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网络传播条例篇1
根据7月19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简称CnniC)的第18次互联网报告，截止2006年6月30日，中国网民总人数为1.23亿，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9.4％。报告首次公布手机上网人数为300万人。
互联网已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通过信息网络传播权利人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以下统称作品)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如何调整权利人、网络服务提供者和作品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已成为互联网发展必须认真加以解决的问题。
《条例》是根据目前中国网络环境的特点，总结我国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实际经验，借鉴国外适合中国国情的做法的基础上制定的。《条例》的总体思路是与互联网条约的规定相一致，有利于创新，发挥网络传播作品的潜能；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使用作品的要求，保持权利人、网络服务提供者、作品使用者的利益平衡等。
《条例》所称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表演或者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
《条例》规定，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将他人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应当取得权利人许可，并支付报酬。
信息网络传播条例篇2
信息网络传播权应具备三个要件：公众、自己选定的时间、自己选定的地点。这三要件应是充分条件，缺一不可。比如置于互联网上的文字、图片、音视频、动画等作品，网友可以随时随地依自己方便点击收看该作品，那么，权利人行使的就是信息网络传播权。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特点
首先，行使该权利受《著作权法》规范。从立法背景看，在新《著作权法》中，我国是在发行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和广播权等传播权之外，针对交互性网络传播的特点，在第10条的12款增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也即信息网络传播权是著作权中的一种传播权，权利人可以从该项传播中获得报酬，又是著作权中的一种财产权。因此，权利人在行使该项财产权时，其权利和义务除受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专门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来规范，还受《著作权法》规范。比如说法人作品超过其首次发表后第50年的12月31日，就进入公有领域，原权利人就不再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这就是受著作权法保护作品的时间性的限制。
其次，其权利主体是著作权人及录音录像制作者、表演者。
录音录像制作者与表演者在学理上被界定为邻接权人，也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利主体不局限于著作权人，还包括录音录像制作者与表演者两个邻接权人。新《著作权》法第37条第6款，第41条，第10条第12款，《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1条对此都有明确规定。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设置上，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没有被纳入到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主体中来。笔者认为，没有给予广播电台、电视台以信息网络传播权，这并不损害其应有的权利，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其制作的他权利人的文学艺术作品时，如被他人在网上公开传播，可以邻接权人的身份主张权利。
第三，该权利是绝对权，同时又受法定许可和合理使用的权利限制。
绝对权，在法理上又叫对世权，即绝对权的主体一般不必通过义务人的作为就可实现自己的权利，任何人均负有不妨害权利人实现其权利的义务，其义务人是不特定的任何人。信息网络传播权是典型的绝对权，即它是著作权人及两个邻接权人的专有权利，是排他性的权利。除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外，他人不经授权许可，不得擅自将著作权人及邻接权人的作品在网络上传输和传播，否则构成侵权行为。
基于信息网络传播权是绝对权，具有一定垄断性的特点，为实现在保护作者权利、激励创作的基础上，鼓励传播、促进公众对社会智力成果的掌握以推动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必须在保护创造者个人私益基础上寻求个人与社会公益的平衡，对该权利的行使进行一定的限制。我国《著作权法》和《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都规定有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条款，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使进行了一定的限制。
合理使用是指，依法律规定的条件，使用人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使用著作权人的作品，比如我国法律规定合理使用的情形有：个人学习使用、介绍评论中引用、时事报道中引用、教学目的、执行公务等情形。
法定许可是指，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使用人可以在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情况下使用著作权人的作品，但必须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
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特殊保护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作品的复制方式和传播方式变得更为简便、快捷、廉价，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在网络环境下也很容易遭到侵害。为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激励其创作与传播作品的积极性，2006年7月1日，我国颁布实施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信息网络传播权进行了特殊的保护。
第一，权利保护的多种措施。《条例》主要从以下方面规定了保护措施：（一）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第2条明确规定，保护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外，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权利人作品，应当取得权利人许可，并支付报酬。（二）保护权利人为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采取的技术措施（见《条例》第4条）。（三）保护用来说明作品权利归属或者使用条件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见《条例》第5条）。(四)建立处理侵权纠纷的“通知与删除”简便程序（见《条例第14至17条》。并对违反上述保护措施，分别规定了处罚措施（见18、19、23、24、25条）。
第二、网络自由转载权的剥夺。已经发表的作品通常可以自由转载，这本是信息传播行业中的习惯作法。著作权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作品刊登后，除著作权人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外，其他报刊可以转载或者作为文摘、资料刊登，但应当按照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网络传播这一新生事物在它突然出现并迅速膨胀的初期，同样延用了这一习惯，并且曾经得到了法律的明文许可：2000年11月22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已在报刊上刊登或者网络上传播的作品，除著作权人声明或者上载该作品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受著作权人的委托声明不得转载、摘编的以外，网站予以转载、摘编并按有关规定支付报酬、注明出处的，不构成侵权。
但是，随着网络对著作权冲击效果的逐步显现和侵权危害的日益泛滥，网络传播的特殊性逐渐为社会所认识：其特殊性包括受众巨大因而传播效果极强；网络信息量巨大因而作品报酬低廉；上传操作极其简单且成本极低因而容易被多点传播；网络站点数量极其巨大因而权利人极难事后追索报酬；传播速度极快因而大大降低权利人从传统传播方式获取收益的可能性。基于以上原因，为了可能更有效地保护著作权人权利，对网络媒体特殊对待，将其区别于传统媒体，剥夺其自由转载权，就成为合理和必要的社会规则。
信息网络传播条例篇3
的修改是为了应我国加入wto后对著作权的保护，适应新形势下尤其是计算机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保护的迫切需要而进行的、关于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特点的探讨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容及权能来看，主要有四个特点，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文章简要回顾了著作权法的，认为著作权法始终处于对技术的挑战予以应战的过程中。信息传播权的产生也源于规范多媒体技术与机网络技术结合而带来的网络传播行为的需要。文章考察了世界上对网络传播行为的进行规范的主要立法体例，并针对我国著作权法中确立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定过于简单含糊的情况，着重对该权利的特点、主体、从学理上进行探讨。
[关键词]信息网络传播权立法体例主体内容特点引言
的发展给带来了无尽的挑战，技术始终是促进版权制度发展的催化剂，数字技术为作品复制和传播带来的进步性，就如同四大发明的印刷术相比手工抄写一样的深刻和明显。是数字网络技术的进步性给著作权法带来了全面而深刻的冲击，信息网络传播权由此而得以产生。
回顾著作权法发展历史，自英国1710年的安娜法案始，著作权法历经印刷技术、广播电视技术和数字技术的三次重大飞跃。数字技术是通讯技术、微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总称，迄今为止，经过三个发展阶段。七十年代中期，个人计算机发展起来，进入数字技术的第一阶段。著作权领域最先讨论的是，个人计算机上的目标程序是不是著作权保护的客体，以及操作系统、用户界面、数据库、反向工程、电子游戏的著作权保护问题。八十年代中期，多媒体技术和数据库得到发展，进入数字技术的第二阶段，多媒体产品和数据库是不是著作权意义上的作品开始成为著作权界讨论的热门话题。这时多媒体技术尚未与网络技术结合。九十年代以后，多媒体技术与计算机网络技术结合，数字技术发展开始进入第三个阶段。数字通讯网络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技术硬件设施，而且取决于作品及其相关信息等组成的通信内容，即数字化的文字作品和作品、电影作品、软件、多媒体、数据库，等等，可以通讯内容的网络就如同没有灵魂的躯壳。数字技术在网络上的，使得通过计算机网络能把作品讯捷、方便、廉价、容量惊人而且质量几乎完美地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可以使公众中的成员在个人选择的地点和时间获得作品。在交互性传输中，信息传输的范围、程度及信息的使用方式是由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双方共同决定。这给网络传播中的著作权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版权制度与技术发展之间存在微妙的互动关系，每当有一次技术突破的时候，版权制度总是要或迟或早地作出反应。纵观著作权法的历史沿革，，著作权法始终处于对科学技术的挑战予以应战的过程中。如何规范作品在互联网上的传播行为，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而不致使因特网成为盗匪横行的“盗版天堂”，成为了世界知识产权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信息网络传播权问题由此而产生。
早在1994年12月28日，美国发生USvsLamacchia——案，一名大学生在互联网络上提供秘密的电子公告牌地址，未经版权人许可，将已出版的、享有版权的商用计算机程序的复制件提供给网络上的用户。1995年在瑞典也发生了类似的案例。几个学生从aDoBe和儿个其他的出版商那里将为数众多的享有版权的计算机程序下载，送到斯德哥尔摩的皇家技术学院的互联网络服务器上，以供互联网络上全世界范围的用户卸载和复制。这种在计算机网络上通过数字传输提供作品的复制件的行为，在现行的各国版权法和国际版权公约中，显然都没有现成的直接规范的依据。对此，版权界主要有两派意见：其一，将传统的版权领域中的若十概念（主要是复制、发行、出租、公众传播）扩展以对该行为进行规范，该行为或是复制，或是发行，或是出租，或是公众传播；其二，设立数字传输权来进行规范。第一种意见主张把数字传输的版权意义融入传统的版权制度体系之中，第二种意见主张依据新的数字传输技术而设置专门的权利，即信息网络传播权。
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及《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设立信息网络传播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终否定了国际几种通过试图通过原有权利的扩张解决对网络传播进行规范的尝试。1996年12月2日至20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瑞士召开了“关于著作权及邻接权问题的外交会议”（经下简称“外交会议”），通过了两个被称为“因特网条约”的国际条约，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ipoCopyrighttreaty，缩写为《wCt》，以下简称《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ipoperformanceandphonogramstreaty，缩写为《wppt》，以下简称《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
信息网络传播权当属于传播权的内容之一。传播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专有权，是首先由欧盟提出的。这项提议最终被接受，并写入两个条约中。不过，就作品所享有的传播权与表演及唱片所享有的传播权，在两个条约中是不相同的。作品传播权体现在《版权条约》第8条中。表演传播权体现在《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第10条、第15条中；唱片传播权体现在后一条第14条与第15条中。以下具体分析。
