各要素(政府机构、公共机构、商业机构)相互之间联系紧密，而我国则关系松散，缺乏凝聚力。总之，我国体系处于发育过程中的初期阶段。美国体系也是由初级阶段经历了立法、行政推动、市场机制相互作用，最终市场机制主导的发展历程而成熟的。中国虽处于起步阶段，但具有后发优势，可在体系要素、功能、组成、推动形成力量等多方面借鉴美国的经验。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研究在设计原则、设计方法、设计内容上有所创新。即提出了借鉴与创新相结合、宏观与微观功能考察相结合、过程与结果相统一、整体与局部相统一的体系设计原则；采取了融合功能划分、要素――功能匹配、体系功能统筹的设计方法；设计体系的同时，将体系运行外部平台纳入研究视野。
(二)体系发育应遵循行政一公共一市场力量逐步推进的原则
体系发育阶段的各种力量强弱、终极目标决定了这一原则的采用。体系发育初期，行政力量强，其他力量弱，只有靠政府组建有关机构提供融合服务并培育公共机构；发育中期，公共机构力量较强，除承接部分政府职能、直接服务商业机构外，更重要的是架设政府――商业机构桥梁以放大政府引导作用；发育后期，商业机构有了一定实力，新的商业机构接受公共机构的辅导，老的开展竞争，政府不再干预，最终实现市场之手调节整个体系结构、规模和竞争水平的目标。
相比于已有文献，创新了体系发育路径(见图5)和行政推动机制研究。立法、行政、市场、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双方的信任约束等外力作用于三大主体(政府、公共、商业机构)，形成了丰富多彩、功能侧重、相互协同的体系发育路径。就其中的行政推动而言，政府一方面要利用行政权力制定经济政策并开发相应的政策工具，推动政府与公共机构履行职责与使命，扶持商业机构开展融合业务；另一方面又要逐步淡出行政权力，引入市场机制并最终以此来催熟、驾驭整个体系。这就是一对矛盾。解决的办法就是逐步引入和利用法律法规约束机制、协会自律机制、20／80优胜劣汰原则、价值链创造与分享原则。这是现有文献没有涉及的最大难点，因而也是本研究最大的创新点。
(三)经济政策、政策工具分别刺激、推动体系形成
经济政策刺激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融合的技术转让体系运行外部平台(信息、产业集群等承载体)的形成，并为平台融合双方、体系发育提供条件，同时刺激技术转让体系内的机构放大政策功能。即政府机构、公共机构分别与财政、税收、贷款支持政策结合在一起实施政策，放大政策力量，并输出政策工具(前面已述)；商业机构则利用政策使其自身繁荣、壮大。而政策工具一方面靠政策支持发育自身并促进体系的形成，另一方面完成支持经济政策并弥补其功能不足的使命。
现有文献只是零散、个别、定性地研究政策工具对技术转让体系的部分正向作用，而本课题首次界定了经济政策、政策工具，并定量研究了它们的作用，因而具有创新性。
五、研究展望
(一)研究结果
影响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融合及融合步伐的因素很多，本文不从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单方面研究其发展，而是横向扩展到两方面，再在融合促进的角度上选取技术转让体系作为研究对象，并进行纵向延伸，即研究体系促进融合、加快融合的功能，进而研究体系的组成、发育及体系建设的条件。例如：(1)本文采用历史分析与对比方法界定了功能完备、体系完整的技术转让体系的组成要素、结构组成。(2)针对技术转让体系设计难点，提出设计了中国技术转让体系的原则，设计了技术转让体系，并就技术转让体系的关键点进行了结构与要素分析。(3)本文引入个性研究方法研究了我国技术转让体系的特殊环境、阶段与特征，并以国内外对比研究结果为基础，以分析判断中国技术转让体系发育阶段为前提，探索了技术转让体系建设的立法、行政、市场推动途径。(4)首次区分了宏观经济政策、政策工具(工具组合)，并阐明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宏观经济政策是技术转让机构开展融合服务的环境条件；政策工具(工具组合)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延伸。(5)技术转让体系需要一定的政策工具(工具组合)支持才能发育，而且要以宏观经济政策与政策工具(工具组合)的配套与交融为基础。如对风险企业的财政、税收支持政策与对高新技术、风险投资融合机构支持可以在产业集群的范畴内得以解决。在政策工具(工具组合)与宏观经济政策交融的前提下，政策工具(工具组合)的设计具有重要意义。政策工具的组合设计源于各种工具各自的局限性。各种政策工具组合使用，才有可能发挥整体效应。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化政策和风险投资发展政策的环境条件不够成熟的条件下，更需要多项工具组合使用，方能弥补环境政策的缺陷。
新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篇3
关键词：规划；调控；编制程序；规划评估
党的十七大报告将“发展规划”从“计划”中独立出来，突出了发展规划在规划体系中的独特地位，进一步强化了发展规划对计划、政策、政府工作的导向作用，对完善发展规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按照规划期限不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可分为短期、中期、长期规划，其中4～5年的中期规划最为重要。本文围绕“十一五”规划纲要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注重从比较研究中总结进一步完善我国规划的对策。
一、中外规划的功能
规划功能是政府职能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延伸和具体体现。从规划史看，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可分为指令性、指导性等类型。指令性计(规)划是以行政命令来调控所有的经济活动，起到经济运行中枢的作用。指导性计(规)划的功能较弱，主要是担当信息、协调、调控职能。信息功能是指规划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政府调控意向等信息。协调功能是指规划编制过程中，协调不同群体利益，形成可代表不同群体利益的规划方案；还包括为达到规划目标，采取协调一致的措施。调控功能是指通过规划所确定的政策措施对经济社会主体进行约束和引导，促使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方向符合规划目标和发展战略。调控功能一度被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主要是由于一些采用规划方式调控经济的国家初期都获得了较快增长，如1951～1979年法国GDp年均增长率为4.9％，日本则在5％以上，超过了原联邦德国(4.7％)、美国(3.6％)和英国(2.6％)。但20世纪80年代后，法、日、韩等国经济情况并没有好于其他国家，政府和学术界逐渐意识到规划的功能是熨平经济周期，而不是单项的刺激经济增长。
规划的调控功能是规划功能体系的核心，也是关系到规划存废的关键。从总体上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指令性计划调控功能强，转型国家的指导性计划调控功能相对弱；发达国家规划调控作用较强，而发展中国家调控作用较弱。
规划的调控功能取决于战略目标与政策措施的有效组织方式。我国一直在探索加强规划的调控功能，但成效不大。除规划本身的问题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经济体制不完善和行政体制改革不到位。这集中体现在政府与市场间界线不清晰、财税体制改革不彻底、政绩考核体系不完善等方面。如，政府与市场间界线不清晰使规划内容选择不科学，许多本应由市场实现的内容，却被政府强加干预，目标因此落空。再比如，尽管各级政府在改革绩效考核方面有较大进步，尤其是2006年7月6日中央有关部门下发的《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试行办法》取得了一些突破性进展，但却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以GDp等经济指标为核心的干部考核机制，许多部门追求眼前利益，“领导指挥规划”、“项目引导规划”的现象较普遍，产业结构升级、地区协调发展、保护资源环境等战略性内容统统让位于经济增长。
要实现好、完善好我国规划调控功能，一方面需要继续完善五年规划，包括进一步优化规划内容设置、目标明确和切实可行、配套政策和措施有力、编制程序进一步科学化。另一方面，也需要坚定不移的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只有理顺经济运行体制、行政管理体制，规划才有可能真正具备调控功能，成为政府调控经济社会运行的基本手段。
二、中外规划的内容
各国规划内容具有较为一致的演变趋势，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一直是规划的核心内容。但各国规划内容的差异也比较明显。第一，规划的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不同。20世纪50、60年代，各国普遍以经济增长为规划目标，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仍以推动经济迅速增长作为规划的基本目标；20世纪70、80年代，发达国家规划开始转而强调增加就业、消除贫困和公平分配，重视可持续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规划的目标和理念不仅包括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收入分配公平、可持续发展，而且还包括文化的多样性和政治参与等社会、文化和政治目标。我国经过长期的探索，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规划指导思想，在此基础上对规划内容进行调整。第二，规划的内容涵盖领域不同。发达国家的规划一般集中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领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特点较为突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往往涵盖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外交等各领域，“总体”规划特征明显，但重点又放在经济建设领域，社会领域尤其是公共服务领域的内容偏少。第三，规划内容的组织方式不同。规划目标是否可行、政策措施是否有效、目标与政策措施的组合方式是决定规划成败的关键。较为成功的规划一般都是由明确的战略目标和可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有机组合而成。如，韩国的新五年计划纲要(1993～1997)对于“100天、半年、各年”的目标都有清晰的界定，这些目标辅以对应的政策措施，组织严密。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目标和对策措施不够明确，五年规划中的目标多没有具体分解，各年度实现的目标不清楚，而年度计划又较少关注五年规划的目标；而且我国规划采取了“目标、战略+配套措施”的模式，每个领域内都有相应政策措施，这带来了各类政策如何相互协调和配合的问题；政策措施较为宽泛，许多政策往往只是指出方向，缺乏具体的路径设计，实践中难以遵照执行；一些支撑政策如投资政策等，与目标间的关系论证不充分，各种政策不一定能完全满足规划目标的需要。
