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举措篇1
2016年3月1日，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签署2016年社会经济稳定发展行动计划，即反危机计划，也被称为经济反危机计划2.0版。俄罗斯政府试图用一整套宏观政策举措来扭转经济颓势，阻止经济下滑。2014年底，在西方制裁、油价下跌和卢布贬值的冲击下，俄罗斯经济逐渐滑入危机的险滩迷雾之中。从2015年初开始，俄联邦政府为了阻止经济下滑和实现经济稳定，连出大招。2015年1月27日正式推出经济反危机计划1.0版。一年多来，这些政策措施的效果如何？新的反危机计划剑指何方？俄罗斯政府的反危机之帆能否助力经济航船驶出迷雾险滩？经济的危机迷局
俄罗斯是一个独特的国家，2014年经济总量达到1.86万亿美元，人均GDp达12937美元，用世界银行2008年的标准衡量，已经是一个高收入国家。从自然条件看，俄罗斯的国土面积达1709.82万平方公里，人口1.43亿，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几乎所有资源都能够自给自足的国家。从社会条件看，俄罗斯近300年来的文明发展成就独树一帜，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科技文化贡献。同时，由于大部分国土位于北纬50度?80度的北温带以北地区，又塑造了俄罗斯人独特的民族性格和社会特征。这样一个国家，其经济危机也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2015年的经济危机是俄罗斯市场化转型后的第四次经济危机。但这次危机的根源和特征与之前的三次危机相比大不相同。
1992年?1996年，俄罗斯经历了市场化转型后的第一次严重经济危机。从根源上看，这次危机属于转型性经济危机。由于计划经济的生产网络被快速摧毁，新的生产能力又无法迅速建立起来，导致俄罗斯经济总量四年内减少了47%，用经济崩溃来形容这次经济危机也毫不夸张。但俄罗斯却并没有因此发生大面积的饥荒和饿死人的事件。事后总结原因，人们认为是俄罗斯的自然和社会特征帮了这个国家的忙。一方面，寒冷严酷的自然条件塑造了俄罗斯人的坚韧，另一方面，广袤的国土面积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又为俄罗斯提供了无可比拟的战略性腾挪空间。也许正因为有这样的条件，俄罗斯人才可以用休克疗法来进行转型改革。
1998年和2008年的经济危机，在严格意义上都只能算作金融危机，都是由于脆弱的金融系统受到外部冲击而引发的。其中，1998年的危机是债务兑付危机，导致当年经济下降5.3%，但1999年经济增速就反弹到6.4%。2008年的危机则是由于非债务累积和兑付危机引发，由于危机发生在年底，因此当年经济增速几乎没有受到大的影响，不过滞后影响却导致2009年经济极速下降7.8%。局部性质的危机，对整体经济冲击的幅度很大，程度却不深，所以，2010年俄罗斯经济增速又迅速恢复到5.4%。这两次危机的金融和债务根源使得俄罗斯政府在财政货币政策方面变得极为谨慎，控制财政赤字和控制通货膨胀在整个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中一直处于优先地位。
俄罗斯2015年经济增长为-3.7%，仅仅略好于巴西的-3.8%，滑入危机通道。从直接原因看，2015年的这次经济危机毫无疑问与西方制裁、油价下跌和卢布剧烈贬值有关。但分析深层次原因，可以发现，这次危机首先是结构性危机，其次才是外源性危机。最后需要澄清的是，这次危机既不是卢布货币危机，也不是金融危机。至于财政问题，也远远达不到危机的程度，最多可以说是财政困难。
之所以说是结构性危机，是因为俄罗斯从2000年?2014年的经济增长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部门的贡献和占比越来越大。2010年?2014年石油天然气部门产出占GDp的比重稳定在30%左右，贡献财政收入的50%左右，贡献总出口的70%左右。制造业部门的萎缩和第三产业中非生产业的膨胀，都使得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能源原材料部门的产出增长和出口增长。同时，大量石油美元流入又大幅度推高了国民经济中其他产业的要素价格，降低了非原料部门的国际竞争力。到2013年，能源部门在GDp增长中的贡献率达到历史顶峰，再也无法通过自身的扩张为经济增长做出更大的贡献。结果，当石油天然气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时，经济总量急剧萎缩就成了不可避免的结局。因此，2015年俄罗斯经济危机在根源上是结构性危机。2012年之后的GDp增速变化证明了这一点。由于能源部门无法继续保持高增长率，经济增速从2013年开始以每年大约2%的速度递减，即使没有2014年下半年的经济制裁和油价下跌等外部冲击，俄罗斯2015年的GDp增速也应该下降到-2%左右。因此，外源性冲击是导致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却不是根本性原因。
尽管俄罗斯经济处于危机之中，但还远远谈不上经济崩溃，而且离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动荡还很远。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可能导致经济崩溃和社会动荡的两个关键性事件并没有发生。一个是大规模的支付危机和金融系统崩溃，另一个是财政破产。首先，1998年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俄罗斯中央银行一方面执行审慎的货币政策，致力于控制通货膨胀和经济中的投机因素，另一方面不断加大金融监管和金融系统改革力度。对于从事高风险和违规业务的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严厉打击，仅在2015年就吊销了94家从事高风险和不合规业务的银行营业许可。目前金融系统的风险控制与之前的两次危机时期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其次，俄罗斯联邦政府一直执行平衡财政政策，严格控制债务和财政赤字规模。2015年底，俄罗斯债务总规模只有5135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不到30%，其中债务仅仅307亿美元，相当于GDp的2.48%，相比美国的104.9%、日本的245.9%、巴西的69.9%、乌克兰的94.4%可以说微不足道。更具短期风险的财政赤字规模，俄罗斯也控制在很低的水平上，2015年第四季度甚至实现了财政盈余，全年财政赤字占GDp的2.6%，低于许多欧元区国家的水平。由于石油收入减少，加上反危机的需要，2016年俄罗斯联邦财政压力上升。为了控制预算赤字规模，俄罗斯暂时冻结了养老金随通胀率上浮的政策，压缩了社会领域支持规模，俄罗斯居民实际收入也由于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减少了5%，但俄罗斯的自然资源结构、收入结构和保障结构都得到保障，暂时的财政困难还不足以引发社会动荡。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一些国内学者和媒体谈到俄罗斯经济规模的变化时，往往习惯用美元现值进行衡量。这涉及俄罗斯GDp总量美元标价的内部财富效应和外部财富效应。就像我们习惯用人民币衡量中国的财富总量一样，俄罗斯人更习惯用卢布衡量国家和个人的财富总量。由于卢布贬值，美元标价的俄罗斯GDp总量和人均量急剧缩水，但俄罗斯人享受的可支配财富在效用和使用价值上并没有什么变化。挣卢布、花卢布，在俄罗斯购买消费品的普通居民对于卢布是否贬值并不敏感。当然，卢布贬值会使海外度假的成本大幅增加，进口产品消费也变得更加昂贵，但恰恰是这部分消费的需求价格弹性和替代效应是最大的，卢布贬值引发俄罗斯居民的消费支出转换效应，更多的消费留在国内，支持了俄罗斯国内产业的成长。反危机政策的重心、方向和效果
俄罗斯政府2015年1月27日的反危机计划1.0版――《关于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优先措施》，共分四大类60项措施。其中，第一大类的33项政策措施旨在“保稳定、促增长”。主要立足于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防止金融系统风险上升，通过财政补贴、再融资和债务重组的方式，降低和消除支付风险，并通过对重要领域融资，稳定经济形势，力保经济增长。这33项政策举措中，除了第20项“以财政补贴和信贷优惠鼓励高科技产品出口”和第29项“以税收优惠鼓励劳动雇佣”是安排在当年2月、4月和8月份执行外，其余31项措施全部要求在当年3月份之前落实。从时间安排和政策内容看，这些政策措施是基于2014年下半年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做出的针对性安排。
第二大类18项政策措施属于“关键经济领域支持计划”。主要集中于投资激励，重点是农业与农产品加工、加工工业、进口替代、住房供水燃气基础设施、机械制造、运输设备制造、创新工业园区、高技术产品出口等项目的财政和金融支持。这18项举措大部分要求在当年3月份之前启动，并贯穿2015年全年。第三大类8项举措旨在“保障社会稳定、改善就业结构”。政策举措集中于民生项目和引导就业。第四大类1项举措是加强经济与社会形势监测，为政策实施提供信息反馈。