（一）《版权条约》中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定《版权条约》第8条可谓开一代风气之先，为作者创设了一项控制作品在互联网上传播的重要权利，即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该条规定为，在不损害《伯尔尼公约》赋予作者的各项传播权的前提下，文学和作品的作者应当享有以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授权将其作品向公众传播的专有权，包括以公众中的成员个人选择地点和时间的方式，使公众获得的专有权。《版权条约》第8条是对《伯尔尼公约》确立的传播权保护体系的发展和完善。该条先是让人眼花缭乱地列举了《伯尔尼公约》的5个条文，涉及6项内容，它们都是伯尔尼公约中有关作者各项公开传播权的规定，《伯尔尼公约》中有关权利人的各项传播权的规定是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逐步出现的。由于针对不同种类的作品，不同的传播方式，适用不同的权利，这使得《伯尔尼公约》中的传播权之间存在着一些缝隙，无法完全覆盖网络传播这一新的传播方式。《版权公约》第8条弥补了《伯尔尼公约》不同权利之间的缝隙。该条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不伯尔尼公约现在的各种传播权的前提下，将向公众传播的专有权扩展到所有作品种类，成为所有文学艺术作品作者的权利；第二部分明确指出，向公众传播包括在“公众中的成员”个人选择的时间和地点所作的传播，从而澄清了交互性的按需传输行为在该范围之内。
这条规定将《伯尔尼公约》中的向公众传播这个概念扩展到网络环境中，在《版权条约》中，这一项新权利名称虽然被定为“公众传播权”，但这项权利不仅仅指网络传播的权利，也包括其他传统的公众传播的权利。该条规定的“公众传播权”将作者的权利，实际上包含了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一新权利，集中体现在“包括以公众中的成员个人选择地点和时间的方式，使公众获得的专有权”，虽然因技术中立性原则，这一表述没有直接的包括“网络”等概念，但这一表述正是对网络
，
传输交互性的典型的概括，这一表述而产生的新权利，即作者互联网上传播作品的权利，也就是信息网络传播权。
（二）《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中的规定与上述《版权条约》同日通过的《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确立了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这两个邻接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第10条规定：“表演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通过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其以录音制品录制的表演，使该表演可以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第14条规定：“录音制品制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其录音制品，使该录音制品可为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第15条规定：“对于将为商业目的发行的录音制品直接或间接地用于广播或者用于对公众的任何传播，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应享有获得一次性合理报酬的权利”。
（三）信息网络传播权与传统的向公众传播权的关系《版权条约》继续沿用了《伯尔尼公约》的“向公众传播”这个概念并，将这个概念进一步扩大到网络环境下的作品使用，《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中使用的是“提供已录制表演的权利”和“提供录音制品的权利”。《版权条约》中向公众传播权不仅仅指网络指网络传播的权利，还应该包括其他传统的向公众传播的权利，这在该条约的第8条中规定得很清楚，这条一方面规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明确的含义，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与传统的向公众传播权的关系，即他们都包含在大的传播权之中，但新的权利与传统权利并不交叉，也不得影响传统权利的实施，根据保国实施或者即将实施这两个条约的情况来看，各国依据各自的立法体系，将新权利做了不同的处理。
二、发达国家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模式尽管《版权条约》第8条，《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第10条和第14条分别赋予了作者、表演者、录音制品制作者信息网络传播权，但只是作出了一个极为概括的规定，赋予权利人一种广义的包容各类传播的传播权，并没有为信息网络传播权提供具体而明确的权利内容和保护方式，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具体权利内容和保护方式必须由成员国的国内版权法加以解决。各国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适用自己的权利、结合已有的多种权利，或者创设新的权利来实现对广义传播权的保护。
世界各国根据各自不同的立法体系，也选择了不同的方式对这两个条约中的新权利进行了处理，以美国、日本、欧盟为例，它们分别采取了不同的立法模式，对信息传播权的具体权利和保护方式进行了规范，也就是说各国采取了不同的立法技术对。
（一）以美国为例1995年9月的《白皮书》建议大大扩张发行权的范围，使作者得以控制在交互性网络上向公众提供作品和相关权利客体这一行为。为实施《版权条约》和《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美国于1998年10月28日通过了《数字版权法》（DigitalmillenniumCopyrightact），允许美国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两个新的版权与相邻权条约，但《数字时代版权法》中并没有采取原来《白皮书》所建议的“发行权”方案，而是以公开表演权和公开展示权涵盖了网络传输。因为，在美国，相当于传播权的是公开表演权和公开展示权，它们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不仅包括直接的通常意义上的表演和展示，而且包括借助任何装置和过程实现的表演和展示.美国认为，只要将其中已有的发行权和向公众传播的权利（公开表演权、公开展示权等）结合起来，就足以覆盖各类传播行为。最终，美国没有创设新的权利，而是通过法院判例，解释和澄清了权利人传播权的范围，即以公开表演权和公开展示权涵盖了信息网络传播权。有必要解释一下美国的表演权，它至少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通过演唱、演奏等方式表演作品的“现场表演”。一是通过录音机、录像机等设备表演音像制品的“机械表演”。大多数国家的版权法中，包括《伯尔尼公约》中，“表演权”既具有现场表演的含义，又具有机械表演的含义。
（二）以欧盟和日本为例它们的立法模式是在不改变现有版权权利配置的前提下，赋予版权人控制作品网络传播的新权利。
日本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通过“因特网条约”不足半年，即由国会于1997年6月10日通过《著作权法修正案》，其主要修正内容是：1）增加表演者和录音制作者享有对公众提供其表演或录音的权利；2）将著作权人对公众传输作品的权利扩大到对公众提供其作品的范围，3）重新定义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对公众传输的相关行为。
在日本《著作权法修正案》中，第二条第七款第二项规定：“公开传输指有线或无线电讯传播而其目的系供公众直接接收之传输者（不包括同一建物内电脑程式之传输以外之有线电讯传输）。”第九款第四项规定：“互动式传输指依多数之个别公众之需求所自动完成之”公开传输“（不包括广播或有线放送者）。而”广播“指”以无线电讯传播方式所为之“公开传输”而其目的系供公众同时接收相同内容之传输者“，”有线放送“指”以有线电讯传播方式所为之“公开传输”而其目的系供公众同时接收相同内容之传输者“。这四款规定明确了日本著作权法中关于”向公众传播权“的定义。
1996年9月欧盟执委会颁布了信息著作权及相关权《绿皮书》，重申在机存储中的短暂行为同样构成复制。1997年12月欧盟执委会针对信息社会的著作权，为制定共同体内适用的标准，履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版权条约》的新规则，在其《信息社会版权指令》中创设了一种广义的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向公众传播作品的专有权，包括广播权以及使公众中的成员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信息社会版权指令》的前言部分专门说明，使公众中的成员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就是交互性按需传输。该法案确认了复制权，公开传播权、第3条第1款规定“成员国应当提供作者专有权来许可或禁止任何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将其作品原件或复制件传输给公众的行为，包括以这种方式将其作品提供给公众，使公众中的成员在某个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作品”。第2款规定“成员国”应当提供专有权许可或禁止通过有线或无线方式提供给公众，使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1）对表演者是其表演的固定：（2）对录音制品制作者是其录音制品：（3）对电影的首次固定的制作者是其电影的最初固定件和复制件：（4）对广播组织是其广播的固定，不论广播是有线电还是无线电，包括通过电缆或卫星。
三、我国关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
（一）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2001年10月27日，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修订了《著作权法》。这次《著作权法》（以下称新著作权法）
，
的修改是为了应我国加入wto后对著作权的保护，适应新形势下尤其是计算机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保护的迫切需要而进行的。在新著作权法中，我国是在发行权、展览权、表演权、放映权和广播权等传播权之外，主要针对交互性网络传播的特点，在第10条的12款增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我国尚没有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制定的《版权条约》和《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然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确立借鉴了这两个公约中有关的立法形式，并采用“新增式”保护，该权利的确立是我国《著作权法》进入网络时代的标志，对于当今计算机互联时代著作权（版权）的保护与具有重要意义。但我国著作权法对信息网络传播权仅此几条规定，其规定内容本身也存在争议，加上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存在许多可探讨之处。
（二）关于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权利主体的探讨根据新著作权法第10条第12款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著作权人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新著作权法特别强调了表演者和录音录象制作者等邻接权人的网络信息传播权，第37条第6款规定，表演者对其表演享有许可他人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其表演获得报酬的权利；第41条规定，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制作的音像作品享有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出租、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并获得报酬的权利。由上述规定可以看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主体是享有该项权利的作者和表演者、录音录象制作者两个邻接权人。在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设置上，广播电台和电视台没有纳入到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主体中来。有学者认为应当给予广播电台、电视台信息网络传播权。笔者认为，没有给予广播电台、电视台以信息网络传播权，这并不损害其原有的权利，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的其他权利人的文学作品时，如被他人在网上公开传播，可以由该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利人主张信息网络传播权，而广播电台、电视台的作品往往社会信息性更强，不赋予信息网络传播权，能够使社会公众更好的利用。这正是著作权法利益衡平的体现。
（三）关于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容的探讨现行立法缺乏对信息网络传播权内容进行较为具体的规定。我们认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容主要是指权利享有人在法律或合同约定的范围内以计算机网络传播方式向公众传播或许可（授权）他人向公众传播信息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有另于广播、电视上的播放权，是对作者在互联网上权利的专门描述，应当指作者及表演者、录音录象制品制作者在互联网上自行传播作品和授权他人传播作品，禁止他人未经许可而传播其作品，应当包括禁止他人：（1）未经许可对从互联网上得到的作品，违法转载，或使他人违法转载，例如复制他人作品，刊登到自己的网站，或向其他网站投稿。（2）未经许可对从互联网上得到的作品进行传播。（3）未经许可对从互联网下得到的作品，上载到互联网。
（四）关于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特点的探讨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容及权能来看，主要有四个特点。
一是权利行使方式的特定性。信息网络传播是指将文学、艺术作品及计算机程序、具有著作权的信息资料等数字化后通过网络（包括局域网）向公众传播，使公众可以在选择的时间、地点和范围接触上述作品信息。因此，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使离不开计算机网络，而且传播过程中的复制、发行、浏览、存储等环节都与网络息息相关。
二是权利主体的专有性。信息网络传播是著作权人及其邻接权人的专有权利，是排他性的权利。除法律规定的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情况外，他人不经授权许可，不得擅自将著作权人及邻接权人的作品在网络上传输和传播，否则构成侵权行为。
三是权利内容的复合性。信息网络传播权是传统的复制类权利和传播类权利的结合。传统的传播类权利包括发行权、出租权、表演权、放映权、展览权、广播权（包括有限传播权）等。作品在网络传播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涉及作品著作权的行为，主要包括复制、发行、展示展览、表演播放等，其中以复制行为最为突出。网络传播行为本身就包含了对作品的多种使用方式，而且数种使用方式具有高度的复合性，因此作为著作权人专有权利之一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内容就有了复合性的特点。因此，应区分不同情况，选择适用原有的关于复制类或者传播类权利的规范。
