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信誉的重要性篇1
关键词：信托公司；声誉风险；经营管理；政策建议
近年来，信托公司蓬勃发展，业务量激增，资产管理水平也有较大提高，传统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得到有效控制，但隐藏的声誉风险正在随业务扩张而逐渐暴露，成为摆在信托业发展面前的新问题。对此笔者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针对性监管建议。
一、声誉风险表现特点
（一）声誉风险与传统风险的差异
1.声誉风险是一种隐性风险并且难以量化。声誉风险是指由于交易对手、经济环境、舆论导向等外界因素变化对信托公司社会认可度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是被动的，并且会隐藏在各类传统风险的背后；也正是由于声誉风险不易被发现，一旦风险爆发，给信托公司信誉带来不良影响结果也难以估量。
2.声誉风险具有累进效应，是一种系统性风险。传统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都是个体风险，不具有传染性，而声誉风险是市场认知风险，是主观判断的结论，因此具有累进性和传染性。某一产品出现风险，市场立即会对该产品和所属公司信任度下降，市场同类产品和该公司其他类产品也将受到连累。
3.声誉风险随信托公司社会关注度提高成级数增加。信托业近年来发展迅速，特别是2009年以来，信托规模急剧增加，信托资产由年初几千亿迅速增长至2万亿以上，规模的翻倍增加令信托公司快速进入公众视野。无论个人或机构正在认识信托公司资产管理的专业性，社会对信托公司的关注度也有史以来较高；信托发展方向由单兵作战向行业联合转化。关注度的提高，让信托业置于公众监督之下，对市场口碑更为敏感；中国信托业又处在快速成长期，业内的风吹草动对产品、公司、行业均带来连锁反应，可以说声誉风险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
（二）声誉风险在信托公司各类业务中均表现突出
目前信托资产主要构成为证券类资产、银行类信贷及票据资产、投资类权益资产等。在各类资产类型中，信托公司需投入更多精力以防范交易的声誉风险。
1.证券类业务声誉风险集中在投资顾问上。这类业务模式为结构化安排加投资顾问形式；风控手段主要是技术层面的，通过账户管理、止损设计、仓位控制等措施防控风险。风险是信托公司很难对投资顾问的个体行为进行约束，其不良行为很可能牵连信托计划及信托公司。如近期某信托项目因投资顾问受证监会纠察，上亿元资金的信托账户受牵连被冻结，信托计划可能延期兑付，信托公司的社会评价遭到负面影响，甚至此类信托产品的公众信誉都受到损失。信托公司为投资顾问过错向社会买单，可见其面临声誉风险较大。
2.银行类资产声誉风险主要在通道业务上。自2008年以来银信合作成为信托公司主要规模来源，这类业务以委托贷款、资产转让等形式为主，其特点是信托公司实质的资产管理责任比较小，只是作为通道实现银行资金使用目的，因此导致业务规模与信托收入不配比；信托实际责任和信托的舆论责任不对等，这就造成了信用风险不大，但声誉风险巨大的情况。2008年银信合作的平均信托报酬率不到0.1%，有甚至达到0.05%，远远低于其他同类金融合作费率。如此低费率，信托公司无法承担更多的管理责任，一旦资产出险，虽然信托公司可能按规免责，但舆论导向却直指信托，造成信托名誉损失。今年上半年某类金融机构以存款资金充抵资本金，委托信托公司用于政府项目建设，被银监会叫停。此例中某类金融机构违规明显，且项目规模较大，社会影响强烈，而信托公司由于受托人身份原因被动牵涉其中，形象也受到损失。
3.投资类资产声誉风险体现在股权控制上。股权投资是信托财产的存在形式，其权利的行使要遵守受益人利益最大化原则。许多信托公司出于风控考虑，对投资企业采取资金、印章、人员等方式进行股权控制，但个别信托公司利用控制权利，违规进行操作，社会影响恶劣。如某信托公司违规向“四证”不全和资本金不足房地产项目融资，项目运行不畅，导致信托计划到期无法正常清算，甚至引发，受到媒体负面报道，这一事件是由传统风险爆发所引致潜在风险，造成声誉风险扩大，对信托公司名誉损害很大，也在业界造成不良示范后果。
二、声誉风险逐渐突出的主要原因
（一）主观因素
1.声誉风险意识不强，忽视隐性风险管理。部分信托公司尚未认识声誉重要性，战略上重视规模扩张，轻视风险防控，经营上重视现实风险、忽视潜在风险；部分公司政府背景较浓，存在官本位色彩，信托公司决策先考虑政府大股东意愿而非公司长远发展，对公司声誉、市场反响等无形因素考虑不多；部分公司缺乏有效手段应对新型风险类型，仅能依靠传统风控措施进行风险管控，隐性风控技术有待提高。
2.尽职调查管理还不到位。由于声誉风险是一种隐性风险，其暴露往往是由传统风险所引致，尽职调查不到位，对操作风险造成疏漏。一是尽职管理跟不上业务发展，部分公司先展业、后调查，先有风险后弥补，未能做到制度先行；二是调查不细致，部分公司尽职调查停留在要件合规层面，容易忽视项目内在风险点；三是管理不成体系，部分公司调查仍依靠人员经验，定性考证与定量分析结合不好，未形成完备的尽职管理体系。前述银信合作的政府项目案例，我们在检查中发现多数信托公司对该信托计划的资金来源合规性只进行了政府财政实力等常规审查，未进行项目延伸合规审查，也未要求出具监管部门意见。
3.规模导向的绩效考核助推声誉风险膨胀。按照生命周期理论，信托公司正处于快速成长期，据了解许多公司绩效考核也是围绕业务量开展的，甚至个别公司人员工资是按照业务量分成计酬的，在这种绩效导向下，展业时会重视业务规模、合规条款等硬条件，而忽视费率报酬、声誉风险等软约束，这种考核在光鲜背后就隐藏了大量的声誉风险，而声誉风险又存在累积效应，一旦爆发，容易波及其他业务和公司，成为行业风险。
（二）客观因素
1.信托制度本土化发展还需时日。信托制度作为舶来品在中国发展时日不长，信托作为一种财富管理制度与中国实践的融合还并未完全顺畅，公众更容易将其作为一种融资工具列于银行、证券等其他金融机构进行同类比较，而其由于发展历程、社会认同等原因与同类金融机构的竞争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另外中国目前在信托财产登记、税收等方面缺乏配套法规，因此信托发展未能壮大，市场口碑尚未建立，声誉和信托品牌还处于初步萌芽阶段。
2.信托公司的社会认知还有待提升。新两规对信托公司客户选择有明确要求。银信合作是普通客户了解信托公司的途径，从投诉看，公众对信托公司地位和责任较为模糊。今年上半年我局收到银信合作投诉一类是客户直接投诉商业银行，但由于信托公司在交易中承担了受托人角色，而常有被推诿责任的情况，这对信托公司形象有所影响；另一类是客户对信托公司主张权利，尽管相关法规明确规定信托交易对手是机构，并不直接面对公众，但仍有金融消费者对信托公司提出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公众对信托公司职责、功能等众多认识存在偏差，对信托公司、信托产品的理解还很不到位。信托资产的盈亏对信托公司的社会声誉影响很大。这类投诉在全国范围内均存在。
3.金融市场存在“坏孩子”假设。当交易者一旦被市场定义为“坏孩子”，日后所有的坏交易责任都容易指向这个坏孩子。中国信托业五次大的整顿是对信托业的重大洗礼，也是对前期部分信托公司不检行为的修正，但整顿后市场仍然残留对信托公司的先天指责和不信任，加上坏名声的传染性，信托公司一次被当成坏孩子后，将面临经常被怀疑成坏孩子的无奈。
三、防范信托公司声誉风险的政策建议
1.强化声誉风险意识，提升声誉管理能力。信托公司要把产品信誉、公司声誉当成公司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司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树立行业口碑，重视声誉风险，打造“百年老店”形象；高管层要树立声誉风险意识，要加强信托公司声誉管理能力，提高决策科学性。
2.信托公司尽职调查，避免合同瑕疵。监管部门应尽快出台《信托公司尽职管理指引》，为信托业提供行业示范；信托公司结合自身业务情况和特点，探索与此相关的尽职调查方法，完善内控管理体系，减少传统风险诱发的声誉风险可能。
3.加强净资本管理，增强抗风险能力。要在充分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出台《净资本管理办法》，体现原则导向，指导信托公司展业同时要保持适度的高流动性资本，以抵补现实和潜在的风险；信托公司要加强净资本管理，要注重业务扩张与净资本存量的匹配性，量化其抗风险能力，以提升社会信任度和美誉度。
4.加强产品研发，提升品牌价值。创新永远是信托不变动力，产品研发不仅要标新立异，更重要的是要对产品的适应性、生命力等进行研究，塑造经典产品，提高信托品牌价值，这是增强信托声誉、增强社会信任的最直接途径。
公司的信誉的重要性篇2
关键词：信托公司；声誉风险；经营管理；政策建议
近年来，信托公司蓬勃发展，业务量激增，资产管理水平也有较大提高，传统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得到有效控制，但隐藏的声誉风险正在随业务扩张而逐渐暴露，成为摆在信托业发展面前的新问题。对此笔者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针对性监管建议。
一、声誉风险表现特点
（一）声誉风险与传统风险的差异
1.声誉风险是一种隐性风险并且难以量化。声誉风险是指由于交易对手、经济环境、舆论导向等外界因素变化对信托公司社会认可度的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是被动的，并且会隐藏在各类传统风险的背后；也正是由于声誉风险不易被发现，一旦风险爆发，给信托公司信誉带来不良影响结果也难以估量。
2.声誉风险具有累进效应，是一种系统性风险。传统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都是个体风险，不具有传染性，而声誉风险是市场认知风险，是主观判断的结论，因此具有累进性和传染性。某一产品出现风险，市场立即会对该产品和所属公司信任度下降，市场同类产品和该公司其他类产品也将受到连累。
3.声誉风险随信托公司社会关注度提高成级数增加。信托业近年来发展迅速，特别是2009年以来，信托规模急剧增加，信托资产由年初几千亿迅速增长至2万亿以上，规模的翻倍增加令信托公司快速进入公众视野。无论个人或机构正在认识信托公司资产管理的专业性，社会对信托公司的关注度也有史以来较高；信托发展方向由单兵作战向行业联合转化。关注度的提高，让信托业置于公众监督之下，对市场口碑更为敏感；中国信托业又处在快速成长期，业内的风吹草动对产品、公司、行业均带来连锁反应，可以说声誉风险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
（二）声誉风险在信托公司各类业务中均表现突出
目前信托资产主要构成为证券类资产、银行类信贷及票据资产、投资类权益资产等。在各类资产类型中，信托公司需投入更多精力以防范交易的声誉风险。
1.证券类业务声誉风险集中在投资顾问上。这类业务模式为结构化安排加投资顾问形式；风控手段主要是技术层面的，通过账户管理、止损设计、仓位控制等措施防控风险。风险是信托公司很难对投资顾问的个体行为进行约束，其不良行为很可能牵连信托计划及信托公司。如近期某信托项目因投资顾问受证监会纠察，上亿元资金的信托账户受牵连被冻结，信托计划可能延期兑付，信托公司的社会评价遭到负面影响，甚至此类信托产品的公众信誉都受到损失。信托公司为投资顾问过错向社会买单，可见其面临声誉风险较大。
2.银行类资产声誉风险主要在通道业务上。自2008年以来银信合作成为信托公司主要规模来源，这类业务以委托贷款、资产转让等形式为主，其特点是信托公司实质的资产管理责任比较小，只是作为通道实现银行资金使用目的，因此导致业务规模与信托收入不配比；信托实际责任和信托的舆论责任不对等，这就造成了信用风险不大，但声誉风险巨大的情况。2008年银信合作的平均信托报酬率不到0.1%，有甚至达到0.05%，远远低于其他同类金融合作费率。如此低费率，信托公司无法承担更多的管理责任，一旦资产出险，虽然信托公司可能按规免责，但舆论导向却直指信托，造成信托名誉损失。今年上半年某类金融机构以存款资金充抵资本金，委托信托公司用于政府项目建设，被银监会叫停。此例中某类金融机构违规明显，且项目规模较大，社会影响强烈，而信托公司由于受托人身份原因被动牵涉其中，形象也受到损失。
3.投资类资产声誉风险体现在股权控制上。股权投资是信托财产的存在形式，其权利的行使要遵守受益人利益最大化原则。许多信托公司出于风控考虑，对投资企业采取资金、印章、人员等方式进行股权控制，但个别信托公司利用控制权利，违规进行操作，社会影响恶劣。如某信托公司违规向“四证”不全和资本金不足房地产项目融资，项目运行不畅，导致信托计划到期无法正常清算，甚至引发，受到媒体负面报道，这一事件是由传统风险爆发所引致潜在风险，造成声誉风险扩大，对信托公司名誉损害很大，也在业界造成不良示范后果。
二、声誉风险逐渐突出的主要原因
（一）主观因素
1.声誉风险意识不强，忽视隐性风险管理。部分信托公司尚未认识声誉重要性，战略上重视规模扩张，轻视风险防控，经营上重视现实风险、忽视潜在风险；部分公司政府背景较浓，存在官本位色彩，信托公司决策先考虑政府大股东意愿而非公司长远发展，对公司声誉、市场反响等无形因素考虑不多；部分公司缺乏有效手段应对新型风险类型，仅能依靠传统风控措施进行风险管控，隐性风控技术有待提高。
2.尽职调查管理还不到位。由于声誉风险是一种隐性风险，其暴露往往是由传统风险所引致，尽职调查不到位，对操作风险造成疏漏。一是尽职管理跟不上业务发展，部分公司先展业、后调查，先有风险后弥补，未能做到制度先行；二是调查不细致，部分公司尽职调查停留在要件合规层面，容易忽视项目内在风险点；三是管理不成体系，部分公司调查仍依靠人员经验，定性考证与定量分析结合不好，未形成完备的尽职管理体系。前述银信合作的政府项目案例，我们在检查中发现多数信托公司对该信托计划的资金来源合规性只进行了政府财政实力等常规审查，未进行项目延伸合规审查，也未要求出具监管部门意见。
3.规模导向的绩效考核助推声誉风险膨胀。按照生命周期理论，信托公司正处于快速成长期，据了解许多公司绩效考核也是围绕业务量开展的，甚至个别公司人员工资是按照业务量分成计酬的，在这种绩效导向下，展业时会重视业务规模、合规条款等硬条件，而忽视费率报酬、声誉风险等软约束，这种考核在光鲜背后就隐藏了大量的声誉风险，而声誉风险又存在累积效应，一旦爆发，容易波及其他业务和公司，成为行业风险。
（二）客观因素
1.信托制度本土化发展还需时日。信托制度作为舶来品在中国发展时日不长，信托作为一种财富管理制度与中国实践的融合还并未完全顺畅，公众更容易将其作为一种融资工具列于银行、证券等其他金融机构进行同类比较，而其由于发展历程、社会认同等原因与同类金融机构的竞争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另外中国目前在信托财产登记、税收等方面缺乏配套法规，因此信托发展未能壮大，市场口碑尚未建立，声誉和信托品牌还处于初步萌芽阶段。
2.信托公司的社会认知还有待提升。新两规对信托公司客户选择有明确要求。银信合作是普通客户了解信托公司的途径，从投诉看，公众对信托公司地位和责任较为模糊。今年上半年我局收到银信合作投诉一类是客户直接投诉商业银行，但由于信托公司在交易中承担了受托人角色，而常有被推诿责任的情况，这对信托公司形象有所影响；另一类是客户对信托公司主张权利，尽管相关法规明确规定信托交易对手是机构，并不直接面对公众，但仍有金融消费者对信托公司提出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公众对信托公司职责、功能等众多认识存在偏差，对信托公司、信托产品的理解还很不到位。信托资产的盈亏对信托公司的社会声誉影响很大。这类投诉在全国范围内均存在。
