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货币政策篇1
一、货币政策概述
1.货币政策分类
按照货币政策的具体影响可以将货币政策划分为积极货币政策以及稳健货币政策，积极货币政策是指通过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的下井来释放大量的货币，增强市场流动性，从而刺进总产出的增加。文件货币政策则是指减少货币供应量，降低市场流动性，从而抑制经济过热情况的产生。一般来说，当经济增长幅度下滑，通缩情况明显的情况下，就需要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当经济过热的时候，则需要采用稳健的货币政策。
2.货币政策操作目标
从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来看，各个国家央行主要采用的货币政策主要包括短期利率、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基础货币等等，短期利率的上升可以灵活的调节货币量的供给以及需求，利率上升则回避回流银行，利率下降则货币从银行流出。银行存款准备金决定了银行可用资金的多少，如果国家提升存款准备金率，则银行可用资金减少，反之可用资金则会增加。基础货币也被称为高能货币，主要包括银行存款、流通中的货币、公众持有的现金等等，央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减少或者增加基础货币的数量，从而影响经济目标。
二、经济新常态下货币政策目的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步入了新常态，具体表现就是经济增速下滑，经济结构优化、经济驱动要素改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货币政策适时调整，从而确保的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而经济新常态下货币政策目标具有多重性，不仅仅包括经济稳定增长以及充分就业，还包括经济结构优化以及利率水平的稳定，具体阐述如下。
1.实现经济稳定增长
稳增长目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只有经济保持适度的增速，才能够实现充分就业、财富增加，目前我国经济增速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低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需要服从于经济增长目标的要求，我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速将会保持在7%左右的水平，货币政策的设计要有助于这一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
2.促进社会充分就业
就业事关国计民生，只有充分就业，社会才能够稳定，因此货币政策需要考虑充分就业的问题，充分就业一般在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速情况下才能够实现，当经济增速下滑的时候，充分就业目标就很难实现充分就业。从这一角度来说，货币政策要考虑到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撑，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3.促进经济结构优化
经济新常态的重要特征就是经济结构持续优化，这也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经济结构优化中，货币政策作用很大，货币政策需要向国家大力支持产业进行倾斜，举例而言，信贷投放要具有方向性，大力支持新兴产业、第三产业等等，实现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
4.稳定汇率水平
汇率是一个国家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稳定性，我国是一个贸易大国，外贸被誉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由此可见每年进出口在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而汇率是否稳定将会直接影响进出口贸易，举例而言，如果人民币升值，则会导致进口的增加，出口的减少，反之则会带来出口增加，进口减少，因此货币政策需要注意汇率水平的稳定，保证对外贸易的稳定发展。
5.稳定物价
物价稳定是经济社会稳定运行的基础，积极的货币政策下，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导致通胀的产生，从而使得物价上涨，稳健货币政策下，则会带来一定的通缩，物价会出现下降。货币政策制定中需要考虑问价问题，避免物价波动幅度太大。很多时候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之间是相互冲突的，物价上涨会导致就业减少，因此在考虑各种目标的情况下，很容易导致货币政策的无所适从。
上述各个目标虽然都是货币政策设计中需要考虑的内容，但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些目标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某一时间段需要重点考虑稳定物价，某一阶段则需要重点考虑就业。
二、当前我国货币政策选择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遭遇到了很多的挑战，这些挑战需要采用更加灵活有效的货币政策来进行化解，从货币政策的类型来看，我国未来一段时间内要采用积极的货币政策类型，进一步的刺激经济增长，确保经济增速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
1.降低存款利率
我国目前经济增速以及滑落到了2008年以来的最低位置的，制造业景气指数更是长期处于低位，这种情况下，需要进一步的降低存款利率，释放出来更多流动性。目前实体经济存在资金短缺的问题，大量的企业因为融资款或者融资成本太高而出现倒闭潮的情况，因此针对实体经济的苦难，国家要降低存款利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使得更多的资金从银行流出，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2.降低存款准备金
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也是释放流动性的重要手段，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一个低谷阶段的，在市场信息不足的情况下，仅仅是降低存款利率，货币政策力度依然不够，资金从银行的净流出依然不是很理想。加上目前存款准备金率相对较高，因此在货币政策方面还有很大的操作空间，需要通过降低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来让银行有更多的资金发放信贷。
3.稳定人民币汇率
最近一段时间我国人民币汇率不是很稳定，人民币汇率一改多年兑美元升值的趋势，人民币出现了大幅度的贬值情况，这说明了大量的外资正在从国内加速逃离，人民币正在被抛售。鉴于人民币汇率稳定的重要性，当务之急就是要动用我国雄厚的外汇储备来干预外汇市场，抛售美元，吸纳人民币，保持人民币币值的基本稳定，避免因为人民币发生大幅度贬值而带来的一系列金融危机。我国要在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同时，完善人民币汇率的报价机制，彻底改变人民币持续贬值的基础所在，提升国际市场对于人民币的信心。
当前的货币政策篇2
一、当前中国货币政策采用数量型调控方式的原因
（一）中国经济中的利率—信贷渠道不畅
观察中国的利率种类，我们发现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基本是在一年期存款利率的基础上，考虑了银行的边际成本后加成形成。因此，一年期存款利率是最为重要的长期基准利率。由于一年期的浮动贷款利率水平波动较小，因此，一年期贷款利率基本可以表示市场上的长期借贷利率水平。另外，同业拆借利率和国债回购利率是货币市场短期市场利率，基本反映金融机构流动性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市场化指标意义。
尽管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但利率和信贷量之间的关系仍不显著。从1996年6月1日央行开放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开始，中央银行一直努力通过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等措施推进利率市场化，从已有的事实来看，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降低利率和加大贷款力度—并没有产生预期效果。从这个阶段的调控效果来看，降低利率并不能带来信贷的扩张，利率—信贷渠道是不畅的。
从中国经济的事实我们发现：经济增长带动信贷需求增加，而信贷增加推动工业产出增加，中国实体经济与信贷之间具有需求拉动和供给推动的乘数效应，信贷规模是中国货币政策有效的中介目标；而利率变化与银行信贷变化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利率变化与工业增加值变化之间在统计上也不存在因果关系，这说明通过调整利率达不到调控宏观经济的目的。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货币政策调控不同，在中国，调控宏观经济的有效手段是信贷量而不是利率，中国经济中的利率—信贷渠道目前还不通畅，利率与信贷之间几乎是相互独立的。
（二）目前，除房地产行业外，利率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影响有限
从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结构来看，1998—2011年，19.1%的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于国内信贷，且呈逐年下降趋势；约为5.0%的来源于外商直接投资，也呈逐年下降；5.2%的为国家预算内资金；高达72.1%的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于企事业单位的自筹资金和其他资金，且这一比例还在逐年增加。这其中自筹资金的占到大约54%。只有不到1%自筹集资金是通过股票和债券市场来筹集的。可以发现，约有53%的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于企业的内部盈余。因此，在信贷规模占比仅占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不到20%的背景下，利率在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方面难以发挥调控作用，对整体企业投资行为的调控作用也是极为有限的。
但是我们也发现，由于房地产企业的投资资金主要来源于外部市场，利率对房地产投资有明显调控作用，因此，利率对中国经济中的资产价格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然而，如上所述，在全社会范围内，这种影响产生的调控效果远远不够，利率对工业企业投资行为难以起到调控作用，而信贷调控则对工业企业会产生明显影响。
（三）m2是影响物价水平变动的主要因素
信贷与m2之间互为因果关系，使得m2和信贷均是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工具。由于90%以上的外汇储备的新增部分通过央行票据和准备金来对冲，因此，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增加部分取决于国内信贷的增加量。从趋势上看，商业银行各项贷款的信贷规模和m2之间存在明显的趋同，这一现象也在人民银行不但控制信贷量同时也控制m2的增速的货币政策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信贷增量和m2增量之间互为因果关系说明宽松的货币政策会促进经济中信贷量的放大；采用准备金率的办法会导致对冲外汇新增储备带来基础货币减少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在降低商业银行可贷资金数量。在这个意义上，m2是信贷规模控制的工具变量。从1998年至今，m2和信贷规模一直是货币政策有效工具。
