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区别篇1
因为中国财政政策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具有不亚于货币政策的影响，故而本文在构建VaR模型的时候，同时采用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区域经济和区域物价水平等四个变量进行分析；并将样本区间设定为1979-2010年。在变量选取上，可以从金融机构贷款额、m0、m1、m2、拆借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中选取适合中国的货币政策变量。基于中国货币政策的实践经验以及数据的可得性，选取m1为货币政策变量。由于m1数据从1990年才开始公布，故而1979年至1989年的相关数据由m0代替。财政政策变量用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增长率数据表示，并利用Hp滤波处理之后得到的周期（Cycle）部分代替。由于货币、财政政策的目标为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所以用全国GDp和商品价格指数以及各省市GDp和商品价格指数作为货币、财政政策的最终目标变量。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选取1979-2010年的全国GDp、Cpi、商品价格指数及m1、中央政府财政支出、人口数等全国年度数据；选取各省区的GDp商品价格指数、人口数等地区年度数据。GDp等样本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对相关变量进行如下处理：首先，利用1978年为基年的定基比商品价格指数作为物价指数，将m1、省区GDp、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变换为实际值。其中对区域GDp数据取自然对数并求一阶差分，以得到平稳序列。为了剔除因人口增长快慢而扭曲的货币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以各省区的人均GDp作为区域经济变量数据2。其次，与大部分研究直接得到各省区物价指数的平均值不同，我们以各个地区的实际生产总值占四大地区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的比重为权重，计算得到加权平均后的各省市商品价格指数（以商品价格指数1978=100为基准来求实际值）。这一做法提高了物价指数的精确度。最后，对各变量的实际值进行平稳化处理。
二、平稳性和协整检验及格兰杰因果关系
（一）平稳性检验
利用VaR模型做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以及脉冲响应分析需满足序列平稳性条件，故利用aDF单位根分析检验各序列的平稳性。的单位根检验表明，财政政策变量（CZ）、货币政策变量、四大地区物价变量（Si_pR_DonG、Si_pR_DonGBei、Si_pR_ZHonG、Si_pR_Xi）、以及四大地区产出变量（Si_GR_DonG、Si_GR_DonGBei、Si_GR_ZHonG、Si_GR_Xi）取自然对数后的一阶差分值满足平稳性条件，且是一阶单整的
（二）协整检验
结合单位根检验和各个变量的图示，确定协整分析的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并利用aiC或SC最小准则确定最佳滞后阶数，对各变量进行协整分析。说明，经过对数变换后的地区人均GDp（LnGDp）、物价水平、货币和财政变量间只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因此初步判断货币、财政政策与产出和物价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
三、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一）VaR模型估计结果
对实证模型的选择，近似主题的文献较多采用VaR、SVaR、VeCm等模型做实证分析。虽然这些计量模型均无法准确捕捉改革开放后30年中的区域经济结构与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变迁4，但考虑到研究的可行性以及参照同类文献的做法有利于比较，故本文仍采用VaR模型做实证分析5。利用VaR（k）模型对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分别与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的人均GDp及价格指数进行分析。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的不同k值采用aiC或SC最小原则确定，分别为3、1、1、1。表4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四大区域产出及价格VaR模型估计结果注：估计结果下方的R-Squared值是单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对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东部人均GDp（Si_GR_DonG）、价格指数（Si_pR_DonG）四个变量之间的VaR（3）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前二个方程拟合优度稍小为0.72，后两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8以上，表明模型能较好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主要考虑后两个方程的估计结果。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东北部人均GDp（Si_GR_DonGBei）、价格指数（Si_pR_DonGBei）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73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5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为了分析完整性，对东北、中部以及西部区域也进行脉冲响应分析。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中部人均GDp（Si_GR_ZHonG）、价格指数（Si_pR_ZHonG）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63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37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货币量（m1）、财政支出（CZ）与西部人均GDp（Si_GR_Xi）、价格指数（Si_pR_Xi）四个变量之间VaR（1）模型估计结果表明，除了第四个个方程拟合优度为0.65之外，其他三个方程的拟合优度均在0.33以下，表明模型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比较差。不过，VaR模型相对不那么在意拟合度和系数的显著性问题。下面采用脉冲响应函数来描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冲击，对各区域人均GDp和加权平均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造成的动态影响
（二）脉冲响应函数及累计脉冲响应函数的分析结果
在各VaR模型中，分别考虑狭义货币供应量（m1）及中央财政支出（CZ）变动在未来10年内对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等4大区域人均GDp实际值、关于货币政策区域经济效应，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四大区域在经历货币政策冲击之后，在第一年达到最大响应值，分别为0.020272、0.014757、0.014913、0.001565。从大小来看，“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从区域经济效应累计值来看，货币政策冲击产生后，东部、东北部、中部区域在第二年达到最大累计响应值，而西部则第一年已达到最大累计响应值，分别为0.031895、0.018998、0.022865、0.001565。按累计响应值大小来排序，也得到了“东部中部东北部西部”的类似排序。可见，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地区差异性并未随时间而有大的变化。另外，中国货币政策对西部区域几乎不产生影响。这点和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是吻合的。关于货币政策区域物价效应，之前的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在1%显著水平下，m1与中国各个区域的物价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而从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来看，四大区域均在第二年达到响应峰值，分别为2.59148、2.136434、2.119478、1.789887。按响应大小来排序，为“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虽然货币政策区域价格效应也存在地区差异性效应，但是其区域价格效应差异远远小于区域经济效应。从上述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可见，中国货币政策主要影响东部区域的经济和物价水平，其次为东北和中部区域，对西部区域的影响比较小。有意思的是，中国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大小排序恰好相反，为“西部中部东北东部”。并且财政政策达到响应峰值时间也属西部是最快的。不仅如此，财政政策累计效应也得到了“西部中部东北东部”的同样结果。可见与货币政策类似，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地区差异性也未随时间而起大的变化。综合来看，上述关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区域经济效应的地区差异性结果，为我们构建合理的且相互补充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提供了许多的可能性。这一结论和格兰杰检验结果具有相互印证性6。关于货币政策的时差，在整个区域货币政策实施第一年达到效应峰值，除了西部区域之外，第二年累计效应达到峰值，第三年开始起效应变为负。财政政策效应在西部第一年、在中部第二年、在东北第三年、在东部第四年达到效应峰值。不难发现，虽然从财政政策效应的大小来看，西部区域效果最明显，但其效果保持的时间较短。这可能与中西部区域支柱产业不足、区域竞争优势较低、区域产业单一等原因有关；财政政策实施初期主要投入在基础实施建设上，因而实行初期效果较明显，但因缺乏强有力的产业支撑，其后续拉动经济的作用有限，导致了其效果保持的时间较短。因此，截至目前，通过财政政策尚无法充分弥补因货币政策实施所导致的区域经济差距。有效发挥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的效力，可能需要更为有力的产业政策的配合。
四、结论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区别篇2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就业；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从2011的9.2%下降到2015年的6.9%，与此同时中国的就业形势保持相对稳定，2011-2015年期间年均新增就业岗位1286万个，城镇登记失业率维持在4.1%左右。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仍将面临增速调整和结构调整的问题，而经济增速的调整将不利于总就业的增长，经济结构的调整有可能产生大量的结构性失业，因此经济增速和结构的调整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的就业产生负面的冲击。为此，中国政府应当采取恰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稳定就业形势，为中国经济增长的转型升级赢得更多的时间。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中国的就业到底有多大的促进作用呢？现有的研究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
有大量的文献研究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其中卢亮、刘新和刘星、董万好和刘兰娟、张宏亮等研究了财政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许先普、李伊涵和陈利锋、易定红和白九梅研究了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然而尚未有文献在同一个理论框架和计量模型中研究财政政策和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不仅如此，现有研究的结论存在显著的差异，甚至存在较多矛盾之处：第一，关于财政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卢亮、董万好和刘兰娟发现财政政策对中国就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刘新、刘星发现财政政策对中国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关于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李伊涵和陈利锋、易定红和白九梅发现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然而许先普发现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有不利的影响。
综上所述，已有的研究割裂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影响关系，没有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下来估计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不仅如此，现有研究并没有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达成一致的认识。因此，我们尚不清楚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贡献的大小，我们也不能根据现有研究的结论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此，我们需要采用新的数据和新的研究方法评估中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以便提出更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根据1991-2014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本文的创新主要有三点：第一，采用新的方法――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这是一种积极的尝试；第二，本文采用财政赤字作为度量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变量，从而更好地解决了财政政策的识别问题；第三，本文在同一个模型中估计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从而能够比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的大小，进而能够提出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与方法选择
关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现有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各不相同，因而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论。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主要采用了如下五种研究方法：第一，卢亮以凯恩斯的宏观乘数理论为基础，测算了政府支出乘数、税收乘数和转移支付乘数，进而测算出财政支出对新增就业的贡献大约为4%；第二，董万好、刘兰娟建立了一个分析财政科教支出对就业及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的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CGe），发现财政科教支出对就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于住宿和餐饮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就业有较强的促进作用；第三，刘新、刘星估计了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与就业之间的面板协整模型，发现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就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张宏亮估计了财政支出与就业之间的协整模型，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后财政支出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大幅度下降，而曾学文分别估计了财政支出、国债发行、货币供给与就业之间的协整模型，发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就业促进作用不理想；第四，易定红、白九梅通过时间序列模型估计了利率波动性对失业影响，发现利率波动与失业率之间存在负相关的关系；第五，李伊涵、陈利锋采用了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流通中现金量和社会信贷余额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发现社会信贷余额的就业效应大于流通中现金量的就业效应。
综上所述，已有的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宏观乘数法、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协整模型、多元时间序列的回归模型、向量自回归模型等五种方法，但是在这些方法中哪种方法更加适合于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呢？现有研究并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地讨论。事实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主要具有如下三个特征：第一，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具有动态特征，也就是说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在政策实施之后的几个时期内都是存在的；第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具有时效性，我们主要关心的是经济衰退时期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因此我们主要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短期影响关系，而不是研究二者对就业的长期影响关系；第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外生冲击的识别问题，这是因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是通过政府的外生干预而实施的，但是政府的干预过程是不可测量，从而成为遗漏变量进入了误差项，导致了内生性问题，应当采取恰当的方法识别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外生冲击。根据上述三个特点，我们认为宏观乘数法、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多元时间序列的回归模型、协整模型都不是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就业效应的最佳方法，因为前三者不能考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动态影响关系，而后者不能集中考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短期影响关系。因此，我们应当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但通常来说，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必须要解决外生政策冲击的识别问题以及样本量较少带来的估计结果不稳健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直接影响了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结果的准确性。
关于外生政策冲击的识别问题，目前主要有如下三种解决方法：第一，西姆斯（Sims）提出的短期零限制条件识别方法，这种方法也称为递归识别法，该方法假定政策变量在当期对其他经济变量不产生影响，那么结构型向量自回归模型a中矩阵a为下三角矩阵，矩阵B为对角矩阵，从而可以采用乔里斯基（Choleski）分解的方法确定矩阵a和B，但是伯南克（Bernanke）和布林德（Blinder）指出变量排列顺序对这种识别方法的分解结果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建议把政策变量排在所有变量的第一位；第二，布兰查德（Blanckard）和柯（Quah）以及布兰查德和佩罗蒂（perotti）提出的长期零限制条件识别方法，该方法的思路是，把结构型的向量自回归模型转化为ut=a-1But=Cut的形式，然后根据残差ut与结构型冲击ut的长期关系确定矩阵C中部分元素的具体值，从而识别出政策的外生冲击，但是这种识别方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需要预先通过经济理论和相关数据对模型中的关键参数进行估计，如果我们选取的理论和数据出现偏误，则采用该识别方法估计出来的结果将是不准确的；第三，尤里格（Uhlig）提出的符号限制的识别方法，这种方法通过设定一定时期内一组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来识别政策的外生冲击，比如帕帕（pappa）通过假定财政支出与总产出和财政赤字正相关的方法识别了财政政策的外生冲击，卡诺瓦（Canova）和帕帕通过假定财政收入与总产出和财政赤字负相关的方法识别了财政政策的外生冲击，博蒙特（Berument）等则通过假定利率与货币供给和通货膨胀负相关的方法识别了货币政策的外生冲击。
关于向量自回归模型样本量较少、回归结果不稳健的问题，已有研究致力于把向量自回归模型扩展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从而充分利用面板数据样本量大、估计结果稳健的优点。但是，估计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面临如下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由于模型引入了因变量的滞后项而产生了内生性问题；第二，面板数据模型固有的不可观察的个体效应。霍尔茨一埃金（Hohz-eakin）等最早把向量自回归模型扩展为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并且提出了采用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的方法，估计了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阿雷拉诺（arellano）和邦德（Bond）首先通过一阶差分的方法去除了横截面的个体效应，然后采用变量的水平值的滞后项作为差分变量的工具变量，最后通过广义矩估计的方法估计了动态面板模型，这种方法称为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由于一阶差分会损失很多的信息，阿雷拉诺和邦德以及布伦德尔（Blundell）和邦德提出了采用前向均值差分的方法去除个体效应，然后采用水平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差分变量的工具变量，采用差分变量的滞后项作为水平变量的工具变量，最后采用广义矩估计的方法同时估计了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这种方法称为系统广义矩估计。以系统广义矩估计为基础，洛夫（Love）和泰克尼诺（Zicchino）采用前向均值差分的方法去除个体效应，然后采用广义矩的估计方法估计了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这是最早采用广义矩方法估计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文献，其后有大量的文献采用该方法估计了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如果面板数据具有较强的异质性，那么就应当采用如下的两种估计方法去除面板数据的异质性：第一，佩斯卡拉（pesaran）等提出的混合组均值估计方法，该方法首先对每个横截面分别进行估计，然后对各个横截面的回归系数进行加总和统计推断；第二，斯瓦米（Swamy）提出的面板随机系数模型，即假定自变量的各个横截面的系数与其均值的差服从均值为0、标准差为Ω的正态分布，多恩等（Doan）进一步假定标准差Ω服从明尼苏达先验分布，从而可以采用贝叶斯估计方法估计面板随机系数模型，卡诺瓦和奇卡雷利（Ciccarelli）以及卡诺瓦等随后对该方法进行了发展和完善。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就业效应，并且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最新发展方向是外生政策冲击的识别以及面板向量自回归的估计。在本文中，我们采用省级面板稻菅芯坎普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的影响，为了识别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外生冲击，我们采用短期零限制条件识别方法和符号限制的识别方法，为了匹配省级面板数据同质性较强的特征，我们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估计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
三、计量模型、估计方法与数据
1.政策冲击的识别
为了得到稳健的估计结果，本文采用了两种识别政策冲击的方法：第一，借鉴短期零限制条件识别方法，我们把外生性最强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变量放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各变量的最前面，把内生性较强的变量――国内生产总值、工资、就业――放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变量之后；第二，根据符号限制的识别方法，财政赤字比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更适合于测量财政政策，因此本文不再使用财政收入或者财政支出作为测量财政政策的变量，而是采用财政赤字作为测量财政政策的变量。不仅如此，我们还引入了财政支出的相对增长率，即财政支出与收入的增长率之差来识别财政政策冲击，这是因为财政支出的增长率高于财政收入的增长率，财政支出的相对增长率提高，就意味着政府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反之亦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货币政策涉及货币供给和利率两个方面的变量，而且我们不能对这两方面的变量进行简单的整合，因此本文未能参考符号限制的识别方法识别货币政策冲击，而是把货币供给变量和利率变量共同带入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以研究货币供给和利率对就业的影响。
2.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假定yt是企业t期的总产出，λ是企业t期的生产技术，Kt是企业t期使用的资本，et是企业t期的就业量，pt是t期的除利率之外的其他政策变量，根据巴罗（Barro）对生产函数的设定方式，把除利率之外的其他政策变量pt引入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得到生产函数yt假定wt是t期劳动者的工资rt是t期的利率，根据利润最大化条件得到就业函数et=根据就业函数，影响就业的主要变量有总产出、工资、利率以及除利率之外的其他政策变量。
在本文中，测量总产出的变量是国内生产总值GDp，测量就业的变量是总体就业emp和城镇就业empu，测量工资的变量是城镇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waG，测量利率的变量是一年期贷款利率尺，测量财政政策的变量是财政赤字BD和财政支出的相对增长率BDG（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的增长率之差），测量货币政策的变量是货币供给mo、m1、m2以及一年期贷款利率R。对于上述各变量还有如下四点说明：第一，总体就业emp和城镇就业emp的数据来源于各省市历年的统计年鉴，其他数据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中国统计年鉴》（2009-2015），同时由于《中国统计年鉴》只提供了1991年以后的货币供给m0、m1、m2的可比价格增长率的数据，因此本文中各变量的样本区间为1991-2014年；第二，根据林（im）等提出的面板单位根检验，我们发现变量emp、emp、GDp、waG、mo、m1、m2以及这些变量的对数均存在单位根，因此本文采用这些变量的增长率empG、empG、GDpG、waGG、moG、m1G、m2G，而财政赤字BD不存在单位根，因此本文采用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第三，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一年期贷款利率R是全国年度时间序列数据，样本期间为1991-2014年，样本量为24个，而其他变量是1991-2014年期间的省级面板数据，样本量为31x24=744个；第四，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的最大值为44.74，最小值为-21.84，因此该变量存在不合理的异常值，我们对empG进行了2%的缩尾处理。本文采用的各变量的名称、定义、数据来源、计算方法、描述性统计，参见表1。
3.模型的设定与估计方法
从理论上讲，我们应当把测量货币政策的四个变量moG、m1G、m2G、R带入同一个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但是变量moG、m1G、m2G、R是全国时间序列数据，并且变量moG、m1G、m2G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如果把这四个变量带人同一个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则该模型不能被估计出来。因此，我们把变量moG、m1G、m2G分别带人下面的三个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
