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经济政策篇1
关键词：地方财政；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策略
Doi:10.16266/11-4098/f.2016.05.012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进步，地方经济也取得了良好的发展，地方经济发展急需公共财政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国家公共财政政策息息相关，国家公共财政以及市场的良好互动能够发挥不可忽略的作用，在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好地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公共财政一定要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保证提供的公共产品以及服务均能满足市场和社会需要，均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地方政府必须要积极参与到分权式决策过程中，针对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实施自我决策，尽可能提高地方收入。而地方财政一定要充分发挥其职能，通过各种措施为本地经济及社会的发展提供优质服务。
一、强化政治意识及财政决策意识
首先，必须要树立良好的政治观念，进一步贯彻和落实国家相关调控政策。地方财政部分必须要积极贯彻中央的积极财政政策，同时保证稳健型货币政策能够良好落实，尽可能发挥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不断优化收入分配，促进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1]。其次，必须要建立大局观念，主动提供相关服务，凡事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角度出发，正确理解地方党委以及政府的各种决策，基于本地发展实际状况处理相关发展问题，重点、优先解决那些与群众切实利益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通过全面调查，制定完善的解决方案。必须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最后，一定要具备良好的财政政策研究意识，主动参与新问题研究，积极投身到新情况调查工作中。必须要与时俱进，挣脱传统思维，以实际问题为导向，进一步强化财政政策研究工作，力求更好地把握相关政策，及时针对相关信息资料进行收集和整理并给予科学评估，统筹规划，提高财政实践工作的有效性和科学性，促进财政改革的顺利实施。
二、推进产业转型，增加项目建设投入及企业发展投入
首先，进一步加强借力发展，积极推进“上争、外引、内活”工作。“上争”事实上指的是要通过各种手段向上方争取各种政策资金以及项目资金；“外引”指的是要尽可能鼓励招商引资活动；“内活”则要求尽量激活民间存量资金，保证良好的资金活度[2]。地方财政部门和机构必须要充分意识到财政政策以及财政资金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导向作用，尽可能吸引和活化各种民间资本，促使乘数效应得到大幅扩大，保证充足的发展资金。其次，必须要加强对产业转型的支持。综合分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做好以及“两型社会”具体建设要求，必须要以发展地方支柱产业为中心，建立健全相关财政扶持政策，针对于产业结构调整要求相符的项目，特别是那些产业升级项目以及技术改造类型的项目，必须要通过以奖代补的手段进行奖励，推动产业结构的有效调整，顺利实现产业优化和升级[3]。最后，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投入充足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尤其是要进一步加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保证关键项目能够及早完成，并且顺利投产增税。最后，提高对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尽可能为企业发展献计献策，制定和出台一些有利于促进企业发展的政策，推动地方企业的发展壮大。
三、重视社会保险及社会事业，给予创业支持
财政资金投入过程中，必须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重视社会保险。地方财政机构和部门必须要处理好省级社保统筹工作以及相关衔接工作，尽可能推进相关管理制度革新，适当提高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同时尽可能扩大本地区参保面，慢慢解决养老保险收治缺口问题[4]。注意医疗保险相关工作的处理，鼓励新农保试点工作的顺利开展，保证农民医疗保险工作有效落实。此外，针对退休人员的医疗保险制定相应的补助计划并实施，不断推进社会福利建设工作。其次，鼓励创业和就业，必须要制定和出台一些有利于创业的地方财税政策，通过创业有效带动群众就业，提高就业率。最后，重点支持社会事业。加大对重点文体活动设施建设的投入，鼓励各种文化活动的开展，进一步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科技、教育以及体育等社会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四、提高财政办事效率，合理控制收费标准
首先，必须要不断提高财政办事效率。不断推进政务公开，促使相关审批工作以及审批事项不断走向规范化，同时，尽可能提高项目审批的工作效率，尽可能减少审批使用时间，给予相应的项目建设服务经济帮助，针对关键项目可选择“驻点式”的服务方式，针对关键型企业则应给予个性化的项目建设服务，尽量提升服务工作的高效性以及快捷性，进一步推进项目建设[5]。其次，必须要适当降低收费标准。可针对收费项目进行合理控制，对相关收费标准进行合理调整，或者给予相应的财政补贴等，尽可能加强在工业投资项目建设方面的财政支持力度。针对现阶段未正式实施的收费项目以及已经实施但是收费额度相对较小的项目可以实行暂停收费，针对执行单位批准免收的项目实行免收。针对各类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可以根据最低标准进行减收。最后，采用各种创新性财政服务手段进行服务。必须要尽可能提高财政服务的工作效率以及质量，只要是与财政审批相关的项目建设，均应该即刻着手办，主动办理或者上门办理，同时保证办理过程的公开透明，促使服务关口顺利迁移，真正实现主动服务及零距离服务。
参考文献:
[1]邓晓兰,陈宝东,鄢哲明.资源经济对地方财政收入影响的传导机制、障碍与对策——基于30个煤炭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J].经济经纬,2014,01:136-141
[2]白晓荣.增值税扩围对地方财政的影响及对策[J].经济论坛,2012,08:150-152
[3]房志伟.财政分权对地方公共支出结构的影响及对策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1,06:149-150+159
[4]李娟娟.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财政与信贷风险及化解对策[J].改革与战略,2011,09:78-80+131
地方经济政策篇2
“蛋糕”上谋求新突破一是全力抓好借力发展。重点是做好“上争、外引、内活”工作。“上争”，就是要千方百计向上争取政策项目资金。要加强对国家和省里政策的研判，重点要加大对产业发展、税收优惠、支持“三农”、社保民生等有关政策的跟踪研究，精心谋划项目，力争使更多的扶持政策、建设项目、发展资金向本地区倾斜。“外引”，就是要全力支持招商引资工作。要进一步落实引进项目优惠政策和奖励政策，落实跨区域招商项目异地落户的财税收益分配政策，积极为招商引资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要足额安排招商引资前期费用，积极为招商引资队伍开展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内活”，就是要全面激活民间存量资金。要注重发挥财政政策和资金的导向作用，撬动民间资本，扩大乘数效应，使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加快发展上来。二是全力支持产业转型。要按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建设“两型社会”的要求，紧紧围绕培育壮大本地区支柱产业，制订出台相应的财政扶持政策，对符合产业结构调整、符合产业振兴规划的重点项目，尤其是产业升级、技术改造项目，要采取以奖代补等方式给予奖励，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三是全力支持项目建设。重点是加大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大建设项目的支持力度，确保重点项目早日建成投产增税。同时，要加大各类融资平台建设的支持力度，研究建立激励和约束机制，把有限的财政资源配置到经济发展急需、效率最高的地方，力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四是全力支持企业发展。要切实为企业多出解困之策，多献发展之计，多谋有利之举，多管齐下支持企业发展。要协调政府性担保公司、金融信贷部门，采取互保联保、入股、合作、贴息等多种办法，切实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题。要落实好新出台的税收政策，认真做好营业税改增值税、增值税转型抵扣、新企业所得税制改革落实等各项减税工作，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二、支持社会事业发展，努力在改善民生民本上谋求新突破
财政资金的投入重点是要做到“三个倾斜”：一是向社会保障倾斜。要切实做好省级社保统筹衔接工作，积极推进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公务员生育保险等各项管理制度改革，提高养老保费缴费基数及扩大参保面，逐步消化养老保险收支缺口。要全力支持新农保试点工作，确保农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要加大退休人员医疗保险的补助投入，优先解决好关、破、停及困难企业的医疗保险待遇等方面问题。要加大社会福利投入力度，加强福利院、老年公寓等优抚事业基础设施建设。要支持棚户区改造和廉租住房建设，切实保护好城乡失地居民的切身利益；二是向创业就业倾斜。要出台鼓励创业的财税政策，以创业全面带动就业。要全面落实中央、省再就业政策，完善下岗失业人员创业小额贷款担保机制，落实税费减免、社保补贴、主辅分离等扶持再就业政策。要加大再就业培训、转移培训、创业培训的财政投入，采取财政贴息等方式，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增加就业岗位；三是向社会事业倾斜。要大力支持重点文体活动设施建设，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壮大，支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支持科技、教育、体育等各项事业健康协调发展。
三、优化发展环境，努力在提升经济发展保障力方面取得新突破
通过采取控制收费项目、降低收费标准、实行财政补贴等方式，全力支持工业投资项目建设。对目前还没有实施的收费项目，或已实施但收费额度小、执收单位同意免收的收费项目暂停收费；对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按照最低标准实行下限减征收；对新开工工业投资项目的政府性基金，实行收支两条线，重点用于支持企业发展；三是创新财政服务手段。要提升财政服务效率和服务水平，凡涉及财政审批的有关项目建设，要按照“马上办、主动办、上门办、公开透明办”的要求，推动服务关口前移，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服务，变坐等上门为跟进式、零距离服务。真正把服务体现在项目建设一线上、问题解决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工作落实在项目建设的每个环节里。严格财政项目建设效益考核评价，既要看项目引进情况，更要看税收实现情况；既要看投入，更要看产出，要把项目建设成果与各级领导班子年度考核相挂钩，形成项目建设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四、抓好增收节支工作，努力在提高保障能力上谋求新突破
地方经济政策篇3
关键词：政策性投资担保地方经济发展作用与影响
一、政策性投资担保公司的作用与影响
政策性投资担保公司肩负着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综合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责任，其具体的切入点在于搭建银企关系改善的桥梁和纽带。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作用与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中小企业发展壮大、对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政府投资的“放大器”作用。政府投资担保业，可以引导和吸引社会民间资本进入该行业，通过与银行的沟通合作，利用信用担保这个杠杆，可使银行以数倍（一般5-10倍）于担保金额的额度投向中小企业，以较小的资本金撬动更多的金融资本投放到实体经济生产经营领域。