信贷量增量和m2增量之间互为因果关系在融资结构上表现为信贷是全社会最主要的融资方式，从2001年加入wto以来的情况看，信贷在非金融机构融资结构中占据了80%以上的份额，而且这一比例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2011年与2001—2002年相比，整个经济的融资更加依赖商业银行的信贷。
（四）中国经济中还不存在利率与汇率的互动机制
2005年7月21日，人民银行宣布人民币实施盯住一揽子货币计划。从2007年5月21日起，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日均浮动幅度由0.3%增加至0.5%，出现了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双向浮动，这些措施的目的是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市场化程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的货币政策制度迈向独立性的改革开始进入了新阶段，但在货币政策执行过程中，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冲突仍然十分显著。
中国的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信贷或m2的控制来调控宏观实体经济。利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调控房地产投资，但全社会范围内没有形成货币政策的利率调控机制。而在开放条件下，也没有形成通过利率去调节汇率形成以对冲资本流动对汇率冲击的机制，也不存在通过汇率调整对冲外部利率冲击的机制。中国经济中还不存在利率与汇率的互动机制。
二、当前中国货币政策调控存在的困扰
（一）数量型的货币政策调控工具进一步强化，利率无法真实反映全社会投融资边际成本，利率难以起到优化信贷资源配置的作用，当前信贷规模的快速膨胀可能导致银行坏账风险急剧增加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利率与全社会的投资规模和资源配置关系较弱、利率变化与汇率变化几乎无关，而且由于居民家庭金融消费发展不足，大量研究表明利率与消费也没有关联。在这样的宏观经济特征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只能够依赖于数量型工具。频繁调整的准备金率和信贷规模控制成为货币政策调控中无奈的必选工具。
从2003年以来的情况看，随着整个经济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尤其是金融体制和垄断性行业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经济增长也进入了新一轮的高增长时期。投资增速加快以及一定程度的进口通货膨胀，导致经济中Cpi开始上升，并在2004年达到了3.9%。央行采取了信贷控制使Cpi回落。但在随后的2006—2007年的宏观调控中，央行放松了信贷控制，试图依靠提高利率、准备金和对冲措施来稳定价格。结果是2007年Cpi的进一步冲高，达到了4.8%，利率控制信贷和投资的目标再一次落空，导致了在2007年9月以后央行实施季度规模管理措施来调控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在2008年第四季度，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央行再次放松信贷规模控制，并降低利率，导致随后年份Cpi不断上升，2011年7月同比达到了6.5%历史高位，连续的提高利率、准备金率和对冲措施并没有使Cpi有效回落到目标区间，迫使央行再次实施信贷规模控制。
这也再次印证信贷量才是调控中国宏观经济的有效手段。除了信贷控制以外，另一个重要的数量调控工具是准备金率。从2007年以来的情况看，央行频繁调整准备金率来对冲外汇储备的增长和控制商业银行的流动性。从2010年1月12日到2011年6月14日央行12次提高金融机构的准备金率，提高幅度达600个基点；为了应对欧债危机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央行11月30日又下调准备金率50个基点。频繁使用准备金率带来了货币乘数的不断波动，加大监控流通中货币量的难度。这种过于依靠调整准备金率来对冲外汇储备增长的方式会带来第二个困扰。
（二）过于依靠准备金的对冲措施导致外部冲击内部化，带来了人民银行的对冲行为替代了银行的商业化行为这一矛盾，使得对冲的货币政策与国内实体经济的真实货币政策需求产生偏差
经常账户余额波动性扩大，加上资本流入流出的不确定性，增加了货币对冲的难度，提高了现有的货币对冲成本，货币政策的自主性降低。为了保障货币政策调控国内经济的主动性，数量型的调控方法进一步提升，信贷规模的调控地位进一步强化。
2007年以来，央行更加注重采用提高准备金的方式取行央行票据来对冲外汇储备的新增。因为准备金的利率水平（目前法定准备金利率1.62%，超额准备金利率0.72%）远低于约4%左右的央行票据利率。这在降低央行对冲成本的同时使得国内信贷政策更加依赖于新增外汇储备的变化，导致信贷政策偏差国内经济实际，这可能是2011年上半年央行分6次提高准备金率300个基点，从而导致货币政策调控方向出现明显偏差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中的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分离，央行的对冲行为进一步使短期金融市场上资本账户余额的变化冲击传递到中国实体经济上来，从而会进一步冲击中国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调控效果。
（三）由于金融摩擦的存在，国内外利差不是导致短期资本流动的根本原因，导致利率很难起到调控资本流动的作用
从时间序列数据来看，我们发现中美两国利差的变化不是资本账户资本流动的原因。这说明在国内利率与汇率之间不存在互动机制的特征下，资本流入流出多是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中国经济中其他金融资产收益预期以及全球经济形势导致的，而不是中美利率变化引发的。
当前货币政策调控困扰源于这样的货币政策调控逻辑：通过提高准备金率和发行央行票据来对冲由于外汇储备的增加带来的外部冲击，从而调控经济中的信贷量和m2。但这样的调控模式会导致：数量型调控工具进一步强化，利率很难起到优化信贷资源配置的作用；央行的对冲行为替代了银行的商业化行为，使得被动实施的对冲货币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偏离国内实体经济的真实需求；过多使用数量型的对冲工具导致利率与汇率互动机制失效。
三、货币政策改革的政策建议
（一）信贷量和m2依然是当前中国货币政策最有效的调控工具，但必须依靠资金边际成本的变化优化信贷结构，加速利率的市场化
可以考虑在放松现有的商业银行信贷浮动利率定价自的基础上，有选择性地放开一些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并使用贴息贷款等方式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同时改变整个经济过多依靠信贷的投融资模式，加速公司债券和股票市场等证券市场的发展步伐，形成多元化的投融资格局。
（二）要改变当前的货币数量型对冲办法
适度提高使用央行票据来对冲外汇储备的增长在调控中所占的比例，央行可以通过自主决定来确定货币的投放与回收，这样的对冲政策会增加央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同时，央行票据市场的发展也为货币市场中基准利率水平形成提供了帮助，基准利率水平形成对于外汇市场的汇率形成机制是至关重要的。
（三）加速培育利率和汇率的互动机制
当前的货币政策篇3
关键词：宏观调控；通货膨胀；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82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3-0050-02
一、关于通货膨胀的现状与看法
弗里得曼说过：“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他认为，在短期内货币增加既可以引起物价上涨，也可以引起产量增加，只是在长期内，货币增加才全部反映在物价上涨上。这也意味着短期内货币是非中性的，长期内货币是中性的。
李扬认为，针对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宏观调控应当有一个科学的、统一的、稳定的分析框架。即我们应当重申宏观经济平衡的基本恒等式――储蓄=投资+净出口。不同的研究者、不同的部门在探讨宏观调控这个问题的时候，概念并不统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论及宏观经济平衡，我们必须认识到：投资只是社会总需求的一个部分；它是否适当，首先要看总供求是否平衡。换言之，关于投资率的高低问题，如果不在宏观的总平衡框架中去分析，可能失之片面。与此相同的还有出口问题。现在很多学者都说出口太多，顺差太大，进而造成了外汇储备增长过快[1]。这些都是确实的，但是，出口也只是总需求的一个部分，它是否适当，还是应当纳入宏观经济总的平衡大框架中来分析，才能正确判断。
2007年3月以来，受猪肉、食用油等食品涨价的影响，我国Cpi涨幅连续9个月超过3%的警戒线，其中有4个月超过6%，前11个月累计同比上涨4.6%。12月份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从那时起，中国开始了从紧的宏观政策，应该说相当“紧”的货币政策了，十次提高了准备金率，五次加息，今年又加了一次；然后又发了大量的央票，对冲了大量的基础货币；接着又不断地再提高汇率，在去年的第四季度又实行了对贷款的窗口指导，用额度的这种指导来调整整个贷款的增长。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使得我国政府如此大动干戈？要探寻实施从紧货币政策的“抓手”，恐怕就需要深入分析那些促使2008年货币政策从紧的因素。
首先，物价上涨。统计部门的物价数据显示，此轮物价上涨，主要归因于食品价格的飙升。对于这种来自实体领域和供给面的冲击，既不能在货币面上找到原因，也很难从货币政策方面找到对策。毕竟对于猪肉，货币供应的增减、利率水平的高低，是很难影响到农民的养猪意愿和猪疾病的。其次，投资增长率持续高位。据研究显示，就支持投资的储蓄而言，居民储蓄占比在下降，而企业储蓄的占比和政府储蓄则已提高到占总储蓄相当大的程度。这使得社会投资离开了银行体系而获得了长期且稳定的支持。从而欲通过管住“信贷闸门”来抑制高投资，已经逐渐失去了得以实施的基础。再次，房地产价格的持续上涨。分析中国房价变动的因素便不难看到，存在重大缺陷的土地转让制度、不合理的房地产开发制度、扭曲的房地产市场的微观结构等等，构成推动房价上涨的主要因素[3]。最后，股市“泡沫”。股票市场一向以相当夸张的涨跌运动来支持国民经济发展的。2007的火红与现在的大跌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无论涨跌，证券市场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放大及削弱的乘数效应。
虽然在人民币升值、流动性过剩及天灾的及以上所述的大背景下,中国物价上涨的压力将长期存在，但是这是所有国家在经济高速发展中不可以避免的一种经济现象。所以，至少在目前来看，中国并不存在大幅度上涨的条件和基础，但是，中国也将不可避免地出现短期的全面通胀。主要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1.从物价看,虽然，目前存在全球性的“粮慌”，但是由于我国的粮食生产稳定增长，可使粮食价格在未来保持基本稳定，使肉、禽、蛋的生产成本保持基本稳定,畜牧业产品价格并没有持续大幅度增加的成本动力。肉价上涨对物价的影响，短期内虽然比较突出，但并不具有长期的持续性，对物价总水平的影响也将远远不及粮价的上涨。但是，由于今年初的雨雪冰冻灾害及“5・12”的四川大地震的影响，对今年的通货膨胀形成一定的压力，至少灾后重建工作中，所需物品的物价只可能高涨，不可能再下降，同时给中国的GDp的增长率在短期产生巨大的影响，以致现在物价水平与2004年相比，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有相当大的可能导致我国的通货膨胀的形成。
2.从货币看,按经济学的一般定义，通货膨胀是指流通中的货币量超过实际需要量所引起的物价上涨现象。物价上涨从本质上看是一种货币现象，而且货币供应过多对物价上涨的作用,具有明显的“时滞性”。通过研究，我们发现m1对Cpi、尤其是Cpi中食品价格的上涨具有相当高的先导指向性作用。从2004年的m1与Cpi及Cpi中食品价格的相关系数作类似的推算，今年在9月出现Cpi同比的高点的可能性最大。2007年的金融证券市场的过度火热，也是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过于盲目性的投资不仅无益于GDp的增长反而起到负作用，金融市场的过热起到了类似于银行的乘数效应，使得经济由偏快向过热过渡，导致经济结构的失衡，物价由结构性上涨转向通货膨胀。