因为省级面板数据具有较强的同质性，所以本文采用阿雷拉诺和邦德以及布伦德尔和邦德提出的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估计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程序来自洛夫和泰克尼诺提供的Stata命令。
四、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
在估计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之前，我们需要进行以下三个方面的检验①：第一，根据林（im）等提出的面板单位根检验，我们发现，变量empG、empG、waGG、GDpG、lnBD、BDG、moG、m1G、m2G、R都是平稳的变量，故而适合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估计；第二，根据BiC、aiC、HQiC三个信息准则，我们发现，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1a）、（1b）、（1c）的最优滞后阶数为五阶，但是采用五阶滞后得到的估计结果和脉冲反应图效果不理想，所以我们把最优的滞后阶数调整为三阶，把各内生变量的工具变量的滞后阶数调整为四阶；第三，根据稳定性检验，我们发现，九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都是不稳定的，其原因是模型中加入了moG、m1G、m2G、R四个时间序列变量，如果要得到稳定的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就必须去除这四个变量，然而这将导致我们不能考察货币政策对就业的影响，不能比较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影响的大小关系，为了避免这两方面的不利影响，我们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保留了moG、m1G、m2G、R四个变量，同时采用bootstrap的方法对估计结果进行1000次的蒙特卡洛模拟，以尽可能地消除模型的不稳定对估计结果的影响。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研究重点是，根据估计方程得到残差的方差协方差矩阵，然后再对方差协方差矩阵进行分解，进而得到相应的脉冲反应图，限于篇幅的限制，我们没有给出所有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仅给出了基于计量模型（1b）的回归结果，参见表2。如表2所示，模型中有较多变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因此可以对估计方程的方差协方差矩阵进行分解，并得到相应的脉冲反应图。
1.财政赤字、货币供给增长率、利率对就业的影响分析
根据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1a），我们可以得到总体就业增长率empG、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对财政赤字对数lnBD、货币供给mo的增长率moG、利率R的脉冲反应图形，参见图1。
如图1所示，总体就业增长率empG对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货币供给mo的增长率moG、利率尺的脉冲反应图分布在[-0.4，0.4]的区间之内，而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对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货币供给mo的增长率moG、利率R的脉冲反应图分布在[-0.5，1.5]的区间之内。这表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总体就业的影响较小，而对城镇就业的影响较大。这是因为，总体就业包含了农业从业人员，而农业从业人员具有稳定、不受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特征，故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总体就业的影响较小，而城镇就业容易受到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故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的影响更大。鉴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总体就业的影响较小，本文不再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总体就业的影响，而是集中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的影响。
图1下方的三幅子图显示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的影响：第一，在四年以内，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增加财政赤字能够有效地促进城镇就业的增长；第二，货币供给mo的增长率moG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的影响在零水平线上下波动，且在较多情况下为负数，这表明，提高货币供给增长率moG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三，提高利率R，在两年以内对城镇就业增长率有正向影响，在两年以后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Q有负向影响，这意味着，降低利率R在两年以内对城镇就业增长率有负向影响，在两年以后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有正向影响。上述结论表明，在经济衰退时期，采取降低利率的政策在短期对城镇就业有不利的影响，这是因为降低利率就降低了企业使用资金的成本，这将促使企业采用相对更加便宜的资本来替换劳动，从而降低了城镇就业，而降低利率的政策从长期来看对城镇就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是因为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可以刺激消费和投资，提高企业的利润空间，促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进而促进城镇就业增长。
总体而言，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能够在短期内对城镇就业产生很强的促进作用，而增加货币供给mo的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降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在短期内对城镇就业有负向影响，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城镇就业的促进作用大于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的促进作用，这一研究结论与曾学文的研究结论相似。
为了观察和比较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对城镇就业的影响，我们估计了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1a）、（1b）、（1c），并得到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对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货币供给增长率m0G、m1G、m2G、利率尺的脉冲反应图形，参见图2。
第一，如图2第一列所示，在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的影响分布在[-0.5，2]的区间，而且在四年内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城镇就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如图2第二列所示，货币供给增长率m0G、m1G、m2G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u的影响分布在[-0.5，0.5]的区间之内，且围绕零水平线上下波动，这表明增加货币供给m0、m1、m2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三，如图2第三列所示，在降低利率尺的货币政策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利率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的影响分布在[-0.5，0.5]的区间之内，且在两年以内基本为负数，在两年以后为绝对值较小的正数，这表明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的促进作用有限，且具有滞后性。
综上所述，当扩张性财政政策分别与增加货币供给m0、m1、m2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搭配使用的时候，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城镇就业有及时、强健的促进作用，增加货币供给m0、m1、m2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降低利率尺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只有在两年以后才会对城镇就业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我们的研究结论与卢亮、董万好、刘兰娟、曾学文的研究结论相似，与许先普的研究结论相反。
2.财政支出相对增长率、货币供给增长率、利率对就业的影响分析
为了检验上述研究结论是否稳健，我们采用财政支出相对增长率BDG作为测量财政政策的变量，根据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2a）、（2b）、（2c），得到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对财政赤字相对增长率BDG、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以及利率尺的脉冲反应图形，参见图3。
如图3第一列所示，在财政赤字相对增长率BDG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财政赤字相对增长率BDG对城镇就业增长率的不同影响分布在[-0.5，1.0]的区间之内，且在三年以内为绝对值较大的正数，在三年以后为绝对值较小的负数，这表明，不论与何种增加货币供给的扩性货币政策搭配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对城镇就业均有显著的、较强的促进作用。
如图3第二列所示，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对城镇就业增长率的不同影响分布在[-0.5，0.5]的区间之内，且围绕零水平线上下波动，这表明，增加货币供给m0、m1、m2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如图3第三列所示，在降低利率尺的货币政策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利率对城镇就业增长率的影响分布在[-0.5，0.5]的区间之内，因而对城镇就业的促进作用有限。具体而言，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在两年以内对城镇就业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两年以后对城镇就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四年以内对城镇就业的累计净促进作用趋近于零。
总而言之，当采用财政支出相对增长率作为测量财政政策的变量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得到如下基本结论：扩张性财政政策在短期内对城镇就业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增加货币供给m0、m1、m2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城镇就业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降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至少在两年以后才会对城镇就业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
3.财政赤字、货币供给增长率、利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两个重要目标，如果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差异，那么宏观调控政策就应当在促进就业和保持经济增长两个政策目标中有所取舍。因此，研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提出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根据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1a）、（1b）、（1c），我们得到经济增长率GDpG对财政赤字对数lnBD、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利率尺的脉冲反应图形，参见图4。
如图4第一列所示，在财政赤字对数lnBD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财政赤字对数lnBD对经济增长率GDpG的影响均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且三年内为绝对值较大的正数，三年后为绝对值较小的负数，说明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如图4第二列所示，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对经济增长率GDpG的影响呈现出“几”字型的变化趋势，而且在三年以内为绝对值较大的正数，在三年以后为绝对值很小的负数，这说明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也有很强的促进作用。
如图4第三列所示，当降低利率R的货币政策分别与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搭配使用的情况下，降低利率R在两年以内对经济增长率GDpG有较强的负面影响，在两年以后对经济增长率GDpG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这说明，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小，而且需要滞后两年的时间才能凸显出来。这是因为，在经济萧条时期，企业和消费者对经济前景的预期趋于悲观，降低利率不会迅速地刺激消费和投资的增长，反而促使企业采用资本替换劳动，因而在短期内对就业和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如果在较长的时期实行低利率的货币政策，则可能提高企业的利润空间，促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就业。
综上所述，增加财政赤字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均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但是降低利率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限，而且需要滞后两年的时间才会凸显出来。
4.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分析
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中，更换变量的排列顺序对模型的分解结果有一定的影响。为了检验变量的排列顺序对本文研究结论的影响，我们重新估计了更换变量排列顺序的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3a）、（3b）、（3c），并得到相应的脉冲反应图①。我们发现，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的促进作用依然是最强的，货币供给增长率moG、m1G、m2G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远小于财政赤字的对数lnBD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Ga的促进作用，降低利率R只有在两年以后才会对城镇就业增长率empQ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因此，在更换变量的排列顺序之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以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估计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中国就业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主要发现如下四点结论。
第一，由于农业从业人员对经济周期和宏观调控政策不敏感，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总体就业的影响很小，但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城镇就业的影响较大，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应当着力于促进中国城镇就业的增长。
第二，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中国城镇就业有及时的、强健的促进作用，不仅如此，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也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够在短期内稳定就业形势并恢复就业增长，是经济衰退时期保就业、稳增长的最重要的宏观调控政策。
第三，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城镇就业的促进作用非常有限，然而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因此在经济衰退时期可以采用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但不宜采用增加货币供给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促进就业。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区别篇3
关键词:“5·12”地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省汶川市发上了历史上罕见的8.0级大地震。在美国经济可能出现衰退的国际经济背景下以及近期国内发生的严重雪灾,这次地震的发上无疑是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又一个严峻的考验。在去年防通胀、防过热“双防”背景下确立的从紧货币政策和稳健财政政策,现在显露微调的可能。如何打好“稳健财政从紧货币”这张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配合的问题成为影响今年我国经济走势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关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的理论综述
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理论基础
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经常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不时出现膨胀或紧缩缺口,只有采取权衡性政策,才能使之接近物价稳定或充分就业水平。在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时期,财政政策的作用不明显,要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如公开市场业务卖出债券、提高再贴现率或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来抑制投资,降低总需求,从而消除膨胀缺口;在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时,货币政策的作用不明显,要通过扩大支出、支持公共工程建设、降低税收等来拉动经济复苏。这就是着名的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宏观经济政策应该是相机抉择性质的,这种模式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有更大的借鉴作用。而正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效的协调配合,采取不同的协调模式,才构成了宏观经济调控相机选择的主要内容。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常见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松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即“双松”政策。当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生产资源大量闲置,解决失业和刺激经济增长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时,适宜采取以财政政策为主的“双松”政策配合模式。
(2)紧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即“双紧”政策。当社会总需求极度膨胀,社会总供给严重不足和物价大幅度攀升,抑制通货膨胀成为首要调控目标时,适宜采取“双紧”政策。
(3)紧的财政政策和松的货币政策。当政府开支过大,物价基本稳定,经济结构合理,但企业投资并不十分旺盛,经济也非过度繁荣,促进经济较快增长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目标时,适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4)松的财政政策和紧的货币政策。当社会运行表现为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并存,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失衡,治理“滞胀”、刺激经济成长成为政府调节经济的首要目标时,适宜采用此政策配合模式。
除紧缩和扩张这两种情况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可以呈现中性状态。若将中性(稳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分别与上述松紧状况搭配,又可产生多种不同配合[1]。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两大政策协调的历史考察
我国理论界学者关于两大政策协调方式的历史演变阶段划分方式很多,但大致都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是从1979年到1984年。这一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更多着眼于影响总供给,并且以“松”为主的扩张性政策搭配出现更多。二是从1985年到1997年。该阶段财政货币政策一直采取“双紧”配合,政策协调目标就是通过紧缩性政策来控制赤字、减少发债、压缩政府开支、控制货币总投放量等。三是从1998年到2004年。1997年以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快速转为“双松”配合,此间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重点,是集中在为建设项目和企业共同提供流动性和信用支持方面,试图通过刺激微观主体的活力,来带动有效需求的提高。四是从2004年至今。2004年开始,中国经济形势再次发生变化,出现了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信贷和投资增长过快、外资流入偏多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开始出现向“双紧”过渡的趋势。两大政策协调的一个新特点,是除了共同作用于传统的经济总量目标之外,在更多的领域有了配合的创新和实践[2]。
三、“5·12”地震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目前来看,此次地震不会对国民经济造成太大冲击,但据官方数据显示此次地震灾区总人口在5000万左右,受灾面积超过10万平方公里。地震波及的范围如此之大,在短期内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从宏观层面来看,首先主要是对我国控制物价不利,此次大灾将推高粮食与生猪供应紧张和价格的预期。地震可能会使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中国今年前四个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较上年同期上升8.2%,其中4月份Cpi较上年同期上升8.5%,徘徊于12年高点附近。4月份食品价格上涨22.1%,增速快于3月份的21.4%[3]。而四川是中国第一大猪肉生产省份和第五大粮食生产省份。地震的发生,或许会使已经很高的粮食价格水平再度向上推动,从而对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造成进一步压力。其次,可能对我国今年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造成影响。虽然目前还没有获得影响国民经济的准确数字,具体的测算还需要一段时间,但是西部是我国的产粮区,这次地震对局部的影响又相当大,因此对当地的生产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四、灾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协调配合中的角色侧重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此次地震对于我国宏观经济主要在对于物价水平的影响。在抗震救灾是当前第一要务的大背景下,防止Cpi出现“普涨”关系到经济的平稳运行的意义更显突出。而流动性管理、维护物价稳定、稳定人民币升值趋势等多重调控目标已对货币政策形成一定牵制,因此抗震救灾、稳定物价的重心应主要落在财政政策身上。财政政策应发挥更大作用:一方面加大财政支出,加快救灾和灾后恢复,将地震灾害的损失降低到最小;另一方面在保持财力的前提下,对部分区域或行业实行适当的税收减免,为维持物价和经济稳定买单,这样才能把缓解货币政策的压力走出目前的瓶颈,有效控制过剩流动性等总量问题。
首先,抗震救灾是当前财政政策最需发力的领域。只有迅速调拨财力、保障物资供应和人员调配才能完成要求。在救灾过程中,必须大力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加大财政支出,及时制定和部署灾后重建的一些税收优惠等。其次,四川拥有电力、天然气等优势资源,但这些相关企业的总部并不在本省,导致本地税收收入流向总部所在地政府。企业所得税政策应立即进行调整,将灾区企业分支机构的所得税全部留给当地政府,以增强其自救和重建的能力。再次,防止物价上涨,特别是在防止价格上涨趋势由食品向非食品的传导中,财政政策也能起到积极作用。四川向外输出的猪肉约占全国消费的4%,地震短期内可能导致调出猪肉减少,物价水平可能会因部分商品供给的减少而抬头。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可以考虑在受灾地区实行区域税
收优惠,这样,既可以鼓励当地企业生产自救,又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达到抑制物价上涨的目的。最后,对中国经济增长未来可能出现的波动,财税政策也应未雨绸缪。南方雪灾和“5·12”大地震,基础设施损毁严重,灾区重建需投入大量资金,这为增值税转型在全国推开提供了良机。增值税转型的一个重要意义,是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供政策支持。增值税转型将大大降低企业更新设备和技术升级的投入成本。
五、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调控结合部重点领域的合理协调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过程中虽然覆盖不同领域,使用不同的政策工具,但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又在某些领域存在天然的结合点,例如国债。国债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一个最基本的结合部。首先国债可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手段,筹集财政资金[6]。因此,针对目前举国全力抗震救灾的形势,目前可行的政策措施,就是中央财政增发国债,用于地震灾区灾民安置和重建。近几年,中央财政收入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央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2007年末中央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重为20.9%。2008年,中央财政减少了赤字规模,赤字率将下降至0.7%[4]。中央财政第一季度收入实际增长远高出年度预算增长,目前赤字率和债务率保持在较低水平,表明中央政府财政状况良好,不仅可动用财力充裕,而且有较大的减税和发债空间。其次,从另一个角度看,国债规模的扩大或者缩小,正是财政政策实现扩张或紧缩效果的一个重要工具,而国债进入二级市场之后,由于其低风险和高流动性,则成为中央银行通过回购或逆回购方式以回收或投放基础货币的重要载体,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工具。按照凯恩斯的观点:公开市场业务交易不仅可以改变货币数量,而且还可以改变人们对于金融当局未来政策之预期,故可以双管齐下,影响利率[5]。所以,央行可以将利率作为公开市场业务的调控目标。并且自2003年之后,央行为避免通货膨胀,已经大规模发行央行票据并对基础货币投放量进行对冲,央行票据已成为货币市场的主体交易品种,成为中央银行回收流动性的主要手段。
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另一个方面,中央财政与央行相关政策相配合,应为救灾和灾后重建贷款提供利息补贴,分担灾区金融机构风险,鼓励灾区金融机构放贷。可以选择的一项政策是降低灾区金融机构营业税税率。中国现行税收政策,对金融机构征收5%的营业税,和国际水平相比,中国金融机构税负明显偏重[7]。给与地震灾区金融机构降低营业税税收优惠政策,不仅支持灾区融机构积极参与救灾和重建,也为下一步营业税改革提供经验。
参考文献:
[1]邓子基.财政与宏观调控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54.
