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空间规划法规体系篇1
关键词 主体功能区规划 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 协调衔接机制
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是理论基础和技术规程比较成熟，在实际工作中已经发挥重要指导作用的空间规划类型。正在进行的主体功能区规划也是为规范国土开发秩序进行的空间规划。就全国而言，对同一空间对象从不同角度开展三类各有侧重的空间规划，必然会在规划内容和工作程序上产生一定的交叉重叠。为此，从目标、任务、重点、实施、管理等方面研究三类规划之间的分工互补关系，探索建立协调衔接、融合共享机制，逐步建立起科学合理的空间规划体系，对于确保三类规划有序、准确、充分地发挥各自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一、现有空间规划及相互关系
(一)城市规划(城乡规划)
城市规划是历史最悠久的空间规划。它以城市空间中的物质形态部分为对象，以一定时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为指导，通过确定城市的性质、规模和发展方向，对城市实体发展格局涉及的道路系统及其他基础设施、建筑物、产业及其他城市功能单元在空间上作出安排，协调安排城市各类功能的空间布局，实现合理利用城市土地，有序推进城市空间开发。因此，城市规划是建设城市和管理城市的基本依据，是确保城市空间资源有效配置和土地利用的前提和基础，是实现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
早期的城市总体规划并不对城市的外部空间以及城市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因此可以看作是以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为主要内容的微观形态规划。1990年4月起实施的《城市规划法》要求“设市城市和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总体规划，应当包括市或者县的行政区域的城镇体系规划”。从此，以解决区域范围内城市间关系为重点的城镇体系规划成为与城市总体规划直接关联的区域性发展规划，而且确立了自身的法律地位。
近年来，由于大量城市以“50年、100年不落后”为理由，片面追求以“宽马路、大广场”为代表的豪华建设，这被认为是造成全国耕地数量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城市总体规划作为政府调控城市发展的重要手段，对于城市空间非理性的过度扩张控制不力，因此受到了很多的批评。在此背景下，从法律层面把城市规划扩展到城乡规划的广义范畴，从源头上努力把城市与其所在的区域纳入到一个统筹发展的框架，逐渐成为各个方面的共识。2008年1月1日，取代原《城市规划法》的《城乡规划法》正式生效，城市规划在由空间领域向经济社会领域扩展延伸的同时，空间范围也由城市内部扩展到区域空间层次。城市规划进入了城乡规划的新时代。
(二)土地利用规划
作为政府依法采取的行政管理行为，土地利用规划的编制实施要晚于城市规划。1986年颁布的《土地管理法》首次提出“各级人民政府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1999年1月以后，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基础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成为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的核心。规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指由国家或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整治和资源环境保护的要求、土地供给能力以及各项建设对土地的需求而编制的总体利用规划。显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主要目的是协调各部门的用地需求，充分、合理地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土地保障。
根据1997年10月原国家土地管理局颁布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审批规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主要任务是：(1)具体落实土地利用总量平衡分解指标的数量与分布(年度计划管理)；(2)土地生产潜力等级和土地质量等级划分及图形编制(规划编制和成果管理)；(3)土地用途管制(规划实施和管理)；(4)土地开发、整治、复垦项目的落实与实施(开发整理项目管理)；(5)土地利用动态变化信息反馈(规划跟踪监测)。
1984年，原国家农业区划委员会颁布了《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技术规程》，其中根据土地的用途、利用方式和覆盖特征等因素，将我国土地分为了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交通用地、水域和未利用土地共类、46小类。1998年，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将我国土地分为三大类，即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土地管理法》规定：“农用地是指直接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农田水利用地、养殖水面等；建设用地是指建造建筑物、构筑物的土地，包括城乡住宅和公共设施用地、工矿用地、交通水利设施用地、旅游用地、军事设施用地等；未利用地是指农用地和建设用地以外的土地。2001年，国土资源部又将土地分类细划为15个二级类和71个三级类。这一分类体系就是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执行的用地类型划分方案。
(三)城乡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关系
城乡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都是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对规划区内各类用地作出相应的空间安排。依照法律规定，其编制主体都是城市人民政府。只是城乡规划注重从满足城市功能的需要出发，合理安排其空间布局方案，是一种以项目为载体的空间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注重从空间地块出发，合理安排其使用方向，是一种以用途管制为主线的空间规划。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对整个城市行政区划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方向作出规定；而城市规划则是在城市建设项目所及的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对各类城市功能在空间上作出合理安排，只有城镇体系规划的范围才扩展及整个城市的行政区划范围。显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市规划的衔接点在于确定城市用地的范围。
尽管现行《城乡规划法》和原有《城市规划法》以及《土地管理法》都规定要与其他规划相衔接，但以《城市规划法》为依据、由城乡建设规划部门负责的城市总体规划已经开展了多轮编制和修订，而以《土地管理法》为依据、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负责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开始进行。同时，按照法律规定，两个规划的审批权限不同，规划控制和引导的着力点也各不相同。因此，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互衔接、协调甚至服从的制度安排，往往只能停留在法律条文的纸面上，在实践中两个规划的脱节，甚至相互抵触的问题，仍是十分突出的。
1、规划关系的法律规定冲突
《城乡规划法》第5条明确规定：“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以及乡规划和村庄规划的编制，应当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衔接。”现行《土地管理法》第22条规定“城市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应当与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相衔接，城市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中建设用地规模不得超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地规模。”现行两部法律都要求城乡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相“衔接”，但都没有明确规定“衔接”的方式，以及争议解决程序。在对空间规划体系缺少整体设计和相应制度安排的情况下，这种“衔接”规定在实践中往往会遇到很多障碍，这也是造成两者产生矛盾冲突的根源所在。
此外，《城乡规划法》第17条规定：“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的规划期限一般为二十年。城市总体规划还应当对城市更长远的发展作出预测性安排。”但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通常都是以5年作为规划期，而且目前基本不做更长期限的展望。要求以20年甚至更长期限的城乡规划依据5年目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显然难以具有现实操作性。
2、规划的空间范围日趋重叠
通过土地利用分区，对五类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土地空间范围作出明确区分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重要内容。其中，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各类城市功能的空间布局则是由城市总体规划完成的。根据：《城乡规划法》，城市总体规划的空间范围应当在规划区内，但由于法律对于规划区的确定采取比较弹性的规定。在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城市在编制和修订城市总体规划时，倾向于尽可能地扩大城市规划区范围，如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规划区就已经扩展到了全市的行政区划范围。这就造成在同一规划区范围内出现了两种基于不同理念编制的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具体用地安排和开发时序等方面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就是很难避免的了。
3、规划理念和编制程序相反
城市总体规划的基本思路是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在明确城市性质、发展目标和规模的前提下，提出城市空间发展方向，并根据城市主要建设标准和定额指标，统筹安排城市功能分区和各项建设用地布局，提出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和河湖、绿地系统的布局方案等。显然，从安排用地的角度看，城市总体规划是按照“以人定地”、“以需定供”地原则自下而上进行的。1999年1月1日起实施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编制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的建设用地总量不得超过上一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控制指标，耕地保有量不得低于上一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控制指标。因此，土地利用规划对于用地供需的安排则是严格按照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地。
规划理念和编制程序相反，使得两个规划在用地安排方面更加容易出现矛盾冲突。
4、审批和实施制度抵触掣肘
我国的城市总体规划实行分级审批制度，从直辖市到建制镇，相应的总体规划审批也由国务院一直到县级人民政府，均拥有规划审批权。
土地利用规划则规定了十分严格的审批制度。新《土地管理法》则将土地管理方式由以往的分级限额审批制度改为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强化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法律地位。通过土地用途管制、基本农田保护和占用耕地补偿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严格控制耕地转为非耕地。对于建设项目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必须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和征用手续。对审批机关的资格也作出了较高的要求。只有国务院和省级人民政府具备能够审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可以由省级人民政府授权的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批准。
能够审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机关(最低到经过授权的设区的市和自治州人民政府)才有权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按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分批次审批农用地的转用。市、县人民政府只能在已批准的农用地转用范围内，审批建设项目用地。征用土地的权限最低只到省级人民政府。
二、现有空间规划发展演化趋势
近年来，随着空间规划越来越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规划的种类不断翻新，但规划自身的法律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规划审批和实施职责不明、各类规划之间关系日趋复杂等问题也日益突出，现有规划的纷纷开始转型。
(一)从综合平衡向保护耕地转型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前文已经分析，实现供需双方的综合平衡是传统土地利用规划的主要目标。近年来，随着我国耕地面积持续下降问题日趋严重，耕地保护形势日益严峻。在中央多次强调加强土地管理，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的背景下，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担当起了从源头上控制耕地面积减少的重任。在加强国家对土地利用的宏观控制和计划管理，同时协调各部门用地需求两大任务并重的同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更多地倾向于保护耕地，呈现出以突出强调耕地保护未主线的鲜明特征。2006年9月国务院第149次常务会议做出暂缓批准《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的决定，要求将2010年保持18亿亩耕地的规划目标持续到2020年，同时对规划期间的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以及建设用地规模作出了更为严格的规定。国土资源部提出要进一步深化对生态退耕、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以及建设用地总量等主要控制指标的研究，加强对土地利用的城乡统筹、土地利用主体功能区的划分以及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机制等问题的研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控制”特征不断得到强化，而协调平衡特征则日渐弱化。
(二)从单体发展向区域协调转型的城市规划
突出强化城镇体系规划的地位，使其成为城乡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总体规划提供依据，是《城乡规划法》的一大突破，也表明城市规划的区域化是城乡规划有别于传统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特点。按照原有《城市规划法》的规定，城镇体系规划是总体规划的组成部分，没有自身独立的法律地位。《城乡规划法》将城镇体系规划从总体规划中独立出来，与城市规划、镇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并列，共同构成城乡规划体系。并要求全国城镇体系规划要用于指导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第12条)。
传统意义上的城市总体规划只是将各类城市功能与相应的用地范围一一落实，形成布局方案。这种着眼于城市内部的规划，因为缺少对区域整体的把握，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就城市论城市、缺少城乡统筹和区域统筹视角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以区域范围内各级各类城镇关系研究为重点的城镇体系规划应运而生。近年来，规划界借鉴国外经验，引进了区域研究为基础、以空间关系为重点制定城市发展重大战略的概念性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的区域性特征更加突出。因此，从城市单体的总体规划转型为更加重视从区域角度研究解决城市发展问题的城乡规划，既是城市发展实践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从生产力布局向空间管制转型的区域规划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曾经借鉴国外经验，开展了国土规划工作。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工作没能持续下去。但以国土规划为蓝本的各类区域规划，在缺少明确法律地位的情况下，因其能够为各级政府指导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践提供依据，呈现出繁荣发展势
头。
早期的国土规划由各级计划部门负责，着重对行政区划范围内的生产力布局、重大基础设施和国土整治项目作出长期安排，与建设部门负责的城镇体系规划各有侧重。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加强，政府通过计划手段在产业发展领域的功能弱化。与此同时，由于竞争引发区域间的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等问题日益突出，通过规划对相邻行政区之间的基础设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作出统筹安排，以此促进协调区域关系成为建设与发展实践的需要。
在此背景下，以行政区或跨行政区的特定区域区域为对象的发展规划沿着不同的路径演变。一是城镇体系规划更加关注跨行政区、处于快速成长阶段、具有区域发展龙头功能的城市密集地区，出现了不同空间尺度的城市群或都市圈发展规划，如国家层面的珠三角城市群规划，地方层面的山东半岛城市群规划、武汉都市圈规划等；二是对于全国或地方发展具有关键意义的区域受到各级发改部门的重视，如长三角和京津冀区域规划、辽宁沿海地区、广西环北部湾区域等；三是以具备特定地理特征或特殊功能的类型区域，如三峡库区、南水北调丹江口库区等，也成为一种新的区域规划类型。这三类规划均源自国土规划或城镇体系，虽然内容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基本一致，但由于法律地位不明确，在规划完成后的审批以及监督实施等方面没有统一的一定之规，实施效果往往取决于政府的行政意志。
2005年10月，为指导正在进行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的编制工作，国务院了《关于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33号)，提出要建立国家、省(区、市)和市县三级，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三类的规划管理体系。规定区域规划是以跨行政区的特定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对象编制的规划，是总体规划在特定区域的细化和落实。跨省(区、市)的区域规划是编制区域内省(区、市)级总体规划、专项规划的依据。跨省(区、市)的区域规划由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组织国务院有关部门编制，省内区域的规划由省(区、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编制。