二是银行投资的“减压器”作用。担保公司是银行风险的分担者。商业性金融机构由于怕担风险，往往不敢贷给中小企业，特别是无信用等级或信用等级较低的企业或抵押品不足的企业放贷款。担保公司提供信用担保后，担保公司基本上承担了本应该按比例共同承担的全部或大部分风险，大大减轻了银行的放贷风险。即使按比例分担风险机制成立，担保公司也将企业贷款风险分散了。
三是中小企业加速发展的“启动器”作用。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最大瓶颈就是资金问题，特别是缺乏启动资金和流动资金。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都得不到银行的资金支持。有了信用担保公司这个桥梁，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最大困难也就得到了极大地、有效地缓解，融资满足率大大提高。同时信用担保公司还帮助中小企业快速提升金融信用，为中小企业创造更多的融资机会。
四是民间资本聚集的“调节器”作用。其一，担保公司通过吸纳政府资金，发展会员或募集民间资本，将其集中起来搞担保办大事；其二，有担保公司的信用担保，会促使更多的民间资本汇聚起来创办更多的中小企业；其三，促进有闲散资金的民营企业入股担保公司，又通过担保公司担保，促进银行资金流向民营企业，从而有力调节民间资本流动。
五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作用。中小企业绝大多数为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是地方经济、特别是县（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主力军，支持和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就是支持和推动了地方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担保公司的这方面作用，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发挥得更好。经济欠发达地区，通过发展信用担保公司，低成本地促进当地银行储蓄资金持续稳定地发放到当地企业，减少流向经济发达地区的数量，从而极大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二、关于加强监管确保其健康发展的主要措施
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行业是一个高危行业，主要表现就是高风险低收益。它是介于银行与中小企业之间的政策性担保机构，所从事的担保业务，蕴藏着极高的风险，为了进一步防范可能出现的地方金融风险，我认为在给予政策倾斜、大力支持的同时，有关各方须协调联动，多管齐下，共同扶持政策性担保公司有序运作，加快发展。
1、给予政策支持，确保政策性担保机构健康发展.一是高度重视。要站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政策性担保事业。政策性担保业务的持续开展，有利于维护规范、正常的经济秩序、整体降低中小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信用交易成本、减少社会交易环节，加速社会经济发展。因此，政府要把政策性担保机构作为新形式下的一种新型有效的金融工具或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来抓，给予这一行业恰当定位，确保其名正言顺。二是政策支持。各级政府和财政部门要设立中小企业担保体系专项资金，重点用于为中小企业再担保机构和政策性担保机构，对担保机构的风险准备金和中小企业贷款担保费进行补助等；三是加快制订中小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减轻内在负担，为政策性担保创造宽松环境，确保其健康、可持续发展。
2、有效规范监管，切实做好融资性担保业务相关工作。加强对政策性融资担保公司的监管十分有必要。要贯彻落实好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的《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关于地方财政部门积极做好融资性担保业务相关管理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意见》要求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完善融资性担保行业监管制度体系，并加强融资性担保公司财务监督，尤其是财政出资的担保公司业务的监管。要按照区域经济、布局合理、突出重点的原则，对政府出资融资性担保公司进行适度整合。
地方经济政策篇4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地方利益；矛盾关系；改善策略
abstract:thenationalmacroeconomicpolicyhastheremarkablemacroscopicalquality,thetriggeredfactorsinwhoseformulationprocessarethecommonphenomenaandoutstandingproblemsofthewholesociety.However,eachregionhasindividualeconomicdevelopmentandsocialconstruction,whichwillemergeconflictsbetweenthenationalmacroeconomicpolicyandlocalinterestsinsomeparts.thispaper,basedonthecorrelationanalysisofcentralgovernment"4trillion"economicrecoverypolicyandwenzhoufolkdebitandcreditcrisis,studystheinteractionmechanismofnationalmacroeconomicpolicyandthelocalinterests,andthenputsoutpolicysuggestionsthatsuitableforournationalconditions.
Keywords:macroeconomicpolicies;localinterests;thecontradictoryrelationship;improvestrategies
中图分类号：F316.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一、背景介绍
（一）“四万亿”政策
2008年11月，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尽可能充分地抵消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中央政府决定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计划两年内投入1.18万亿资金用于经济振兴，地方政府在此基础上配套投资2.82万亿，加强本区域内的经济建设，推动市场环境的转暖进程，两方面投资共计4万亿元人民币。国家发改委2009年5月21日的数据显示，4万亿投资的流向主要包括廉租住房、棚户区改造等保障性住房建设，农村水、电、路、气、房等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工程建设，自主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截至目前，该项政策的所有计划投资已基本到位，从产生的直接效果来开，其投资初次拉动作用显著，有效地缩短了我国所处经济周期下行阶段的时间跨度，对市场振兴、经济复苏、社会稳定起到了极为积极的作用。
（二）温州现象
温州现象是本文结合目前温州问题的前因后果以及当地经济环境在历史、风俗、现状等方面的特点总结而出的概念，总体而言，它由“温州模式”和“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两部分构成。
1、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是指浙江省东南部的温州地区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从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小商品是指生产规模、技术含量和运输成本都较低的商品。大市场是指温州人在全国建立的市场网络。其基本特征是：经济形式家庭化、经营方式专业化、专业生产系列化、生产要素市场化及服务环节社会化。
2、温州民间借贷危机
是指由于温州民间资金市场上贷款利率过高，借款企业主无力偿还高额本息而选择破产清算、债务重组，甚至“跑路”、“跳楼”，从而造成区域内资金链断裂，经济环境深陷发展困境的现象。自2011年4月以来，温州中小企业主“跑路”、“跳楼”的报道不时见诸报端；9月，这一现象达到了高潮，该月内“跑”、“跳”的老板达到25人之多，自此，隐藏于温州民间多时的借贷危机终于浮出水面。企业主“跑”、“跳”的原因大致可被归纳为两个方面：一，借入民间高利贷款，但营业利润无法抵消贷款所产生的高额利息；二，所担保的巨额资金贷款连本带息都无法收回。2010年10月4日，国务院总理赴温州调查中小企业发展情况时，提出了一系列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这标志着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开始引起中央高层的关注。
三、“四万亿”与“温州现象”的内在关系分析
尽管“四万亿”政策和“温州现象”出现的背景和影响的区域大不相同，但是，二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是因为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诱发原因，从金融角度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银行利率反差大
2008年底，“四万亿”政策出台，在其后的两年时间里，巨额资金迅速覆盖到我国各个区域、多个行业和数个领域，造成了银行信贷资金的过分充裕，同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给予了借贷资金较低的利率水平。在这种环境下，温州当地许多企业主纷纷握入资金，部分是为了规避未来信贷政策收紧时可能面临的贷款难问题，部分是希望将这部分资金转贷或者用于房地产等投资，从而获得较为充分的短期回报。然而，温州模式下的当地实体经济无法容纳如此巨大的资金规模，于是，其中的很大一部分便流入了民间借贷市场，在短期内造成了这一本来就比较发达的市场进一步膨胀。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过热的趋势逐渐呈现，通货膨胀状况加剧的现象愈演愈烈，中央政府开始转而采取谨慎的货币政策，这对于借入资金的企业主来说，则意味着用资成本的急速上升。据浙江东信集团董事长王崇焕介绍，九月初，“目前企业实际的贷款利息已经达到了15%-20%，而一个正常企业的回报率在10%左右。”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企业贷款20亿用于企业运营，按照现行实际利息计算，每年就会产生3亿左右的应付利息，这对该企业来说，无疑是一种重要的资金压力。
（二）中小企业借款难
实际上，困扰温州企业程度最深的问题还不是银行利率过高，作为一个手工业传统气息浓重的区域经济体，温州境内的多数厂商规模较小，属中、小、微型企业行列，因此也面临着制约全国同类企业发展的一个共同难题，即中小企业的贷款难问题。4万亿投入基本收尾后，中国的经济正式进入所谓的“后4万亿”时代，其初期特征明显地表现为通货膨胀率较高，商品价格普遍高位运行，证券市场波动情况较大等，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国家出台了多数针对性极强的扶持措施，但由于抵质押物缺乏，合法、足额、有效担保较难获得等原因，多数银行依然把中小企业视为高风险贷款对象，对其的信用评级较低，授信额度狭窄，贷款程序审查严格，所以该类型企业依然较难获得银行方面的资金支持。
（三）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膨胀
如前所述，“4万亿”投放初期的宽松政策使超过“温州模式”中所有实体单元需求规模的大额资金流入民间借贷市场。另外，温州的经济文化映射着很强的高利追逐倾向，温商的“炒”技更是闻名遐迩――他们的精明之出在于能够准确地定位投资机会，再利用精心营造的跨期价差来获取高额的利润，于是，在手握大量资金的情况下，部分企业主不愿将资金大幅投入到利润率较低的实体经济中，而是将其投入房地产、太阳能等高利润产业，或者注入民间资本市场，以期实现更高的资本收益。在以上两种现象的共同刺激下，温州民间本来即已十分充裕的借贷市场经历了新一轮的规模剧烈膨胀，这为因贷款难而面临资金困境的企业主提供了充足的短期融资市场，但同时不断攀升的利率也加重了实业界资金链断裂和区域经济因中小企业资不抵债而局部崩盘的隐患。
（四）“4万亿”的挤出效应
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支出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其作用机制如下：GDp的支出法核算公式可表示为：Y=C+i+G+(X-m)，可见，政府支出是其中重要的计算指标；“4万亿”资金下拨后，一部分进入消费领域和政府支出领域，由此造成的国民收入增加必然使对货币的交易需求扩大，在货币供给量不变的条件下，人们用于投机需求的货币必须减少，这就会带动利率的上涨；另外，“4万亿”中有近75%的份额进入投资领域，这必然会推动货币需求的进一步增加，利率则再次面临上涨压力，于是，两个现象所产生的合力使私人投资不得不面对较高的利率水平，资金成本方面的压力迫使其不得不放弃投资。在“挤出效应”的影响下，温州的实体经济发展缓慢，速度远跟不上社会中资金的涌入速度，这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加剧了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的膨胀状态。
