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财政政策篇1
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从我们开始的，世界上早就有这种理论，也早有这种实践。[1]萨缪尔森第10版《经济学》中就有“积极财政政策”的概念，[2]斯坦利•费希尔、鲁迪格•唐布什的《经济学》也有同样的表达。[3]在国内出版的著作中，也早就有“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用法.积极的财政政策意指政府密切注视经济的变动趋势，预测未来的经济发展，在税收和政府开支方面采取有效的对策，以实现一定的宏观调控的政策目标。[4]我们对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基本认识是：
（1）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下面两个涵义上界定的：一是与自由市场经济时期政府“不干预”相对而言的，消极政府变为积极政府；二是与财政政策中的“自动稳定器”相对的，是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或斟酌使用的财政政策的另一种表达。
(2)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只是扩张的财政政策，它包括扩张的、收缩的和中性的三种操作方式，服务于经济稳定、充分就业的目标，是“逆经济周期调节”的政策。我国1998年开始实施大力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当时以“积极财政政策”名之，是出于“中国特色的”特殊考虑。如果未来的经济景况需要紧缩性的财政政策，那也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政策取向发生了转变，不能说那就不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了。
(3)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周期性政策，而不是短期政策。从政策运用的时段看，即使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不好说是短期的或长期的政策。一、二年算短期，还是三、四、五年算短期?很难说清楚。20世纪30年代经济萧条时，美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持续地用了至少六、七年时间，直到经济基本恢复，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美国实行了10年以上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完成了结构调整。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意义在于推动或拉动失衡的经济，使其生成内在稳定发展的动力，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因此到底要用多长时间，要看它是不是“完成了任务”，经济运行是不是继续需要。经济资源的有限性、财政规模占gdp的比重有一个限度、财政政策作用有其局限性等等这些不是“积极财政政策是短期政策”的理由，决定政策“长短”的是整体的经济状况。
(4)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政府调控经济的常规性政策，而不是所谓“特定的政策”。近现代以来的经济实践表明，经济在周期性波动中增长是一种。常态”，因此，也不能说积极的财政政策是特定的政策，只能说在不同的经济背景中要有不同的操作选择罢了。1998年以来的特定经济条件，需要财政政策发挥比以往更大的作用。“政策作用的大小”，实际上是扩张程度的大小，不能说明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特定的”。事实上，不同经济景况下的政策选择就其扩张或收缩的程度而言总有大小之分，总是“特定的”。
(5)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多种手段的组合。即使是其中的扩张性政策，也不只是赤字、发债一端，它还包括减税、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调整经常性支出结构等多种政策手段，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一个政策组合。近两年采用的手段主要是公债，以后不可能总是这样，一个时段有一个时段的主体政策手段选择。比如说，要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刺激经济增长，主体的政策手段就应该是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了。
(6)“扩张的”或“紧缩的”政策并没有“好”、“坏”之分，它们都是政府为矫正经济失衡而采取的措施。能促进经济稳定、平衡地增长就是好的；相反，就是不好的。
在今后经济调整的相当长时期，内需不足的状况将继续存在，经济增长的压力将取代通货膨胀的压力成为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在此景况下，扩张性财政政策就是一种必然选择。这样看，扩张性财政政策是要继续实施下去的。到什么时候停止，要看经济景况的变化。当然，政策的性质和任务要“与时共进”，政策的力度、作用、方向、手段组合等应依据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发展的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我们认为，财政风险不是来源于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而是来源于不健全的财政制度和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如果财政制度漏洞百出，不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财政也有风险；或者，财政政策的资金“打水漂”，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并通过由经济增长带来税收的增加，那就肯定会埋下风险的种子。
二、近期及未来财政
政策操作的着力点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反周期、调控经济是财政货币两大政策及其
它政策的组合运用。但近年来的情况却是一冷一热。事实上，独立的货币政策或独立的财政政策是不存在的，最典型的是国债，它本来就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点；再者，两大政策又各有其长，必须结合使用，取长补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决定于政府的选择；政府的选择又根源于经济的需要与两大政策的特性和作用。现在看来，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选择要有一个新的思路。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政策设计上，都要进一步强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有两个基本点，一是松紧搭配．二是两种机制的契合。
在松紧搭配上，在目前的情况下，明显的是应该采用松的货币政策，配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两者共同发挥作用，促进经济尽快走向良性循环。目前的主要问题是通货紧缩而不是通货膨胀，从全社会储蓄、投资和消费的存量及发展趋势看，高储蓄率、高储蓄倾向和低消费倾向、低投资倾向明显存在，引起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在机制的契合上，一方面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应该为货币政策发挥作用拓展空间，提供条件。如适当增加财政贴息资金的规模，扩大贴息政策的适用范围。用财政资金支持建立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为中小企业融资创造条件；等等。另一方面，货币政策要为财政政策创造宽松的市场环境，使财政政策适应、促进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机制的形成。如，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建立在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的基础上，金融通过自身经营机制的转变、管理水平的提高、盈利能力的增加，避免和化解金融风险，而不应该把财政作为兜底儿的口袋。金融体制改革应该尽快拓宽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融资渠道，如果这些企业继续得不到融资支持，那么财政政策永远也不可能产生“汲水”的作用，最终导致计划机制的强化和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隔离格局的固化。要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使利率真正成为引导企业投资的信号。完善和扩大公开市场操作，使之成为吞吐基础货币、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市场利率的政策工具。逐步放开让商业银行自主购买和持有各种债券。通过证券质押贷款等途径逐步放开证券公司、投资基金进入同业折借市场，支持资本市场发展。
2．财政政策目标的调整：从追求经济增长到关注经济发展
我国1998年开始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将目标定位于经济增长，取得了相当的成效。近几年来的增长速度都在7％以上，这个速度如果是实的，即是一个了不起的高速度。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看，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增长速度必然要放慢。只要也只有gdp的增长是实实在在、有效率的，人民的福利水平就会也才会提高。现在我们不应再一味地追求速度、应该由追求经济增长到关注经济发展。经济增长自然是最重要的，但不是全部。过度地专注于经济增长，而将其孤立起来必然会破坏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水落石出，问题暴露了，现在正是我们进行结构调整的大好时机。
(1)促进经济发展：在推动经济结构演进中实现经济增长．核心是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
经济发展的实质是由经济结构变化带来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经济总量扩张。结构变动是经济发展的本质规定。在经济结构演进过程中，总量会短期收缩，但长期效果必然是带来新的扩张。马克思说固定资本更新是经济周期的物质基础，就揭示了这个规律。在一定意义上说．结构演进就是在总量扩张与收缩的过程中实现的。目前我国的财政政策应确立促进结构升级的目标。
经济发展中结构演进包括制度结构、城乡结构、要素配置结构、产出结构、贸易结构、消费结构、分配结构等的全方位进步。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是稳步提高的。现阶段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是制度结构、城乡二元结构和分配结构调整，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和消费
结构升级内含于城乡二元结构调整之中：13亿人口中9亿农民衣食用远未满足，消费结构向万元、10万元商品升级只是城镇居民的要求；与此相适应，产业结构升级也只是基本适应了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对农民来说，现有的产业结构与他们的需求结构是脱节的。
建国以来的经济发展，是在城乡隔离的状态下推进的。城市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时至今日、城市市场的产品大大超过其自身的需求，如果没有外部市场已很难维持继续增长。与此同时，农民被禁闭在传统农业社会，生产方式落后，有效需求不足，城乡市场出现了明显的断裂。城市市场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又不是很强，而且很不稳定。城市剩余产品“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有出路，这是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需求严重不足、国有企业经营困难、失业率上升等一系列问题的根本原因。城市消费需求与产业结构升级，应建立在城乡二元结构改造的基础上，而不是城市需求结构与产业结构脱离城乡二元结构改造的孤立升级。如果还不改变日益扩大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城市经济的发展就难以为继；如果继续不顾农村这一片广阔的天地去搞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升级，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就会越走越窄。
我国在工业化初期，“工农业剪刀差”使农业剩余价值转移到工业，为工业积累资金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财政政策的目标应盯住通过城乡二元结构的变革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既是目前拉动内需的需要，也是经济长期发展的需要。
(2)促进经济发展：持续稳定地实现经济增长，核心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20世纪70年代以来，理论和实践对经济增长的看法和着眼点发生了大的转变。资源和环境状况的恶化促使环境意识觉醒，人们从片面追求增长率开始转向强调可持续增长。单纯的经济增长没有反映要素投人、资源减少和环境恶化的代价，竭泽而渔，不真正代表社会福利提高和经济进步。资源和环境状况是社会福利水平的基本要素，也决定了经济持久增长的潜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意识到并提出了两个“根本转变”，以实现可持续增长，但根深蒂固的速度偏好。把速度等同于增长本身。“发展是硬道理”被理解成了“增长率是硬道理”。粗放型的高速增长，过度投人与无效产出并存，gdp水分加大，浪费严重、给资源和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严重损害了可持续增长的物质基础。如果不彻底扭转这种高速低效的增长方式，资源和环境状况将难以为继。而且，粗放型的高速增长，引起并加剧经济波动，最终使得经济增长无法持续。
高质量的持久的增长并不容易，重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增长。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速度不算馒，只有下功夫提高增长的质量，经济发展才会走向光明的前景。
(3)促进经济发展：在解决失业中实现经济增长。核心是支持第三产业和劳动密集产业
现阶段对增长速度的渴求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就业压力。很多人认为7％朋的速度解决不了就业问题。但是就业数量不仅取决于增长速度，还取决于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就业机会的扩展依赖于经济增长和人类基本能力的提高。但如果不实施某些辅助的政策，经济增长不会主动转化为就业机会的扩大。”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早就指出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我们不能把就业含混于经济增长之中。没有就业机会的增多，单纯的经济增长是虚假的，因为它不能给更多的人带来福利。就业状况是衡量经济增长的合理程度的一个重要标推，以就业状况衡量经济增长的合理程度，更能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目前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也在努力解决失业问题，何况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经济实践表明，第三产业在有效增加劳动力需求方面存在着更大的潜力。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比重占到60％一70％，中等收入国家的比重可以达到50％左右，与我国发展阶段接近的印度、印尼等国家。其第三产业的比重也达到35％一40％，而我国则不足30％。我国应积极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那些就业效果显著、耗费资金和资源相对较少．但又能适应消费结构变化的第三产业，使这类产业的增长速度快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这不但有利于吸纳就业人口，而且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3．财政政策的作用方向：短期是需求管理，长期是供给管理
增长政策不能仅限于调节总需求，同时还应包括扩大总供给的措施。这种供给导向的增长政策不但要把减少投资风险、改善投资收益等促进私人投资的措施置于中心地位，而且要特别重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
引致经济增长的最持久的动力在于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又与知识和人力资本存量直接相关。因此，投资于科技和教育是推动经济持久增长最根本的举措。中国经济要想顺利实现增长转型，迎来新一轮的持久增长，不断加大科技投入是一条必由之路。当然，技术进步可以有许多途径，自己开发是一条路，技术引进也是一条路，如何搭配应按照优势原理来进行。除此之外，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全民素质也是一项非常迫切的任务。
4．财政政策的着力点：改变收入分配格局
我国财政政策目前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使储蓄转化为投资和消费。就近年来我国的情况看，富有阶层有购买力，但消费倾向低。这些人的投资除了股票和国债以外、实业投资受到产权制度、投资能力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尤其是其中的很大一部分灰黑色收入又不敢暴露出来，只能以各种名义存在银行。贫穷阶层是消费倾向高的群体，但没有购买能力。上述原因导致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低，这是形成经济萧条的最深层的原因。未来的财政政策应该立足于这样一个现实基础考虑如何实施。如果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是使收入继续向高收入的富有阶层转化，那么将继续加剧经济的萧条。如国债政策客观上就有这种作用、总是富人去购买国债，再享受国债利息，这样，政府的政策加剧了“马太效应”：因此，治理经济萧条的可行的政策选择是改变收入分配格局，消除收入分配格局对经济增长的约束，具体措施应该包括对高收入者征收超额累进税、财产税、利息税等．通过税收调节社会公平，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加大政府对低收入阶层的转移交付。