三、主体功能区规划与现有空间规划的关系
在近年来日趋激烈的竞争中，许多城市和地区为了加快发展，不惜过度开发资源、超前建设基础设施、以破坏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为代价招商引资，损害自身持续发展能力，造成城市与区域功能定位不准、发展方向冲突、开发秩序混乱、开发强度随意的局面，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为此，“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就是希望起到从源头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重塑区域开发新格局的作用。在已经有多种类型的空间规划，而且相互关系没有完全清晰到位的情况下，首先需要明确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定性与定位，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科学有序的空间规划体系。
(一)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定性与定位
制定主体功能区规划的主要意图是希望对明确各个区域的开发方向、控制开发强度、规范开发秩序，完善开发政策，形成可持续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是区域间客观的基础性差异，也是确定区域主体功能的基本依据，在此基础上，根据全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空间利用和城镇化发展格局等因素，统筹考虑各个区域在全国总体发展格局中的任务，对各区域的主体功能作出合理的强制性安排，形成了主体功能区规划。
从规划内容看，确定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种主体功能类型，是以约束开发冲动为主旨，以开发强度为单一坐标对各个区域作出的层次性类型划分。由于主体功能以开发强度等级为标志，不涉及具体的开发方向要求，不同层级规划之间必然产生重叠关系，同一类型(实际上是同样开发强度等级)的主体功能区必然会包含其他类型(开发强度等级)的功能区。也就是说，在部级的优化开发区中，可能会出现省级的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甚至禁止开发区。因此，这种主体功能的确定，只是宏观的、原则性的开发强度要求，而且只是阶段性的识别结果。针对四种类型(实际上是四个层次)编制的主体功能区规划更大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以区划为基础的空间管治目标方案。
如果上述定性成立的话，主体功能区规划不是整合现存各类空间规划形成的一个新规划，而是在现有各类空间规划之外，能够为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以及环境保护、交通等各类专项规划提供基本依据的空间规划。显然，主体功能区规划只有与现有各类空间规划建立起合作而不是替代的关系，成为具有长期性、战略性和基础性特征的框架性规划纲要，才能够满足为其他规划提供基本依据的要求。在提出各种主体功能类型区划方案和相应的政策措施之后，其空间管治目标的实现可以通过各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得到具体落实。
(二)主体功能区规划与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的关系
现行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在本质上都是对目标地块的使用性质提出意见。但切人的角度不同，土地利用规划是从地块出发，确定各不相同的使用功能实现规划意图；城市规划则从城市功能出发，为各类城市功能确定恰当的空间区位实现规划意图。两个规划的切入点不同，规划过程中需要研究考虑的因素条件也各不相同。如果将主体功能区定位于一种新的空间规划类型，则需要在目标、任务、重点、实施和管理等方面明确主体功能区规划与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之间的关系，并建立相应的协调衔接机制。
1、目标、任务与重点
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目标是建立起以开发强度等级差别控制的空间开发管制方案，以此作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促进形成有序有度、整体协调的空间开发格局。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按照确定的土地利用类型，通过对各类用地的统筹安排，协调各部门的用地需求，力求充分、合理地利用有限土地资源，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土地保障，使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管制方案在空间上得到具体体现。城乡规划则以在空间上协调各类城乡建设活动布局为目标，以土地为核心开展空间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安排，规范城乡各项建设活动，保障社会发展整体利益，促进可持续发展。显然，三种规划目标的共同点都是在不同层面上对目标区域的土地利用格局作出统筹安排。不同点在于主体功能区规划不是为每一地块确定具体的用地开发方向，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必须为具体的地块确定用地性质，即开发使用方向，以此作为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基础。因此城乡规划的目标更加明确具体。
主体功能区规划的主要任务是明确四类主体功能区的数量、位置、范围、定位、发展方向、开发管制原则以及相应的政策措施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主要任务应当包括具体落实土地利用总量平衡分解指标的数量与年度计划，土地生产潜力等级和土地质量等级划分、通过规划实施和管理实现土地用途
管制以及土地开发、整治、复垦项目的落实与实施等。城市规划的主要任务则是确定规划期内的发展目标、行政区域内居民点与基础设施的发展布局；用地布局和建设用地规模、空间发展方向、关系安全的重要设施的建设布局、交通与绿地建设布局、防灾减灾措施、生态环境保护措施、自然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措施、近期建设安排等。
2、规划的实施与管理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以《土地管理法》为依据，按照行政区划单元由各级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的。同时，《土地管理法》还对于不同级别行政区域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定了完整的分级审批程序。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实施，主要通过制定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并将其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制度、土地调查制度和土地统计制度加以落实。
城市总体规划是以《城乡规划法》为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和县城镇总体规划分别由城市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编制，全国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城镇体系规划分别由国务院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城市规划的实施，主要通过《城乡规划法》确定的城市规划许可制度加以落实，具体地，就是依据经批准的城市规划，对城市土地利用和建设活动核发“一书两证”，即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3、规划的协调衔接和融合共享机制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对目标地块的使用性质提出意见。两者的不同在于规划对象的土地利用性质不同，因此规划过程中需要研究考虑的因素条件也各不相同。从主体功能区规划经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到城乡规划，形成一个从宏观到微观，从长期到近期的系列，并依次形成指导关系。
主体功能区规划是宏观层面上的框架性规划，自身并不具备落实空间管制方案的手段。因此，针对区域开发强度等级确定的主体功能类型，需要通过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等空间逐一落实。但这要求主体功能区规划应当对每一类型的主体功能区中，各类开发建设活动提出尽可能具体的指导意见。如需要明确在限制开发区中的城市建设，在绝对规模、定额标准、用地比例等方面，是否与优化和重点开发区中的城市有所不同，以及如何体现这种差异等。只有这样，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开发强度等级目标才可能得到落实。
国发[2005]33号文件将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确定为三级三类的规划管理体系。按行政层级分为部级规划、省(区、市)级规划、市县级规划；按对象和功能类别分为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不同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因此不能直接进入三级三类体系中。为此，需要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体系之外，建立起我国的空间规划体系。
国土空间规划法规体系篇2
关于成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研究和编制工作专班的通知
XX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各股、科室：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实施意见》（冀发〔2019〕30号），为更快、更好的开展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完成区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编制，有序推进全市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研究和编制工作，特申请成立工作专班，有关设想如下：
一、成立专班的必要性。为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8号）上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促进国土空间合理利用。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及“五位一体”“四个全面”的布局要求，在2020年要基本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逐步建立“多规合一”的规划编制审批体系，实施监督体系、法规政策体系和技术标准体系；基本完成市县以上各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初步形成全国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一张图”系统。在2019年10月14日XXX市XX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相关会议上，XXX提出组建专班的会议要求，现决定拟组建XXX市XX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空间规划研究和编制工作专班。
二、专班职责和组成人员说明。XXX市XX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空间规划研究和编制工作专班的主要职则是细化落实市级国土空间规划，对区级城镇开发边界内进行详细规划编制，对下属城镇开发边界外的乡镇、管区组织编制实用性村庄规划并进行审查，并报上级政府进行审批。
XXX市XX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土空间规划研究和
编制工作专班构成如下：
（一）领导小组
组 长：XXX
副组长：XXX
成 员：XXX
XXX
XXX
XXX
XXX
（二）研编办
主 任：XXX、XXX、XXX、XXX、XXX
成 员：土地开发利用与用途管制股全体、耕地保护与监察股全体、国土空间规划股全体、城乡规划管理股全体、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全体、执法监察大队全体。
三、运行保障措施
按照集中办公要求，需做好以下三方面保障工作：
一是办公经费。按照人员配置，建议在本局预算经费中单列部分经费，用于设备购置和日常开支。
二是办公设施。因国土空间规划研究和编制工作涉及全局
各科室，面广量大，为方便工作需要，需配置电脑、打印机等办公设备在局内部调剂或集中采购。
三是办公场所。通过局内办公场所调整，安排专班的工作场所。
妥否，请批示！
国土空间规划法规体系篇3
关键词：国土规划；空间经济；分析
想要对国土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规划设计就必须以全国国土规划为主体结构制定出一套完善的经济发展策略，加强对国内市场一体化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使其充分满足全国国土规划的发展需要，为全国国土规划设计提供更多准确、真实的市场信息资料，促使全国国土规划工作的顺利发展，真正发挥自身的重要作用与有效价值。尤其是在当前经济体制从飞速发展的时代下，更应该高度重视全国国土规划工作，从而促进我国各区域内经济的协调统一发展。以下，就对全国国土规划与空间经济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分析，重点分析了全国国土规划的重要性，并得出一些自身的看法。
1全国国土规划的重要意义
就当前的经济建设发展现状来看，国内市场将会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中最强劲的推动力。相关人员通过结合我国当前国预估出，直到2020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国内市场对于工业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与意义，势必会形成一个完整性的经济聚集区。如今，我国已经真正意识到这一问题重要性，并逐渐由以往传统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向着空间结构形式而转型，经济聚集区在社会主义市场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并对我国城市的分布格局进行统一的规划管理，以此来促进国家、城市、地区经济的繁荣发展。
2全国国土规划的目标
2.1空间效率与空间公平
可以说，在全国国土规划工作中，规划人员应当将公平与效率这一理念作为主要的发展目标，这也是我国长期经济体制发展过程中一直强调的重点内容。尤其是当前十报告中也明确提出，想要更好的对全国国土空间进行更好的规划，就必须切实考虑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只要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真正实现全国国土的规划目的。
2.2空间一体化
所谓的空间一体化主要是一种市场一体化的重要表现，其具有很强的随意性，并内有对的国土空间中的市场内部进行明确的定义，市场中所有的商品都可以自由流通。这就从很大的程度上，对市场内的各种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配置。与此同时，如果市场经济一体化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与进步。那么，市场对于资源配置所发挥的影响作用也就越来越重要，这样不仅能够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最大化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还可以有效增强自身的竞争嫩管理，从而不断扩大经济建设规模。目前，在我国一些发达城市中，已经广泛利用这种空间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并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不仅有效的带动了区域内经济的快速发展，还大大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费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若是没有空间一体化，就很难真正实现全国国土规划中效率与公平的任务目标。
3全国国土规划目标的实现途径
本部分提出实现全国国土规划效率、公平和一体化三个目标的途径，其中邻近市场能够实现空间效率，邻近人口能够实现空间公平，联系全国能够实现空间一体化。
3.1邻近全国市场是实现空间效率的途径
某个新经济地理研究学者曾经提出，邻近的全国市场对于经济的迅速发展有着关键性的影响。并通过进一步的调查分析后得出。当邻市场的占有比例越大，将会有效加快企业各项生产活动的运行效率。与此同时，邻近市场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就可以节省一笔不小的交通费用，从而保证企业创造最大化的经济利润。并且，当邻近市场越来越密集，各种经济活动也会变的越来越频繁，从而促进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3.2邻近人口是实现空间公平的途径
通常情况下，当临近全国人口越多时，对于经济的稳定增长就越有利。而若是邻近群国人口较少时，经济建设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会对人口数量进行一定的限制，这就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将会产生较大的差异，很难实现空间公平的发展目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邻近人口对于实现社会公平有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与影响。
3.3联系全国是实现空间一体化的途径
发达的交通网络是全国经济一体化的基础。将要素流动成本的最小化作为最佳区域发展的判别标准，利用点一轴系统理论论证了我国“t”字型（东部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空间发展战略。
4空间经济分析方法
空间经济分析旨在利用各种空间统计方法确定经济体在国土空间上的精细结构特征和状态特征、时空演化规律、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与国土空间的相互影响。这里结构特征包括中心性、密集性、状态特征包括经济体的空间聚集性、空间均衡性等，对它们的描述需要使用各种不同的计量指标。空间经济分析是国土规划的重要分析工具。全国国土规划纲要编制技术路线方案要求“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区域发展总体战略，通过国土空间经济分析，选择合理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这是国土空间开发战略选择的主要目的。
下面简要介绍几种空间经济分析方法，它们分别是球面空间统计、网络邻近性分析、网络空间统计、网络聚类分析和空间差异识别。这些方法能够确定经济体在网络空间（通过交通网相连）和球面空间上的各种整体特征和状态。经济体在网络空间中被作为由若干城市及其之间最短路径构成的城市经济网络，经济体在球面空间中被作为由若干城市及其之间大圆弧距离构成的城市经济体系。①球面空间统计用来确定城市经济体系的中位（城市）和展布范围。②网络邻近性分析用来确定城市经济网络的中位和展布范围，其中中位是到城市经济网络所有节点城市加权距离最小的节点（城市），展布范围由每个城市到所有其它城市的加权距离确定。③网络空间统计用来确定城市经济网络的轴线，其中轴线上的城市到城市经济网络所有其它节点城市加权距离最小。④网络聚类分析用来确定城市经济网络中具有相同展布范围的经济聚集区。
结束语
综上所述，可以得知，国土空间是市场的载体，是最宝贵的公共资源。全国市场一体化要求要素在国土空间上自由流动，贸易在国土空间上自由进行，这样国内市场才能发挥规模经济作用，才能更好地促进全国经济高效和公平的发展。参考文献
[1].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深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J].求是，2012，2.