四、宏观经济政策与地方利益的关系分析
（一）协同
宏观经济政策的性质和目的决定了它必须以反映全国范围内出现的普遍经济现象，解决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指引经济整体的发展方向为宗旨，所以，宏观经济政策一定在不同程度上代表着局部区域的经济利益。区域经济或产业经济作为国家经济的基本组成单元，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最终受力载体，同时，其运行过程中所出现的现象和产生的问题可能会引起国家领导层面的关注，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孵化基础。由此可见，宏观经济政策和地方利益存在一种整体上的协同关系，地方利益为国家政策提供问题发现机制，而国家政策为地方利益提供问题解决办法，二者在本质上是相辅相成，高度统一的。
（二）背离
尽管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必然反映局部区域的地方利益，但是从形成机制和作用范围角度来看，它表现出的整体性、全局性极强。然而，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各个地方区域由于所经历的历史过程和拥有的资源禀赋不同，形成的风俗习惯、经济基础、产业结构，甚至当前发展所面临的社会问题、经济困难等都迥然各异，因此各区域对国家政策调控的方面、倾斜的力度都有特殊的诉求。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地方之间的利益存在差异性，国家则只能根据绝大多数区域的普遍情况来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再根据特殊区域的实际来补充相关的规定。同样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国家政策的“副作用”在各个地区影响的时间、程度、速度都不尽相同，所以，可能会出现在新的、弥补性的政策出台之前，部分地方的局部利益必须承受某种程度损失的情况。
五、改善策略研究
（一）增强政策不利影响的前瞻性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环境的变化，各项政策最初制定的先决条件可能会发生较大的变化，以至于它们在新形式下会表现出明显的“水土不服”，对地方经济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这是所有政策的共性，也是较难避免的现象。然而，在较成熟经济理论的辅助下，政策执行结果的部分方面是可以被预知的，例如，当期较大的货币供应量，可能会超过流动中所需的实际数量，于是未来便有通货膨胀的可能。为了尽可能减轻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在未来时期中对地方利益的不利影响（这里需要说明，经济政策对宏观经济的极大不利影响一般较难出现，因为地方利益的损失可能会引起领导层的重视，由此便可能激发补充性或者规避性的办法来改变政策影响的不利面，使其不会进一步加剧以影响到整体环境），中央政府在草案拟定阶段，可以利用合适的理论模型对政策未来的作用途径、影响范围、时滞长短等作出合理推断，以便清晰地掌握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针对性地做出各种预案，在这些问题的触发机制出现时尽快做出应对反映，将不利影响的作用范围降至最低水平。
（二）提高地方政策的辅助作用
相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地方政府对本地区的特殊情况更为了解，因此其推行的政策将更有针对性。所以，为了尽可能解决整体与局部的矛盾，必须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作用，当国家政策出台后，本地政府需要对其局部影响做出合理模拟，努力寻找该政策可能与地方经济环境出现矛盾的地方，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应对预案，必要时须向中央请示以得到相应的政策支持，在预计的经济运营风险出现之前便消除其触发因素，尽可能缩窄负面作用的影响程度。
（三）健全经济运行的信号传递机制
国家的宏观利益与地方的经济利益之所以存在矛盾，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二者之间存在较明显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即在某一个特定的时点上，对于一个区域的现实环境、经济状况、社会问题等，地方政府或区域内企业比中央政府所掌握的信息更为充分。在流畅的信息流通渠道下，即使宏观政策已经对某一个地方利益产生了不利影响，中央政府也会在最短的时间内知悉问题的究竟，同时尽快拟定应对措施，有效缩短政策制定时滞，在不利影响进一步扩散之前消除其传播的媒介因素，维持其他区域内的经济稳定。
六、小结
本文从中央政府“4万亿”政策和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关系研究出发，通过适当延伸，论述了宏观政策和地方利益的协同及背离关系，得出了在本质上，以整体利益为基础的宏观经济政策必然代表各个地方的主要局部利益，但正是由于整体性和局部环境特殊性的矛盾，宏观政策可能在执行的某个时段中对地方利益产生不利的影响，或者这种不利影响会在某个地区被更快、更突出地显示出来。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针对性地提出了较为可行的解决方案，包括增强政策不利影响的前瞻性，提高地方政策的辅助作用及健全经济运行的信号传递机制等。
必须说明的是，本文在诸多方面还存在着不足之处，如分析不够深入，应对策略没有做进一步的案例说明等，这将成为动力，督促笔者进一步扩展所拥有的知识面，努力完善论述体系，以期可以真正提升本文的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引起学术界对国家宏观政策与地方利益矛盾的关注。
主要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多恩•布什等.宏观经济学.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
【3】《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引发高层关注牵涉九成家庭》，news.省略/a/
20111008/000146.省略/index/gdbb/201110，2011
【5】《温州人行：完善和落实小微企业的差异化金融监管政策》，finance
地方经济政策篇5
近年来，宁夏国税局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及国家税务总局的正确领导下，充分发挥税收在“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中的职能作用，服从和服务于宁夏经济发展大局，为实现建设和谐富裕新宁夏、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作出了应有的贡献。2012年，全区国税系统累计组织税收收入229.9亿元，增长25.8%，增收47.2亿元，依法为各类纳税人减、免、退税31.79亿元；落实增值税转型抵扣固定资产进项税额32.03亿元；税收增速在全国36个省（区、市）国税局中位列第2位，连续3年超过20%。为此，连续3年受到自治区党委、政府的表彰奖励。
宁夏国税局始终不忘用足用活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坚持“依法征税、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坚决防止和制止越权减免税”的组织收入原则，牢固树立不落实税收优惠政策也是收过头税的思想，强化结构性减税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的宣传解读及落实工作。2011年以来国家先后出台了提高个体工商户增值税起征点和免征蔬菜和鲜活肉蛋产品流通环节增值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个体纳税人的负担和菜篮子压力，各级国税部门积极执行这一惠民政策，取得了较好的效果。2011年11月1日起，全区个体工商户增值税起征点由月销售额5000元调整为20000元后，全区个体工商业户户数由调整前的74429户增至93749户，增长25.96%；达到起征点的个体工商户由20183户减至7173户，降幅达64.46%；新增享受起征点免税优惠政策户数24558户，占全区个体工商户总数的26.20%；新增免税7573万元。增值税起征点调高后，全区九成以上个体工商户因达不到起征点而免征增值税。
2012年，全区申请享受蔬菜和鲜活肉蛋产品流通环节免征增值税政策的纳税人共293户，共申报免税销售额2.13亿元。过去，上述企业销售蔬菜一般要按13%缴纳增值税，免征增值税后从事蔬菜流通的企业税收负担减轻，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蔬菜流通成本，促使蔬菜零售价格下降，给菜篮子减负，让消费者受益，从而为稳定物价、保障民生发挥积极作用。
宁夏国税局紧紧围绕沿黄经济区建设、宁东、太阳山、固原盐化工等新型工业基地建设和生态移民工程、“黄河善谷”、宁南中心城市和大县城建设等自治区确定的重大民生计划和“三大千亿”“五大十特工业园区”、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银川综合保税区等建设，局领导多次深入全区各类企业及个体纳税户中，认真做好营业税改增值税和消费税、房产税、资源税等税收改革和纳税人的税负调研工作，全面落实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税收优惠政策，综合运用增值税、所得税以及出口退税政策，形成政策合力，重点支持新兴产业跨越发展；加大对我区清真食品、穆斯林用品生产企业的支持力度；全面落实增值税免征、即征即退以及所得税减计收入等优惠政策，鼓励企业综合利用资源，支持我区环保产业的发展；全面落实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用足用好增值税转型、所得税减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税收政策，支持以高新技术企业为龙头的各类企业加快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加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的研发投入，增强企业持续发展的能力；运用所得税投资抵免政策，积极引导企业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等方面的专用设备，对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落实所得税“三免三减半”优惠，鼓励企业加大减排设备的投入，推进节能减排；全面落实推动区域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综合运用结构性减税以及重点公共基础设施、创业投资股权优惠等政策，推动我区城乡协调发展。全面落实促进就业创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继续落实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征收率降低至3%、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增值税起征点政策以及促进残疾人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减轻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税收负担，推进创业就业；落实农业生产者销售自产农产品免征增值税，农民专业合作社销售农机等鼓励“三农”发展以及支持农产品种养殖和初加工等优惠政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
截至今年4月底，全区国税系统累计组织税收收入82.3亿元，同比增长19.7%，共为各类纳税人减、免、退、抵税13.2亿元，为全区经济转方式、调结构和支持企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地方经济政策篇6
关键词: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关系
abstract:economictheoryandeconomicpolicy,thereisacloserelationshipbetween,economictheoryandeconomicpolicyisindivisibleanddependoneachother.economicpolicycontainedalargeeconomictheorybasedoningredients,strengtheneconomicpolicyresearchisthedemandsofthedevelopmentoftimes.Domesticeconomictheoryandeconomicpolicyshoulddefectsrectified,youshouldalsopromoteeconomictheoryandeconomicpolicycoordinationinteraction.