我国发展规划内容应“有进有退”，围绕“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要求，在政府可调控的领域内进行内容选择，减少经济等领域的内容，增加公共服务领域内容的比重，增加相应的对策措施。规划内容应实现“虚实结合”，即一方面将总体规划作为阐述和落实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遵照发展战略确定规划目标，体现规划的战略导向性。另一方面，还应包含具体工程项目和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与具体工程项目性质相似，政策措施也是规划的“实体内容”，各项政策是保证规划和内容实现的基本手段。因此，规划内容与政策的组合优劣是关系规划成败的关键因素。应逐步推广“规划目标+配套政策”的规划模式，保证各规划目标都有相应的配套政策；配套政策采取总体框架和近期具体政策措施相结合的方式，强化政策对规划内容的支撑和保障作用。
三、中外规划的编制程序
大多数国家编制规划的程序都包括五个步骤，即前期研究、规划草案、全面协调、正式方案和公布实施。核心环节是前期研究和协调。其中，协调环节是中外规划编制程序中差别较大的部分。协调是不同利益主体对规划方案进行讨论、修改、完善来达成共识，促使规划方案更贴近实际、减少执行阻力的基本手段。因此，协调的范围和深度是决定规划成败的关键。发达国家规划都重视协调，协调的时间要历时3年，而规划方案编制仅需几个月；韩国规划从开始编制到正式公布，整个过程一般需要两年时间。其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协调；日本一个中长期规划的制定，一般需要一年左右的审议和决定过程。
从协调对象看。发达国家规划是与所涉及到的主要利益群体进行协调，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各专业部门、地方政府、各类企业、民众等进行协调，尤其是与企业、民众间的协调更为重要。协调工作较好的法国、日本、韩国都侧重于企业、民众的协调。如，法国负责规划协调的现代化委员会(后改称为计划工作委员会)由产业组织的代表、政府有关官员、政府指定的专家及工会组织的代表组成。其中，前两部分人员占60％～70％。我国总体规划主要与专业部门、地方政府协调，侧重与不同专业部门之间的协调尤其是与财政、土地、建设等部门的协调。但与企业和民众的协调还不够。到目前为止，国家规划的初步方案对企业和民众都是保密的，只有规划批准公布后，广大企业、民众才能了解规划方案。编制“十一五”规划期间，民众、企业还只能通过发展改革委网站专栏反映意见和建议，或采取邮寄信件、电子邮件方式反映意见看法，还不能直接对规划方案提出意见。目前，我国正致力于推进企业和民众“知情权”的建设。
从协调内容看。规划协调的主要内容包括目标选择(在众多可能的目标中选择最优目标或为大多数群体所接受的目标)、目标与政策手段的配合、讨论和修改总体方针和政策建议：最后，形成规划草案报告。协调是为了确保国家规划目标的实现，同时又能充分调动地区或企业的积极性，实现国家目标与企业经营活动的协调一致。我国规划协调主要是不同政府部门、各地方对主要发展指标的可行性进行重点论证，对主要措施、重点项目和资金配套关系等进行讨论修改，这与国外规划大体相同。但协调本身追求的是与大多数群体达成一致，由于我国规划缺少与企业、民众的协调。所以，实质上协调内容较国外少。
从规划协调的机构看。许多国家设有专门机构负责规划协调工作，以提高规划协调力度，韩国的经济企划院是组织规划协调的主要机构，从第五个计划开始，在计划草案报送内阁批准前，必须广泛征集有关方面对计划目标和政策的意见。我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是具体负责中长期规划编制事务的机构。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我国应建立专门负责规划协调的组织机构，以委员会的形式搭建规划的协调平台。加强规划与企业、居民的协调，在进一步加大与专业部门、地方协调力度的同时，逐步加强与企业、民众的协调，尤其是对战略性产业的企业代表、不同阶层的民众代表进行协调。
四、中外规划的评估
较为完善的评估体系包括监测和评估两部分。监测是对规划实施的全程记录，评估可分为定期评估和不定期评估。定期评估包括年度评估、中期评估、最终评估(后评价)；不定期评估主要是指应急评估。各类评估的差异很大，年度评估的重点是评价规划实施的环境和进程，中期评估的重点是规划实施环境、实施进程、修改建议和对新一轮规划的建议。应急性评估的重点是重大突发事件对规划的影响，最终评估的重点是规划实施效果评价和对新一轮规划的建议。
目前，我国规划评估体系还不健全，年度评估、中期评估、应急性评估长期没有开展。2003年，我国第一次开展五年计划中期评估，并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规划司提交了“十五计划实施情况的中期评估报告”，但该报告总体上是描述式的，没有对因素进行深度分析来解释所观察到的趋势。
不同类型的规划评估重点差别很大，评估方法因此各不相同。指令性规划的基本目标是实现投资、财政、信贷等的“三大平衡”，主要围绕经济增长速度、投资总量等指标来安排具体项目，对其评估的重点是主要指标实现程度和指标之间的平衡趋势，方法主要是对指标进行定量对比。指导性规划目标的重点在于阐述和落实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方向及相应对策措施，对这类规划的评估也集中到落实发展战略的主要领域，主要是评价各领域的发展是否符合规划的方向，以及实现的程度如何；评估方法也由单纯的定量比较研究向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转变，包括利用定量指标判断基本指标的实现程度，依靠专家定性判断经济社会发展方向与规划战略的吻合程度，利用问卷调查评价规划对企业和民众的影响等。
我国“十一五”规划是指导性规划，而且具有一些新特点：一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念得到较为全面的体现。评估的重点是这一理念的贯彻落实情况，可通过个人、企业等微观主体在规划前后的切身感受对比，辅助以必要的统计数据进行评估。二是产业、区域、社会、政治、文化建设等领域“虚实结合”。评估应兼顾战略方向和具体工程的进度。三是发展指标性质不同。评估应注意到不同类型的指标。应着重从“指标、战略、满意度”三方面对“十一五”规划进行评估。“指标”主要是评估发展指标的实现程度和重大工程项目的进度。“战略”是评价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的发展是否遵循规划的战略意图。“满意度”则主要调查企业、个人、政府部门对规划实施的满意程度。
“指标”的评估主要可采用数值对比方法，难点在于约束性指标的评估。约束性指标包括可均分性指标和不可均分性指标，即有的指标可基本平均分到各年，如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等，这些指标均分后通过数据对比直接测度。许多指标包括全国总人口、森林覆盖率等指标受自然规律影响，工作成效难以逐年体现。为此，一方面，应注重科学合理确定指标年度目标。另一方面，对指标完成情况的测度应放到较长周期考察。还有部分不可均分性指标如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程度，国家已对每年实现的目标进行了确定，可对照实现程度进行评估。一些重大工程中也存在类似情况，如，科技创新工程等探索性、试验性、风险大等项目进程往往具有时间不对称性，存在“先慢后快”、“先快后慢”等情况，对其评估应使用不可均分性指标进行处理。
新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篇4
一、历史地位评价。
竞争政策wto的新议题，国内外研究贸易与竞争相互关系的学者大有人在，但系统全面专门研究wto贸易救济制度（包括反倾销制度、反补贴制度及保障措施制度）与竞争政策相互关系内容的，尚属空白。wto在新加坡部长级会议上成立了研究贸易与竞争政策相互关系的工作组，工作组研究的主题十分广泛，没有专门研究贸易救济制度与竞争政策相互关系的主题，其中虽然涉及到竞争政策与反倾销制度的关系问题，但尚缺乏系统深入的论述，更没有谈到竞争政策与反补贴制度、保障措施制度的关系问题，而反倾销制度、反补贴制度及保障措施制度都属于wto贸易救济制度的构成内容。因此，该书系统研究wto贸易救济制度与竞争政策的相互关系问题，具有开创性，弥补了贸易与竞争关系体系中对与贸易救济制度相关问题研究的缺陷。该书是世界贸易组织法律制度研究领域的又一重大成果，对学术界在深入研究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救济法律制度与竞争政策的相互关系方面可起到抛砖引玉作用。
二、文献价值评价。
郭双焦的专著《wto贸易救济法律制度改革研究》第一次系统全面深入地研究了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救济法律制度与竞争政策之相互关系，得出“贸易救济制度正日益沦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贸易救济制度并没有起到保护竞争的作用，而是变成了限制竞争的手段”、“贸易救济制度并没有表现为公平竞争，反而本身产生出不公平竞争”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在国际层面即在wto框架下对贸易救济制度与竞争政策的协调分两步走”的建议措施。这是该书在研究内容上的创新点。通过对wto架构下贸易救济制度与竞争政策间相互关系的系统研究，尤其是对反补贴制度、保障措施制度与竞争政策间冲突与协调问题的开创性研究，使本书成果具有学科建设价值，同时具有指导我国政府参与wto贸易救济规则修改谈判与维护我国出口贸易合法利益的实践价值。
三、进路特色评价。
新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篇5
