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行政处罚细则篇1
1999年海关缉私警察组建以来，依法对14955名走私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强制措施，其中移送检察机关7791人，打击走私取得了经济和政治上的显著成效。在办理刑事案件的长期实践中，缉私警察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做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刑罚制裁比行政处罚更为严厉，但并不能据此认为“刑事执法中对证据要求严于行政执法，行政执法没有必要象刑事执法那样严谨”。对于刑事执法来说，刑事案件办理的是否成功首先要经检察机关的审查，海关缉私警察认为已构成走私罪嫌疑，即可把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在职能调整前，即使检察院作出不决定，缉私警察可以将案件移交海关调查部门处理。而行政处罚由海关调查部门作出，缉私警察不再和当事人直接接触，从而避免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发生。在一定意义上讲，检察机关是缉私警察的最后一道屏障，或者说是一层过滤器。
职能调整后，缉私警察可以独立行使立案调查、审理，然后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作出是否予以处罚的决定等行政执法权，因此，缺乏刑事执法程序中检察机关审查的一环。这种一条龙式的行政处罚作业模式的最终结果是：如果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书有异议，申请复议或提讼，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直接面对的将是上级机关或司法机关。如果出现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等情事，则行政处罚决定将被复议机关或司法机关变更、撤销，甚至引发行政赔偿的法律后果，因此其法律责任和社会影响之重大丝毫不亚于刑事执法。因此，行政执法和刑事执法两者在办案要求上虽有所差异，不能等同视之，但绝不能有所偏废，厚此薄彼，而应该树立高度重视行政执法的意识。
二、重海关内部文件轻法律法规的观念
我们常说行政处罚要以法律为准绳，要有法律依据，这里的依据应该指严格意义的法律和行政法规，而不是海关总署或者总署司局的有关文件。因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二条、五十三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而部门规章仅仅是参考。因此，海关行政处罚的法律依据只能是《海关法》和《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下称：《实施细则》）。《海关法》和《实施细则》具有相对稳定性，《海关法》虽经修订，但毕竟是较为原则性的规定，对违法行为及其处罚未做详尽的规定，而《实施细则》又不能与修订后的《海关法》相配套，致使其缺乏操作性。
海关业务有其特殊性，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动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海关监管经常要面临新问题。为了及时应对新问题，确保海关既严密监管、又高效运作，海关总署制定了大量的部门规章和内部规范性文件来指导，虽然在领会法律条文、解决疑难等方面起到了指导作用，但也部分出现了与《行政处罚法》等有关法律的原则甚至是某些具体法律规定不一致的地方，而有些规范性文件在新的法律出台生效后，没有做相应的修改。加入wto后，行政执法应该公开，增加透明度，对行政管理相对人规定权利义务的所有规范性文件应该公开。对此，应该坚持两个原则：一是海关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内部规范性文件不能与《海关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相抵触；二是在行政处罚中不能引用部门规章作为定性量罚的依据。
例如：《实施细则》第八条规定：“走私行为在三年以后发现的，可以从轻或者免除处罚。”而《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一般对“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理解是指《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的六个月的处罚时效。由于《实施细则》是1993年修订实施的，而《行政处罚法》是1996年颁布施行的，《实施细则》没有做相应的修改。按照《立法法》第八十七条关于“下位法不能违反上位法”的规定，《实施细则》的关于“三年”的处罚时效是无效的，在实践中应以《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二年”为执法依据。
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违法内销或者转让加工贸易保税货物处罚办法》（下称《办法》）以总署令第76号规定下发，署法[1999]636号文规定：“各海关在依据《办法》实施处罚，制发《处罚决定书》时，应同时引用《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和《办法》或《意见》和《办法》的相关条款。”《海关总署关于执行〈关于违法内销或者转让加工贸易保税货物处罚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署法[20__]11号）也规定：“《办法》是为了进一步明确对加工贸易是违法内销或转让加工贸易保税货物行为的行政处罚而制定的，其中有关行政处罚的主要规定（《处罚办法》第六条的规定除外），均属于对《实施细则》有关条文具体适用的规定和立法解释，不是新设立的处罚，其适用的时间效力与《实施细则》相同。”从上述规定看，部门规章可以直接在处罚决定书中引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认识的深化，这种立场已发生了转变。《海关总署关于转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建议书》的通知（署法发[20__]167号）第四条规定：总署的各类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如《海关总署关于明确“合法证明”的含义的通知》，[89]署调字第500号）是为了便于各关进一步统一理解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统一处罚尺度，原则上不宜作为海关行政处罚的依据，不得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引用。因此，我们在行政处罚过程中的执法依据还只能是《海关法》和《实施细则》，不能因为有个内部规定就以为简单地照搬规定处理案件。
三、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
中国立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侧重于实体，忽视程序，法律法规对实体方面的规定远远多于对程序的规定，这种不均衡的表现直接导致了不少执法人员的头脑中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只要实体正确、适用法律依据准确即可，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必须要有充分的、确凿的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论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实则不然。《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三）项第3目规定：违反法定程序的具体行政行为，应予以撤销、变更或者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二）项第3目也规定：违反法定程序的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对行政机关来说，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最根本的是要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指行政机关不仅严格依据法律的规定进行行政管理，而且行政机关自身也受制于法律规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对行政机关的要求之一是：行政机关行使法定的行政职权时，必须严格依据法定程序。因此行政执法应既要重视实体又要重视程序。从另一层面上讲，程序合法的重要性更甚于实体的合法。因为程序合法是实体合法的保障，也即实体上权利义务得以依法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因为行政行为一旦程序不合法，则无论其实体内容如何合法，都将因为失去了合法程序的保障而被视为违法。《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这是对行政执法作业制度、公开身份等方面的法律规定。《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第四十二条规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可以要求听证。如果没有在告知单上明确当事人的申辩、陈述或要求听证的权利，则属程序违法。如田某、某公司诉海关一案中，海关在送达法律文书时将行政处罚告知单与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同一日送达给两个当事人，影响了某公司的陈述和申辩权利的行使，剥夺了田某要求听证的权利，违反了行政执法程序，最终必然导致行政处罚决定被撤销的结果。
四、重笔录说明轻其他证据的观念
证据经审查属实，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证据要客观、真实、充分，要审查调查取证程序是否合法。调查取证必须遵循全面、客观、公正、合法的原则。但“证据如不够，笔录来相凑”的观念在不少人头脑中存在，办理案件主要依赖于笔录，办案重点放在要当事人承认违法行为上的做法也有一定市场。这种认识是极其危险的。
在案件调查取证过程中，对当事人做笔录是必要的，通过笔录等材料可以寻找案件的突破口，了解案件的来龙去脉，确定办案的思路方向。但仅仅依靠笔录而无相关证据印证是不能作出行政处罚的。刑事证据上有个“米兰达规则”，规则的含义是“只有其承认不能证其罪”。我国也确立了该项证据原则，《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行政执法也应遵守这一原则，笔录要做，但不能对笔录有严重依赖性，关键是获取相关证据，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稳固的证据链条。
如，某公司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皮包，实际藏匿许可证管理商品。在案件调查过程中，该公司经理、业务员均称，此前，该公司以同样手法出口过许可证管理商品，并提供了报关单、提单号，但两人交代的货物数量不一。由于该票货物海关没有验货，货物顺利出口，因此，仅有两个当事人并不一致的查问笔录，无法认定第一票是否确已构成走私行为。
办理行政案件，当事人不承认，只要证据确凿，既可定性处理，不一定非要求当事人“亲口承认故意违法”不可。但只有当事人的笔录承认，而无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应当按照《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三）项的规定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五、重处罚轻教育的观念
《行政处罚法》第五条规定：“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这里明确了行政处罚必须遵循的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基本原则。该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行政处罚通过申诫罚、财产罚、资格罚、自由罚等方式使当事人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应有的责任，从而达到教育当事人的目的。如果过份强调罚没收入的数量，势必造成行政处罚的教育目的和处罚手段的错位，从而弱化了行政处罚教育目的的实现。
行政处罚不是重在增加罚没收入，而是通过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所规定义务的行政管理相对人进行惩罚，造成违法者精神、自由和经济利益受到限制或损害的后果，达到吸取教训、杜绝重犯的直接目的（即特殊教育意义）；同时还可对其他行政管理相对人产生威慑作用，使他们同样不敢违反法定的行政法义务（即普遍教育意义）。但惩罚与威慑是否收到成效，是否能实现行政管理的目标，关键是要看行政管理相对人是否配合、协助。如果行政管理者、行政管理相对人均以对立的态度、抵触的情绪来处理行政法律关系，则会引起关系紧张，案件多发，从而又增加执法成本。而教育行政管理相对人守法，调动其积极性，引导自觉守法是行政管理秩序恢复和正常运转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在教育中灌输海关法律知识，还可以将误会消除、矛盾消化。因此，行政执法机关应该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处罚与教育的有机结合，避免出现行政机关与行政管理相对人之间的对立的局面。
六、抵触复议应诉的观念
具体行政行为直接影响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利，一旦出现偏差，即会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带来损害。随着《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一系列法律的出台实施，我国法律对于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利的保护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于案件被申请复议或被提讼，有人敬而远之，有人视为洪水猛兽，认为这是工作的失误或者是丢脸的事。