Keywords:economictheory;economicpolicy;relationship
中图分类号：D922.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关系
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经济理论是经济政策的依据,经济政策则是经济理论的应用。具体来说,两者的依赖关系是多层次的。
第一层是基础理论的研究。经济理论研究里层次最深、适应面最广、成果最抽象的是基础理论研究。基础理论研究所要揭示的是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既包括经济关系演变的规律,又包括经济运动的规律。在这中间,经济理论研究虽然是透过经济现象的变化揭示经济运动的本质,阐明各种经济关系的内在制约联系和外在作用条件,但经济政策研究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如经济政策对经济现象的导向关系,经济政策对经济运行外部环境的影响等。
第二层是经济制度研究。经济制度研究的目的是要探索在一定经济条件下同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相适应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运行机制。经济制度研究既是经济理论研究的任务,也是经济政策研究的任务。有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就会有什么样的政策体系及其政策程序。
第三层是经济政策研究。政策研究的任务是探索一定经济关系体制和一定经济运行机制条件下,由一时一地的特殊情况所产生的具体问题的解决办法。在这个层次上,经济理论研究是直接为经济政策研究服务的,是经济理论的具体化、实践化阶段。与此同时,经济政策就自然成为经济科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包括政策方案拟定、政策方案论证、政策方案比较和政策实施步骤等。经济政策虽然是具体的管理与控制的经济方法和经济形式,但其中包含着大量经济理论的依托成份。
2、经济政策观的历史演变及反思
西方古典经济学带有明显的实用倾向和强烈的实用色彩。流行于16-17世纪的重商主义,既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最初形态,又是一种鲜明的政策体系;其后的重农学派虽然在经济理论分析上取得了重大进展,但经济政策主张仍在其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经济理论研究非常明显地服务于各自的政策主张。在经济学说史上,最早使经济学的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区别开来的是西尼尔,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关于财富生产和分配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它不研究经济理论问题,也不研究经济政策问题,主张把政策从政治经济学中分离出来,交由立法学和政治学来研究。在西尼尔之后,大卫・休谟又对经济学的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做了严格的标准规定。
马克思从特定的时代和立场出发,也非常重视经济政策的研究,但他始终没有把经济政策作为经济科学的专门学问来研究,只是服从于揭示资本运动本质规律的需要,提出了一些实证研究的思路和方法。马克思特别强调政治经济学领域里广泛进行“自由的科学研究”,要求经济学家尽可能地摆脱个人和团体的及阶层的私利束缚,对现实经济生活进行客观的评价分析。
3、我国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理论研究水平迅速提高,但经济学体系中的政策研究却进展不大。经济政策研究的失误,明显在于理论基础不足,特别是没有切合实际的经济政策理论。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不足主要表现在:
3.1经济理论研究中的现状。经济理论研究应该是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的基础工程,并且与经济政策研究紧密配合,协调一致地推进。但事实并不是这样。在我国经济理论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不足甚至矛盾还是相当严重的。
第一,基础理论研究薄弱。各级领导部门和经济理论工作者把研究的重心严重倾斜到两权分离、分配不公、通货膨胀、双轨制以及市场取向和外向型经济等方面,侧重解决实际问题和短期效应,而相对放松了基础理论的研究。基础理论研究需要集中较多力量,花费较长的时间才能见效。而我们却没有充分重视组织人员有计划地开展基础理论研究,并且经济理论队伍中也的确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浅尝则止、满足于表面理解的学风。忽视基础理论的倾向,使得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现状与改革实践提出的要求有很大差距。
第二,理论的导向功能差。理论是实践的向导和根据,没有理论向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近年来,我国改革中的失误固然有多方面的成因,但理论的导向功能差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如缺乏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定性、运行机制、调控体系等问题的研究,因而难以驾驭市场,阶段实施对策欠妥密,基础薄弱和目标模糊构成改革的最严重障碍,需要通过严密的科学的理论论证和目标预测,但这方面的工作很不扎实。
第三,经济理论与改革实践的矛盾。改革中的理论导向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何对待改革与理论的关系上。不论人们承认与否,在我国改革实践中的确存在这样几种观念:一曰先改革后理论说;二曰改革决定说;三曰理论无能说。不可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根据,但实践与理论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完整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从改革的内涵上看,改革首先应该是理论的改革和指导思想的转轨,其次才是具体制度的改革。如果指导思想和理论不转轨,具体制度的改革必然难以推向深层次。也就是说,改革本身就包含着理论创新,理论改革本身就是改革的重要内容。
第四,经济理论研究的方法缺陷。这些年我们在经济理论研究方法上的缺陷主要有:首先,不是扎实研究现代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的本质规律,解剖活生生的经济现实,而是简单地引经据典;其次,理论只充当政策或决议的解释工具,跟在政策后面注释和证明;第三,我们的理论极其缺乏个性和新鲜感,创新理论少,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理论的风派问题;第四,总是试图照搬西方经济学的某些理论来弥补我国改革理论的不足。事实证明,这种不分国情的理论全盘引进没有产生什么好的结果。
3.2经济政策研究中的现状。作为运用范畴的经济政策研究,由于改革指导思想上急于求成而表现出极不规范的状态。
第一,经济政策研究的总体缺陷。由于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直接决定着地区和部门,甚至企业和职工的利益分割关系,因而领导意向、权力份量、政府偏好和经济实力等,往往会取代严密科学的政策论证和实施程序,成为制约政策的根本力量。这就必然会经常发生轻率政策、超前政策、反向政策和随机政策的问题,造成出台政策的科学性、合理性的严重不足。从总体上来说,我国的政策研究、政策论证和政策实施普遍存在理论基础薄弱、论证过程不严格和实施程序不规则的问题。
第二,经济政策与经济运行的关联性不够紧密。我国以往进入经济学体系的政策,大都是游离于经济运行机制之外的。这些政策的特点是:阶段性、时效性极强,它们多数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而提出的,随着环境的改变和任务的变更即失去意义,多数政策很难长时期产生效益。指导性、意向性极强,它们多数是为表明党和政府工作的方针和取向制定的,一般没有明确的政策界限、政策手段和政策目标,可操作性很低。政策是孤立零散存在的,政策的配套协作性差,而且各种政策的作用之间经常会相互抵触。这些政策分散在经济学体系的各个部分理论上没有内在联系,实践上也各不相干。
第三,用对策研究替代政策研究。在有的时期或有些情况下,也有用对策取代政策的情况,这既包括宏观方面的政府对策,也包括中观和微观方面形式多样、内容庞杂的对策。不容置疑,对策研究是将经济理论应用于现实的途径之一,但它与经济学体系中的经济政策研究毕竟不是同一回事。
3.3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研究中的矛盾。表现在:第一,经济理论研究的社会地位明显低于政策研究。虽然我国各高校都有不同形式的理论研究机构,但其业务方向主要是为教学服务,不是为政府服务。各省市的社会科学机构只开展一般性研究业务,其工作并没有纳入到较高的层次。而相反,进行政策研究和对策研究的政府及其主管部门的各类研究机构却起着政策战略甚至指导理论的作用,扮演了理论倡导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双重主角。第二,政府接受理论信息和政策信息的功能差。处在不同位置上的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的辛勤劳动成果,除能见诸于报刊外,只有很小的部分能引起行政领导的重视,多数是传递不到领导政策系统的。两者之间缺乏牢固的联结纽带。第三,经济理论研究与经济政策研究是两条不相交的轨道,各有各的一套做法,两方面很少展开对话、交流活动,这又必然导致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相脱离的后果。
4、促进我国经济理论与政策的协调互动
我国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这种断裂现象必须迅速加以矫正,必须促进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协调互动关系。本人以为,具体应做到:
4.1摆正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社会位置。在我国,理论与政策研究的社会位置,在总体上是明显低于以行政领导和行政权力为中枢的政府政策的。政府经济主管部门虽然都设有不同名称的研究机构,但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工作并不占有重要位置。各省市都有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然而它与实际部门关系松散,主要进行近乎封闭型的纯学术研究。这种情况说明,协调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关系,必须首先在全社会造就尊重理论和政策研究风气,提高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研究成果在政府政策中的地位,加大政策的科学性成份。同时,恰当扩大理论和政策研究机构的编制,提高研究人员的待遇。
地方经济政策篇7
关键词:经济适用房;政策偏差;政策缺陷
中图分类号:f293.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32-0097-02
一、经济适用房政策的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对旧的住房制度进行改革,至今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980—1985年,进行了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共同负担购买住房的试点;第二阶段,1986—1990年,进行了以提高住房租金为突破口的住房体制改革;第三阶段,1991—1993年,以公房出售为重点,住房制度改革在我国全面铺开;第四阶段,1994—1997年,以住房公积金、安居工程为依托,住房制度改革全面推进;第五阶段,1998年至今,全面停止了实物分配的福利分房制度,住房体制开始探索市场化运作。至1998年国务院发文以“经济适用住房”的提法代替“安居工程”,并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供应体系,对不同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经济适用住房政策正式出台。
二、经济适用房政策失效的表现
(一)政策目标异化
我国制定经济适用房的初衷是为了解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保证“人人享有适当住房”社会目标的实现。在我国多层次的住房保障体系中,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政策是解决中低收入者住房问题的主要手段。具体而言,低收入者通过政府的廉租房或廉租房补贴解决住房问题,中低收入人群通过有限产权的经济适用房购买有限产权住房。经济适用房政策推行至今已有11个年头,不但“中低收入人群通过有限产权的经济适用房购买有限产权住房”、“调控房地产市场运行”的政策目标没有实现,而其因为经济适用房户型不合理、价格过高、质量问题严重,经济适用房交易黑市活跃,高收入阶层也投机购买的突出现象等问题的出现,使得经济适用房政策还遭到了来自多方的质疑。
(二)政策表面化现象凸显
