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犯罪的特点及对策篇1
[关键词]经济犯罪；刑事政策；资格刑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244（2014）06-104-1
一、经济犯罪与刑事政策的概念
目前，理论界对于经济犯罪和刑事政策仍存在比较大的争议。关于经济犯罪，我国刑法学界素有大经济犯罪概念说、中经济犯罪概念说和小经济犯罪概念说“三说”之争。笔者取小经济犯罪概念说，认为经济犯罪是指市场经济主体以非法经营牟利为目的，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实施的危害市场经济交易秩序和国家经济管理秩序，依法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对于刑事政策的定义也有多种学说。其中，何秉松教授认为，刑事政策是指国家基于预防犯罪、控制犯罪以保障自由、维持秩序、实现正义的目的而制定、实施的准则、策略、方针、计划及具体措施的总称。刑事政策还有基本刑事政策和具体刑事政策之别，经济犯罪刑事政策属于“针对某一类犯罪的具体刑事政策”
综上，经济犯罪刑事政策就是指根据一定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的态势以及在特种经济政策下经济犯罪情形所制定的用以指导刑事司法的方针、政策以及原则的总称。
二、我国经济犯罪刑事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立法上处罚过于严格，处罚方式较为单一
根据当前我国经济犯罪的高发态势，现阶段我们应将经济犯罪立法涉及的区域扩展，提升经济犯罪化。严密法网并不代表要进行严厉的处罚。从我国刑法上看，关于经济犯罪的刑罚依旧很重。由我国的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规定来看，我国刑法对经济犯罪的规定趋于严厉。在经济犯罪的罪名上，涉及死刑、无期徒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名占有相当的比例，反映出当前我国对于经济犯罪的处罚过于严格。当前，我国在刑罚方式的运用上主要以自由刑和财产刑为主，突出了我国经济犯罪在处罚方式上过于单一这一特点。对于典型的资格刑的设置有所欠缺，同时，罚金刑也是相对于自由刑单处或者并处，很少运用非刑罚化的措施和手段。
（二）司法上重刑罚手段，轻非刑罚手段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我国对于经济犯罪的处罚还是以自由刑和罚金刑为主，缺乏典型的资格刑。对于经济犯罪的打击主要依靠刑罚手段，而非非刑罚手段。当前我国的经济犯罪刑事政策尚未彻底地刑法化，仍是以刑法规范为中心，特别是对严重经济犯罪进行重罚。在一段时期内，经济犯罪现象猖獗，国家会采取严厉打击的政策，对经济犯罪进行集中式的打击。过分依赖刑罚的打击方式，暴露出我国对于经济犯罪的处罚形式较为单一。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多元化的处罚方式不断出现，行刑社会化已经成为当前比较科学的处罚方式之一。
（三）预防治理上重罪后处罚，轻罪前预防
当前，我们国家对于经济犯罪的注意力仍然过多的放在对于经济犯罪的打击与惩治上面，对于经济犯罪的预防关注的力度并不够。重视罪后处罚，容易带来犯罪分子在监狱内的交叉感染问题，不利于这些人员的再社会化。预防与惩治是治理经济犯罪的两个拳头，两手都要硬，才能更好地治理经济犯罪。只重视罪后处罚，轻视罪前预防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经济犯罪的治理形势，因而除了运用刑事手段外，还可以灵活运用经济、行政等科学手段。
三、我国经济犯罪刑事政策的完善
（一）调整自由刑配置
首先，应减少长期自由刑的配置。当前，我国对于经济犯罪的刑罚设置偏重，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的配置较多，突显出我国在经济犯罪上的重刑主义。当然，保留一定的长期自由刑是必要的，对于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轻罚不足以达到惩戒力度的犯罪，我们应该保留长期自由刑的设置。除此之外的，其他经济犯罪可以适当的缩小长期自由刑配置的范围。其次，扩大管制刑配置的范围。管制刑符合现代刑罚的新特点，其优越性是自由刑所不具备的。管制刑的适用有利于与国际刑罚轻刑化的接轨，也有利于摆脱我国长期以来的重刑主义思想。
（二）经济犯罪的资格刑设置
现行刑法中，资格刑的范围主要限定在剥夺政治权利这一狭窄的范围内，而在经济改革浪潮的今天，仅靠剥夺政治权利已经不能满足当前打击经济犯罪的需要。经济犯罪有着自身独特的特点，区别于其他犯罪类别。因而对于打击经济犯罪而言，针对经济犯罪的特点进行有针对的惩治，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我们必须研究除了传统自由刑和财产刑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刑罚能够对经济犯罪起到较好的打击效果。那么经济犯罪的资格刑就呼之欲出了。经济犯罪一般具有非常强的专业性与隐蔽性，因而对于专业性强的犯罪分子进行打击，就显得至关重要。在经济犯罪中设置资格刑，就是为了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如果我们剥夺行为人在某个领域内的相关从业资格，那么就会从根本上降低其在熟悉领域内犯罪的可能性。从而能够更好地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
（三）加强经济犯罪预防治理
首先，应不断完善我国的监督机制。经济犯罪具有专业性与隐蔽性，因而专业的监督机构以及相应的机制，对于预防经济犯罪至关重要。我国要不断提高监督机构的业务素质，建设高水平的人才队伍。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作为国家重要的经济监督机构，要充分发挥其职能，为预防经济犯罪做出贡献。其次，及时发现市场管理的不足并填补漏洞。市场经济瞬息万变，市场规则的改变，往往会带来很多的管理上的缺位，因而管理机构要密切注视经济发展的动向，对于管理的不足以及漏洞要及时填补与完善，防止别有用心者利用这些漏洞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四、结语
目前，我国经济犯罪的态势十分严峻，对于经济犯罪的预防和打击只能不断加强。虽然，我国的经济犯罪刑事政策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是只要我们善于总结经验，学习其他国家在经济犯罪治理上的长处，我们就可以很好地完善我国的经济犯罪刑事政策。
参考文献：
[1]刘华.论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J].法学，2003，(11).
[2]何秉松.刑事政策学[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2.
[3]赵秉志.刑法基拙理论探索[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当前经济犯罪的特点及对策篇2
【关键词】经济犯罪；侦查工作；对策
中国入世，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将产生一些负面效应。对经济犯罪侦查工作来说也是如此，在一定时期内，经济领域犯罪将更加猖獗，经侦工作将面临新的挑战。如何正确把握当前经济领域犯罪的特点规律，科学预测加入wto后经侦工作面临的新挑战，研究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对顺利完成新形势下的经侦工作任务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加入wto后经济领域犯罪的新特点
（一）新的经济犯罪类型将不断出现。
加入wto后，现有的经济犯罪类型还会继续存在，新的经济犯罪类型将不断涌现。一是随着国际间经济交往日益增多，涉外诈骗犯罪活动逐渐增多，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加快和国际经贸活动日益频繁，一些境外不法分子将打着合资、合作的幌子，在国内大肆进行犯罪活动；境内外犯罪分子相互勾结犯罪案件将大幅度上升；国内的犯罪分子为逃避打击，作案后也往往携款逃往境外。二是在国际贸易中，信用证（卡）成为支付的常见方式，不法分子往往利用信用证可信程度比较高的特点，采取伪造信用证（卡）等手段进行诈骗活动。三是当前世界各国的洗钱犯罪活动有愈演愈烈之势，并呈现金融市场较为发达的国家向金融市场尚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和地区蔓延的趋势，我国入世后，将大开门户，广引外资，给洗钱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四是入世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将不断增多。
（二）发案数量继续攀升，大案比重加大。
入世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贸易活动的日益频繁，经济领域的竞争将更加激烈，不法分子在经济领域的作案也将逐渐增多，而且往往涉案金额比较大。从统计数字看，近年来经济犯罪案件增长的速度明显高于其他案件的增长速度，其中大要案件尤为突出。前几年我局破获的经济犯罪案件中，涉案金额几十万元的大案并不多，而近两年来发生的经济犯罪案件涉案金额达百万元以上的已屡见不鲜。如2001年我局破获的吕孙毅诈骗案涉案金额达200多万元；同年破获的黄阿福非法经营案涉案金额也达148万元。
（三）犯罪领域不断扩大，侵害客体增多。
入世后，随着人、财、物的大量流通，经济犯罪已深入到金融、财税、证券、保险等各个领域，受害客体也由原来往往是单一客体而转向众多的客体，这些客体已涉及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人，既有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又有个体户、农民以及国家干部、农村基层干部。如2001年破获的欧国庆挪用资金案，挪用34名客户的保险费共计13万余元；上京镇陈成钟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涉案金额390万余元，涉及人员多达600余人。
（四）经济犯罪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多样性和智能化特点。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犯罪分子受教育越来越高，入世后，一些经济犯罪已从传统、初级的手段向高科技、智能化方向发展。犯罪分子往往利用某种“合法”外衣，钻法律、法规的空隙，或者利用自己掌握的技术和知识专长，钻管理工作的漏洞和薄弱环节，在其熟悉的领域从事经济犯罪活动，有的犯罪分子利用电脑等高科技手段作案，精心策划，设下圈套，引诱对象上当受骗。
（五）经济犯罪的国际化趋势加强。
我国加入wto后，将逐步同世界经济接轨。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国际贸易活动的日益频繁，国外的经济犯罪分子与一些商界名流一样，将触角伸向国内，利用我国开放政策，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以及国家间的法律制度的差异，实施跨越国境的经济犯罪。同时，国内的犯罪分子也将犯罪空间向境外、国外延伸、拓展，境外、国外的不法分子向国内渗透，寻找人，使经济犯罪出现“土洋结合”、“内外勾结”的现象。由于我国目前正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社会制约机制弱化，法律建设滞后等现象不会在短期内消除，也就难以阻止境外、国外的犯罪分子在国内出现和跨境犯罪的实施，这种国际经济交往带来的经济犯罪，随着我国加入wto而将更加激烈。
二、加入wto后经侦工作面临的挑战。
（一）经济犯罪案件的取证难。
经济犯罪跨省市作案多，加之经侦办案经费的短缺，给取证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一些外省市公安机关出于地方保护主义，对前来调查取证或追捕逃犯的外地公安机关协助配合力度不够，往往只是象征性的。经济犯罪案件大都是年前案件，涉案时间较长，往往因一些自然或人为的因素使一些原始凭证、记录、帐本等证据灭失或销毁，造成取证难度加大。“入世”后新型犯罪手段的不断涌现也给取证工作带来了新的难题。如2000年浙江省平阳县林基任、林乃满、洪玉基三人到我县以开办阳光工艺玩具厂招收工人为名，通过一系列有预谋的活动，精心组织策划，骗取105名工人的培训费7万余元后迅速逃离。由于此三人均属外省市人，我公安机关多次赴浙江省取证、追逃，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花费大量的物力、人力才将犯罪嫌疑人林基任抓获。
（二）经济犯罪案件的定性难。
当前法律法规还不完善，司法解释滞后，存在地区之间划分的标准不统一，以致对部分案件性质的认定难以统一，如有的行为有社会危害性，甚至造成较大经济损失，但法律无明文规定，有的法律规定过于抽象，表述概括性过强，又无相关司法解释相辅，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入世”后经济犯罪手法日趋狡猾，具有隐蔽、多样、智能的特点，犯罪分子往往利用某种“合法”外衣，钻法律、法规的空子，增加了经济犯罪案件的定性难度。由于上述等问题的存在，使检、法两家与公安机关在“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上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认识上的分歧，造成案件批捕难、起诉难。
（三）经济犯罪案件的处理难
由于地方保护主义严重，部分党政机关、政法部门的负责同志，对经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对打击此类犯罪不够重视，对案件查办不力，对经济犯罪分子惩办不严。个别地方党政领导只看到眼前利益、局部利益，而把经济犯罪分子当作“能人”、“有功之臣”加以保护，甚至还有部分领导干部为经济犯罪分子充当“保护伞”，该查的不让查，该打击的不让打击，以保护地方企业为由，不让处理人犯，这使得公安机关在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时受到严重干扰。另外，一些案件的当事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经常向公安机关或上级有关领导反映问题，有时十分片面和偏激，既牵扯了领导的精力，又妨碍了办案工作，经济犯罪案件处理时各种关系纷至沓来，说情风较严重，影响了执法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
（四）现有的法律知识、侦查手段跟不上“入世”后形势的需要。
“入世”后，新型的经济犯罪层出不穷，犯罪的手法日益翻新，加之我国将对现行法律进行重大调整，犯罪分子千方百计钻法律法规的空子进行犯罪，我们现有掌握的法律专业知识和侦查手段难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三、加入wto后经侦工作应采取的对策。
（一）提高发现犯罪的能力和侦查犯罪的本领。
加入wto后，经济犯罪总体上将呈现发案多、种类杂的特点，发展趋势呈现为作案实施快、案犯逃匿快、赃款赃物转移快的特点。为此我们必须强化发现犯罪的能力，具备较高的快速反应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抓住战机，快速破案，挽回损失。目前，经侦部门被动受案的工作状况，难以适应形势的需要，加入wto后，犯罪手段的信息化、网络化、高科技化将会对经侦部门的调查取证能力形成新的考验。因此经侦部门要加大对经侦基础设施的投入，购买先进的科学技术装备，切实提高发现犯罪的能力，提高侦查犯罪的本领，以适应“入世”后侦破工作的需要。
（二）加强经侦基础建设，牢牢掌握斗争的主动权。
“入世”后，必须加大对经济违法犯罪情报资料的收集，将全部经济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单位信息资料入库上网，实现信息共享；必须加强经侦特情等秘密力量的建设和阵地控制工作，本着需要和可能，确保质量、隐蔽保密、严格管理的原则，积极物建经侦特情、工作关系，并注意在有关专业人员、知名人士和境外人员中物建经侦特情、工作关系，获取深层次、专业性的经济犯罪情报，实现对经济犯罪相对集中的重点地区和经济犯罪人员社交活动较集中的场所控制工作，充分发挥经侦特情在破案追逃中的特殊作用；必须增加经费投入，加强对经侦协作网络建设，实现经侦部门计算机联网，实现经济犯罪信息的联网与共享。只有加强了经侦基础业务的建设，才能使我们适应入世后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侦查破案服务，有力地打击各类经济犯罪活动。
（三）提高经侦民警素质，适应入世经侦工作需要。
“入世”后，我国将对现行法律进行重大调整，同时wto规则及一些国际条约和惯例将在国内经济生活中广泛运用。另外，境内外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可能会以wto规则或国际贸易为借口掩盖非法行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强化学习，掌握相关知识，及时解决实践中遇到的困难，为查破经济犯罪案件创造有利条件。但目前从整体上看，经侦民警的业务素质与“入世”后的工作需要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要尽快提高民警的业务素质，进行各种行之有效的教育培训，比如要强化在对wto及国际金融、贸易方面的法律知识的学习，强化经济运行规程以及外语、网络信息方面知识的学习，强化现代化通信等科技手段的学习和运用，努力培养一支熟悉经侦业务，掌握现代经济知识、wto运行规划和现代侦查技术的队伍。
（四）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杜绝关系案人情案。
“入世”后，随着经济交往的频繁，商品流通的加剧，经济领域的竞争也将更加激烈，犯罪活动也更加猖獗。一些当地行政部门的个别领导为了保护当地的经济利益，把经济犯罪分子当做“能人”加于保护，对经侦部门所侦办的案件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干预。另外，一些经济犯罪分子往往利用金钱美女来腐蚀民警或直接对民警进行威胁。因此要切实加强经侦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拒腐防变能力，使经侦队伍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坚定的政治立场，一切均以法律为准绳，以服务于经济建设为根本宗旨，顾全大局，克服地方保护主义，不屈服于地方领导的干预以及犯罪分子的威胁，经受住各种利诱威逼的考验，真正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当前经济犯罪的特点及对策篇3
【关键词】:经济犯罪犯罪特点经侦工作措施和对策
