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篇1
关键词：历史哲学；科学哲学；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
abstract:thephilosophyofhistory:anintroductionbyw.h.walshdealsmainlywiththeso-calledanalyticphilosophyofhistorywhichgenerallycoversfourissues,namely,thetruthoffact,interpretation,predictionandobjectivityinhistory.inaword,ittriestoanswerwhetherhistoryisoneofthesciences.thispapercomparesthefourissuesinthephilosophyofhistorywiththeircounterpartsinthephilosophyofscience,andfurthermore,dissectsthebasiccommonquestionsinthemodernphilosophyofhistoryandphilosophyofsciencewithdialecticmaterialismandhistoricalmaterialism.itconcludesthathistoryisnotonlyoneofthesciences,butalsoascienceinthesenseofnaturalscience.
keywords:thephilosophyofhistory；thephilosophyofscience；w.h.walsh；thephilosophyofhistory:anintroduction
一、从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谈起
英国历史哲学家沃尔什（w.h.walsh）的名著《历史哲学导论》，主要探讨所谓分析的历史哲学。沃尔什首先考察了历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科学知识，按照他的概括，具有以下主要特征：（1）它是有方法地获得的，并且是系统地加以叙述的；（2）它是由一套普遍的真理所构成的；（3）它能使我们做出成功的预言；（4）它是客观的。
关于历史的解释，沃尔什是从唯心主义者的历史哲学着手探讨的。他重点分析了柯林武德和狄尔泰的表现理论。沃尔什借鉴柯林武德的观点——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提出了历史解释的“综合”理论。综合理论“通过追踪一个事件与其它事件的内在关系并给它在历史的脉络中定位的办法来解释那个事件”（第54页）。沃氏进一步论证道，“除了综合之外，历史学家们还要诉之于什么其他的解释过程呢？看来很清楚的是，它必须是一种半科学类型的解释，包括着把普遍原则应用于特殊的情况”。普遍原则“关系着人性”，“人性的科学因此对历史学的每个分支来说，都是基本的学科”（第59～61页）。
“综合”是对“史实”的综合，但“史实”的真实性如何？这是沃著所探讨的第三组问题。大体说来，探究历史的真实性，首先是要在真理的符合论与融贯论之间做出抉择。符合论意味着陈述与事实相符合，融贯论只要求陈述与某些前提假设或条件相融贯。就历史学而论，符合论似乎无法证明“史实”是否的确是过去的事实这个难题；融贯论的缺陷在于“架空了整个的结构”，毕竟，“一切知识都必须从一个被人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基础开始”（第84页）。沃尔什“综合”了这两种观点，确信历史学以某种“过硬”的史实为基础而重建历史，而“我们能够利用的唯一检验真理的标准……就是我们在那个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各种信念之间的内部融贯性”（第88～92页）。
最后是历史的客观性问题。在这里，把一组命题称为“客观的”，“我们的意思是指，它们会保证所有认真调查研究它们的人都能接受”（第95页）。但是历史思维中“选择”因素的存在，似乎表明“历史学是出奇彻底地主观的”（第98页）。有关历史客观性的问题，有三种主要的史学理论：客观主义、怀疑主义和配景主义。客观主义强调强烈意义上的客观性；怀疑主义以历史学主观因素的存在为理由，怀疑获得历史真知识的可能性；配景主义是沃尔什所提倡的，它认可各种不同观点的存在，要求历史客观性在一种弱化了的意义上加以使用。配景理论承认历史学家“以他自己的前提假设去观看过去”，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各自提供“某种洞见”。
根据以上对四组问题的阐述，笔者以为，沃尔什所研究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一组问题。我们说，历史解释中的“综合”问题、历史事实中的真理问题、历史叙述中的客观性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历史学与其它学科（尤其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质言之，历史学是自律的还是同化的问题。探讨这个问题，最令人信服的方法，就是比较历史哲学和科学哲学，考察历史学和自然科学是否具有共同的本质特征。沃尔什所研讨的四组问题，为我们进行此种比较提供了基本思路。
二、历史哲学与科学哲学本质比照
综合前文沃尔什对历史哲学四组问题的探讨，以及他对历史学是否具备科学的四个主要特征的分析，我们认为，历史哲学与科学哲学的比较，重点涵盖四组问题：（1）“事实”的真实性问题；（2）解释问题；（3）预言问题；（4）客观性问题。
首先，“事实”的真实性问题。历史学的真理符合论者认为，历史学中我们所涉及的都是事实，这些事实恰恰因为它们是过去的，所以就是固定的和确定的；而科学的真理，由于科学思维无疑地包含有约定的成分，或许就不那么确定了。融贯论者则针锋相对地指出，我们所认识到的各种事实，都是以融贯论所说的那种方式而被确定的，改变一个可能影响其余。诚然，历史学奠基于文献、钱币、建筑遗迹、考古数据等证据，但证据不是自明的，历史的基本命题，都体现着解说的成分和某种给定的东西。
符合论对于史实的坚定信念是可取的，但融贯论似乎反驳得更具说服力。然而融贯论并不能以此否定历史学的科学性，因为在自然科学中，也存在着类似情况。科学哲学历史主义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国科学哲学家汉森（n.r.hanson）明确表示：观察负载理论（或“理论充满于观察中”）。这个思想早在19世纪末已为惠威尔提出，并为波普接受，汉森则以现代格式塔心理学的成就对此作充分论证。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理论是可错的，观察（经验）是不可错的，理论受经验检验。但汉森指出，经验（观察）不是中性的，它是受理论指导的，是充满着理论的。两个人在显微镜下观察同一个细胞切片，生物学家看到了“高尔基体”，而另一位门外汉却看不到。以格式塔心理实验经常使用的鸭——兔图为例，同一张由各种线条构成的鸭——兔图，有人看它是鸭，有人看它是兔。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鸭子的人，他决不可能从这些零乱的线条中看出鸭子来。这是因为，经验是受观察者的心理因素特别是理论指导的制约的n.r.hanson,patternsofdiscovery:aninquiryintotheconceptualfoundationsofscienc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58,p85.。
可见，在历史学和自然科学中，都存在着否认“事实”的真理性的情况。如果说“事实”的真实性在两门科学（学科）中有差别，那也仅仅是量（可靠度）的差别。何况历史学中也存在可信度极高（沃尔什之谓“过硬”）的“事实”。就此而论，我们说，历史学就从一个方面被证明是与自然科学无实质区别的。
其次，解释问题。假定历史“事实”是可靠的，如何解释这些“事实”，使之成为“有意义的”呢？沃尔什借用“惠威尔的术语”，倡导“综合”理论。19世纪英国假设主义者惠威尔（w.whewell）认为，科学的发现是通过事实（经验）和观念（理论）的综合而实现的。
沃尔什的历史学“综合”，其“特殊性”在于“常常是以目的论的术语来进行的”。若问术语（观念）的来源，沃尔什答：“关于历史学家所掌握的那些观念的起源，我什么也没有谈；那此观念在他写作的当时是有影响的，这对我来说就够了”（第58页）。但是沃尔什承认“综合”理论“虽说有着巨大的重要性，却并不能构成历史解释的全部性质。象科学类型的解释那样来参照普遍的真理，也还是需要的”；“我们主张，有一套属于人性科学的基本概括是一切历史著作中所假设的前提”。至此我们发现，沃尔什“综合”理论中所需要的“合适的观念”，应该来自各种科学——尽管主要地来自“人性科学”。这与自然科学有多大差别呢？无怪沃氏定位历史学既“具有它本身的特点”，又“和自然科学或者甚至常识，并不象有时候被人想像的那么不同”。
第三，预言问题。根据沃尔什的见解，“科学知识乃是某种程度上总会有用的知识，其有用就在于它能使我们掌握现在或预言未来”。何以科学知识能够预言未来？沃尔什解释道：“科学真理的特征，则恰恰是它们的普遍性质；它能使得它们为了预言的目的而被加以使用。”（第28～29页）历史学中不存在普遍真理，充其量是一种“高度压缩了的提要”，前者是一个“开放类”，后者则是个“封闭类”（第33页），因而历史学不具有预言的功能。
然而“历史学家……却常常处于一种要做出预言的地位”（第34页）。历史学的“预言”与科学的预言果真有天渊之别吗？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k.r.popper）也否认预言历史事件的可能性。他认为，预言必须依据规律，但社会历史的变化没有规律，因为人们可以根据各自的自由意志任意创造历史，因而也就不可能预言社会历史的未来。k.r.popper，thepovertyofhistoricism,london,1984,pp.8～12.规律是如何获知的？经验主义者一般认为利用归纳法，即人们对经验材料进行归纳而获知规律。但是由归纳法获知的普遍命题就是真理吗？早在18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就对此表示怀疑，理由是从特称命题无法推出全称命题；过去的重复不能保证今后必然重复，等等。现代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赖欣巴哈（h.reichenbach）对休谟进行了反驳。他认为，休谟的错误是寻求知识确定性的错误；其实，归纳知识并非必然性知识，而只是或然的概率知识，且概率度愈高，命题成真的可能性就愈大。h.reichenbach,theriseofscientificphilosoph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61,p241.可见在自然科学中，预言并非确定无误的。反之，在历史学中，预言也并非无中生有的。沃尔什至少承认历史学家作预言“优越于那些没有历史知识的人”（第35页）。可见，历史学与科学，在预言问题上，至多存在量（概率）的差异，没有质的区别。
最后，客观性问题。沃尔什对“客观性”有一种独特的理解。他说：“自然科学中的标准思维方式，在任何特定的时期都是为人公认的，其结果便是这些科学中的论证和结论就可以要求科学界的普遍接受。在这种重要的意义上，自然科学就提供了客观的知识。”（第96页）而历史学则是“出奇彻底地主观的”。但我们仍然可以“在一种弱化了的或者次要的意义上”保持历史学中的客观性，据此沃尔什提出了前述的配景理论。
按照沃尔什的看法，“科学思维的基本原则对所有的观察者都是一样的，至少是在科学发展的任何给定的阶段上。但是历史学的结果，却不能说是具有同样的有效性”（第114页）。显然，沃尔什对客观性是作共时考量的。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能作历时考量呢？假设将不同时期的科学理论放在同一个时期考量，在客观性问题上，科学的情形不就如同历史学的情形了吗？以下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流派的观点为我们的这种看法提供了依据。
沃尔什的配景理论，我们可以在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流派中找到类似的理论，如图尔敏的自然秩序理想论、库恩（t.kuhn）的范式理论、拉卡托斯（i.lakatos）的科学研究纲领理论、夏佩尔（d.shapere）的信息域理论、达尔顿（l.darden）的科学域理论、麦克斯威（n.maxwell）的蓝图论等。我们以库恩著名的范式理论为例，比照沃尔什的配景理论。范式，概言之即是某一科学家集团在某一专业或学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库恩认为，这种信念使科学家们的研究产生一种“虔诚的狂热”，想把自然界“强迫纳入范式所规定的思想框框里去。”。t.s.kuhn,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s,chicago,1962,pp151～152.既然“范式”只是一种“信念”，只是一套可信度较高的基本观念、理论和方法，那我们不妨把配景理论中的“立足点”或“前提假设”看作一套可信度较低的基本观念、理论和方法。“可信度”决定“客观性”。历史学和自然科学中客观性的差异，仅仅是量（可信度）的差异，并非质的分别。
综合以上论述，我们断定，就真实性问题、解释问题、预言问题、客观性问题四个基本方面而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并无实质性的差别；如果有差别，也仅仅是量的差别，而并非质的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学完全有资格成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马克•布洛赫说得好：“我们似乎更有理由认为，即使一门学问不具备欧几里德式的论证或亘古不易的定律，仍无损于科学的尊严。我们发现，还是将确定性和普遍性视为‘度’的问题更为妥当。我们感到没有必要再把自然科学那里引进的一成不变的思维模式强加给每一门知识，因为即使在自然科学界，这种模式也不再通行无阻了。”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中文版，张和声、程郁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
三、马克思主义观照下的历史哲学与科学哲学
沃尔什分析的历史哲学所研究的历史学认识论的基础性问题，我们都能在科学哲学中发现类似的问题与之比较，结果是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历史学完全称得上是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但是这只是论证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说，历史哲学和科学哲学对共同的基础性问题的研究，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
第一，关于“事实”的真实性。“事实”，按通常的理解，是指独立于研究者自身之外的东西，它与“理论”相对。理论采取的形式是判断、命题或陈述，而事实则是据以作出陈述或判断的材料。任何研究工作，都采取理论的形式，而其内容一般都关涉事实。于是就出现了理论与事实是否相符这个基本哲学问题。符合论与融贯论各执一词，并且各具一定的合理性。沃尔什对两种观点各打五十大板，得出的“答案”是：“我们是要否认历史学家对于过去能知道任何绝对确定的事实这一命题的，并且是站在融贯论的一边在论证着，一切历史论述都是相对的；然而同时我们却又在同意符合论观点的拥护者们，肯定在历史学中，正如在知觉中一样，有着一种要勾划出来独立的现实的企图。”（第89页）汉森则以“观察负载理论”为由，强调观察结果的相对性。他们的共同观点是，“事实”都是相对的，确定的“事实”（实为“理论”）是不存在的。这是一种相对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观点。
其实，“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机械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唯物而辩证地解决了西方学者在“事实”真理性问题上的难题。