目前,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规模远远小于社会需求量。从2001年开始,我国的经济适用住房供给持续减少,从投资建设的面积来看,每年经济适用住房新开工面积占住宅新开工面积的比重呈现下降趋势。2000年,经济适用住房新开工面积占当年住宅新开工面积比重达到最高值,为21.77%。从2001年开始,这一比重开始出现下降。到了2005年,该比重仅为6.37%。从投资规模来看,国家统计局颁布的“国房景气指数”表明:2006年1—11月,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16416亿元,完成商品住宅投资11550亿元,其中经济适用住房投资526亿元,经济适用住房投资规模占住宅投资比重为4.55%,如果以月平均值换算,2006年的经济适用住房投资规模占住宅投资比重也不过是4.97%[1]。对绝大部分中低收入家庭来说,经济适用房可望而不可及。
(三)政策扭曲化现象明显
一些地方政府在执行政策过程中使经济适用房政策的调控对象、范围超越了既定的要求。按《经济适用住房价格管理办法》之规定:“经济适用住房要严格控制在中小套型,中套住房面积控制在80平方米左右,小套住房面积控制在60平方米左右。市、县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地区居民的收入和居住水平等因素,合理确定经济适用住房的户型面积和各种户型的比例,并严格进行管理。”但事实上,一些经济适用房的面积大、价格高,经济适用房的“不经济”弱化了经济适用房的社会保障作用。此外,经济适用房一般建在交通条件差、配套设施不完善的远郊地区,导致购房者生活成本增加,一直以来备受追捧的经济适用房在一些城市受到人们的冷落,出现无人问津的现象。
三、经济适用房政策失效原因分析
(一)政策缺陷
1.政策目标偏差
政策目标偏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策目标缺乏有效性,经济适用房政策将中低收入人群纳入保障范围,按照收入水平划分,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和廉租住房的住房供应体系覆盖人口范围大约分别是15%、80%和5%,而如果将80%的中低收入者和5%的最低收入者都纳入社会保障的范围,无疑是与商品化、社会化的改革目标存在矛盾的[2];统计数字显示,我国大多数家庭属于中等收入家庭,约占城市家庭总数2/3左右,范围如此之大,使得经济适用房解决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问题力不从心,政策目标难以实现。“中低收入者”的标准过于宽泛,现实操作过程中较难确定中低收入者的具体标准。二是政策价值目标偏差,经济适用房政策的制定涉及“公平”与“效率”,政府为保证“人人享有适当住房,社会目标的实现”,通过政策补贴等措施,完成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实现社会公平,但这种公平在现实操作过程中难以实现,即使实现了也是一种低效的公平,而将房地产市场一份为二,实行二元体制,这与当前我国正大力推进的市场经济体制相矛盾,人为对市场的划分必然造成市场分割,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
2.政策执行机制存在缺陷
就政策执行机制而言,经济适用房政策的执行,实际上是国家请客而地方政府买单,因为作为经济适用房的土地是无偿划拨的,相关费用是由地方政府承担的,所以,地方政府建设经济适用房的积极性不是太高,直接造成政策表面化、扭曲化现象出现。
3.政策过程的监督难以实现
经济适用房政策是涉及政府、房地产企业、目标消费群体三大政策主体的多过程的复杂政策。现代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詹姆斯·布坎南提出,人们在市场行为和政治行为中都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地方政府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政府官员不是简单的政策解释者和执行者,而是在个人利益的驱动下去解释政策和执行计划[3]。政策参与的各个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特性决定了,决定了政策的高效执行需要对各主体的行为进行有效限制,监督必不可少。
(二)政策执行主体动机偏差
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不规范的分权及地方官员政绩评价体制,导致地方政府自利性动机的膨胀,尤其在经济适用房政策领域更加明显。当前,地方财政的收入主要包括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等三类。地方财政由土地所产生的收入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预算内的土地带来的相关税收的收益构成了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内收入的支柱。现行分税制下,城市扩张和土地占用带来的税收包括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营业税、所得税及耕地占用税等则全部由地方享有,近年来已经成为地方政府预算内的支柱性收入。第二是土地收益已经成为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主要来源。在现实的开发过程中由于无法核实相应的土地开发成本,土地出让的收益几乎全部留归地方。1994年之后,土地出让的收益完全留与地方政府不再上缴中央财政。土地出让的收益成为政府预算外收入的支柱性来源。“东部一些发达地区城市土地出让金几乎占预算外收入的60%以上。”[5]第三是一些部门征收的土地规费和制度外收费,比重相对较低。
四、对策及措施
1.明确经济适用房政策在保障性住房政策体系中的角色
经济适用房政策是具有过渡性质的住房保障政策,是我国住房政策领域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特殊产物。经济适用房具有保障性与商业性双重属性,由于政策制定本身存在缺陷,执行主体利益驱动机制偏差,监督成本过高等方面因素严重制约了经济适用房地保障属性了发挥,政策目标偏离和政策效率低下。从我国国情出发,应推行廉租房政策为主逐步淡化经济适用房政策角色住房保障体系,在促进社会公平的基础上更好地分配社会资源,真正帮助弱势群体解决住房问题。
2.强化政策执行主体的公共服务动机
地方政府有义务承担社会责任和谋求公共利益,制定并高效执行住房保障政策,解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但不可忽视的是,在现有体制之下地方政府的自身诉求利益与其应承担的公共服务角色存在矛盾,致使政策执行出现偏差。追究其原因,我们“不能单纯地从官僚的个人品质上去找原因,而是因在充分认识官僚个人需要和利益的同时,提供一种良性的压力,引导官僚的理性行为做出有利于组织的选择。”经济适用房政策在出现政策表面化、扩大化、扭曲化等问题,其主要原因是作为政策执行主体的地方政府缺乏执行政策的激励机制,即所谓的“良性的压力”。因此,我们在政策设计的过程中体现为对各方利益的考虑和均衡配置。譬如中央适当分担地方财政负担,或者将土地的无偿划拨变为低偿划拨,从而使地方也有利可图。在具体操作的过程中,体现为选择性激励机制的配套建立。例如,在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中,纳入对经济适用房市场规制职能履行的内容,使这些因素也直接影响其晋升。如此双管齐下,从政府官员个人和地方政府两个方面建立利益动机。
3.推进经济适用房政策的市场化运作
在经济适用房政策过程中,坚持市场优先原则,运用供给、价格、竞争、税收等多种手段,灵活选择各种政策补贴工具,最终使经济适用房步入正轨,发挥其保障效用,真正实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社会价值。
编辑转
参考文献:
[1]林甦.经济适用房政策的经济学分析[j].北京社会科学,2007,(2):78-83.
[2]贺翔,唐果.公共选择理论对我国政府管理的几点启示[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5,(2):89-91.
地方经济政策篇8
论文摘要：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还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财税政策在我国区域经济建设的不同时期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目前由于我国财税政策方面的缺陷，如分税制、税收优惠、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完善，阻碍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因此要求我们合理选择和创新财税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是经济转型或经济起飞时期都要面临的一个难题。同样，这个难题也困扰着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的中国。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落实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我国“十一五”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指出，要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展基础和潜力，按照发挥比较优势、加强薄弱环节、享受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的要求，逐步形成主体功能定位清晰、东中西良性互动、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差距趋向缩小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因此，在目前以及今后一个较长时期，抑制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趋势，逐步缩小东中西部地区居民之间的社会福利水平差距，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任务，也是制定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基本出发点。
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需要财税政策扶持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要求做到促进国家总体发展目标的实现、逐步缩小地区之间居民生活福利水平的差距、消除地区壁垒、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形成合理的分工布局、加强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协作。国内外的研究表明，主要可以通过市场和政府这两个途径来协调区域发展。当然，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协调是基础，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协调是补充，它以市场协调为对象，弥补市场失灵。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仅是由于自然、历史等原因所造成的，同时也是因为市场机制缺陷所引起的，而市场本身并不能有效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区域之间经济的巨大差距，这就必须要由政府采取相关措施，来纠正市场机制所造成的国民经济空间结构的某些缺陷，以达到经济增长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
作为宏观经济政策调节杠杆之一的财税政策，历来是各国政府作用于经济的重要手段，它不仅起到自动调节和“熨平”经济的作用，而且对经济结构的转变、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财税政策是通过价格传导机制，投资、消费、国际贸易，公共品的供给三个方面来影响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引导资源市场、要素市场、产品市场的重新调整，保持发达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促进落后地区经济的发展，从而实现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过程中，财税政策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干预经济：政府直接投资或运用财税政策引导私人资本流向落后地区公共产品领域，为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逐步实现这些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利用财政工具对市场需求进行直接启动，如通过政府采购从产品市场上直接启动落后区域的需求，促进整体经济的区域结构性转换；通过调整产业政策，限制某些产业的区域进入或促进某些产业的区域退出；政府利用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措施来影响私人经济主体的区域决策行为，引导私人经济作出符合财税政策导向的决策，促进要素流向目标区域。
二、现行财税政策与当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不适应性
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财税政策在我国区域经济建设的不同时期，发挥着不同且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的腾飞，现行财税政策与当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也存在着诸多不适应的地方。
1953～1978年，这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比较“平衡”的时期。那时的“平衡”是一种生产力相对落后，过分强调平均主义的平衡，当时主要靠国家指令性计划和国家财政投资的转移来缩小地区差距，财税政策对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所起的作用很小。