经济犯罪作为一种新形态的犯罪领域，伴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的提出，在西部地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多种消极因素和商品经济负面影响的相互作用，呈现出不断上升的态势。经济犯罪是指发生在商品生产领域，经济流通领域，分配及调节领域，消费领域和经济管理领域，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破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和经济秩序，以牟取非法利益为目的，情节严重，应受刑法处罚的行为。同以往相比，西部地区的经济犯罪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涉及到国民经济各个方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性极大。一起严重的经济犯罪案件，不但可能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甚至可能造成局部地域金融秩序混乱，引发社会治安问题，危害极大。经济犯罪无论从广度和深度上造成的经济损害和社会危害性都是不容低估的，我们必须对它提起高度重视。
一.当前经济犯罪案件的态势
自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提出后，西部地区的经济、交通等较以前有了较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经济形式多样经济内容丰富，经济环境宽松，价值取向趋向多元化。与此同时，经济犯罪案件数量也一直呈上升趋势，其速度远远高于刑事犯罪案件，而且大要案件日益突出，犯罪类型增多，犯罪手段呈现出隐蔽性、多样性、高科技性的特点；犯罪日趋智能化、专业化、职业化方向发展；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跨境结伙作案增多。同建国初期开展“三反”、“五反”运动打击不法资本家行贿和部分国家干部贪污受贿时相比，现阶段，经济犯罪已波及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尤其是贪污贿赂犯罪，走私犯罪，偷税漏税犯罪及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的其他经济犯罪现象更是日趋严重。经济犯罪活动涉及工业、农业、商贸、金融、财税等与国民经济息息相关的各个行业，对这一犯罪如不加以有效抑制，势必严重干扰社会经济发展，甚至危害国家经济安全，影响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从建国以来，经济犯罪上升的趋势在大致经历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贪污罪占主体，1986年前后只1988年贪污贿赂罪明显上升两个阶段后，自1989年至今，经济犯罪种类繁多、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犯罪突出，而且犯罪数额更加惊人，智能化犯罪突出。可以说，现今经济犯罪活动之猖獗，案件数量之多，非法牟利之大，牵扯面之广，危害之严重，都已达到触目惊心的地步。
二.经济犯罪案件的主要特点
〈一〉犯罪的智能型。
经济犯罪与其他刑事犯罪相比，智能性特点尤为明显。经济犯罪不论是犯罪主体的总体素质，还是犯罪手段、过程设计均具有显著的智能性。具体表现在：1.犯罪主体素质相对较高。经济犯罪主体大多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具有一定的财政、金融、税收、证券、贸易、会计及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并有经济活动的经验。实践中，经济犯罪分子不乏学士、硕士、博士、厂长、经理、领导干部，不少的还戴着“能人”、“专家”、“改革家”等桂冠。2.案前精心预谋。经济犯罪分子实施经济犯罪前大多有一个预谋、酝酿、精心策划准备的过程。如为了赢得他人的信任，购置手机、汽车等高档消费品，扮“阔佬”大肆请客送礼，极力将自己包装成有经济实力的人，然后寻找机会拉拢、腐蚀一些职能部门的领导和业务人员，再找漏洞，钻空子伺机作案。3.作案时手段狡诈。这是经济犯罪与刑事暴力犯罪最根本的区别。刑事暴力犯罪大多以威胁、恐吓、强暴等手段实施犯罪，而经济犯罪则不然。有的利用先进设备制造假票据，以假乱真；有的利用高科技作案，有的跨区域跳跃作案……这样不仅给经济部门发现犯罪设下障碍，而且给公安侦察部门揭露犯罪增加了难度。4.案后毁证灭迹。由于经济犯罪分子熟悉机关业务，又有貌似合法的活动作掩护，故一但作案后，多有足够的时间毁证灭迹，即使有所疏漏，也可以利用工作或职务之便予以补救。
〈二〉犯罪的隐蔽性。
经济犯罪由于有极强的隐蔽性，素有“隐形犯罪”之称，这是区别于其它刑事犯罪的基本特征。具体表现在：1.犯罪主体以一定的职业为掩护。经济犯罪主体大多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企事业单位以及各种经济组织的内部工作人员，有一定的职业做掩护，并打着发展生产、促进贸易等幌子，不像一般的刑事犯罪分子那样具有明显的外在特征，以其社会危害性易被人们发现认识，相反，人们常常表现出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生支持同情怜悯包庇的反常态度，从而使经济犯罪较难以暴露。2.经济犯罪的作案方式独特。经济犯罪得逞主要依赖于犯罪分子善于钻改革空子，利用管理、制度上的漏洞以及随时注意打击动向，逃避法律制裁。随着各项管理制度的加强，打击力度的加大，经济犯罪手段更加隐蔽多样。如另设“黑帐”、利用时间差作案、跨地区流窜作案，内外勾结、拉拢腐蚀、案后毁证灭迹等犯罪方式在经济犯罪中极为普遍，从而使许多经济犯罪具有较长的潜伏期，迟迟得不到揭露。3.犯罪客体明哲保身。经济犯罪侵害的客体大多是国家、集体的财产所有权关系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一方面由于不是对公民个人经济利益的损害，容易被忽视；另一方面，由于受害方自身存在过错，一般不愿报案，往往私下了结；还有的从地方、部门经济利益出发，以罚代刑，以民事诉讼代替刑事诉讼。
〈三〉犯罪的复杂性。
经济犯罪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产生而产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一种犯罪形态，因而，与普通财产犯罪相比，犯罪结构更具有复杂性，具体表现在：1.经济犯罪涉及面广。经济犯罪不仅涉及整个复杂的经济秩序，如财政、金融、税收、贸易、外汇、保险、商标、专利、市场秩序等诸多方面，还涉及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阶层及社会成员，犯罪成员中有惯犯、累犯、一般公民，有厂长、经理、党政军领导干部。而且经济犯罪行为的侵害客体往往为复杂客体，犯罪行为本身具有综合的特征。2.经济犯罪性质复杂，法律界定叫粗。经济犯罪是在经济运行领域的犯罪，混杂与各种正常的经济活动中，表现出经济交往活动的性质。犯罪分子往往打着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旗号实现犯罪目的，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并且常与经济纠纷，民事侵权及不正之风、工作事务等交织在一起，加上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个环节参差较多，产供销、人财务管理渠道多样，各种法律、规章制度正在逐步完善，从而使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较难掌握，认定处理更为困难。3.侦办查处的复杂性。由于经济犯罪多受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有的案件多家争着办，有的案件拖着不办，使得侦办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出现了取证难、追赃难、批捕难、处理难的四难现象。
〈四〉犯罪的严重性。
经济犯罪分子胆大妄为，作案不计后果，不仅给国家、集体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还严重的破坏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秩序。具体表现在：1.经济犯罪涉案金额巨大。经济犯罪金额起点高、数量大，大多都在万元以上，金融诈骗，涉税犯罪及职务侵占等常见案件，涉案金额达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亿元的案件越来越多。2.经济犯罪直接损失严重。由于经济犯罪的潜伏期较长，经济犯罪分子得逞后大多挥霍无度，因而即使破案，所剩赃款也很少。据不完全统计，追缴率一般不到1/3，而间接损失则更大。
〈五〉结伙作案、流窜作案、连续作案急剧增多。
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必然呈现出开放性、流动性和跨区域性的特点，随之而生的经济犯罪也相对呈现出团伙性、流窜连续作案的特点。1.结伙作案。经济活动是一个相互连贯的系统，每个具体环节上都有制约机制，犯罪很难由个人独立完成，需要有多个角色的默契配合，心理需要上的互补性，客观上使得这类犯罪必然走向纠合成群体性犯罪。因此，团伙性犯罪在经济犯罪中显得十分突出，特别是在经济大案中，几乎全部是团伙犯罪所为。据一些典型犯罪案例反映，在经济犯罪活动的大要案中，多数为国家公职人员和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在各种利益驱使下与不法分子相勾结作案，形成了当前经济犯罪主体结构上的新特点。其形式上表现为企业内外勾结，金融部门内外勾结，跨区域内外勾结，国内不法分子与不法外商内外勾结。有的以初具犯罪集团化组织雏形。值得注意的是团伙犯罪、法人犯罪、公职人员犯罪相互交织，互相勾结的作案情况日益增多，具有了一定的普遍性。2.流窜作案。由于经济犯罪是常以经济活动的形式出现，为掩盖罪行逃避打击，异地犯罪、跨区域流窜作案更趋突出。有的到户籍地以外“经商”、“办厂”，进行经济犯罪；有的采取甲地作案、乙地取款或甲地付款、乙地取货等方式诈骗钱物；有的利用时间差，跨区域跳跃作案等等。3.连续作案。当前，经济犯罪连续作案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连续犯同类罪，即以相类似的作案方式、方法和手段，连续进行同一种犯罪。如恶意透支信用卡诈骗犯罪，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和职务侵占犯罪等；二是连续犯不同罪，即在实施一种犯罪的基础上，再进行其它犯罪。如犯罪分子运用各种手段伪造、变造银行票据，然后持假票向银行或企业进行诈骗。
三.对经济犯罪发展趋势的预测
犯罪活动的起伏，同国家政治、经济的大气候密切相关。当前的经济犯罪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中的犯罪，由于我国经济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由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的转变之中，各方面的改革还有待于深化，市场体制还处于不成熟阶段，国有企业正在通过改革走向市场，各种所有制经济发展很快，市场竞争极其激烈。一些市场主体（买方和卖方）受利益驱动，法制观念和道德观念淡薄，或坑蒙欺诈对方，或自身受眼前虚假利益的迷惑而上圈套。社会少数不法分子也结成团伙，混杂于市场主体之中到处行骗，特别是一些国有企业适应市场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还不健全，薄弱环节还不少，加上内部少数人的腐败，内外勾结作大案；党政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少数人的腐败，更助长了经济犯罪的气焰。另一方面，目前我们对经济犯罪打击惩罚的力度又很不够，有的案件由于犯罪人关系网及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或者是公检法之间认识不一致，或者是由于办案中存在经济观点，以至该捕不捕，该判不判，或重罪轻判，以罚代刑。有的案件由于各方面执法条件的限制，一些重要案犯不能及时缉拿归案，对打击犯罪活动起不到应有的震慑作用。以上这些主客观方面的基本因素在短时期内不可能根本改变，因此经济犯罪上升的势头也难以较快遏制住，甚至有进一步上升的可能。
经济犯罪的作案特点也将伴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出现新的变化：一是知识经济和高科技的发展，在新的经济领域作案，运用高科技手段作案的现象会越来越多，特别是信息、计算机领域的犯罪增多将不可避免。二是随着经济立法的逐渐完善，企业管理机制的逐步强化，作案的难度增加，经济犯罪主体将更加趋向集团化、智能化，以及拉拢腐蚀内部人员勾结作案。三是随着纵向、横向之间经济联系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轨道，跨省、跨国、涉外的经济犯罪案件将越来越多,而且国外的犯罪手段也将通过各种渠道传播到国内来，届时我们同经济犯罪作斗争的复杂性和办案难度将大大增加。
四.预防和打击经济犯罪的措施和对策
作为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公安经保工作，在新的形势下，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公安经保工作方式及管理体制已明显的不适应目前的形势要求，现在经保工作的对象、范围、职责等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修订后，经济犯罪的罪名增加了一大批，同时已将74种经济犯罪案件划归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扩大了公安机关对经济领域犯罪的管辖范围，加大了打击经济犯罪的任务。显而易见，面对变化了的经济犯罪形势及扩展了的经济案件侦查任务，公安机关在打击防范经济犯罪中的专业职能作用，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思维观念、工作方法、管理体制、侦查手段等方面的落后状况，积极探索建立打击经济犯罪的经侦专门机构和队伍，新的经济犯罪侦查运行机制。
〈一〉深化改革，加强经侦队伍建设
同经济犯罪作斗争，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促进西部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公安机关的一项长期任务。因此，必须从长期斗争着眼，在公安改革中尽快建立起一只能够适应新形势下同经济犯罪作斗争的专门队伍。这支队伍既要政治坚定，廉洁高效，又要懂得经济专业知识，有较高的政策法律水平和办案能力。公安部已建立起经济案件侦查局，西部也应尽快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建立相应的专业侦查队伍。
首先，在领导干部的选拔上，要注重选拔忠诚党的事业、廉洁奉公、经验丰富的复合型人才。经侦工作业务性强，财会、金融、法律等知识要求高，在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更需及时准确地洞察经济犯罪动向，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领导和指挥全体经侦民警在对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打击的同时，对合法行为予以保护。
其次，加快经侦队伍正规化建设。目前经侦基础设施滞后，一些地区经侦队伍管理混乱，管理监督机制不完善，加上经侦部门个别人员思想，观念，手段陈旧，知识贫乏，对经济案件甚至成为"睁眼瞎"，更不要谈侦破了。西部大开发必然带来人、财、物的大流动，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斗争任务会更加繁重，迫切要求建立一直正规化的经侦队伍。
再次，引导经侦队伍立足于基层。在经侦队伍建设中，应注意建立竞争机制，落实破案责任制，引导经侦民警改变以往指导检查多、说教多的状况，抓住西部大开发机遇，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经济案件侦破中。
最后，提高经侦民警素质。经侦民警是经济案件侦查的主力军，素质要求较高。因而在培训中，一定要有针对性地拾遗补缺，防止走过场；从思想上，制度上鼓励民警自学。经侦民警应注意学些与经济犯罪有关的法律、法规及现代化科学技术知识，学习和掌握有关地方性政策法规，注意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分析和掌握经济犯罪动向及特点。
二，加强合作，提高案件侦破效率
首先，加强经侦机关内部协作。要树立全国、全省一盘棋的思想，冲破各自为战，画地为牢的束缚，打破地域界限。要坚决克服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和目光短浅的"利益驱动"，坚决丢掉"小家子气"，跳出"小圈子"，把别人的案件当成自己的案子办。结合西部地区财力困难的现状，提倡各地经侦队伍用函电方式或内部报刊方式进行交流，互通新的作案方法、手段、特点及侦破的经验、教训，是侦查效益和破案水平有一个显著的提高。
其次，加强经侦与金融、通信等部门及厂矿企业的协作。经济文化保卫处改为经济案件侦查处是客观现实的需要，工作职能的转变要求思想观念的转变。而一些经侦人员面对这样的转变没有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在工作中，放不下架子，还是以指导检查者自居，以听汇报为主要工作方式，不注意与金融、通信及企业的协作，结果只能高高在上，人为地疏远自己与经济案件的距离。经侦人员只有切切实实的深入经济案件多发的行业、地区，加强与经济业内人士的协作，才能获取更多有价值的情报线索，提高破案效率。
最后，加强经侦部门与刑侦、治安等部门及公安派出所的联系。刑侦工作是公安工作的三大支柱之一，它起步早，研究深，尤其是一些侦破方法和措施在经济犯罪案件侦查中也是非常可行的，经侦人员应多加了解学习这些侦查方法、措施等，使自己在侦查破案工作中少走弯路。治安部门和基层派出所做的大多是基础工作，这些部门的人员接触范围广，信息渠道宽，如果经侦人员平时注意与他们的联系，不但会省许多人力、物力、财力，而且会获益匪浅。
三.打击与服务相结合。
贯彻中央关于西部打开发战略的部署，要以保障经济、促进发展与进步为总目标，充分认识经济犯罪的严重危害，把打击经济犯罪置于更加突出的地位。运用多种手段，重点打击危害西部经济发展的破环金融管理秩序，扰乱市场秩序，制假售假等犯罪活动；要始终保持严打态势，对走私、欺诈、虚开票据等经济犯罪活动发现一起侦破一起，保证西部地区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对侦破的经济案件，要最大限度的挽回经济损失。
在对经济案件进行严厉打击的同时，我们要注意策略和方法。对情况复杂、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案件，要坚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出发点，特别强调从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整体考虑，依法办案；对企业法人涉嫌经济犯罪的，如不影响案件侦查，应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尽可能采取监视居住、取保侯审等措施，避免影响正常经济活动；严厉堵截“吃、拿、卡、要”行为，、树立服务意识，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不耍特权，不插手经济纠纷，不利用警察职权为亲友经商提供便利。
五、当前经侦业务工作中应处理好的几个问题。