第二，关于解释。沃尔什的“综合”、惠威尔的“归纳”、以及图尔敏的“建构”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合适的概念”（科学理论）不是来自对事物的抽象，而是来自研究者的想象；哪一种想象“合适”，哪一种就被认为是“正确”的。惠威尔断言：“科学的发现似乎在于形成若干试探性的假说，以便从中选择正确的一种。但是合适的假说既不能通过规则来形成，更不能没有创造的才能。”惠威尔：《新工具的更新》。转引自夏基松著：《现代西方哲学教程新编》（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图尔敏则将其“建构”理论具体化为“图象——推理法”，即由模型和数学技巧的结合而建立理论。“图象一推理法”奠基于“大量经验材料”，但由此得到的科学理论却无真假可言，只有适用不适用的问题。s.e.toulmin,thephilosophyofscience:anintroduction,hutchinsoninc.,1953,p32.那么，理论是否就是一种碰巧“合适”的概念呢？我们认为，正确的理论是对现实材料的抽象，是对事物之间内在联系的一种系统概括。事物之间的“内部关系是如此疏远或者如此难以确定，以致我们可以忘掉这种联系，认为这种关系并不存在”。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而且，“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7页。历史学的解释，是利用从事物或事件中抽象出来的正确理论去解释历史事件，而不是用“合适的概念”去“综合”历史事件。前者揭示历史事件的本质，后者只是一种表象。
沃尔什的“综合”理论，还需要“人性科学”之类的科学提供“普遍真理”。但是人性的概念，“却是以最显著的方式在随着每个时代而变化的”。如何把握？沃尔什的答案是：这一事实并没有否证，“人性中有着某种守恒的东西，而且因此有关人性的科学就是可能的”（第63～64页）。可见沃尔什所需要的，乃是一种抽象的、永恒的人性。沃氏不知，“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页。其中，经济关系对人性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认为，对人性应作历史的、具体的分析，而不是仅仅寻求“某种守恒的东西”。沃尔什的“人性论”只能提供唯心的历史解释；唯物史观提供的是科学的历史解释。
第三，关于预言。沃尔什确信历史学不能象科学那样进行预言，因为科学真理是普遍真理，是一个“开放类”，而历史学不存在这样的普遍真理。科学真理果真是因为它的“开放”性才具有预言的功能吗？我们来考察科学哲学中的“归纳之谜”。美国科学哲学家古德曼（n.goodman）针对上述赖欣巴哈概率的归纳理论提出过一个“新归纳之谜”（“蓝绿悖论”）。这个悖论实际是一个世纪前英国哲学家穆勒（j.s.mill.）“归纳之迷”的翻版。穆勒在研究归纳法时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化学家可以仅据一个事例就得出存在一种新物质的普遍结论；而有史以来的大量观察却没有证明“一切乌鸦都是黑的”这个命题。j.s.mill,asystemoflogic,london,1911,vol.1,p508.这就是说，有时一个例子足以支持一个归纳；有时千百个例子也无法证明一个普遍命题。“一切乌鸦都是黑的”是个普遍命题，属于“开放类”，但我们却不敢据此武断地预言不会发现白乌鸦或红乌鸦。可见普遍命题的预言功能不在于其属于“开放类”还是“封闭类”。按照我们的看法，普遍命题如果反映了事物的本质联系，就具有预言功能，反之则否。如果找到了乌鸦的细胞内存在着它必然为黑的遗传基因，那么我们就证明了“一切乌鸦都是黑的”这个普遍命题，也就可以据此预言了。历史学的普遍命题（沃氏所谓“压缩了的提要”），如果反映事物的本质联系，那就与科学命题一样，具有预言功能。
波普尔从另一个方面否认历史学具有预言功能：人有自由意志。的确，“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3页。这样，“似乎人们的观念和看法创造他们的生活条件，而不是相反”，但是，“这种看法正被以往的全部历史所推翻，在历史上，结果总是与愿望不同的，而在进一步的发展进程中，甚至大多数是相反的”。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671页。自由意志之无法如愿，显示了社会历史的复杂性，但并没有证明社会历史的无规律性。事实是，我们不仅发现了某些历史规律（如历史唯物主义），而且正在自觉地将它们应用于我们的社会历史实践。这是历史学预言功能的明证。
第四，关于客观性。沃尔什将“客观性”定义为“为人公认”、“普遍接受”，这与通常意义上的“客观性”是迥然不同的。按照一般的理解，“客观”或指人的意识以外的物质世界；或指不带个人偏见，按物质的本来面目去说明或认识。质言之，“客观”总是与外界事物相联系的。但是沃尔什的“客观”，似乎可以理解为一种态度，即“公正无私”。沃尔什意识到这种区别，但他坚持认为自然科学的客观性与其说“所关切的乃是独立的客体（物理世界）”，不如说是“发展出了一套标准的思维方式”（第95页）。沃尔什没有意识到，当他这样评价自然科学的客观性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然将客观性与外界事物联系起来了：自然科学家服从“标准的思维方式”，基础是“独立的客体”。
否定了沃尔什意义的“客观性”，恢复了“客观性”的本义，在历史学和自然科学中是否就不存在客观性了呢？沃尔什的配景理论和库恩的范式理论等所提供的回答是肯定的。就历史学而论，客观性“要以诉之于独立的事实来超越前面的配景理论的说法而前进，就是不可能的事”（第117）。就自然科学而论，范式并不是科学家们共同认识客观世界的结果，即它并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体系，而仅是科学家集团的共同信念。18t.s.kuhn,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s,chicago,1962,p175.波普尔则一面确信“虽然我们不知道距离真理有多远，但是我们能愈来愈逼近真理”；一面表示“我们的理智不是从自然界引出规律，而是试探着——以不同程度的成功——把理智所自由发明的规律强加于自然界”。k.r.popper,conjecturesandrefutations:thegrowthofscientificknowledge,newyork,1963,pp191,231.我们认为，这样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世界是普遍联系、相互制约的统一整体，由此构成了事物在某些方面、某些领域的内部结构。这种客观的结构反映在人的认识中，在方法上，就形成知识的或理论的框架。科学的范式是客观实在的普遍联系的反映。当然它也含有一定的想象的成份，这是人的认识的能动性的表现。我们研究历史和自然，应该坚持逻辑方式与历史方式的统一。“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4页。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篇2
[关键词]高等教育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
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对高等教育而言,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它是给高等教育提出的重要历史任务,因为高等学校是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聚集地,是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集散地,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后继人才的培养地,繁荣哲学社会科学需要高校有所作为;二是高等教育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承担起科教兴国的重任,则必须重新定位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并把哲学社会科学融于整个教育体制、体系及教育过程当中。
从科学本意上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同样都是探索客观世界运动规律的科学,不同之处在于自然科学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而哲学社会科学则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人类的使命是既要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又要认识社会、改造社会;既要探索自然界的运动规律,又要探索人类社会的运动规律。所以,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中既需要自然科学,又需要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者共同构成了科学的完整体系,就像鸟之两翼,折一难飞;车之双轮,损一难行。只有两者共同繁荣,科学才能获得全面发展。
从本质上说,教育一是使受教育者掌握科学知识,二是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科学知识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素质同样包括自然科学素养和人文素质。这就要求基础与专业知识的学习必须与价值观、思维方式和方法的培养同步。没有人文知识与素养,就难以把握科学发展的前瞻性,更难以准确判断科学与人类发展的长期关系,换言之,急功近利有可能在短期内造就一批技术操作者,但绝无可能培养一批具有良好素质的专业人才和科学家。
尤为重要的是,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对帮助学生形成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意义重大。爱因斯坦曾说: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能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这就是说,如果高等教育只注重专业教育,忽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其结果只能是培养出“机器人”或“经济人”,不可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人。高校德育工作中经常听到一句话:有德无才是废品,有才无德是危险品。就是说,作为社会的人,应当德才兼备,仅有合乎社会要求的道德品质而不具备社会需要的才能,或者只具备社会需要的才能,但缺乏做人的基本品质,都不利于社会发展和全面进步,后者对社会还具有造成更大损害的可能。
因此,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教育,通过与专业教育相融合,培养出既能够迎接新科技革命挑战,又具有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高素质人才,是高等教育的内在要求。
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为契机,全面提升高等教育的内涵和层次,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但关键的因素还在于人。
首先,提高认识是前提。无论是高等教育要对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有所作为,还是要通过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全面提升高等教育,前提都在于包括领导者、教育者在内的全社会如何看待哲学社会科学,否则观念的问题不解决,任何有关哲学社会科学的政策都难免流于形式。因此,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通过各种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措施,引导人们从本质上深刻认识哲学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是科学,是客观真理,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应该有发达的自然科学,也应该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
其次,领导重视是关键。在我国,真正把哲学社会科学置于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过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应当说各级党委、政府尤其学校各级领导对有关哲学社会科学的政策制定以及观念与言行在某种意义至关重要。这就要求领导者首先要转变思想观念,充分认识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的重要性,尤其是要转变“哲学社会科学不花钱或花很少钱就能办好”的思想,增加对哲学社会科学的教育经费投入,采取切实措施解决哲学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从政策、法规和组织上保证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研究和改革的需要。
再次,强化教育改革是动力。要通过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使哲学社会科学教育成为课程体系的有机部分。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并不是表示轻视科技教育,而是要实现和保持两者的协调发展。课程体系是高校人才培养的核心,是人才培养目标得以实现的关键。加强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必然要改革高校的课程体系。但要防止用形而上学的方式来处理,即简单地增加选修课程门数和教学时数。这样无的放矢,只能加重学生的负担,难以收到好的效果。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篇3
一、技术哲学参照科学哲学发展的可能性
从科学哲学的发展过程来看，技术哲学虽然步调较缓，但是相互的哲学发展路程是，可以参照对比，从而进行改进的。
（一）研究对象的可能性
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技术，从根本上，二者的研究对象属同源体。当前对技术知识的观点，主要从技术知识体系的概念、实践性和认知上进行研究。国际上对技术哲学的研究点，主要是从科学哲学的实验性出发，从而对科学进步有所促进。技术哲学与科学哲学在高端研究上，发展融合度非常高，例如在基因研究上和纳米的相关科学与技术，都是难以清楚的进行区分。结合社会体制的影响，科学和技术的发展，都能够很好的结合的。从研究对象上看，结合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特点，技术哲学参照科学哲学发展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二）研究队伍的可能性
科学哲学的研究队伍，包括哲学的、社会的、人类的、经济的甚至历史的，这些领域的专家，都在进行科学哲学的学科壮大。技术哲学和科学哲学的研究队伍，大致参与的学科专家一致，但是技术哲学还可分为技术专家队伍。在两种哲学的发展中，都有着两种文化的分化过程，很多研究者都是带有两种或者以上的专业研究背景。这种现象在国内科学哲学队伍中，有着更多例子可循。技术哲学虽然从自然辨证法角度，然而对中国哲学和技术哲学研究队伍的区别上看，科学哲学的发展是带着技术哲学一起进行的。从研究队伍的结构上看，学者对于研究的学科交叉性，是常有的现象。因此在研究队伍结构中，科学哲学的参照，技术科学的发展依据显现性，是存在极大可能性的。
（三）学科性质的可能性
从科学哲学的学科性质上看，根据名称不同，可以看到学者们的研究方向是不同的。科学哲学的研究者认为，应该称着科学学，技术哲学的研究者认为称着技术学，两种名称的分歧，对于二者实践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从当前的名称认同来看，德国的汉斯?波塞尔教授，认为，应该从哲学的广义上来看，把学科看成是一个综合的知识体系。当从狭义上来看时，哲学是形而上学的代表，是抽象意义的知识。一些哲学博士的称号，应该就是从历史和内容方面的结合而来的。从科学哲学作为参照，技术哲学的发展科学性质上看，这是绝对可能的。
（三）研究实践上的可能性