3.金融市场存在“坏孩子”假设。当交易者一旦被市场定义为“坏孩子”，日后所有的坏交易责任都容易指向这个坏孩子。中国信托业五次大的整顿是对信托业的重大洗礼，也是对前期部分信托公司不检行为的修正，但整顿后市场仍然残留对信托公司的先天指责和不信任，加上坏名声的传染性，信托公司一次被当成坏孩子后，将面临经常被怀疑成坏孩子的无奈。
三、防范信托公司声誉风险的政策建议
1.强化声誉风险意识，提升声誉管理能力。信托公司要把产品信誉、公司声誉当成公司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司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树立行业口碑，重视声誉风险，打造“百年老店”形象；高管层要树立声誉风险意识，要加强信托公司声誉管理能力，提高决策科学性。
2.信托公司尽职调查，避免合同瑕疵。监管部门应尽快出台《信托公司尽职管理指引》，为信托业提供行业示范；信托公司结合自身业务情况和特点，探索与此相关的尽职调查方法，完善内控管理体系，减少传统风险诱发的声誉风险可能。
3.加强净资本管理，增强抗风险能力。要在充分借鉴国内外经验的基础上，出台《净资本管理办法》，体现原则导向，指导信托公司展业同时要保持适度的高流动性资本，以抵补现实和潜在的风险；信托公司要加强净资本管理，要注重业务扩张与净资本存量的匹配性，量化其抗风险能力，以提升社会信任度和美誉度。
4.加强产品研发，提升品牌价值。创新永远是信托不变动力，产品研发不仅要标新立异，更重要的是要对产品的适应性、生命力等进行研究，塑造经典产品，提高信托品牌价值，这是增强信托声誉、增强社会信任的最直接途径。
公司的信誉的重要性篇3
关键词：保险；声誉风险；衍生风险
一、我国保险公司声誉风险管理的背景
（一）监管要求
2016年1月，原中国保监会《关于正式实施中国风险导向的偿付能力体系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国风险导向的偿付能力体系（简称“偿二代”）自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偿二代整体框架由三大部分构成，包括制度特征、监管要素和监管基础。其中监管要素包含三大支柱，分别为：第一支柱，定量资本要求，包含量化资本要求、实际资本评估标准、资本分级和动态偿付能力测试等；第二支柱，定性监管要求，包括风险综合评级、风险管理要求与评估等；第三支柱，市场约束机制，包含对外信息披露、市场环境等。其中，第二支柱中的风险管理要求与评估是指保监会每年对保险公司开展的偿付能力风险管理能力评估（简称SaRmRa评估），风险管理能力的高低将对最低资本需求直接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偿付能力充足率。此外，偿二代亦引入综合风险评级，根据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指数的评分，分为a、b、c、d四类。中国保监会将对不符合偿付能力充足率的保险机构和评级为c类、d类的保险机构采取严格的监管措施。声誉风险作为SaRmRa评估中难以量化的七大风险之一，属于衍生风险，是指由公司的经营管理或外部事件等原因，导致利益相关方对公司负面评价，从而造成损失的风险。[1]声誉风险具有持久性、放大性、常态性、复杂性等特点，一旦发生，将带来难以计量的损失，寿险公司声誉风险的管理对公司健康、长远发展至关重要。
（二）保险公司发展需要
保险业基于未来承诺履约，且高度重视契约和信用的行业。保险公司作为具有管理风险功能的特殊金融企业，良好的声誉和公众信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旦保险公司遭遇声誉危机，不仅会直接损害保险公司的利益，还可能因事件发酵和扩散导致整个行业的公众信任危机。保险公司声誉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也逐步被国内外企业、学者所认知。根据2011年由瑞士再保险机构公布的亚太地区和中国风险态度和保险调查，约72%的中国受访者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购买保险，但许多人并未付诸行动。另一个指标，即亚太新兴市场人寿保险的五大障碍，表明“保险公司的声誉”是影响人们购买保险的首要因素。国外学者DinahHeidinger和nadineGatzert（2018）对近年来越来越重要的欧美银行业和保险业的声誉风险管理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过去十年中，年度报告中反映的声誉风险（管理）意识有所提高，与其他风险相比，它变得越来越重要。此外，还首次对声誉风险管理的决定因素和价值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较大的公司，以及位于欧洲并对其声誉有较高认识的公司，更有可能实施声誉风险管理计划。2017年4月24日，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品牌日”。自2017年起，将每年5月10日定为“中国品牌日”。企业品牌形象建设的重要性得到空前的重视，而良好的声誉风险管理则是寿险公司品牌形象提升和维护的重要环节。保险公司应根据监管要求和保险公司发展的需要，将声誉风险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通过加强建立声誉风险管理机制和程序，培养声誉风险管理文化，积极有效地防止声誉风险，应对声誉事件。尽量减少损失和对利害关系方及其自身的负面影响。综上，在公司声誉及品牌效应日益重要的今天，保险公司声誉风险的重视及优化管理势在必行。
二、我国保险公司声誉风险及其管理现状
（一）声誉风险的定义及诱发因素
根据原中国保监会2014年2月19日的《保险公司声誉风险管理指引》中对保险公司的声誉风险的定义，“声誉风险是指由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或外部事件等原因导致利益相关方对保险公司负面评价，从而造成损失的风险。”声誉作为衍生风险，常与保险公司面临的其他六大难以量化风险（包括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保险风险、战略风险、操作风险）交织[2]，诱发因素复杂，可能引发声誉风险的因素主要包括：公司违法违规、公司经营管理问题、客户管理不当和其他外部因素等多方面。
（二）我国保险公司声誉风险管理现状
目前，我国声誉风险管理监管处于世界前沿，我国“偿二代”的监管体系经过多年研究及论证，于2016年起开始实施，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一致认可。国外学者Jean–paulLouisot和ChristopheGirardet（2012）提出位于欧盟的保险公司将会启用“偿二代”监管体系将声誉风险纳入保险公司风险管理体系。虽然我国保险公司声誉风险管理的理论研究及监管体系已较为领先，但目前声誉风险的管理在我国保险业仍处于探索、完善阶段，各保险企业对该项风险的管理的科学认识和管理体系有待进一步提升、完善，管理机制和流程的标准化、规范化仍在探索中。
三、我国保险公司声誉风险管理的特征及原因分析
（一）我国保险公司声誉风险管理的特征
1.声誉风险管理组织架构有待进一步完善
要做好公司的声誉风险管理，需要公司管理层的高度支持，以及各单位的通力协作配合，而不是仅由某一部门的单独负责，甚至仅作为某一部门的附加职能。目前，仍有部分保险公司尚未设置专门的声誉风险管理部门，并未将其纳入公司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也无相应的资源支持，声誉风险的日常管理基本空白。在声誉风险引发时被动应对，声誉风险管理架构有待完善，“治未病”的风险管理思想未能得到有效落实。
2.声誉风险管理手段较为匮乏
目前部分公司对声誉风险的管理尚处于风险发生后的被动应对状态，对声誉风险的整体管理缺乏有效的衡量标准和手段。由于声誉风险有着事前难以识别（即难以“防未病”）、事中难以量化（即难以“数说”）、事后结果难以控制（即难以“划界限”）的特点。实践看来，部分保险公司对于声誉风险的事前监测、事中处置、事后考核，尚未形成有效的管理，使得公司的潜在声誉风险不能得到有效防范，已发生声誉风险不能得到有效控制。
3.行业声誉风险管理协作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目前各保险公司之间，关于声誉风险管理的交流仍有待加强，声誉风险的处置经验分享通道未完全建立，导致同样类型的声誉风险在不同公司重复发生，甚至一家公司的声誉风险引发对整个行业声誉带来影响却没有进行相应的协同应对。
4.专业声誉风险管理人才有待充实
保险业的声誉风险管理作为较新的事物，在近年来逐步得到关注，因此行业内声誉风险管理的专业人才和队伍仍旧有待充实，关于声誉风险专业管理技能的培训也未得到充分重视。“人”作为工作推进的核心因素之一，专业人才的匮乏无疑加大了保险公司声誉风险管理的难度。
（二）原因分析
1.公司声誉风险管理意识有待提高
由于声誉风险的衍生性，该项风险大多数时候并不直接引起公司损失，而是间接、持续地影响公司声誉和长远发展，因此部分公司对声誉风险管理的重视程度并不高。一家公司对声誉风险管理工作重要性的重视程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声誉风险管理能力的高低。
2.公司声誉风险管理投入不足
由于互联网的高度发达，每日海量信息迅速传播。高效的声誉风险管理需要专业的舆情监测软件、充足的人员配备以及有效的公司政策支持。公司对声誉风险管理工作的投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声誉风险管理工作的时效性。
3.公司声誉风险管理考核机制缺失
由于公司声誉风险管理诱发因素的复杂，需要公司上下的通力协作，因此声誉风险管理的考核机制，不仅针对该项工作的职能部门，更应将公司相关协作单位的配合落实情况纳入考核。部分保险公司关于声誉风险管理考核的缺失，为声誉风险管理工作的推进和落实带来一定障碍。
四、优化我国保险公司声誉风险管理的对策
（一）提高声誉风险管理意识
目前，声誉风险管理是保险公司全面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声誉风险管理，必须提高保险公司上下的声誉风险管理意识。
1.树立正确的声誉风险管理理念
要通过培训、宣导、完善制度等方式，帮助公司全体员工树立正确的声誉风险管理理念，从董事会到各级管理层、再到普通员工，都要充分认识、理解声誉管理对公司发展的重要意义，明确声誉风险管理是公司每一位成员的职责，树立正确的声誉风险管理意识。
2.培育公司声誉风险管理文化
要培育公司的声誉风险管理文化。声誉风险管理应成为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到企业文化建设中，通过每年定期的培训及演练，培育公司声誉风险管理文化，引导员工为维护公司良好声誉而共同努力。
（二）完善声誉风险管理组织架构
1.明确公司内部声誉风险管理工作职责
声誉风险管理工作职责的明确，将极大提高公司声誉风险管理工作的落实效率。遵照监管要求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明确董事会是公司声誉风险管理的最高决策机构，董事会秘书应在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方面发挥作用，公司管理层承担声誉风险管理的直接责任，声誉风险管理职能部门统筹公司声誉风险管理工作，公司其他部门和分公司积极配合声誉风险管理职能部门落实公司声誉风险管理政策和工作。
2.合理配置声誉风险管理资源
声誉风险管理资源的配置，包括人、财、物的配置，例如配备一定数量的声誉风险管理岗位，提供定期的声誉风险管理技能培训，采购专业的舆情监测软件，实行日常不间断的舆情监测机制等。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及时发现风险因素，高效处置应对风险事件，最大程度上效防范、化解声誉风险。
（三）建立规范的声誉风险管理机制
1.声誉风险的事前监测与评估
保险公司声誉风险管理的重点，应是事前防范，即“治未病”，及时发现潜在风险因素，将风险因素化解于形成声誉风险之前的萌芽阶段。声誉风险引发可分为外因和内因。即在声誉风险的事前监测与评估过程中，既要关注外界对公司产生负面评价的舆论，也应关注公司内部各单位在经营管理过程中，可能引发声誉风险的因素，比如公司治理、产品设计、销售推广、理赔服务、资金运用、薪酬规划、人员管理、信息披露等管理条线出现的可能引发声誉风险的因素。
2.声誉事件的研判与核查
对于发现的可能引发声誉风险的因素，应及时进行研判与核查，即及时了解事实情况并进行分析、研究，对其发展趋势进行多角度全面的预判分析，以提高风险处置的针对性和预见性，有效防范化解声誉风险。
3.声誉风险的分级分类处置
声誉风险可根据事件的影响程度与范围，对声誉事件进行相应的分级分类，针对不同级别、类别的声誉事件，可由公司不同层级牵头进行处置，以提高声誉事件处置的时效性和针对性。
4.重大突发声誉事件的应急处置
对于重大突发声誉事件，保险公司应建立完善的应急处置流程，每年进行一定次数的应急处置演练，以提升公司对重大突发声誉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
5.声誉风险管理的考核
由于声誉风险管理与公司内部各单位均高度相关，因此完善的声誉风险管理考核机制，应将声誉风险管理能力、管理水平纳入各单位的考核。而非仅作为声誉风险管理职能部门的考核指标。通过考核，强化各单位的声誉风险管理意识和能动性，提升声誉风险管理工作落实的有效性。
（四）加强寿险行业的声誉风险管理协作
1.加强同业公司间的声誉风险管理交流
不定期开展行业内的声誉风险管理交流，对声誉风险处置经验进行分享，避免同样风险发生于各个公司、影响行业声誉。
2.建立行业声誉风险管理协作机制
对于可能引发行业声誉风险的事件，各保险公司在必要时应当积极对外寻求帮助，而不是“闭门造车”，协同相关单位共同处置，防止声誉风险的发酵和扩散。各同业公司也应摒弃“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的心态，建立有效的协作机制，共同维护行业声誉和发展。
（五）配备声誉风险管理人才
1.引进声誉风险管理相关专业队伍和人才
声誉风险管理事关公司品牌形象，因此声誉风险管理的专业人才，不仅需对媒体传播的时效和特征有充分了解，还应对公司各条线的业务有一定的了解，以便针对舆论的不同传播特性，针对性进行正面的引导，高效化解风险。保险公司应加大对声誉风险管理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确保岗位人员胜任该项工作。
2.强化现有人员的声誉风险管理技能培训
公司的信誉的重要性篇4
关键词：财务公司；产业链金融；信用风险；声誉机制
文章编号：1003-4625（2015）06-0028-07中图分类号：F832.39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财务公司在服务企业集团的同时，依托产业链延伸金融服务，解决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实际困难，从而促进企业集团的可持续发展。在现代产业分工格局及监管层“产业约束”要求的背景下，财务公司开展产业链金融的授信对象很大程度被限定在处于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企业，所以财务公司产业链金融无法规避中小企业融资信用风险突出的问题。中小企业信贷中由于天然的或人为的不完全信息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这使得财务公司在对中小企业授信时，不得不采取更为严格的风险控制措施，这又间接导致了中小企业的信贷约束问题。随着中小企业在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何建立既能有效控制违约又能扩大中小企业信贷规模的风险控制机制就成为财务公司开展产业链金融必须关注的重大课题。
