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污染概述篇1
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目标，为我国在21世纪从海洋大国转变为海洋强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我国海洋开发的脚步逐渐加快，与此同时，因为人类经济活动给海洋环境带来严重污染的事件屡有发生，海洋环境形势日益严峻。因海洋环境污染引起的侵权责任案件也常有发生，民事领域的海洋环境污染侵权损害责任越来越受重视，而且有成为海洋环境污染损害主要救济途径的趋势，而从目前情况看，我国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法律制度还亟待完善。
一、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概述
环境污染责任的构成要件，是指环境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必须具备的条件。作为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一种，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与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构成要件类似，符合环境污染责任构成要件的要求。但目前，关于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我国理论界有不同观点。
有学者主张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要件表现在四个方面，即(1)损害事实;(2)损害行为的违法性;(3)损害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4)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这种观点忽视了环境污染侵权的特殊性;随着无过错原则的运用与发展，由于环境污染侵权具有其特有的属性，有学者提出了两要件说，即损害事实及损害事实与污染行为间存在因果关系是作为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此外，还有学者主张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为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损害事实及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即三要件说。从现实情况出发，笔者认为，“三要件”的观点较为妥当。海洋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责任应由以下三要件构成：污染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
二、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
实施了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是海洋环境侵权责任主体的必要条件之一。一切侵权法律关系都是以法律主体实施侵权行为为前提，否则责任主体也无从谈起。
该行为既可以是违法性污染损害行为，也可能是非违法性污染损害行为。根据《环境保护法》、《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及无过错责任原理，笔者认为作为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要件的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不必具有违法性。
(一)排除行为违法性
行为违法性，即行为人对应当履行的义务的违反，如违反了海洋环境保护法律规范等。对于“行为违法性”的问题，法律之间存在矛盾，理论界观点也并不完全不统一。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因此有学者以此为依据，认为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必须具有行为违法性，即行为对现行的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的违反。
从环境污染与侵害的特点与事实状态看，随着实践的发展，由于法律与标准固有的滞后性、特定时期的历史局限性及一定时期认知能力的有限性，某些符合标准的排污行为，与其他物质发生反应或者在特定条件的综合作用下，也可能引起海洋环境污染。对于这种“合法排污”、“达标排污”行为，如果依据行为违法性原理，那么环境污染侵权者则可以环境污染行为的合法性为理由，规避自己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从而导致因海洋环境污染受损害方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因此，行为的合法性不应成为免除侵权责任的绝对理由。
新《环境保护法》第六条第三款中明确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防止、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所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责任”。此规定没有规定关于违法性的要求。新《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四条还规定，“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与此相对应，《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此规定也明确表明，对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承担，不限于对违法性的要求。
综上所述，污染环境的侵权行为只要造成损害事实，无论致害人主观上是否有过错，行为是否违法，都应承担法律责任。由于环境污染侵权行为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以及全社会治理和改善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为确保权益受侵害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排除行为违法性将得到更广泛的适用。
(二)排除违法性的特殊情况