3.从Cpi及经济结构上看，目前的Cpi上涨仍属于结构性上涨，但结构性上涨并非是否定物价上涨，同时还有着向全面性上涨的趋势。在本质上，物价的结构性变化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必然规律。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之中，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进程中，价格的结构性变化应该是常态，农产品等一些产品的价格仍会逐步上升。经济结构失衡与经济增长过快所导致物价结构上涨，必然会最终驱动全面物价上涨。
总而言之，目前中国物价只是结构性上涨，但是由上述原因综合可推，我国将出现短期性的、全面性的通货膨胀。
二、货币政策效果及其面临的挑战
上面笔者说过，针对当前的宏观形势，我国当局采取了一列的从紧的货币政策，到底这些政策效果如何呢？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过多次通货膨胀，分别发生在1980年(6.0)、1984―1985年(8.8)、1987―1989年(18.5)、1993―1995年(24.1)及2004年(3.9)[5]。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价格改革；二是由于经济过热、特别是投资过热所带来的过度需求。
2007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从紧货币政策还不存在二者之间的权衡，因为在当时“两防”（防通胀、防过热）实际上等于“一防”，防住了过热，全面通货膨胀也就不会爆发。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这两个目标是一致的。但由于次贷危机的蔓延，对全球增长特别是美国增长的悲观，全球性的“粮慌”，再加上中国自身的冰冻雪灾天气及四川大地震的影响，以及对奥运会后经济可能下滑的担心，在这些情况下，如何把握货币政策的从紧力度，成为考验央行调控政策艺术的重要内容。
当前中国与美国处在完全不同的周期阶段：中国经济过热，美国经济偏冷；中国面临流动性过多，美国面临流动性不足；中国对通胀的担心超过对经济下滑的担心，美国对经济衰退的担心超过对通胀的担心。美联储不断减息以防止经济陷入衰退，人民银行则通过加息来抑制过热与通胀，在利率等价之下，这样就导致中美“利率倒挂”，从而引致大量热钱流入国内。在目前汇率弹性不足以及对冲不完全的制度下，会形成外汇占款的大量增加，加剧流动性过剩局面，从而推升通货膨胀水平。
面对现阶段极其复杂的中国经济，同以前治理通货膨胀时的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相比，货币政策效果有日渐衰退之势。其主要因素为：首先，当前的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及增长中出现的问题，是一系列高度复杂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改革的不断深入、人口结构的变动、长期的高储蓄、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经济长周期的影响等等“风云际会”，综合决定了中国经济运行的当前态势。面对这样一些主要根源于实体经济领域的长期因素，寄望于货币政策这种着眼于短期、且主要在短期内发挥作用的政策体系来产生重大影响，是不切实际的。其次，货币政策要发挥预期的作用，决定于同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程度。在中国，举凡财政政策、计划政策、贸易政策、改革措施等等，都处于不断调整过程之中。不配合、不协调的现象在所难免。最后，货币政策自身也需要改进[2]。随着经济的增长，随着经济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金融市场渗透的领域逐步扩大，货币政策实施的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而造成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都使得我们目前以调控货币供应量为主的货币政策范式逐渐失去了有效发挥作用的条件，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1]：一是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和“可控性”逐步降低。虽然央行在控制基础货币供应方面日趋娴熟且成效显著，但货币供应量的计划指标与实际达到的指标之间的差异有增大之势。二是货币供应量与GDp以及物价水平走势的“相关性”降低，以至于即便对货币供应量实施了有效控制亦难以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三是资本市场的开放度、服务对象应进一步调整。监管当局应尽职尽责，发挥广大企业、金融机构和居民的主观能动性，着实依靠市场机制来发展[4]。同时，资本市场应当致力于服务实体经济，增强金融货币政策等与实体经济的关联性。
参考文献：
[1]李扬.当前宏观经济调控的几个问题[J].财经问题研究,2007,(9).
[2]李扬.完善有效实施从紧货币政策的体制机制[J].中国金融,2008,(1).
[3]陈彦斌.中国当前通货膨胀形成原因经验研究:2003-2007[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8,(2).
当前的货币政策篇4
【关键词】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
我国当前货币政策调控需要探讨的是，中央银行调控的政策意图如何有效的传导并实现货币、信贷的预期调控目标。近年来我国的货币传导机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仍然很不理想。我国当前货币政策调控的现实困惑是：中央银行调控的政策意图如何有效的传导并实现货币、信贷的预期调控目标，而不是进一步的宏观经济目标。
古典货币数量论和现代货币数量论在解释货币数量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时，实际上都假设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是通畅无阻的。也就是说，中央银行供给的基础货币，经过金融机构与市场的乘数扩张而形成的货币供给量，都没有偏离货币政策目标，而是完全作用于实体经济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直接对实体经济产生作用，即在实际产出比较稳定时，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增加将会导致物价水平的上涨；反之，则会导致物价水平的下降。货币供给量的变化，虽然不一定引起物价水平同比例的变化，但货币供给量的变化与物价水平的变化应该是同方向的。但是在金融市场不完全有效和市场参与者对价格信号不敏感的现实生活中，货币政策传导过程并不是畅通无阻的。
一、我国传导机制非有效性的表现
1、央行从1996-2002年7年间，连续8次降息
除了个别年份外，其目的很清楚，就是通过降息适度放松货币、信贷的供应。但从执行结果看，除第8次降息外，其他一些年份的货币、信贷不仅没有增长反而出现了下降，另一些年份的表现则很不规则。
2、三个时期分析
1998-1999年为货币适度扩张时期。亚洲金融危机后，央行为了克服商业银行“惜贷”行为，采取了有力措施放松银根。1998年3月、7月、12月及1999年6月，央行在较短的一年多时间内四次降息；1998年5月恢复公开市场操作后，央行在1998年与1999年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共投放了基础货币2621亿元；而且在1998与1999年两年内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998年由13%下调至8%，1999年由8%下调至6%。但执行结果如何呢？与实体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贷款二年内平均同比增长了11.9%，m2平均同比增长14.8%，消费物价指数平均下降1.1%。放松银根的政策意图不甚理想。
2000-2002年8月货币政策为稳中偏松时期。此时期通货紧缩现象进一步为社会各方所关注和议论。进入2000年，尽管m2的同比增长率为12.3%，比1999年的14.7%下降2.4个百分点，下降幅度不大，但信贷的同比增长率却在1999年8.33%的低水平增长基础上，进一步下降到6.01%的水平，达到了亚洲金融危机后近六年的历史最低水平。在信贷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之前央行未做出前瞻性的预调，而当2001年信贷出现逐步爬升时，央行于2002年年初又宣布第八次降息。尽管如此，从2000-2002年8月约三年内，平均贷款同比增长率仍为11.2%，比1998-1999年二年间的平均贷款同比增长率仍低了0.7个百分点。此期间，消费物价指数为0.6%，通货紧缩的现象并未完全消失。
2002年9月至2003年末16个月间为通货适度紧缩时期。2002年8月开始，货币、信贷增速加快，到2003年年中尽管遭受“非典”袭击，货币信贷增长速度仍进一步加快。为此，央行频繁进行公开市场操作，意图予以收缩信贷，但货币、信贷的增长势头仍不减。迫不得已，央行在2003年8月间宣布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一个百分点。配上窗口指导及其他有力的行政性措施，2003年第四季度货币、信贷增长势头得到控制。但从全年看，2003年仍为亚洲金融危机后货币、信贷的同比增长率最高的年份，而且也出现了多年未见的贷款增长速度高于货币增长的现象。
二、传导机制非有效性的原因
1、外汇占款不断增多的压力
在目前的汇率制度下，随着我国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多，央行公开市场对冲操作的压力不断增大。当出现货币回笼的速度抵不上外汇占款增加的速度时，自然会使货币政策违背政策决策者意图，呈扩张效应。此压力在近两年中表现尤为突出。
2、国有商业银行现有盈利模式的制约
众所周知，四大国有银行是我国银行体系的主体。但四家国有银行2002年的营业收入中，利差收入占83%（1566亿元），中间收入仅为6.6%（124亿元）。因此，特别是在过去几年中，当央行根据经济形势发展需要利用利率手段进行调控时，如果同时不同幅度的调整存贷款利率、缩小利差，将直接影响银行的经营甚至是银行的安全。但如果存款利率不动，不缩减基础货币投放或缩减力度不够，仅提高贷款利率，则据统计分析，存款利率不变，贷款利率向均衡水平提高一个百分点（即提高贷款利率），贷款规模将增长三个百分点，即利差扩大，将刺激银行放大贷款，政策效应又反而减弱。
3、处理历史坏账和体制转轨的压力
（1）亚洲金融危机后，尽管我国商业银行坏账形成的原因不一，国家也着手加紧处理金融机构坏账，或直接关闭一批金融机构。但在缺乏存款保险机制条件下，为维持社会稳定，在合并、关闭一批信托投资公司、城乡信用社和个别城市商业银行过程中，在农信社试点改革需支付成本的过程中，无论当时金融调控松与紧的需要，还是当时基础货币处于吞或吐的特殊阶段，中央银行都不得不通过增加再贷款予以解决。中央银行再贷款中的这部分贷款比重2000年为40%之多，到2002年更达到50%。这些贷款几乎难以收回，客观上造成了维护金融安全与货币调控间的矛盾，造成了央行只能加大一定时期内金融调控的压力，扭曲了央行的调控政策意图。
（2）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压力。根据统计模型显示：中国不良贷款率下降1个百分点，将导致信贷增长1.4个百分点。当2002年前通货出现紧缩倾向时，恰遇我国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额处于最高的时期；而近一年多通货出现扩张，物价出现上升压力时，又恰遇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额出现“双降”的时期。由于不良贷款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商业银行实际信贷规模的增长，因此央行货币信贷调控目标的制定不能不考虑巨额不良贷款的水平。
4、邮政储蓄利率改革的影响
从2003年8月1日起，邮政储蓄新增存款转存央行部分，按利率1.89%计息，此前的转存款仍按4.131%计息。2003年7月31日，邮政储蓄存款8464亿元，转存央行8290亿元。2004年1月，邮政储蓄存款高达9315亿元，转存央行8489亿元，释放基础货币652亿元。而此时正遇央行竭力抑制通货扩张的时期，因此邮储利率改革又形成一股抵消、影响央行宏观调控目标实现的因素。