三、构造财政政策有效发挥作用的制度基础
财政政策发生预期作用的制度前提是现代预算，预算是近现代社会的一个伟大发明，是制度现代化的一个基本标志。预算制度对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具有决定性作用，财政政策必须在一套科学、可靠的预算制度规范之下实施才能成功。“罗斯福新政”将美国从经济危机中拯救出来，扩张性财政政策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举世公认的。值得我们关注的是，美国如果没有现代预算的前期铺垫，就没有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功。”
中国财政现在面临的问题在根本上是制度问题。明确提出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极力推进预算制度改革已经经过了三、四年的时间，但国家审计署对2000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报告表明[5]，财政活动秩序确实还存在诸多问题．有些问题还比较严重。从报告列举的事实看，这些问题广泛存在于涉及政府收支的所有部门和环节：仅从该审计报告披露的信息足见预算执行状况问题之严重，而实际状况更令人忧虑。在这种预算制度环境之下，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大打折扣。“打铁需要自身硬”，目前推进预算制度改革的要求十分迫切。
我们的观点是，中国面临的挑战不在于实施怎样的财政政策，而是来自于财政政策的制度方面，即预算制度是否能够有效地控制财政政策的实施引发的风险。这一制度的基本框架包括对税收、支出、赤字和公债的严格控制。目前要抓紧解决这样几个问题：(1)将税法调整纳入到年度预算编制过程。税法的调整与预算通盘考虑，统筹安排，保证其与财政政策目标一致和各种税法目标的协调配合；(2)强化复式预算的基础地位与功能，拓展复式预算的包容范围。整合现在存在的大量的预算外资金和制度外资金，统一国家财政；确立起公共预算与国有资本预算两个支柱，对重大公共投资项目、社会保障项目、国有金融机构等建立特别预算，改变当前公共预算单兵独进的“破行状态”；通过财政投资预算防止窄打宽用的“钓鱼预算”，防止灰箱操作，铲除“豆腐渣工程”生存的制度基础。(3)通过预算控制财政赤字。扩张性财政政策不等于对赤字放任自流，相反是提高了对赤字控制的制度和技术要求，因为事前性赤字会在政府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的“掩护”下增大，更难以控制。如果预算制度存在漏洞，周期性平衡预算就化为乌有。(4)通过预算控制公债的运作，建立稳定的本息偿付机制。部门预算应包括其所支配的债务，明确国债的部门责任、使用方向、使用结构、使用效益；国债资金投入重大项目时，应由该项目的预算控制；每年的预算要对国债的本金与利息支出作出安排与规划，确立稳定的偿债渠道和资金来源，减缓以新债抵旧债的积累和循环，使债务规模控制在合理的界限之内。
【注释】
[1]朱镕基．卯oo年]月]4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财税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a]．积极财政政策纵论[c]。北京；经济科学出版杜．2000—7．
[2]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上册[m](中泽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505—506．
[3]斯坦利•步希尔多经济学：下份[mi(中译本]．光京：中国时政经济出肢社，1989,103-107
[4]宋承先．现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n1．上海：复互大学出版社．1994．798—799．
[5]王绍允．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j]．读书，200[，(8)
[6]李全坐．关于2000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市计工作报告〔摘要)[n]—中国审计报、200346—29(i)．
【参考资料】
[1]保罗•a•萨绥尔森．经济学[m京：商务印书馆，1979．
[2]斯坦利•费希尔等．经济学[川(中译本)．北京：中国时政经济出版杜，1989．
[3]宋承先．现代西方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
[4]项怀诫．积极财政政策纵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近期财政政策篇2
一、扩张性财政政策退出的时机已经成熟
这﹁轮经济上升期出现的部分地区和行业投资偏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行政主导使然。除了地方党委和政府换届的“政治周期”推动,以及财政税收体制、金融体制和投资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改革不到位等体制性因素影响以外,以长期建设国债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对投资迅速升温也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不可否认,积极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走出通货紧缩,保持经济快速稳定增长,可谓功莫大焉。但是,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已经不再是总需求不足,因此也不宜再以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继续刺激总需求扩大。对此,去年底以来,货币政策选择了适度从紧的取向。而宏观调控的另一个重要手段——财政政策,如果继续在“积极”的道路上前行,势必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相矛盾,也将进一步增加宏观调控的难度。
另外,从规避风险的迫切性看,仅长期建设国债就累积达到9100亿元之巨,而且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偏高,这些都为财政运行本身带来不小压力。因此,继续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已经不合时宜,现行财政政策已经到了必须作出调整的时刻。
我国当前的财政收支状况为财政政策调整创造了有利条件:
首先,近年来我国税收一直保持较快增长。由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近年金税、金盾和金财工程全面实施,税收征管进一步强化,税收实际征收率大幅度提高。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达到14306.7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3351.79亿元,同比增长30.6%,完成年度预算60.7%,这是近年来同期增收最多、增幅最大、完成进度最好的一年。虽然下半年财政收入增幅将放缓(如清欠出口退税、部分偏热行业引起的税收增加部分将随着宏观调控见效而放慢等),但全年财政收入增加额仍可能达到4000亿元左右。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为压缩赤字、减发国债和支持改革提供了可能。
其次,近年来积极财政政策逐渐缩小扩张力度,实际上在进行淡出性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2004年维持了3198亿元的赤字,没有安排新增赤字。随着GDp的增长,实际的赤字率(赤字/GDp)较之去年有所下降。(2)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由2000-2002年的每年1500亿元,调低到2003年的1400亿元,2004年又减少至1100亿元,并且明确承诺将逐步停发。(3)2003年10月出台的新出口退税政策,使出口退税率在总体上降低了3个百分点。(4)长期建设国债的投向有所调整,由过去主要用于重点建设项目,扩展到在建重点工程的后续投入、公共项目的欠账填补和支持亟待进行的重大改革举措。这些实践不仅为财政政策进一步调整积累了经验,而且形成了扩张性财政政策逐步退出的心理预期,这将减少政策调整的难度和阻力。
二、当前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从扩张性政策逐步转向平衡性财政政策
基于宏观经济形势的改变,对财政政策作出调整的必要性已经被大家所认识,越来越多的人主张积极财政政策应当“退出”、“淡出”或“转向”。但是对如何调整,调整的程度、力度和方式,调整后政策的新作用点等问题则存在争议。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先把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界定清楚。
财政政策一般分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discretionaryfiscalpolicy,亦称自决的财政政策)和“内在稳定器”(thebuilt-instabilizers,亦称非自决的财政政策)两大类。前者又根据不同的宏观经济条件和对总需求的不同影响,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平衡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一般的政策工具包括政府支出、国债和税收。平衡性财政政策通常指维持财政收支大体平衡,不影响总的社会需求状况,亦即不应新增政府支出和增发国债及减税,人为地进行扩张;也不应降低政府支出或增税,人为地制造紧缩。而所谓自动稳定器,一是指税收(主要是所得税等直接税)的自动稳定功能,二是指政府部分支出(如转移支付)的自动稳定功能;平衡财政政策与自动稳定器属于不同政策类型,前者是当局的积极行为,可以在不影响总需求情况下,对财政收支进行内部结构调整,采取同幅度对冲性政策组合,比如减税与减少政府支出组合,或者增税与增加政府支出组合等。而后者是当局真正的“不作为”,让财税制度自动发挥平抑周期的作用。近年来国际上对自动稳定器的调节作用给予较多关注,但是在我国以间接税(主要是增值税、营业税等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下,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还很薄弱。
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正应该是平衡性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条件。在总量上,平衡性财政政策对社会总需求不产生扩张或紧缩的影响,维持财政预算收支基本平衡,至少要维持当期预算的基本平衡,逐步削减赤字余额,并保证不出现新的赤字。在结构上,做到“有保有控”,一方面要控制过热行业的发展,财政资金从“越位”领域退出;另一方面,支持能源、交通等瓶颈部门和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财政资金转向公共财政“缺位”领域。实行平衡性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政府无所作为,而是强调在稳定社会总需求的前提下,有效地采取对冲性政策组合,努力实现预算平衡,优化支出结构,引导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持续发展。
三、“平衡的财政政策”在当前可表述为“适中的财政政策”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认为在财政政策的名称选择上可考虑三个标准:(1)是否代表了宏观经济形势所需要的政策类型;(2)是否明确表明政策的作用方向和程度;(3)是否能准确传递政策信号,便于更多的人理解而不引起歧义和误解。
对当前我国财政政策调整的名称选择,大体上有以下7种主张:(1)“适度的”或“温和的”财政政策;(2)“可持续的”财政政策;(3)“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4)“稳健的”财政政策;(5)“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6)“结构性”财政政策;(7)“中性”财政政策。学术界比较多的人同意“中性财政政策”的提法。第一种提法,“适度”只是描述了政策的作用程度,对于财政政策调整方向并没有指示,可以适度扩张,也可以适度紧缩,不便于引导预期,对于以上三个标准都不满足。而“温和”的提法,包含了程度减轻、柔和、适度和不过分等意思,可能会给人逐步降低和减少扩张幅度的预期,但是容易引起误解。关于“可持续”的提法,强调的是财政政策坚持收支平衡、不搞无米之炊,并使财政政策的重点转向加强薄弱环节,支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个提法带有中长期特点,但对短期宏观经济调节的导向比较模糊。至于“相机抉择”的提法,其直接混淆了财政政策的类别和具体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而且导向并不清楚,显然也不合适。而“稳健”的财政政策的提法,得到了不少人的赞同,他们的支撑点在于认为我国当前财政政策既然不扩张也不紧缩,那么选择稳健的提法正合适宜。其实不然,仅从“稳健”一词很难判断出政策的方向和趋势,虽然我国近年货币政策也采取了“稳健”的提法,但是就其政策执行的实质上看,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一种适度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之所以称稳健,其强调的是在松动银根、支持增长的过程中,要高度警惕和防范金融风险。这样来,如果财政政策也称“稳健”的,则可能使人们比照货币政策来理解,而形成继续扩张的错误信号和预期。因此,这个提法不满足第二、第三条标准,显然也不合适。至于第五种提法,“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可能有矫枉过正之嫌,从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看,的确存在呈现局部偏热,警惕通货膨胀的压力,但是还没有需要进行全面紧缩的时候,而且宏观经济本身还存在再次步入通货紧缩的不确定性,所以这种提法不满足第一条标准。而主张使用“结构性”财政政策的提法,应该说其抓住了我国财政政策调整后的主要着力点——支持结构改革。但是作为一项财政政策的名称,它并没有标明政策调整的总体方向。结构调整可以在扩张中进行,也可以在紧缩中进行,即不满足第二条标准,所以也不太合适。
目前学术界比较多的人同意“中性财政政策”的提法。西方经典财政理论对“中性财政政策”(neutralFiscalpolicy)并没有严格界定,一般包括两层意思:一是经济自由主义观点,主张让市场机制自由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影响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二是政府干预主义的观点,将财政政策定位于扩张性与紧缩性之间,强调在总量上不影响社会总需求。当前我国学术界和政府部门正在讨论的“中性”财政政策,主要是指第二层意思,其实质与平衡性财政政策是一致的。但是,平衡性财政政策有一个硬指标——预算平衡,而我国当前3198亿元赤字的削减不可能一蹴而就。马上转向“平衡的”财政政策会给人们传递过于“严格”的信号,容易误解政策调整的力度和速度。此外,中性财政政策也可能被误解为政府“无所作为”和“经济中立”,不利于准确反映当前我国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
据此,我们建议财政政策的调整取向应为“适中的”,“适”表明渐进和适度的意思,标识了政策的力度,同时也留下了灵活操作的空间;而“中”则表明政策调整的方向,强调不偏不倚,介于扩张和紧缩财政政策之间。“适中的财政政策”这一提法,能体现我国当前财政政策调整的实质是逐步实现预算平衡(考虑到削减赤字的渐进性,预算收支平衡应当作为一个中期目标,例如在“十一五”期间达成),并能体现政府在政策调整中将“有所作为”的态度,又能反映政策调整的渐进性特征,而且能让更多的人、特别是非经济学专业人士所理解,基本上可以满足以上我们提出的三个判断标准。
四、“适中的”财政政策实施要点建议
根据我们的研究,建议“适中的”财政政策应当包含以下几方面含义:
(一)大规模减发长期建设国债,甚至停发,尽快兑现将其调减至零的承诺
近期财政政策篇3
最近中国政府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频频出台新措施，备受市场关注。其中货币政策类的措施，包括调高存款准备金比率与增加利率。这虽是早就应当采取的行动，但迟做总比不做好，值得肯定与欢迎。然而，许多其他措施虽说新近才陆续出台，其实在过去数轮经济周期中已屡见不鲜，无外乎都是行政性的老办法。
人们之所以对倚重行政力量调控宏观经济的方式一直有所诟病，主要是因为这种方式与今天中国经济愈益市场化、国际化的现实环境大为脱节。即使在纯计划经济时代，中央手中掌握的行政指挥棒也不是百分之百灵验；在私人经济、三资企业和股份化改制后的混和制经济与市场竞争力量已起主导作用的今天，行政措施调控经济的有效性更值得怀疑。如果这些措施不符合或不尊重经济活动主体――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取向，强力推行之，只会诱发各种各样消极的抵抗，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当前中国经济过热的主要症状，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和银行信用膨胀过快。政府若真下决心硬行压缩投资与信贷，是做得到的。从中国最混乱的土地审批入手，再查出和强行关闭几个“铁本”类的企业，可谓举手之劳。但问题是，行政手段所造成的后遗症将会非常严重，效率损失是巨大的。
就拿国有银行来说，如果在本轮宏观调控中，再度引入信贷计划指标，硬性控制银行信贷规模、结构、产业流向，甚至具体的贷款项目等，势必使各家银行刚刚搭建的专业化与独立化的信贷决策与风险管理机制形同虚设；加之政府行政力量干预具体产业和具体投资项目，不良贷款卷土重来与银行系统不稳定的风险将会显著增加。国际经验一再表明，一旦银行不稳定，宏观经济稳定的希望也将成为泡影。
总之，行政措施短期也许见效快，但成本很高，后果严重。在多数情况下，“行政药”的副作用甚至超过了疾病本身的危害。那么，政府还有哪些政策工具可以利用呢？
政府首选的工具还是货币政策。主要包括通过人民币汇率的必要调整，降低央行基础货币的增长；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减少银行系统的流动性；持续地提高利率水平等。与动用行政手段关停、冻结投资项目不同，这些间接的货币措施不会立竿见影。但如果央行能够在一段时期内，持续不断地维持货币政策愈益紧缩的态势，那么或迟或早，信贷与投资增长、甚至包括千夫所指的房地产热，一定会得到相当程度的抑制。