案件下达《行政处罚决定书》后，对于当事人申请复议或提讼应该做正确理解。法律向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提供了听证、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等有效的救济制度，正是法律公正、公开原则的最大体现，其立法主旨就是防止和纠正违法的或不当的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同时保障和监督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履行职责，完善行政机关的执法监督机制。随着依法治国方针的贯彻和落实，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经营者的法律意识从萌发到扎根发芽，已有了显著的进步，且他们的法律素质在不断提高，已懂得利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敢于对包括海关在内的行政执法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提出质疑，甚至敢于说“不”。
海关行政处罚细则篇2
【关键词】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范
海事行政处罚作为一种最严厉的制裁性行政行为，是打击和制止海事行政违法行为强有力的法律手段。随着现代行政职能的扩张，行政机关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自由裁量权。如何防止自由裁量权被滥用，已成为海事行政处罚过程中的重要问题。这一权力行使得是否得当，对于树立海事管理机构良好的社会形象和执法权威具有重要意义。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与其他行政权一样，在海事行政执法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两方面的作用：一是积极的推动作用，二是对行政相对人权益可能造成侵害，从而对行政法治构成威胁。下面我们浅谈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合理性及其控制措施。
一、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存在的合理性
海事行政处罚中的自由裁量权被普遍使用，其主要原因是：第一，海事违法行为种类多、涉及范围广泛、时效性较强，海事法律、法规不可能对所有情况下的行政处罚都规定得十分具体；第二，海事行为所具有的专业性很强、其影响的地域也比较广阔，现行的海事法律、法规不可能对海事行政处罚的规定过于僵化；第三，目前我国的海事法律体系尚不够完备，表现出一定的概括性和模糊性。因此，海事法律、法规只能授予海事管理机构必要的自由裁量权，使之能根据案情实际情况，在法定范围内作出合法、合理的行政处罚，以达到依法行政、维护国家权益、确保“航运更安全、水域更清洁”目标的实现。www.lw881.com
二、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具体体现及负面效应
1、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具体体现
根据我国海事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我国海事管理机构具有的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确定海事行政违法行为的自由裁量。海事部门对当事人的行为性质和海事管理事项的性质认定酌情裁量，确认其行为是否违反水上安全监督管理秩序，并经过调查决定是否作出海事行政处罚。
（2）判定情节轻重的自由裁量。海事违法行为的情节可以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观方面包括目的、动机、心理状态和态度表现等，客观方面包括时空、对象、方式手段和危害后果等。在实施海事行政处罚时，必须认真考虑上述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违法情节。
（3）选择处罚的对象、种类和幅度的自由裁量。我国现行海事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海事行政处罚主要有警告、罚款、扣留证书、吊销证书、没收船舶等。对某一应受海事行政处罚的违反水上安全监督管理秩序的行为，应根据处罚法定原则决定处罚的对象、种类。
（4）选择行为时限的自由裁量。海事法律中有些法条所规定的限期行政相对人履行某种义务，既未具体规定履行的期限，也未规定其履行的幅度。在这种情况下，海事部门就必须根据客观形势运用自由裁量权对履行的期限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规定的期限必须切实可行而又能体现严格执法，过短或过长都是不适当的。
2、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存在的负面效应
已经有学者将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各种类型予以总结如下：不正当的目的；错误的和不相干的原因；错误的法律或事实根据；遗忘了其他有关事项；不作为或迟延；背离了既定的判例和习惯。
三、控制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措施
当然，以上所列举的海事行政处罚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各种类型可能并未涵盖所有的情况，但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让我们对自由裁量施加必要的控制了。控制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要从如下方面着手。
1、完善和修改现有的海事法律法规
要处理好海事法律法规的弹性和执法的可操作性的关系，尽量做到明确、具体、减少弹性，制定的海事法律法规要照顾到各级海事部门对不同等级船舶及单位的不同要求，尤其在处罚金额的制定上要更加切合实际。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早已经开始实施，按照国务院1987年4月21日批准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第17条的规定：“行政法规规定由主管部门制定实施细则的，实施细则应当在行政法规的同时或稍后即行，其施行日期应当与行政法规的施行日期相同”，以保证行政法律、法规实施的效益。我们期待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尽早出台的同时能考虑这方面的问题。
2、提高海事人员行政执法水平
执法人员必须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海事业务水平，熟练掌握海事法规体系，才能把《海上海事行政处罚规定》运用得得心应手，才能做到合法、合理、公正。如果没有过硬的业务水平，在行政处罚上就会存在很多的漏洞。比如，执法人员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要把握好行政相对人的两个违法行为是否有因果关系，如有因果关系，在作出处罚时就要考虑择重进行处罚，而不是对两种行为规定处罚幅度的上限分别进行处罚，如未按规定进行船舶进出港签证的行为是因未按《船舶最低配员规定》配足船员的行政行为引起的，那么在作出行政处罚时就要选择对未按最低配员这一项违法行为处罚幅度的上限进行行政处罚。这需要执法人员熟悉业务和法律知识，如果对业务不熟悉就不能掌握好行政处罚的合理性。所以说提高执法人员的业务水平是当务之急。有过硬的业务知识，是避免滥用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前提。
3、提高海事执法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
每位海事执法人员都应该依法行政、秉公执法，即恪守职责、法为准绳、严守程序、裁量公正。每位海事执法人员都应该牢固树立依法行政意识，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避免超越职权现象的发生。只有这样，才能在自由裁量中不受血缘亲属、情感等因素的影响，在同等条件下，不会作出悬殊很大的处理和有意的偏向。海事执法队伍要整顿，要提高海事执法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同时要尽快地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不断充实海事行政执法队伍，使海事行政执法队伍廉正而富有效率。
4、健全海事行政执法监督体系
监督体系主体不仅要有党组织、上级机关，还应有航运企业、广大船民，不仅要有外部监督还有外面监督。对已有的监督方式还应当根据形势的需要，继续补充、完善；要通过制定内部规范性文件、规章制度进行约束，以保证卓有成效的监督。同时，要对不遵守规章制度、滥用自由裁量权的人采取严厉的经济惩罚措施，还要有对监督有功的人员进行必要的奖励。要建立行政执法责任制，其核心是责任追究，不仅要追究违法行政的责任，也要追究行政不当的责任，切实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使每项行政权力的行使都能做到行之有度、行之有序。同时海事机构可在内部建立一定的惯例作法，以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的形式确定本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中具体应考虑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具体标准。
5、坚持和完善职能分离制度、合议制度、行政救济制度
按照遵循公平与效率原则，维护行政相对人的权益。海事机构应当进行体制改革，制定职能分离制度，对海事行政处罚职能应作如下分离：由执法大队负责检查违法案件、简易程序案件的结案工作，由执法部门负责人对处罚决定进行审核，监督执法人员的工作，督促执法人员违法行政行为。对一般程序的立案、调查、取证、拟写调查报告，由海事管理科负责一般程序案件的结案工作；综合管理科法规员对整个案件进行监督审核，如一些案件处罚的幅度、对象、种类是否合法、合理进行；最后由业务主管领导审核把关。这方面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些制度，但还需进一步完善，如执法大队与海事管理科应建立一个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环节，海事管理科应对谈话笔录、证据进行核实，如果存在欠缺应及时提出纠正；而执法大队应对海事管理科作出的处罚幅度是否合理或漏罚提出意见，供海事管理科经办人（法规员）参考，从而制约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错位。
合议制度是指两人以上对某一案件进行探讨最后经多数人通过决议。海事机构规定：对个人罚1万元及以上，对经营人（单位）罚2万元及以上以及对船舶滞留等处罚必须进行集体讨论决定，这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错位。行政救济制度是指行政相对人对他们的处罚有异议或认为侵犯了他们的合法权益，他们有权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这也能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错位起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作用。
6、建立完美控制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程序制度
（1）情报公开制度。情报公开又称情报自由，是指凡涉及到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政信息资料，除法律规定应予保密的以外，有关机构应依法向社会公开，任何公民或组织均可依法查阅或复制，从而有利于公众行使和实现自己的权利，有利于遏制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2）告知并说明理由制度。这是一项基本的行政程序制度，该制度要求当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应当告知行政相对人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并说明其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3）回避制度。回避制度是指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人员不得参与该行政行为过程的制度。对于控制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而言，回避制度的意义尤其重大，其主要价值在于防止行政行为人的偏私，保障行政处罚的公正性和增强行政处罚的合理性。因此，在行政处罚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如相应事项与本人有利害关系的，则不能参与该事项的处理，应当回避。
四、总结
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行政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行政权力中最显著的一部分，它是海事行政执法机构提高行政效率必须的权限，它能使海事行政执法者审时度势地处理问题。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与其他行政权一样，在其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负面作用。控制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程序机制应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各种措施应互相配合，方能达到有效控制的目的。这些程序权益一旦转化为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将汇合成巨大的力量，以抗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从而能增强行政主体的自律意识，使之正确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树立海事管理机构良好的社会形象和执法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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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行政处罚细则篇3
[关键词]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政程序；价值体现；程序控制
行政处罚权是行政机关和法律授权的组织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予以惩处的权力。是一种具有国家强制性的行政制裁权，行政处罚权从法条中产生时起就带着自由裁量权的性质。“灵活掌握处罚是当代的进步，因为它把每个具体案件作为具体案件对待，给其以适当的处罚，立法机关所应做的是规定哪些行为应受惩罚，规定通常可以接受的惩罚极限，然后允许裁判机关决定给予每个具体违法者以恰如其分的处罚”。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处罚权时要根据违法的具体情况在法定裁量权限内，自行判断、自行确定是否处罚、处罚内容、处罚幅度等，从而作出处罚决定，实施处罚。因此法律在赋予行政机关行政处罚权的同时就是授予了它行政处罚的自由裁量权。在控制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方面，实体法本身无法控制该裁量权不被滥用。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只要具备实体法的依据，就具备了合法行政的前提和基础。因此，通过健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运
