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管理的基本原则篇1
关键词:城市;交通;需求;管理
中图分类号:F294.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7-0141-02
交通需求管理方法在20世纪70年代得到提出,并在新加坡、中国香港等一些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和地区取得良好的应用效果,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供给满足需求以解决交通问题的传统理念制约了交通需求管理研究的深入与拓展,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道路建设无法彻底解决交通拥挤问题”、“城市有限的空间、土地、能源等资源根本无法满足人类社会持续增长的出行需求”等客观结论得到广泛认同后,立足于可持续发展理论,满通系统特性,引导交通消费需求的交通需求管理才成为主导研究方向。
一、交通需求管理基本概念和基本机理
1.基本概念。从广义而言,交通需求管理是指通过交通政策与对策的导向作用,促进交通参与者的交通选择行为的变更,以减少机动车出行量,促进交通量时空均衡分布,减轻或消除交通拥挤,建立平衡可达的交通系统,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质量。从狭义而言,交通需求管理是指为削减高峰期间低载客率的小汽车交通量或促使其出行的时空均衡化而采取的综合通政策与对策。
2.基本机理。满通需求与交通供给的平衡一般应考虑增加交通供给与管理交通需求两个方面,但在传统意义上,交通问题是根据供给来评价的,即单方面地提高交通供给能力以调节供需平衡;而交通需求管理方法则是在适度的交通建设规模下,控制交通需求总量,削减不合理的交通需求,通过减少或分散需求,使交通供给与需求达到平衡,从而保证系统有效运行,并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二、交通需求管理基本目标和基本理论
1.基本目标。交通需求管理的基本目标是通过对交通需求的具体引导、调节与管理,减少交通出行总量,使出行结构更加优化,时空分布更加均衡,降低交通负荷,缓解交通拥挤,使交通需求与交通供给达到平衡。
2.基本理论。(1)外部性理论。经济学中外部性的概念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行为主体的私人边际成本与社会边际成本、私人边际收益与社会边际收益不相一致的情形。在交通系统中,当某个被作用者(接收者)的效用函数包含某个变量,而该变量的值依赖于另一个作用者(供给者)的行为,后者(供给者)在其决策过程(即施加作用)中没有考虑其行为所施加的、实际存在的、对前者(接收者)变量的影响,则此时存在外部效应。负外部性(外部费用或外部成本)是指没有计算到运输服务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身上的、施加于社会和环境的那部分费用。纯粹的私人产品和纯粹的公共产品的消费不存在拥挤问题,但由于行为主体可以把私人成本转嫁给其他社会成本,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对其规制,其负外部性的行为将会无限扩大。因此,交通供需矛盾的真正原因在于其外部影响,即外部性未能反映在用户的出行选择上,模糊的产权制度使城市道路由准公共产品转变为纯公共产品,其价格不能反映真实价格和供求关系,这种低价、免费的作用使人们产生资源丰富的错觉,从而鼓励了人们对资源的过分使用,所以,拥挤总是意味着有限的消费容量和无限的消费规模之间的冲突。(2)弹性分析理论。弹性分析作为一种统计方法,其基本内容是先建立经济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比较它们的相对变化量,即求得弹性值,以度量某一变量对另一变量变化的反映程度,然后依据弹性值探讨各种经济变量变化的规律性,并利用它对经济理论进行量化研究,以促进经济理论中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的结合、基本原理探讨与实际应用分析的结合,以求得经济决策的准确性、完善性。
弹性分析的另一作用是为进行数量分析提供量的界限,从而有利于人们找到现象发展过程中从量变到质变的数量界限。在实践中,最常用的需求弹性有缺乏弹性、富有弹性和单位弹性三种状态。
需求弹性小于1或等于1或大于1,意味着需求量变化的百分比小于或等于或大于票价或服务水平变化的百分比,这些情形分别称为缺乏弹性,单位弹性和富有弹性。
交通需求弹性是定量分析特征变量变化对交通需求量影响大小的一种分析,弹性分析将经济原理的分析、经济决策的作出和经济决策的制定及其效应的预测融为一体。因此,弹性分析方法在交通政策制定中发挥很好的作用。
三、交通需求管理基本原则
交通需求管理基本原则包括公平原则、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原则、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原则、时空资源均衡利用原则、因地制宜、综合协调发展原则、社会与公众可接受原则等。
1.公平原则。交通是为了满足全体市民的出行需要,必须体现公平的原则。通过制定策略,使得交通的消费更准确地体现所享用的交通服务;增加交通出行选择,为有更高效率的出行方式提供出行优先权,提高总体的基本出行能力,以促进横向公平性。降低低收入者的出行费用,或为其提供可以负担得起的交通出行方式;为交通不便者提供更多的交通选择,或降低其不得不负担的交通费用;通过经济杠杆调节小汽车出行实际成本与实际支付成本的偏差等,以促进社会公平性。
2.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原则。交通需求管理不能以抑制社会经济发展为代价,也不能以恶化环境生活质量为代价来换取短期交通的改善。要促进和完善城市规划与交通规划的互动反馈作用,使城市布局合理化,减少或避免不必要的交通发生源和吸引源,控制城市交通需求的不合理增长;要有效地发展公共交通,并使个体交通尽可能转移到来,同时,引导其他交通方式合理发展,构成城市最佳交通模式;要合理调节和控制不同时段、不同区域城市道路上机动车总量,处理有限道路空间资源与不断增长的交通需求的矛盾,克服滥用有限道路空间现象,实现道路交通设施最充分、最有效地利用,从而实现城市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四、交通需求管理实施层次与策略
1.实施层次。交通需求管理的实施层次划分为:(1)城市性质、规模、结构与功能定位层次(第一层次)。(2)城市总体规划层次(第二层次)。(3)城市交通综合规划层次(第三层次)。(4)交通管理与监控层次(第四层次)。
2.实施策略。(1)第一和第二层次实施交通需求管理策略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考虑:1)建立与交通、能源、环境等专项规划相结合的城市规划体系。从交通方面讲,主要是城市用地规划与交通设施规划相互协调。2)对于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城市,土地规划和土地开发要在促进公共交通的使用方面作出贡献。3)综合、系统的规划各地块、区域的居住就业等用地类型,减少跨区的长距离通勤出行,避免严重的潮汐现象。4)在开发建设新区的过程中,完善服务、交通等配套设施,吸引人们前往定居和工作,从而减轻中心区人口就业密集的压力。5)对交通敏感地区严格控制土地开发类型和用地的强度,防止该地区交通继续恶化。(2)第三和第四层次的交通需求管理策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交通结构优化策略。控制或削减时空资源消耗大、公害严重或运输效率较低的交通方式,使交通方式结构趋于合理。2)空间均衡策略。尽量减少因交通流过分集中而造成的某个结点或路段的交通拥堵,发挥网络的整体效能。3)时间均衡策略。在时间分布上对交通流量进行削峰填谷使之尽量均匀到达是其重要手段。4)经济与管理策略。在管理中引入市场机制或经济激励措施以改变出行者的方式选择行为,或者通过技术手段改变交通出行数量及出行实现的模式。
五、交通需求管理政策途径与基本措施
1.政策途径。根据国内外经验,交通需求管理政策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1)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减少出行需求。(2)为出行者提供一个或多个可选的高效低耗的交通方式或服务。(3)通过鼓励(限制)来减少出行,或促使出行向非高峰及非拥挤区域的转移。(4)通过非交通手段来完成出行目的。
2.基本措施。从交通出行的几个阶段来看,交通需求管理的措施包括:(1)在出行产生阶段,采取控制土地开发强度、电信替代出行、行政手段减少出行、限制小汽车拥有及使用等措施以尽量减少弹性出行的产生。(2)在出行分布阶段,采取城市空间优化布局、混合用地、拥挤地点停车收费或出行限制等措施将出行由交通拥挤的目的点向非拥挤的目的点转移。(3)在出行方式选择阶段,采取通过鼓励(限制)措施来促使利用公交、班车、合乘自行车、步行等方式出行,限制小汽车拥有及使用等将出行方式由小汽车方式向集约化方式转移。(4)交通分配阶段采取错时上下班、信息或诱导、道路拥挤收费、部分路段禁行等措施在空间路线选择上,将出行由交通拥挤路线向非拥挤路线转移;在时间段的选择上,将出行由交通拥挤的时间段向非拥挤的时间段转移。
六、交通需求管理措施评价
由于需求管理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定的政府强制性,加之一些需求管理策略会对部分人的利益产生负面的影响,因此除传统的交通改善效果评价以外,对需求管理策略还有必要进行公平性评价及公众可接受等评价,以利于政策的实施。另外,任何一项政策还应考虑用户及社会的经济成本,因此,交通需求政策的经济成本尤其是广义成本评价也是一项重要的评价内容。
七、结语
城市交通需求管理的根本理念在于引导人们采取科学的交通行为,理智地使用道路交通设施等有限资源,因此利用交通需求管理理论从供需两方面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建立一种合理控制交通需求的可持续发展机制,防止交通拥挤,保证交通系统有效运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质量都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参考文献:
[1]梅振宇,王炜,陈峻,葛宏伟.中国城市交通需求管理(tDm)对策研究[J].现代城市研究,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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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管理的基本原则篇2
证券法的基本原则是证券法基本精神的体现，贯穿证券发行、交易、管理以及证券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始终，在证券法体系中是处于最高的效力，证券法的具体制度是证券法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笔者认为证券法是民商法与公法在证券市场上相结合的产物，证券发行行为和交易行为无疑是特殊的民事行为，因此民法基本原则仍然成为证券法的基本原则，如证券法第4条规定“证券发行、交易活动的当事人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应当遵守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这就是完全的民法基本原则。由于公法的介入和影响，有些民法原则如“公平原则”在证券法中就转化为“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即“三公”原则，但这时，原则的法律定性就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三公”原则不再是民法原则。由于“平等、自愿、有偿、诚实信用原则”在证券法中没有发生实质变化，而“守法原则”是一般法律的概然性原则，笔者不再赘述。在这里，笔者将进一步针对证券法的特有原则阐明其法理，这些原则是经济法原则在证券法领域的具体表现。现代经济法的规制领域主要在于宏观调控、反不正当竞争、反垄断和市场监管等方面，其目的在于维护经济秩序、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和对市场弱者的保护。证券法的经济法原则可以概括为三大原则：(1)公开、公正、公平原则；(2)国家统一管理和证券业自律相结合的原则；(3)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原则。下面分别阐述其法理。
一 公开、公正、公平原则
公开、公正、公平原则是证券法最基本的原则，它们是证券经济关系正常运行的基本条件，它们最能反映证券法的特性，因而它们是证券市场法治的精髓。“三公原则”有一个共同的定语：“公”，表明了证券市场的社会性和整体性特征，也表明了“三公原则”不是体现个体本位的民法原则，而属于体现社会本位的经济法原则。
（一）公开原则