行政手段好比用牛刀做外科手术，也许能控制发烧症，但病人的胳膊或腿却被砍掉了，搞不好留下终身残废。货币政策就好比是中药调理，温和适度，效果不会马上彰显，但一般不会留下后遗症。当政府运用间接的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时，中国经济中已经出现的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本功能将依然健在。实际上，之所以赋予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职能，就是为了避免严重通货膨胀，以保障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效率。因此，任何伤害市场机制的宏观调控措施都是不宜取的。
可慰的是，央行最近多有行动，开始渐渐收紧货币政策。除此之外，宏观调控的当务之急是尽快调整财政政策态势，变“扩张”为“收缩”。自2004年起的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似乎一直是“我行我素，置身事外”，实在是令人惊讶与费解。
事实上，中国的财政政策从2003年就已经呈现明显的“顺周期”态势；其对投资与出口需求为主的总需求过热，即使非始作俑者，也至少是一直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自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财税改革以后，中国财政状况显著好转，近年来财政收入更是大幅上升。但是，中国的财政赤字却绵延不断。如果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府财政统计国际口径估计，2005年中国财政赤字为GDp的1.6％，2006年预计只比此水平略低。而此比率近年如果略有下降的话，不是因为赤字绝对额的减少，而主要应归结为名义GDp的增加。
在世界上快速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中国和美国的财政赤字可以说最受人关注。但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没有实行过大规模的减税，也没有战争带来的庞大军事开支。在中国财政总支出结构中，经济建设费用支出最大，与行政管理费、文教支出构成前三大开支项目。
在经济建设支出中，又以基本建设或固定资产投资为主。政府预算安排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快于名义GDp的增长率，其增幅在2004年与2005年间甚至超过了贷款增幅。预算内投资在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与FDi外资流入所占的比重基本相当。事实上，还有相当大的固定资产投资金额是政府主导的，性质上属政府投资，但并没有计入“国家预算内资金”项下；而是与国有企业投资揉在一起，包括各级地方政府成立的基建投资公司和项目公司的投资。由此可见，政府投资或资本性支出，在本轮固定资产投资过热中直接扮演了重要角色。
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热衷于投资的原因，除了哈佛经济学家科尔奈的经典解释（预算软约束），以及中国学者新近提供的政治学解释（GDp成长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主要尺度），还有一个直接的财政利益诱因，就是在中国现行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追求现期与预期税收最大化。固定资产投资可以扩大本地经济产能规模，增加未来税收流；而且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本身――尤其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在当期就能直接产生税收。相关税种包括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与土地增值税，其税额加起来占了地方财政总收入的10％以上，与企业所得税项平起平坐，仅次于增值税与营业税，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收入来源。
地方政府手中有了财力资源，未必优先用于社会文教卫生、扶贫与环保等最基本的公共服务，更可能用于各式各样的“形象工程”。由于尚缺乏交税人对本地政府财政支出的有效民主监督机制，又没有发达国家市政债资本市场的约束，地方政府自然有“不断投资－追求税收最大化－再投资”的冲动。在经济周期低谷时期，这种地方财政循环链有助于维持地方经济景气，中央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地默认了；但在经济周期上升期，它就成了刺激投资与信贷需求的难以忽视的不稳定因素。
从现在起，中国应该开始高度重视运用财政政策。除了关注全国财政总支出、总税收与财政赤字的变化，还要着重探讨如何理顺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关系所呈现的固有矛盾。在尊重地方利益、给予其适当财政自，并不断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前提下，中国应当引入更有效的地方财政激励机制与问责机制，实现地方税收与地方公共支出事权更好的匹配。这项改革应视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财税体制改革的必要延伸与深化。就像90年代中期的金融体制改革，使中央政府首次真正掌握了集中的货币政策，按照财政联邦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的政府间财政关系体制的下一轮改革，可以有助于理顺并优化地方政府财政的激励与问责机制，加强市场约束与公众监督，打断多年来地方政府“不断投资－追求税收最大化－再投资”的链条，从而保证国家财政政策成为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工具。
近期财政政策篇4
「正文1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问题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为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我国政府连续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核心内容是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支出。1998年国债发行额为3891.0亿元，1999年为4015.0亿元，2000年为4180.1亿元，2001年为5004.05亿元。连续几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对抵御国际经济衰退对我国经济的冲击、抑制我国经济的继续下滑、推动我国经济增长起了有效的作用。来自权威部门的统计预测资料，国债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为1.5%，1999年为2%，2000年为1.7%，2001年为1%-2%.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人们对日益膨胀的财政赤字和迅速扩大的国债规模万分忧心。我国财政总赤字1998年为1681.89亿元，1999年为2425.21亿元，2000年为2598.21亿元，2001年为2598.10亿元；国债余额1998年为7765.7亿元，1999年为10542.0亿元，2000年为13674.0亿元，2001年为16672.1亿元。使人不安是，我国经济发展对迅速扩大的国债规模能否有足够的承受能力？我国民间投资增长缓慢（1998年集体投资增长8.9%，个体投资增长9.2%，2000年分别为9.2%和9.5%，2001年为4.7%和0.1%），是否由于政府国债投资存在“挤出效应”所导致？继续发行国债会不会使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更加缺乏后劲？财政赤字的日益膨胀在日后拉动经济逐步回升的同时会不会引发通货膨胀？甚至有人提出积极财政政策应当退出。
2 我国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2.1 扩大内需仍需加强随着国际经济增长的继续放缓，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经济“传导”作用的加强，我国外贸出口面临的形势及外需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容乐观。根据有关资料，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7年为3.6%，1998年为2.3%，1999年为0.8%，2000年为0.015%，2001年为—0.7%（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资料是—1.8%）。所以，短期内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促进我国经济回升的动力仍是内需的扩大。国内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为5.5%，1999年为6.3%，2000年为8.0%，2001上为8.0%.虽然近几年在积极财政政策的拉动下，我国投资增长总体上比较明显，2000年投资增长率为9.3%，2001年为12.9%，但自2001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减速运行，投资增速明显回落，2001年1-11月份投资增长16.3%，1-12月份为12.9%，比1-11月份下降3.4%，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不高，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后劲不足，199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对预算内投资依存度为34.6%，1999年上升到101.29%；居民消费水平稳步增长，但是自2001年下半年以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明显回落，1999-2000年我国消费品零售价格总额增长11.4%，2000-2001年为10.1%（其中，9、11、12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分别下降0.1%、0.3%和0.3%），居民消费实现较大幅度的增长难度不小。近几年内进一步扩大内需一定程度上仍将依赖于积极财政政策的继续实施。
2.2 增发国债仍有一定余地从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看，我国远低于多数欧美国家和国际警界线。1998年我国国债负担率为9.9%，1999年为12.8%，2000年为15.3%，2001年为17.5%；多数欧美国家为40%-65%；国际警界线为60%.而且，根据国际经验，当国债负担率达到一定高度时便趋于回落。以英、美两国为例。英国国债负担率1945年达到216%，70年代回落到44%，目前维持在50%左右；美国1946年达到122%，70年代末回落到37%，目前维持在54%.所以，在我国增发国债仍有一定余地，积极财政政策仍可保持其可持续性。
2.3 国债投资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
“挤出效应”是政府增加支出引起国民收入增加的同时因导致利率上升所引起的民间投资减少，从而国民收入下降的经济现象。由于连续几年我国政府在国债支出项目的安排上重点是那些直接回报率低，市场难以调节的基础设施项目（农、林、水利、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农村电网），高新技术及生态环保等，因而国债投资对民间投资未出现明显的“挤出效应”。今后，继续发行国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要注意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避开对容易发生“挤出效应”的项目或部门（即竞争性的行业或产品）进行国债投资，则政府支出的“挤出效应”不但能够完全避免，而且会有效地带动民间投资的增长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
2.4 赤字财政与通货膨胀
提到财政赤字，人们总是想起通货膨胀。的确，通货膨胀是国债政策的重要的约束条件，当增发国债已经或即将引发通货膨胀时，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就必须十分慎重。然而，根据实践经验，只有当政府财政赤字采取了货币化的融资方式时，央行才会超量增发货币，导致通货膨胀。1998年以来，由于我国政府的财政赤字采取了债务化的融资方式即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而且只对商行发行，再加上央行主要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来变动实际货币供给量，故连续几年来的国债发行并未诱发通货膨胀（近几年来，央行基础货币供给偏少，居民储蓄增加较多，商行资金偏松，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我国通货紧缩的阴影至今存在。2000年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上涨0.4%，2001年为0.7%（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把达不到1%的价格水平的上升看作为通货紧缩）；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零售价格处于下降态势，1999年商品零售价格上涨—3.0%，2000年为—1.5%，2001年为—0.8%.再考虑到我国货币政府面临的问题，在今后几年继续增发国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应该说不会形成通货膨胀压力。
2.5 积极配合货币政策，为货币政策作用有效发挥和积极财政政策逐渐退出创造必要条件
国债发行一方面能增加财政收入，影响财政收支，属于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又对包括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的扩张和紧缩起着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来，为了使积极财政政策发挥有效的作用，货币政策方面做了不懈的努力。今后，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虽然短期内积极财政政策问题不会太大，但根据国际上的经验，随着扩张性财政政策规模的不断扩大，它的缺陷将会因为政策时滞、政治因素、财政赤字等问题而日趋明显。为了预防积极财政政策的负面影响，当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稳固地走出低点、民间投资得以启动、消费需求渐趋正常、外贸出口恢复到一定高度时，积极财政政策应该逐渐地退出。近期内，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积极配合货币政策，为货币政策作用有效发挥和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渐退出创造必要条件，包括合理运用财政资金，进一步营造能够对货币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利用财政支持政策保证货币政策及其衍生工具的运用；利用税收政策调节商行信贷行为和信贷资金的流向；健全完善信贷担保体系，为改进金融服务提供必要的辅助设施等等。
3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动我国经济结构调整
由于种种原因，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近几年内有必要继续实施。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任务繁重，其重要功能仍是拉动内需，促进我国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3.1 积极财政政策的长期化与我国长期经济增长
首先，我国长期经济增长的根本在于经济结构的合理化。积极的财政政策实际上就是西方“需求管理”在我国的实践。“需求管理”是一种短期行为，从长期来说，我国经济增长的正本之策并不是“需求管理”而是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因为我国经济的现实情况并不是真正的供过于求，而是供不应求。要实现我国国民经济长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根本在于根据市场需求，增加社会有效供给，减少无效供给，实现经济结构的合理化。
其次，经济结构的合理化是积极财政政策有效作用的重要条件。在我国持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使其长期化。由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功能不仅在于扩大政府支出的直接效应，更重要的是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拉动民间投资增长的后续效应。政府国债投资的后续效应越大，积极财政政策乘数作用就越大，积极财政政策效果就越大。长期化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后续效应的大小依赖于合理的经济结构。所以，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使经济结构合理化和长期化是积极财政政策功能有效发挥的重要条件。
3.2 长期化积极财政政策有效作用的条件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近期财政政策篇5
美国大选尘埃落定后，大家的焦点都聚集在了美国的“财政悬崖”问题上。“财政悬崖”一词最初由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rnanke）发明，它指的是美国在2012年底和2013年初面临一系列税收增加和支出减少的风险，进而导致美国的财政政策大幅收紧。布什减税（Bush tax Cut）到期和《2011年预算控制法》所规定的“自动支出削减”是“财政悬崖”的核心内容，两者在2013年涉及的财政紧缩金额近3000亿美元，占了整个“财政悬崖”的50％左右。
根据美国预算办公室（CBo）的估计，“财政悬崖”在2013年涉及到的金额高达6000亿美元左右。也就是说，如果“财政悬崖”问题完全得不到解决，将会拖累2013年美国经济增长约4个百分点，这无疑将使美国经济再度陷入衰退。即使“财政悬崖”有小部分得不到解决，也会使美国经济大幅放缓。许多机构对2013年一季度的美国经济非常悲观，预计只能实现1％左右的增长。