1979～1994年，我国区域经济差距开始拉大。进入改革开放之后，为贯彻国家“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的财税政策，为东部地区的崛起与发展创造了相当宽松的财税环境。比如，就税收优惠而言，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开放区在所得税、流转税、关税等方面都有许多优惠政策，而中西部地区就没有；又如，国家出台了许多给乡镇企业的财税优惠政策，可就乡镇企业而言，东部地区由于自身的地理、居民及经济优势，乡镇企业蓬勃发展，中央制定的优惠政策也得到充分利用，但中西部地区由于地理、经济基础等原因，乡镇企业发展缓慢，所以中央制定的优惠政策基本未得到有效利用。
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在一定限度内是可以的，但如果这种差距过大，就会对一国社会经济发展改革的重要成果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严重的还会引起国家政局不稳和民族矛盾的激化。我们国家也认识到这一点，于是从1994年至今，实行了一系列的财税体制改革，来协调区域经济的发展，比如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2008年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2009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并同时调整营业税和消费税。但是，随着我国区域经济政策的调整，现行财税政策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方面的不适应性也开始明显起来。
（一）分税制不完善。分税制是1994年我国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它促进了税制的简化和规范化，理顺了国家与企业、个人，中央与地方的分配关系，实现了税收快速、稳定增长，然而现行分税制在协调地区间经济发展方面有了些许不足。如，分税制将75%的增值税和消费税划为中央所有，把以第三产业为主要税源的营业税划为地方所有，而经济落后地区往往第三产业不发达，营业税税源极为有限，造成地方收入不足、财政困难；又如，分税制虽然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增强了独立财政的意识，但是税权并没有根据事权与财权的需要而决定。除了极少数税种，税收立法权与管理权基本上还集中在中央，这就不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制约了地方的资源效率配置。
（二）税收优惠政策不合理。从1994年到2009年已经进行了两次税制改革，尤其是第二次税改，基本上是符合当前经济发展需要的，如改革了增值税的类型、消费税的税率、企业所得税法等，但就从这一系列改革的税种来看，其中的税收优惠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从2009年开始，全国范围统一实行消费型增值税，这一政策的颁布实施并没有使中西部地区获得比东部地区更多的税收优惠，中西部地区的税负仍然高于东部地区；又如，有些优惠政策产业导向不够明确，对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环境保护类产业虽给予了一定的税收优惠，但力度仍然偏小。在改善投资环境对引导资金流向所起作用的认识上有所偏差，政策制定上对交通、基础设施等生产经营的外部条件先行发展的区域税收优惠在吸引投资方面的作用不明显，造成投资流动性大，短期投资增多，投机性加强，不利于投资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合理分布。再如，从总体上看，现行税收优惠政策以直接减免方式为主，而投资抵免、加速折旧等间接优惠方式运用较少，影响了税收政策的实施效果。此外，税收优惠政策的法律级次普遍不高，权威性、规范性不够，特别是贯彻国家产业政策的特点不突出。与此同时，东部和中西部地区自主性税收优惠政策差异较大；东部地区由于财力雄厚，它可以运用自身财力“放宽”中央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多种经济性质企业的发展。尽管这些税收优惠政策也鼓励企业向中西部投资，而且中西部一些省区也制定了一些税收优惠政策，但由于配套措施跟不上，再加上中西部地区自然和社会条件的限制，这种促进作用不如东部地区明显。（三）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是为了使不同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从而打破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差——吸引不到投资——经济发展水平差的不良循环，促进落后地区发展。目前，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按“基数法”来进行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测算的，所以以1993年为基数，进行环比递增方案，这样不仅未能解决历史原因造成的地区财力分配不均和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大的问题，而且以体制方式肯定了这种差距，不利于提高落后地区财力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地区差距的缩小。此外，专项拨款和结算补助也没有规范的分配方法，随意性较大，这种分配结果使得东部沿海地区得到较多拨款，这就进一步拉大了地区间的差距。与此同时，用于财政转移支付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财政资金，投融资渠道单一，资金规模过小，而且资金使用的政策性不强，投资结构不合理，投资效益低下。
（四）公共服务水平存在差异。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服务水平的高低和公共设施的好坏直接影响和决定了人才和资金的流向，直接导致了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快慢。东部地区正是得益于政府为其提供了优良的公共服务和较发达的公共设施，在经济上得到了迅速发展，因此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越拉越大，在相当程度上也正是因为地方财力匮乏而无力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
三、合理选择和创新财税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指出，政府对落后地区的发展必须加以干预，增加对落后地区的公共投资，以抑制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极化效应，平衡资金与人才的区域分布。我们可以在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基础上，主要通过转移支付制度、税收优惠等政府收入、支出机制，调节区域之间的资源配置，以获得整体效率最大化。
（一）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税收管理权限。中央税的税权归于中央政府是分税制下的一个经济命题，是始终不变的。但共享税和地方税不同，既要考虑中央的宏观调控地位和政策意图，又要考虑地方政府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地位和地区经济情况，因而其税权需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划分。具体来说，可以参照国外的经验，适当下放税收立法权，有限度地给予地方政府制定税种和税率的权力。中央税和地方主要税种的立法权应集中在中央，以保持主体税种的税收政策在全国的统一；地方中等税种由中央立法，地方制定细则；对某些地方性意义极强的零星税种，可以由省、直辖市、自治区立法，征管、减免权给地方政府。为了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可以让一体化区域的地方政府联合起来，建立有利于一体化发展的地方税收体系，下放地方税收的立法权限，由地方进行协调，然后通过转移支付协调地方之间的利益，推动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经济合作。
（二）完善地方税体系，增强地方政府对区域经济的调控能力。在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前提下，地方应有稳定的税基，形成地方主体税种。地方主体税种应同时体现收入功能和调节功能，并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调整。具体来讲，可以考虑建立以营业税和所得税为主体，以财产税和行为税为辅助构成的地方税制。把城建税的计税依据改为按纳税人的销售或营业收入，按比例税率独立征收，并扩大征收范围，为城乡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筹集资金。加快社会保障费改税步伐，尽快开征环境税、证券交易税等，充实地方税源。取消地方政府和事业单位的预算外资金，将其纳入征税范围，统一标准，正式划入地方税，列入地方财政收支预算计划，接受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和监督。完善地方税总的目的是增强地方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的可用财力，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财力支持。
（三）调整税收优惠政策，营造公平的税收环境。改变目前实践中产生众多负面因素的地区与企业导向的税收扶持政策，实行统一、规范、易于实践操作的产业导向型税收优惠。优化产业结构的税收优惠政策，将会推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应把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的重心定位于支持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业，采取投资和资源开发税收优惠政策。对投资于西部地区的企业，适当提高折旧率或折旧额，在一定期限内减征一定比例的企业所得税；对外来投资者以来源于中西部的税后利润再投资的，实行全额退税的鼓励政策。税收改革效应应有利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以便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东部地区交通、地域、人口素质等投资环境上的优势，促进资源丰富的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消除当前形式上不公平、效果上更不公平的税收政策对区域经济差距的逆向调节。
在制定中西部财税政策的同时，我们也要正确处理当前对东部地区有利的区域税收政策。首先，可以逐步取消对东部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原则上也不对中西部地区实行区域性税收倾斜，保证全国税收的统一，这是走向公平税收制度的一种政策取向。然而，同时也要考虑到其负面影响。如，2009年1月1日开始实行的消费型增值税。其次，对经济特区等可以从多方面继续给予较多的税收优惠，以更快提高经济效率，率先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现代化，带动周边地区及内地经济发展，当然这种税收优惠应以推动科技进步为目标。再次，可以考虑改变东部地区优惠政策的形式，将东部地区的企业因优惠政策而少交的税收转变为政府债权借给企业继续使用，或入股转作资本金，这样可以既取消税收优惠又不影响当地企业的经营。
（四）加快建立规范化的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以“因素法”代替“基数法”实现标准化的转移支付，合理确定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办法和资金用途。而且就资金用途而言，应确定一般转移支付和特定用途转移支付两个方面，要把侧重点放在公共品的投资上，以提高中西部地区的自身吸引力。同时，要实现动态化的转移支付，即将补助额度与零售物价指数挂钩，保证实际补助水平。
（五）利用财税政策实现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大致均等化。落后地区由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较差，这就使得国家和其他投资主体在进行投资的区域选择“用脚投票”时，容易向经济较发达、公共服务水平较高的地区倾斜。这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造成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加剧。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弥补“市场失灵”。首先要通过财政拨款使各地至少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务，如普及义务教育、卫生保健、村村通路通电、安全饮水、基本社会保障等。当中央财力增强、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基本理顺时，再把实现各地公共服务水平大致均等化作为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首要目标。
参考文献：
[1]孔祥荣.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财税分析[J].当代经理人，2006.