证券法的公开原则，包括两个方面：(1)证券发行人向公众披露有关信息资料，即证券发行人应及时、真实、充分和完整地向社会公开能够影响投资者决定的一切信息资料；(2)管理者的监视标准公开，处罚结果向社会公布。证券发行人的信息公开制度是信息公开原则的基础。美国对证券发行实行注册申报制，其基本信念是信息公开主义，这是美国1933年证券法确立的基本原则。依据这一原则，发行人需将所有关于发行人及其发行证券的信息或资料完全公开，不得有虚假、误导和重大遗漏，否则发行人要负刑事或民事责任。公开原则的目的是为了使投资者在实际投资前有机会判断投资的价值，发行人的责任到公开为止。美国1933年《证券法》规定，初次公开发行的公司必须登记注册，并使用公开说明书。1934年《证券交易法》对此又作了补充，规定依1933年《证券法》注册并业已发行的公司和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必须依法定期作出报告，负有持续公开义务。这种持续公开义务的范围在1964年《联邦证券法》的修正案中更扩及到证券店头市场（注：参见诸葛霖等编译：《证券与证券交易》，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年版，第206、207-208页。）。与美国注册申报制相对应的是核准制，证券发行人在遵守信息公开义务的同时，政府有权对证券发行人、证券发行人的行为及其提供的信息进行实质审查。核准制同样重视信息公开原则，它对信息公开的规制与注册制基本相同，它要说明的理念是：仅有信息公开原则是不够的，对信息公开进行必要的核准有利于实现保护投资者利益。就法律的开放性和成熟性而言，核准制的层次低于注册制，因为它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政府不相信证券发行人的公正性和投资者的能力。但就我国目前而言，只能实行核准制，因为我国的证券市场及其法治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证券发行人和投资者之间确实力量不均衡，需要政府加以规制。
我国《证券法》和相关法律对证券市场的信息公开制度也作了完整的规定：(1)规定了证券发行信息公开制度。（注：参见《证券法》第13、17、24、39、161、175、177、202条；《公司法》第88、140、166、206、207条。）信息公开的内容主要有招股说明书、财务会计报告、公司债券募集办法等，证券发行人提交的证券发行申请文件必须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2)规定了公司上市信息公开制度。股票和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申请经证券交易所同意后，发行公司应当在上市交易的五日前公告法律规定的上市有关文件，并将该文件置备于指定场所供公众查阅。（注：参见《证券法》第47、48、53、54条。）(3)规定了持续信息公开制度。《证券法》在第3章第3节专门规定了持续信息公开制度，详细、严明地规定了年度报告、中期报告和临时报告的时间、内容和条件。并在第11章中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4)规定了上市公司收购的有关信息公开制度。（注：参见《证券法》第79、80、83、93条。）
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上存在较多的虚假信息，其中隐藏最深、危害最大的就是上市公司对其信息的操纵。这种信息操纵主要是有些上市公司高层或上市公司与资产评估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证券公司、大股东、证券咨询机构等联合起来，以虚假的或严重失实的报表、公告公之于众，误导广大中小投资者。“琼民源案”、“红光事件”影响极坏。另外，还存在信息披露不及时的问题，上市公司在披露重大信息事件之前，很少有不发生股价异动的情况。我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规范化建设主要就是解决好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和保密性三个方面。《证券法》对信息披露只是作了框架性的规范，信息披露的大量具体规范主要落在中国证监会身上。
但是，仅有证券发行和交易信息公开也是不够的，证券市场是个立体市场，包括着纵的行为和横的行为，即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横的行为；监管行为——纵的行为。行为的实施离不开信息。证券发行和交易的信息的发出者是证券发行人，相对人是证券投资者，信息的内容是影响证券投资收益的商业信息；证券监管行为的信息的发出者是证券管理者，相对人是证券市场主体，包括证券发行人、证券交易所、证券经营和服务机构以及证券投资者等等，其信息内容是监管规则和标准，以及对违法行为的处理结果等等。证券监管信息公开是管理法治化的需要，其直接受益者是证券市场主体，能够激发证券市场主体对管理主体的信任。我国《证券法》第15条第1款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法定条件负责核准股票发行申请。核准程序应当公开，依法接受监督。”第172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制定的规章、规则和监督管理工作制度应当公开。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据调查结果，对证券违法行为作出的处罚决定，应当公开。”
（二）公正原则
证券法的公正原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法律所确认的标准和规则公正，同一规则适用于所有的当事人进行证券的发行和交易，在同一次证券发行和交易中，对所有的投资者的条件、机会都是相同的，不得因人而异。其二是管理行为公正，证券管理监督人员对任何证券发行、交易当事人都要一视同仁，执行同一规则，禁止一切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不公正交易行为的发生。证券法的公正原则与公开原则是一脉相承的，公开本身就意味着公正，因为公开原则对市场主体一视同仁，而不公开则谈何公正可言？公正原则和公开原则的目的都是实现公平原则。
规则公正是前提和基础。规则公正是法律正义的本质所在，也是法律关系的基础，没有规则公正，就无行为公正可言。但我国《证券法》在规则公正方面仍有许多问题，如对证券监管部门的管理权限的界定仍有不清晰的地方，对证券监管部门滥用职权的行为没有规定行政救济制度；又如对法律责任的规范方面，偏重于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而淡化民事责任，而且对直接责任人的处罚规定不恰当。这对执法公正造成了不利影响，1999年，大庆联谊、东方锅炉、蓝田股份等上市公司的重大违法行为受到查处，一些人被重判，也有人被警告、罚款了事，而上市公司被罚高达百万，但“羊毛出在羊身上”，流通股股东本来就是欺诈行为的受害者，还要分摊罚款，真是雪上加霜。该罚的应该是具体责任人，因具体责任人的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应当给予赔偿。
管理行为公正主要是针对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对证券市场的监管行为而言。证券监管行为不仅要合法，而且要符合证券市场的运行规律。我国证券管理行为也存在有失公正的地方，由于我国过分强调股市融资的功能，导致政府通过二级市场升温逆向拉动一级市场扩容。政府不仅通过控制新股发行规模和掌握上市节奏来调控二级市场，而且在必要时直接干预，如《人民日报》发表评论等。政府的频繁干预导致投资者的非理性预期，这严重影响了证券市场经济规律的正常运行。要实现管理行为公正，必须将管理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管理者必须服从法律，公正地对待被管理者，同时赋予被管理者相应的权利，如异议权、申诉权、建议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等。
（三）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是指证券关系中双方当事人的地位是平等的，证券发行和交易按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无论是机构投资者还是个人投资者都要公平对待给付，不得利用其优势压制对方，损害对方利益，公平原则是商品交易价值规律的基本要求。
公平原则与平等原则的侧重点不同，平等原则强调当事人的地位平等，立足于个人的身份，属于机会平等，在交易中只要双方的行为完全出于自愿，尽管不符合不等价交换原则，但如果双方均满意，就符合平等原则的精神。公平原则的基础是平等原则，没有当事人的地位平等，就谈不上公平。但公平原则不是从个人本位出发的，“公”有公共性、一般性和公开性之含义。公平原则侧重于从社会一般角度判断某项交易行为的价值要求和合理性，符合公平原则的交易行为也就符合价值规律，它兼顾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不仅仅是投资者与发行人、投资者与投资者之间的私人行为，而且具有巨大的市场扩散效应，单纯强调交易者的地位平等是有局限性的，因为市场很可能被那些具有资金、信息方面优势的人操纵。法律应从社会一般角度消除交易双方实质意义上的不平等，如禁止某些交易行为，判定某些交易行为无效。
证券法的公平原则的天平应向投资者一方倾斜，因为投资者是市场的弱者，自我保护能力较弱。公开原则和公正原则是实现公平原则的两条重要途径。民事责任制度是公平原则的重要法宝。但我国证券法对民事责任的规范就违背了公平原则，只涉及到证券商的欺诈行为和中介机构的虚假行为（注：参见《证券法》第192、198条。），诸如操纵市场行为和内幕交易行为等不正当交易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法律并未规定行为者的民事责任，这就造成了符合民事责任的要件但不追究民事责任的结果，这种现象对受害者显然是不公平的。在操纵市场方面，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第9条规定了操纵证券价格的民事责任，日本《证券交易法》规定：从事假象买卖、操纵市场行情者，应当依该违法行为形成的价格，向在证券市场上买卖该有价证券者或者办理委托买卖所遭受的损害者，负赔偿责任。（注：参见钟明霞：《证券商行为规范及法律责任探讨》，《深圳大学学报》第17卷第1期，2000年2月，第54页。）在内幕交易方面，我国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157条规定：“违反前项规定（指禁止内幕交易）者，应就信息未公开之前其买入或者卖出该股票的价格，与消息公开后10个营业日收盘平均价格之差额限度内对善意从事相反买卖之人之请求，将责任限额提高至3倍”。
二 国家统一管理和证券业自律相结合的原则
在世界范围内，按照监管主体的地位不同，证券监管体制可分为国家（政府）型监管主导体制和自律型监管主导体制。前者是国家对证券市场实行统一管理居于主导地位，后者是自律机构对证券市场的自我管理居于主导地位。国家对证券市场的统一管理是指通过国家证券立法，由政府的证券管理部门对全国证券市场履行监督管理职权，统一监督和管理。证券业自律管理就是由证券交易所和证券业协会对证券发行和交易及其相关活动，依据法律授权制定管理规章和业务规则进行自我约束和管理。自律组织代表的首先是市场参与者的利益，为了实现和保护自己的最大化利益，就要通过自律维护市场的公平交易；而矗立于市场之上的政府代表的是公众利益，是投资者的利益，为了增强公众和投资者对市场的信心，政府需要通过立法、执法等手段维持市场的安全、秩序、公平和效率。
政府监管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在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阶段，政府奉行不干预主义。在市场经济发展到垄断阶段之后，政府的职能发生重大的转变，对市场竞争再也不能不管不问了，因为这时市场力量是不均衡的，极少数垄断集团控制着经济的命脉，非垄断者和消费者很显然处于被动的地位。因此，政府作为社会利益的总代表，必须站出来，对市场竞争进行调控和监管。证券市场是整个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垄断性远高于其他市场，而且证券市场参与者多，投机性强、敏感度高，不受地域限制，是一个具有高风险的市场，且其风险又具有突发性强、影响面广、传导速度快的特点，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和1997-1998年东南亚经济危机就是明显的例证。因此，政府对证券市场必须实行调控和监管。但政府监管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自律组织残缺不全，自律规则和功能不完整，或自律组织与政府形成对抗态势，而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微观行为并不十分熟悉，在这方面滥用权力对证券市场的发展会产生阻碍甚至破坏作用。因此，从市场的实际出发，证券业自律具有某种不可代替性，自律组织比政府更熟悉证券市场的技术操作，证券业自律组织中聚集着一批优秀的专家，他们有敏锐的市场感觉，容易察觉违法者利用虚假信息操纵市场以及利用现有法律空隙逃避监管，因此，自律组织在执法检查、自律监控方面要比政府更有效率，更具有灵活性和预防性。这里，值得谈一谈英国的证券监管模式，英国以自律型监管为主导，自我管理由英国证券交易所、收购与合并委员会、证券业协会负责。证券交易所为证券市场的主管机关，负责检查上市说明书、监督上市公司的持续公开行为；收购和兼并委员会作为研究性的机构，制定了《收购和兼并手册》及《大量购买股份规则》专门用于调整公司股份收购中的一系列行为；证券协会是由有关专业协会代表组成的自愿性组织，其职能是制定、解释与执行条例。英国的自律型监管在实践中表现出灵活、效率和安全的优点：一是它为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市场的竞争提供了充分的便利条件；二是它不仅让证券交易商参与制定和执行证券市场管理规则，而且模范地遵守这些规则；三是自律机构对违法行为调查和处罚往往有充分的准备，反映迅速。