为了落实上述反危机措施，俄联邦政府责成财政部和相关部门为落实该计划制定财政预算和筹集财政资源，2015年3月16日，俄罗斯国家杜马表决通过《2015年联邦预算和2016年?2017年预算规划》，标志着反危机1.0版的资金、实施主体和政策对象全部确定，正式进入实施阶段。根据俄罗斯国家杜马预算监督委员会的评估，到2015年底，85%的反危机政策措施得到落实。就效果而言，评估报告认为，关键领域的支持政策效果差强人意，经济稳定政策仍存在诸多不足。
在总结2015年反危机政策效果及经验、评估基本经济形势的基础上，2016年3月1日，俄罗斯政府推出反危机计划2.0版――《俄联邦政府2016年保障社会经济稳定发展计划》。该计划的政策举措包括两大类120项。其中，第一大类属于“保障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紧急措施”，分别包括就业与社会保障（11项）、支持关键经济领域发展（25项）、支持非原料部门出口（8项）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4项）。第二大类属于“保障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结构性措施”，分别包括通过改善投资环境为投资创造条件（24项）、促进中小企业发展（32项）和推动区域经济平衡发展（16项）。在2016年的反危机计划中，不仅具体措施数量翻番，而且明显加大了结构调整和进口替代的政策力度。
俄罗斯的经济反危机计划从2015年的1.0版本到2016年的2.0版本，在结构上大幅度降低了应激性的政策举措，增加了结构性举措，甚至在第一大类的紧急措施中，都贯穿着结构改革的主线，农业、加工业、机械设备制造、运输设备制造、高科技产品出口、中小企业发展等方面的政策举措更加集中、力度更大。这些方面的变化体现了俄罗斯反危机政策措施的基本指向，那就是通过结构调整和关键领域支持计划，使俄罗斯经济向摆脱能源依赖、进口替代再工业化和创新发展的方向发展。
到目前为止，这些反危机举措的结构效应还不明显，但经济稳定效应已经初步显现，经济触底的迹象明显。与2014年相比，2015年全年GDp同比增长-3.7%，但环比数据显示，2015年8月已经是经济衰退的最低谷，9月?12月份经济衰退的势头得到遏制，甚至在10月份出现了环比正增长的情况。在经历了卢布贬值冲击之后，通货膨胀率已经从2015年12月份的同比12.9%下降到2016年2月份的8.1%。与此同时，在俄罗斯经济的微观层面，企业盈利水平大幅度提高，尤其是加工工业、农业、运输业、批发零售和生活服务业，全年利润增长率达到20%?50%之间。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反危机措施的核心精神体现了梅德韦杰夫关于俄罗斯经济现代化的一贯主张，财政和金融支持对象基本没有涉及军工和其他垄断部门。这增加了反危机措施被强力部门阻挠的风险。在2016年3月份举行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经济论坛上，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副部长明确指出，强力部门的反对可能导致反危机计划的夭折。既得利益集团是否配合，决定着反危机计划的前途命运。反危机政策的核心逻辑及长期影响
到目前为止，由于经济危机条件下的经济结构转换效应仍不显著，俄罗斯经济形势变化仍然与国际市场油价波动高度相关。在俄罗斯政府的经济增长和预算编制预测方案中，石油价格仍然是关键变量，寄希望于石油价格返回50美元一桶水平的上方，仍是各方期望的最便捷的危机解决方案。但显而易见的是，没有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调整，继续依赖能源的俄罗斯经济将无法从根本上克服基础脆弱和抗风险能力差的弱点。
实际上，如果把俄罗斯的反危机政策进行系统梳理，就会发现，尽管政策的着力点和基本举措中充斥着财政补贴、税收激励和财政投入等手段，但政策逻辑的核心却是以货币政策为核心的反危机措施。归纳来看，2015年的60项举措和2016年的120项举措，其核心是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1）实行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卢布汇率由市场决定，俄央行不再动用外汇储备干预汇率。（2）货币政策盯住通货膨胀目标区间，以稳定物价和推动经济结构转型为主线贯彻执行各项政策，反对用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发展。俄罗斯关键利率从2015年8月开始一直保持在11%的水平，2016年3月18日的央行工作会议再次决定维持关键利率水平不变，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手段为银行体系提供流动性。（3）加强金融系统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发生。2015年，俄罗斯中央银行撤销了94家违规从事高风险业务或资本充足率不达标的商业银行的经营许可证。向高债务杠杆商业银行和企业提供资金支持，防止银行或企业倒闭产生连锁反应。（4）削减财政支出，平衡财政预算，限制财政赤字规模。俄罗斯2016年预算支出规模比上年削减大约10%，力图控制财政赤字GDp占比的上升。（5）落实进口替代政策，通过刺激和扩大国内生产满足由于卢布贬值进口下降而出现的供给缺口。（6）对具有战略意义的制造业企业提供投资支持，推动进口替代过程中技术创新的发展。
新经济政策举措篇2
关键词：发达国家；刺激内需；举措；启示
内需不足是近年来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也将是我国今后经济生活中经常遇到及必须认真面对和解决的经济现象。由于我国过去缺乏应付内需不足的经验，因此，有必要了解和借鉴发达国家的一些成功经验和做法。
一、 西方发达国家刺激内需的主要举措
内需不足是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一种常态经济现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根据本国实际情况，采取了一系列刺激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提高居民购买力，刺激居民消费需求
消费需求的扩大离不开居民购买力的提高。为了刺激消费需求，西方发达国家各自都采取了一些旨在提高居民购买力措施。主要有：
第一，减免个人税赋。1993-1997年，美国克林顿总统先后签署了一系列为工薪家庭减税的法律，包括所得税减税法、每个儿童500美元的减税法、"希望"奖学金减税法，以及终身培训减税法等。1998年，日本政府先后两次提出总额4万亿日元的削减个人所得税和居民税的措施，由于这次减税是按人头进行的，因而低收入家庭收益最大。1999年3月，日本通过税制改革新法案，将个人所得税和居民税的最高税率从65%降到50%。日本政府还制定了购买住宅减税政策，鼓励消费者购买住宅。据有关方面预测，实施购买住宅减税政策后，每年可望增加10万套住宅的需求。
第二，促进和扩大就业。在就业政策上，美国克林顿政府采取的增强劳动市场灵活性、大力促进就业的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自1993年以来，新增近1800万个就业岗位，失业率从1992年的7.5%降到1998年的4.5%，为30年来最低记录。近两年来，法国政府在促进就业方面主要采取了两大举措：一是制定"青年就业计划"，开辟新的就业渠道。通过国家支持方式，鼓励公共部门、教育和治安等部门招收18至26岁青年。据法国就业部提供的数字，1998年底，"青年就业计划"已创造新的就业岗位15.85万个。二是大力推行每周35小时工作制，分部门、分企业地进行劳资谈判。通过实施35小时工作制，在1999年和2000年两年里，不仅使法国航空公司、法国电力公司、法国煤气公司、大众银行集团等大企业保住约40万个就业岗位，而且在全国新创造就业机会共18万个。
第三，提高低收入者购买力。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还采取了一系列提高低收入居民购买力措施。如美国，采取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办法。在1996年和1997年两次将美国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从每小时4.25美元提高到5.15美元，约1000万个低收入工人收益。日本政府则采取发放商品券办法，提高低收入者购买力。商品券的发放对象主要是未满15周岁的少年儿童以及领取福利养老金的老年人，总金额为2万亿日元。商品券的面额为1000日元，只能用于生活消费，使用时不找零钱，目的是振兴一直处于滑坡的小型零售业，促进个人消费升温。
2．减轻企业负担，鼓励企业扩大投资需求
企业投资需求是内需的一个重要方面。为鼓励企业扩大投资，西方一些发达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主要有：
第一，削减企业税赋。日本在1999年通过的税制改革新法案中，将企业法人税的最高实际税率从46.3%降到40.8%，中小企业还享受另外的减税优惠。英国将公司税的中心税率下调1个百分点，从31%降到30%。对利润在1万英镑以下的小企业将实行10% 的起始税率。这是英国历史上公司税最低的起始税率，以鼓励创办私人个体企业。从1999年4月开始，利润在5万英镑以下的企业将被减免1%的税收，从21%降到20%。政府还实施了一项金额高达1.5亿英镑的支持中小企业研究和开发新产品的税收优惠政策，这项政策将使信息和生物技术领域的高科技公司受益。