信息网络传播条例篇4
我国著作权法借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中所规定的“向公众传播权”，于2001年在《著作权法》第一次修改时，赋予了著作权人“信息网络传播权”，使其成为著作权的重要权能。据此，《著作权法》第十条第十二项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根据该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是赋予作者创作的作品的专有权。但是，我国《著作权法》还在第三十八条之（六）、第四十二条以及第四十八条之（一）（三）（四）中的使用“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的规定。在此，第三十八条和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虽然基于的客体分别是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第四十八条又在“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之后分别列出了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为此，在学术界和司法界就产生了“信息网络传播权”是否等同于“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的争论。两者相同或不同的观点皆有之。至少从规定表面上看，信息网络传播权是赋予作品的，表演和录音录像制品之“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完全等同于信息网络传播权似乎理由不足。但由此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是否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就此问题，在学术界和司法界也有不同认识。2006年5月18日，国务院根据《著作权法》的授权制定、颁布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简称《条例》），通过扩张信息网络传播权回答了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是否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一问题。其第二十六条规定，扩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概念，回答了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依法都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问题，解决了前述争议。但《条例》的解释，毕竟不是法律解释，仍然无法从根本上终结“信息网络传播权”和“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是否相同的问题。“向公众传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都是建立在交互式互联网传播技术基础上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概念即体现出了该交互式技术特征。但是，《条例》的扩张概念，是建立在《条例》第二条规定基础上的。在其基础上就存在了信息网络是否仅指交互式信息网络的问题。这一问题至今尚未有权威法律部门给予解读。而且，随着我国电信网、互联网、广电网“三网合一”或“三网融合”，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即信息网络是否包含电信网、广电网的问题，也即信息网络传播权是否可以延伸到电信网、广电网以及“三网合一”环境下的信息网络领域之中。2012年1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61次会议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对信息网络传播权概念进行了第二次扩张，将信息网络的概念扩张至了电信网、广电网以及“三网合一”环境之中。但基于《条例》《规定》法律效力的限制，两次在法律不同层面上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扩张，均未回答“信息网络传播权”与“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是否等同的问题。特别是在《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草案送审稿中第十三条第三款第（七）项维持了现行《著作权法》“信息网络传播权”定义、第三十四条之（六）、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之（四）分别赋予了交互式传播表演、录音制品的权利、第三十九条第三款之“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录音制品”、第七十七条之（一）（二）（三）项规定的“通过网络向公众传播”其作品、表演、录音制品的侵权责任，使该问题更为悬疑，从而也为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再次扩张留下了余地。我国虽以法律形式规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为惩戒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以及保护著作权人、录音录像制作者等主体的合法利益，提供了法律保障。但该权利的具体界定至今存在争议，如法律在界定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时只包含了“交互式”传播方式，而将其他传播方式，如非交互式网络传播排除在外。那么，著作权法中的“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的信息网络是否可涵盖非交互式信息网络传播，至少目前法律未予界定、理论界和司法界尚未取得共识。该规定不利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认定进而判定侵权行为实现维护权利人利益的目的。
二、信息网络传播行为
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认定是判断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的一项重要内容。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包含：提供作品的行为；获得作品的可能性；交互式传播行为。基于提供作品行为，是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核心，对此将在下文专门论述；基于“获得作品”，并不要求社会公众已实际获取相关作品，只要求使相关作品处在可被公众接触的地位即可；基于传播行为，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只包含了交互式一种传播方式，未将非交互式传播方式涵盖其中。对此，学术界大致有两种思路。一是扩张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概念，使之涵盖交互式和非交互式两类信息网络传播方式。二是扬弃信息网络传播权概念，引入“向公众传播权”概念涵盖交互式与非交互式信息网络传播方式。基于信息网络领域，获得作品的方式应包含交互式传播方式和非交互式传播方式两种，本文倾向于第一种观点。因为无论是交互式还是非互交式传播方式均属于技术手段，只要是非法获得作品，无论依靠何种技术手段实现信息获取，都会对著作权人的权利造成侵犯。因此基于“获得作品”，不应过分关注技术细节，而应尊重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将非交互式传播方式涵盖在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之中，增强对著作权人的保护力度。
1.提供行为的认定标准学术争论
基于“提供行为”的认定，我国法律并未做出明确具体的认定标准。目前我国关于“提供行为”的认定标准，理论与司法界主要有3种观点。其一，服务器标准。即只要将作品放置于公开的服务器中，无论网络用户是否实际接触到相关信息，其行为均属信息网络传播行为。这是实践中所主要采用的认定标准，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之中。依照该标准来认定信息网络传播权直接侵权需要同时满足3个条件：行为人在服务器中实际储存了侵权作品；行为人放置侵权作品的服务器具有公开性；存在网络用户对侵权作品实际接触的可能。学术界通常认为，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属于客观存在的事实，对事实的认定采用客观标准为宜，该标准有利于具体案件的侵权判定，可以更好地实现权利人与普通公众的利益平衡。但在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时代，传统的服务器标准已经难以解决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中出现的新问题（下文详述）。其二，用户感知标准。即按照网络用户的主观感受具体分析相关行为是否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此种观点的持有者认为：首先，服务器标准只注重技术本身，而不注重由其产生的法律关系，实践中提倡技术中立但并不代表容忍利用相应技术所做的行为，在数字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若仍以服务器标准来认定侵权会使众多侵权行为无法得到法律的规制，不利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其次，新技术的产生（如深度链接技术，p2p服务等）使得信息网络传播不再完全依赖服务器，大量侵权主体利用新型技术既实现侵权获利的目的又以此规避法律责任。在现有信息网络技术条件下，服务器标准将沦为侵权行为的合法“保护伞”，用户感知标准则有利于避免此弊端。但该标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若依照用户感知标准会加大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使其时刻面临侵权风险，此种情况将不利于互联网的发展。其三，实质呈现标准。即网络用户点击相关链接后不需网站跳转，直接在设链网页上实质呈现作品。此时的设链者相当于内容提供者，可参照网络内容提供者的侵权认定方式判定设链者行为是否构成侵权，为权利人维权提供便利。实质呈现标准以“合法授权”和“播放器跳转”为例外，即在设链者的设链行为仅得到被链接网站许可或者设链网站的网页所跳转到的播放器已被链接网站许可的情况下，可将设链网站的行为视为链接服务行为。该种情况下设链网站的责任等同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受著作权法约束。实质呈现标准的保护重点不是被链接网站的利益，而是著作权人的权益。
2.网络技术发展对作品提供行为认定标准的挑战
目前公众对信息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利用传统网络搜索技术所查询的信息量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公众的信息需求，为进一步满足网络用户的需求以深度链接技术为核心的网络聚合型平台（即利用链接、搜索等数字技术，整合网络中的分散资源，为网络用户提供“一站式”服务的网络平台）逐渐兴起。新技术的出现在改善信息传播方式的同时也使得作品提供行为在深度链接的侵权认定中面临挑战。深度链接即可以使用户在设链网站上直接获取被链接网站信息的链接方式。它一般具有下列特征：设链网站通常在不获取版权的情况下通过深度链接获取其他网站的信息；点开链接时网页不进行跳转，容易使用户误认为该信息来源于设链网站。依照服务器标准，构成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要件之一是将信息上传至公开的服务器中，即作品提供行为。在实践中由于设链接网站并未在其服务器中储存信息，该信息仍保存在原网站的服务器中，这使得在该标准之下深层链接行为无法被认定为作品提供行为，进而很难认定设链行为构成直接侵权。司法实践中大多将设链网站的行为依照“通知-删除（断开）规则”以及“红旗标准”认定为间接侵权。深度链接和普通链接只是技术差别，两者均有使公众获取信息的可能性，形成信息网络的传播进而产生相同的法律后果。依照“通知-删除（断开）规则”，设链网站只有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合理措施（断开）时才承担间接侵权责任。“通知-删除（断开）规则”其实是对网络服务提供者间接侵权中主观过错的第二次认定。该种标准看似在无法追究直接侵权人的责任时可以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责任追究，以此弥补著作权人的损失，但实际上这种认定方式存在缺陷：在网络盗版猖獗的环境下，司法界鼓励正版作品的设链行为，所以间接侵权成立的基础是其链接的作品是侵权作品；若其链接的并非盗版作品，则无侵权事实的发生不存在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直接侵权人，间接侵权更无从谈起。由此若依照服务器标准来认定深度链接行为，至多将其认定为间接侵权。因间接侵权承担赔偿责任是以网络服务提供者具有过错或明知、应知侵权为条件的，且权利人难以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存在过错，权利人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依照用户感知标准，认定作品提供行为，即依照普通网络用户主观感受来判断信息提供者，若网络用户认为设链网站是作品提供者则该设链行为属于直接侵权，反之不构成侵权。在具体实践中普通用户一般情况下会将设置深度链接的网站作为内容提供者，只要链接信息是非经被链接网站许可的信息，该设链行为就构成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直接侵权。但这种标准主观性过强，在具体案件的侵权判断中缺乏客观的认定标准，会造成大量的同案不同判情况，违背了法律追求社会稳定性的初衷。依照实质呈现标准，深度链接的设链网站相当于内容提供者，可依照网络内容提供者之侵权认定方式对其行为进行界定，只要深度链接的内容未得到著作权人许可，其设链行为就构成直接侵权，反之不构成侵权。但这种标准仅依据效果而进行判定，与提供行为的本质意义存在一定冲突。总体而言，实质呈现标准与用户感知标准在深度链接行为定性中并无本质差别，两者均将深度链接行为定性为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差别仅在于前者强调实际效果，即被链接作品被实质呈现，后者强调用户主观感受即设链行为使网络用户误认为提供作品者系设链者。
3.本文对提供行为认定标准的主张