[2]邓子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J].当代财经,2006,(1).
[3]新华网.震灾引发经济运行三大焦点问题强震难撼从紧政策[eB/oL]./fortune/2008-05/15/content_
8174242.htm.
[4]财经网.“经济震波”加大财税政策力度支持救灾[eB/oL]..cn/20080519/63589.shtml.
[5]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m].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69.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区别篇4
关键词：新常态；货币政策；传导效率
中图分类号：F822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1-000-01
基层人民银行处在货币政策传导体系的前沿位置，面临经济发展新常态和金融深化改革的形势，如何把握货币政策的传导力度，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在总量平衡、结构调节中的作用，提升基层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实现地方经济金融的协调发展是当前值得探索和研究的课题。
一、制约基层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因素分析
（一）基层货币政策传导的时滞较长
目前，Υ笮蜕桃狄行的管理实行统一法人制度，准备金由总行统一缴存，并且商业银行采取集权式的信贷管理体制，贷款审批根据项目额度分层授权，基层行特别是县级商业银行授信权限较小，货币政策的作用受多个环节的影响而削弱。另外，由于经济条件或认识因素限制，基层市场主体反应还不灵敏，对宏观调控政策动向关注不够，各方主体不能及时根据央行的货币政策信号调整投资计划，使得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被削弱。
（二）基层可运用的货币政策调控手段乏力
目前，基层人民银行运用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有窗口指导、再贷款、再贴现等，而“窗口指导”一般是方向性的指引，并不是强制性的措施，对金融机构缺乏“威慑力”，至于再贷款和再贴现，也由于基层的需求不足等因素，宏观调控作用相对较弱，一定程度上使得货币政策在基层传导效能不高。
（三）企业资金需求与信贷资金管理要求不匹配
一是企业资金需求具有季节性和及时性的特点，而商业银行对贷款手续要求实行审贷委员会层层审批，与企业对资金方便、快捷的需求不相匹配。二是金融本身就是高风险行业，贷款风险客观上就存在，而金融机构对发放贷款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层信贷部门开展贷款营销的积极性。三是基层部分小微企业财务管理还不规范，财务体系不健全，难以符合银行发放贷款的管理要求。
二、货币政策传导中需关注的问题
（一）完善宏观调控协调配合机制
目前，金融、财政、发改、税收、建设等部门职责不同，在宏观调控中各部门的意志和步调很难统一，基层人民银行在执行货币政策决策时可能会受到来自其他方面的干扰，或将影响宏观调控效果。因此，需要建立良好的宏观调控协调配合机制，既做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相互搭配，还要做好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收入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
（二）准确把握宏观调控力度
由于地区之间经济结构、金融结构、市场发育程度、政府行为模式等各不相同，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认知角度、承受能力和执行效果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基层行应正确认识和处理金融宏观调控政策措施的统一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准确分析判断经济形势和各行业景气的状况，适时适度，区别对待，把握好调控力度，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
（三）健全金融宏观调控的市场基础
货币政策的迅速传导必须要有反应灵敏的市场主体，这样才能做到上下贯通，各项宏观调控目标才能顺利实现。因此，应加快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不断推进投融资体制、财税体制改革，推动货币市场、债券市场、票据市场的发展和完善，推进企业改革，使其真正成为市场主体，为基层人民银行传导货币政策营造有利的市场空间，推动提升货币政策在基层的传导效力。
三、提升基层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思考
（一）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提高货币政策实施效应
引导商业银行适应目前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在加强风险约束的同时建立相应的信贷激励机制，促使基层行积极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有效的信贷支持和优质的金融服务。此外，地方政府应引导各方加大社会信用环境建设，在对逃债企业黑名单曝光的同时，采取行政和经济惩罚等强有力措施打击企业逃债行为，使之付出失信代价，努力营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增强金融机构增加贷款投放的信心，为基层人民银行在辖区内有效贯彻执行货币政策提供先决条件。
（二）健全货币政策协调机制，增强政策执行力度
建立由人民银行、监管机构、政府职能部门、金融机构和新闻单位组成的金融工作协调督促机构，完善货币政策的交流、反馈、检查、宣传工作，为政府了解和响应货币政策、有关部门贯彻货币政策、媒体宣传货币政策提供窗口或平台，发挥各方主体在促进货币政策实施、服务地方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引导全社会投资、消费预期，提高货币信贷政策传导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三）加强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调查，拓宽货币政策传导的信息渠道
不断完善人民银行、地方经济管理部门、监管机构、大型企业之间的沟通交流机制，从各方信息中分析提炼有价值的信息，使基层央行真正具备宏观经济管理工作应有的视野，提升货币政策传导的质效。同时，人民银行要不断结合经济新常态下，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跳出金融看金融，全方位的开展调查研究，及时把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落实情况向上级行和地方党政反映，以便决策参考。
（四）加强各方之间的沟通衔接，提升货币政策操作空间
基层人民银行、财政、发改、工信、农牧、税务要加强横向间的联系，根据辖区实际做好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之间的衔接，建立银行与地方财政的风险分担机制，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引导地方金融机构加大对地方主体产业、项目建设、新兴产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帮助企业努力拓宽融资渠道，优化企业资金结构，使项目建设与信贷资金更好地衔接起来，增强信贷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综合效益。
参考文献：
[1]董琦.我国货币政策传导途径区域化差异分析[J].税务与经济，2011（4）：26-32.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区别篇5
关键词：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固定汇率；财政政策
1999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对不同汇率制度下的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及对最适货币区域的分析”作出了开创性贡献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a·芒德尔（1932－）。芒德尔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大都完成于60年代：1961年的《最适货币区域理论》、1962年的《适当运用货币与财政政策以实现内外均衡》、1963年的《资本流动与固定和浮动汇率下的稳定政策》等。60年代末70年代初，他的两部专著《国际经济学》和《货币理论》出版，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经济思想。30多年来，芒德尔在理论上对国际金融学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理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对国际经济学和世界经济的运行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全球金融一体化迅猛发展的今天，特别是在亚洲走出金融危机开始复苏的时候，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殊荣授予芒德尔，其意义耐人寻味。
开放经济条件下，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我国汇率制度安排及财政货币政策选择问题也一直是经济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芒德尔的学术思想或许能为我们政策选择提供一个理论视角。
一、转型期人民币固定汇率制度安排思考：
从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说起
（一）最适货币区域理论简介
1．芒德尔的最适货币区域理论
“最适货币区域”分析理论是芒德尔走向诺贝尔奖台的关键。该理论是在围绕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制度孰优孰劣争论中发展起来的。50年代，西方学者对固定汇率和浮动汇率的争论进入白热化阶段：以金德尔伯格为代表的学者推崇固定汇率，而以弗里德曼为首的学者鼓吹浮动汇率。一般认为，无论是固定汇率制还是浮动汇率制，各自均有其利益与成本，并且这两种汇率制度的利益与成本均依赖于经济社会的各种条件。芒德尔于1961年发表的《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论文，通过重新系统地阐述不同汇率制度下的优劣点问题而进一步提出，如果通过适当的方式将世界划分为若干个货币区，各区域内实行共同的货币或固定汇率制，不同区域之间实行浮动汇率制，那么就可以兼顾两种汇率制度的优点而克服两种汇率制度的弱点，这就是芒德尔最早提出的“最适货币区域”思想。最适货币区域理论是关于汇率机制和货币一体化的理论，旨在说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某一区域（若干国家或地区）实行固定汇率和货币同盟或货币一体化是最佳的。
芒德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性作为确定最适货币区域的标准。他定义的“最适货币区域”是：相互之间的移民倾向很高，足以保证当其中一个地区面临不对称冲击时仍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几个地区形成的区域。芒德尔认为，一个国家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发生了需求转移。假定有a、B两个区域，原来对B地产品的需求现在转向对a地产品的需求，这样就有可能形成B地的失业率上升而a地的通货膨胀压力增加。若a产品的生产者正巧是a国，B产品的生产者正巧是B国，则B国货币汇率的下跌将有助于减轻B国的失业，a国货币汇率的上升有助于降低a国的通货膨胀压力；但若a、B是同一国家内的两个区域，它们使用同一种货币，则汇率的任何变动都无助于同时解决a区的通胀和B区的失业，货币当局于是陷入一个进退两难的怪圈：如果他们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货币贬值）直接处理B地的失业，那么，就会进一步恶化a地的通货膨胀；反过来说，如果他们通过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货币升值）努力解决a地的通货膨胀，他们就要冒进一步恶化B地失业问题的风险──被用来改善一个地区形势的货币政策会使另一地区的问题更加恶化，除非这两个区域使用各自的区域货币。芒德尔指出：浮动汇率只能解决两个不同通货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而不能解决同一通货区内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问题；同一货币区不同地区之间的需求转移只能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来解决。在芒德尔的分析中关键是统一货币区内的劳动流动程度。如前述，如果劳动力是充分流动的，那么我们将会发现B地失业工人会向a地迁移，这种劳动力的流动也许通过抑止a地工资上升甚至可能降低工资水平来缓和a地的通货膨胀压力，从而可同时缓解a地通胀和B地失业。因此，他认为：若要在几个国家之间保持固定汇率并保持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必须要有一个调节需求转移和国际收支的机制，这个机制只能是生产要素的高度流动。
2．经典最适货币区域理论的确立
芒德尔逻辑性地把最适货币区的特征概括为“劳动力迁移的偏好足以确保充分就业”。其后，麦金农（1963年）和凯南（1969年）又对最适货币区域理论作了发展研究：
（1）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指出，应当用经济高度开放作为最适货币区的一个标准。他认为一个经济高度开放的小国难以采用浮动汇率的两条理由是：首先，由于经济高度开放，市场汇率稍有波动，就会引起国内物价剧烈波动；其次，在一个进口占消费很大比重且高度开放的小国中，汇率波动对居民实际收入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存在于封闭经济中的货币幻觉会消失，由此，汇率变动在纠正对外收支失衡方面失去作用。
（2）彼得·凯南在1969年提出以低程度产品多样化作为确定一个最适货币区的标准。凯南的建议同芒德尔一样，也是建立在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的需求波动这一假设上的。他认为：一个产品相当多样化的国家，出口也将是多样化的。在固定汇率下，某一种出口商品的需求下跌了，由于它在整个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因而对国内就业影响也不会很大。相反，如果外国对本国出口商品的需求曲线下降了，低程度产品多样化（因而出口产品种类也是不多的）的国家，势必要更大幅度地变动汇率，才能维持原来的就业水平。由于出口的多样化，外部动荡对内部经济的影响经过平均化后变小了，出口收益可以相当稳定。因此，产品多样化国家可以容忍固定汇率的后果，而产品非多样化的国家难以容忍固定汇率的后果，它们应当是一个采用灵活汇率的独立（最适度）的货币区。
一般认为，上述三位学者的思想构成了经典最适货币区域理论框架，尽管70年代后，关于最适货币区标准问题在西方学者之间一直没有停止研究和争论，诸如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标准、政府政策一体化标准、通货膨胀率相似标准等。
（二）开放经济下转型期人民币固定汇率选择分析
1．各家最适货币区域理论对构成统一货币区的条件众说纷纭。这些讨论多围绕执行固定汇率的宏观成本，其中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各国必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放弃宏观经济政策的独立性，从而往往不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采取针对性的调节措施。尽管如此，但对进入货币区所带来的微观效率常认为是不言而喻的：最佳货币区的形成能消除汇率波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有效地促进成员国之间的生产专业化发展，加速商品和资本的流动；最佳货币区的主要运行机制，有利于成员国保持物价水平的稳定；最佳货币区的建立还有利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降低国际贸易中货币兑换的交易成本。正是这种不言而喻的微观效率是选择人民币固定汇率的主要理由，尽管按imF的正式分类，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从1994年1月起，人民币汇率始终处于8．26—8．70范围内定住美元，可以认为其实质上采用的是某种较宽松的定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冯用富，1999）。
如前所述，固定汇率的好处主要在于可减少由于汇率变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所代表的风险对国际贸易和投资是有害的。在发达国家，这种风险可以通过远期外汇市场基本规避，所带来的仅是增加交易成本的问题。而在中国及类似的许多欠发达国家，由于金融活动深度不够，利率远未市场化，远期外汇市场在一定时期内不可能形成，一旦发生汇率不能预期的大幅波动，其所带来的风险对所有国际间的经济交往的影响可能是毁灭性的。
2．当今世界，对应三大区域经济集团：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洲经济区，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均形成了自己的区域货币体系，似乎亚洲地区仍然是一盘散沙。但我们可以承认一个事实上松散的“亚洲美元区”的存在。与中国相类似的理由，尽管名义上的汇率制度安排各不相同，亚洲各国（地区）包括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泰国等均或多或少地采取了定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这些国家（地区）与美国的双边汇率变动的标准差，甚至还小于欧元区内各货币间的标准差（1991年1月－1994年12月）。用经典最适货币区域理论考虑，也可发现这些国家确实已具备构成统一货币区的一些基本条件。比如有类似的通胀率，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各国或地区在1982－1996年的平均通货膨胀率为5．8，标准差为3．67，而欧元区为6．1和4．11（郑辉，1999）；再则，亚洲九国或地区均采取外向型的经济政策，均可视作开放小国或地区（除中国大陆人口基数偏大），采用固定汇率按麦金农的看法也是合意的。
3．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无论是用商品和劳务的流动规模还是用资金的流动规模来衡量，中国经济的外向态势已经形成，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越来越大，对外经济的依存度也越来越高，生产要素流动性加强、产品出口多样化必将是个趋势，采用固定汇率无论是按麦金农的“经济高度开放”标准，彼得·凯南的“产品多样化”标准，还是按芒德尔的“生产要素高度流动性”标准来分析都有其合理性。
4．如果说转型期我国金融活动深度不够，宏观经济预期的不确定性表明现时固定汇率制度安排的必要性，那么，芒德尔、麦金农或凯南的论述或多或少能为这种制度安排提供些可能性分析的框架和理论上的支托。
二、固定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作用大于货币政策：芒德尔—弗莱明模型的结论
1．芒德尔在1963年发表的《资本流动与固定和浮动汇率下的稳定政策》一文及其他文章中，论述了开放经济中货币与财政政策的短期效应问题。他得出的结论是，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的作用大于财政政策，而在固定汇率下，财政政策的作用大于货币政策。另一位多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研究部主任的经济学家马库斯·弗莱明（marcusFleming）也对这一问题作出了类似分析。因此，这种分析称为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当然，就分析的广度与深度而言，芒德尔的贡献要大于弗莱明）。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开放经济中宏观稳定政策理论）奠定了芒德尔在国际宏观经济学领域的地位。
芒德尔把对外贸易与资本流动引入iS—Lm模型（iS—Lm模型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提出的，用于分析封闭经济中国民收入与利率的决定，并说明货币与财政政策的效应）。芒德尔的分析说明了稳定政策的效果与国际资本的流动程度密切相关。特别是证明了汇率制度的极端重要性：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有力而财政政策无力；在固定汇率下，情况正好相反。芒德尔—弗莱明模型的结论也可以概括为：在固定汇率和资本完全流动的情况下，一国无法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或者说单独的货币政策基本是无效的。