第二，降低利率。美国由于刺激内需不再通过实施大规模的公共工程来实现，联邦政府向资本市场的举债大大减少，从而推动长期利率下调。这是近年来美国汽车和住房市场旺盛的主要原因之一。日本中央银行自1991年起，先后9次降息，再贴现率1995年9月降到0.5%。1999年2月，日本央行诱导短期利率也从0.25%降到0.02%。日本政府实行的超低利率政策，使金融政策调控的余地已经很小。英格兰银行自1998年10月决定将短期基准利率从7.5%降至7.25%后，连续5次调低利率。至1999年4月8日，已将利率降到5.25%，为英国1972年以来最低。
3．保持适度政府公共投资需求，重视增强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
美国针对长期以来政府财政负担过重，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的现状，自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不再通过实施大规模的公共工程直接投资，而是将公共投资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规模上。由于预算开支得到控制，财政收支扭亏为盈，1998年度已有700亿美元的盈余。
日本小渊惠三政府针对国内需求不足，个人消费持续低迷，并导致经济衰退的现实情况，采取了通过大幅度增加政府公共投资来拉动内需增长的举措。1998年下半年，日本政府编制了一项总金额为8.1万亿日元，以扩大公共投资为主要内容的补充预算。当年11月，针对当时严峻经济形势，日本政府又通过了23.9万亿日元的综合经济对策，其中17.9万亿日元为公共投资计划。1999年度财政预算增长5.4%，为20年来的最高增长率。在该预算中，用于公共事业建设的费用为9.43万亿日元，还有5000亿日元公共建设备用费，将用于尚未最后确定的建设项目。除此之外，还有特别会计项目中的公共投资以及大学求学、研究设施建设等国家建设开支。国家建设投资总额达20万亿日元。
英国政府1999年制定下一年的预算总额为3492亿英镑，比上一年度增加178亿英镑，扣除通胀因素，实际增长3%。新预算将在未来3年中增加总额为60亿英镑的购买力。
为了进一步刺激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投资与消费需求，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还采取了一些旨在增强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的对策措施。这一点在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其做法是：
新经济政策举措篇3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中央一再强调抓落实，这既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执政经验的必然要求，也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迫切需要。
当今中国的经济，面临着一定的下行压力，国务院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推出了一系列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的政策举措，这些举措充分体现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既利当前、更惠长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创新性和实效性。然而，在一些地方和领域，不少决策部署落实不到位，使本应有的政策效果大打折扣，引来了群众不少的意见。
政府工作是项系统工程，不仅包括中央的顶层设计和决策部署，也包括各地各部门的落地实施。不狠抓落实，不付诸行动，再好的蓝图只是一纸空文，再好的政策也等于没有政策。
把国务院的政策举措落实下去，是各地各部门的职责所在。落实不到位，固然有政策措施与实际相结合需要一个过程等客观原因，但一些地方和部门庸政懒政也是不争的事实。有的地方和部门习惯于过去的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对一些改革举措嫌费力、怕麻烦，不想作为；有的对改革的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认识不深、把握不准，对一些政策举措不知所措，不会作为；有的对一些情况复杂、矛盾集中、需要动真碰硬的改革措施望而却步，不敢作为；还有极少数的本位主义思想严重，有利的就执行，不利的就不执行，胡乱作为。于是乎，在一些地方和领域，一些利好政策在草率敷衍中变成了“空中楼阁”，群众期盼已久的改革举措在推诿扯皮中变成了“纸上谈兵”。眼看发展机遇就要白白错失、改革蓝图就要变形走样，群众岂能没有意见？
庸政懒政是政策执行的天敌。要抓好政策落实，必须坚决整治庸政懒政。全体党员干部都要懂得，各级政府机关是党执政的重要阵地，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铁的纪律要求。抓落实，就是对党尽忠、对人民尽责；庸政懒政，不作为、乱作为，就是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就是渎职失职。尽管不像那样“明火执仗”，但“无功就是过”，庸政懒政同样也是一种错！
新经济政策举措篇4
关键词：发达国家；刺激内需；举措；启示
内需不足是近年来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也将是我国今后经济生活中经常遇到及必须认真面对和解决的经济现象。由于我国过去缺乏应付内需不足的经验，因此，有必要了解和借鉴发达国家的一些成功经验和做法。
一、西方发达国家刺激内需的主要举措
内需不足是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一种常态经济现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根据本国实际情况，采取了一系列刺激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提高居民购买力，刺激居民消费需求
消费需求的扩大离不开居民购买力的提高。为了刺激消费需求，西方发达国家各自都采取了一些旨在提高居民购买力措施。主要有：
第一，减免个人税赋。1993-1997年，美国克林顿总统先后签署了一系列为工薪家庭减税的法律，包括所得税减税法、每个儿童500美元的减税法、"希望"奖学金减税法，以及终身培训减税法等。1998年，日本政府先后两次提出总额4万亿日元的削减个人所得税和居民税的措施，由于这次减税是按人头进行的，因而低收入家庭收益最大。1999年3月，日本通过税制改革新法案，将个人所得税和居民税的最高税率从65%降到50%。日本政府还制定了购买住宅减税政策，鼓励消费者购买住宅。据有关方面预测，实施购买住宅减税政策后，每年可望增加10万套住宅的需求。
第二，促进和扩大就业。在就业政策上，美国克林顿政府采取的增强劳动市场灵活性、大力促进就业的政策，取得了显著成效。自1993年以来，新增近1800万个就业岗位，失业率从1992年的7.5%降到1998年的4.5%，为30年来最低记录。近两年来，法国政府在促进就业方面主要采取了两大举措：一是制定"青年就业计划"，开辟新的就业渠道。通过国家支持方式，鼓励公共部门、教育和治安等部门招收18至26岁青年。据法国就业部提供的数字，1998年底，"青年就业计划"已创造新的就业岗位15.85万个。二是大力推行每周35小时工作制，分部门、分企业地进行劳资谈判。通过实施35小时工作制，在1999年和2000年两年里，不仅使法国航空公司、法国电力公司、法国煤气公司、大众银行集团等大企业保住约40万个就业岗位，而且在全国新创造就业机会共18万个。
第三，提高低收入者购买力。一些西方发达国家还采取了一系列提高低收入居民购买力措施。如美国，采取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办法。在1996年和1997年两次将美国工人的最低工资标准从每小时4.25美元提高到5.15美元，约1000万个低收入工人收益。日本政府则采取发放商品券办法，提高低收入者购买力。商品券的发放对象主要是未满15周岁的少年儿童以及领取福利养老金的老年人，总金额为2万亿日元。商品券的面额为1000日元，只能用于生活消费，使用时不找零钱，目的是振兴一直处于滑坡的小型零售业，促进个人消费升温。
2．减轻企业负担，鼓励企业扩大投资需求
企业投资需求是内需的一个重要方面。为鼓励企业扩大投资，西方一些发达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主要有：
第一，削减企业税赋。日本在1999年通过的税制改革新法案中，将企业法人税的最高实际税率从46.3%降到40.8%，中小企业还享受另外的减税优惠。英国将公司税的中心税率下调1个百分点，从31%降到30%。对利润在1万英镑以下的小企业将实行10%的起始税率。这是英国历史上公司税最低的起始税率，以鼓励创办私人个体企业。从1999年4月开始，利润在5万英镑以下的企业将被减免1%的税收，从21%降到20%。政府还实施了一项金额高达1.5亿英镑的支持中小企业研究和开发新产品的税收优惠政策，这项政策将使信息和生物技术领域的高科技公司受益。