契约理论认为，信用风险控制的关键在于在信贷合约中加入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抵质押制度是传统信贷模式下的一种广泛使用的显性激励机制，是防范信用风险的一种基本制度。Barro将抵质押制度作为一种信贷合约实施的保证机制，认为抵押品合约会给借款者提供激励使其努力工作，以降低违约情况发生的概率。然而许多学者研究表明，抵质押不足的中小企业信贷往往陷入了“违约、不贷款”的囚徒困境，直接造成并加重了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尤其在转型经济体中，正规金融的信贷配给中被排除的主要是资产规模小于（含等于）银行所要求的临界抵押品价值量的中小企业。
杨胜刚、胡海波认为中小企业不提供反担保或反担保金额不足时，担保机构为贷款提供较高比例的担保会加剧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因此，建立信用担保机制等措施并未从根本解决中小企业押品不足的问题，同时可能因为新的信息不对称带来更大的信用风险及融资成本。为此，有学者开始研究如何建立中小企业内生化担保机制。
19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开始意识到长期合作的影响，将动态博弈引入委托一、劳动力市场及信用缺失治理等相关研究之中，论证了在多次重复博弈关系情况下声誉作为隐性激励机制能够发挥激励作用。声誉的作用在于为关心长期利益的参与人提供一种隐性激励以保证其短期承诺行动，因此可以成为显性合约的替代品。
Kreps、wilson等人提出的KmRw声誉模型，解释了静态博弈中难以解释的“囚徒困境”问题。历史上出现的日本“村八分”社区规范和中国晋商的“利以义制”及马里商人联合会都是声誉机制有效运用的案例。孙回回认为在信贷市场上声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成本和信贷风险，克服抵押物缺乏带来的赖账风险。
Reka的研究表明，声誉能在借贷双方之间建立一种信任关系，可以弥补抵押物缺乏的不足，且对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具有抑制作用。
仇冬芳认为声誉机制是一种内生化的信用担保机制，通过开发中小企业长期价值作为增信方式，起到增加信用供给的作用。尽管理论界普遍认可了声誉机制的作用，但是实践中声誉机制的运用并不充分。究其原因在于声誉制度的有效性受到一定的环境要素的约束。从博弈的视角出发，要使声誉机制能够在博弈中促成合作博弈均衡的出现，要求满足一定的环境变量。声誉机制有效的制度基础包括重复博弈、信息有效传导和可信的惩罚等几个方面。我国经济处于转型期及信用建设不完善的现状，传统的信贷环境要素并不能充分满足声誉机制的要求。
信息经济学认为信用风险产生的根源是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单一制度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信息不完全的基本条件，因此任何制度都是有其局限性或缺陷，需要从多方面人手。
波认为解决农民合作意愿程度为单边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农民机会主义问题，关键在于发挥合作社正式制度和声誉制度的协同治理作用。
刘惠萍、张世英认为在市场不完备条件下需要建立声誉机制和显性机制相结合的激励机制，以实现长期激励与短期激励相结合的激励模式，遏制国内经理人短期化行为，激励其长期化行为。目前，在中小企业信贷研究中，多数学者都是从单纯如何实现抵质押制度替代及优化或者如何建立声誉机制等隐形激励机制人手的，对抵质押制度与声誉制度共同激励的研究甚少。
因此，本文在总结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之上，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视角出发，对基于抵质押制度和声誉机制共同激励的财务公司产业链金融信用风险控制机制进行研究。试图通过建立财务公司与中小企业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引入声誉修正、收益折现等因素，将中小企业当期行为与未来收益的相互影响在模型中定量化地表现出来。通过分析对比不同条件下财务公司与中小企业的博弈均衡中财务公司的安全授信边界以及中小企业可获得的最大授信额度，为财务公司信用风险控制机制设计提供参考依据。
二、财务公司产业链金融中的抵质押制度与声誉机制
解决财务公司产业链金融的中小企业信用风险问题、扩大财务公司安全授信边界，关键在于充分发挥财务公司产业链金融的内在优势，建立显性激励与隐性激励结合、长期激励与短期激励协同的风险控制机制。抵质押制度在中小企业信贷中主要发挥了显性激励和短期激励作用，声誉机制往往具备长期激励及隐性激励的特征。
（一）财务公司产业链金融中的抵质押制度
传统抵质押制度下中小企业往往被排除在正规金融之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于金融机构所认可的合格抵质押品与中小企业所拥有资产不匹配，而且抵押资产对银行和中小企业的价值是不同的。
一般而言，银行对抵押品的评估价值为净市场可变现价值，这往往受到了二级市场运行效率等外界因素的影响，导致抵押品的实际价值高于、甚至远远高于抵押品的净市场变现净值。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视角来看，提高中小企业信贷中授信提供方认可的抵质押品与中小企业资产的匹配度，降低抵质押品的变现损失率是实现抵质押制度改进优化的方向。
与银行传统的信贷相比，财务公司产业链金融中抵质押制度改进优化具有信息优势。财务公司的核心职能是为企业集团及其成员单位提供对内对外的财务管理服务，有的财务公司甚至作为企业集团及其成员单位对外进行财务结算的窗口。通过多年的积累，财务公司基于对集团业务的了解，其已有信息系统与成员单位的信息系统拥有较高契合度和集成度，很容易通过开发建设完善的产业链融资管理系统，并同集团的采购、销售等业务系统实现对接。充分发挥财务公司产业链金融中所具有的信息优势，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抵质押制度进行改进优化。
首先，可以扩大抵质押品范围。财务公司依托企业集团在产业链条上的核心地位，凭借其交易地位和交易数据，可以最大限度地剥离出中小企业的核心价值并充分利用中小企业沉淀在产业链交易中的各类型资产。
其次，财务公司依靠其企业集团的核心交易地位，可以显著地减少抵质押品的处理成本。财务公司产业链金融中，抵质押品可以借助成熟的产业链交易网络交易处置，以达到降低抵质押品违约损失率的目的。
再次，财务公司深耕产业链条，凭借产业链交易形成的企业网络关系，对抵质押品特别是作押的流动资产有较强的认可程度和控制能力。
财务公司产业链金融主要融资模式包括预付款融资模式、存货融资模式以及应收账款模式三大类。预付款融资模式适用于产业链上中小企业的采购阶段，中小企业以提货权作为抵质押品而事先获得用于采购的资金。存货融资模式适用于产业链上中小企业的运营阶段，中小企业以存货质押方式获得用于运营的周转资金。应收账款融资模式适用于产业链上中小企业的销售阶段，中小企业以应收账款作为还款来源从而提前获得用于下一阶段的生产经营的资金。
以上三种融资模式中，财务公司以传统中小企业信贷并不认可或者说不能充分认可的存货、应收账款以及提货权等作为抵质押品进行授信，通过未来存货销售收入、应收账款回收和权利变现产生的现金流作为还款来源，控制授信中存在的信用风险。发挥财务公司的信息优势，可以有效控制信用风险，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中小企业信贷的可得性。
（二）财务公司产业链金融中的声誉机制
传统的中小企业信贷中，中小企业发生违约的后果往往是中小企业被该金融机构纳入信贷黑名单，不再对其进行授信融资。在外部金融环境不完备、普遍缺乏信用的背景下，中小企业的违约成本比较低。而财务公司产业链金融中却不同，中小企业与财务公司及其具有产权关系的企业集团下的核心企业的交易关系更为复杂。对于中小企业来讲，对财务公司的违约行为的成本是非常巨大的，其原因在于在复杂的关联交易和重复交易体系中，声誉丧失的成本不仅仅包括经济成本还包括“社会成本”。
前文提到，声誉机制发挥作用往往需要满足一定的环境基础。财务公司产业链金融依托企业集团产业链条开展金融服务，在环境要素方面容易满足声誉机制发挥效用的要求。首先在开展产业链融资的过程中，财务公司面临的融资对象主要是与企业集团有着长期密切交易关系的产业链条交易主体，基于重复交易的多期博弈关系自然十分容易满足。其次，财务公司产业链金融借助企业集团为核心的产业链条网络（如图1），各主体的信息通过实体交易形成的关联网络进行多元化传导。一旦中小企业出现失信行为，无论在物流环节或者在资金流环节，都可以快速被财务公司收集并做出反馈。再则是财务公司横向与企业集团中处于产业链条核心地位的大企业具有产权关系，在与纵向的融资企业开展金融往来时，面对的是一个由众多中小企业组成的竞争易网络。财务公司可以借助企业集团在产业链交易网络中的影响力对失信的中小企业进行惩罚，其惩罚成本相对较低。基于以上几点，财务公司产业链金融依托产业链交易环境具备声誉机制有效的环境基础，建立声誉机制具有可行性。
对于抵质押品激励，声誉制度激励具有自发性、积累性、非强制性等特征。产业链交易网络中中小企业与核心企业存在长期交易的机会和必要性时，中小企业通过每次守约行为维持长期交易关系的同时，具备自发积累良好的声誉的动力。声誉机制是通过行为主体依据长期利益需要而产生合作行为的自我约束机制。
（三）抵质押制度与声誉机制共同激励的信用风险控制机制
财务公司开展产业链金融的内在优势在于产业链条真实交易形成的产业链关联网络以及长期的互动关系。这使得财务公司产业链金融不仅仅具备抵质押制度改进的信息优势，同时也具备声誉机制发挥作用的环境基础，为抵质押制度与声誉机制协同激励创造了物理条件。财务公司产业链金融既要有效控制中小企业信用风险，又要有效缓解中小企业信贷约束，仅仅依靠单一制度激励并不能最大程度解决双重目标。财务公司产业链金融信用风险的控制机制既应当实现抵质押制度的改进，又要实现抵质押制度与声誉机制的共同激励。其共同激励作用体现在：抵质押制度通过对中小企业的资产设定抵质押权进行外部法律约束，声誉机制的作用在于通过中小企业在产业链关联网络中自发形成的声誉价值对中小企业的行为进行约束，以弥补中小企业抵质押品的不足。财务公司产业链金融中抵质押制度发挥信息优势将存货、应收账款、提货权等作为合格抵质押品，以扩大中小企业的信贷可得性。声誉机制的作用在于基于产业链长期的关联交易网络利益对中小企业进行激励，促进其自我约束。
因此，抵质押制度主要发挥显性激励和短期激励的作用，而声誉机制主要发挥了隐性激励与长期激励的作用。
三、不同激励条件下中小企业行为的模型分析
（一）模型假设
假设一：存在有两种类型的中小企业，一种是高信用的，属于非理性合作型，这类企业是绝对不会违约的。另一种是低信用的，也就是理性中小企业，服从经济学理性人假定，以利益最大化为行动目标。θ1表示财务公司认为i企业属于高信用企业的概率，代表了财务公司对中小企业的声誉评分，作为确定授信方案的依据，取值范围在0-1之间。θi0≥o（i取l到n，代表所有的中小企业），即假设博弈开始阶段财务公司认为以大于零的概率存在高信用类型的企业。
假设二：所有中小企业拥有相同的抵质押物价值为D，可投资项目投资平均收益率为R。
假设三：财务公司对中小企业有着不同的声誉评分，通过考察中小企业的声誉θi来确定融资组合F（r，m，p），r表示融资利率，代表融资成本，m为授信额度，p为获得融资的概率。
假设四：假设财务公司根据以下关系式确定授信方案：
（gi为押品覆盖率，β为正的修正系数）
以上三个关系式表示财务公司通过考察声誉确定融资方案，这里我们假定融资的利率是固定的，要求的抵质押品价值覆盖率与声誉评分呈反比，所以中小企业可授信额度与声誉高低成正比，同时获得授信的可能性与声誉评分高低呈正向关系。当e等于1时，代表财务公司认为融资企业是绝对高信用的企业，财务公司一定会给该企业授信，同时该企业可以获得最大的授信额度
假设五：理性中小企业i实际守约的概率为qi，理性中小企业通过选择qi实现利益最大化。
假设六：财务公司服从风险中性的理性人假定，财务公司产业链金融市场为“卖方市场”。
基于前文假设，我们可以得出理性中小企业i的单阶段收益函数为：
（二）抵质押制度激励下中小企业行为选择
不考虑声誉作用，面对既定的授信方案，理性的中小企业通过选择qi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条件为：根据前面假设可得：
（1）当即时，，所以当qi=0时，π；取得最大值，πi=（mmax×θi×（1+R）-D）×0.，即此时获得信贷的低信用的中小企业最佳策略为违约获得收益πi=（mmax×θi×（1+R）-D）。这表明在抵质押制度下，财务公司给予的降低押品价值覆盖率的贷款优惠（抵质押担保不足的授信），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企业违约的道德风险，这与很多学者研究的结果是一致的。
（2）当D-mmax×θi×（l+ro）≥0时即昏，所以当qi=l，π.取得最大值，πi=[qi×mmax×θi×R（R-ro）]×θi，此时中小企业的参与约束为：πi=[qi×mmaxXθi×R（R-ro）]×θi≥0，即：R≥ro（假设四）。此时理性中小企业最佳策略为不违约。
董梁、李松涛认为博弈主体维护声誉行为的前提是必须有博弈局中人在事实上为将来的利益放弃了当前的机会主义利益的情况存在。因此，出现声誉效应至少有两个阶段，也就是说，必须让“时间”因素起作用。接下来我们考察一个t阶段有限次重复博弈情形。
（三）抵质押制度与声誉机制共同激励下的中小企业行为选择
设q.为t阶段某理性中小企业的实际的违约概率，xt为t阶段财务公司预期的理性中小企业的违约概率。如果考虑一个t（t≥2）阶段的有限次重复博弈，如果该融资企业在t-1阶段选择守约即qi=1时，财务公司对融资企业的声誉进行贝叶斯修正：
如果融资企业在t-i阶段选择违约，则：
考虑一个t阶段的博弈（有限次重复博弈），即使理性中小企业获得声誉评价（即获得要求的抵质押较少的贷款，go≤l+ro）时，理性的中小企业为了获取长期价值最大化，也不一定会在博弈开始阶段就违约，而是会选择通过守约的行为积累更好的声誉，谋求长期价值最大化。为此我们用逆向归纳法考察博弈的均衡路径，首先是t阶段，因为这是博弈的最后阶段，此时已经没有维持声誉的必要，所以理性的中小企业肯定会选择违约，获得收益。可以看出，即使在博弈的最后阶段，因为抵质押品的存在，不会出现在最后阶段中小企业违约后财务公司承受巨额损失的可能性。
然后我们考虑t-1阶段，如果融资企业选择违约，即qt=0，融资企业将获得收益为，此时博弈结束，融资企业将无法再从财务公司获得融资，t阶段中小企业得不到财务公司的融资，收益为零，即。
如果t-i阶段中小企业放弃机会主义利益选择不违约，即qt=1，t-i期中小企业获得收益为。博弈继续进行到t阶段，中小企业在t阶段可获得违约收益：。
假设贴现因子为δ，不同中小企业的贴现因子由客观条件及自身主观属性决定，满足o≤δ≤l，则中小企业在t-1阶段不违约可获得的收益和为：