我国证券市场的现实条件、投资者的素质和证券立法决定了我国不是自律主导型监管模式，我国是国家（政府）主导型监管模式。《证券法》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根据需要可以设立派出机构，按照授权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注：1999年，国务院对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进行了重大改革，将国务院证券委取消，合并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有权制定有关证券市场监督管理的规章、规则，依法制定证券业从业人员的资格标准和行为准则，依法对证券的发行、交易、登记、托管、结算活动进行监管，依法对发行人、上市公司、各类证券交易机构、中介机构进行监督管理，对违反证券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查处。为了及时地掌握违法活动的事实和证据，严厉打击证券违法行为，证券法还对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赋予了必要的调查权和检查权，对当事人、被调查的单位和个人有权进行询问，对有关资料和文件有权查阅、复制和封存，对非法转移和隐匿资金和证券的行为，可以申请司法机关予以冻结。如前所述，政府专门监管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应当吸收和借鉴自律监管的某些有效成分。美国属于政府主导型监管体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是全国证券市场的政府主管机关，但又适度引入英国证券监管体系的某些有效成份，证券交易所、证券商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我管理及证券经营机构的内部管理便成为美国证券监管体系不可或缺的内容，美国的全国证券商协会一方面受到证券交易委员会及证券法律、法规的严格规制，另一方面又制定了大量的行业规章制度，负责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的审查、考试，并设立、管理全国证券商协会自动报价系统(naSDaQ)。纽约证券交易所、美国证券交易所等实行不同的上市标准，相互之间开展平等、有序竞争，同时对会员单位依法实行管理，较好地处理了竞争与自律的关系。（注：参见宋玉勤、杨亮：《加强自律监管、防范金融风险》，《中国证券报》1998年3月31日。）在我国，证券交易所属于场内证券交易的自律组织，《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第3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证券交易所是指依本法规定条件设立的，不以赢利为目的的，为证券的集中和有组织的交易提供场所、设施，履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的职责，实行自律型管理的会员制事业法人。”证券交易所通过制定章程，具体规定证券交易所会员资格的取得、丧失和转让等问题，详细规定证券交易所成员违法或违反章程时的责任，还通过制定证券交易所业余规则和上市规则等，规范证券交易所成员的交易行为。证券交易所在场内交易的监管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足的是，《证券法》作为我国证券市场的基本法，并专章规定了“证券交易所”，但没有规定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监管地位，这是立法的一个失误。我国《证券法》专章规定了证券业协会的设立、地位和职责等相关内容，并明确规定证券业协会属于自律性组织，但依照该规定的实质内容，证券业协会不具有真正的权威，它的功能主要是协调会员之间的关系。这主要是我国《证券法》没有确立场外交易的法律地位，而在国外，证券业协会主要对场外交易实施自律监管。笔者认为，场外交易确有存在的必要，它可以弥补场内交易的不足之处，使一些不够场内交易条件的有价证券也可以合法流通。对场外交易，笔者建议国务院制定专门法规，确立其法律地位，并赋予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监管职能，待条件成熟时，将其纳入修订后的《证券法》中。总而言之，我国应当在证券立法和证券法律实践上强化证券交易所的监管职能，包括制定证券交易所的业务规则，审核批准证券的上市申请，组织、监督证券交易活动，监管上市公司和对违规证券交易行为的处理等等。中国证券业协会应负起自律监管特别是场外监管的责任，履行规则制定、仲裁、协调和监督各交易场所的职责。但是，自律组织往往过于追求私人利益，大公司领导人入选证券业协会理事会的机会较多，在处理具体事务时，往往偏袒本公司利益；证券交易所为吸引更多的市场参与者，有可能放松对会员公司的监管，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些现象在我国证券市场上时有发生。因此，规范的监管体系就是自律与政府监管的有机结合，自律监管必须处于政府法定监管的调控之下，自律组织制定的规则和惩戒程序在生效前必须提交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国家统一监管和证券业自律必须建立在科学和完备的法律的基础上，实行法治监管，才能做到真正的协调一致。
三 分业经营、分类管理的原则
交通管理的基本原则篇3
关键词：地铁施工；交通组织与管理；方法
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全国各大城市进入众多重大项目施工引发的交通“阵痛期”，其中以地铁施工对城市道路交通产生的影响最为突出。地铁施工不仅会对施工路段本身产生影响，还会对周围路网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地铁施工对道路交通带来的影响和冲击，采取有效的方法和措施将地铁施工对交通运行以及安全等方面的影响降低到最低。
一、地铁施工占道的分类
1、部分占道施工
有的地铁项目在施工地段分方向或分时段地占用城市道路。这种形式的占道施工对城市交通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所涉及的道路在某个方向或一天中某个时段被施工场地占用，道路通行能力不同程度地被迫降低，有的施工路段还容易形成城市道路拥堵的“瓶颈”，严重时会使机动车、非机动车及行人的正常通行受到很大的影响，同时也会影响周边建筑物的对外交通（如地下车库、出入大门的车辆）。这些路段沿线的常规公交线路及站点可能也需要调整，地铁施工期间通行道路的断面也可能因建设实际需要而进行改造或改变，车辆通行的速度将大大减慢。
2、完全占道施工
由于某些难以克服的矛盾，有的地铁项目实施完全占道施工时会将道路完全封闭，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及行人通行。完全占道施工对城市交通产生的影响最大，他所涉及的道路交通被完全中断，道路上原有的各种方式的交通（机动车、非机动车及行人）都将转移到其他可替代道路上进行，同时还会影响周边建筑物的对外交通（如地下车库、出入大门的车辆），而且沿线原有的常规公交线路及站点也要随之进行调整[1]。
3、不占道施工
在两个车站之间的地铁线路上，地铁施工方式一般都是采用盾构机在地下掘进、施工，在这些路段地铁施工基本不占用城市道路，因而不会直接影响城市道路交通的通行。但是，由于附近的施工场地会经常出入各种施工车辆，也会因此而对临近的城市道路上机动车、非机动车及行人的正常通行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地铁建设期间交通组织与管理的基本目标和原则
1、基本目标
因地铁施工期间需要占用现有道路资源对施工场地进行围挡，给本来就已拥挤的道路带来巨大的影响，从而导致区域内现有路网服务水平的下降，因此施工期间交通组织和管理的基本目标包括：
1.1尽一切所能的保证车辆、行人、施工作业人员和设施的安全；
1.2尽一切所能的保证车辆和行人能平稳通过施工区。
2、基本原则
2.1合理进行路权分配原则
使用道路的权力归所有的出行者拥有，因此分配路权就要求周密和简洁清晰，周密是指要保证所有出行者都“行者有其路”，简洁清晰是指所有出行者都能在第一时间“行者识其路”。
2.2优先保证交叉口通畅原则
道路交叉口是交通流的集散点，也是易于出现交通瓶颈的节点，整条道路顺畅的重要前提就是要优先保证施工路段各交叉口的通畅。
2.3分离施工车辆原则
在施工区域架设和修筑专供施工车辆使用的便桥、便道，使施工车流与道路交通流分离。
2.4最大限度的多方向分流原则
充分挖掘施工区域周边交通量较少、路况较好的现有道路的潜力，全方位、多渠道地对施工道路上的交通流进行分流，确保施工期间交通通畅。
2.5适当的交通政策调节原则
利用交通政策的调节机制，通过分层次收费、制定特殊的交通管理措施如鼓励拼车等手段来减少交通出行总量或改变出行方式，或将交通流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调节。
2.6交通安全原则
在施工区域安排警力及交通协管员，并合理设置安全设施、防护围挡和交通引导标志标线，保证行人、车辆的安全通过。
2.7以人为本、方便出行原则
在保证主要道路交通顺畅的前提下，从道路使用者角度考虑各种因素，制定方便大多数人出行、易于施工的道路交通组织设计方案。
三、地铁施工期间实施交通组织与管理的条件
1、确定施工的影响范围
在研究制订相关交通组织与管理的措施之前，首先要确定地铁施工的影响范围。主要包括：对周边道路交通的影响范围、对常规公交系统的影响范围、对停车场的影响范围、对慢行交通的影响范围。影响范围确定的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决定着所采取的交通组织与管理的措施是否有效。
2、搜集相关资料
确定地铁施工的影响范围之后，就要对影响范围内及其周边临近地区的相关基础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和分析。主要包括6个方面：一是影响范围内的道路网、交叉口等基础设施现状，如道路断面形式、交叉口控制类型、信号配时方案等；二是影响范围内的公交系统现状，如公交站点、线路走向、运行状况等；三是影响范围内的停车系统现状，如施工地点与停车场出入口的关系等；四是影响范围内的慢行交通设施情况；五是还需要对影响范围内的土地规划、道路网系统规划、公交规划等规划条件进行解读；六是查阅施工地点周边同时施工的其他项目的相关资料[2]。
3、交通需求预测
为全面掌握地铁施工后其影响范围内的交通运行情况，要基于所获取的基础资料和数据对项目周边路网进行交通需求预测，分析施工后周边道路网的交通压力是否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如果其交通压力超过可接受的范围，则需要对交通压力大的路段、交叉口等采取针对性的交通组织方案以及进一步的管理措施。
4、确定交通组织方案与管理措施
基于交通需求预测的结果，分别从道路网、交叉口、公交系统、停车设施及慢行交通等几个方面提出相应的交通组织方案及管理措施。
5、方案评价
针对提出的若干个交通组织方案与管理措施进行评价，选择使用评价结果选择最佳的方案，努力做到既保证城市交通的正常运行，同时不耽误地铁的正常施工。
四、加强地铁施工期间交通组织与管理的有效措施
1、增加路网建设
地铁施工导致城市交通供给减少，路网交通压力增大。因此，要考虑增加道路网的建设以满通需求，采取必要的缓解措施：一是新建分流道路、桥梁等，增加可替代道路的供给。二是打通因地铁施工而形成的断头路，提高城市路网的可达性。三是合理安排地铁施工时序，提前完成或暂缓地铁施工路段相近的占用道路工程的建设，保证地铁施工影响路段道路交通必要的路面宽度。四是完善城市道路交通设施，合理设置交通标志、标线，增加机动车、非机动车分隔带，压缩人行道，做到“人车分离、机非分离”。五是对现状交叉口进行改善，根据实际情况可将无信号路口改为信号控制，合理渠化道路交叉口，平面交叉口改为立体交叉口。
2、区域交通组织
在地铁施工临近区域实施合理的交通组织方案，可以有效降低地铁施工对城市道路交通的影响。一是充分挖掘现有道路资源的交通潜力，把施工期间被占用道路的交通流量合理地引导分流至可替代道路上。二是在地铁施工禁限区域上游有分流条件的路口预先明确提示，过各种标志引导过境交通流提前改道通行，避免其进入施工影响区域。三是采取单行交通、微循环等交通组织方式，充分利用施工附近区域的背街小巷分流车辆。四是对沿线交叉口的交通组织进行调整，如禁止左转交通、交叉口信号周期及相位的优化、左转交通通过新建平面左转匝道等[3]。
3、加强交通管理
要减轻地铁施工对城市道路交通的影响，首先必须加强交通管理，通过采取各种临时性的交通管理措施来保障城市道路交通的正常运行。一是制定严格的地铁施工管理制度，特别是要加强对施工车辆的交通管理，尽量减少其对城市交通的影响。二是按照相关规范合理设置交通标志、标线及施工围挡，引导机动车、行人安全通行。三是地铁施工附近道路禁止违法占道停车，提高道路通行效率。四是有针对性地在地铁施工影响较大的地区采用错峰上下班、单双号出行等交通管理措施。五是专门针对地铁施工特殊情况制定临时的相关交通管理规定，特别保证地铁施工期间城市道路交通秩序的规范管理，疏导施工临近地区道路上的机动车、非机动车和行人。
4、落实公交优先政策
要通过增加公交供给、优化公交运行线路，指导地铁施工对城市公交运行的影响降到最低。一是利用有条件的道路规划建设公交专用道，发展快速公交，保障公交优先减少其他车辆通行。二是在交叉口处利用智能化交通手段实施公交信号优先。三是对于占用部分车道的地铁施工项目所影响的高峰时段交通量饱和度偏大且公交线路密集路段，适当调疏公交线路，以减轻道路交通的压力。四是迁移或取消项目施工场地占用的公交停靠站。五是在地铁施工前应以电视、报刊、广播等媒体或者流动信息板的形式通知市民，鼓励市民尽量采用公交出行。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地铁施工期间交通组织与管理的方法和措施很多，在实际工作中应因地制宜的制定合理、科学、可操作的交通组织和管理方案，并在有效实施中不断总结出经验与得失，这对以后各类施工影响交通的交通组织方案设计都有有益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黄培辉.福州市地铁1号线东街口站施工期(一期)交通组织研究[J].福建建筑,2012（02）:67-70.
[2]刘乙橙,邹帅.成都地铁施工期间交通疏解工作思路与方法创新探讨[J].交通标准化,2012（17）:16-19.