5、总体流动性偏多
我国金融市场上的总体流动性偏多。m2／GDp接近2倍，这在世界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中都是不多见的。总体流动性偏多的现象，在通货紧缩时矛盾并不明显。但遇通货扩张时，多年积累的过多的流动性会随时对央行宏观调控造成很大的压力。当前总体流动性偏多的现象不能归之于今年内央行宏观调控的失败，而是多年来货币运动的结果：第一，是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中，货币不断深化的结果。是体制的、历史的因素，有合理的部分。我国从自给自足的农村生产转化为大规模粮食出口，到目前成千上万亩土地买卖需要货币媒介，体制转轨中历史性地发生了货币需求的成倍扩张和累积。第二，尽管我国经济结构不断处于调整中，但由于改革是逐步推进的，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仍是经济发展中经常遇到的困惑。当央行调控意图放松货币时，“松”的货币未必能流到央行调控意图中的行业和企业；央行调控意图紧缩货币时，也未必能从央行调控意图中的行业和企业收回货币。这时总量与结构的矛盾以及多少年来简单的数量调控导致市场上积累了大量的多余流动性。如1998-2001年四年中，商业银行处于“惜贷”时期，央行实行了较为扩张的货币政策，m2累计增长了74%，但信贷累计增长仅48.6%，就是典型例子。
6、商业银行超额储备的不平衡因素
我国不同类银行的超额储备水平存在相当大的差异，这在国外银行体系中是不多见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是我国银行类机构中公认的经营水平较高的一类银行，但恰恰在超额储备水平方面，此类银行又是最高的。究其原因，是清算支付系统效率问题？还是流动性管理水平问题？还是流动性的可获得性问题？需作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一个简单的现象是，国有银行网点多，负债方长期储蓄是主体，而股份制银行网点少，负债方居民长期储蓄是非主体。不同的负债结构决定了不同的银行尽管在流动性管理上可趋同，但在资产结构实际运用上，却不得不残留下不同负债结构的痕迹。但不管什么原因，商业银行之间超额储备严重的不平衡，对于既肩负宏观调控又肩负整个金融体系安全的央行来说，不能说不是一个制约因素。
7、金融市场欠发达
（1）一级市场的基本核准制，意味着并不是好企业就能够如意上市融资，以提高整个社会资金要素市场配置的效率。二级市场价格不能灵敏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因此，市场上货币无论是多还是少，其政策效应均难以正确地传递到实体经济。
（2）短期债券利率与长期债券利率信号传递欠灵敏，甚至在二级市场上出现长期债券利率不高，短期债券利率不低的现象，扭曲了市场资金收益率曲线，直接扰乱了央行调控措施的实现。
（3）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健全及居民可选择金融资产较少，使大量社会资金集聚于商业银行，既增大了央行近期的调控难度，又增大了央行远期的调控压力。
三、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第一，必须加快金融改革，尽快解决部分机构多年积累的坏账，培育央行能够调控自如的敏感对象；加快银行业务创新改革，减少业务收入中的利差收入比例，提高利率调控的敏感度；改善清算支付体系，提高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水平；加快发展可交易金融工具品种，加大商业银行债券持有比重，尽快推行资产证券化，从总体上增强债券市场对信贷市场的传递性；发展银行货币市场基金账户，减轻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压力，进而进一步推进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进程。第二，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解决居民收入预期减少的担忧，以增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财富效应。第三，稳步、持续推进利率市场化（重点是存款利率市场化），但同时必须发展利率套期业务，以减轻利率市场化后的商业银行利率风险。第四，巧妙、逐步地抽回市场多年积累的多余流动性，以提高货币政策的敏感度。应该看到，这方面还是有余力可挖的。2003年我国全部银行准备金、应收现金、同业往来三项占资产总额的12.49%。第五，要增加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和清晰度，特别是增强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同时建立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主、各金融监管部门配合的金融调控体系，协调银行、证券和保险市场的发展与改革，以完善的机制确保货币政策传导过程的通畅与效率。
【参考文献】
[1]江其务：论新经济条件下的货币政策传导效率[J].金融研究，2001（2）.
[2]卜永祥：调控流动性应成为当前货币政策的重中之重[J].中国金融，2007（17）.
当前的货币政策篇5
货币金融运行中的“三元悖论”
尽管我国对外宣称人民汇率制度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我国实行的始终是盯住美元的一种固定汇率制度，因为即便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欧洲货币体系实行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时期，各种货币围绕中心汇率波动的幅度也要高于目前人民币汇率的允许波幅。
对固定汇率制度下使用货币政策的经典分析是罗伯特・蒙代尔和J马库斯・弗莱明发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基础上，克鲁格曼进一步提出了“三元悖论”，即固定汇率制度、资本自由流动、独立的货币政策是三个不可调和的目标，各国充其量只能实现这三个目标中的两个。各国只能在以下三种基本制度中进行选择：(1)允许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可以利用货币政策对付衰退，但要以货币的反复无常波动为代价；(2)以牺牲货币政策的独立来确保货币稳定的固定汇率制度；(3)能把相对稳定汇率同某种程度的货币政策独立协调起来，但却会带来其他问题的资本管制制度。
实际上，一国货币的价格至少有三种表示方法：(1)相对国内生产和服务，即价格水平的倒数；(2)相对未来的本国货币，即利率；(3)相对外国货币，即汇率。因此，物、汇率、利率三者之间在本质上应该趋于一致。国际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实践表明，在出现大量的资本流动，即使是不完善的资本流动的情况下，货币和汇兑管理的最重要的原则是：利率和汇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根本上讲，它们是同样的工具，而且不可能同时用来实现两个不同的目标。
“三元悖论”在我国货币金融运行中的体现
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中国的资本市场还很封闭，即存在所谓的商品市场与金融开放的不对称性。但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如此。从大量境外热钱的涌入和QDii等政策的出台来看，不论从官方的合规渠道还是从民间的不合规渠道，资本项目的开放程度都有所加大，虽然官方渠道的部分拟开放目的在于缓解过多外汇储备带来的占款压力，但也将直接形成在现行汇率制度不变条件下货币政策的操作瓶颈。
在我国货币金融运行领域，1994年以来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有过三次冲突。与现行经济发展趋势比较类似的是1994-1996年外汇储备快速增加与较高的通货膨胀之间的冲突。1994年的外汇体制改革确立了强制结售汇体制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强制结售汇体制下，国际收支的大额顺亲切将必然反映为银行间外汇市场上的超额外汇供给。面临国际收支顺差，中央银行要么允许汇率升值，要么入市干预保持汇率稳定。在当时国际收支形势刚刚好转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是不可取的，中央银行干预使1994年我国外汇储备增长了30412亿平均，并进一步带来中央银行资产结构和基础货币投放渠道的重大变化，外汇占款增加额约占当年基础货币增加额的75%。为了保持基础货币投放额的稳定，在外汇占款大幅上升的同时，中央银行采取了中和操作，主要形式是收回对商业银行的贷款。但事后看，这些中和措施是不充分的，同时在当时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增多的情况下，货币乘数放大，结果使1994年货币供应量m2的增速仍然高达345%。
现阶段我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主要冲突
几个月来的物价指数总体走势“止跌回升”的迹象明显，并且还有继续回升的趋势。随着宏观经济的走好，作为生产要素价格之一的名义利率有上行的趋势，但由于维持现行人民币汇率压力的存在，使中央银行使用利率工具进行调控的空间大为缩小，类似于1994-1996年的货币政策瓶颈正大形成。
一、货币政策工具选择的顾虑
2003年8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提高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即提高至7%。之所以选择了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而非直接提高存款来控制过快的国内信贷增长，除了中央银行对经济是否过热还存在疑问之外，这种选择显然还受到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制度的约束。汇率稳定的优先考虑使中央银行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选择货币政策工具的独立性。
二、低存款利率造成资金成本扭曲
在资金成本低廉的情况下，很多缺乏效益的项目也将变得有利可图，如果这种资金成本扭曲的情况一直持续下去，并辅之以政府部门的投资冲动，将加剧部分行业的低效率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最终可能导致银行不良贷款率的上升，并形成缺乏有效需求的生产能力过剩，陷入二次通货紧缩和经济失衡。
三、基础货币供应大增
尽管因为在中央银行窗口指导、提高准备金率以及发行中央银行票据等政策的作用下，贷款增长的势头得到了一定控制，但大量的外汇占款仍然造成基础货币的增加。如果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强劲，基础货币的增长迟早将转化为银行贷款的增长，所以随着今后货币供应的越发宽松，商业银行释放贷款的能力将迅速恢复。
缓解二者冲突的对策建议
在人民升值压力有可能长期化的情况下，汇率政策民货币政策的矛盾在将来可以进一步加剧。其实一国在经济强劲增长条件下出现货币的升值也是正常现象，所以如果中央银行想要坚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中美经济增长的差异又维持现行趋势，人民币的直接升值或是变相升值可能是比较现实的解决之道，关键是要选择合适的时机；而在资本项目逐步开放条件下，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最终协调要依靠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根本改革。
一、在逐步开放资本项目的同时，加强完善外汇监管体系的建设，特别是增强对短期流动资金的监测管理。在发展中国家货币开放的历史中，智利曾经引入征收托宾税的做法来协调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冲突。1989年，智利资本项目差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88年28%转为顺差48%，在比索汇率需要维持相对稳定，对冲措施不能长期实行的约束下，资本流入推动通货膨胀的风险逐渐显现。智利政府的1991年6月引入了非补充准备金要求，限制外国短期资本的流入。实践证明它的确有助于智利中央银行以提高国内利率的方式克服通货膨胀。所以我国如果能对短期资金的流动有比较准确的监测管理，近期内可以加强对国际热钱的管制，未来也可以考虑在国际收支顺差过大，涉外经济部门又不足以承担本币升值时，通过向国外资本征收托宾税来缓解压力。
