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相关政策篇1
(一)总体发展水平有所降低
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结构上存在不合理之处，产业基础相对较差，群众收入普遍不高，发展缺少后劲。
(二)基础设施严重滞后
由于基础设施严重滞后，导致群众的生活、生产条件普遍偏低。对外通道明显不足，部分的苏区县依旧处于“三无”的尴尬境地——无高速、无铁路、无国道。电业发展跟不上时代，水利设施建设普遍存在老化现象；农业基础设施依然处于薄弱状态，无法有效地抵抗自然灾害，水土流失严重，难以治理。
(三)欠账较多，社会事业发展明显出现了缓慢现象
文化、卫生、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跟不上需求。城市企业职工退休金、低保远远低于福建平均水平，农村低保覆盖面积交底，养老覆盖率无法提升。
(四)村级集体经济相对薄弱，县乡财政面临困难
大部分的苏区县仅仅依靠支付的转移来维持正常的运转，导致财政收支出现了严重的矛盾；公益事业无法办，组织运转寸步难行。
二、苏区地方经济发展的相关建议
在当前的苏区发展中，实体经济可以说是命脉所在，可以说，实体经济兴，这苏区兴：
(一)将振兴发函苏区上升到国家的战略高度上，创造良好的实体经济发展的正常环境。可以建议国家发改委做好牵头作用，针对苏区发展的实际需求，从而出台具有系统化、整体性的《关于加快振兴发展原中央苏区的若干意见》发展战略规划。
(二)做好传统型的支柱产业和战略性的新兴产业的升级转型，做好实体经济结构方面的优化与调整。吸引大企业到苏区投资，并且积极鼓励与支持苏区建立本地龙头型企业。可以将江西赣州作为枯竭型的城市试点以及循环经济的试点处；将电子信息与通信终端科研基地设置在吉安。
(三)做好基础设施建设，让其更好的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做好基础设施网络的建设与完善，以此来增强支撑力，确保原本对苏区经济发展产生制约作用的瓶颈得以突破。在交通方面，可以接受沿海等发到地区是、辐射性的带动，以此来促进苏区新技术的开发以及产业转移能力的承接。在能源方面，需要将电网结构尽快地完善；在水利方面，应当尽量争取中央财政上的资金投入力度，避免地方配套资金比例的上升。
(四)夯实经济实体的发展，就需要引进人才，做好环境的优化以及机制的创新。积极鼓励地方政府完善社会保障、对投资环境加以优化、提高培训的实效性，以此来加大返乡的就业率、创业率支持苏区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的大理发展。不断地创新机制，做好高端人才的柔性引进。对于贴近边远艰苦的地区，可以适当给予一定的财政补助。建立东部地区、国家部委和企事业单位与原中央苏区干部双向挂职、任职交流机制。
经济发展相关政策篇2
关键词：地区循环农业；政策性金融；法律问题；金融创新
农业是每个国家的基础产业，农业提供了国民生活所必须的粮食、蔬菜等等，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必须要注重发展农业［1］。当今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尤为重要，主要包括建设城市和乡村两个方面。那么，发展地区循环农业是建设生态文明乡村的一个重要方面。一方面，发展地区循环农业可以有效地提升农村资源的利用效率，使农村固废等排放量降低，从而有效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另一方面，发展地区循环经济是发展农村金融的一种创新举措，可以加快农村地区的经济建设发展。在发展地区循环农业方面，应该得到国家以及政府的政策性金融支持，只有发展得到相应的政策支持以拥有发展的依据和大体的方向，并且，相应的法律也应该完善，使得农业发展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有法可依、有相应的政策给予支撑。但到目前为止，有关农业发展的相关法律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包括法律不完善、法律约束范围狭窄等等［2］。本文就地区循环经济的概念以及重要性、政策性金融的概念以及必要性、政策性金融支持法律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措施等方面展开论述。
一、地区循环农业经济的重要性
（一）循环农业的概念
循环农业是使用物质多层次利用技术，将物质循环再生，使产出废弃物减少，从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农业生产方式［3］。循环农业是一种可持续型，环境友好型的农作方式。
（二）发展循环农业的重要性
一直以来，农业基础设施、制度配备不完善等问题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要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必须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发展农村经济的制度规章，发展循环农业，提升农村资源的利用效率，建设生态农业，建设生态农村。发展循环农业的重要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可以提升资源的利用率，实现较少废弃物的排放。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促进农业的发展壮大。
二、政策性金融支持的必要性
（一）政策性金融的概念
所谓政策性金融，意为处于国家政府部门保障下，国家信用作为根本，采取多样化不寻常的融资方式，依法遵循国家律法允许的业务范围、经营对象，以优惠性存贷利率，直接或间接的落实政府颁布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办法，采取的区别于一般性资金融通的手段。一般的说，实施政策性金融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国家贫困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保证地区多种产业经济的平稳发展，最终推进地区社会经济的快速进步［4］。
（二）对农村进行政策性金融支持的必要性
我国的农业发展长期处于落后地位。因此，对于发展比较落后的农业以及农村，必须给予农村发展、农村经济发展以政策支持，根据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对农村金融进行指导和鼓励，促进农村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由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局限性和落后性，国家必须根据相应的经济政策，也制定农业方面的相关政策，特别是农村金融方面的政策，加快农村地区的建设［5］。制定相关的政策对农村金融给予扶持，为农村反贫困提供有利资金支持，引导更多资金走向农村，大力激发农村的活力，解决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
三、地区循环农业的政策性金融支持法律问题探讨
（一）政策性金融支持法律方面存在的问题
政策性金融是国家加快资金融通的重要举措，对农村采取政策性金融扶持是促进农村地区发展、加快农村地区建设的重要举措。为了贯彻落实政策性金融支持策略，国家和政府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建立了有关的法律制度对农村的发展进行约束和指引。但是，由于政府职能的失灵、对相关的发展现状考察不完善、财政政策落实不到位等原因，政策性金融支持法律方面还存在一定的问题。
1.相关法律制度的欠缺以及不完善
政策性金融是国家用来保障弱势群体金融发展权和金融平等权的［6］，农村经济发展速度和发展能力远远地落后于城市地区，因此，国家相关部门为了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加快农村地区的现代化建设，会制定相应的制度，颁布相应的法律以实现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目标。虽然国家相关部门注重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建设，但是在实际制定相应的制度以及政策的时候，却忽视了多角度的发展农村经济，再加上对相关地区农村发展的现状缺乏考察和实地的研究，对相关地区的现状并没有实际把握。所以，相应的政策制度不健全，没有对发展的方方面面进行规定和扶持，导致农村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单一化发展的问题。
2.法律约束的范围狭窄
农村地区循环经济的发展需要相关的法律约束，相应的法律制度约束是发展农村循环经济的保障，因此，在发展农村循环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制定相应的法律制度以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但是，由于发展农村循环经济并没有经验可循，再加上农村资源数量和质量的不可预测性，相应的法律制度就不能进行全面的约束。相关的制度政策对农村政策性金融支持的约束范围狭窄，并不是农村金融各方面的发展都有制度可循。另一方面，法律在指引农村金融发展方面，也存在着法律制度体现不充分的问题，即没有明确规定相关的发展政策和发展方向，法律政策模糊，并没有起到一定的约束作用。
3.政策性金融支持法律部分方面不合理
国家和政府通过进行政策性金融支持来扶持贫困农村和个体的发展，国家和政府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的发展特点制定不同的扶持政策［7］。但是，并不是制定的所有政策都是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制定的，也并不是所有的政策都是合理有效的，也就是存在着部分法律不合理的问题。这方面的问题还体现在相应的政策制度没有考虑当前的局势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政府盲目根据其它的发展经验制定的策略未必适合当地的发展，这就导致了政策性金融支持法律部分方面出现了不适宜的政策问题。
4.政府职能失灵
政府在促进一方地区发展的过程中，起到指引、鼓励、监督的作用，政府应该对相应的管辖地区的经济进行干预，但不能过分干预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建设。在建设现代化农村、发展农村金融方面，政府扮演的角色应该是农村经济发展的规划者，对农村的发展方向以及相应的发展策略进行规划。政府在农村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要求政府必须履行好自己的职能，不能过分的干预农村经济的发展，并且在发展的过程中首先必须考察相应地区的发展现状，根据相应地区的发展特点和现状来制定整体的发展规划策略。但是，在实际的规划发展中，存在着政府职能失灵的问题，政府过度的干预农村经济的发展，反而限制了农村地区的发展［8］。
5.财政政策支持力度不够
在促进农村金融发展方面，国家的财政政策支持力度不够，财政收入依然很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效果也不明显，相关政府部门财力不足，并且，相应项目的审批程序比较复杂，政府的财政支持并没有及时的落实到农村相关领域的发展以及相关设置的建设方面。因此，要想促进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必须得到国家、政府的财政支持，保证财政支农投入优先增长、稳定财政支农政策，使得稳定增长的财政支农政策落实到位。促进农业的发展，一定要加强财政政策的支持力度，加大政府对农业财政拨款力度，以促进地区循环农业的发展［9］。
（二）改善政策性金融支持方面相应法律问题的建议
政策性金融支持法律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长时间存在着问题必将制约农村地区的发展，解决这些问题是促进农村地区发展的关键。那么，如何解决政策性金融支持法律方面的问题？根据目前存在的问题给出了以下解决措施。
1.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
要想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必须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加强农村发展的法律制度建设。完善农村政策性金融的法律制度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首先了解相关地区农村发展的特点和发展现状，通过对当地的村民进行询问或者是进行实地考察、查询历年的发展现状记录资料，进行详细的分析和总结之后，制定符合当地农村发展实际情况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支持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相应体制的建设。二是，相应的法律制度约束必须全面，即体现在法律制度渗透农村发展的方方面面，针对当地发展的各种产业进行制度的制定和政策的扶持。
2.以立法形式创新银行的治理结构
当前我国的法人治理结构亟待升级。银行的治理结构必须对应现代企业结构，面对当前商业银行的状况，理应制定如下两个方面的措施。首先，健全各类有效机制，保证股权结构的多元化、分散化，并且适当吸引机构投资者，控制流入适量的产业资本，进一步提高农业银行水平，丰富多元化的投资主题，确保农业发展银行的管理责任清晰，控制流入适量的产业资本能够确保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充足，还能够降低风险，同时能够借鉴其他行业的整治经验，进一步不断提高。时下最要紧的是产权实现多元化，中央财政起主要作用，配套地方政府的财政，充分把中央和地方结合起来，提高整体积极性。其次，实施组织架构，不断完善监管监督机制，克服多重的委托矛盾，完善权力制约手段。实施股份制改革时，必须建立董事会、监事会，与此同时，要使得定位股东、董事会和经理的相互权利和义务层次分明，最终构建出平衡制约的关系。经营管理层应该有充分的自主决策权自主决策。核心内容是完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个人的能动性，特别是针对经理层，确保经理阶层可以给农业发展注入全新的动力，同时使农业发展银行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
3.科学构建农业政策性保险法律制度
国家应该重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立法，立法能够保证农业保险的长期有效运行，还关系着农业保险的合理发展与长久利益。世界各国通常会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单独立法，而且会在其刚开始建成的时候就逐渐实施，立法不仅能够使农业政策性保险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确保农业保险正常有序的运营，而且还是一种政策性优惠。首先，从政策性农业保险立法内容的视角出发，它不仅是机构组织法，而且还是业务活动法，进一步规范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宗旨、性质任务、职能、机构设置、法律责任，而且提出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业务活动原则、资金来源渠道和财政援助办法，进一步保证了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依法开展，全方位增强了资产管理水平，还有利于国家部门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有效管理。
4.对农业政策性银行进行法律定位