在研究实践中，技术哲学和科学哲学，二者共融发展是有一定困难的。在我国已经有学者从发展的理论基础上，结合模型方式，进行研究。从科学哲学同技术哲学的联合上来看，可以通过科学实践中，所采用的仪器来进行工具的使用。从界面上的差异上来看，这些方式是存在的。在研究技术哲学参照科学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从这些研究实践过程中，就可以推测出参照发展的融合性，这种参照发展的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存在的。
二、从科学哲学到技术哲学
一个世纪以前，哲学就开始起源并且发展起来。当前科学哲学已经有了一定的模式和成果。对于科学哲学的发展，应该都可以作为示范例子，为其他学科提供发展资料。技术哲学的发展，同样可以参照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技术史转向
科学哲学的发展过程，是一部与科学史相对的发展过程。科学史的案例组成中，就可以作为现在科学哲学的研究参考模型。从科学哲学的编史方法来看，科学哲学的知识，都从科学的内外史相结合，这样才更加迅速的发起起来。科学史对于科学的哲学来说，应该注意科学史的基础性作用，二者已经紧密结合了。从当前的技术哲学和技术史的关系，相关学者研究，应该从技术哲学与其他哲学之间的对比得出，但是其他相关哲学的发展，却比技术哲学发展的影响力更大。根据技术哲学与科学哲学的现状，对技术哲学的发展提出新要求，做出更深入的探讨。技术哲学家对技术史的研究和引入，不够深入，因而导致了技术哲学发展滞后性的存在。首先应该对技术史案例作为出发点，从而促使技术哲学学科发展从宏观上，进行理论抽象的方法内聚力的产生。其次应该促进技术哲学与技术史学的融汇贯通，才能促进技术哲学的发展深度。此外还应注意需要技术史学家，同科学史学家的共同研讨，才能够让更多历史案例，成为借鉴。技术哲学家也才能够有更多的技术研究资料，可以参考。因此参照科学哲学与科学史发展，技术哲学也应该对技术史的相关信息，进行研究和深入探讨。
（二）加强技术哲学史的研究
从科学哲学家的研究历程上看，对科学哲学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从科学哲学书籍上，都可以看到科学哲学史的踪迹。这是理论上的连结。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科学哲学家就开启了科学哲学史的各方面研究。当前技术哲学家对技术哲学史的研究，较为浅显，对知识的深入和相互融汇，也是不够的。因此应该对技术哲学史的研究，从广度和深度上的信息获取上，给予加强。
（三）建设开放性的技术哲学学科
科学哲学相关的学科发展，是呈现出多样化的形式。科学哲学同样延伸到其他学科的研究领域中去，这样的相互融合的发展，才促进了科学哲学当前的发展到较为完善局面。科学哲学的发展存在着的综合发展情况，也是指明了技术哲学学科发展的方向。技术哲学参照相近的科学哲学，因此要参照各种学科理论，促进技术哲学的融汇发展，这次才能促进技术哲学的学科发展深度和广度。
三、科学哲学的困惑对技术哲学发展的启示
从科学哲学发展中多面对的问题来看，可以给予技术哲学发展一定提示。
（一）建设哲学学科与非哲学学科的选择
科学哲学在发展中，对于非哲学学科的发展探讨，应该是科学哲学研究的薄弱环节。科学哲学应该审计哲学学科的发展，从而促进哲学相关学科与其发展的融合性，才能避免被弱化或者吸收的后果。因此技术哲学就需要注意对于处在后进学科的发展中，从其他哲学学科的发展中，强化本学科的发展个性和信息知识的发展方向。
（二）哲学家与科学家的沟通和联盟
科学哲学的发展，应该注意科学家与哲学家的相互沟通问题，只有和谐共处的关系，才能减缓矛盾，促进整个学科的发展。科学哲学才能从这两种文化基础上，取得更好的发展。技术哲学就应该从哲家学和技术学家的相处和相互信息的交融中，取得更好的发展。哲学家和技术技术专家的的信息沟通，才能够促进技术哲学参照科学哲学的发展。技术专家与哲学家的合作，才能促进各种研究的深入研究。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篇4
一、合法性危机问题的内涵
所谓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合法性危机，是指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所导致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存在意义的丧失。
回顾中国哲学史学科范式建立和延续的历史，我们可以把从胡适至今的学科范式归结为二：其一是胡适本人奠定的学科范式，它的特点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建立中国哲学史的结构框架，如宇宙论、名学及知识论、人生哲学或伦理学、教育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等哲学部门，以汉学功夫来甄别史料，以平实的语言来诠释史料。其二是冯友兰和牟宗三在此基础上发展的学科范式，特点是不仅参照西方哲学来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框架，而且大量套用西方哲学理论和术语来剪裁和附会中国哲学史料。例如前者套用柏拉图的“理念”来解释朱熹的“理”，以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来解释理气关系。后者主要依据康德哲学来诠释和改造儒学，尤其是陆王心学。相对于胡适，冯、牟二人的范式对以后的中国哲学研究影响更大，成为中国哲学学科的主流。
然而，中国哲学史学科领域内这种“汉话胡说”的模式，虽然取得了看似辉煌的学术成就，却导致了一种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尴尬后果：经过学者们的辛勤耕耘，中国哲学史被诠释为新实在论、实用主义、生命哲学、意志主义、唯物史观、现象学，直至后现代主义，惟独成为不了“中国哲学”的历史。国人对于中国传统不是更易于理解和更加亲近了，而是更加不解、更加疏远了。到目前为止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实践，只是使这门学科成为“哲学在中国”，而始终无法做到使其成为“中国底哲学”。更为可悲的是，我们已没有能力用我们自己的本土哲学进行现代性的思考——当诺贝尔文学奖数次颁发给那些“用本民族的语言述说本民族的历史”而获得成功的作家时，我们却发现我们的哲学家或哲学史家已丧失了用带有本民族语言特点的方式来述说或吟唱本民族的哲学史诗的能力。一句话，回过头反思为时不短的学科实践，我们忽然发觉，这种“汉话胡说”的中国哲学史，充其量不过是一种以西方哲学为标本的比较哲学研究而已。
二、合法性危机问题的根源
这种危机局面的产生，是可以依着学科史的线索追寻其文化史根源的。我们知道，对于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社会而言，东方哲学这一概念乃是西方文化全球化的产物，是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相遇的一个后果，甚至可能是一个“错误性”的后果。虽然中国古代不乏理论思维，但中国本无“哲学”这一学科，所谓“中国哲学史”也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来整理中国传统学术的结果。在国人大规模移植西方文化的早期阶段，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一批学人，他们会通中西学术的主要特点，体现为以中学来附会西学，以期达到对于新鲜的异域文化的理解。其后的胡适、冯友兰等学者，有前人移植西学的文化基础，又受到良好的西学训练，他们在会通中西学术上则表现出明显的以西学附会中学的特点。众所周知，此时会通中西的追求，是以中国近代的严重挫折为时代背景的。
由于中国哲学史学科是依傍西方哲学来建立的，这样便发生了一个耐人寻味而无疑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折：传统的“汉宋兼宗”，已让位于“汉西兼宗”；宋学或义理之学，失去了作为学术史研究的理论依据。相对于以往的“身土不二”——以本土思维来理解和诠释本土思维，已转换为“华人洋魂”——以西化思维来理解和诠释本土思维。作为前辈学人辛勤拓荒成果的受惠者，为欧风美雨所洗脑的我们，已经失去以本土思维来理解本土的理论思维的能力。于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使自己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不借鉴西方哲学，就不能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借鉴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史又不成其为中国哲学史。这种困难再次使我们反思：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合法性何在？
三、合法性危机问题的克服
面对着作为西方文化全球化的“错误性”文化后果，我们是否还有选择？我们又当如何选择？“生存还是毁灭”？面临这样一种选择的，只能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以及未来继续寻求这个学科庇护的学术研究和丰富成果。
首先，关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名称。究竟称研究中国理论思维的学科为“哲学”还是“思想”，抑或传统的“义理之学”或其他，实质上都并不重要。按我本人的意见，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及其后果已成为一个无可回避的文化事实，“哲学”早已不再是西方哲学的专名，而成为世界范围内各文明体系理论思维的共名，在中国也已约定俗成。因此，我们不妨仍用中国哲学史的名称，由此也避免了更改名称所引发的新的术语混乱。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篇5
[关键词] 哲学；哲学问题；哲学史；哲学史观。
黑格尔有一个非常著名并且影响深远的理论：“哲学是哲学史”。按照他的观点，哲学史上只有一种哲学，不同历史时期的哲学思想看似相互对立杂乱无章，其实不过是这一种哲学从潜在、展开到现实的发展过程中在不同阶段上的特殊表现，因而哲学史的发展呈现为某种继承和发展的辩证关系。由于在后的哲学理论继承和发展了在先的哲学理论，所以越是在后的哲学就越是接近真理，最后将形成一个包容以往所有精华在内的“大全”，而完成这个“大全”就被黑格尔视为他的历史使命。黑格尔的狂妄自大无疑受到了人们的无情嘲笑，但是他的哲学史观却谬种流传，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深受我们的赏识，因为它似乎以强有力的辩证法使我们相信，“哲学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哲学也像科学一样是一个知识积累的进步（进化）过程”，因而“哲学也是科学”。结果，尽管这种哲学史观存在着许多问题，但是至今仍然影响深远。
我们也说“哲学是哲学史”，不过其中的意思却与黑格尔完全不同。
我们主张哲学是哲学史的理由是，哲学问题是一些永恒无解但人类精神却不得不永远追问的难题，由于这些难题并没有统一的终极答案，只有不同的解答方式，哲学史上哲学家们的不同理论通常就是这些不同解答方式的典型代表，因此哲学不同于科学，它不是线性的知识积累的过程，而是围绕哲学问题而展开的无穷探索，哲学家们的思想作为一条条探索之路，相互之间不仅仅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更具有相互独立的存在价值。因而，任何一种哲学理论只能代表无数探索之路中的一条道路，都不足以代表整个哲学，而哲学乃存在于过去、现在乃至将来所有的哲学探索之中。所以，当我们说“哲学是哲学史”的时候，其含义并不是像黑格尔那样以为整个哲学史只是“一种”哲学的发展过程，而是强调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成为一切哲学的代表。当然，哲学家们在置身于哲学问题的境域的同时，便遭遇了以往哲学家们的追问和探索，他们总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哲学思考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哲学问题大多没有终极的答案，所以哲学思想始终处在选择和开拓新的道路的过程之中。就此而论，哲学史所记录的乃是哲学家们对于这些哲学问题的不同解答方式，或者说是一条条不同的探索之路。
本文试图通过对哲学的本性乃至哲学问题的性质的分析，将哲学家们的思想活动看作围绕哲学问题而展开的争论，我们称之为思想与思想之间的“对话”，从而对于“哲学是哲学史”给出一种不同于黑格尔的解释，意在引入一种非黑格尔式的哲学史观。
一、哲学问题
对于学习和研究哲学的人来说，首先遭遇的难题就是“哲学是什么”的难题。
表面看来，将“哲学是什么”看作是一个难题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因为哲学这门学科已经存在了2600多年，作为许多学科的诞生源泉，哲学的历史更加古老悠久，如果现在还在争论“哲学是什么”，那意味着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的确令人难以理解。毫无疑问，对于一门科学来说，所谓“定性”乃是其形成、发展、成熟的基本条件、基础和标志。然而恰恰在这样的基本问题上，不同的哲学流派，不同的哲学家，各有其不同的规定，从未达到过普遍的共识。一门历史如此悠久的学科竟然在最基本的规定（定义）上始终无法形成统一的意见，难怪人们时常要对哲学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这不能不令研究哲学的人感到无地自容。
我们不想在这个难题上纠缠不休，只是想通过它来分析哲学的本性，虽然这样分析下去也许会提供出一种可能的答案。
在人类精神的意识形态领域中，哲学是一门非常特殊的学科。就哲学与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而论，哲学似乎居于这两者之间。一般说来，科学源于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需要，它诉诸于理性而以自然为其认识的对象；宗教产生于人类精神“终极关怀”的理想，亦即要求超越自身的有限性而在永恒无限的精神层面上关注人类的来源与归宿，它诉诸于情感而以超自然的存在作为其信仰的对象。至于哲学，它一方面像自然科学一样诉诸于理性，但又像宗教一样，以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作为它的理想，如果说宗教是信仰的世界观，那么可以说哲学就是理性的或理论化的世界观，这就凸现出了哲学不同寻常的特殊性。哲学的这一特殊地位无疑是它的“长处”：科学只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而无法解决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和目的以及世界观等等问题，而这正是或应该是哲学研究的对象；宗教虽然以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为目标，但是由于它以信仰为前提和基础，因而缺少理论的力量和理性的普遍性。然而，哲学的这一“长处”恰恰也是它的“短处”：哲学以理性为基础，但是却由于其对象的缘故而不具备科学的确定性即所谓的“科学性”；哲学以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为对象，但是由于它主要以理性的方法为认识手段，而这种手段难以通达终极关怀的境界，所以又不如宗教信仰那样自有其方便的法门。于是，当哲学试图成为象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的时候，它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尴尬的境地。
从词源上看，哲学在古希腊语中是philosophia，本义是“对智慧的爱”或“爱智慧”。就此而言，哲学家应该是世界上最谦虚的人，他们主张“爱智慧”而不自诩为“有智慧”，因为他们明白有限的知识与作为人类精神之无限的理想境界的智慧是不同的：知识可以占有，而智慧则只能热爱。然而，在人类求知本性的驱使下，尤其是在自然科学发展的激励下，哲学家们用了2000多年的时间企图将“智慧之爱”变成“智慧之学”，致力于使哲学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甚至成为比自然科学更科学的科学，并且成为一切科学知识的基础。当然，由于这一理想违背了哲学的本性，因而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