二、采取措施，尽量在短期内消化、吸收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压力。
1在进出口贸易方面，目前我国有关管理部门已经相继采取了降低出口退税率，对外在额订单采购等措施来调整贸易顺差。这实际上是人民币变相升值的一种措施。在2003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商务部仍然出台了退税政策调整的措施，的确传达了人民升值压力过大，不得不以放弃部分国际市场为代价来进行缓解的信息。
当前的货币政策篇6
【关键词】货币金融政策中部
近期，世界经济继续调整，国内需求不足、产能过剩矛盾更加突出，我国经济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潜在经济增长率已有所放缓，发展方式面临转变。应对新形势，我国宏观政策调控格局也在转变，特别表现为货币金融政策调控思路、节奏和重点正发生积极变化。在此背景下，中部地区应抢抓政策机遇，加快完善金融服务体系，不断提升现代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助推中部崛起。
一、当前我国货币金融政策发展新动向
（一）货币政策开始倾向于短期操作和有针对性的调控举措
自2012年8月以来，在货币政策稳健基调下，我国一直未采用降低存准和降息等宽松操作，货币调控开始倾向于央票发行、逆回购等短期操作和一些有针对性的调控举措，如差别化调整存贷款利率浮动空间等。当前我国经济呈现下行调整趋势，但货币金融领域仍处于较热状态，1～5月份，广义货币m2增幅始终处于15%以上的高位，高于年初制定的目标增速，1～5月份人民币贷款总体增加4.21万亿元，同比增长14.5%，多增2792亿元，社会融资总量高达9.11万亿元，比同年同期多3.12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在当前“冷经济、热金融”的大背景下，我国货币当局已明确表示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更有力的支持经济转型升级。未来一段时期看，我国通过降息等手段增加流动性的可能性不大，更为可能的调控方式是将短期操作和金融改革长期目标结合起来，通过公开市场业务等调节短期资金供需，以及结合利率市场化改革，取消贷款利率的浮动下限等。
（二）加快引导信贷资金支持实体经济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非常复杂的局面：一方面，经济结构失衡，产能过剩问题严重，新兴行业、“三农”、小微企业多年的融资难问题已成痼疾，实体经济缺血严重；另一方面，大量资金在金融机构间打转，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资金空转”问题凸显。针对这些问题，近期国务院和央行多次提出引导信贷资金支持实体经济。具体要采取的举措是：加大对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等的信贷支持；支持调整过剩产能；加大对“三农”和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的信贷倾斜，明确全年“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贷款增量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
（三）积极推动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
针对当前我国金融风险过度集中、中小金融机构发展滞后、中小企业金融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等现状，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步伐将有所加快，其中重要的一项是要加快推动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今年6月19日，总理在研究部署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就明确提出，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造，探索设立民间资本发起的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和金融租赁公司、消费金融公司，进一步发挥民间资本在村镇银行改革发展中的作用等。下一步，国家相关部门将研究放宽金融业特别是社区型中小金融机构的准入，可能会改变以往设立金融机构时的股东性质限制，以及只能以大银行作为股东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的硬性规定，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玻璃门”有望打破。
（四）强化影子银行和地方融资平台等领域风险防控
近年来我国金融多样化取得实质性进展，通过影子银行渠道形成的社会融资规模大幅攀升，据中金公司近期测算，目前我国广义信用的影子银行规模已达到27万亿，约占当前GDp规模的一般。影子银行规模的快速膨胀，导致市场利率居高不下，大量流动性在金融系统“内部循环”，难以起到给实体经济输血的作用，同时也集聚了多样化风险。为防范影子银行风险膨胀，中国银监会于2013年3月《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核心内容是促进银行理财产品的真实性，强化对银行非标准债权资产业务的风险管理，客观上将起到银行去表外杠杆化，以及规范整顿银证、银基业务等作用。针对地方政府债务膨胀等问题，近期审计署对36个地方本级政府债务进行审计，结果显示地方政府借新还旧情况加剧。伴随地方财政收入减收压力加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风险正不断加大，平台贷款违约将由从潜在风险变成现实。可以预见，今后我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监管将更加严厉。
（五）加强对企业开放和“走出去”的金融支持
面对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近期国家积极支持国内企业加大开放力度和“走出去”。今年3月份，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要鼓励商业银行开展进口信贷业务以及人民币贸易融资业务。今年6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又提出要创新外汇储备运用，拓展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平台和商业银行转贷款渠道，大力发展出口信用保险，推进个人对外直接投资试点等工作。从这些政策措施看，未来我国金融政策将更加支持外向型经济发展。
二、中部地区经济和金融发展现状及特点
自2006年我国提出中部崛起战略以来，中部地区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地位稳步提升，虽然经历2008年以来是世界金融危机，但仍保持了较快的发展势头，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在缩小。近年来，中部地区发展表现的共同特征是：以基础设施为代表的社会投资快速增长，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加快，主导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均呈现加快趋势；城市群发展发力，区域经济合作成为大趋势。
相比于快速发展的区域经济，中部地区金融发展仍相对滞后，突出表现为地方金融业发展滞后，金融服务区域经济的能力还很薄弱，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集聚的风险在加大。以安徽为例，截止2012年，安徽拥有金融机构网点数近万余家，但结构和区域分布极不平衡，从资产总额来看，省直地方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约占全省地方金融资产总额的98%，银行类地方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约占全省总额的89%，金融机构大多都集中在省会合肥，为县域经济、中小微企业服务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展严重不足，县域经济存贷比49.6%，有16个县不到40%。近年来，安徽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区发展，政府融资平台融资规模快速增加，一方面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挤出效应明显，另一方面也使得政府债务风险集聚，不利于地方经济和金融稳定。加快改善中部地区金融发展环境，提升金融效能，已经成为新时期加快中部崛起的必然选择。
三、当前形势下中部地区可采取的现实举措
当前我国货币金融政策已从以往“收收放放”的调控思路，逐步转变为将短期政策操作和金融改革长期目标结合起来，更加注重金融体系的合理构建，更加注重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平衡，其中蕴含了重大机遇。中部省份应深刻领会国家政策意图，积极采取一些现实举措，努力推动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发展，加快实现中部崛起。
一是加快完善地方金融服务体系。地方金融是服务地方经济的主力军，针对地方金融发展不足现状，中部省份应积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积极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加快形成以市场为主导的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依据中央精神，中部省份可在地方金融机构准入门槛、村镇银行组建要求等方面争取国家改革试点，改变以往不尽合理的政策限制，促进中部地区地方金融发展大繁荣。
二是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目前，中部省份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的实质性问题是融资成本过高问题。对此，中部省份应顺应国家利率市场化改革大趋势，积极引导省内金融机构开展业务调整，合理安排贷款结构和期限，科学设计风险控制和规避方法，适度降低市场利率水平，更大力度支持我省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发展。
三是加强对特定领域的金融支持。中部省份产业结构偏重于原材料产业和重化工业，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内外需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钢铁、化工、建材和新能源等一些新兴产业领域出现产能过剩，中部地区表现尤为严重，严重制约了中部地区崛起。对此，金融政策应有所倾斜，如制定金融支持调整过剩产能的相关措施，对整合过剩产能的企业定向开展并购贷款等。
四是积极做好融资平台风险控制。在严格落实国家关于地方融资平台清理整顿的相关政策，严控违规违法融资的同时，各省还应加大政府性资金、资源、资产的统筹力度，将优质资产注入融资平台，提高政府融资平台信用等级和融资能力。对于融资平台风险监管，还需避免“一刀切”模式，针对平台资产负债状况健康、还本付息安排有保障的平台公司，应积极协助其加快业务审批核准进度，稳步扩大融资规模，重点助推新兴产业和新型城镇化发展。
五是支持企业对外开放和“走出去”。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推动下，我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但中部地区企业“走出去”总体处于起步阶段，有实力的“走出去”主体少，组织化程度低，缺乏适应全球化发展的投资战略。在当前国内经济形势仍然严峻的情况下，中部省份可以充分利用国家的相关金融政策政策，拓展海外市场，进一步扩大“走出去”的规模和质量，促进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王维强.我国区域金融政策问题研究[J].财经研究，2005（2）.