根据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农业发展银行的职责就是提供特殊的金融服务，其特殊性体现为农业发展银行宗旨和特征有别于一般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的宗旨是进一步健全农业金融服务体系，确保政府部门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能够有效实施，合理促进农业和农业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因此，农业发展银行与普通商业银行不存在竞争关系，其主要区别在于农业发展银行的成立不以盈利为目的，这一特征不同于商业银行。眼下，农发行的市场化经营表现在：对资本融通的环境进行进一步改进，特别是出现市场调节失效情况时，坚决实施政府部门的经济调控政策，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积极调节市场活动，降低市场风险，切实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经济发展相关政策篇3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成就,尤其是在十八大以来,随着相关政策的不断完善,使得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进一步得到了完善。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相关的法律法规还存在较大的不完善之处,比如法律法规建设滞后,难以服务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法律法规干预过多,难以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法律法规建设不完善,对市场经济的监管力度不足;法律法规执行力度不足,难以有效遏制寻租等行为等问题较为明显。因此,必须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有效的分析,以强化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相关法律法规的作用。
二、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1.法律法规建设滞后,难以服务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起步较晚,但是发展速度较快,在仅仅的几十年时间内就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使得我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之一。但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却存在严重的滞后性,在仅有的法律法规框架下,其对市场经济的服务能力十分有限,比如在知识产权保护和工商监管等方面,相关的审批程序过多,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其进行了完善,但是其制定和实施存在一定的时滞性,这在很大程度上难以全面服务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甚至对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很多中小企业也难以借助现有的法律法规政策实现突破性的发展,因此市场经济的发展显得举步维艰。
2.法律法规干预过多,难以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从经济学原理来看,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必须要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才能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但是,由于我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其各项思想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十分严重,各项法律法规政策的制定严重受到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因此长期以来其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力度较大,难以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虽然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政府不断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其各项法律法规政策的完善还没有全面得到落实,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还处于不断完善过程中,因此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暂时得到不充分的发挥。
3.法律法规建设不完善,对市场经济的监管力度不足。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同时又存在诸多的弊端,其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要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监督,以此完善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作为一只看得见的手,其在市场经济监管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主要是通过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来实现这一目标的。但是,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还不完善,因此其对市场经济的监管力度不足,导致各地区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紊乱现象,严重干扰了市场经济发展的秩序,使得市场经济自身的诸多弊端不断显现,最终不利于提升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长期发展。
4.法律法规执行力度不足,难以有效遏制寻租等行为。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重在执行,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政企不分现象依旧得不到有效的解决,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执行力度不足,导致很多国有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违背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其借助于自身所掌握的垄断权利,不断出现寻租等违反市场经济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这不汉使得社会资源受到浪费,还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十八大以来,我国政府不断强化对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执行力度,不断加大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但是寻租行为依旧难以得到遏制,这是当前我国政企分离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也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必须要面临和解决的关键问题。
三、完善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相关法律法规的对策建议
1.更新理念,以市场经济发展为导向进行法律法规的建设。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想充分完善和发挥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对市场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必须要全面更新理念,以市场经济发展为导向,对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进行完善。一方面,要摒弃传统的法律法规制定和实施思想,以全新的视角和理念制定和实施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使其全面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要充分吸收和借鉴发达国家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经验,并根据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现状对其进行修正和完善,使其能够充分服务于当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2.减少法律法规的过多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职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否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是判断一个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给市场经济发展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都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必须要全面借助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思想,以减少政府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使其能够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的决定性作用能够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进一步强化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服务职能,减少相关法律法规对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合理干预,使其能够充分有效的服务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积极转变政府职能,以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为理念和方向,全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制度的建设,以有效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3.完善法律法规建设,强化监督管理职能,一般而言,市场经济的发展都有其自身的诸多弊端,因此要想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长期发展,必须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强化其对市场经济发展的监督管理职能,充分发挥政府的监管作用。充分结合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现状,通过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建设,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指明方向,使其能够在合理的法律框架下取得自由的发展,避免各地区为了提升经济发展总量而出现膨胀发展,保证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实现健康有序进行,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应有的作用。
4.强化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遏制违法行为,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难免出现一些违法行为,比如寻租等。因此,在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必须要全面强化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增强政府对国有企业等发展的监督管理职能,使其能够在公开、公正、透明的法律法规政策环境下取得一定的发展,尽量实现政企分开,避免国有企业及其个人出现寻租行为,这不仅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方向,也是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要求,因此必须要给予其充分的重视。
经济发展相关政策篇4
法治国家应加强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经济法的稳定性使其不可避免地具有时滞性，有时无法及时有效的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生活，这不利于经济法作用的有效发挥，也容易引发对其权威性的质疑。由于经济法作为法律其自身的内在局限性使其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问题，时滞性的局限性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与具有合理性的经济政策进行协调配合，经济法与经济政策各具自身的优势与缺陷，在调整社会经济生活中各自发挥不同的作用，将二者联合起来，取长补短进行优势互补，有助于使二者共同发挥作用，加强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与管理
一、经济法与经济政策协调配合
“对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在贯彻执行经济政策中起着重要作用”。[1]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经济法与经济政策都应反映并服务于经济基础，对经济基础产生能动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经济法中的大量条款是经济政策法律化后的内容，而具有法律属性后的经济政策，其稳定性、规范性将得到进一步提高。
(一)经济政策引导经济立法