第二，降低利率。美国由于刺激内需不再通过实施大规模的公共工程来实现，联邦政府向资本市场的举债大大减少，从而推动长期利率下调。这是近年来美国汽车和住房市场旺盛的主要原因之一。日本中央银行自1991年起，先后9次降息，再贴现率1995年9月降到0.5%。1999年2月，日本央行诱导短期利率也从0.25%降到0.02%。日本政府实行的超低利率政策，使金融政策调控的余地已经很小。英格兰银行自1998年10月决定将短期基准利率从7.5%降至7.25%后，连续5次调低利率。至1999年4月8日，已将利率降到5.25%，为英国1972年以来最低。
3．保持适度政府公共投资需求，重视增强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
美国针对长期以来政府财政负担过重，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的现状，自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不再通过实施大规模的公共工程直接投资，而是将公共投资控制在一个适度的规模上。由于预算开支得到控制，财政收支扭亏为盈，1998年度已有700亿美元的盈余。
日本小渊惠三政府针对国内需求不足，个人消费持续低迷，并导致经济衰退的现实情况，采取了通过大幅度增加政府公共投资来拉动内需增长的举措。1998年下半年，日本政府编制了一项总金额为8.1万亿日元，以扩大公共投资为主要内容的补充预算。当年11月，针对当时严峻经济形势，日本政府又通过了23.9万亿日元的综合经济对策，其中17.9万亿日元为公共投资计划。1999年度财政预算增长5.4%，为20年来的最高增长率。在该预算中，用于公共事业建设的费用为9.43万亿日元，还有5000亿日元公共建设备用费，将用于尚未最后确定的建设项目。除此之外，还有特别会计项目中的公共投资以及大学求学、研究设施建设等国家建设开支。国家建设投资总额达20万亿日元。
英国政府1999年制定下一年的预算总额为3492亿英镑，比上一年度增加178亿英镑，扣除通胀因素，实际增长3%。新预算将在未来3年中增加总额为60亿英镑的购买力。
为了进一步刺激投资者和消费者的投资与消费需求，西方一些发达国家还采取了一些旨在增强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的对策措施。这一点在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其做法是：
第一，推动股市与内需的互动发展。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推动股市的持续攀升，消费者和公司的财富急剧膨胀，从而刺激了消费和投资，而消费和投资的增长又推动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进而又推动股市上升。据美联储统计，到1998年底，美国家庭持有股票价值已达10.81万亿美元，比两年前增加了3.6万亿美元，持股家庭所占比重已从1989年的32%提高到1995年41%。
第二，保持经济低通胀的持续增长。为防止滞帐局面的再度发生和鼓励消费者对未来的信心，美国政府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应用上表现得十分谨慎，并采取一系列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措施。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克林顿政府和美联储的共同努力下，目前美国通货膨胀率已控制在3%以下，使投资者和消费者保持较高的投资和消费信心。由于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的增强，经济也得到了持续增长，并使平均失业率保持在5.5%以下水平。
4．积极推动知识和技术创新，为投资和消费需求不断开辟新的热点
美国自1991年3月以来，经济持续增长已达110多个月，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旺而不衰。据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预测，这一经济增长态势可持续到21世纪初，为美国经济增长史上最长的时期。这主要得益于知识和技术的创新，以及由知识和技术创新带来的产业的提升。新经济理论认为，在技术层次不变的情况下，传统产业的生产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将受到边际报酬递减的限制。目前美国经济之所以能持续维持高增长，是因为资源重点投资于高技术产业。因为高技术产业一旦在技术或产品的研究上有突破性创新，就会不断地衍生新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并使产品价格大幅度降低，从而进一步刺激企业投入资金进行研究与开发。在高技术产业的推动下，目前美国经济增长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一是服务业吸纳的劳动力结构人数剧增。在1950年美国只有一半的劳动力在服务业中就业，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增加到80%。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服务业的发展不仅吸纳了美国大量的就业人口，而且由于服务业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比工业要小得多，促进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二是信息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人们通过信息技术能更好地掌握和控制经济中出现的问题，使生产能够更好地适应需求的变化。美国80年代的库存对销售的比率是17%，而现在仅为8%。三是促进了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贸易自由化使经济周期更加稳定，经济全球化则可以延长了产品的生命周期。这些变化都有力地刺激了美国投资和消费的增长。
新经济政策举措篇5
关键词：金融危机 积极财政政策 实体经济
1经济背景—金融危机
1.1从国际角度看：金融危机的全球性对各主要经济体都造成了不可低估的冲击。受其影响，世界经济已开始告别“高增长、低通胀、贸易流量大幅增长”的时期，经济增长速度减速、各国的就业压力与贸易保护抬头使世界各国步入“多事之秋”。如：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9月份宣布对中国进口轮胎征收三年期惩罚性关税，分别为35%，30%，25%，同时巴西政府也对中国进口轮胎进行反倾销调查等等，这些就是贸易保护注意最好的例证。美国2008年第三季度GDp增长-0.3%，剔除贸易的贡献，内需增长率是-1.43%，个人消费、房地产投资以及企业设备投资等降幅都比较大。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明显放缓，欧盟经济前景不乐观，日本经济也面临内忧外患。
1.2从国内角度看：融危机的冲击下，2008年11月，中国的进出口额首次出现负增长：进出口总值1898.9亿美元，同比下降9％，其中出口1149.9亿美元，下降2.2％，增速比上年同期减缓24个百分点，这是自2001年6月以来中国出口首次较上年同期下降。与此同时，11月中国的贸易顺差却不降反升，上升了400亿美元。究其原因，在于中国进口方面出现了更大幅度的下降，数据显示，11月进口749亿美元，下降了17.9％。这些数据无不显示着中国经济下滑趋势正在形成。（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积极财政政策的含义
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在经济处于通货紧缩、经济增长乏力的形势下，以增发国债为政策突破口，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实现增加投资、促进消费、扩大出口，进而刺激经济增长，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领域的一种主动出击。主要目标是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平稳快速发展。
3积极财政政策的特点
3.1此次出台的投资拉动举措有向民生方面倾斜的特点。虽然投资拉动依然是扩大内需的主要手段，但这次更重视民生，十项措施中至少有五项以上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与欠发达地区或低收入人群有关。
3.2首次把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和税制转型改革列入了扩大内需的举措之中。此次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约1200亿元，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未来还将在降低工薪阶层、个体经营者和中小企业的所得税税收支出、扩大城乡居民消费补贴范围和积极推进消费信贷等方面加大力度，以刺激消费需求。
新经济政策举措篇6
【关键词】湖北 支柱产业 发展对策
1 引言
汽车、钢铁、纺织、化工、建材是湖北传统支柱产业。湖北传统支柱产业相对于本省其他产业的支柱作用虽然明显，但与其他省市如辽宁、南京等的支柱产业比较，其支柱作用不强，而且支柱产业分散。湖北的支柱产业群仍然是以劳动密集、资本密集为主的传统结构，技术含量较高还比较弱。同时从产业结构整体上考察，湖北省支柱产业结构变动速度和产业结构转换能力均处于相对劣势地位。近年来，湖北支柱产业的增长速度趋缓、支柱作用下降，所以需要应采取一些相应对策来发展湖北的支柱产业。