[2]张利.安徽省地方金融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时代金融，2011（7）.
[3]曹亚楠，李欣欣.金融结构差异与区域经济发展探讨[J].青海金融，2012（1）.
当前的货币政策篇7
[关键词]货币政策名义锚通货膨胀目标制
货币政策框架(Frameformonetarypolicy)主要包括货币政策目标及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具体来说就是指货币政策工具,操作目标,中介目标和最终目标的有机组成。
一、我国当前货币政策框架的基本状况
我国当前所构建的是以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政策和公开市场操作为主要货币政策工具,以基础货币为操作目标,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以保持币值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为最终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和构建对我国经济平稳增长和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影响经济运行和货币政策传递的新的因素的不断涌现,货币政策框架面临的许多新的问题正在制约其有效性的发挥。因此,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并对我国的货币政策框架进行调整和完善无疑是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
二、我国当前货币政策框架有效性探讨
当前货币政策框架是否有效性在理论界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当前货币政策框架在总体上有效性的情况下,仍然面临以下诸多问题。
1.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问题
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法》以法律的形式将我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确定为“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但这一表述在学术界存在着单目标和多目标的争论,如果是单一目标,是稳定币值还是经济增长?如果
是多重目标,各目标间如何确定优先次序和各目标间怎样协调?币值稳定的内涵是什么?以何具体指标来衡量?是通货膨胀率、汇率、Cpi、ppi、GDp还是GDp紧缩系数(名义GDp/实际GDp)以及该指标在什么浮动幅度范围内才意味着币值稳定?我国货币政策框架没有加以明确界定或规定,这种模糊为货币政策提供了灵活性和相机抉择的较大空间,但不利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科学决策和操作,也不利于公众预期的正确引导,从而影响到我国货币政策框架有效性的发挥。
2.双名义锚的问题
当前情况下,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成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重要制约因素。保持币值的稳定包涵了币值的对内价值稳定和对外价值稳定,这可以分别用通货膨胀率和汇率来衡量。因此,在我国的货币政策框架中就不仅有货币供应量这一名义中介目标,而且汇率也成为了货币政策实际上的中介目标。央行为了汇率目标往往不得不放弃货币供应量目标。在目前汇率弹性不足以及对冲不完全的制度下,外汇占款导致基础货币的大量投放,这与抑制国内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目标背道而驰,货币供应量目标和汇率稳定目标间的固有矛盾使得货币政策操作不可能达到“鱼与熊掌”兼得的目的。
3.货币数量调控的有效性问题
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有效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即货币需求稳定和货币供给外生。也就是说货币量与最终目标的关系稳定,中央银行对货币量能够有效调控。但目前这两个前提均出现了问题,我国经济正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货币化进程正在深入,改革由增量改革阶段进入存量改革阶段,影响货币需求的因素在不断发生变化,货币供给内生性增强,央行对货币量的控制性较差,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和产出等最终目标之间的相关性减弱,公众通胀预期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加大,稳定公众通胀预期正逐渐成为货币政策的最重要的目标。
三、我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调整完善
1.正确认识货币政策的作用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平衡国际收支)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利率,进而影响经济的一种宏观调控手段,其总体上受制于一国金融环境与经济基础。货币政策是通过调控总支出来实现政策目标的,相对来说,货币政策在抑制需求拉动型通胀比较有效,而在抑制成本推动型通胀和结构性通胀则比较乏力,也就是说对来自实体领域和供给面的冲击,由于其不能在货币面上找到原因,因而很难从货币政策方面找到对策。实施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要通过对货币坏境的调控,为解决问题创造必要条件。货币政策“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流动性不断生成和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只能为经济增长创造平稳的货币金融坏境,并以此为结构调整和加快改革赢取时间。”
2.深入研究货币政策框架调整问题
鉴于当前货币政策框架遇到的困境,选择适当的时机转向新的货币政策框架是必要的。从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有效引导公众预期的方面来衡量,通货膨胀目标制无疑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其优点之一就是有较高的政策透明度。如果央行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同时加大政策操作的可信度,这对于稳定公众通货膨胀预期会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即使在当前通货膨胀目标制暂不可行,中央银行的政策运作也应该增强可信度、透明度和独立性,不仅有货币政策目标的透明,也要求决策程序和决策结果的透明。当然,盯住通货膨胀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可能意味货币供应量操作不再特别重要。
3.切实加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货币政策目标的制定权无疑应保留在国务院,以确保目标制定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人民银行则应该对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负责。同时依据职权对等原则,应赋予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工具的决策权,即人民银行有权独立选择货币政策工具实现目标的能力,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增强也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操作的透明度和可信度,从而有效稳定公众通胀预期。具体可行的方式是将目前作为咨询机构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升级为货币政策的决策机构,赋予其独立选择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的权力,由央行内部系统的代表和经济金融领域的外部专家以相应比例组成专家决策机构,从而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参考文献:
[1]米什金:货币金融学[m].第四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2]伯南克等:通货膨胀目标制:国际视角[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3]陈学彬:金融博弈论[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三、我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调整完善
1.正确认识货币政策的作用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平衡国际收支)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利率,进而影响经济的一种宏观调控手段,其总体上受制于一国金融环境与经济基础。货币政策是通过调控总支出来实现政策目标的,相对来说,货币政策在抑制需求拉动型通胀比较有效,而在抑制成本推动型通胀和结构性通胀则比较乏力,也就是说对来自实体领域和供给面的冲击,由于其不能在货币面上找到原因,因而很难从货币政策方面找到对策。实施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要通过对货币坏境的调控,为解决问题创造必要条件。货币政策“并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流动性不断生成和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只能为经济增长创造平稳的货币金融坏境,并以此为结构调整和加快改革赢取时间。”
2.深入研究货币政策框架调整问题
鉴于当前货币政策框架遇到的困境,选择适当的时机转向新的货币政策框架是必要的。从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有效引导公众预期的方面来衡量,通货膨胀目标制无疑是一个可行的方案,其优点之一就是有较高的政策透明度。如果央行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同时加大政策操作的可信度,这对于稳定公众通货膨胀预期会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即使在当前通货膨胀目标制暂不可行,中央银行的政策运作也应该增强可信度、透明度和独立性,不仅有货币政策目标的透明,也要求决策程序和决策结果的透明。当然,盯住通货膨胀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可能意味货币供应量操作不再特别重要。
3.切实加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货币政策目标的制定权无疑应保留在国务院,以确保目标制定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人民银行则应该对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负责。同时依据职权对等原则,应赋予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工具的决策权,即人民银行有权独立选择货币政策工具实现目标的能力,中央银行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增强也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操作的透明度和可信度,从而有效稳定公众通胀预期。具体可行的方式是将目前作为咨询机构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升级为货币政策的决策机构,赋予其独立选择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的权力,由央行内部系统的代表和经济金融领域的外部专家以相应比例组成专家决策机构,从而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参考文献:
[1]米什金:货币金融学[m].第四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当前的货币政策篇8
自1998年我国经济出现通货紧缩以来，中央银行采取的一系列积极的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从现实情况看，其货币政策操作力度是相当大的，然而却与国内市场需求持续不旺、经济增长缓慢的政策实施效果形成了较大的反差。这究竟是因为货币政策本身已经陷入了“流动性陷阱”，还是由于受客观经济新形势的影响，货币政策有效发挥存在时滞？一时间，人们禁不住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如果仅仅从近几年货币政策的表现就断言货币政策无效，似乎有失偏颇。因为从我国货币政策实践来看，1984年以前，我国的金融政策一直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控制下，因而谈不上有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确立为中央银行后，其职能和地位得到日益巩固和加强，货币政策也日渐成为其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加上金融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核心地位越来越明显，货币政策在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例如，1993-1996年，为治理因社会总需求过剩而引发的通货膨胀，中央银行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同时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因而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可以说，这是我国中央银行首次成功地运用货币政策来治理通货膨胀，其效果是显著的。1998年我国经济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为扩大国内需求、刺激经济增长，中央银行又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应该说，我国治理通货紧缩的货币政策效果也是有的，但发挥得不够，属于弱效应（这似乎验证了凯恩斯学派早已有过的解释：货币政策的紧缩功能强而扩张功能弱）。为此，国内许多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做出了不同的解释。
二、对我国货币政策弱效应的辩证分析
1998年以来的货币政策弱效应已是不争的事实，其原因是复杂的，必须辩证地加以分析。首先，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都有着自己的特色，具有金融制度的二元结构、金融市场体系残缺与滞后、政府对金融业过度管制等金融特征，因而不能完全照搬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评价标准去衡量我国货币政策效应（因为西方国家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分析是立足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市场体系完善、机制健全），而应更多地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分析框架。换言之，同样的货币政策，在西方国家能够带动经济的复苏，而在我国却可能无明显效果，或短期有效、长期无效。其次，以物价稳定作为最终目标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货币当局采取的货币政策，我国也不例外。但物价应稳定在什么范围之内，虽然国内学者做了大量的实证分析，然而至今还没有一个合理的量化标准。换言之，目前理论界认为的货币政策弱效应是基于不同的监控指标体系之上得出的结论。再者，从理论上说，货币政策的意义就在于货币当局通过改变一定的经济参数，达到影响实体经济活动的目的。因此，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货币政策目标的选定和传导机制的确定等内部制约因素以及经济开放度、现行汇率制度、金融创新和资本市场现状等外部影响因素，对货币政策有效发挥都有着制约性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1.内部因素的制约