（一）应解决好公安机关在受理经济犯罪案件中的级别管辖与地域管辖的问题。公安部1997年10月9日下发的《关于办理利用经济合同诈骗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三项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诈骗案件由犯罪地的公安机关办理，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地和犯罪结果地，如果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办理更为适宜，可以由犯罪嫌疑人居住地的公安机关负责办理”。这一规定在实践中逐渐暴露出不足，如犯罪行为地和犯罪结果地不属同一地点，那就会形成几家都具有管辖权的情况，最终可能导致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其次是级别管辖的问题，也就是以案件价值的大小来作为确定由哪一级公安机关对该案件的管辖权问题。目前在经济案件的管辖权问题上尚无明确分工，应尽快做出具体分工，做到职责明确，防止越权办案，推诿扯皮等问题的发生。
当前经济犯罪的特点及对策篇4
关键词：经济犯罪；法律预防；对策
中图分类号：D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117（2012）01-0011-01
一、经济犯罪的内涵及特征
经济犯罪，顾名思义就是指经济领域的犯罪。关于其内涵的界定，我国学者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广义的经济犯罪，认为经济犯罪活动或表现为违反国家经济管理法规，破坏国家经济管理活动的行为，或表现为利用职权牟取暴利的行为。二是狭义的经济犯罪，指行为人为谋取不法利益，滥用商品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环节上所允许的经济活动方式和经济权限，违反所有直接与间接调整经济活动的法规，危害正常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秩序的行为。综合以上两种观点，可以看出经济犯罪是在经济活动中产生并与经济活动直接有关或者具有财产内容的犯罪行为，且够成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是经济犯罪与其它犯罪的最主要的区别。
经济犯罪的特征，可分为外在形式的特征、内部结构的特征和一般特征。从其基本特征分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社会危害性。经济犯罪侵害的客体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是该类犯罪显要的特征，也是划分经济违法与经济犯罪的界限。
2、具有刑事违法性。经济犯罪是一种经济违法行为，侵犯的是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但并非所有的经济违法行为都构成经济犯罪，只有触犯刑法关于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犯罪规定的严重违法行为，才构成经济犯罪。
3、具有应受惩罚性。任何违法行为都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犯罪是适用刑法的前提，刑罚是犯罪的法律后果，经济犯罪作为犯罪的一种，无例外地具有应受惩罚性的特征。
二、经济犯罪产生的原因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综观当今我国经济犯罪预防的现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利益驱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一些人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丧失道德底线，，不惜以身试法。尤其是国家机关一些工作人员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和违法不究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经济犯罪的发展事态。
其次，立法滞后。经济犯罪的本质属性是其对市场经济的严重危害性，但是由于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的应用，一些即便对市场经济造成一定程度的危害、刑法却没有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仍然不能认为是犯罪，造成现行法律和司法上的漏洞，成为当前发生经济犯罪的法制因素，客观上为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机，大肆进行犯罪活动。
再次，社会结构变化。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导致社会利益的多元化，利益差别迅速增大，这就出现了十分明显的贫富差距，矛盾冲突剧增，导致人们心理失衡，不同程度的影响到了人们的行为，必然使为经济利益而产生的违法犯罪行为增多。
最后，法制观念淡薄。近几年来，虽然普法工作日益加强，但仍缺乏应有的广度和深度。有的部门对经济犯罪所带来的社会危害性认识不足，疏于管理和防范，警惕性不高，忽视了经常性的普法学习和教育，为一些人伺机作案提供了便利条件。
三、预防对策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经济犯罪对市场经济的危害是客观存在的，那么如何有效的抑制这种危害，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
（一）严格执法，充分发挥刑法的法律效力。严格执法是抑制经济犯罪对市场经济危害的根本保证。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必须把刑法有关规定贯彻到其中，使刑法起到其应有的作用，才能够有效地惩治和打击经济犯罪。而且，要使刑法发生效力，发须严格执法。所谓严格执法包括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严格执行刑法。在对经济犯罪进行惩罚时，司法机关要全面、正确地理解、把握刑法中关于犯罪和刑罚的规定，准确地适用法律；二是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是刑事司法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保证刑法顺利、正确适用的程序保障。通过严格执法使经济犯罪得到应有的惩罚，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与此同时，通过刑罚的威慑作用，使一些经济犯罪行为得到一定程度的扼止，从而进一步抑制经济犯罪对市场经济的危害。
（二）完善刑事立法。完善刑事立法是抑制经济犯罪对市场经济危害的基本前提，根据当前经济犯罪活动情况及发展趋势，要进一步从立法上解决那些无从依法或者适法不宜的情形，要尽快对刑法中关于经济犯罪条款进行修改和补充，还可以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法律法规，制定与完善我国经济活动中相关行业的专门法律规范及实施细则。比如，完善我国的资格刑，从一定程度上讲，经济犯罪实际上是一种以专业知识为载体的犯罪，犯罪主体一般具有丰富的知识资源，一旦他们挣脱了刑罚的束缚，仍然能够轻而易举地利用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进行经济犯罪活动。就这一点而言，没有一种刑罚比资格刑更适合、更有针对性，它可以起到限制或剥夺犯罪人再次利用这些知识资源继续作案的作用。
（三）增加公民的法律意识。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的各种现象的感知，情绪和意志的总和。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是抑制经济犯罪对市场经济危害的有效途径。因此，我们要舆论导向预防和法律预防相协调，一方面要严格执法，打击经济犯罪，另一方面要重视宣传力度，通过电台、电视、报刊等宣传工具加大对相关经济法律法规进行大量的宣传报道，促使人们学习掌握有关的法律知识，树立正常社会经济观念做到警钟长鸣。从而能够预防、避免、减少经济犯罪，最终对抑制经济犯罪对市场经济的危害起到应有的作用。
作者单位：中共彰武县委党校
参考文献：
[1]扬春洗、高格主编.我国当前经济犯罪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朱风琴，晓天主编.法理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2.
当前经济犯罪的特点及对策篇5
论文关键词经济犯罪经济纠纷完善策略
一、经济犯罪概述
经济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实践中，不少案件既涉及到经济纠纷有涉及到经济犯罪，为了能进一步来完善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对二者的内涵及联系做出一个准确地界定，并对它的处理原则做出细化的规定，并完善移送的程序。
（一）经济犯罪的定义
经济犯罪可以分为广义与狭义两项概念，广义是指：经济犯罪活动或是违反了国家经济管理法规的破坏国家经济管理的行为，或者是利用职权来牟取暴利等行为。狭义地经济犯罪是：行为人为了牟取不法利益，滥用商品的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所允许的经济权限与经济活动，违反直接或间接调整经济活动的法规，危害到正常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秩序的行为。
（二）经济犯罪的特点
1.侵害的对象是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破坏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秩序罪的关键要素是：划分经济违法和经济犯罪的界限。若一种行为虽违反了国家的相关法规，但还未严重的破坏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秩序，那么，就不构成犯罪。
2.该类犯罪客观的表现为违反国家的经济管理法规。在经济管理或经济运行中进行非法的经济活动，严重的破坏了社会主义地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
3.经济犯罪主体是自然人或者是单位。经济犯罪的主体为单位的情况更多一些。
4.犯罪主观方面，经济犯罪极大多数都是故意犯罪，表现形式是以非法占有和牟利等目的。
（三）避免经济犯罪的策略
第一，要采取事前预防和事后补救相结合的策略，事前预防指的是在犯罪行为发生前，采取多种不同的预防措施和针对性办法，尽量避免诱发犯罪的各类因素，将犯罪防范在未发状态；这里所说的事后补救也主要是针对预防来说的，是在犯罪行为已经发生后的预防性措施，根据事件所显现出来的不同问题，制定相应的整改方案。
第二，重点预防和普遍预防相结合。可以与税务、银行、工商等重点部门相配合，也可以在某单位或者系统内，着重考查易发生该类案件的重点人员与重点部位，而其他的人员及部位便被作为普遍对象。
第三，法律预防和社会舆论导向相协调。在遏制各类犯罪中，法律预防比社会预防更直接。它包含司法预防和立法预防两个方面。同时，要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工作力度。用电台、电视台、报刊杂志、网络等广泛的宣传工具，进行全方位宣传，争取做到为经济犯罪的预防鸣响警钟，将经济犯罪的数量减小到最低。
二、经济纠纷概述
（一）定义
经济纠纷在民商事纠纷中占有很大比例，是在经济活动过程之中，不同的经济行为主体因为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而形成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这样的纠纷要经由民事诉讼的途径进行处理，因此经济纠纷责任承担主要是相关责任所带来的赔偿义务。
（二）案件特点
（1）近期受理的经济纠纷的案件中，承包合同、贷款合同、购销合同所占的百分比明显的增加；（2）当事人地身份较为复杂，个体经营企业、国有企业、合资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等；（3）双方的当事人所争议的诉讼标的额大幅度增加，少则要十几万，多则回答到几十万；（4）大多数地被告因经营不善而没有偿还能力。
（三）解决纠纷的对策
第一，要加强法制的宣传，广泛的推广公民尤其是法人学习相关政策和法律，增强公民的守法意识。
第二，正确的处理好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为企业创造出一个宽松良好的发展环境。对经济紧张、周转困难的企业采取一系列放水养鱼的方法，扶持企业的正常发展，为稳定大局和经济建设的服务着想。
第三，对各种经济行为进行规范，是各企业在签订合同时能认识并保障自己的权益。
（四）解决纠纷的途径
对于损失较小或情节不严重的经济纠纷，通常主张双方通过协议和协商的办法自行处理解决。对涉案金额较大的经济纠纷或者同知识产权问题有关的纠纷，执法部门应当按照情节的严重程度采取相应的仲裁，民诉，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等相应手段来进行处理。
1.协议仲裁。协议仲裁是纠纷双方在协商之后达成仲裁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从而解决双方纠纷。
2.行政复议。若当事人对行政机关处理经济纠纷的结果存在异议，当事双方可以依照相应的法律规定提出复议要求，维护自身利益。
3.民事诉讼。民事诉讼主要就是法院在当事人双方以及所有诉讼参与人的集体参与下，按照宪法所规定的内容对民事案件行使审判权的办法。适用于在民商事纠纷中涉及金额较大、较严重的案件。
4.行政诉讼就是民间俗语中所讲的“民告官”，当纠纷双方对执法机关的处理结果存在异议时，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三、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的关系
（一）经济犯罪和经济纠纷的交叉案件中的常见问题
1.合同欺诈和合同诈骗的界限。在处理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交叉案的时候，要先明确经济犯罪同经济纠纷二者间的区别，防止将经济纠纷错误定义为经济犯罪，而对其采取不公正的处理；再者，也要有效避免对应当认定为经济犯罪的行为，只是在表面上追究民事责任，这样必然会放纵犯罪。
在社会生活中，合同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作为一种很普通的社会文本现象，其已经延伸至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有效分别合同诈骗犯罪和合同欺诈是很关键的问题。合同诈骗同合同欺诈二者同属于合同的衍生物，均涉及到了合同履约过程中，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冲突，通常来说，合同诈骗与合同欺诈性质是相同的，都属违法行为，都具社会危害，但是二者也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
首先，其动机目的不同。合同诈骗行为人只是想单方面的享受合同条文中所规定的权利，而不想履行义务，行为人地目的是：利用签订合同的办法，达到非法获取对方利益的目的（此处所讲的非法获取是指，用欺骗的办法把将对方的财产转到自己的掌控下，并会以所有人身份将其保存、使用及收益）。合同欺诈指的是合同当事人一方，用故意欺骗的方式使对方陷入错误并且与其订立合同，以使另一方当事人做出错误地意思与决定为目的，从而通过履行合同来谋取非法利益，实质为谋利。故在欺诈性的合同中，欺诈人在主观上并没有非法占有地目的，也没有不履行合同地意思，目的在于用欺诈的手段与另一方当事人签订合同，从履行合同中来谋取利益。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判断是否有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个关键亦是难点。
其次，其客观方面存在差异。衡量合同诈骗还是合同欺诈，除目的与动机不同外，行为人的客观表现也是以关键因素。诈骗罪的行为人目的是无偿的使用以及取得合约人的财产，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意愿，所以他隐瞒真相、虚构事实的表现是：虚构合同的主体；携款逃匿；大肆挥霍对方的财物；虚设担保等。而在欺诈中，行为人通常表现为过分的夸大质量，自己地履行能力，以及数量等等。应注意的是，隐瞒真相表现为不告知或告知虚假的合同标的物的瑕疵，不声明自身履行合同能力缺陷等。由此可见，二者虽均为欺诈性合同，但合同诈骗故意有无偿占有的因素，且不会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义务；而合同欺诈是为了在履行合同的同时获取不法利益。
再次，在实践之中，还应该注意其欺诈的程度。只有超过法律规定限度的欺诈才构成合同诈骗罪。在商业往来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欺诈的行为，而这一行为与合同诈骗之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度的差异。只要对事实的歪曲度没有超出在商业惯例中被许可的范围，就尚未构成犯罪。所以，欺诈程度也可以作为罪与非罪的区分因素。
2.在刑事案件中，若被告的财产已被查封、冻结、扣押，应如何计算被告地犯罪数额。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认定诈骗数额时，应以行为人实际占有的数额为诈骗额，故被告在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应当扣除。但在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的交叉案中，经常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前早已提起了民事诉讼，是被告的财产依程序被查封、冻结、扣押，对此是否可视为其部分资产已从犯罪数额中扣除呢？
针对是否扣除犯罪数额的问题，在实践中也有争论。有人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会谈纪要中说归还是被告人自愿将资产返还，因此，不应该从实际谋取的非法犯罪额中扣除；有的人则说应当扣除案发前已被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笔者认为：对于案发前已被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是由法院强行固定，并非行为人自愿返还。被告在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已经利用合同骗取对方财物，诈骗犯罪的行为已经实施，依照我国《刑法》，被告以此骗取的资产应被认定为实际骗取额，应计入诈骗犯罪额，不能予以扣除。而对于已被民事诉讼按照正常法律程序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依法移至受理此刑事案件的法院，然后发还给本案受害人。所以，不应该以此额度认定为被告在案发之前已返还的数额而予以扣除。