货币政策的传递机制是通过中央银行的公开市场活动（在金融市场上买卖政府有价证券）影响货币量，货币量影响利率，利率影响总需求和国民生产总值。在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国外与国内利率是完全一致的。（1）在固定汇率下，中央银行必须在货币市场上进行干预，以满足公众对这一汇率的外汇需求。这样，中央银行就要根据对本国货币的需求来调节货币量，而无法按货币政策的要求控制货币量。这样，利率与汇率总维持不变，货币政策无法发生作用。但由于利率不变，财政政策没有利率上升引起私人支出减少的挤出效应，所以财政政策的效果最大。当一国面临国际金融和货币因素的冲击时，固定汇率是合意的。因为在固定汇率下，国际资本的套利活动可以自发化解货币因素的外部冲击，并使财政政策纠正经济失衡效果达到最佳。（2）在浮动汇率下，汇率由市场供求力量决定，中央银行不进行干预。这时财政政策就无用了，因为政府支出增加（扩张性财政政策）使货币需求增加，利率上升。当国内利率上升到高于国外利率时，资本流入，这就使汇率上升，从而净出口的减少抵消了政府支出的增加，总需求仍然不变。但在浮动汇率下，货币政策成为影响经济活动的有力工具。因为货币量增加（扩张性货币政策）降低了国内利率，这不仅使国内总需求增加，而且会引起资本流出，使汇率下降，这又通过增加净出口而进一步扩大总需求，扩张性货币政策见效。
2．金融全球化是世纪之交全球金融格局演进的主流趋势。1999年11月15日，中美签署了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协议，从而中国入世的最大障碍业已排除，中国经济已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之中。芒德尔—弗莱明模型作为开放经济中宏观稳定政策理论，理当可成为我们当前及今后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制定的理论依据之一。
为了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一直以积极财政政策为主导（从1998年5月增发1000亿国债算起），对于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无效或收效甚微（例如从1996年5月的多次利率下调），理论界从多方面进行了论证。尽管我们目前利率市场化仍在探索研究之中，资本的完全流动也尚需时日，无法因果性地套用芒德尔—弗莱明模型将固定汇率与当前积极财政政策联系起来，但至少这一开放经济中宏观经济稳定政策理论模型能为我们分析相关政策问题扩大了理论思考空间。
最后要说明的是，任何学术理论（模型）的成立都有一系列严格的假设前提，所以对政策实践的意义都仅是指导性的。更何况，芒德尔的理论是以发达国家经济为背景，不可能为解决我国的现实问题提供直接的答案。这就要求理论与实际工作者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发展适于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开放经济理论，解决自己的问题。这正是我们了解芒德尔理论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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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冯用富．我国不宜选择浮动汇率制?n?．经济学消息报，1999－12－31（2）．
〔2〕郑辉．有关人民币汇率安排?J?．上海经济研究，1999，（11）．
〔3〕姜波克．国际金融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4〕（美）彼得·林德特，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国际经济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5〕mundell，R．a．，1961．atheoryofoptimumCurrencyareas?J?．americaneconomicReview51．
〔6〕mundell，R．a．，1962．theappropriateUseofmonetaryandFiscalpolicyforinternalandexternalStability?J?．imFStaffpapers9．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区别篇6
[关键词]货币政策执行效果差别
一、关于区域性差异影响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分析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宏观调控政策面临的一个，财政政策通过国债资金、转移支付等多种方式体现对区域差异的关注。货币政策也是一项重要的宏观调控政策，而我国的货币政策在制定和执行过程中主要以总量调节为主，采取全国一盘棋的做法。这样做的主要好处是，国家可以从总量上对总供求进行调控并促成二者的基本平衡，保障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但由于各地区经济环境、金融发展水平、传导途径等方面的差距，全国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各地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之间的矛盾势必影响到货币政策最终的执行效果。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统一的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应适当考虑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性这一因素。
目前国内很多理论一直关注这个问题，认为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与央行高度统一、具有相对独立性货币政策之间的矛盾，导致货币政策目标与实际效果非一致性，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应该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有针对性地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和落后地区的货币支持力度。国际上有关这个问题研究成果最多的是欧元区。欧洲中央银行运用多国家---多宏观经济模型，分析货币政策变化对整个欧元区及不同国家产出和物价的影响，并着重研究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在各个国家传导途径的差异。美国在区域性差别的存在对货币政策执行效果方面的研究也比较有代表性。国内已有相关文章讨论货币政策的统一性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之间存在的矛盾，还有一些专家学者进一步提出了货币政策的区域化问题。但从目前研究情况看，对于我国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在各地的差别性，还缺乏系统深入地分析研究。因此，在统一的货币政策框架下，如何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的特点，理解货币政策各项措施的内涵，深入分析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差别原因，从而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稳定经济的作用，是当前金融研究领域需要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通过对n省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与全国平均发展水平以及主要发达省份经济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对比，找出差别。具体来说，这种差别性可通过一系列经济、金融指标来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可通过总量指标（包括GDp、工农业增加值、投资、消费、各种物价指数等）、人均指标（包括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人均纯收入等）、速度指标（包括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物价波动速度等）、结构指标（包括三次产业结构指标、所有制结构的指标、开放度的指标等）来反映；金融发展方面的差异性可通过金融业务量（包括各层次货币供应量余额及增长率、各项存贷余额及增长率等）、金融机构发展情况（包括金融机构数量、业务量及所占的市场份额等）、金融市场状况（包括金融资产质量、交易价格、融资渠道中之间融资和间接融资所占的比重等）、资金流量情况（包括本省与其他省及国外之间的资金流入/流出数量等）等指标反映。以上指标对货币政策传导过程的影响十分重要，本课题研究过程将尽量充分反映，有些不能完全通过数据反映的，也要尽可能作定性分析，并以此作为分析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基础。
二、区域经济金融差异性与货币政策执行效果差异性分析
（一）经济发展的差异。
1、从总量上比较。从纵向比较来看，1998年至2004年的七年间，n省的国内生产总值由438.9亿元，上升到769.4亿元，每年以9.3%的速度发展，比全国平均增长快0.8个百分点。从横向比较来看，2004年末，n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769.4亿元，仅占全国GDp的0.56%，在东部地区排名最后。通过回归分析，n省经济周期与全国有一定的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55，我国整体经济对海南经济的影响因素为0.312。
2、从人均指标上比较。从纵向比较来看，1998年至2004年的七年间，n省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6022元，上升到9420亿元，平均每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7429，比全国平均每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495元，在东部地区排名最后。
3、从产业结构和化程度上比较。n省的产业结构与全国相比存在较大的失衡。统计显示，全国从1998年到2004年7年间，第一产业比重在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在上升。而海南的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2004年仍高达36.8%，与1998年的占比基本持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2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23.4%，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0个百分点。
4、从开放程度上比较。1998—2004年，n省外贸依存度依次为：3.9％、2.6％、2.5％、3.2％，3.1%，3.4%，4.4%，平均徘徊在3%左右，只相当于全国(除港、澳、台外，以下同)平均水平的0.06，在全国31个省、市、区中排名最后。而全国外贸依存度从1998年的27%上升到2004年的70%。由此可见，n省的对外开放程度远远落后全国平均水平。
5、从财力上比较。从纵向比较来看，1998-2004年n省财政收入占GDp的比值分别为：7.7%，7.7%，7.6%，8.0%，7.7%，7.6%，7.4%。说明近7年来，n省的财政综合实力并没有得到提高，反而有下降的势头。从横向比较来看，1998-2004年全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值分别为：12.6%，13.9%，15%，16.8%，18%，18.5%，19.3%。从以上两组数据可以看出：一是近7年来全国的财政综合实力得到了明显的提高，而n省反而在下降；二是n省财政综合实力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金融发展的差异。
1、从金融主体上比较。n省作为最大的经济特区，很难想象目前竟然没有一家外资银行、没有一家城市商业银行和没有一家信托投资公司经营业务，连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只有光大和深发行两家，且网点少。金融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再保险公司、农村信用合作银行等严重缺位，担保公司、评估机构也只有几家，保险公估行还处于空白，金融市场主体边缘化特征十分明显。
2、从金融服务上比较。目前由于n省金融机构种类单一，体制僵化，因而导致金融服务功能不断缺失现象相当明显。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国有商业银行金融服务功能的淡化。主要表现在县域金融服务网点的萎缩，造成了部分客户难以享受到及时、便捷的金融服务和贷款审批权限的上收限制了新增贷款的发放。二是农村金融服务功能不断弱化。国有商业银行的淡出，造成农村信用社“一社难支三农”的局面，金融支农的效应降低，农村经济金融发展受阻。三是邮政储蓄金融服务功能的异化。大量农村资金通过邮政储蓄机构这一“抽血机”完全脱离了农村金融市场，造成农村经济发展“失血”过多。
3、从金融资源上比较。一方面从1998-2004年n省存款占GDp比值与贷款占GDp的数据来看，我们发现存款占GDp比值逐步加大而贷款占GDp比值在下降。这说明海南地方汲取金融能力在逐步增强，而本地实际掌控金融资源的能力在下降。对这种现象的一种合理解释就是本地银行大量汲取本地资金，通过上拆借总行，从而使资金流向富裕地区。另一方面，n省金融机构存差在持续扩大。1995年末，全省贷存比为100.1％；到2005年6月末，全省贷存比降到74.2％，比1995年低26个百分点。另外，2005年1-6月全省新增贷款占新增存款之比仅为19.2％，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34个百分点。以上数据分析显示:近年来n省金融资源在不断流失。
4、从金融功能上比较。当前n省金融功能逐步弱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不适当，2004年全省通过银行信贷融资的比例高达95%以上；二是金融资源在地域上占有不均衡，a、B两中心城市占有的金融资源高达85%以上，各市县特别是广大农村占有金融资源甚少；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差距大，“二元金融”现象客观存在。三是金融支持地方经济的力度不断减弱。从1998-2004年统计数据显示：贷款占GDp的比重在逐年下降，说明金融对经济的支撑力度在不断减弱。四是金融产业贡献度逐年递减。近几年来，n省金融产业贡献率呈下降的趋势：从纵向比较来看，2004年n省金融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和GDp的比重分别为13.5%和5.2%，比1996年分别下降10.1和4.5个百分点；另外，n省金融保险业上缴的营业税自1996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这都说明了n省金融业的产业地位在走下坡路。从横向比较来看，2004年n省金融业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是偏低的，比全国平均低3个百分点。（三）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差异
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如何，最终反映在物价与产出上。在过程中，要从货币政策传导的途径考虑。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途径，主要有信贷传导途径、利率传导途径、汇率传导途径等。区域的差异性必将对货币政策的传导产生一定的，结合n省的具体情况，分析本省货币政策主要的传导途径，并分析货币政策传导对投资、消费、进出口、居民收入与储蓄、产业结构、就业等方面的影响，最终考虑对物价和产出的影响。本部分分析的目的，是要不同的货币政策措施对本地物价与产出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主要包括存款准备金率调整的影响，利率调整的影响，再贴现率与再贴现额度调整的影响，再贷款的影响，公开市场操作的影响、汇率变化的影响以及一些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等。本文着重对1998－2004年的货币政策在区域经济层面的传导效果进行实证分析，对政策工具调整较为频繁的1998－2000年进行重点剖析。
（一）样本选择与分析
货币政策工具选样：1998年以来，我们主要运用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信贷政策等货币政策工具，考虑信贷政策货币政策工具不能量化，因而，我们货币政策工具选样忽略了信贷政策工具。
存款准备金样本区间从1998年1月至2000年12月，共36个样本。贷款利率样本区间从1998年4月至2000年12月，共33个样本，最大滞后时段为36个月。
再贷款率、再贷款额、再贴现率、再贴现额的本区间从1998年10月至2004年10月，共72个样本。
中介目标选样：我们选取贷款总量作为中介目标，贷款总量数据为对应的当月贷款余额以及往后第1，2，…，33个月的贷款余额。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区别篇7
主题词：离岸市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商业银行融资
今年6月份，市场流动性出现罕见紧张局面。6月20日，银行间隔夜拆放利率和回购利率均超过13%，隔夜回购利率创出30%的历史最高点。从商业银行的角度，在此情况下与其惊慌失措，不如认真分析当前的货币政策，并探讨相应的应对融资策略。
货币政策从来不是孤立的，总是与财政政策一起，通过实施扩张性或收缩性政策，来调整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实现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认真分析宏观经济形势，客观体会政策取向，并采取正确的应对策略，更有益于商业银行的发展。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析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四种不同的搭配组合，政府究竟采用哪种主要取决于政府对客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其中，“一松一紧”主要解决结构问题；单独使用“双松”或“双紧”主要为解决总量问题。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描述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有所加剧；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和创新能力不足问题并存；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和政府刚性支出增加的矛盾凸显；对今年政府工作任务的重点描述为：稳增长、调结构、控物价；对在此形势和目标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描述为：今年政府必须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前瞻性、针对性和灵活性。
通过分析政府工作报告，可以基本确定，在大的宏观经济形势不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前提下，“稳增长、调结构、控物价”的实际内涵就是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总体平衡下的“一松一紧”政策。其中“稳增长”是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总体平衡；“调结构”是指适度的“一松一紧”；而“控物价”是指币值稳定。
当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下央行的政策取向
如何解读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总体平衡下的“一松一紧”政策，而不是机械地解读“积极”与“稳健”，是分析货币政策取向的关键。
（一）当前财政政策分析
分析当前的财政状况，必须注意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报告中指出的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和政府刚性支出增加，这表明当前我国的财政收支是不平衡的，财政补贴等刚性支出压力很大；二是近期不同口径公布的政府债务总量均突出显示当前政府的债务规模大，沉重的债务负担有可能导致财政陷入借新债还旧债的困境之中；三是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产能相对过剩说明企业经济效益下降，财政收入的来源基础受到动摇。上述三方面均表明财政面临困难，如果不实行较紧的财政政策，巨额赤字和巨额债务易导致财政危机和信用危机，进而对经济造成破坏性影响。因此财政政策将是从紧的，而不是从松的。