理性中小企业通过比较的大小在t-i阶段进行选择：
因为博弈达到均衡时，财务公司预期的理性中小企业违约概率等于理性中小企业的实际违约概率，也就是，此时我们假定了，所以根据式（6）有，即要使得，则需要：
解（8）式得：
（1）当1≥δ≥i+R时，无论取何值，不等式均成立。即只要贴现因子足够大，理性的中小企业即使在t一1阶段融资中声誉评分足够高，获得押品覆盖率足够低甚至无抵质押担保的融资，理性中小企业都会选择守约，谋求长期价值的最大化。在此，可以在不违背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前提下为非理性合作型中小企业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与财务公司的合作关系预期一直持续且贴现因子足够大的理性中小企业。
（2）当o≤δ≤i+R时，只有满足：
中小企业在t-i阶段会选择不违约，谋求长期价值的最大化。前面我们假定R≥ro，也就是说，此时财务公司安全的授信边界为最低押品覆盖率。
根据KmRw理论，t阶段重复博弈中，如果t-i阶段不违约对理性中小企业是最优的，那么在所有的t≤t-i阶段选择不违约都是最优的”。
（四）不同激励条件下中小企业可获得的最大授信额度
1.财务公司的收益曲线与授信选择
抵质押激励时，中小企业类型为不完全信息而理性中小企业收益为双方的共同认识，财务公司的不同的授信方案的预期收益e可以表示为：
财务公司的期望收益率r0可以表示为：
基于财务公司为风险中性的理性人假定，图2处于弧线部分的授信方案为次优方案，在卖方信贷市场上，财务公司有拒绝的积极性。博弈均衡结果为财务公司要么提供需要足够抵质押担保的融资（gi≥l+r0），要么为其认定的绝对“好企业”提供足够优惠的授信。这与传统授信模式下我国中小企业面临的信贷约束的现状是相吻合的。抵质押制度激励的有效性建立在足额抵质押的基础上，由于中小企业可抵质押品不足，导致中小企业往往无法从正规金融获得授信，使得中小企业面临严重的信贷约束问题。考虑到抵质押品的价值对借款者和贷款者是不对称的，假设抵押品违约损失率为γ，所以对财务公司而言，抵押品的价值为（1-γ）×D。所以在一定的安全授信边界条件下，由于抵押品的价值评估不一致，金融机构将进一步缩小了授信额度。
抵质押制度与声誉制度共同激励时的情况，此时财务公司的不同的授信方案的预期收益e*可以表示为：
财务公司的期望收益率r：可以表示为：
同理分析容易得到，抵质押激励与声誉机制共同激励下，财务公司的最低押品覆盖率为，表明引入声誉机制激励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财务公司对抵质押品的要求，增加信贷的可得性。同时通过对声誉值不断修正，可以使得中小企业可获得信贷额度逐渐增加。
2.中小企业可获得最大授信额度对比
假定中小企业资产的自身评估价值为Vi，财务公司对中小企业资产的可抵押价值为V2，银行等外部金融机构认可的中小企业可抵押价值即市场变现净值为V3。基于前文分析，我们可以令V1=D11+D12+D13，D11，代表传统授信模式可抵押资产的企业价值，D11+D12代表财务公司产业链金融模式下可抵押资产的企业价值，则有：V2=（1-γ2）（D11，+D12：），V3=（1-γ3）D11，其中γ3≥γ2，γ3，γ2代表抵质押品价值的违约损失率，存在V1≥V2≥V3。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知，抵质押制度单独激励下最低押品覆盖率为g0=l+r0，抵质押制度和声誉机制协同激励机制下安全的最低押品覆盖率为g1=（l+（只考虑的情形）。
此时传统信贷中中小企业可获得的最大授信额
度为争公司产业链金融中的抵
质押制度激励下最大授信额度
。财务公司产业链金融抵质押制度
与声誉机制激励下的最大授信额度为，显然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财务公司产业链金融中发挥抵质押制度与声誉机制的共同激励可以扩大财务公司安全授信边界，增加中小企业可获得的最大授信额度。一方面，在财务公司产业链金融中，发挥财务公司在产业链中信息优势可以扩大抵押品范围及合理评估抵押品价值，同时可以借助产业链交易网络减少抵押品处理成本、降低违约损失率达到内生化解决中小企业“押品不足”的情况。另一方面，通过产业链形成的长期关系建立声誉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传统上抵质押不足的中小企业的合作问题。抵质押制度与声誉制度激励的效果受到折现率等因素的影响。只要折现率足够大，即使不存在抵质押品，非合作行为（违约行为）也只会在t阶段博弈的最后阶段出现。通常的情况，折现率并不足够大时，声誉机制与抵质押制度协同激励下依然可以促进中小企业选择守约行为。综上，财务公司产业链金融建立基于抵质押制度与声誉制度协同激励为主要内容的风险控制机制，能够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问题。但是抵质押制度的改进和声誉机制的协同都对财务公司产业链金融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我们建议在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一是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建立产业链数据平台中心，提升产业链可视化。抵质押制度的改进、抵押制度与声誉机制协同激励效率对能否扩大中小企业信贷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而这两个方面都依赖于产业链信息高效传递与可视化的提高。产业链可视化包括企业之间的可视化及企业内部可视化，可视化程度提升产业链各成员的反应速度、决策质量及风险管理能力。通过对产业链进行可视化建设，可以有效监控链条交易中的资产状况以及交易主体的行为，为中小企业抵质押价值开发以及声誉机制有效性提供保证，为财务公司建立抵质押制度与声誉机制协同的风险控制机制创造良好环境。
公司的信誉的重要性篇5
关键词：独立董事；独立性；声誉激励；行业协会
中图分类号：F830．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6)09-0051-06
独立董事制度最早出现在美国，兴于20世纪60年代，是为解决其公司治理中日益暴露的弊端而产生的，以独立性和公司整体利益至上为行事原则，目前已成为不同公司治理模式的共同取向。独立董事制度，就是在董事会中设立独立的外部董事的一种董事会结构制度。在董事会成员中引入一定数量的独立董事，可以在某些董事与公司发生利益冲突时，从独立的角度帮助公司进行决策，以维护公司的整体利益，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不受损害。虽然，2001年8月21日，中国证监会正式《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但独立董事发挥的作用不尽如人意。2004年发生的新疆屯河和伊利股份独立董事风波引发了对独立董事制度的再次关注。独立董事制度作用的发挥虽受制于多种因素，但其自身的完善不容忽视。后股权分置时期，即
股权全流通，为我们完善独立董事制度提供了契机。
一、企业治理理念的变革与独立董事制度的产生
在现代企业理论中，最初坚持所有权结构影响企业效率的理念是仍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产权学派，主张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应由所有者单方面享有，倡导股权至上的单边治理理念，股东的利益高于一切，非人力资本主导一切。但企业运行的结果可能损害整体利益和企业长期的发展。新古典产权学派的观点虽然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但无法解释各种各样的分享制度不断被人们接受的现实。自从对团队生产认识的深入，这一观念逐渐得到改善。股权不再是企业存在的惟一理由，人力资本对企业的作用日显重要。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从所有者转向团队，企业理论从企业家企业向组织型企业转变。阿尔钦等在企业理论研究中开创性地提出团队生产假说。在他们看来，一种产品是由集体成员协调生产的结果，而且任何一个成员的行为将影响其他成员的生产效率。许多领域中的相关命题都能从团队生产假说去验证。在团队生产中，企业并不拥有自己所有的投入，团队生产的成果是一种不可分性的“公共剩余”，要分清楚每一个成员对企业产出的贡献，在信息方面存在着很大的障碍。团队生产作为集体生产的一种方式，生产的总量不等于个别要素产出的简单加总，个人的边际产品几乎是无法测定的。不可能按每个人真实的贡献来支付报酬，易产生偷赖问题。确定每项投入要素的贡献并使报酬与之相对应，就得观察每项要素所有者的行为，需要专门从事监督其他成员。因此，企业是一种特殊的监督装置。如果能够有效地监督和计量要素所有者的行为和努力程度，并以报酬的差别来反映各要素投入边际生产力的差别，就能有效地克服机会主义行为。同时，适当的激励与要素所有者工作努力的程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因果联系，对要素所有者的激励直接关系到团队生产的成果。通过监督和激励手段来维护所有者和利益相关者利益是普遍认同的观点。近年来利益相关者学派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站在新古典产权学派的对立面，主张企业所有权应由出资者、债权人、员工、消费者等众多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分享，企业治理过渡到共同治理。
契约理论进一步证明了企业共同治理的趋势。契约理论认为企业是产权主体交易产权的一种合约性组织，是关于产权安排和一系列契约（合同）的集合。具体讲，企业是股东(或出资者)、债权人、经理人员及雇员等利益相关者相互之间缔结的“一张契约网”，企业的契约性决定了企业不仅要重视股东的权益，而且要重视其他利益相关者对经营者的监控。各利益相关者向公司或投入非人力资本，或投入人力资本，获取单个产权主体在市场交易中无法获得的合作收益。由于信息非对称性和人的有限理性的存在，企业的契约条款总是不完备的，机会主义行为容易驱使具有支配地位的成员损害其他成员的利益，并且不完备的模糊契约法律难以保护。因此，企业契约总是一个不完全的契约，在合作中要素投入者发生利益冲突在所难免。国内外以公司治理来解决企业契约的不完全性。传统公司治理没有独立董事参与，实践证明，由于其内在机制存在缺陷，在股权极为分散的情况下，中小股东往往丧失对企业的控制权，大股东却常常滥用权力，内部治理中的权力制约失衡。同时，外部市场向契约参与者发出的信号滞后，外部治理本质上是一种被动的治理机制，无法有效抑制和约束机会主义行为，不能有效地防止内部人控制以及由此产生的道德风险，因此，独立董事以权力制衡者的角色进入董事会，来弥补单边治理中独立的监督机构和监督职能缺位的缺陷。独立董事参与公司治理也是众多利益相关者分享企业控制权的一种替代形式。独立董事指独立于公司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通过对经营管理层的决策做出独立、客观、公正的科学判断，履行监督和决策职能，并且对其权力有法律保障的公司治理机制。实践证明，由独立董事代表所有利益相关者进行公司战略决策和行使控制权，既可以大大简化了利益相关者为解决长期契约的不完全性，节约了签约成本和监督成本，又可以在随机事件发生时，迅速进行决策和及时进行管理，解决了各利益相关者共同决策的时滞性问题。
二、中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中的问题
委托理论认为正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成本成本的出现具有普遍性，只要两人或两人以上有合作关系，就会产生成本。成本包括委托人的监督支出、人的保证支出和剩余损失。导致了“问题”（agencyproblem），人厌恶风险的态度进而导致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激励相容。理论上讲，独立董事制度设计是为了在董事会内部监督制衡，完善上市公司治理，将控制权转移到问题更小的独立董事那儿，换句话说，独立董事更容易激励或更容易解决问题。但公司治理中的问题并没有随之消失，只是随控制权削弱而变小。在股权分置之前，企业没有形成完善的制度，没有足够的激励和约束，反而形成独立董事制度中的问题，不少独立董事没有尽到或不能尽到应尽的职责，中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没有明显的改观。
1．监督受制于不完善的公司治理
独立董事是为参与治理而设立的，他受制于公司治理本身。公司治理是通过规定企业内部不同要素所有者的关系，特别是通过合同对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进行分配，以解决内部各种问题的机制，也即通过对公司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机构及其职责设置，建立起公司权力机构之间的制衡关系。法律体系对权力的分配起主导作用。独立董事制度产生于普通法为主体的英美法系国家，这些国家在公司治理中一般采用“一元制”的董事会制度结构，即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董事会任命、监管经理层，在公司机构设置上没有独立的监督机构，业务执行机构与监管机构合而为一，董事会既是决策机构，又是监督机构，从而形成董事“自己监督自己”的局面，这使得董事会的两种职能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矛盾与冲突。同时，股权高度分散，股东一般对公司的重大决策采取“以脚投票”的方式放弃权力，使经理层反过来控制董事会，形成内部人控制。因而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加强董事会的独立性，使董事会能够对公司管理层履行监督职责，制衡内部人控制。中国在公司立法上采用的是大陆法系“二元制”结构组织体系，即在股东大会下设立董事会和监事会，分别行使决策权和监督权。监事会专门作为维护股东利益、监督董事会履行股东大会决议、监督董事和经理的常设机关。转型期中国股权结构特殊，股权高度集中，国家股占控制地位，在股权集中的情况下，董事会和经理层成员大部分从控股单位派出，经理层完全代表控股股东(大股东)的利益。同时，经理层由董事会聘任，当然也就取决于控股股东的意志，这一点与英美国家的情况有根本的不同，产生内部人控制的原因是由于国家股的存在和所有者的缺位所造成的。中国上市公司的内部人控制背后真正的控制人是大股东，与英美国家的管理层控制有本质的差别。内部人控制产生的问题的后果却是一致的。近来中国股票市场长期低迷一个重要原因是股权分置问题，不能及时地解决这个问题，大股东通过关联交易，如担保、应收款项、资产置换等各种手段来侵占上市公司资产，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这扇门关不上。独立董事的最大特点在于其独立性，独立性是有效监督的前提。如果中国上市公司难以摆脱大股东的影响，独立董事不独立，何以保护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独立董事抱怨不具有行使权利环境。独立董事制度是借助外力解决一股独大等问题，一开始独立董事却被大股东控制。