交通管理的基本原则篇4
【关键词】城市道路建设；管理问题；策略
1可持续发展的意义以及城市道路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1.1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生态文明和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想基础；未来取向与整体观念是其最高行动法则；保护环境、控制人口的发展、节约自然资源是其基本战略；政府主导、科技导向、公众参与是其基本操作模式。在整个社会未来的发展战略里可持续发展主要表现在其持续性、持续发展及持续利用这三个方面。
1.2城市道路可持续发展的内涵
一个城市的道路交通可持续发展必须在其发展过程中时刻对居民的出行需求、道路设施的供应、城市空气质量和环境质量以及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这几者之间的平衡进行良好的协调，并且还要注意以下几点内涵。
（1）注重后代的延续，不能将发展资源和道路资源耗尽，务必给下代留有生存空间。注重地方传统文化和历史文物的保护，保留地方特色，以求达到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协调。
（2）注重城市道路交通和城市环境以及城市土地的使用情况相协调，使其相互连接，合理性发展。
（3）道路建设的过程中必须要遵循“规划高标准化，管理过程严格化”的方针，要注意有序性发展。
（4）在土地混合利用的问题上，坚持平衡性原则，努力实现居住就业一体化的平衡。
2城市道路交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2.1道路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
2.1.1规划与布局
由于历史的原因，本市形成的城市建设布局是解放碑为中心的单中心，这使得客流的出行表现了较大的随意性。除上班出行外，在商业布局上表现为集而不中、分而不散的状态。在投资上，在市中心区投资力度较大，对客流的吸引力更强。实际上，中心商务区（CBD）所能提供的交通空间是有限的，无节制地增加CBD的交通引力就交通的缓解而言是雪上加霜。这体现在规划上，就是在建筑物的改造或新建时没有进行相应的交通分析，至少没有仔细考虑新增交通对整个路网的交通影响。
由于在产业规划时对交通空间的考虑不足，交通的选择余地本已较小；而目前在城市建设上，由于各区的自增大，要进行宏观控制更加困难。事实上，在城市的总体规划中，交通规划应处于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上，按照规划路网所能提供的交通容量来控制建筑物的规模。据此观点，国外许多大城市匀规划为多中心的布局，以便于客流管理和交通组织：即在各中心之间，可用地下或地面轨道交通进行大运量的、较长距离的客运输送；在各中心区内，再用公共汽车等交通方式进行近距离的客流疏散，这样便形成一种有序的交通状态。
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都市，入境的以及市内的交通必然是多种多样的。不同交通方式之间衔接的好坏，直接影响乘客换乘的方便与否。便利的乘换系统是形成快速交通系统所必需的。本市在规划及建设过程中，对换乘的考虑不足，这对进一步的发展将会产生不利的影响：不便的换乘系统使公共交通的引力大为降低。
交通规划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交通环境的考虑。大规模的交通设施建设会带来一系列的交通环境问题，如交通噪声和废气排放。在本市，各中心之间的连接主干道的修建使沿线居民饱受环境之苦，噪声所引起的烦噪不安、情绪激动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
2.1.2道路结构设施与材料
用于道路结构设计的技术规范的基本设计思想形成于70年代，这对当时交通流量情况下的道路结构设计是合适的。但今天看来，观点已不能适应当前需要，过于重视一次性投资，忽视了长期使用，城市交通建设中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用性能，造成道路结构的三快一慢（设计得快，施工得快，损坏得快，跑得慢）的现象，浪费严重。
道路结构的早期损坏现象严重，不得不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养护和维修。尽管如此，道路性能仍只能维持在低水平上。大量养护维修资金的投入，必然影响到新设施的建设，不仅影响了交通，也影响了发展。
不过，即便是用传统的设施修建理论所修建的道路设施，也能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基础，这是由道路设施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也是许多部门不重视道路设计和修建质量的原因。这样做效果不好，设施和投资未能起到应起的作用，浪费严重。传统上，修建方案的选择只考虑一次投资，如果我们以可持续发展的观点重新审视这个问题时，就会使问题更加明显了，视野更加开阔，注重发展的平稳性和持久性。
根据道路设施性能特点，本文将设施建设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分为三个等级，即弱持续性、中持续性和强持续性。设施的修建，应按照中持续性或强持续性原则进行。其定义如下：
弱持续原则：设施标准低，损坏迅速或负面作用太大，影响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是一种初期的生产模式。强持续原则：设施标准高，负面作用小；负面作用及其所造成的影响远小于发展所带来的正面影响（从而可用发展的效益去治理或补偿发展的危害），对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起到强有力的支持作用，是一种理想的生产模式。
2.1.3道路管理
城市交通管理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交通管理，一是道路管理。现代化的交通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了方便，反过来也要人们的行为有所节制，遵守交通法则。目前客观上本市的交通方式复杂，各种交通方式并存。另一方面，出行者的交通行为不规范，没有“节制行为、保持畅通”的意识，造成交通秩序的混乱。在交通管理上，对车辆行为的管理较为严格，而对行人大多听之任之。这样，交通秩序乱、道路通行能力低是必然的。
交通管理上另一个较严重的问题是缺少现代化手段，管理者不能及时了解相关道路上的交通量变化状况，所做出的交通决策有一定的盲目性，无法作出有目的的疏导。
从交通管理指导思想上说，交通管理尚处于原始阶段，交通管理者是把出行者当作被动的对象对待的，而不是把他们当着交通管理的参与者来对待，哪里堵塞疏导哪里，而不是防患于未然。这说明我们的交通管理缺少现代的手段，也缺少现代的思想。
在道路管理方面，对正常的维护工作未予充分重视，缺少预防性养护的意识。殊不知“小洞不补，大洞吃苦”。缺少科学的手段和大量可靠的数据积累，无法使有限的的养护资金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不能使设施保持最佳完好状态。道路管理工作对已有设施性能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本市的市区地面车辆平均行驶速度良好的规划和管理可使设施的可持续性发生变化。
2.2对道路交通基础设施的需求
目前多种交通方式并存，各种交通方式均有对道路设施的要求。由于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交通的需求将是无止境的。虽说目前交通设施总体上是不足的，但不对交通需求加以适当的限制，则交通问题是永远无法解决的。
另一个可能造成大量交通问题的潜在交通需求是私人小汽车问题。汽车工业已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得以确认，若不发展私人小汽车，则汽车工业的支柱地位难以形成的。汽车工业的发展，可以带动钢铁、石油、化工等工业的迅速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奠定基础。从纯交通的角度而言，极不主张发展任何方式的私人交通包括私人小汽车交通。但对于国家和个人而言，发展和拥有私人小汽车是一种“挡不住的诱惑”，一旦时机成熟，小汽车即会大量、迅速地进入家庭。就全国范围而言，应鼓励小汽车的发展，尤其是一些中小城市/镇。在本市，仅就其购买力而言，能够买得起私人汽车的家庭已为数不少，如无明确的政策，本市的汽车保有量将成倍地增加。
3城市道路规划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策略
随着车辆家庭化的进一步普及，这对城市道路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就要求了城市规划建设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同时还要尽快制定和完善我国城市道路规划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3.1积极借鉴国内外各方面的城市道路规划经验，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道路规划建设发展之路
城市道路建设是一项庞大、复杂而又系统的工程，它需要考虑诸如交通供需、地方财力和土地等各种问题，是一个很考验地方政府的科学决策的工作。为了避免城市道路规划建设不合理的问题，城市道路规划建设就必须要有明确的发展策略，只有这样城市交通才能走上良好有序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合理的城市道路规划建设发展策略必须考虑到国家的政策、区域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规划等多方面的因素，并适当的参考国外的城市道路规划建设的多方面的经验而确定的。
3.2改变以往城市道路规划建设的观念
我国传统城市道路规划建设的观念是：只是通过增加城市道路建设来满足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这种观念必须要得到很好的改变，因为城市对于道路建设的增加的容量是有限的，而交通需求则会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大。所以只有对城市道路网的总规模和总容量有一个很好的分析，通过对现有道路交通的合理分配来缓解道路交通矛盾。比如城市中心区因其道路交通网容量有限而交通需求很大，就需要通过对交通需求管理和交通系统管理的进一步强化来满通需求；城市新开发区则有足够的空间来建设道路来满通需求。只有这样合理的安排城市道路规划设计，才能有效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难题。
3.3增大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投入，统一规范道路功能
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将增加对道路基础设施的建设的投入，大力提高城市道路交通网的密度，特别是支路和次干路的路网密度。在建设过程中要统一对快速路、主干路、支路等道路规范标准的理解，确保城市道路规划建设与日益增长的交通需求相适应。
3.4保护与发展并重，真正实现城市道路规划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城市道路规划建设一定要以人为本，城市道路规划建设的最终目的是改善市民的出行环境，因此在规划设计的时候一定要充分考虑公众的意见，使得能够更好的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要兼顾城市道路建设的发展和城市历史文脉的保护并重，在旧城改造时要科学合理的规划路网结构，选择部分区域为保护重点，保护城市历史文脉的整体性，进而实现城市发展于生态文明的和谐。
交通管理的基本原则篇5
【案情】
原告：邢立强。
被告：上海证券交易所。
2005年11月16日，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武钢集团）《关于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认购权证和认沽权证上市公告书》（以下简称武钢权证上市公告书），其中关于认沽权证的发行，公告称，本次发行备兑认沽权证47400万份，认沽权证交易代码“580999”，权证交易简称“武钢jtp1”，权证存续期间为2005年11月23日至2006年11月22日，权证行权日为2006年11月16日至2006年11月22日，上市时间为2006年11月23日，标的证券代码“60005”，标的证券简称“武钢股份”，行权价为3.13元，行权比例为1：1，结算方式为股票给付方式。
截至2005年11月25日，经中国证券业协会评审，中信证券等13家证券公司取得从事相关创新活动的试点资格。2005年11月2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关于证券公司创设武钢权证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创设通知》）称，取得中国证券业协会创新活动试点的证券公司（以下简称创设人）可按照本通知的规定创设权证，创设人创设的权证应与武钢认购或认沽权证相同，并使用同一交易代码和行权代码。创设认沽权证的，创设人应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开设权证创设专用账户和履约担保资金专用账户，并在履约担保资金专用账户全额存放现金，用于行权履约担保。创设人应将上述账户报上交所备案。创始人向上交所申请创设权证的，应提供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的其已提供行权履约担保的证明，经上交所审核同意，通知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在权证创设专用账户生成次日可交易的权证。权证创设后，创设人可向上交所申请注销权证，创设人每日申请创设或注销权证不得超过一次，每次创设或注销数量均不低于100万份。该通知自2005年11月28日起施行。2005年11月25日，上交所审核批准光大证券等10家券商创设武钢认沽权证的申请，总计创设武钢认沽权证共11.27亿份，定于2005年11月28日上市。2005年11月26日，10家券商在《证券时报》等媒体披露了上述创设权证即将上市的信息。
武钢权证上市后，原告邢立强在2005年11月24日、25日分别买入武钢认沽权证73100份（1.51元/份）、13100份（1.688元/份）、28600份（1.767元/份）、200份（1.806元/份），累计买入武钢认沽权证115000份。创设权证上市后，同年11月30日，邢立强又买入武钢认沽权证100份，每份1.09元。至此，其共计持有武钢认沽权证115100份，平均买入成本价为1.604元/份。2005年12月5日，邢立强卖出全部武钢认沽权证115100份，成交价为1.09元/份。此后，邢立强在武钢权证存续期间，又多次买入和卖出。
原告邢立强认为，上交所的《创设通知》自2005年11月28日起施行。按此通知，创设权证最早上市时间应为2005年11月29日。但在2005年11月25日，上交所却提前3天公告，称已同意批准券商创设11.27亿武钢认沽权证，并于2005年11月28日上市交易，该提前天量创设行为使原告持有的115000份武钢认沽权证失去交易机会，由此造成巨大亏损，对此上交所应承担赔偿责任。遂要求法院判令：确认上交所的提前创设行为是违法、违规、欺诈及操纵市场的过错行为，与原告的损失间存在因果关系，并请求判令上交所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审判】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一、原告作为投资者因权证投资产生损失后，以上交所为被告提起的侵权之诉是否具有可诉性。二、投资者投资权证产生的损失与上交所的监管行为是否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上交所是否应当赔偿原告的交易损失。就第一个争议问题，法院判决认为，权证创设行为系证券交易所根据国务院证券监督部门批准的业务规则作出的履行自律监管的行为，相关受众主体如认为该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和业务规则，可以对交易所提起侵权民事诉讼。就第二个争议问题，法院判决认为，上交所审核证券公司创设武钢权证是合法的自律监管行为。该行为本身并未违反权证管理业务规则，主观上并非出于恶意，也并非针对特定的投资者，且原告的交易损失与上交所审核权证创设的市场监管行为之间亦不存在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原告的诉请不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上交所无须对其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据此，判决驳回原告邢立强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邢立强不服，提起上诉。因邢立强未按规定预交上诉费，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5月26日作出裁定：本案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一、权证纠纷案件的相关背景