作的法律程序，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方式、步骤、
顺序、时限等程序方面的问题，是控制其不被滥用的一种有效的法律方法。本文试从规范行政程序的角度，对控制海事行政处罚处罚自由裁量权作一探讨。
一、自由裁量权的存在及负效应
何谓自由裁量权？各学者的解释不尽一致。国外代表性的解释是：“指行政官员和行政机关拥有的从可能的作为和不作为中做选择的自由权。”有学者认为，“凡法律没有详细规定，行政机关在处理具体事件时，可以依照自己的判断采取适应的方法的，是自由裁量的行政措施。”“我国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应该是行政主体在法定权限范围内就行为条件、行为程序、作出作为与否和作出何种行为作合理选择的权力”等等。虽然解释众说纷纭，但笔者认为其基本涵义不外乎四点：一是法律对行政行为的条件、内容或者方式等没有作出明确、具体、详细的规定；二是行政行为不能超越法定的范围，不能违背立法目的、法条本意和公共利益，并且应当公正合理；三是行政机关可以根据情势、自己的评价和判断，进行斟酌选择，灵活掌握；四是自由裁量行政行为一般不发生违法问题，不能作为行政诉讼的原由，但如果显失公正，仍须受司法审查。
面对复杂的社会关系，法律法规不能概括完美，罗列穷
尽，作出非常细致的规定。因此，从立法技术上看，有限的
法律只能作出一些较原则、富有弹性的规定，作出可供选择的措施和上下活动的幅度，促使行政主体灵活机动地因人因时因地因事作出卓有成效的行政管理。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与其它行政权一样，在其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积极地推动作用，即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运行起到了维护公共利益，维持公共秩序，提高行政效率，满足社会需要，实现国家权能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可能造成侵害，从而对行政法治构成威胁。其集中表现是滥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在实践中具体表现形式为：不正确的目的。行政机关违背授权法的目的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违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出于个人目的或小团体利益考虑，滥用行政处罚权；不相关的考虑。行政机关考虑不应考虑的因素或不考虑应该考虑的因素而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违反客观性（排除主观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权时参与了不正当的主观因素；显失公正。具体行政处罚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所发生的影响明显不公平；违反法定程序。行政机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作出处罚决定时，不按法定程序进行。
滥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违背了法律授权的目的和意愿，干扰和破坏了法制秩序，其后果严重，危害性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主要有：一是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因为行政主体滥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处理问题随意性很大，畸轻畸重，反复无常，不同情况相同对待，相同情况不同对待，引起群众怀疑、不信任，产生对立情绪，不配合行政主体的管理，行政违法行为增多，导致社会秩序的不稳定；二是助长特权思想，滋生腐败，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当前腐败得不到有效遏制，在很大程度上与赋权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有关。
二、自由裁量权在海事行政处罚中的体现
自由裁量权在我国的海事行政处罚中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因为：首先，海事违法行为涉及的内容广泛，情况复杂、变化迅速，法律、法规不可能对所有情况下的行政处罚都规定得明确具体，详尽无遗；其次，海事问题的专业性、时间性、地域性很强，法律、法规不应该对行政处罚作过于僵化的硬性规定；第三，我国目前的海事法制尚不够健全，有些内容不够完备，表现出一定的“概括性”和“模糊性”，有些法律、法规尚无具体的实施细则或实施办法。一言以蔽之，海事法律、法规应当授予海事部门在行政处罚中以必要的自由裁量权，使之能根据客观情势，权衡轻重，灵活运用，在法定范围内作出合法、合理的行政处罚，以达到依法行政，维护国家权益，确保“航运更安全、海洋更清洁”目标的实现。根据我国海事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在具体的海事行政处罚中，自由裁量权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对事实要件认定的自由裁量。
海事部门对当事人的行为性质和海事管理事项的性质认定酌情裁量。确认其行为是否违反水上安全监督管理秩序。并经过调查决定是否作出海事行政处罚。
2、判定情节轻重的自由裁量。
所谓情节是指事物发生、发展的因果关系和演变过程。海事违法行为的情节可以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观方面包括目的、动机、心理状态和态度表现等，客观方面包括时空、对象、方式手段和危害后果等。在实施海事行政处罚时，必须认真考虑上述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违法情节。
在海事法律中，有不少法条规定的是酌定情节。即在量罚时，需由海事部门酌定违法情节的范围、程度和轻重。法条中经常可见“根据不同情节、视情节严重、造成严重污染”等模糊语言来概括、规定，其本身没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又缺乏认定情节轻重的法定条件，具体理解和适用，只有听凭海事执法人员去判定。如《水上安全监督行政处罚规定》第十八条：“船舶不按规定办理变更或注销登记，或者使用过期的船舶国籍证书或临时船舶国籍证书，情节严重的，船籍港登记机关可以处以本规定第十六条规定的罚款数额的10%的罚款。”
3、选择处罚的对象、种类和幅度的自由裁量。
我国现行海事法律、法规、规章规定，海事行政处罚主要有警告、罚款、扣留证书、吊销证书、没收船舶等。
对某一应受海事行政处罚的违反水上安全监督管理秩序行为，到底应如何决定处罚的对象、种类呢？根据处罚法定原则，当然要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来决定。现行海事法律规定了三种类型：
第一，确定型。即对某种海事违法行为，海事法律明确规定了处罚对象、种类，应给予某种行政处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第四十九条：“假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航行的，由船舶登记机关依法没收该船舶。中国籍船舶假冒外国国籍的，悬挂外国国旗航行的，适用前款规定。”
第二，选择型。即对某一海事违法行为，海事法律规定了可以选定处罚对象、幅度。如《水上安全监督行政处罚规定》第三十一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违法船舶、设施处以5000元至10000元罚款；对违法人员处以300元至500元罚款。”
第三，混合型。即对某一海事违法行为，海事法律规定了可以选定处罚对象，又规定了可同时选定另一种行政处罚或不处罚。如《水上安全监督行政处罚规定》第二十一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违法船舶处以3000元至10000元罚款；对违法人员可视情节给予警告或处以100元至500元罚款。”
此外，在对罚款数额的具体规定中，有的只规定了上限，有的既规定了上限，又规定了下限。如《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对船舶所有人的罚款，最高额为人民币十万元。但对下列情况之一者，罚款的最高额为人民币一千元……”；又如《水上安全监督行政处罚规定》第二十六条：“外国籍船舶未经批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或港口，处以5000元至30000元罚款。”从现有的海事法律规定中可以看出，罚款是所有行政处罚中用得最多、最广的一种，也是海事部门运用自由裁量权最频繁的一种。在此，关键在于把握两点：一是不要超出法定的范围和幅度；二是在法定的范围和幅度内不要畸轻畸重，显失公正。
4、选择行为时限的自由裁量。
海事法律中有些法条所规定的限期行政相对人履行某种义务，既未具体规定履行的期限，也未规定其履行的幅度。如《海上交通安全法》第二十二条：“未经主管机关批准，不得在港区、锚地、航道、通航密集区以及主管机关公布的航路内设置、构筑设施或者进行其他有碍航行安全的活动。对在上述区域内擅自设置、构筑的设施，主管机关有权责令其所有人限期搬迁或拆除”等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海事部门就必须根据客观情势运用自由裁量权对履行的期限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规定的期限必须切实可行而又能体现严格执法，过短或过长都是不适当的。
三、行政程序在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运行中的价值意义
如前所述，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政权的一种，这种权力的运行会产生正负两方面的效应。为预防和控制负效应的出现，必须对自由裁量权进行控制。即所谓“自由”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的“自由”。自由裁量权“是一种明辨真与假、对与错的艺术和判断力，……而不以他们的个人意愿和私人感情为转移。”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运行态势表明，自由裁量权出现负效应是因为它的逆向运行或越轨运行，即不按预先设置的方式、方法、步骤运行。从这个角度讲，“行政程序是为行政权力运行设置的一种安全装置。”“程序的实质是管理和决定的非人情化，其一切布置是为了限制恣意、专断和(任意)裁量。”这些都表明了行政程序在制约行政权，保障民主自由，防止专断中的重要作用。
要正确理解行政程序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运行中的价值体现，必须首先理解和把握行政程序的概念。行政程序是指由行政行为的方式、步骤和时间、顺序构成的行政行为的过程。这是国内较一致的看法，这种观点对于研究行政程序的控权功能意义较大，笔者便依此观点论证行政程序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中的价值体现，其主要表现在：
1、行政程序是限制随意行政的前提。行政程序是规制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一种重要手段。行政程序一旦设定并法律化后，一方面作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享有者、行使者的行政主体的选择行为方式、方法及步骤时必须遵循程序之规定，即按行政程序规定的方式、方法和步骤去作为，否则就要承担违反程序之法律责任；另一方面，作为权利主体的行政相对人，有权要求行政主体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行政程序的设定也可以预防行政主体滥用程序壁垒，拖延行政的行为发生，避免行政主体选择不适当的手段、范围、幅度来加重行政权力主体的义务，以防止行政主体滥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扼制行政主体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主观随意性。
2、行政程序是公正与效率的衡平机制。效率是行政的生命，行政自由裁量权就是为行政效率所设置。行政程序是行政自由裁量实现公平、公平的保障，“公平理念使行政主体
及其执法人员更明确自由裁量的责任和意义，同时，在行政执法中的模糊界域刻画出一条相对明朗的基线，给现实的行政执法注入活力，也为行政裁量的合理化提供了一个价值尺度。”从局部或阶段表现来看，要求行政主体严格按照行政程序自由裁量，似乎是约束了行政主体的行为自由，拖延了行政主体实施行政的时间，降低了行政效率。但从本质上分析，其实不然，遵循行政程序与行政效率的提高是一致的。现代社会行政事务繁杂，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固然需要快速、及时，但是，如果行政主体片面追求效率，不遵循法定化的公正程序，势必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那么，行政相对人定会行使救济权。这样不但减损行政效能，而且还挫伤人民群众的参政积极性，这种所谓的效率也终将失去。而通过正当行政程序后，即使出现行政行为结果不利于行政相对人或不能满足其要求，由于程序已给他们充分的自卫机会，行政主体作了充分的公正努力，行政相对人的不满情绪就会被淡化或消除，他们能给行政主体充分的理解，从而减少事后的申请复议和行政诉讼，客观上提高了行政效率。
3、行政程序是保障相对人权利的关键。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动作的程序中，赋予相对人必要的程序权利，就能使行政相对人通过行使自己的程序权利来达到保护自己的实体权利，进而实现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予以有效控制的目的。在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时，给予相对人同等充分的机会来了解情况、陈述理由和要求，赋予他们收集相关的情报资料、得到告知和教示、申请听证等程序权利，不但可以有效地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权超出“自由”的范围成为一种无
限的权利，规范自由裁量权的合法、正当的拓展，而且还是保证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在“自由”范围之内体现合理性的一种安全阀。
应该说，如何使行政相对人既懂得以实体规则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又学会运用程序规则不使自己的权利被侵犯、义务不被加重，在我们这样一个重实体轻程序传统的国家有着重要意义。