（1）中央银行独立性与货币政策效应分析。中央银行独立性是指中央银行可以自主决定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程度。由于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而中央银行自成立起就始终摆脱不了政府的影响，受制于政府的行为；中央银行自主选择货币政策的能力十分有限，独立性较弱。表现在：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既要考虑自身的目标偏好，又要考虑政府部门的目标偏好，因而形成了实为多重目标的单一目标——稳定货币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定位以及我国货币供应具有的内生性[1]与外生性“混合特征”，便明证了中央银行不能独立地随意控制货币供应量。而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基础货币变动都是中央银行意愿决定的，这里还存在着许多经济学家常提到的货币供给的“倒逼机制”过程。然而，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保持币值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是非常突出的，因此中央银行极有可能迫使自己在多重目标之间寻找平衡。这种弱的独立性，导致货币政策效果难以有效发挥。
（2）货币政策目标与货币政策效应分析。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主要有四个：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然而，从现实情况看，要完全实现这四个目标，达到宏观经济政策效果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四者之间存在着内在冲突，会严重削弱政策效果，因而西方许多国家的货币政策相继完成了从“多目标”到“单目标”的转变。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虽然也选定为单一目标，但这一目标实际上却包含着两层含义。由于必须考虑到经济增长的重大政治和社会意义，因而中央银行在兼顾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双重目标的同时，更偏重于经济增长。但在目前我国通货严重紧缩的情况下，究竟应该偏重于经济增长还是保持币值稳定，都会产生“囚徒困境”，[2]削弱货币政策效应。
（3）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货币政策效应分析。货币政策是不能直接影响实体经济的，而是要通过一定的中介来传导货币政策的意图。因此，从某些程度上说，货币政策的效果取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否灵活、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就成为货币政策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我国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始于1998年，主要是以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为基础的，至今尚未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货币政策传导途径。具体表现在：
第一，凯恩斯学派的传统利率传导途径不符合我国国情。凯恩斯学派认为，利率是整个传导机制的核心，即决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否畅通的关键因素是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和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然而，我国的现实情况是，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基本上还是实行管制利率，利率的市场化程度很低，同时实体经济对利率弹性也呈现出非预期化特征。因此，用凯恩斯学派的利率传导途径来发挥我国货币政策的作用十分有限。
第二，货币学派的资产相对价格变动传导途径在我国缺乏金融市场支持。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认为，如果货币供应量增加到供过于求的状况，则货币资产的持有者会将多余的货币用于购买各种资产，从而增加产出。也就是说，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是通过公众多余的现金余额支出变动来影响支出和收入，从而达到国民收入的增加。这需要有充裕的货币以及完善的金融市场和丰富的金融资产的支持。而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还不完善，即使公众有能力也有愿望对其资产结构进行调整，也缺乏可供选择的金融资产。因此，用货币学派的资产相对价格变动传导途径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第三，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以托宾为代表的股票市场传导途径在我国存在现实阻滞。托宾的q理论认为，当中央银行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时，货币供应量上升，利率下降，促使股票价格上涨，q值相应上升，企业也相应增加投资，从而总产出增加。因此，货币政策通过股票市场传导的关键，取决于资本市场的规模、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以及金融市场各子市场间的一体化程度。而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还相当滞后，不仅规模偏小，而且还处于规范发展阶段；另外，我国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几乎完全被割裂，通过股票价格提高形成的财富效应和流动性效应也不是很明显。因此，通过股票市场传导货币政策存在现实阻滞。
目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主要通过信贷途径。但据李晓西等同志的研究报告，[3]目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存在六方面问题：一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机构存在活力不足的问题；二是传导机制的客体即企业存在活力不足的问题；三是货币政策传导的路径过窄；四是货币政策传导速度下降；五是货币政策传导的动力和信号有失真问题；六是货币政策传导的环境不容乐观。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发挥。
2.外部因素的影响
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加快，我国货币政策有效发挥面临着许多新的外部因素的影响，具体包括：
（1）经济开放度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货币政策效应与经济开放度密切相关。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总需求和总供给与国际收支形成了一种紧密的联系，从而使经济运行方式和货币政策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即：货币政策对产出和物价水平的影响程度依赖于经济开放度；经济越开放，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越小，而对物价水平的影响越大。因此，随着我国经济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快，在货币政策实施和传导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国外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时，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跨国银行的大量进入，跨国银行可从我国银行业手中抢占大量的业务和市场，影响资金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受到极大的影响；也使得我国现行的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被削弱，因而货币政策效应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2）现行汇率制度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由于我国现行的钉住汇率制度缺乏必要的弹性，因此无法及时地对外部冲击作出反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效果。具体表现在：第一，由于我国的汇率制度实际上是钉住美元的，因此会出现所谓的“储蓄、投资和通货紧缩”悖论，即越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通货紧缩的预期反而会增大；第二，钉住汇率降低了套利风险，会造成短期资本外逃，投资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受到阻滞；第三，钉住汇率无法及时应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汇率变化，影响进出口增长，进而影响货币政策效应。
（3）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包括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影响、对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和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就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来讲，金融创新使得货币供应量脱离了中介目标的基本要求，与中介目标的“三性”（可控性、可测性、相关性）差距拉大。因此货币供应量是否仍适合继续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已成为现实问题。具体说来，金融创新使得货币供应的内生性增强，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可控性降低；金融创新增加了货币供应定义和计量的难度，降低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可测性；金融创新改变了各层次货币总量的决定因素，削弱了货币供应量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相关性。就货币政策工具来讲，金融创新降低了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的作用效率，弱化了再贴现政策的操作效果。就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来讲，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传导途径有弱化作用。[4]
（4）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是畸形的，主要有二层含义：一是指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之间的非均衡发展；二是指资本市场本身的非规范发展。由于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之间的非均衡发展，尤其是股票市场的高收益，造成了虚拟货币需求猛增，相应降低了货币供应量对实体经济的刺激，削弱了货币政策效应；而资本市场的非规范发展，使得大量银行资金流入股市，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导致货币政策无法顺利传导致实体经济，同样削弱了货币政策效应。在当前中国股市的发展状态下，通过股市上扬促进经济增长只能是一个幻想。[5]
三、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效应的对策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对外开放进程的进一步加快，货币政策有效发挥受到的影响也将越来越多。面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要求，我们必须对我国的货币政策作出适当的调整，尽可能地使货币政策效果达到最佳状态。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内部制约因素还是外部影响因素对货币政策的作用，最终都落在了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政策协调性等方面。以下就此提出调整对策：
1.我国加入wto后，随着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对外经济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经济的外部平衡开始成为我国货币政策制定中必须考虑的经济因素。因此，在强调稳定货币币值这一政策目标的同时，也应关注国际收支平衡，选择汇率目标区作为现阶段的汇率制度安排，这是我国货币政策能否有效发挥的至关重要的方面。另外，为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应尽快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物价水平监控指标体系。
2.适时把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从总量性指标逐步过渡到价格性指标已是世界性的趋势，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利率弹性的增大，应适时把市场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这既可消除金融创新对中介目标的不利影响，又可消除外资银行业务扩展对中介目标的不利影响。但在目前还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可采取渐进调整的策略：即把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中介目标，并将外汇存款和外资银行存款纳入货币供应量统计范围，同时参照短期利率指标，逐步过渡到以利率为单一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当前的货币政策篇9
在信息不对称下，央行如何清晰地传达自己的政策信号，使市场形成正确的预期，从而避免市场的猜测和混乱，这时就需要央行传达清晰的政策信号，这种市场参与者通过信号甄别来识别央行政策的方法，是新凯恩斯主义者的理论贡献。一些经济学家也提出了诸如声誉模型之类的理论来解决新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时间动态不一致问题。对于中央银行而言，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提高政策透明度是树立央行声誉、给市场传达信号的一种好的方法。一般认为,货币政策透明度是指央行就政策目标、宏观经济信息、央行决策过程相关依据和程序的公布程度。在这一过程中,容易形成市场主体对通货膨胀的共同预期,改善了货币政策的可信性。而且,共同预期和可信性的改善也对货币政策以至宏观经济的稳定产生了明显的效应。
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提高有利于形成共同预期
共同预期的形成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改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第一，共同预期的形成降低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执行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意外通货膨胀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当非政策因素使物价水平持续上涨时，由于市场主体相信货币当局有能力抑制通胀，低通胀的共同预期不会助长实际通胀率继续上升，则市场不良预期对通胀水平的“哄抬”效应微弱。同时,低通胀预期的保持使名义工资水平在短期内不随物价上涨，总供给曲线不发生明显位移，这有利于货币当局迅速实施紧缩性政策，从而抑制总需求，以更低的成本平抑意外通胀的冲击。第二，共同预期的形成有助于解决货币政策时滞问题。在高度透明的货币政策体系之下，根据及时充分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市场主体参照央行颁布的货币政策目标和决策规则，能够大体上提前预知央行未来货币政策的走向和力度，从而可以及时调整其投资和消费计划,也就提前消化了波动，无须等到央行正式实施货币政策。显然，货币政策透明度带来的共同预期不但可以平抑波动，还可以跨越识别时滞和行动时滞，使市场主体根据预期直接做出决策。当然,即使在高度透明的政策体系中，市场主体对未来货币政策走向和力度的预期也必然存在分歧。然而在政策目标、决策信息以及决策规则都十分明朗的情况下，共同预期不难形成，其结果是货币政策的效应较以往更及时地发挥出来。由于透明度提高形成的共同预期不但可以抵制意外经济冲击，降低货币政策执行成本，还能使货币政策提前发挥作用，跨越不必要的时滞,则其平抑波动、稳定宏观经济的作用就得到了充分有效的发挥。