2．信息不足弱化决策结果
信息的质量和数量直接决定了独立董事的判断。独立董事要发挥经营决策和监督作用，就必须及时地获取公司的各种信息，独立董事的信息往往来自管理层。在信息不对称与契约不完全的情况下，信息披露不完善，信息披露的重大遗漏时有发生，甚至有歪曲的不真实的信息，这就使得独立董事形成真正独立的判断依据失真。在这种情况下，独立董事根本就不可能有效监控管理层的行为。另外，独立董事大都是兼职的，且多为经济学、法学界及其他知名人士，没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捕捉信息。而中国要求独立董事一般为15天，独立董事进行判断更多依赖于一般的经验、专业知识、常识以及敏锐的商业头脑。因而独立董事实际上处于监控不力的地步。
3．激励不足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独立董事缺乏必要的激励、约束机制，其“尽职性”原则将无法保证，权责利统一是独立董事发挥作用的动力。《指导意见》中没有规定独立董事津贴的发放形式却留有相当的弹性。事实上，所有上市公司对独立董事实行固定合同激励。固定收入中不包含风险和激励因素，只有不固定或风险收入（如资金、股票等）起到激励作用。在无法度量人的努力时，最好是实行没有风险分担的固定合同。由此可能会导致逆向选择，即有能力的人由于风险大、收益小而不愿意担任独立董事，导致独立董事和其他董事的整体素质和水平下降。我们知道，较好的激励制度安排是将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应当尽可能对应，即拥有剩余索取权和承担风险的人应当拥有控制权；或者反之，拥有控制权的人应当承担风险。引入并不占有剩余索取权的独立董事，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并不对应，拥有控制权的独立董事并不拥有剩余索取权却承担风险，即权力与责任(风险)的分布并不对称，其控制权还是一种“廉价投票权”，当然也就不可能解决股份公司内部的各种问题，而只能是产生新的问题，从而引发更大的道德风险。
三、中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声誉激励
从表面上看，独立董事制度充斥着矛盾，所有矛盾来自独立性。正是由于独立性这一变量的引入，使得针对独立董事的激励性报酬方案设计显然不同于对企业管理层的激励模式。不再仅仅是寻求激励与风险分担适度平衡的求解过程，而是独立性、激励与风险三者之间综合权衡的结果［7］。如果认为“独立董事既不代表出资人，也不代表公司管理层，是一个纯粹的局外人”，在正统经济学中就难以找到理论支持，以经济人的假设推论局外人的理性行动不利于独立董事制度的运行。其实这些矛盾来自对独立性狭隘的认识，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不只是自身独立，最重要的是独立董事整体的独立，乃至监督制度的独立。为维护独立性而不支付报酬的制度主张，隐含着企业契约参与者与经济人假设不一致。显然这是乌托邦思想，失去了理论根基，难以令人信服。独立董事也是经济人，也有利益回报的要求。独立董事独立的对象是企业契约网中任一利益相关个体，而不是利益相关者合作关系的载体――法人本身，相反他与法人的利益高度相关。由此公司治理中多了一层关系，现需要关注的是如何对独立董事给予足够的激励，以解决新的问题。国外采取的激励方式有固定报酬、期权和声誉激励。对独立董事的期权激励目前在中国并不具备推行条件。根据中国证监会制定并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必须是公司员工。为保障独立董事的独立性，《管理办法》明确规定，股权激励对象不得包括独立董事。目前独立董事薪酬支付特点类似于聘用“高级顾问”。大多数独立董事从董事会领取一定数额津贴，没有上市公司给独立董事期权激励。在这种情况下，独立董事能够负责任地工作，完全是为了维护自己声望、地位等声誉效应。声誉激励是结合固定报酬并保持与利益相关者独立的一种有效的手段。我们探讨声誉激励来添补激励空间。
四、声誉激励原理与应用
法码（Fama）认为声誉可以作为显性激励契约的替代物，因为人现期努力通过对产出的影响，以过去产出衡量人的声誉，从而决定在经理市场上，经理的市场价值决定于过去的表现，从长远利益考虑，经理为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所以即使没有激励合同，声誉起到激励合同的作用。克瑞普斯（Kreps）等旨在解决“连锁店悖论”开启了声誉博弈模型研究的先河，建立了标准的声誉模型，声誉模型依赖于重复博弈和充分竞争市场，声誉承载着行为人历史记录与保证（效用函数）信息，声誉信息显然会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声誉信息的广泛传播能够提高市场运作效率。
1．声誉的价值促使参与人有积极性建立良好的声誉
自亚当・斯密开始，经济学中把声誉作为保证契约的诚实执行的重要机制。声誉的核心是信任，建立双边或多边相互信任的关系是相互自动履行合同的基础。声誉的存在使重复博弈有了可能，是有限博弈中合作行为产生的原因，声誉往往带来巨大的收益信号，因此，对经济人行为产生激励的作用。在经济学中，声誉具有显著的公共产品的性质，提供正的外部性，使利益相关者受益，减少道德风险，声誉是无物质的“质押”。声誉是一种无形资产，其价值来自未来收益的贴现。作为无形资产的声誉的价值，实际上是声誉的市场价值。在资本市场、经理市场以及其他声誉发挥作用的场合中，直接决定声誉市场价值的是客观价值。比如说，经理市场中的经理人，他对自己声誉价值的主观判断只能决定他在前期博弈中坚持合作，但其收入则由市场的判断决定。声誉效应不仅是当前效应，声誉价值是逐渐增加的。一旦声誉破坏，很难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声誉作为一种激励约束人的行为机制，其作用机理就在于此。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声誉的重视程度相差甚远，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毋庸置疑的是，人的意识形态差异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意识形态节约强制执行法律和实施其他制度费用，有序的市场经济离不开重视声誉的社会意识。总之，声誉的价值对于参与人是长期收益，而对于社会是节约社会成本。正是声誉的价值使其在经济学、管理学等领域得到应用。
2．声誉机制及其应用
青木昌彦运用声誉机制理论考察社区规范的自我实施机制，提出关联激励理论，如果社区成员的偷懒行为能被其他成员发现，他将受到“同伴制裁”，如禁止参与社区活动，甚至逐出社区等。社区成员之间存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互相监督的行为，这种激励措施使社区具有稳定性。他还认为囚徒困境问题的一个著名解决方式是所谓的声誉机制(reputationeffect)。声誉是重复博弈的前提，又是重复博弈的结果。良好声誉是隐性契约，委托―关系即使没有正式契约，当事人仅仅出于自己长期利益的考虑，也会追求声誉等隐性制度激励及约束，声誉机制就是建立在长期信任基础上的委托―关系，是有助于降低成本的一种自我监督机制。声誉也可以理解为，拥有私人信息的交易一方向没有私人信息的交易另一方的一种承诺，声誉激励消除信息不对称，有助于解决问题。在管理学中，对于作为开拓创新的管理者的企业家而言，声誉对其行为的影响尤为重要，甚至可以替代报酬之类的显性激励因素。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企业家的聘任，企业的筹资能力等均取决于其声誉。建立有效的企业家声誉机制，则可以防止企业经营者个人收益函数与企业利益函数不一致，激励不相容。经济学家认为企业家为了获得长期利益而注意自身的声誉，良好的声誉是企业家成长的需要。在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中，企业家的声誉是体现企业家创新的能力（经营能力、领导能力）以及努力程度、敬业精神的公共信息，但是，这种关于企业家声誉的信息的传递必须是准确的和真实的，不真实的声誉信息可能导致激励约束机制的扭曲。
独立董事制度发挥作用的动力来源之一是声誉机制，因为一旦独立董事在上市公司中表现出相当的能力，就会提升他们的社会评价。显然，声誉机制将激励独立董事去履行职能，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避免独立董事“合谋”和不作为的动机。能够受聘于一家公司的独立董事，既是其才能的象征，也是其信用的体现。声誉机制是多边或双边的，无论经理人市场还是独立董事制度完善离不开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在没有形成良好信用体系市场环境中，独立董事本身的“声誉”体系也不可能存在。因此，有必要对独立董事声誉进行投资。
3．独立董事制度中需要对声誉投资
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独立董事的激励收益与所承担的风险不相称，同时由于他们的“外部”和“兼职”的特点，无法全程监督公司经营活动，这就决定了独立董事总是规避风险，通常表现出比投资者所希望的更为谨慎和保守。我们也不能误认为名人独立董事行使权力更多地考虑其自身的声誉，宁可不取报酬，会做出有利于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决策，这完全有悖于理性选择。在声誉机制中的关键因素是参与人对未来收益的折现系数的理性选择，其大小决定了重复博弈中的折现损失。一定不要忘记声誉必须体现出它的市场价值，必须转化成市场价值，这才是追求声誉的理由。
良好声誉不仅给当事人带来长期收益，还能实现道德或心理上的满足，实现马斯洛更高层次的需要。要得到良好声誉，即当事人采取他人认可、赞赏的行为，对他而言是一种投资。我们从企业声誉投资模型中看看，声誉在委托人和人之间如何架起桥梁的。时间对消费者而言是稀缺的，花费时间变得昂贵，明智的选择是购买好声誉企业的产品。消费者没有能力分辨产品中的科技成份及其他品质。凭借声誉选择商品将是可靠的保证。消费者判断产品的质量优劣的标准简单化了，即主要根据企业声誉好坏做出判断和选择。可以看出，声誉的强化作用对委托人（消费者）和人（企业）同等重要，人为声誉投资，委托人把声誉作为判断人的信号。人独立地依各自行为发送信号，也可以通过正式第三方组织（行业协会）协调，以较高可信度的信息报告形式发出。声誉是体现人的公共信息，声誉建立过程中，信息的有效性将是一个重要问题。在没有独立董事市场的情况下，上市公司节约成本的搜寻办法是用熟人，但存在着选择半径小的缺陷。因此，建立独立董事行业协会能为上市公司提供可靠的信息。独立董事和经理人作为人对声誉投资有同样的价值。已有的研究表明，经理的市场价值决定于其过去的经营业绩，经理对声誉的投资（努力工作）会改进自己在经理市场上的声誉，从而提高未来预期收入。只要预期博弈会长期重复进行下去，未来长期收益就能够支撑重视其声誉，激励约束自己的行为，克服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反之，一次博弈可能会毁了声誉。事实上，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的博弈次数在减少，并不是无限次，甚至离理论上的有限次条件还很远。况且为了防止独立董事与其他董事共事时间过长，产生同化现象，失去独立性，各国对其有明确的任职时间的限制。因此，对声誉的投资总是有限的。为了克服这一问题，建立独立董事行业协会与上市公司的长期契约，建立一种无限次重复博弈。法玛和詹森研究也发现，独立董事和经理人一样越关心自己的声誉，他对内部管理者的监督就越积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现实中大部分公司为何热衷于挑选有名的专家学者担任独立董事的原因。但这只是一种推测，必须注意的是，独立董事在任职前已经享有了较高的声誉，“名人董事”出于对名誉的珍惜，更趋于风险厌恶，声誉机制对独立董事的边际激励效应要比企业经理人员低。因此，独立董事对声誉的投资并不是单方面的，还要有社会的参与，对独立董事的行为给予一定程度的约束。建立独立董事行业协会有利于解决信息问题和投资不足问题。
五、后股权分置时期完善独立董事激励机制的途径
随着企业治理从单边治理到共同治理的理念转变，股东和董事之间的关系发生了由董事信托关系转化为委托关系，独立董事与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存在着委托关系。独立董事产生的原因是企业契约理论中存在难以克服的问题，独立董事以监督和决策的身份出现在公司治理中，谁来监督监督者？如果不能顺利地解决这一问题，新的问题就必然出现。
1．后股权分置时期通过组建独立董事协会，建立独立董事人才库，完善独立董事选拔机制，增强独立董事的独立性
独立董事制度中“独立性”的内在约束，使得报酬激励不足以解决新问题。声誉激励对独立董事制度的有效性就显得相当重要。从前面分析看，独立董事不总是全力为声誉投资。我们提出成立独立董事行业协会来解决独立董事的问题，协会掌握每位独立董事的信息，并向上市公司推荐，每位独立董事代表着协会的声誉，独立董事的行为后果关系到协会的声誉，协会有权惩罚违规的每一个成员，协会的组建以青木昌彦的关联激励理论为基础。
对独立董事制度而言，其保持旺盛生命力和有效发挥作用的核心是“独立性”。尤其是选拔机制的独立性，独立董事选拔机制的独立性程度取决于选拔过程中的主观和非主观因素的程度大小。因此，成立独立董事行业协会机构，由该机构向各上市公司提名，并由该机构对独立董事进行资格认定、向独立董事派发报酬，以确保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但是应该把其定位为一个服务性的组织，它的目标就是要在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尽可能地为上市公司的决策提供人才支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协会由证监会组建并提供资金，协会的具体任务就是要规定独立董事行为规范，面向社会招聘所需专业人才，对其进行考核，通过考核授予其独立董事资格，建立独立董事人才库，为上市公司提供信息和咨询服务等。
2．提高专职独立董事的比例
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所占的比例大幅提高。到2000年，美国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达到了90%。因此，优化独立董事内容结构显得就相当重要。一般独立董事由专职和兼职组成，尽管兼职独立董事具有专业专长的优势，在面对复杂情况和不完全的信息进行决策时，有能力与经理人相抗衡。但兼职并不能全身心投入到公司治理。在董事会中提高专职独立董事显得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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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信誉的重要性篇6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健全，与此相适应的法律法规逐步完善，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就必须以江泽民同志“要在全社会营造讲求商业道德、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氛围”的指导精神为主旨，大力倡导企业诚信守约，精心培育良好的社会信誉环境。现结合我公司近年来创建“重合同守信誉”企业的工作实践，谈几点我们的主要做法：