“财政悬崖”是否真有那么恐怖？或许它只是又一个“千年虫”问题。白宫和共和党虽已就此达成协议，但他们似乎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着急，而从近期市场的表现也可以为此找到注脚。
美国股市自美国大选结束以后几乎一路高歌，标准普尔500指数已经上涨了100点左右。如果“财政悬崖”真的将大幅拖累美国经济，投资者又怎么会大幅购买美国的股票呢？不妨看一下2011年美国债务上限问题爆发时的情景，当时标准普尔500指数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大幅下挫了近200点。
再来看看避险品种——黄金近期的变化。按理说，“财政悬崖”会导致美国经济下行的风险上升，投资者的避险情绪会增加，这时候黄金往往会成为人们热捧的对象，黄金价格将会上涨。比如2012年的1月初至2月底、7月至9月中旬，欧洲债务危机问题都有所恶化，黄金价格由于避险情绪的上升都出现了大幅的上涨。但11月下旬以来，我们看到的却是黄金价格的下跌，一个月跌了近100美元，目前处在1640美元／盎司附近。而作为避险货币的美元同期也表现疲软，美元指数已经从81跌至79附近。这说明，最近一两个月，市场的风险因素并没有由于“财政悬崖”的临近而上升。
市场的表现告诉我们，“财政悬崖”的风险可能被夸大了。美国经济在2012年下半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改善，失业率也有所下降。三季度美国经济增长达到了3.1％，比二季度高了1.8个百分点，11月份失业率也已经下降到了7.7％，房地产市场今年以来持续好转。“财政悬崖”可能只是美国两党之间的一个政治游戏，美国两党都在试图利用这一工具获得自身更大的利益。正如2012年上半年，希腊激进就利用希腊退出欧元区的事件差点执掌希腊政坛。
但“财政悬崖”风险若真的全面爆发，是美国经济无法承受的。而任何这方面的失误，白宫和共和党都难辞其咎，政治家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买单，从这一角度看，这场政治游戏也不可能脱离控制。
近期财政政策篇6
【摘要题】近代经济史
【英文摘要】publicdebt,whichhadhadprofoundinfluencesonthefinanceandbankingaswellaseconomyofallchinesegovernmentsbefore1949,wasobviouslyaveryimportantprobleminchina'smodemhistoryofeconomy.researchesintochina'sexternalpublicdebthavebeenstartedearlyenoughintheacademiccommunitythatalotofrelatedscientificachievementshavebeenscored.onthecontrary,however,therehavebeenfewspecialorsystematicresearchesregardingthepublicdebtinmodemchina.so,itishighlynecessarytoenhancethesaidresearches.thepublicorinternaldebtinquestionmeansthetotalamountofmoneyborrowedbyallthepreviouscentralgovernmentsofmodemchinaorbylocalgovernmentswiththeapprovalofthecentralgovernment,including（1）publicbondsissuedbytheministryoffinance,thoseissuedbytheministryofrailways,ministryofcommunicationandthecommissionofconstructionaswellassomeotherrelevantdepartmentsofthecentralgovernment,and（2）governmentbondsandtreasurybondsaswellasdebtsbasedoncontractsandagreements.whileresearchesonchina'sinternaldebtstartedasearlyasthe1930swerefarformbeingperfect,thosethathavebeenconductedbycontemporaryscholarsarejustorientedtowardshistoricalperiodsandspecialsubjects.sofarlittlehasbeenachievedintermsofcomprehensiveresearches.scholarsfailedtopaydueattentiontotheresearchesduringthelongperiodfromthefoundingofnewchinathroughthe1980s,inwhichwaspublishedonlyonemonographentitledmaterialsregardingthehistoryofoldchina'spublicdebt（translatedname）compiledbyqianjiaju.itwasnotuntilafterthethirdplenarysessionoftheeleventhcentralcommitteeofthecpcthatscholarsbegantoshowinterestinresearchesintothehistoryofmodemchina'sinternaldebt.withtheresearchesdeepening,theyhavetendedtoreachobjectiveandfairconclusions.forexample,jinpusen,whomadeamoreactiveandimpartialjudgmentofthepre-war（1937-1945）10-yearpoliciesregardingtheinternaldebtofthethengovernmentthaneverbefore.heappraisedthepoliciespositivelywhilepinpointingitsclasslimitations.fromthe1930son,certainprogresswasmadeinthisregard,whichprovidesagoodfoundationforthefurtherresearchonthistopic.nevertheless,therehaveeversincebeenquiteafewproblemsandweaknessesthatdeserveattention,mainlyincluding：firstly,aswujingpingpointedout,althoughtheinternaldebtispartofthecontentsofallalmosttextbooksonmodemchinesehistoryandcontemporarychinesehistory,worksontheperiodichistoryoftherepublicofchina,andothertextbooksandmonographsonthehistoryofeconomy,finance,orbanking,thereisalackofsystematicandspecialresearchesexceptfortheabove-mentionedbookbyqianjiaju.secondly,thereisatendencyofdoingresearchesoutofcontext.instead,theyshouldbecarriedoutinthebroadercontext-thethenpolitical,economicandfinancialcontext-accordingtothefundamentalmarxistprinciplesonproductiveforcesandrelationsofproduction,andtheeconomicbaseandthesuperstructure.weshould,throughpoliticalandeconomiccriticism,judgethenatureanduseoftheinternaldebtandfindoutthedifferentcharacteristicsofmodemchina'sinternaldebtfromthoseofthecapitalistinternaldebtandsocialistchina'sinternaldebt.forexample,modemchina'sinternaldebtcontributedtothesurvivalandconsolidationofthegovernments；itwaschieflyforanon-productivepurpose；itbecameoneofthecausesforthelopsideddevelopmentofthebankingindustry；anditwasknownforitsbadcredit.thirdly,theresearchareaislimited.weshouldexpandtheresearcharea,includingnotmerelytherulesontheissuanceofgovernmentloansbutalsotheiruses.infact,theobjectofthestudyofinternaldebtalsoincludesdirectloans,securedloans,etc.lastly,itisatoughchallengetotakeinmakingananalysisofmodemchina'sinternaldebtbyusingthecontemporarytheoryonpublicdebt,toservethepurposeoftoday'seconomicconstruction.sincethe1980s,chinahastakentheapplicationofthepolicyofpublicdebtasanimportantmeasuretospeedupmodemsocialistconstruction,thusexpandingthescopeofnationaldebtgradually.especiallyafter1998,thankstoitsactivefinancialpolicies,chinahasmaintainedtherelativelyhighrateofloaningforsuccessivefouryears,withthebalanceofnationaldebtincreasingfrom777billionyuanattheendof1998to1870billionyuanattheendof2001.withtherapidexpansionofgovernmentloaning,itsriskshavekeptincreasing.inthisconnection,itisachallengeforboththeoristsandpractitionerstotackletheproblem：howtokeepanappropriaterateoftheincreaseofnationaldebtandestablishareasonablestructureofnationaldebtinordertoguardagainstandeliminatethefinancialrisks.
【关键词】公债/内债/财政/近代中国
publicdebt/internaldebt/finance/modemchina
【正文】
公债问题，是近代中国经济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对1949年以前历届政府的财政、金融和社会经济影响至深。对近代中国的外债（国外公债）研究，学术界开展得较早，中外学者关注较多，至今已是硕果累累。比较而言，对近代中国的内债（国内公债）研究相对缺乏，系统、专门的研究尚不多见。有鉴于此，本文拟对20世纪近代中国内债史研究的学术演变作一回顾，并对未来内债史研究的发展趋势作一展望，以期对近代中国内债史研究有所推动。
一、概念的厘清
按照公债经济学的界定，公债是指"政府为筹措财政资金，运用国家信用方式，向国内外投资者所借的债务"[1]（p.97），作为一种财政范畴，公债的产生要比税收晚些。现代意义的公债制度是在封建社会末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发展而出现的。在最早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意大利产生了近现代意义上的公债。到了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内对外职能的扩大，使得政府的财政支出急剧膨胀，只能通过大量发行公债筹集资金，以弥补财政赤字，公债制度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帝国主义阶段，国家的职能空前扩大，国内外战争和经济危机频繁发生，财政危机接踵而至，公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规模越来越大，制度日趋健全，公债已越来越成为各国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公债按不同的标准，可划分为不同的种类。按发行地域划分，可以分为国内公债和国外公债。政府在本国的借款和发行的债券为国内公债，发行对象是本国的公司、企业、社会团体或组织以及个人。发行和偿还用本国货币结算支付，一般不会影响国际收支；政府向其他国家的政府、银行或国际金融组织的借款，以及在国外发行的债券等，为国外公债，外债的发行和还本付息都要使用外汇。按发行债券的政府级别分类，可分为中央公债和地方公债。中央公债是由中央政府发行的公债，地方公债是由地方政府发行的公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统一的国家预算使得国家政权是作为一个整体出面借债的，从而使中央公债等同于国债。而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看，由于地方财政独立于中央财政，因而可以较为严格地区分中央公债和地方公债，地方公债虽然是整个公债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不是"国债"。总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的明确规定，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一律不得发行公债，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公债"包括"国债"和"地方债"两个组成部分。当然，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我国也将可能出现地方公债。除上述划分方法外，还可从其他角度分类，如按发行期限，可分为短期公债、中期公债和长期公债；按公债计量单位，可分为实物公债和货币公债；按公债举借的方法，可以分为强制公债、爱国公债和普通公债；按有无利息和利息支付方式划分，可分为有息公债、有奖公债；按公债是否可以自由流通划分，可分为上市公债和不上市公债，等等。
为了更好地把握本文的研究对象，还有必要对"公债"、"内债"及"外债"等几个相关的概念再作一些说明。"公债"与"内债"、"外债"的共同点是三者都是债务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政府向国内的个人和单位举债时，既产生"公债"，也产生"内债"，即此时的公债就是内债。同样，当政府向国外的政府、银行、企业和私人借入债款时，此时产生的公债也就是外债。可见，任何一项公债不是属于内债，就是属于外债，公债就是整个社会的债务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从严格的科学定义上看，又不能仅将公债称为"内债"或"外债"。因为"内债"这一概念既包括政府举借的国内公债，也包括私人、单位所举借的内债。同理，"外债"内涵也是由国外公债和国外私债两部分共同组成的，只有在一个国家仅存在公债而无私债的条件下，国内公债才能称为"内债"，国外公债才能称为"外债"[2]（p.264）。当然，在文章概念明确的情况下，也可简称国内公债为内债，国外公债为外债，如本文在某些地方使用的那样。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严格意义上将"公债"与"内债"、"外债"区分开来。
综上所述，结合近代中国公债史的具体情况，本文所说的"公债"或"内债"，是指近代中国历届中央政府所举借的、或者是经中央政府认可的由地方政府举借的国内公债。它既包括财政部发行的公债，也应涵盖铁道部、交通部和建设委员会等中央其他部门发行的所有内债；既包括公开发行的以公债票、国库券形式出现的债项，还包括以合同、契约等形式出现的各种债务。
二、国内公债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与近代中国的外债产生早于内债相适应，我国近代外债史的研究也较早就已经展开了。早在20世纪20年代，一些学者利用有关部门整理外债资料之便即已开始了相关研究。对近代中国内债史进行专门研究的首推贾士毅。他利用任政府财政金融官员之便，搜集了大量的内外债资料，写成《国债与金融》一书。该书对内外债"现时"性状况说明、描述多，分析则比较浅显，不过基本勾画出了中国近代内外债的面貌以及相关的财政金融关系[3]，为后人提供了研究基础。贾士毅在稍后出版的《民国财政史》中，以一编（第四编《国债》）的篇幅，按财政部经管的长期内债与短期内债、农商部内债与交通部内债、地方内债、整理国债、偿还国债的顺序，对自清末至民国5年（1916）的国内公债进行了较为翔实的沿革描述和分析[4]。至于民国5年以后的国内公债情况，贾士毅在《民国续财政史》第四编《公债》中已有赓续。该书以北洋时期的公债状况为沿革，以国民政府时期的公债概要为"现情"，对自1917年至1931年的国内公债务债项进行了逐项罗列，条分缕析，以为后人借鉴[5]。贾土毅的这两部著作，资料翔实，面面俱到，确是研究近代财政史和公债史的必备之书。与此同时出版的，还有两本影响较大的研究中国内债的小册子，一本是千家驹的《中国的内债》，一本是王宗培的《中国之内国公债》。在具体的研究中，千家驹把自民国元年（1912）以来的中国内债作了一个历史的考察和整理；对南京国民政府发行的10亿多元公债的用途作了分析；阐述了发行公债对中国的金融及国民经济的影响[6]。而王宗培对民国20年来的内债资料采用统计方法，就发行额、现负额、用途、担保、还本付息等项，分类汇编成八章，并附债券发行之成本计算及国债投资之利益计算两章，是一本较完备的可资财政研究者和国债投资者参考的书[7]。这一时期其他有关内债问题的专著和资料尚有徐沧水的《内国公债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研究科编的《内国公债要览》（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30年）、《我国发行内国公债史略》（上海太平洋书店，1929年）等等。
以上是专论中国内债问题的，此外，在当时有关中国财政问题的论著中，大都辟有专门章节来阐述公债问题，如朱契和叶云龙的同名专著《中国财政问题》，都或多或少地谈到了民国以来的内债。
在20世纪30年代研究内债问题的论文中，较有代表性的有余英杰的《我国内债之观察》、尹伯端的《从公债的作用形态说到中国的公债政策》、郑森禹的《整理公债与当前的恐慌姿态》、杨荫溥的《新公债政策之检讨》等。余英杰主要从政府的立场、财政概况、金融状态以及交易供求之关系等方面分析了当时债市高涨的原因[8]（pp.77-85）；尹文则从公债的学理上入手（如公债的作用、形态等），来探讨、评价中国近年来的公债问题，对国民政府的公债政策进行了批评[9]（pp.23-32）；郑森禹也认为，南京政府成立以来的公债政策"摧残国民经济、影响产业的深重，岂是一二语所可形容"，1936年初发行的统一公债与复兴公债虽然挽救了当时财政的总崩溃，但也只能是挖肉补疮的"消极的救急剂，前途还是很危险的"[10]（pp.57-67）；杨荫溥的文章通过对南京政府过去公债政策的回顾，认为当时实行的新公债政策，是"在吾国现在环境下……比较适当之步骤"，但能否完全实现，"全在当局之善为措置"[11]（pp.1-26）。