四、控制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程序机制
法贵在执行。没有法的正确、全面、切实地实施，法的效力就不可能实现。《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实施以来，成效显著，在规范行政机关的处罚行为、处罚程序、促进依法行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行政处罚法》详细规定了行政处罚程序，即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正式听证程序的适用条件和实施步骤等。并贯彻了当事人的“被告知的权利”和“防卫权”。但在海事行政执法实践中，《行政处罚法》及在其基础上制订的《水上安全监督行政处罚规定》、《交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等明确的处罚程序也存在着瑕疵，具体条文操作性不强，赋予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过大，主要表现在：
1、关于告知程序的规定。对告知的方式、时间与内容的关系上不明确。如在方式上，条款只是明确了行政机关告知的义务，但是行政机关如何告知则无明文规定。是书面告知还是口头告知，或者是采取电话告知还是采取其他方式，从条款来看似乎都是允许的。
2、关于一般程序的规定。在行政处罚的一般程序的规定中，无立案程序的规定。如果对行政处罚案件能否成立及立案条件、程序都无明确规定的话，行政机关又如何能围绕被查处的案件展开调查取证等一系列活动呢？另外，没有对调查终结后作出决定的期限规定。《行政处罚法》第38条规定，调查终结，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作出处罚、不予处罚、移送司法机关的决定。但是，对作出是否予以处罚或其他的决定却没有时间上的要求，这种无期限限制的规定是非常不合理的。
3、关于听证程序的规定。没有关于利害相对人可否要求举行听证的规定；没有关于行政机关举行听证的期限规定；没有关于听证记录排斥原则的规定。《行政处罚法》第43条规定：“听证结束后，行政机关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作出决定”。该条规定了经过听证后仍按一般程序作出决定而无关于根据听证记录作出相应决定的规定。
完整、连续、合理的羁束性程序规范的欠缺，严重影响了对行政相对人实体权利的保障。为了制约行政主体滥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应建立健全多元化的控制机制，在法律程序上进一步完善、规范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进行监控。借鉴别国经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控制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程序机制应由下列程序制度构成：
1、情报公开制度。情报公开又称情报自由，是指凡涉及到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政信息资料，除法律规定应予保密的以外，有关机构应依法向社会公开，任何公民或组织均可依法查阅或复制。我国的法律法规尚无对情报公开作统一的、明确的、详细的规定。但有关法律已作了部分规定，如《行政处罚法》第4条规定，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予以公布，未经公布的规定，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
情报公开制度公开了行政主体据以作出行政处罚的相关材料，使公众知晓哪些是行政主体该做的，哪些是不该做的，什么是自己能做的，什么是自己不能做的。从而有利于公众行使和实现自己的权利，有利于扼制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2、告知并说明理由制度。这是一项基本的行政程序制度，该制度要求当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应当告知行政相对人行政处罚决定的内容，并说明其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
（1）表明身份程序。表明身份制度是指行政主体及其执法人员在实施行政行为之前，要向相对一方当事人出示执法证明或授权令，对表明自己享有进行某种行政行为的职权或权利的程序。这一制度对控制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而言，它可以通过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自觉公开其身份的方式使相对人免受不法侵犯，防止他超越职权、滥用职权。同时，这一制度还为行政回避制度的建立奠定基础。
（2）行政教示制度。行政教示制度是指行政主体在进行某项行政行为之前、之后、之中对行政相对人享有哪些权利、承担哪些义务，如何行使有关权利、履行有关义务以及其他有关事项，负有的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告知相对人并加以指导的义务，若行政主体没有履行该项义务而遭受损害，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程序制度。行政教示制度的具体内容至少应包括教示主体、教示时间、教示方式、教示不当的法律后果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在教示的方式上，由于教示是一种灵活的程序行为，口头或书面的方式都可完成。但个体选择哪一种方式，要结合当时的主客观情况，作出最有利于相对人、最能达到教示目的选择。教示的时间，可以根据教示的不同内容和行政程序的不同阶段，在行政行为之前、之中、之后进行。
（3）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是指行政主体在作出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产生不利影响的行政行为时，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必须向行政相对人说明其作出该行政行为的事实因素、法律依据以及进行自由裁量时所考虑的政策、公益、形势、习惯等因素。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应向相对人说明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理由。前者包括说明行为合法性理由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后者包括说明行政主体正当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依据，如政策形式、公共利益、惯例、公理等。这一制度的具体内容至少应包括：适用范围，说明理由的时间、方式、内容、质量要求，说明理由之瑕疵及其后果等几个方面的内容。
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要求行政主体在作出对相对人行政处罚决定之时，必须给以合法、合理的解释，以达到以理服人的目的。它可以迫使行政主体更加公正地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避免恣意行政，损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3、回避制度。回避制度是指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人员不得参与该行政行为的过程的制度。回避制度最早源于英国普通法的自然公正原则中“任何人不得作为自己案件的法官”的规则。对于控制行政处罚自由裁量而言，回避制度意义尤其重大，其主要价值在于防止行政行为人的偏私，保障行政处罚的公正性和增强行政处罚的合理性。因此，在行政处罚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如相应事项与本人有利害关系的，则不能参与该事项的处理，应当回避。
4、听证制度。听政制度作为体现行政处罚公开、公平、民主的一种程序制度，已成为现代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这种制度对于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具有重要意义。在听证过程中，通过控、辩双方展示证据、相互质证和辩论，有利于发现案件的真实情况，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奠定在真实情况的基础之上，促进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对合理性。因为听证制度的根本性质就在于公民运用这些程序上的参与权利，进行“自卫”或“抵御”，以抵抗行政机关的违法或不当行政处罚行为，并缩小其与行政机关法律地位不平等所造成的巨大反差。
5、时效制度。时效制度是指规定行政处罚行为开始或结束的时间以及与此相关的法律后果的程序制度。其核心内容是法律对行政处罚行为的实施所规定的各种时间上的限制，行政行为只有遵守法定的时限规定，才能产生预期的法律后果。《行政处罚法》共64条，其中关于时效、时限的规定有7条，可见，时效制度在行政活动中的重要性。
6、海事机构内部监督制度。除了行政复议机关的监督外，要强化执法责任制。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核心是责任追究，不仅要追究违法行政的责任，也要追究行政不当的责任，不能因为行政不当不属于违法就不予追究。规范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同时要靠行政机关内部操作来解决。海事机构可在内部建立一定的惯例作法，以一定规章或规范性文件的形式确定本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中具体应考虑的一些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具体标准。《行政处罚法》第四条规定的基本因素有“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海事机构可根据上述基本因素、各因素之主次情况及所占比重等，以综合评定的方式来确定一个可操作的有关本单位行政处罚的标准，这样，不仅便于执法人员操作，也便于实现本单位行政的统一；海事机构还可以形成一个公开行政处罚案件的制度，以优秀的行政处罚案例约束本单位的执法行为，起到教育和警示的作用。
此外，职能分离制度、合议制度、行政救济制度等都能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错位起着一定程度的控制作用。
上述各种制度将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环节上对控制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发挥作用。但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不能单枪匹马、孤军奋战，控制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程序机制应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各种制度应互相配合，方能达到有效控制之目的。这些程序权益一旦转化为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将汇合成巨大的力量，以抗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从而增强行政主体的自律意识，正确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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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海东主编：《国际国内海事法规全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海关行政处罚细则篇4
关键词：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程序控制
中图分类号：D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09)13-0098-02
一、自由裁量权在我国海事行政管理中的作用
自由裁量权在我国的海事行政处罚中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因为：首先，我国有3.2万公里的海岸线，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海事违法行为涉及的内容广泛，情况复杂、变化迅速，法律、法规不可能对所有情况下的行政处罚都规定得明确具体，详尽无遗；其次，海事问题的专业性、时间性，法律、法规不应该对行政处罚作过于僵化的硬性规定；第三，我国目前的海事法制尚不够健全，有些内容不够完备，表现出一定的“概括性”和“模糊性”，有些法律、法规尚无具体的实施细则或实施办法。一言以蔽之，海事法律、法规应当授予海事部门在行政处罚中以必要的自由裁量权，使之能根据客观情势，权衡轻重，灵活运用，在法定范围内作出合理的行政处罚，以达到依法行政，维护国家权益。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主要体现在：事实要件认定、情节轻重、处罚的对象、种类和幅度、行为时限的自由裁量。
二、判定情节轻重的自由裁量
所谓情节是指事物发生、发展的因果关系和演变过程。海事违法行为的情节可以分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主观方面包括目的、动机、心理状态和态度表现等，客观方面包括时空、对象、方式手段和危害后果等。在实施海事行政处罚时，必须认真考虑上述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违法情节。即在量罚时，需由海事部门酌定违法情节的范围、程度和轻重。法律条文中经常可见“根据不同情节、视情节严重、造成严重污染”等模糊语言来概括、规定，其本身没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又缺乏认定情节轻重的法定条件，具体理解和适用，只有听凭海事执法人员去判定，因此，特别需要海事执法人员根据具体情况，对情节进行自由裁量，确定处罚的条款。
三、行政程序在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运行中的作用
为预防和控制行使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中出现负效应，必须对海事自由裁量权进行控制。对海事自由裁量权控制除在立法时就进行考虑，设置相关条款规定外，利用行政程序能促使海事执法人员正确行使好海事自由裁量权。即所谓“自由”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的“自由”。自由裁量权“是一种明辨真与假、对与错的艺术和判断力，……而不以他们的个人意愿和私人感情为转移。”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运行态势表明，自由裁量权出现负效应是因为它的逆向运行或越轨运行，即不按预先设置的方式、方法、步骤运行，就有可能作出不公正的处罚。从这个角度讲，“行政程序是为行政权力运行设置的一种安全装置。”“程序的实质是管理和决定的非人情化，其一切布置是为了限制恣意、专断和(任意)裁量。”这些都表明了行政程序在制约行政权，保障民主自由，防止专断中的重要作用。