追根寻源，西方哲学之所以会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与它之所以能够繁荣昌盛、蔚然大观一样，都是出于希腊哲学的求知本性。对希腊人来说，哲学首先表现为对知识的追求。例如亚里士多德就曾经指出，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人是由于好奇或惊异（thaumazein）而开始哲学思考的。他一开始是对身边所不懂的东西感到奇怪，继而逐步前进，对更重大的事情产生疑问。一个感到疑难和好奇的人便觉得自己无知，而一个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的人显然不是以某种实用性为目的的，而是为了知识而追求知识。因此也许一切知识都比哲学更有用处，但是唯有哲学是真正自由的学问。显然，求知、知识或科学在希腊人心目中的含义与后世的含义是有所不同的，例如希腊人追求知识并没有实用的目的，科学改造自然的功能就是近代以来才有的。然而，由于随着哲学和科学的发展，“现实意义”越来越成为人们衡量知识的价值的标准，加之哲学对象的根本性使之被看作是人类知识大厦的根基，因此既然自然科学是普遍必然的知识，那么哲学也可以而且更应该成为普遍必然的科学，似乎唯其如此才能与其至高无上的地位相称。
于是，希腊哲学的求知本性便逐渐演变成了西方哲学的“科学情结”。
然而，哲学的对象毕竟不同于科学的对象，哲学的问题也不同于科学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不是“问题”而是“难题”。通常一个问题总有答案而且有相对一致的答案，或者说，通常一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自然科学的问题就类似于这样的问题。但是还有一类问题并没有统一的答案，或者说它们没有一致的答案，只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解答方法，哲学问题就是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称这类问题为“难题”。实际上，哲学问题都是一些永恒无解、万古常新的难题，哲学家们只能不断地探索、寻求通达智慧境界的道路，但是却注定了不可能获得终极的答案。
哲学问题为什么是没有终极答案的难题？既然哲学问题是没有终极答案的难题，我们为什么还要追问这样的难题，并且企图为之找到一条可能的出路呢？在某种意义上说，其原因或许就在于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之中。
当人类从自然界中脱颖而出的时候，他的生存活动不再仅仅依靠自然本能，而是更多地依靠理性，于是在人的面前就出现了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暂时与永恒、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之间的巨大矛盾，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宇宙万物的来源与归宿等等一系列的哲学问题便油然而生。因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又是有理性的存在，这就使他形成了超越自身有限性而通达无限的自由境界的理想，哲学（包括宗教）就是这一理想的集中体现。显然，这个无限的自由境界在一个人的有生之年是不可能现实地通达的，即使人类可以无限地延续下去也仍然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它是且只能是至高无上的终极的理想。这就是说，哲学问题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终极的答案的，尽管如此，人类却又不可能不关心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植根于人类的本性之中，甚至构成了人不同于其他自然存在物的根本标志，故而对他来说性命攸关。
当然，哲学问题并不都是与“终极关怀”（例如本体论或形而上学）有关的问题。在哲学中，尤其是在古典哲学中，后来逐渐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许多部门，它们的问题就是比较具体的，例如认识论、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的问题就是如此。不过，虽然这些问题不像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问题那样抽象、普遍乃至超越经验，但是它们作为一些基础性的或根本性的问题，同样也是不可能获得终极答案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能否找到问题的答案几乎成了一种衡量的标准：哲学的各个部门其主要的问题只要能够找到某种相对统一的答案，它们就会从哲学中分离出去自立门户，而留给哲学的都是一些永恒无解的难题。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把哲学史看作是哲学家们代表人类精神对于永恒无解的哲学问题进行不断地探索的记录。换言之，所谓哲学并不存在于某一位哲学家的思想里，并不存在于某一个哲学流派之中，并不存在于某一本教科书里，而是存在于过去、现在乃至将来所有哲学运思的道路之中。因此，我们不仅认为哲学是哲学史，而且主张哲学史是问题史。
二、哲学史
学习哲学必须学习哲学史，这构成了哲学这门学科的一个不同寻常的基本特征。
通常我们学习一门科学不一定非要学习它的历史，例如学习数学不必非要学习数学史，学习物理学也不必非要学习物理学史。因为一门科学的所有成果包括最新的成果都凝聚在这门知识的最近最新形态之中，我们只要拿过来学拿过来用就可以了。换言之，一般的科学知识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它们留存在当前的知识载体之中。哲学就不同了。哲学的“知识”――如果也可以称之为知识的话――不是积累的结果，而只存在于哲学史中，所以离开了哲学史就没有哲学。
因此，当我们说“哲学是哲学史”的时候，它所表达的含义与黑格尔不同甚至正好相反。在黑格尔看来，哲学之所以就是哲学史，乃是因为哲学史是“一种”哲学发生发展的过程。而在我们看来，哲学史上存在着许多种哲学，没有一种哲学可以代表所有的哲学而被看作是哲学本身，所以哲学只能是哲学史。显然，哲学与一般所说的科学即自然科学有着根本的区别。
如前所述，哲学问题都是一些永恒无解、万古常新的难题，人类精神从本性上决定了它不得不追问这些难题，虽然它们永远也不可能有终极的答案。因此，哲学与科学是有区别的。作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我们将科学知识看作是某种直线式的知识积累的结果，那么哲学就像是一个永远围绕着“智慧”这个圆心而旋转的立体圆周运动。这个无限大的立体圆周上面的每一个点都标志着一条哲学运思的道路，每一条哲学运思之路都代表着一种不同寻常的典型，或者说它们是“路标”或“里程碑”。由于它们把追问智慧之境界的某种方式推进到了极致，以至于后人要想继续追问这些问题就只能另辟奚径，换一条路走，因为前面的道路虽然都指向智慧的境界，但是又都被证明是“此路不通”的。换言之，在西方哲学史上，每一位哲学家的思想都代表着一条哲学运思之路，而每一条道路都具有永恒独特的意义和价值，都是不可替代的，例如亚里士多德不能代替柏拉图，黑格尔也不能代替康德。无可否认，哲学史上的思想都具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每一位哲学家都是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从事哲学思考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思想都将失去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而被融入了后人的思想之中。恰恰相反，由于哲学问题都是一些没有终极答案的难题，因而哲学家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所提出的解答就构成了一条条不同寻常的道路。所有哲学运思之路的最终目标都指向至高无上的智慧境界，虽然这一智慧境界的性质决定了任何一种哲学思想都不可能现实地通达这一境界，然而却无法阻止人类精神去实现自己终极关怀的最高理想，而每一条哲学思想之路都代表着对哲学问题的一种典型的解答方式，于是这条条道路就一同构成了一幅开放性的独特的历史景观：过去、现在乃至将来所有哲学思想之路“综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哲学这门学科或学问。
毫无疑问，就知识的占有程度而论，现代人肯定比古代人高得多，但是在哲学思维的水平上，古代人与现代人至少是可以比肩并立的。任何一所现代医学院校的学生所拥有的知识都是被称为医学始祖的希波克拉底所无法比拟的，然而即使是当代的大哲学家也不敢说他就比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更高明。哲学家们的理论就其内容而论早已经过时了，但是他们提问和解答问题的方式却永远不会过时，因为问题并没有得到最终的解决，所以任何解决方式都具有“现实意义”。例如哲学始祖泰勒斯声称“大地浮在水上”，意思是说水的万物的本原，按照罗素的评论，初学哲学的人原本心怀崇敬，但劈头遇到了这句话，不免有些丧气。的确，泰勒斯这句话的内容没有任何价值，然而由此而提出来的哲学问题却不能说没有意义。泰勒斯与他那个时代的哲学家们试图解答的问题是宇宙万物从何而来归于何处的“本原”问题，由于人类最初开始哲学思考的时候，还没有现成的抽象概念可用，所以只好以某种感性的东西来体现普遍的共相。我们今天谁也不会以为“水是万物的本原”，但是本原的问题仍然是问题，这个问题连同哲学家们试图解决问题的各种方式并没有过时。所以，当我们说“哲学就是哲学史”或“哲学史就是哲学”的时候，这不仅意味着哲学是一种历史性的思想，每一位哲学家的思想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而且正因为其历史性而具有“超”历史“超”时间的永恒的存在价值。
所以，哲学问题没有终极答案并不是因为哲学家无能，而是哲学问题之本性使然。不仅如此，哲学不是科学也并不是哲学的缺陷，恰恰相反，我们应该视之为哲学不同寻常的“优越性”，因为它意味着人类精神所追求的最高目的乃是一个无限开放的理想境界。应该承认，人类不同于一切存在物的特性就在于他是一种非现成的、非凝固的、始终处在生成过程之中的因而是开放的或自由的存在，因而人的“本质”具有社会性和历史性，这就意味着人类精神“终极关怀”的对象，亦是一种无限开放的理想境界。如果我们非要使哲学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那么就有可能使这个无限的开放的理想境界凝固化、有限化、对象化甚至物化，而这样做的结果不但不可能实现理想，反而会“南辕北辙”，与我们希望实现的理想背道而驰。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哲学或哲学史看作是一种“问题史”，或者更确切地说，哲学是一个由哲学问题和不同的解决方式所交织在一起的开放性系统，每一位哲学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都是根据他所面临的哲学问题以及他解决问题的特殊方式这一“经纬度”来确定的。
然而，当我们不是把哲学问题没有终极答案这一点看作是哲学的耻辱，而是看作哲学的本性的时候，当我们不是把哲学史看作知识的历史而是看作问题的历史的时候，当我们把哲学看作是一门开放性的、多元化的理论学科的时候，换言之，当我们把哲学与一般意义上的科学区别开来的时候，从这个角度看哲学或哲学史，它似乎变成了一个堆放各式各样的理论学说的杂乱无章的“仓库”，既没有统一性，也没有规律性，以至于我们很难把它看作是一门学问。人们完全有理由批评我们这种所谓“非黑格尔式”的哲学史观，不过是一种“倒退”，即从黑格尔的“科学”理论倒退到前黑格尔的那种把哲学史看作是僵死资料的堆积的“形而上学”立场。首先应该看到，哲学家们在哲学问题上始终处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状态，这是事实。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哲学史只是某种彼此之间毫无内在联系的理论学说的汇集，或者只有像黑格尔那样将哲学史看作“一种”哲学的发展过程才能解决问题。实际上，哲学史上的哲学理论或学说一方面相互之间的确具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另一方面它们又各自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这种相互联系和相互区别的辩证关系，就构成了哲学史之思想的独特的律动。如前所述，哲学不像科学那样是某种直线式知识积累的运动过程，而是类似某种无限开放的圆周运动。例如科学知识的进步经常是在某个领域或某个问题上的不断地深化，而哲学的运动却总是在哲学问题上不断地变换立场、观点和方法。
说到哲学与哲学史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区分这样两个问题：“哲学是什么”与“什么是哲学”。本文从一开始就提出了“哲学是什么”这个难题，现在我们尝试通过“哲学是什么”与“什么是哲学”这两个问题的区分，给出一种可能的答案，当然不是也不可能是唯一的终极答案。表面看来，“哲学是什么”与“什么是哲学”之间没有什么区别，它们所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问的都是哲学的概念或定义，但是实际上在两者之间存在着区别，或者说，我们可以在两者之间作出区别：“哲学是什么”主要说明的是以往的哲学是什么，它记录的是已经过去了的事实；而“什么是哲学”试图解决的则是，如果有一门学问被称作哲学，它应该是什么。或者说，就哲学的理想状态而论，哲学应该是什么。由于“哲学是什么”这个基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因而“哲学是什么”与“什么是哲学”的区别就越发显得有意义了。在某种意义上说，哲学史就是要通过研究“哲学是什么”来解答“什么是哲学”的问题，亦即通过研究历史上的哲学思想来探究哲学的本性。
所以，哲学史并非只是已成过去的思想理论的历史记录，它应该也只有它才能回答“什么是哲学”的问题。看起来哲学史是已经过去了的思想的历史，而实际上那些历史性的思想亦具有现实性。在某种意义上说，任何一种哲学思想都同时具有历史性与现实性，而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张力乃是通过围绕哲学问题而展开的思想与思想之间的“对话”实现的。
三、思想与思想的“对话”
当我们说哲学是哲学史的时候，这意味着任何一种哲学思想都同时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这种历史性与现实性之间充满张力的有机结合与统一，就体现在思想与思想的“对话”之中。
如果哲学是哲学史，哲学史是问题史，那么哲学史就是哲学家们围绕哲学问题而展开的思想“对话”的过程。就“对话”而言，它可以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哲学家们与哲学对象之间的“对话”，二是哲学家们相互之间的思想“对话”，三是我们在学习哲学亦即学习哲学史的过程中与哲学家们所进行的思想“对话”。在某种意义上说，“对话”乃是哲学保持其历史性与现实性之间内在张力的基本功能，而且“对话”（dialogue）正是“辩证法”（dialectics）的本义。
首先，哲学史是哲学家与哲学对象之间进行思想“对话”的过程。
哲学是思想，哲学的对象是思想的对象。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指出，“就其自身的思想，是关于就其自身为最善的东西而思想，最高层次的思想，是以至善为对象的思想。理智通过分享思想对象而思想自身。它由于接触和思想变成思想的对象，所以思想和被思想的东西是同一的。思想就是对被思想者的接受，对实体的接受。在具有对象时思想就在实现着。这样看来，在理智所具有的东西中，思想的现实活动比对象更为神圣，思辨是最大的快乐，是至高无上的”。[1]黑格尔以亚里士多德这段话作为《哲学全书》的结束语，并非偶然。套用黑格尔的术语，哲学家的哲学思考乃是“对思想的思想”，亦即思想与思想的“对话”。
从终极关怀的角度看，哲学问题并不是自然的问题，而是人类精神所特有的问题。哲学是人类精神为自己所设想的理想家园，它体现的是人类试图超越自身有限性而通达的某种至高无上的、无限的、自由的理想境界。就此而论，哲学的对象不是现实存在的东西，而是理想性的存在。思想这个对象，也就是有限的思想者去思想某种无限的思想。这并不是说，存在着某种脱离人类精神而独立存在的思想对象，实际上所谓无限的思想不过是人类的理想对象，因而哲学就是思想与思想的“对话”，即现实存在的人类精神与自己的理想境界之间的“对话”，亦即人类精神的“反思”。这种“反思”有时可能被哲学家们“外化”为某种客观对象而思考之，但归根结底具有理想性的特征。