“经济法作为现代法，具有与传统法治理念不同的现代性，与政策的联系更为密切。”[2]其中，经济政策是经济立法的前提，经济法是经济政策的法律化，是对经济政策有效实施的法律保障[3]。加快形成有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竞争机制，进一步建立健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系，推动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战略决策，要求对我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发展形式能够及时做出制度回应，以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应对全球经济发展的风云变化。然而经济法对稳定性和权威性的要求，使其具有滞后性，往往无法及时应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对某些新型社会经济关系也无法及时进行调整，使经济法对新型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出现某些不适，无法满足现代社会对经济运行效率的要求。而经济政策具有的灵活性与适应性能够及时对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予以制度回应，并及时进行调整。通过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有利于及时、有效地对社会经济关系进行调整，化解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保障经济运行效率。有鉴于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坚持协调发展、共享发展、开放发展的过程中更应重视经济政策的作用，对于具有较强稳定性、卓有成效的经济政策应该通过法定程序将其上升到法律层次，将其纳入经济法制度中。
以财政法与财政政策的关系为例，在经济金融化、全球化背景下，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政府运用财政政策调节经济的常规方式是“相机抉择”即政府根据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采用不同的财政措施，利用国家财力有意识调节经济运行的手段[4]。为加强财政法的适应性以有效调整财政关系，财政法需要反映根据经济发展新形式制定的财政政策，因此需要将这些财政政策予以法律化。例如，根据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财税体制改革问题的强调，尤其是对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视，新《预算法》的亮点之处在于规定应实行全口径预算，如第4条规定“政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应当纳入预算”;第5条规定“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再如，新《预算法》更是首次对“预算公开”问题做出细致规定，第14条对公开的范围、主体、时限等提出明确要求，对转移支付、政府债务、机关运行经费等事项明确要求做出公开说明，并在第92条中对违反预算公开规范的法律责任做出规定。通过对预算法修改后呈现的亮点予以分析，在见证财政法体系日益完善进步的基础上，更应重视预算公开入法的长远意义。其有利于切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法治要求，保障公众知情权、监督权，有效预防政府失灵。
(二)经济政策弥补经济法的漏洞
从根本上讲，“单单稳定性与确定性并不足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富有生命力的法律制度”[5]。经济法制定后需要保持稳定性，不可朝令夕改，否则有损法的权威性和可预测性。但是，对稳定性的要求也往往使其滞后于当前经济发展形势，无法及时对某些经济问题做出回应。经济法作为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其主要任务是监督、规范国家调整经济活动的行为，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面对千姿百态、变化万千的社会经济不可一成不变。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经济法不可避免地带有时滞性，需要灵活的经济政策予以配合，才能有效发挥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控作用。
经济政策对经济法漏洞的填补作用表现在：经济法不是万能的，单单一部经济法律规范不可能事无巨细的对所有的经济关系进行调控，更何况经济法本身的时滞性，也使其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面前表现出些许的无能为力，因此经济法不可避免地存在漏洞。在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如果出现了经济法没有规定的问题，或者有些问题经济法已无法对其进行有效调控，而此时相关经济政策却有与之相关的规定，那么可以考虑适用该项经济政策。一方面，进行经济立法或修法必须符合法定程序，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短时间内往往无法及时应对新兴问题完成立法或修法过程。即使进行立法或修法，经过层层严格的程序制定出的新法或修改后的经济法对于已经出现的问题也往往于事无补，这与现代社会对经济运行效率的要求背道而驰。正如萨维尼指出的，法律自制定公布之时起，即逐渐与时代脱节。即经过立法或修法后的经济法可能又与此前出现的问题不适，无法对其进行调控。另一方面，如果漠视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市场失灵”或“政府失败”问题置之不理，则经济法的权威性、强制性无从谈起，而且也会因为缺乏对社会经济的有效调控和对政府宏观调控权的有效规制，使社会经济陷入混乱，这必将对国家利益、社会利益造成极大损害。所以，如果相关经济政策与经济法的价值不相冲突，可以选择适用经济政策对社会经济进行调整，这符合经济法对公平与效率的追求。
新《预算法》对于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如规模偏小和资金分散等问题，在第16条、第38条、第52条等多个条款中对转移支付的设立原则、目标、预算编制方法、下达时限等事项做出具体规定。新《预算法》对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做出重点规范，如强调要建立健全专项转移支付定期评估和退出机制，对于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事项不得设立专项转移支付等，有利于规制中央部门对地方事权的不适当干预，也有利于地方统筹安排预算。针对财政转移支付问题，我国尚未制定专门的财政转移支付法，转移支付的相关问题都在其他相关法律中予以规定。新《预算法》正式实施前，对有关转移支付尤其是专项转移支付的问题则可以根据有关转移支付的经济政策进行规定。
(三)法律化后的经济政策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权威性
将具体国家政策予以法律化是使其获得强制执行和给予市场主体更大合理预期的重要方式[6]。经济政策虽具有灵活性、适应性，但由于其针对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具体问题进行规定，在稳定性方面无法与经济法同日而语。另外，由于经济政策的制定主体往往是政府，其权威性也不及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制定通过的经济法。为了保障在较长时期内具有稳定性的重要经济政策得到有效实施，需要经过法定程序将其纳入经济法范畴，使其更具规范性。同时，通过将经济政策法律化，有助于以法律的权威性、强制性保障经济政策的实施。
例如，对于财政政策而言，由于其具有灵活性、及时性和制定程序简易性等特征，在财政改革中，一般情况下是先出台政策，在财政政策实施一段时间后，再总结经验将可以纳入财政法范围的政策进行法律化，使其上升为法律。通过财政政策和财政法的相互配合，有效促进国家对经济的平衡协调，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财政政策的法律化，有助于以法律的规范性和强制性促进财政政策目标的贯彻落实。
二、如何增强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协调互动
为探索加强经济法与经济政策协调互动的有效方式，使二者在相互配合中发挥最佳的经济法实施效果。综合我国目前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实施现状与效果，以及未来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可以探索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
(一)经济法及经济政策在制定过程中应坚持
1.经济政策的制定应遵循科学原则。首先，制定经济政策应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符合经济事实。根据当前以及未来经济发展的形式和趋势，目前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规划，制定符合客观经济发展形式的经济政策。如果漠视客观经济规律和经济事实，以政府的主观经济意志为基础制定的经济政策，其必然与社会客观经济现状不相适应，这种脱离客观经济规律的经济政策不应被经济法所吸纳。其次，经济政策应符合经济法律的规定。经济政策的制定主体、内容、执行主体、实施方式等应严格遵循经济法的规定，在相关领域已有比较完善的经济立法时，制定经济政策应在经济法的框架内进行，强调国家依照法律来实现对社会经济的调控。最后，注重民主决策。重视发挥经济决策机构的作用，使决策更具客观性、社会性与专门性。尊重市场规律，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为了防止市场失灵，经济法管理主体应根据经济法规定对社会经济活动予以有效监控。重视民主决策，协调个体权利与公共权利、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
2.经济政策的法律化。经济政策应在经济法的框架内，在经济法的制约下制定、实施。对于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经济政策应选择时机使其上升到法律层次，具有法律属性，增强经济政策的可信度，使其实施获得预期效果。在我国，由于经济政策主要由政府制定、实施，因此应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对经济行政法规的审查和监督，扩大人民代表大会立法对经济政策的规范作用。
(二)以财政法与财政政策协调互动的方式为视角，映射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互动
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经济法律制度的过程中，针对财税改革和财政转移支付等问题，发挥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对于上述问题的改革大有裨益。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加强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协调互动，有助于国家对经济活动的有效参与和监控调节。
1.财政法与财政政策应根据自身的作用和特点协调确定各自的调整范围。对于宪法、立法法确定必须由法律调整的财政关系，以及根据经济波动情况能够自动发挥稳定作用的财政工具，如税收、财政转移支付等应制定为法律。对于灵活性较大的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宜采用政策手段，但是该操作程序，可以由法律规定，以保证财政政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7]。
2.加强财政法与财政政策在制定过程中的沟通协调。由于财政法与财政政策的制定主体、程序及背景不同，二者在实施过程中难免存在内在矛盾，为了消弭财政法与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实现二者的有效协调，在财政法和财政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应重视建立二者之间的沟通与协调机制，如预算法在制定过程中预算工委与财政部之间就预算编制、预算审查和批准、预算执行、预算调整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协调，以提高财税预算等方面的立法和审查监督的实效。
3.了解、掌握财政法与财政政策的出台时期。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面对瞬息万变的经济发展情况，经济法不是万能的，不可能一一应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因此需要经济政策予以配合。实践中，由于经济政策具有灵活性、前瞻性，面对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当经济法对这方面的规定存在法律空白或漏洞，而修法又来不及时，采用灵活的经济政策来予以弥补不失为一条成功的经验。所以，一般情况下是先出台经济政策，待时机成熟时再以法律的形式予以规定。
4.注重财政法和财政政策的动态配合，消弭二者之间的摩擦。这一点主要是强调财政政策和财政法应在实施中加强配合。“财政政策的贯彻实施应有利于促进财政法的实施，树立财政法的权威;财政政策是财政法律的核心内容，在实施财政法的过程中，要注意财政政策因势变动的走向，在执法中运用财政法原则，使用法定自由裁量权缓解和消除与政策的矛盾，使财政政策和财政法律在动态中耦合，达到财政政策和财政法律实施的预期效果。”[8]
三、结语
经济法作为社会本位法，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调整市场经济运行的过程中愈加发挥重要作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对经济法制度不断予以完善，对于实施卓有成效的政策适时入法。同时，在此过程中，经济法应注重与经济政策的动态配合。经济政策具有较强的前瞻性、灵活性，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面对瞬息万变的经济发展状况，经济法不是万能的，不可能一一应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所有问题，因此经济政策既对经济立法起引导作用，又对经济法起补充作用。在瞬息万变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加强与经济政策的协调配合，有助于共同发挥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调控、规范作用。
经济发展相关政策篇5
目前，我国低碳政策主要以行政手段和指令控制为主。为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实现可持续发展，在积极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低碳发展经验的同时，应当明确政府和市场的定位，确立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处理好低碳发展的经济外部性，在低碳产业、金融市场、财税等多方面建立市场机制以及制定低碳政策，为发展低碳经济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
低碳经济；完善低碳政策
低碳经济已成为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方向，是人类应对气候变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挑战和生态形势，我国立足国情，在绿色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改革、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积极发展低碳经济。
一、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现状及面临的挑战