本案系一起投资者以上交所违规审核权证创设为由而提起的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权证是指标的证券发行人或其以外的第三方发行的，约定持有人在规定的期间内或特定到期日，有权按约定的价格向发行人购买或出售标的证券，或以现金结算方式收取结算差价的有价证券。与传统的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不同，权证属于新型证券衍生品种，在性质上是一种期权，是证明持有人拥有特定权利的契约。按照契约所约定的未来权利的不同，权证又可分为认购权证和认沽权证。其中，认购权证是指发行人发行的，约定持有人在规定期间内或特定到期日，有权按照约定价格向发行人购买标的证券的有价证券；认沽权证则指发行人发行的，约定持有人在规定期限内或特定到期日，有权按照约定价格向发行人出售标的证券的有价证券。本案系争武钢权证即为认沽权证。
我国目前发行的权证主要是股改权证，是股权分置改革的产物，系因政策推动而形成，因而颇具中国特色。自2005年8月22日，第一只股改权证宝钢权证上市交易后，又有多只权证陆续在交易所挂牌上市。在此过程中，权证以其以小博大的高杠杆性特征，吸引了资金相对不充裕的大量个人投资者入市，促使我国权证市场一度异常繁荣，至2006年底，我国权证交易金额已居全球第一。然而，个人投资者多出于跟风买卖权证产品，其中绝大多数的投资者对权证类产品的创设、交易规则、产品特征等并不十分熟悉，致使权证上市不久便产生了很多纠纷，并陆续诉至法院；而相对于异常繁荣的权证市场，我国的权证交易规则相对滞后，至今尚未有相关法律或行政法规出台，目前对权证的规范只限于证券交易所根据证券法和证监会的授权制定的权证管理办法，效力层级较低，导致法院审判依据有限。鉴于权证类案件具有明显的群体性特征，个案若处理不妥，有可能产生连锁反应，对整个权证市场造成消极影响，故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不得不较为谨慎，既要考虑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又要兼顾司法判决对证券市场可能产生的冲击，利益较难平衡。
作为一起被《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载的典型案例，本案在确立以交易所为被告的侵权案件的受理原则，以及投资者损失的责任归属等方面明确了标准，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同时也为该类案件的审理厘清了思路。
二、案件的可诉性：司法介入的必要性及法律依据
交易所是权证交易市场的组织者，提供的是一体化的交易平台，并不与权证投资者直接发生关系。然而，长期以来，国内交易所在法律性质上，一直定位不明确。虽然从相关规定的表述上可以看出，交易所是实施自律监管的法人，然而在实际运作中，它也承担了大量源于行政机关的监管职责。实践中上述两种监管方式和监管权力来源的模糊性又反过来进一步放大了交易所法律地位的不确定性，以至于很多投资者在权证投资产生损失后，迳行选择将交易所列为被告，以交易所违规审核权证等为由，请求法院判决交易所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在审理这类案件时，法院必须首先解决针对交易所自律监管行为所产生的纠纷是否具有可诉性这一前提问题。（一）交易所自律监管行为是否可诉的观点之争。对于权证产品的发行和交易，我国目前尚未有单行法律和行政法规出台。上交所根据证券法和证监会授权制定的业务规则即权证暂行管理办法对权证的发行、交易等活动进行规范。本案涉及的权证创设问题，权证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九条作了授权性规定，即对于已上市交易的权证，上交所可以允许合格机构创设同种权证。具体的权证创设规则也是由交易所根据权证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在某一具体的权证产品的上市公告中予以确定。因此，交易所允许合格机构创设权证，是根据国务院证券监管部门批准的业务规则作出的履行自律监管职责的行为。
有观点认为，交易所承担证券市场监管职能，其自律监管行为针对的是广泛的、相对不特定的市场主体，因而不具有可诉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针对交易所的自律监管行为，投资者可以就其损失向法院提讼。因为就侵权纠纷的诉讼基础而言，投资者基于交易所核准券商创设权证的行为所提起的侵权行为之诉，并不受诉讼主体资格的限制，在当前并无明文规定禁止此类案件诉讼的情况下，只要符合法院立案受理的一般标准，法院即可进行审理。
表面上看，交易所自律监管行为是否可诉，涉及的仅仅是如何确定案件的受理标准，然而这里同时也隐含着司法如何介入金融市场监管的一个根本问题，即：如何在保持交易所自律地位和自治能力的基础上，加强必要的司法监督，推动交易履行监管职责。
（二）司法介入交易所自律监管行为的必要性。交易所作为证券市场自律组织，具有监督管理会员公司、上市公司及其相关人员以及众多投资者的公共职能。如果允许投资者随意针对交易所的自律监管行为提讼，将有可能产生大量不必要的甚至是恶意的诉讼，从而不利于交易所及时、快速、高效地实行市场监管。应当承认，这一担忧并非毫无道理，然而，与其他权力一样，交易所的自律监管行为也有可能被滥用。防范交易所滥用自律监管权，仅靠其内部规范和自我约束并不充分，尚需外部力量的监督。司法介入是监督制约交易所自律管理必不可少的外部力量。首先，承认司法对交易所自律监管的必要介入，是保障交易各方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交易所在组织与监督市场交易的同时，其自身也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运行。当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受交易所侵害时，提供切实有效的司法途径予以救济，能保障资本市场参与者的基本利益，为证券市场稳健发展创造必要的外部环境。其次，司法介入交易所自律监管，并不会破坏自律监管体系。在国家权力的各个分支中，司法权是最消极的权力，按照不告不理原则和公开公正程序运行。由司法审查交易所的自律管理行为，符合了应采用危险性最小权力介入自律领域的这一理念。最后，司法权力的介入，对交易所开展自律管理进行监督制约的同时，也是一种积极的司法保障。如果法院审理确认了交易所自律管理行为正当性及合法性，则交易所的自律管理同时可以获得司法权威的保障，进而能从投资者不合理的纠缠中解脱出来。[1]
（三）司法介入交易所自律监管行为的法律依据。针对交易所的自律监管行为，最高人民法院曾于2005年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具体确立了如下标准，以衡量投资者是否具备诉讼资格：投资者对证券交易所履行监管职责过程中对证券发行人及其相关人员、证券交易所会员及其相关人员、证券上市和交易活动做出的不直接涉及投资者利益的行为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法院的这一司法解释，延续了我国诉讼法上的当事人适格理论，即一般所说的直接利害关系说，按照这一标准，投资者就交易所监管职责中不直接涉及其利益的行为提起的诉讼，法院应当不予受理。最高法院确定这一标准的本意在于，设置诉讼门槛，以此将部分不必要的诉讼排除在法院的大门之外。然而，这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相对难以执行，因为直接利害关系这一概念本身过于弹性，对于什么样的利害关系才是直接的，直接与间接的区分标准何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也一直未停止过争论。此外，依直接利害关系确立原告资格，亦有实体审查和形式审查之区分。
如实体审查，则在案件受理阶段，即对原告主张的利益损害与诉称的特定行为是否存在直接利害关系作出认定，如不存在，则不予受理。理论上，如对直接利害关系的构成要素进行实质性判断，则意味着即使存在人主张的合法利益和一个可诉行为，也并不意味着原告资格的必然成立，如果其中缺乏因果关联性，仍不能构成直接利害关系。因此，在原告诉讼资格的实体审查中，核心点是审查原告主张的损害与诉称的具体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在于，现实的诉讼中，开启诉讼的及受理活动在先，通过诉讼程序判定权利义务的审理活动在后，如在案件受理阶段就衡量实体权利有违诉讼原理。因此，采用形式审查在理论上更具有说服力，即在阶段，仅核查原告的法律主体资格和身份证明，直接利害关系则是观念上的，是否真正存在属于实体性问题，留待案件审理阶段作认定。
事实上，本案正是在认可形式审查标准合理性的基础上，肯定了交易所自律监管行为的可诉性，具体思路是：普通投资者系通过交易所会员进场交易，投资者与交易所之间不存在直接的交易合同关系，因交易发生损失，交易所虽然对投资者不承担契约上的义务，但如果投资者不选择违约之诉，而是以被告上交所审核券商创设权证违规等为由提起侵权之诉，则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因原告提起侵权之诉不受主体限制，人民法院可以受理。相对于民法通则而言，证券法虽然系特别法，由于该法没有作出特别规定，故本案应适用一般民法关于民事侵权的规定。据此，证券交易所根据国务院证券监管部门批准的业务规则作出的履行自律监管行为如果违反了法律规定和业务规则，相关受众主体可以对交易所提起民事诉讼。
三、责任认定：承担监管侵权责任抑或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损失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认定侵权责任通常从损害事实、过错、损害与过错行为因果关系以及违法性等一般要件进行考察。本案的焦点在于，证券交易所在履行自律监管行为中的过错以及过错与损失之间因果关系应如何认定。
（一）过错的认定。过错，是侵权责任中的重要构成要件。就其性质而言，过错概念是一种评价性概念，是法律对于行为人实施侵害行为时主观态度的否定性评价。本案中，原告邢立强认为，上交所在审核武钢认沽权证时存在违规、欺诈行为，具体表现在未按公告时间创设权证、创设权证严重超量等方面，这些行为直接导致了他的交易损失，应当由上交所进行赔偿。对此，法院主要从目的正当性标准、行为依据合法性标准这两个角度，对交易所是否存在监管过错予以把握。
第一，目的正当性标准。交易所履行自律监管以维护证券市场秩序和公共利益为目标，对权证交易进行监督和管理，是证券法赋予交易所的一项职能。在武钢认沽权证上市后，投资者对该权证进行了非理性的投机炒作，使得该权证严重背离内在价值。上交所为抑制这种过度炒作行为的继续，及时审核创设人的创设权证，通过增加权证供应量的手段平抑权证价格，其目的在于维护权证交易的正常秩序，作为市场监管者，其核准创设权证的行为系针对特定产品交易异常所采取的监管措施。该行为主观上并非出于恶意，行为本身也并不针对特定投资者，实施的是对权证交易活动本身作出的普遍监管行为，属交易所的职责所在。
第二，依据合法性标准。交易所自律监管应当是合法监管，具有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层面的依据。依据合法有效的规则进行监管，通常应无过错可言。本案中，上交所系根据权证管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审核合格券商创设武钢权证，该审核行为符合业务规则的具体要求，是上交所履行证券法赋予其自律监管职能的行为，具有合法性。根据权证管理办法的有关权证发行的规定，具有权证创设资格、开设专用账户且提供履约担保资金的证券公司，在其认为权证价格高估时，可以创设权证，并在市场上卖出，增加权证的供给；在权证价格回归价值时，可以回购并注销权证，释放履约担保品。根据上述业务规程，上交所在武钢权证创设过程中，上交所履行了相关权证上市信息披露、监管和相关手续的审查义务，其行为并无过错。
（二）因果关系的认定。因果关系，是侵权责任中的重要构成要件，包括责任确定的因果关系与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两层含义。前者要求可归责的行为与一定的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上的联系；后者要求损害与相应的责任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上的联系。具体的因果关系确定标准两者各有不同。
责任确定的因果关系采用的是等值理论，即损害的产生通常具有多个原因，诸多原因同等对待。资本市场具有更高的风险性，引发投资者损失的因素具有多样性，在这些众多因素中，交易所行使自律监管职能的行为，可能会对相对人和市场投资者产生一定影响和效应，这样的影响因素通常也是诸多因素的一种。本案中，证券交易所采取的监管行为与原告损失之间，满足责任确定因果关系中的等值理论并无争议。
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确定侵权责任一般也应满足责任范围上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采用的是相当性理论，即损害与责任之间具有相当性。具体在判断上要求损害的可能性被显著提高。此处的可能性判断应该从行为发生之时最佳判断者的立场出发，应用其具有的经验进行综合判断。在普通的民事法律关系中，将最佳观察者设定为理性的普通人并无不当。[2]然而，如果以理性的普通人为标准来确定证券自律监管是否构成责任范围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则忽略了资本市场的专业性和高风险性。交易所的监管行为针对的是整个证券交易市场，在做出决策的过程之中，不仅要考虑到个别投资者的利益，也要考虑整个资本市场的稳定、有序和安全，尽量避免不必要的过度市场炒作，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在综合判断相关因素之后进行必要的利益权衡。为此，交易所监管赔偿责任中理性观察者也相应地转化为处于波动性资本市场环境下，具有有限的监管信息和历史数据，但是必须及时做出决策行为的理性自律监管机构。法院主要审查的是，证券交易所做出的监管行为是否超出了合理与必要的限度。只有在交易所在有限信息条件下，做出的监管行为不合理、不必要或者监管措施引发的投资者损失大于给整个证券市场带来的利益时，交易所才承担监管侵权责任。
本案中，原告认为，上交所核准券商超量创设权证亦是造成其交易损失的基本原因。对原告的这一主张，法院做了如下论断：证券交易所作为证券市场的一线监管者行使监管职能，必然会对相对人和社会产生一定影响和效应。创设权证制度在我国属于一项金融创新制度，是基于股权分置改革的总体要求，结合股改权证的运行特点，借鉴成熟市场的类似做法，产生的一种市场化的供求平衡机制。鉴于这项制度仍处于探索阶段，故在创设程序、创设品种、创设数量等方面尚无规范可循，在具体实施时创设人可以根据发行权证的具体情况自由决定实施方案，交易所仅对其资格和上市程序进行审查。对于创设权证的具体规模，业务规则本身亦无限制。虽然涉案认沽权证的创设量远远超出了最初的发行量，但权证管理办法对此并无禁止性规定，而创设量的多少也无客观参照标准，只能根据具体权证产品的交易情况和特点确定适当的数量，以达到供求平衡。本案原告邢立强在武钢认沽权证交易中的损失，虽与券商创设权证增加供给量存在关联，但在上交所事先已履行必要的信息披露和风险揭示的情况下，原告仍然不顾风险冒然入市，由此造成的交易风险与上交所履行市场监管行为不存在导致损害赔偿责任的因果关系，故原告要求上交所赔偿权证交易差额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没有法律依据。
综上，就本案创设权证审核行为而言，上交所的行为不符合侵权行为的基本要件，原告主张上交所侵权，依据不足，故法院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通过本案判决，法院确立了正当监管免责价值取向下的买者自负原则。
注释:
交通管理的基本原则篇6
关键词：数据资源；交通行业；标准规范；数据管理
中图分类号：tp31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6-8228（2017）03-90-03
abstract：Howtouseadvanced，matureandscientificdataresourcestandardspecificationintheapplicationsoftrafficindustryhasbeenthefocusofthetrafficinformationconstructionandmanagementdepartmentsinLiaoningprovince.BasedonthedatamanagementrequirementsofthetrafficindustryofLiaoningprovince，thestandardspecificationfordataresourcesofthetrafficindustryisstudiedtosolvetheproblemsoflackofdatastandardizationmanagement，thestandardspecificationisnotuniform，thedataacquiredisnotcompatible，aswellasthewayofregionalinformationsharingisnotuniform，notcomprehensive.withthespecificationdatalifecyclemanagement，putanendtothedesignrandomnessofthedevelopers，soastoimprovetheoverallqualityofthedata，playadatavalue.