其次，哲学史也是哲学家们相互之间进行思想“对话”的过程。由于哲学问题永恒无解，故而吸引着一代代睿智的头脑思考和探索。毫无疑问，哲学家们都是在前人思考的基础上进行哲学思考的，因而哲学史具有前后继承和发展的特征。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哲学问题都是基本的或者根本的问题，哲学家们的思考也非常根本，以至于他们只要发现了一条有望通达理想境界的道路，便会将其发挥到极致，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之走到了尽头。所以，哲学家们的思想不仅具有历史的继承性，而且也具有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典型特征。这样一来，后来的哲学家们就必须将前人之所思都思清楚，然后才能开辟自己的道路。换言之，哲学家们对于哲学对象的思考本身亦成为了后人的思考对象，而且在哲学思考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等当代哲学大师有许多著作都是在研究和解读以往的哲学思想时展开的，这绝不是偶然现象。不恰当地说，或许正是哲学家们艰苦卓绝的运思，为作为哲学对象的理想境界增添了丰富的内容。
最后，我们学习哲学史亦即我们与哲学家进行思想“对话”的活动。
学习哲学史就是学习哲学史上哲学家们的思想，亦即我们的思想“思想”哲学家们的思想，也可看作是思想与思想之间的“对话”。由于哲学家们的思想保存在他们的著作之中，学习哲学史也就是“读书”，所以与哲学家们的“对话”通常是通过“读书”来实现的。尽管历史上的哲学家们斯人已逝，我们读他们的“书”却不是读死书。虽然这些书的内容大多已经过时了，但是哲学家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却没有也永远不会过时，因为哲学问题并没有过时，这些问题不仅是他们面临的难题，也是我们面临的难题，甚至可以说是人类永远面临的难题。既然哲学问题没有终极的答案，那么任何一种解答方式都不可能取代其他的解答方式，也不可能为其他的解答方式所取代，所有一切解答方式都有其各自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它们为后人提供了各式各样可供选择的可能方式。因此，对于学习哲学史的人来说，学习哲学史无非是将人类精神所思想过的东西再思想一遍，把人类精神已经走过的思想之路再走一遍，然后选择或者开创我们自己的路。如果把我们与哲学家们统统看作是“人类”的话，那么我们思想他们的思想，重走他们的道路，也可看作是一种“回忆”，回忆我们“曾经”思考过的问题，因而也可以看作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反思。[2]
由此可见，我们学习哲学史并不是站在哲学史之外，在某种意义上说，前人的思想就构成了我们现存在的组成部分。哲学史上哲学家的思想之所以具有不朽的生命力，原因就在于此。当我们与哲学家们进行思想之间的“对话”的时候，他们的思想就“复活”了。其实，历史上的哲学思想原本就是“活的”，它们构成了哲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而它们的“复活”并不是“复古”。换言之，哲学家们的思想既是历史性的，同时又超越了历史，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具有现实性。所以，哲学史从来就不是什么死材料的堆积，而是一种活生生的思想律动。
显然，就“对话”的本性而论，我们与哲学家们的思想对话并不是“单向性”的受动活动，而是“双向性”的互动活动，这种思想与思想的对话类似现代解释学所说的“视界交融”。
哲学家们的思想保存在他们的著作之中，读他们的书需要“理解”和“解释”，而“理解”和“解释”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再创造”的过程。以往传统的解释理论追求知识的客观性，将理解和解释看作是本文原著之纯粹的再现，强调以“我注六经”的方式研读原著。但是现代解释学却告诉我们，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再现所谓客观存在的文本，因为古人有古人的“视界”，我们有我们的“视界”。换句话说，古人与我们处在不同的历史、文化、社会、个人环境等等的背景之下，我们既不可能完完全全地将古人的视界“复制”到现代来，也不可能彻底摆脱掉自己的视界，纯粹沉浸在古人的视界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和解释实际上是不同视界之间的碰撞和交融，而且正是因为如此，人类文化才有可能进步和发展。
总而言之，哲学永恒的生命力就在于其历史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内在张力。哲学家们与哲学对象之间的关系，哲学家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我们与哲学家们之间的关系，都可以看作是人类精神自己与自己之间的关系，因而哲学乃是人类精神的反思，也就是思想与思想的“对话”。就此而论，哲学家们的思想就“活”在思想与思想的对话之中，也可以说哲学就“活”在思想与思想的对话之中。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72b19－26，见《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第27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篇6
比照科学哲学建立学科体系的方法和将技术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来建设，我认为在技术哲学的研究中应该注意以下三个问题：第一，研究技术哲学应该注意技术史的研究；其二，研究技术哲学应该注意技术哲学的哲学基础的研究；第三，研究技术哲学应重视技术实践。
一．
为什么在技术哲学的研究中应该加强技术史的研究呢？一方面，这是因为对现实的曲解必然是由于对过去的无知，“为了理解技术及与技术有关的社会准则的演变，必须考察人类最古老梦想及连续形态”（参见r•舍普等，1999年，第3－4页）只有在技术的历史中找到技术的根源和原因，才会更好地理解技术。另一方面，这是从科学哲学的产生和发展中得出的经验。现在研究技术哲学家们都想像科学哲学一样，建立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那么，我们就来看看科学哲学是如何建立自己的“研究纲领”的。
拉卡托斯曾说，“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而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参见拉卡托斯，1999年，第102页）他认为，科学哲学和科学史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拉卡托斯身体力行，通过科学史案例分析（casestudies）方法揭示并论证了自己的科学哲学的一般原则。另一个重要的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就开始研究科学史，学习了柯瓦雷的《伽利略研究》等科学思想史的著作，同时还学习了心理学、科学社会学等方面的著作。1957年，库恩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这是一部经典的科学思想史著作。正是在上述科学史工作的基础上，库恩才在1962年出版了《科学革命的结构》这一“学术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似的著作。库恩一直以来是美国历史学会的会员，而不是哲学学会的会员，对哲学一直是他的主要的业余爱好。他认为，科学史可以启发科学哲学家的洞察力，“有助于填补科学哲学家与科学本身之间颇为特殊的空缺，可为他们提出问题，提供资料。”（参见库恩，1981年，第13页）拉卡托斯和库恩的这些研究科学哲学的方法可以完全移植到技术哲学的研究中来。
我们可以从制作玻璃的技术发展史和这种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这一实例来说明研究技术史的重要性。我们都知道，古希腊人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其中包括哲学、文学、历史、物理学、天文学、建筑、医学等众多领域，这些领域几乎包括了现在的所有主干学科。但是，奇怪的是古希腊的化学却不发达，这是为什么呢？对此，美国人文学者芒福德（lewismumford）在他的《技术与文明》中提供了一个解释。他说，“考古学家迈瑞斯（j.l.myres）认为，古希腊在化学上的缺陷源于缺少好的玻璃。”（见lewismumford，1934，p127）玻璃的物理性质稳定，是绝缘体，可耐高温，对化学实验不起反应，而且它还是透明的，允许观察者从外部观看，是制作化学试管的良好材料。化学是一门实验科学，正是由于古希腊缺少良好的玻璃来制造试管做化学实验，才使得古希腊的化学不发达。从这里我们也就可以看出技术与科学的关系：技术的不发达限制了科学发展，技术不是单纯的应用科学，科学从开端处就与技术紧密相连。
玻璃发展到伽利略时代，一个瑞士的眼镜商偶然间发明了望远镜，伽利略知道后，自己制造了一台望远镜，他由此先发现月亮上的山脉和火山口，后来又发现了木星的四颗卫星，这些发现都有力地支持了哥白尼地学说。因此，美国哲学家唐•伊德（donihde）认为，库恩的所谓的“科学范式的转变”不是简单的知识革命，“在这里，剧烈的范式转变发生在视觉中，但是这种范式转变同时也是知觉的和包括技术的。”（见donihde，1990，p54）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往往是交叉的。
随着玻璃技术的完善，玻璃被用到日常生活中，它对人类产生的影响就更大了：眼镜矫正了近视眼，延长和丰富了人类的智力年限，显微镜使人看到了一个微观的世界，镜子改变了人的自我意识等等。特别是当玻璃用于门窗上时，人们从通过玻璃窗看到的景象中发展出了文艺复兴时期绘画的透视法，这种绘画方法完全不同于中国画技，它使得时间和空间早在牛顿力学诞生前就发生了分离，正如瓦赫特勒（edwardwachtel）所说的，“我认为，为机械世界图景提供基础的空间和时间的彻底分离从15世纪就在油画布和大教堂实现了。在牛顿时代，这种存在的观点渗透到西方意识的最深层，这就是说变成了一种常识。”（见josephc.pitt，1995，p55－56）由此可以看出，透明的玻璃窗在艺术和科学中培育了西方的世界观。
从上述例子不仅可以看出研究技术史对技术哲学的重要性，而且为了研究技术哲学来研究技术史并不是要像一般的科学技术史一样，按时间的顺序堆积一些历史史料，而是要以一定的哲学思想和历史观点出发，从具体的技术是如何改变人类生活和影响人类文明发展处着眼。库恩在谈到科学史家与哲学的关系时曾说，“科学史家需要哲学……一个人如不能掌握他所研究时期和领域中主要哲学流派的思想，要想对科学史中的许多问题研究得好，那是不可能的。”（参见库恩，1981年，第10页）在研究技术史上，法国年鉴历史学派布罗代尔等人的历史观和芒福德对技术史的研究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只有在充分研究技术史的基础上，借助于各种哲学思想，我们才能提炼出自己的技术哲学研究纲领，避免“没有技术史的技术哲学是空洞的；而没有技术哲学的技术史是盲目的”这种状况。
二．
技术哲学不管是作为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也好，还是作为哲学的发展方向也好，必须把自身当作一门哲学学科来建立。因此，不管我们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还是从西方哲学入手来研究技术哲学，必须要加强技术哲学的哲学基础研究。
与目标的不确定相对应，在技术哲学中却有将研究领域泛化的趋势，比如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技术产生的后果而不是技术本身上，使技术哲学成了一种技术社会学和技术经济学，这再一次印证了技术哲学的研究目标的不确定性和体系的不成熟性。唐•伊德认为，哲学的任务是有限的，哲学家不能给问题提供公式化的或简单的答案。在他看来，哲学能做的事情有两件：首先，“它可以为研究领域提供视角——在这里的领域就是技术现象，或更好地说，人类－技术关系的现象。其次，哲学可以为理解提供构架或‘范式’。”（donihde，1990，p9）我们以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海德格尔作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同时也是首先将技术作为哲学关注的主题和将技术提高到从存在论上来认识的先驱。从早期《存在与时间》中对工具“上手状态”的现象学分析，到后期《技术的追问》等文章中得出技术的本质是“座架”的结论，海德格尔用他所提出的这些哲学概念为我们认识技术提供了新的向度。但是我们要看到，海德格尔之所以能够得出这些结论是与他对整个西方哲学史的批判密切相关的。他认为，“技术在本质上是存在史上建立在遗忘中的存在的真理的命运。……作为真理的一种形态，技术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历史中。”（参见冈特•绍伊博尔德，1993年，第120页）因此，对事物的技术的揭示方式并不是从现代社会中产生的，而是始于他所称为的从古希腊开始的“生产性形而上学”。当柏拉图用永恒不变的“形式”即“理念”（idea）来作为万物的存在基础、从人类生产的术语来设计实体的存在时，事物本身就从“去存在”转变为“去被生产”。随着这种认识方式的发展，特别是到了笛卡儿那里，理性主体成为认识事物的中心，与作为对象的客体处于对立状态，主体－客体的两元对立思维方式得以确立。从十九世纪开始，科学逐渐脱离哲学，建立了自己在各门学科中的主导地位，但是主体－客体的思维方式依然保留。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科学与技术联盟，科学成为服务于对事物的技术的揭示的工具，由此使生产性的形而上学发展到了高峰，而技术也就是一种“完成了的形而上学”。
理查德•罗蒂（richardrorty）认为，自己喜欢海德格尔的方法，但是海德格尔脱离了西方具体的历史，对现代性、工业技术的批判太天真，特别是在对启蒙的批判中，没有看到启蒙政治、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人类的自由。因此，我们可以不同意海德格尔的结论，但是我们却一定要重视他的方法。西方哲学界曾有人说，“海德格尔思想的特色在于他将最深刻的实践意义归之于显然是最抽象、最缥缈的理论思考。”（参见列奥•施特劳斯等，1993年，第1051页）海德格尔技术哲学的深刻和影响深远的原因就在于此。
海德格尔之后的许多技术哲学家都是沿着海德格尔的思路，将技术哲学的研究引向深入。当代西方的技术哲学有一种融合早期技术哲学中人文主义传统和工程主义传统的趋向，技术哲学家们开始脱离像海德格尔等人从总体上看待技术的传统，不再局限于仅仅从人文主义的视角对技术进行批判。他们首先接受和承认技术，面对现代社会中具体的技术和技术产品，从哲学的角度来研究技术。正如皮特（josephc.pitt）等人在《哲学与技术文集》第11卷《技术哲学的新方向》的序言中所说的，“在过去，技术哲学的很多工作是‘技术’（technology）对人类价值（通常诉诸于人类存在的某些理想的乌托邦状态）的影响（一般总是否定的）。哲学家现在开始研究特殊的技术如何从物质上和观念上影响我们的生活。”（见josephc.pitt，1995，pvii）由此形成的也就是当代美国技术哲学中的“经验主义转向”。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当代的美国技术哲学家们并没有完全脱离经典技术哲学中人文主义的传统，他们只是在前人的影响下，以对具体技术的哲学分析为基础，将技术哲学向更深层次延伸和发展。如果熟悉了美国技术哲学的文献，就可以看到，美国技术哲学的“经验主义转向”早在芒福德那里就开始了，在《技术与文明》（《technicsandcivilization》，1934）、《机器的神话》（《themythofthemachine》，1967、1970）等著作中，芒福德就是从具体的技术出发来研究技术在人类生活和文化中产生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说，当代美国技术哲学的“经验主义转向”发生的整个大背景是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它的理论基础是欧洲大陆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它所面对的是具体的技术和技术产品，而它所用的方法是20世纪在英美国家沉淀了一个世纪的分析哲学的方法。因此，不管是从技术哲学的历史上看，还是从它的现实发展中来看，都需要加强技术哲学的哲学基础的研究.