那么如何理解积极的财政政策呢？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被理解为“紧中有松或略有松”的政策。党和国家领导人近期曾多次提到财政要过紧日子，要把有限的财力用到保民生上去，要用到调结构上去，所谓的“积极”应该理解为在整体财政紧日子的情况下，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两大工具，优先保民生，优先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优先发展高新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等有利于调结构的部门和行业。
（二）当前货币政策分析
同样，货币政策也要注意到以下几点：一是发挥宏观调控和抑制通货膨胀的客观需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稳增长的目标，实际要求货币政策必须是较松而又略紧的环境，以期达到一个稳定的金融环境，既确保高增长，又保证物价基本稳定。二是考虑企业经营的现实情况。当前企业资金短缺，产品积压情况严重，出口不畅、内需不足，因此必须适当放松货币政策，增加整个社会的货币供给量，从而刺激消费需求，维持企业投资。尽管财政政策也是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有效手段，但由于财政现状已经捉襟见肘，因此只能运用货币政策，避免经济出现急剧波动的运行情况。三是发展新兴产业、调整结构、促进地区间平衡发展也需要银行信贷政策的支持。以上几个方面都说明货币政策应该是较为宽松的。
那么稳健的货币政策又意味着什么呢？稳健的货币政策应理解为“松中有紧”的政策。紧的政策主要可以理解为：抑制通货膨胀，应对稳物价的要求和控制信贷规模、优化贷款结构，解决天量货币存量的对策；促进金融资源优化配置，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经济结构调整特别是“三农”、小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的金融支持，满足国家重点在建续建项目资金需求，拓宽实体经济融资渠道，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引导金融机构稳健经营，加强对局部和区域性风险及金融机构表外业务风险的监管，提高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广义货币m2预期增长目标拟定为13%左右，即全年m2增加约12.67万亿元，虽然政府工作报告没有明确2013年的信贷调控目标，但从货币供应量增速调控目标可大致推算，2013年的信贷调控目标很可能是8.5万亿元，较去年确定的调控目标高1万亿元，但增速低0.2个百分点，较去年实际实现的信贷规模高3000亿元，增速低1.5个百分点。这进一步说明，2013年货币政策的定调总体是松中偏紧。
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匹配后，可以清醒地看到央行的政策取向，即“松中有紧”，因此我们不应为短期的拆借利率浮动而盲目悲观。
当前货币政策下商业银行可加强离岸融资
基于对央行货币政策“松中偏紧”的基本判断，可以得出基本结论，在当前的货币政策下，信贷规模是有保障的，作为商业银行不应盲目地收缩信贷，误判形势。但是鉴于央行货币政策紧的一面，银行也要把握好信贷节奏，尤其是做好资金不同时间点的平衡。
（一）离岸市场融资的可能性与优势
对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在考虑商业利益的同时，必须考虑国家金融政策的稳定性，评估政策调整带来的风险。在当前的货币政策下，作为商业银行首先不能干扰央行的决策信心，而且还需响应政策发挥好服务政府决策的作用，例如支持小微企业、农业和国家重点项目，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会与商业银行的盈利目标发生矛盾，这时如果国有商业银行不能获得更多的资金，将只能挤占相对成熟项目的信贷去扶持盈利能力较弱的项目，这会使国有商业银行整体盈利能力减弱。因此在资金面偏紧的情况下，应该最大程度地拓宽融资面，才能有效而合理地解决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与利润需求之间的平衡。
为此，建议商业银行在维持现有信贷规模的基础上，统筹考虑人民币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通过金融创新，吸收境外人民币资金，力推人民币境外债券、理财、衍生等产品，充分利用好离岸贸易、投资和金融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以平衡商业银行的资金需求。
作为离岸的人民币资金市场拥有多个天然优势。一是融资成本明显低于在岸市场。例如今年上半年香港1年期定存利率仅为0.60%，明显低于内地利率，当然离岸市场人民币利率也曾有超过6%的情况，但是相对同期内地人民币拆借市场利率还是明显偏低。同时由于离岸市场人民币投资渠道偏窄，而资金量充沛，因此尽管内地市场不断创新，离岸市场融资成本仍会明显低于内地。二是离岸金融市场不会对内地市场造成根本性的冲击，更不会影响到央行的货币政策，只会平衡市场资金的盈亏。离岸人民币市场分为贸易、投资和金融市场三种类型，其中贸易和投资都会使人民币发生实质性的流动，即从离岸市场向在岸市场流动或反之。但是银行的金融产品，如存款、债券、理财、衍生品业务等，除直接挂钩具体贸易和投资项目的产品外，实际吸纳的资金最终都会回到原始市场，而不发生实质性的属地迁移。因此创新离岸金融产品并不会直接导致境内资金投放量的剧增或剧减，而只会通过两个市场的统筹，实现短期内的资金平衡。三是发展离岸金融市场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支柱，有利于盘活境外人民币资金，增加境外人民币市场的投资机会，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实施。
（二）建议商业银行加强离岸市场融资
对于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央行一直采取的是稳步推进策略。2007年央行下发了《境内金融机构赴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人民币债券管理暂行办法》，对境内金融机构在港发行人民币债券作出了明确规定。这为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
今年7月央行又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简化跨境人民币业务流程和完善有关政策的通知》，更为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加强跨境人民币流动提供了支持，不仅进一步简化了离岸贸易、投资市场的核对、准入条件，还为金融市场创新提供了必要的支持，为离岸金融市场业务创新开辟了新的途径。
随着央行政策的明晰和商业银行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境外人民币清算网络已经覆盖至全球近70个国家和地区，在当地监管允许的所有境外分支机构均已开办跨境人民币业务，2012年境内外机构办理的跨境人民币业务量超过1.5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近七成，累计业务量已超过2.7万亿。2013年1-5月，全国经常项目下的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已经达到1.7万亿，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程度也已经稳步提高。根据央行的统计，仅仅2013年第一季度，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发生达到1万亿元。部分境外机构的人民币业务对本机构资产、存款或营业收入的贡献度甚至达到三分之一乃至一半，成为重要的核心竞争力。但是这些业务大多集中于贸易和投资，并未考虑资金统筹。
2012年8月，工商银行充分发挥境外机构优势，创新境外人民币产品，首次在离岸人民币市场以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名义发行人民币债券，然后将筹集所得的人民币，汇入国内统筹使用。这对吸收境外人民币资金，平衡国内资金需求，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本次债券的成功发行为商业银行后续面向全球市场的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并奠定了广泛的投资者基础。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区别篇8
一、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理论基础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构建在其相互关系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基础之上。
1.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关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相互关系原理是研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重要理论依据。“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这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评导言》中的精辟论断；分配和交换作为生产与消费的中介，是生产与消费均衡发展的基本保证。如果社会再生产在分配和交换环节出现问题，继而，或因分配的比例与消费需求难于有效衔接，或因产品适销不对路，不能提供足够货币资金以适应流通扩大的需要，部分社会产品难以顺利进入消费环节，延缓社会总产品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周转时间，导致社会简单再生产无法延续和扩大再生产得不到实现的严重问题。因此，有效地调节和管理社会产品在分配、流通环节出现的种种矛盾，包括结构性矛盾与总量平衡矛盾，便显得尤为重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政府分别施用于分配和流通领域起主导作用的政策调控手段，对克服分配和流通领域中的各种矛盾举足轻重，使社会再生产在扩大的规模上得以顺利进行。同时因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别作用于社会再生产两个不同环节，仅限于单纯某一政策手段的调节，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性，所以两大政策的协调配合，对加快和促进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运行是不可缺少。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协调配合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好地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基本保障。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协调公平和效率矛盾方面各有侧重，其配合效应体现在：货币政策偏重于效率优先。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首先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适应供求关系变化：货币政策主要掌握流通领域，又参与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积累活动，是制约和调节再分配活动重要杠杆，而商业银行偏重于从盈利目标考虑信贷投向，要求货币政策对信贷结构与利率的调节能基本反映市场供求的变化，从而引导资金流向效益好的领域，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财政政策偏重于公平分配。市场经济本身就是竞争经济和效率经济，竞争的结果必然在市场竞争者之间的效率上产生差别，这种差别不仅表现在个人与个人之间，也表现在产业之间、地区之间；合理的效率和收益差距是提高效率的动力，而过于悬殊的效率和收益差距，则会激化矛盾，也是引发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财政政策是影响和制约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的主导环节，以其调节力度和广度，完全能够建立起调节经济利益差别、防止差别过于悬殊的收入分配机制，即运用税收和社会保障手段，限制收入分配的过分集中和过快增长，适当缩小个人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别，防止两级分化，确保社会稳定。只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在优化资源配置、确保社会效率的前提下，通过调节收入差别，保证收入分配的适度公平，才能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控社会供需总量和结构不可或缺的工具。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调节社会供需总量和结构过程中的协调配合，是通过相互不同的作用途径与效果体现的：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社会经济结构，间接作用于供需总量平衡；而货币政策直接作用于供需总量平衡，间接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影响。从财政政策调节看，财政对总供给的调节，首先反映为社会经济结构的调节，如财政运用必要的税收惠政策、财政贴息政策、财政投资政策支持产业结构的调整，支持“瓶颈”产业的发展和短缺产品供给的有效增加；财政对总需求的调节主要通过扩大或缩小财政支出规模，以结构调节为前提，借以达到刺激和抑制社会总需求的目的。货币政策对社会总需求的调节，主体是通过中央银行货币投放和再贷款等政策手段控制基础货币量，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等手段控制货币乘数，从而有效地控制社会总需求，达到货币和稳定物价的目的；与此同时，中央银行在调控社会总需求的基础上也会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如银行依照产业政策和市场盈利水平，选择贷款投放方向，包括产业间、地区间信贷规模的区别对待，客观上起到调节社会经济的作用。可见，货币政策对社会供需总量的调节是直接的，而对社会经济结构的调节则是间接引导的。因此，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更加紧密地协调调节是直接的，而对社会经济结构的调节，则是间接引导的。因此，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更加紧密地协调配合、相互扬长避短，在实现社会供需总量平衡的前提下，加快社会供需结构的调节和合理化布局，全力促进社会经济整体协调、稳定发展。
二、现阶段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态势分析
多年来，我国依据马列主义原理，结合我国的国情，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具体协调配合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不少尚待解决的矛盾。
（一）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取得的主要成效
我国经济运行，自1992年开始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到1997年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此后进一步坚持改革开放，加大结构调整力度，目前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出现了宏观调控奏效、市场化水平显著提高的良好态势。具体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1.大力增加财政收入，逐步提高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以增强政府稳定经济的整体实力。增加财政收入，压缩财政支出是紧的财政政策的主导措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低于支出的增长速度；从1992年开始， 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领先于财政支出的增长（1994年除外）；1997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达到11.5％左右，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收入总额的比重为48％左右，逐步接近振兴财政的目标比重。
2.严格掌握货币发行，控制信贷规模，适时调整利率。控制货币流通量是紧的货币政策的中心内容。1993—1998年，中央银行强化了货币发行的控制力度，使货币供应量维持在计划目标范围内。同时，为整顿金融秩序，控制信贷规模的增长水平，中央银行于1993年两次提高存货款利率，利用金融政策遏制经济过热取得较大成效；而后，中央银行又根据具体情况，相继于1996年两次、1997年多次降低利率，在“从紧”的基础上有效地保证了“适度”的货币政策调控力度。
3.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强化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优化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投资规模膨胀是我国经济前段过热的重要原因，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中央强化了固定资产投资管理措施，停建、缓建部分基本建设项目，使投资规模增长速度从1993年的58.6％，下降到1995年的17.5％，同时还成功地引导资金向农业、基础产业倾斜，使投资结构得到优化。财政支出的另一突出症结是行政急剧膨胀，1980年全国行政经费66.8亿元，1996年达到1041亿元，增长了14.5倍，而同期财政支出仅增长5.5倍。财政支出的60％—70％以上用于“养人”，这不仅挤占了事业发展经费，导致建设资金的奇缺，而且日益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使收支缺口扩大，直至影响全局的稳定。为此，各级政府结合机构精简和职能转变，压缩行政经费20％—30％；实行政府统一采购制度，运用市场手段管理政府物料购买支出：推行行政经费下管一级等办法，用以节约支出，制止奢移浪费等。
经过几年的宏观调控，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取得了很大成效，不仅有力控制了通货膨胀，而且国民经济持续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国民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同时经济振荡幅度很小，基本实现了经济“软着陆”的目标。
（二）目前宏观经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国有企业困难日益加剧，举步维艰。最近几年的宏观调控并未缓解国有企业的原有困难，相反，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更加恶化，效益下滑严重，亏损面和亏损额均大幅增加；国有企业债台高筑，社会负担沉重及长期技术改造不足等老问题，依旧未得到缓解，国有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比重不断下跌，到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面达43.7％，亏损额377.9亿元，同比上升20％，实现利润同比下降10％，目前亏损继续扩大；与此同时，企业开工率不足，停产半停产企业增加，大批企业职工下岗待业，市场缺乏活力；另一方面，企业资产负债率已超越安全警戒线，高负债经营已经使企业成为银行的“打工仔”，生死系于一身。可以说，近几年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相当严峻。
2.目前的财政、货币政策对结构调整成效不大。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虽然对于总量控制卓有成效，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结构上的矛盾，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层次低、地区产业趋同化严重。据测算北京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为0.9，山西亦达0.92，反映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即突出表现为产品销售不对路，积压严重。同时，对国民经济中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重点项目投入，特别是对重中之重居基础地位的农业，虽然加大了投入力度，但其发展速度仍慢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尚未改变其在国民经济中的薄弱地位，“瓶颈”仍不同程度地制约着经济发展。