倡导联盟框架（aCF）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在某一政策领域内，一群利益相关者针对某一政策问题，各自展开行动以实现政策目标。这些行动者以共同的信念体系为基础，结成倡导联盟，进而展开竞争活动，目的在于维持子系统内的政策稳定或者将自己联盟的共享信念转化为实际的政策产出，从而实现政策变迁。aCF最重要的整合力量不是相同的利益而是相同的信念，aCF的主要特征在于它所关注的焦点是倡导联盟的信念体系。它之所以选择信念体系而不是利益，是因为信念体系更具有包容性和可检验性。虽然利益常体现为直观的实际利益，但在政策过程中它最终要被观念化为人们的政策偏好或者政策目标。更为重要的是，利益常常在某种理论体系中才能被更清楚地界定，而这种包含一系列因果关系认知的理论体系又是基于其背后的信念体系。Reffley和Hurwitz认为：“每个联盟的信仰系统被构造为一个具有等级特征的三维结构，并在较高、较广泛的程度上包含具体的信仰。”第一级是深层次内核信念，包括实体性和规范性的信仰，即这是一套有关政策规范性和政策所反映的哲学本体论的公理信念体系。如个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以及对个人自由、个人权利、社会平等的相关评价。由于基本价值相对优先性的特点，抽象的内核信念是很难被外界力量轻易改变的。第二级是政策核心信仰体系，代表了整个政策领域或子系统中联盟的基本行为规范和因果认知。具体包括基本的价值偏好、对于问题总体严重性的基本感知以及它的主要原因；认识子系统中核心价值的策略、适于处理问题的最佳政府层级以及要使用的最基本政策工具。第三级是次要方面的信念，它是以经验证据为基础的工具性决定，以及为实现其政策核心信念所进行的必要信息搜寻，包括特殊情况下某个问题具体方面的严重性，不同空间和时间下的各种因果关联的重要性，大多数有关行政规则、预算分配、个案处理、法规解释，甚至法规修改等方面的决定。倡导联盟之间具有不同的信念体系，其所对应的政策偏好与政策预期目标也不相同。不同倡导联盟的深层次内核信念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但由于不同倡导联盟的信念体系之间是相互竞争的，且“倡导联盟第二级即政策核心信念更易于根据新的数据材料、新的经验或者变化后的策略因素而改变”，所以倡导联盟为了更好地维护和发展自己的信念，一方面要积极地抵制来自竞争性内核信念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要清楚地认识到，竞争性内核信念可能是基于新信息、新经验和新科学技术知识所发展出来的。基于此，其成员不得不妥协吸纳其它倡导联盟信念体系中的合理因素，这个妥协的政策学习过程最终导致了政策变迁。aCF将政策学习界定为“行动者思想观念与意图相对持久地改变，它往往由实践经验或者新的信息出现所导致，关注于政策目标的获得或调整”。为保罗•a•萨巴蒂尔和汉克•C•简金斯•史密斯等提出的aCF模式。
倡导联盟框架（aCF）在科技政策分析中的应用
从对aCF信念体系结构的阐述中可知，政策联盟信念体系的改变是导致政策发生变迁的主要因素。科技政策是国家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反映国家在某一时期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的信念及理念。所以本文试图应用其来分析二战后的科技政策变迁，以验证其适应性，并从新的视角探究不同时期科技政策的变迁机理。二战期间，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仅提高了国家综合实力，而且逐渐成为国家政策发展的一种导向，由科技政策上升为国家政策。而“科技政策”一词，是在1963年召开的联合国日内瓦科学技术会议上被正式提出并被大多数国家采用的。从二战后至今，科技政策大致经历了3次较大内容的调整：①二战后到1975年，科技政策体现为为军事国防而科学的发展范式；②1975－1990年，科技政策范式发展为为工业经济而科学；③从1990年至今科技政策范式转向为发展民生科技，内容不断被发展和充实。从这三次转变可以看出隐藏在科技政策体系背后的理念和信念变化，所以说科技政策内容变化的实质为理念和信念的转换。aCF理论的出发点是，基于不同联盟之间信念的吸收或者改进而发生政策学习，进而导致政策内容的转变。从二战后至今的科技政策，可以划分为不同信念体系下的3个不同科技政策联盟，即国防军事科技政策倡导联盟、工业经济科技政策倡导联盟和民生科技政策倡导联盟。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美国与前苏联成为世界军事强国，也成为国家开始参与科技政策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战后，国家对科技活动的干预相对于战前更加频繁，国家力量参与军事科研项目使得政府与科技政策的关系更为复杂和紧密。二战结束后，美国科学发展局主任万纳•布什（VannevarBush）于1945年向H．S．杜鲁门总统提交了一份报告《科学：无止境的前言》，开启了国家政府直接主导科技发展的先河。布什博士建议“政府承担起促进科学和工程中新知识的交流及科学人才培养的责任”，同时认为，“政府应该鼓励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科学是政府职责范围内的事情”。相应地，科技研究从之前的独立性、分散化走向国家化和组织化，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科技政策发展体制，即高度集中的国防军事导向制。二战期间，由于雷达研制、曼哈顿计划和军用飞机等取得了巨大成功，使许多政府相信对纯军事项目科学技术的高投入可以产生惊人的回报。为此，对国防军事的科技投入成为这一时期国家科技政策的价值优先性选择。确定这一优先性的标准是能否适应国防军事发展所需，所以这种科技政策体制可以具体为“为国防而科学，为科学而科学”。为了应对紧张的军事备战，许多国家把大部分科技资源投向国防事业，在制定科技政策时预设了一个政策执行结果，并发挥国家的整合作用以达到预期目标。此时，科技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之间有强烈的因果假设关系，科技政策的执行更多地体现为“自上而下”式的路径特点。基于这种科技政策发展信念，国家科技政策的主要研究目标是基础科学研究。为此，布什博士提出，“基础研究将导致新的知识，它提供科学上的资本。基础研究已经成为技术进步的带路人，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明确”。但是随着二战影响的不断消退，美国和前苏联等以军事发展为中心的科学技术竞赛也在逐渐“退烧”，围绕军事技术的科研活动强度也因此降低。但是，高度集中的国防军事导向下的科技政策体制使美苏等国过多地关注军事科研，而搁置了民用科技的发展。如美国在20世纪70—80年代的科研后备发展力量和工业技术发展都极大地衰退了，再加上1973—1974年和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更使美国等国家的经济出现了严重滞涨现象。至此，以国防军事为科技政策发展重点的政策信念影响力不断下降，以发展工业经济、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科技政策信念在不断增强。这两种信念之间的转变不是一帆风顺的，正是在信念转变过程中出现政策僵局，才最终导致政策学习进而引发政策内容的转变，体现在科技政策中则为“为工业经济而科学”的政策体系形成。此时，科技政策发展的信念为“以大力发展工业经济为首要目的”，人们认识到科技政策是由科技活动与军事、工业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组成的系统思想。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科技政策从优先服务于国防军事转变为优先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具体表现为一种集中式的工业经济发展模式。为了拓展工业经济发展之路，各国政府都加强了与大学、研究机构以及企业之间的联合，如美国政府于1980年制定了《史蒂文森———威德勒技术创新法》与《大学和小企业专利程序法》，允许多数联邦实验室将专利技术以排他性方式授予企业和大学，并鼓励私营部门投入更多的资源促进联邦成果的商业化，促进企业科技创新。早在1971年欧盟就发表了题为《科学、增长与社会：新的方向》的报告，该报告的基本思想是科技政策必须清楚地体现一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并提出为之服务的优先选择。这个新方向的提出响应了当时出现的新变化，但是这些新变化也带来了比过去军事技术更为复杂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因素。报告强调，需要对应用研究进行更大的社会控制，把科技政策拓展到包括整个政府在内的政策决策部门中。因为系统的科学应该由不同部门的研究计划所组成，一系列新的概念如使命导向、技术政策和社会相关性逐渐被带到科技政策研究的前台。20世纪80年代后期，技术创新经济学研究者提出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以此描述一个国家的专有因素对国家技术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美国政府在80年代中期就确立了国家创新体系，形成了公共与私营部门、大学、企业和研究机构紧密联系的网络，不断地产生和应用以技术知识为主体的新知识并将其转化为企业生产力。日本也逐渐从二战的破坏中恢复过来，战后30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日本特有的国家创新系统，即大力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进行改进、吸收和再创新等活动。一些国家或地区开始仿效日本的做法，不断鼓励产学合作。oeCD在1981年发表的科技政策报告，其实质就是通过积极的工业政策来刺激技术产生，鼓励大学和工业之间形成更为紧密和积极的伙伴关系。此时，将科学技术用于提升经济价值的信念开始在科学政策中占据统治地位，然而各国经过大力发展工业经济之后，各种社会和环境问题接踵而至。如单一追求技术发展所导致的人性异化，过度消耗各种自然资源所导致的资源浪费和枯竭，还有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科学技术伦理问题（人类克隆技术的合法性）等。以上出现的诸多问题致使以发展工业经济为科技政策重点的政策信念，逐渐被科技应该关怀人类发展、国家应大力发展民生科技造福民众的科技政策信念取代。进入90年代，经济全球化进程大大加快。
新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篇6