国土空间规划法规体系篇4
关键词：土地规划修编探讨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和部门间合理分配的有效方式，是落实土地管理法的重要手段。随着土地管理作为国家宏观调控手段运用的不断深入，不可避免地对作为土地管理依据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提出更高要求，正值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之际，对规划修编方法进行探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发展历程
第一轮覆盖全国范围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工作于1987年开始展开，到1992年前后在全国普遍推开，规划的目标年为2000年。该轮规划主要思路是借鉴农业区划成果、国土规划成果和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土地利用规划指南》，以控制建设用地总规模，协调各部门用地需求为重点，提出实现“一保吃饭，二保建设”的规划目标。
第二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在1997年全国宏观经济调控和严格保护耕地的环境和政策背景下，结合中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和修订《土地管理法》的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第二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修编工作（即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该轮规划基期年为1997年，规划目标年为2010年，并远景展望至2030年。其重要特点是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路线和规程及规划控制指标体系，建立了乡、县、市、省和国家的五级土地利用规划体系和管理方法，为保护耕地尤其是强化对基本农田的保护，节约利用土地资源，合理控制建设用地规模特别是规划建设占用耕地数量，兼顾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的统一，保障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二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与实施，加强了对耕地尤其是基本农田的保护，保障了经济建设合理的用地需求，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优化了生产力布局，提升了经济发展的质量，改善了生态环境建设，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但是由于社会经济、技术和政策制度因素的影响导致规划适用性不足，规划管理的风险与难度加大，由于在规划理念上过分强调对农用地，特别是耕地的保护，对保障国民经济发展必须的建设用地强调不够，对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和需求研究不多，对社会的变化和需求考虑的不多，没有将土地利用规划作为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协调社会关系，贯彻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基本手段。土地利用规划理论体系，没有从宏观（哲学层次、科学层次）到微观（技术层次）的系统理论，而是诸多理论混杂，让人无所适从，规划编制研究和学科建设严重落后于规划实践，已明显制约了规划工作的发展。
二、新的规划理念和理论
在新的形势下，面对参与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新要求，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应当有新的规划理念、规划理论、规划方法，才能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1.新的规划理念：理性发展
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该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在确定规划指导思想、原则、规划目标、建设用地指标分配时，妥善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等方面的关系，在规划修编的操作过程中树立全局观念、弹性观念和动态观念。在确定规划的目标时，必须紧紧围绕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发展这一中心议题，由经济发展的单目标模式向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多目标模式转变，保证土地资源永续利用，真正实现经济发展目标、社会进步目标和生态环境改善目标的高度协调统一。
2．新的规划理论:空间规划、可持续发展
为适应新形势和新的规划指导思想的需要，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应大胆借鉴和吸收相邻学科如城市规划、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环境科学、系统科学等的相关理论。
（1）空间规划理论
土地利用规划，是综合协调资源供需矛盾，统筹土地利用结构、布局和区域协调发展的中长期空间规划。空间规划最基本的特征是地域性。上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采用的基本模式为“用地指标调控与规划分区相结合”，其着重强调的是规划对用地数量的指标要求，而缺乏空间布局约束，在规划的分区方案中，对分区内部土地利用的要求过于笼统，不能承担起有效的控制分区内部用地的功能。
因此，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应借鉴西方空间规划的理论如：“田园城市”理论、“绿化带”制度、中心地域理论、“开发轴系统”理论等，根据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按照资源禀赋和区位比较优势，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空间规划和各专项规划，并制定相应的土地利用和供应政策，进而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有效地整合资源，优化空间布局，促进区域经济的分工协作和协调发展。规划修编要由上轮主要分配建设用地指标、定建设用地规模与速度向控制环境容量、开发时序、控制建设标准转变。本轮的土地利用规划应该是在协调和平衡经济发展、公众利益、环境以及规划部门等各方利益的前提下的空间规划，应当着重注意农用地，特别是基本农田，各类建设用地，生态环境保护用地的空间安排和布局，确定其开发利用时序，并通过较大比例尺的地图如用1：1万确定城镇合理发展边界，引导地方政府提高城区建筑密度，实现现有城区土地利用效率的最大化，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和基本农田，从而解决城镇无序扩张、优质农地严重流失等问题。
（2）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是指一种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满足其未来需求能力的发展。其中最本质的问题是不损及我们所依赖的资源与环境。而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宝贵资源,在正确的管理下,可以不断更新和利用。反之,它会退化、耗竭。故对土地的开发利用,要限制在土地人口承载力的限度内,同时采用人工生态措施(包括邻域或更大的区域),确保土地持续利用。
目前，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与土地利用规划有机结合研究的国际趋向表现为应用生态经济学观点研究土地利用规划，使经济生态化，生态经济化，协调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与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与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在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条件下促进土地利用的合理化。
土地是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础和资源，同时也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土地利用规划的目标无非是建设发达的经济、健康的环境和高质量的生活，因此强调人与环境“和谐相处”、“不可再生资源永续利用”的可持续发展也就应当成为当前我国土地利用规划的主题。在制定土地利用规划过程中把土地可持续利用的思想和理念贯彻进去，实现土地生产力的持续增长和稳定性，保证土地资源潜力和防止土地退化，并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即达到生态合理性、经济有效性和社会可接受性。
三、新的规划方法
要做好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除了要用新的规划理念、规划理论外，应当按照规划修编的要求，尝试采用一些新的规划方法。
1.评价方法
规划实施评价：按照国土资源部的要求，在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前，各地必须对上轮规划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做出是否进行规划修编的结论性的意见。从目前开展的情况来看，效果并不理想，原因是国土资源部并没有给出一个较为详细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各地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表格、数据五花八门，无法进行汇总和统计。因此，有必要统一和规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评价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
环境影响评价：按照我国去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的要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也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但如何进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目前还缺乏具体的规程和办法，还需要进行统一和规范。
2．系统工程方法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着眼于调控宏观经济运行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高层次、综合性的规划。土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物质载体，是国家最主要、可调控的资源，这一特点决定了土地利用规划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发挥作用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的过程是多目标的统筹协调过程。因此，在规划过程中采用以数学模型为主要手段的系统优化方法就成为必然。可以运用不同的规划方法来解决，按这样的思路，规划的适用性会大大提高，规划对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一定会有很好的保障作用和促进作用。
3.应用地理信息（3S）技术
本轮规划修编要在地籍数据库的基础上建立土地利用规划数据库和土地利用规划管理信息系统，作为修订规划成果的主要载体，使规划修编与规划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同步进行，提高规划管理水平，从而提升整体规划的技术水平。
这两个数据库和规划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应当以地理信息技术为基础，重点普及遥感技术、GiS技术、GpS技术等现代化手段,使土地规划从野外调查、资料搜集、信息处理、计算模拟、规划成图到监督实施全过程实现信息化。同时,基于土地规划中需要解决的许多问题如资源优化配置、地区经济社会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等，因此,要特别重视将决策支持系统技术引入土地规划,通过人-机交互系统,为决策者对半结构化问题进行有效决策支持,提高决策的透明度与决策的科学性。
4．公众参与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作为国家的宏观规划,其编制应该是各级人民政府的事情,而不是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部门规划,因此,规划的编制应由政府主导,各有关部门、有关专家和相关社会群体共同参与，规划的主体要由以政府各职能部门和规划管理部门为主向以政府规划部门和社会重要研究机构为主转变。公众参与不仅是像上轮规划一样为了提供信息资料，而是要参与规划目标、指标的分配和确定，规划方案的拟定、协商和协调。
四、还需要把握的几点
1．必须寻找一个能够满足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理功能的地理信息系统平台；
2．土地利用规划体系中的各级规划必须在同一个平台上联网运行；
3．可以与土地管理其他业务工作数据成果顺利接口；
国土空间规划法规体系篇5
内容提要:我国以城乡规划法为代表的法律中存在大量土地使用限制的法律规范。本文以土地使用的权利与规划权力关系为视角，对于德国城市规划法进行体系性解读，为我国提供制度的借鉴和研究的框架。本文揭示了德国基本法赋予立法者确定所有权内容和限制的权限，基于土地所有权的特殊社会义务，构建了关于土地建设性使用的建设法体系；考察了城市规划法的内外部结构及其基本制度，指出空间规划法、建筑秩序法和以《建设法典》为核心的城市规划法构成了公法建筑法。城市规划法的核心制度是市镇制定的建设管理规划，可分为土地利用规划和管建规划。其中营建规划作为建筑许可审查的依据约束着土地的私人使用。市镇在特定的条件下能够根据其对土地所有权人颁布城市建设性命令。实现营建规划能够成为征收的合法目的。私人通过建设管理规划制定过程中的双层次的参与程序或针对规划合法性提出规范审查或附带审查来控制规划权。针对土地使用的规划限制，土地的权利人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要求给予规划补偿。
引言
随着我国土地利用制度的改革，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等权利逐步建立。对于私主体而言，土地及房屋上的权利是其财产权利的重要形式；对政府而言，在现有的财税制度之下，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收人来源。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围绕着土地及土地上的房屋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成为众多利益博弈的领域，备受社会关注。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为了公共利益，可以征收土地和房屋。然而，我国即使在对土地和房屋保有使用权或者所有权期间，绝对占有的权利和绝对所有权也都是不存在的，因为对于土地和附着其上的房屋使用的限制散见在我国许多法律之中：比如《城乡规划法》设立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制度限制城乡的私人建设行为，使得建设活动需要遵守控制性详细规划、乡规划、村庄规划等城乡规划所建立起来的公共秩序；[1]《物权法》第89条规定建造建筑物，不得违反国家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妨碍相邻建筑物的通风、采光和日照，可见国家工程建设标准也是对于建设行为的限制之一；根据《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的规定不得在建筑活动中使用列入禁止使用目录的技术、工艺、材料和设备，否则将无法获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和竣工验收，由此对于建设行为方式和建筑材料都有着法律上的限制。[2]以上仅是我国法律关于土地使用的公共限制的一小部分，相比起征收引发的物权的丧失，法律对于土地使用权利的大量限制更为广泛地影响着日常的私人土地利用活动。就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来看土地所有和使用的权利已不再是绝对的权利，而是在私法的限度之外，有着大量的公法规定。
相较于私法上物权的研究，我国对于土地使用中的公共限制的研究相对较少，有待深入。[3]随着土地和附着其上的房产的财产权利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如何梳理和研究散见在各法律条文中的庞杂的法律规范，形成框架和体系，将成为今后相关法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然而在纷繁的土地使用的法律限制中，城市规划是其中重要的类型，并已有了制度的框架和实践，[4]因而城市规划是研究和认识土地使用公共限制的重要领域和极好样本。
我国现行城乡规划法的核心—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方法最早起源于德国，[5]德国也已形成了以《建设法典》为核心的城市规划法律体系，是当今城市规划法制体系最成熟，研究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规划学界对于德国城市规划法的研究起步较早，[6]其关注点在于德国城市规划法制度的历史发展过程、城市规划法的框架、内容以及与中德两国现行城市规划法差异的比较。[7]这些研究介绍有助于了解德国城市规划法制度的概貌，但是缺乏法学所注重的“权利一义务”研究框架，并且尚无法认识城市规划法在整个德国法律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以及与其他制度之间的关系。相较于规划学界，法学界对于德国城市规划法的研究相对较晚。《城市规划行政法》一书作为对于城市规划法的专题研究，其中有关德国城市规划法律的介绍在已有研究中是比较全面具体的，[8]但是体系性略显不足。在关于行政规划和城市规划的法学研究中，有部分论及德国城市规划法的具体问题，如德国城市规划的法律性质问题，公众参与程序问题以及规划程序问题。[9]已有研究将德国作为城市规划法比较研究的典型国家，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但未从土地使用权利与规划的公共限制间关系的角度对于德国城市规划法做全景式的法学研究。