3.负数的通货膨胀率显现总需求不足，1998年度8％增长目标压力较大。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经济曾多次被剧烈的通货膨胀所困扰，并成为全民关注的经济热点，自1993年宏观调控力度加大后，通货膨胀指数连续下落，1997年零售物价涨幅只有0.8％，到1997年底已成了负数，今年1—2月零售物价涨幅为－1.7％，整治通胀取得了很大成绩。通胀指数变负，意味着不必付出劳动，银行中的存款和手中的货币就会自动增值。然而，这对整个国民经济而言，并不完全是好事，其负面影响超过正面影响。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结果，决定物价水平的升降。1997年物价水平的下降，充分说明总需求特别是投资严重不足，通过乘数效应造成整个市场萧条，显现出经济过热的后遗症。与此同时，十二届人大提出了本年度经济平稳、持续增长幅度为8％的现实目标，但截至1998年6月，第一季度增长率为7.8％，第二季度仅为7％，较之既定目标具有一定距离，经济增长的方针与总需求不足的近期情况，使国民经济期发展速度超越8％，继而全年增长8％的目标面临着较大压力。
（三）财政货币政策调控中面临的困难及协调配合的深层次矛盾
透过上述问题的表面现象出现，我们不难看出在财政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方面所存在的深层次上的矛盾。
1.国民经济的“两难”状况对财政货币政策的制约。其一是财政状况举步维艰。财政政策主要内容是收入政策和支出政策，财政政策的目标是通过改变其收、支的规模和结构来实现的，因此，政府是否有能力改变财政收支的规模结构是有效实现财政宏观调控政策的前提和重要保证。但此种条件在我国目前还显得十分薄弱。首先，从财政收入看，改革开放以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1980—1995年，gdp增长了10.86％，年均增长17.9％；而财政收入只增长4.46％倍，年均增长11.98％。财政收入在1993年前增长缓慢，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979年的28.4％下降到1995年的10.7％。1993年以来财政收入每年约增长900亿元，但增加额中包含着物价上涨的因素。实际的增长十分有限。这反映了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下降的趋势非常明显，财力的下降直接影响到财政宏观调控力度。其次，从支出方面看，财政支出增长快于财政收入增长，财政支出刚性化，行政管理费和各项事业费支出保持高速增长，赤字规模不断增大。1980—1995年，财政赤字从68.9亿上升到666.8亿元，增长8.68倍，年均增长16.34％，远远超过财政收入年均11.98％的增长速度。为弥补巨额赤字，财政被迫大量举债。目前，中央财政支出中的1／2以上要靠借债来维持。中央财政内债规模从1990年的187亿元增加到1995年的1537亿元；内债依存度从1990年的14％上升到1995年的21.3％，已突破了国际公认的20％的水平。据预测，照此速度发展，到2000年，年发国债将达8000亿元。这种状况的必然后果是财政政策作用弱化，预期的调控力度和效果难以实现。1995年，财政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力度由1978年的77.6％降为2.6％。受财政困难影响，国有企业生产运营中应补充的资金长期得不到增补；国家政策性银行资金难以到位，资金来源严重不足，迫使政策性银行插足商业性业务。总之，财政已基本上陷入只能保吃饭，无力搞调控的境地。与此同时，有限的财力还严重分散，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中央财政收入中，固定在各部门手中的财力份额也较大，严重制约了中央财政的调控能力。
其二是金融形势不容乐观。主要问题银行经营效益下降、债务问题突出，资产质量恶化，对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产生较大压力。 1994年四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经营收益率平均为0.32％；1995年各银行基层亏损的状况有增无减，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基层行亏损严重，导致四大银行中三家全线亏损。造成银行经营状况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银行不良资产包袱沉重。1994年底，全国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占全部贷款的19.7％，其中90％以上浓缩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银行应收未收利息一直呈上升趋势，这表明仍有相当部分不良资产潜伏于正常贷款之中，再考虑未计入的利转本金和应计未计的亏损，真实不良资产的比重会更大。由于居民储蓄占社会资金来源的70％，银行承担着储蓄转向投资的责任和风险，在当前的经营形势下，银行的信贷投入未形成相应效益，其结果必然导致信贷资产的低质量增长，如要任其发展，居民债权与企业债务的矛盾必将暴露，这对整个金融形势将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并且，银行不良资产的日益增大，也将影响到目前货币政策：商业银行既是货币政策的调控对象，又是货币政策的传导者，通常会根据货币政策的变化按利益最大化原则调整自身的资产负债，从而最终影响到企业和公众的经济行为，达到货币政策调控的目的；其调整自身经营的条件是资产负债的流动性，但目前据有关人士估计，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真正转动的资产不到30％。凡此种种，无不意味着银行潜伏着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这种状况，也使中央银行在制定执行货币政策时进退两难。
2.财政货币政策面临的新“三乱”困惑。值得注意的是，国民经济“两难”的背后，还存在着财政秩序、信用秩序和企业商业关系混乱的新“三乱”问题。
财政秩序混乱方面表现为：（1）基本财务制度不健全，企事业单位，基层财政部门自己采用造假帐的方式，将预算内资金转移到预算外，将制度内资金转移到制度外，逃避监管；（2）多头开户现象严重，给审计和监管工作带来许多困难；（3）有关制度不够严格规范，各级政府自行随意减免税、擅自征收各种费用和基金的情况普遍存在：（4）分税制与分灶吃饭并存，省以下分税制尚未真正建立，中央至乡五级财政制度不够健全；（5）财政退库管理不严格，加大了财政补贴和财政支出。同时，与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下降成对比的是，各级政府掌握的预算外资金不断增加，加上预算体制外资金，已超出预算内收入，且游离于预算管理和财政部门之外，长期失控。其结果是基层企业因摊派过重叫苦不迭，中央财政却因缺少财力而难以实现调控任务。
信用秩序混乱方面表现为：（1）财政资金信用化和信用资金财政化。财政信用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促进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某些财政机构在核准的财政周转金范围之外发放贷款，或提供信用担保，扩大了信贷规模和范围，干扰了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执行，且在资金筹集、使用、回收方面随意性较大，各种违规行为屡有发生。“八五”期间，银行信用资金财政化趋势愈发严重，信贷资金的财政性长期占用，不仅给国有银行的正常运营带来了困难，而且抑制了金融领域市场化进程。（2）债款归还秩序得不到遵守，企业赖帐现象比较严重，更有甚者，向银行贷款之初便没有还款打算，由此以往，货币政策赖以正常发挥作用的基础将不复存在。（3）银行自身不到位，不惜成本盲目设机构网点；建筑装修费用庞大；不讲效益乱放贷款、违背国家利率政策擅自高息吸储，或超出自己经营能力从事本业以外的经营活动等。（4）乱拆借问题仍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存在。
企业商业关系混乱主要体现在，受负债率过高和经济恶化以及商业秩序混乱影响，1993年紧缩银根、治理乱集资、乱拆借以后，企业相互拖欠问题再度突出。据估算，至1995年底企业间相互拖欠已达到8000亿元以上，以至不少行业不得不采取贷款不到不发货，或者不偿还旧债不供货的方式进行商业交易，构成了商业现代化交易的客观退化。
3.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现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存在着若干配合“空档”、“配合失当甚至相互掣肘的问题，主在表现为：
（1）财政货币政策调控分工不明确，造成某些政策“空档”。通常情况下，财政对于结构调整较为有效，货币政策更适于总量调控；财政政策调控力度大，刚性较强，货币政策可以经常微调；财政政策时效明显，而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时滞性。但现实运行中各自职能未得到应有的理顺。首先，财政逐步退出生产性领域，占国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若任其发展，财政对宏观经济调控能力越来越弱。其次，因宏观调控过于依赖银行，并逐步代行财政职能，致使银行不良资产激增，从而加剧了银行的经营风险。最后，银行同时承担了总量与结构调控的双重任务，但由于银行经营的较强商业性，不具有结构调整的内在动力机制，因而产业结构调整缓慢。
（2）财政货币政策之间缺乏固定配合程序，致使二者配合不规范。往往当两大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需要对方的配合时才向对方提出要求，而对方配合与否则取决于对自己是否有利。这样，唯有对对方都有利时，配合才能发生，许多对国民经济整体有利但影响局部利益的政策难以得到对方的配合；并且由于二者之间缺乏固定和配合程序，执行两大政策的业务部门不仅在具体工作上难于合作，还时常产生矛盾和摩擦。
（3）财政货币政策在经济运行和体制改革的某些重大问题上配合不够。例如在公债发行，在投资领域，在利用外资等方面，均存在着二者配合不当的问题，制约着财政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
三、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战略构想
当前，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就是要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健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在提高财政、银行调控能力的基础上，重点解决国民经济结构的协调问题，在结构协调基础上实现社会供需总量的平衡，确保国民经济均衡、协调发展；按照“两个转变”的要求，搞好大中型国有企业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从加大对国有企业资金流入力度、推动企业集团化改革、督促企业加强内部经营管理，使国有企业逐步走出困境，具备参与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竞争的资金实力和经营规模，充分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作用；同时要防范和规避金融风险，确保人民币的币值稳定。这是一个宏伟的战略目标，而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政策取向应该是：1.提高财政调控经济结构的能力。为此，要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建立健全税收征管机制，归并预算外资金，减少财政收入的流失、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九五”期间，力争实现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的目标，到2010年达到25％左右，从而提高财政调控国民经济结构的能力，使国家财政真正挑起调控国民经济结构的大梁。
2.健全银行债务清偿机制和风险抵押机制，确保银行与企业债权债务的良性循环：改善储蓄服务，提高银行的吸储能力，才能为货币政策调控和国民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资金。
3.健全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加大对国有企业的资金注入力度，以此作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解决国有企业困难的突破口。要构建由财政、中央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共同参与的强大的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加大对国有企业资金流入力度。其资金来源，一是财政部和人民银行总行通过财政贴息诱导、发行金融债券、控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从现有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28000亿元中动员20％的资金，每年可达到5000—6000亿元，作为政策性投融资的资金来源。二是将邮政储蓄全部纳入政策性投融资来源，每年可达1500亿元。三是将现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下属的各大保险公司保险收入的结余额中，每年拿出50％纳入政府政策性投融资；比照1995年国内外保险业务净收入507亿元计算，每年可以拿出250亿元纳入政策性投融资。四是扩大国债发行，除偿还到期债务外，其余额应全部纳入政策性投融资体系。鉴于目前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高达30％的现状，扩大中短期国债发行，势必加重国家财政的偿债负担，可以考虑为专门建立政策性投融资体系，发行特种国债。期限为10—20年，既不会加重今后几年的财政偿债负担，又能为政策性投融资提供一笔数额大而且使用期间长的资金来源。五是将目前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结余资金，除留有部分用于日前开支外，应全部纳入政策性投融资体系。通过上述途径可为政策性投融资体系的建立聚集1万亿元资金，经过2—3年，可将资金规模扩大到2—3万亿元。国家对此应成立专门的政策性投融资机构加以管理，并主要用于支持国有行业集团、股份制集团母公司按照国家产业政策的行业改造规划、技术政策，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行业改造，与产业结构的调整开放，产品结构的更新换你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增强企业活力，壮大和发展国有经济。
4.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协调支持国有企业运用集团制、公司制、股份制，加快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推动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和集约经营，振兴国有企业。财政、银行要从资金和政策上支持国有企业通过资产重组和兼并、联合等途径组建产业关联度紧密的国有独资有限公司，改变目前国有企业规模分散、“小而全”和“大而全”造成的企业竞争实力薄弱现象，形成“兵团式”国有垄断集团，作为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母公司，使之成为经济运行的主体。再以母公司为主体，吸收其他经济成份参股，形成股份制集团公司，以此作为国民经济的产业中坚和市场骨干，进而主导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和发展。此外，还要建立健全主办银行，理顺银企关系，即银行通过贷款、人事参与、财政监督等多种渠道，在企业内部建立起监控机制，对降低企业筹资成本、减少金融市场的不正当竞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5.综合运用多种财政货币政策协调手段，建立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三大调控机制：总量调控机制、结构调整机制和企业微观调控机制，其中结构调控机制是三大机制建立的重点。
首先，结构调控机制的建立是治理当前国民经济“小而全，大而全”和盲目重复建设等旧体制顽症的迫切要求。在调控产业结构时，需要对新增投资进行调整，要坚决控制新开工项目特别是重复建设项目，大规模推动存量资产重组，并通过科学合理的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推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的成功调整。财政、银行在促进存量资产重组的过程中，要充分注意发挥国债和政策性投融资在调整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方面的独特作用，尤其要注重在工业化迅速推动阶段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使产业结构的调整不断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
其次，总量平衡机制的建立，关键在于实行松紧适度的财政货币政策。松紧适度，就是指该松的时候而不能紧，该紧的时候就要紧而不能松；无论是松还紧，都要有个界限，松的时候不是放任自流，无限扩张，紧的时候也并非将一切正常合理的分配行为卡住，或者是把一切正常合理的开支都“紧死”。一切都要依据客观事务的发展态势而审时度事，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而不是固定不变的。实行松紧适度的财政货币政策是关系到保持经济稳定、抑制通货膨胀、消除各种隐患的大政方针，也是实现“两个转变”，进一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所必须的条件。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区别篇9
关键词：经济趋同最优货币欧元区欧债危机
中图分类号：D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13）01-0073-79
理论上的支持、制度上的约束以及欧元区初期的平稳运行，共同构筑了货币联盟支持者对单一货币区成员国长期经济趋同的信心。然而单一货币区成立后，成员国并未如预期那样实现经济趋同。欧洲债务危机的扩散，将欧元区隐藏在平静表面下的诸多问题集中地呈现出来。欧洲债务危机产生的主因是部分国家不稳健的财政和宏观经济，还是欧元区内部基础性的失衡？单一货币促进了成员国之间经济的趋同抑或是趋异？欧元区经济趋同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从理论层面上看，欧元区经济趋同的实证研究是对区域货币一体化理论的检验；从实践层面上看，欧洲货币一体化的主要目的是要通过一体化促进区域内经济体的协调发展，为政治一体化构造经济基础，对欧元区的经济趋同进行研究，有助于评估单一货币区经济政策的效果。
一、经济趋同标准与欧洲单一货币区
最优货币区（oCa）的思想是欧洲货币一体化的理论基石。20世纪70年代，针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缺陷以及美元信心与清偿力的“特里芬难题”，蒙代尔提出了建立欧洲统一金融市场和欧洲单一货币的计划。1992年，爱默生和格罗斯提出了“一个市场，一种货币”的理念，为欧洲统一中央银行的建立和单一货币的诞生提供了理论基础。此后，与加快实现欧洲统一进程这一政治意愿相适应，oCa理论的研究也产生了新的进展。在传统oCa理论中，最优货币区的判断标准被视作外生变量。1998年，弗兰克尔与罗斯提出了最优货币区的“内生性假定”，认为最优货币区具有自我强化的功能，即使成员国不满足最优货币区的“事前标准”，在单一货币区建立之后，经济趋同也将成为货币区经济运行的实际结果，货币一体化能够自然推动一个“事后”最优货币区的出现。
自195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之后，欧洲统一货币的设想就被不断提及，直至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峰会最终确定了统一货币的时间表。与此同时，关于欧盟是否已经达到最优货币区标准的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被争论不休。事实上，在1999年欧元区启动之前，欧洲国家之间的经济周期与经济结构就存在诸多差异。为了保持欧洲统一货币目标的实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在财政和货币方面均设立了看似严格的“经济趋同标准”，以保证“只有那些实际行为、货币政策信念和价格稳定程度高度符合趋同标准的国家才可以加入货币联盟”。传统的弱币国政府为了获得欧元区的入场券，也显示出向共同目标靠拢的诚意。单一货币启动之初，区内通货膨胀水平远低于《马约》设立的准入门槛。低通胀水平有国际油价大幅下跌等外部环境的因素，也体现了各成员国在货币联盟准备阶段对以稳定为导向的政策的支持。与此同时，各国的预算赤字大幅减少，多数成员国在短时间内达到了“趋同标准”，尽管其中部分数字借助了“创造性的”技术方法而取得。货币联盟的设计者们对此心知肚明，但却给予了充分的容忍。事实上，欧洲货币联盟的设计者们从一开始就承认，即便是首批加入欧元区的11个国家集团，也仍然不能代表最优货币区。但是，最优货币区的“内生性假定”使他们相信，单一货币的引入，能够消除成员国间的经济差异，实现成员国的经济趋同。鉴于《马约》设立的“趋同指标”只是成员国加入欧元区的“敲门砖”，“达标”只能反映成员国在当时经济的静态表现。为了避免一次性“突击达标”对统一货币区稳定可能造成的威胁，货币联盟的设计者制定了更具长远约束力的政策限制，即《稳定与增长公约》。《马约》趋同标准、《关于过渡赤字程序议定书》（《马约》的附件），以及《稳定与增长公约》共同从制度层面上构筑了对成员国的严格约束。