污染海洋环境行为的“排除违法性”是对《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的突破和发展。但是在海洋环境污染侵权中，如果不区分情况，将一个民事主体的合法行为一概而论的被认定为侵权，让行为者对损害承担民事责任是欠妥当的，会使得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生产、生活的行为人缺失安全感，也有违禁止事后法的原则。在承认“排除行为违法性”的前提下，如果行为者的行为符合所有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法律规定，虽然造成了损害后果，也应考虑行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保障合法行为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者的合法权益。
1.海洋环境污染的发生，行为符合海洋环境保护相关法律的规定却造成了污染的后果，应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对待，由行为人，环境影响评价单位、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责任单位承担各自的责任。
2.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如果危险是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紧急避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或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因此，对于因不可抗力或完全的意外因素等导致的海洋环境污染，应当由因合法行为造成海洋污染侵权损害者与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补偿基金或海洋环境保险给予受害人以救济。
三、损害事实
(一)损害事实概述
我国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关于损害事实的规定，但若从《侵权责任法》的立法初衷出发，损害事实可以是已经发生的，也可以是暂时未发生，将来才显现出来的事实，海洋环境污染侵权损害事实指的是因海洋环境污染导致的他人人身、财产和合法的环境权益受到损害的一种事实状态。损害事实是构成侵权行为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同时也是侵权责任发生的根据。即必须遵循“无损害，无责任”，让侵权人承担责任的前提就是必须具有损害事实。
(二)损害事实范围
海洋环境污染损害事实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损害，其具有特殊性、复杂性。其污染表现为广阔的受害空间范围、不确定的受害对象、民事权益广泛受害和损害后果十分严重等方面。海洋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即财产、人身、生态和其他损害。
1.人身损害，即损害到了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如致伤残、致死其他疾病等，同时包括对公民正常生活秩序的妨碍所造成的损害。海洋环境污染造成人身损害具有潜伏性，因为海洋环境污染对人身的损害大部分是通过食用海产品等间接造成的，不易及时被发现，而是逐渐显露。
2.财产损害，主要是财产本身的毁损，使其丧失价值和使用价值，包括直接和间接损失，如海水污染致使海洋渔业减产或绝产，海水污染致使被污染海域无法使用，创造新的价值，也属财产损害的范畴。
3.海洋生态损害。海洋生态损害，是指因为环境因素遭到污染破坏，导致环境质量下降进而引起的人们利用海洋和享有美丽、舒适海洋环境的利益遭到损害。《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三章突出了对海洋生态的保护，这体现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性。
四、因果关系
(一)因果关系概论
在民法的侵权责任关系中，因果关系是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违法行为引起损害事实，二者是引起与被引起的客观联系，即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但如前文所阐述的那样，因为海洋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责任并不是绝对的以行为的违法性作为构成要件，所以将其表述为污染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二)推定因果关系
现实情况中，环境污染侵权行为常常会出现“一因多果”或者“一果多因”的现象，相关法律对此缺乏明确、详尽的规定，现今的司法实践中，也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各自采取不同的因果关系推定方式。
严格因果关系作为传统民法中侵权责任构成的必要条件，指的是行为和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客观的、内在的联系。由于海洋环境污染的特殊性，某些海洋环境污染，若要求由求偿人承担严格的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有可能陷入论证困难，无法保障诉讼的效率，更难以维护使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无法及时的对环境污染行为进行制止。因此，笔者认为，在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中，应当采用推定因果关系。即在污染环境侵权责任中，只要证明行为人已经排放了可能危及海洋环境的物质，而在其排放后，排放物所及范围内，海洋环境遭到污染，致使人身或财产遭受到损害的，即可推断该危害的发生是由行为人排污行为所致。
在英美法中称推定因果关系为“事实本身说明问题”，即推定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只要符合以下三个条件即可：(1)行为与损害均已发生;(2)损害在行为所影响范围之内;(3)行为在先而损害在后，无该行为时即无此损害。
相比于《侵权责任法》，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已有明确规定的。在司法实践中，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在环境污染案件中也被广泛承认和适用，而今后的立法中还应对推定因果关系作出明确规定。
结语
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学者对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现行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解释，和拓展分析《民法通则》等法律的规定在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问题中确定构成要件及主体等问题的适用。对海洋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构成要件问题进行体系化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还需要为进一步从理论上设计出一套系统的、立足于国家全局和长远利益、符合中国法制环境的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法律规范，为国家宏观层面立法提供理论支持。