2 湖北发展支柱产业的政策原则
湖北经济发展水平仍介于工业化初期与中期之间，农业还不稳定就开始了工业化、工业尚欠发达又迎来了知识经济，整个产业结构正处在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因此，发展支柱产业在政策上应实行三个并举。
2.1重点产业振兴政策与衰退产业调整政策并举
发展支柱产业必须立足于整个产业结构的优化。当国民经济进入买方市场时，产业政策的结构导向应转向产业振兴(支柱产业的振兴)与产业调整(衰退产业的压缩)并举，产业结构的优化导向应是国民经济各行各业的“深加工化”，也就是增长方式的集约化。湖北省问题的焦点在于提高所有产品的质量、技术含量，丰富产品的品种、款式，降低成本，提高产业竞争力。
产业振兴与产业调整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经济发展无疑需要新兴产业、支柱产业的振兴，以不断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在经济发展中，也必须压缩衰退产业，淘汰其过时产品与陈旧技术，不仅要把资源增量有效地注入新兴产业、支柱产业，也要千方百计地把衰退产业的资源存量调度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如果只讲产业振兴，不讲产业调整，大量亏损企业将吞蚀盈利企业的效益，不仅拖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后腿，也必将大大削弱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投入能力；反之，只有产业调整没有产业振兴，没有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发育，产业调整也很难进行下去。
2.2新兴产业扶持政策与成熟产业竞争政策并举
钢铁、纺织等是成熟产业，应实施竞争性政策，通过市场竞争推动其适应市场需要的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对于处于成长期的湖北高新技术产业、汽车产业则应给予重点保护和扶持，这是湖北产业提高竞争力、实现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实施产业保护和扶持政策也是日美等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在日本，产业扶持政策是产业政策中比较成功和具有特色的一部分。产业扶持政策的基本目标是对产业结构进行主动调整，以实现经济赶超和最大国际比较利益。对这些支柱产业，日本政府采取许多保护和扶持措施，使这些产业在短时间内获得迅速发展，并在世界上居领先地位。
2.3产业供给推动政策与产业需求激励政策并举
在国民经济从整体上进入买方市场的时代之后，产业振兴政策只有供给政策就显然不够了。政策的重心必将由供给政策移向需求政策。新的经济增长点不仅是供给的增长点，也是需求的增长点，今后新的需求增长点不再表现为现实的“瓶颈”、“短缺”，而表现为潜在的需求。形不成新的需求增长点，新的供给增长点也就立不起来。因此，产业政策不仅要考虑到如何增加有效供给问题，还需照顾到市场开拓和市场创造。没有需求的规模市场，也就没有供给的的规模经济。90年代以来的轿车工业和住宅产的发展证明，没有以市场发育为前提的产业发展，不仅不能使之成为支柱产业，还有拖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之嫌。
3 湖北支柱产业发展的对策措施
为成功实施“5线7区”(汽车、钢铁、纺织、化工、建材五条线，武汉东湖、襄樊、宜昌琥亭、荆州玉桥、黄石磁湖、鄂州葛店、孝感七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支柱产业方案，必须依据产业政策原则，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在组织、财税、金融、法规等方面予以重点支持，形成一个能推动支柱产业发展的支持机制。
3.1组织支持措施
(1)成立由省经贸委、计委、科委、体改委、财政厅等政府部门人员组成的省支柱产业办公室，其职能：统盘规划、制定政策、选项投资、协调管理。
(2)建立重点行业、重点地市产品结构调整责权利体系，强调上下一致、条块协同，统一目标和行动。
(3)建立政府、企业和大专院校及科研院所的联合运行机制，为支柱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人才、科研支撑环境。
(4)广泛宣传支柱产业的必要性、紧迫性及长远性，使上下都认识到，支柱产业的转换与发展是湖北工业发挥优势、迎接挑战、实现新一轮腾飞的根本途径。
(5)组织联合研究，推动高新技术的渗透和发展：组织企业参与大型的国内或国际科研计划的研究开发工作。鼓励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在签订合同的基础上，就共同感兴趣的项目开展合作研究。在合作研究的过程中允许各研究开发要素的双向或多向流动，并给予一定的资助。具体的资助方式是政府对参加同企业合作研究开发的单位给予补贴，或者对企业集团的项目拨给一定资金，或者政府立项出资，将项目委托给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共同研究开发。建立工程研究中心，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品研制溶为一体。组织企业界联合攻关，同时提高行业的科学技术水平。
3.2财税支持措施
财政支持主要是政府通过有关政策法令，向重点产品重点企业重点行业提供资助或补贴，以鼓励其进行研究开发，推动产业迅速成长壮大。税收支持的措施主要是在制订有利于支柱产业重点发展的税收法规和政策的基础上，实行税收减免和建立研究开发税收饶让等。具体措施包括：允许企业设立多种准备金和专款；实行加速折旧制度；对重要生产设备的进口免税；为出口型企业减轻租税负担；对某些重点产品采取免税措施；鼓励个人储蓄，实行较低的个人所得税。
3.3金融支持措施
(1)积极推动效益好的支柱产业企业上市交易，利用证券市场进行融资以利其壮大发展。有条件的还可以海外证券市场上市。此外，还要大力发展资金拆借、产权交易及期货市场，使尽可能多的社会闲散资金聚集、流动起来。
(2)分别设立汽车、钢铁、纺织、高新技术的产业发展基金及产业银行。
对支柱产业的重点产品、重点企业、重点项目、重点计划金融支持的具体措施包括：提供低息贷款；发放专项规划贷款；发行发展债券。
3.4投资支持措施
(1)增量投资的政策倾斜。对于增量投资，在投入资金总量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应把对支柱产业的扶持放在首位，增加其所占的比重，对重点企业、重点技改项目要予以特别优惠，优先照顾，如设立重大技改项目基金等。
(2)存量资产的优势转移。将这一部分国有资产(货币形态和实物形态)转移出来，向支柱产业倾斜。目前，湖北有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处于亏损状态，这一部分亏损企业或卖或租、或用土地政策将资不抵债的企业的土地使用权出让与日益兴旺的房地产开发购置土地需求结合起来，将所得收入用于支柱产业的投入。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重组，支柱产业可以获得相当可观的投资。
(3)发展风险投资事业。建立包括高新技术风险投资基金在内的支柱产业发展基金或投资体系，基金来源：政府财政拨款、商业银行贷款、资本运营资金、外资、证券市场；基金使用：主导产品、先导产品和特色产品的发展投入。成立风险投资公司。其一是由私人集股组成的风险投资公司；其二是不以盈利为主要目的合作风险投资公司；其三是政府直接资助的科技型小企业风险投资公司。
3.5法规支持措施
为硬化支柱产业的政策环境，制定和实施有关支柱产业的规模发展、金融支持、出口扶持等的法规条例，以加强支柱产业发展及其结构优化的导向、控制与管理工作。
(1)设立支柱产业的行业标准，保证规模。为防止新一轮的重复投资和资源浪费，应设立最低经济规模标准。对于支柱产业的重点产品，产量必须达到最低经济规模才准生产，否则应坚决否决。对于已经上马但未达到最低经济规模要求的企业，应规定其在一定期限内达到标准，达到则给优惠，否则在税收、贷款方面给予制裁，迫使其退出。对于标准措施的执行，一定要严，否则，又只能是一纸空文，产生不了实际效果。
(2)加强金融立法，制定《出口银行法》、《开发银行法》等一系列金融法规，为政府干预金融活动、发展支柱产业提供法律依据。
新经济政策举措篇7
从4月16日国家统计局的我国一季度经济数据看，GDp同比增幅6.1％，其中消费，投资和出口三大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最终消费拉动GDp6.1％增幅中的4.3个百分点，投资拉动2.0个百分点，外需负拉动0.2个百分点。相关数据显示出，去年10月以来中央关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使经济形势出现一些积极变化。
我们知道，2009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基调可以总结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这一政策在下一步的实施中可能遇到哪些难题和挑战呢?