因此，笔者试图以土地使用的权利与规划权力关系为视角，对于德国城市规划法进行了体系性地解读。一方面，这对于我国城市规划法制建构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另一方面，由于一般将城市规划法归入行政法的范畴，我国的行政法学受到德国的影响很深，而本文采用了德国城市规划法学研究的一般体系和研究角度，这对于我国城市规划法研究体系的建立可能也将有所助益。
本文首先将从土地使用公共限制的合法性为切入点，特别揭示所有权与城市规划法之间的关系，之后讨论在土地使用的公法限制的体系中城市规划法的定位以及城市规划法与其他公法限制之间的关系，接着考察城市规划法内部的结构和内容，最后着重从权力—权利的角度探讨制定和实施城市规划的权力与受到限制的土地使用上的权利间的制约机制。本文将从体系性的角度和权力与权利关系的框架下认识和解读德国城市规划法的基本架构。
一、土地使用规划限制的宪法依据
（一）宪法中所有权的性质—基本权利与法律制度
《联邦德国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第14条第1款规定：“财产权和继承权受到保障。内容和限制由法律予以规定。”德国学者对于该条文的主流解释认为，宪法上的所有权“不同于其他的基本法中的基本权利，其他这些基本权利被认为一方面是先于法律存在基本权利的内容架构，另一方面授权进行例外性限制的法律保留；相对而言，如果没有立法者的活动，所有权是无法想象的：其是在法律框架之下的所有权，谁能够在什么形式下，在什么条件下，在什么边界之内，以什么样的物为载体，这些都是由法律规范所确定的。”[10]
这也就是说，《基本法》第14条第1款的规定蕴含了所有权两方面的特质：“一方面宪法在该款的第一句中直接地将所有权作为基本权利也就是主观权利，进行保护；另一方面随后即在第二句中将所有权的内容和限制的确定分配给了立法者。这意味着所有权既不是一个能先行察觉的、脱离于法律已经成立的自由，而是其能被法律事后确定和限制的；同时所有权也不是仅由普通法律设置的法律地位。第一个想法低估了财产自由对于法律秩序的依靠，并且误解了宪法给予立法者的立法委托。后者轻视了宪法的自身的作用，并且排除了普通的所有权规定是否符合基本权利的审查。”[11]
根据上述对于《基本法》第14条第1款的理解，宪法上的所有权同时有以下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由宪法所保护的（私人所有权的）自由可能；二是立法者在所有权内容上的塑造的自由。[12]也就是说宪法确定的是既作为基本权利又作为法律制度的所有权。[13]
这也就是说，立法者通过制定法律设定了所有权的具体内容和限制，使作为基本权利的所有权的内容得以完整。传统的自然法理论认为，私人财产权是自然权利、先于国家的绝对权利，而基本法的规定和解释却明确了宪法所有权的基本权利和法律制度的双重性质，表明了所有权概念对于法律的高度依赖，只有依据法律的具体规定，才能清楚确定所有权的具体内容；所有权不是自然权利，天赋的权利，不存在脱离了实定法律制度的所有权。
（二）所有权在土地领域中的特别社会义务—不可再生和不可或缺性之下的公共利益
虽然《基本法》第14条第1款的规定表明了立法者有权制定法律，设立所有权的内容和限制，但是立法者在塑造所有权时也并不完全自由，其受到宪法总体上的限制，也就是要求立法在形式和实质上都不违反宪法。这些限制在法定原则上体现为比例原则、平等原则、信赖保护等。[14]
当然，立法者还受到了来自于《基本法》第14条第2款、第3款的限制，尤其是其中该条第2款中规定的所有权的社会义务，也就是所有权的行使应该同时要服务于公共利益。因此当立法者规定所有权的内容时，需要考虑公共利益。现在所有权塑造中，立法者不仅有权也是义务注意到所有权的社会义务。[15]
正如联邦曾强调的，土地所有权有着特殊的社会限制，“不可再生和不可或缺的土地不允许听任于个人的自由意志和自由力量的竞争”，“公共利益相较于在其他的财产权上应该更强程度地适用”。[16]也就是说，由于土地的有限性和对于每个个人生存的不可或缺性，土地的使用不仅对于所有权人存在意义，同时其中还包含着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比如在德国多数人依赖于租赁他人所有的房屋作为自己住宅，这就要求通过社会福利性的租赁法给住宅所有权人设置义务。[17]对于租赁房屋作为住宅的租赁人的权利，立法需要作出区别于一般的租赁的特殊考虑，这种考虑明显注意了其中社会福利的性质。为此立法设置了这类房屋的所有权人的特别义务，这些可能对于别的租赁法律关系来说是不需要的或者说是不正当的。因为此时所有权的社会义务要大于一般租赁关系中的社会义务。由此不难看出，社会义务在土地所有权的塑造中有着相比其他所有权的立法而言更加重要的意义。
立法者在设定土地所有权的内容和限制时，相比起其他所有权立法更需要考虑所有权人在该物使用上的可能性以及社会需要，在比例原则的帮助下达到一个平衡。当然，并不是每个公共利益都能使针对土地和房屋权利的限制合法化，是公共利益在宪法上的重要性决定国家塑造（所有权）职权的范围。[18]
（三）土地所有权的内容和限制之一—城市规划法
宪法中所有权的规定决定了不存在任意使用土地的自由，也就不存在任意建设的自由。由于不存在任意的“建设自由”(baufreiheit)，人们只能在法律的框架下在土地上进行建设活动。同时，基于土地特殊的社会义务的宪法认识，土地所有权的内容和限制在法律规定上表现出特殊性并且复杂于一般的所有权规定。因此，土地所有权成为立法者最重要的日常工作领域。[19]由此形成了体系庞大的有关土地建设的法律制度，在德国统称为“建设法”(baurecht)，其是重要的法律部门，描述着土地所有权的内容和限制的边界。
在公法私法两分的视野下，建设法被归为公法建设法（offentilichesbaurecht）和私法建设法(privatesbaurecht)。私法建设法是处理私法主体之间的土地建设使用中的问题，确定在什么样的范围内一块土地允许在不利于私的第三方之下被建设性使用。[20]例如关于土地所有权和相邻权的《民法典》的规定（《民法典》第903条及以下）属于私法建设法；侵权法（《民法典》第823条及以下）也有建设法上的意义；此外基于《民法典实施法》第124条所颁布的联邦州的相邻权法，包括了关于建筑物的边界间距、窗户采光权、日照权、邻里围墙和界墙的规定，这些规范通常也被归入私法建设法。[21]
公法建设法则是指在公共利益之下的土地的建设和其他使用应服从的规范和限制。其是指在建设性设施的建设、符合规定的使用、拆除和改建中关系到土地的建设性使用的允许、边界、秩序和促进的相关法律规范的总和。[22]城市规划法则是典型的公法建设法的体系的一部分，是立法者试图根据土地之间的位置关系，平衡土地之上的使用权利和其承载的特殊的社会义务的结果。
二、城市规划法的内外部体系
（一）城市规划法的内部体系—法律渊源及内容
城市规划法（stadtplanungsrecht）在德国通常被称为“建设规划法”(bauplanungsrecht)、“城市建设法”(stadtebaurecht)，主要是关于土地使用的地方性规划的规范。[23]城市规划法设定了城市规划，而通过规划明确了土地使用中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从而规范了地块的建设性使用和其他使用的准备和引导。[24]其是根据城市建设的视角针对市镇内的空间形态和空间利用的法律规范。[25]
城市规划法主要的联邦法的法律渊源是《建设法典》(baugesetzbuch)。《建设法典》既规范了作为过程的城市规划，也规范了作为结果的城市规划。[26]具体而言在其第一章“一般建设法”中规定了市镇（gemeinde）制定建设指导规划（bauleitplan）时的程序性和内容性要求，建设指导规划又分为两个层次，即土地利用规划（flflchennutzungsplan）和营建规划（bebauungsplan）[27]。之后建设法的规定围绕着根据建设指导规划一块土地是否是可建设的，并根据城市规划的观点应如何建设，比如确定使用性质、楼层数等问题展开。一般建设法中还包括了规划补偿法的内容和大量的土地秩序的规范，这些规范服务于确定的规划想法的实施，比如土地重划（umlegung）、征收(enteignung)、土地开发准备（erschlie3ung）以及自然保护的措施（naturschutz）。
针对特别的城市建设问题，《建设法典》制定专章—“特别建设法”，设定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在更新措施的帮助消除使用陈旧建设材料的城市建设的不良状况；在发展措施的帮助下扩建、发展和新建定居点；通过城市重建措施和社会福利城市的措施，保障持续的和社会福利适当的城市发展。[28]
除《建设法典》和散落在其他法律中补充建设法的事实构成的法律规范比如《联邦环境保护法》(bundes-immissionsschutzgesetz)、《联邦自然保护法》(bundesnaturschutzgesetz)等之外，根据《建设法典》第9a条的授权，交通、建设和城市发展部部长可制定法规命令，这些法规命令也成为城市规划法重要的法律渊源，比如《建设使用法规》（baunutzungsverordnung）和《规划图例法规》(planzeichenverordnung)。前者确定了各土地利用类型的概念和具体，规定了重要的控制指标的概念，比如建筑密度、容积率、建筑体积率、建造方式等，这些规定细化了建设指导规划的内容，此外还针对各土地利用类型，确定了部分控制指标（建筑密度、容积率、建筑体积率）的上限参考数值，使得建设指导规划的内容得到了具体化和补充。《规划图例法规》则是规定了在建设指导规划中的规划资料和规划图例以及其在实践中的意义。[29]
在《建设法典》等法律中授权市镇制定规章，由此管理土地使用这一地方的事务。这其中最典型的方式就是城市规划中的营建规划，这被认为是市镇自治权的核心领域。[30]其包含了对于城市建设秩序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它针对居民的土地使用进行法律的规制。[31]以规章形式出现的营建规划构成了城市规划法在地方法中的重要渊源。[32]
（二）城市规划法的外部体系—土地所有权的其他公共限制
除城市规划法外，在公法建设法中还存在着其他的对于空间形态或建设行为进行规制的法律制度，这主要包括空间秩序法和建筑秩序法，它们与城市规划法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又发挥着不同的功能。
1．空间秩序法（raumordnungsrecht）
《空间秩序法》（raumordnungsgesetz）是制定联邦、州和地区层面的空间秩序的联邦法律依据。根据1945年的《基本法》第75条的规定，联邦在《基本法》第72条的前提下对于空间规划有框架立法权，之后在1954年的联邦的法律意见中，明确了联邦对于整个国家的空间进行规制的权力，但是联邦并没有制定针对全国范围的空间规划，而只是在1965年制定了联邦空间秩序法。该法设定联邦空间规划的原则和各州制定空间规划的目标和州规划的义务。随后在20世纪70年代各州相继制定了州规划法。[33]虽《空间秩序法》至今几经修改，[34]但并未改变联邦空间秩序法和州规划法所建构的在联邦层面的全国空间规划目标和原则、在州层面的州规划与州与地方市镇之间的区域规划的三级规划体系。
空间秩序规划的核心内容就是定居点、开放空间和基础设施的空间布局安排。[35]它涉及联邦、州、市镇的空间意义的规划和措施之间的协调。根据《建设法典》的规定，城市规划也要符合空间规划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过上下层级之间规划的相符的要求使得空间规划和城市规划等不同层次的规划结合成一个紧密的规划体系。[36]
此外，空间规划还可能影响城市建设中建筑许可，因为根据《建设法典》第35条第3款的规定，城市规划不覆盖且不是建成区的地区为地区，在其中进行建设的私人申请者有义务遵守空间规划的目标。
可以看出，空间规划法建构起来的空间规划约束着城市规划制定者并且在特定的情况下也影响着私人的建设行为。空间规划法的目的在于超越地方的层面全局地协调个人和集体的关于空间使用的不同的要求，因此与城市规划的地方性不同，空间规划侧重于跨地方性；空间规划对于私人行动的直接约束力小于城市规划，空间规划的约束主要通过规划之间的约束实现，只在极少数情况下，直接对私人产生作用。
2．建筑秩序法（bauordnungsrecht）
城市规划对于私人的约束具体到城市的具体地块上，而建筑秩序法则是针对建筑物的普遍适用的规定。建筑秩序法的主要目的是危险的防止，提出关于建筑形态的要求以防止外观丑陋以及社会福利上的和环境生态学上的标准的保证。[37]比如为了危险防止的目的，建筑秩序法规定了对于建筑设施的防火、防潮、防害虫或者防止其他化学、物理或者生物的侵害的要求；为了防止外观丑陋，大多数的建筑秩序法要求建筑符合通常的建筑艺术的标准，对于户外广告提出要求等；为了实现社会福利的标准，规定建筑设施便于残障人士出入等。
至今，所有16个州都参照联邦协助各州达成的“标准建筑秩序”(musterbauordnung)，制定了各自的建筑秩序法，其中包括了规范行政机关的组织、职权以及程序，特别是建筑许可颁发程序的程序性建筑秩序法；还包括了建筑的实体内容性要求。这些建筑秩序法还为大量的行政法规命令所补充。[38]
建筑秩序法和城市规划法在实体法上相互交叉并且在程序上相互衔接。涉及具体土地的城市规划法对于具体地块之上的建筑物会提出实体法律的要求，而涉及建筑物的建筑秩序法也会对建筑物的建设形成要求。因此当个案中城市规划的规定和建筑秩序法的规定涉及同一个规范对象而又不一致时，就会出现应该如何适用法律的问题。比如在规划关于土地的可建设面积的规定和建筑秩序法的关于保持不建设的间隔规定之间存在冲突的可能。这样的冲突需要根据总则性（《基本法》第31条）和特别性（《标准建筑秩序法》第6条第1款第3句）的冲突规范来得以解决。在具体的建筑计划申请许可和行政机关进行建设监督时，城市规划法和建筑秩序法还存在程序上的关联，也就是在一个建筑计划的合法性审查过程中，行政机关需要确定计划在城市规划法和城市秩序法两个方面都符合规定。[39]
3．公法建筑法的立法权限分配
如前所述，《基本法》第14条第1款授权了立法者制定法律，塑造所有权。然而，这一抽象的立法权力需要在联邦和州立法之间进一步分配。
根据基本法规定，联邦和州立法权限分配的基本原则是如果没有将立法权授予联邦时，则州有权立法；同时基本法明确规定了联邦的专属立法权以及联邦和州可竞争立法的范围。在专属于联邦的立法权事项中不涉及公法建设法的规定；而城市建设性土地交易和土地法立法（第74条第1款第18项）、土地细分（第74条第1款第30项）和空间规划（第74条第1款第31项）则属于第74条规定的竞争立法领域；但针对土地细分和空间规划问题，《基本法》第72条第3款第3、4项规定了州的背离性权限，即州有权就此制定与联邦法律不一致的州法律。
然而对这些权限条款并不是完全清晰且没有异议的。联邦立法机关最初试图通过联邦建设法在全联邦内一体性统一规定规划法、土地法、道路相邻人法和土地重划法。为了澄清联邦的权限范围，联邦众议院、参议院和联邦政府要求联邦作出法律意见。联邦在1954年6月16日的答复[40]中解释了当时《基本法》第74条第18项中的“土地法”概念。[41]其认为“土地法”不应被理解成为私法上的法律规范，而应该是城市建设性规划、建设土地重划、土地合并、土地评估、土地开发准备[42]和土地交易法[43]。由此城市规划法成为了联邦和州竞争立法的领域，此后联邦在1960年制定了《联邦建设法》，排除了州对此的立法权。
同时该联邦的意见还解释了当时《基本法》第75条第4项的规定，认为联邦由于事务的本质而拥有一个专有的完全的对于全国的空间的规划权限，对于此外的空间规划（州规划）联邦仅有框架立法权。但联邦并未制定全联邦的空间规划，仅于1965年4月8日制定了空间秩序法，规定了州空间秩序的框架。在2006年的基本法修改中，空间规划划属竞争立法领域，而在联邦空间规划法之下的州规划的权力仍然属于州。[44]
建筑秩序法的立法权限相对比较清晰，由于没有明列在专属和竞争立法权中，因此有关建筑秩序立法事项属于各州所有。
三、城市规划法的基本制度
（一）城市规划法的核心—建设管理规划
德国城市规划法的核心是建设指导规划制度，其又分为“准备性的建设指导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约束性的建设指导规划”—营建规划。《建设法典》第一章的第一部分（第1～13a条）就是关于建设指导规划的内容、制定等，第二部分（第14～28条）是关于建设措导规划的保障实施。其他大量的城市规划法的制度也都是以建设指导规划为基础的，比如土地重划、征收和土地开发准备。[45]因此建设管理规划被称为“现代城市建设法的核心部分”。[46]
建设指导规划的功能在于市镇之内的土地建设性和其他使用的准备和引导。第一层次的土地利用规划，是根据市镇的考虑城市发展预计的需要，对整个市镇内的土地框架性地确定预计的土地使用的用途，[47]它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一方面要将跨地方的空间秩序转化到市镇的范围内，另一方面也是对营建规划的控制。
“约束性的建设管理规划”即营建规划确定了市镇部分土地将用于建设并且明确了在营建规划适用范围内允许的土地建设性使用的种类和规模，由于建设法明确了其法律性质为规章(satzung),[48]也就是说营建规划的规定是直接有对外的法律约束力。同时《建设使用法规》细化了营建规划中使用用途种类和规模的指标以及设定了部分指标的上限。[49]这些规定随着营建规划将具体土地的归人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落实到市镇的具体土地上，形成了土地使用的限制。[50]依法作出的营建规划通过建筑许可（baugenehmigung）中体现出实际的约束力，也就是说在存在营建规划的,,范围内，只有不违背营建规划的建筑计划才能被许可，营建规划是建筑许可的依据，是市镇控制建设行为的重要工具。
（二）建设管理规划对于私人土地的作用—使用的限制和所有权的影响
1．使用的限制—建筑许可的依据
建设管理规划描绘了土地未来使用的蓝图，其也意味着对具体的私人土地所有权设置了内容边界或者说限制，其通过建筑许可制度约束着土地的使用。
土地利用规划虽然通常是营建规划的依据，但是其法律性质与营建规划不同，它没有被明确规定为规章，只是市镇议会的决议。通说认为土地利用规划不是对每个人都有约束力的法律规范并且也没有为所有权人设立权利义务，因此也不认为其是行政行为。[51]一般可认为是内部行政规定（verwaltungsvorschrift）。该规定约束着其他的规划制定者，比如专业规划和营建规划的制定者。但是在地区中，土地利用规划将构成审查建筑计划是否损害或者阻碍公共利益的依据，从而可能使得建筑计划不予许可。[52]这种情况下土地利用规划不是通过营建规划而是直接在建筑许可中对私人的土地使用直接产生了对外的法律效果。
作为市镇规章的营建规划具有法律规范的性质，通过建筑许可直接约束着土地使用活动。根据《建设法典》，建筑许可在规划法上分成以下几种类别：第一种是在合格的或者计划相关的营建规划适用范围内的许可；第二种是在营建规划外的建成区相关的计划许可；第三种是在地区，也就是第一种和第二种地区之外的建筑许可的颁发。[53]
在第一种类别中，建筑许可又存在三种可能：一是建筑计划在符合条件的营建规划的范围内，只有符合营建规划才能够被允许；二是建筑计划在仅涉及该建筑计划的营建规划范围内，也必须符合营建规划才能够被允许；三是建筑计划在简单营建规划的范围内，由于简单营建规划可能缺乏建设类型、大小或者允许建筑面积的规定，建筑许可则按照建成区或者地区的许可要求来进行。
可以看出，营建规划所设定的建设类型、规模、允许建筑的基地面积等指标是确定时，营建规划原则上约束着建设开发行为，也就是设定了土地所有权者如何使用土地的秩序、规则；违反了这样的秩序、规则，将无法获得建筑的许可，由此建设也不得进行，即使进行了也将构成违法建筑（schwarzbau）。当然约束业存在法律上的例外，《建设法典》第31条就规定了建筑许可不适用营建规划的例外和豁免；第37和38条规定了不需要获得建筑许可的建设行为。