海洋污染概述篇2
关键词：综合污染指数;趋势;化学需氧量;无机氮;防治对策
作者简介：崔娜（1965―），女，满族，辽宁大连人，工程师，主要从事环境监测工作。
中图分类号：X7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1)10014603
お
1引言
金州湾是渤海在金州区西部的一个较大的海湾,也是金州城区工业污水及生活污水排放的最终归处。因此,分析其海水水质中污染物的含量及变化趋势,并对其原因加以分析,为今后对金州湾治理改造提供依据,具有重大意义。
2海域水质变化趋势分析
以金州湾海域水质2006~2010年间,每年3次,6个监测点位[1],24个监测项目[2],4300余个监测数据为基础和依据,采用综合污染指数和Spearman秩相关系数等方法[3],分析湾内水质污染变化趋势。详细分析了6个监测点位水质的化学需氧量、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和生化需氧量等项目的污染现状及变化趋势。
2.1海域监测点位设置概况
金州湾近岸海域水质监测点位地理位置如表1及图1。
2.2海域水质各监测点位功能区划分及执行标准
根据大连市1998年有关文件精神要求,金州湾海域设置的1、2、3号监测点位所在海域为3类功能区,执行国家《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中第三类标准;而4、5、6号监测点位所在海域为二类功能区,执行国家《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中第二类标准[4]。
图1金州湾近岸海域水质监测点位おお
2.3“十一五”期间金州湾水质分析
“十一五”期间金州湾近岸海域二、三类水质主要污染物监测结果年际变化趋势曲线,如图2至图5。
分析表明,近年来金州湾二类海域水质主要污染物为生化需氧量、活性磷酸盐、无机氮和化学需氧量;三类海域水质主要污染物为活性磷酸盐、生化需氧量、无机氮和化学需氧量。为了判断金州湾二、三类海水水质的污染程度,分析污染趋势,对2006~2010年金州湾水质中的上述4项污染物的监测数据,采用“中心趋势概括”和“分散度概括”法判断、Daniel趋势检验,“十一五”期间金州湾水质主要污染物年际变化趋势为:二类海域中的无机氮、生化需氧量和活性磷酸盐具有潜在的上升趋势,化学需氧量变化趋势不明显;三类海域中的生化需氧量有显著的上升趋势,活性磷酸盐和无机氮具有潜在的上升趋势。化学需氧量变化趋势不明显。“十一五”期间金州湾海域二、三类海水各项综合污染指数统计及综合污染指数年际变化趋势曲线,如表2及图5。
通过对“十一五”期间金州湾海域水质中4项主要污染物监测值的分析,经检验(w检验),其分布类型基本属于正态和对数正态分布。采用Spearman秩相关系数法检验,“十一五”期间金州湾海域海水综合污染指数年际变化趋势为:二类海域水质综合污染指数呈潜在的上升趋势;三类海域水质综合污染指数也呈潜在的上升趋势。说明“十一五”期间金州湾二、三类海域海水的水质污染程度均呈潜在的上升趋势。
3海域水质现状分析
2010年金州湾海域水质,采用综合污染指数法进行评价:1、2、3号点位所在的金州湾三类海域水质污染等级为轻污染。污染程度为3号＞2号＞1号。各水期污染程度为:丰水期＞平水期＞枯水期。4、5、6号点位所在的金州湾二类海域水质污染等级为轻污染。污染程度为6号＞5号＞4号。各水期污染程度为:平水期＞丰水期＞枯水期。
对金州湾海域第二类、第三类功能区水质监测的24项指标中,尽管有近20项指标符合相应功能区的国家《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但仍有个别项目超出国家相应标准。
4海域水质污染原因分析
(1)据调查,金州污水处理厂虽已建成,但处理能力达不到要求,金州城区内90%以上的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或经部分处理后,通过红旗河、北大河直接排入金州湾。2009年各排水区向金州湾排放的具体水量和水质情况如表3。
(2)西海垃圾处理场没有封闭,底层无防渗漏设施,海水长期冲刷造成污染物溶入海水中,影响近岸海水水质。
(3)陆源污染物随地表径流入海和海水养殖与海上捕捞作业及海洋湍流等因素对海水水质有一定的影响。
5海域生态环境综合分析
5.1开发不合理、近海资源退化
海洋资源包括滩涂、海域等可利用的渔业资源。目前,近海渔业发展受阻,由于过度捕捞,加之海岸线开发利用不合理,以及污水的大量排放,改变了海洋生物栖息环境和食物链的结构,破坏了浅海海底的生态平衡,资源量锐减,渔业资源严重衰退,影响了海上经济的发展。
5.2污染趋于严重,海水质量有所下降
据不完全统计,“十一五”期间大量超标排放的工业污水及城区的生活污水,都通过不同渠道进入金州湾,主要污染物为生化需氧量、活性磷酸盐、无机氮和化学需氧量等。还有农业生产过程性等污染,日趋严重,都严重污染了金州湾近岸海域环境,而且海域内养殖和滩涂养殖、海上渔船及海洋湍流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严重危害。海水的自净能力下降,海水质量也随之下降。
6海域生态环境主要防治对策
6.1加强海域环境综合治理规划和政策扶持力度
积极实施金州湾环境总体规划,对主要入海河流红旗河及北大河逐一制定流域环境污染治理规划,与陆地环境管理紧密配合,加强各部门合作,强化协同治理,共同解决好金州湾海洋环境和生态保护问题。
6.2加强海洋污染防治力度
逐步建立污染物排海控制制度，把陆源入海排污作为控制与治理重点。加大政府投资和社会资本运作力度,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厂,减少污染物排放总量。
6.3加强海上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
实施近岸海域功能分区管理，按照功能区规划要求,优化开发空间,促进金州湾开发利用规模、强度与渤海资源、环境承载力相适应。海洋渔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必须按功能区划进行,做到统一规划、合理开发,切实加强海岸带的管理,严格围垦造地建港、海岸水产加工、养殖工程的审批。加强海湾渔业水域等重要水资源的保护,严格渔业资源开发的环境保护监管,实施科学养殖,使人工水生生态系统和天然水生生态系统的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趋于平衡。
6.4加大宣传力度
严格法规和制度，控制金州湾海域环境污染。加强近海工业污染源的监督管理,严禁污染物超标排放,并不得增加新的排污口,减少污染物排海量;严格控制沿海水产品加工废水和港口、船只排油污染;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向海域倾倒垃圾污物。
7结语
通过对近5年来金州湾近岸海水的监测结果分析,目前就主要的各项污染指标来看,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控制,海水水质将有恶化的趋势。因此,要加快海上金州经济的发展,提高海水质量,严控各种污染物的排放,扩建并保证正常运行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1］
国家海洋局.GB17378-2007海洋监测规范［S］.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2008.