扩大内需的来源主要有两部分，消费拉动和投资驱动。理论和实践证明，投资对拉动经济的效果非常迅速，而通过增加收入、减税等方式促进消费的时滞效应较强。这是短期和长期的选择，也是目前扩大内需的政策主要倚重于投资的一个原因。
但是，如何平衡以应急为目标的基础设施投资与以促进消费增长为目标的结构调整，将是政策决策中的一个难点问题。
当前基建投资实施存在的三个问题
宏观刺激政策不能仅依赖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重点还应当放在鼓励消费上。到目前为止，可以观察到的政策重点，还是1998年应对危机时就已常用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但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拉动内需也只能理解成应急性的措施，而且目前的实施也存在以下的问题。
首先，经济环境不同。1998年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的基础设施项目比较多，然而经过十年的发展，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极大的完善。目前，很多的基础设施往往有社会效益却没有经济效益。比如说污水处理厂。环保部门的数据表明，有1400个建成的污水处理厂已经建成但是没有运行。城市地铁的建设是另一个很好的例子，现在很多城市都在建设地铁，但是全世界可持续健康经营并且盈利的地铁是极少的。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仅在当前要为刺激内需做出贡献，从长期看也不能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在包袱。
其次，经济结构已发生变化。1997年时，政府和国企可以支配的资源占整个经济的比重超过一半；到2008年，随着民营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中国的经济结构中70％已经是非公有制经济，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的带动作用相对降低。
最后，需要防止对投资的继续过度依赖和投资的高速增长可能对消费带来的挤压。在世界主要的经济体中，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例已经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曾经就是因为投资增长率过快，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而导致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在当前亟待扩大内需时，我们可以考虑刺激投资，但是要防止对于投资的过度依赖、以及由此可能导致新的产能过剩的发生。
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所采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当时应对经济的迅速回落无疑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从10年来的增长情况看，消费对GDp的贡献度却持续从当时的45％左右下降到35％左右，处于历史上的较低水平。因此，与1998年相比较，现在需要在扩大内需方面进行更多的改革开放方面的积极创新，社会保障制度，养老、医疗等都应该有更多实质性的举措。
扩大内需期待基础制度改革
扩大消费需投入更大努力，应对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等基础制度框架进行改革创新。
一段时期以来，研究界一直关注内需的疲弱特别是消费对于GDp贡献度的下降，但是，在外需增长势头较为迅猛时，内需的扩大往往容易受到忽视。同时，较之投资的迅速启动速度来看，消费的扩大往往需要对整个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进行制度创新，因而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从政策效果看，启动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来刺激经济往往见效较快，而以增加收入、减税等促进消费的方式来拉动内需存在时滞性长的弱点。但是，在当前的结构调整压力下，仅仅依靠投资来带动，可能并不能有效解决此次经济迅速回落中所暴露出来的对于投资的过度依赖、以及产能过剩等问题，关键还是消费扩大的政策措施。
扩大内需短期政策应侧重民营经济
扩大内需中的短期政策重点应当放在能够大量吸收就业的民营经济上。
目前，从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刺激内需政策角度看，大量基础设施项目可能基本集中在大型的垄断性国有企业，一些企业称为调整中可能出现的“民企国企化，国企央企化，央企垄断化”的现象可能并不一定准确，但是如果调整中出现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冲击过大、大量资源投入到垄断的资本密集型企业中，则是需要防范出现的状况。
对于这些能够大量吸收就业的企业来说，最为需要的，可能不仅仅是新上一些基础设施项目，更多能够惠及他们的，可能还是减税等政策举措，以及放松管制、降低准入门槛的举措。
如果说中国经济可以在金融危机这一次外部压力推动下完成向内需主导增长的格局的转型，那么要走出当前的调整压力，时下中国最为需要的，将是能够充分利用这一次扩大内需、应对危机的机会，打破那些能够吸收巨大就业和创造内需增长点的行业的垄断和管制，重新根据自身的优势重新布局扩大内需的政策举措；中国的企业也应当有更大的视野，在新的环境下重新调整策略、重新布局自身的资源，为中国经济的转型和走出调整形成新的推动力。
新经济政策举措篇8
一、指导思想——放弃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传统做法
1999年经济工作最突出的特点是，政府在进行全年经济工作安排时就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速度指标应当是预测性、指导性的，应当能够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随时进行调整，并且公开宣布放弃片面追求增长速度的做法。
既使在年中，当经济增长速度一度出现严重下滑势头的时候，政府也没有重新采取“压指标"、“上速度"的传统办法，而是积极寻找对策，出台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推动经济增长。这是一项具有根本性意义的变化，它标志着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工作（或曰“宏观调控"）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和层次。
二、战略重点——立足于国内市场
1998年末，我们提出1999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应当立足于国内市场。后来政府将“立足于国内"不仅作为1999年度的短期宏观政策取向，而且作为今后的中长期发展战略来考虑。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国土辽阔、资源丰富的大国，仅仅依赖出口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恐怕难以长期为继。在这样一种新的战略思想指导下，今后不论国际市场形势好也罢、坏也罢，我们都不能够忘记国内市场。
事实证明，如果不是我们早已将立足点放在了启动国内市场的话，那么1999年上半年出口急剧滑坡的势头就足以导致各级决策者的信心崩溃和手忙脚乱。
此外，既使在1999年下半年，随着国际市场形势有所好转、提高出口退税政策逐步见效，我国出口增长速度快速反弹以后，政府仍然没有放弃扩大内需、启动国内市场的努力。
三、国企改革——确立国企改革与发展的中期目标
国企改革是个老话题，也是自改革伊始就遇到的难题。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一再错过国企改革的最佳时机。如今，经济处于持续下滑阶段，此时推进国企改革，势必会加大安排下岗职工重新就业的难度，增大改革的阻力。
然而，目前也决不是推进国企改革的最差时机。与泰国、韩国等遭受金融危机的国家相比，我们现在推进国企改革还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和政策空间，政府还有能力为安排下岗职工做些什么。如果等到爆发了金融危机以后再来进行改革，那就一切都晚了，在安排就业方面政府也会变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并且改革的成本也会大大提高。