在营建规划之外的建筑许可中，对于建成区的建筑许的主要原则是必须与周边的环境特征相符合；在地区的许可则有比较多的限制，考量的标准主要是不能违反公共利益，限于一些非工业的相对低强度的特定的使用用途。虽然营建规划未覆盖的地区也并不意味着没有约束，公共利益是颁发许可的重要考量。
2．使用的限制—城市建设性命令
在申请建筑许可时，营建规划对于土地使用的约束是严格的。然而除此之外，营建规划还在其他方面影响着土地使用或者所有权。市镇还可以依据营建规划主动作为。具体而言，当出于城市建设性理由需要立即执行营建规划时，市镇能够颁布城市建设性命令，比如建设命令、现代化和修缮命令、种植命令和清除命令。这些命令使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土地使用的自由，需要按照营建规划或者建成地区的情况使用土地。[54]虽然符合一定的条件时，一方面所有权人[55]可以要求补偿[56]或者补助[57]，也可要求市镇接管土地得到补偿，另一方面市镇在所有权人不履行命令的情况下可以征收土地。[58]
3．所有权的影响—规划附属性征收
在私人按规划进行建筑和行政积极做出城市建设性命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实现城市规划的制度，这就是征收。[59]合法的征收目的之一就是实现营建规划，这类征收在理论上被称为规划附属性征收（planakzessorischeenteignung）。当然，与营建规划不一致的土地使用，并不必然引起对该土地的征收，因为根据《建设法典》的规定，征收的目的之外还有其他的征收允许的构成要件，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在征收个案，征收的目的在其他的合理方式下无法实现，个案的情况要求此时必须进行征收。[60]营建规划在制定时综合权衡了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两者相互之间和各自内部之间的重要性，在第一层面抽象地实现公共利益；而在决定征收之前根据“必要性原则”对于具体征收的个案进行判断，是否此时必须要征收，这是将公共利益的判断进一步具体化。[61]
不符合营建规划的使用并不是规划附属性征收的充分条件，而是其必要条件。从这个角度说营建规划对于所有权人是否能够继续保有土地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三）私人对于建设管理规划的制约—规划权的控制与规划补偿的可能
《建设法典》对于土地的建设性和其他使用建立了规划，也就是设定了建设活动的限制，这使得建设自由成为一种“潜在”的自由。[62]但受到制约的不仅是建设自由，同样还包括制定规划的权力本身。
1．公众参与的过程控制
建设管理规划的制定需要考虑一系列在《建设法典》第1条第6款列举的公共性的利益，还需要根据第7款在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相互之间做一个公正的权衡，其中，所有权保护是最需要衡量的私人利益，要考虑这些规划性的规定将给土地所有权和它的使用带来什么样的后果。[63]此外，还存在别的需要考量的私人利益，比如作为被规制的土地的邻里的利益。
在公共利益之间、私人利益之间和公共与私人利益之间三方面的权衡中，公共利益或私人利益都没有绝对的优先性。为了实现公正的权衡，建设指导规划的制定程序设置了详尽的公众参与和机关参与的制度，特别是规定了双层次的公众参与，即规划草案形成前的参与和规划草案形成后的参与。[64]
《建设法典》第3条第1款规定了早期的参与，此时并不存在建设指导规划的草案，但市镇对于规划的总的目的和目标已经有了成熟的考虑。参与者不受是否与规划相关的限制，市镇应该告知规划的目的和目标，不同的方案以及规划可能产生的不同效果，由此参与者可以提出建议和批评，目的是为了使规划材料更完善。
第二阶段的参与是在规划草案以及理由的公示阶段。根据《建设法典》第3条第2款的规定，在一个月的公示期间内，任何人都可以表达对于草案的意见，市镇应对这些意见进行审查，并告知审查的结果。这并不不意味着期限后不能够再提出意见，而是没有在期限内表达的意见，可以在规划制定决策中不被考虑；并且在草案形成参与中应该能够提出但是实际没有提出意见的，根据《行政法院法》第47条的规定，之后又申请规范审查的，申请将不被接受。
2．司法的控制
除了制定程序的控制外，建设指导规划作为城市规划过程的结果通过不同的方式受到法院的审查。
首先根据《行政法院法》第47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高等行政法院能够针对依据《建设法典》颁布的规章，根据申请审查其有效性，这就是所谓的规范审查（normenkontrolle）。作为规章的营建规划由此能够成为高等行政法院规范审查的对象，而土地利用规划由于不属于规章因而不在规范审查范围之列。
根据《行政法院法》第47条第2款的规定，规范审查的申请可以由自然人、法人甚至行政机关在规范颁布后一年内提出。只有因法规或其适用而遭受损害，或在可预见时间将遭受损害的自然人和法人才能够提出审查申请。也就是说与营建规划直接相关土地的所有权人和使用权人可提起外，在利益权衡中认为其权利被损害的也可以作为申请人。
规范审查依据联邦法、州法，对营建规划针对其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进行审查：其中包括是否遵守关于营建规划制定、批准、公布等程序要求；在实体方面是否符合了土地利用规划，是否遵守了建设指导规划的原则性要求，是否遵守了权衡各种利益的规定。法院认为营建规划不具有有效性的，宣布其全部或者部分无效；对于存在瑕疵的，可以通过增补程序进行补正。
在规范审查之外，还存在针对规划的合法性的附带审查（inzidentkontrolle）机制，这是指在具体行政争议时，营建规划作为一个先决问题来处理。如在义务之诉中，原告提出营建规划违法而无效，由此依据营建规划的不予许可也是违法的，这就产生了对营建规划的审查；在撤销之诉中，原告认为营建规划违法，要求撤销据此颁发的建筑许可，这时也可审查该规划是否合法有效。[65]附带审查的审查范围与规范审查相当，但是审查效果只是针对个案，审查对规划作出的否定性评价没有普遍的约束力。[66]
行政法院的规范审查和附带审查使得当事人可以对已发生效力的规划限制付诸司法，获得救济。虽然两者对于规划效力的阻断有所不同，但都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建设指导规划的制定和实施的权力。
3．使用限制的平衡—规划补偿的可能
规划制定的参与和司法审查试图保障过程和结果两个层面的规划的合法性，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规划限制都是无偿的。《建设法典》第39条至第44条系统地规定了规划补偿问题。
第40条规定了为了公共利益的使用，比如交通用地、公共绿地等，如果造成了保有土地或者继续现有使用的经济上的不可接受或者困难时，在一定的条件下，土地所有权人可以要求市镇给予金钱补偿并接管土地，或者要求建立共同所有权或某项他物权，又或者保留所有权但给予一定的金钱补偿。这种补偿制度的设定实际上是在土地未被市镇征收前，弥补土地所有权人的财产价值损失。因为规划发生效力并不意味着现存的使用方式或者不使用违法，也就是说先前的使用状态仍能继续但是规划可能导致经济上或者事实上的价格的实质减损或者使用性的丧失。宪法允许基于公益制定规划，但并不排除其需要公正的补偿。[67]
与第40条规定的营建规划设定补偿相类似，第41条第1款规定的为了他人在土地上设定通行、行车和管线权利时，土地所有权人可以要求补偿。[68]第41条第2款则规定了市镇做出种植命令时，由此产生的非必要的费用以及造成土地价值实质性减损的补偿。第39和第42条确定的是营建规划变更或者终止时，应当进行补偿的情形。
结语：我国法的借鉴角度
德国作为城市规划法制发达国家，城市规划法体系相对于我国而言十分完备，甚至可以认为精密而复杂。
德国土地使用的法律问题早已突破了传统的民法中所有权、使用权和相邻权的讨论。以城市规划法为代表的公法建设法已经形成了结构严谨、内容丰富的法律部门。这些起始于对于所有权认识的深化：基本法对于所有权的规定和法律研究的共识确定了作为基本权利的所有权对于法律秩序的依赖，同时作为基本权利的所有权对于权力的制约。在此大前提之下，土地使用的公法限制的各项制度得以展开。其中城市规划法以解决土地使用权利和公共规划权力之间关系为脉络展开，基于土地的社会义务对于土地使用权利干预边界的确定和机制的建立成为城市规划法的核心问题。
德国城市规划法关切的城市建设性使用的规划限制的正当性和正当性保障机制的问题，能够使我们清晰地认识到土地使用早已脱离了绝对自由的状态，公共限制已经成为法律共识和常态，问题转化成为解决公共限制的正当性和边界的确定。而这个问题转化的基础是对于宪法上所有权的认识。我国的土地所有和使用制度正处在改革深化的过程中。如何认识和把握土地权益，尤其是如何看待来自法律的限制，成为时代的重要课题。德国的经验提示我们研究土地使用的公共限制、城市规划法时，必须加深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研究；在认识和把握土地使用权利和土地所有权时，需要关注以城市规划法为代表的公共限制对于土地权益的构成作用。同时，德国法讨论城市规划的公共限制对于土地使用权利的作用和土地使用权利人对于规划的制约的角度对于构建我国城市规划法研究的框架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注释:
[1]参见《城乡规划法》第40条、第3条和第41条。
[2]参见《民用建筑节能条例》第11条第3款、第12条第3款、第13条和第17条。
[3]例如利用中国期刊网中跨库检索，在“政治军事与法律”目录下，在“摘要”中以“土地”以及“限制”搜索，得出论文795篇；在“摘要”中以“土地使用”以及“限制”检索，得出论文49篇；在“摘要”中以“土地使用”以及“公共限制”检索，得出0条记录。这些论文中的大部分针对单项土地权利或制度，比如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征收制度等；此外，对土地使用公共限制的研究或偏重于宏观层面，偏重于理念和原则，比如金俭的“论不动产财产权自由的公法限制”一文，《河北法学》2008年第9期，或偏重于制度介绍和制度评价，比如郜永昌的博士论文《中国土地使用管制法律制度研究》。
[4]1989年制定的《城市规划法》在2007年得以进一步完善形成了《城乡规划法》，各地方也大都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制定了配套的城市规划条例或者办法。
[5]参见殷成志、杨东峰：“德国城市规划法定图则的历史渊源与发展形成”，《城市问题》2007年第4期；夏南凯、田宝江编：《控制性详细规划》，同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6]1996年第1期的《国外城市规划》和1996年第1期的《城市规划》杂志中就刊登了吴唯佳的“德国的城市规划法”和“中国和联邦德国城市规划法的比较”两篇论文，而在笔者阅读的范围内，此时我国大陆法学界基本还没有关于德国城市规划法的研究成果。
[7]参见吴唯佳：“德国的城市规划法”，《国外城市规划》1996年第1期；吴唯佳：“中国和联邦德国城市规划法的比较”，《城市规划》1996年第1期；吴唯佳：“德国城市规划核心法的发展、框架与组织”，《国外城市规划》2000年第1期；殷成志、franzpesch:“德国建造规划评析”，《城市问题》2004年第3期；前注[5],殷成志、杨东峰文；前注[5],夏南凯、田宝江编书，第15～16页；《城市规划资料集—第四分册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8]参见刘飞主编：《城市规划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9]参见刘飞：“城乡规划的法律性质分析”，《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董秋红：“行政规划中的公众参与：以城乡规划为例”，《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10]brun-ottobryde,in:munch-kunig(hrsg.)，grundgesetz-kommentar,bd1,5.aufl2000,912.
[11]walterkrebsbaurecht,ine.schmidt-aβmannf.schoch(hrsg.)，besonderesverwaltungsrecht,14.aufl2008，472.
[12]vg1.walterkrebsbaurecht,ine.schmidt-apmannf.schoch（hrsg.），besonderesverwaltungsrecht,14.aufl2008，472.
[13]vgl.k.finkelnbergbauplanungsrecht,in:ders/ortloff（hrsg.），offentlichesbaurecht,bdi,4aug11996，18ff.
[14]vgl.brun-ottobryde,in:munch-kunig(hrsg.)，grundgesetz-kommentar,bdi,5.aufl2000,917ff.
[15]同上，第929页。
[16]bverfge21，73(82f.)．
[17]vgl．brun-ottobryde,in:munch-kunig(hrsg.)，grundgesetz-kommentar,bd1,5.aufl2000,893.
[18]vgl．walterkrebsbaurecht,ine.schmidt-aβmannf.schoch(hrsg.)，besonderesverwaltungsrecht,14.aufl2008，472f.
[19]vgl.brun-ottobryde,in:munch-kunig(hrsg.)，grundgesetz-kommentar,bdi,4.aufl1992,833.
[20]vgl.k.finkelnbergbauplanungsrecht,in:ders/ortloff（hrsg.），offentlichesbaurecht,bdi,4aufl1996,1.
[21]vgl.walterkrebsbaurecht,ine.schmidt-aβmannf.schoch（hrsg.），besonderesverwaltungsrecht,14.aufl2008,458.
[22]vg1.krautzberger,inbattis/krautzberger/lohr,baugesetzbuch,9.aufl2005，2;urlichbattis,inoffentlichesbaurechtundraumordnungsrecht,5.aufl.2006,1.
[23]vgl.winfriedbrohm,offentlichesbaurecht,1997，1.
[24]vgl.alpmannschmidt,offentlichesbaurecht,2.aufl.2004，2.
[25]vgl.michaelbrenner,baurecht,3aufl2009,4.
[26]行政计划、行政规划可以指一种独立的行政活动的方式，从这个角度看计划、规划行为是一个行为过程；也可以指为实现预定结果的文案，是计划、规划行为的结果。借用这种分类，城市规划也可以理解为作为行为方式的和作为行为结果的城市规划。参见[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二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79～186页。
[27]“bebauungsplan”一词尚未形成统一的中文翻译。笔者采用了“营建规划”的译法，一是与该词的德语原意保持一定的对应性，二是“营建”一词除了具体的建筑物的建造之外，还可以指气氛、环境的营造，突出了现代城市规划的城市空间的形成功能。
[28]vgl.walterkrebsbaurecht,ine.schmidt-apmannf.schoch（hrsg.），besonderesverwaltungsrecht,14.aufl2008，459.
[29]vgl.michaelbrenner,baurecht,3aufl2009，46ff.
[30]城市规划法体系除了涉及规划权与土地所有权这对重要的关系之外，还涉及到市镇自治权和国家权力之间的重要关系。本文的观察主要观察城市规划法和土地使用之间的关系，对于市镇的规划自治权与国家法律的制约之间的关系不做具体展开。就此问题可参见walterkrebs,baurecht,ine.schmidt-aβmannf.schoch(hrsg.)，besonderesverwaltungsrecht,14.aufl2008，464ff.
[31]vgl.walterkrebs,baurecht,ine.schmidt-aβmannf.schoch（hrsg.），besonderesverwaltungsrecht,14.aufl2008，501.
[32]vgl．k.finkelnberg,bauplanungsrecht,in:ders/ortloff（hrsg.），offentlichesbaurecht,bdi,4augl1996,16.
[33]vgl.winfriedbrohm,offentlichesbaurecht,1997,27f.在德国，除了三个城市州以及saarland没有制定州规划法之外，其余12个邦均有州规划法。
[34]现行的空间秩序法是2008年12月22日制定的，在2009年6月30日全面替代了1997年版的空间秩序法。
[35]vgl.michaelbrenner,baurecht,3aufl2009，19.
[36]vgl.walterkrebsbaurecht,ine.schmidt-aβmannf.schoch（hrsg.），besonderesverwaltungsrecht,14.aufl2008，458f.
[37]vgl.walterkrebsbaurecht,ine.schmidt-aβmannf.schoch（hrsg.），besonderesverwaltungsrecht,14.aufl2008，459f.
[38]vgl.winfriedbrohm,offentlichesbaurecht,1997,35f.
[39]vgl．walterkrebsbaurecht,ine.schmidt-aβmannf.schoch（hrsg.），besonderesverwaltungsrecht,14.aufl2008，459f.
[40]参见bvefge3，407ff。
[41]第74条第18项的内容成为现行基本法的第74条第1款第18项的内容。虽然经历了基本法的修改，但是“土地法”仍然是联邦和州的竞争立法事项。
[42]关于土地开发准备法，在1994年基本法的修正案中，将开发费用分担的权力排除出竞争立法权，而仅属于州所有。
[43]在此土地交易法（bodenverkehrsrecht）的概念是指在什么程度上土地所有权或者其他土地上权利的变更要服从于获得许可义务的建设性秩序。这不同于基本法74条第18项中“土地交易”(grundstticksverkehr)事项。
[44]vgl．walterkrebsbaurecht,ine.schmidt-aβmannf.schoch（hrsg.），besonderesverwaltungsrecht,14.aufl2008,461f
[45]vgl．krautzberger,inbattia/krautzberger/lohr,baugesetzbuchkommentar,9aufl.2005，24.
[46]schmidt-aβmann,baur1978,99.
[47]参见michaelbrenner,baurecht,3aufl2009，50。
[48]根据《建设法典》第10条第1款，营建规划是市镇制定的规章。
[49]参见《建设使用法规》第1～15条细化了营建规划能够规定的土地建设性使用的种类和各种类中允许的使用用途，第16～21a条细化了营建规划能够确定的建设性使用的规模的指标和部分指标的上限。
[50]vgl．michaelbrenner,baurecht,3aufl2009，46ff.