抗战期间，军费开支剧增，而增税缓不济急，国民政府为解决战时财政的极端困难，在举借外债的同时，还发行了大量国内公债，使战时国债问题的讨论成为热点。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放钧的《我国之国债问题》（《中国经济评论》1939年第11期），王丕烈的《我国战时的内债与外债》（《政治建设》1940年第3期），慕公的《战时国债之动态》（《商业月报》1940年10月）（注：参见张侃《中国近现代外债制度的演变》，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论文，2001年11月，第2页。），郑孝齐、朱嵩岳的《战时国债之统计分析》（1943年12月），尹可权、刘凤公的《我国战时公债》（1945年）。郑孝齐、朱嵩岳的文章认为，战时国债发行不多，销售亦不畅，故其收入在国库收入中并不重要，平均每年占百分之一左右，主因为物价上涨而公债利率太低之故[12]（p.322）。尹可权、刘凤公认为，我国八年来所发行内债共有15种，其中法币内债占12种，债额达100200万元，外币内债2种，即英金2000万镑，美金2亿元。但战时内债自抗战第二期开始，销路渐成问题，直接向国民推销之数不多，大多向银行抵押，造成通货贬值，公债平衡财政赤字之作用也因之大减[12]（p.375）。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债司为纪念孔祥熙就任财政部长十周年，于1943年11月发行了《十年来之公债》的小册子，对国民政府1933-1943年间的公债政策进行了较详细的叙述，该书虽然不乏对孔祥熙的溢美之词，但其中的一些材料和统计数字对我们今天研究战时公债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13]。
抗战胜利后，因内战的全面爆发，经济建设未能如人民所期望的那样顺利展开，而是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高涨、工商业凋敝，这引起了当时经济、金融界人士的忧虑，希望通过研讨民国经济史以对起衰振敝、救国裕民有所裨益，银行周报社和中国通商银行分别借成立30周年、50周年之际，就民国以来的财政、金融、水利、交通、农工和矿商发展情形，写成《民国经济史》和《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两书都有关于中国公债的专题，分别为邬志陶的《民元来我国之公债政策》和陈炳章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公债》。邬志陶通过对民元以来我国公债政策三个阶段的回顾，认为自民元至1937年，公债在我国财政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而抗战发生后因受经济环境所限，公债在我国战时财政中的作用已无足轻重[14]。陈炳章则利用曾任财政部公债司司长的便利，比较完备地搜集了自前清至战后的中国公债资料，分五个时期进行评述。陈炳章认为，无论是中国的内债、外债还是庚子赔款，都是由内忧外患而起的。民国成立后，因军阀内战连年，举债愈滥，债信愈堕；至国民政府成立，因筹措军需、办理善后以及经济建设等不得不大量发行公债，以资因应；而抗战以后所举之国债，为数较巨，但因战区扩大，货币贬值，终难实收宏效；抗战胜利后，各地政局未定，灾患频仍，对于推销公债有很大不利影响[15]。此外，贾德怀的《民国财政简史》和马寅初的《财政学与中国财政问题--理论与现实》对中国的内债史都有详略不等的描述。
综上所述，新中国成立前的内债资料整理和研究尚称不上完善，时人的研究主要是分段性和专题性的，缺乏对近代中国内债问题作整体性研究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近代中国的内债问题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有关研究仅有千家驹主编的《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894-1949年）》（注：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版，中华书局1984年新版。其中"代序"《旧中国发行公债史的研究》一文，另刊于《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又以《论旧中国的公债发行及其经济影响》为题.发表于《文史哲》1983年第6期。）、任静吾的《十年内战中蒋党政府的公债与经济垄断》（注：参见《光明日报》1953年9月19日所载。）和肖灼基的《四大家族的公债投机活动》（注：参见《光明日报》1965年9月13日所载。），除此之外的其他研究成果寥寥无几。即使在经济史、财政史和金融史的教材、著作中对这方面的内容有所涉及，论者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也大都把旧中国内债作为"四大家族"残民以逞、盘剥民众的发财工具进行批判，未能进行科学、客观的分析，结论也时有失之偏颇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恢复国债发行，运用公债（包括内债与外债）工具为改革开放、推进四化建设服务。这引起了学术界对公债问题的极大兴趣，有关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与此相联系，近代中国国内公债史研究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并有了较快发展，这首先体现在有关研究资料的大量刊布上，如：（1）《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这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就该馆馆藏历史档案中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资料编辑而成的一套综合性档案资料汇编，共分五辑，其中第三辑、第五辑分别是《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注：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第5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2000年版。）。在第三辑《财政》分册中，辑录有北洋政府时期的内债、外债档案资料，是研究1912-1927年间中国内债的重要参考资料；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三）辑录的是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的内外债档案资料，包括"国民政府筹借整理内外债方针政策与组织机构"、"内债"、"外债"、"内外债整理概况"和"附录"五部分；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二）辑录的是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内外债档案资料，内容涉及内外债概况、中央公债、地方公债和外债等情况；第五辑第三编《财政经济》（一）辑录的是国民政府崩溃时期的内外债档案资料，内容涉及内债的发行及偿还等情况。（2）《金城银行史料》。该书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辑录了金城银行从1917年创立起到1952年为止的有关资料。可供本专题参考的主要是"经营公债有利可图"、"金城银行公债库券明细表"、"公债买卖投机实例"、"以公债为押品进行放款"等有关内容[16）。（3）《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选编，辑录的主要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金融货币的有关档案文献、报刊资料，但对研究近代中国内债也有较大帮助[17]，儿（4）《民国外债档案史料》。共12卷，由财政科学研究所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合编。虽然名为"外债档案史料"，但第二卷的有关内容如"1928-1945年财政状况"、"整理内外债委员会"、"抗战时期的债务状况及处置"、"1945-1949年的财政及债务状况"等，对内债研究也有重要参考价值[18]。此外，可供本专题研究参考的相关性资料还有很多，恕不一一列举。
学者们在充分利用上述资料的基础上，对近代中国内债史的研究开展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在这一阶段的初期，论者仍或多或少地受传统观点的影响，较多地强调旧中国内债的破坏性和腐朽性，如有学者认为，"中国近代的国内公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权维护其反动统治的财政支柱之一"，"中国近代的国内公债作为一种历史陈迹还保留着它的丑恶形象"[19]（pp.58-63）。具体到对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国内公债的评价，认为"国民党政府发行内债，并不像资产阶级学者所说的是'被迫的'、'克制的'、'建设性'的借贷，而是直接用于内战、不遗余力对人民残酷的掠夺。"[20]（p.39）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得出的结论也逐渐趋向比较客观和公允。如金普森、王国华在其连续发表的《南京国民政府1927-1931年之内债》和《南京国民政府1933-1937年之内债》两篇文章中，一方面对国民政府战前十年的内债政策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十年的内债政策，从债务结构、债务信用、发行条件和债务用途的前后发展看，是有进步的，比较成功的"，"巨额内债的发行与流通对南京政府的生存、稳定、统一是至关重要的，这种稳定和统一，对于中国后来顺利地进入抗战并最后取得胜利，是有积极意义的"；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其阶级局限性："内债收入中相当大的部分被用于内战、剿共的军费开支上，很少重视经济发展，这既有当时的实际困难，又是由南京政府的阶级本性决定的。"[21]（p.88）学者们在评价国民政府的战时公债政策时，能坚持辩证唯物的历史主义的方法论，认为："战时国民政府财政极端困难，借公债筹款情有可原，内债也的确在抗战财政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与此同时，也应该指出，由于国民政府不能真正做到'有钱出钱'，反而是'有权者发财'，它的财政政策包括公债政策又是失败的。"[22]（p.87）对此，赵兴胜也认为，国民政府的战时募债活动在一定时间、一定限度内筹集了经费，支持了抗战。但由于公债政策运用上的非持续性、推销上的强制性、摊派的不公平性和偿还上的欺骗性，就总体而言，国民政府的战时公债政策是算不得成功的[23]。值得一提的是，吴景平在其最近发表的长篇论文《近代中国内债史研究对象刍议--以国民政府1927年至1937年为例》中，站在更高的角度提出了关于旧中国内债史研究对象问题的若干思考[24]，对学术界的影响较大。
这一时期的公债史研究较有代表性的论文还有：王国华的《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内债研究》（杭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0年），单宝的《北洋军阀政府的公债》（《史学月刊》1987年第1期），张生、康勇的《从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公债发行看上海资本家和国民党政权结合的原因》（《陋铭理论家》1990年第1期），周育民的《试论息借商款与昭信股票》（《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朱英的《晚清的"昭信股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6期），邓宜红的《试析1935年以前中国银行对待政府内债态度之演变》（《民国档案》1993年第1期），等等，不一一赘述。
三、21世纪近代中国国内公债史研究发展趋势展望
自上个世纪30年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关于近代中国内债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本专题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但与此同时，也还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和薄弱之处，只有克服了这些问题之后，近代中国内债史的研究才能更上一个层次。
首先，正如吴景平指出的，虽然绝大部分中国近代史、现代史教材和作为断代史的中华民国史著作，以及相关时段的经济史、财政史、金融史教材和专著都涉及到内债问题，其中有些著作还做了专题性述评，但对近代中国内债问题作系统、专门的研究尚不多见。就整体性观照的成果而言，仅有千家驹主编的《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894-1949）》，"迄今为止尚未见有以近代中国内债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教材和专著问世"[24]（p.175）。这与近代中国内债在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是不相称的，需要广大史学工作者作出辛勤劳动，使研究近代中国内债方面的专著早日面世。
其次，应按照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把近代内债放到当时的政治、经济、财政大背景下考察，避免就债论债的倾向。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偏重对近代中国历届政府所发债项、总额的考证，影响到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内债史往往要对许多债项进行梳理和统计，才能得出相关结论，这是必要的，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必须把近代内债放到近代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发展中去研究，通过对政治、经济的研究来判别内债的性质和作用，找出近代中国内债与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内债及社会主义类型的内债的不同特点。比如，近代中国内债在维护历届政府统治方面的财政支柱性作用、近代中国的内债以非生产性用途为主、近代中国内债在促进银行业畸形发展方面的作用、近代中国历届政府的内债大都债信不佳，等等。总之，只有联系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来研究近代中国内债，才能揭示出近代中国内债的运行机制，才能通过对内债的研究去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
第三，应拓宽近代中国内债史研究的领域，深化研究层面。内债史的研究范围不应仅限于发行条例所提到的方面，还需要注意研究对债款的实现有重要影响的其他因素。作为内债史的研究对象，不仅应包括公开发行的公债库券，还应包括非公开发行的直接借款和以债券抵押借款；应搞清所论及债项的直接举借主体，把该时期经政府批准或授权的由各直属部门和各机构出面举借的各债项都考虑在内；要从债权方角度出发，研究金融业对待内债问题的态度；要通过研究起中介作用的团体和机构，来考察某一时期内债问题的特殊性，等等，从而拓宽内债问题研究领域[24]（p.187）。同时，还应关注内债关系的延续性和阶段性，把与债项各要件有区别但又密切相关的内债风潮和内债整理问题列入研究范围。如对北洋时期的1921年内债整理案和国民政府时期的三次公债整理（1932年公债整理案、1936年"统一公债案"、1943年省债整理案），需从整理的背景、整理的过程和对整理案的评价等各方面进行系统、细致的专题分析和研究。此外，还需要开展比较研究，如对近代中国内债前后各阶段进行纵向的异同比较，对同一阶段的内债和外债进行横向比较，还可以把同一阶段的中国内债与外国内债进行比较，以探寻近代中国内债运行的规律性。若从更广的视角考察，还应对下列问题引起关注：如北洋政府遗留未清偿的对内债务，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内债政策究竟有何影响；历届政府所发行的各项债券的上市情况、某一债券的上市与日后行情等，是如何影响到现有其他债券行情，进而影响到以后发行的；公债库券市场与股票市场的关系；如何评价地方借款与中央借款的关系；金融业对政府借款与对工商业放款的比较；政府当局的内债政策与金融工商界有关主张的交互影响[24]（p.187），等等。在掌握史料和搞清事实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究，无疑有助于进一步拓宽内债史的研究领域，有助于构建较为完整和科学的内债史研究体系。
第四，如何运用现代公债理论来分析近代中国内债史，为今天国债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是本专题研究中亟待加强的一个课题。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把公债政策的运用作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步骤，国债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从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使得我国连续四年保持着较高的借债速度；1998年发行国债3811亿元，1999年为4015亿元，2000年则达到4657亿元，2001年为4604亿元。国债余额也由1998年底的7770亿元增至2001年底的18700亿元[25]。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阴影中，中国经济近几年能始终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国债可谓功不可没。据统计，1998年国债投资项目带动经济增长1.5个百分点，1999年带动2个百分点，2000年带动1.7个百分点，2001年带动1.8个百分点。
但在国债规模急剧扩大的情况下，我国的债务风险也在逐渐增加，因此，如何根据中国的国情把握适度的国债规模，建立合理的国债结构，防范和化解财政风险，是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如果能将中国近代国内公债的发行、偿还、整理、交易和管理等内债运行基本规律阐述清楚，辨别其中的利弊得失，就可以对中国今天国债政策的制定起到宝贵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刘国光.中国大百科全书·财政、税收、金融、价格[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2]邓子基，张馨，王开国.公债经济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
[3]贾士毅.国债与金融[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4]贾士毅.民国财政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7.