（一）发展现状1.低碳产业。以节能环保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和新能源汽车等为基础，以低碳产业园区建设为依托，发展低碳战略性新兴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注重发展高效节能节能技术装备和产品的开发推广，包括资源循环利用技术和产业化，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和再制造产业化，同时推动煤炭清洁利用技术、海水综合利用技术研发，建设完善废旧物回收利用生产体系。新能源产业重点包括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质能开发利用，加快推进太阳能热利用技术，拓展多元化太阳能光伏发电市场，不断提升风电技术装备水平，推进风电规模化进程，加快建设新能源配套需要的智能电网和运行体系，因地制宜推进生物质能开发利用。新材料产业是低碳高新产业的基础性组成部分，重点发展新能源材料行业，不断提升新材料的技术创新力度。新能源汽车产业努力在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包括动力电池、驱动电池和电子控制领域不断推动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纯电动汽车应用发展产业化，激励燃料电池汽车前沿技术研发，促进高能效、低排放节能汽车不断发展。2.低碳金融市场。主要包括低碳产业投融资市场和以碳信用为基础产品的碳金融市场。我国低碳间接投融资市场主要以商业银行的低碳信贷为主，而低碳资本市场目前正在完善，主要包括主板市场、低碳创业板市场和低碳债券市场。碳金融市场即是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未来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以碳信用额及衍生品为主要内容的碳金融市场，在国际上主要分为项目市场和配额市场。我国碳市场主要由项目市场构成，是清洁发展机制市场的主要卖方国家，由于没有全国性配额减排体系，目前尚不适宜发展强制性配额市场，因此，我国主要是初步形成了国内自愿性项目减排市场，现有的配额市场主要是区域减排试点市场，暂不包括二氧化碳排放权。国内碳交易市场近年来快速发展，但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碳交易市场成立时间较短，还不完善，尚处于萌芽阶段。3.低碳财税。主要采取的措施是加大在环保、能源和清洁产业方面的财政投入；加强政府对节能环保产品的采购支持力度；进行环保、节能减排和资源回收利用等税收政策改革和税收优惠；对节能减排以及资源综合利用等给予补贴。随着相关政策的积极开展，我国环保事业快速发展，自2008年以来，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不断下降，并且保持继续下降的趋势，投资总额从2010年的6654.2亿元上升到2011年的7114亿元，增长了6.91%，在节能减排方面，2012年我国的万元GDp能耗为0.77吨标准煤/万元，比2010年下降了5.39%，绿色创新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与瑞士、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绿色创新能力还有很大差距。1990年～2005年，我国产业生产能耗下降了近50%。从2006年起，政府加快对落后生产力的改造，重点实现钢铁、能源、建材等落后产能的淘汰，“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下降了19.06%，累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6亿吨，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减少12.45%和14.25%；我国GDp平均增速11.2%，而能源增加只有6.6%，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由1.04下降到0.59；与2005年相比，2010年电力行业，200兆瓦以上火电机组占火电装机容量的比例由47%上升到71%，在钢铁行业中1千立方米以上大型高炉比重由21%上升到52%，建材行业新型干法水泥熟料比重也大幅增加，由最初的39%提升到81%。按现价计算，六大高耗能产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的比重从2007年的34.14%下降到2011年的33.78%；2010年～2012年间，六大高耗能产业增加值增速持续低于规模以上工业的增速。2008年，世界自然基金在我国正式展开“中国低碳城市发展项目”。上海和保定在低碳技术、清洁能源、绿色建筑等方面探寻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成为首批低碳试点城市，总结推广成功的可行经验向全国推广。在上海和保定的带动下，日照、武汉、德州以及福建等都在低碳经济发展中建立了各自的低碳发展模式，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目前，我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光伏电池组件和风机制造国，按Bp的统计，2012年我国风电和光伏累计装机规模分别达到世界的26.5%和8.3%，分别居第一位和第三位。其中，光伏新增装机容量仅低于德国。2015年除4个直辖市，大部分低碳试点城市(28个)的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节能目标高于所在省份，占32个城市的87.5%。
（二）面临的挑战1.能源结构有待优化。目前，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以化石燃料为基础，这造成我国的能源供给一直是高碳状态，在此基础上发展的经济也不可避免的具有高碳排放的特征。据近年数据，我国原煤产量占能源总量的81%，原油产量占能源总量的10%左右，天然气占4%以上，核电、水电及其他能源发电占4%。这种生产结构，导致了我国能源消费结构的不合理，煤炭占消费总量的72%，石油占20%，天然气占4%，核电、水电及其他发电不到4%。我国经济的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仍然靠高碳能源所驱动，能源消费的主要部门是工业。基于我国能源结构主要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现实，决定了工业生产的高碳特征。这就必然加重我国经济的高碳倾向，对低碳能源技术的发展和环境的污染都提出了很大的挑战。目前，我国的技术系统也主要都是基于高碳排放的，在一定程度上就决定了低碳经济转型必然是缓慢的过程。要实现低碳经济转型，必须不断实现技术与制度的创新，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而在新的工业革命中获得收益。但是，由于技术和制度体系还不完善，还不能在短时间内满足低碳经济转型的需要，而且迅速转入低碳经济模式也不现实，固有的技术和制度还需在一定程度上按照高碳模式进行，即所谓的“碳锁定”状态，造成我国能源结构在高碳锁定的路径上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根本改变。2.产业结构不合理。我国产业结构严重不合理，过于依赖第二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钢铁、有色、建材、化工和能源等高耗能行业发展过热，造成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而低能耗的一、三产业仍然相对滞后，产业整体能效低于世界先进水平。旧有的技术、设备和资源利用率不足以满足低碳转型的需要。此外，一些利益集团的各种阻挠和地方保护主义，致使一些落后的高碳生产企业等落后产能无法在短时间内实现转变和淘汰。上述情况就决定了在现有的产业结构模式下提高能源效率还有较长的时间。3.低碳技术不足。我国实现低碳经济转型的最大制约是整体技术水平落后，低碳技术的开发和储备不足。能源和工业低碳技术水平落后，整体技术开发和创新能力不足，相关的硬件设备制造能力差，整个产业体系与世界领先水平有较大差距，无法支撑经济转型。发达国家在技术转让和资金扶持方面的努力未按照相关规定落实，我国发展所需要的技术主要还得从国际市场买进，而且存在付出高额的资金后获得的还是落后的节能技术的情况。发达国家在技术上设置的一些认为的障碍和垄断必然延缓低碳技术转型，并造成了高额的经济负担和增加经济转型成本。4.消费模式和习惯亟待改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同时，带来了高碳经济生活方式，一些人对高碳生活的片面理解与追求，造成了大量高碳能源的消耗和温室气体的排放，形成以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为主的消费模式和习惯。低碳经济的发展应以政府为主导，充分发动社会民众配合，利用政策约束力对高碳的行为进行引导和激励，从消费角度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可对低碳生产形成激励，从而加快整个社会低碳转型。
二、低碳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体系不完整1.低碳财税政策。我国未征收碳税，也没有环境税和气候变化税等针对碳排放的税种，而国际上有碳税、能源调节税和气候变化税。目前，我国主要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就是资源税和燃油消费税。与节能减排相关的税收优惠主要有增值税、营业税、所得税优惠，分别针对一些资源综合利用的产品、废旧物资回收、清洁能源和环境保护、节能环保生产、节能减排产业和循环经济产业等。另外，还实施进口环节税收，降低和减免资源类产品和部分环保设备进口关税，促进环保设备的使用。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相关的收费政策主要有两种，即排污费和矿产资源补偿费。2.低碳采购政策有待深化。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出台了《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实施意见》和《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要求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进行政府采购时，优先采购清单中所列的环保产品。国务院颁布《建立节能产品强制性政府采购制度的通知》规定，各级政府进行政府采购时，在产品达到采购要求的前提条件下，优先采购节能产品，对部分节能效果显著和性能高的产品，实施强制性采购。但是，相关政策缺乏约束力，无法起到有效的减排作用；针对节能建筑、节能服务、可再生能源生产的优惠不足，激励不够造成优惠政策效果降低，政府低碳采购规模与政府机构节能需求未能同步增长，造成示范效果力度不够，对低碳环保高新技术的研发投入力度远远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财政补贴等投入机制不健全，绩效不高。3.低碳金融政策。我国低碳金融政策还在尝试阶段，投融资市场受低碳产业发展影响，而碳排放权市场政策则主要针对项目市场，相关体制不健全，还未建立相关的配额市场。我国尚未建立全国性配额市场，也没有形成自愿性配额市场，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强制减排。配额市场目前正在前期试点阶段。国家环保总局出台《关于“推动我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及排放权交易政策实施的研究项目”示范工作的通知》，在山东、山西、江苏等7个城市，开展二氧化硫排放权限额与交易试点工作。目前，国家对减排工作高度重视，但缺乏相应的低碳立法体系，导致现行的排污权与已有的政策法规相矛盾，排污收费、排污许可证等并行使用，缺乏统一标准造成矛盾和地区控制效果不均衡，碳排放权、二氧化硫排放权等环境标的检测准确度不高，在产权不明确的基础下不能满足对污染源的自动监控要求，排放权交易市场机制不健全，造成缺乏充分的市场信息和规范交易，无法形成竞争价格，就必然要面对建立减排长效机制的挑战。4.低碳产业政策。我国低碳产业政策分为机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和产业布局政策。目前，政策还不够具体和系统化，缺乏可操作性，且相关财政政策、金融市场政策和产业政策匹配程度不够。《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将节能、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和发展方向。《可再生能源法》标志着我国可再生能源进入了新的阶段，随后《节约能源法》的公布，初步形成了相关的政策和法律体系。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明确将资源节约作为基本国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低碳产业的发展。低碳产业发展有赖于根本性的技术创新、营销创新和组织创新等相匹配，由于相关投入研发不够，我国相关创新不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低碳产业发展。
（二）政府和市场定位不明确在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把握好政府政策调控和市场自由竞争的关系，充分考虑政府、企业、消费者在其中的影响。在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竞争，一个地区的低碳发展就不可避免的会给附近区域带来有利和有害的影响。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低碳经济会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增加企业的成本，企业就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投入大量的资本去实现低碳转型，造成企业利润的减少，甚至还有可能破产清算。因此，一些以传统模式发展的企业客观上存在抵制低碳经济发展的动力。低碳经济发展并不能马上满足市场要求，且存在成本高，效能低的问题，并且缺乏相关的配套，需要依靠政府扶持和市场保护，致使消费者在一段时间内不能享受到低碳经济所带来的好处，无法普遍接受，在传统经济锁定作用下，对低碳发展的积极性也不高。考虑到上述情况，需要考虑经济外部性，处理好相当利益方之间的关系；需要政府政策协调和市场激励，给企业足够的时间去缓解压力和降低成本；引导消费者进行低碳消费的同时，不断完善和降低低碳产品的配套与成本，普及推广低碳所带来的好处。
（三）管理体制尚未理顺我国目前实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采取分权治理，形成分权与垂直的管理体制融合交织。低碳经济政策由中央政府制定，但具体的执行要靠地方政府、企业和消费者行为选择，如果中央政府制定的低碳政策是带有强制性，那么地方政府就会形成新的、统一的政策框架，但这未必能很好的满足低碳经济发展需要。由于地方政府官员工作年限和升迁等因素，会弱化关于低碳经济相关政策的强制性和权威性。考虑到低碳经济转型所产生的效益是长期过程，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会给地方带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和影响就业，甚至带来新的社会问题，而这些会影响到当地官员的升迁和政绩，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发展低碳经济的积极性。