[51]vgl.michaelbrenner,baurecht,3aufl2009，46ff；k.finkelnbergbauplanungsrecht,in:ders/ortloff(hrsg.)，offentlichesbaurecht,bdⅱ,4augl1998,37ff;walterkrebsbaurecht,ine.schmidt-apmannf.schoch(hrsg.)，besonderesverwaltungsrecht,14.aufl2008,499ff.
[52]参见《建设法典》第35条第3款的规定。
[53]参见《建设法典》第30、34、35条的规定。
[54]《建设法典》第175～179条详细规定了城市建设性命令。
[55]在特定情况下，所有权人之外的其他物权权利人也有权主张权利，比如租赁人等。
[56]《建设法典》第178条规定，市镇能够根据具体的营建规划要求所有权人种植植被。但根据《建设法典》第41条第2款，种植植被超出了通常必要的费用或者因为种植命令造成了财产价值的实质性减损时，市镇需要对所有权人进行补偿。第179条第3款规定，所有权人、租赁人等由于清除命令有了财产上的不利，可以要求市镇给予补偿。
[57]《建设法典》第177条规定，现代化和修缮命令引起的费用应该由土地所有权人承担，但在特定的条件下，市镇应给予补贴资助。
[58]《建设法典》第176条第4款规定，颁布了建设命令，但土地所有权人认为自己在经济上不能承担时，可以要求市镇接管其土地并给予补偿；第8款又随后规定了，建设命令不被执行时，市镇可以启动征收程序。
[59]《建设法典》第1章的第5部分，也就是第85条至第103条对征收作了详细规定。
[60]有关征收构成要件的分析，可参见battis,inbattis/krautzberger/lohr,baugesetzbuchkommentar,9aufl.2005，919ff。
[61]参见battis,inbattis/krautzberger/lohr,baugesetzbuchkommentar,9aufl.2005，929。
[62]参见krautzberger,inbattis/krautzberger/lohr,baugesetzbuchkommentar,9aufl.2005，26f。
[63]参见krautzberger,inbattis/krautzberger/lohr,baugesetzhuchkommentar,9aufl.2005，27。
[64]vgl.walterkrebsbaurecht,ine.schmidt-aβmannf.schoch（hrsg.），besonderesverwaltungsrecht,14.aufl2008，519.
[65]vgl.alpmannschmidt,offentlichesbaurecht,2.aufl.2004,33ff.
[66]vgl.michaelbrenner,baurecht,3aufl2009，72f.
国土空间规划法规体系篇6
关键词：主体功能区划；城乡规划；区别；立法；实施
中图分类号：F2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7)06-0024-05
1．引言
2006年3月，在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1]。另外，2007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通过，也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城乡规划时代”。主体功能区划的提出和城乡规划体系的建构，同时反映了在国家宏观层面上和城乡区域中微观层面上，对国土空间的约束与管治更加具有战略性和时代性。也预示着，科学发展观指引下的国土资源管制、发展战略建构、公共政策制定和城乡空间规划彻底抛弃了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粗放发展模式，而步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以资源和空间“紧约束”利用为核心的集约发展模式。并且，以主体功能区划为基础的国土空间调控政策与策略必将趋于成熟。
在从“城市规划”走向“城乡规划”的时代，在强调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形成主体功能区划、城乡规划以及相关规划为手段的国土空间多重调控的局面①，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应当指出，主体功能区划与城乡规划在对空间约束与调控的方法思路上有较大的区别。这些区别主要体现在理论方法上、时空范畴上和运作实施上。同时，对于主体功能区划与城乡规划二者之间在立法与管理、实施与衔接等若干重大问题上亟待理顺和明确。
2．主体功能区划与城乡规划的区别
区划与规划并不一样，前者是对现实空间状况的类型界定，而后者则是对空间发展前景的一种预测与政策建构[2]。所以，主体功能区划与城乡规划也是不同的，本文将从方法定位上，时空范畴上和运作实施上对二者的不同之处进行探讨。
2．1理论方法的区别
主体功能区划与城乡规划在理论方法上的区别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理论渊源不同；其二是方法定位不同。
2．1．1理论渊源不同。区划的方法来源于地理学与空间经济学，亦即建立在对空间的基本认知与解释基础之上。区划的类型包括：经济区划、自然区划和行政区划等。经济区划的方法论以及理论基础，来源于18世纪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其创始人亚当・斯密（adamSmith）从工场手工业看到了分工的利益，于是联系到整个社会，论证了劳动地域分工，经由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和俄林（Bertilohlir）的理论提升，直到前苏联著名经济地理学家巴朗斯基（n・n・Baranshiy）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地域分工论。他认为劳动地域分工就是社会分工的空间形式。经济区划则是对这种社会分工的空间投影。自然区划则是指对自然特征基本相似的自然地理单元进行类型界定，如长江三角洲、黄土高原、四川盆地等；行政区划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政府管制与管理划分，如我国的省、县、乡等的划分[3]。显然这些区划均是根据区域的经济、自然、政治、社会等客观存在，按一定的标准与价值尺度划分空间区域，并确定区域的主导性质的行为。而现代“规划”肇端于近代工业革命后产生的严重的城市问题以及阶级对立。自英国的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Howard）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提出“田园城市”理论，人们一直在探索城乡发展的真正道路。继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Howard）之后，刘易斯・芒福德（Luismumford）、伊里尔・沙里宁（elielSaarinen）、勒・柯布西埃（LeCorbusier）……，他们的知识传统以及对空间规划的认识继承了“物质形态”理念的主流。1945年以后，战后的重建也延续了这种传统；直到1960年代以后，开始反思“物质形态”规划的弊病，社会参与、经济调控以及系统方法在规划中的应用等成为城乡规划中的热门话题。从学理上讲，规划是人类对相对完美、理想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国土空间的一种预测与建构。无论是硬质取向的物质形态规划，还是软质取向的社会与经济规划，其理论实质都是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的。正如托马斯・莫尔（thomnasmore）在《乌托邦》中所期望的那样，将“社会、政治、经济方面折磨人类的各种罪恶根除”，建立一种理想社会（只不过莫尔的“理想社会”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罢了）[4]。因此，主体功能区划与城乡规划的理论渊源并不相同，主体功能区划也并非来源于现代西方空间规划。
2．1．2方法定位不同。主体功能区划是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这三个基本要素对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进行区划，并落在国土空间上，形成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并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其具体技术路线即继承了传统的区划思路，又突破了传统的诸如经济区划、自然区划和行政区划的单一模式。其核心实质是对经济、社会、文化和国土空间的一种综合性的，但又是基本的描述性划分，是国土空间演化与发展的依据；与此同时，更是对国土空间未来图景的理性展望与发展趋势的建构，这一点是与传统“区划”最大的不同之处。而当代的城乡规划则必须依托人类发展的多元要素“生命之网”[5]，对人类发展与国土空间进行政策与物质的多元建构，是综合考虑当地的自然、经济、社会等条件，选择最适合的方向、目标，提出相应的措施和策略的过程。这个过程立足于现实，高于现实，并指导现实的演化与发展，具有建构性与指导性。因此，从方法论上讲，主体功能区划相对于城乡规划，其最大的特点是立足于现实，作用于现实，强调描述性的多元空间划分，并进行发展方向定位以及空间前景的展望，是城乡规划运作的现实基础；而后者则以区划的定位为依据，对空间进行指导性的多元政策与策略建构。二者的关系可用图1来描述。
2．2时空范畴的区别
主体功能区划与城乡规划在时间与空间范畴上的不同之处，主要有四个方面，即空间范畴、运作单元、运作时序和实施年限等差异。
2．2．1空间范畴不同。区划从范围上一般覆盖整个对象区域②，且在空间上具有排他性，即同一个地域空间一般不能有多种功能定位。主体功能区划中界定的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的界线是明确清晰、不复相参的，某一区域不可能同时具有多种功能。在《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界定了大小兴安岭、长白山、川滇森林等22个限制开发区域。另外，界定了243个部级自然保护区、31处世界文化遗产、187个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565个国家森林公园、138个国家地质公园为禁止开发区[1]。这些界定都是刚性，不可变的。然而，城乡规划的空间范畴是多种职能与功能，甚至多种控制手段的复合。比如城市通常具有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等多种职能，在功能上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集中地，这是空间的职能与功能范畴的复合。
2．2．2空间单元不同。主体功能区划以地级单位（设区的市、地区、自治州）、县级单位（市、县、区）作为主体功能区划的单元，并把“县”作为主体功能区的基本单元。主体功能区划中提出“适度突破行政区划”的原则[6]。依托“行政区”，基本单元精确到“县”，或许是行政区经济与行政区划“潜规则”下的无奈之举。因为，即使存在着跨行政区的主体功能区划分，具体实施起来也会遇到很多困难，如果奢望上级政府的强力干预与调控，则会使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减弱。当然，对于这种划分的科学性下文还有论述。相对于主体功能区划，城乡规划的基本空间单元从全国城镇体系规划一直到村镇规划具有空间的纵向体系化与层次化。空间基本单元从宏观视角上可以精确到城镇与乡村，从微观视角上可以精确到城乡空间中的具体地段。城乡规划的空间单元系统是一个复合型的多元交叉系统，对空间发展的预测也是多层次的。比如城市是城市体系和区域的一个部分，乡村是城乡空间系统的一部分，空间单元中有小有大，级别各异。
2．3运作时序不同。主体功能区划具有基础性，是城乡规划的空间现实依据。这个问题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二者的逻辑关系可用(图2)来表示，其中t0为现实空间状况，t1、t2分别为近远期空间状况。从对国土空间运作的时间顺序上，主体功能区划应该在前，并为城乡规划提供依据。比如，主体功能区划中划定的“重点开发区域”的城乡规划要立足于“重点开发”的总体要求，对土地使用、基础设施以及城乡的空间形态等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实现资源的集约利用与投入的节约。但是，在区划实施的初期阶段，会出现区划与规划的时间错位，这是我国区划与规划体制不完善与不成熟的基本历史状况造成的，必然存在那么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
2．2．4实施年限不同。主体功能区划具有相对的长期性。《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虽然提出要“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但是对主体功能区的实施年限也没有具体的规定。因此，主体功能区划一旦划定，则具有长期性、持久性，也无目标年限之分。而城乡规划立足于对空间图景的建构，有清晰的年限要求，以及近远期之分。比如城市总体规划的目标年限是20年，在这期间城市总体规划可以也应该根据城市面临的发展、变化和客观条件进行不断的修改完善。目前修改时间一般是以5年为一个修编周期，特殊情况也可缩短或延长，以科学合理的引导空间的发展。
2．3运作实施的区别
主体功能区划与城乡规划在运作实施上的区别，主要有两个方面，即约束效力不同，运作实施中的主导部门不同。
2．3．1约束效力不同。区划和规划均具有一定的约束性，二者的约束效力并不同。主体功能区划应该具有很强的约束力，对四类开发区的划分以及政策建构具有强制性，但是《国家“十一五”规划》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全国主体功能区划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中并没有对主体功能区划的约束力以及法律效力等问题做出详细的规定③。关于约束效力的问题，我们可以参考国外的一些成功经验。比如，美国田纳西河流域开发中，通过立法，对流域的自然资源进行管理，实现了政府对流域空间的约束力，并于1933年颁布通过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法》，以对各类自然资源的开发与管理活动，如水利基础设施，电网，农业发展等问题进行详细的规定和法律约束[7]。主体功能区划中也可以对各类主体功能区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并由国家立法机构审议通过，成为强制性的国土公共政策，一旦确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宜变更。城乡规划则是以主体功能区划为基础的，其内容与运作都具有很强的弹性与兼容性。城乡规划本身对城乡国土空间未来的发展情形与市场状态的预测就带有不确定性，其既有很强的空间约束效力，又有很强的可变性，规划的调整与变迁可以通过法定程序在短期内实现。虽然主体功能区划与城乡规划对国土空间都具有约束力，但是前者对国土空间的约束是相对刚性的，而后者是具有弹性的。
2．3．2主导部门不同。由于全国主体功能区划规划编制涉及范围广，工作任务重，技术难度大。为加强组织和领导，成立了全国主体功能区划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以协调解决规划编制中的重大问题。领导小组由发展改革委主要负责人任组长，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有关负责同志任副组长，科技部、水利部、农业部、环保总局、林业局、中科院、地震局、气象局、海洋局、测绘局有关负责人为成员。可以看出，主体功能区划的主导部门是一个多元部门参与的一个“协调机构”。应当说，对于这种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国家空间政策的制定，必须实现多部门的意见与策略整合，以保证空间政策的正确性。在欧洲，“欧洲空间一体化规划”的运作中也引入谈判与协商等协调机制，对国家与国家、部门与部门之间与规划有关的价值取向进行理顺[8]。与之相比，城乡规划的主导部门是建设部。另外，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农业部等也参与其中，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城乡规划本身涉及的利益也较多，一个部门或者若干部门的主导显然不够，应该在充分协调与吸收多部门意见的基础上进行规划运作。实际上，我国现行的城乡规划行政与运作体系具有部门封闭性的特点，缺少协调机制。国外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公共管理体系中设立了规划的协调机构，以保证规划的多元“博弈”。例如，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在州一级设立了协调委员会和规划咨询委员会等协调多种与规划相关的行政事务，以保证规划的合理性[9]。这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3．主体功能区划与城乡规划之间的若干问题分析
在明确主体功能区划与城乡规划区别的基础上，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一系列的潜在问题。这些问题在理论探讨的过程中值得关注，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二者的立法与管理问题需要建构和理顺，另一个是二者的实施与衔接问题需要规范和明确，现逐一分析。
3.1二者的立法与管理关系需要建构和理顺