（二）经济纠纷同犯罪交叉时的审理
这里面应当重点提到的是“先刑后民”的原则。“先刑后民”是指当一个经济犯罪案件与经济纠纷案件发生牵连、冲突时，经济纠纷应当销案或者是中止审理。案件中止审理的，需要等到造成中止审理的问题得到全部解决以后，再能继续恢复正常的审理工作。
但是，刑事先于民事原则也并不应是无条件适用于所有的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地交叉案件中的。其弊端如下：（1）刑事处理很可能造成过分延期，无法保障当事人的权益得到尽早的保护；（2）该原则还可能被他人恶意利用，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民权；（3）该原则可能为地方的保护主义制造良好条件，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民权。因此，在刑法所不能及的方面应尽量适用相关民事法律做补充；在民法强制性无法有效解决时，应当立即彰显出刑事法律的强制性特点。具体有下面两个方面：一是在由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相互交叉的案件中，民事诉讼同刑事诉讼二者在处理结果上不发生相互依赖影响时，人民法院应实行“刑民并行”的处理方式。二是当经济纠纷同经济犯罪交叉所造成民事诉讼同刑事诉讼相冲突的时候，处理民事诉讼一定要在刑事诉讼的框架前提下进行，法院实行先刑事后民事的基本原则。而反之，经济纠纷为主的案件则实行先民事后刑事的原则。
当前经济犯罪的特点及对策篇6
[关键词]经济犯罪打击防范现状对策
经济犯罪现象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事物，而公安经侦部门作为打击经济犯罪行为的正规军却是我国公安队伍中最为年轻的警种。1997年刑法典颁布之后，公安经侦作为一个独立的侦查部门才在全国各地从上到下陆续建立起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在短短的几年间经侦队伍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经侦部门也破获了一大批影响大、社会危害性严重的经济案件，为国家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经济的快速增长引发了社会经济安全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对经济犯罪的打击和防范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少数侦查人员对此束手无策，存在案件“不好办”的畏难情绪，“不敢办”的恐慌心理和“不想办”的消极态度。有的在侦查中“求稳怕错”，运用强制措施不果断，结案速度缓慢，既贻误了战机，又容易受外来干扰。因此，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犯罪案件的打击防范工作，既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理论课题，又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实践问题。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犯罪案件侦查工作面临的挑战
（一）经济犯罪案件的打击和防范任务加重。一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犯罪活动进一步加剧，犯罪案件整体呈现出高发态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和人们的思想观念急剧变化，伴生了许多负面效应，造成少数人私欲恶性膨胀，为满足私欲铤而走险，大肆进行经济犯罪活动。同时，随着改革的深入，旧的经济体制不断被打破，而新的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又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济进行机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尚不健全，配套的法律制度也不完备，经济管理中的缝隙和漏洞大量存在，经济领域中秩序混乱、有失规范的现象时有发生，使犯罪分子有机可乘。扩大开放，也为国外、境外犯罪分子入境提供了条件和机会。因此，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经济犯罪案件的数量会不断上升。二是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种类增多。修改后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把绝大多数经济犯罪案件的立案侦查职责赋予公安机关。据统计，需要公安机关管辖的经济犯罪案件达77种。
(二)公安机关经侦队伍的素质尚待提高。一是侦查人员的经济专业知识有待加强。由于种种原因，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大多只接受过常规法律知识和侦查技能的培训，缺乏掌握市场经济运行规律所必需的会计、经济、外贸、工商管理、经济法等专业知识，搜集和分析证明经济犯罪所需的证据和信息的能力较差，造成案件侦查工作总体上跟不上犯罪变化，不能适应打击经济犯罪的实际需要。二是侦查人员的法律素质有待提高。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完善，与市场经济有关的法律、法规更替发展速度很快。同时，经济犯罪往往与经济纠纷交织在一起，情况复杂，定性困难。这就要求侦查人员必须不断认真学习法律知识和相关的法学理论，提高自身的法律水平。但侦查队伍中存在的安于现状，不专心学习和钻研法律知识，凭经验办事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这不仅影响侦查人员法律素质的提高，而且往往因此造成案件侦办工作的人为失误。三是必须重视不断提高侦查人员的政治素质。少数侦查人员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缺乏努力做好经济犯罪案件侦查工作光荣感、责任感，不能正确掌握法律和政策，并严格依法办案。
(三)
法律滞后对正确办案有一定制约作用。司法解释工作滞后，远远不能满足现实斗争的需要。由于相应的司法解释未能及时跟进，使构成犯罪所必需情节的认定缺乏标准，这不仅使公安机关认定犯罪难，而且造成公、检、法三家对经济犯罪案件的分歧不断，并难以形成统一认识。如：最近关于职务侵占犯罪主体的认定条件我市公、检、法三家尚未有统一的认识，使经侦部门在办理该类案件困难重重。
(四)
经济犯罪案件的取证工作存在许多实际困难。一是受害单位或受害人隐案不报或者报案不及时，延误了公安机关侦查破案的有利时机，经济犯罪案件的受害人发现被犯罪行为侵害后，单纯从挽回其经济损失出发，很少及时向公安机关告发。同时，有的经济犯罪案件中受害单位负责人常有收取“好处费”、“回扣”等商业受贿行为，这些企业害怕报案后“拔起萝卜带出泥”，自己的犯罪行为因此暴露，而对侵害本单位利益的经济犯罪案件往往隐案不报。二是全社会对经济犯罪活动危害缺乏认识，这是造成经济犯罪案件取证难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杀人、抢劫、等普通刑事犯罪相比，经济犯罪具有非暴力性、可视性不明显的特征，社会公众往往缺乏经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缺乏对经济犯罪活动“人人喊打”、嫉恶如仇的社会环境。三是经济犯罪分子跨区域甚至跨国犯罪，给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带来困难。同时，经济犯罪分子具有较高的
文化素质，掌握现代经济运作和管理的专业知识，通晓和熟练运用电脑、电子等高科技手段，不断创造新的犯罪形式和犯罪手段，给打击和防范工作增加了难度。二、强化打击和防范职能，提高公安机关的侦查办案能力机制构想
（一）大力提高队伍素质，建设一支侦查能力强、执法水平高的经侦队伍。
1、严把经侦民警的进出关，保质保量地充实经侦队伍。要打破部门界限，从整个公安机关范围内挑选骨干，充实经侦队伍。还可以考虑从检察院、审计、税务、金融、工商等部门交流专门人才，改善经侦部门的人才结构，提高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专业水平。对于政策法律水平不高，办案能力差的经侦民警实行离岗培训制度；经培训不合格的，要调离经济侦查工作岗位。
2、加强业务培训工作，组织经侦民警分层次分批地进行轮训。可以通过授课、辅导、竞赛和到税务、银行、证券、保险、工商等部门实习等多种形式，加强对经侦民警的业务培训和法律培训，培训内容要结合日常工作中暴露出来的“难点”、“疑点”、“热点”问题，针对性地加以培训解决。对票据诈骗案、合同诈骗案、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是近几年来的常发的经济犯罪，要理论联系实际，按照讲求实效、急用先学、逐步提高的原则，有针对性地进行业务培训。
3、提高侦查民警的侦审水平，充分发挥口供在侦查经济犯罪案件中的作用。法律要求认定犯罪事实必须证据确实充分，要做到证据确实、充分，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是必不可少的。从司法实践看，经济犯罪案件的证据数量及其暴露程度是有限的，加上公安机关侦查取证能力的局限，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往往是案件定案证据中基本的、最关键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对目前我国的司法能力和经济犯罪案件的具体情况而言，主要靠犯罪嫌疑人口供以外的物证、证人证言等证据定案的时代还未到来。因此，公安机关必须高度重视侦查讯问手段的运用，采取切实措施提高经济犯罪案件的审讯水平。
4、配好各级经侦部门的领导班子。根据目前我市经侦队伍的现状，要尽快把懂法律、懂经济、熟悉侦查业务并具有较强的政治素质和综合协调能力的同志选拔到经侦部门的各级领导岗位，并在经侦队伍内部建立激励竞争机制，推行竞争上岗的领导聘任制，充分调动民警的工作积极性，形成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
(二)建立有利于激励侦查员侦查办案的积极性和工作责任感的新机制。从目前的侦查管理情况来看，仍然停留在“生产队长派工式”的传统体制上，局长、队长听汇报、看材料决策，侦查员只机械地操作，不参与决策，工作无责任感，这种机制不利于调动侦查员的工作积极性。要改变这种状况，要优化警力资源配置，完善侦查工作管理机制，建立以探长办案责任制。探长办案责任制实施的关键是放权于主办案件侦查的探长，赋予他们侦查破案的决策权和指挥权，并对案件的侦破负责。实行探长办案责任制，可以减少办案环节，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办案效率；同时，它明确主办侦查员的办案责任，当案件侦查工作出现失误时，首先挨板子的是主办案件侦查的探长，使办案责任制难以推行的问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行以克服。特别是它促使侦查员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增强侦查员的办案质量意识和工作责任感，有利于公安机关培养一批专门攻克复杂疑难案件的办案和破案专家。结合考核竞争机制，在侦查队伍中有效营造比能力、比工作、比实绩的高压氛围，以求全面提高经侦工作效能。
（三）切实加强经济犯罪案件的打击防范工作，完善执法质量监督机制。由于经济犯罪的独特性、复杂性，经济犯罪侦查工作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要按照警务规范化的管理要求，在受案、初查、立案、结案等四个环节设立工作规范，明确权、责要求，设立把关程序，严格程序要求，完备执法手续，确保每一宗案件在侦办程序上的完整性。
为提高执法质量，还必须建立健全执法监督机制。一要全面落实集体议案制度，在立案、销案、采取或变更强制措施、搜查、扣押、冻结等工作环节和工作措施实行集中审议，集体议案由办案民警、大队领导、分管局领导参加，实行共同把关，严格事前监督；二要建立健全并认真执行执法检查监督制度，以抽查、普查、倒查为形式，定期组织专门人员进行检查，增强事中监督；三要严格落实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严肃追究执法过错相关责任人所承担的责任，加强事后监督。四要以提高侦查人员法律素养和实战能力为目的，建立健全执法培训机制，提高执法民警的法律素养和执法能力从而提高经侦执法效能。
三、采取多种措施，为经济犯罪案件的侦查创造有利条件
（一）加强立法工作，进一步健全法制。一是落实罪刑法定原则，制定一批有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单行刑事法规。经济犯罪具有较强的专业特征和行业色彩，且犯罪形式变化，情况复杂，这就决定了有关经济犯罪的法规必须明确、细致、具体、适时，这是刑法典所难以做到的。因此，必须制定一批有关打击经济犯罪的单行刑事法规，使经济犯罪的表现形式与有关法律规定尽可能对应，为司法实行提供定罪的标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罪刑法定，便于法律适用。二是加强司法解释工作，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要对经济犯罪中有关“数额较大”、“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造成严重后果”等定罪必备情节作出司法解释，以满足司法实行的迫切需要。在单行刑事法规未出台前，要通过司法解释对经济犯罪的表现形式、立案标准、情节标准、经济犯罪的特殊形态(如未遂、共犯、数量)以及对经济犯罪如何认定和具体适用法律等问题，作出符合实际的明确规定，切实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
（二）积极探索和运用有利于侦查破案的侦查措施和手段。一是要重视利用视听资料等手段获取证据。视听资料作为采用现代科技手段获取的证据信息量大，精确度高，内载信息具有连续性，可以印证犯罪的某一情节或者全过程。在侦查中运用视听资料手段，还可以对讯问和询问等活动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固定证据防止翻供和翻证。二是对金融、证券、保险、财税、工商等经济犯罪的多发领域，要在争取相关经济管理部门支持配合的基础上，运用监控技术、计算机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发现犯罪线索，搜集犯罪证据。三是要充分认识鉴定手段所具有的权威性、科学性，加强对司法会计鉴定、电子数据鉴定、知识产权鉴定等
鉴定的运用，发挥其对认定犯罪的作用。四是针对经济犯罪隐蔽性强、侦办和追捕难度大的特点，通过加强秘密力量建设和设立据点企业等形式，增强公安机关发现经济犯罪活动、控制犯罪嫌疑人、搜集犯罪证据的能力。（三）建设经侦基础业务，建立触角灵敏的预警机制。一是建设经济犯罪情报信息网。主要为纵向直系网络和横向联系网络。纵向直系网络主要指各级经侦部门自上而下建立的经济犯罪情报信息搜集渠道及相关的工作制度。信息搜集范围包括受理、在侦案件信息、在逃犯罪嫌疑人信息及经济犯罪情况信息。横向联系网络主要指金融、财税、工商、证券、保险、技监、卫生、文化等职能部门行政执法管理信息、企业经营及社区经济动态信息及相关的工作制度。要注重把时效性强的情报信息直接服务于实战中。二是建设经嫌调控网。主要指对一批可能发生经济犯罪案件的单位和可能涉嫌犯罪的人员进行秘密建档和调查控制。三是设立信息研究中心。该中心的主要功能是对上述三大网络中所获取的经济犯罪动态、行政执法信息、重点企业经贸信息及刑嫌调控动态等情况信息进行分析、研究、综合评估并向办案单位发出工作指导。并本地区的经济犯罪趋势、犯罪手段手法和侦查技能进行前瞻性研究，及时提出工作对策和制定工作（行动）计划。并根据经济犯罪形势，对重点企业、单位的安全防范工作提供预警性的指导意见。
当前经济犯罪的特点及对策篇7
[关键词]：走私犯罪，控制对策，预防对策。
走私犯罪，是指单位和个人故意违反海关法规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逃避海关监管，检查，非法运输，携带，邮寄国家禁止，限制进出口的货物，货币，金银或其他物品进出国（边）境的行为，或者偷逃应缴关税，破坏国家对外贸易和进出口物品的管理制度，情节严重的行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2月《关于执行修订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解释》的规定，走私犯罪的种类包括：
1，走私武器，弹药罪
2，走私核材料罪
3，走私伪币罪
4，走私文物罪
5，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
6，走私贵重金属罪
7，走私珍稀植物，珍稀植物制品罪
8，走私物品罪
9，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
10，走私固体废物罪
11，走私罪
本文并不讨论这些罪名之间的特征差异，而是着重讨论当前，在新经济条件下，如何来控制，预防走私犯罪的发生，以维护我国市场经济秩序，维护社会稳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一.走私犯罪的历史与现状
1.历史上产生的原因
走私是一种国际性社会现象，它的产生是与关税制度，国家间商品差价和贸易限制的存在相联系的。只要国家实施对外贸易管理，只要存在国内外市场差价，就必然会有走私现象的发生。
走私具有非常久远的历史。从世界范围看，走私作为一种违法贸易行为，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同时产生于14至16世纪。当时，随着海上交通的日益发达，商品货币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以至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者不得不考虑采取监管措施加以控制，以维护本国的利益，于是通过立法制定了商品进出境必须遵守的规则，并设立了海关，负责对进出境的商品实行监督，并以此征收关税和其他附加税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凡是逃避海关检查，违反规则的行为即为走私，行为者因此要受到惩罚。随着欧洲各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各国逐渐健全海关制度和关税政策，关税成为各国贸易政策实现的重要工具之一。各国为了其本国利益，一方面限制商品进口，鼓励商品出口，以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以国家名义利用各种形式帮助本国商品战胜其他国家的关税壁垒。这就引发了走私贸易战，甚至激化成贸易军事战。为了反对在本国境内的走私贸易，一些国家采取了严厉措施控制走私。尽管如此，由于巨额利润的诱惑，走私禁而不绝，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总的来说，世界上走私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组织越来越严密，手段越来越狡猾,先进。走私活动的日益猖獗给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带来了巨大危害。各国为了与走私作斗争，也不断健全国内法力度，由于认识到走私日益国际化的趋势，各国政府还相互合作，共同参加制定了一些国际公约，严密反走私法网，同时在组织机构，情报交流等方面相互合作，共同打击走私犯罪。