二、单一货币区成立后成员国经济趋同的实证检验
（一）欧元区成员国名义趋同的检验
鉴于统计数据可得性与连续性的考虑，对成员国名义趋同的检验选择2002年以前加入欧元区的12国作为考察对象，分组研究1995-2011年期间欧元区成立前后，单一货币区成员国在通货膨胀率、政府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率等经济指标的趋同情况。
由分组样本数据观察可知，加人统一货币区前后对比，eU-12国通货膨胀水平的“趋同”状况并未出现明显的变化。德国与希腊分别代表了统计期间内通货膨胀控制最优与最差水平。德国的通货膨胀率水平在2000年以后有较大提高，但始终位于货币区平均水平之下。希腊总体通货膨胀率始终处于较高水平。2001年加入欧元区之前，希腊通货膨胀率大幅回落，此后便迅速回升。此外，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通胀率水平在加入欧元区后至2005年左右均有显著上升。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欧元区的通胀水平出现较大波动。2009年严重经济衰退导致通货紧缩，但随后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的全球流动性泛滥及救助债务危机的欧版量化宽松，使通胀趋势再度抬头。
从数据上看，20世纪90年代各国的财政赤字均有大幅减少（忽略“创造性”会计手段的作用）。卢森堡的财政状况一直比较稳健，也是欧元内唯一在样本区间内指标均低于《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界线的国家。希腊仅在加入欧元区之前的1999年实现3.1%的财政赤字率，勉强接近“趋同标准”，在此前后财政赤字率始终位于最高水平。2001年，德国和意大利两大“核心国”率先打破“红线”，迫使欧洲货币联盟于2002年启动超额预算赤字程序。
1通货膨胀水平
2财政赤字状况
此后，欧元区财政赤字状况每况愈下，多数成员国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甚至连财政最为稳健的卢森堡，也由财政盈余转向赤字。受惠于单一货币区成立后内部贸易的加强，德国经济从2005年开始复苏，财政状况也随之有明显改善。希腊的财政状况则持续恶化。从标准差来看，加入欧元区不仅没能实现各国财政状况的趋同，反而使成员国间的财政趋异日益加强。2008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各成员国的财政状况均显著恶化，财政趋异也进一步加强，2010年标准差高达7.9。
3公共负债状况
从分组数据上看，2000年后欧元区政府债务率的标准差较单一货币区成立前略有下降，但并未反映出显著的趋同态势。与相对稳健的财政收支状况相适应，卢森堡是区内债务控制最好的国家，其次是芬兰。货币区内大多数国家的债务水平堪忧，德国、法国的负债率早已在2003年后跨过60%的参考水平。意大利与比利时在1999年以前，债务率就一直与《马约》的“趋同标准”相去甚远。上述两国最终由于债务率“有足够的降低并正以令人满意的速度趋近参考值”而被获准进入货币联盟。但是加入欧元区后，其债务率始终处于高位。希腊依然是区内债务状况最令人担忧的国家之一。只有爱尔兰与荷兰的债务状况在加入欧元区后略为改善。2008年后，几乎区内所有国家的债务水平均大幅提升。
（二）欧元区成员国实际趋同的检验
1成员国经济趋同的绝对β检验
参照巴罗（Barro）和萨拉·马丁（Sala-i-martin）提出的收敛模型构造简化的线性回归方程：
其中，yit是期末各国人均GDp值；yin是期初各国人均GDp值；μir为误差项。
对欧元区成员国实际趋同的B检验同样以1995-2010年的数据为统计样本，并分别考察欧元区成立前后的经济趋同情况。经统计软件进行回归分析后，eU-12国的绝对β收敛结果如下：
各组回归结果的R2均在95%以上，反映出模型较高的拟合优度。考虑到2008年以后欧元区经济状况存在明显的波动，为客观反映成员国实际趋同情况，本研究分别进行了2000年-2008年、2000年-2009年、2000年-2010年期间成员国间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除了2000-2009期间的β值略低于1以外，其它各组的趋同系数均略大于1，反映出成员国间存在一定的趋同态势。但是在欧元间成立前后，各组间的β值并未有太大差异，无法支持单一货币区促进成员国间“经济趋同”的结论。
2成员国经济趋同的α检验
本文以1995年为基期测算eU-12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并对数据进行了对数处理，得到相应的变异系数，其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统计结果显示，成员国人均产出的离散程度从1995年至2008年间基本处于上升态势，反映出成员国间并未呈现出α收敛。显然，α收敛检验也没有对单一货币区加强成员国经济趋同的经济假设提供充分的证据。
三、单一货币区内的经济趋异与欧债危机的内在逻辑
从以上的实证研究结果来看，无论是对欧元区名义趋同还是实际趋同的检验，均无法支持单一货币区有助于加强成员国经济趋同的论点。各种证据表明，单一货币不仅未能抹平成员国之间的差距，反而使核心国与国间的不平衡日益加剧。
首先，单一货币区加速了成员国之间资本的流动，直接孕育区内的金融风险。统一货币政策下的利率趋同，使得货币风险溢价消失，降低了国的融资成本，助长大量外债的形成。当利率水平较低时，债务负担尚能控制。一旦利率飙升，债务则难以为继。此外，欧元区成立后市场对其前景的乐观预期也刺激了大量外来资本的流入；而流入国的资金又大量进入非实体经济领域，催生潜在的经济风险。另一方面，出口驱动的德国等核心国家经济受益于单一货币区极大提振，累积的出口盈余和低水平的国内消费，产生大量资本盈余。这些超额资金，又以低利率借贷给国家，直接助长了国的信贷增长。国的信贷增长持续转换为债务堆积，增加了其金融部门的脆弱性。当危机来临时，逐利性的风险资本不愿再继续流入国，为其财政和经常账户赤字融资，资本流向的逆转进一步恶化了危机。
其次，单一货币区加剧内部成员国间的国际收支失衡。德国等核心国家在欧元区成立后逐渐摆脱低迷的经济走势，成员国身份使德国可以不受约束地在货币区内施行重商主义政策。依赖平稳的欧元汇率，德国增强了对外贸易的竞争力，尤其是区内贸易额持续增长。自加入欧元区以来，德国的出口额几近翻倍。与此相对应的是，国经常项目的巨额赤字，规模几乎与德国的贸易盈余相当。而在统一的货币政策下，成员国传统的宏观经济调控工具又被大大削弱。要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经常项目的失衡只能依赖于资本金融项目来弥补，再加上原本就不甚稳健的财政制度，双赤字的格局日益恶化。在2008年以前，资本流入带来国资本金融项下的大量盈余，部分隐藏了欧元区内部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当资本从热闹的资本市场撤离时，国的经济困境就暴露在日光之下。
最后，统一的货币政策助推了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趋异。从其他成员国大量涌入的外来资本，刺激了国的投机需求。物价水平持续上涨，财政膨胀，导致国经济的竞争力减弱。而同期，德国的劳动力成本上涨缓慢，出口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显著。一方面，由于统一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与各国经济指标的趋同性密切相关，成员国间显著的经济增长率和价格水平的差异直接影响了统一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如在相同的政策利率水平下，高通胀水平的成员国，其实际利率显著低于低通胀国家，进一步助长国不稳健的投资与支出倾向。另一方面，统一货币政策的实施与不同的宏观调控需求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协调困境，而最终的决策在成员国的利益博弈中往往是向占据主要话语权的核心国倾斜。偏离国实际经济需求的宏观政策，势必影响其经济增长，导致国与核心国经济指标的进一步趋异。于是核心国的相对繁荣与国经济的相对停滞便最终形成单一货币区经济的晴雨两面。因此，经济迥异的成员国加入单一货币区，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暗藏风险。如果德国这样的强势国家不能改变其增长与支出模式，其他国家要保持长期繁荣的唯一途径便只能是被动适应德国模式。否则，一旦不对称的外部冲击出现，危机的触动便在所难免。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区别篇10
一、我国经济的内部失衡
我国经济出现内部失衡，突出表现在储蓄、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失衡，须引起高度重视。
（一）我国日益扩大的内部经济结构失衡
我国的经济增长客观上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约束：第一，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廉价劳动力；第二，尽管我国居民有很高的储蓄倾向，但存量资本规模很小，且在历史上没有真正地完成过资本的原始积累；第三，由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落后，国民经济具有显著的二元结构；第四，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特别是以人均水平计算的自然资源处于世界最低水平；第五，长期以来，在我国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的不是自然经济就是计划经济，企业家资源特别稀缺，企业制度落后。
面对上述约束，我国正确地选择了对外开放的战略。借助于对外开放至少获得了以下好处：第一，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实现了我国劳动要素丰裕的比较优势；第二，通过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缓解了我国自然资源紧缺的劣势；第三，通过大规模引进外资，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原始资本积累不足和企业家资源高度短缺的问题。
但是，我国的对外开放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不仅长期存在的各种结构性问题没有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经济社会失衡。具体来说，包括：第一，省际之间的不平衡增长。省际之间增长率的差异，已经超过了由地理位置、人力资源禀赋等不同特征所能解释的程度。第二，不同熟练程度劳动力之间的不平衡增长。第三，部门之间的不平衡增长。制造业占GDp的比重极大，服务业、零售贸易和批发贸易的比重相对较低。第四，社会保障网络遭到削弱。第五，投资的扭曲配置。过度储蓄，加上以银行信贷为中心的融资体系以及国有企业优先的融资通道，造成了投资的扭曲配置。第六，不断扩大的宏观经济失衡。
（二）内部失衡最突出的表现是储蓄、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失衡
高储蓄、高投资以及低消费（消费不足）是我国经济内部失衡的最突出表现。造成我国高储蓄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成功地控制了人口增长，使得老年人口的比例相对增加，由于老年人的收入和储蓄一般要高于年轻人，因此随着老年人的增加，应对退休保障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烈，储蓄率也随之增加；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养老、医疗等），使居民倾向于增加储蓄以备不时之需：欠发达的金融市场和消费信贷机制的不完善所产生的强制储蓄，等等。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主要依靠金融体系。因此，由投资率长期低于储蓄率而引发的我国经济内部失衡与金融体系自身的缺陷有着密切的关系。目前，在金融总量方面，较为突出的矛盾表现为长期持续的银行业存款增速快于贷款增速，这种现象一方面是经济总量失衡即储蓄率大于投资率的直接反映，另一方面也是金融体系结构不合理、直接融资比重过小、整个社会的投融资活动过于依赖银行信贷的反映。
近年来，我国经济中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不容乐观的趋势。据估计，我国目前的消费率仅为55%，而同为外向型经济的日本和韩国，其消费率最低时也达60%－70%。我国消费率之所以会过低，既有社会保障体系滞后、房价上涨失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投资增长太快。事实上，这些年来我国的消费需求也在平稳增长，但我国的消费增长依然远远落后于投资的扩张，2005年我国投资消费比则高达77%，且呈上升趋势。根据日韩的经验，外向型经济体的脆弱性使得这么高的比例是不可持续的。
我国的投资消费失衡值得特别注意的还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我国投资率虽然很高，但投资的效率很低。在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经济增长模式下，现行的政绩考核体制驱动着商业银行将大量信贷资源投向资本密集型、高能耗、高产值的产业和政府形象工程项目，以致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发生率较高。
在国际上，有一个反映投资效率的经济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该指标的含义是指每增加一元钱的国内生产总值，需要投资几元钱。研究表明，美国、德国、法国和印度等国每增加1亿元的GDp需要投资1亿～2亿元，而我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的这～指标为5亿元。也就是说，国外的增量资本产出率是1～2，而我国的这一指标值为5。此外。如果根据国际可比数据测算，最近3～5年，我国的iCoR估计在5～7之间。
另一方面，根据宏观经济理论，投资直接影响到生产要素的分配。如果资本要素的比重较高，而劳动要素的比重偏低，那么劳动收入部分对资本收入部分的相对比重就会降低。因此，过高的投资率会造成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缓慢，导致分配结构扭曲，即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并导致投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二、我国经济的外部失衡
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个别年份外，我国一直保持着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这在世界经济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以双顺差为特征的外部失衡是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重要表现。余永定等（2006）认为，双顺差给我国经济带来了较大的福利损失；我国不能用自己的储蓄为国内投资融资，却在大规模输出资本为美国弥补投资一储蓄缺口，用高收益的股权资产交换低收益的资产。这种国际收支格局造成了国民收入的不断流失。我国持续的双顺差是我国经济过度依赖外需、过度依赖投资、国内要素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改革滞后、政府不当干预过多的结果。
（一）外部失衡状况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出现了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连续双顺差的局面（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1999－2005年的7年中，我国几乎每年都有数百亿美元的经常账户顺差。经常账户顺差主要是由连年的贸易顺差形成的，在1990～2004年的15年中，除了个别年份外，我国对外贸易基本上保持了连续顺差的态势。其中，贸易顺差的高峰年份是1998年，为435亿美元，其次是1997年，为404亿美元，2004年为321亿美元，2002年为304亿美元，而2005年已达到1019.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虽然顺差的出现曾经一度缓解了我国资金短缺的局面，但现在它带来了两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1.我国持续双顺差所带来的外汇储备激增已成为我国政府棘手的难题，它不仅使中央银行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货币政策独立性，而且造成了较大的投资效率损失。在我国持续双顺差带来巨大的福利损失时，目前的外汇冲销操作也难以为继：一方面，随着央行票据累计发行额的不断提高，央行将面临票据到期以及利息支出不断上升的压力：另一方面，商业银行不断购入低息的央行票据，不仅降低了商业银行的收益率，还损害了商业银行本来的融资机能，不利于正在进行的金融体制改革。最根本的是：冲销操作仅仅冲销掉了外汇储备增长的“后果”，而没有解决外汇储备增长的“原因”。
2.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必然会出现贸易顺差，因此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中的贸易顺差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是，我国资本账户也出现顺差，则反映出外向型发展战略本身存在着缺陷。由于国内储蓄高于国内投资，因此我国从严格意义上说并非资本稀缺，也不需要从国外引进资本。引进外资的主要目的是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是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外资的经验来看，国外直接投资（FDi）对国内技术进步的带动作用并不明显。这就带来了一个政策困境：我国不缺资本却引进了大量的外资：我国需要国外的先进技术却难以通过开放实现技术进步。
（二）外部失衡的直接原因：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
多年来，我国经济的增长是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实行宏观调控以后，出口的高速增长更是成为我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片面强调出口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是导致外部失衡的一个直接原因。虽然出口曾经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也曾为弥补我国外汇缺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整体国力的不断增强，原来过度依赖外需的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战略并没有及时调整，以致经济运行处于内外失衡的状态。同时，在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出口创汇规模演变成了地方政府考核其官员业绩的一条标准，而扩大出口也就成了某些地方政府官员追求的政绩，出于地方利益的考虑，经济运行中的重复投资、重复建设现象较为普遍，由其导致的某些行业产能过剩，在内需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只能依靠扩大出口来缓解生产过剩的问题。
（三）人民币汇率低估是造成外部失衡的重要原因
人民币汇率低估扭曲了我国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一方面造成我国制造业的产能过剩和恶性竞争，另一方面造成我国服务业的发展不足。
我国经济存在许多结构性矛盾，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不平衡，或者说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的发展不平衡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结构性问题。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人均资一本存量仍然较低，投资率高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在于我国投资的效率较低，而效率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对价格扭曲导致投资决策的扭曲，其中人民币低估引起的服务产品价格相对于制造品价格的偏低便是重要的价格扭曲。多年来，人民币低估造成对出口品生产的补贴，刺激了资源过度流向了制造业，造成制造业产能过剩和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在我国，所谓的投资过热问题和产能过剩问题其实都是结构性的，即都是针对制造业甚至针对制造业的某些产业而言的。