[5]贾士毅.民国续财政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
[6]千家驹.中国的内债[m].北平：北平社会调查所，1933.
[7]王宗培.中国之内国公债[m].上海：长城书局，1933.
[8]余英杰.我国内债之观察[j].东方杂志，1934，30（14）：77-85.
[9]尹伯端.从公债的作用形态说到中国的公债政策[j].东方杂志，1935，32（19）：23-32.
[10]郑森禹.整理公债与当前的恐慌姿态[j].东方杂志，1936，33（11）：57-67.
[11]杨荫溥.新公债政策之检讨[j].经济常识，1936，（5）：1-26.
[1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财政经济：第五辑（二）[z].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13]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债司.十年来之公债[z].重庆：中央信托局印制处，1943.
[14]邬志陶.民元来我国之公债政策[a].朱斯煌.民国经济史：上册[c].台北：文海出版社，1985.197-205.
[15]陈炳章.五十年来中国之公债[a].中国通商银行.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c].上海：六联印刷股份有限公司，1947.117-140.
[16]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金城银行史料[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17]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2辑[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18]财政部财科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2卷[z].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
[19]张祖国.略论中国近代国内公债的特点[j].经济问题探索，1985，（2）：58-63.
[20]王同起.评1927-1937年国民党政府的内债[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3）：33-39.
[21]金普森，王国华.南京国民政府1933-1937年之内债[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2）：81-88.
[22]王磊.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内债研究[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4）：74-87.
[23]赵兴胜.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国内公债政策研究[a].张宪文.民国研究：第3辑[c].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169-183.
近期财政政策篇7
亚洲受危机打击的经济体近几个月经济继续好转。今年这一地区的几乎所有国家都将实现正增长，这使得imf的预测大幅度地向上修正（表1-5）。其中韩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增长最快，预计今年增长率分别为6.5%、4.0%、2.4%和2.2%，印度尼西亚接近零增长。由于竞争性汇率的作用和地区内贸易伙伴的进口扩大，出口普遍增长。一些商品价格的回升和电子产品价格的上涨对经济复苏也起着推动作用。资本流入的部分恢复缓解了金融压力，商业信心的上升及通胀的下降使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松成为可能。与此同时，财政政策也扮演着十分积极的角色。库存积累适度。良好的气候条件也有助于农业地增产，这在印尼、菲律宾和印度表现得最明显。随着近来商业信心和经济活力的改善，推动了该地区内需的增长。预计明年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将呈现较强的增长之势。然而，为了使这种恢复建立在可持续的基础上，仍需继续推进结构改革，银行的资本重组，国有机构的私有化和实行谨慎的金融监管。
韩国经济自1998年急剧收缩之后，在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持下，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复苏。韩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把利率降至低于危机前水平，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保持低通胀，维持竞争性汇率。巨额的经常项目顺差和大量的资本流入导致了韩元的升值，但韩国央行介入，放慢了韩元升值和外汇储备增加的速度。然而，韩国经济增长能否持久取决于韩国政府能否采取具有决定意义的、全面的措施来继续尚未完成的金融业和企业改革。在金融业，改革的重点应该从重组正顺利进行的银行业转到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在企业界，大宇集团的现状得到迅速、公平的解决是十分重要的，但更为至关重要的是，加强对其它大中型韩国集团的审查工作。
在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的支持下，并且由于汇率十分具有竞争力，马来西亚的经济也正在强劲复苏。今年的产出增长率目前预计约为2.4%，实际很可能会更高。国民经济中长期的生产力过剩导致了通货膨胀减弱和巨额贸易顺差。1998年9月开始实行的资本管制仍然生效，但得到了修改。金融业和公司部门的重组正在继续。随着银行资本重组的完成和政府采购呆帐的完成，现在的重点是处理呆帐和巩固银行系统。随着经济的复苏，当局将必须审查汇率定价，并保持资本管制。
泰国经济的复苏趋势也得到了加强。一系列经济指标显示，消费者开支增加，净出口额也开始加速增长。但是设备利用率仍然很低，所以投资仍然不旺盛。财政和货币政策继续支持经济的复苏。整个公共部门的赤字（包括金融部门重组所需的费用）预计会超过1998-1999财年gdp的7%，随后会随着经济活动的复苏而逐渐下降。日拆利率最近降至1%，而在危机前夕则高达10%。银行正在致力蓄积额外的资本以达到更高的审慎监督标准，银行的私有化计划已经开始实行，金融部门的重组已经基本步入正轨。最近通过的破产法和抵押偿债法加强了已经出台的公司重组框架，现在这个框架需要得到实施。
亚洲受危机打击最严重的国家是印度尼西亚，现在其经济似乎也出现了转机。虽然其1999年全年的实际gdp预计会继续进一步下降，但今年上半年却出现了增长。12个月的通胀率预计会在年底之前降至一位数。但是，巴厘银行丑闻和东帝汶危机影响了金融恢复稳定和经济恢复持续增长的前景。虽然农业产出和出口额的增长推动了经济复苏，经济中仍面临着根深蒂固的结构问题，只有解决这个问题，经济才可能强劲复苏。大笔的呆帐（在4月底高达总贷款额的约55%，在部分呆帐转入银行重组机构之后降至40%）加重了银行资金周转不灵的程度，并增加了银行休整的成本。虽然一整套复苏计划已经出台，但是还有待严格的实施。为了降低银行重组的成本，增加主要负债企业的贷款回收是至关重要的。政府还应该加强刚刚修改过的破产法的实施，有效地进行反腐败立法，并采取一系列改革来加强对公司的监督管理。
在菲律宾，在农业生产好转和出口增长的支持下，国内产出和开支开始加速增长。市场信心的加强和通胀率的下降促使利率降至低于危机前的水平。金融业的改革总体已经步入正轨，但公营部门改革的某些领域需要有快速的进展。
在经济活动不景气的1998年之后，新加坡经济开始强劲复苏，预计1999-2000年的增长率为4-5%。财政政策的大幅放松和电子产品出口的复苏支持了经济的复苏。由于新加坡有良好的财务纪律和大笔的境外资产，这种财政政策是十分恰当的。尽管新加坡政府在危机爆发后放松了财政政策，但通胀率仍然保持在接近零的水平。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经济也有出现转机的迹象。在私人消费反弹的支持下，今年第二季度的产出在连续五个季度下降之后出现大幅增长。虽然出口减少似乎已经探底，但私人投资仍探不景气。金融市场的近况是喜人的，股市价格和房地产价格不断回升，货币贬值压力不断减弱，利率不断下降，接近美元资产的收益率。但是，由于物价水平在不断下降，实际利率仍然相对较高。银行部门仍然情况良好，尽管最近呆帐有所增加，一些银行（及其顾客）对中国大陆的投资有所增多。
imf预测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为6.6%，明年进一步降至6.0%。imf认为，去年年中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多元化收口政策使中国经济较好地避免了亚洲危机的过度影响，gdp增速虽然放缓，但仍保持了较高的水平上。东亚地区货币的升值以及国内的通胀紧缩已经使人民币的实际有所汇率比危机初期明显下降。尽管如此，由于个人需求不旺，失业率较高，同时面临着资本外流和通缩的压力，中国的宏观形势仍不乐观，在此情况下，政府在1999年进一步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用以社会保障和结构调整。虽然利率被降低，但进一步降低利率可能受与主要外币利差扩大的限制。从经济结构来看，关键的挑战仍来自于国有企业：国有金融部门，以及中期增加国家的收入。资产管理公司的建立有助于信用文化的良性发展和进一步推进国企改革，防止出现新的不良资产，作为银行和企业改革的成本，从中期看，加强财政地位和财政收入的流动性是非常主要的。
印度近期经济增长的预测有所改善，这部分是因为农业生产强劲反弹，而且农业的近期前景也得到了改善。农业收入的提高推动了国内需求的增长，并且随着出口的复苏，工业生产也开始复苏。同时，由于许多关键农业商品的供应问题得到了缓解，通胀压力减弱了。但是，为了给中期经济持续强劲增长创造条件，政府应该在许多方面采取政策性行动。公营部门的巨额赤字是一个关键问题，赤字预计会增长至1999-2000年gdp的近10%，这将导致公营部门背负巨额债务，并对投资产生负面效果。将于今年10月成立的新一届政府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制定一个雄心勃勃的、详尽的中期财政调整计划，同时继续扩大结构改革的许多领域已经取得的进展。除了需要财政调整的公营部门改革之外，国有银行私有化进程的加快推进，再加上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放松产品市场的管制和贸易政策自由化等措施，将会改善人均收入增长的前景。
巴基斯坦的对外账目在1999年上半年得到了改善，国际储备从年初十分危险的低水平开始回升。这是因为imf恢复了对巴基斯坦的资金支持，官方双边债务也因此得以延期支付，经济政策也得到了加强，特别是增加财政预算和汇率统一等措施。政府只有更加坚定地实施大范围的结构改革，特别是进行旨在扩大征税对象和改善征税工作的财政改革，才能不断地改善对外账目，并支持经济复苏。
近来拉美国家经济呈现较大差异。总体看，今年的经济可能接近零增长，明年可能达到4%左右。其中巴西和墨西哥经济衰退大为缓解，经济增长率将从今年的-1.0%和3%到明年分别增长4.0%和5.0%，但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等国的经济今年大幅度衰退，要到明年才能有所恢复。目前，影响拉美经济恢复的主要因素是一些国家政策与经济的适应性问题，大选对经济的影响、脆弱的金融市场信心等。此外，美国周期性的经济下滑也将对明年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
导致巴西经济复苏速度比预期快的原因是政府坚定地实施了稳定计划政策，这使经济信心从3月份开始迅速重树。由于汇率在飚升之后已经稳定下来，所以货币贬值对通货膨胀产生的效果已经得到了抑制，货币当局已经能够稳步地降低利率。税收的增加和对政府开支的严格控制使基本财政盈余超过了其1999年的目标。再加上利率降低和汇率稳定，近几年政府净债务迅速增加的局面开始扭转。对外贸易不景气，1999年上半年出口额减少了14%，进口额减少了17%。但是，在1999年上半年里亚尔的实际汇率下跌35%之后，巴西在出口市场的份额预计在下半年会有大幅增加。为了支持经济复苏并降低在该国实际利率中仍然十分明显的高风险收入，政府必须进一步加强实施宏观经济计划，其中包括加强对政府开支的控制和有效实施新的通胀目标计划。
在出口增长、工业产值提高和最近的私人消费加速增长的支持下，墨西哥的经济前景也得到了改善。这是因为墨西哥在北美洲的主要的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十分活跃。各种金融市场经济指标显示出市场信心从1998年底开始恢复：汇率和股市都好转了，利率下跌，尽管美国利率上升导致墨西哥的部分利率在今年中期有所回升。财政政策仍然保持稳定，但政府有必要采取措施减轻财政预算对与石油有关的政府收入的依赖。货币当局正在着手实施一个将进一步降低通胀率的通胀目标计划。在1994-95的金融危机之后，银行部门依然不景气，盈利性低，资本不足，呆帐负担沉重，而且银行的金融中介作用不断削弱。银行的重组需要取得更快的进展。当局最近公布了一些加强管理体制的新措施，其中对资本准备金和贷款损失准备金要求更为严格，这是为了在2002年底之前取消于今年早些时候实行的普遍存款保险保证金制度创造条件。为了改善银行与借款人之间的关系并支持私人企业的贷款回升，破产法的修改草案预计会在今年晚些时候提交国会。
从1998年末起，阿根廷的经济活动开始大幅萎缩，超出了先前预期。阿根廷1999年的gdp预计会下降3%，原先预计的经济复苏困难重重。紧缩的金融状况和贸易条件指数的恶化（因为农产品价格下跌）导致国内需求低迷。进口额也因此大幅下降，最近12月的进口额下降了四分之一。经济衰退还导致财政状况更加窘迫。今年10月大选选出的政府将进行进行严格的宏观经济管理，并进一步推动结构改革。在智利，1998年开始的经济减速在1999年上半年继续。在出口额因为国外市场状况不佳而下降的同时，低迷的国内需求导致了更大幅度的进口额下降，经常项目逆差因此减少了。这些因素，再加上持续的低通胀和不断上升的失业率，使得中央银行可以实现从今年初起将实际利率降低3个百分点的目标。这些因素还促使了当局采取扩张性财政措施。
二、三大因素对中东和非洲国家带来不同的影响
预计中东和非洲（包括土耳其）的经济增长率将从去年的3.2%下降到1.8%，明年将加升到3.1%,但因各国具体情况差异较大，受近年三大因素的影响将呈现不同的发展态势。第一，商品价格。3月份以来油价目上涨有助于石油出口国改善外部帐户和财政形势，使短期增长预期上调，但非石油类商品价格的继续走弱仍抑制非洲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第二是结构改革的压力增加。由于近年来商品价格低速对经济的影响，一些国家开始筹划公共事业和运输部门的私有化，一些国家也试图改进财政管理或改善商业和投资环境。这些政策的完成将为两在地区长期经济增长打下良好的基础，第三是贸易和政治合作对未来经济的影响，这些合作包括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实行的对外同一关税、阿拉伯贸易协定的关税减让，摩洛哥、突尼斯、南非与欧盟的贸易协定，东南非的共同市场等。此外，两大地区的高债穷国将从发达国家开始实行的外债减免计划中获益，这将增加用于反贫困的公共支出。
对整个非洲而言，经济增长的预期略微下调，目前预计非洲的gdp在1999年增长约3%，2000年增长5%。其中，阿尔及利亚和许多其它非洲小国（包括喀麦隆、科特迪瓦、加纳、莫桑比克、苏丹、坦桑尼亚、突尼斯和乌干达）的宏观经济效益相当不错：其中大多数国家1999年的gdp增长率预计为4-5.5%，2000年的增长趋势预计会进一步加强，而且通胀率总体上都保持在一位数的中低水平。这些国家经济效益不错部分是因为它们长期采取了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而且一些国家的天气条件有利。加纳、莫桑比克和乌干达最近良好的经济效益是其9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持续增长的继续。为了对付石油价格下跌而造成的外部环境恶化，阿尔及利亚政府在1999年紧缩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从1995年开始实施了一个范围很大的结构改革计划。在突尼斯，由于出口效益良好，而且政府进行了财政调整并采取了浮动汇率制，突尼斯经济预计在1999年和2000年会继续强劲增长。
另一方面，其它三个非洲大国的经济活动要低迷得多。由于金融市场的信心已经恢复，利率下降，而且出口前景（特别是对亚洲）也有改善，南非经济的增长速度预计在1998年减速之后在1999年会有所加快。虽然根据通胀率继续下降和稳定的财政状况等因素而小幅下调利率是恰当的，但是为了保证对外收支的平衡，利率下调的余地是有限的，这帮助减少了南非储备银行的远期公开净头寸。这将减少南非的风险报酬，并推动经济增长。结构改革的迅速实施也会使南非2000年及中期的经济增长前景变得更加光明。尼日利亚1999年的gdp预计只会增长0.5%，财政预算赤字和经常项目逆差预计会分别高达gdp的约8%和14%。这些不利发展部分是因为1998年1999年初的石油价格下跌和opec石油出口限额的因此下调而导致的石油大幅减产。非石油经济的gdp预计在1999年会增长3%，而石油经济的gdp预计会减少4%。同时，1999年第一季度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滑坡恶化了局势。这些问题已经得到部分解决，石油价格的上涨增加了出口收入和公营部门的收入。但是，为了使经济在中期恢复增长，政府还必须进一步进行财政调整，降低水平很高的通胀率，并坚定地实施新政府的私有化计划、管制放松计划和其它结构改革计划。摩洛哥1999年经济增长低迷的部分原因是旱灾造成了农业减产，摩洛哥经济在2000年预计会有反弹。但是，政府同样还要进行更多的财政调整和结构改革。这些领域的进展将增加摩洛哥最近采取的贸易自由化措施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潜在收益。