四、控制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程序机制
(一)海事行政执法程序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海事行政处罚规定》详细规定了海事行政处罚程序，即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正式听证程序的适用条件和实施步骤等，并贯彻了当事人的“被告知的权利”和“防卫权”。但处罚程序也存在着瑕疵，如：具体条文操作性不强，赋予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过大，主要表现在：
1 关于告知程序的规定，如“告知当事人作出海事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只是明确了海事管理机构告知的义务，没有对告知的方式、时间与内容进一步明确。是书面告知还是口头告知，是电话告知还是其他告知，从条款来看似乎都是允许的。
2 关于一般程序的规定。如《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调查终结，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作出处罚、不予处罚、移送司法机关的决定。没有对调查终结后作出决定的期限进行规定，这种无期限限制的规定是非常不合理的。
3 关于听证程序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海事行政处罚规定》规定，海事行政处罚听证依照《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组织。但没有关于利害相对人可否要求举行听证的规定，只是在作出较大数额罚款、吊销证书的决定时，才能提出申请，要求听证；没有关于海事管理机构举行听证的期限规定；没有关于听证记录排斥原则的规定。
(二)控制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程序构成
控制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要考虑海事的立法、执法过程和司法救济的控制三大部分，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控制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程序机制应由下列程序制度构成：
1 情报公开制度。情报公开又称情报自由，是指凡涉及到海事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行政信息资料，除法律规定应予保密的以外，海事管理机构应依法向社会公开，使公众知晓海事管理机构是如何做的，从而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维护自己的权利，有利于扼制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2 告知并说明理由制度。国家海事统一格式后的海事行政处罚文书，设置了具体告知内容，明确了书面告知义务。
(1)表明身份程序。在执法开始第一程序就是表明身份，它可以使相对人免受不法侵犯、防止超越职权、。同时，还为行政回避制度奠定基础。
(2)行政教示制度。海事管理机构承担着海事行政方面的教示义务，若没有履行该项义务而遭受损害，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行政教示制度应包括教示主体、教示时间、教示方式、教示不当的法律后果等方面的内容。
(3)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海事管理机构对行政相对人作出行政行为时，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必须向行政相对人说明其作出该行政行为的事实因素、法律依据以及进行自由裁量时所考虑的政策、公益、形势、习惯等因素。海事机构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并应向相对人说明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前者说明行为合法性理由，后者说明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依据，给相对人合法、合理的解释，以理服人。
3 回避制度。在控制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时，回避制度尤其重要，因海事法规自由裁量幅度较大，很多量罚条款都是在基数十倍的范围之内，如果调查人员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则很难作出合适的自由裁量行为，因此，调查人员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则不能参与该事项的处理，应当回避。
4 听证制度。是在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举行的，一般属于事前听证。在听证过程中，通过控、辩双方陈述，展示证据、相互质证和辩论，有利于发现案件的真实情况，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奠定在真实情况的基础之上，促进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对合理性。
5 时效制度。是指规定海事行政处罚行为开始或结束的时间以及与此相关的法律后果的程序制度。其核心内容是对行政行为的实施进行时间上的限制，只有遵守法定的时限规定，才能产生预期的法律后果。
6 海事机构内部监督制度。自由裁量权的控制除了立法权、司法权以及未及论述的权利、公意对行政权力的制衡外，内部的自律也是必不可少的，行政机关自身理性认识的提高是自由裁量权良好控制的组成部分。必须有基于内部的管理制度和救济制度，避免政策的“法制厥如，法制薄弱、机构庞杂，裁量权过度，弹性过大，放乱收死，权大于法，言大于法”的缺点。因此。强化责任追究、规范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使用。都要靠海事管理机构内部操作来解决，便于对自由裁量权进行制约，实现海事行政执法的统一；海事机构还可以形成一个公开行政处罚案件的制度，以优秀的行政处罚案例约束本单位的执法行为，为正确行使海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建立―个模型。
此外，职能分离制度、合议制度、行政救济制度等都能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起着一定程度的控制作用。
五、结语
随着现代行政职能的扩张，行政机关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行政自由裁量权，这是提高行政效率之必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是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最重要的部分，如果被滥用，直接干扰和破坏法制秩序，其后果严重，危害性大。因此，必须对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加以一定的控制。海事法律法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为海事管理机构推行高效率行政奠定了基础，海事管理机构执法人员在认真学习掌握各项有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和各项制度，水上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将开创出一个更新的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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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行政处罚细则篇5
原告：李文堂，男，42岁，汉族，台湾省嘉义县室内装潢职业工会会员，住台湾省嘉义市大业街77号。
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桂林海关。
法定代表人：陶机亮，关长。
1992年3月，原告李文堂带领陈某某等10名台湾同胞，参加“大展风华”赴大陆旅行团。这11名旅行团成员都是第一次到大陆旅游。出发前，李文堂的朋友罗某分别以旅行团11名成员的名义购买了11张“在外售券，境内取货”的提货券（其中“本田”摩托车提货券6张，“乐声”彩电提货券5张），要李文堂帮助带上入境。3月15日，李文堂等11人乘飞机到香港。在香港机场，李文堂除留下一张提货券自己携带外，将其余10张提货券分发给陈某等10人，同时交代他们要以自己名义申报入关，并许诺事后给每人1000元台币小费。3月15日晚九时许，李文堂等11人到达桂林。李文堂代陈某等人填写了申报单，当他们以自己的名义将11张提货券申报入关时，被桂林海关查扣。在桂林海关调查过程中，陈某等10人均证实：他们这次赴大陆目的是为了观光，而不是探亲；他们所持的提货券是罗某的，李文堂将提货券分发给他们并代填了申报单，并吩咐他们等提货券经海关盖章后仍交回给李；他们将罗某的提货券申报入关是按李文堂的吩咐去做的。李文堂对上述事实也予以承认。在3月15日、3月16日桂林海关的两次问话中，李文堂都自称籍贯广西、职业导游。
1992年6月18日，桂林海关作出（92）第5号处罚决定，认定李文堂入境时，将11张提货券交由陈某等人以个人名义携带入境（李自带一张），逃避海关监管，骗取海关免税优惠，其行为已构成走私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二）项、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决定将李文堂携带的以及李文堂企图通过他人携带入关的11张提货券予以没收。7月8日，李文堂申请行政复议。9月30日，桂林海关作出（92）桂关复查字第1号复议决定，维持本关（92）桂关查字第5号行政处罚决定。李文堂仍不服，于1992年10月30日向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决撤销桂林海关（92）第5号行政处罚决定，将被没收的11份提货券归还原告。原告诉称：桂林海关处罚错误，其理由是：（1）原告等人带券入境有法律依据；帮带提货券入境赠送大陆亲友，是一种民事行为，不是走私行为，被告处罚定性错误；（3）原告等人主观上没有走私的故意。被告辩称：原告将提货券交给他人携带入境，以伪报手法逃避海关监督，主观上具有走私故意。其行为违反了有关法律规定。我关作出的处罚正确、合法；请求法院予以维持。
「审判
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桂林海关是国家的进出关境监督管理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二条的规定，监管进出境的行李物品、查辑走私是海关的职权范围，桂林海关依法对出入境台胞的行李、物品实施监管，属合法行为。本案桂林海关所没收的由原告李文堂本人及原告交由10名台胞携带的11份提货券，事实上不属于原告本人及携带入境的10名台胞所有。但原告在入境时，其本人并要求携提货券的10名台胞都以持券者的名义向海关申报。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进出境旅客行李物品监管办法》第六条、第二十七条，海关总署的《海关对“在外售券、境内取货”业务的管理规定》第四条的规定，以及《海关对“在外售券、境内取货”业务管理的补充规定》中有关在外所售的货券只准许售与回内地探亲的台湾同胞，只能由旅客本人携带入境；携带入境的行李物品，应当以自用、合理数量为限；应当向海关如实申报，并接受海关监管、查验，超出自用合理数量范围的，不准进境或出境等规定。原告将不属于本人的物品而以本人的名义申报入关欺骗海关企图逃避海关监管的行为，属伪报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三条的规定，已构成走私行为。桂林海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作出没收11份提货券的处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原告明知罗某委托其携带的提货券在入境办理海关手续时不能享受免税优惠，而利用首次入境台胞的名义申报入境，以获取免税优惠，其主观上具有走私的故意，已构成走私行为。原告提起诉讼的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二）项、第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该院于1992年12月21日作出判决，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桂林海关1992年6月18日（92）桂关查字第5号处罚决定。
原告李文堂不服一审判决，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改判。其理由是：（1）被上诉人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有误，将上诉人的籍贯、职业搞错；（2）上诉人带提货券入境时，没有伪报，而是按申报单的栏目逐一如实填报，这一行为没有违反法律规定；（3）上诉人帮他人带提货券的行为属民事行为，应受到法律保护。桂林海关在答辩中提出，一审判决是正确的，李文堂走私事实确凿，应受处罚。其理由是：（1）上诉人带提货券入境时，实施了伪报行为，这一行为违反了我国海关管理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2）上诉人的行为并非民事行为，而是走私行为，不应受到法律保护；（3）被上诉人是按上诉人自称的籍贯、职业来写处罚文书的相关部分的，这部分内容出现错误，其责任在上诉人一方。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上诉人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误将上诉人自称的不真实的籍贯、职业情况写入决定之中，这是工作上的失误。但是，在此案中，这种失误不会导致被处罚对象有错误，也不会导致行政处罚决定不合法。上诉人明知本案的提货券不是旅行团成员的，但自己却具体组织安排，将这些提货券冒充为旅行团成员的物品申报入关；上诉人也明知本案提货券上旅客姓名栏目的内容是伪造的，但自己在填写11张旅客行李物品申报单时，仍将这一伪造的内容冒充为真实情况向海关申报。上述行为必然使申报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相符，而这种不相符的结果正是上诉人为逃避海关监管所刻意追求的。可见，上诉人在申报本案提货券入关时，使用了伪报的手法。上诉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摩托车、彩色电视机是我国限制进口的物品。上诉人用伪报手法，将国家限制进口的物品携带入境，这一行为已构成走私行为。上诉人在上诉中所提他本人带提货券入境的行为是民事行为的理由不能成立。被上诉人根据上诉人的违法事实，依照海关管理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上诉人作出没收十一张提货券的处罚是合法的。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该院于1993年3月19日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当事人争议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李文堂申报提货券时，是否使用了伪报的手法；二是李文堂携带提货券的入境行为是否属于民事行为。