地方经济政策篇9
要顺利实现新一轮宏观调控目标，除财政货币政策之外，还需将监管政策纳入到宏观调控政策的“工具箱”，以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有效性。
监管纳入宏观调控是全球趋势
财政货币政策搭配实施宏观调控，起始于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危机。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兴起后，财政政策被赋予宏观调控重任，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发展成为宏观调控的经典组合。
进入21世纪后，为解决自身“有效需求”不足，西方发达国家加速经济全球化，与之配套的是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和低利率的货币政策，高额“赤字”财政、高对外负债、低利率下货币泛滥，成为许多西方国家的常态。
西方发达国家传统宏观调控政策走向极致，其结果最终引发“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危机演变逻辑极为简单：低利率资产泡沫次贷危机政策救助财政信用危机。
从危机后救助表现来看，传统宏观调控政策的成效有限，美国及欧洲的经济复苏仍具有很大不确定性，财政信用危机更是此起彼伏。究其原因：一是监管政策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中性”的，对宏观经济调控不起作用，一直未受到应有重视。二是在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背景下，以一国经济为理论起点的传统调控手段对当前开放经济体的调控已“力不从心”，美国的Qe2、欧洲债务危机就是最好的证明。
为此，在包括G20峰会、imF和巴塞尔委员会等一系列国际危机应对会议中，更多议题开始关注如何对全球金融体系加强监管、如何建立更加完善的监管政策、实现更为有效的宏观审慎监管等内容，而非传统的财政货币政策搭配问题，监管政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因此，将监管政策提升至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同样重要的高度，形成新的宏观调控政策组合，是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选择，其脚步已渐行渐近。
虚拟与实体经济背离成监管动因
最近20年，西方发达国家一直依赖货币主义政策（赤字财政和信用膨胀）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延续其经济增长，最终严重透支未来的经济增长潜力。
这种金融资本主义盛行的结果是，形成了全球极不稳定的“金融倒金字塔”，导致世界由产业资本为主导的实体经济向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虚拟经济转型。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加速背离已被公认为此次金融危机的成因之一。
据统计，危机前（2007年末），全球衍生产品合约价值为596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12倍。其中，危机中“闻名遐迩”的CDS，在2001年－2007年间膨胀了98倍，未清偿余额达到62万亿美元，超出当年全球GDp的总和。
尽管虚拟经济发展背离了实体经济基础，但传统调控政策却无能为力。一方面，虚拟经济不属于财政政策调控范畴；另一方面，又因其“不创造货币”属性，同样也不在货币政策调控之列，最终造成其发行泛滥并酿成危机的严重后果，引发世界经济衰退。
危机后，虚拟经济监管已为全球所重视，包括成立宏观审慎监管机构、加强影子银行体系监管、实施评级机构监管、建立衍生产品中央清算机制、提高合约标准化水平等。上述监管政策的进一步强化，根本目的是规范引导虚拟经济发展，并使之与实体经济发展相匹配、相协调。
资金全球流动降低传统调控效果
在经济金融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微观主体越来越呈现出资金来源多元化、业务多样化和经营区域多国化的特征，使得传统调控政策工具对微观主体的影响作用存在效力衰减趋势，容易产生非理性的行为选择，从而对经济产生更多的不确定性冲击。
在封闭经济体内，一国货币当局采取紧缩货币政策可使企业资金成本上升，从而达到给经济降温的效果。但资金的全球流动使得企业可通过境外融资，对冲所在国紧缩政策带来的不利影响，进而制约宏观调控成效。
特别是在当前很多国家维持低利率甚至负利率情况下，提高利率会加速套利资金流入，加剧传导机制扭曲及政策效力递减。
当前我国房地产调控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0年1月－11月我国房地产利用外资656亿元，同比增长59％；而同期房地产行业贷款仅增长25％。尤其是自8月份以来，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来源中利用外资数额更是显著增加，11月首次突破百亿元，环比增长34.5％。这也是房地产调控难度加大、效果不明显的一个重要原因。
地方主导经济增长仍需“硬约束”
“十二五”期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成为整个经济发展的主线。然而，当前“GDp政绩观”仍普遍存在，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依旧强烈，加上金融市场体系尚不够发达，使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仍面临着“资金需求旺盛”和“融资渠道狭窄”双重压力，而银行信贷则被其视为解决这一问题的“灵丹妙药”。
地方政府投资决策对存款准备金、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并不敏感，而是更为关心信贷供给状况。虽然我国大中型银行普遍实行垂直化管理，经营决策受地方干预已明显减少，但地方政府的影响仍在。此外，众多地方政府主导的城商行或农商行、地方国有企业乃至政府融资平台等的存在，仍为地方政府留下较大的操作空间。如果仅仅依赖利率、准备金率等“软约束”调控工具，对于降低其投资冲动、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往往很难短期见效。
为此，需要有效发挥监管政策的引导作用，配合国家财政货币政策及产业政策，实施强有力的信贷投向“硬约束”。这对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无疑更具有政策效力。
监管政策具有现实可行性
无论货币主义者还是凯恩斯主义者，对于宏观调控应着眼于减少经济活动中的“亲周期效应”并无异议。但两者可供实施的有效政策工具并不多，无论是货币政策中的“三大法宝”，还是财政政策中的税收、转移支付等政策工具，都很难独自解决“亲周期效应”问题。
而此次金融危机前及危机过程中，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实施的包括动态资本补充机制、提高资本质量和资本充足率、提高拨备覆盖率、强化存贷比考核等一系列逆经济周期监管政策和措施，对于预防危机发生、稳定和提振市场信心、帮助经济复苏、防止经济大落大起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监管政策在危机中的出色表现得到了国内外各方面的普遍认可，也充分证明其作为政策工具应用于宏观调控的可操作性。
地方经济政策篇10
关键词:区域政策;政策重心;政策效应;政策完善
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重心转移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政府为了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为适应各发展阶段的具体社会经济形势，进行了三次大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调整。根据区域政策重心的不同，可以将我国的经济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
(一)以经济效率为重心的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为了促进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在总结建国以来区域发展经验教训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区域发展理论的基础上，突破了原有经济体制下生产力均衡布局思想的束缚，充分认识到由于区位条件、产业基础、投资效率等因素的差异，及资源因素的约束，认为全面均衡发展的状况不可能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实现，以及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区域发展不平衡存在的客观必然性;认为按照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观点，区域的发展也应该是有层次、分阶段逐步进行的;认为在现有资源前提下，就应该先行发展具有绝对优势、具有相对优势且具有较强带动作用的重点地区和重点部门，优先发展那些具有较强增长优势的地区，以取得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增长速度，通过这些地区的发展及其扩散效应，带动其他区域共同发展。
基于上述认识，我国在1978-1990年实施了以东部沿海地区为重点的非均衡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从“六五”计划开始，我国的区域政策重心开始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并以提高国家经济综合实力、追求经济整体增长效率为目标，全国形成了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主的对外开放格局，以及沿海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地的梯度开放布局，对东部开放地区形成了与区域布局相对应的投资倾斜政策，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政策和优惠扶持政策。
(二)注重效率兼顾公平的发展阶段
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战略取得了一定效果，但也促使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经济差距逐步扩大，梯度转移的区域发展战略受到了多方面的挑战。外部环境的变化及内陆地区与周边国家发展的贸易关系而产生的新的机遇，能源与原材料供应的不足迫切要求我国加快中西部的资源开发，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现象日益严重等问题，使得中央政府在考虑经济增长、提高效率的同时，不得不考虑到经济发展的公平问题。所以，1990-1999期间，在促进沿海地区在继续发挥其增长优势的同时，国家加快了对中西部的开发开放，形成了沿海、沿江、沿线的经济格局。中央政府希望通过这三大轴线的经济布局促进内地的经济发展，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以此为标志，区域政策的重心由东部沿海地区的带状式发展演变为“以东部带中部及西部”的轴线式发展模式。
(三)以注重公平为重心的发展阶段
经过20多年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增强，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差距并没有缩小，反而仍然在逐步拉大，解决东西部的差距已经成为中央政府制定区域政策的立足点，区域政策的重心必须放在区域之间的公平问题上。注重公平的发展阶段经历了西部大开发(1999-2003年)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2003年至今)两个时期。从“九五”开始，中央把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性任务来抓。1999年9月，中央正式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注重公平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正式启动。以此为标志，中国区域政策的重心实现了第三次转移。2003年10月，我国正式提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计划，2007年8月，我国又提出了建立东北经济增长极的规划，中央希望通过聚焦区域的发展，实现参与国际竞争与提高国际竞争力及降低区域差距。至此，我国最终形成了全方位的区域开发格局。
二、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效应状况
我国区域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目标主要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为实现这两个目标所执行的区域政策整体效应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就业效应和收入效应等方面，其中又以经济增长作为区域政策整体效应的主要评价指标。
从经济总量上看，我国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非均衡区域发展战略及相应的区域政策，应该说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占全国GDp的比重都在50%以上的水平，并基本上保持上升的态势，从1980年的51.13%逐步上升，到2006年达到60.00%。与全国经济增长的水平相比较，东部沿海地区基本上快于全国的速度，进而保证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8%左右的经济高增长速度，使得中国经济总量与整体实力逐步提高。与此相反的是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总量比重基本上出现下降的趋势，特别是中部地区，从1980年到2006年之间，下降了7个多百分点，西部地区也下降了1.8个百分点。
从改革开放到1999年之前中国区域政策的重心是经济增长或注重效率，非均衡区域发展政策在促进全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伴随着东、中、西部三大地带的差距不断拉大。1999年后，区域发展及区域政策重心转向西部，西部地区投资和经济加快增长，到2002年底，西部地区人均GDp已经达到了1978年的22倍，但是2001年和2003年间差距增长率的上下波动，再次说明在区域政策效应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也在影响区域差距。如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有效地促进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这对东部沿海地区来说，无疑是促进其经济增长的利好消息。但对中西部来说，可能会再一次拉大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不过，这种差距增长率再次拉大的经济现象符合萨拉—艾—马丁(Sala-i-martin，1996)的“条件收敛”模式，即在区域经济增长路径中，某些外生因素的突然变化很可能会暂时地影响增长趋势，但传统新古典经济学所考虑的因素却最终会把经济增长重新拉回到收敛的路径上来①。至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978年以来中国区域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没有明显地缩小区域差距，区域经济伴随区域政策的执行，其差距在继续拉大。