鉴于信息网络传播技术对作品提供行为认定标准的挑战和上述理论分歧，本文认为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界定应以客观事实为根据，主张适用服务器标准，但应对服务器标准作出扩大解释。用户感知标准主要利用网络用户的感受进行行为判定，侵权判断的不确定因素较大。在具体案件中缺少客观标准，不利于实践中案件的判断，也使得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风险增强，阻碍网络发展。实质呈现标准看似是对行为的客观认定，实际上其只是强调实质呈现作品的效果，未对相关提供行为进行界定。在判断某一行为是否侵权时，不能仅依据效果而必须将实施行为的方式纳入判断的依据中。仅以效果为依据的实质呈现标准，因不同的行为方式可能带来相同或相近效果，有利于扩大权利人的专有权。当正当使用行为与非法使用行为产生相同的传播效果时，实质呈现标准会根据实际效果将两种行为同时认定为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这明显与著作权法的规定相违背。虽然在数字化技术的进步中，使得信息传播不再完全依赖服务器，对服务器标准提出了挑战。如深度链接中的设链网站可在未获得权利人许可的情况下，向网络用户提供网络信息，降低了权利人对信息传播的控制力。由于权利人财产权益的实现主要依靠对作品传播的控制，深度链接行为将严重损害权利人的财产权益。若仍以传统的服务器标准对深度链接等行为进行侵权认定，会使实际侵权人以法律为依据合法规避侵权责任，造成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更加肆虐的局面。这将严重削弱权利人对作品传播的控制力进而损害其合法权益，并使权利人难以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维权，有悖于著作权法的立法宗旨。解决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所面临的新问题，需要对服务器标准进行重新定位。服务器标准只是在认定著作权侵权中的一种技术标准，而侵权认定是对客观事实的法律认定，技术标准应服从于侵权事实的判定，不能过于强调技术标准而忽略侵权事实。应对信息网络传播技术进步对服务器标准带来的挑战，应对服务器标准中的储存介质以及传播行为的范围进行扩大解释，即将服务器解释为“可供接收、处理或者储存信息的载体”。同时，适用对服务器标准的扩大解释，还应结合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判断侵权行为，应对因技术进步改变储存方式所带来的新问题。
三、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主体及责任
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主体的认定及侵权主体责任的追究是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的重点。只有建立完善的法律机制规制侵权行为，权利人的权益方能获得有效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中的主体包括：网络内容提供者或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前者是直接侵权责任者，后者通常是间接侵权责任者。间接侵权责任是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的难点与重点。
1.网络内容提供者或网络用户的直接侵权责任
网络用户是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中使用的主体概念，即指上网用户。根据《互联网著作权行政保护办法》第二条规定，它是“互联网内容提供者”，是在互联网上相关内容的上网用户。网络用户在《条例》中被称为服务对象，它是提供网络技术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服务对象。我国《条例》体现的是“管上不管下”原则。在此原则下，信息网络世界存在两类上网用户或网络用户。第一类是仅在网络上进行信息的查阅、浏览、下载，所获信息用于个人工作、生活、学习等的网络用户；第二类是在网络上通过非法上传、转载他人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网络用户。第一类网络用户的行为，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之规定，构成合理使用。第二类网络用户的行为，构成直接侵权行为。因此，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权主体特指第二类网络用户，其作为网络内容提供者承担直接侵权责任。上网用户是信息存储空间的服务对象。但该服务对象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关系，是网络用户匿名制下的一个法律难题。在此难题之下，不少网络服务提供者打着“网络用户”名义雇佣大量雇员上传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获得非法利益，并滥用“避风港”规则逃避法律责任。此时，网络服务提供者就属于网络内容提供者，依法应承担直接侵权责任。这是应当引起理论界、法律界充分重视的问题。自2002年起我国实行了网络用户实名制，但至今在司法实践中仍然按照匿名制下的规则进行审理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件，必然会造成大量权利人的合法权利得不到依法保护，真正的侵权者逃避法律责任。此种情况，同样应当引起充分重视，切实依法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
2.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间接侵权责任
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要包含两类：网络内容服务提供者和网络技术服务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网络中提供中介服务，其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中主要承担间接侵权责任。我国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间接侵权责任理论有以下几种。其一，过错主义理论。过错主义理论重点在于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观状态的考量，即判断其在提供网络服务时对网络信息传播内容侵权是否具有过错，对侵权行为是否明知或应知、故意或过失。“通知-删除（断开）规则”是该项理论的具体体现。《条例》主要涉及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过错推定原则。这是我国《条例》对美国数字版权法（DmCa）中免责条款的借鉴与吸收。2009年我国的《侵权责任法》重申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过错原则，2009年通过的《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中的“通知”，就是主要适用过错原则的体现。在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中，过错理论更像是一种过错归责原则。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赔偿责任承担以其是否存在过错来判断，违反相应义务，即违背该删除（断开）义务，依法就构成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二，风险收益理论。风险收益理论主要从风险收益均衡的角度进行考量。在互联网平台中风险和收益共存，网络信息在给网络服务提供者带来收益的同时自身也时刻面临侵权的可能性。该理论包含了两项含义：一是在侵权行为发生时，一定存在获益方和损失方，以这两方为出发点分别找寻双方所做行为，以此查找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二是在著作权侵权中责任主体必然获得一定利益。依照风险收益理论，若责任主体在该侵权事件中根本未获得利益则相应责任不应由责任主体承担。基于此，在风险收益理论下，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与利用网络信息所获收益相挂钩。但依照风险收益理论来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在具体侵权案件的认定中难以经得起推敲。其三，控制力理论。控制力理论中承担责任的关键在于谁更具有控制侵权风险的能力。此处的控制力必须是对其所控制的对象、控制的结果以及控制的时间有相应认识。控制对象并不是必须对某个具体行为有准确认识，例如网络服务提供者本想对甲实施控制行为，但实际上对乙进行了控制。在此情况下，即使控制人对控制主体没有做出准确认识，其行为也属于控制行为。控制结果是指控制主体对其行为所造成的结果有相应认识，只有在实际产生结果与预想结果具有一致性的情形下，该控制主体才具有控制力，反之不具有控制力。控制时间主要是指控制主体的控制力必须是持续或经常性的行使，而非偶尔行使，若控制人的控制行为只是偶尔行使，即使其行为满足上述“控制对象”及“控制结果”的相关条件也无法认定其具有控制力。依照控制力理论，网络环境中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信息网络传播行为的控制力相较于其他网络主体（如网络用户或信息上传者）更强，相应的侵权责任应由信息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基于以上三种理论，本文更倾向于过错理论和控制力理论。我国有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相关法律应在现有过错理论的基础之上辅以控制力理论，使之在侵权认定中更具有法律严谨性。实践中，网络服务提供者以承担间接侵权责任为主，直接侵权责任为辅。当其利用自身便利条件直接在网络上实施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侵害著作权人权利时，不需考虑其主观状态，可直接认定其构成直接侵权。只有在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直接侵权人起到帮助或教唆的作用时，才考虑其主观状态，即承担间接侵权责任的关键在于其存在主观过错。根据我国侵权理论，网络服务提供者间接侵权责任的承担需满足四个要件：第一，网络服务提供者实施了侵权行为，包含帮助和教唆行为；第二，权利人权益遭受实际损害；第三，侵权行为与权利人的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第四，网络服务提供者具有主观可归责性。基于前两个要件易于把握和理解，在此，本文重点对难以把握的第三、四两个要件进行探讨。第一，对因果关系进行判断。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中，损害结果的发生才使得侵权行为具有可归责性，即责任的承担必须以权利人实际受到损害为前提。实践中侵权的发生往往与经济利益相联系。一旦侵害行为发生，侵权人往往会利用该网络信息不断获益，与此同时，权利人将会逐渐产生利益损失，所以实践中权利人的损失常常表现为经济利益的损失。因网络服务提供者地位的特殊性，其侵权认定需满足双重因果关系：直接侵权人的行为与权利人的损失具有因果关系，且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与权利人的损失也具有因果关系，前项因果关系只需证明网络信息的内容提供者未经权利人许可使相关作品处于可被社会公众获取的状态之中。在我国，由于主动审查并不是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义务，所以后项因果关系认定的关键在于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因违反注意义务以不作为的方式造成著作权人信息网络传播权受损。网络服务提供者具有违反通知-删除（断开）义务，放任侵害发生之不作为行为，应承担间接侵权责任。第二，对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观过错进行认定。过错主义理论是我国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责任的重要理论。对此，《规定》第八条明确了网络服务提供者教唆、帮助侵权的过错在于对“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明知或者应知”，即过错的认定关键在于“明知”和“应知”的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信息网络传播中只起到中转信息的作用，以此促进信息的交流。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行为通常情况下不属于网络信息传播行为，因此只要侵权行为实际发生后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措施及时制止侵权行为防止侵害扩大，其主观就无过错，相应的侵权责任便无需由其承担，反之则存在主观过错构成侵权。
信息网络传播条例篇5
关键词：网络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法律保护
著作权保护权制度设立的目的是为了鼓励人们的智力创造，但“现行知识产权法律在网络时代已经沦为特定利益集团的牟利工具”，我国至从实行“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以来，将网络知识产权保护当作挣钱手段的现象日趋严重，这势必影响了人类智力成果的创造和网络科技的发展。因此探讨我国现行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保护”的形式、趋势以及提出改进和完善的建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概念和产生
信息网络传播权是计算机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是一种新型的著作权。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著作权人以有线或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
传统的著作权所指的作品是指在科学技术、艺术和文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可以以有形的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但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作品应运而生，其特征也是具有独创性，但其复制性在网络环境下表现为以数字化的形式存在，脱离了有形的物质载体。因此其独有的特征决定了其不同于传统作品的权利特征和法律属性，比如载体的无形化、传播的高效性以及地域的开放性。为了保护网络作品的著作权，我国在2001年修改了《著作权法》，新增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在2006年国务院又颁布了专门的行政法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从内容和权能来看，信息网络传播权具有如下的特点：第一是权利主体具有专有性。信息网络传播权具有特定的受益群体，是著作权人及其邻接权人的专有权利，具有排他性。在未经许可和授权的情况下，他人不得随意传播和使用著作人作品，否则会构成侵权行为。第二是权利行使具有限制性。对于网络作品及其著作权人，我们既要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从而促进其创作的积极性，又要保证其作品能充分的传播，发挥计算机网络的便捷性、开放性的特点，促进社会智力成果的分享。因此，对于网络传播权要有适当的限制。第三是权利行使方式具有特定性。信息网络传播权是指著作权人将艺术作品、信息资源及计算机程序等数字化后，通过网络传播这些具有著作权的信息资料，公众可以在选定的时间和地点使用相关信息，信息网络传播依赖于计算机以及网络技术。第四是权利内容具有复合性。信息网络传播权具有传播类权利和复制类权利两种。而权益人作品在网络传播过程中，会产生复制、播放表演、发行、展览展示等一系列涉及作品著作权的行为，这数种对作品的使用方式就构成了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复合性。
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现状问题