正是由于认识到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紧迫性，1999年9月，中共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立了到2010年国企改革与发展的中期目标和相关政策。
四、修改宪法——确立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地位
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明确：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份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从而在法律上肯定了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国有企业改革一样，发展民营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本属于微观经济范畴，不应作为宏观经济政策加以评述。但众所周知，由于我国目前正处在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时期，许多微观领域问题的解决需要有宏观经济政策予以配合。因此，像国有企业如何进行改革、民营经济是否应当发展这样一些原本很微观的问题，就带有很强的全局性和宏观性，不得不暂时纳入宏观经济政策的视野进行全面考察。
五、科教兴国——把发展教育作为头等大事
1999年里，最鼓舞人心的大事之一是举国上下热情关注教育事业。教育不仅已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话题，而且也成了消费者新的消费热点和投资者新的投资热点，更成为1999年政府工作的重点。
按照传统经济理论，教育政策也不在宏观经济政策的范畴之内，但是至少在1999年里，发展教育的的确确已经成为政府引导投资、扩大消费、调整经济结构的一项重大举措，并构成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
六、财政政策——继续保持积极态势
1999年在上年增发国债1000亿元（其中有大约一半转至1999年使用）的基础上，政府继续坚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再次增发600亿元国债，用于增加政府财政投入，扩大内需。
应当看到，增加财政投入对于缓解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减缓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缺乏其他政策的密切配合，缺乏民间资本的积极响应，其政策效果已经呈现衰减迹象。尤其是在积极扩大财政支出的同时，也实行了一些增税措施，使得财税政策的扩张效应与紧缩效果相互抵消，积极的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被严重削弱。
七、货币政策——信号作用未能得到应有发挥
年初，关于1999年实行什么样的货币政策，有关部门表现得有些犹豫不决、举棋不定。最初提出的口号是实行“适当"的货币政策。与此前的“适当从紧"相比而言，这显然带有放松银根的意味。然而不久，有关部门很快将“适当"一词修正为“稳健"，正式提出了1999年要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具有很强的信号功能。有关部门在此问题上的举棋不定，信号不清，多少影响了广大投资者的信心。再加上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存在着严重障碍，国有商业银行的“宏观调控职能"早已不复存在，因此，纵然是中央银行口口声声要增加货币信贷投放，但货币和信贷却总也投放不出去。据人行公布的数据，1999年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比上年增长12?5％，增幅比上年的15?5％又降低了3个百分点。
看来，货币政策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体制上，既使是前面提到的货币政策的犹豫不决，其根本原因也还在于货币政策的决策机制本身存在着严重缺陷。
八、收入政策——初次运用于启动经济
1999年，政府除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增加政府投资以外，还动用了收入政策以促进居民消费。1999年里，政府拿出540亿元用来提高离、退休人员和下岗职工待遇以及适当增加企事业单位职工工资，以改善居民的收入预期。预计全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859元，比上年实际增长9.3％。
在经济低谷时期提高职工工资，这在新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尝试用增加收入政策来促进消费、刺激经济增长，这在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九、消费政策——变限制消费为鼓励消费
1999年，消费政策备受政府重视。由于生产过剩以及买方市场的出现，消费政策从限制消费转变为鼓励消费，政策目标也从抑制通货膨胀转变为控制通货紧缩。1999年，银行降息是为了促进消费，征收利息税也是为了促进消费，发放消费信贷还是为了促进消费。
在方方面面各种政策“连轰带赶"的作用下，1999年9、10月份起，居民消费似乎有了一些起色，但是物价仍呈下降趋势，预计全年商品零售价格下降2.9％，居民消费价格下降1.3％，已连续2年多呈负增长态势。
新经济政策举措篇9
统计局发言人盛来运在解读上半年经济形势时用了十二个字来总结：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有升。中国上半年经济的突出表现为一个“稳”字。在目前全球经济复苏艰难曲折，经济增速明显弱于预期，国内经济增速换挡期和结构调整阵痛期叠加共振，下行压力持续存在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这艘大船逆势而上，总体保持总体平稳运行，实现了稳中有升，稳中有进，成绩可谓来之不易。
“总体平稳”表现在速度稳，就业稳，物价稳，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合理区间。比照“区间下限”，上半年GDp增速7.4%，属于全年目标7.5%左右的合理范围。从“区间上限”看，Cpi上涨2.3%，离全年3.5%左右的预期目标尚有一定空间。今年夏粮又获丰收，增产95亿斤，同比增长3.6%，总产量再次创出历史新高，成绩单“耀眼”，为全年稳定物价夯实了基础。
“稳中有升”，意味着经济增长正呈现出企稳向好的迹象。从一些先行指标和实物量指标来看，二季度经济增长状况比一季度有所好转。发电量、货运量等实体经济指标增速也在回升，6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止跌回升。出口扭转一季度负增长的格局，5、6月份大幅反弹，订单也在增加。国家统计局6月份制造业pmi达到51，连续4个月回升；汇丰7月份制造业pmi预览指数达到52，创18个月以来最高值，这说明企业信心在增强，市场预期在好转。二季度GDp同比增长达到7.5%，比上季度提高0.1个百分点，成为当前经济稳中有升态势的一个注脚。
“稳中有进”，突出显现在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迈出新步伐。简政放权深入推进，上半年取消和下放了145项关系企业生产经营和社会关注度高的行政审批等事项。3月份实施工商登记制度改革以来，将注册资本实缴登记改为认缴登记，“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井喷式”增长，上半年总计达到593.95万户，有力带动了创业就业。一系列积极变化彰显出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转型升级不断向前推进。
新经济政策举措篇10
关键词：中小学；现代学校制度；创新
一、中小学的行政管理制度创新
其一，明确地方政府对中小学的行政管理权，加强其能力与责任意识。依照法律规定，中央政府应将具体管理中小学的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全面负责中小学的公共管理工作，激励地方政府根据当地实际对管理学校的制度做出适应性的安排和决策，使其更好地回应当地人民接受良好基础教育的需求。面对全国基础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状况，中央政府应根据各地情况，为地方政府发展和管理基础教育提供支持与帮助，加强其行政能力与尽责意识，通过双方的合作来达到基础教育的国家目标。