三、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政策效应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政策在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第一阶段取得了明显的效应，这时的政策由封闭转向相对开放，建设的重心由内地转向沿海，东部沿海地区在国家区域政策的支持下，凭借其良好的自然区位优势和经济社会基础，积极利用和发展外向型经济，吸引了大量生产要素流入，带动和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东部沿海区域的极化效应，在提高就业率和增加人均收入的同时，促进了工业化进程和产业升级，从而为整个区域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种区域政策极化效应的取得，主要归功于政策支持和区位优势两大因素。
首先，中央政府制定的对外开放政策作为外生变量，有效地增加了该区域的资源供给和来自海外的各种需求，极大地刺激了沿海极化区域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之前，与内地相比，沿海地区的自然资源比较匮乏，很多生产资料都要由内地供给，而当地的需求又不大，市场规模小，经济发展缓慢。在对外开放政策的支持下，大量海外资金、先进技术和外资企业进入东部极化区域，使得该地区的发展资源相对丰富，市场规模也明显扩大，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从而在微观层面上改变了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模式。
其次，在对外开放政策的支持下，沿海地区日趋优化的地理位置不断降低了国际贸易的运输成本，增加了该区域的比较优势，为该区域发展外向型经济提供了良好的自然基础。再加上该区域内原有的产业经济基础，使其能够很容易地接纳外来经济并与之融合，形成产业集聚和规模经济。不论是以纺织为代表的传统产业还是以电子信息与生物技术等高科技产业，产业聚集区域主要在东部沿海地区，这就为该区域极化效应的持续发挥，经济的持续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微观基础。
注重效率兼顾公平的第二阶段区域政策在于促进形成东中西三大区域发展关联互动机制，有效消除极化区域和非极化区域的经济差异，进而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但遗憾的是东南沿海外向型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处于本省或本地区内的封闭式循环，且由于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不能形成相对合理的产业分工与合作体系，两者间也就没有形成较好的扩散效应及产业关联效应，东部对中西部发展的带动力不强、辐射范围有限、作用效果不大。该阶段区域政策效应不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政府对区域发展特征和发展阶段认识不足，造成区域政策工具单调和创新不足。由于地理位置的差异，中西部和东部地区的区位差别明显，不仅仅表现为因远离海港而带来对外贸易运输成本的不断提高，还表现为经济不发达而带来人口规模小和市场分散，也表现为历史和传统所造成观念和制度上的差别。由于区域政策工具没有出现因地制宜的创新，仍然沿用东南沿海地区开发中所采用的资金投入和政策倾斜，虽然政府希望通过政策导向作用来吸引资本和企业进入中西部地区，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但是对于以追逐利润为天性的资本和企业来说，当中西部地区难以提供和东部沿海地区同样的机会，甚至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风险时，他们不会进入，更不可能在这些地区集聚，这样就很难在中西部地区形成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
第二，区域政策的实施没有形成区域互动发展机制，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关联性仍然很低，从而导致中西部地区难以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客观上虽然存在梯度转移理论，但是在经济实践中，如果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悬殊，梯度相差太大，或者还存在其他影响因素，那么实现产业转移就很困难。目前，东部沿海地区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无论是需求方面还是供给方面，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依赖性不是很大，仍然主要是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发展“以进带出”的经济增长模式，外贸依存度非常高。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较好的省份也只处于向工业化中期过渡之中，大部分的中西部地区省份还都处于工业化初期，市场需求小，人均收入低，区域间经济发展落差较大，产业转移的客观条件难以满足。同时，根据行政区域划分而形成的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划分没有形成真正的协调互动发展机制和相关的组织机构。虽然中央政府在进行宏观层面的区域发展调控，由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因而作为协调者的中央政府和执行者的地方政府之间必然会进行利益博弈，中央政府就难以做出连续一致的正确抉择，也难以及时准确地评价区域政策效应，从而导致在大的区域范围内难以形成有效分工、协作和共同接受产业转移。所以，区域间的产业转移不但缺乏客观层次的产业基础，也缺少主观层次的制度基础。
第三，区域政策的作用对象不明确，中西部地区短期内难以形成有效的增长极。中西部地区包括12个省市和自治区，幅员辽阔，自然地理和人文社会的差异也很大，不仅区域协调中存在困难，即使产业发展规划也有很大的差异性，因而区域政策无法集中到具体特定对象，执行特定政策，反而会由于目标区域过大而削弱政策工具的影响，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由于我国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有限，在如此大范围内执行区域政策，也会在财政转移支付和固定资产投资等区域发展资助过程中出现“瓶颈”现象。因此，如果不对中西部区域范围进行更详细的认识和划分，就无法在短期内出现并形成带动区域发展的“结点”，区域政策就没有明确具体的作用对象，区域经济增长极也就难以形成。
以注重公平为重心的区域政策演变，目的是为进一步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提高全民福利水平，解决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公平问题。但是，由于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和自然条件的限制，其经济增长模式正处于一种类似内尔森式的低水平均衡之中，即使整个西部地区有很强的“后发优势”和区域政策支持，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够打破这种低水平均衡和走出“贫困性循环”，进而赶上或者超越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因此，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政策效应并不十分明显，东西部之间的差距仍有继续扩大的趋势。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区域政策刚刚推出，其效应也不明确。但与广阔的中西部相比，东北地区不但地理位置集中，而且有着良好的经济区位优势;不但自然资源蕴藏丰富，而且工业基础和交通设施也相对比较完善，高品质的人力资源也相当丰富。只要按照市场规律进行认真思索和正确定位，再辅以国家区域政策的支持，东北地区会很快形成新的增长极，实现经济的再次腾飞。
从上述区域政策整体效应的分析可知，我国区域政策能够在整体上有效地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发展，同时也增强了中国经济的整体实力。但是，区域政策的制定要注意每个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及其自身规律，在按照市场规律促进发达地区产生“极化效应”、形成“扩散效应”的同时，要积极培育不发达区域自身的产业，从而更好地增强梯度转移效应，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
四、完善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我国区域政策整体效应的分析表明，中国区域政策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遇到了不少的问题。要有效缩小东中西部的经济发展差异，提高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实现我国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我国的区域政策。
(一)加深区划认识，突出区域特色
适应区域经济建设的需要，我国实行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的划分。但是即使是省份个数最少的中部，其地域范围之大也足以使任何区域政策难以奏效。普遍认同的观点是，我国目前的区域发展问题不仅仅表现为东中西部差异，还有每个地带内部的区域差异和城乡二元结构差异，我国区域经济问题呈现出内外双重差异的复杂性。因此，我国对区域经济地带应作进一步的细分。在行政区域、经济区域和自然地理区域的基础上，以融入世界经济为大方向，结合我国经济整体布局，明确地突出各区域的功能和区位优势，充分发挥其优势作用。特别是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由于西部地区幅员辽阔，经济发展没有形成合适的着力点，而大面积的“撒胡椒面”式投资更无法形成真正的“增长极”，必须在西部地区内进行更深层次的细分，确定出合理的增长点，带动形成增长极，实现由点到线、线到面、面到网的层次开发战略，充分促成西部地区的全面发展。
(二)全面系统地制定区域政策
由于“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于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终极影响”②，我国在进行区域政策制定时，不仅要考虑问题区域的振兴与发展，更要从全局出发，按照系统的观点考虑经济发展的空间布局衔接和技术及经济效益外溢。只有这样，产业间关联推动效应的可持续发挥才有强劲的动力，中部地区才能真正起到连接东西部经济发展的纽带作用，才可以走出“马太效应”的怪圈。不但可以使东部地区的外向型经济产业链内延到中部地区，而且也可以使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形成有效的经济互动，使区域经济走上共同协调发展之路，达到产业空间分布与地区经济发展相吻合、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相吻合、经济发展与产业政策相吻合，同时避免“中部塌陷”，西部“飞地型产业”及“飞地”或“孤岛”的出现，最大限度地实现各种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
(三)区域政策的制订应更市场化和地方化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区域政策的制订主要是为了效率和公平两个目标，无论是为了哪一个目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必然牵涉到既得利益和利益重新分配的问题。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区域企业的利益不可能在每个经济环节上都是一致的，甚至会在某些问题上出现冲突，难以实现梯度转移策略和资源的最优配置。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进行明确合理的权责划分，中央政府在增强宏观调控能力的同时，要逐步下放和转移中央的部分经济决策权，扩大地方政府的自主权，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和积极性。特别是在事关当地的区域政策制定和实施上，地方各级政府应根据本地区的自然环境、经济条件及资源优势，制定自己的区域发展战略和规划，选准适合本地区发展的增长极规模与类型，通过不同经济类型、不同经济等级和增长极系统优化升级的开发，增强该地区的扩散效应和区域间梯度转移的承接能力，由上级或中央政府统筹，实现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和繁荣。
(四)成立专业的国家区域政策管理和制定机构
应成立专业的国家区域政策管理和制定机构，由其管理相应的各种发展基金，明确区域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信息收集、反馈及权责问题。从英国、德国和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的区域发展实践来看，他们都设立了相应的区域政策管理和制定机构，而且是专业化的职能部门对区域政策规划与实施负责。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有许多部门涉及区域政策的制订和执行管理，但几乎无一部门具有立法意义上的区域政策与规划资源。这种机构缺位的存在使区域政策效果的评价难以进行，而且在法律意义上也缺失了执行区域政策的责任机构。因此，中央政府应该调整有关区域政策的管理机构和行政职能，成立负责区域发展管理的综合性权威机构，其基本职能包括负责具体区域划分，提出和审议各区域发展政策并对政策的执行结果负责，协调区域关系，特别是地方政府之间的区域发展利益协调、统一管理区域发展基金运作和组织研究各种重大区域问题等。
(五)区域政策的立法工作急待展开
如前所述，政策效应分析中提到的区域政策工具单一，只有资金投资和政策优惠两种，而这些政策工具的稳定性和透明度并不是很高，难以让公众和投资商所预见。所以，我国要保证区域政策的连续性和可预见性，要引进国外投资和建立市场机制，就必须建立和完善关于区域政策的立法工作。英国在制订区域政策的同时，先后颁布了《特别区域法》、《工业布局法》、《地方就业法》和《工业发展法》，日本则颁布了《新产业城市建设促进法》、《工业再配置促进法》和《特定产业集聚促进法》等，我国政府虽然已经开始这方面的工作，如正在制定的《西部开发法》，将把中央对西部大开发的目标、指导原则、重要的政策措施、政府的责任等内容进行阐述，但是与正式确定西部大开发的1999年相比，我国的立法时间还是滞后，我国政府应该抓紧区域政策的立法建设，为区域政策的制订和实施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平台，既能够保证区域政策的正常执行和评价，也可以减少交易成本支出，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注释:
①XavierSalaimartin.“theClassicalapproachtoConvergenceanalysis”[J].economicJournal，1996，106(7):1019-1036.
②佩鲁.增长极概念[J].经济学评丛，1988(9):46.
参考文献
[1]陆大道.中国区域发展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2]陈家海.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的转变[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3]黄速建，魏后凯.西部大开发与东中部地区发展[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4]陈栋生.跨世纪的中国区域发展[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9.
[5]王青云.国家区域政策研究[J].经济问题，1996(3):1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