在中东，经济低增长局面预计会继续，但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的经济今年可能会因为石油减产而出现负增长。埃及经济预计在1999年会保持较强劲的增长势头，通胀率会稳定在约4%。但是，一些最近的发展情况表明，只有进一步开展经济改革和经济自由化才能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埃及的对外经常项目状况从1996-97的小幅顺差转变成1998-99的小幅逆差，这部分是因为国内信用的大幅膨胀；国际储备不断减少而利率相对较低，这导致中央银行为政府赤字提供资金。在伊朗，在1998年大多数经济指标急剧恶化之后，当局开始实施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整和结构改革计划，旨在减少经济中几个主要的不合理现象并刺激经济在中期增长。这一计划的目标有：大幅减少预算赤字、通过货币供应量增长减半和让实际利率恢复正值来遏制通货膨胀、让外汇市场自由化并让国内物价自由浮动。
三、转型国家经济增长出现两极分化
经过十年经济转型，特别是经历了近年来新兴国家的危机之后，转型国家已经分为强弱两种类型。前者以波兰、匈牙利等国为代表，后者以俄罗斯及其部邻国为代表。危机之后整个地区的出口下降，与俄罗斯与紧密的贸易联系的国家尤其如此，但一些国家面对冲击表现出一定的适应性和灵活的政策应变为。一些国家则由于薄弱的金融体系和企业重组的不到位使衰退加深，东南欧国家因科索沃冲击使趋好的经济前景发生逆转。
然而，由于卢布贬值所产生的进口替代效应及近来油价上涨，俄罗斯经济下降的趋势得到抑制，工业产业将超过一年前的水平。经常帐户逆差缩小，政策收入和外汇储备增加、卢布汇率自4月份以来也保持稳定。因此，imf预计俄今年将从去年-4.6%的基础上实现零增长，明年达到2.0%的正增长。整个转型国家今年的增长率约为0.8%，明年为2.8%。自经济转型以来，俄罗斯经济在1997年和1998年初第一次出现低增长。其后，俄罗斯于1998年爆发金融危机，经济活动再次衰退。经济和政治前景不确定性的不断加大导致更多的资本外逃和外国直接投资大幅减少。但是，最近的发展情况表明，经济下降的趋势正在被扭转。工业产出开始加速增长，高于上一年水平。很明显，这部分是因为卢布大幅贬值导致了进口替代现象的增加。石油价格的上涨对俄罗斯的经常项目收支平衡和政府收入产生了积极影响。货币政策仍然稳定，中央银行为政府预算赤字提供的资金有限。因此，通胀率降至约3%每月，外汇储备增加了，卢布也从4月起开始稳定下来。
考虑到最近的发展情况，并假定俄罗斯的稳定与改革联合计划得到实施，imf目前预计俄罗斯经济在1999年实现零增长，2000年增长率升至2%（表1.6）。俄罗斯还将面临重大的政策挑战。最近通过的imf计划中游一个财政计划，旨在实现占gdp2%的财政盈余。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和其它宏观经济目标，许多方面的改革措施需要得到彻底实施。如果不采取这种措施，财政状况会再度恶化，要求中央银行为政府赤字提供资金的压力会加大，而且不稳定的经济形势也会迅速恶化。银行部门的改革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很有限：一个银行重组机构成立了，而且当局取消了总部设在莫斯科的18家大型银行中6家银行的营业执照。事实上，这些大型银行中有许多银行没有偿付能力，只有少数几家被关闭，而且从问题银行分割资产的现象很普遍。虽然破差法制框架和银行重组机构运作的法制框架已经到位，但政府还需要进行企业重组和许多其它改革。
近期财政政策篇8
关键词：经济结构；财政政策；有效性
JeL分类号：H32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11)11-0005-04
随着Cpi涨幅回落，通胀压力趋于缓解，国内政府开始强化使用财政政策工具来调整经济结构，今年10月相继推出三项财政政策改革：原油天然气率先从价计征资源税、沪浙粤深四省市获准开展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上海交通运输业和现代服务业试点营业税改增值税.同时还启动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一、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整作用
着眼于总量调控的货币政策通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等工具对实体经济产生间接影响，有利于调整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有利于控制和保持物价水平稳定。与之相比，财政政策可以直接影响微观经济主体(企业和居民)的收入和支出，在产业结构调整、内需拉动方面会更加有效。
1、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动力有政策支持、技术进步、市场需求等，但核心动力是企业的主动投资。是企业自发地成为经济转型的主体。财税政策就是推动企业转变投资方面的重要工具。
从税收对企业的影响来看，任何能够降低企业资本成本的税收措施，都会刺激企业的投资意愿、加大投资力度；反之则会抑制企业的投资行为。如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经济转型的爱尔兰，因本土资源缺乏，决定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爱尔兰政府推出了很多支持措施，其中的一个关键性政策就是极其优惠的公司所得税。从2003年起，爱尔兰政府对所有企业实行12.5％的所得税优惠，并不再征收其他地方税。低税率政策吸引了微软、英特尔、谷歌等一大批全球高新技术企业。
此外，加速折旧、投资减免政策也会促使企业增加投资。二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企业实行了包括特别折旧在内的一系列税收优惠。1951年的《租税特别措施法》规定，钢铁业特定设备的折旧率在3年内可比一般折旧率提高50％：1952年的《企业合理化促进法》又使钢铁业享受到新的折旧优惠，即特定设备在购入后的第一年内按购入价格的50％进行折旧；1961年日本政府修改了机械设备的法定使用年限(平均缩短20％)，这些优惠措施对鼓励企业投资起到了积极作用。1964年，日本的粗钢产量比1950年增加了8.22倍，名列世界第三。
除发挥税收的杠杆调节作用外，政府还可以通过直接投资、财政补贴等多种手段来改善投资环境、改变企业对未来收益的预期，从而引导企业加大对高新技术等战略性产业的资源投入。例如，日本投资1.3万亿日元建设筑波科学城，德国政府投资1.9亿马克建设高科技园区。
产业结构升级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淘汰落后产能。在使用行政手段的同时，通过市场化方式来迫使落后产能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如适当提高对落后产能企业产品的税收。企业成本增加、收益减少.迫使企业逐步减少产量并转向投资生产其他成本相对较低，收益相对较高的产品。很多国家和地区征收环境税以推动产业从高污染高耗能向节能环保型转变，如马来西亚为普及无铅汽油，调整了汽车燃油税，使含铅汽油的价格比无铅汽油高2％。
2、促进消费、拉动内需。
国内经济结构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消费不足。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率逐年下降(见表1)。
居民消费支出取决于其收入，税收是调节居民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的有效工具。尤其是边际税率递增的个人所得税，对居民收入的影响最大。个人所得税降低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影响到居民的消费水平。各国政府为了刺激居民消费，通常会考虑减税。由于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高。减税的重点人群是中低收入者。同时，利息税、遗产税等财产税会使未来的消费价格显得更加昂贵，有利于刺激人们增加当前的消费。此外，流转税、资源税会转嫁给消费者，造成物价水平的上涨和居民实际购买力的下降，也会影响到居民的消费支出。
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刺激国内内需.2009年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汽车行业的政策，包括汽车行业调整振兴规划、汽车下乡和鼓励家电、汽车“以旧换新”等政策。这类补贴政策相当于增加了居民的当期收入.有效刺激了居民的消费需求。通常每年三季度是汽车销售淡季，但2009年三季度一改往年淡季走势，汽车销量同比增长74％，且增速较二季度提升42个百分点z。
当政府增加对文教卫等民生方面的消费性支出时，可以改变居民对教育、医疗等未来大额刚性支出的预期，在当期收人不变的情况下，刺激居民增加即期消费，反之居民会减少即期消费，提高储蓄比例。
二、影响财政政策有效性的主要因素
财政政策是否有效，首先取决于选取的财政政策工具或各种工具的组合是否恰当。也就是在政府预算约束下，财政收支的规模及其结构是否合理。例如，同样是为二战筹集资金，英国和美国就选取了不同的政策工具。当时的英国受凯恩斯思想影响，认为企业投资对所得税税率并不敏感，且发行公债不利于政府财政平衡，主要借用提高企业所得税的方式来筹资，；美国实行了相对温和的税收政策，发行公债是主要筹资方式。当政府用发债来弥补赤字时，稳定的税收政策可以避免企业成本增加，使企业保持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有利于经济的恢复。不同的财政政策导致英美两个国家在二战及战后经济发展的速度差异甚大。
其次，财政政策有效性取决于传导机制是否顺畅。财政政策传导机制是指政府借助不同的财政政策工具，通过收入分配、货币供给和价格等变量，来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消费、投资行为，以达到劳动、产品和资本市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从而实现预设的政策目标(见图1)。
在财政政策传导机制中，微观经济主体(企业和居民)能否按照政策预设的方向改变自己的行为以及行为改变的周期和程度，是影响财政政策效力的关键因素。
凯恩斯乘数理论表明，居民消费倾向对财政政策目标的实现起着关键作用。微观主体行为改变除受边际消费倾向影响外，还受到预算的约束和制度的约束。
边际消费倾向低的高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高，而边际消费倾向高的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低，政府通过税收、财政补贴对居民收入进行再分配，进而影响全社会的消费倾向。但在总收入既定时，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社会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变得越低，且整个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会被拉低。从2000年到2009年.我国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比从1：2.79扩大到1：3.33。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是我国存在结构性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
若财政政策工具无法改变微观主体(企业和居
民)预算，该政策工具对企业和居民行为的影响就会失效。理论上，个人所得税税率的降低会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刺激居民增加当前消费，2011年9月国内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到3500元、并压缩了税率档次，但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环境下，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这些刚性支出使居民始终存在对未来生活的担忧.个人所得税调整对居民消费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制度调整通常滞后于社会经济环境变化，原有制度的惯性作用可能使新的调控政策难以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实施后，理论上，企业和个人应该按照收益最大化的方向来调整投资和消费行为，但现有的制度安排可能会增加他们未来的不确定性，弱化政策的激励作用。2009年政府启动四万亿元投资以刺激内需、拉动经济，但政府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银行贷款主要流向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不但被限制进入很多领域且得不到银行贷款的支持，结果是国进民退和经济结构性矛盾的进一步恶化。一般认为，制度约束存在于市场机制不成熟的国家。但就正处于债务危机的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来说，现有的福利制度(高福利支出)对提高税率、缩减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也形成了制度约束。
最后，外部环境的变化会改变企业和个人的预期.影响其投资与消费决策，从而影响到政策效果，因为理性的个体或企业面对政策释放的信号，总是会预测政府随后将推出的政策后，才决定其行为调整的方向和方式。
三、对财政政策有效性的进一步思考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的主线。这对运用财政政策工具调整经济结构提出了迫切的需求，但在这过程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
近期财政政策篇9
[关键词]积极财政政策；扩张型财政政策；经济发展
什么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什么是扩张型财政政策，自去年朱镕基总理提出我国要实现积极的财政政策时起，在经济理论界引起了争论，时至今日，仍未有统一的看法。其实，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利用各种财政手段调控经济的政策趋向。所谓的“积极的”，是指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在经济萎缩时采用扩张型财政政策，在经济过热时采用紧缩型财政政策，政府对经济发展的态度是“积极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和紧缩型财政政策均属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在我国目前情况下，这一点是必须首先加以说明的。
严格地说，从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渊源来看，积极的扩张型财政政策的历史应当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但现代财税经济理论中，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张型财政政策一般被认为是来自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参见《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正是凯恩斯主义者的极力主张，才使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财政理论宝库的宝物的。后凯恩斯主义者虽然对凯恩斯的理论有所发展，但其宗旨大致仍然不能摆脱凯恩斯理论的窠臼。
按照现代西方经济理论，财政政策通过调节总需求，发挥其调节经济、实现充分就业下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作用。在一般情况下，财政政策是以一定的经济理论和财政学说为基础，按照既定的财政目标——赤字或盈余，通过税收、财政支出、公债等财政范畴和财政活动方面的相关手段表现出来的。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19世纪常见的中性财政政策已经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随着国家干预主义占据主要地位而退居次要地位，积极的财政政策已经成为政府刺激和抑制经济发展常用的财政经济手段。
从特征和产生的前提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产生，是因为国家采用干预主义政策，积极的利用财政政策调控经济，用政府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取代市场竞争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所以，国家或政府干预经济和个人收入水平，既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前提，又是区别于“夜警”国家或政府的主要特征。