一、动能转换是经济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最重要的经济问题不是增长速度而是经济转型。经济转型是我国最重大、最深远的历史变革。中国经济转型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增长目标的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三是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变；四是经济增长速度的转变。具体讲，增长目标转变是指由追求经济增长高速度转向重视经济增长高质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指经济增长由出口带动、投资带动转向由消费、投资和进出口协同带动。经济增长动力的转变是指由生产要素大量、粗放投入所带动的经济增长，转变为由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速度的转变是指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
二、深化金融改革，支撑动能转换。深化金融机构体系改革。一方面要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的内在激励机制和外在约束机制，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和市场纪律，增强金融机构和金融机构体系的市场活力、国际竞争力、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和防控金融风险能力；另一方面要打破垄断，适当降低准入门槛，支持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和中小银行。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提高金融服务民生保障水平。深化金融市场体系改革。在现代社会，资源配置主要是以金融为载体的，金融市场能否有效配置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关键。金融市场体系改革的目标：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更加开放、更加包容、更具韧性的金融市场体系。金融市场体系改革的主要内容：增加金融市场的交易主体；丰富金融市场的交易工具；增加金融市场的交易工具；降低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扩大金融市场的交易规模。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真正讓金融资源从低效率的地方流向高效率的地方。深化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我国现行体制存在金融监管不协调、监管责任不落实等问题。因此，金融监管体系改革至少包括以下内容：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强化中央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强化各金融监管部门职责；建立监管问责制度。切实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保障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三、扩大金融开放，促进动能转换。放宽境外金融机构的准入限制。按照内外资同等对待的标准，在持股比例、设立方式、业务范围等方面，对中外资机构一视同仁。具体讲，放开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允许设立外商独资证券公司和独资寿险公司；取消对外资银行股东总资产的要求，取消对外资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的最低年限要求，取消对合资证券公司中方股东必须有一家是证券公司的限制；不再通过牌照数量限制合资寿险公司发展，研究给予独资寿险公司新的区域经营牌照。扩大国内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在债券市场方面，解决境外投资者在不同账户之间的头寸转换问题；引进境外机构分层托管，逐步与国际托管结算的主流做法接轨，建立多级托管模式和名义持有人账户；统筹考虑外资银行的整体实力和规模，在给予某些业务资格和发放金融牌照时给予外资银行一定差异化对待。在股票市场方面，一方面逐步完善沪港通、深港通；另一方面研究通过沪伦通和沪新通等方式联通国外资本市场，最终实现股票市场全面开放。有序实现资本账户可兑换。放宽境内个人对外投资的过度管制，推出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境外投资（QDii2）；参照负面清单加国民待遇方式，加快《外汇管理条例》修订工作；结合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在与现有政策和国内股票市场发展衔接基础上，允许少量符合条件的外国公司在境内发行股票。
四、坚守稳健中性货币政策，保障动能转换。中国经济面临挑战，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是结构性问题和体制性矛盾，而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如果我们为了解决结构性矛盾和体制性问题而不断加大总量刺激，可能适得其反，甚至饮鸩止渴。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是指，货币政策操作要保持稳健中性，适应货币供应方式新变化，调节好货币闸门，努力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维护流动性基本稳定。具体讲，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要职责是保持宏观经济发展的健康、稳定与可持续。力度较大的总量刺激政策，只能在特殊情况下使用的，不能经常使用。否则，可能造成经济改革停滞、经济结构扭曲、经济增长失去内在动能。为了保障新旧动能转换，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需要坚守稳健中性货币政策。
作者：王宇
新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篇7
[关键词]财政学；课程设计；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22-0115-02
财政学是研究财政在政府配置资源中的特殊作用及其运行规律，财政学课程在实现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将结合日常教学经验来探讨《财政学》课程设计与教学方式方法的改进。
1细心诱导，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对理论性知识掌握有一定欠缺，针对财政学理论性较强，教师要善于激发学生兴趣，比如适当结合内容放映并讲解与理论相关联的时政知识。比如，在讲解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使用时，要依据经济环境选择合适的政策，可以先放映次贷危机的记录短片以及我国出台各项政策措施的新闻短片，吸引学生兴趣，再深入财政学的基本原理，分析国家出台的各种经济调控政策是如果把财政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使学生对在什么经济背景下采用什么样的政策组合模式更加容易理解。这样，通过最新的新闻素材将国内外形势融入学习中，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这也是财政学理论结合当前经济具体情况的运用。
2精心设计，合理安排教学内容
财政学课程包含公共经济基本理论、税收税制以及财政政策等多项内容，要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在有限的时间内传授给学生更多的知识，掌握财政学的基本分析方法以及应用能力。特别针对应用型本科财政学课程学时少、时间紧的特点，对课程内容设计作出适当的差别安排：对理论性过强并且与财政学主干知识并不太紧密相关的一部分内容，包括公共选择理论，财政收入与支出的经济效应分析等内容，适当调整到课外作为优秀学生的选读内容，指导学生自学，不纳入正式课堂教学；对于与后续经济学主干课程有明显关联性以及政策实用性强的课程作为重点，让学生对财政学课程的核心内容扎实掌握，包括公共品基本理论、财政收支以及财政政策；对于与后续经济学课程有明显重复的部分，仅介绍基本原理，不展开，包括税收理论、税收工具等内容。如果学生很感兴趣，建议继续深入学习税法等专业课程。这样力争在有限的授课时间内，让学生了解和掌握尽可能多的核心知识，为以后的专业课程学习打下良好基础。
3潜心研究，不断优化课堂结构
课堂教学结构是教师顺利进行课堂教学的环节和程序的框架，合理的课堂教学结构是学生形成良好认知的手段和媒介。财政学是一门兼具理论、实证以及政策的课程，需要不断优化教学结构以适应课程要求，这样才能有效地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经济学分析能力。
首先，主动采用多媒体教学，提高课堂效率。多媒体教学与传统的教学手段相比，在声像、动画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能把枯燥、难懂，并相对静止的书本内容，变成易于接受、一目了然，并处于动态的屏幕画面，对学生感官的综合刺激较强，学生课堂的积极反映程度明显加强。这样通过引入多媒体教学，改变教学模式和方法，激发了学生兴趣，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直接参与课堂，另外，财政学多媒体教学也能减少板书时间，增加课程信息量，有效提高课堂效率。
其次，积极推广问题式教学，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在每个专题开始之前，应结合现实提出需要思考的问题，每堂课都让学生带着疑问来学习，带着解决问题的目的来学习，让学生自己先动脑筋思考，不要急于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学生在课堂中进入迫不及待想解决问题的情境；在学习完一个专题后，要给学生出一些新的练习题，温故而知新，这些练了复习到旧知识以外，还存在一些利用以前学习内容不能解决或解决起来比较麻烦的问题，以此引出新内容，采用这样的教学手段，让学生带着疑问，带着期待来听课，教学的效果肯定事半功倍。