一、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出发，抓实合同等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培训工作。
多年来的实践和市场经济的法则告诉我们，“重合同守信誉”是企业生存发展之本，是企业立于不败之源，是开拓创新之基。我公司在市公司的领导下，在公司历届领导班子重视和带动下，坚持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充分认识抓实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工作。抓合同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工作上，做到四个到位：一是认识到位。公司领导从依法治企的高度充分认识《合同法》、《招标投标法》、《民法通则》等规范市场的法律法规的重要性、必要性和长期性，不断增强做好普法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和使命感；二是组织到位。公司成立了由书记任组长的普法工作领导小组，下设普法办公室，配备专职人员，具体负责普法宣传教育工作。并建立了普法网络，确保普法任务进班组、到人头；三是投入到位。坚持把普法工作经费列入年度财务计划，并做到逐年加大经费投入；四是管理到位。做到有计划、有措施、有考核、有总结。今年，我们先后举办了普法学习班6期、435人次参加学习。全公司范围内形成了学习合同法、争做重合同守信誉企业的良好局面。
二、加强合同管理的组织机构建设，各项制度得到不断完善。
机构建设是创建“重合同守信誉”企业的组织保证。近年来，我公司形成了以经理为首的公司两级合同管理组织体系，经理负总责，分管领导分工负责，合同管理机构具体负责和合同管理人员经办负责的运行机制。全公司机构健全，合同管理人员到位，全公司共有合同管理员36名，其人员均经过培训并考试合格后上岗。
在对外经营活动中，我公司注意发挥合同管理人员和法律顾问的作用，使其参加各种经济、技术合同的洽谈、起草，依照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制度审核合同条款，以确保合同法、条款完备可行。一般的经济合同由公司属二级单位和各分公司组织业务人员洽谈、拟定合同条款，公司合同管理部门审核授权签约；重大经济合同，如联营合同、涉外合同、担保合同、大额建安合同均由公司合同管理部门参与洽谈、起草，公司经理或主管公司领导审批签订。在合同商定过程中，做到严把法人资格关、个人身份关、合同条款关、履约能力关、资信等级关、担保能力关等，按照我公司的经营范围对外依法开展经营活动。
同时，我公司加强工程项目的合同管理，对工程承包合同组织相关人员认真学习；并从性质、作用、特点、风险等方面分析合同条款，准确理解，对承包施工的各工程项目实施项目管理，成立合同履约小组，全面负责合同的实施，确保工程合同顺利履行。
不断完善合同管理制度，扎实做好基础工作，特别是国家颁布了新的合同法，其立法精神和法律内容与前三部合同有了很大变化，是紧贴市场的具有一定超前性的一部规范市场的法律。针对新法的出台和发生的变化及市场发展的实际，我们及时对合同管理制度进行了全面清理、修改、补充，出台了我公司新的合同管理办法等配套规定。并对证照、合同文件及有关资料、统计报表、台账、印鉴、示范文本及法人授权书的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均设专人管理，使管理工作更趋规范化。同时，推出计算机网络管理，不断提高工作效率。
三、领导重视、分工协作，齐抓共管，重合同守信誉硕果累累。
近年来，我们在创建重合同守信誉活动中，积累了一条宝贵经验，即领导重视、分工协作，齐抓共管。我公司历届领导班子均把重合同守信誉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公司经理总负责，其它公司领导分工协作，形成全公司上下共创“重守”企业的生机勃勃的局面。特别是XX年，省公司的经营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上级下达指令性工程计划变更为一律实行招投标，取消工程概算切割；220KV输变电工程异地投标等一系列不利因素。我们面对瞬息万变的市场，深入分析研究，确立了新形势下继续坚持走重合同守信誉之路并赋于其新的内涵。我们一致认为，重合同守信誉是企业进入市场求生存和发展的基石，是企业竞争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企业开拓和占领市场的法宝之一，是企业永葆活力的源泉。在创建重合同守信誉单位活动中，我们把创精品、保安全、树形象作为核心内容，公司领导每到一处工地，均号召、鼓励职工干出精品工程，保持我们重合同守信誉的荣誉，发扬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力争一流的施工，一流的管理，一流的工艺技能。重合同守信誉活动的全面深入开展，使我们取得巨大的实效，结出丰硕成果。由我公司承建的输变电工程施工不断创造佳绩：220KV晓庄变电站被省电力公司评为“达标投产”工程；220KV中央门智能化变电站荣获国家电力公司优质工程奖；银湖牌系列配电（柜）箱被南京市人民政府评为南京市用户满意产品……诚信的旗帜在全省各地处处飘扬。通过创建活动，合同履约率达到100%；我公司顺利通过了iSo9001、iSo14001、oHSaS18001三个管理体系认证；公司档案目标管理晋升国家二级；取得建设银行授予的aaa级信用证书；白下区10强先进企业等；连续三年被评地方政府命名为重合同守信誉企业。共2页,当前第1页1
四、再接再历，再创辉煌。
公司的信誉的重要性篇7
所谓抬得太高，摔得更惨。不可否认无节制的炒作、过度完美的公关包装正在给一些快公司埋下失足的陷阱。然而同样必须肯定的是，在从快公司成长为一家对社会、对消费者拥有庞大影响力的大公司的路途上，战略层面上发挥作用的专业性公关仍然是必不可少的。所谓战略性公关，表现在努力同包括消费者在内各个利益相关方建立起和谐和互信的关系，并且对公司声誉进行积极提升和维护上。因此，我们不妨将战略性公关称为积极有效的声誉管理，以有别于经常使人误解和受到歪曲的炒作式“公关”。
没有人可以否认公司声誉(CorporateReputation)的重要性。据估计，如今70％到80％的公司价值来自于品牌、智力资本和商誉等无形资产。作为一种隐性的公司资产，良好而独特的声誉可以吸引优秀的人才，增加同供应商、分销商和潜在合作伙伴谈判的筹码，提高产品和服务的溢价并增强消费者的认知度和忠诚度，方便在资本市场上的融资和提升股票估值。
一般可以认为，公司声誉是由各种利益相关方对于一家企业的综合判断，这些判断主要来自于如下六个方面：
情感的感染力：这使得人们从感性上喜欢、仰慕或信任一家公司。
产品和服务：公司生产和提供的是高质量的、创新的、可靠的产品和服务，或提供了价值。
财务表现：公司向投资者作出了令人满意的回报，而且未来仍然有提供持续回报的前景。
愿景和领导力：公司对未来有明确的抱负和理想，并且拥有强有力的领导层来实现该愿景。
工作环境：公司管理良好，拥有一流的员工，是一个值得向往的工作场所。
社会责任：公司是一个良好的企业公民，不遗余力地支持社会正义，保护环境。
快公司存在时间不久，人们的认知度很低，公司声誉资产处于很低的水平。同时，很多创业不久的企业在营销预算方面比较紧张，一般很难采用海陆空媒体采购的方式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推广。观察声誉的来源，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认为快公司天然地处于一种可以快速提升公司声誉的有利位置。快公司往往拥有富于远景的领导团队、朝气蓬勃的员工队伍、灵活的组织、创新的产品和商业模式。这些都决定了快公司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积极提升公司在行业和对于社会的影响力，将独特的潜在声誉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无形资产。
我们不能要求快公司也要像任何一家跨国大公司一样形成一套面面俱到、全方位的声誉管理机制。但是，明确了声誉的重要来源，结合快公司本身所处行业和发展阶段，快公司应该将声誉的维护和提升放到管理的高度，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简便易行的声誉管理计划。
我提出如下几个建议，作为快公司管理好声誉资产的出发点。
■清晰描述公司愿景、价值定位、商业模式和相配套的价值观。
很多公司误认为只要通过广告和公关宣传，就能够带来声誉的提升。但是在公司存在的一些基本理念无法用简明和智慧的语言加以描述之前，就匆匆投入各类市场推广和宣传中，一定会事倍功半，得不偿失。
星巴克、谷歌、阿里巴巴等都是脱胎于高速成长的新创企业，它们的成功首先是愿景、消费者价值定位的成功。这些企业都很明确自己想成为怎样一个公司，带给消费者怎样一种感性和物质意义上的价值，而且这些价值定位明确而独特。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你可以很快就明白这些公司是什么，以及所能带来的价值：星巴克作为家和办公室之外的“第三空间”所提供的交流、思考和休闲的环境，谷歌作为搜索平台所带来的快速便捷的信息检索。
■积极成为思想领袖，进入一流媒体的视野。
快公司往往突破了传统行业的界限，或者创造了新的市场空间，或者在传统空间里为消费者和客户带来新的效率和更好的价值。因而快公司的创始人和经营团队天然具有成为思想领袖的潜力。要积极打造和传播围绕自身业务展开的新思想、新理念。比如江南春和分众的“生活圈媒体”概念，讲述了如何利用消费者的无聊时间来提升
广告信息传递效率的故事，成为媒体追捧的新媒体代言人。
很多企业领导人似乎习惯了在任何场合都使用推销和广告的口气，殊不知受众已经对此产生了严重的抗体。你的运作模式，你所开创的这个业务空间、业内的问题，你如何给消费者带来价值，等等，这些都是值得谈论的、媒体所关心的话题，但前提条件是必须具备足够的思想高度和知识含量。人们很容易认为阿里巴巴的马云很擅长作秀和讲故事，而事实上马云最擅长的是讲述愿景，他的公司未来代表了什么，对于中国市场的意义，等等。虽然他在讲述一个未来，一个进行时，但是媒体喜欢这些振奋人心的东西。
■寻找经济有效和创新的沟通方式。
除了善用传统媒体之外，快公司也应该寻找创新的传播方式，同目标消费者和其他利益方进行互动。比如，完全可以将公司网站打造成具有web2.0特点的网络社区，支持用户生成内容，增加互动，提供游戏、音乐等各种娱乐性功能。小小的博客也能作出大文章来：StonyfieldFarm是美国一家有机酸奶生产商，它很善于运用博客，公司网站上有5个博客，其中3个由公司首席博客官克里斯蒂·哈沃森(ChristineHalvorson)亲自操刀。据她讲，公司服务于5个利基市场：妇女，担心孩子健康、不希望孩子吃垃圾食品的父母，特别关注自身健康的消费者，等等。每个博客就特别针对一个目标市场，其中大量提供了关于农场、关于有机食品的有用信息。
■确保公司政策和行为能够带来声誉提升。
所谓积极的声誉管理，是从战略层面对公司声誉进行全方位管理的一种职能。进行持续和一定力度的传播，将公司的价值观、商业模式、产品和服务等及时和准确地传达给各方面的受众，是声誉管理的核心组成部分，但需要认识到传播并不是全部。市场推广和公关宣传等对外对内的传播只是支持声誉提升的一个重要工作，但是只有传播是远远不够的。我以为，战略性公关的真谛还表现在两个重要方面：首先，能够从战略角度出发，对于重要的利益相关方施加积极影响，包括雇员、客户、供应商、分销商、投资者、竞争对手、政府监管机构和公众。当然，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对利益方进行优先排序。以有效手段处理好潜在的冲突，为公司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使外部资源得以充分发挥。其次，能够对公司内外政策和商业行为进行积极的声誉风险评估，以确保其能够为公司声誉提升带来积极影响，消除和降低意外的声誉风险。不要认为公司的人力资源政策、财务制度、公司治理、运营管理和客户服务等方面的活动只是内部事情，它们的每一个细节，不仅对公司造成财务影响、法律影响，也带来相应的声誉影响，特别在这个透明化的时代。良好的声誉管理机制更大程度地表现在任何时候，能够对公司决策的潜在声誉影响进行恰当的评估。因此，快公司要重视传播行为带来的声誉价值，更要重视日常企业经营行为和政策所带来的声誉价值。
相当令人遗憾的是，如今的公关差不多已经成为炒作、忽悠的代名词。我们看到了太多的恶性公关行为，是因为企业的公关人员承担了错误的角色：造势和竞争对手斗气，制造不真实的形象泡沫，炒作无现实支撑的概念，搞定一些关系，等等。专业的声誉管理应避免炒作式公关，更多地应该从企业的战略发展高度来思考问题，这首先要注意两方面的分寸和适度。
首先，要保持适度和合理的曝光，而不要过度曝光。
保持一定的曝光度可以使公众在很短时间内加深对一家新公司的认知和好感，这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积极影响到公司声誉的积累。然而，公关人员也必须掌握一定的节奏，选择合适的传播方式，适可而止。不加节制的曝光反而容易造成未来声誉的伤害。比如，一位Ceo如果经常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痛陈成功发家史，很容易给人一种作秀和小人得志之感，容易引起投资者、股东的反感。
其次，追求一定程度上的真实和透明，而不要试图追求完美。
公司的信誉的重要性篇8
1、何谓网络信誉货泉
首先让咱们树立这样1个互联网世界的支付模型。模型中共有3方：从事结算的网络公司、银行、顾客。支付体系是国际互联网，支付工具是以数字存在的支付指令。
模型1：顾客向网络公司发出以银行动付款人的支付指令。网络公司应用自己的技术装备将支付指令发给银行。银行经确认按顾客的请求进行支付。
模型2：跟着顾客愈来愈频繁地应用结算公司发送支付指令，网络公司发现有些支付不用及时兑现，有些顾客之间的交易可以抵消，于是网络公司为每一个客户设立1个交易账户，对于每一1笔经银行确认或者承兑的交易在债权人债务人的账户上作相应登记，同时向债权人发出回执，并保存原始债权凭证。每一隔1段时间，将各账户汇总轧平，将到期余额向债务方银行提醒付款。债权人则可凭保证书将债权买回，到期时可凭保证书请求结算公司提醒银行付款。对于于即期付款的指令，债权人可凭保证书请求当即兑现。1经付款，结算公司将收回保证书。
模型3：顾客这时候可以持该网络公司的保证书请求在必定限度内贴现或者到期请求兑换成银行存款或者相应债权凭证。跟着承认并持有这类保证书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在汇票到期支付之前以收到保证书为付款标志，并将其作为承兑汇票进行转让。出于利便斟酌，即便是到期支付后，人们也再也不请求必定兑换成银行信誉货泉，而是将银行存款保留在网络公司的账户上。这样就能够长时间持有这类保证书进行商品交流。咱们这里假设一．没有背约风险；二．银行信誉货泉以及网络信誉货泉一：一兑换，即产生银行完成兑付、顾客收回债权或者网络公司贴现票据3种情况任何之1，网络公司都要收回顾客所持有的网络货泉。
这是网络信誉货泉发展的3部曲。模型1实质上是票据托收系统。网络公司至关于是银行的技术支撑部门，它的呈现战胜了行轨制酿成的结算延迟，中间环节过量等弊端，同时在网络时期为银行节省了开发网络支付技术的费用，因此能够迅速发展起来。