从积极财政政策的利用来看，虽然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现代西方国家产生并被广泛利用，但由其特征和产生前提决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的利用要早得多，也普遍的多。我国建国后，就一直运用财政政策对社会、经济生活即生产（流通）和消费进行调控，且在各个经济时期都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保证了国家不同时期政治、经济任务的完成。但是，由于我们坚持的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思想，喊出的财政思想口号是“收支平衡，略有节余”，好象没有采用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其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并不必然反对“收支平衡、略有节余”，二者不存在二律悖反问题。只不过是我国以往实行的实质上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显得有些宽泛，没有西方国家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经济目的明确，而且由于在一定时期内反对赤字财政，所以，一谈积极的财政政策，往往就是指西方国家刺激或制约经济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其实东西方国家都在积极的利用财政政策来调控经济。
从现代西方常用的积极财政手段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有扩张性财政政策和紧缩性财政政策两种类型。扩张型财政政策是指降低税率，增加转移支付和扩大政府购买，以刺激总需求的增加，劳动就业的增加；举借外债和发行公债，以及采用相应的降低利率的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刺激生产和近期消费。紧缩型财政政策是指提高税收，减少转移支付和减少政府购买，配合提高利率增加储蓄、减少现期消费的通货紧缩货币政策，抑制社会总需求。西方国家由于经常爆发经济危机，失业问题一直是一大难题，所以，现代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比较注重研究和采用扩张型财政政策。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出现经济危机的原因是需求不足，商品过剩，生产下降，企业裁员产生失业。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政府用财政政策刺激需求使之增加，因为只有需求增加才会推动经济增长。
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其结果不是减少财政收入就是增加财政支出，这必然带来财政赤字。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综合运用以下四条原则，即坚持年度预算平衡原则、经济周期预算平衡、充分就业预算平衡原则、机能财政平衡原则，适度发行公债和举借外债来弥补财政赤字，并要注意处理好充分就业、财政盈余与财政拖累问题。
需要说明的问题是：
1.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并不完全相同。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说明问题的表达方法、内涵大小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扩张的财政政策的内涵和调控目的也不完全相同。
相同点：
理论依据相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的施行主体都是国家或政府；奉行的都是国家干预主义理论学说，都主张国家要积极的关注整个经济活动，对经济过程进行干预。
不同点：
（1）理论内涵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表示国家干预经济的态度，包括刺激投资和消费的经济扩张的（性、型）财政政策，也包括抑制投资和消费的经济紧缩的（性、型）财政政策；而扩张的（性、型）财政政策只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子集或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扩张型财政政策本身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一个方面。除扩张型财政政策外，积极的财政政策还包括紧缩型财政政策。
（2）对应关系不同。积极的（性、型）财政政策对应的是一般的（性、型）财政政策，而一般的财政政策包括消极的收人型财政政策、追求财政平衡的需求型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扩张的（性、型）财政政策对应的仅是紧缩的（性、型）财政政策。
（3）调控范围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调控面宽，不但包括直接的减轻经济活动者的国家负担、增加其收入，还包括为其创造良好的环境，因而具有一定的政治性、社会性、经济性，而扩张型财政政策则仅偏重于经济扩张性。
（4）实质不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从财政政策施行者本身的指导思想和施为方针方面来讲的，重点反映的是国家对经济运行的态度和在某种态度下要采用什么样的财政政策；而扩张的财政政策是从财政政策的运作形态上来讲的，是国家对经济运行采用鼓励、刺激措施以促进经济扩张的财政政策。前者是国家经济政策在财政上的总体的反映；后者是国家启动经济的具体对策。
（5）调控范围不同。虽然二者奉行的都是国家干预主义理论，但积极的财政政策奉行国家干预主义理论时，表明的是不听任经济“自由放任”的财政思想，反对经济自由主义，它不但要在经济萎缩时刺激经济发展，还要在经济发展过热时进行抑制或遏制，调控范围比较大。而扩张型财政政策奉行国家干预主义时，表明的只是经济衰退时期的刺激性政策“干预”，调控范围相对较小。
（6）手段不完全相同。扩张型财政政策主要是市场经济国家采用的。由于实行市场经济，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只能借助于税收这一间接调控杠杆和增加公共采购（如扩大军事定货等）来实现的。常见的手段主要是各种形式的税收减少（包括税收的直接减免、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等）、财政支出增加、增发国债、增加国际借款、增加国家对消费的补贴等措施。而且往往是几种手段同时并用，以避免各种杠杆作用的互相抵消。而积极的财政政策所有国家都常用的。可用手段基本与扩张型财政政策手段相同，唯一区别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时，各种杠杆不一定同时运作。如在增加财政公共支出的同时，不一定要相应地减少税收，它允许税收的规范运作的前提下，按照产业政策规定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贯彻其既定的立法思想。
在我国现实生活中，两者经常混用。有时讲扩张型财政政策，有时讲积极的财政政策，只不过是根据使用时的环境和要说明的问题角度不同而有所区别而已，其正确说法应该是：在经济衰退时，为了刺激经济发展、鼓励投资和消费、扩大总需求，应实行积极的扩张财政政策；在经济发展过热时，为了减缓经济发展速度，抑制投资和消费，调整生产、投资和消费结构，就要相应地采用紧缩型财政政策。
2.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施行根据具体经济状况确定，以确保积极财政政策的效率。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同经济转型和产业政策一并考虑；在经济结构需求调整时，财政政策要保持同产业政策一致的方向和力度。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就其调控的主流而言的，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在任何一个时期也没有一味的采用扩张型或紧缩型财政政策，而是在采用扩张型财政政策或紧缩型财政政策时，相应地采用一定比例的紧缩型财政政策或扩张型财政政策，后者比例的大小取决于政府对经济运行状况的认识和决心。另外，在税收结构以所得税为主体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占据重要地位的发达国家里，其直接财政支出的增加和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负的增加或降低所产生的调控作用面宽，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同行业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对应关系没有以间接税为主体的发展中国家那么明显。因此，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下，政府刺激经济发展，并不是或不能一味的、全面的“扩张”，而是要根据经济结构和区域经济的特点有紧有缩。
近期财政政策篇10
【关键词】中国经济形势财政政策
一、我国宏观经济态势分析
（一）中国经济在动荡中前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我国经济卷入一场浩劫，各行各业都受到一定影响，很多企业濒临倒闭，社会失业人数增加，经济水平下降。此次金融危机持续了5年，其影响规模巨大，以至于众多经济学家将其称之为百年难得一遇，我国政府通过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改善经济，虽然近几年经济开始慢慢复苏，但依旧在动荡中前行。根据以往经济发展规律，金融危机具有周期性和结构性的特点，在二次大战之后西方国家出现的经济危机，我们总说它的突出变化是周期缩短，原来7、8年一次，后来5、6年一次，3、4年一次，甚至是2、3年一次。为应对金融危机，各国都开始积极调整经济结构，比如美国、欧洲、日本等，而中国的经济结构本来就没法和这些发达国家相比，因此，截至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还不是很合理，这也是中国经济在前进中充满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GDp增速持续回落
2011年我国GDp为473104亿元，2012年我国GDp为519322亿元，2013年我国GDp为588019亿元，2014年我国GDp为635061亿元，可以看出2011-2014年我国GDp整体呈上涨趋势，但增长速度持续下滑，2013年GDp增速为7.7%，2014年下滑为7.3%。虽然增长速度持续下滑，但GDp整体水平还是很乐观的，2014年我国GDp水平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这一结果虽然比美国要晚上13年，但对我国而言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截至2014年，我国和美国是全球仅有的两个国家GDp超过了10万亿美元。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美国一半；2013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约为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两倍，经济总量已于超过了整个欧元区；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10万亿美元，将意味着与美国经济总量差距进一步缩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我国2014年的GDp增长速度的预测分别为7.5%和7.7%，由于近几年我国GDp增长速度有所回落，2014年的增长速度并没有预期高，而是相对2013年有所下滑。
（三）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对于中国的经济形势的研究相当多，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探讨各研究者都提出了不一样的意见，有的认为经济运行规律呈V字型，有的认为呈w字型，有的又认为是呈L字型，但无论呈现何种规律，都持同一种观点，就是我国经济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例如，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经济运行规律呈V字型，就是说如果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从11%下滑到6%，未来还是会从6%上升至11%，国家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的调控使得经济发展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周期性。
然而，我国经济的发展除了带有周期性规律之外，还呈现结构性发展特点，并且这种特点的影响程度还超过了周期性特点。正如事态的发展具有阶段性，中国的经济亦是如此，会有发展初期，成熟期、发展期等结构，经济增长也不例外，就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式而言，经济增长处于中速增长状态。
二、中国财政政策的配置
（一）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操作的“主攻手”
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经济低迷时期，政府宜采用积极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而具体的货币政策今年和往年有所不同，今年的广义货币供应量高于去年，货币供大于求，理论上会导致利率下降，物价上涨，带动经济的发展，但实际上，这种扩张型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却比以往下降了，这是因为政府在控制物价和防范金融风险两者之间中和了。这说明，财政政策对经济格局的发展相对往年有所增长。因此，2014年，国家在实施扩张型财政政策时，要考虑到其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度有所增长，要合理使用。
（二）补赤、减税、扩支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三个支点
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无疑就是降低税收或增加政府支出，降低税收相比增加政府支出带来的扩张效益要小些，并且二者对经济运行的作用方式也是不同的。降低税收，意味着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居民消费增长，从而带动经济的发展，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投资的部分更多的是转移到市场而非政府，可以减少政府粗放型投资。政府的税收来自企业和个人，个人主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企业的缴税类型主要是流转税和间接税，政府在实施扩张型财政政策降低税收时，要充分考虑我国的税收结构，明确哪些税收该减，减税方面企业和个人减税比例多少更为合适，能更有效地影响经济，这都是政府实施减税政策所要顾及的。
增加政府支出在传统宏观调控政策中起到过重要作用，但今年相比往年也发生了一定变化，主要是经济形式和政策布局发生了变化。今年，在政府支出方面做出了严厉调整，要求各级政府要勤俭节约，严惩贪污受贿官员，将政府支持用于利民、惠民项目之上，增加对人民群众的补贴，通过法律制裁的强制手段降低贪污受贿带来的政府支出的流失。2013～2014年，政府扩大支出的重点主要是民生方面主要是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保障性安居工程，农业、水利、城市管网，社会事业，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这说明，政府将政府支出重点用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提供社会保障方面，这种政府支出的增加是从两方面相互作用的，一方面政府直接增加政府支出，另一方面，通过缩减政府开支间接性增加政府对社会的支持，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结语
分析近几年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虽然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经济一直处在复苏阶段，但整体而言，近几年中国的经济是逐渐增长的，中国经济在动荡中前行，GDp逐年增长，每年都有一定突破，只是GDp增速持续回落，另外，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速增长阶段。针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式，结合中国政府的财政政策，我国目前实施的是扩张型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降低税收和增加政府支出。
参考文献
[1]高培勇.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与财政政策分析[J].中国流通经济，2013（8）：2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