Keywords：dataresource；trafficindustry；standardspecification；datamanagement
0引言
|宁省的交通运输信息化应用程度越来越高，信息化已经成为我省交通运输行业提高管理水平的有效支撑手段。但是，省交通信息化也存在一些问题，制约了交通信息化向前推进的步伐。本文根据交通部交通数据标准，结合辽宁交通行业实际情况，研究探讨辽宁省交通行业数据规范，以促进实现交通行业数据资源管理、控制和共享。
1现状分析
1.1存在问题
辽宁省交通资源标准化方面问题有以下。
⑴交通行业级数据标准缺失，行业内部没有形成全部的数据架构和规范的管控机制，只是在单个厅局开展小范围的工作。
⑵行业数据标准规范深度不够，只是由数据标准的有关工作负责部门进行应用实施，导致数据规范相关工作与实际业务脱节。
⑶行业数据标准管理办落实不到位，原来的多部门、条块化管理模式，以及数据管理与业务管理在一起，造成有关数据管理办法落实困难不到位。
⑷行业数据标准规范更新不及时，很多数据规范更新流程慢、更新周期长，无法满通行业快速发展的需要。
1.2对建设规范必要性的认识
通过对辽宁省交通运输信息化发展特点及业务管理目标进行总结分析，结合考虑业务职能、管理体制、建设条件、数据资源、业务应用和保障环境等各要素之间的关系，提炼出各个层面标准规范数据，将其作为交通行业信息的主要载体，必须避免数据的缺陷，提高获得信息的价值，同时进行数据资源规划，尤其要对关键数据流转、数据审查等进行全面的管理。
2数据规范制定方法研究
2.1制定原则
为保证本省交通行业数据应用的科学性和可扩展性，数据资源规范的编制需遵循以下原则。
⑴典型性：能够反映辽宁交通行业数据资源的典型特征。交通行业数据资源是各级交通部门在履行交通职能过程中产生或使用的信息，其基本内容和质量等各方面的特征应具有交通行业数据资源的典型特征。
⑵科学性：列出的各类数据资源的划分应科学、合理、可行。
⑶兼容性：与现有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尽量保持协调一致，以促进不同数据内容的多领域使用，可横向与省内其他厅局的标准规范相兼容。
⑷可扩展性：规范定义的数据内容是共性和综合性的数据，为数据资源应用提供宏观层面上的统一有序组织。各级交通部门可根据需要在此内容基础上进行扩充，以充分描述本部门的数据资源，实现本部门数据资源的充分共享。
2.2编制方法
本次数据标准规范是在结合辽宁省交通行业的特点，遵循国家标准制定程序的阶段划分、标准体系表编制原则和要求、本省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制定的。明确数据规范制/修订工作程序，以及划分相关规范制/修订的规范申请阶段、规范立项阶段、规范起草阶段、规范征求意见阶段、规范审查阶段、规范批准阶段、规范复审阶段和废止阶段的过程。
3数据资源标准规范研究
3.1数据标准规范框架
辽宁省交通信息化经过多年的发展，建立了许多业务应用系统，由于交通各部门在以往信息化项目建设方面主要以各自单独业务为主线，缺乏统一规范和数据标准，使信息沟通形成障碍，数据资源通常只能在单个业务中发挥局部作用，难以发挥其整体效应。因此，必须在运行管理机制与信息安全机制基础上配套各项数据及技术规范，建立相关申请、审查、评估、绩效的制度。数据标准是通过全域数据模型规范，定义交通运输数据实体和实体间的关系、属性、定义、描述和范例；从而指导主数据模型规范，定义行业数据共享范围、来源、数据实体描述等，指导数据交换技术规范，定义交换的部署、策略、接口标准等，约束数据服务技术规范，定义基于Soa的SCa和SDo的接口规范；最终对数据管控规范，定义数据管控的职责、任务、流程、评估标准等。具体框图如图1所示。
3.2数据标准规范体系
我们通过前期详细的需求调研，对现有和在建的系统基本有了一个全面的摸底调察，了解了各系统的网络架构、数据结构、数据采集、功能特点、数据交换方式等，在此基础上，对分散在交通行业各部门的数据资源进行梳理，并按照统一的标准规范进行分级分类和格式标准化，形成符合应用需要的交通行业数据资源组织标准和规范，实现数据资源的有序组织。
辽宁省交通行业数据资源标准规范体系的层次结构由信息分类规范、信息编码规范、信息元数据规范、数据元规范、数据库设计规范、数据管理规范、数据采集规范、数据交换与共享规范八个分体系组成。
3.3数据标准规范
⑴信息分类规范
信息分类规范包括业务信息、资源信息、电子政务信息、人力资源信息、组织机构信息和科学技术等标准以及交通系统专用信息分类。该规范对辽宁省交通信息化涉及到的业务信息进行了分类，旨在通过规范化信息分类，方便信息资源的管理，实现信息资源的交换与共享。
相关规范规定了信息资源的分类原则和方法，促进面向社会服务的发展。适用于交通信息资源的规划、编目、注册、、查询、维护和管理。
⑵信息编码规范
建立信息编码规范是实现信息处理、信息交换和信息资源共享的重要前提，该规范对辽宁省交通信息化涉及到的业务信息进行为每个分类制定统一的编码标准，旨在通过规范化信息编码，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相关规范规定了信息资源的标识符编码方案，以便为每一项交通信息资源分配一个惟一不变的标识符，促进部门间的资源共享。
⑶信息元数据规范
本次相关信息元数据规范规定辽宁省交通信息元数据框架、元数据著录规则，并定义了交通信息元数据的内容，用以描述交通信息数据集的标示、内容、管理及维护等信息。相关规范适用于辽宁省交通信息元数据编目、建库、和查询。
⑷数据元规范
本次相关数据元规范将规定辽宁省交通行业数据元编制原则和分类，规范数据元的名称、数据类型、格式等属性定义，建立数据元目录及值域的代码集。相关规范适用于辽宁省交通行业数据库建立、相关管理信息系统、数据交换系统等设计与开发应用、信息采集、共享和交换。
⑸数据库设计规范
本次相关数据库设计规范将规定辽宁省交通行业全域数据库设计需遵循的基本原则，明确数据库命名、数据字典设计、性能设计、数据库接口及数据模型定义等标准规范。相关规范适用于辽宁省交通行业数据中心的建设，并用于指导地市级数据中心的建设。
⑹数据管控规范
本次相关数据管理控制规范将规定辽宁省交通行业数据资源管控的基本原则，建立数据资源目录管理体系，明确识别及报告数据质量信息的基本方法。相关规范适用于辽宁省交通行业数据中心的运行管理和服务，并适用于数据资源目录体系的建立。
⑺数据采集规范
本次相关数据采集规范将涉及辽宁省交通行业的数据采集的总体规格、业务历史数据信息采集规范、档案目录数据采集规范、交通地理信息数据采集规范、外场设施数据采集规范等内容。对辽宁省交通行业各业务应用系统的数据信息采集提出技术性要求。相关规范适用于指导辽宁省交通行业数据资源建设、运行过程中的数据采集工作。
⑻数据交换与共享规范
本次相关数据交换与共享规范将规定辽宁省交通行业信息系统数据交换与共享规则、数据交换技术要求和数据交换内容、格式。相关规范适用于辽宁省交通行业数据中心的数据交换与共享系统建设与服务，并用于指导业务应用系统的建设，提供标准接口服务规范。
辽宁省交通行业数据管理中制定一套完整的、全省统一的交通数据资源标准规范。形成符合信息化需要的交通行业数据资源组织标准和规范，实现有序组织管理辽宁交通行业数据资源。
4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主要是基于辽宁省交通数据资源标准规范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目的是保证省级数据交换、共享、准确性、惟一性和数据价值得到更大程度发挥。结合国家相关规范，从信息分类与编码规范、信息元数据规范、数据元规范、数据库设计规范、数据管理控制规范、数据采集规范、数据交换与共享规范、元数据管理、数据质量管理等方面对数据资源规范体系与数据管控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通过对辽宁省交通行业数据资源标准规范体系的研究及应用，结果表明，标准规范的作用体现在对数据资源库实施人员与管理人员的指导，实现交通行业数据资源的规范和共享。下一步还要结合实际应用，深化该规范的指导作用，让数据标准与规范更加实用，以促进交通行业信息化健康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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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绍阳，葛丽娟，安毅生，曹金山.交通运输数据标准研究现状与发展[J].交通运输工程学报，2014.2.
[3]邝帆，黄霖.贵州省交通运输数据中心与数据管控体系研究[J].计算机光盘软件与应用，2014.11：31-32
[4]高介敦.浙江省交通质监行业基础数据元结构俗佳芯[J].交通建设与管理，2014.4X：158-161
交通管理的基本原则篇7
基层党支部民主管理的作用
民主是指依据民主集中制，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在党内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民主也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一种议事决策机制。这种机制主要表现为三个原则：多数原则、程序原则和少数原则。所谓多数原则，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如果个人不顾多数人的意见，那就违背了民主原则。所谓程序原则，就是讲程序、讲规则。所谓少数原则就是允许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基层党支部做到重大问题集体讨论决定，敏感问题班子分析慎作决定，分歧问题个别酝酿，再作决定。车间多年来的事实说明，充分发扬民主是正确处理矛盾和意见分歧的唯一正确可靠的方法。党支部党政之间、上下级之间、员工与员工之间等，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矛盾，对于这些矛盾和意见分歧，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能强制压服，强压只能起到对员工行为最基本的约束，被动执行制度效果是不好的，这样的管理也比较脆弱，形不成员工的自觉行为，稍一放松，必然退步，因此我们要自觉实行民主管理这一好的做法。因为渴望真正的民主是人类内心的追求，民主管理必将促进工作的高效，执行力的增强，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收到超乎寻常的效果。目前采取的民主测评、民意调查、职工代表大会、每年对单位领导班子及领导干部的民主评议等做法，体现了员工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权。干部选拔中的民主测评，落实了员工对干部选拔任用的选择权和参与权。
基层党支部民主管理存在的
不足及原因分析
近年来在公司基层党建工作方面有许多好的做法，促进了基层方方面面的工作，但是还存在着一些不足。
一是基层领导思想意识错误，没有精力做到民主。哪里事急去哪里，在执行民主管理的制度上不够。现在基层工作任务繁重，认为抓安全生产是硬任务，民主管理工作是软任务、是形式，可有可无，有“整天正事还干不过来，哪有时间抓那些虚的东西”的思想。
二是基层领导工作方法简单，缺乏民主作风。尤其是第一把手一般注重实干、雷厉风行，但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我的地盘我说了算”、工作方法缺乏民主。在抓安全生产工作方面是行家里手，但在关心员工思想、生活方面想什么，不够了解员工在想什么、忧什么、盼什么，见人不见思想。
三是员工缺乏主人翁思想，对行不行使民利持无所谓的态度，不讲意见，只讲服从，对错误的东西不批评、不反对，不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只等领导做决定，认为单位领导没有“人情味”，自己只是干工作的“机器”，习惯服从于领导，看领导“脸色”行事，有些合情合理和正当的要求，说出来怕给领导出难题、惹领导不高兴，认为自己说了也没有用。有的员工怕“枪打出头鸟”，等待观望，带着情绪工作，积极性、主动性不高，干劲不足。
四是民主管理有形式化现象。不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基层员工参与民主管理，是通过参加职工代表及班组长以上的会议，职工代表大会、班组长与一般管理技术干部在讨论问题时，是处于提交什么事项就讨论什么，讨论时也不愿意发表不同的意见。
五是在年度民主评议干部时，由于部分员工在岗位上，收票时一对一交到收票人的手中，员工将真实意愿在票中反映出有顾虑。
六是对党员的意见和建议收集反馈结果不及时。该交职工代表讨论、广泛征求意见的事情，在执行过程中有时减少了这个环节，没有经过相关人员的讨论，形成书面内容再执行，而是直接宣布执行。
基层党支部民主管理的
对策和建议
一是教育基层“一把手”提高民主决策的意识，认识到民主管理的作用与意义，鼓励员工参与民主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防止基层领导民主意识淡薄，忽视员工民利的问题。
二是健全并执行民主管理的制度，促使基层民主管理规范化、程序化，建立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征求意见制度、领导决策制度、议事制度、表决制度。在领导决策制度上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在议事制度上按照基层议事制定，不能以碰头会、个别征求意见等形式取代集体领导。集体决策要做好“个别酝酿”。会前不知晓，会上不发言是十分有害的，将会议议题提前发给每个讨论组成员，除了个人思考外，还在会前与成员之间交换意见；在表决制度上以无记名的方式好于举手表决，消除了顾虑，从而更加准确、客观地反映个体的真实想法，一人一票和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纠正个人拍板较大问题的现象。
三是监督对象、内容、方式要明确。监督的对象是领导干部，特别是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监督的内容是对人员工作安排、经费使用。要把事前讨论，与事后监督结合起来。监督的方式要把员工监督、党员监督、班子内部监督、上级领导或部门定期谈话了解。形成对主要基层领导的制约。上一级保护好反映问题的人，保证员工的知情权、监督权、建议权。其内在结构不应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
四是改变民主参与的形式单一现象。长期以来主要采用的是被动型的参与形式，而没有做到被动型与主动型结合，因而参与范围有限、参与的形式单一。工会主席根据职工反映的热点问题，自己出题目，选形式，提出需要提的意见或建议，这才是主动型的参与。
交通管理的基本原则篇8
二、督办工作原则:
1、领导负责的原则。督办工作要置于基地领导有效控制之下，坚持基地领导、综合管理部领导主管原则。督办事项(文件办理除外)要经有关领导审批后才能立项。督办过程中的进展情况综合管理部要及时报告基地领导，遇有重大问题请基地主管领导出面协调。
督办结果上报前要经主管领导审核。
2、分流承办的原则。综合管理部主要是根据基地领导的指示、要求和意图开展工作，既不能直接处理问题，也不能代替职能部、中心的工作，必须坚持分流承办的原则，对督办事项及时选行任务分解，下达有关单位具体承办。对于涉及几个部门的督办事项，要明确牵头负责的单位和领导，做好协调工作。
3、实事求是的原则。督办工作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较全面地了解和反映各项工作在实施过程中的情况，避免形式主义，要善于及时发现和反映问题。