（二）我国走私现状
当前，我国走私犯罪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和趋势：
1.走私犯罪涉及面越来越广。走私犯罪涉及单位，人员越来越广，共同犯罪呈上升趋势；走私犯罪涉及地域越来越广，内地走私趋于严重；走私物品的种类越来越广，几乎囊括了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文化产品﹑文物﹑等各个种类，且随市场的变化而变化。
2.走私犯罪活动呈上升趋势，重特大案件数量明显上升，危害严重。走私犯罪基本上都是经济犯罪，数额多少也就成了衡量走私犯罪社会危害性大小的一个客观标准，犯罪金额越来越大，这是目前走私犯罪的一个特点，给国家造成的经济损失动辄上千万元﹑亿元，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
3.单位犯罪十分严重。近年来，单位走私十分严重是我国走私状况最突出的特点。据统计，在案值2万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案件中，约10是单位实施的；案值5万元以上不满30万元的案件中，约30是单位实施的；案值3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案件中，约50是单位实施的；案值100万元以上不满1000万元的案件中，约70是单位实施的；案值1000万元以上的案件中，约80是单位实施的。单位走私犯罪在不断上升，不仅破坏了国家对外贸易，也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
4.实施走私犯罪的犯罪手段频繁，狡猾诡秘。据1996年海关统计资料表明，当前走私的主要手段根据查获的案值多少排列，依次是：伪报逃税﹑倒卖进料加工料件﹑成品﹑海上偷运﹑“三假”走私﹑涂改﹑伪造单证﹑印章﹑签名﹑转关运输“非料”﹑进出口货物夹藏，出售特定免税货物，运输工具藏匿等。仅1995年至1996年上半年，海关鉴别发现的假进口报关单就有1846份，涉及金额21.25亿美元和1515.3万港元。
5.走私犯罪国际化,集团化,暴力化。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的走私犯罪成国际化﹑集团化﹑暴力化的趋势，境内走私集团与境外走私集团的勾结愈加紧密。
二.走私犯罪的成因
探讨走私犯罪的成因，其目的在于寻求治理走私犯罪的对策。改革开放十多年来，与国际上总体走私状况相伴随，我国境内之所以出现了几次走私高潮，直至达到如此猖獗的程度，原因是相当多方面的，总体上讲，可以概括为如下几方面：
(一)经济原因
国家对外贸易的过严管制和内外商品差价悬殊，是走私犯罪的内在原因。我国自1978年后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日益暴露出我国同其他经济发达国家的真正差距，其表现之一是我国国内市场的许多商品与国际市场上的同类商品之间的差价悬殊很大。年产3万辆的天津夏利轿车国内售价至少8万元人民币，而同类车在国际市场上最多只能卖到6千美元；上海桑塔纳20__型轿车国内售价大约18万元人民币，而同类车在国际市场最多只能卖1万美元等等。虽然我国自1993年开始对许多商品降低了关税，但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关税仍然是比较高的。由于这一原因的存在，一些不法分子依靠冒险走私获取巨额利润就存在了必然性。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不少地方和部门对走私活动进行纵容和支持，这些地方保护主义严重促使走私活动增多，少数地方政府和部门把地方利益﹑局部利益至于国家利益﹑全局利益之上，
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挖国家墙角，损人民利益，助长了走私犯罪的猖獗。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成了走私活动的“防空洞”，“保护伞”。
(二)制度原因
有关制度不健全，是造成走私犯罪产生和增加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这主要表现在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缺陷。由于目前我国对外贸易的管理体制，国内市场管理体制以及财政管理体制等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缺陷，都还不太完善，甚至可以说有些混乱与薄弱。管理体制的缺陷还表现在我国少数海关检查人员素质不高，他们放纵走私，甚至参与走私，使得走私物品在出入境时畅通无阻。目前，走私犯罪活动已从初始单纯的社会人员作案发展到利诱海关工作人员参与或掩护犯罪，这是应引起高度重视的新情况。
(三)地理原因
我国陆地边境线长达2.1万多公里，海岸线长约1.8万公里，走私违法活动利用我国大陆南临港澳，东与台湾岛隔海相望，西南毗连盛产的“金三角”地区这一特殊地理位置，进行走私活动。除上述有利于走私的“陆路”外，我国辽阔的海岸线相接的海面，又成了隐蔽船运走私货物的理想水路。韩国，日本等国以及港澳台地区的走私物品大量流入大陆；大陆的文物﹑珍贵动物及制品﹑金银及制品等也极易流入台港澳地区或通过这些地区流往国外。可见，地理原因对走私的影响较大，要防止和惩治走私犯罪，必须针对不同地区的特殊地理位置，制定不同的治理措施，对走私严重﹑多发的地区予以重点防治。
(四)观念原因
由于走私犯罪属于行政犯罪，并不直接侵犯公民个人的切身利益，甚至也不具体侵犯到任何单位的利益，好像没有特定的受害人。相反，不少人认为走私活动能给他们带来不少好处。因此，人们往往对走私犯罪的危害性认识不足，许多走私的人甚至包括海关和司法部门对走私犯罪不是深恶痛绝，有时甚至对走私犯罪进行放任，纵容，甚至是支持。相反，走私犯罪分子本身并不认为这是犯罪行为。
(五)执法原因
1.缉私能力不足。目前，走私犯罪日趋现代化，走私分子大多拥有现代化的通讯交通工具，用以对付缉私人员的查私活动，有的还在缉私队伍内部安插走私组织成员，择机而动。一些走私分子屡屡得手后，资金日益雄厚，反过来又使走私分子装备改善成为可能，同时，一些走私分子极力拉拢腐蚀查私工作人员等等。与一些犯罪组织的先进设备相比，我国的缉私力量明显不足，尤其是缉私人员素质不高，物质条件落后，难以有效地缉获走私犯罪。2.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在走私犯罪的执法活动中，存在着大量的监督不利，执法不严，有法不依的现象，主要表现为对走私犯罪不是依法严惩，而是“以补代刑，以罚代刑”。近几年来，有的海关和司法机关碍于“人情”，“关系”，或者压力，收受贿赂，从而不予查处，或者支持，纵容，包庇犯罪分子。在处理案件时，“以罚代刑”，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致使一些走私犯罪分子逍遥法外，气焰嚣张，使走私犯罪愈演愈烈。
3.刑事打击不力。刑事制裁是对付走私犯罪最严厉也是最后的手段，充分利用这一手段不仅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威慑其他准备走私的不法分子，使其抑制犯罪心理，终止犯罪行为，而且能有效惩罚﹑教育走私犯罪分子，使其不再犯罪。但大部分查获的走私案件都是以罚代刑。由于刑事打击不力，该判刑的不判刑，这无疑给犯罪分子带来一种安全感，助长了他们的侥幸心理，从而肆无忌惮的进行走私，使走私犯罪活动屡禁不止。
三.走私犯罪活动的危害
走私犯罪活动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一种严重犯罪。走私是在阶级社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社会现象。是境内外不法分子为谋取非法利润，利用国际间商品差价，采取各种手段，逃避国家对外贸易管制，偷运私货﹑物品进出国境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仅危害国家边境管理，破坏国家对外贸易管制，扰乱国内市场，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而且危害社会治安，腐蚀人们的身心健康。所以，必须充分认识走私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以有利于对走私犯罪的预防和打击。
当前，走私犯罪的危害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损害国家，危害国家安全。
海关是国家对外开放的门户，他代表国家行使对外贸易的管制权，而对外贸易的管制权是国家的一部分。走私是逃避海关监管的行为，如果没有坚强的海关，任凭走私泛滥，任国外产品随意进出，就谈不上对外贸易的管制，影响了国内的经济建设，损害了国家的，同时，对于那些诸如武器弹药，核材料等杀伤性极大的物品的走私，对国家安全和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影响重大，因此，国家对其实行严格的管制。一旦这些物品走私进境落入社会上不安定分子手中，或走私出境落入敌对国家及敌对分子手中，会增强敌人的破坏力量，严重威胁国家的安全。
（二）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
1.偷逃国家税收，影响国家财政收入。纵观历史，无论是哪一类国家，税收无不是国家最有力的财政工具和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关税是税收的一种，关税直接缴入国库，能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走私所带来的国家税收损失是非常严重的。据统计，1997年海关共查获走私案件1446起，追缉被偷逃的税款总额为14.85亿元；未被查获的偷逃税款，以经验估算，至少在此数额的一倍以上。走私行为偷逃国家税收，其危害有两个方面：一是使国家失去了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使国家资源落入不法之徒的腰包，最终导致综合国力羸弱。二是使国家对进出口物资陷于失控状态，使关税调节对外贸易的功能失去作用。
2.破坏市场秩序。市场经济的有序进行，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的基础。走私进口的物品在市场上销售，其价格相对于正常进口的物品会低很多，不仅会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利益，而且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破坏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市场管理。同时，将国内货物﹑物品走私出境，还会严重影响其他外贸经营者的正当权利，影响我国商品在其他国家的声誉，破坏对外贸易秩序。
3.危害民族工业，破坏经济建设。民族工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民族工业的巩固和发展，是一个国家政治独立，民族进步的经济基础。走私活动逃避海关监管，大量走私私货物品进入国内，会冲击国内市场，夺去国产工业品市场，使国内工业产品卖不出去，导致国内民族工业的萎缩，给国家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尤其是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化企业改革之时，走私活动的泛滥，大大增加了企业改革的困难，影响了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三）危害社会治安。
1.败坏社会风气，毒害人们的身心健康。一方面，走私犯罪腐蚀人们的思想，败坏社会风气，滋生腐败现象，走私的暴利使很多人去铤而走险；另一方面，
走私毒害人们的心灵，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物品，的走私不断侵蚀我国沿海和边境地区，并逐渐深入到内陆，其对社会风气的毒化作用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2.引发其它刑事犯罪。走私犯罪往往形成犯罪集团和组织，犯罪集团之间为了霸占市场，经常各霸一方，火并事件时有发生。，物品屡禁不止，容易诱发性犯罪﹑暴力犯罪﹑﹑﹑吸毒等一系列犯罪活动。这些违法犯罪活动，正在由城市扩展到农村，由沿海扩展到内陆，并波及到边远山区，破坏社会稳定，对人们的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并严重危害社会治安。
四.走私犯罪的控制对策
(一)走私犯罪案件的线索来源
走私案件不同于杀人，盗窃等其它刑事案件，走私案件一般不存在可供勘查的犯罪现场，因此，情报工作对走私案件的发现和侦破显得尤为重要。其来源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海关，税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移交。根据海关法规定，对于一般走私行为，不以犯罪论处的，由海关负责处理，按其情节予以纳税，罚款或者没收私货；对于情节严重的，除了按照海关法规没收走私物品，并罚款外，由海关移送人民检察院处理；对于重大走私和走私集团，需要立案侦查的，移交公安机关侦查部门立案侦查；税务和工商管理部门在进行税务管理和市场管理活动中，发现进销物中有走私物品或者在查处偷税﹑抗税案件中，发现重大走私线索需要立案侦查的，将材料直接移交公安机关，由公安机关侦查部门审查是否具有立案条件。
2.群众检举﹑揭发。沿海，沿边的渔民﹑边民﹑海上作业或其它交往﹑接触走私分子，了解走私，贩毒分子的情况和线索，居民点等常是走私犯罪分子落脚，街头，进行非法交易的地方，这些部门的保卫人员，服务人员，街道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治安积极分子对重大走私犯罪的揭发，能够为查缉犯罪提供线索。
3.侦查机关直接发现的走私犯罪案件。公安机关在边防巡逻和海上巡逻发现的重大走私案件；查私岗哨和治安巡逻中发现的中走私线索；内线侦查和国际刑警组织提供情况，走私犯罪分子供词提供的材料，以及查处其它刑事案件中发现的走私犯罪活动等。
4.走私犯罪人投案自首。有的走私犯罪分子迫于法律威严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感召和震慑，愿意悔过自新；有的迷途知返，直接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检举其他走私犯罪分子。对于投案自首者，应当审查其自首材料，审查其全部犯罪事实。
总之，必须加强同有关部门的情报联系，做到情报互通，有线索及时互相传递，共同对付走私犯罪；同时加强同预审部门的联系，扩大线索，发现走私犯罪；加强同基层保卫部门联系，从控制重点人口和外来人口中，发现线索，获取情报。
（二）走私犯罪侦查途径
1.严密控制重点地区场所。走私贩私的重点地区由前几年的主要是沿海地区已逐渐扩散到内陆，所以对走私﹑贩私和倒卖外贸产品严重的地区场所和地下黑市活动交易场所，要严密控制，以遏制犯罪。加强海上边防巡逻缉私，在武器装备，通讯，交通装备及人力方面要大力加强，以提高其缉私战斗能力。对易发生走私的地区和场所，可配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清查﹑普查，从中发现线索。对于走私分子可能涉足的厂家﹑公司﹑三资企业，可布置秘密力量，进行查控。对走私贩私的地下黑市，要严密控制，及时打击，对走私贩私的落脚点﹑中转站﹑私货藏匿处要采用定点守候的手段开展侦查，及时打击。
2.综合运用各种手段进行查控。指挥特情开展内线侦查，对于走私案件应当建立一批特情，针对走私案件的特点进行内线侦查，要做好长期的打算，随着工作的开展，应不断的调整和重新安排特情打入或撤出。
运用外线侦查和群众举报查控。我们在深入发动群众获取情报线索后，可以利用外线侦查，掌握走私犯罪的行踪和活动，掌握时机地点，对走私犯罪进行严厉打击。
大力开展相互协作，形成控制体系。走私犯罪是跨区，跨国犯罪，多为流窜作案。作为公安机关，一定要增强整体作战意识，加强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配合和协作。这主要是指开展省市地区之间的协作；开展公安﹑边防﹑海关﹑工商等部门的协作，加强对进出口物资的检查。
在走私案件的侦破中，必须加强情报信息的传递。公安机关在侦破走私案件中获取的犯罪信息，应及时向有关地区公安机关传递，对于涉及外省市的犯罪分子的处理，也应及时通报情况；公安机关应加强同法院﹑检察院﹑海关﹑工商﹑银行﹑税务等部门的联系，求得支持和配合，及时交换信息情况，研究工作，加强配合协作。
（三）走私犯罪案件的调查取证
证据是定案和惩罚走私犯罪分子的依据，无论采取何种侦查途径开展侦查，都应当根据走私犯罪活动的规律和特点，采取措施获取证据，用真凭实据揭露证实走私犯罪活动。走私犯罪案件中获得证据的措施主要有：
1.查缉走私货物。公安机关侦查部门协助海关对进出海关的货物检查，查获走私物品。重大走私犯罪活动往往对走私货物进行伪装，运输私货采取人﹑货分离的办法逃避打击。根据走私犯罪隐藏私货的规律和特点，加强对进﹑出口船只﹑车辆﹑飞机等运输工具的检查，从中发现私货。对于船上装载的货物也要仔细检查，要注意发现混装和夹带私货。
控制私货中转站﹑黑窝点，查获私货。从境外进来的私货，除了少部分被海关查获外，大部分流入内地，私货通过中转站进行销售，暂时不出手的私货则存放在黑窝点内。对于能窝藏私货的地方加强监视，有重点地进行侦查，往往可能查获私货。
通过控制私货交易市场，发现贩私网点。侦查部门应当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紧密配合，严密控制经常销售私货的商店﹑摊贩，审查其私货来源，查获走私犯罪分子。
通过海上巡逻，缉查走私物品。经常组织海上巡逻，是缉查走私物品的有效措施。这对未设关卡的地方尤为重要。通过巡逻可以及时掌握海上走私活动的情况，发现走私船只。
2.搜查物证，书证。为了收集走私犯罪的证据，侦查中可对走私犯罪嫌疑人的住处落脚点，以及可能
隐藏私货的黑窝点依法进行搜查，搜查时注意发现﹑提取伪造的有关批件﹑账册单据﹑合同文本﹑身份证﹑假护照﹑商检证等，供技术检验，提供物证，书证。也可根据具体情况，开展秘密侦查，秘密侦查获取的材料，必须转换为公开证据，才能在刑事诉讼中使用。3.进行技术鉴定。侦查走私案件，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扩大收取证据的范围。对于查获的被犯罪分子伪装的私货，如海洛因﹑吗啡等﹑古玩﹑字画﹑药材等可以通过化学﹑物理方法检验﹑鉴定，确定其性质及品种。对于走私犯罪案件中涉及的票据﹑文件﹑身份证﹑护照﹑货币等运用紫外﹑红外﹑光谱分析等方法，鉴别其真伪，确定其伪造的事实和方法；通过笔迹鉴定，确定因走私活动涉及的书写文书和书写人。
4.询问犯罪嫌疑人。由于走私犯罪活动十分隐蔽，手段狡猾，境外进入的重大走私犯罪和走私集团成员多是黑社会组织成员，社会经验丰富，态度顽固，被查获后，在审讯中往往不肯彻底交待罪行，尤其是不轻易提供走私集团的内幕和后台。国内参与走私的犯罪分子有不少人是惯犯，累犯，被抓获后，他们有对付询问的一套手段，很难迫使其如实交待罪行和供述集团内幕，因此，在询问这些犯罪嫌疑人时，要巧妙运用策略，特别是讯问集团案件时，要攻其薄弱环节，进行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方法获取口供。讯问中要做到侦据结合，审调结合，分段获取新的证据，及时破案。
（四）走私犯罪案件的侦查难点
在侦缉走私案件的实际工作中，常常碰到因主要犯罪嫌疑人难于缉拿归案而导致案件不能破获的情况，据统计，从1990年到20__年，在某局侦查的走私案件中，因为主要犯罪嫌疑人没有缉获而难于告破的，占案件总数的60，对这些案件进行分析，发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五方面：