（四）制度制约1.传统政绩考核制度。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制度刺激了地方政府大力发展经济、促进经济增长行为，形成了地方固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促进碳锁定效应的形成。低碳经济发展要求经济由原有的单纯看重GDp增长的经济模式转向更加完善的干部政绩考核评价指标，要求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层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职责要求，设置各有侧重、各有特色的考核指标，把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社会和谐进步、加大资源消耗、环境保护、消化产能过剩等进行考核。如果不能加大强制力度打破固有的制度模式，在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权衡中，地方政府将一如既往的注重短期和局部利益，结果必然造成经济体制仍然按照原有的模式以高能耗、高污染和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从而必然导致经济政策战略落空。2.区域合作机制。相关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特殊性和政府间发展的合作机制还不完善，造成邻近区域低碳经济发展互相制约，从而造成经济福利损失。区域经济受到地理位置、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阶段性影响，这就必然要求低碳政策制定在不同区域之间不能形成统一的低碳发展标准，必须根据客观情况，结合地方经济实际，同时低碳经济发展的外部性利益存在成本与收益的结构性差异，必然会造成不同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差异性，特别是当经济发展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区域和政府时，如果没有合理的经济和政治激励，缺乏相应的惩戒，当涉及到区域经济发展和政府地方政绩时，会将发展固有的地方经济，低碳经济发展作为优先选择，除非有地方率先发展，否则造成都不发展低碳经济的不利局面，造成低碳经济政策很难在横向层面的地方政府间真正实施。
三、对策建议
（一）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定位应把公共资源充分纳入公共管理范畴，运用政府调控手段与市场经济手段相结合，克服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无效率”、解决环境外部不经济性问题上的“失灵”。应根据我国的经济现状和地区发展特殊性，积极建立合理的规范经济主体的法律规范，分别规定地方政府、企业和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作出科学的低碳经济规划，制定激励性和惩罚性的宏观政策制度，明确相关的标准、措施，形成发展低碳经济的综合决策体制，开展低碳教育、培训及宣传活动，用政策、经济等多种手段鼓励地方政府、企业、公民进行建设低碳经济型社会的活动，促进产业低碳化进程，支持技术创新，对低碳的相关理论、科学技术的研究，推广相关高新技术、新能源开发技术等，引导和监督市场行为向着建设低碳型社会和可持续的目标发展。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还需完善资源的高效利用，低污染、低排放、低能耗的产业发展所需的政策保障及激励措施，促进低碳信息网络服务体系建立，为发展低碳经济搭建信息平台，进行发展状况监督、规范、引导，保障系统为地方政府、企业、消费者提供相关的技术、经济、政策、方法等信息服务，促进相关的低碳资源高效利用和开发等国际交流和协作。
（二）与低碳经济发展相适应低碳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用新的生产、消费模式替代原有的模式，意味着不同行为主体会因原有的模式不同而在低碳模式转型中产生不同的经济效应，面对不同的风险和收益。在制度和政策体系中，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应充分体现低碳发展目标、发展方式、发展模式；低碳公共技术服务体系应包括碳基金，为促进低碳生产、中和、捕获等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商业化提供支持；政府的激励与约束应包括对企业的低碳生产、低碳技术应用行为、消费者的低碳消费行为提供补偿，同时，对“三高”的消费行为进行惩罚。应制定合理的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结合、企业与消费共同参与、地区协调发展的低碳经济发展政策。
（三）完善低碳制度设计低碳经济制度的设计要考虑政府、企业与消费者三者内部和之间的行为选择，需要三者充分合作。政府政策的执行应具有强制性、约束性和激励性，以经济发展战略为出发点，在国家产业政策层面给予低碳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与消费更多的经济政策激励，给予“三高”产业更多的经济制裁措施，双管齐下为低碳产业的发展创造机会和赢得市场空间。加大资金投入，降低低碳技术的研发和推广成本，促进技术进步。根据低碳经济发展要求结合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实际，重新构建新的政府政绩考评机制，考虑低碳经济和自然环境保护等相关指标。依照国际通用的碳源-碳汇平衡规则构建以市场机制为主体的碳汇市场，建立相关碳排放量交易机制和降低低碳产品地区间的准入门槛，建立绿色通道，各地区创造低碳生态效益的同时，分配出合理的份额对生态保护进行补偿，以保证各省的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建立完善包括经济补偿制度和伦理体系等的生产和消费机制，对生产低碳产品的给予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对消费者使用低碳产品的给予经济政策鼓励，使企业和消费者自觉参与到低碳经济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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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相关政策篇6
[关键词]：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政策体系
abstract:withtheconcernaboutresourcesandenvironmentalquestions,ecologicaleconomyhascomeintopeople’svision.ecologicaleconomyismankind’sintrospectionoftherelationofeconomicgrowthandecologicalenvironment,ecologicaleconomythinksthatalleconomicactivitiesandalllivingbeingshaverelationsofrelyingontotheearthecosystem,subsystemexistenceandeconomicdevelopmentofhumansocietydependonthebalanceofthebigsystemoftheecology.ecologicaleconomy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linktoeachotherclosely,ecologicaleconomyistheimportantwayofrealizationofsustainabledevelopment.establishmentandimplementationoftheeconomicstrategyoftheecology,willdependonthesetting-upofthecorrespondingeconomicpolicysystemmainly,thispolicysystemshouldincludeindustrialpolicy,regionalpolicy,investmentandfinancialpolicy,etc.mainly.
Keyword：ecologicaleconomy,Sustainabledevelopment,economicpolicysystem
近些年来，环境与资源问题受到全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这种关注来自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经济与地球自然系统冲突的迹象，正变得越来越明显，在我们的身边，充斥了森林缩小，土壤侵蚀，沙漠扩大，气温升高，破坏性风暴增多，冰川融化，物种消失的新闻报道，这些趋势，标志着经济与地球生态系统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从人类生产活动的技术特性和生态环境本身的承载能力来说，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已经成为生产的要素和条件，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符合人类生活需要的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已经短缺，拥有这样的环境已经成为人类追求幸福的目标之一，而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人们对自身所处的环境也提出更高的要求。良好的生态环境已经具有明显的二重性特征。从生活的角度看它是目标，从生产的角度看，它已经变成生产要素和条件，生态环境既是经济活动的载体，又是生产要素。这就要求我们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并对被过度使用的生态环境进行补偿。
伴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关注，生态经济也受到人们更多的重视。生态经济从最广泛的视角看待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它重视自然生态和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相互作用，从中理解生态经济复合系统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规律性。生态经济所关心的问题是当前世界面临的一系列最紧迫的问题，如可持续性、酸雨、全球变暖、物种灭绝和财富的分配等。生态经济的视角由生态学和经济学相互渗透、有机结合而形成。通常，生态学研究只处理自然系统本身的问题,很少涉及人文系统对生态系统的影响，而经济学则关注如何有效的配置资源，如何把目标变成政策，对资源本身的有限性及增长的极限则较少关注。生态经济则透过经济学和生态学的交叉视角，从新的视点看待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
生态经济是人类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关系的反思，生态经济认为人类社会只是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一切经济活动和所有生物都对地球生态系统有着依赖关系，人类社会子系统的存在依赖于生态大系统的平衡和自我调节机制。生态经济强调生态平衡与经济平衡的关系、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生态供给与经济需求的矛盾等,以此来探索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持续稳定的发展方式。具体来说，生态经济包含以下内容，（一）人类对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发展资料这三种不同层次的需要中都应包括相应的经济需要和生态需要；（二）要科学合理地组织经济再生产、人口再生产和生态环境再生产；（三）经济社会发展要与环境承载力相协调、实现生态经济平衡；（四）实现高效的生产结构、流通结构、分配结构和消费结构，建立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型的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五）实现生态经济社会总资源的优化配置，利用市场机制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的手段，使资源配置过程中经济、社会和生态三个方面目标协调发展。
生态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连，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全新的发展观念和模式，可持续发展不是指单纯的经济发展，而是生态、经济、社会三种维度相互联系成的系统整体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当代的经济增长不能破坏后人生存与发展的环境,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一群人)的发展不能损害其它国家(或其它地区、其他人)的利益。生态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现形式，生态经济理论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从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判断出发，维持不变或增加的自然环境与资源存量是发展的重要维度，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后代人持续发展的能力。生态经济提供了这样的视角，它强调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共存，经济需求与生态供给的协调，以及经济发展的生态制约。生态经济强调要通过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各种需求。这些需求既包括目前人们对各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享受的需要，又包括人们对劳动环境和生活环境质量的生态需要；既包括当代人的需求满足，又要顾及后代人持续的生存与发展能力，既包括一个区域、一群人的需求满足，又要包括其他区域、其他群体的需要和发展。生态经济包括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涉及微观的生态技术层面和宏观的经济政策层面。微观的生态技术层面是指在企业的经济活动中节约资源，避免或减少环境污染，包括资源的生态创新、产品的生态创新和工艺的生态创新，其核心思想就是如何将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减少到最小，如何最有效的节约资源。实现微观层面的生态经济目标，有赖于企业的技术创新，这种创新主要由资源稀缺性、资源比较优势和环境承载力的变化诱发出来。通过市场为企业及时的提供信号是至关重要的，通过市场的调节机制将企业的利润目标与生态经济的创新目标有机的结合起来。信号的质量取决于市场的完善程度，所以发挥市场信号的作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是诱导生态经济创新的重要基础。宏观的经济政策层面就是建立一种生态与经济相协调的政策体系，促使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与生态环境相协调，其实质是生态学思想向经济政策全面整体意义上的渗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政策层面的组织过程主要取决于政府的行为——经济政策。生态经济战略的确立与实施，将主要依赖于相应的经济政策体系的建立。
政府的经济政策体系是推动生态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实质是要通过对经济行为的激励与约束和对经济活动的有效组织来实现生态经济的目标——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保护发展所必需的资源和环境基础，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目标的统一。一个有效的发展生态经济的政策体系涉及到产业组织、区域发展、投资体制等重要方面。与此对应，政府的生态经济政策体系主要应包括产业政策、区域政策、投资与金融政策等等。