模型2相似于初期发展以来并1直使用的银行间票据清理系统。此时的网络公司同时为多家银行收取票据，至关于自动票据清理所（autoClearingHouse），是票据清理的枢纽。惟1的区分是传统的票据清理系统是封锁系统，互联网是开放系统。这使患上普通网络公司也能从事这项工作。
模型3网络公司产生了奔腾。它的结算账户被广泛使用，保证书被广泛接受，成为新的流通以及支付手腕。它发行了网络时期下的信誉货泉。模型1以及模型2已经经存在，模型3尚未呈现，但它是模型2发展的必然。它的出生不但遵循着信誉货泉发展的1般规津，而且有本身独特的违景。它对于现有货泉轨制带来巨大冲击。
2、网络信誉货泉的发生
网络信誉货泉发生于货泉的流通职能以及支付职能。关于货泉的职能问题，马克思的货泉学说作出了最为充沛的阐述。马克思认为货泉的文明情势历经了金属货泉、纸币、信誉货泉以及劳动货泉。从金属货泉到纸币再到信誉货泉是货泉情势的根本性变化，是货泉职能逐渐分离的进程。依照马克思的货泉学说，人们关切的是货泉的交流能力，而不是它有没有内在价值。因而作为流通手腕，人们的选择标准是利便、快捷、安全。纸币是这样，网络货泉更是如斯。从性质上讲，网络信誉货泉同纸币1样都是价值符号。马克思指出：“在金属货泉记号上，这类纯洁的意味性质还在必定程度上暗藏着。但在纸币上，这类性质就暴露无遗。”从金属货泉到纸币，是货泉情势的1个根本性变化，完成为了从价值实体到价值符号的转化进程，而互联网以及计算机技术强化了价值符号的意味性质。如果说纸币发生于金的流通手腕，那末网络信誉货泉则是使这类流通手腕被现代信息技术强化的结果。
咱们考察了货泉的流通职能，从逻辑上分析了相符接替实体的可能性。货泉要想顺利流通，离不开另外一职能——支付手腕。因而咱们当从1连串的交流行动考察货泉运动时必需引入另外一个概念——信誉。
信誉，简单地说就是商品交流中发生的债权债务瓜葛。信誉货泉则是记载这类瓜葛的证券。初期的信誉货泉发生于商业信誉，即交流的赊销瓜葛，如汇票。它在必定规模内施展流通以及支付职能。银行轨制的呈现以及发展大大扩展了信誉货泉的流通规模。1方面，银行以其黄金贮备为保证发行银行券，不断知足票据贴现请求，提高了商业票据的信誉；另外一方面，商业银行体系内的票据结算功能提高了信誉货泉的流通性。双方作用，使患上银行信誉在商品交流中愈来愈首要。而银行券这1主要的银行信誉货泉，成为了1般化的流通支付手腕。它拥有两重性质：一．体现债权债务瓜葛；二．以信誉为基础的货泉符号。
由此咱们看出“信誉货泉发生的自然本源是货泉的支付手腕的职能”。
回到模型3。咱们将模型3分成两个阶段。
第1阶段，网络公司发出许诺付款的保证书，同时收回原始汇票。顾客可以凭保证书拿回债权或者请求网络公司贴现或者提醒银行付款，即从1种信誉货泉“兑换”成另外一种信誉货泉。这类保证书相似于银行券。无非可兑换银行券可兑换成黄金，这里的保证书可“兑换”成银行存款或者债权凭证。这是1种基于银行信誉的信誉，是网络票据传输以及贴现的信誉。
第2阶段，顾客人人都持有这类保证书。这时候候，从1种信誉货泉兑换成另外一种信誉货泉已经显过剩。人们更重视的是这类货泉的交流能力，开始使用它进行支付。这类保证书终究演化成流通手腕以及支付手腕。这个进程与银行券的发展进程无比类似。与银行信誉货泉不同的是，网络信誉货泉最初不是用来贴现票据，而是1种簿记或者票据托管凭证。这类情势在无网络的世界里也能够在必定规模内流通，然而互联网催化了它的发展。
以上，咱们主要阐述了网络信誉货泉的发生。咱们的结论是：网络货泉发生的自然本源是货泉的支付手腕以及流通手腕，发生的物资条件是网络以及信息技术。
3、网络信誉货泉的主要性质
网络信誉货泉的发生违景尽管独特，但它依然遵循着信誉货泉发展的1般规律，它自身依然维持着信誉货泉的1般性质——可兑换性。
可兑换性，简单地说就是信誉货泉兑换成价值物的能力。网络信誉货泉是基于真正的汇票或者债权瓜葛开出的证券，它既是托管凭证又是兑现保证。它以及银行信誉货泉都有真实交易瓜葛以及债权瓜葛为基础，都拥有可兑换性。在《资本论哗，马克思曾经引用富拉敏的话说“几近每一1种信誉情势都不执行货泉的职能；无论这类情势是银行券，是汇票仍是支票，进程本色上是1样的，结果本色上也是1样的。”这句话是说银行券、汇票。支票都是银行创造的信誉工具，他们之所以能流通，其实不是由于他们自身是价值物能施展“担保品的作用”，而在于凭着1类凭证能够占有价值物，而保证他们能占有价值物的是签发这些凭证的银行信誉，银行凭自己的信誉保证他们“兑现”。如果银行的信誉丧失，不能保证他们“兑现”，此时的信誉货泉1文不值。
信誉货泉的兑现有两种情况：1种是信誉机构的兑现，这1般表现在银行的
出纳上。另外一种是社会兑现，即购买商品以及劳务。
初期的可兑现银行券是黄金的代表者，通过银行的出纳，可以随时兑现足额的金币。银行券返回银行，债权债务瓜葛消失。后来的银行券是不可兑换成黄金的，但只要它的发行量是依据交易价值量来调理的，通过到期汇票的兑付，银行券终究回到银行。因此一样可以正常流通。
现代的银行信誉货泉如汇票、支票的兑现性主要体现为两方面：一．银行兑现，即转化成银行存款；二.社会兑现，即购买商品以及劳务，支付债务，实现对于价值物的占有。其中以第2种为主。
对于于网络信誉货泉来讲，它的兑现性的实现也分两种。第1种，假定银行信誉高于网络货泉的信誉，顾客请求发行人贴现，取回原始汇票以及提醒银行付款，以保证手中的债权的信誉等级。这3种方式的终究结果都是使这类信誉货泉回到动身点，网络公司同顾客之间的债权债务瓜葛转移或者消失，网络信誉货泉完成使命，退出流通领域。第2种，如果顾客充沛信任网络信誉货泉，应用信誉货泉去购买商品，则可直接实现对于价值物的占有，这样这类信誉货泉就停留在流通领域，成为商品交流的媒介。这两种兑现存在这样的瓜葛，第1种兑现是第2种兑现的保证，而现实中通常实现的是第2种兑现。
这两种兑现对于于发行者以及持有者的意义是不1样的。对于于发行者来讲，信誉货泉在外流通的时间越长，发行公司享受的负债益处越大。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它可以取得再投资的收益。对于于持有者来讲，与可兑换成黄金的银行券相比，网络货泉的可兑换性已经经很弱了。当银行信誉强于网络信誉时，通过第1种兑换，的确可以取得减少背约风险的益处。当银行信誉与网络信誉处于平等地位时，通过第1种兑现，不过是从1种信誉货泉兑换成另外一种信誉货泉，不能取得“保值”的益处。因而，人们进行第1种兑换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而更多的是用它进行商品交流。
总之，信誉等级越强的货泉，社会兑现的可能性越大，信誉等级越低的货泉，机构兑现的可能性越大。
4、网络信誉货泉的影响
（1）网络信誉与银行信誉
模型1、2、3既是网络信誉发展的进程，也是网络同银行业竞争进程。
模型1、2是网络票据结算与银行票据结算系统的竞争，主要取决于技术优势。模型3是银行信誉与网络信誉的竞争，主要取决于信誉货泉的信誉等级。这是由信誉货泉的可兑换性抉择的。从前文的阐述可以看出，信誉货泉的可兑换情势对于信誉货泉的束缚。如果人们更愿持有银行信誉货泉，那末请求将网络信誉货泉转移成银行信誉货泉的意愿增强，持有网络信誉货泉的人逐步减少，其活动性降低，终究退出流通领域，模型3就退化到模型1。
反之，人们对于网络信誉货泉的交流机能无比信任，更多地使用它进行商品交流，于是网络交易额就愈来愈大，由于咱们假设银行信誉货泉以及网络信誉货泉一：一兑换，即1旦到期时顾客选择银行兑付，则要收回所持有的网络货泉，所以如果顾客长时间选择网络的话，那末将象征它要把银行涨户的资金存入网络账户。这样不但网络信誉货泉在流通领域的数量越来越大，银行信誉货泉在流通领域的数量越来越小，而且银行存款愈来愈小。这类状态延续下去，银行的表内、表外业务的大部份生意将被网络公司篡夺。
或许会呈现另外一种状态，即银行本身网络化，但不管是网络公司银行化仍是银行网络化，传统的银行业是难以抵抗网络的冲击，正如比尔盖茨6年前所说的那样：“银行业是必不可少的，银行却不是。”
（2）网络信誉货泉与纸币
跟着网络银行业的发展，纸币的持有量毫无疑难会大量减少，然而纸币不会消失，换言之，代表国家信誉的价值符号不会消失。咱们前文已经经阐述，货泉符号（特别是不可兑换成金银的）的信誉等级完整取决于发行体的信誉。纸币的发行体是国家，除了非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或者政治危机，国家的信誉要高于私人部门的信誉。假如人们是对于风险讨厌的，当信誉轨制产生危机时，人们更偏向持有国家法币，而不是银行信誉货泉或者网络信誉货泉。这也就是货泉理论中所说的“货泉荒”。从这个意义上讲，纸币作为国家法币是不会消失的，除了了应付日常小额支付，它将主要以贮备的情势呈现在产生信誉危机时，国家将用纸币购买信誉货泉，恢复公家信念。
（3）网络信誉货泉与银行监管
信誉货泉是无典质的长时间负债。这象征着，经营信誉货泉以及使用信誉货泉都有必定的风险。现今的银行监管中，为避免银行滥放信誉，维护存款人利益的监管措檀越要是存款保险、贷款保险以及银行筹备金轨制。而对于于网络信誉货泉，因为它特殊的运行方式，使患上现有监管模式难以对于其施展作用。网络信誉的发行条件首先是1个票据结算以及托收部门，其本身资本金请求较低，只需知足技术保护以及日常开消便可。它也无需吸收活期存款，它的负债主要是顾客尚未提取的贴现额或者自愿保留在网络账户上的余额。因而，现有针对于活期存款的银行监管法规是难以对于它施行的。监管部门可以按下列思路制定监管措施：
一．即咱们在模型中作出的假设。网络信誉货泉必需与真实交易总额施行一：一兑换，选择持有网络货泉的顾客不能同时选择持有银行信誉货泉。
公司的信誉的重要性篇9
【关键词】信誉危机交易成本利润信誉企业管理
一、信誉危机的特征
普遍性。信誉危机具有普遍性。因为企业所处的环境具有不确定性，企业的管理或者其他行为都可能受到不确定性的影响，从而造成企业信誉危机的发生。
长期性。危机伴随着企业整个过程，那么信誉危机就相应地具有了长期性的特征。
突然性。信誉危机发生前的量变过程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这种过程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为人们注意的。但是一旦当量变积聚到质变的点，信誉危机就会突然爆发，企业所有的发展格局都会突然被打乱。
危害性。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企业的形象，降低了企业在利益相关者心目中的地位，影响到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威胁到企业的既定目标的实现，严重的将导致企业破产倒闭。
传播性。大众传播业的发展，会使企业信誉危机迅速公开化，成为公众和舆论关注的焦点；企业的信誉危机很可能会演变为一类产品、整个企业行业的危机。
二、企业管理受到信誉危机形成的影响
（一）交易成本受到信誉危机的影响。
一套有结构设计的制度成本可以当做企业的交易成本，例如：企业的谈判成本、企业资料的收集，还有就是企业实施计划的成本、监督企业内部的管理成本、控制产权成本以及控制企业结构成本等等，这些都是企业整个系统中的成本措施的部署。假使包括企业的自身文化建设、价值的这些客观因素一并在内，可以使整个企业的发展有着巨大潜力，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会有潜在的丰厚的利润空间，但是在学习交易成本经济学这门学科时这门学科正是构建在此基础上，但是，在两个企业进行交易的时候，都希望合作方能满足自身的利益、效益的需求，但是，有的企业在两家公司交易的过程中对方不能满足自身企业的需要，是的合作方在交易行为中大多会以欺诈的手段骗取相应的利益，以求换取自身企业的利益。
但是，假如这种不良手段的交易方式建立在良好的信誉基础的“文化企业”的基础上，这方在两个公司合作的时候，双方交易投机取巧的这种手段会大大降低。因为两个企业在交易竞争的过程当中，对企业内部管理和运营发展的影响有：交易对象或者产品的差价差额和节约的交易成本便是企业的信誉经济价值的体现，或者也可以说是公司的信誉所额外带来的增效利润。
（二）企业利润受到信誉危机形成的影响。
企业的信誉构建随着企业的建立和运营的那天开始已经建立，但它也是一个企业循序渐进、成熟、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两家企业在交易的过程中利用较少的交易成本完成更多的交易合作这样就可以保证更多的信誉。所以想要在企业之间的竞争可以带来更为明显的利益效用就必须建立更加优势的信誉战略。想要实现更加优越的信誉战略就必须通过社会公职、共同评价认可的方式，这样做的方式就是一最大程度上的外在体现使广大消费者对本公司的产品的需求不断上升，这样就会使企业逐渐处于垄断地位；相反，假使企业失去信誉，就会使企业陷入信誉危机，那样企业在现行的市场客观经济的体制下，就会逐渐丧失市场竞争能力，也会使广大消费者对公司的产品需求逐渐失去弹性，在此时，企业不但得不到垄断地位，而且还会被社会所排斥，亏本经营那也是必然的，后果极其严重。
（三）企业信誉影响公司产品竞争的优势。
企业要创收更多的经济效益这是企业生产运营的必要手段，但是企业在实施的过程中，企业之间的竞争的媒介就是该企业的代表性产品，企业的代表性产品就是确定此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所以实施的战略就是公司的必然条件，因为，要实施战略必须考虑到这样做是否会影响到想同行业的市场，和同行业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是否长久，要想争取到该产品竞争优势的渠道，这离不开企业实施所持有的战略。该战略的运行，信誉是企业最好的保证，所以，实现利益价值，企业必须通过产品获利，在节约成本和差异化经营之间做出权衡，还要获得同行业之间的实力肯定以及社会的接受认可，只要以企业信誉为中心，才能给企业带来更久的竞争力。
三、如何做好信誉管理的举措
（一）企业信誉彻底审视。
把企业的信誉做保证、依靠是企业经营的战略价值以及经济价值的体现，因此，企业的信誉程度的合理构建要有企业的专门负责人的构建理念必须深刻，企业的信誉管理更好加大力度。还有，构建公司的严格的监制能力，把两者结合企业的信誉体系的构建才能发挥相应的作用。负责企业的宣传人员要了解客户对公司有怎样的看法，要知道客户是否认为企业具有商业伦理、诚实无欺，它是否爱护环境，且对顾客有求必应，而它的这种行为就赢得了消费者的信誉度。
（二）构建信誉管理机制。
现在企业，大部分是本质技术没有差别，都是企业产品之间的价格、所应用的技术还有性能，所以，广大消费者对于产品的认知度和需求会导致企业产品的弹性度差值的改变。有的企业把计划部署认为是绝对的增值服务，就是企业把信誉构建到企业的治理结构中去，实现长久的战略价值和经济价值，并且把增值服务一增到底，这样的做法对于企业是一个长久性的利益回馈，所以，企业信誉管理制度是否完事，是现在经济体制下企业所必然追求的合理战略部署。
（三）危机发生前要有周详的预案。
企业的信誉风险因素会有很多方面，所以企业负责人和决策管理人员要有忧患意识，负责人和管理人员要提前结合企业自身的经营理念，并且构建一份详细的预警机制，企业内部自身的信誉风险和外在的信誉风险。企业内部信誉是企业发展、生存的关键，因为企业内部信誉直接影响到企业自身的发展基础，。所以，企业要怀有忧患意识，要根据自身的实际经营模式以及经营理念去制定危机前的应对方案。
参考文献：
公司的信誉的重要性篇10
一、保险业声誉的重要性
稍稍有些博弈论常识的人都知道，保险市场最重要的资源不是物质资本，也不是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源，而是声誉。因为单个投保人和保险人的博弈都是有限次的，而次数极其有限的博弈导致投保人不相信保险人能够守信，即可以在发生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后从保险人那里得到相应的赔付，因此，投保人的一般选择是不参加保险。在单独的有限次博弈中，保险人和投保人的彼此欺骗是惟一的“纳什均衡”、“非合作博弈”和“囚徒困境”是保险交易的常态。在这种状态下，保险市场将无法长期存在，保险市场的基本功能和衍生功能也就无从谈起。