随着我国互联网的快速发展，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出台新的《著作权法》在其中增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并随后逐步的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法规和措施对信息网络传播权进行保护。2006年，国务院颁布了根据著作权法授权制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这一条例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正式进入网络时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我国通过立法活动，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对信息网络传播起保护作用的法律法规制度，保护了网络著作权人的合法利益，激励了其创作积极性，打击了一些以盈利为目的而侵权的行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主要是通过制定行政法规来立法的，其属于行政法规的范畴，是一种管理型的法规。随着技术的发展，信息网络传播中出现了许多新问题。
（1）关于网络超链接的问题。设置网络超链接者既没有直接传播作品，也没有直接使用作品，只是为用户提供了一种便捷的方式去浏览网络内容。因此设链者在一般情况下不应承担侵权责任，这一点已在汤姆有限公司侵犯作品专有使用权纠纷案和博库股份有限公司诉北京讯能网络有限公司案例中得到确认。
（2）关于网络上转载、摘编作品的问题。《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互联网网站可以转载、摘编已发表的报刊文章，但是《著作权法》没有将《解释》中的这一规定纳入体系，必须经过授权许可。这对繁荣网络文化，普及知识都是不利的。
（3）关于侵权通知与反通知的问题。侵权通知对发出侵权通知人来说，如果指控不实，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在收到侵权通知后要立即移除侵权内容。而我国的法律法规仅对侵权通知的内容和效力做出了规定，而没有关于反侵权的部分，明显不合理。
（4）关于侵权损失的计算问题。根据《著作权法》规定，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赔偿计算法有三种：侵权利益计算法，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来计算赔偿金额；定额计算法，如果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或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无法确认时，采用定额计算法，此方法实用性不大；实际损失计算法，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计算赔偿金额，是现行使用最广泛的方法。
三、对信息网络传播权法律保护现状原因的分析
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现状，形成了现有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究其原因，主要是立法主体的局限性，造成了法律法规的不完善，而且还存在许多不合理的立法。比如在《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规定的著作合理适用范围缩小了《著作权法》中规定的范围，其合理性存在问题；对于扶助贫困的法定许可规定，权利人有权收回许可的权利，这一点实际上没有任何实用性；对于权利人可以通过技术措施保护权利这一规定，但其限制规定却非常有限。因此，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立法应该合理改进，并要提升到法律的层面上来。
四、信息网络传播权法律保护与其他社会关系的联系
信息传播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其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信息的高速传播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带动了社会整体的变迁，把人们带入了高度信息化的社会。而信息网络传播是信息传播的中流砥柱，其发展的好坏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以及经济的发展。而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法律保护将有力的保障信息传播的秩序性和合理性，保护权益人的合法权益以及促进信息传播的有效性，使公众分享和掌握社会智力成果，推动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
五、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合理法律保护模式
针对国内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现状，应该加强对信息网络传播的法律保护，采取一些合理的法律保护模式，寻找社会公共利益和权利专有的平衡点，做到既要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利，又要保证信息网络传播的有效性。
（1）完善合理使用的立法模式。我国现有的立法模式大多是列举式，无法满足当今网络中快速的变化形式。可以借鉴《wCt》、《伯尔尼条约》和美国的立法模式，结合美国的“四要素模式”和“三步检验法”，制定出有弹性的适合我国国情的立法模式。
（2）完善法定许可制度。《条例》缩小了《著作权法》中的法定许可的范围，这对网络作品的传播和推广起到了阻碍作用，不利于网络文化的繁荣，因此应该扩大法定许可范围，建立法定许可法律制度。
（3）完善网络运营商归责原则。网络运营商作为网络出版者，必须严格执行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而我国立法中关于网络运营商的责任方面太少，而其中的“避风港”制度又存在问题。应该将“避风港”制度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并且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不同监控力度的网络服务商，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4）对技术措施作出合理限制。政府应大力建设健全的信息平台，监控采用技术措施的作品，同时可以委托网络运营商进行相应的管理，使政府、社会、网络运营商共同对著作权信息进行管理、监督和维护，平衡公众利益。
六、对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法律保护”的整改建议
信息网络传播权法律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每个涉及其中的人都做出自己的贡献。面对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所存在的现实问题，可以通过借鉴“三步检验法”和“四要素模式”来制定需要建立完善合理的立法模式；要扩大法定许可范围，比如规定可以将报刊已发表的文章“转载、摘编”；对于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可以通过授权网络运营商的方式来简化权利人委托的管理程序；我国目前尚未有统一的数字化权利信息管理系统，应该着手建立，可以解决许可难和付费难的问题；对于网络运营商归责原则，应该将其中的“避风港”制度的举证责任倒置，而且要根据网络服务提供商的监控能力，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承担不同的侵权责任。
参考文献
[1]戎蓉浅析我国网络作品著作权的法律保护[期刊论文]-南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2（1）
信息网络传播条例篇6
基于传统传播效果理论,网络传播改变传统传播领域里某一阶级对于信息话语权的追求、实现和维持,努力实现社会大众的信息自由化。传播本质上属于一种人类对于信息的共享行为,在这种视域中个体信息通过媒介渠道形成信息流并达于他人,实现信息大众化的传播目的。依据传统传播理论,传播过程分为传播者、讯息、媒介、受传者、反馈若干步骤和组成。在这样的过程中,传播者和受传者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群体和组织,但是在这种传播模式中,信息经过一个把关的过程。传统传播理论的“把关人”是一种普世概念,可以均指个人或媒体,实现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桥梁作用,维持、调节或者终止信息传播效果。这种“把关”更倾向于媒介中的信息的被动筛选,受众处于信息流的末端,合理化的传播过程应该包含反馈这一过程,但在这种传统模式下,传播者成了信息的主导,实现了对于信息的主体化控制。网络具有广大的覆盖面,它的触手遍及全球,受众参与度非常高,它通过图像、声音、影响结合,迅速地传播信息,并得到及时速效的反馈。在这种传播模式中,省去了中间过程,信息通过传播者直接得到传递,并且网络具有无限的资源,可以存储大量的信息,这就省去了把关环节,受众可以自己选择想要的信息,例如在浏览器中键入他们关心的事情,就可以实现信息的多源,传统的传播方式得到改变。
二、由“至上而下”变为“水平互动”
在传统传播理论中,主要有报纸、广播、电视三种方式,报纸发行量达,拥有大量读者,但是制作工序多而复杂,同时受文化水平限制较高,群众基础不大。广播以无线电声音为媒介,它传播迅速,时效性好,电波不受空间和交通条件的限制,也没有文化要求,通过声音使受众在头脑中形成影像,但是听众在这种传播路径中毫无自主能力,唯有被动地接受安排。电视以无线电波的应用为基础,以图像和声音的传播为媒介,营造了真实的多媒体集合体,使人身临其境地感受现场发生的事情,但是它除了有广播存在的弊端外,还有着新闻制作方面的技术物质条件,同时也受发射距离和接收设备的限制。网络传播整合了以往单一的传播路径,集文字、声音、图像、影像为一体,它不分地域,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拥有无限的资源,可以说,电子网络有多大,信息存储量就有多大,网络是处于一种无限延伸的状态,它所传递的信息也同它无限地被延展着。网民看新闻,不仅可以看这条新闻本身,也可以查到同这条新闻有关联的其他信息及背景情况。同时,网络多向的传播路径,使他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多媒体传播,方式灵活,手段多样,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设置网页,订阅喜欢的新闻和讯息,还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博客、个人空间等方式把信息传递出去。
信息网络传播条例篇7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7）05-0108-03
关键词：“避风港”规则；明知；应知；通知―删除
1“避风港”规则
1.1“避风港”规则的内涵
“避风港”规则，又称“通知―删除”规则，是指网络服务提供者对其网络上的作品没有实质审查和主动监控的义务，只要其履行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并在被告知网络上的作品侵犯了著作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后，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和要求删除了涉嫌侵权的作品，则不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法律制度。设立“避风港”规则的目的在于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特殊侵权行为的赔偿责任予以豁免。
“避风港”规则最早出现在1998年美国的《千禧年数字版权法》（以下简称DmCa）中。DmCa（DmCa中的a即为“法案”的缩写）是数字网络初期著作权利益冲突各方权益平衡的产物，该法第512条（c）规定了依照用户指令而将资料存贮于服务器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相关免责事由：①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观上不知道或者没有意识到侵权行为的发生，或者在知道侵权行为发生时及时删除侵权资料。②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有权利和有能力控制侵权行为的情况下未从侵权行为中直接获利。③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收到版权人的侵权通知后立即删除了侵权资料或者断开对该信息的访问[1]。这些免责规则后被称为“避风港”规则。该规则实际上是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了一个避风港湾，使之在明确其可能承担的侵权责任的同时，能准确预测法律风险，从而正常经营和发展网络信息产业。
1.2我国“避风港”规则的立法现状
我国在2000年12月2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不知网络用户的侵权行为，或者在收到著作权人的警告后采取了移除侵权内容等措施的，无须承担侵权责任或者违约责任。其中的“明知”“警告”“移除”等规定实为“避风港”规则的核心内容，为“避风港”规则在我国法律中的正式确定奠定了基础。
基于对信息网络数字化产业进行扶持的宗旨，2006年7月1日，国务院依据《著作权法》第五十八条制定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参考美国DmCa的立法模式，针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自动接入及自动传输服务、自动存储服务、信息存储空间服务及搜索或链接服务逐条规定了间接侵权责任以及相关的豁免条件，这标志着“避风港”规则在我国正式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
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应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在《侵权责任法》颁行前，我国的“避风港”规则主要适用于网络著作权领域，未涉及其他民事领域，然而《侵权责任法》涵盖的民事权益领域非常宽泛。《侵权责任法》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限制规定意味着“避风港”规则在其他人身和财产领域也可以适用，大大扩展了规则的适用范围[2]。
2013年1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信息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为依法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完善“避L港”规则以促进信息网络产业健康发展而制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确定了著作权侵权行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细化了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观过错中的“明知”“应知”的判断标准，并且对“通知―删除”机制做了更明确的规定，增强了“避风港”规则在司法实践中运用的可操作性。
2公益性图书馆对“避风港”规则的适用
2.1适用的具体范围