产业政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为实现其一定时期的经济发展目标而制定的发展或限制产业的目标以及保障实现这些目标的各项政策，主要包括产业结构政策与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政策的产生基于人们对价格机制缺陷的认识，即价格在一些经济领域是“失灵”的。单纯的价格机制并不能保证对一些意义重大的非市场资源（如环境、公用设施）的配置。这就决定了政府需要通过制定和执行相应的产业政策对市场失灵的领域加以干预。具体来说，实现生态经济的产业结构政策包括确定和有意识地调节不同产业的消长来达到节约资源、减少对环境的损害，核心是将各个产业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作为确定产业发展优先顺序的重要参考，鼓励资源节约型和对环境无害或有益的产业的发展，同时限制能耗高、污染严重产业的发展，取消对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扶持和保护，将环保产业列入优先发展的产业领域等。产业组织政策则是要鼓励企业通过有效组织和规模的限制实现规模经营，以节约的方式利用资源，限制一些达不到规模要求，资源利用效率低的企业的发展。
区域政策。生态经济与区域发展政策密切相连，不平衡的区域发展模式造成了大量的贫困人口和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因此，将生产力布局与区域人口、资源以及生态环境联系在一起，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区域发展政策在生态经济政策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促进生态经济发展的区域政策包括以下内容：一是确定合理的区域资源开发与区域产业政策，在对一个区域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条件正确分析与评价的基础上，合理确定该区域资源开发与利用方向。如在生态脆弱的西部地区，鼓励有关林草产业的发展；在缺水的西北部地区，则限制耗水量大的产业发展而鼓励耗水少的产业发展；在旅游资源丰富、生态保持较好的地区，则鼓励旅游经济的发展。二是区域协作发展政策，按照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加强经济发达和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技术合作，扶持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对落后地区的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草场退化、及工业污染等进行综合治理，促进区域共同发展。
投资与金融政策。生态经济需要政府制定适当的投资与金融政策，优化投资结构，保证生态环境投资与经济建设投资协调发展。对于关系到人民生活和环境资源保护的重大领域或项目，应首先得到资金的支持。对于有着大量的公共效益，市场机制调节失灵的公益性项目，如环境污染防治与生态治理工程，政府应成为投资的主体。而随着市场经济中政府投资范围的日趋缩小，利率政策和信贷的优先发放序列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也变得更为突出。商业化银行对效益的重视降低了其对环境效益的关注。适当的金融政策就变得更为重要，一方面可以通过利率杠杆的使用和信贷的优先发放使资金倾斜到有益于资源持续、环境保护的项目上来，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政策性银行和建立国家环保基金等来集聚更多的资金，支持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方面的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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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相关政策篇7
1农业政策
为了实现和农村发展以及农业生产经营相关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目标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统称为农业政策，农业政策的制定者是政府或执政党制定和的，农业政策的制定和必须依照一定的程序，农业政策中包括政策措施和政策目标两个主要方面[1]。政府和执政党作为农业政策制定与的主体，通过制定和农业政策来实现与农村社会发展和农业生产经营相关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目的。因此农业政策具有时效性，是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一项基本手段。要制定农业政策需要比较复杂的过程，社会和自然因素都会对其产生影响和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是农业政策制定最主要的制约因素。因此制定农业政策要基于社会发展的现实，符合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2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
2.1经济发展和农村产业结构之间的互动
生产总过程中所有的经济活动中各经济要素的相互关系和构成情况就是经济结构，因此在农村生产的过程中形成的经济要素的相互关系的构成情况就是农村经济结构，包括农村分配结构、农村消费结构、农村产业结构等等。在一定的农村经济发展阶段中，如果各个地区能够对自身拥有的资源和特点进行充分的利用，将齐全的产业门类和生产结构建立起来，并且能够适应社会付费和生产的需求，那么农村产业结构就是合理的，能够促进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良性循环。
2.2农村经济发展阶段和要素结构
为了对市场经济农村经济的发展规律进行总结，必须对经济发展阶段进行划分，从而对不同历史时期成本收益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行总结，从而将不同时期和阶段的经济发展特征和原因总结出来，对不同市场经济阶段的历史动因和经济绩效进行评价[2]。
2.3农村经济发展和政策因素
在古典经济理论中，认为资本、劳动和土地的数量决定了农业的产出。当前的农业发展理论普遍认为政策对于提高劳动力生产效率和土地生产效率的安排对于农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尽管政策不能直接增加农业资源，但可以通过改变市场价格和生产要素配置环境来对农业发展的效率、速度和方向进行改善。政策的变革能够对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历史证明，如果通过变迁制度能够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效机制，则能够极大的促进农村经济的增长。在我国的农业发展实践中，发展农村经济主要依靠3个方面：投入、科技和政策，可以说对农村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就是政策。农业政策的变化会使我国的农村经济增长产生较大的波动。
3优化农业政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3.1通过农业政策对农民进行支持和鼓励
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认为所有农民都是“经济人”，也就是具有自我控制能力、自私和理性的“经济人”，其经济活动的根本动力就是自身利益。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作为“经济人”的农民能够对政策作出有效、理性和及时的反应，达到实现自身的效用和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因此，当政府为农民提供了有效和适当的政策，对农民进行支持和激励之后就能够对农民的选择进行影响，从而实现政府的政策预期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农民也会对政府政策中的支持和激励措施进行回应，增加自身的收入，从而对当前的消费预算和生产预算中的约束进行改变，获得更多的消费选择，实现自身的福利最大化[3]。根据农村经济发展受到农业政策影响的路径和机制，可以发现支持和激励农民、增加农民收入、鼓励农民致富是当前我国政府制定农业政策的主要出发点。
3.2发挥政策合力，提高农业政策协调性
农业政策会与外界环境产生不断的相互作用，二者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在农业政策内部，各子项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共生、相互依存的关系。农业政策导向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出现一些改变，这也是农业政策时效性的一个体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原本协调的政策也会产生矛盾，这都需要及时调整政策。要站在全局发展的角度，结合推进城乡统筹的长效机制和短期政策，从而形成共同发展、城乡互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运行机制和政策体系。
3.3不断地创新农村政策，使农村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要想有效地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就必须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将农业政策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为此，必须要以农业的发展状况和国内外的具体形式为根据对我国现行的各项农业政策进行进一步的完善，相关部门必须要积极地推动农民创业、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组织形式、农村金融体系、农业基础设施、农业技术进步等各个方面的一系列的机制、政策和制度的创新和完善。总而言之，只有充分的保证在制度方面的创新，才能够使我国农业的竞争力得以进一步提升，并且与我国新时期建设新农村、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
4结语
经济发展相关政策篇8
人民币升值问题凸现贸易政策调整的紧迫性
从形成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来源来看，至少包括以下方面因素：
人民币汇价的定位
迄今为止，我国人民币的汇率一直采用与美元单一挂钩的政策，美元的相对贬值，同时导致了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相应贬值。从理论意义上看，人民币汇价的定位，并不在于人民币汇率当前是升值或贬值，而是人民币汇率的确定是否具有合理的形成机制。这里的困难在于，人民币对美元的汇价不是由我国国内市场的供求关系所决定，而是由我国央行主导的模拟性外汇交易市场来确定。如果要使人民币汇价通过市场机制形成，意味着外汇市场的放开、现行结汇售汇政策的变化、国家外汇储备体系的改革、乃至整个银行体系的重构等一系列制度的重大改变。显然，根本改变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因而，其他国家对人民币汇率定位的不满，将在一定时间里困扰我国汇率政策的制定。
中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
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贸易增长缓慢，近几年我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使中国的贸易增长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从实际情况看，当前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增长，主要是由在华的海外投资企业、特别是在华跨国公司的加工贸易所推动的。
中国FDi的稳定增长态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FDi累计达到了4900多亿美元。尤其在2002年，中国的FDi超过了美国，排名跃居世界的首位。中国FDi的稳定增长，意味着国际资本持续不断地流入中国，这一稳定增长的态势与有关国家相比，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
长期以来，我国对美国一直保持较大的贸易顺差。由于美、日等国是我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这使我们在处理此类问题时，会经常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
在笔者看来，人民币升值压力问题的实质在于：产品以中国大陆为原产地的国际竞争力优势，使国际经济资源向中国大陆的大规模集中，并由此可能导致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主要发达国家试图通过人民币的升值，改变国际经济资源对中国的配置流向，来避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枝独秀。
很显然，人民币的升值压力问题具有极其复杂的国际经济背景。鉴于该问题直接起因于贸易，且主要通过贸易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尽快调整我国现行的贸易政策，从中国对外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综合处理开放环境下所面临的对外经济矛盾，已成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
制约贸易政策调整的主要因素
在笔者看来，以下客观因素直接制约着我国贸易政策的调整：
“入世”后我国必须履行的有关义务
作为wto的正式成员，我国将在近几年内基本确立市场经济的管理体制，整个宏观经济管理体系需要重新调整。就贸易管理而言，不论是关税政策、进出口政策，还是市场准入、投资政策以及有关经济开放的各项政策，都必须基本符合wto的有关原则。其中，尤其是非歧视原则下的国民待遇、公平竞争与贸易、贸易政策的透明度等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我国贸易政策调整的基本取向。
确保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作为国家整体经济政策组成部分的贸易政策，必须服务于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发展这一总体经济发展目标。这一总体目标内在规定了我国贸易政策的形成基础。不论是贸易政策的制定或调整，确保本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总是第一位的。经济开放本身只是手段，真正的目的在于，通过改革开放，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制定贸易政策，实际就是如何在此基础上，形成能为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贸易伙伴所接受的有关政策体系。
作为贸易大国需要平衡的国际贸易关系