主体功能区划的提出面临的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立法与管理的问题。立法问题应该引起广泛的重视。虽然包含“主体功能区划”的《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在2006年获得了全国人大的批准，但是，其中对“主体功能区划”的规定也只是指导性的和框架性的。显然，“主题功能区划”缺少一个全国性的用以规范区划编制、管理与实施监督的法律以及相关的法规，对主题功能区划的详细编制技术路线和具体的实施办法作出明确的界定。例如，“十一五规划纲要”所提出的划分主体功能区的依据是“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但是对其进行“量化”缺少一个统一的操作路线，各地在实施起来难免会流入主观和混乱。有关“主体功能区划”的宏观政策出台以后，各地（主要是省、市、区）也在探索符合地域资源要求的“主体功能区”模式。但是，国家层面的“全国主题功能区规划”与省区市层面区划的在编制的时序上、空间定位上存在着“错位”问题。应当说，城乡规划领域有《城市（乡）规划法》等法律对相关规划的编制、实施、管理和监督进行规定。并且，城乡规划形成了相对完整、统一的编制与运作技术路线。但是，在科学发展观的视野下，城乡规划（城镇体系规划、城乡总体规划、城乡详细规划等）对空间的界定、政策的导引、发展的思路等方面的建构亟须“主体功能区划”等上位规划的引导，以明确开发导向（比如限制与优化的区别）以避免规划运作流入“虚假前提”和地方领导专断。更进一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统一的“国家空间规划体系”建构的问题，亦即“上位规划”与“下位规划”必需建构在同一个框架下，才具有可操作性和科学性。也就是形成以主体功能区划为“上位终端规划”以城乡规划为“下位终端规划”，其间通过国土规划、区域规划等传导的完整统一的“国家空间规划体系”。在立法上要建立国家《空间规划法》以实现规划整合，将“规划错位”的制度消除。
3．1．2统一的中央与地方级的区划与规划协调管理机构的建立也需要引起重视。正如上述，主体功能区划与城乡规划的管理部门是不同的，但是都存在着一个多部门参与，核心部门主导的问题。对于主体功能区划的运作，张可云（2007）提出建立“区域管理协调委员会”[10]，但是笔者以为这还是“主体功能区划”内部的制度性整合。现在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区划、规划等空间目标导向具有一致性，且运作需要“多部门协调”的职能进行整合，并实现制度化。亦即，建立统一的具有“区划”与“规划”行政管理与运作职能的协调管理机构，这和上述法律体系改革的思路也是一致的。对于机构整合问题，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要“减少行政层次，降低行政成本，着力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问题”[11]。这为我们研究现行区划与规划运作中的问题，探索统一的区划与规划管理协调机构指明了道路。“区划与规划”的大部门体系能够在制度上有效消除国家空间政策的混乱、重叠与错位。
3.2二者的实施与衔接问题需要规范和明确
在主体功能区划与城乡规划实施与衔接的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规范和明确。
3．2．1在时间上，主体功能区划与城乡规划之间的对接需要一个“磨合期”。从空间规划运作的近期来讲，主体功能区划是对现行城乡规划的“事后追认”。因为从区划与规划的逻辑关系上讲，主体功能区划应该在前，并为城乡规划编制提供空间功能定位以及发展思路定位。但是，在近期来讲，现有的城乡规划无法实现与主体功能区划的对接，只有在修编的时候进行调整。这显示了，主体功能区划的静态性和城乡规划的动态性，两者在运作上的理顺是需要时间的。那么，在这个二者整合的阶段，如果现有的城乡规划对城乡发展的定位出现了与主体功能区划的严重不协调。比如，在现有城乡规划中确定的城市性质、规模、发展方向、产业定位、土地利用模式等与主体功能区划所确定的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的取向严重不统一，应该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矛盾？应该按照主体功能区划对空间的定位进行操作，及时地调整、修编城乡规划的基本思路，直到两者的运作出现理顺，整合就实现了。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和省级政府应该以主体功能区划为基础，提出相关的过渡政策以规范地方政府的行政行为，确保区划与规划有机衔接。
3．2．2在空间上，主体功能区划的划分模式与城乡规划的承接模式，需要探讨。在主体功能区的划分过程中，国外的一些例子值得我们借鉴。美国经济区划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在区划的每个层次都有很明确的数量和划分，而且层次、数量和范围随着经济的发展时期不断的调整，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既有综合性的经济区划，又有针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而划定的特殊类型经济区（problemRegion，或者troubleRegion）[12]。我国的主体功能区划虽然在近期没有苛求国土空间的全面覆盖，但是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三个要素，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未免过于“整齐划一”，层次、数量和范围都需要细化和探讨。从空间的整体发展来讲，主体功能区划的空间构想只有通过城乡规划的公共政策手段才能逐渐落实到具体的国土空间上。如果主体功能区的划分是硬性的，那么，地方政府在组织城乡规划运作时，出于地方利益，不执行甚至抵触“区划”的状况很难避免。“区划”恐怕会出现“有名无实”的尴尬。当然，主体功能区划相对于过去笼统地“东、中、西”划分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从对城乡规划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层面分析，上述划分模式略显简单，应该增加划分层次和数量，形成多元的划分层次。另外，主体功能区以“县”为基本单元划分，则与城乡规划在空间对接上有潜在的冲突。由于我国东、中、西差距极大，县与县之间的差别也是很大的，常常西部地区的一个县的县域面积是东部一个县的好几倍。例如新疆于田县面积39095km2，人口22万（2004年），山东省高青县面积830km2，人口36万（2004年）。这种同级行政地域下不同现实状况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合理的选择空间的基本单元显得异常重要。假设按照“县级”单元划定主体功能区，那么，如果在“相对匀质”的以“县”为基本划分单元的某一主体功能区内，存在着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不同的“镇”，又该如何定位？这些不同发展水平的乡镇的城乡规划思路都要立足于先行确定了的其所在“县”的“主体功能”吗？如图3所示，a1、a2为以“县”为基本单元的主体功能区，B1、B2、B3、B4为不同发展类型的城镇（乡镇），二者在政策传递上存在着潜在“错位”。因此，笔者还是倾向于以“乡镇”为单元划分主体功能区，这更接近“以城带乡”以及政府主导下的城乡发展的实际，更有利于实现主体功能区划对城乡规划的科学导引，实现主体功能区划与城乡规划的有机对接。即使存在着“乡镇合并”、“撤乡并镇”等精简基层政府的行政区划改革，主体功能基本单元也是“划细”更好；合并后的“乡镇”可以在新的“乡镇”域内，按不同地域以多种思路进行城乡规划运作。
4．结语
主体功能区划的提出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城乡国土发展所面临的空间开发无序、地区差距扩大、落后地区发展困难等诸多问题。也反映了传统的以“国土规划、区域规划、城乡规划”为系列的空间规划体系以及以“城乡规划”为法定规划的空间调控与约束机制在统筹城乡与国土发展上，的确力度有限，并面临着一系列的制度与运作尴尬。明确主体功能区划与城乡规划的区别更利于我们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等多元视角上，对城乡国土空间以时展的价值重新进行审视。正如魏后凯（2007）所说，主体功能区划并不能“包治百病”[13]。主体功能区划必须与其他的区划、规划协调配合起来，共同对国土空间进行约束、调控与
引导。另外，除了主体功能区划与城乡规划的关系外，其与经济区划、海洋区划、国土规划、区域规划等区划和规划的关系也需要进一步的梳理，这就面临着一个国家空间区划与规划重新整合的问题。
注释：
①这里的相关规划包括：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国土规划、区域规划等。
②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和总体发展状况，本次主体功能区划仅要求国土的部分覆盖，但是，远景会实现国土的全面覆盖。详见，高国力，关于我国主体功能区划若干重大问题的思考一文。
③我们期待，在2007年报请中央审议的《全国主体功能区划规划》中会有论述，我们在这里暂如此做理论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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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金岩（1981-），男，山东兖州人，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专业方向：城市与区域规划。
国土空间规划法规体系篇7
【关键词】：城乡规划；空间发展问题；策略
随着改革开放程度不断加深，我国在土地市场上也迎来了巨大的变化，土地市场逐渐从无到有，土地功能多样化，建设主体逐渐多元化等等。这些变化都为城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随着我国城乡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城乡空间发展问题逐渐呈现在人们眼前。因此必须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合理规划城乡发展空间，找到城乡规划面临的空间发展问题，这样才能提出合理的解决办法。
一、城乡规划空间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城乡扩张迅速，用地结构不合理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城镇化率不断提升。2006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43.90%，到2013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提高到53.70%，城镇化率不断提高的背后带来的是一系列的用地问题。大量的建设用地占据了耕地，挤压了农民的生存发展空间，造成了用地矛盾；由于缺乏合理规划，城乡土地利用率极其低下，闲置土地过多；用地结构不合理造成城市交通拥堵，居住环境差，资源利用率低，影响了城乡发展的进程；城乡建设用地盲目扩张导致各方对土地资源的恶性竞争，不利于土地市场的发展。
（二）区域竞争激烈，城乡发展不合理
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由于各种资源不断向优势地区集中，就造成了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加之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就进一步限制了城乡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紧密联系，导致城乡之间的恶性竞争。此外，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限制了我国城乡之间空间的进一步发展。不论是城乡之间还是区域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都是土地之间的竞争，必须在大城市与小城镇发展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这样才能保证城乡和谐发展。
（三）缺乏有效调控，空间规划不合理
从2006至2013年，我国土地城镇化率不断提高，但是人口城镇化率却没有得到有效提高，这就造成了城市人均建设用地占地面积极大提高，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导致土地利用率大大降低，不利于土地的集约利用。同时国家对于城市各大功能空间的划分存在着交叉区域，一些功能区的划分还不是十分清晰，加之主管部门权责不一，不能进行有效的配合，这就造成实际工作中各功能区之间用地矛盾，使土地管理的效率下降。
二、城乡规划空间发展的有效措施
（一）国家大力保障
为了有效解决城乡规划空间发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国家也下大力度制定各种法律和政策保证城乡空间的合理发展，促进城乡用地之间的和谐发展，为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做出贡献。2006年第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这个文件中明确提出了保证18亿亩耕地红线，以此来应对耕地危机；2007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明确提出了节约集约用地的建设标准；2011年《十二五规划》再一次明确了企业用地的责任和考核标准。国家的一系列举措都是为了进一步协调城乡发展空间，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随着我国城镇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国家有关部门还会陆续出台相关政策，进一步协调城乡土地使用之间的关系，使我国的各类土地都能够得到合理利用，在保证城市建设用地的同时，也能保证农业用地的发展，保证城乡合理的发展空间，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二）建立主体功能区
为了更好地解决空间发展问题，地方政府就要认真看贯彻落实国家三大功能区的发展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特别是主体功能区的发展，在全国范围内选拔部级主体功能区建设试点单位。国务院于2010年印发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拉开了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序幕。今年3月28日，全国又有74个市区成为了主体功能区建设试点单位。这些主体功能区的规划方案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在国家范围内建立主体功能区，可以有效地利用土地，使城乡规划的空间发展更加科学合理，防止出现滥用土地资源，土地不合理利用的现象。同时，还能够缩小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与此同时还可以使人口以环境承载力相适应，促进人口、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三）完善相关政策
现阶段之所以城乡空间发展存在矛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缺少相关的法律法规，尤其是缺少跨省市、跨地区之间的城乡管理法律，致使各方都为了自身的利益滥用土地资源，现有的法律法规不能解决所有城乡土地之间存在的问题。而且现在各地区也没有统一的城乡用地规范，使得各种用地行为无法可依，不能对用地行为进行制约。为了解决当前这种问题，政府有关部门之间要相互协调配合，制定跨省市、跨地区的土地使用办法，使得不同地域之间的土地能够合理利用，促进区域基础设施建设。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区域间的用地标准，合理控制人均城乡建设用地面积，利用人均城乡建设用地面积来控制城乡间的用地面积，使城乡用地能够可持续发展。
（四）优化空间结构
在进行城乡规划空间发展的过程中，要合理优化各个区域的空间结构。在进行规划时要注重保护环境质量，提升生活品质，降低资源消耗，这样才能使空间得到可持续发展。要不断根据城市的发展情况以及城市中人口数量的变化情况合理对城乡用地进行规划，这样才能有效地减少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等城乡发展过程中极易产生的问题。通过对城乡发展空间的不断优化，促进城乡空间的合理利用，提高城乡土地的利用率，使得城乡空间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
结语：
新形势下，虽然我国城乡规划空间发展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发展，我国城乡规划空间发展还会遇到更多的问题。因此，相关部门必须合理引导城乡规划空间发展，根据城乡的发展情况及发展目标，制定合理的土地使用方案，地方政府也要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制定出适合地方的土地使用方案，这样才能有效解决城乡用地之间的矛盾，不断推动我国城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殷鹏飞，鲁成树，费罗成，马志超.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市规划协调机制探讨[J].现代城市研究，2007（11）.