再次，引入案例教学，组织学生课堂讨论。案例教学要选择与学生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比如财政学中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这一问题，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在哪里，市场失灵后政府财政该如何介入，可以围绕中国公共服务与公共品提供存在的问题，让学生主动搜集相关资料，对案例展开讨论，让学生去寻求解决问题的答案，突出了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学生探究问题的积极性。当然对于学生的发言，授课教师要认真引导，避免学生讨论变成辩论会，把学生拉回财政学理论基础，以得出正确的认识，这样学生对所学理论知识才有全面而又深刻的理解。
最后，合理安排课堂学术讨论与论文写作安排。比如，在学习财政收入规模这一部分内容，针对财政收入决定理论在不同国家，甚至不同的发展阶段都存在差异，组织学生讨论中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与变动规律，安排课堂讨论，特别是引导学生分析重大税制改革前后的中国财政收入的变动，并鼓励学生撰写相关学术论文，培养学生学术研究的兴趣与能力。
4耐心指导，尝试分层次教学
在教学中传统的大班授课，满堂灌式的教学方法不太可取，这样往往学生跟着老师掌握一些理论机械式记忆，自己仍然很难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因此要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循序渐进，培养学生掌握财政学基本原理和实际应用能力。其主要手段就是针对应用型本科院校学生层次差别大的特点，尝试采用分组分层教学，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得到提高。分层次教学法是指在教学中考虑到学生智力因素或非智力因素的影响，导致其在学习兴趣、学习态度、理解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从而针对学生的个性特点，提出差异化教学目标的教学方法尝试：对于经济学与数学基础较好的学生，可以鼓励其加强课外学习，主动提交相关科研论文；对于中等层次的学生，要认真吸收理解教室课堂教学内容，积极参与讨论；对于基础薄弱的学生，要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对于他们还没能接受的问题，要耐心讲解，多鼓励，并且告诉他们应该如何打好基础，该从哪方面努力，增强对财政学学习的信心。
财政学既是一门经济类专业的基础课程，又具有与时展紧密相关的实践性，任课教师要切实改进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以培养学生的经济学应用能力为导向构建教学内容，摒弃过去过分强调书本、以教师为中心的模式，强化课程的学生参与性，特别强调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筛选出教学的重点、难点，选择恰当的多媒体教学方式，使理论寓于现实性中，针对学生不同层次采取差异化教学安排，使学生通过一门课程的学习，掌握一种逻辑思维方法，学会一种思考的形式，毕竟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学习是终生的事业。
参考文献：
新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篇8
[论文摘要)(现代知识产权信息管理》是一部具有时代感和开拓创新内容的学术论著，分析了知识产权管理的时代背景、内涵及价值等，以并创性的研究视角有机融合了知识产权制度和政策学、工程技术、管理学等学科.拓展了知识产权制度研究和管理杆学研究的新领域。此外，还系统地构建了现代知识产权餐理的内客体系。所以说，该书不仅在理论上意味深长，而且具有较高的实践应用价值。
在信息化浪潮来势汹汹、知识经济已出露端倪的当代，信息尤其是创新性智力成果，无论是在世界范围还是在我国，都已日益成为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主要推动力量，其他资源的比较地位则呈下降趋势。相应地，围绕着信息尤其是创新性智力成果的利益冲突就愈发激烈和复杂，以创新性智力成果为客体的知识产权的重要性也日益彰显，它不仅成为社会法律生活中的重点，也日益成为社会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中的重点和焦点。知识产权与一个国家的经济、技术、社会甚至文化之间存在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它不仅仅只是一种法律制度，同时，也是一种经济制度、一种技术制度，还是一种管理制度。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是经济发展的根本保障，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则是知识产权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知识化社会发展进程的加速，尤其是随着网络技术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全方位影响与推动，知识经济发展、技术创新、社会信息化、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我国加人wto、国际化贸易活动等，都对知识产权管理提出了现实的迫切需求。
知识产权从产生到消亡历经创造、管理、保护、运用、权利消失几个环节，每个环节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其中知识产权管理最为重要。在整个知识产权工作中知识产权管理起着基础性、全局性的重要作用，无论是国家、地区层面，还是企事业单位层面均是如此。只有加强知识产权管理，知识产权的保护与运用才能得以实现。可见，知识产权管理在知识产权整个运行过程中占有不可小觑的地位。由马海群教授等编著的《现代知识产权管理》(科学出版社，2009年7月)是一部与时俱进、具有时代感的学术专著，应时代要求而产生，内容新颖，较其他同类专著更具创新性。书中，作者在继承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系统地论述了知识产权管理理论，并结合国家知识产权政策的需求和知识经济社会要求，以敏锐的思维和独特的视角，具体论述了知识产权管理的内容体系，在读者面前呈现出知识产权管理研究领域的一个崭新的成果—现代知识产权管理。书中研究内容的创新性和开拓性、论述的系统完整性、业务指导上的实用性等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1开创性的研究视角，有机融合了知识产权制度和政策学、工程技术、管理学等学科
传统知识产权研究主要有两个视角:一是法学的视角，强调制度的安全与秩序;另一个是经济学视角，强调制度的效力与效果。也有不少研究者还从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管理学及技术发展的角度，对知识产权制度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由于知识产权管理是知识产权制度的产物，其业务领域也必将随着知识与技术创新的进程而不断拓展。且在知识经济时代，围绕知识与创新过程，将不同视角对知识产权制度的研究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来看待的要求日益迫切，由此产生的必然结果之一是知识产权管理的集成性增强。马海群教授开创性地颠覆了知识产权的传统研究视角，将法学、经济学、政策学、工程技术、管理学等学科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重新审视知识产权管理，萌发了知识产权管理新的研究领域，即知识产权政策管理、知识产权文化管理、知识产权信息管理、知识产权技术管理等，并开创性地界定了这些领域所涉及的概念，利用相关理论阐述了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令人心悦诚服。
该书不仅将其他学科理论进行了有机融合，且拓宽了知识产权管理研究的领域，马海群教授在这方面所做的研究和大胆尝试具有开拓性，弥补了知识产权管理研究领域的多项空白。同时，该书在研究内容方面又极富创新性，具体体现在:(1)该书新颖性地借鉴了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和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实践经验，用于解决我国知识产权管理面临的问题。如在知识产权政策管理、文化管理等章节都有借鉴国外的知识产权管理经验，并对改进我国知识产权管理现状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具体地说，作者借鉴国外先进的商标信息管理系统，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商标信息管理系统等;(2)紧跟时展的步伐，积极吸纳国家政策文件的思想，使研究内容富有时代气息，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如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中提出的第7条措施指出“要加强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该书正契合国家政策的需求，在知识产权文化管理一章中专门探讨了知识产权人才培养政策与措施，这对我国知识产权人才的壮大和培养具有深刻的指导作用;(3)突破已有研究成果和固有思维模式的限制，开拓性地开展相关研究。如知识产权战略是知识产权政策的一部分，属于知识产权政策体系中统摄性政策，很多研究者都将其纳人到知识产权政策管理领域内，而该书作者为突显知识产权战略的重要性，突破固有思维模式的限制，另辟蹊径地将知识产权战略进行单独论述。又比如，在论述知识产权技术管理这一章节时，作者并没有被局限在技术措施的框架内，一味地单纯强调如何改进和加强技术措施来完善知识产权技术管理，相反的是，作者联系行政、法律等手段一起加强技术措施的知识产权保护，这种跨领域的研究势必会对知识产权技术管理起到更佳的效果;(4)有机融合了其他学科的理论，创新性地提出了很多新的概念和理论。如在无缝嫁接了政策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知识产权政策的内涵、本质特征和功能。又比如，融合了信息管理这门学科的相关知识，提出了并不被人们所熟悉的知识产权信息这一集合概念，并对现有资料进行充分挖掘，形成了知识产权信息管理这一领域，这是该书作者的独创，作者以集成思想提出并论证网络环境下知识产权信息概念，重点研究知识产权信息特征与功能。由于知识产权信息管理这部分内容是作者最重要的创新点，将在本文的第二部分专门分析。