近几年中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一方面有力地拉动了经济的总需求，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但另一方面，却使中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问题过早地突现出来。在经济的工业化过程尚未完成之时，因贸易的迅速增长而引起的贸易冲突加剧，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相当不利。因此，现行贸易政策的调整必须适当保留贸易平衡政策运用的活动余地。我们认为，伴随我国贸易地位进入世界前列，未来很长一段时期，我们将不得不花费相当精力应付贸易冲突带来的贸易平衡问题。对此，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贸易政策调整的路径依赖
调整贸易政策意味着相关政策管理体系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原有管理体制的改变。这里的问题是，改变原有政策协调机制所带来的协调成本增加，是否使调整后的管理更富有效率。建立开放经济下的贸易综合管理体系是大势所趋，但新的协调机制的有效作用客观上是存在着一定的路径依赖问题的。换言之，现行贸易政策的调整，应具有一定的连贯性或继承性，尤其是贸易政策的改变，如何与其他相关政策的衔接配套。要尽可能避免因贸易政策的变化而引起整个宏观管理政策体系运行效率的降低。这方面，有机地融合现有的相关政策体系，是使新的内外贸易一体化综合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的重要保证。
现阶段贸易政策调整基本取向
关于贸易政策的体制约束问题
这一问题直接涉及到我国今后贸易政策的基本方向，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我们看来，加入wto之后，意味着我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将会逐渐实现实质性转变，绝非单纯意义的国际组织进入问题。成为wto的正式成员后，客观上规定了今后我国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必须符合wto要求的体制框架――市场经济体制，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在整体上能与世界通行的国际惯例接轨。这在本质上意味着，我国未来的社会经济形态是朝着现代市场体制的方向发展。因此，“入世”后我国贸易政策的基本取向必须充分体现这一体制转变的发展要求。这种转变可以具体体现为以下方面：贸易政策重心的转移，即从侧重政府宏观外贸战略朝侧重微观主体发展方向转移。贸易政策基础的转变，即由传统的比较优势为基础逐步向以竞争优势为基础转变。贸易政策管理方式的转变，即由以往的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为主转变。贸易政策作用范围的改变，即作用范围由过去单一的外贸领域向整个流通领域延伸。这意味着贸易政策将更多地注重我国内外市场的融通、内外贸易的统一。贸易政策作用方向的改变，即由过去侧重于贸易限制向贸易促进转变。
关于贸易政策的基点问题
我们认为，尽管从大的调整方向上，新的贸易政策要符合wto的体制框架及其有关原则是明确的。但是，现阶段我国贸易政策的基点，客观上是存在着一定的选择的。这就是：我们到底是按严格履行中国“入世”的有关承诺，还是以符合wto有关原则的基本精神为界，来制定我国今后的贸易政策，这是问题的焦点所在。
众所周知，一国实施贸易政策的根本目的，旨在保护本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促进本国与外国之间的贸易发展。贸易政策本身具有双重目标，当现实经济中两方面并不发生冲突的时候，贸易政策的实施，意味着双重目标的同时实现。但如果实施过程中两方面存在摩擦及严重冲突时，就必须对其中的一个目标进行修正，以保证贸易政策的有效实施。在我们看来，贸易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保证本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一国贸易政策是倾向于保护或开放，或是中性的，根本上取决于该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对此，我们绝不能本末倒置。贸易政策本身就是政府对贸易自由的干预，它的制定与调整，必须基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和市场机制的有效作用。否则，贸易政策很可能失效或产生扭曲作用，丧失其自身的价值。
显然，现阶段贸易政策的调整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不是某单一因素所能决定的。贸易政策既要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也要服从国家利益的客观要求。在我们看来，现阶段贸易政策的制定，既不能依据单一自由主义的原则，亦不能依据单一的民族主义原则，而是符合国际经济规则的、综合体现本国根本利益的、并具一定国际意义的贸易政策。当今各国贸易政策的发展，有明显的趋同现象。经济全球化正在使各国国内政策向国际化方向发展，对原有的国家主导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作为世界经济重要力量的中国，其经济政策（包括贸易政策）不可能不体现国际经济环境发展变化的要求。
现阶段的对策思考
尽快建立内外经济融通的综合性贸易管理体系
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使大型跨国公司能够实现全球范围的资源配置。我国传统的贸易壁垒手段，已经无法限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纵深发展。为了确保我国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单一的外贸外经管理体系，必须根本上转变为内外经济融通一体化的综合管理体系。
制订促进国内优势企业国际化发展的政策体系
目前，推进我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已经相当紧迫。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大力促进国内优势企业的海外扩展。在这方面，具体可在国外市场进入、国外市场的开发、企业的技术创新等环节予以切实的政策支持，形成系统的贸易促进政策措施。
充分发挥企业中间组织的积极作用
通过企业间自律组织的作用，一方面可规范国内市场秩序，避免政府干预市场过多之口实；另一方面，又能以民间组织形式协调国内产业或企业的利益，利于减少倾销行为；同时，也为我国将来实施wto的保障措施条款奠定组织基础。
建立有效的市场运行监控体系
一方面，需要建立相对完备的有关市场开放的法规体系和组织机构，在公开性、透明度原则基础上，规范国外资本的市场准入；另一方面，尽快制定开放经济下宏观市场运行的预警体系，从动态上有效监控我国市场开放的运行。这方面，不论是倾销和反倾销的应对，还是贸易、资本流动的异动监控，都是非常重要的。应当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与我国的“入世”，客观上使中国的经济安全问题，已经现实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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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相关政策篇9
关键词：中央银行资产经济规模脉冲响应函数协整检验
一、引言
中央银行是我国金融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肩负国家金融稳定的重要责任，次债危机爆发以来，各国中央银行均采取了大规模的救市活动，我国中央银行采取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有力的支持了我国经济快速复苏。从财务报表角度分析，中央银行的宏观货币政策执行情况可以在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中得以充分体现，其中资产项目反映了中央银行资金的运用，主要包括国外资产、政府债权、公司债权等方面，中央银行总资产规模反映了一国货币运用现状，现代货币论理论认为，货币是影响一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适当的货币供应量是一国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央行货币政策的实施主要通过对利率、货币供应量等中间目标的调节从而对一国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实现最终目标，由于各国经济实体的传导机制不同，中央银行资金运用过程中对经济产生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对中央银行资产规模与经济发展间关系进行研究分析，可以准确把握央行金融政策政策传导机制的效率，为一国宏观金融政策的制定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与政策参考。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对货币当局资产规模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展起来的以凯恩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理论，凯恩斯理论反对古典经济学家将实物经济与货币经济作为两个完全相互独立的存在体，相反凯恩斯理论认为，货币当局可以通过利率将实物经济与货币经济联系起来，即中央银行通过调节货币供应量会对实体经济产生重要影响。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在凯恩斯理论基础上总结归纳得出在商品市场与货币市场均衡条件下利率与国民收入关系模型，即iS-Lm模型，认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会引起Lm曲线的移动，通过利率的作用使得宏观经济在一个新水平上达到均衡。弗里德曼（1963）通过对货币供应量与国民经济产出间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在短期内会对经济总产出产生扰动影响。韦伯等（1995）通过利用近3300个样本对货币供应量与经济总产出增长率关系进行分析得出，在长期范围内，货币供应量变化与国民经济产出增长率间并没有明显的关系。
我国学者也对货币规模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过系列研究，隋鹤（2007）通过建立货币理论模型，分析结果认为货币供给与国民收入之间存在正比关系。马树才等（2009）以我国2000-2008年月度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短期内货币供应量对国民经济产出影响十分显著，但长期范围来看，货币政策对经济产出的影响微乎其微，因此货币当局应加强短期货币政策的灵活性。杜朝运等（2009）运用投资乘数相关理论推倒出我国货币供应量与国民收入关系曲线，认为货币供应对经济产生实质性影响应以货币供给过剩为必要条件，并据此提出央行应根据经济运行与货币供给关系所处的运行阶段不同制定出有差异的货币政策。黄瑞玲等（2009）对我国央行货币政策有效性进行深入考察得出广义货币供应量与我国经济增长率间具有大体一致的波动关系，我国阶段性货币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有效的。
综合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可以发现，现阶段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货币供应规模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以及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解读。从央行资产整体来源看，货币发行规模只占总资产来源的一部分，仅以货币供应规模为变量分析金融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难以全面真实反映中央银行宏观政策对经济产生的作用，基于此，本文从财务报表角度分析央行资产总规模与宏观经济间的发展关系，揭示央行整体宏观政策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
三、模型简介与样本选择
本文运用VaR脉冲响应分析模型对我国中央银行资产规模与经济发展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VaR模型是数理统计模型的一种，最早由西门斯（Sims）1980年引入用于经济学分析。脉冲响应分析是对VaR基础模型的发展，是通过时间序列分析随机扰动项受到冲击后如何在系统中进行传播从而对各变量产生冲击影响。基本模型如下：
yt=a1yt-1+a2yt-2+b1xt-1+b2xt-2+ε1t①
xt=c1xt-1+c2xt-2+d1yt-1+d2yt-2+ε2t②
现假设系统在t=0时刻有y-1=y-2=x-1=x-2=0,现考察y对x变化产生的响应函数，给ε20=1，ε10=0，以后各期随机扰动项取值均为零。在第0时期则有x0=1，y0=0将上述结果代入①②式则有x1=c1，y1=b1在1时期以此类推根据所取样本区间一直计算下去，算出yt即为变量y对x变化冲击所产生的响应函数。运用VaR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分析，随机扰动项下列特征必须对任意取值t或t≠k均成立：
e（εit）=0；var（εt）=e（εt,εt′）；e（εit，εik）=0
因此在进行VaR脉冲响应分析前，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从而影响实证结果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应对单个样本变量序列进行稳定性检验，并在水平值向量序列不平稳的前提下对向量序列之间进行协整关系检验。本文分别运用aDF检验与JJ检验对我国中央银行资产规模序列与经济发展规模序列进行了相关检验。
本文在综合考虑数据可得性与分析科学性的基础上，选取1999-2009共计11年的数据为样本，综合分析央行资产规模与经济规模间的关系，其中经济规模变量以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指标。所有数据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首先对1999-2009年间的央行资产规模向量序列和国内生产总值向量序列分别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判断各向量序列是否稳定，在检验过程中根据SiC准则选取滞后期为2期。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详见表1。
从单位根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我国中央银行资产规模与GDp规模原序列均不平稳，但在10%置信水平下，可以认定两个变量的二阶向量序列均为平稳序列，说明我国中央银行资产规模与GDp规模为同阶平稳序列，因此在做VaR脉冲分析前，还需要对两个向量序列间的关系作协整分析，检验二者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本文运用JJ协整检验方法对我国中央银行资产规模与经济发展规模之间关系分别进行特征根迹检验和最大特征值检验，判断二者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从而为VaR脉冲响应分析的合理性与科学性提供支撑。在协整检验过程中，本文根据Schwarz准则确定滞后期数为1,协整检验结果详见表2。