国土空间规划法规体系篇8
关键词：控制性详细规划；指标；空地率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我国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法律地位、编制、审批、实施管理的模式基本固定，控规在城镇建设中所产生的作用举足轻重。正是由于控规具有很高的法律地位，故控规制定的时候也必须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实践性，但纵观当前城镇建设的实际情况，控规的单调僵化与城镇发展的复杂多变冲突，往往“控则死、变则乱”，管理之被动显而易见，也对城镇建设带来不良影响。产生这种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制度、管理、技术等，而本文仅对控制编制中的土地开发强度指标制定，提出些许粗浅想法。
1.当前开发强度指标体系利弊
《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中第十条规定：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基本内容：（一）土地使用性质及其兼容性等用地功能控制要求；（二）容积率、建筑高度、建筑密度、绿地率等用地指标；（三）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公共安全设施的用地规模、范围及具体控制要求，地下管线控制要求；（四）基础设施用地的控制界线（黄线）、各类绿地范围的控制线（绿线）、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界线（紫线）、地表水体保护和控制的地域界线（蓝线）等“四线”及控制要求。第二项是主要对控制指标作了明确的规定，为容积率、建筑高度、建筑密度、绿地率等限定了区间。其中容积率、建筑密度、建筑高度之间存在换算关系，建筑平均层数=容积率/建筑密度，确定两项指标便可推演出另一项指标。当前指标体系有以下利弊：
1.1.控制指标体系简单方便规划操作管理
容积率、建筑密度、绿地率、建筑高度等规划控制指标简单、通用、易懂，方便了规划编制、规划管理和相关部门及企业、集体、个人等之间的沟通协调，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效率。通过多年实践表明，该指标体系对城镇土地开发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促进了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不断完善。在对盈利性房地产开发方面，该指标也起到了很大的调控作用，遏制了城镇空间过度开发，有利于保护公共空间和留出更多的开敞空间。也正由于该指标体系的实用性，加快了规划编制的普及和规划管理的规范，使城镇土地开发建设有依有据。
1.2.指标常数控制难以应付现实复杂多变
不管是美国的区划、德国的空间规划、英国的结构规划还是香港的图则，每一种规划体系或者技术都有一定的科学性，也同时存在缺陷。我国的控规体系虽然历经而多年的不断完善，具有比较成熟稳定的运作模式，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城镇功能、利益主体、利益诉求等趋向多元化，控规往往难以对发展趋势做出准确的判断，而没有准确判断的情况下凭着经验或者理论，制定了一套表面合理控制指标，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遇到了难以避免的挫败，其结果便是频繁的调整控规。如右图，Far代表容积率，BD代表建筑密度，假设某商业地块的建筑密度上限BD=60%，容积率Far上限=3.0，若该商业用地的价值高，开发主体一般追求利益最大化，虽会同意建筑密度上限，但认为容积率偏低，申请提出提高容积率4.0，通过各种论证可能最终容积率上限确定为4.0。总之，规划控制没有达到预想的目标。
1.3.指标制定草率规划调整修改过程曲折
在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过程中，规划设计人员未必都有规划管理经历，对当地城市实际情况和发展演化历程了解不够，对规划管理中所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法不清楚，对规划相关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研究不深，直接影响了对指标数值的确定。在制定指标时，主要依据为上层次的规划、国家和地方的技术管理规定和对当前城市发展定位的判断，没有对土地价值、产业结构、征地补偿、利益主体等动态变化因素足够重视，导致了规划指标制定有一定程度的草率。但是作为控规的法定地位很高，一旦通过审批的控规便不能随意调整，确实需要调整必须经原审批程序。控规调整实际上还是走同样的路，只是把数值调到需要的目标而已，但需要花费了一年半载的时间。
1.4.指标数值简单导致城镇空间缺乏特色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指标体系，通常相同的用地性质其指标相近，这样基本框定了城市的空间形态。如某片区主要为二类居住用地，容积率上限2.0，建筑密度上限30%，建筑限高24米，则该片区的住宅多为6层。如某工业区主要为二类工业用地，其容积率上限为1.8，建筑密度大于35%，建筑限高24米，则该片区建筑多为6层或24米高。在固定常数规定性指标的控制下，片区内的建筑呈现同质化，从而各个城市的工业区、商业区、居住区都相似面貌，难以形成有特色的空间景观。
2.克服开发强度指标体系弊端的试探
由上述，当前控规指标体系有其方便通用的优点，但其控制效果却未尽人意。应当回到原点，控规的初衷是有效控制城镇空间的开发利用，创造宜人的在城镇环境。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科技、地理、水文、气候以及不同利益主体等各种因素均可能导致空间利用的多样化，但应当明确政府鼓励和禁止的是什么，市场主导并造成什么后果，规划需要平衡和协调的又是什么。政府鼓励高效集约利用土地而禁止浪费土地，市场最大化效益使用土地并带来各种城市病，规划平衡则要公共利益而协调其他不同利益。明确了这种关系后，在土地开发强度指标制定时，应当具备此消彼长的平衡牵制关系。
2.1.引用空地率指标
城镇空间资源总量是有限的，长期以来控规控制的对象是建设部分，即在哪里建什么和建多少了，由于其复杂性困扰了控规效能。假若从另一个方面来控制，即不能建什么和空多少，是否会增加控制指标合理性呢。空地率（openSpaceRatio）来自美国区划技术，为了居住区获得更多地面空间而设置，指空地面积随建筑面积增加而增加。由于空地率指标与容积率指标正相关关系，同时指标控制又具有相互牵制作用，故将尝试将空地率指标扩展应用于各类经营性用地，形成一套具有弹性的土地开发强度控制指标体系。
2.2.空地率的计算
空地率=空地面积÷建筑总面积=空地面积÷（容积率×用地面积），空地面积是指非建筑占地面积，包括道路、绿化、停车等用地。由上推导出建筑密度（BD）=1-容积率（Far）×空地率（osr），其函数图象右图。
有上公式函数关系可以看出，建筑密度成反比关系，高容积率要求预留更多的开敞空间，表面向空中要地，则应腾出地面，其符合集约用地和环境效益兼顾的政策导向。与常用的控制指标体系有所不同的是，该引用空地率指标后，土地的开发强度控制指标是一个变量，在空地率固定的情况下，开发强度便有上限和下限，建设单位可以从中选取符合自己需求的一组数据，如下表，表中Far所在灰色行为容积率变化，osr所在蓝色列代表空地率变化，表中数值代表BD建筑密度。
2.3.空地率与当前控规指标的对比
当空地率osr为40%以上时候，对应用地主要用于公共服务设施、公园广场、地层住宅等；当空地率osr为30%～40%时，对应用地可用于多层住宅区、工业区等；当空地率osr为20%～30%时候，对应用地可开发为高层居住小区、商业区；当空地率osr为10%～20%时候，对应用地应该是中心商务区。规划部门通过把控空地率指标，相应的控制容积率和建筑密度，给容积率和建筑密度一定的动态调整空间，使得指标体系具有更强的适应力。
通过对当前控规指标在实际规划管理中存在不足的分析和研究，提出空地率弹性指标来弥补其缺陷。当然当前控制性详细规划指标关系到土地有偿出让，空地率的弹性指标可能会造成土地出让金成为变量而影响土地出售，故对于空地率确定还需要更深入和系统的研究。本文抛砖引玉，探讨从不同角度探讨控规中土地开发强度指标的制定，以适应城乡更加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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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规划法规体系篇9
关键词：土地利用；特点；方法
中图分类号：C35文献标识码：a
一、土地利用规划的特点
1、公共政策属性
土地利用规划是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而产生的，具有与社会经济同步演化的特点。总结国际上土地利用相关规划的特点，土地利用规划总体上可分为以科学和理性为特点的蓝图规划阶段、系统综合为特点的过程规划阶段以及倡导人的社会价值理念为特点的参与式规划阶段。中国处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阶段，规划更应该采用过程规划模式，土地利用规划不仅是描绘未来变化的图景，更重要的是通过行动纲领和政策的制订，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引导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发展方向、行动步骤，促进社会经济在客观规律和规划的综合作用下，符合未来发展的要求。因此更具有政策属性，在某种程度上，土地利用规划成为政府的公共政策的工具或者一部分。
2、综合性
综合性不仅仅是指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社会、经济和生态的综合，部门的综合，多学科的综合，更强调作为政治、经济、环境、社会与土地利用空间相互作用基础上的综合。中国的土地利用规划编制过程中也经过大量的社会经济调查和预测，在规划的内容中也有社会经济的内容（人口、GDp等），但是这些社会经济的分析、预测及结论均未很好地转化为规划的组成部分，或者并没有有机的结合进规划内容之中，两部分是脱离的。而实际上，土地利用规划是将社会经济和环境发展的内容转化为空间层次的内容，土地利用规划通过协调和调节土地使用关系，建立社会经济和环境要素在土地使用上的关系，为社会经济和环境发展提供空间支持。因此，土地利用规划的综合性体现在土地利用系统和社会经济和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之中。
3、空间层次性
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使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财权、事权等方面有了不同划分。具有鲜明政治经济特点的土地利用规划也相应的有所不同。土地利用规划的空间层次性体现在不同层级的土地利用规划有不同的目标、内容、方法和保障手段等。
二、土地利用规划方法
土地利用规划的方法取决于规划的理论或模式。首先，不同发展阶段的土地利用规划方法有所不同。需要指出的是，新方法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旧方法的失效，随着问题导向的土地利用规划的发展，方法也在不断地发展之中。其次土地利用规划的要素综合性和学科集成性决定了其方法的多样性，总体上可分为普遍的方法和具体的方法两个层次。
1、土地利用规划方法比较
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制定的《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规定土地利用规划必须在土地利用现状分析和各类用地需求量预测的基础上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协调各部门和产业间的用地矛盾。但《规程》中没有给出具体“综合协调”的方法，导致实践操作中，地方只是将各类用地需求预测结果拼凑成一个规划方案，提出了各类用地间的矛盾，而对于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即如何进行矛盾的“综合协调”这个本质而关键的问题却悬而未决。为了有效利用土地资源，保证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减少人为因素对土地利用主观随意性的干扰，就必然要依靠科学合理的规划方法。下表从土地利用规划方法取决于规划理论的观点出发，对土地利用规划方法进行总结。
基于土地利用规划理论的土地利用规划方法分析
理论基础理论分支规划方法
地理学人地关系论
区位论
地域分异理论
地理信息系统土地适应性分析、土地潜力评价
土地集约利用、土地规模效益、级差地租分析
土地利用分区、土地用途管制
元胞自动机(Ca)分析法，多智体(nfaS)分析模型
经济学经济增长论
运筹学理论
自然资源价值理论成本收益分析法
博弈论方法、线性规划法、目标规划法
资源环境经济核算法
管理学非理性理论
外部性理论
行为科学理论有限性规划法、弹性规划法
环境影响评价分析、外部性内部化方法
行为分析法
生态学种群生态学理论
景观生态学理论生态位方法
景观格局分析法
哲学可持续发展理论
低碳经济理论生态足迹方法、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测度方法
碳源(汇)分析法
社会学公共关系理论交互式方法、参与式方法
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决策分析法
系统科学系统工程系统动力学分析法
2、土地利用规划方法
从土地利用规划的特点而知,意识形态和经济体制对土地利用规划起着根本性的制约作用。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和与此相关的土地利用变化规律,土地利用规划管理的特点是创新土地利用规划方法的重要基础。进而发展以下方法:
1.加强土地评价
从土地利用规划的空间性出发,土地资源的空间配置需要以评价为基础,Fao土地利用规划指南强调土地利用规划作为最佳土地利用的选择,是以土地计价为基础的,而且不包括自然的适宜性评价,也包括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评价,如农业生态区方法,以及基层规划服务的土地评价,如土地评价和立地评价,以及包括土地不同层次上的生态经济评价,方案的环境影响评价等在内的土地评价系列方法都可以为规划的协调和决策提供科学支撑。
2.建立土地利用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的模型
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与农用地尤其是耕地的减少的双向过程是一个客观的规律。但由于土地资源的有限性,这种双向的过程不会是线性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土地利用结构会出现相对平稳状态,既土地利用变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偶合关系。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这一过程变得更为复杂。为此,借鉴“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变化的驱动力模型”,引入投入产出的宏观经济模型,度量区域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状态,考察地区变化的城镇化速率,通过典型地区的案例研究提取所需参数,建立动态经济,发展土地利用变化的耦合关系模型,可为这一复杂过程的分析找到解决的方法。
3.建立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环境演变的模型
土地生态环境的演变与土地利用规划引致的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的变化及土地利用方式的选择是密不可分的,基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土地利用的规划应以不导致土地生态环境的退化或不超时土地资源的生态安全为基础。为此,需要建立土地利用变化和生态环境演变关系的模型,合理确定土地生态安全标准下的土地利用模式。国际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变化的研究,把土地利用引起的环境效应作为重要内容,并主要在微观和小流域尺度上建立相应的模型。借鉴这一方法,建立不同利用尺度的土地利用变化和生态环境演变关系模型以及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为寻找土地资源生态安全下的土地利用方案提供有效的途径。
4.制定土地用途管制分区的法则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利用规划转向以技术领域为重点转向非技术领域为重点的趋势。基于土地利用规划作为政策工具的特点,土地用途管制作为基层土地利用规划的主要方法为核心内容,其本质是制定一种土地用途管制的规则,或者说是法规。尽管土地用途分区管制法在国外比较成熟,但其特点是一个国家的基本政体、法律传统、历史基础、经济体制、社会发展阶段、自然资源和条件的禀赋以及文化背景都密切相关。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阶段特点,分析中国进行土地用途分区的背景,在探讨不同地区用途分区法令化的可能框架基础之上,制定土地用途分区的法则,使之真正成为土地利用规划的重要方法之一。
参考文献
[1]梁鹤年.简明土地利用规划[m].北京:地质出版社，2003
国土空间规划法规体系篇10
1当前城乡规划管理发展现状
现行的城乡规划管理体制主要将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统筹规划，其发展受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导向中政府指导与调控在，这种发展机制与当前的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转变政府职能的目的是相同的，以城乡建设可持续发展为基础，加强了对城镇化进程中城乡建设活动的统筹规划，但是这种体制容易导致城市与农村的产生利益矛盾、功能性领导和结构性实体矛盾等等，造成城乡发展不完全，例如行政结构上的主体缺位、辖区内不同管理功能差异等残缺现象，虽然城市领导农村与城乡统筹相矛盾，但是从镇(乡)作为最低行政级别单位来讲，仅仅通过城乡统筹在村镇规划的政策关系难以真正的统筹好农村发展或者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从城乡统筹的体制实施来讲，村镇规划在这个设置政策关系和机制衔接中发挥着巨人的作用，，需要整合各个方而的权限所属与各辖区利益的关系，例如整合省(自治区)和省府城市、市(县)和其中心城(镇)等重叠空间关系、整体城乡分离空间等关系但是应当重视解决城乡规划管理的整体对象与不同行政级别的空间的矛盾，城市和乡村作为规划管理的对象，这样才能确保城乡统筹规划的正常运行。
2当前城乡统筹规划发展的主要问题分析
2.1城市领导农村发展的空间矛盾
山城市来领导和管辖农村发展的主要的空间矛盾在于城乡之间的利益关系作为统筹发展的主要对象，但实际上统筹规划的出发点和决策都是根据城市发展实际情况来决定的，而非是统筹农村、城市情况一起决定，发展过程中严重倾向在于城市扩张对村镇发展，由于行政主体是城市，对村镇规划的设计、实施和管理必然造成农村空间结构的改变，例如各种土地结构变性、经济或产业结构调整等等，这些变化针对整体城乡关系、城市发展村镇规划和管理方而主要矛盾，但是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对这方而问题需要进行综合考虑，规划管理的实施受到了进行规划管理的其他因素权限，这其中所缺乏的就是合理的政策关系以及机制衔接。
2.2农村土地结构变化
城乡规划属于政府行为，以政府、社会作为主体，其对象载体就是土地，土地规划只是实施土地利用的一个技术环节，如下图的某村镇的土地规划图，政府对农村土地进行了统一规划，将不同功能性质的土地进行合理规划，土地用途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三种类型，并且根据其用途设置了一套相对独立的垂直土地利用规划体系，村镇规划中也涉及了的土地利用方而的内容，但是其受到了以下三个因素的制约:第一控制建设用地总量，实行耕地保护制度，耕地需要在总数保持一定比例，但是村镇不可能根据自身情况对土地进行利用;第二:在村镇发展过程中，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村镇规划的实际内容给予农村土地利用一个合理发展的空间;第三:村镇的上级政府设置或改变土地用途、以及设计实施其他规划的物质载体，这种现象对于农村发展极为不合理，直接原因就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利益不均衡，所以城市统筹规划公正和公平的利益分配需要确定相应的政策关系和机制衔接。
2.3农村整体规划的空间矛盾
城乡规划从整个规划角度来看，村镇规划的目的性是明确的，但是村镇规划有着自身的整体性发展规划，这也是村镇规划中最突出的矛盾，导致在实际的城乡规划管理体制中找不到给予农村发展的可控空间，引起了村镇规划发展矛盾:第一:农村区域的而积广阔，其中村镇规划作为是城市规划的核心部分，在实际过程中农村规划需要服从并遵照城市的规划来设计和实施;第二:村镇规划中并没有完全根据实际情况需要对所在区域进行合理规划调整，而且是在规划实现得到过程中，许多规划具体项目中受到了多方而的因素的制约，例如资金、审批环节和程序等等因素制约;第三:在规划项目的实时过程中，尤其是不违背上级规划而且没有在上级规划中明确规定的项目时，需要根据的相应的规范依据、政策支持以及机制衔接，所以在你实际的城乡规划管理体制操作中，根据实际规章程序的进行，但是实际上人多数的命令计划都是执行不到位，原本可以实施的计划项目因各种审批条件或待批时间原因的推迟，使得原本计划进度受到影响;第四:部分村镇规划自主调整规划和新增项目可能有发展空间，但是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例如土地利用困难、资金不足、建设困难等，这些导致项目实施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