按照《条例》第二十至三十条的规定，公益性图书馆提供的传输通道、缓存、存储空间和搜索工具这四类网络服务行为可以适用“避风港”规则，以免于侵权赔偿责任。①《条例》第二十条是对提供网络自动接入服务和自动传输服务责任豁免的规定。只要公益性图书馆在提供网络自动接入服务和自动传输服务中未选择并且未改变所传输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在向指定的服务对象提供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时采取了措施防止指定服务对象之外的其他人获得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即可适用“避风港”规则。②《条例》第二十一条是对提供自动存储服务行为的责任豁免。公益性图书馆自动存储从其他网络服务提供者获得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根据技术安排自动向服务对象提供时，只要不改变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不影响原网络服务提供者掌握服务对象获取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情况，并且与原网络服务提供者同步修改、删除、屏蔽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不承担赔偿责任。③《条例》第二十二条是对提供信息存储空间行为的豁免。公益性图书馆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只要标示该存储空间为服务对象所提供，未改变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并且未直接获利的，不承担赔偿责任。④《条例》第二十三条是对提供搜索或链接服务行为的豁免。《条例》规定：公益性图书馆如无主观过错并且在收到著作权人通知后履行了删除义务即可免责。
2.2适用的主观要件
针对公益性图书馆提供信息存储空间和搜索链接的网络服务，如果其“明知或应知”所链接的或服务对象提供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权，图书馆要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所谓“明知”，是指行为人直接且清楚地知悉某种事实、状况，或知晓某种信息、情况。《信息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第十三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收到权利人发送的合格通知可被认定为“明知”。《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所谓“应知”，是指对于某人基于合理注意就能了解的事实，法律推定其应该且已经了解该事实，而不论其事实上是否知情。《信息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了“应知”的情形：第一，将热播影视作品等置于首页或者其他主要页面等能够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明显感知位置的。第二，对热播影视作品等的主题、内容主动进行选择、编辑、整理、推荐，或者为其设立专门的排行榜的。第三，其他可以明显感知相关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为未经许可提供，仍未采取合理措施的情形。《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第3款明确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应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2.3适用中的删除义务
《条例》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规定了“通知―删除”机制以减轻公益性图书馆的责任。其规定的“通知―删除”机制包括三个方面：①网络服务商收到版权人合格的通知后，必须立即断链或删除被侵权内容，同时将该侵权通知转送给上传该内容的网络用户。②如果网络用户向网络服务商发出反通知，主张其并未侵权并要求恢复被删除或断开的内容，网络服务商即可恢复该内容。③在网络服务商根据反通知恢复了被删除的内容后，权利人不能再向网络服务商发出要求其删除同样内容的通知，只能通过司法程序来解决[3]。《条例》第十四条对合格通知做了基本要求，即合格通知是包含如下内容的书面通知：权利人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和地址；要求删除或者断开链接的侵权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名称和网络地址以及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明材料。《信息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第十四条则对于公益性图书馆等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的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是否及时的判断标准做了相关说明：“人民法院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的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是否及时，应当根据权利人提交通知的形式、通知的准确程度、采取措施的难易程度、网络服务的性质，以及所涉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类型、知名度、数量等因素综合判断。”
3完善公益性图书馆适用“避风港”规则的建议
3.1立法明确公益性图书馆不负有实质审查义务
由于网络技术发展的基本目标和价值趋向是便于信息的交流和传播，网络服务提供者对网络上的海量信息是否侵害权利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没有主动审查监控的义务，已经成为国际上普遍的认识和做法[4]。美国的DmCa、欧盟的《电子商务指令》中均有相关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第八条第2款和第3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对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主动进行审查的，人民法院不应据此认定其具有过错。”“网络服务提供者能够证明已采取合理、有效的技术措施，仍难以发现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不具有过错。”此外，《条例》中的“通知―删除”机制也表明网络服务提供者不负有对网络信息进行实质审查和监控的义务，只要其在收到著作权人合格的侵权通知后删除侵权信息或者断开链接，即可免责，无须对涉嫌侵权的信息做相关审查或者主动监控。笔者参考国际通行做法并鉴于相关法律文件以及行政法规中已有之规定，以及司法实践中著作权人往往因图书馆未对网络信息进行审查而将其作为共同侵权人告上法庭的现实，建议立法者在《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之H应将公益性图书馆等网络服务提供者不负有实质审查义务增补进法律。
3.2完善主观过错中“明知”“应知”的判断标准
司法实务中，法院在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对侵权行为是否明知时，往往将收到合格通知作为“明知”的唯一情形。这种将“明知”等同于收到合格通知的判断标准无形中扩大了“避风港”规则的适用范围，容易导致网络服务提供者怠于履行其最低限度的注意义务。笔者参考美国DmCa的红旗标准，建议在立法中规定“明知”的原则性标准，即虽然著作权人没有发出通知，但如果侵权的事实已经像“红旗”一样显而易见，一般理性人在相同情况下都可识别到侵权行为是明显存在的，就可以推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观上构成“明知”。
对于“应知”的认定，我国法律现有规定过于笼统，不利于司法操作。笔者建议参考英、美法系间接侵权责任中对于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来对“应知”做原则性的规定。英、美法系对于注意义务的判定有“三步检验法”：①检验被告对原告的损害是否可预见。②检验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充分的紧密型。③在前两步得以确认之后，还须进一步考虑检验被告注意义务的存在是否公正、恰当与合理。尽管“三步检验法”存在一定的模糊和弹性，但其全面性、逻辑性、政策性以及效果的公正性是可取的[5]。
3.3健全规则中“通知―删除”机制的相关规定
“避风港”规则的实质内涵就是“通知―删除”程序，其规定的目的在于确保著作权人能够使侵权材料快速地从网络中移除，同时也为合格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了一把“保护伞”，不再因网络用户的行为而承担责任[6]。但笔者认为，在“通知―删除”机制中，有两方面的内容还有待完善。
3.3.1要明确规定不合格通知的效力。不合格的通知，应被视为未发出通知，不能作为对抗公益性图书馆援引“避风港”规则免责的理由。如果要求图书馆对于不合格的通知进行审查，不仅会放任权利人滥发侵权通知的行为，还会使公益性图书馆担负其难以承担的人力和财力负担，也与相关规定中网络服务提供者不负有主动审查义务的精神相背离。同时，不合格的通知可以酌情作为判断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应知”的因素。一方面，不合格的侵权通知不会导致合格的网络服务者无法享受避风港；另一方面，不合格的网络服务者也不能以侵权通知的瑕疵来间接获得避风港保护，逃避帮助侵权责任[7]。
3.3.2要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有无制止反复侵权行为的义务。即公益性图书馆在收到著作权人的合格通知并删除侵权内容后，是否负有删除后又制止其反复上传相同或者类似内容的义务。对此，笔者认为应结合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技术能力进行综合考察，如果网络服务提供者有能力借助相关技术手段来制止反复侵权行为而怠于采取措施，即未穷尽一切可能的技术手段，应认定其未充分履行删除义务而需承担侵权责任。
4结语
“避风港”规则实际上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间接侵权责任的限制规则。在数字信息环境下，公益性图书馆在其网络服务中应充分适用“避风港”规则，通过对著作权人的侵权通知及时做出反应，履行合理的注意义务和删除义务，免除对网络上海量信息进行实质审查和主动监控的义务，从不确定的侵权风险中解脱出来，从而更好地履行其为用户提供信息资源、服务社会大众的职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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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梁志文.数字著作权论：以《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为中心》[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250.
信息网络传播条例篇8
的发展给带来了无尽的挑战，技术始终是促进版权制度发展的催化剂，数字技术为作品复制和传播带来的进步性，就如同四大发明的印刷术相比手工抄写一样的深刻和明显。是数字网络技术的进步性给著作权法带来了全面而深刻的冲击，信息网络传播权由此而得以产生。
回顾著作权法发展历史，自英国1710年的安娜法案始，著作权法历经印刷技术、广播电视技术和数字技术的三次重大飞跃。数字技术是通讯技术、微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总称，迄今为止，经过三个发展阶段。七十年代中期，个人计算机发展起来，进入数字技术的第一阶段。著作权领域最先讨论的是，个人计算机上的目标程序是不是著作权保护的客体，以及操作系统、用户界面、数据库、反向工程、电子游戏的著作权保护问题。八十年代中期，多媒体技术和数据库得到发展，进入数字技术的第二阶段，多媒体产品和数据库是不是著作权意义上的作品开始成为著作权界讨论的热门话题。这时多媒体技术尚未与网络技术结合。九十年代以后，多媒体技术与计算机网络技术结合，数字技术发展开始进入第三个阶段。数字通讯网络的成功不仅仅取决于技术硬件设施，而且取决于作品及其相关信息等组成的通信内容，即数字化的文字作品和作品、电影作品、软件、多媒体、数据库，等等，可以通讯内容的网络就如同没有灵魂的躯壳。数字技术在网络上的，使得通过计算机网络能把作品讯捷、方便、廉价、容量惊人而且质量几乎完美地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可以使公众中的成员在个人选择的地点和时间获得作品。在交互性传输中，信息传输的范围、程度及信息的使用方式是由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双方共同决定。这给网络传播中的著作权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版权制度与技术发展之间存在微妙的互动关系，每当有一次技术突破的时候，版权制度总是要或迟或早地作出反应。纵观著作权法的历史沿革，，著作权法始终处于对科学技术的挑战予以应战的过程中。如何规范作品在互联网上的传播行为，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而不致使因特网成为盗匪横行的“盗版天堂”，成为了世界知识产权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信息网络传播权问题由此而产生。
早在1994年12月28日，美国发生USvsLamacchia——案，一名大学生在互联网络上提供秘密的电子公告牌地址，未经版权人许可，将已出版的、享有版权的商用计算机程序的复制件提供给网络上的用户。1995年在瑞典也发生了类似的案例。几个学生从aDoBe和儿个其他的出版商那里将为数众多的享有版权的计算机程序下载，送到斯德哥尔摩的皇家技术学院的互联网络服务器上，以供互联网络上全世界范围的用户卸载和复制。这种在计算机网络上通过数字传输提供作品的复制件的行为，在现行的各国版权法和国际版权公约中，显然都没有现成的直接规范的依据。对此，版权界主要有两派意见：其一，将传统的版权领域中的若十概念（主要是复制、发行、出租、公众传播）扩展以对该行为进行规范，该行为或是复制，或是发行，或是出租，或是公众传播；其二，设立数字传输权来进行规范。第一种意见主张把数字传输的版权意义融入传统的版权制度体系之中，第二种意见主张依据新的数字传输技术而设置专门的权利，即信息网络传播权。
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及《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设立信息网络传播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终否定了国际几种通过试图通过原有权利的扩张解决对网络传播进行规范的尝试。1996年12月2日至20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瑞士召开了“关于著作权及邻接权问题的外交会议”（经下简称“外交会议”），通过了两个被称为“因特网条约”的国际条约，即《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wipoCopyrighttreaty，缩写为《wCt》，以下简称《版权条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wipoperformanceandphonogramstreaty，缩写为《wppt》，以下简称《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
信息网络传播权当属于传播权的内容之一。传播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专有权，是首先由欧盟提出的。这项提议最终被接受，并写入两个条约中。不过，就作品所享有的传播权与表演及唱片所享有的传播权，在两个条约中是不相同的。作品传播权体现在《版权条约》第8条中。表演传播权体现在《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第10条、第15条中；唱片传播权体现在后一条第14条与第15条中。以下具体分析。