从协整检验结果分析可知，在假设不存在协整方程前提下，取5%为置信水平，特征根迹检验与最大特征值检验的检验值均大于临界值，两种检验结果均可拒绝不存在协整方程的原假设，即我国中央银行资产规模与我国经济整体规模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而中央银行资产规模变动是执行一系列宏观金融政策的结果，说明一直以来，我国中央银行的一系列宏观金融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长期稳定的影响。
协整分析结果同时表明，我国中央银行资产规模与经济发展规模满足VaR脉冲响应分析条件，为了进一步分析中央银行资产规模变动对经济发展产生的具体影响，本文运用eviews5.0软件建立VaR(2)模型，分析我国经济发展规模对中央银行资产规模由于受到宏观政策作用发生变动而产生的响应函数。实际操作过程中，脉冲响应分析结果选择以图形方式输出，详见图1。图中横轴表示中央银行资产规模变动对经济规模产生冲击作用的滞后期数，纵轴表示我国整体经济规模变量。
由VaR脉冲响应分析结果可知，当中央银行执行宏观金融政策导致总资产规模发生变动时，会给实体国民经济产生一定时期同向的冲击，这种冲击效果在第二期达到峰值，随后逐步趋于平缓，说明我国中央银行宏观金融政策可以在短期内对经济发展产生有效冲击，但整体来看，冲击期间较短，一定时期的宏观金融政策难以对经济产生长远冲击，这与我国当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具有明显阶段性特征相一致。
五、结论
中央银行作为国家金融体系决策中心，通过制定一系列金融政策对一国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各国经济体制以及政策传导渠道存在差异，使得各国中央银行宏观政策的执行对实体经济产生的影响效果不同。本文试图运用VaR脉冲响应模型分析我国中央银行宏观金融政策对实体经济产生的影响。为了科学量化中央银行各项金融政策效果，文章从中央银行财务报表角度分析，考虑到各种宏观金融政策结果可以通过央行总资产规模指标进行综合反映，本文进一步研究我国中央银行资产规模与我国经济发展规模间的相互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中央银行资产规模与经济总量规模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当中央银行执行各类宏观金融政策导致总资产规模发生变动时，会对我国整体国民经济产生同向的冲击。这种冲击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性，且冲击效果在短期内较为明显，宏观金融政策对经济的长期影响效果有限，说明我国中央银行当前金融政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分析结果与我国宏观经济现实情况相吻合。
结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以来我国高速发展的实体经济受到严峻的考验，中国人民银行接受中央政府委托，果断推出了一系列金融政策措施，有力刺激了我国经济的率先回暖，当前我国经济正朝着预计目标发展。前文分析可知中央银行宏观金融政策会对国民经济产生短期明显的同向冲击，一方面这与我国当前实行一系列金融与经济政策带来社会经济在危机中软着陆的现状相符；另一方面考虑上述短期冲击效果，在我国经济全面复苏迹象尚不明显的情况下，中央银行作为金融政策的制定者，应谨慎考虑各种新政策的推出可能对经济体系产生的冲击，短期内应保持政策的一贯性与连续性，避免由于政策的退出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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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相关政策篇10
笔者认为，经济政策和经济法律两者之间的关系固然脱离不了政治与法律两者关系的缩影，但是这种从定义出发，结合表现形式、特点、对象、制定主体等多个方面进行比较的形式逻辑的研究方法，就对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两者关系的研究而言，很难再有新的突破。但是如果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审视两者之间的关系，便能有很多新的发现。因为经济政策和经济法律本身同属于经济制度的规则部分，两者对于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的关系是不同的；与此同时，两者在推动经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也必然存在一个相互协同的关系，这也是值得探究的。因此，笔者将在明晰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两者定义的基础上，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分析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两者对于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作用以及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两者内部的协同关系。
一、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的界定
就笔者在CnKi中国知网数据库上搜集到的关于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关系研究的资料来看，多数学者的论文一开始就是对两个概念进行比较分析，但是却没有对于两者概念准确明晰的界定，读者咋一看逻辑清晰论证充分，可是细心一想，却发现这样的比较研究缺乏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就是缺乏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的定义。因此，笔者为了避免犯类似的错误，首先探讨一下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的定义。
（一）经济政策
经济政策(economicpolice)，也被称为国民经济政策，属于政策的一种，是政府有意识的去解决各种经济问题的行动指南，"经济政策集中地反映了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意志，国家通过各个不同层次的经济政策的贯彻、实施，来指导、调控或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导着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实现既定战略目标。"[2]它本质上是政治领域的决策在经济领域的实施，因为它的产生变更以及终止均是政治活动的产物，但是它不同于一个国家的立法活动，虽然立法活动本质上也是政治活动的产物，但是立法活动与政策相比有一个最大的区别：立法权属于代议制机构，而政策的制定权属于政府。
由此有学者将经济政策理解为"国家在政党和各个利益集团的压力下所采取的经济行动，是国家或政府的经济意志的体现。"[3]这种理解从历史的考察来看，是正确无疑的，因为近代国家的经济政策起源于欧洲各国，欧洲各国是典型的三权分立的代议制政府，因此从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划分来理解经济政策和经济法律本身并无大碍，但是就中国特殊的政治体制而言，这样的定义明显脱离了实际。笔者认为，鉴于中国经济调控手段之一的经济政策制定主体不限于政府，往往还有以各级党委、人大、各种社会团体乃至村民集体自治组织名义的形式作出的经济政策，因此不能简单的从制定主体来定义经济政策，即使勉强的对中国特色的经济政策进行了定义也是徒劳的，因为无法涵盖所有的经济政策的外延，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将经济政策理解为除了我国经济法律以外的各种公共意志对经济领域进行调控的各种表现形式，包括规范文件，会议指示，领导讲话等。而相对而言对经济法律的定义却是可以明晰的。
（二）经济法律
经济法律（economiclaw），简而言之，就是我国在经济领域的法律法规，客观表现为有权机关通过严格的立法程序所确立的各种法律文件，其中包括人大立法权和行政法规制定权这两种权力的主体所制定的经济法律法规，其余不具有法律法规制定权的主体所制定的对经济领域进行调控的规范性文件都属于经济政策的范畴。当然，对于经济法律的理解还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来进一步展开：
1、从部门法的划分角度来看，经济法律作为我国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部门法，是国家宏观调控市场经济的重要手段，主要是指国家颁布的调控市场经济关系的各种经济法律规范的综合。
2、从法律学科的划分来看，经济法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学学科，与经济政策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但两者有着鲜明的区别：经济政策往往采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学分为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具有价值判断，而经济政策离不开价值判断，这正是经济政策对于国家经济生活的意义所在。对于经济政策而言，效益是最大的价值目标，经济学的理论尤其是公共政策理论是其基础。经济法是法律的重要部门之一，以公平正义为首要的价值目标，而经济效益则是第二位的，它由法学理论为基础。[4]
二、经济政策对经济制度变迁的意义
经济政策作为经济制度的规范部分，自身的发展必然推动的经济制度的发展，于此同时，经济政策的实施也将作用于经济制度的事实部分，通过经济事实的自身发展进一步促进经济制度的发展。因为经济制度可以理解为两个层面：首先，经济制度是由规则组成的。奥尔森指出，所谓制度，无非是形形的法律和组织安排以及经济政策，是"确定个人、企业、家庭和其他决策单位作出行动路线选择的选择集的规则和行为准则"[5]。其次，经济制度是客观的社会存在，制度是由一套机构来实施的所面对的客观实在，"制度是社会生活的实体，而不仅仅是界限。"[6]
（一）经济政策自身的发展推动着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变迁
经济政策可以被视为经济制度的一部分，作为制度的规则部分，其自身的发展也属于经济制度自身发展的一个方面，由于政策的效果具有迟延性，"许多研究表明，在做出货币政策变动的6个月之内，这种变动对总需求的影响很小。"[7]因此，经济制度的变迁的初期是规则部分的变迁。
（二）经济政策的实施对经济事实进行能动作用，最终促进经济制度的变迁
经济政策对于经济制度有着巨大的能动性，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是通过对经济制度施加影响而达到的。西方国家采取对经济加以宏观调控的经济政策，才促使资本主义国家改变了自由市场制度的经济制度。我国在1984年由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是以政策的方式对经济制度加以改革的典范。这一政策的实施，促使我国的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过渡。
三、经济法律对经济制度变迁的意义
经济法律与经济政策一样，也同属于经济制度的规则部分，其对于经济制度的变迁的影响也是从规则和事实两个层面进行。但是和经济政策有所不同的是，经济法律在规则层面上的影响要更加直接，在事实层面上的影响相对而言要相对滞后，但是比较稳定。
（一）经济法律的发展体现为经济制度的发展
经济法律可以说是属于经济制度的一部分，经济法律的发展体现为两种，一种是规则主导型的发展，即经济法律体现的是未来经济制度的改革方向，国家希望通过经济法律制度的变迁来引导经济事实的发展；另外一种则是事实体现型的发展，即作为经济制度规则的经济法律的形成、性质是由经济制度事实制约和决定的，法律从来都是对经济生活的反映，经济法律更不例外。
（二）经济法律对于经济制度有着推动力
国家作为制度主体通过经济法律和经济政策来贯彻对经济生活的意志，最终影响经济事实的变迁。在法治化程度日渐增强的中国，经济法律制度对于经济事实的影响力必然不断增加，法律不仅仅是对现行制度的固定化，不仅仅是现存社会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结果，它同样被有效的加以利用而形成规则对制度事实发展的促进或阻碍。[8]
四、制度变迁视角下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的协同
经济制度的变迁,以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角度来看，根本上是由经济事实所决定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经济制度规则部分的演变对于经济事实的发展的推动，我们也必须看到，经济政策和经济法律本身作为经济制度规则部分往往体现了经济制度变迁的总体目标。因此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在经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客观经济规律和经济事实，发挥经济政策灵活及时的优点和经济法律稳定有效的长处，彼此协同配合，促进经济制度的良性变迁。任何脱离了经济事实的规则变化只能导致制度变迁成本的增加，对经济法律和经济政策而言，它就会成为"坏的法令""恶的决策"而被历史所淘汰。
事实上，经济政策、经济法律与经济制度三者之间是血肉相连的。制度应当被理解为规则与事实的统一体。经济制度的变迁所追求的是实现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有效促进，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交易费用的降低，同时实现制度的稳定化和公平正义的价值观。而制度的变迁首先是经济政策的推动，进而通过经济法律来实现制度的规则化和稳定化。[9]
经济法律作为经济制度变迁的表现之一，既是经济制度变迁的动力，更是使制度变迁规范化的重要手段，邓小平曾说过："经济体制改革的各个方面的目标和任务，都主要靠经济法律来实现和完成"，强调的就是经济法律对于经济政策的规范作用和对于经济制度变迁的保障功能。与此同时，制度规则的变迁也必须尊重经济事实，因此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又要受到经济制度的制约。
从我国经济制度改革的变迁实际来看，经济政策要在经济法律的制约下由政府部门来实施，体现的是法律对于行政权的限制。现代经济体制，不能仅仅强调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更应该强调国家依照法律来实现对经济生活的调控与参与，注重市场机制的作用，注重个体权利、特殊意志与公共利益、普遍意志的协调，"公有社会的理想应当这样界定和实现，以便于加强而不是削弱个人自治的意义以及使个人自治与权威彼此相容"。[10]
因此，在经济制度的变迁过程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应当在经济法律的法律制度内运行，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律的协同作用，最终实现经济制度变迁的目标，实现依法治国、依法调控经济的理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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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曼昆.经济学原理(下册)[m].梁小民，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8]汪丁丁.近年来经济发展理论的简述与思考[J].经济研究，1994，(7)
[9]邓峰.经济政策、经济制度和经济法的协同变迁与经济改革演进[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