其二，明确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对中小学的行政管理权，加强其统筹能力。依照法律规定以及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政策规定，地方政府对中小学的管理权主要由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来行使，而不能进一步下放到县级以下的政府机构。地方政府应根据本地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加强教育行政部门的统筹能力，突出其在处理相关教育事宜中的领导地位，更好地协调财政、税务、规划等政府部门对教育的管理工作，形成相对集中统一的中小学行政管理制度。
其三，明确行政管理权是公共管理权力，依法对中小学平等行使。www.133229.com中小学因不同的举办性质而有各种不同的类型，政府在行使对不同类型的中小学的行政管理权时，必须依法平等地行使，不能有歧视和不公正现象。为此，应该统一对公办中小学和非公办中小学的行政管理机构，由一个行政部门统一来行使公共管理权力，并按照一视同仁、为学校发展服务的原则对待不同类型的中小学。
其四，明确行政管理权是有限的法定的，不能侵犯举办者、学校的法定权利。行政管理权是法定的由政府代表国家统一行使的管理权，其特点是有限的强制，也就是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行使是强制的，如超出权限范围变成无限的，则是违法的、会被强制的。地方政府在对中小学行使行政管理权时，必须合法，绝不能侵犯举办者、学校以及相关利益主体的法定权利。从行政管理权与法定权利而言，行政管理权应是对法定权利的保障权，法定权利规定着行政管理权的边界。因此，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要明晰行政管理权的法定界限，明确对中小学相关主体权利的保障责任，推进依法行政，维护法定权利。
二、中小学的举办制度创新
其一，从法律层面进一步细化举办者的权利与义务，确保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性与对称性。目前的法律对举办者的权利与义务的规定比较简略，法定权利仅有一项，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定其所举办的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管理体制；法定义务也仅有一项，即负责筹措办学经费。法律对举办者确定学校的管理体制没有进一步的规定，这既不利于保障举办者权利，也不利于约束举办者权利的过度使用。法律仅对国家作为举办者的法定义务进行了进一步的规定，规定了办学经费来源、标准与办法，对国家作为举办者保障办学经费给予了征税、收费等相应的权利，但对非国家的举办者如何筹措经费没有相应规定。这既不利于依法规范这些举办者的筹措经费行为，也不利于这些举办者依法筹措经费，不能为举办者更好地筹措学校经费提供法律依据。
其二，从法律层面或政策层面进一步明确公立中小学的举办者及其责权。公立学校的举办者是国家，实际上是各级政府在代行国家作为举办者的责权，但是法律对于各级政府在举办中小学中的责权没有明确的规定与安排。从责任来说，各级政府如何分担作为举办者的投入责任，如何明确各级政府分别作为哪些学校的举办者，特别是如何明确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对公立中小学承担的举办者责任；从权利来说，各级政府如何行使对举办学校享有的权利，如何分享在确定学校管理体制方面的决策权，如何行使这种决策权等。同时，作为举办者的政府在行使学校管理体制方面的决策权时，如何与作为公共管理者行使的行政管理权相区分，两者的界线在哪儿。这些根本性的问题，都需要法律或政策做出基本的制度安排，从而能真正落实各级政府对中小学承担的举办者的投入责任，为不投入或投入不足提供明确的法律责任承担者。同时为各级政府合理分享对公立中小学的内部制度安排上的决策权提供依据，使公立学校在更好地体现中央利益的基础上照顾到地方的利益。
其三，从法律层面或政策层面进一步明确非公立中小学的举办者资格。从法律的原则规定上，任何合法的组织或个人都有权利成为中小学的举办者，但从中小学的性质及设立学校的法律标准来看，这种成为举办者的权利是有限制的，不是一种无限或绝对权利。法律应对自然人或一般组织成为中小学的举办者进行程序、标准、条件等方面的明确规定，从而对权利进行明确的法律限制或规定。这样，既可为那些想成为举办者的组织或个人提供明确的法律保障，也可为政府作为公共教育管理者行使行政管理权提供一个明确的法律依据，为合理合法地设置和管理中小学提供制度保障，也为这些非公办中小学的长远发展提供一种制度保障。
其四，从法律层面或政策层面进一步形成对非公立中小学的举办者激励。由于教育的公益性质、特别是基础教育的国民性质，举办中小学本身不能带来经济上的利益，如何从制度上激励和吸引非政府的举办者积极举办非公立中小学，推动基础教育事业的发展，仍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举办基础教育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社会的权利和责任。法律也规定政府鼓励非政府的各方举办教育。这就要求政府作为公共教育管理者要尽到鼓励的责任，要采取有力的措施对非公立中小学的举办者进行激励。这种激励既可以是非经济的制度安排，如荣誉、名声等，也可以是经济的制度安排，如财政奖励、财政补助等。应该说，政府作为中小学的举办者和非政府中小学的举办者享有同等的法律权利与义务，政府作为举办者没有权力排斥非政府的举办者，政府作为公共教育管理者也没有权力对非政府的举办者采取歧视或不公平政策。
三、中小学的内部管理制度创新
其一，通过决策制度安排保障举办者合法利益。学校的决策制度安排最为基本的一点就是要体现举办者的合法利益，保障举办者拥有一定的决策权。借鉴现代企业制度对股东利益的保障制度，学校的决策制度安排应有三个基本要素：(1)解决谁有决策权问题，一般应是举办者会议或举办者代表会议作为最高权力组织，由它来决定决策权的分配、行使制度，最为基本的是决定决策权的代行机构方式及组成；(2)解决如何行使决策权问题，一般应是学校董事会或学校理事会等决策机构的决策制度安排，包括决策权限、决策程序等，代表举办者会议具体行使有关学校的决策事宜；(3)解决如何监督决策权行使问题，一般应是学校监事会或学校设独立董事方式，代表学校举办者利益监督代行决策权的机构或个人的决策权行使。现代学校制度的决策制度安排因其举办者不同，而有着不同的安排，但其基本的安排应使决策权合理配置、高效运行、监督有力，保障举办者合法利益，体现举办者办学思想与办学理念。由此来看国家举办的中小学，其决策制度安排应明确中小学的具体举办者或举办者代表，明确举办者拥有的决策权以及决策权在学校内的具体行使方式，将举办者利益通过决策制度安排内部化，从而保障国家作为举办者对中小学所持有的理念与办学目的。非国家举办的中小学，其决策制度安排首先是在法律框架内进行的合法的决策权安排，其次也应明确决策权在举办者间的分配、明确代行机构及监督方式。具体而言，对于举办者是个人的，其决策制度安排重点解决决策权的科学与民主问题，防止个人过度集权；对于举办者是多人或多个组织合作的，其决策制度安排重点解决决策权的合理分配问题，防止无法做出决策。
其二，通过执行制度安排保障法人利益。国家举办的中小学校，其执行制度应该是继续完善校长负责制，赋予校长明确的执行权力以及组阁(安排校内管理权力制度)的权力，改善其绩效评估与激励机制，使其充分代行国家对于学校的内部运作权，推动学校发展。非国家举办的中小学校，其执行制度安排也应是完善校长负责制，明确校长选任、执行决策以及业绩考核制度，明确校长管理学校事务的相对完整的权力，避免决策者越权和过分干涉校长的执行权。
其三，通过监督制度安排保障成员利益。现代学校的监督制度安排应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在决策权上有相应的监督安排，这种监督安排是代表学校成员的利益的监督，从决策上保障成员的法定利益，一般而言采用学校成员(教师、学生)代表进入决策机构享有决策权的方式或专门享有监督权的方式来安排。二是执行权上的监督安排，也就是对校长行使权力进行监督。这种监督安排更多的是让学校成员或代表参与管理，或是落实法律对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组织的安排，保障学校管理权的行使不侵犯教师的合法权利。三是成员权利日常保障上的监督安排，也就是一种常设组织或监督专人，是日常保障、补偿、救济成员合法权利上的监督安排，主要负责对日常管理行为中出现侵权时做出一种迅速反应，发挥权利补偿与救济保障作用。
其四，通过督导评估制度内部化安排保障公共利益。学校制度安排中除了通过学校行政管理制度、学校举办者制度来保障学校的公共利益外，更为重要的是将社会或公众对学校利益的要求内部化，使学校正常运行与发展的过程就是社会公共利益得到保障和发展的过程。学校的督导评估制度安排要体现和保障公共利益，需要有如下基本安排：一是在决策制度、执行制度与监督制度安排上有公众利益的代表者，一般而言是指社区或家长的代表者在学校的决策、管理与监督上有参与机会。二是在学校运作的过程中有公众参与的机会，也就是学校对社区或家长是开放的，家长能及时获知孩子的教育教学情况，能参与和选择对孩子教育与学习的某些活动。三是社会专门督导机构代表公众对学校办学情况进行定期评估，评估结果能成为激励和约束学校办学行为的依据，学校形成接受社会专业评估的负责文化与及时反馈的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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