三、内外失衡下的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有效组合的选择
在经济内外失衡的背景下，必须加强宏观调控，采取从根本上解决内外失衡问题的宏观经济政策。
（一）单一政策不能解决我国经济内外失衡问题
这里所说的“单一政策”是指单独依赖财政政策或者货币政策。为了解决我国经济内外失衡特别是高储蓄、低消费问题，经济学家提出了许多建议。
一些学者强调必须扩大消费。但是，很难找到适宜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来提高消费率，因为居民的消费决策是基于持久性收入而非当期收入。
提高工资能够刺激消费吗?工资提高之后人们的消费确实会相应增加，但这并不能保证消费率－－即消费在收入中的比重会提高。实行最低工资法能刺激消费吗?对于那些已经找到工作的公民来说，他们的工资如果比以前提高，会增加消费，但是最低工资的提高会导致劳动力市场上竞争更加激烈，尤其是非熟练劳动力找到工作的概率会降低，最终其实际收入反而可能下降。用消费信贷的方式能够刺激消费吗?虽然可以，但是在投资增长仍然难以遏制的情况下，通过信贷扩张刺激消费，最终结果可能是全面过热。
由此看来，提高消费的根本途径在于降低储蓄。要降低国内储蓄，就需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制，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进一步推动国内金融体系的改革，使得金融体制能够更有效地将国内储蓄转化为国内投资。为降低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之间的差额，还可以直接增加投资，尤其是增加对瓶颈产业、公共物品的投资。因为解决瓶颈产业价格飚升、供求失衡的根本途径是提高供给而非抑制供给。
我国目前对于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供给不足，尤其是对医疗健康、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环境保护、城市公共设施等的投入不足。增加对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供给，不仅能提高经济增长的潜力，而且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
解决内外失衡的第一条途径是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一方面直接增加了投资，另一方面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以及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降低了储蓄。此外，扩张性财政政策还能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增加消费，包括国内消费和进口消费，这将同时导致储蓄的减少和贸易顺差的减少。因此，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够带来储蓄下降、消费增加、投资优化，从而将我国经济带入更加均衡的发展道路。
解决内外失衡的另一条途径是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能带来进口的增加、出口的减少，从而减少经常账户顺差。人民币升值的另外一个好处是可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由于汇率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之间的相对价格，因此扭曲的汇率会导致扭曲的资源配置。在汇率低估的条件下，过多的资源进入贸易品部门，导致贸易品部门竞争激烈，而国内的非贸易品部门尤其是服务业却发展不足。人民币升值将使服务业变得更加有利可图，从而能吸引更多的资源进入服务业。
然而，仅仅依靠人民币升值来调整内外失衡可能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一方面，我国的贸易品部门对汇率变化似乎并不敏感，这意味着如果仅仅依靠人民币升值来实现贸易平衡，人民币就必须大幅升值。但是，人民币大幅升值将会给我国经济带来较大的不利冲击：贸易品部门的竞争力将会下降，人民币升值之后国外廉价农产品的进口会增加，这将导致农民收入减少。因此，如果人民币升值幅度过大，将给我国经济带来意想不到的冲击。
上述分析表明，单一政策不能有效解决我国经济内外失衡问题。但如果采用一个政策组合，即同时实施财政扩张和人民币升值两项政策，它们的副作用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抵消；人民币升值可以使因财政扩张而带来的经济过热降温；财政扩张也可以弥补人民币升值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通过这样的政策组合。我国经济不仅能够维持高速增长，而且能步入一个更平衡的增长路径。
（二）解决内外失衡问题应更多地倚重财政政策
解决我国经济内外失衡问题应更多地倚重财政政策。
1.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已经难以为继，我国的经济增长应该更多地建立在依靠内需的基础上。众所周知，财政政策在启动内需，扩大社会总需求（投资和消费）方面具有优势，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有目共睹。相反，国内外的经验表明，货币政策具有“启动不灵、刹车灵”的特征，货币政策在扩大内需方面办法不多且效果有限。而且，货币政策在目前的条件下也难以有较大的作为；在面临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情况下，央行的主要任务是不断冲销持续增加的外汇储备。如果需要采用货币政策，就必须采用适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但是企业投资对利率并不敏感，而且我国的实际利率仍处于较低状态，没有反映真正的资金成本。此外，扩张性货币政策只是释放了更多的流动性，无法引导这些资金流向更有价值的投资领域，反而容易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增加银行的不良贷款。
2.我国的金融体系和法治体系尚不完善，制约了货币政策的效力。我国目前的金融体系在评价投资项目的风险和收益时无能为力，因此其配置资源的效率很低。银行存款有20%～30%找不到投资出口，剩余存款的很大一部分最后只能购买政府债券，而政府则不得不将这些资金投资在基础设施项目，以保持GDp每年8%的增速。与此同时，法治体系虽然在立法上已经取得重大成就，但在保护产权和合约的实施上仍然存在很大的不足。这两方面的不足直接影响我国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的稳定和效率，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效力。
3.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区域差异效应，制约了我国统一货币政策在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上的效力。根据斯蒂格利茨重塑货币经济学微观基础的观点；影响经济活动水平的是经济主体获得信贷的条件以及信贷的数量，而不是货币数量本身；经济主体获得信贷的条件和数量很大程度上由银行决定，银行的贷款能力和意愿取决于经济环境；货币政策不仅通过信贷需求，而且通过信贷供给影响经济活动水平。我国区域经济二元结构决定了区域金融二元结构的发展差异。在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统一货币政策经由各地区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最终传导到企业和居民的效果也存在着差异，即我国货币政策效应存在着区域差异。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区域差异效应，通过局部对总体的牵制作用，最终反作用于全国统一货币政策，降低了统一货币政策的效力。
宋旺、钟正生（2006）利用VaR模型和iRF检验对我国货币政策是否存在区域效应进行了分析。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的货币政策存在显著的区域效应，利率渠道和信贷渠道是导致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重要原因。
4.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在解决我国经济内部失衡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主要表现在：第一，财政政策能以扶持落后地区和社会群体为目标。例如通过增加对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使更多的企业愿意到西部地区投资，这将有助于减少中西部和东部地区的收入差距。此外，通过财政补贴，政府可以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健康教育的投入，这将有效地改善农村地区的生活状况，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由于人民币升值或其他改革对农村地区的不利影响。第二，财政政策避开了问题较多的银行系统。我国的银行体系问题不少，国家财政状况却非常健康。2004年国债占GDp的比重仅为33%，基本赤字占GDp的比重不到2%。第三，财政政策能解决我国其他发展和社会月标。如住房、城市开发和基础设施。虽然在目前情况下，更多地倚重财政政策可能增加我国未来出现财政危机的可能性，但是，与过去依靠银行信贷隐性地为政府融资的方式相比，政府公共支出项目更富有透明性，其内容和执行程度更容易被监督和管理。因此，在更多地倚重财政政策解决内外失衡问题时，应该加快政府体制改革，加强对公共财政的监督。转（三）一种有效的政策组合：财政扩张与货币升值
1.人民币升值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人民币升值为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机遇和外部动力。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战略已经走到了尽头，应当适时进行经济转型。我国应该吸取日本的教训：日本由于没能适时转变经济增长战略，在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强国之后仍然没能摆脱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像美国那样依赖国内消费支持经济增长的经济结构。由于服务业的发展与消费需求的关系密切，我国要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转换为内需主导型（主要是国内消费）的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我国的服务业。全球经济失衡的调整为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外部压力，而人民币升值由于提高了非贸易品相对于贸易品的价格将为我国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市场激励，这些调整（加上政府扩大对服务业部门的公共支出）都有助于资源更多地向非贸易品部门（主要是服务业）转移，增强我国服务业的市场竞争力，提高服务业的生产效率和生产能力，从而有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实现。
第二，人民币升值在促进我国经济外部失衡调整的同时，由于改善了我国的贸易条件而使我国获得更多的贸易利益。人民币升值有助于改善我国经济外部失衡状况。考虑到目前我国出口加工贸易比重较大的特征（加工贸易占全部贸易的比重超过55%），以及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状况，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出口部门的影响可能是温和的，所以人民币升值在改善外部失衡方面将主要是通过进口更大的增加而不是出口大量减少来体现的。
应该看到，人民币升值将对一部分利润空间很小的加工贸易型企业产生压力，甚至令它们被迫关闭。我国加工贸易型生产企业中有80%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包括港澳台企业），这些企业大多生产附加价值很低的产品，由于从外国直接投资中我国能够得到的只是工资而不是利润，如果那些产品附加价值低的外国直接投资企业既不能带来先进技术的外溢和先进的管理经验的同时，也不能带来合理的工资报酬，那么其因人民币升值而被迫关闭是合理的。
第三，通过财政政策的有效配合，人民币升值在缩小我国经济外部失衡的同时，不会造成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和失业率的上升。根据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如果我国政府在人民币升值的同时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将能使我国经济实现外部平衡的同时也实现内部平衡。特别是如果政府扩大对公共卫生、基础教育、环境保护、公共服务设施以及社会保障等服务业部门的公共支出，其本身不仅直接扩大了总需求，而且有助于推动国内私人部门消费，从而抵消人民币升值可能带来的紧缩效应。
2.促进我国经济内外平衡发展的财政政策选择。具体包括：
第一，扩大政府消费支出，促进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适度扩大政府消费支出是目前增强内需的重要举措。虽然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好于消费，但在内需的构成中，投资是目前要特别加以控制的。因此，刺激内需的重点要有意识地转向消费方面。由于居民消费不仅取决于当期收入，更取决于其持久性收入。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居民对现期消费更为慎重。考虑到居民消费在短期内难以增加的现实，扩大内需的重任自然就落到了政府身上。
增加政府支出、建立促进内需的公共财政保障机制是当务之急。居民现期消费之所以难以启动，是因为居民的未来支出往往具有很强的刚性，而其收入却具有不确定性。因此，要扩大消费需求，就必须从增加政府支出、建立扩大内需的公共财政保障机制着手。中央政府必须对现行的公共财政支出模式进行改革，即在全社会投资过热的情况下，财政支出应更多地由投资转向消费，尽快地退出竞争性投资领域，将更多的财力用于公共物品的生产及服务的提供上。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量部分应重点分配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经济长期发展具有支撑作用的领域，如基础设施、基础教育、科学研究、公共卫生等社会事业建设，以及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方面，这些领域的政府投资对保持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和谐发展至关重要；二是增加财政对城市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以降低城市居民的长期预算支出，进而降低储蓄，扩大消费：三是加强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公共财政的支持重点要逐渐由城市向农村转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农村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建设。通过多种途径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以期启动农村消费存量，由此消化掉部分工业领域的过剩生产能力。
第二，调整外资税收政策，提高外资利用效率。我国目前的外资税收优惠政策区域导向性强，产业导向性弱。即外资税收优惠政策由沿海到内地，以及由东向西，税收优惠程度是逐渐降低的。与区域导向形成反差的是税收优惠的产业导向性比较弱，即使是对高新技术产业或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基础产业有明确的税收优惠政策，这种优惠也是从属于地区优惠政策的。这种政策导向的结果是，外资主要集中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资金真正匮乏的中西部地区难以得到外资的“垂青”：外资主要集中到了高污染、高能耗、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的行业，甚至是投机性较强的房地产与股票市场，而对国民经济长期发展具有支撑作用的基础产业，以及能够提升我国经济整体竞争力的行业很难得到外资的青睐。另外，在我国加入wto之后，外资仍然在所得税方面享有“超国民待遇”。目前的外资优惠政策既不利于我国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也不利于提高外资的利用水平，反而因引资过滥，导致国际收支失衡。因此，必须对包括税收优惠在内的整个引资政策进行调整，以提高外资的利用水平，进而减轻资本账户顺差给人民币带来的升值压力。
第三，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促进对外贸易的平衡发展。在我国诸多支持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政策中，出口退税政策具有很强的杠杆作用。出口退税政策自1985年实施以来，对扩大我国出口规模、增强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增加就业。以及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均发挥了积极作用。在随后的20多年里，根据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及国内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国家分别于1994年、1999年、2003年对出口退税政策作了三次大的调整，2003年以来我国的出口退税率一直是五档，分别是17%、13%、11%、8%、5%。如果说1999年出口退税率的调升是为了通过扩大出口保持国内经济适度增长，以消除东南亚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造成负面影响的话，那么，2003年出口退税率的平均下调则意在减轻中央财政退税负担与调整出口产品结构。目前再提出口退税制度改革问题，则重在通过进一步调低某些产品出口退税率，以转变我国出口导向的增长方式，提高出口商品质量，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在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率时，除了像农业、高新技术等一些需要特别保护和鼓励的产业，其出口产品退税率保持不变外，对一些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产品，要继续下调其出口退税率，直至完全取消出口退税。在必要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考虑对污染严重和能耗高的出口产品征收出口税。
第四，进一步转换政府职能，提高财政投融资效率。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需要改革，政府必须转换职能，让政府的功能回归到创造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维护经济社会发展秩序、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与服务等属于政府本身的功能上来，逐步减少、最终取消政府对非公共物品直接投资的功能。
3.建立全国统一性与区域差异性相结合的央行货币政策调控体系。区域金融二元结构与统一货币政策的矛盾要求央行货币金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必须更多地考虑不同地区对同一货币政策的不同反应。为提高货币政策的效力，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建立完善的货币政策传导微观基础。从长期来看，全国统一货币政策的效力依赖于区域经济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但区域金融二元结构的消除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提高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必须完善西部地区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基础，具体包括：构建有效的区域性政策金融体系、建立多元化的商业性金融机构体系以及多层次的区域性金融市场体系（区域性证券交易中心或场外交易市场、发行西部地区建设债券、设立西部地区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