关于李文堂在申报提货券入关时是否伪报的问题。从案情看，他使用了伪报的手法，表现为：（1）他具体组织安排，将罗某的11张提货券“化整为零”，通过旅行团成员携带入关，以达到逃避关税的目的。（2）他在填写申报单时，将提货券上所伪造的内容冒充为真实情况向海关填报。提货券是罗某购买的，但购买人栏目却写上他人的名字，而按如实申报的要求，则须将提货券上购买人名字改为罗某以后才能申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二）项的规定，李文堂的行为属走私行为。
海关行政处罚细则篇6
基层县级港航管理部门行政执法工作现状及问题分析
__市（地级市）地处湖北省中南部，位于江汉平原腹地，东连武汉、西接三峡、南跨长江、北临汉水，长江贯穿全境，岸线总长485公里，并有内河75条、通航湖泊2个、渡口527处、船闸5座、属于典型的中部沿江水网地带，下辖的8个县市区均紧靠长江并设有港航（地方海事）处，沿江、沿河的乡镇设有港航（地方海事）所。在各级交通主管部门领导的关心支持下，__市港航事业快速发展，航运形势稳中有升，目前__港纳入国家“十一五”口岸发展规划并即将升格为国家一岸水运口岸，各项工作包括行政执法工作稳步推进，涌现出了如沙市港航处被交通部授予“全国海事文明执法示范窗口”称号的先进基层文明单位。但是通过对8个县市区港航行政执法状况的调查研究，我们也深切感受到，基层的港航行政执法确实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和薄弱环节，基层执法工作中也遇到了新的情况和问题，基层执法难在一定程度上还相当突出，既管不过来、也管不到位，这些都是我们在工作中应该予以重视和加以解决的。
下面从三个方面剖析基层县级港航管理部门行政执法工作中面临的问题：
一是执法力量薄弱。目前，县级港航管理机构基本上沿用县级港航管理处加若干下辖港航管理所的模式。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经过20__年长江湖北段水监体制改革和历次机构精简，县级港航管理机构臃肿人员膨胀的现象得到了比较有效的控制。椐统计，8个县市区共有在编人员951人、在编人员中持有执法证人员462人，占48%，但是基层一线的执法力量仍然薄弱，表现为：一是部分县市区港航处大量人员拥挤在县市处（局）机关，处于基层一线的港航管理所执法人员数量配备过少。以洪湖市港航海事局为例，该局在职人数86人，在岗人数为66人，其中局机关人员43人，省属检查站6人，辖区七个港航海事所共17人，具体是城区所7人、螺山所4人、瞿家湾所2人、新滩、丰口、龙口和大沙4个所各1人，形成了大“局”小“所”的状况。洪湖市港航海事局管瞎长江干线121公里，内河航道30条，596.36公里，岸线长、河流密步、港口多，基层管理人员严重不足，管理与执法工作难以开展，就连最基本的法定调查取证人员都难以保证。
同时基层港航管理所工作任务十分繁重，不但要进行现场日常监管，还要负责规费征收、地方海事签证、港口航道管理、运输安全管理和乡镇渡口达标工作，许多港航管理所工作人员反映管理事项多、工作任务重，有些时候忙都忙不过来，一些轻微行政违法行为虽然发现了，却无时间和精力去调查处理，或者是应该适用一般程序的案件，也因为时间和精力的关系，只有折中采取简易程序求得尽快处理，处罚力度打了折扣；同时由于工作安排连轴转，基层执法人员缺乏时间参加执法业务培训和自学充电，久而久之，自身业务素质和执法能力没有能够随形式发展得到提高，在工作中面对复杂疑难案件和新情况、新问题，往往讲不清、说不明、弄不透，难以依法处理。
二是执法观念误差。经过“四.五”普法和港航系统内部法制宣教，基层港航管理部门和工作人员的法制意识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观念已经为我们的执法人员熟知熟记，在实际工作中，基层港航管理部门基本上杜绝了“水上三乱”和其他重大违法行政行为，企业和船民对港航管理部门的评价和满意度逐年提高，但是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基层港航管理部门和工作人员普遍在执法观念深层次上存在一些误差，具体表现在：
1、在实施行政处罚过程中，往往重实体轻程序，重结果轻过程，行政处罚一罚了之，只要当事人罚款交到位了，自己就认为工作做到堂了，案件也可以结案了，至于执法的程序是否合法、文书的使用是否准确、违章行为是否得到了及时有效纠正、当事人是否受到了教育等重要因素，都缺乏充分考虑。
2、在行政处罚种类适用上，过于偏重于财产罚而忽视了申戒罚。根据《行政处罚法》和《交通行政处罚规定》规定，县级港航管理部门依法可以做出警告、罚款、没收非法财物、暂扣证照以至吊销证照、责令停产停业的行政处罚，但是在工作实践中，我们发现，港航管理部门往往习惯性采用罚款的处罚措施，可罚可不罚的一般要罚、可并处罚款的一定要罚、
罚款金额的裁量一律取中线以上，根据统计，在180件行政处罚案件中，处以罚款的占到了82%，处以警告的不到5%。罚款作为处罚的一种方式，属于财产罚，对当事人具有惩戒的作用，财产罚必须以制裁违法行为为目的，依法适用，否则滥用或乱用财产罚必然会产生种种弊端，同时，在法律规定的处罚额度内，执法人员手中掌握着不小的自由裁量权。具体到相同性质的案件，处罚额度也会因办案人员的素质和观点不同而产生差异。而被处罚对象为了少罚款，经常托熟人找关系，大量的说情电话甚至影响到了正常的执法工作。而警告作为申戒罚，对于大量发生的情节较轻、且当事人能认识错误并及时整改的违法行为适用，完全可以达到纠正违法行为的目的，更能够体现《行政处罚法》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3、在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方面，对《行政处罚法》中无救济即无处罚原则印象比较淡漠，以最终裁判者自居，对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没有充分重视。虽然执法人员在现场执法过程中，对当事人履行了告知义务，但是对于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中的合理理由，往往没有当场听取和进行复核，而是依据个人的经验和判断，直接下达《违章行为通知书》，然后要求当事人到办公场所交代情况，解决问题，误认为不这样做就不能体现出港航管理部门的威信。实际上这样的工作方式，很容易滋生当事人的对立情绪，不利于错案纠正和问题的解决，也降低了行政执法工作的效率。
三是执法装备和手段落后。受经费的制约和旧的管理方式影响，基层港航管理部门的执法装备和手段还很落后。在基层检查中笔者发现，县级港航管理机构普遍缺乏办案所需要的录音、录象、扫描、传真等设备，执法办案人员对上述执法装备使用的掌握水平和计算机操作水平也普遍不高，基层一线的港航管理所更几乎是一穷二白，办公状况为可以概括为“一间房、一本书、一支笔、一个电话”，这就决定了我们的调查取证办案停留在口述笔录的最基础阶段，《行政处罚法》中已经规定视听资料可以作为处罚的证据，我们的基层港航管理部门如果有条件进行采集，与其他证据形式一起采用，可以极大提高办案的质量和效率，有效解决因为船舶流动性造成的取证和证据保全困难,对于当事人不配合调查或者抗拒执法的，能够直观有力的反映出来。基层执法办案中，由于装备的缺乏，现在只有少数案例采用了视听资料。同时由于监督车辆船艇的缺乏和年久失修，执法人员对辖区漫长的沿江岸线、星罗棋步的河流湖泊的现场监管执法力不从心，只能够从一个现场到另一个现场来回奔波，甚至步行执法，陷于被动执法的局面。
基层县级港航管理部门行政执法工作难点
基层执法工作的薄弱环节和我们管理体制及立法中的不织，在基层执法中突出表现为几个难点：
一、行政强制措施缺乏
按照《交通行政处罚规定》第四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交通主管部门可以委托依法设置的符合行政处罚法第十九条规定的运输、航道、港口、公路、规费、通信等交通管理机构实施行政处罚。我省县级港航管理部门在工作中依委托进行水路运输、航道、港口、规费类行政执法，实施行政处罚。在行政执法和实施行政处罚过程中，如果遇有当事人抗拒执法和处罚，就有必要对当事人依法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以保证执法和处罚的正常进行。但是在目前的工作实践中，港航管理部门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却会出现无法可依的困境，比较集中体现在运输执法工作中。作为水路运输执法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第三章“罚则”部分第二十六条（一）至（六）项规定了对违反水路运输管理秩序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度，却没有条文规定对当事人抗拒监督检查、不服从处罚的情况可以采取强制措施及采取何种强制措施。没有行政强制措施做保障，遇有当事人抗拒监督检查、不服从监管的情况，港航管理部门以往的模式是依托海事监督权限（港航和海事一门两牌）对船舶进行安全检查和运政联合检查，一并做出处理决定，由于海事管理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规定一整套强制措施，能够对进行检查和执行处罚起到有效的保障，但是在水监体制改革，长江干线水上安全监督职能划归长江海事局后，港航部门在长江干线和港区的现场监督管理和行政执法顿失依托，如20__年3月16日，重庆市涪陵港江水运有限公司大洋2号轮在我市江陵县港区内停泊，拒不接受江陵县港航处海巡31418的运政检查，导致我执法人员无法登船，直到该轮接受长江海事局安检时，我执法人员方才借机登船，但是仍然拒绝出示任何证书证照，经我执法人员宣传政策、反复教育，方才接受检查。在检查中发现发现大洋2号《船舶运营运证》与《船舶检验证书》数据不符，运管费按其费额和缴费时间相差2070元，拟根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路运输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给予罚款的处罚并且责令其补缴规费，在告知当班船长后，该船船员态度变得十分蛮横，称马上就要开航，并且拒不签收执法文书，由于水路运政没有强制措施，只有将其营运证做证据登记保存后放行，水路运政执法工作陷入僵局。
水路运输和港口管理执法人员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制服，在工作中着海事制服，持交通行政执法证执法，严格的说来，是不应该着海事制服的，但是面对复杂的执法环境，不着制服工作则更难进行。
二、适用法律、法规、规章依据困难
作为依法行政的前提，我们要做到有法必依。目前港航执法的依据在法律层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在行政法规层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水路运输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输管理条例》，在部门规章方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水路运输服务业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水路运输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输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在地方性法规层面有《湖北省水路交通管理条例》，上述法律法规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和《湖北省水路交通管理条例》都没有颁布具体的实施细则，“徒法不足以自行”，离开了有法律效力的实施细则，基层执法部门和人员面对抽象概括的法律法规条款，在执法过程中遇有具体复杂和特殊的情况、需要进行解释和说明的问题时，常常感觉到难以适用和执行。
三、后继监督、协调、指导措施脱节
行政处罚作出后，当事人如果不服处罚决定，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对当事人救济权利的体现，同时，作出行政处罚的机关和行政复议机关也可以依当事人的申请或依职，依法暂时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目的是减少诉累，纠正错案、降低损失。在目前的体制中，基层县级港航管理部门是依据同级交通主管部门委托以交通主管部门名义实施行政处罚的，这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县级港航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不服的，提起行政复议的对象是该县人民政府和上一级交通局、提起行政诉讼的对象是本级交通局，县级港航管理部门的执法活动直接是对政府和交通主管部门负责，作出处罚决定无需向上级港航管理部门报送或备案。地市级港航管理部门作为县级港航管理部门上一级业务管理部门，虽然在执法水平、调查处理案件的专业程度方面有明显优势，却没有合适的位置发挥后继监督、协调、指导作用，往往是当了观众。县人民政府和上一级交通局，作为复议机关，一则专业性业务性不强，再则远离执法现场，对案件情况的把握，多是属于感性认识，掌握的多是传来证据，复议工作实际上不得不依靠作出原处罚决定的县级港航管理部门，行政复议变味成为了原处罚机关复议、本级交通局人员编制有限而且不直接进行具体行政管理和处罚、在法庭上也成为了代当被告。同时县级港航管理部门由于不做复议机关不当被告，一定程度上也减弱了执法责任感，不利于当事人权利的保护救济、不利于错案纠正、不利于复议和审判工作的开展。搞好基层港航管理部门行政执法工作的可行措施和建议
一、加强对基层执法工作的领导和执法队伍建设。地市一级港航管理部门可以专门成立独立的法制工作机构，负责对基层执法工作后继监督、协调、指导。有条件的县市区可以建立港航综合执法大队，将运政、港口、航道、地方海事现场执法力量进行整合，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执法队伍充实一线执法力量。同时组织业务培训加强队伍建设，培训要立足实际，面向基层一线执法人员，通过课时培训，提高他们对基础业务知识和执法程序掌握的水平，强化严格执法、文明执法的工作纪律；职工培训面向基层管理部门业务骨干，通过进一步的深入学习和答疑解难，提高他们对港航海事政策法规的理解水平和工作中处理重大复杂事项的能力；职工培训面向基层管理部门领导，通过培训和专家讲座，提高基层领导对水运事业改革发展大趋势的认识和对依法行政的重视。
二、积极开展水路交通法制宣传教育，提高管理对象的法律意识，教育其自觉守法。法律的推行不仅仅只有依靠国家强制力，法律只有为管理对象知悉和了解，才能够形成公信力。水路交通管理本身就具有点多面广，流动分散的特点，只有教育运输企业和广大船民自觉守法，把违法违章行为制止在萌芽状态，才能够从根本上扭转管不过来、管不到位的局面。
海关行政处罚细则篇7