为克服囚徒困境，达到合作博弈状态，保证保险的持续性，保险人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将自己与单个投保人的有限次交易转变为与众多投保人的无限次交易，坚守信用的同时还必须要把自己与投保人交易过程中的守信状况以“强势信号”的形式散播出去，使与自己有限次交易的投保人也能够通过新闻媒体或民间传播渠道获得保险人会在交易中守信的信号，以坚定投保人群体购买保险的信心。而这种强势信号就是保险人的信用或者说是整个保险业的声誉。所谓“声誉是保险业的命脉”就在于此。
评价一个国家保险业的发展现状、分析其未来前景；衡量一个国家保险业的功能是否正常发挥、保险固有的消极因素是否得到了有效抑制，最重要的依据不是保险公司的数目、保费总量、监管部门分支机构的多少、人员的配备情况，而首先应该是一个国家保险业的声誉。
二、保险业声誉与保险业的功能
谈到保险的功能和作用，人们一般强调的是保险所带来的正效应，无论基本职能中的经济补偿职能和分散风险的职能、派生职能中的积蓄基金、监督风险职能，还是保险对宏观、微观经济发展的促进和保障作用，都是对保险功能的正面论述，而保险可能给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却普遍被忽略。而在一个低声誉的保险市场上，保险的负面效应，或曰“保险的代价”是恰恰不容忽视的。
在低声誉的保险市场上，面对保险，低风险的人会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拒绝加入或退出保险市场，保险发展的可持续性因此变得非常脆弱。这似乎可以解释为当前占不小比例的普通百姓对保险的冷漠乃至歧视，以及中国保险市场的各项指标，特别是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的部分原因。在这样的市场上，保险应有的正效应得不到充分发挥，保险资源总量对应的总收益偏低，达不到应有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而更严重的问题是，低声誉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效应使得正常的、风险较低的投保人退出市场的同时，吸引着更多非正常的、风险高的投保人的加入，有些投保人甚至投保时就以骗赔为目的，因为在保险人信用状况较差时，同样的保费支出，只有高风险的投保人的期望收益才会大于他支付的保险成本。2002年大连空难中的纵火犯购买多份航意险保单和乘客不足30%的航意险投保率就是低声誉保险市场的显著特征。
保险所固有的负效应在低声誉的保险市场上显得非常突出，比如，保险最主要的负效应之一——诱发道德风险的作用在低声誉的保险市场上就更为严重。投保人因保险的存在而疏于对保险财产的管理，甚至故意破坏保险财产或谋杀被保险人以谋取保险金等保险欺诈行为对国民财富、社会经济和公民的人身安全都构成了威胁——大连空难的根本诱因就是保险欺诈。保险欺诈是世界保险市场普遍存在的现象，在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芬兰和美国，5%-15%的非寿险索赔具有欺诈性质，各国每年都有因为寿险金而谋杀被保险人的事件发生。而研究显示，保险欺诈的程度与保险市场的声誉有很大的负向相关关系。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良好的保险市场声誉抑制了保险欺诈等道德风险的发生，而保险欺诈案件则极大地损害着一个国家保险市场的形象和声誉。张某为谋取保险金而不惜将上百人的生命付之一炬，大连飞机纵火案既开创了世界航空业和保险业最丑恶的先例，也对中国保险业的声誉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在低声誉的保险市场上，保险诱致社会资源的浪费也远多于高声誉的保险市场。比如，因为医疗保险的存在，医疗服务的提供方（医院和医生）可能会诱导被保险人购买更多的卫生服务和药品，而被保险人也会因为保险的存在同意甚至要求医生开出更多的药品，这既造成了有限医疗资源的浪费，也可能对被保险人造成医源性损害。在卫生经济学中，医疗保险对医疗需求的刺激作用以“保险因子”来衡量。而研究显示，医疗保险的保险因子也与保险市场的规范程度与市场声誉呈负向相关关系。低声誉的保险市场可能引致更大的资源浪费。
保险业最令人关注的负面效应是保险本身的问题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各国政府对保险业的监管比对其他产业严格的一个根本动机就在于防止保险业的危机对金融和经济安全造成毁灭性的破坏。而早在1999年，张维迎教授就在留美经济学会“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国际研讨会”上提出了保险业、养老金、基金是影响中国未来金融稳定的三个主要因素。他认为“中国保险业的道德风险主要发生在保险公司，这是保险业的真正危险所在。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保险公司普遍采取短期行为，他们只管眼下多收钱，很少考虑未来的支付；特别是许多公司为了提高所谓的竞争力，竟然提供给业务员高达40%的佣金。在这种过分的激励下，业务员为了拉客户，向投保者传递一些欺骗性的信息，甚至与投保人合谋，骗取赔偿，损害公司的利益。中国的保险业现在处于扩张期，保费收入总是大于理赔支付（人寿保险尤其如此），眼下不大可能出现支付危机。但一旦市场平稳之后，保险公司就可能发生支付危机。当然，这可能是10年以后的事情，但现在就应该注意这个潜在的金融危机的根源。”至今，张维迎此言仍具警示意义。
三、谁为保险业的声誉支付成本
尽管不能武断地把中国的保险市场界定为低声誉市场，但毋庸讳言，中国的保险市场具有低声誉保险市场的一些特征，现罗列如下：
多次社会调查显示公众对保险的认同率较低，保险投诉案件经常见诸报端；
一些保险公司为降低保险赔付率而无故拖延或寻找借口拒绝赔付，视对方情况，当赔者不赔，不当赔者滥赔；
一些保险公司有假数据、假账本、假报表、假保单、假收据等“五假”造假行为，账外账、小金库、截留保费等违法违规行为严重；
一些业务员或人在展业时虚假承诺、言而无信，误导甚至诱骗投保人购买保险，或诱导退掉高预定利率保单；
一些地方的保险公司之间恶性竞争，不惜通过降费率、提高手续费、任意加大返还比率、肆意提高赔款标准、违规支付无赔款优待或提供其他形式的回扣等方式进行掠夺性竞争；
保险公司和人之间关系不顺，业务员的流动性比较大，“孤儿保单”大量存在、“黑名单制度”缺失，对人的行为约束不利；
一些保险公司理赔人员与保险相互勾结，大量骗取赔款，“撕单”、“埋单”、“鸳鸯单”屡见不鲜；
一些保险公司与国有企业的管理者相勾结，将投保作为洗钱渠道，侵吞国有资产；
因垄断行为的存在，保险市场曾被政府部门定义为垄断性市场而受到大力整顿；
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专门进行保险诈骗的黑势力团伙，内外勾结，对正常的保险业务构成极大威胁……
声誉作为保险业最重要的公共资源，在中国的保险市场上已经遭到破坏。“哈定悲剧”仍在上演。
经济学认为，哈定悲剧是由市场失灵造成的，是个体理性导致的集体行动的非理性。对哈定悲剧的防止有两种办法，其一是制度上的，即建立中心化的权力机构，既包括为维护整体利益的公共权力机构（实际上就是在众多的资源使用者以外建立奖惩机制），也包括能够对公共资源行使所有权或处置权的私营机构；其二是道德约束。
道德约束固然重要，但它的建立和改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中心权力机构实际上早已存在，那就是政府，在保险业就是政府设立的保险监督管理部门。
可以说保险业良好的声誉对保险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人、经纪人、公估人、乃至监管部门和整个国家和社会都有好处。保险业声誉的破坏也将为以上各方带来坏处，但坏处的大小对于其中每个具体的机构和个体却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大家为保险业的声誉破坏支付的成本是不同的。
谁为保险业声誉破坏支付最多的成本？按哈定悲剧的逻辑，保险业低声誉的最终责任者可以直接推到保险业的中心权力机构，监督管理部门将最终承担保险业声誉破坏的责任，因为监管部门存在的价值就在于矫正市场失灵（市场经济的法则是：市场能解决的事情交由市场，市场失灵的地方由政府管控）。声誉遭到破坏这样的哈定悲剧是市场本身难以解决的问题，政府承担责任理所应当，政府监管部门意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而在现实生活中，公众对保险业声誉的不满最终的指向对象也不是保险公司，而是保险业的监管部门。众口铄金，主要监督官在其他领域积淀了几十年的美誉也有可能被保险业的低声誉而毁坏；相反，如果保险业声誉能够迅速改善，他们的贡献也将被社会所认可并被铭记于一国保险业发展的史册上。
“守规矩”的保险公司和人是保险业声誉破坏的直接受损者，投保人、被保险人、乃至整个社会都在为保险业的低声誉付出代价，他们的利益需要得到保险业中心权力机构的保护。当然，保险业声誉的直接破坏者，比如不守规矩的保险公司和人，也要支付一定的成本，但短期内他们可能获得了更多的收益。虽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他们也是受害者，然而问题在于他们没有放弃短期利益而争取长期收益的积极性，因为，若干年后他们可能已经不是公司的管理者或者已经改头换面，甚至不做人了，他们的短期行为源自产权制度和人事管理制度上的缺陷。
四、如何维护保险业的声誉
保险业声誉破坏的最大受害者自然应成为维护保险声誉的最主要力量，因此，维护保险业声誉最重要的是有效监管。校正哈定悲剧这样的市场失灵，出发点应是从制度层面激发保险公司和人及其他保险机构建立长期信誉的积极性。
当制度设计能够保证“建立长期信誉”可以给保险公司和人带来的期望收益的现值大于短期利益时，保险公司和人就有了建立长期信誉的积极性。为此，必须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在激励机制方面要深化保险公司的产权制度改革和推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当前主要是在保险业资源重新配置基础上的产权制度改革、股份制改造加上国有公司人事制度和薪酬制度的改革；在约束机制方面，要加大对破坏保险声誉者的惩罚力度，增加其以破坏声誉为代价攫取短期利益的成本。
首先，重新配置保险业资源是中国保险业改革的第一要务。资源重组应从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推进：在保险资源存量上，应退出一定量的国有资本组建政策性的保险公司，借加入wto后财政支农政策和外贸保护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机，把其他领域闲置出来的存量资本整合进政策性保险领域，让政策性保险的功能得到发挥，使农业保险、出口信用保险、房地产抵押贷款保险、存款保险制度的功能发挥出来，展现保险制度全面的社会功能，改变中国保险业只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的整体形象，从而使保险业的声誉得到决定性的扭转。而保险业增量资本的改革是另一个主要内容，以在海内外上市为契机推动商业保险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进国有商业保险公司所有权结构的优化，明晰产权，建立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人事制度和薪酬制度的改革，从而彻底改变政企合一、权责不明的现状，最终使公司的长期利益和管理层与普通员工的长期利益相一致，从而奠定从业者建立长期信誉的制度基础。
其次是建立保险信用等级评价制度。借助社会信用评估力量，利用保险监管信息资料，准确分析投保人、保险人、中介入信用状况并将结果公之于众。根据评估结果和保险机构违规情况，建立保险业三级“黑名单”制度。第一级是保险公司、公司、经纪公司和公估公司的黑名单；第二级是针对保险机构内部的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员工、人、经纪人、公估人的黑名单；第三级是针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黑名单。通过各家保险机构和保险监管部门的信息交换平台，记录并分享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保单信息和信用评价状况。将信用等级低于警戒标准的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列入黑名单。建立保险业信息披露制度，保险监管部门、保险公司、、经纪、公估公司都要通过监管部门指定的渠道向公众披露指定信息，其中包括保险机构、保险中介机构的经营情况、保险资质情况、产品费率和收益情况等关键信息，以促进保险业信用信号的传播。
再次，完善保险监管体系。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保险企业内部监管是保险业监管的三维构架，但目前全国性的行业自律组织建立的时间不长，为数有限的地方性行业自律组织也大多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其维护保险业声誉的重要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因为缺少相关的法律，行业自律组织重要的监管职能多被政府监管所占据（即使是资格考试、发证这样的事务也由政府监管部门组织实施）。同时，保险企业的内部监管也未真正发挥作用，2001年保监会组织的财务大检查暴露出的问题也说明了这一点。监管主体缺位造成了一个怪圈：行业自律和企业内部监管功能没有发挥作用，必然要求政府监管部门“”其相应的职能，而这样的又使行业自律和企业内部监管的作用更加无法发挥。结果是，产品设计、分保安排、企业分支机构设立、高层管理者的选定、内部财务检查等等应该是由保险行业协会和保险企业自己做的事成了政府监管部门穷于应付的重担，而该由政府监管部门做好的事情，比如维护保险业声誉这样的大事却没有人力和精力去做了。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最后，应重视保险业整体声誉的培养。以“酒后驾车险”的开办为例，尽管从责任保险原理上，“酒后驾车险”不存在问题，但这样的险种推出和宣传的时机未必恰当。当前的情况是贫富分化仍在进行中、保险声誉欠佳、公众对保险理解不深、意识不强，这样的险种若仅从字面理解无疑会导致一些社会阶层的反感。政府监管部门的匆忙表态，无疑会将矛盾集中到一点，凸显保险的负面效应。而从保险业的声誉角度考虑，实际上有更好的选择，比如可以借鉴英、美、日、韩等保险市场比较完善国家的经验，由保监会或保险行业协会组织建立“未投保第三者责任保险的机动车辆第三方损害赔偿基金”，在肇事车辆违规未购买第三者责任保险且发生事故后，肇事者不具备经济赔偿能力的情况下，由基金给第三者予以一定的经济补偿。基金来源于对未购买第三者责任险车辆的罚款和从各保险公司车险利润的课赋。两种方式对保险业声誉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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