在书中，作者做了大量的交叉研究，其意义在于:首先，知识产权管理是对知识产权制度的有效运用。知识产权法制管理，为知识经济所需的知识进人市场提供了法律保障，促进了知识经济的健康发展，对知识产权法学建设也是一种补充和丰富;知识产权政策，是发挥知识产权作用的重要手段;知识产权文化的本质在于创新，知识产权文化管理，为知识经济的发展注人了新的文化;知识产权技术保护成为法律保护、制度保护、经济驱动之外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基础和保障，知识产权技术管理，有利于推动技术保护进人法律保护框架;作为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和知识产权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产权信息管理，将促进知识与技术创新、促进企业建立知识产权管理机制、促进高新技术向生产力的转化、促进知识产权的国际交流。其次，从分支学科建设的角度，丰富和完善了管理科学学科研究内容和学科体系结构，从知识产权信息管理、知识产权技术管理、知识产权文化管理、知识产权政策管理等分支研究领域角度，对管理科学研究的完善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因此说，现代知识产权管理是管理科学研究分化发展的一种重要体现及新兴研究领域，这种研究及其所取得的成果，进一步启发人们思考管理科学其他新的研究领域，为人们研究管理科学其他分支学科提供有益的、可资借鉴的研究方式和思维模式。
2开创性地提出知识产权信息理论
马海群教授将信息管理与知识产权管理进行了有机结合后，提出了知识产权管理信息这一创新性概念，国内尚未有其他学者提出这一概念，属于作者独创性研究成果。狭义的知识产权信息是指表征知识产权权利属性的信息，这种属性既包括知识产权权利作为整体的属性，又包括知识产权内各种具体智力成果权的属性，同时，知识产权信息又是表征知识产权保护客体内含的信息，它包括专利信息、商标信息、版权信息、技术合同信息、涉及知识产权业务的竞争信息等等。广义的知识产权信息则是表现知识产权存在状态的信息，除表征知识产权权利属性外，一切围绕知识产权发生、发展、变化的信息，如知识产权政务活动、知识产权制度演化、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运行状态、知识产权法律活动、知识产权贸易活动、知识产权数据、知识产权声明、知识产权利益主体等，都可被看作是知识产权信息。并认为知识产权信息的本质是知识产权存在方式和存在状态的表征，知识产权信息是知识产权的重要属性之一，是显示知识产权存在的一种属性，知识产权信息又是人们认识和利用知识产权的中介。知识产权信息除具有信息的一般特征，如普遍性与寄载性等外，还具有自身独特属性:一是法律规定性，即知识产权信息是依据法律而存在的，法律规定着知识产权信息的种类、范围、数量、时效等。二是特殊时效性，即广义知识产权信息、知识产权保护客体内含信息具有一般信息的时效性，而知识产权权利信息却具有特殊时效性。知识产权所具有的时限性特征，决定了权利信息的这种特殊时效性，当知识产权失去法律效力后，知识产权权利信息随之消亡。
书中不仅阐述了知识产权管理信息的概念，并对知识产权信息的特征、内涵、功能进行了深人分析。知识产权信息已成为人们从事政务活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法律规范及文学艺术创作等社会经济活动必不可少的重要信息，具有独特的显著特性，如①既是文献信息，又是非文献信。主要原因是知识产权信息以法律规定为载体，但又可借助文献载体之外的其他载体来表达、传播与利用，完全脱离原载体，故既是文献信息又不是文献信息。②既是静态信息，又是动态信息。知识产权信息在某些情况下以静态的形式存在于各种知识产权文献之中，但是在更多情况下，以动态的形式存在于知识产权相关活动之中。③多为公开化信息。智力成果公开是获得知识产权的法定条件之一，另外，国家设立知识产权的目的是促进智力成果公开，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④信息量大、内容广泛而独特。信息量大是因人类的智力成果涉及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独特是因知识产权将受国家法律保护，未经许可而开发、采用、转让知识产权信息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结构完整而又清晰、系统地构建了知识产权管理的内容体系
现代知识产权管理内容体系划分的既有条理又清晰，各章节间表现出很强的逻辑性和完整性。从研究角度看，论证充分而又精辟入微，不仅有宏观论述，如介绍了知识产权管理的时代背景，分析了知识产权管理的内涵、构成及价值等;又有微观分析，如不同种类知识产权的法制管理、行政管理和技术管理，不同类型主体的知识产权文化建设与管理和知识产权战略管理，知识产权信息分布与收集、组织与传播、检索等不同运作环节的管理等。在研究对象方面，知识产权管理主要研究的是知识产权的宏观调控和微观操作过程中的各方面关系及协调方法。从知识产权管理的主体看，该书主要集中在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国外主要国家、我国及其企事业单位等这几种主体的知识产权管理内容的阐述和分析;从知识产权管理的客体看，该书是针对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和其他知识产权管理这几种客体来研究各知识产权管理的分支领域的。
现代知识产权管理涉及法律、政策、文化、行政、经济、技术、信息管理等诸多方面。这些知识涉及的学科众多，内容繁杂分散，研究内容的跨度和把握的难度都极大，为此作者进行了充分的调研，从一系列分散的、混沌的侧面出发，通过分析与论证知识产权管理学的基本定位、知识产权管理学的范围和研究对象，认为将知识产权管理定位为对知识产权各方面的宏观调控和微观操作，更具有说明力，因为不论是国家或政府还是企业乃至全社会，都面临着强化知识产权管理的历史课题和使命。沿着上述思路，最后系统地构建了一个相对较为完整而又清晰的现代知识产权管理理论体系，从9个方面构建并拓展知识产权管理的内容体系，包括:知识产权法制管理、知识产权政策管理、知识产权文化管理、知识产权行政管理、知识产权经济管理、知识产权技术管理、知识产权信息管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管理、企业知识产权战略管理九大模块。并由此构建该书体系，同时也作为该书作者对知识产权管理内涵及知识产权管理学科内容体系的一种新认识。作者所构建的这一理论体系是管理科学的重要分支，体现出管理科学体系的分化演变，这是符合现代学科发展既综合又分化的基本方向和发展趋势的。
4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理论与实践是一对孪生姊妹，理论的价值体现在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作者的研究建立在大量实践调查基础上，比如，选取世界组织的文献和国外主要国家的知识产权网站研究国外知识产权文化建设与管理现状，对国外知识产权信息网站进行调研并配以截图研究知识产权专门搜索引擎模型的技术思路，比较分析国外主要国家的知识产权政策管理现状，用以研究改善我国知识产权政策管理措施等。作者通过对知识产权网站的实地考察与分析，来揭示现代知识产权管理的新形势和新特点。作者还结合了很多国内外的案例开展研究，不仅较具有说理性、让人容易信服，而且能够展示现实知识产权管理过程中的潜在问题，并提出了一些解决思路和方案。比如，2005年我国暴发的dvd行业的退潮，unionbeheerb.v.公司等依据“337条款”起诉我国强化木地板生产和销售行业等，这就形象地展示了国际贸易中的反倾销问题，启示我们应不断完善知识产权的资产管理，警醒我们知识产权资产管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应该及早策划出一些预案。
新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篇9
一、专题复习关注单元主题的必要性
一是从高中历史复习课教学的要求看。历史专题复习是在课时复习的基础上进行的，它具有整体性和综合性，强调课文专题内容的整合和单元基本思想的提炼。专题复习课应在单元主题的指导下，通过联系、对比、综合、分析等思维活动使学生理解历史知识间的关系，构建专题知识体系，认识历史现象的本质，升华对专题知识的理性认识。并通过专题训练提升学生对单元主题的认识，提高学生思维水平，进而实现专题复习目标。所以，抓住单元主题是提高专题复习质量的必然要求。
二是从高中历史教材编写的思路来看。现行的高中历史教材把课时内容和单元内容结合起来，构成一个个学习专题，使同一专题内容集中于一个单元，便于体现历史的演变过程和反映专题知识的内在联系。每个单元的内容都反映了特定的主题，即本单元的核心思想。这一编排方式要求我们在专题复习中把握单元主题，并利用单元主题整合专题知识，挖掘专题内容的思想内涵，实现对课时内容复习的深化。所以，围绕单元主题复习是符合教材编写特点的。
三是从近年来的高考试题的特点来看。近年来，各地高考历史试题的“主题”特征非常明显，试题的特点是以某个主题为中心，将主要考点联系起来，实现知识的重组和建构，并围绕主题组织材料和确定设问，解题的关键是要准确把握好试题的主题。如2014年全国文综Ⅰ卷第41题以“抗日战争为全民族的抗战”为主题，要求学生围绕主题对60年代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目录提出修改意见和理由，让学生用正确的史观去认识七十年前这段抗战史；又如2015年高考天津卷第12题以“人类不同文明的统一性和差异性”为主题，将古代中国和希腊、罗马的重要历史事件进行对比，要求学生运用全球史观的理念和方法去探究问题。从“主题创设”的特点来看，开展主题教学是适应高考发展趋势的。
二、单元主题确定的主要依据
单元主题的确定，既要体现本单元学科内容的学术性，符合学科特点，更要遵循新课程标准，体现课程教育的价值。“主题的确定是一个从历史材料到历史认识的归纳、提炼过程，也是在旧认识基础上的再认识的过程，它包含对教师教育思想、历史认识、史料积累、思维论证等多方面能力的考验。”[1]那么，如何确定单元主题？如何围绕单元主题开展专题复习？下面以人教版必修二第六单元《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调整》为例进行说明。
（一）基于模块主题挖掘单元主题
新课标历史教材分成若干模块，每一个模块都有一个鲜明的主题，主题是各模块的“灵魂”。在模块教学下，每一单元主题的确定都必须完全服从于实现模块学习目标的需要，并上升到模块主题的高度。必修二教材主要反映人类经济文明的发展过程，体现了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不断创新。所以，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调整是人类经济文明向前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了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艰难与智慧，也由此而成为历史发展的趋势。我们应从经济文明发展的高度来看待这场经济政策的调整。