三、督办事项确定后,要明确责任，明确时限，按照领导负责、分流承办的原则，将任务落实到具体单位和人，做到件件有人负贵，事事有部门承办。
四、对领导重要指示，重要决议、工作部署的落实、要制定督促检查工作方案。根据实施的进度，分阶段、有侧重地检查。正在落实的查进度;已经落实的查效果;没有落实的查原因。对于难以把握的重大问题应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向领导报告。
五、各单位对基地下达的督办事项要在规定的时限内报告落实情况，并根据要求写出专题报告。综合管理部要及时检查并向基地主管领导报告情况。
六、对各单位落实重大决策、重要部署及重要指示的办理情况，基地将进行通报。对贯彻落实好的，要总结经验，及时推广;贯彻落实不好的，要查明原因，通报批评;对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有关单位领导者的责任，严肃处理。
七、督办事项要本着事事有着落，件件有答复的原则，做好情况反馈工作，使领导及时掌握整个工作进程。
八、督办工作由综合管理部负责。
九、督办工作程序:
1、拟办。综合管理部应提出督办事项拟办计划和意见。计划一般应包括督办事项、承办单位、时限和要求等。
2、交办。交办采取发《上海基地督(催)办单》的形式，交有关单位办理。交办应努力做到任务量化、时限具体化、责任明确化。
3、催办。《上海基地督(催)办单》发出后，要及时了解督办件的运行和办理情况，并适时加以催办。基地所属各单位在接到《上海基地督(催)办单》后，应明确主管领导，并指定专人承办，在规定时限内将落实情况报综合管理部。
4、总结。综合管理部对承办单位报来的落实情况。要认真进行审查，整理后送部领导审阅。同时做好材料归档工作。
十、考核奖惩
1、基地将督办工作列入责任制考核内容。考核内容分两个方面，一是督办工作运行情况，包括部门领导重视、专人负责、工作程序规范等;二是督办工作质量，即督办事项办理落实的时效性、落实内容的全面性以及督办报告质量。
2、基地按季采取《督办通报》的形式，对督办事项的办理落实情况进行通报。
3、对在考核中成绩显著的，或上报督办材料积极，反映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且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在责任制考核中给予奖励，奖励办法另行规定。
4、对未按时办结的、被退办的、办理质量不高的，在责任制考核中给予处罚，处罚办法另行规定。
交通管理的基本原则篇9
关键词：会计准则；制定模式；规则基础；原则基础
2001年，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破产案———能源巨子安然公司（enron）破产事件的爆发充分暴露了规则基础准则的致命缺陷。此后，美国开始重新审视会计准则的制定模式。从美国国会于2002年7月25日所通过的《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于2002年10月21日的征求意见稿《美国准则制定中的原则基础法》、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于2003年7月应国会之要求的研究报告《对美国财务报告体系采用以原则为基础的会计制度的研究》都充分说明，美国会计准则制定模式由规则基础模式向原则基础准则模式的转变趋向已初见端倪。那么，原则基础准则就一定优于规则基础准则吗？规则基础准则模式转向原则基础准则模式将面临什么问题？我国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应当对会计规范制定模式做何选择？本文拟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规则基础准则模式转向原则基础准则模式的缺陷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会计准则模式问题亦是如此。可以说，绝对完美的会计准则模式是不存在的，不应因为美国连续发生会计丑闻就认为规则基础准则模式一无是处，也不能因为欧洲现在没有暴露出这种大规模的造假丑闻就认为原则基础准则没有什么问题。实际上，规则基础准则转向原则基础准则，仍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
（一）缺陷之一：原则基础准则同样不能避免会计操纵行为
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认为，每个人都在设法最小化个人所承担的风险、成本和不确定性的同时使个人利益最大化，即人具有自利性。而在会计界，自stephenzeff于1978年发表了《“经济后果”的产生》一文后，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早已是不争的事实。由此可见，公司管理当局作为自利的经济人，必然会运用种种手段，在具有经济后果的会计准则空间中寻找能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契机并加以运用。换言之，管理当局存在会计操纵的动机，这已经在大量的实证会计文献中得以证实。
规则基础准则重形式而轻实质，其试图勾画出合法做法的具体界限标准（brightlines），从而鼓励人们在实务中尽可能地接近界限标准或突破界限标准以进行会计操纵。换言之，规则基础准则下的界限标准给会计操纵者提供了一个明显的“靶子”，便于其伺机通过交易策划（transactionstructuring）来规避准则。安然事件中对spe不纳入合并范围的3%要求这一界限标准的利用就是有力的例证。此外，资本性租赁和经营性租赁的选择、权益法和成本法的选择等都存在因界限标准而提供给管理当局通过规避规则进行会计操纵的契机。
那么若转向原则基础准则，就能避免会计操纵行为吗？原则基础准则的主旨是实质重于形式，因此其所允许的职业判断空间较大。而同一项会计处理是否真正反映了交易的经济实质，不同人的职业判断结果很有可能发生分歧，这种分歧又将被自利的管理当局所利用而作为会计操纵的新契机。从这种意义上而言，原则基础准则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允许持有以公众利益为己任的立场的管理当局选择能反映交易经济实质的会计处理；另一方面，它也允许自利的管理当局以职业判断之名选择不反映交易经济实质的会计处理，而此时审计人员可能因缺乏规则基础准则下具体规则型的直接依据，而更难抵御来自管理当局的压力。
由此可见，原则基础准则与规则基础准则一样，都不能规避管理当局会计操纵的动机，所不同的只是操纵行为的形式而已，即前者是花费昂贵的成本（甚至要运用大量金融工程技术）策划交易而进行会计操纵，而后者则是打着职业判断的幌子实行会计操纵。可以说，原则基础准则反而给管理当局提供了更易进行会计操纵的天然工具。正如2002年5月14日sec首席会计师robertk.herdman在“资本市场、保险及政府资助企业分委员会”听证会上指出：由规则基础模式转向原则基础模式，需要公司界、会计职业界、fasb以及sec的员工更加严于律己。
（二）缺陷之二：原则基础准则加大了会计职业界的法律风险
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如果会计职业界拥有更大空间职业判断的权利，那么相应地也要承担面临更大法律风险的义务。
回顾美国会计准则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美国会计准则走向规则基础准则模式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要降低会计职业界的法律风险。规则基础准则下对准则的应用规定得十分详尽，助长了管理当局和审计人员“翻箱倒柜”心态，相应也弱化了会计职业界的职业判断。而会计职业界为降低职业风险、减轻法律责任以寻求自保，也乐于减少职业判断，因此强烈要求准则制定机构提供详细的指南和应用解释，才使得各种指南和应用解释越来越多，最终使规则基础准则模式得以盛行。
在原则基础准则模式下，会计职业界的职业判断空间得以空前扩大。这里，我们假设会计职业界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有按公众利益进行职业判断的良好意愿。然而即使是如此，正所谓“做得多，犯的错误也多”，会计职业界仍有可能要面临规则基础准则下所不可能出现的巨大的法律风险。一方面，管理当局和审计人员是否具备按公众利益进行职业判断的能力？如果缺乏这种能力，管理当局就不能按简明的会计准则做出最符合经济实质的会计处理，审计人员也无法判断何者才是最符合经济实质的会计处理，而任何不当的职业判断都将使管理当局和审计人员暴露于法律风险之下。另一方面，如果管理当局和审计人员具有按公众利益进行职业判断的能力并在进行职业判断中确实这么做了，由于不同人的职业判断结果可能存在分歧，管理当局和审计人员也很难在职业判断事后证明自己确实是按公众利益进行职业判断的。而无法证明则必然意味着他们要承担相应的法律风险。
（三）缺陷之三：原则基础准则同样降低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规则基础准则下会计信息的可比性通常是虚假的，这体现为：为规避规则基础准则而进行的复杂财务设计降低了所处经济环境的真正可比性；过分严格的规则基础准则强制要求不同的经济事项采用相同的会计处理只能导致表面的可比性；规则基础准则下本质相同但分属界限两方的交易会导致不同的会计处理。勿庸置疑，规则基础准则降低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那么转向原则基础准则就能提高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吗？原则基础准则赋予会计职业界以较大的职业判断空间。而如前所述，职业判断具有强烈主观性，对于同一类经济业务可能存在不同的职业判断结果。即便是同一个会计专业人士，对类似的经济业务所做的职业判断也不可能保证每一次都相同。显而易见，灵活的职业判断同样有可能损害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况且，如果会计职业界以职业判断之名行会计操纵之实，则会更进一步损害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由此可见，原则基础准则同规则基础准则一样，都有可能降低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只是其表现形式不同而已。甚至，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规则基础准则所提供的额外指南和更多细节可以带来更大程度的一致。
（四）缺陷之四：转换为原则基础准则的成本居高不下
会计准则属于产权制度范畴，它是产权制度的一种或特定社会产权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3].科斯定理实际上隐含着这样一个命题———交易费用与发生交易时的产权种类不是没有关系的。一旦考虑到市场交易费用，那么，只有当（产权）重新安排引起的产值增加超过交易费用时，这种重新安排才能进行。由此可见，由科斯定理推测，会计准则作为一项产权制度，只有当由其产生的效益超乎成本时，它才有推行的可能性。那么，像美国这样一个盛行规则基础准则的国家将会计模式转换为原则基础准则的效益是否超乎成本是值得通过实践检验的问题。而从理论视角分析，转换为原则基础准则的成本必然居高不下。
应该说，这种会计准则模式的转换是一项系统工程。首当其冲的是要考虑制度转换的直接成本。一方面，会计准则自身的转换成本高，美国要从目前篇幅达10万多页定义为“公认会计原则”的复杂的规则基础准则转换为原则基础准则，需要进行大刀阔斧的删减，这种几近推倒重来的大工程对于准则制定机构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另一方面，与财务会计和报告相关的配套法律框架体系的变更成本也同样不容小觑。与此同时，除了制度转换问题外，还要考虑转换后的会计准则及配套法律框架将对美国财务会计和报告体系的所有参与者产生影响的间接成本。单就会计师事务所而言，它就需要追加因加强对其员工的职业训练、质量控制和监督而带来的成本。可见，这种影响类似于“多米诺骨牌”效应，其涉及范围之广、导致利益冲突之大，都是目前所无法想象的。
二、我国会计规范制定模式的现实选择
由上述分析可知，原则基础准则和规则基础准则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均有弊端，而从规则基础准则转向原则基础准则将面临许多问题。在当前的后安然时代，美国会计准则模式正趋向于从规则基础转向原则基础，那么我国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应在会计准则模式上做何现实选择呢？
目前我国的会计规范仍坚持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并重。具体而言，我国会计制度近乎于规则基础模式；我国会计准则中则结合了原则基础模式和规则基础模式，其中基本准则规定了会计核算的基本原则、会计报表项目的定义、会计报告的要求等，虽然需要大幅的修订，但是可以视之为偏向原则基础模式，而具体准则采用“准则+指南”的形式，更偏向规则基础模式。因此，我国现行的会计规范体系并非纯粹的原则基础模式抑或纯粹的规则基础模式，而是二者的结合。
如果盲目跟进美国的会计改革动向，则意味着我国要从当前原则基础和规则基础结合的现状而转向原则基础模式，这对于我国而言并非明智之举。一则，从前述理论分析可知，转向原则基础准则将面临许多问题。二则，从现实层面分析，美国这一会计改革的趋向是否可取，必须经过长期实践检验才可定论。三则，美国处于准则完善阶段，而我国处于准则建设阶段，二者在会计环境上存在巨大差异。而理论上高深和技术上先进的准则，如果与之所服务的环境不相符合，就不是好的准则。下面笔者将从我国现实的会计环境特点入手对我国会计规范制定模式的现实选择进行剖析。
（一）会计的文化环境
按照hofstede所提出的区别各民族文化特性的社会价值观分析，我国的文化环境所崇尚的是集体主义，属于比较服从权威的权距大的社会，人们规避不确定性的程度较大；而美国的文化环境恰恰相反，它所推崇的是个人主义，属于权距小的社会，人们规避不确定性的程度较小。由gray会计价值观的理论框架进一步分析可知：集体主义意识强的社会为了整体利益的和谐统一会硬性规定会计程序以减少自由选择的争议，权距大的社会的从业人员则倾向于接受教条式的会计规则，规避不确定性意识高的社会为减少未来的疑虑或难题往往需要详细明确的规定；而个人主义意识强的社会尊重职业判断，权距小的社会的从业人员不喜欢政府过度干预企业会计活动，规避不确定性程度低的社会中人们具有较高专业意识。从会计的文化环境角度不难理解，我国的会计人员所偏好的是按部就班的会计制度，他们对制度的具体性要求较高，故而我国的会计规范中规则基础型的会计制度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仍有存在的必要性。
（二）会计职业界的人员素质
我国会计环境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企业会计人员整体业务素质不高，注册会计师行业自律性较差。而原则基础准则模式要求会计职业界具有较强的职业判断能力和较高的职业道德水平。从职业判断能力方面看，我国由于历史原因，部分会计人员学历较低，其职业判断能力较弱，很难适应从会计制度向原则基础准则的转变。从职业道德水平看，我国资本市场上会计信息失真现象非常严重，诸多造假恶性案件的出现也说明了我国会计职业界的职业道德水平亟待提高，那么转向原则基础准则极可能加剧我国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从会计职业界的人员素质方面看，我国的会计规范目前不宜转向原则基础准则模式。
（三）会计的法制环境