（一）《版权条约》中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规定《版权条约》第8条可谓开一代风气之先，为作者创设了一项控制作品在互联网上传播的重要权利，即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该条规定为，在不损害《伯尔尼公约》赋予作者的各项传播权的前提下，文学和作品的作者应当享有以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授权将其作品向公众传播的专有权，包括以公众中的成员个人选择地点和时间的方式，使公众获得的专有权。《版权条约》第8条是对《伯尔尼公约》确立的传播权保护体系的发展和完善。该条先是让人眼花缭乱地列举了《伯尔尼公约》的5个条文，涉及6项内容，它们都是伯尔尼公约中有关作者各项公开传播权的规定，《伯尔尼公约》中有关权利人的各项传播权的规定是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逐步出现的。由于针对不同种类的作品，不同的传播方式，适用不同的权利，这使得《伯尔尼公约》中的传播权之间存在着一些缝隙，无法完全覆盖网络传播这一新的传播方式。《版权公约》第8条弥补了《伯尔尼公约》不同权利之间的缝隙。该条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在不伯尔尼公约现在的各种传播权的前提下，将向公众传播的专有权扩展到所有作品种类，成为所有文学艺术作品作者的权利；第二部分明确指出，向公众传播包括在“公众中的成员”个人选择的时间和地点所作的传播，从而澄清了交互性的按需传输行为在该范围之内。
这条规定将《伯尔尼公约》中的向公众传播这个概念扩展到网络环境中，在《版权条约》中，这一项新权利名称虽然被定为“公众传播权”，但这项权利不仅仅指网络传播的权利，也包括其他传统的公众传播的权利。该条规定的“公众传播权”将作者的权利，实际上包含了信息网络传播权这一新权利，集中体现在“包括以公众中的成员个人选择地点和时间的方式，使公众获得的专有权”，虽然因技术中立性原则，这一表述没有直接的包括“网络”等概念，但这一表述正是对网络传输交互性的典型的概括，这一表述而产生的新权利，即作者互联网上传播作品的权利，也就是信息网络传播权。
（二）《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中的规定与上述《版权条约》同日通过的《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确立了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这两个邻接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第10条规定：“表演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通过有线或者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其以录音制品录制的表演，使该表演可以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第14条规定：“录音制品制作者应享有专有权，以授权通过有线或无线的方式向公众提供其录音制品，使该录音制品可为公众中的成员在其个人选定的地点和时间获得。”第15条规定：“对于将为商业目的发行的录音制品直接或间接地用于广播或者用于对公众的任何传播，表演者和录音制品制作者应享有获得一次性合理报酬的权利”。
信息网络传播条例篇9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以互联网协议（ip）作为主要技术形态，以计算机、电视机、手机等各类电子设备为接收终端，通过移动通信网、固定通信网、微波通信网、有线电视网、卫星或其他城域网、广域网、局域网等信息网络，从事开办、播放（含点播、转播、直播）、集成、传输、下载视听节目服务等活动。
本办法所称视听节目（包括影视类音像制品），是指利用摄影机、摄像机、录音机和其它视音频摄制设备拍摄、录制的，由可连续运动的图像或可连续收听的声音组成的视音频节目。
第三条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以下简称广电总局）负责全国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以下简称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的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的管理工作。
第四条国家对从事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业务实行许可制度。
第五条国家鼓励地（市）级以上广播电台、电视台通过国际互联网传播视听节目。
第二章业务许可
第六条从事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业务，应取得《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
《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由广电总局按照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的业务类别、接收终端、传输网络等项目分类核发。
业务类别分为播放自办节目、转播节目和提供节目集成运营服务等。
接收终端分为计算机、电视机、手机及其它各类电子设备。
传输网络分为移动通信网、固定通信网、微波通信网、有线电视网、卫星或其他城域网、广域网、局域网等。
第七条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机构，不得从事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业务。
经广电总局批准设立的广播电台、电视台或依法享有互联网新闻资格的网站可以申请开办信息网络传播新闻类视听节目业务，其他机构和个人不得开办信息网络传播新闻类视听节目业务。
经广电总局批准设立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省会市、计划单列市级以上广播电台、电视台、广播影视集团（总台），可以申请自行或设立机构从事以电视机作为接收终端的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集成运营服务。其他机构和个人不得开办此类业务。
第八条申请《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符合广电总局确定的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的总体规划和布局；
（二）符合国家规定的行业规范和技术标准；
（三）有与业务规模相适应的自有资金、设备、场所及必要的专业人员；
（四）拥有与业务规模相适应并符合国家规定的视听节目资源；
（五）拥有与业务规模相适应的服务信誉、技术能力和网络资源；
（六）有健全的节目内容审查制度、播出管理制度；
（七）有可行的节目监控方案；
（八）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
第九条申请《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须提交以下材料：
（一）申请报告，内容应包括：业务类别（自办节目、转播、集成等）、播出标识（从事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业务的专用标识）、传播方式（频道播出、点播、下载定制、轮播、数据广播等）、传输网络、传播载体、传播范围、接收终端、节目类别、集成内容等；
（二）《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申请表；
（三）从事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业务的内容规划、技术方案、运营方案、管理制度；
（四）向政府监管部门提供监控信号的监控方案；
（五）人员、设备、场所的证明资料；
（六）申办机构的基本情况及与开展业务有关的证明（网站注册文件、广播电台、电视台许可证、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从事登载新闻业务许可文件等）；
（七）公司章程、营业执照、验资证明（申请人为企业的）。
第十条申请《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的机构，应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符合第九条规定的书面材料，经逐级审核同意后，报广电总局审批。
中央所属企事业单位，可直接向广电总局提出申请。
符合条件的，广电总局予以颁发《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
第十一条负责受理的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应按照行政许可法规定的期限和权限，履行受理、审核职责。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标准的，有权作出决定的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应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二条《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有效期为2年。有效期届满，需继续从事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业务的，应于期满6个月前按本办法规定的审批程序办理续办手续。
第十三条获得《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的机构（以下简称持证机构）应当按照《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载明的开办主体、业务类别、标识、传播方式、传输网络、传播载体、传播范围、接收终端、节目类别和集成内容等事项从事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业务。
第十四条持证机构变更注册资本、股东和持股比例及许可证载明的开办主体、业务类别、标识、传播方式、传播载体、传播范围、接收终端、节目类别和集成内容等事项的，应提前60日报广电总局批准并办理许可证登载事项变更手续。
持证机构地址、网址、网站名、法定代表人等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在变更后30日内向广电总局备案并办理许可证登载事项变更手续。
第十五条持证机构应当在领取《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90日内开通业务。如因特殊理由不能如期开通，应经发证机关同意，否则按终止业务处理。
第十六条持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的机构需终止业务的，应提前60日向原发证机关申报，其《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由原发证机关予以公告注销。
第三章业务监管
第十七条用于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的新闻类视听节目，限于境内广播电台、电视台、广播电视台以及经批准的新闻网站制作、播放的节目。
用于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的影视剧类视听节目，必须取得《电视剧发行许可证》、《电影公映许可证》。
第十八条通过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应符合《著作权法》的规定。
第十九条禁止通过信息网络传播有以下内容的视听节目：
（一）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二）危害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
（三）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四）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或者侵害民族风俗、习惯的；
（五）宣扬、迷信的；
（六）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七）宣扬、、暴力或者教唆犯罪的；
（八）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九）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
（十）有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第二十条持证机构应建立健全节目审查、安全播出的管理制度，实行节目总编负责制，配备节目审查员，对其播放的节目内容进行审查。
第二十一条信息网络的经营机构不得向未持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的机构提供与传播视听节目业务有关的服务。
第二十二条传播视听节目的名称、内容概要、播出时间、时长、来源等信息，持证机构应当至少保留30日。
第二十三条利用信息网络转播视听节目，只能转播广播电台、电视台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不得转播非法开办的广播电视节目，不得转播境外广播电视节目。
利用信息网络链接或集成视听节目，只能链接或集成取得《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机构开办的视听节目，不得链接或集成境外互联网站的视听节目。
第二十四条省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应设立视听节目监控系统、建立公众监督举报制度，加强对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的监督管理。
持证机构应当为视听节目监控系统提供必要的信号接入条件。
第四章罚则
第二十五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未经批准，擅自从事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业务的，由县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予以取缔，可以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广播电视行政部门责令停止违法活动、给予警告、限期整改，可以并处3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载明的事项从事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业务的；
（二）未经批准，擅自变更许可证载明事项、持证机构注册资本、股东和持股比例；
（三）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规定的；
（四）传播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禁止传播的视听节目的；
（五）向未持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的机构提供与传播视听节目业务有关服务的；
（六）未按规定保留视听节目播放记录的；
（七）利用信息网络转播境外广播电视节目，转播非法开办的广播电视节目的；
信息网络传播条例篇10
关键词：网络谣言法律规制信息公开网民教育
我国目前已经全面进入了网络信息社会，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网络获得各种信息，但是，借助网络这个载体，也有越来越多的谣言进行大规模的传播。尤其是近些年来，网络谣言愈演愈烈，但是我国对于治理网络谣言还是欠缺一定的经验的，本文通过对于网络谣言的特点和产生原因分析，提出笔者对于网络谣言的治理对策。
一、网络谣言的特点
1.网络谣言传播速度快、影响大