（二）基于课程标准要求提炼单元主题
中学历史课程标准所提出的学习要求反映课程内容的教育价值和应实现的教育目标。我们可从课标的要求出发，分析提炼专题内容的学习主题。围绕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调整，我们可以把课标的总体学习要求理解为：明确资本主义的经济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应适时进行调整，从罗斯福新政的措施中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调整的主要特点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重点理解罗斯福新政对资本主义经济新体制形成和完善的历史性贡献。
（三）基于课文内容剖析单元主题
“教学主题是否突出取决于教师对教学内容的深度解读和对教学文本的合理再造。”[2]我们应立足本专题的核心思想，审视该教学内容中所渗透出来的独特价值和内涵特征。从教材单元导言和主旨内容中可认识到本单元的内容核心是国家对经济政策的干预；本质是政府通过法律的手段，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对美国经济制度进行深刻改造；内涵是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使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其意义在于不仅使美国资本主义制度获得新的生命力，成为继续发展的新起点，而且给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提供了范例。
（四）基于现实生活发现单元主题
以史为鉴，服务现实社会是历史教育价值之所在。历史课堂教学中的主题定位，同样也可以从现实生活中寻找角度。作为经济现代化探索中的罗斯福新政开创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体制。在这一新体制下，不再使经济放任自流，不再让社会缺乏保障，而是让国家充分担负起调节经济、安定社会的责任。探讨历史上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调整和变化，对于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通过深化改革以促发展、惠民生具有借鉴意义。
据上分析，本单元的主题可以归纳为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调整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罗斯福通过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促使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新政的实施是人类经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阶段，我们应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罗斯福新政中汲取有价值的东西。
三、单元主题在专题复习课上的运用
“单元主题的确定仅仅是进行专题复习的基础和前提，单元主题的呈现与引导才是实现主题教学的主干和关键。”[3]通过单元主题的呈现与引导加深学生对专题内容的感悟，以期专题复习目标的实现。
（一）围绕单元主题确定复习目标
历史专题复习就是要围绕单元主题从特定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中获得独特的历史感悟，提升对单元内容内涵的认识。所以，我们要结合单元主题，提出富有学科价值的核心目标。依据本单元的主题我们确定了如下复习目标：理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制度与政策原因；通过对罗斯福新政措施的分析理解罗斯福调节生产与市场关系的改革机理，认识罗斯福新政对人类经济文明发展的贡献；梳理资本主义经济政策的演变趋势；认识罗斯福新政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借鉴作用。
（二）围绕单元主题构建知识体系
复习目标确定后，就要围绕目标选择主要内容来支撑、演绎单元主题，所选择的内容要明确而集中地体现并服务于单元主题。在选择内容时，要深入理解主题立意的核心观点，选择能有效阐释和佐证主题立意的主干知识，以突出单元主题；要根据学情确定教学的重难点，对教材内容有取有舍、有详有略；要适当拓展教材内容，深挖教学内容的内在特征；注重专题内各课内容之间和专题内容之间的联系和沟通，实现教学内容的综合化。总之，要站在用主题构建整体课堂的高度，围绕特定主题组织、整合相关教学内容，使“历史教学内容都能够串联起来，成为有迁移力量的知识群，形成宏观、思辨和开放的大历史”[4]。
就本专题而言，我们要紧扣课文中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这个核心要素进行知识整合，将经济危机、罗斯福新政、战后资本主义新变化，包括金融、贸易体系的建立整合到专题知识体系中。围绕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分析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梳理罗斯福新政的措施，拓展对罗斯福新政影响的认识，并将战后世界经济体系的建立等纳入到知识体系中来。在专题复习的基础上再围绕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跨时代的纵向整合，梳理出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发展变化的基本脉络；通过跨地域的横向整合，对比资本主义的美国和社会主义的苏联、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说明人类经济体制的多元化特征，反映人类的经济活动应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三）围绕单元主题进行问题探究
对单元主题的正确认识是学生通过对问题的主动思考和分析而形成的。为了提升学生对单元主题的认识，我们应围绕单元主题选取恰当的史料，并立足这些史料，设置可探究的又能体现单元主题的问题，指导学生阅读和分析。让有效的史料演绎单元主题，用可探究的问题彰显单元主题。如围绕罗斯福新政对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应从中汲取有价值的东西这一主题，设置如下一组材料供学生阅读和思考。
材料一经过罗斯福“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段时间里的高速发展和改革，资本主义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列宁指出的垂死的、腐朽的状态，重新恢复了生机。……阶级矛盾缓和，社会相对稳定。这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历史性进步，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部分的但是重要的质变，标志从传统资本主义转变为现代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5]。
材料二其意义是消灭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列为政府职责和社会的目标，帮助“不幸者”是全社会的责任。例如传统的观念是，只有资本家认为有利可图时才雇用工人，这是天经地义的；现在规定了最低工资福利，不仅是从法律观念出发，而且是一种公认的正义的观念[6]。
材料三尽管罗斯福新政距今已经近70年了，但对我们当今社会仍然具有启迪作用。
我国现在进行的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竞争，竞争必须在公平的环境下进行。在市场经济中，真正公平的竞争环境，是不能由市场机制自我生成的，而需要由政府来调节，罗斯福新政时期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的措施仍有存在的必要[7]。
各种版本的高中历史教材对罗斯福新政意义的分析都局限在对美国资本主义经济恢复的作用上，我们如何拓展对罗斯福新政意义的认识呢？上述材料是我国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罗斯福新政所做的种种评价。材料一从制度革新的角度，突出罗斯福新政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史上的地位；材料二从民主政治的视角来评判新政，肯定了罗斯福新政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行为；材料三则点明了罗斯福新政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借鉴意义。通过对以上材料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新政的积极效应不仅在于经济方面，还有其政治意义；不仅超越了时空，也超越了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从中汲取智慧。所以，通过提供材料引导学生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问题，不仅训练了学生灵活而开放的思维能力，而且开拓了学生的认识视野，提升了学生对罗斯福新政价值的认知水平，使学生认识到新政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重要意义，深化了学生对单元主题的认识。
参考文献：
[1]黄永友.浅谈主题教学与高考备考[J].中学历史教学，2012（9）：50.
[2]朱可.高中历史课堂教学应如何提升教学立意[J].历史教学（上半月刊），2013（11）：23.
[3]王继平.论历史科“主题化”课堂教学[J].历史教学问题，2012（3）：121.
[4]陈春露.关于新课程下高中历史实施主题教学的思考[J].历史教学，2010（12）：18.
[5]陈启懋.罗斯福新政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开端[J].美国研究，2006（2）：142.