我国会计环境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法制化程度不高。而原则基础准则模式的应用基础是建立在完备健全的法律体系和会计职业界较强的法律风险意识之上的。与美国的法律制度下诉讼成风、会计职业界所面临的诉讼风险极大的现实相比，我国会计职业界所面临的法律风险过低，职业道德水平原本就有待提高的会计职业界更有可能在进行职业判断时肆无忌惮地进行操纵，从而更易降低会计信息的质量。从会计的法制环境角度分析，我国的会计规范同样不宜转向原则基础准则模式。
综上所述，处于转型经济条件下的我国，至少在现阶段是不宜全面转向原则基础准则模式的，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相结合的会计规范形式还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持续存在。因此，对会计准则制定模式最为现实的选择应当是：充分研究我国会计环境的具体特点而“量体裁衣”，在考虑原则基础准则和规则基础准则的各自优缺点的基础上，对两种会计模式的优点兼收并蓄，并对可能出现的缺陷进行抛弃。
三、结语
通过上文的讨论，笔者得出以下结论：
交通管理的基本原则篇10
关键词：会计准则；制定模式；规则基础；原则基础
2001年，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破产案———能源巨子安然公司（enron）破产事件的爆发充分暴露了规则基础准则的致命缺陷。此后，美国开始重新审视会计准则的制定模式。从美国国会于2002年7月25日所通过的《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于2002年10月21日的征求意见稿《美国准则制定中的原则基础法》、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于2003年7月应国会之要求的研究报告《对美国财务报告体系采用以原则为基础的会计制度的研究》都充分说明，美国会计准则制定模式由规则基础模式向原则基础准则模式的转变趋向已初见端倪。那么，原则基础准则就一定优于规则基础准则吗？规则基础准则模式转向原则基础准则模式将面临什么问题？我国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应当对会计规范制定模式做何选择？本文拟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一、规则基础准则模式转向原则基础准则模式的缺陷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会计准则模式问题亦是如此。www.133229.Com可以说，绝对完美的会计准则模式是不存在的，不应因为美国连续发生会计丑闻就认为规则基础准则模式一无是处，也不能因为欧洲现在没有暴露出这种大规模的造假丑闻就认为原则基础准则没有什么问题。实际上，规则基础准则转向原则基础准则，仍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
（一）缺陷之一：原则基础准则同样不能避免会计操纵行为
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认为，每个人都在设法最小化个人所承担的风险、成本和不确定性的同时使个人利益最大化，即人具有自利性。而在会计界，自stephenzeff于1978年发表了《“经济后果”的产生》一文后，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早已是不争的事实。由此可见，公司管理当局作为自利的经济人，必然会运用种种手段，在具有经济后果的会计准则空间中寻找能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契机并加以运用。换言之，管理当局存在会计操纵的动机，这已经在大量的实证会计文献中得以证实。
规则基础准则重形式而轻实质，其试图勾画出合法做法的具体界限标准（brightlines），从而鼓励人们在实务中尽可能地接近界限标准或突破界限标准以进行会计操纵。换言之，规则基础准则下的界限标准给会计操纵者提供了一个明显的“靶子”，便于其伺机通过交易策划（transactionstructuring）来规避准则。安然事件中对spe不纳入合并范围的3%要求这一界限标准的利用就是有力的例证。此外，资本性租赁和经营性租赁的选择、权益法和成本法的选择等都存在因界限标准而提供给管理当局通过规避规则进行会计操纵的契机。
那么若转向原则基础准则，就能避免会计操纵行为吗？原则基础准则的主旨是实质重于形式，因此其所允许的职业判断空间较大。而同一项会计处理是否真正反映了交易的经济实质，不同人的职业判断结果很有可能发生分歧，这种分歧又将被自利的管理当局所利用而作为会计操纵的新契机。从这种意义上而言，原则基础准则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允许持有以公众利益为己任的立场的管理当局选择能反映交易经济实质的会计处理；另一方面，它也允许自利的管理当局以职业判断之名选择不反映交易经济实质的会计处理，而此时审计人员可能因缺乏规则基础准则下具体规则型的直接依据，而更难抵御来自管理当局的压力。
由此可见，原则基础准则与规则基础准则一样，都不能规避管理当局会计操纵的动机，所不同的只是操纵行为的形式而已，即前者是花费昂贵的成本（甚至要运用大量金融工程技术）策划交易而进行会计操纵，而后者则是打着职业判断的幌子实行会计操纵。可以说，原则基础准则反而给管理当局提供了更易进行会计操纵的天然工具。正如2002年5月14日sec首席会计师robertk.herdman在“资本市场、保险及政府资助企业分委员会”听证会上指出：由规则基础模式转向原则基础模式，需要公司界、会计职业界、fasb以及sec的员工更加严于律己。
（二）缺陷之二：原则基础准则加大了会计职业界的法律风险
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如果会计职业界拥有更大空间职业判断的权利，那么相应地也要承担面临更大法律风险的义务。
回顾美国会计准则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美国会计准则走向规则基础准则模式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要降低会计职业界的法律风险。规则基础准则下对准则的应用规定得十分详尽，助长了管理当局和审计人员“翻箱倒柜”心态，相应也弱化了会计职业界的职业判断。而会计职业界为降低职业风险、减轻法律责任以寻求自保，也乐于减少职业判断，因此强烈要求准则制定机构提供详细的指南和应用解释，才使得各种指南和应用解释越来越多，最终使规则基础准则模式得以盛行。
在原则基础准则模式下，会计职业界的职业判断空间得以空前扩大。这里，我们假设会计职业界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有按公众利益进行职业判断的良好意愿。然而即使是如此，正所谓“做得多，犯的错误也多”，会计职业界仍有可能要面临规则基础准则下所不可能出现的巨大的法律风险。一方面，管理当局和审计人员是否具备按公众利益进行职业判断的能力？如果缺乏这种能力，管理当局就不能按简明的会计准则做出最符合经济实质的会计处理，审计人员也无法判断何者才是最符合经济实质的会计处理，而任何不当的职业判断都将使管理当局和审计人员暴露于法律风险之下。另一方面，如果管理当局和审计人员具有按公众利益进行职业判断的能力并在进行职业判断中确实这么做了，由于不同人的职业判断结果可能存在分歧，管理当局和审计人员也很难在职业判断事后证明自己确实是按公众利益进行职业判断的。而无法证明则必然意味着他们要承担相应的法律风险。
（三）缺陷之三：原则基础准则同样降低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规则基础准则下会计信息的可比性通常是虚假的，这体现为：为规避规则基础准则而进行的复杂财务设计降低了所处经济环境的真正可比性；过分严格的规则基础准则强制要求不同的经济事项采用相同的会计处理只能导致表面的可比性；规则基础准则下本质相同但分属界限两方的交易会导致不同的会计处理。勿庸置疑，规则基础准则降低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那么转向原则基础准则就能提高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吗？原则基础准则赋予会计职业界以较大的职业判断空间。而如前所述，职业判断具有强烈主观性，对于同一类经济业务可能存在不同的职业判断结果。即便是同一个会计专业人士，对类似的经济业务所做的职业判断也不可能保证每一次都相同。显而易见，灵活的职业判断同样有可能损害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况且，如果会计职业界以职业判断之名行会计操纵之实，则会更进一步损害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由此可见，原则基础准则同规则基础准则一样，都有可能降低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只是其表现形式不同而已。甚至，在某些特定情况下，规则基础准则所提供的额外指南和更多细节可以带来更大程度的一致。
（四）缺陷之四：转换为原则基础准则的成本居高不下
会计准则属于产权制度范畴，它是产权制度的一种或特定社会产权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3].科斯定理实际上隐含着这样一个命题———交易费用与发生交易时的产权种类不是没有关系的。一旦考虑到市场交易费用，那么，只有当（产权）重新安排引起的产值增加超过交易费用时，这种重新安排才能进行。由此可见，由科斯定理推测，会计准则作为一项产权制度，只有当由其产生的效益超乎成本时，它才有推行的可能性。那么，像美国这样一个盛行规则基础准则的国家将会计模式转换为原则基础准则的效益是否超乎成本是值得通过实践检验的问题。而从理论视角分析，转换为原则基础准则的成本必然居高不下。
应该说，这种会计准则模式的转换是一项系统工程。首当其冲的是要考虑制度转换的直接成本。一方面，会计准则自身的转换成本高，美国要从目前篇幅达10万多页定义为“公认会计原则”的复杂的规则基础准则转换为原则基础准则，需要进行大刀阔斧的删减，这种几近推倒重来的大工程对于准则制定机构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另一方面，与财务会计和报告相关的配套法律框架体系的变更成本也同样不容小觑。与此同时，除了制度转换问题外，还要考虑转换后的会计准则及配套法律框架将对美国财务会计和报告体系的所有参与者产生影响的间接成本。单就会计师事务所而言，它就需要追加因加强对其员工的职业训练、质量控制和监督而带来的成本。可见，这种影响类似于“多米诺骨牌”效应，其涉及范围之广、导致利益冲突之大，都是目前所无法想象的。
二、我国会计规范制定模式的现实选择
由上述分析可知，原则基础准则和规则基础准则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二者均有弊端，而从规则基础准则转向原则基础准则将面临许多问题。在当前的后安然时代，美国会计准则模式正趋向于从规则基础转向原则基础，那么我国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应在会计准则模式上做何现实选择呢？
目前我国的会计规范仍坚持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并重。具体而言，我国会计制度近乎于规则基础模式；我国会计准则中则结合了原则基础模式和规则基础模式，其中基本准则规定了会计核算的基本原则、会计报表项目的定义、会计报告的要求等，虽然需要大幅的修订，但是可以视之为偏向原则基础模式，而具体准则采用“准则+指南”的形式，更偏向规则基础模式。因此，我国现行的会计规范体系并非纯粹的原则基础模式抑或纯粹的规则基础模式，而是二者的结合。
如果盲目跟进美国的会计改革动向，则意味着我国要从当前原则基础和规则基础结合的现状而转向原则基础模式，这对于我国而言并非明智之举。一则，从前述理论分析可知，转向原则基础准则将面临许多问题。二则，从现实层面分析，美国这一会计改革的趋向是否可取，必须经过长期实践检验才可定论。三则，美国处于准则完善阶段，而我国处于准则建设阶段，二者在会计环境上存在巨大差异。而理论上高深和技术上先进的准则，如果与之所服务的环境不相符合，就不是好的准则。下面笔者将从我国现实的会计环境特点入手对我国会计规范制定模式的现实选择进行剖析。
（一）会计的文化环境
按照hofstede所提出的区别各民族文化特性的社会价值观分析，我国的文化环境所崇尚的是集体主义，属于比较服从权威的权距大的社会，人们规避不确定性的程度较大；而美国的文化环境恰恰相反，它所推崇的是个人主义，属于权距小的社会，人们规避不确定性的程度较小。由gray会计价值观的理论框架进一步分析可知：集体主义意识强的社会为了整体利益的和谐统一会硬性规定会计程序以减少自由选择的争议，权距大的社会的从业人员则倾向于接受教条式的会计规则，规避不确定性意识高的社会为减少未来的疑虑或难题往往需要详细明确的规定；而个人主义意识强的社会尊重职业判断，权距小的社会的从业人员不喜欢政府过度干预企业会计活动，规避不确定性程度低的社会中人们具有较高专业意识。从会计的文化环境角度不难理解，我国的会计人员所偏好的是按部就班的会计制度，他们对制度的具体性要求较高，故而我国的会计规范中规则基础型的会计制度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仍有存在的必要性。
（二）会计职业界的人员素质
我国会计环境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企业会计人员整体业务素质不高，注册会计师行业自律性较差。而原则基础准则模式要求会计职业界具有较强的职业判断能力和较高的职业道德水平。从职业判断能力方面看，我国由于历史原因，部分会计人员学历较低，其职业判断能力较弱，很难适应从会计制度向原则基础准则的转变。从职业道德水平看，我国资本市场上会计信息失真现象非常严重，诸多造假恶性案件的出现也说明了我国会计职业界的职业道德水平亟待提高，那么转向原则基础准则极可能加剧我国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从会计职业界的人员素质方面看，我国的会计规范目前不宜转向原则基础准则模式。
（三）会计的法制环境
我国会计环境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法制化程度不高。而原则基础准则模式的应用基础是建立在完备健全的法律体系和会计职业界较强的法律风险意识之上的。与美国的法律制度下诉讼成风、会计职业界所面临的诉讼风险极大的现实相比，我国会计职业界所面临的法律风险过低，职业道德水平原本就有待提高的会计职业界更有可能在进行职业判断时肆无忌惮地进行操纵，从而更易降低会计信息的质量。从会计的法制环境角度分析，我国的会计规范同样不宜转向原则基础准则模式。
综上所述，处于转型经济条件下的我国，至少在现阶段是不宜全面转向原则基础准则模式的，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相结合的会计规范形式还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持续存在。因此，对会计准则制定模式最为现实的选择应当是：充分研究我国会计环境的具体特点而“量体裁衣”，在考虑原则基础准则和规则基础准则的各自优缺点的基础上，对两种会计模式的优点兼收并蓄，并对可能出现的缺陷进行抛弃。
三、结语
通过上文的讨论，笔者得出以下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