当代技术哲学中人文主义与工程主义的融合是为了双方的沟通，加强对话，从而使得技术哲学在实践中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技术哲学家们的理论和思想没有一定的深度和哲理性，工程师宁肯去请教别的工程师也不会去请教技术哲学家。芒福德在城市规划方面的研究工作值得技术哲学家学习。芒福德除了上面提到的技术哲学方面的著作外，他还研究城市建设和规划理论，他在这方面的著作像《城市发展史》、《城市文化》等著作已经称为了城市规划理论的经典书目。
但是，另一方面，技术哲学家如果不熟悉技术和工程知识，又很难做到与工程师之间的对话，因此，研究技术哲学必须重视技术实践。
三．
对目前技术哲学领域的研究，国际哲学院管理委员会主任罗歇•莱加尔评价道：“就我个人而言，我从未见过有什么人在写论文之前一趟又一趟地跑研究所、实验室和车间。因而他们的论文常常以诠释他们的师长和同辈的文章为出发点，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他们所进行的思考从与当代的技术进步相距遥远的地方滑过，可以说是落在了‘沉积层’的薄层旁边。他们缺乏通过接触日新月异的技术来‘磨练自己的大脑’的强烈愿望。如果他们不觉醒的话，技术就会独自前行，把他们甩在一边，使他们远离一种从自己身上汲取创造力的强大的原动力。”（参见r•舍普等，1999年，前言第4页）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技术哲学不同于科学哲学的地方在于科学哲学仍然可以只将理论作为研究对象，这些研究对象依然是抽象的，而技术哲学却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我们的生活世界就是一个技术的世界，如果技术哲学的研究范围仅仅局限在从理论到理论，必然会走入研究的误区。
当代技术哲学的研究重点已经从研究技术的后果转移到技术本身上来了，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与工程师和技术专家的对话。库恩在研究科学哲学时，也比较强调要理解科学家的实际工作，特别是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的工作。将这种方法应用到技术哲学中来，就要求技术哲学家不能仅仅从外部来看待技术，工程设计和技术发明要成为技术哲学的一部分，换句话说，“技术哲学家必须开始就他们的技术的哲学分析与工程师对话，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学会工程师的语言。”（见peterkroes,2001,pxviii）
研究技术实践对技术哲学的意义有两方面：其一，加强与工程师和技术专家的交流和对话，使技术哲学能对他们产生一定的影响，并且通过对具体技术的分析，使大众对技术有更深刻和清醒的认识，从而发挥技术哲学在实践和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其二，会更好的促进技术哲学的研究，因为对技术的认识论研究、方法论研究都奠基于具体的技术实践中，而如果要研究技术的伦理后果，更需要对技术的认识的“第一手”资料，所有这些都需要技术哲学要深入到具体的技术实践中。
由于技术有着不同的部门学科，像生物技术知识、计算机技术知识等，这说明技术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需要将技术分成不同的部门，技术哲学家根据各自的不同背景知识和感兴趣的问题入手，对技术进行独立地分析，或者说要像拉卡托斯一样，对具体的技术做“案例分析（casestudies）”，然后从哲学的角度对技术进行分析。这里我们可以美国哲学家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dreyfus）对人工智能的分析为例来阐释这一点。
哈佛大学艾肯计算实验室的安东尼－奥廷格尔（anthonyg.oettinger）教授曾说，“德雷福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位富有批判精神的旁观者，一位热心于探究和分析知识基础问题的专业哲学家。他勇敢地步入了一个神秘的技术领域。”（参见德雷福斯，1986年，前言第1页）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人工智能在美国兴起时，德雷福斯正在麻省理工学院教现象学。他的学生告诉德雷福斯，如果人工智能成功了，他所教授的哲学将被淘汰。这使得德雷福斯开始关注人工智能的研究。恰好德雷福斯的弟弟赛利特•德雷福斯(stuartdreyfus)在兰德公司（randcorporatin）属下研究人工智能。德雷福斯因为这层关系被聘请为哲学顾问，来研究为什么当时的人工智能没有达到与预期的效果。德雷福斯很快从现象学上发现了人工智能的缺陷。他认为，人工智能的前提还是笛卡儿的理性主义，认为现实有独立的理性结构，人用同样的理性结构来把握现实，人的智能就是理性的形式规则对现实进行符号操作的过程。德雷福斯借助于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等人的观点，从现象学的角度对人工智能提出了质疑。现象学的产生是为了克服传统笛卡儿主义的主客两分，现象学认为，主体和客体并不能独立地存在，人是通过与世界的关系而认识自身和世界的，现实的结构是由人的需要和活动共同决定的，因此获得知识的最基本的方式是知觉而不是理性。知觉有意向性的结构，知觉总是对某物的知觉，知觉的产生要是通过人的身体在具体的情境中产生的，这些都不是将一切都形式化和符号化的机器所能具有的。人的智力不仅在大脑中，人的身体对智力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另外，知识的运用涉及到具体的情境和人的需要，需要将过去的知识和现实情景结合起来进行创造性地运用，而这些能力都不可能被机器形式化地处理。德雷福斯认为，只有在能被形式化处理的知识才能被计算机掌握。
德雷福斯对人工智能的批评使他的声望不仅限于哲学界，而且也引起了人工智能领域专家的注意。后来的事实证明德雷福斯的有些预言是正确的，人工智能的研究越来越沿着德雷福斯预言的方向前进。很多人工智能研究的专家认为，他们从德雷福斯的批评中获得很多灵感，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研究。因此，国外哲学家对德雷福斯评价到：“德雷福斯是哲学家能确实在科学和技术的实践中发挥批评家和评论家作用的鲜活实例。”（见hansachterhuis，2001，p61）
如果德雷福斯没有深入到当时的技术实践中，如果他不是有深厚的哲学功底（德雷福斯是不仅是美国著名的技术哲学家，而且是也是著名的现象学家，他写过和主编过许多有关海德格尔、胡塞尔的著作），他也就不可能在技术哲学和人工智能领域中取得如此显著的成绩。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技术实践对研究技术哲学的重要性，而且也再次印证了技术哲学中加强哲学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四、
技术哲学是从十九世纪末叶在欧洲兴起的一门学科。在它发展的早期，研究的中心主要是在欧洲。美国虽然从很早就有人关注对技术的研究，像芒福德，但是美国技术哲学的迅猛发展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并逐渐取代了欧洲成为了技术哲学研究的中心。时至今日，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美国不仅有专门研究技术哲学的哲学家，出版了大量的技术哲学方面的专著，像上面提到的唐•伊德、德雷福斯等人的《技术与生活世界》、《计算机不能做什么》、《计算机还不能做什么》等，而且技术哲学的著作已成系列，像唐•伊德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主编了一套“技术哲学丛书”，该丛书已经连续出版了十几年，在西方技术哲学界影响深远。美国的技术哲学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的成就，我认为就是因为抓住了以上所说的三点，特别是能真正从哲学的角度来分析技术，由此找到了技术哲学的生长点，再向实践、伦理等其他相关领域延伸。
相比之下，我国的技术哲学研究虽然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开始发展，但是由于没有能做好以上三点，特别是没有能够真正把技术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来建立，从而使得我国在技术哲学领域中取得成绩较小。因此，为了使我国的技术哲学能够迅速发展，摆脱如今单一的和低水平重复的研究状况状况，必须加强上述工作。唯有此，技术哲学才真正会是“一门有着伟大未来的学科”。
参考文献：
donihde，1990，technologyandthelifeworld，bloomington.
马克•布洛赫，1992年：《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
r•舍普等,1999年：《技术帝国》，北京。
拉卡托斯，1999年：《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
库恩，1981年：《必要的张力》，福州。
lewismumford，1934，technicsandcivilization，newyork.
josephc.pitt(ed)，1995，newdirectioninthephilosophyoftechnology，dordrecht.
冈特•绍伊博尔德，1993年：《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北京。
列奥•施特劳斯等主编，1993年：《政治哲学史》，石家庄。
peterkroes(ed)，2001，theempiricalturninthephilosophyandtechnology，london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篇7
在传统的研究视域中，更多的是强调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全面而系统的贡献；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在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贡献中，更为突出的恐怕不是那些具体结论与设想，而是他所坚持的基本原则。这就是，第一，强调离开了历史辩证法的哲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科学基础，科学社会主义便无“科学性”可言。第二，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一种抽象的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哲学(杜林)，也不是一种狭义的仅仅关注人生问题的道德哲学、爱的哲学(费尔巴哈)，而是一种科学的历史的思维方法。
首先，晚年恩格斯提出并解决了一个重大而基本的理论问题：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够从“空想走向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究竟怎样才是可能的?他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科学社会主义之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其科学性在内容上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形式上则表现为对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改造。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奠基于近代英国和法国的机械论与经验论的唯物主义，而是建立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之上。
在恩格斯看来，近代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及其变种(不可知论)不可能产生出科学社会主义。从表面上看，它们是合乎常识的科学，但实际上是一种孤立僵化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常识在日常应用的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人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碰到极为惊人的变故”。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即知性的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依对象的性质而展开的各个领域中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迟早都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出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很难赞同这种观点：只有英语国家的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唯物主义，才是通向科学的康庄大道，马克思主义起源于英法经验论的唯物主义，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的历史就是从德国的理想主义走向英国的经验主义的过程。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生命力恰恰在于它是一种总体的历史科学。我们如果要全面地把握今天复杂多变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就必须依靠从总体联系出发的辩证与历史的唯物主义方法，而不是那种“从个别经验事实出发”、“从el常生活的常识出发”或“从专业知识出发”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其次，晚年恩格斯提出的另外一个重大而基本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哲学”?答案也很明确而简单，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哲学，但主要不是一种哲学体系，而是一种科学的历史的思维方法。
从历史上来看，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先后被提出过三次。第一次是由恩格斯在l9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出的。当时德国古典哲学已经终结，西方进入一个以“反认识论”和“不可知论”为标志的“后黑格尔”的哲学时代，而马克思主义则在这个时候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于是就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的问题。第二次则出现在2o世纪初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破产之际，以列宁为首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为一方，以卢卡奇等人为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为另一方，重新提出了被第二国际理论家所遗忘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向度”问题。第三次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直到今天，当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瓦解之后，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究竟是什么?这又成了一个基本问题。这场争论已经进行了20多年，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个重要的工作还需要我们做。转贴于这就是重新研究恩格斯晚年所提问题的原初意义，这也是我们今天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进行创新的出发点。恩格斯实际上指出了，理解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关系的关键，就在于从本质上区别知识论的、本体论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与辩证法的、历史的科学方法这两种哲学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意义与当代意义均在于此。在这一点上，恩格斯还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说法：“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科学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与辩证法。”我们不要误以为这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方案，恩格斯的这个说法与黑格尔将哲学表述成为一门科学的观点具有相似性。黑格尔说每一门真正的科学必然是哲学的；而恩格斯则说要把哲学变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要求，二者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都是要克服具体科学与凌驾于具体科学之上的哲学之间的矛盾。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篇8
论文关键词：恩格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创新
恩格斯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一百一十个年头了。如果说马克思仍然作为我们的同时代人，因而受到隆重地礼遇的话，恩格斯则似乎是一位连“受批判”的资格也没有了的历史人物。我们还有纪念他的必要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当前轰轰烈烈开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创新工程，要求我们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创立与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毕竟恩格斯当之无愧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第一人。
今天我们纪念恩格斯，第一条是要对他的历史贡献有一个公正的评价，要让恩格斯从后人对他的重重误解与诋毁中解放出来。这就是要弄清楚哪些才是恩格斯的真正的创造贡献。传统的公认说法是，晚年恩格斯是其思想的事业的高峰。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是全面的而系统的。一是他详尽地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填补了唯物史观研究的空白点；系统阐述了原始社会的理论，提出两种生产理论；全面阐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法，强调了主观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二是创立了自然辩证法，论述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法与逻辑学。三是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完整性，并提出了建构哲学理论体系的思想，他百科全书式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完整性，阐述了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及其相互作用，等等。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真正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贡献，主要不在于他的一些具体结论与设想上，而是所坚持的基本原则上。这就是，第一，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整体，离开了历史辩证法的哲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科学基础，科学社会主义便无“科学性”可言；科学社会主义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其科学品质就在于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不是实证科学的总汇。第二，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一个单独的逻辑体系，而是融合于现时代的社会实践与具体科学之中的活生生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一种抽象的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哲学，也不是一种狭义的仅仅关注人生问题的价值哲学、生活哲学，而是面向现代性(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问题的、后形而上学的总体性历史批判科学。这两条无疑对于今天正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建设工程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
晚年恩格斯提出的一个重大而基本的理论问题是，社会主义为什么能够从“空想走向科学”，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究竟怎样才是可能的?他的答案很简单，不是近代英国和法国的机械论的与经验论的唯物主义，而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才有可能导致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之区别于空想社会主义，其科学性在内容上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在其形式上则是对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继承。
在恩格斯看来，近代实证主义、经验主义及其变种(不可知论)不可能达到科学社会主义水平。这种孤立僵死看问题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初看起来是合乎常识的“科学”，但常识在日常应用的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东西，但它一跨人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碰到极为惊人的变故”。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即知性的实证科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依对象的性质而展开的各个领域中是合理的、甚至是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迟早都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出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人无法解决的矛盾”。
由此来看，我们很难赞同这样一种曾被广泛挪用和受人推崇的观点。该观点认为，只有英语国家的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唯物主义，才是通向科学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马克思主义起源于英法经验论的唯物主义(《神圣家族》)，社会主义从空想走向科学的历史就是从德国的理想主义走向英国的经验主义的过程。而恩格斯所强调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德国古典哲学传统，则是一种理想主义。这种唯理论的辩证法作为批判的武器，是有巨大的价值的。但它的整体性真理观，它的一元主义，都是“科学发展的死敌”。