***县纪委监察局效能室
根据省、市的统一部署，我县于2008年9月在全县县镇机关中开始推进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工作，2009年9月正式开通，全县5710项行政权力已实现网上常态化运行，累计办理事项4万多件。今年，共受理行政许可4865项、提前办结率97.28%，非行政许可8262项、提前办结率97.95%，报警率1.19%。现按照《关于开展2011年度全市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考核工作的通知》的文件要求，对照考核验收指标体系中县（市、区）应达的目标细则，对标找差，自查自纠，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行政权力库
38.外部流程
指标说明：行政权力外部流程图应与实际运行相一致；及时调整外部流程图，并申请变更。（权重：1分，自查得分：1分）
自查评估说明：我县高度重视行政权力库的动态调整，在县委下发的《效能建设巩固年主题教育实施意见》和县政府下发的《***县深化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工作实施方案》（海政办〔2011〕150号）中分别对行政权力库动态管理提出具体明确的要求。针对部门机构改革，根据新“三定”规定，及时组织指导各部门认真梳理职能，明确新增、取消和加强的权力事项，将各部门权力事项调整、合并，确保所有权力事项网上运行，新增权力事项80项，取消16项，暂停行使298项，恢复行使399项，同时变更调整相关权力事项的外部流程图等信息项，确保与实际运行相一致。
证明材料：
（1）《***县深化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工作实施方案》（海政办〔2011〕150号）；
（2）《关于在全县深入开展效能建设巩固年主题教育的实施意见》海委〔2011〕17号
39.内部流程
指标说明：与外部流程相衔接，内部流程图将办理的法定环节和步骤细化到内部处室各岗位，明确每个岗位的名称、职责、时限等，及时报送备案，并实际运行。（权重：1分，自查得分：1分）
自查评估说明：充分利用我县内控机制建设契机，进一步优化行政权力网上运行流程，理顺工作关系、明确岗位职责、行使权限和工作标准，按照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约均衡的要求，科学设置事项办理流转环节，做到权责明晰、制约有效。对行政权力运行的步骤和环节都进行具体的规范，定人、定岗、定要求，明确具体岗位间的流转关系，在不影响群众办事的前提下，尽可能缩短办结时限，提高办事效率。目前，我县行权系统中所有在用的736项行政权力事项全部按照运行轨迹网上实时运行。
40.裁量基准
指标说明：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并作为实际运行的依据；建立完善处罚裁量基准网上运行方式和相应规则；按规定及时调整裁量基准，并备案。（权重：1分，自查得分：1分）
自查评估说明：为了进一步规避行政处罚中的自由裁量风险和权力事项的网下运行，我县合理设置行政处罚事项“自由裁量标准”，根据每项处罚权力行使的法律依据、依据其违法行为对其违法情形的选择、情形处罚信息、处罚种类选择等要素，确定
4683项行政处罚事项的“自由裁量计算基数、系数”，实际运行中，根据不同事项的标准，系统自动根据相关基数和系数，得出唯一且固化的处罚结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我县及时调整裁量基准，并报法制办备案。
二、权力运行平台
41.行政机关全覆盖
指标说明：所有行政机关全部实现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权重：2分，自查得分：2分）
自查评估说明：
建设初期，我们按照“先试点后推广，先建设后完善”思路，将全县39个政府部门和14个镇全部纳入行政权力网上运行建设范围，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完善，现在全县所有行政机关全部实现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2011年7月，县政府专门下发了《***县深化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工作实施方案》（海政办〔2011〕150号），将深化行政权力网上运行情况纳入县、镇机关部门的年度目标管理责任制，同时作为县镇机关效能建设的重要内容进行绩效考核，有力推动全县各部门将行政权力作为重点工作予以推进。
42.权力事项全覆盖
指标说明：行政权力库中所有在用行政权力全部网上运行。（权重：2分，自查得分：2分）
自查评估说明：
我县5710项行政权力事项上网运行后，凡在用的事项都网上运行，且实现两级电子监察全覆盖。为保障所有权力事项全上网、真上网，我们狠抓绩效考评，在原有《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考核办法》及《考核细则》的基础上，根据出现的不规范运行现象，不断优化绩效考评办法、细化考评细则，分设“信息公开、规范办理、评议投诉”等6个子目标进行量化考评，将权力事项网下运行、事项超期、事后补录等作为重要考核点，实行倒扣分制。同步优化网上绩效考评系统，对各部门的权力规范运行情况进行实时考评，按照得分高低动态公示考核结果。根据不同考核点进行分类排序，纳入各部门年度目标绩效考评，实现网上自动考核与专项督查有机结合，引领权力网上实时规范运行。同时，我们强化结果运用，今年以来，共对6个部门38件事项超期、10个部门106件事后补录和8个部门45件网下运行事项，进行了通报批评，并严肃要求限期整改到位。目前，我们正在竭力深化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与部门业务权力的融合，已经尝试将人社局的农保和社保征缴等方面的权力纳入网上运行。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探索与住建、民政、国土、交运等部门的深度融合。
证明材料：
（1）《***县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管理办法》
（2）《***县“效能建设巩固年”主题教育绩效考评办法》海办发〔2011〕11号
（3）《关于对2011年1-8月份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情况的督查通》海效办〔2011〕1号
三、网上政务大厅
43.信息管理专栏
指标说明：在政府网站上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专栏中设置组织管理一栏。（权重：1分，自查得分：1分）
自查评估说明：在行权外网新增加了“组织管理”模块，设置了领导讲话、单位发文、制度建设、督查通报、工作动态和业务培训等6个子栏目，并根据工作动态实时更新相关内容。
44.信息公开
指标说明：公开权力信息、办事指南、外部流程图，提供相关表格下载。（权重：1分，自查得分：1分）
自查评估说明：在行政权力外网系统的“行政公示”栏目及时公开事项信息：包括事项名称、承诺期限、办理部门等基本信息，同时也可以具体了解该权力事项的办理依据、办事流程、业务表单等。
45.办事服务
海关行政处罚细则篇8
原告:许海棠,女,38岁,汉族,住宜阳县城关镇解放东路,个体工商户。
被告:河南省宜阳县卫生防疫站。
法定代表人:牛建勋,站长。
1995年8月29日,宜阳县计划生育委员会检查组在本县张午乡检查工作,中午在张午“福雅轩酒家”用餐后,发生42人集体食物中毒。经医院检查为变形杆菌所致。8月30日宜阳县卫生防疫站对张午福雅轩酒家及许海棠的卤肉加工店进行了采样卫生指标检查;从“福雅轩酒家”的牛肉、卤猪肉、猪肚片、猪耳中检出的致病菌为变形杆菌,从原告许海棠的卤肉店采集卤肉卫生指标检测结果为:细菌总数:无法计数,大肠菌群30个/100g;致病菌:无法计数;大肠菌群,未检出;致病菌:无检出。另查明:1995年8月29日中午“福雅轩酒家”给客人食用的大肠、心肚、猪耳等卤肉是28日下午在许海棠处购买的。该卤肉于28日下午2时许出锅,空汤后在风扇下吹凉,3时半左右装入塑料食品袋。“福雅轩酒家”来人取出后装入塑料编织袋,乘小客车于晚6时半左右到张午,将卤肉取出放置电风扇下吹凉,晚9时许放入冰箱。29日上午9时许将肉取出解冻,切碎加调料上盘,等客人食用。
1996年元月29日,宜阳县卫生防疫站做出宜卫罚字(96)第2号卫生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许海棠的“熟肉加工店用的塑料包装袋未经有关部门检验,用于熟肉包装;于8月27日(实际是8月28日——编者注)出售给张午‘福雅轩酒家’的熟肉未经检验,又在未放凉的情况下装入塑料包装袋;在8月29日(实际是8月30日——编者注)对该店进行模拟采样检验中,该熟肉细菌总数严重超标;该店两人未进行健康检查,未办健康证。由此推断,该酒家27日卖给张午福雅轩酒家的熟肉引起食物中毒,可能在该加工点已造成污染。”上述事实已违反了《洛阳市〈食品卫生法试行〉实施细则》第七、十一、三十二、四十八条之规定,依据《洛阳市〈食品卫生法试行〉实施细则》第四十八条第四款第五、十项之规定,决定给予许海棠一千元罚款的处罚。
许海棠不服该处罚决定,向宜阳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称自己使用的塑料食品袋是市场上通用的,从未有人通知过需要检验,也没规定每天出售熟肉时都要送防疫部门检验。当天出售的熟肉其他单位食用后都没出问题。说明问题不在本店。“福雅轩酒家”发生食物中毒后,次日防疫站对该店熟肉进行模拟采样检测不能说明当日出售的熟肉在店内细菌指数超标,防疫站对我的处罚没有科学根据,要求撤销该处罚决定。
被告宜阳县卫生防疫站辩称:一、因该店所用食品袋上印刷的所有文字全为外文,属进口的塑料包装袋,未有国境口岸食品卫生监督机构的检验证明,又未经当地卫生检测部门检验,是不符合食品卫生法要求的;二、原告以“从未有人通知过每次出售熟肉时都要进行检验”为借口,否定防疫站依法行政是站不住脚的;三、模拟采样检验和推断是食品卫生法允许的。防疫站对其处罚是正确的,请求人民法院予以维持。
「审判
宜阳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1995年8月29日张午“福雅轩酒家”食物中毒事件属变形杆菌所致,并非大分子化合物中毒,而新塑料食品袋的卫生指标为正已烷提取物。被告8月30日对原告店中卤肉模拟采样检验结果说明原告的卤肉加工点存在不卫生情况,但该模拟采样检验不能证明8月29日出售给福雅轩酒家的卤肉已携带(变形杆菌)致病菌或未携带致病菌。卤肉从加工出锅到食用前存在着多个可能污染的环节。在未排除卤肉从“福雅轩酒家”来人装入塑料编织袋运至张午及第2天的再加工这一系列过程中可能造成污染前,以或然性的推断结论进行处罚,事实不清,主要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之规定,该院于1996年5月27日作出判决;
撤销宜阳县卫生防疫站1996年1月29日(96)宜卫罚字第2号行政处罚决定。
判决后原被告均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
「评析
本案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卫生防疫站的行政处罚主要证据不足
这是因为:(1)卫生防疫站没有对原告使用的塑料食品包装袋进行检验,没有证据证明包装袋的卫生状况与食物中毒有直接因果关系。根据国家标准总局的GBn146-81食品包装用聚炳稀树脂卫生标准,检验项目为正乙烷(大分子化合物)提取物,而不是细菌、致病菌的卫生指标。卫生防疫站既然没有对塑料袋的卫生状况进行检验,也就无法确定塑料袋在用时是否携带致病菌。从“8。29”中毒事件原因看属致病菌中毒,而不是大分子化合物中毒,故无法确认塑料袋的使用与食物中毒有直接因果关系,以此进行处罚,实属勉强。(2)“8。29”食物中毒的直接致害物是卤肉。而卤肉从加工出售到消费者使用前,存在着多个可能造成污染的环节,因此只有排除了“福雅轩酒家”从购入、运输、保管、再加工到出售这一系列过程不存在污染的可能性之后,才能认定卤肉的病害是在原告加工的过程造成的。而在缺乏上述结论的情况下,以原告加工的卤肉未经检验,原告加工店中有人没有健康证为由推定卤肉在原告加工点受到污染发生病变是没有根据的。以这种或然性的结论来进行处罚难以令人信服。(3)8月30日的模拟检验不能作为认定“8。29”食物中毒事件原告具有过错的直接证据。从8月30日卫生防疫站的抽检情况看,原告食品加工点存在有“从业人员没有健康证”,加工的卤肉细菌超标等违反食品卫生法的行为。但此结论并不能必然说明或证明原告8月28日卖给“福雅轩酒家”的卤肉不符合卫生标准,卫生防疫站以8月30日的核检结论作为依据进行处罚是没有道理的。
二、卫生防疫站不具有进行处罚的主体资格
根据1995年10月30日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第三十二条“食品卫生监督的行政处罚权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在95年10月30日以后对食品卫生违法事件进行处罚的应该是县卫生局,卫生防疫站无权作出处罚决定。因此,县卫生防疫站于1996年1月29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属越权处罚,是无效的。审理中有人认为“8。29”中毒事件发生时新的食品卫生法尚未颁布,卫生防疫站已调查处理,且处罚适用的法律《洛阳市〈食品卫生法试行〉实施细则》尚未废除,卫生防疫站是有权对此事件进行处罚的。我们认为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因为法律一经生效就应不打折扣的执行,如有地方性法规与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不一致的,应以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为准。所以“8。29”食物中毒事件的处罚发生在1995年10月30日之后,就应由县卫生局实施,卫生防疫站不具备处罚的主体资格。
三、卫生防疫站的处罚适用法规错误
海关行政处罚细则篇9
案例1 2010年1月，电子产品生产厂D公司受境外e公司委托以加工贸易形式生产某种小家电，产品被要求打印e公司在其本国注册的商标。产品在出口报关时，被海关发现并最终认定与境内B公司在海关备案的商标类似，构成侵权，予以没收货物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D公司不服，向法院，法院最终判定D公司行为不构成商标侵权，并撤销海关行政处罚决定书。
案例2：2010年3月，国内贸易公司t公司出口一批商品，境外收货人为一家法国公司，商品附有收货人在法同注册的商标。这批商品在出口报关时，被海关发现其所附商标与a公司在海关备案的注册商标类似，进而对t公司处以没收货物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t公司虽对海关的认定有异议但还是决定接受处罚，不申请复议或向法院。
上述两个案例中，两家公司对海关的侵权认定均持有异议，D公司通过诉诸司法程序挽回了经济损失，而t公司却不愿上诉，这是为什么呢?据了解，在同样情况下，绝大部分企业在遭遇海关边境知识产权保护后都会与t公司有一样的选择。既然通过法律程序有可能海关的侵权认定并挽回损失，大多数企业为什么不愿选择诉诸法律呢?原来，此类案件以企业胜诉为结果的情况并不多，很多企业耗费了很长的时间和大量精力，经过了复议、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诉以及法院一审、二市等诸多法律程序后，“侵权”认定仍然无法改变，企业终究还是要蒙受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因此在权衡利弊之后，多数企业做出了接受行政处罚的决定?
那么，同一性质的案件出现不同判决结果，进而导致企业犹豫，并放弃法律渠道的症结在哪呢?