1.案件移交制度不完善。走私犯罪侦查机关的案件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侦查机关自侦的案件；二是从海警，边防，公安，工商以及海关调查部门等移交过来的案件。由于案件的移交缺乏严密的制度和有效的监督机制，使移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难以得到纠正或弥补。
2.侦缉部门战斗力不强。首先，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打击，尽可能地运用现代化交通，通讯工具及技术缩短联络、货运的时间，增加隐蔽程度；而我侦查机关却由于财政，人事，制度等方面的原因，装备及技术手段根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甚至落后于犯罪活动，从而加大了案件侦查的难度。其次，目前有很多走私犯罪侦查机关成立的时间不长，许多工作都是在摸索中进行，阵地控制，特情物建，资料积累，技术力量，信息共享等基础工作薄弱，侦查人员从海关、公安、部队、学校中抽调，很多人刚从事这项工作，业务不熟悉，彼此间难于有效配合，对走私犯罪的侦查、布控、审讯、缉捕也缺乏经验，这些方面导致侦缉部门不能形成最大合力，从而不能有效加强对走私犯罪的打击力度。
3.对走私案件的处理不恰当。在走私犯罪侦查警察成立之前，有关缉私部门对走私案件的处理是以罚代刑，没有追究走私嫌疑人的刑事责任。这样，走私犯罪分子在货物被查获时，找一个替死鬼顶替，再交上一笔罚金，就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这种现象实质上是一种包庇、纵容的行为，使侦查机关不但没有从根本上打击走私犯罪，反而助长了其嚣张气焰，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4.走私犯罪分子反侦查伎俩提高。主要表现在如下三方面：一是犯罪分子越来越注重身份的隐蔽，他们平时多以合法的公司，尊贵的身份出现在人们面前。二是犯罪分子越来越注重走私货物的隐蔽，三是以金钱，美惑，腐蚀办案人员，使那些意志薄弱、经不起考验的人为其所用，走上犯罪的道路，这些都增加了缉捕犯罪嫌疑人的难度。
5.群众法律意识不强。由于走私犯罪直接危害的是国家的利益，对人民群众的危害不像杀人、爆炸、抢劫等恶性案件、暴力性案件那样明显、直接，难于激起群众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国家对打击此类犯罪的宣传力度不够，没有对群众进行及时、必要的法制教育，所以当走私犯罪分子雇用当地群众搬运走私物品时，有相当一部分人见利忘义，助纣为虐，协助犯罪分子进行搬运，甚至阻挠缉私部门办案。
针对上述原因，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大追击走私犯罪嫌疑人的力度，使违法犯罪者受到应有的惩罚，工作中要做到：各级领导高度重视，这是缉获犯罪嫌疑人的前提；提高侦查人员素质，这是缉获犯罪嫌疑人的基础；加大追缉力度，这是缉获犯罪嫌疑人的关键；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这是缉获犯罪嫌疑人的保证；要充分宣传发动群众，这是缉获犯罪嫌疑人的法宝。
五.走私犯罪案件的预防对策
走私犯罪是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要从根本上遏制走私犯罪，就必须动用法律，经济，行政，教育等多种手段，动员全社会力量，实行总体作战，依靠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专业执法队伍和广大人民群众，全面治理走私犯罪。综合治理是我国预防、减少一切犯罪的有效对策，通过对走私犯罪原因的分析，走私犯罪也是多层次，多环节的原因导致的复杂现象，要有效控制走私犯罪，必须将这一现象作为一个系统，实行综合治理。
随着打私斗争的深入，中央的全社会反走私综合治理格局已经确定，这就是；“党政统一领导，打私办监督协调，部门各尽其责，企业支持配合，群众积极参与，上下齐抓共管，加强法规建设，舆论引导，严格管理”。就当前形势而言，在有效地遏制走私活动方面，我们应着重做好以下几方面：
（一）加速发展国内经济，适当放松外贸管制。国家之所以实行对外贸易管制，归根结底目的还是为了维护本国利益，其中最为核心的还是经济利益。放松外贸管制的主要内容是因势利导，确定合理税率。制定关税税率时，应从有利于缓解走私的角度加以考虑，合理的税率对走私分子才有遏制作用。税率过高，不仅国家收不到税，更使走私分子在高倍率经济利益驱动下，甘愿冒着“杀头的风险”走私。可以认为，随着我国加入wto，国内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对外贸易的放宽，走私犯罪的逐渐减少将是必然的。
（二）提高国内企业竞争能力，缩短商品价格差距。前面分析已经述及，国内外商品差价悬殊，是走私犯罪存在的内在原因之一，国外一些产品通过走私渠道进入我国，有其一定的不可避免的原因，但是，如果我们提高了国内企业的竞争力，则能通过缩短商品差价和质量差距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走私行为。我国近几年一些国内产品不断增强竞争力的事实，
已经证实了这一点。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产品质量的提高，价格的降低，会使走私分子“无利可图”，进而使走私行为的减少成为可能。（三）加强监督，削弱、限制地方保护主义，提高对单位走私的控制能力。由于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冲突，又允许展开竞争，地方保护主义也就具有了一定的必然性。某些地方对走私犯罪活动的纵容是当地走私犯罪活动长期猖獗的主要原因，要消除地方保护主义，一方面应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理监督，建立健全制约机制，尤其是强化外贸活动中的制约机制；另一方面，适当扩大地方自主经营权，缓解地方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消除其以不正当手段谋取利益的心理，从而减弱地方保护主义，单位走私严重的局面也将能得到很大的改观，地方对其他走私犯罪活动打击不力的情况也将不会存在，这样走私犯罪得以存在的条件也将大大减弱。
（四）加强缉私队伍和装备的建设，提高缉私能力。目前我国缉私能力相对较弱，许多走私案件未被查获，助长了走私犯罪的气焰。缉私是反走私最有力的手段之一，加强缉私工作，提高走私案件的查获率，可以有效消除走私分子的侥幸心理，减少走私犯罪。要提高缉私能力，首先要保证缉私人员的数量，解决目前许多口岸缉私力量不足的状况；其次，还必须提高海关等机构缉私人员的素质；第三，加强缉私装备建设；第四，完善管理机制，协调各缉私部门的关系，使缉私工作进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改变我国目前公安，海关，工商，边防，税务，渔政，民兵在缉私工作中各自为战的局面，使我国整体缉私能力迅速提高。
（五）非缉私机构的管理人员共同参与，加强对船舶、港口、码头的综合治理。大宗货物通过船舶走私入境，是近几年走私犯罪的基本特点，加强对船舶、港口、码头的管理，便抓住了遏制走私的关键，这就要求充分发挥缉私机构以外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作用，为此，有关部门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建造渔船和交通运输船舶时，任何单位及个人应按照规定报警渔业或交通主管部门批准，船检部门要按有关技术指标严格把关。
2.严格执行国家规定，对于“三无”船舶，要坚决清理取缔。
3.加强对港口和码头的管理。
（六）整顿国内市场，堵住走私犯罪后路。在中央提出的“海上抓，岸上堵，口岸查，市场管，处罚严”这五项反走私工作方针中，加强市场管理是重要的一个环节和一项对策。加强对国内市场的管理，使国内市场规范化，有序化，是断绝走私犯罪分子来源，堵住走私犯罪分子货流，从而控制和预防其犯罪实施的一项有效措施。
当前经济犯罪的特点及对策篇8
一、职务犯罪的社会原因
（一）政治原因
1、权力过分集中，监督机制失衡。作为权力之所有者的人民，与作为权力之行使者的国家公务人员之间出现了相对分离、造成了权力过于集中但又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制衡机制的状况。另外，加之新旧体制交替时期的各种弊端，市场经济负效应的影响等消极因素，很容易使某些素质不高的国家公务人员或者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或者滥用其职权、或者不尽其职责，实施职务犯罪。
2、严重的官僚主义。国家机关臃肿庞大，权力过分集中，必然造成严重的官僚主义，从而导致职务犯罪的日益增多。例如，玩忽职守罪、重大责任事故罪等渎职型的职务犯罪，便是国家公务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严重官僚主义所直接导致的恶果；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贪利型的职务犯罪，也正是行为人钻了领导干部严重官僚主义的空子，在其“委派”、“信任”、“重用”的掩护下所实施的行为。
（二）经济原因
1、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体制，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共同发展的体制，其中的消极因素成为了产生职务犯罪的温床，例如，某些有钱无权的私有者为了获取暴利，往往“以钱开道”，用重金贿赂银行、工商、税务、海关、司法、物资等部门的国家公务人员使某些意志薄弱者经受不住金钱的诱惑，从而导致索贿、受贿等贪利型的职务犯罪。
2、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资料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决定了社会财富的多种分配方式，即以按劳分配为主，辅之以按资分配、按股分红、风险收入和其他非劳动收入，人们的经济收入差距由此迅速拉开，一部分人确实先富裕了起来。这些，易使某些国家公务人员的心理失衡，进而在一定条件下去实施其贪利型的职务犯罪。
3、市场经济中的消极因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有其产生负效应的消极一面，从而使某些国家公务人员易滋生出“拜金主义”、“一切向钱看”等思想意识，在盲目攀比，高消费的重压和经济收入相对低微的矛盾下，他们不惜进行权钱交易，实施贪污、受贿、贪赃枉法等贪利型和渎职型的职务犯罪。
（三）思想原因
1、私有观念。私有观念的价值标准是以自我为中心，反映在职务犯罪问题上，主要表现为某些国家公务人员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精神，以权谋私，有什么权就谋什么私，一旦利令智昏，就易实施贪污、受贿、贪赃枉法等职务犯罪。
2、享乐至上的思想意识。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国家享乐至上的腐朽思想意识也随之涌入我国，并侵蚀着国家工作人员的灵魂，致使其抵御不了花天酒地、纸醉金迷这种享乐生活的诱惑，直至铤而走险，置党纪、国法于不顾，实施各种职务犯罪。
3、拜金主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拜金主义在社会上广为流行，同时也使某些国家公务人员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金钱欲，他们崇拜金钱，向往金钱，一切向钱看，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不惜以权力作砝码，疯狂地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职务犯罪。
4、特权思想。封建特权思想、家长制、官僚主义、裙带关系等思想意识，就像冥顽固不化的幽灵，深深地植根于某些国家公务人员的脑海之中，他们本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法律是管老百姓的”等信条；有的利用职务之便去侵占国家、集体的财物；有的监用职权、徇私枉法、严重侵犯公民的人权利和民主权利；有的则利用职权，为违法犯罪的亲朋好友大开方便之门，甚至公开包庇，干预司法。
（四）法制原因
1、立法方面。由于缺乏从严惩处职务犯罪的立法指导思想，例如民事案件、行政案件和刑事案件都统一用一个标准来衡量与进行裁判，即“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充分”，这显然不科学、不合理的，更不利于惩治犯罪，保护人民，这是立法上一大缺陷。因此，就规范国家公务人员行为的法律、法规而言，无论在行政立法、经济立法还是刑事立法方面，都还存在着相当大的缺陷，如刑事立法对新的职务犯罪形态未能及时反映，对某些职务犯罪定罪量刑的标准明显偏轻，职务犯罪与非职务犯罪之间的刑罚比重明显不协调，相差悬殊、庇护前者。因此，对职务犯罪分子不仅起不到震慑作用，反而觉得有恃无恐、有空可钻。
2、执法方面。其一，由于立法不完善，因而在职务犯罪大肆泛滥的严酷现实面前，刑事惩罚功能显得捉襟见肘，司法机关面对一些新型的职务犯罪畏首畏尾、束手无策。其二，由于受“官官相护”、“官民有别”等封建意识的影响，因此，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时有发生，尤其是当案情涉及到一些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时，往往“下不了手”，有时则以罚代刑，以经济处分、行政处分代替刑事处罚，草草结案，致使一些职务犯罪分子逍遥法外，一犯再犯。
3、法律监督方面。其一，目前对国家公务人员尚缺乏严格的法律监督机制，尤其在某些方面尚处于无人监督、无法监督的状态，起不到早期预防的作用。其二，在当前党风、社会风气不正的情形下，一些知情者对职务犯罪分子也难以举报揭发，唯恐招致打击报复，加之说情风、关系网、保护伞等现象严重，致使某些职务犯罪分子有恃无恐，逍遥法外，进而发展成大案、要案等恶性案件。
（五）外部原因
1、在政治上。外部敌对势力往往以金钱、美色、帮助出国等作为诱饵，策动我国家公务人员投敌叛变，投奔西方，并为其提供各种国家机密，进行政治破坏。例如：原任辽宁省锦州输油管理处党委书记、纪检书记、工会主席、副处长付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先后20余次在不同的时间、地点，采取不同的方式将其获得的国家秘密、情报非法为台湾情报机构提供情报送达境外。
2、在经济上。外部敌对势力常以行贿为手段，向我国家公务人员套取经济、科技、商业等情报，进行经济破坏。例如：原电力部副部长查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日本三井公司提供山东邹县火电厂二期扩建项目招标，泄密受贿，给国家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他们最终受到法律的制裁，也是罪有应得。
3、在文化上。外部敌对势力常通过各种渠道，向我国家公务人员传播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腐蚀其灵魂，使其丧失其抵御能力，一些意志薄弱的国家公务人员由此纷纷落马，陷入各种职务犯罪的深渊。
二、职务犯罪的个体原因
（一）个体品质原因
共处于相同的社会原因、外界诱惑和国家公务活动之中，大多数国家公务公务人员能忠于职守、任劳任怨、不谋私利。例如：河南省东风地区公安局长任长霞、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女法官蒋庆、海南省琼海市人民法院韦法等先进人物，他们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牢记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爱岗敬业，忠于职守，无私奉献，权为民所用，利为民而谋的高尚情操和优秀品德。而之所以有少数国家公务人员会实施其职务犯罪，其个体品质的好坏不能不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因此，职务主体个人品质败坏，对某一具体职务犯罪的产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某些国家公务人员不注意加强自身世界观的改造，不自觉清除自身存在的各种不良因素，导致其个人品质日趋败坏，甚至十分恶劣，他们自私自利，瞒上欺下，灵魂肮脏，犹如苍蝇逐拜臭般地去寻求满足私欲的机会，一旦机遇出现、时机成熟，就会铤而走险实施其职务犯罪。
（二）个体心理原因
某些国家公务人员之所以实施其职务犯罪，无不与其心理因素有关。
1、贪欲与权力的心理因素。首先，贪欲将导致犯罪心理的形成。人的一切行为总是由动机支配的，而动机则来源于需要，因此，犯罪心理起因于贪欲；某些国家公务人员被物质、金钱迷住了心窍，为贪图享乐，个人私欲便恶性膨胀起来，贪婪地去追求个人需求，当自己有限的合法收入满足不了日益膨胀的贪欲时，就会设法用非法手段侵占国家、集体的财产，由此形成犯罪心理。
其次，贪欲与权力相结合，将导致职务犯罪的发生。国家公务人员均担负着一定的职务，拥有大小不等的权力，其职务虽然与犯罪并无本质上的联系，却为实施其犯罪提供了机会和便利条件，而对其犯罪的实施起推进作用的便是其贪欲，因此，贪欲不仅导致犯罪心理形成，而且还以权力作为其阶梯，即贪欲一旦与权力相结合，便易导致职务犯罪的发生。
2、意志薄弱、心理失衡的心理因素。首先，外在的种种消极因素不断地对某些国家公务人员产生着影响，而公务活动中的种种不当利益又对其构成诱惑，使其意志日趋薄弱，心理日趋失衡，由此引起其内部心理结构的变化，并进而导致其手中的权力发生病变，成为其实施职务犯罪的手段和工具。
其次，放松思想改造是其内在原因，使其个人主义恶性膨胀，违法犯罪心理日趋强化、加之不正之风、攀比心理等因素的影响，最终使其步入职务犯罪的泥潭。
3、法制观念淡薄、罪责感差的心理因素。这种心理因素，对行为人产生、强化，实施其犯罪决意具有重大作用。
首先，特权思想对其罪责感差产生影响。某些国家公务人员对其职务的优越感和自豪感一旦发生病变，就会发展成特权思想，从而滥用职权，有恃无恐，胡作非为；而被害人方面由于受职务犯罪主体所掌握的权力的威胁，总是表现得克制、忍让，不敢轻易抵制和反抗，这就更助长了职务犯罪主体的特权思想；职务犯罪主体在无所顾忌、毫无心理压力的情况下，其罪责感荡然无存，也就较易实施其职务犯罪。
其次，职务行为的“合法”形式对其罪责感差产生影响。职务犯罪总是以一定的合法权力为其前提的，这常使职务犯罪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使行为人有恃无恐，一旦达到既可欺人又可自欺的程度，其心理上也就无罪责感可言，因而也就较易实施其职务犯罪。
再次，从众心态对罪责感差也具有影响。社会上各种不正之风的蔓延，必然影响国家公务人员的心理，使某些人产生从众心理，进而对违法犯罪行为缺乏罪责感，甚至感到心安理得，因而也就较易实施其职务犯罪。
4、自恃身份特殊、心存侥幸的心理因素。这一心理因素巩固了行为人实施职务犯罪的决意，增强了其认为可以逃避罪责的自信心。
首先，其特殊身份对侥幸心理具有影响。职务犯罪主体往往主观臆断，自恃身份特殊，自认为其行为具有“合法”的外衣，其手段诡诈隐蔽，因而往往自欺欺人，以盲目的安全感代替其内心的恐惧感，进而实施职务犯罪。
其次，关系网的保护对侥幸心理具有影响。职务犯罪主体都拥有一定的权力，其活动能量和交往能力均较强，平时就注意营造关系网，请客送礼，贿上买下，一旦案发，受其腐蚀的领导干部往往设法为其通风报信、包庇开脱，甚至向司法机关施加压力，干预司法活动。