但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生命力恰在在于它是一种总体性的历史科学。我们如果想要理解今天极为复杂而矛盾着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只能依靠从总体性联系和历史过程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而不是“从个别经验事实出发”、“从日常生活的常识出发”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既不能求助于全盘否定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成就的、“后形而上学”式新人本主义诗性玄思，也不能驻足于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直接事实之中。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复杂而艰巨任务，仍然需要辩证的宏观的“主义”而不仅仅是就事论事的专家技术型“问题”哲学意识来指导。中国现代化发展决非一个简单而直接的经济发展问题，而是一项总体性的社会系统工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提出，其重要的理论贡献正在于：它实现了从单纯经济发展中心论到社会全面发展论，从发展主义中心论到现代性社会结构全面建构论的转变；它把握住了中国现代化、现代性问题的脉络与逻辑。科学发展观需要我们继续坚持与弘扬历史唯物主义与认识论、辩证法的基本精神，需要我们重新历史地、辩证地反思现代性的理论与实践，特别是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法。
所以，晚年恩格斯著作的真正意义，并不像他的某些继承者与攻击者所认为的那样，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像黑格尔体系一样包罗万象的系统化的唯物主义，而是确立了以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从现实实践出发的辩证的历史的观点，才是恩格斯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在恩格斯看来，不是孤立的、抽象的近代唯物主义物质本体论，也不是消极被动的感性反映论、认识论，而是辩证的总体性的历史观方法论，才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统一性的基础。对于恩格斯来说，社会主义只有运用了历史辩证法与认识论的辩证法才能够成为真正的科学。科学社会主义不可能在近代的唯物主义、经验主义认识论基础上，也不可能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唯心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离开历史的辩证法，离开对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的追求，社会主义便不可能具有批判的价值的基础。
理论体系创新并不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当解可以无原则地同时代流行的各种各样观点进行折衷主义的妥协。任何理论体系的创新都不应当忘记当年恩格斯对杜林体系的那种深刻的批判评价：“整套的哲学体系，精神的道德的自然的和历史的一应俱全；全套的政治经济学的和社会主义的体系，最后还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史。实际上是一种折衷主义的杂烩”。而对于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它是由各学派创始人的比较不会引起反感的批判性导论、经济学原理和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组成的色调极为复杂的混合物，由此只能得出一种折衷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而科学社会主义则始终是事实与价值、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认识论与辩证法和历史观的统一，而不是纯粹的经验事实的科学，也不是脱离现实的宏观的历史、回避现实社会矛盾，面向内心精神世界、抽象的诗性的生活哲学或人生价值哲学。
二
晚年恩格斯向“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包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另外一个重大而基本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马克思主义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哲学”?恩格斯的答案也明确而简单的，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哲学”，但主要不是一种哲学体系，而是一种科学的历史的思维方法。
从历史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这样一个问题先后被提出过三次。第一次是由恩格斯在l9世纪七、八十年代所提出的：当时德国古典哲学已经终结，马克思主义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当之无愧的继承人，而西方进入到一个以“反认识论”和“不可知论”为标志的非理性主义、价值哲学、生命哲学等大行其道的“后黑格尔”哲学时代之时，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问的关系就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的问题。第二次则出现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破产的二十世纪初。正像柯尔施所概括的，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与第二国际理论家们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从其本性上来讲与哲学没有任何关系，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它自己的哲学内容，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间只具有“纯粹否定”的关系。以列宁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为一方，以卢卡奇等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为另一方，重新提出了被第二国际所遗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向度问题，结果导致了后来日益明显的教条化体系化与“反体系化”、“过度诠释化”两种极端发展倾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今天，当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与意识形态瓦解之后，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究竟是什么?这又成了一个基本问题。这是第三次重新提问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问题，这场争论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个重要的工作还需要我们做。这就是重新研究恩格斯晚年提出的问题的原初意义，这是我们今天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创新的出发点。《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极为重要的当代价值就是，它比海德格尔早半个多世纪，就提出“形而上学哲学的终结与思想的任务”的问题。恩格斯晚年并不是一个实证主义与科学主义者，而是一个具有重要的后形而上学思想倾向的哲学家，是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后形而上学的历史科学方法论的思想家。他实际上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的关键，就是要处理好知性的、实体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与辩证法的历史的科学思想方法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史革命意义与当代意义均在于此。
我们注意到，近来国内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存在着基本哲学观念上的差别：恩格斯的哲学是近代的科学知识论，是以主客体二分法为出发点的一种实体论哲学，甚至是将哲学同化为具体科学的实证主义者；而马克思哲学则是具有当代意义与价值的生存论，是超越了近代认识论的社会历史本体论，等等。事实上，上个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学家”对恩格斯哲学早就作过大规模的、严厉得多、公开得多的指责与批判。最为流行的一种说法是：自从《反杜林论》出版以后，恩格斯就使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与青年马克思革命批判精神毫无共同之处的“科学”世界观。具体而言，恩格斯要把马克思主义建立在资产阶级的科学与哲学基础上，要把马克思主义变为科学之科学，即形而上学，而马克思所关心的并不是普遍规律的科学，而是与人类及其生存发展问题相关的具体科学。马克思的辩证法的本质与作用是要“改造世界”，是要使自身现实化，而恩格斯的辩证法却放弃了这些革命的本质，而与实证科学融合．并使其实证科学化，他的这种辩证法的本质与作用是要“解释世界”。换言之，马克思是通过革命实践本身来使哲学自我完成或消亡，而恩格斯则试图通过使其实证科学化而使哲学完成或自我消亡。
实事求是地说，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哲学的终结的理解确有差别，但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还是柯尔施说得比较公正客观：哲学自身并没有由于只是废除了它的名称而被废除。恩格斯关于“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科学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与辩证法”这个著名的说法，不要误解为是一种实证主义方案。这与黑格尔所说的将哲学表述成为一门科学的观点没有什么原则区别。黑格尔说每一门真正的科学必然是哲学的，与恩格斯所说的把哲学变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要求，实质上指的是完全相同的结果。二者都是要克服个别科学和凌驾于其上的哲学之间的矛盾。“黑格尔通过把各个别的科学合并于哲学之中表达了一点，而恩格斯则主张把哲学渗透到各个别科学之中。在这两种情况下，似乎有同样的结果。个别的科学不再是专门科学。同时哲学也不再是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了”，这就有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希望的唯一一门的“总体性历史科学”。
我总觉得，现在我们讨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革命与当代性意义时，关于他们的哲学对近现代认识论、辩证法的继承关系讲得太少，而对马克思哲学的所谓“后现代性”意义却有些夸张。实际上，一种伟大哲学的当代意义决非一种时尚，而是由历史造就的某种永恒的、不可替代的价值。马克思哲学不可替代的当代意义正在于，它并没有通盘否定以往哲学史的合法性，而是发现了让哲学摆脱近代困境的一条新路子。这条路子是恩格斯指出来的：“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这就是，哲学要通过经验科学与现实历史过程而成为一种历史的自由的思想过程，而不是自闭于知性的静止的逻辑体系。黑格尔哲学的中心任务就是超越近代实证科学的直接的非反思的感觉经验，同时纠正谢林的思辨哲学的同样的非反思的、非历史的绝对同一哲学的直接性，因而将哲学所追求的真理理解成为一个过程，理解为时间与历史。“哲学跨出这一步，其意义无论如何估计也不会为过”。黑格尔为哲学找到了一个科学的形态，从而不仅继续保持了哲学与科学一经验科学的原则界限，而且进一步阐明了二者的关系，为哲学找到了“科学的形态”。这种哲学观念是哲学的古典形态的一个必然的结局，并且从今天观点来看，我们重新强调这个“涉及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根本性质的问题，仍然很有意义”。
用恩格斯的话来说，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与革命性质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意义就在于，哲学作为体系不再是静止的绝对的无条件的真理，而是存在于历史的科学的过程之中的活生生的大全，是存在于现实实践经验之中的科学。用中国哲学范畴来说，这就是“体用不二”、“大用即全体”、“摄体为用”或“化体为用”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来说，本体不在于独立于世界之外的逻辑体系之中，而是融人事物发展过程及认识过程之中的活的辩证法。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篇9
中国哲学史课程是中国高等院校本科哲学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是一门“成智”且“成人”的极具传统意蕴的学科。目前就国内而言,有哲学专业的高校不多,大部分高等院校的中国哲学史课程教学主要集中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里开设。但在以实用性、功利性和针对性为特点的市场法则下,中国哲学史课程的“命运”历经坎坷、屡遭冷落,其发展前景令人担忧。所以不论是在教师教学理念、教学方法,还是在课程内容设置、考核评价方式等方面都必须进行较为深入的“反思”及改革。
一、中国哲学史教学基本现状
目前,中国哲学史课程在非哲学专业的本科教学形势不容乐观,虽然很多高等院校都开设有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程,但其教学成果远远没有达到老师的期望值和学科建设本身应该达到的高度。中国哲学史课程教学所遇到的这种困窘与处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作为非哲学专业的本科院校,中国哲学史课程基本上都是以任意选修课的形式开设,且基本上集中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一些办学资历不是很深,同时又相对缺乏哲学社会科学传统的高等院校,往往出现按照自己的师资力量及现有教师专业特点随意调整教学计划,任意安排哲学课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就哲学课程的开设而言也往往存在因人设课的情况。其他专业要么只开设西方哲学史,要么就直接把哲学等同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不包括儒道禅等中国的智慧[1]。这导致了人们将哲学看做为政治,有时甚至是时事政治。所以哲学在很多大学只是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着,教师的教学是为了维持这个学科延续而不至于衰亡、绝种而为之,或者是为了保持学科体系的完整性而存之罢了。
2.学生学习兴趣不浓。中国大学的哲学专业设置过少,并非每个大学都设有哲学系,就是在仅有的几个哲学系里,几乎没有多少学生将哲学作为自己的第一志愿,另外非哲学专业的学生也没有人将哲学作为第二专业选修[1]。大多数学生基本上都认为,哲学史的学习不但抽象乏味,晦涩难懂,而且都是几千年前古人的思想,难免与现实社会脱节。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选课现实中不难发现,选修中国哲学史的学生大多集中于大一、大二学生,但总体上课的积极性不高,在课堂上看其他书籍,背外语的较多,很难展开教学互动,收效较微。通过调查问卷显示,对中国哲学史学习兴趣不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了无用,二是上课听不懂,主要是为了修够学校指定学分才不得已选之。
3.课程自身建设不足。由于课程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导致中国哲学史课程建设相应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哲学师资队伍建设不足。师资队伍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师资是立教之基、兴教之本、强教之源。课程师资队伍建设,是推动课程教育改革发展、提高课程教育质量水平的关键。目前大部分高校的中国哲学课程的师资严重不足,在开设中国哲学课程的专业中,也是一个人同时上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等多门课程,或者直接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同时教授中国哲学史,这样往往造成课程教学与课程建设之间的恶性循环。其次,相关配套课程开设不足。如果单是开设一门中国哲学史或单是一门西方哲学史课程,很难形成学生学习的哲学氛围,也容易造成同学对哲学理解的片面性、局限性。在选修课时限制下,大多数专业开设的中国哲学史很难系统地让同学窥其全貌,教师在上课的时候只能有选择性地讲解,容易造成知识链条的脱节。
二、中国哲学教学现状的原因剖析
从以上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在非哲学专业高等院校,中国哲学史本科教学存在诸多不理想情况,其建设与发展受到多方掣肘。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哲学史目前的困境呢?笔者认为至少存在以下几个因素。
1.教学理念的世俗化。在传统的眼里,哲学给人们的一般印象是时代的精华和民族的灵魂,从而受到“礼遇”。然而在这种崇尚的“礼遇”之后却迎来了人们对哲学的“敬而远之”,因为在市场经济的价值原则冲击下,哲学已经被人们在心灵上束之高阁了,此缘于这个大而无用的东西确实不能解决我们现实的冷暖与饥饿。这在近年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从学校专业设置上看,绝大部分高校的新增专业及旧有专业的改革都朝着实用性、功利性、快速性方向发展,在此理念下催生出来的是专业越分越细、领域越分越小,越来越接近与与现代市场经济对接的专业培训,造成传统的哲学无人问津,而有了诸如法哲学、经济哲学、管理哲学等边缘学科的热门。从学生对专业的选择上和用人单位看,大部分学生都希望自己能学习目前的“热门”专业,他们给自己预设的目标就是通过大学四年的集中培训与学习,毕业就能“学以致用”,派上大用场,而用人单位也倾向于专业人才,看重专业对口,学法学的就到公、检、法等部门就业,学管理的就到企业单位、管理部门就业,这使得哲学专业就无对口的就业单位,面临着严峻的就业挑战。
2.课程设置的程式化。教学理念可以通过课程设置来体现。当前中国高校哲学课程设置基本上是按照哲学一级学科下属的八个二级学科及其三级学科开设的。在哲学专业,设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逻辑学、伦理学、美学、科技哲学等。但这些课程,不论是概论、原理,还是通史、选读,大多只能给同学们提供一个大概的知识,不能让学生真正明白哲学自身。换句话说,哲学课程的设置最多就让同学们记住了一些观点、原理、流派,而没有达到哲学成智成人之终极关怀功能。在非哲学专业开设的哲学课程,这种“形而上学式”的课程设置更为突出,往往把哲学课程简单地等同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或西方哲学,且大多缺乏如原着选读相关课程设置和哲学素质训练。
3.教学内容的古老化。现在很多高校使用的中国哲学教材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编写的,这些教材的编写大多明显地带有时代的痕迹,难免和现在的时代内容和新的考古发现不符。中山大学哲学系冯达文老师在谈到中国哲学史课程内容改革目标时就指出,近几十年,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期间,中国哲学史研究受前苏联教条主义的研究方法影响甚深,许多研究着作与教材搬用近代西方哲学四大块(自然观、发展观、认识论、社会历史观)的模式解析中国哲学,以为这样可以使中国哲学科学化,其结果是不仅没有能够把中国哲学发展的内在理路还原出来,而且使中国哲学更支离破碎,更不成体系了[2]。这种古老化的教材编写模式,虽然在近年来有所改观,但也存在诸多不足,如一些教材只是过去教材内容改良,以为删减了马克思的观点就还中国哲学本原。再如一些教材的编写是“集体智慧”,即把整个中国哲学体系划分为若干部分,然后分工撰写,结果大多知识材料的集合和观点的汇拢,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整体感和个性化。
4.教学形式的单一化。课堂讲授是教学过程中向学生传授知识的重要环节。哲学课程的教学过程有其自身特点,它不可能像上计算机或法律课程那样具体,也不可能像上外语课那样浅显,哲学的形而上性质决定了教学课程的抽象性、思辨性及对深度的要求。所以如何在自己的口头讲解和书面教材之间保持一定距离给学生留出恰当的独立思考空间,带学生走进智慧殿堂本身就是一项非常具有挑战性和艺术性的工作。当前的哲学教学由于制度、教材等的限制,教师很难在课堂上发挥自己的创造性,表达自己的思想,其授课方式也大多还是填鸭式教学,老师在上面讲,学生在下面记,不能有效地形成教学相长,这恰恰磨灭了哲学教学师生间讨论、思辨的本质。
5.教学考核的死板化。教学考核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教师的考核,二是对学生的考核。对教师的考核而言,评价一个哲学教师教学的优秀与否主要就看学校发放的调查问卷和督学的一次听课打分,姑且不去评论这种评估是否全面,就其合理性与规范性也存在很大问题。因为其调查问卷过于表面和简单,所有学科的问卷内容整齐划一,不能反映学科之间的不同性质和特点,更不能体现教师之间的不同风格。进而言之,学生在评价的时候,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往往注重感性的教学过程,特别是本科学生,很难以理性的思维去评价一门课程教学的好坏。至于督学的一次甚至两次评课打分带有的偶然性和形而上学性就毋庸置疑了。对学生的考核而言,大部分学校的对学生的中国哲学课程考核方式都是以闭卷或开卷形式进行,或以论文形式通过,相比较而言,闭卷考试是其间最无价值的一种形式,它不能有效评估学生的理解和运用知识的能力及思考和研究问题的能力。这导致学生间高分低能现象的普遍存在,与哲学学习的本性完全相悖。
三、中国哲学教学改革的对策
基于目前在非哲学专业中的中国哲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及现状,笔者认为其教学改革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篇10
在恩格斯“哲学的终结”语境背后，既包含着“哲学的终结”的思想内涵，也包含着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与德国古典哲学乃至西方传统哲学的关系问题，还隐藏着对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性质的理解问题。可见，正确理解恩格斯“哲学的终结”的思想，是一个重大的哲学问题，也是我国哲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最近，拜读了陈文通教授《重新解读“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以下简称陈文）颇受启发。陈文对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部著作基本内容的阐发，以及对相关问题的分析，确有不少独到见解。同时，我也感到，陈文对恩格斯“哲学的终结”及其相关论述的解读，大有进一步研究和讨论的必要。本文就这些问题谈几点体会，与陈文通教授商榷，并就教于陈老师和各位读者。
一、“哲学的终结”是“以往全部哲学的终结”，而不是“全部哲学的终结”
恩格斯的“哲学的终结”，究竟是指“全部哲学的终结”，还是指“以往全部哲学的终结”？陈文在阐述了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主要内容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终结》一文的核心和要害是“哲学的终结”，并认为，“哲学的终结”不仅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而且是“全部哲学的终结”。陈文主张，“一旦我们认识到黑格尔哲学体系（从而‘绝对观念’和‘绝对真理’）的荒谬性质，那么，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为基本问题和最高问题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1]20显然，陈文在这里所说的“全部哲学”，舍弃了恩格斯所说的“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的限制词，把“以往全部哲学的终结”理解为“全部哲学的终结”。仔细研读，我们就会发现，恩格斯所说的“哲学的终结”，并不是指“全部哲学的终结”，而是指“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2]219对此，我们可以通过恩格斯的其他论述得到证实。