网络谣言区与常规谣言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其是以网络为载体的。而网络相较于其他传播方式的不同就在于其特有的传播的便捷性、受众的广泛性以及讯息的实时性。随着我国互联网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互联网领域的进一步开放，几乎所有的信息都可以从互联网上查询到，而传统媒介也进一步依赖互联网，传统媒介开始越来越多的从互联网上转载信息。现在互联网已经在我国公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正是因为互联网的重要作用，才使得网络谣言有着更加巨大的影响，同时，正是由于网络的种种特性，导致网络谣言往往导致的是一个区域，甚至是国家范围内的恐慌，而且这种恐慌往往是短时间内的，爆发性的。
2.网络谣言往往有着多种渠道
目前网络信息的传播渠道是多样的，而且层出不穷。但是近几年出现的网络谣言事件显示，谣言的发生的主要还是出现在社交网络领域，尤其是微博的力量。多渠道的信息传递方式不但导致了信息的便捷，也导致了网络谣言传播的便捷。
3.网络谣言的互动性
网络由于是开放的，于是人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相互之间也可以进行交流与探讨。正是由于这样的互动性，网络谣言才得以大范围和快速的传播。也正是由于网络谣言的互动性，才导致职能部门在进行查处时面临一个追责难的问题。追责难是指追究造谣者还是要连带追究传谣者，如何找到网络谣言的源头，这些都是网络互动性所带来的问题。目前网络谣言追责难的重要一点就是难以找到证据，网络的交互性导致了网络谣言的“滚雪球”，也对控制网络谣言提供了更高的要求。
二、我国治理网络谣言中的问题
1.国内法律规制并不完善
目前我国处理网络谣言最主要的依据是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例如刑法103条煽动分裂国家罪、246条侮辱罪和诽谤罪以及291条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还有一些规定于对于公共事件和自然灾害的应急管理和处理条例之中，在这些条例中的规定往往都只是规定、传播谣言的行为违法，对于网络谣言并没有进行特殊规定，且没有规定具体的处罚措施。当然对于网络谣言，与电信方面的有关法律法规对其是有着特别规定的，但是也未规定相对应的处罚方法。
我国对于谣言的规制多是集中在公共领域，例如在发生重大疫情以及地震等自然灾害时，传播谣言的，会追究相关责任，但是这个责任由于只是传播虚假信息，因而较轻。但是当传播的虚假信息涉及到国家安全领域时，则规定了较为严重的责任。另外可以看到，散布谣言对于个人名誉造成危害的，法律也对其进行保护。然而由于网络在现代社会信息传播中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强，网络谣言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也越来越大，这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在不断变大，而我国法律对其规定的罪责却依然不高，而且在实际情况中，那些造成了社会恐慌和他人名誉破坏的人，最后负刑事责任的很少。行为的危害性与最后的责任不相配。
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法律多是对散布谣言的法律责任做了指示性规定，即散布谣言者最终承担的是刑法以及行政处罚法上的责任，这一点是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能直接根据相关法律进行处罚，还是要依据刑法以及行政处罚法来进行处罚。我国法律对于网络谣言进行特别规定的很少，导致针对网络谣言这一谣言的特殊形式只能与其他散布谣言的方式适用同样的处罚规定。
2.政府危机处理能力不足
制止网络谣言最好的方法就是披露真相。真相只要披露，一般都可以阻止谣言传播。而在一些有关社会安全的谣言方面，政府应当是第一披露人，但是政府在有些时候，政府会为了维护政绩或社会稳定等原因，选择集体沉默或是掩盖事实真相。而在一些公众予以极大关注的事件中，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急于探求真相的公众就会从其他渠道获取相关信息，这就使谣言有了可趁之机。2003年的“非典”是最好的例子，当时北京市与卫生部隐瞒了北京“非典”爆发的严重情况，最后导致民众只能通过非正式渠道去获得非典的消息，从而导致北京市对食品药品的哄抢行为，而在政府痛定思痛，进行正常和真实的信息披露之后，北京市的社会治安很快就得到了恢复。从而可见真相对于制止谣言的作用。
除了政府部门对于谣言的视而不见外，还存在对于谣言的反应迟缓问题。针对网络谣言预警进行快速反应，是抢占治理先机的必要行动。当网络谣言开始发芽或者蔓延时，政府或者媒体应该做的是在第一时间公开信息，给公众带来权威的资讯，权威信息可以迅速的枪战舆论先机，最大可能的压缩谣言生存的空间。可是在现实中，我们不断看到政府和媒体在面对网络谣言的时候，反应并不能够让公众满意，公众没有办法获得自己想要的资讯，自然的就会轻信那些谣言，政府和媒体不做声的时间越久，谣言的雪球也就滚得越大，甚至有可能会引发。
3.网络使用者本身存在的缺陷
网络由于是一个国家监管比较宽松的场所，所以民众在网络社会中往往会表现出与在现实社会中完全不同的样子。从谣言的源头看，谣言出现原因有三。其一是由于网络社会所具有的虚拟性、公开性和影响的广泛性，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自我满足与膨胀感，一条编造出来的信息能够获得许多网络中人的赞同，容易使谣言编造者产生自我满足感；其二是由于我国对于网络监管的不完善，导致一些人产生“网络是法外之地”的错觉，认为在一个虚拟的社会中个人并不需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另外，由于出于侥幸心理，认为网络对于自己有着保护作用，即使将来追究责任也较为困难；其三就在于网络编造者本身往往对于这个社会又存在一定的敌意，对于政府存在很强烈的不信任，对此，其对于事件的解读就往往是带着有色眼镜，掺杂了自己的看法，而这种人往往因为缺乏其他的发声渠道，所以只能通过网络媒介来传递自己的看法，这种未经证实的看法往往是错误的，成为谣言，对于他人和社会造成伤害。
另外从流言受众的角度看也有两个原因会助长网络谣言的传播。第一，客观上人们的认识水平和网络素养存在差距，加上我国网民结构存在低龄、低学历的特点，这类人群普遍缺乏辨析和自律能力，很容易被虚假信息所误导。第二，网民存在普遍的从众心理。在面对流言时，许多人无法保持现实生活中的理性和判断力，当愤怒又夹杂着心中的不满时，往往会去相信自己就是那个正义的卫道士。当然不排除仍然是有人能够坚持真理，但是毕竟力量相差悬殊，这种理性的言论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被那些非理性的声音所淹没。正如社会心理学家勒庞所描述的那样：“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个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
三、对于治理网络谣言的建议
1、完善国内法律加强网络法制
西方发达国家由于较早的普及了网络，所以对于网络谣言也就有了较早的法律规制，从总体上来讲，西方国家所建立起来的网络监督与规制机制，运行起来确实做到了对网络谣言的惩治作用，总结起来可以看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法律体系比较完善。除了民法、刑法中有明确规定外，还制定了专门的法律法规。专门法便于广大网民自觉规范上网言行，也便于执法机构依法惩治造谣行为。二是法律条文周全、缜密、具体，可操作性很强。三是认定标准和处罚措施严格，惩罚力度大，威慑力强。
针对国外已有的一些经验，对照我国目前的不足，可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网络法律制度。
我国目前法律体系不完善、针对性不强、可操作性不高。一些法规对现实问题覆盖范围不足，存在一定的立法空白，不能迅速适应高速发展的网络社会的实际情况。为此，当务之急就是要健全法律法规，依法制网。首先，要在现有法律的基础上，对现有法规进行修改，制定更加具体的网络法规及实施细则，使得这些法规和细则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相关规定相衔接，完善法律责任追究制度，进一步增强对网络传播行为的法律规范的完整性和可操作性。笔者认为，制定一部统一的网络法律是必要的，例如德国就制定了《信息与通讯服务法》，韩国也制定了《电子通讯基本法》等。
同时，我国也缺乏完善的治理程序和治理机制。现有法律只是作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对具体的程序未作规定。大部分的行政法规往往都规定，在网络上传播谣言，情节严重的，适用刑法的相关规定予以处罚。但是对于情节严重到底应该是如何量化，实践中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都没有给出具体的标准，没有标准的处罚就等于没有处罚，其结果，只能是对违法分子造成心理上的法律威慑，并不能产生实际的法律效果。虽然我国《刑法》的第105条和第221条都明确指出了以刑事犯罪方式定罪的处罚措施，然而在实际中对造谣者的惩处力度有限，多采取警告、罚款、拘留等较轻处罚。惩治措施不够严厉，无法取得“威慑”作用。笔者也对这几年来的网络谣言事件做过分析，发现大多出的网络谣言事件往往在事发的时候得到了很高的关注度，相关部门也表示一定会抓住造谣者，但是往往结果是没有下文的，或者造谣者被抓住以后往往只是被处以拘留、警告等处罚。行为成本过小，也导致了网络谣言频发。
另外我国还存在对互联网的管理存在着执法主体不明确和职权重叠的现象。从我国对于互联网的法律法规中就可以看出，各种部门在制定规章时几乎都会规定禁止网络传播与本部门工作相关的虚假消息，但是却没有真正执行的部门。目前对互联网的管理，基本上还是传统媒体管理机构将各自管理的范围延伸到互联网上，造成不可避免地存在真空地带。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明确执法主体，建立常态化的监管机制，通过法律来划分各部分职责。应确立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宣传部门、公安部门等不同执法主体的执法资格、执法范围和执法权限，避免因职能交叉而产生治理盲区。最后，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制定严厉的惩治措施，加大对造谣者的惩罚力度。
2.政府部门应当做到信息公开
治理网络谣言的核心在于信息公开。任何人都有想要探究未知事物的欲望，网络之所以受到现代人的推崇，成为现代人生活沟通的重要媒介，其突出原因就在于它能够满足人们的求知欲望，能够跨越时间，跨越地域的为人们提供各种新奇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往往是真假混杂难辨。网络谣言生存的基础是真实信息的模糊和缺失，这种模糊和缺失与政府机关相关信息不够公开，不够透明有着直接的关系，也给了网络谣言的传播打开了大门，提供了土壤。所以，增强政府信息公开的力度，增强社会透明度，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治理网络谣言的关键所在。政府部门除了应制度性的及时政务信息，及时回复网民问题并履行职能解决问题之外，还必须真正建立并有效运行起阳光信息制度，即及时有效地公开相关信息，形成政府和社会公众的良性互动，共同抵御网络谣言的制度手段。
这样的阳光信息制度需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府应当与主流媒体通力协作，主动向社会提供信息，及时政府及公共事务、突发事件信息，从根本上铲除网络谣言滋生的土壤。政府应该是重要信息的主动者，对于信息，政府往往是能够最先接触到的，广大群众所接触到的往往只是经过好几手的间接信息，如果政府不主动进行，而总是被动的去应对网络谣言，等谣言传播后才进行澄清，那么效果明显是会差很多的，甚至有的时候后果变得一时间不可控。
第二，针对网络谣言，建立专门机构，配备专门人员，建立专门的制度规范，建立网络谣言的预防和应对机制。真正重视网络谣言，除了在谣言传播后由司法部门进行法律追究以外地方各级政府也应当建立一个专门的信息通报机构，这个机构可以设在当地电视台，专门政府方面的权威公告，能够让民众感受到政府的声音。
第三，及时掌握和分析网络舆论的走向，认真甄别和筛选有可能成为网络谣言的不利信息，及时采取积极措施有效应对，将其遏制在萌芽状态，一旦不利信息发展成为网络谣言，必须及时公开澄清相关谣言，让谣言止于真相的公开。可以说，社会信息的公开程度越高，公开速度越快，谣言的生存空间就越小。
3.做好网民的教育宣传工作
从网络谣言的传播来看，实际上广大网民是最重要的传播环节，往往也是轻信网络谣言而导致的受害者。因此，提升广大网民的网络媒介素养是网络谣言治理的根本。所谓网络媒介素养，就是指人们了解、分析、评估网络媒介和利用网络媒介获取、创造信息的能力。在信息多元化的网络时代，网络媒介素养已经成为现代公民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
抵制网络谣言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理性的网民是防止网络谣言的传播，不断削弱网络谣言对社会的不利影响的根本力量。国家和政府所要做到的是要引导公众在如烟海的信息中，如何不迷失自己，如何不会受到欺骗和蛊惑而不自知，如何识别网络谣言，如何使网络谣言无所遁形。号召广大网民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对于故意传播谣言的行为积极举报，在传播信息时也应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进行评论和帖子转贴，诚信发言、抵制谣言，自觉维护网络信息的真实。
当然对于网民素质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日本即使较早的进入网络社会，对于网民素质培养有着较高的水平，但是我们看到在2012年“福岛核危机”当中，日本仍然出现了不少危害社会秩序的网络谣言。我们国家虽然进入网络社会不久，但俨然已经成为了一个网络大国，提高网民素质不是一朝一夕的过程，而是一个长期而持久的过程。同样在我国发展的大环境下，治理网络谣言也还有很多路要走，在各个方面，我们也都有待完善的地方。
注释：
①例如社会化媒体网站（如新浪、腾讯微博）、社交网站（如人人网、开心网），社区网站（如猫扑、豆瓣、贴吧等），还有就是一些即使聊天工具（如QQ、mSn等）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2012年事业的进展》白皮书中提到，截至2012年底，中国网络微博用户规模为3.09亿。据对中国最有影响的10家网站统计，网民每天发表的论坛帖文和新闻评论达300万多条，微博每天和转发的信息超过两亿条
②谢永江、黄方：《伦网络谣言的法律规制》，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第86页
③例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安全条例》、《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和《破坏性地震应急条例》
④例如《电信条例》57条中就明确规定了“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电信网络制作、复制、、传播含有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内容的信息”
⑤《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网民继续向低学历人群扩散，2011年，我国网民中小学及以下学历的网民占了8.5%，初中学历人群由32.8%上升至35.7%，该学历人群互联网渗透率较低，未来网民比例将进一步提升。高中、大专以上学历网民的比例继续下降
⑥孟鸿、何燕芝：《比较与借鉴—网络谣言治理的路径探索》，载《前沿》2012年第20期，第103页
⑦孟鸿、李玉华：《基于国际比较的网络谣言治理》，载《广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10期，第114页
⑧张媛、王新：《国外治理网络谣言的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载《生产力研究》2012年第10期，第155页⑨张媛、王新：《国外治理网络谣言的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载《生产力研究》2012年第10期，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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