再次，打击不力对侥幸心理具有影响。职务犯罪往往受到权力的庇护，有的甚至查不了、扳不倒；有的又因案情复杂，政策、法律界限不明，难以定性；司法实践中对职务犯罪的处罚普遍偏轻，这些打击不力的现象，更助长了职务犯罪分子的侥幸心理，致使其一犯再犯，直至酿成大案、要案，最终事发。
（三）个体能力原因
某些具体职务犯罪的发生与该行为人的政策水平＼业务能力也不无关系因此行为人政策水平低、业务能力差，也是职务犯罪发生的原因之一。例如，对于同一个案件，政策水平低、业务能力差的司法工作人员，往往采用粗暴的方式向人犯逼取口供，如采用体罚或变相体罚等手段，结果构成刑讯逼供罪；而政策水平高、业务能力强的司法工作人员，则往往充分利用政策的感召力、采用科学严密的审理方式，提高其办案质量，因而也就无从构成刑讯逼供罪。
针对当前职务犯罪的产生原因，结合我们在检察实践工作中的经验，要进一步防治对策职务犯罪，就必须采取预防、制约、打击相结合的综合治理的对策，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防治对策职务犯罪的工作。
三、社会防治对策
（一）加速并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问题仍十分严重，因此，从长远看，要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必须加速并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例如，要改革政府工作，提高其办事效率，克服官僚主义；要建立完善、有效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破除权力过于集中的现象；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要加强法制建设；要提高国家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等等，这样才能为预防和控制职务犯罪创造良好的政治条件。再如，在预防和控制贪利型职务犯罪方面，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避免公共权力侵入经济领域，彻底破除官本位主义，防止某些国家工作人员和党政干部以权谋私，为此，必须实行党政职能分离、政企分离、官商分离、让政府官员远离经商活动，割断权钱互通，权钱交易的钮带，以防权钱结合最终导致职务犯罪的发生。
（二）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力度，发展生产力，提高物质待遇
要预防和控制职务犯罪，就必须消除职务犯罪赖以产生的各种经济原因，把经济体制中存在的各种有可能导致职务犯罪发生的条件铲除干净，这才是最根本、最长远的社会防治对策，例如，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一旦社会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则某些国家公务人员利用掌管财物及其审批大权进行职务犯罪的基础即被消除，就可以为精神文明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从而为预防和控制职务犯罪奠定其思想基础，就可提供出专项资金来用于预防和惩治职务犯罪。再如，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以提高国家工作人员的物质待遇，使其经济收入保持在社会平均生活水准之上，从而使其有一个保持廉洁的最起码的物质条件，同时也为国家惩治贪污、贿赂等腐败分子提供其充分的理由。
（三）建立和完善有效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
不受制约的权力必将导致腐败，没有监督的政府必将演变成腐败的政府。因此，要预防和控制职务犯罪，就必须建立和完善有效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首先，要建立和完善内部性的行政监督机制，即国家有关机关对各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活动实施全面而系统的严格监督，包括一般隶属监督、内部职能监督、主管监督、专门监督等等。其次，要建立和完善外部性的社会监督机制，即依靠有关机构、团体和社会大众力量，对国家行政工作进行社会性的全面监督，包括社会 论监督，党团社会监督、新闻媒介监督、纪检监察监督、群众举报监督、人大总监督等等。再次，要建立和完善职能性的司法监督，即充分发挥公安、检察、法院等司法机关对职务犯罪实施的监督、惩治职能，及时侦破和惩治有关职务犯罪。
（四）认真贯彻并进一步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
国家公务员自身素质的好坏，影响着反腐败斗争的成败，因此，要预防和控制国家公务员的职务犯罪，就必须认真贯彻并进一步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一支反腐倡廉的高素质的公职人员队伍，提高公职人员自身素质及其免疫力。具体而言，一是要确立职权许可原则，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公权由人民通过立法授予，法律没有授予的权力不能享有且不得行使；二是要实行干部回避制度；三是要实行政务公开制度；四是要建立严格的公职人员选拔、任用、考核和罢免制度；五是要严格实行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并注意提高公职人员的工资待遇；六是要严格限制公务人员接受馈赠和额外报酬，严禁公职人员经商和兼职；七是要加强公职人员的思想政治、法制教育和业务培训等工作；八是要加强对公职人员进行廉洁自律、奉公守法的职业道德教育，使其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
（五）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加强廉政建设
职务犯罪是腐败现象的集中体现，严重地损害着党和国家的声誉和形象，危及社会的安定和政权的巩固，因此，必须深入持久地开展反腐倡廉工作。为此，国家公务人员，尤其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严于律已，率先做到清廉、勤政、务实；要真正做到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只有勤于政事，甘当人民公仆，才能“为政一届，造福一代；为政一地，服务一方”。如果每个国家公务人员都能自觉廉洁奉公，公而忘私，则职务犯罪自然也就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四、法律防治对策
（一）立法防治对策
1、确立严惩职务犯罪的立法指导思想。国家公务人员职务犯罪发案率不断上升，与我们缺乏从严惩治职务犯罪的法律意识有关，因此，要预防和控制职务犯罪，就必须首先确立严惩职务犯罪的立法指导思想，历史也已证明，只有首先实现“吏治”，然后才能达到“民治”。
2、采用“多元立法”的防治对策。以往，我国有关职务犯罪的立法基本上是以刑法典为轴心的一元立法，这难以克服刑法典的稳定性与职务犯罪的变异性之间的矛盾，因此，应当采用多元立法方式。例如，要进一步完善经济立法，以消除贪利型、渎职型等职务犯罪赖以滋生的土壤；要进一步加强行政立法，以严格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职责范围，堵塞管理上的漏洞；要尽快制定惩治职务犯罪的单行刑事法规，如当前应尽快制定一部专门的反贪污贿赂法，这已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发展趋势；要适时修改刑法典，以适应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职务犯罪的新情况和新特点；要注意采用附随型的立法方式，如在行政法规、经济法规中附随规定某些已超越一般违法行为性质的职务犯罪。
3、刑事立法中的防治对策。首先，应制定严谨缜密的惩贪法律。例如，应增强惩治贪赃犯罪的威慑力，降低处罚的数额起点，提高法定刑，增加罚金刑；要强化对贪赃犯罪主体犯罪能力的限制和再犯能力的剥夺，实施严格的资格刑；要修改、完善贪赃犯罪的构成要件；要增设一些新罪名。其次，要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例如，应建立惩治职务犯罪的罪名体系，因情增设一些新型的职务犯罪罪种，要严格界定职务犯罪的主体范围，以确保刑法在打击、惩治职务犯罪方面的主要锋芒所指；应调整刑制，堵塞漏洞；应调整渎职罪在刑法分则体系中的位置，将其章次前移，以体现“吏治”严于“民治”的决心；应完善对职务犯罪的处罚机制，如从重处罚、提高法定刑、施以财产刑、适用资格刑等；应将纯正的职务犯罪集中于渎职罪中，并扩大非纯正的职务犯罪的范围；应协调职务犯罪与非职务犯罪的刑罚比重；应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某些具体职务犯罪的构成要件及其处罚原则。
（二）司法防治对策
1、采用多元的司法对策。除民事司法外，经济司法、行政司法和刑事司法对于预防和控制职务犯罪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首先，应重视刑事司法对策，如针对职务犯罪的特点和变化，提高刑事制裁的有效性；加强刑事司法组织的建设；进一步健全对职务犯罪案件的举报制度；应注意适用罚金、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等刑种，剥夺其再犯的能力。其次，应重视经济司法和行政司法对策，即通过经济审判和行政审判，消除职务犯罪赖以产生的隐患，防职务犯罪于未然；同时，又得以及时发现并揭露职务犯罪的案件，将其移交给刑事审判庭，以惩治职犯罪于已然。
2、处罚职务犯罪的司法原则。除一些共同的司法原则外，在惩处职务犯罪时，还应特别注意以下原则：一是在定罪上与普通公民相平等的原则；二是处罚上较普通公民从严的原则；三是区别犯罪缘起的原则，即区分是“缘私”还是“缘公”才导致了职务犯罪，而“缘公”的犯罪缘起，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成为减轻或免除处罚的情节；四是全面追究法律责任的原则。
当前经济犯罪的特点及对策篇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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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上世纪90年代初互联网在商务中广泛地应用而产生电子商务以来，其发展过程中一直被网络犯罪的阴影笼罩着，并出现了许多网络犯罪的案例，如2000年底的美国200余名富豪的网上受骗案、国内的2003年的厦门3.27网上特大诈骗案等。这些犯罪行为使人们产生了恐惧网络人们不愿意或放弃运用电子商务手段开展商务活动。可以说：“网络犯罪”是发展电子商务的重要障碍之一，特别是网络经济犯罪对电子商务的打击是巨大的。因而，要采取有效策略惩罚和防治网络犯罪，减少或避免网络环境下的各种犯罪行为的发生，促进电子商务健康有序地发展，使电子商务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正确认识和理解网络犯罪
网络犯罪是一种特殊环境下的新型犯罪行为，其概念、特点和分类，以及构成要件和定罪等内容都需要很好地研究和分析，只有正确认识和掌握网络犯罪的本质及内涵，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有效策略惩治网络犯罪行为，加快电子商务中安全障碍的解决。
1.网络犯罪的概念、特点及分类
网络犯罪的概念是伴随着计算机及计算机网络的发展，从“计算机网络犯罪”的概念逐步发展形成的。从最初的“计算机网络犯罪”到“计算机网络信息犯罪”再到“网络犯罪”共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50~80年代），主要是指计算机单机犯罪或计算机局域网络系统犯罪，所侵害的多为单一权益，如财产、侵害、欺诈、侵犯个人隐私等；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计算机犯罪所侵害的权益延伸到许多领域，内涵在不断增大，并从犯罪与计算机的关系上来界定计算机网络犯罪，计算机网络信息系统犯罪的概念也逐渐被引入；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计算机网络犯罪与互联网有关，犯罪表现为利用网络窃取各种秘密资料、销售毒品、传播色情、侵犯知识产权等，“网络犯罪”的概念被学者和专家们采用。虽然网络犯罪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但由于本文的网络是指狭义的互联网，因而“网络犯罪”也是狭义的，是internetCrimes的意译。
目前，关于网络犯罪概念的研究方法、各国或地区的定义形式均有很多种。如真实界定、理论性界定等研究方法；日本学者认为，网络犯罪是指与网络相关的反社会行为；德国学者SieBeR认为，网络犯罪是指所有与电子资料有关的犯罪行为；台湾资策会科技中心专家蔡美智教授认为，网络犯罪是指利用网络人作为犯罪场所或以网络作为犯罪客体（攻击目标）的犯罪行为；等等。而本文认为，网络犯罪是指行为人利用互联网系统所实施的危害互联网系统（主要指系统中各种数据）安全、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
网络犯罪的一般特点包括：⑴犯罪对象的复杂性；⑵犯罪主体的低龄化和专业性；⑶犯罪的匿名性和隐蔽性；⑷跨国性；⑸犯罪危害的严重性。
网络犯罪的分类会因划分角度的不同而出现不同的分类，本文仅引用李其双主编的《网络犯罪防控对策》一书中，从侵害客体角度的分类。其包括：⑴妨害互联网运行安全的网络犯罪；⑵妨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网络犯罪；⑶妨害市场经济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的网络犯罪；⑷妨害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网络犯罪；⑸利用互联网实施其他构成犯罪的行为。
2.网络犯罪的构成要件和定罪
传统犯罪的构成包括四个要件，即犯罪主体、犯罪客体、犯罪主观方面和犯罪客观方面，这些要件既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要件的有机整体，又是相对独立形成要件的简单个体。虽然这四个要件也适应于网络犯罪，但由于网络犯罪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刑事犯罪，带有信息和智能等特性的一种新型犯罪，因而其构成的四个要件的界定就具有复杂化、具体化等特性，如出现了网络犯罪的特殊主体概念；网络犯罪的客体的具体化由2000年12月28日人大通过的《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网络犯罪的16种行为可知；网络犯罪的主观方面故意与过失的区分认定是十分困难的；网络犯罪的客观方面需要解决犯罪对象和犯罪工具的确认问题。为此，在具体的定罪过程中，不仅要运用传统的定罪方法，又要充分结合互联网环境下的新特性、新特点，以利用网络实施严重危害社会行为作为认定犯罪前提，并严格对照具体犯罪构成要件，正确把握网络犯罪的罪名及其概念，实施具体化定罪。如利用网络实施信用卡诈骗罪就有七个构成要件：⑴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单位不能构成本罪；⑵犯罪形式是直接故意；⑶具有非法占有他人信用卡资金的目的；⑷利用虚假手段使用他人信用卡的危害行为；⑸侵犯的客体直接是他人的信用卡资金；⑹犯罪对象是自然人或法人；⑺数额必须较大。行为人只有完全符合这七个要件后，此罪才能成立。另外，要根据具体案情正确适用选择性罪名，选择性罪名是指该种犯罪的基本构成要件中主要构成要件并非单一的，它具有两个以上并列选择的条件，根据刑法和司法解释规定应当选择适用，否则将引起诉讼歧义的罪名。同时，恰当处理想象竞合犯、法条竞合犯等竞合问题，以确定处罚原则是“从一重罪处断”、还是“数罪并罚”等。
二惩治网络犯罪的策略
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丰富了我们的社会，成为可以创造财富的生产力，因而也就出现了所谓的网络经济。但是，任何事物均具有两面性。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犯罪分子会借助高智能、无现场、低风险及难防控等特性采取一切手段实施各种网络犯罪，而经济犯罪是主流，因为趋利是导致经济犯罪的主要根源。目前网络犯罪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已经严重地制约了电子商务的应用及发展，直接影响着我国网络经济的建设步伐。为此，要实施刑事政策立法策略和宣传教育策略等，惩治各种网络犯罪分子，严厉打击犯罪分子的犯罪行为，震撼犯罪分子的各种犯罪欲望，避免过失网络犯罪，净化和完善互联网环境，推进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
1.政策立法策略
首先，充分运用网络犯罪刑事政策惩治犯罪。网络犯罪刑事政策是指刑事政策主体基于预防网络犯罪、控制网络犯罪以保障自由、维持秩序、实现正义的目的而制定、实施的准则、策略、方针、计划以及具体措施的总称。我国网络犯罪刑事政策渊源主要包括党和政府的文件、司法机关的政策性文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报告和正式讲话等。如1997年12月8日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审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实施办法》、公安部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以及国务院颁布的《网络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法规政策；2000年3月3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九届三次会议关于《加快发展我国的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基本方针是“积极发展、加强管理、趋利避害、为我所用”，江泽民总书记的讲话对2001年网络政策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次，加快网络刑事犯罪的刑事政策法律化步伐。刑事政策法律化是指国家通过法定的立法程序将刑事政策转化为法律。由于网络犯罪是高科技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物，而高科技具有发展快、更新快、技术新等特点，而法律具有相对比较稳定的特点，必然表现网络犯罪立法的相对滞后性。因此，现阶段是通过加大刑事政策和执行的力度，作为立法的补充，利用刑事政策制定快，规制具有灵活性等优点刑事政策弥补立法滞后的不足。但是，从发展角度来看，更要重视政策法律化过程及效率，采取有效措施加快转化步伐，实现有法可依、违法必罚、以法惩治的效果。转化时还要清楚转化的条件，一般要求是具备如下四条之一：⑴成熟的刑事政策；⑵稳定的刑事政策；⑶预防犯罪、控制犯罪以及保障人权有重大影响的刑事政策；⑷规范性的刑事政策可直接转化，而指导性刑事政策要间接转化。