“哲学的终结”是神秘的唯心主义哲学的终结。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既是对杜林的“先验主义”和“世界模式论”的批判，也是对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的批判。杜林的哲学属于“先验主义”。杜林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外，有一个所谓“一般的世界模式”，即作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和原则。人们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正是借助于这些一般的形式和原则而产生的。离开一般的形式和原则，便不会获得认识。对此，恩格斯批评说，杜林颠倒了原则和现实的关系。在恩格斯看来，“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3]374与此相反，杜林是从原则出发，在思想中构造现实世界。可见，杜林的“原则在先”的观点，完全像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的做法。杜林的“世界模式”不过是黑格尔哲学的抄袭。黑格尔的哲学是一个庞大的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他以“绝对精神”的形式概括了以往全部历史的发展，甚至是用“绝对精神”的活动代替人类的历史活动。在黑格尔哲学中，“绝对精神”占统治地位，人类的历史服从“绝对精神”的历史，真实的历史变成了虚幻的历史，现实的历史变成了神秘的历史。和黑格尔一样，杜林是用“一般的世界模式”和原则来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把现实世界搬到思想世界”。这显然是荒谬的。事实上，作为思想的观念和原则不是来源于人的头脑，而是来源于现实世界，思想是在认识现实世界的过程中产生的。“人们决心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心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2]242我们不应把现实世界归结为思想和原则，相反，只能在现实世界中发现思想和原则。一旦我们发现了思想和现实世界的真实关系，即不是用思想解释世界的发展，而是在根据发展的世界形成思想，那么，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哲学终结了，取而代之的便是不同于唯心主义的“现代唯物主义”。这和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思辨终止的地方”也就是“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的思想是一致的，即伴随着唯心主义哲学的终结，产生了以现实世界为基础的“实践哲学”。
“哲学的终结”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终结。杜林主张“真正的真理是根本不变的”，并以为他自己的哲学已经发现了永不变的“终极真理”，达到了绝对可靠的认识。显然，杜林所谓的“终极真理”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没有本质的区别。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质，世界的变化归根到底是由“绝对精神”支配的，“绝对精神”演变为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便达到了对“绝对真理”的认识。这样一来，黑格尔的哲学就成为“绝对真理”的化身，成为“真理的大全”。实际上，黑格尔是把个人的认识置于人类的认识之上，把个人的思想夸大为“绝对真理”。这显然是错误的。恩格斯主张，人们的认识充满着矛盾，即思维上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矛盾。“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3]427就人类的思维的本性而言，它要不断地去认识无限的世界，以便达到对世界本质的认识。然而，这种认识是在每一代人和每一个人的认识中实现的，无限的认识总是通过有限的认识来实现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人的认识不可能最终完成，不可能达到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这就是认识的矛盾。但是，黑格尔哲学试图一劳永逸地消除人们认识过程的矛盾。黑格尔把自己的哲学体系宣布为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并以为“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就再也无事可做了。”[2]216显然，企图消除矛盾的结果，引起了黑格尔哲学的内在矛盾，即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矛盾。“一方面，它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基本前提，即把人类的历史看作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在认识上是不能由于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结束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说它自己就是这种绝对真理的全部内容。关于自然和历史的无所不包的、最终完成的认识体系，是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3]363引起这个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黑格尔企图以个人的认识代替人类的认识。“这样给哲学提出的任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么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我们把沿着这个途径达不到而且任何单个人都无法达到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2]219显然，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不是“全部哲学”的完结，而是以往那种试图追求“绝对真理”的哲学完结了。
“哲学的终结”是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哲学的终结。杜林以“世界模式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先验主义”的哲学体系。这是黑格尔哲学的翻版。黑格尔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尽管黑格尔哲学充满了辩证法思想，但是，为了建立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不得不牺牲辩证法。“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尽管世界是不断发展过程，但是，为了体系的需要，“他还是觉得自己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在《逻辑学》中，他可以再把这个终点作为起点，……但是，要在全部哲学的终点上这样返回到起点，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把历史的终点设想成人类达到对这个绝对观念的认识，并宣布对绝对观念的这种认识已经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达到了。但是这样一来，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窒息。在哲学的认识上是这样，在历史的实践上也是这样。”[2]218而按照精神支配一切的唯心主义观点，既然作为认识主体的精神有终点，受精神支配的历史当然也有终点。其结果是，“最终完成的体系建立起来了，那么，人的认识的领域就从此完结，而且从社会按照那个体系来安排的时候起，未来的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就中断了”。[3]376可见，黑格尔的哲学宣告了“历史的终结”。“绝对观念”既是哲学体系的终点，同时也是历史的终点。然而，现实的历史并没有终结。真正终结的不是历史，而是黑格尔的哲学体系。黑格尔哲学以最宏伟的方式概括了以往全部哲学的发展。黑格尔哲学不仅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也是西方传统哲学的集大成。因此，黑格尔哲学的终结，意味着“以往全部哲学”的终结。“就哲学被看作是凌驾于其他一切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来说，黑格尔体系是哲学的最后的最完善的形式。全部哲学都随着这个体系没落了。”[3]362可见，恩格斯所说的“哲学的终结”，既是黑格尔哲学的终结，也是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哲学的终结。
总之，恩格斯所说“哲学的终结”，绝不是“全部哲学的终结”，而是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以往全部哲学的终结”。在“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终结以后，产生了历史唯物主义。这才是恩格斯“哲学的终结”的真实内涵。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恩格斯“哲学的终结”，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传统哲学的区别，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哲学革命。
二、“哲学的终结”是哲学形态的变革，而不是哲学的消失
随着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产生了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那么，从黑格尔哲学保留下来的逻辑学和辩证法是哲学的内容，还是属于实证科学的内容？陈文认为，“这样一来，全部哲学都被实证科学驱逐出去而寿终正寝了。至于黑格尔的逻辑学和辩证法，一方面，它本来不属于哲学基本问题考察的范围；另一方面，既然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是辩证的，那么，辩证法也就寓于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在内的现代唯物主义之中了。”[1]17在陈文看来，既然全部哲学都消失了，那么，融合在现代唯物主义中的逻辑学和辩证法，当然也就不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显然否认了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和旧哲学的联系。事实上，在恩格斯看来，“哲学的终结”是一个辩证否定的过程，是一个“扬弃”的过程，是一个既克服又保留的过程。“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3]481也就是说，以往的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而不是被“抛弃”了。“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3]484，而是克服以往哲学的抽象形式，保留以往哲学的现实内容。正如黑格尔所指出：“每一哲学曾经是、而且仍是必然的，因此没有任何哲学曾消灭了，而所有各派哲学作为全体的诸环节都肯定地保存在哲学里。……所以没有任何哲学是完全被推翻了的。”[4]40“哲学的终结”，并不是对以往哲学的简单拒斥，更不是宣布以往哲学的消失。对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作过论述。让我们进行分别的解读。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3]364而在由《反杜林论》中的三章集合而成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原样保留了这段话。[3]738在恩格斯看来，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哲学，总是把哲学当作“似乎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把它们包罗在内的科学的科学。”[2]241其结果是把哲学圣神化、神秘化了。而随着现代唯物主义的诞生，从根本上消除了哲学的神秘性质，那么，作为“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哲学”便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因而以往的哲学终结了。但是，在以往哲学中存在的辩证思维方式，被保留下并融合到新的哲学形态中。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2]257恩格斯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从现实出发，而不再从头脑出发，在事实中发现事物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在头脑中构造事物的联系。这样一来，不仅自然领域中导致了“自然哲学”的终结，同样，历史领域中也必然导致“历史哲学”的终结。在这两个领域中，旧的哲学被驱逐出去了。但是，以往的哲学在思维领域中被保留下来，其主要的内容就是研究思维规律的学说，逻辑学和辩证法。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又说：“自然研究家由于靠旧形而上学的残渣还能过日子，就使得哲学尚能苟延残喘。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本身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的废物――除了纯粹的关于思维的理论以外――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2]308-309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尚能苟延残喘”的哲学，是“一切哲学的废物”，是和辩证思维方式相对立的旧形而上学。一旦辩证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以往的那种固守形而上学的哲学思维必然在实证科学中消失，而辩证的思维不属于“哲学的废物”。所以，辩证法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被保留下来。
恩格斯以上的论述表明，虽然以往的哲学终结了并被新的哲学所取代，但是，以往的哲学并不是一无是处，其中存在着合理的内容，这就是辩证法思想。这些思想被保留下来。可见，“哲学的终结”并不是哲学的中断，也不是哲学的终止，更不是哲学的消失。“哲学的终结”是一个扬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被克服的是已经被人类实践证明是荒谬的东西，而被保留下的恰恰是被人类实践证明是合理的东西。当然，对于被保留下来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通过吸收借鉴和改造，转化为新的哲学内容。
不可否认，恩格斯的确这样说过，“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3]481在恩格斯看来，经过批判改造以往全部思想内容之后的现代唯物主义，“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这里所说的“不再是哲学”，意味着不再是以往的旧哲学。“而只是世界观”，说明现代唯物主义属于世界观的哲学，是不同于以往的哲学的新的哲学形态。因此，恩格斯所说的被保留下来的辩证法，是经过改造之后的现代唯物主义的哲学内容。我们只能在哲学的意义上，而不能在实证科学的意义上理解辩证法。
恩格斯多次强调实证科学必须和理论思维相结合，也说明“哲学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哲学的消失。在恩格斯看来，自然科学不能离开辩证思维，否则，自然科学就会陷入困境。“没有理论思维，的确无法使自然界中的两件事实联系起来”。[2]300在历史上，自然科学曾经走向神秘主义，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蔑视理论思维，蔑视辩证法。这就表明，自然科学的进展，不仅不会“拒斥”哲学，反而需要哲学的“呵护”，实证科学一旦离开了辩证思维，它必然要受到哲学的惩罚。一方面，恩格斯主张，自然科学的进步推进了哲学的发展，甚至自然科学的发展改变了哲学的形式，甚至改变了哲学的内容。比如，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到辩证思维方式的转换，就是自然科学进步的产物。这种转换“可以仅仅由于自然科学发现本身的力量自然而然地实现，这些发现不会甘于再被束缚在旧的形而上学的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上。”这无疑说明自然科学的进步对哲学发展的意义。另一方面，恩格斯进一步强调，自然科学发展对辩证思维的推动作用，“这是一个旷日持久的、步履艰难的过程，在这一行程中要克服大量额外的阻碍。……如果理论自然研究家愿意在辩证哲学的历史存在的形态上来较仔细地研究这一哲学，那么上述过程可以大大缩短。”[2]286在恩格斯看来，自然科学对哲学的推动作用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这个自发的过程如果一旦转化为自觉的过程，就会加快哲学的发展过程。不仅如此，恩格斯还高度重视哲学对于自然科学进步的积极作用，科学家一经自觉地掌握辩证思维方法，必将极大地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进而表明，“自然科学便走上理论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管用。”因此，“对于现今的自然科学来说，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了模式，从而提供了说明方法。”[2]284可见，辩证的思维方法对于自然科学的进步，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不可或缺的。
以上论述足以说明，“哲学的终结”不是对旧哲学的简单拒斥，也不是对旧哲学的全盘否定，而是既克服、又保留的过程。恩格斯所说的“哲学的终结”，并不是“哲学的消失”，而是哲学形态的变化。尽管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哲学形态转变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自然科学的进步并没有、也不可能代替哲学，更没有、也不可能取消哲学，只是改变了哲学的形态。正如伽达默尔所言：“科学没有试图阻止哲学以改变了的方式存在下去。”[5]128
三、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实证科学，而是新形态的哲学
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的终结”的产物。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把握现代唯物主义的性质呢？它究竟是属于实证科学，还是属于哲学？对此，陈文给出了明确的答案：“现代唯物主义已经不是哲学。既然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就是实证科学和历史科学，就是现代唯物主义的新成果和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它就不可能再是哲学了。”[1]27陈文的这种观点反映了理论界存在的一种倾向，即把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实证化的倾向。这种观点持有者的一个基本依据，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用哲学，而是用“世界观”或“历史科学”等概念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我们认为，停留在马克思恩格斯所使用文字的表层，不能作为判断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性质的依据。
不可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场合下，都是用“世界观”或“新世界观”、“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甚至用“历史科学”或“真正的实证科学”等概念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这种情况说明，马克思恩格斯要和以往的哲学划清界限，以表达他们的哲学和旧哲学的本质区别。这种情况还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实证主义的影响。问题在于，我们判断历史唯物主义的性质，绝不能停留在文字的表层，必须到达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思想深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回归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历史条件，回归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语境，回归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实践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处在实证科学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他们不可能完全摆脱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一方面，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大量地使用了“科学”这一概念，如“关于人的科学”、“关于人的自然科学”、“真正的实证科学”、“历史科学”等等。虽然他们研究的内容并不属于实证科学，但他们却用“科学”或“实证科学”的概念来表达他们的哲学思想。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语言表达方式上，也存在着科学主义的烙印。尽管马克思研究的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但他却说“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恩格斯在阐述马克思的“两大发现”时，也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进行对比：“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3]776此外，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他们对自然科学的进步给予了高度的关注。马克思的贡献不只是在社会领域，即使在数学领域他都有独到的发现。每当马克思看到自然科学的成就对工业发展、对社会进步所产生的推动作用时，他都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喜悦。恩格斯不仅关心自然科学的进步，而且熟悉自然科学的内容。他专注于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的研究，撰写了《自然辩证法》等著作，在自然科学的哲学研究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见，科学主义思潮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把他们归属为实证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