新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篇10
一、财务政策的一般分析
在一般意义上，财务政策是指政策主体制定的用来规范、引导、激励和约束财务行为一套指南和规则。它具有以下特点：（1）财务政策是在一定理论指导下以现实为依据制定的，因而它介于理论和实践之间；（2）财务政策对财务行为起着规范、引导、激励和约束作用；（3）财务政策是通过主体的活动直接或者间接地予以贯彻实施的。
财务政策有不同的主体，从而有不同的目标取向、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反映了政策主体的不同偏好。在我国，财务政策的主体表现为国家和企业两个方面。
从国家这个主体来说，财务政策是国家以财务法规的形式，对企业财务方面所进行的范在这里，财务政策的目标是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一种配合，对企业财务活动进行规范和限制；财务政策的内容包括资本来源渠道和使用方向的规定、现金管理办法、固定资产折旧办法、成本开支范围和标准的规定、销售收入、利润及其分配政策的规定；财务政策的表现形式是财务法规，具有明显的外在强制性。这种以国家为主体的财务政策，我们称为强制执行性财务政策。
从企业这个主体来看，财务政策是一套自主的财务行动指南和规则。财务政策的目标是配合企业经营政策，调整财务行为，提高财务管理效率；财务政策的内容包括负债经营政策、企业信用政策、营运资本管理政策、固定资产折旧政策、工资分配政策、股利分配政策以及在企业改制、改组、非经营性资产剥离中一些特殊的财务政策；财务政策的表现形式是一套自主灵活的财务策略，具有较强的选择性。虽然这类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通过行政系统，借助于行政的力量，但一般地说，财务政策对财务行为不具有直接的强制性，它是通过自主选择的方式间接地影响财务行为，便之符合财务行为目标。这种以企业为主体的财务政策，我们称为自主选择性财务政策。
在传统经济体制下，财务行为是一种被动的行为，财务政策也基本上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强制性财务政策，供企业选择的余地非常有限。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特别是具有法人地位的财务主体的确立，自主选择性财务政策成为理财人员自主理财的外在表现。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财务政策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财务政策是实现整个企业经营政策和财务战略目标的重要保障；财务政策决定着企业财务资源配置和利用的取向和效率，是规范和优化企业理财行为的重要基础；财务政策为企业财务管理提供了基本制度框架；财务政策还是企业重大决策的重要内容。
二、财务政策的选择
财务政策的选择不是可以随心所欲的，而是要受着多种因素的制约。不同的财务政策会受到不同因素的约束，但一般来说，每一种财务政策都会受到经济波动周期、企业发展阶段、企业增长方式、企业财务战略以及心理因素和预期的制约。
（一）经济波动周期。经济波动一般是指宏观经济运行过程申交替出现的扩张与收缩、繁荣与萧条、高涨与衰退现象。现代经济波动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率的波动上。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现代以工商企业为主体的经济总体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甚至是经济系统存在和发展的表现形式。我国经济周期具有的直观表现特征是：（1）周期长度不规则，发生频率高。有学者测算，在我国过去的时间里，经济周期的平均长度为4.6年，离差为1.9年；（2）波动幅度大。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系数的平均值为11.33，高出发达国家几倍；（3）经济周期波动是收敛趋势，周期长度在拉长，波动幅度在减小；（4）经济周期内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高涨阶段总需求迅速膨胀，在繁荣阶段过度繁荣，在衰退阶段进行紧缩性经济调整，严格控制总需求。
从财务的观点看，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要求企业顺应经济周期的过程和阶段，通过制定和选择富有弹性的财务政策，来抵御大起大落的企业震荡，以减少它对财务活动所造成的影响，特别是减少经济周期中上升下降抑制财务活动的负效应。财务政策的选择和实施要坚持以资本收益最大化为中心的财务政策思想，与经济运行周期相配合。在经济复苏阶段，增加厂房设备，采用融资租赁，建立存货，开发新产品，增加劳动力。在经济繁荣阶段，实行举债经营，扩充厂房设备，继续建立存货，提高产品价格，开展营销策划，增加劳动力。在经济衰退阶段，停止扩张，出售多余的厂房设备，停产不利产品，停止长期采购，削减存货，减少雇员。在经济萧条阶段最好在经济处于低谷时期，建立投资标准，保持市场份额，压缩管理费用，放弃次要的财务利益，削减存货，减少雇员。所以，企业理财人员要跟踪时局的变化，对经济发展阶段作出恰当的反应。要关注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深刻领会国家经济政策特别是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的变化对企业财务活动可能造成的影响。
（二）企业发展阶段。每个企业都要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最典型的企业一般要经过初创期、扩张期、稳定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应该有不同的财务政策与之相适应。首先，企业财务政策思想必须着眼于企业未来长期稳定的发展，具有防范未来风险的意识。企业财务政策目标必须考虑到企业发展规模、发展方向和未来可能遇到的风险，并根据环境的变化及时地作出调整，以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其次，企业应当分析所处的发展阶段，采取相应的财务政策。在初创期，现金需求量大，需要大规模举债经营，因而存在着很大的财务风险，股利政策一般是非现金股利政策。在扩张期，虽然现金需求量也大，但以较低幅度增长，有规则的风险仍然很高，股利政策一般可以考虑适当的现金股利政策。在稳定期，现金需求量有所减少，一些企业可能有较多的现金结余，有规则的财务风险降低，股利政策一般是现金股利政策。在衰退期，现金需求量持续减少，最后发生亏损；有规则的财务风险降低，股利政策一般采用高现金股利政策，直到发生亏损。最后，企业财务活动要适当减少对外的依赖性。现代企业之间的联系是密切的，但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有权根据市场需要组织生产和经营，具有后己独立的一面。企业在参与市场活动时，要保持自己一定的独立性，以免成为“多米诺骨牌”的牺牲品。
（三）企业经济增长方式。低水平重复建设与单纯数量扩张的经济增长，是我国企业长期以来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由于这种增长方式在短期内容易见效，表现出短期高速增长的特征。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技术水平和资源配置能力的配合，企业生产能力和真正的长期增长，实际上受到了制约。因此，企业经济增长的方式客观上要求实现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的根本转变。实现这种转变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科学选择财务政策。一方面，调整企业财务投资政策，加大基础项目的投资力度。企业经济真正的长期增长要求提高资源配置能力和效率，而资源配置能力和效率的提高取决于基础项目的发展。虽然基础项目在短期内以带来较大的财务利益，但它为长期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所以，企业在财务投资的规模和方向上，要实现基础项目相对于经济增长的超前发展。另一方面，加大财务制度创新力度。通过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现代企业财务制度，既可以对追求短期数量增长的冲动形成约束，又可以强化集约经营与技术创新的行为取向；通过明晰产权，从企业内部抑制掠夺性经营的冲动；通过以收益最大化和本金扩大化为目标的财务资源配置，限制高投人、低产出对资源的耗用，使企业经营集约化、高效率得以实现。
（四）企业财务战略。企业财务战略是选择财务政策的重要依据，企业财务战略是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根据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和企业的经营方针、经营战略，对财务活动的发展目标、方向和道路，从总体上作出的一种客观而科学的概括和描述。企业财务战略具有以下特点：（1）从属性。企业财务战略是经济发展战略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虽然它具有自己的特色，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但是，企业财务战略仍然要服从于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和企业经营战略。（2）长期性。企业财务战略总是立足于全局和长远的需要，对财务活动的发展所作出的判断，而不是局限于局部和近期的主观要求和具体措施。因此，企业发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立足当前，放眼未来。（3）综合性，企业财务战略的制定和实施要综合考虑影响企业财务活动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只有综合考虑这些因素，才能在企业财务战略的实施过程中，防范财务风险，减少财务活动中的风险损失，实现最大的财务效益。
企业财务战略包括战略思想、战略目标和战略计划三个基本要素。战略思想是企业制定和实施企业财务战略的指导原则和基本理念，它决定着战略目标和战略计划的制定。战略目标是企业在较长时期内财务活动的具体目标，它既是制定企业财务战略的出发点，又是战略实施的最终成果。企业财务战略目标应当符合企业经济增长目标、竞争实力目标和生活品质目标，并具有激励性、定量性和前瞻性。在企业财务战略体系中，它是企业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战略计划是将战略目标系统化和具体化，作为企业在一定时期内财务活动的行动纲领。在战略计划中，首先要明确战略重点，即明确对实现战略目标具有决定意义的主导环节、关键部位和企业财务活动中的潜在优势和薄弱环节；其次要做好战略布局，即对战略计划特别是战略重点的实施所要经过的步骤，进行合理的安排，以便将企业有限的财务资源，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通过财务调节合理地进行配置；最后要制定战略对策。每一个战略步骤要制定相应的战略对策，以便将战略计划落到实处。在一定意义上说，财务政策是战略对策的组成部分。
（五）心理与预期。财务政策的选择还必须考虑心理与预期这一常常被人们忽视的重要因素。所有关于人类行为的假设和分析，都是以人类所具有的某种心理作为依据的。在财务活动中，财务行为也有其心理的一面，甚至这种心理的因素表现得还很明显，而现行财务理论研究基本上把这种心理因素排斥在外。
财务行为涉及到人们对未来的预测或预期。预测或预期是决策者对未来的一种判断。其中隐藏着心理因素。例如，决策者依据现实价格进行决策，预期这一心理因素表现为现实价格在未来将保持不变，但事实上价格是完全可能变化的。预期的存在，判断失误就不可避免，未来的不确定性也就随之产生，预期涉及的时间越长，不确定性就越大。而对未来判断的失误，会使人们在心理上产生一种盲目乐观或悲观的情绪反应。在这种情绪的影响下，判断失误进一步强化，财务行为的非理性化进一步加强。在企业财务景气时，人们受乐观情绪的支配，过高地估计财务收益，过低地估计财务成本，持续增加资本投入，从而创造出更大的、虚假的资本需求，随着财务资源投人的不断增加，财务景气的背后正孕育着财务危机；相反，在企业面临财务危机时，人们受悲观情绪的支配，持续减少财务资源的投人，过分抑制资本需求，财务资源投入不断削减，从而使财务危机从一种潜在的演变成现实的。所以，从行为理论的角度看，乐观或悲观情绪不仅是财务行为中必然出现的现象，而且也是财务波动中的诱导因素，这种因素进一步扩大或者遏制了财务波动。心理理论能够解释财务扩张和紧缩的积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