第三，通过完善《刑法》的不适用内容惩治网络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简称《刑法》是惩治犯罪分子的根本大法。但是，由于我国立法过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以及互联网的特殊性，导致现行《刑法》在运用过程中的不适应性，出现了打击网络犯罪的薄弱现象。因而，完善《刑法》解决不适应性就显得十分重要。例如，扩大《刑法》285条和286条对计算机犯罪的涵盖面，凡以故意为目的的非法进入计算机系统或计算机网络系统的应构成犯罪，从而让犯罪者望而却步或受阻以遏制继续犯罪；并且，增加网络犯罪方面的罪名。因为现行的《刑法》对以计算机为载体的网络犯罪，无论是犯罪的表述还是罪名的定义都存在许多不适用之处，如此，既不能准确打击犯罪，又无法体现《刑法》的法定主义，与实现惩罚、预防犯罪目标相距甚远。可增加网络金融罪、网络诈骗罪、网络恐怖罪、网络传授犯罪方法罪等罪名。
2.宣传教育策略
在加快网络犯罪相关立法和完善现有法律步伐的同时，更要重视网络犯罪及其惩治宣传教育的紧迫性和有效性。通过实施宣传教育策略，可以避免一些过失网络犯罪行为，纠正网络行为的错误认识，并震慑网络犯罪分子遏制其犯罪行为。
首先，互联网是一个新兴的虚拟环境，对许多浏览者来说是一个很不熟悉的新世界。这种不熟悉可能导致浏览者的行为不规范、不正确，或者出现过失犯罪行为，因为这些浏览者并不清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以及哪些行为是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惩罚等。为此，就需要通过各种媒体及渠道，借助各种网络犯罪的相关案例，开展宣传教育工作，让浏览者真正懂得自己应该怎样做、以及哪此行为是合法的等。如网络中什么信息是共享或可的，什么信息是不能收集或窃取的。这样，就可以避免一些过失网络犯罪行为的发生。
其次，有些浏览者错误地认为，在虚拟环境下浏览者可以用不真实的姓名或代号来进行各种操作，因而在现实中有些不合法行为在网络环境下是可以做的或是不违法的，如数字化商品的网络盗版问题、利用网络制作和传播淫秽物品等。产生此观点的原因是这些浏览者不清楚或不了解网络犯罪主体的定义及其内涵，或者说，不知道任何违法行为均要受到法律的惩罚，承担法律责任的不是网络中的虚假名字或代号，而是实施违法行为的现实中的行为人或管理者。解决此问题同样需要通过宣传教育的手段来完成，要让浏览者真正明白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是密切相关的有机体，而且“虚拟”与“虚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纠正对网络行为的错误认识。当浏览者清楚“在网络环境下自己的行为仍然是现实中人的行为”的时候，就会减少许多违法行为的发生。
第三，利用重大或影响面较大的网络犯罪案例实施网上网下并行的宣传教育策略。在实施过程中要充分体现我国对网络犯罪的打击力度及决心，要让人们理解无论是现实行为还是网络行为，只要是违法行为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而且无论犯罪分子多么狡猾、犯罪手段多么高明都将逃不出法律的惩罚。国内相继出台的有关计算机网络安全与犯罪处罚的法律法规，如《计算机信息系统国际联网保密管理规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等等，就充分地证明了我国政府对网络犯罪的惩罚和防治的重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用事实案例警示犯罪分子的犯罪欲望，达到遏制网络犯罪行为的目的。
综上所述，要以正确认识和理解网络犯罪为基础，以实施各种惩治网络犯罪策略为手段，预防和惩罚各种网络犯罪行为，净化网络环境及虚拟市场，尽快减少或避免各种网络犯罪，特别是网络经济犯罪，清除影响电子商务发展的安全障碍，使电子商务成为我国网络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当然，在实施惩治网络犯罪的策略中还存在着其它策略，如：安全技术策略、国际合作策略等等，这些有待于今后很好地分析和研究。
参考文献：
[1]刘德标等编.国际商务案例选编[m].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3.3。
[2]许秀中著.网络与网络犯罪[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12。
[3]李其双编.网络犯罪防控对策[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1.3。
[4]覃征等编.电子商务与法律[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1.3。
当前经济犯罪的特点及对策篇10
内容提要:基于社会发展特点的分析、司法实践的可操作性等方面的考虑，认为目前应当将有组织犯罪限定在黑社会犯罪和恐怖犯罪两个方面，并针对这两种犯罪的认定及“合理反击”提出建议。
完美无缺的社会生活是不存在的，犯罪就是社会生活中的缺陷，犹如人肌体中的病毒，存在是必然的，也因为其存在，使得人的肌体需随时防卫，并研发新药抵御病毒，从而增强的肌体的抗病能力。当熟悉了肌体的防御方式后就具有了抗药性甚至发生变异，人们又需要研发更高级的药物或者加大剂量抵御它，一种病毒被消灭了，新的病毒又出现，如此循环往复。犯罪就像病毒，伴随社会发展而发展，有组织犯罪也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不必视其为洪水猛兽。犯罪——打击犯罪，魔道之争，周而复始。当犯罪处于社会可容忍的限度时，即犯罪正常度，国家可以通过控制犯罪使其保持在正常度内。我们以前谈犯罪控制，是针对20世纪有组织犯罪出现以前的几千年人类社会中存在的犯罪形态而言，犯罪的存在与发展有共性与个性，但总是共性多于个性，如无组织性，侵害的社会关系相对单纯等等。所以对犯罪的控制有因可循，并且犯罪的破坏程度可以预测。“9．11”恐怖袭击事件改变了我们的看法，当有组织犯罪发展到最高形态恐怖主义时，能够引发战争，导致政权的更迭，更为严重的是，其破坏性和残忍性是我们无法预测的，故笔者提出，“合理反击”的概念，即针对有组织犯罪和其极端发展的恐怖主义，自由当为安全让步，应“合理反击”。
一、当前我国社会特点的分析
提出合理反击概念的前提是，对有组织犯罪的发展特点有清楚的认识，而正确的认识应当以对当前社会的特点分析为基础：
1．我们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特色在于科学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所有制主体仍然是公有制，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同时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发展生产力，即同资本主义一样要发展生产力，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折。
2．我国目前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全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东西部差距很大，东部沿海部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生活水平不低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而西部贫困地区的贫困程度也让人难以想象，贫富差距较大。
3．在中国的内部安全与外部安全问题方面：中国的前途同世界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外部世界对我国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
由我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所决定，我国社会犯罪情况不完全等同于国外学者所作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下的犯罪的分析：随着现代化，在发展中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在犯罪率、犯罪方式和犯罪的地区分布上都表现出极大的差异。从这两种类型的国家可以看到的由于现代化进程所造成的犯罪类型的差别，可以归因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存在以及集中制的计划经济所必需的社会控制程度。⑴我国有组织犯罪发展具有特殊性即：资本主义国家有组织犯罪所呈现出的类型、特点及行为方式我国都会出现；我国目前不仅存在有组织犯罪的最高形态——恐怖组织，并且深受其害，是生于斯、长于斯、危害于斯，具有持久的危害性。
二、有组织犯罪的界定
关于有组织犯罪的界定，众说纷纭，笔者认为，有组织犯罪在关系中存在和变化，其概念也不要拘泥于一成不变，在不同的时间，概念也应具有发展性，即便是在同一时间，因为理解问题的角度不同而出现不同的有组织犯罪的概念也是正常的，但是刑事法理论要服务于司法实践，对有组织犯罪的界定应当结合我国刑事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基于我国的社会现实，对有组织犯罪概念的界定应当采取狭义的组织结构特征，即有组织犯罪的社会危害不仅侵害个人安全，同时不同程度地侵害公共安全（包括社会经济安全）或者侵害国家安全。因此，在有利于刑事司法实践操作的前提下，目前将有组织犯罪限定于黑社会犯罪和恐怖犯罪为宜。理由如下：
1．从内涵看，黑社会犯罪是有组织犯罪。从英美国家的刑法理论来看，对有组织犯罪的特征有不同看法，但是都认为黑社会犯罪一定是有组织犯罪，至于除了黑社会犯罪以外还有哪些属于有组织犯罪则有不同看法，因此在美国黑社会犯罪与有组织犯罪往往是同义语。在我国香港和澳地区的立法中，二者也是相同的。在“9．11”恐怖袭击之前，通常认为有组织犯罪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是：无意识形态（non—ideological），而恐怖犯罪试图通过暴力进行“革命”，是在通常的有组织犯罪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就目前实践来看，有组织犯罪包括黑社会犯罪和恐怖犯罪。
2．从对有组织犯罪制裁的发展趋势来看，对其特殊的制裁措施使得打击有组织犯罪更为有利，若采用广义的有组织犯罪定义，则会出现打击面过大，重刑扩大化的趋势。因此将其限缩在黑社会犯罪和恐怖犯罪两个方面，通过实体法、程序法、行政措施三个方面严密刑事法网，能做到轻轻重重，有的放矢。并且从有组织犯罪的发展趋势看，最终制定特别法是一个较好的选择，这样，在打击有组织犯罪中出于诉讼需要设立的罪名如“组织罪”，还有特殊侦查措施如窃听等的运用，还有扩张警方在侦查黑社会犯罪和恐怖嫌疑犯工作中的自由裁量权，甚至以战争方式（出动军队）打击恐怖犯罪才能为民众和国际社会所接受，也才符合民众的“自由”为“安全”让步的底线。
3．从刑法语境平台看，当某一犯罪概念具有模糊性或者其语词的外延有争议时，对该犯罪概念的选择应当以其外延中最重的行为为标准。例如我国刑法典第20条3款：“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在此，行凶语词模糊，抢劫、强奸、绑架都有程度轻重之别，如何选择，则应当以杀人这一重行为为标准，即行凶、抢劫、强奸、绑架等犯罪行为应当同杀人一样，严重危及人身安全时，才能行使无过当防卫权。同理，有组织犯罪中的组织包括：特殊共同犯罪中的组织分工；犯罪集团中的组织分工；黑社会中的组织分工；恐怖犯罪中的组织分工。都具有组织性，但是从特殊制裁措施及重刑角度考察，应当以严重犯罪行为作为有组织犯罪的组织标准。而这样的标准应当是：控制社会（黑社会）或者危及国家安全（恐怖组织）。
三、有组织犯罪的认定标准
基于合理反击的特殊考虑，笔者认为目前将有组织犯罪直接限定在黑社会组织和恐怖组织两种为宜。但是二者有区别，从发展形态上看，黑社会犯罪是犯罪发展的第二形态，恐怖犯罪是有组织犯罪的极端发展，是犯罪发展的第三形态；从侵害内容来看，黑社会犯罪一般只侵害个人安全和公共安全（包括社会经济安全），而恐怖犯罪不仅侵犯个人安全、公共安全，更为严重的是还侵害了国家安全。因此，在对二者进行认定是应注意区别其不同点。
（一）黑社会组织
97刑法修订时，考虑到我国当时还没有向西方那样典型的黑社会，刑法中规定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笔者认为，无论是黑社会组织还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归根结底都是黑社会，只要具有了黑社会的本质特点，即使发育程度还不高，也应当是黑社会，如同婴儿，不能因为其小就否定他是一个人。
1．黑社会组织的特点。就目前黑社会组织发展看，有如下特点：（1）“借壳上市”，即借助合法企业的形式完成组织构建。其活动范围主要分布于娱乐行业如酒吧、夜总会、ktv、浴场、宾馆酒楼、运输业、房地产业、采矿业。在此过程中，会出现与资本主义社会黑社会犯罪不同的犯罪形式，在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但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经济体制下，国企改制、国家改革开放过程中政府职能并更等都可能成为黑社会组织染指的目标。例如黑社会组织控制的房地产业同政府官员勾结，可能出现地方政府滥用国家征收制度，以极低的价格征地，又卖给企业，最后利益落到了企业、地方政府和少数人手中的犯罪。（2）行为模式主要有：走私集团、贩毒集团、境外集团、专业洗钱集团等。其中走私集团、贩毒集团犯罪行为模式有变。走私集团针对西方发达国家和针对我国周边的发展中国家，行为指向不同；贩毒集团中毒品尤其是化学合成的毒品如冰毒、摇头丸等，其来源由境外转变为本土制造。就境外集团而言，随着业的发展，可以预测业将由境外向境内发展，相应地，境外集团将会在境内发展自己的组织。专业洗钱组织将进一步发展，除了地下钱庄外，还有同金融机构勾结。此外，在东南亚的部分国家，旅游者可以自由使用大额人民币，民间称硬通货，特别是金融危机后，其受欢迎程度超过美元，因为有专业的组织长期的、汇率固定同中国境内联手经营人民币的对换业务。
2．黑社会组织的认定。如前所述，黑社会的组织特点主要是控制社会，故对是否是黑社会的判断标准应当是是否“控制”社会，这种控制包括两个方面：（1）地域的控制，这也是黑社会组织和其他特殊共同犯罪、犯罪集团的区别，因为后二者不控制某地域、某社区。至于地域或者社区的范围问题，结合黑社会组织最早发源地意大利，其黑手党的统治范围通常至少是一个城市，如我们熟知的西西里的黑手党cosanostra家族，那不勒斯的黑手党neapolitan家族等。故可考虑其控制社会的地域或者社区范围应当是一个中等城市。地域控制，即以非法暴力为后盾，通过“借壳上市”完成组织构建，并在其掩护下，通过恐吓、贿赂等手段，从事多种等犯罪活动，其触角延伸至所在城市的不同行业，犯罪收益使该组织具有较高的经济地位甚至其头目因．此可谋求部分政治地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所在城市具有控制能力。（2）行业的控制，行业的控制从空间上看，与地域有关，但是不同于地域控制，地域控制是在固定的领域以合法外壳掩盖各种非法行为，在“一地”范围内涉及“多行业”；而行业控制是以非法暴力为后盾，对某一行业进行非法控制，是在“一行业”范围内跨越“多地域”，即可以是对一个城市范围内的某一行业通过暴力进行非法垄断而获利，也可以超出城市范围甚至全省、全国控制。只要符合上述两个“控制”之一，就可以认定是黑社会组织。
（二）恐怖犯罪
我国的四个恐怖犯罪组织的主要活动地在新疆，其特点是境内外勾结，活动范围跨国化。其恐怖犯罪直接关系到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与安全。从我国恐怖组织的发展看，会出现三种模式：（1）国外恐怖势力直接支持建立。我国西北边疆民族地区由于历史、民族、宗教等原因，加之受到周边伊斯兰国家的影响，国外恐怖组织从资金、物资、人员培训等方面支持国内恐怖组织进行恐怖活动企图分裂国家。（2）由黑社会发展而来，我们知道，黑社会组织和恐怖组织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有无意识形态，黑社会组织根本目的在于谋取经济利益，而我国恐怖组织的根本目的在于分裂国家，而黑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其犯罪行为从危及个人安全、社会安全，发展到以暴力手段对抗国家政权，企图分裂国家，危及国家安全时，就发展成为恐怖组织。（3）由邪教组织发展而来。当邪教通过对人进行精神控制并公然对抗国家政权，以期到达分裂国家的目的时，就演变为恐怖组织。
当然，从目前情况看，我国恐怖组织发展主要是第一种模式，但是，从国外的情况看，第二、三种模式并不鲜见，故也应当引起重视，防患于未然。
四、有组织犯罪的立法调整
有组织犯罪的立法调整模式不外乎两种：第一是制定专门的《有组织犯罪防治法》，在其中对有组织犯罪的实体及程序问题都作出特别的规定；第二是在现有的刑事法律中进行修正和补充。考虑到制定特别法的技术性问题，笔者认为应当采取先在刑事法律中进行修订和补充的方式为宜。
（一）实体法
有组织犯罪，分散在我国刑法典分则之中，在总则中缺乏有针对性的规定。可以考虑在总则中增加一些必要的规定：（1）在总则现有的共同犯罪内容基础上，增加黑社会犯罪和恐怖犯罪的规定。（2）在刑罚种类上，增设资格刑——对利用企业形式进行有组织犯罪的，在一定期限内禁止其开办企业或者在任何企业中担任领导职务；剥夺其荣誉称号；还可以考虑规定：由政府征收其企业（当然，要在不违反《物权法》的前提下）；若是恐怖组织为其恐怖活动提供资金保障而开设的企业，则一律由国家征收。（3）规定对黑社会犯罪和恐怖犯罪的犯罪人在缓刑、假释的适用条件上比其他共同犯罪的犯罪人更为苛严，并不适用社区矫正。（4）在分则中，可以考虑对有组织犯罪集中加以规定，作为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专节。
（二）程序法
鉴于有组织犯罪的隐密性强、危害性大等特点，应当在即将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对黑社会组织和恐怖组织犯罪可以采取特殊侦查手段，尤其是对恐怖组织犯罪，可以使用电子监听、监控、秘密录音录像；特工行动（包括卧底和诱惑侦查）；控制下交付等。对于黑社会组织犯罪，由于其犯罪不危及国家安全，所以在特殊侦查手段的运用上，应比恐怖组织犯罪更严格一些，即仍可以采用上述手段，但是在特殊侦查手段的适用条件、程序、期限等方面控制应当更严格一些，以便利于保障公民的权利。
五、有组织犯罪的政策调适
反击有组织犯罪，需要依靠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加以调适。“严”的体现是：突出重点，严厉打击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和其他骨干成员。在量刑上要严。具体防治措施可以有：（1）“重点人群监控”，包括人际交往异常现象监控，如与公务员过于频繁的往来、公务员频繁的高消费等；（2）金融监控；（3）出入境监控；（4）防止利益集团利用经济强势左右政府，尤其在地方立法时，利用经济强势借保护城市之名，行开发谋利之实，“绑架”政府为自己的组织服务；（5）处置有组织犯罪，应当注意信息情报工作的有效开展，注意从经济上彻底摧毁其死灰复燃、东山再起的经济能力。“宽”的体现是从宽处置一般参与人员。做到区别对待，有宽有严，分化瓦解。
有组织犯罪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发展，其犯罪形式也会呈现出多样化特点，所以我们的研究也应当与时俱进，因为有组织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及其严重，常规的刑事立法与司法的滞后性弊端在有效反击有组织犯罪方面更显突出，故应当借鉴国外经验，多交流合作。还需建立常设性研究机构，像对抗肌体病毒一样，随时以新的策略采取有预见性的应对和反击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