判定标准存争议
我国《商标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属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在上述两个案例中，海关即是根据该条文认定出口企业侵犯他人商标权而对出口商品实施扣留、并对出口企业进行处罚的。在企业败诉的诉讼案件中，法院也是基于该条款认定事实，出具判决。
但在这类案件中，出口商品所附商标均已在出口目的国注册，且出口商品并未在中国境内销售，在现有法律未对“使用”一词的内涵和外延进行详细说明的情况下，单纯以在商品或其包装上附有某种商标作为“使用”的标准之一，方法虽然简单、明确，但却未必符合对注册商标进行保护的初衷。现代意义上的商标均与商品流通相关，代表着与其他同质商品的区别，生产者的信誉及财产利益，对商标权的侵害必是对这些特质的影响，即可能使潜在买方对同质商品产生误解和误认(无法区分)，进而剥夺商标权人建立信誉，获取经济利益的预期。那么如果商品并不在中国境内销售，则根本不存在使公众误认、产生混淆的客观条件，若仍被判定侵权，对企业不够公平。因此，在第一个案例中，法院正是考虑到出口商品与国内同质商品并不在一个销售渠道出现，不会对国内公众的消费选择造成误导而判定D公司不构成对B公司的侵权。
但中国并非判例法国家，即使是同样性质的案件，法官也没有援引过往判例的必要。因此在《商标法》及《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未做出明确修改的现实下，企业无须一定要冒败诉的风险去诉诸法律，而更应防患于未然，尽早预见风险，并做出必要防范。
防范胜于补救
企业首先要了解产品所用商标是否已经取得了中国境内的权利或者根据国际条约在中国取得，如已在中国拥有合法的商标权利，则通常不存在法律风险。
如产品商标没有在中国的合法商标权，企业则需了解是否有其他企业已经就同种或者类似商品注册相同或类似商标(可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网站查询，也可以通过中国海关知识产权备案系统查询)。如果没有其他企业注册，企业可以建议外商尽快在中国注册商标权或自行注册；如果已经有其他企业注册，企业则需及时提示外商可能遇到的法律风险，商议变通方式以保证出口贸易顺利进行；同时查询注册人商标状况。如果发现商标权存有瑕疵，可以向国家主管机关申请异议或者撤销该商标。
当出口商品因涉嫌侵犯商标权被海关扣留时，企业需要及时了解已注册或者在海关备案的商标情况，分析是否构成侵权。
海关行政处罚细则篇10
【关键词】详细简捷说理
1.行政处罚决定书的重要性
1.1行政处罚文书是行政执法文书中重要部分
行政处罚，是指行政主体为达到对违法者予以惩戒，促使其以后不再犯，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目的，依法对行政相对人违反法律规范尚未构成犯罪的行为、给予人身、财产的、名誉的及其他形式的法律制裁的行政行为。行政处罚是行政执法的一重要手段，并且会对公民的财产、人身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对行政处罚进行规范就显得尤其重要。文书是执法行为和过程的重要载体，所以规范行政处罚行为，就必须从规范行政处罚类的文书开始。在《行政处罚法》出台之前，各地各部门就出台过一些零散的规定，从1996年《行政处罚法》出台后，各地各部门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制定了本地本部门的行政处罚文书。例如北京法制办推行的案卷评查制度就是从行政处罚类文书中开始推行的，制定了《北京市行政处罚案卷标准》和《北京市行政处罚案卷评分细则》，对全市各部门的行政处罚类文书按照评分标准进行评比，对规范行政处罚行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国家质量监督和检验检疫总局在《行政处罚法》出台之后也以部门规章的形式出台了本系统的行政处罚类文书的格式，规范了全国整个质监系统的行政处罚类文书。调研的结果显示，各地各部门都对行政处罚类文书进行规范，足见行政处罚文书在整个行政执法文书中的重要性。
1.2行政处罚决定书是行政处罚类文书的灵魂。行政处罚决定书是针对行政相对人作出的，发给行政相对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就是正式文件。在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中实行案卷排他规则。案件排他原则是指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只能以案卷作为根据，不能在案件之外，以当事人所未知悉和未论证的事实为根据。由此可见，行政执法文书具有证据的作用，尤其是在行政处罚的过程中，行政处罚决定书是灵魂，决定了案件的性质，记载了行政机关进行行政处罚的依据，程序，以及最终处理的结果。根据证据学上的分类，行政处罚决定书是直接证据，能够直接证明违法事实，在行政诉讼的过程中，可以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提供的信息，查找到相关的证据。所以，可以说行政处罚决定书在行政诉讼中是直接决定行政机关的胜败的关键证据。所以行政机关对行政处罚决定书尤其重视。对当事人来讲，行政处罚决定书记载了当事人的基本信息，是送达地点的依据，同时也记载了做出行政处罚的日期，即决定了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期限。关键还在于行政处罚决定也是当事人申请有关部门确认行政处罚违法的依据。从上述的分析可以得知，行政处罚文书在行政处罚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由于处罚决定书是行政处罚的灵魂，而行政处罚又是行政执法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在所有的行政执法类的文书中，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地位不容忽视。各个部门也对行政处罚文书进行了各种规范，但是在行政处罚书决定应该注明哪些内容，是应该简洁明了，还是内容详实，说理充分的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分歧。
2.部分行政执法人员认为行政处罚决定书要做到明确、具体
从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行政处罚决定无论对于行政机关还是当事人都是重要的证据，也是执法活动的载体，所以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部分执法人员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时应该做到明确、具体，原因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2.1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的记录一定要做到详细，清晰。我国的《行政处罚法》三十九条对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对当事人基本情况记载的的规定是：“（一）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而没有更加详细的规定。调研的结果显示，在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出现的问题大都是因为当事人的住所地填写不明确造成的，尤其是在行政处罚的相对人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情况下，经常会出现文书无法送达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采取民事诉讼中的留置送达就会给当事人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当事人的住所地填写不明确也给行政处罚案件的执行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在上海市浦东区调研的过程中还发现，在行政处罚相对人是外国人的情况下，文书无法送达的情况更是经常发生。因为在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外国人的基本情况的填写上，通常会遗漏护照编号这一项，这样在住所地无所送达的情况下，对外国人的送达问题更是无从查证。由此看来，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对行政相对人基本信息的填写上一定要力求准确，详实。
2.2在行政处罚决定说对做出处罚决定的理由要进行充分的说明。持这一观点的人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2.1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进行说理是法律法规依据的。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中规定：“行政机关行使自由裁量权，应当在行政决定中说明理由。”《行政处罚法》以及相关的法律对具体的违法行为做出处罚的规定中，一般都是一个范围的规定，而不是具体的规定，所以行政机关在处理具体的个案时，一般都是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过程，依据这一规定的要求，几乎所有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都应该说明理由。
2.2.2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说明理由，有利于使行政相对人信服。理由论述的越充分，行政相对人越容易了解行政处罚的理由和依据，会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也是对行政相对人进行说服教育的过程。在书里充分的情况下，相对人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后，当事人认为处罚决定充分在理，这样减少了矛盾，消除了阻力，减少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产生，维护了社会稳定。提升社会公众对行政机关的满意度。
2.2.3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进行说理，可以在行政复议的过程中减少败诉的风险。行政复议一般的情况下，复议机关都是对案卷直接进行审查，如果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不进行说理，有些处罚的依据以及自由裁量的过程可能就无法在案卷中得以体现，这样的话，就会导致行政复议机关认为行政处罚的决定违法或者不合理。
2.2.4推行说理式文书，有利于提高执法人员本身的素质。要求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进行说理，有利于执法人员转变观念，使执法人员学法、用法的积极性提高。通过对说理式文书的推定，使执法人员适用法规的准确性和自由裁量的合理性得以提高，真正做到依法行政。
3.部分执法人员认为行政处罚决定书要做到力求简捷
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部分的行政执法人员认为行政执法文书要做到简捷，便民、高效，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部分现行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范本中的内容没有实际意义。例如在当事人的基本信息的填写上，“民族”一项并没有实际的意义，可以在今后的范本中省去这项。
其二，行政效率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文书做到简捷，才能提高行政效率，方便行政相对人。
3.1提高行政效率是依法行政的要求。行政效率是指行政应该尽可能节约时间、人员、财务等方面的成本。行政效率原则一方面要求立法中应该设定一些有利于增强行政效率的规定，另一方面，从执法的角度来看，行政执法机关应该在法律设定的限度以内，或者在法律未作具体规定的情形下尽可能增强效率。文书做到简捷，有利于行政机关对一项行政处罚迅速做出决定，而避免因为要制作复杂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而影响行政效率。
3.2提高行政效率是便民的重要体现。在调研中，很多执法人员认为应该增加《行政处罚法》中有关当场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规定。因为日常生活中，大部分行政处罚的案件违法事实清楚，争议不大，当场作出处罚，填写行政处罚决定书交给当事人，可以使行政法律关系维持一种确定的状态，方便当事人尽快知晓行政机关对自己违法行为的态度和处理决定。而根据目前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一般的情况下，行政处罚文书都无法当场送达当事人，既造成了行政成本的浪费，也给当事人造成诸多不便。在推行服务性政府的语境下，对行政处罚决定进行简化，成为行政机关做到高效便民的必然要求。
3.3行政处罚决定书只是行政处罚类文书的一种，并非全部，有关程序性的内容例如向当事人说明理由，告知其陈述申辩的权利等内容在调查笔录和证据相关的文书中已经得以体现，没有必要在行政处罚决定书再重复体现，否则的话只是机械的重复，提高行政成本。
3.4要求在行政执法决定书中进行说理是不合实际的。主要理由有：
3.4.1要求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进行说理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我国的《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对行政处罚决定书记载事项的规定中，并没有要求行政处罚决定书必须进行说理，如果用国务院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行政法规来改变《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是不符合“上位法与下位法发生冲突时，优先适用上位法”的法律原则的。
3.4.2行政处罚决定书不等同于司法判决书，行政处罚行为也不能成为一种准司法的行为，要求行政执法文员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进行说理，不符合行政执法的特点，也不符合我国的现实国情。行政机关是执法机关，是对公民的违法行为进行判断，然后做出决定的机关，而不是审判机关，行政执法的功能是实施行政管理行为，而不是居中裁判。就如同在竞技场上，不能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另外，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下，行政执法人员的整体素质还不高，并且行政执法人员也并非都是法律专业，要求其必须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进行说理也是强人所难，不符合现实情况。
3.4.3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不进行说理，并不是说就不告知当事人理由。在行政处罚决定做出的先前程序中，已经有告知陈述申辩的权利，听证等相关的程序，规范了上述程序，就可以做到让相对人知晓做出处罚决定的理由以及进行陈述申辩。在行政处罚决定中加入说明理由，只是对之前的行政执法过程的机械重复。
4.行政处罚决定书要做到繁简适度
根据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赞同行政处罚决定书应该详实的和认为行政处罚决定书应该简捷都有一定的道理，关键是如何做到繁简适度。主要应该从以下方面注意：
4.1《行政处罚法》三十七条规定的行政处罚决定的必备内容，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一定要加以体现，并且应该详尽。在当事人的基本信息的填写上，当事人的证件号码或者护照编号，住所地都应该详细填写，方便文书的送达和执行。非相关的信息，如当事人的民族等内容可以不填。行政处罚的决定日期，履行期限，当事人申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期限和有关机关要详细写明。这些内容可以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以填写项的形式出现，这样既可以确定哪些是必须书写的内容，避免遗漏，规范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又可以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4.2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推行说理式的文书，不能采取一概而论的形式。
在一般的行政处罚的案件中，为了提高行政效率，方便当事人，使当事人尽快处于一种确定性的法律关系中，在履行了告知程序和陈述申辩的程序后，这类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不要求行政执法人员进行说理，而只要求其填写必要项是符合依法行政的要求和我国的现实情况的。特别是针对专业性较强，适用法条单一的行政处罚案件，行政处罚决定书可以做成简易式。即把可能用的法条列在格式文书上，执法人员只要填写基本信息后，采取选择选项的形式即可完成，方便快捷。而在当事人争议较大的案件中，案情的复杂性决定了其处理机关级别较高，执法人员素质较高，对其要求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进行一定的说理是有道理的。这样也有利于行政机关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中不至于因为自由裁量的过程没有体现在文书中而败诉。但是这也并非强制性的规定，因为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说明理由并非必填的项目，所以不宜做硬性的规定。总体来讲，在现阶段还不易推广说理式行政处罚决定书。
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是行政处罚过程的末端，但也是整个执法活动的载体和体现。对行政执法文书进行规范，对整个行政处罚有着重要的意义。繁简适度的行政执法文书才能一方面保证文书职能的实现，另一方面保证行政机关的效率，真正在做到依法行政的同时，实现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注释：
①《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姜明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310页
②金承东，《案卷排他与看得见的程序作用》，《行政法学研究》，2007年第3期
③周林，许后鹏，《推行说理式行政处罚文书全面提升执法水平》，《工商行政管理》，2006年21期
④《行政执法研究》，姜明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页
参考文献：
[1]《行政执法研究》，姜明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2]《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姜明安，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3]《行政诉讼原理》，马怀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4]周林，许后鹏，《推行说理式行政处罚文书全面提升执法水平》，《工商行政管理》，2006年21期
[5]王海林，《行政处罚文书的制作及简化》，《中国水运》，200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