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提高有利于改善货币政策的可信性
显然，透明度的提高使货币政策的决策过程基本处于市场主体的监督之下，货币当局通过意外通货膨胀扩大产出和增加就业的行为会被市场主体及时发现，从而使其提高预期，货币政策成本上升。所以,货币当局会理性地选择遵守承诺。因此,透明度的提高有效地抑制了政府和央行的“欺骗冲动”，培养了市场主体对货币当局以及政策本身的信赖心理，改善了其可信性。可信性越好，货币政策对共同预期的引导和管理效果越明显，同时也有利于加强市场主体和货币当局的沟通和相互理解。
提高央行政策透明度的建议
在实际操作中，货币政策有规则和相机抉择之分，究竟哪一种更有利于增加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引导良好的市场预期，仍然是有争议的。实际上，采取规则与相机抉择的两分法过于简单，在实践中并不存在货币政策的绝对规则，货币政策实际上是把相机抉择和规则进行调和，只不过是程度不同。执行相机抉择政策的中央银行并没有公开对目标或政策动向做出承诺，而是保留了根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相机调整货币政策的权力，以及对新信息和无法预测的情况做出反应的灵活性。那么，在货币政策规则和相机抉择相结合的过程中，如何提高央行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以克服中央银行在动态时间不一致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同时保持货币政策应对意外冲击的灵活性，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国在货币政策透明度的建设上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仍存在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如对外公布金融统计数据的完整性和及时性不够，对未来经济金融形势的预测等信息公布较少，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作用有限等。本文认为，央行应该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以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和可信性。
明确规定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物价稳定，明确授权中央银行独立地制定与实施货币政策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央行的首要职能是通过独立的货币政策操作来维护物价稳定，既要对通货膨胀承担责任，又要对通货紧缩承担责任，从而彻底改变在履行制定与实施货币政策方面的随意性。
央行应建立定期信息制度，规范信息披露的内容、方法、时间与形式
通过互联网、传统媒体向公众公开有关金融信息以及相关的工作程序，如季度货币政策报告及有关货币政策评论，加强中央银行与公众的信息交流，引导金融机构和公众预期行为；增加预测性报告的实质内容，提高对未来经济金融形势预测的准确性，以使公众更好地把握货币政策的走向与宏观经济金融趋势，更好地引导市场预期，提高货币政策操作效果。
加强和完善我国通货膨胀统计和金融统计
对价格指数进行更仔细的统计分析，如分析研究消费物价指数中的能源、食品、住房、衣着、医疗、交通等部分的变化对货币政策的短期冲击，考虑对外公布核心通货膨胀指标。另外，由于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与投资关系极大，还应密切关注涵盖投资品的批发价格指数。在金融统计方面，还存在如统计报表反映面太窄、报表缺乏合规性、统计指标设置重复、数据来源等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因此，有关部门应尽快加强和改进金融统计，保证货币政策有一个准确的依据。
提高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作用
当前的货币政策篇10
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3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的走向及其调控，我们发现：在1993年开始的以抑制经济过热和反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宏观经济调控中，在缺乏财政政策有效配合的情况下，货币政策起到了主导作用且政策效果非常显著。1997年以后，我国宏观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长期的社会供给不足和有效需求相对旺盛转向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和供给的相对过剩。这种转变在货币层面上表现为周期性通货膨胀转向持续性通货紧缩趋势。由此也带来了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根本性转变，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增发国债、增加离退休及行政事业单位工资等的配合下，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自1996年起先后七次调低存贷款利率；1998年1月1日起，取消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长期实行的贷款规模限额控制；1998年3月大幅降低存款准备金率；1999年将消费信贷业务放宽到所有商业银行，消费信贷种类放宽到所有大件消费品并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支持农业、投资、消费、进出口的信贷指导意见……。然而，近几年的经济运行状况表明，货币政策在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实际效果不太理想。为什么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膨胀、抑制社会需求时政策效应非常显著，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时却效果欠佳呢？笔者认为其内在原因在于货币政策在刺激需求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我国当前宏观调控中存在的问题相当程度上正是这些局限性的必然体现。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货币政策是狭义的，即指中央银行为达到一定的货币政策目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控制货币供给、影响货币需求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
一、从货币结构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笔者认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建立在扩张货币供给总量和提高货币流动性的基础之上的。而一般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实现的货币供给量的增长是仅就广义货币而言的，在消费及投资需求不振，市场低迷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企业和居民会减少现金及活期存款持有量而更多地以储蓄存款、定期存款及外币存款等广义货币的形式持有其资产，由此在货币总量增长的同时却引起货币流动性的减弱，如1994年底m1占m2的比率为43．8％，1999年则降为35％，致使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政策效应大打折扣。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1997年以来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有效需求的拉动作用效微力乏的原因了。
政策建议：(1)在继续执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基础上，要缓解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货币政策方面必须改变一味增加货币供应总量的做法，在维持广义货币m2增长率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将工作重点转向调控货币供给结构即提高货币流动性方面，鼓励储蓄存款、定期存款等准货币转化为现金及活期存款，使m1的增长率相对高于m2的增长率。(2)通过鼓励消费和投资，对高达6亿多的储蓄存款进行分流，而鼓励消费的基础性工作在于建立稳定的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化的个人信用评估体系。而鼓励投资，一方面要加强我国的金融工具创新以增加金融投资的渠道，另一方面必须进一步降低投资限制以鼓励实业投资。
二、从货币供给的影响因素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当中央银行为刺激社会需求而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主要是通过基础货币的投放和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办法来实现的。但是，在微观经济主体消费和投资意愿低下的经济背景中：(1)由于物价水平持续下跌情况下“买涨不买跌”的消费心理及名义利率水平尤其是名义储蓄存款利率水平相对低下，居民的经济行为往往表现为持币待购，由此导致社会现金流通量的增加和现金漏损率的提高，客观上起到了降低货币乘数和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2)因为销售不畅和生产经营的萎缩，企业对于活期存款的交易性需求减少，加上其投资行为受到遏制，企业活期存款在一定程度上会转化为定期存款，如上所述，定期存款比率的上升同样起到降低货币乘数、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3)商业银行在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和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增加的情况下，可用资金大量增加，与此同时其贷放规模并未随之相应增长，原因有二：第一，企业和居民贷款意愿低下使得全社会贷款需求不振；第二，贷放风险尤其是信用风险增加，商业银行出于风险控制和资产安全性的需要严格控制资金贷放，出现银行“惜贷”现象。最终体现出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变化，即超额存款准备金的超常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降低货币乘数，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中央银行为刺激社会需求而试图扩张货币供给的过程中，其他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在客观上却与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向背道而驰，进而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货币政策效应的实现。
政策建议：(1)在扩张性货币政策中的制定和实施中注重中央银行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必须将调控重点放在引导商业银行、工商企业及居民的经济行为上，使之“顺对货币政策的风向”，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发挥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效应。(2)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注重诸多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投资政策及产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的综合协调运用，过度依赖于少数经济政策如货币及财政政策的做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行的。(3)加快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这是走出通货紧缩，推动经济增长所必不可少的。
三、从货币政策的传导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来调节货币供给，影响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从而对全社会的投资水平和消费支出规模产生影响，并最终影响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使之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由此，从中央银行具体制定和实施货币调控到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之间，必然有一个相关的传导过程。以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传导为例，这一过程可分为三个层次：
1、中央银行根据刺激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既定货币政策目标，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增加基础货币投放，提高商业银行派生存款创造能力，并降低利率水平。这是扩张性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的基础。但是，在现阶段中央银行投放的基础货币有相当一部分并未进入多倍存款货币的创造过程，其原因在于银行资金的内部短路现象，它是指银行体系增加的准备金没有最终用于向工商企业和居民的放款，而是滞留在了银行体系内部，或是用于银行之间的资金拆借和证券买卖，或是以超额存款准备金的形式存在。这种现象在客观上起到了减少基础货币的作用，基础货币的减少又通过多倍存款货币的紧缩进一步缩减了货币的实际供给，导致社会资金相对减少。
2、商业银行在接受中央银行提供的基础货币，超额存款准备金大量增加的基础上，对中央银行的具体调控做出反应，即根据中央银行扩大货币供给的意向相应调整其业务，动用超额准备金扩大向工商企业和居民个人放款的规模并调低放款的利率水平，同时通过派生存款创造机制影响货币供应总量的增加。作为在中央银行和工商企业及居民之间充当传导媒介的商业银行，在利益驱动的基础上，能否对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意图做出“顺对政策风向”的迅速反应，是货币政策顺利传导的基本保证。但是，由于现阶段商业银行资产的单一化以及现存的银行信贷配给机制自身抑制需求和减少流通中货币的作用，加上银行出于风险控制的目的，在中央银行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放松银根时，出现了日益普遍的“惜贷”和前文提及的银行资金内部短路现象，大量资金滞留于银行体系内部而未形成对投资和消费的拉动效应。
3、工商企业和居民个人根据中央银行发出的放松银根的政策意向，在商业银行扩大放款规模，金融市场上资金供给充裕、利率水平下降的情况下，相应扩大其投资和消费支出，最终实现货币政策刺激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目标。这一层次是货币政策传导的关键，近年我国宏观金融调控的实际效应业已证明，现阶段，即使在积极财政政策的配合下，无论是社会消费支出，还是投资支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均无法有效拉动。应该说，当前我国出现的通货紧缩趋势其实质是体制性的，是我国现行经济包括金融体制中诸多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