［2］国家海洋局.HY003.4-91海洋监测规范［S］.北京：海洋出版社出版,1990.69~281.
海洋污染概述篇3
一、关于海洋油污中长期损失赔偿的司法原则目前海事审判实践中，关于油污损害赔偿范围的争议主要集中于油污损害的中长期损失的请求是否应予以支持。早在广东湛江1997年“海成”轮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的审理过程中就出现分歧，一审采纳专家意见，认为中长期损失不属于《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规定的赔偿范围，驳回了原告对中长期损失的请求。二审认为，上述公约没有表明对中长期损失是否赔偿的态度，油污以及清除油污造成的二次污染破坏了海洋原先的生态环境，从而造成渔业资源种类、数量及组成的改变，导致渔业资源长期逐渐衰退，这种影响在海洋环境中可持续数年甚至十几年，即漏油影响渔业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的时间是较长的。该损失是持续的，属于《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所规定的灭失和损害。因此应按照恢复原状所需费用来折价赔偿，即赔偿的金额应大体相当于使受损水域恢复到原来的生态状况所需的费用，因此，该中长期损失应予赔偿。在以后的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中，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也继续对中长期损失的请求予以支持。
主张中长期损失不应列入油污损害赔偿范围的主要理由有：（1）中长期损失数额巨大，一般为资源损失，索赔的权利主体为国家。而近期损失及其他直接损失数额小，索赔主体多为单位或个人，这类损失的赔偿直接关系到有关单位和个人的生产与生活，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如果允许对中长期损失赔偿，数额巨大的中长期损失将与数额较小的近期损失一起平等参与油污责任限制基金的分配，结果众多的近期损失的索赔主体只能得到很少的补偿，从而导致事实上不公平；（2）中长期损失多是将来的预计损失，而不是现时的、客观的、已发生的损失；（3）特别是目前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中当事人或有关部门对中长期损失的调查预测方法、手段不科学，调查结果不准确，中长期损失索赔的事实依据不足。
笔者认为，在目前法律没有作限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原则上中长期损失作为油污损失的一种形态，法院应当判决责任人予以赔偿。理由是：（1）完全赔偿是民事赔偿的基本原则，《民法通则》、《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我国加入的《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均没有特别限制污染造成中长期损失的赔偿。我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只是规定，污染责任人“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将“油污损害赔偿”限定为“由于船舶逸出或排放油类后，在运油船舶本身以外因污染而产生的灭失或损害，并包括预防措施的费用以及由于采取预防措施而造成的进一步灭失或损害。”该定义并没有排除中长期损失赔偿之意，中长期损失与近期损失相比，不能说是直接与间接之分，而是损失表现的时间长短。（2）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列举的承担民事责任的十种形式中，适用于环境污染的有五种，即：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这里不论及其他责任形式，只谈恢复原状。恢复原状是指将损害的财产或权利基本上回复到被侵害前的状态。环境被污染后恢复原状是必要的，是可能的，符合民事责任制度的宗旨。由于环境污染具有潜在性与渐进性，有的污染损害短时间内不可能立即发现，或不能短时间内立即恢复，一般来讲，油污污染的中长期损害是客观存在的，污染责任人有义务将受污染的环境恢复到污染前的状态，包括补偿并消除中长期损害。如果法院判令污染责任人恢复受污染环境的原状（主要是治理中长期损害），一方面，如果责任人不具体履行恢复原状的义务，法院难以具体强制责任人履行，但法院可责令责任人支付治理费用，补偿损失；另一方面，责任人往往不愿旷日持久地治理受污环境的中长期损害，受害人又多倾向于直接索赔经济损失。我国的环境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中没有规定恢复原状这一责任形式。因此，从恢复环境的角度出发，只要中长期损失存在，责任人就应当赔偿中长期损失。（3）至于说如果将中长期损失纳入索赔范围，则众多的近期损失索赔主体将只能得到很少的补偿，由此推断出中长期损失不应列入索赔范围的结论，这似乎既不符合法律，又不符合逻辑。无论是中长期损失，还是近期损失，无论是数额大的损失，还是数额小的损失，作为损失存在的形态，均应当得到赔偿。我们不能为了使某些损失得到更多的受偿，而去限制或甚至否定其他可能更大损失的索赔，否则我们将陷于一种离奇的心理状态，同样是损失，“相煎何太急”？在现代法制“由契约到身份”的运动中，为了对某些群体或权利予以特别保护以达到社会的实质正义，法律可以规定某些权利优先受偿，或限制对方权利，少有以剥夺同类权利予以平衡的现象。从政策导向上考虑，如果需要对众多的小额近期损失索赔给予特别保护，在立法上或司法解释中可以对中长期损失的索赔在数额上作适当的限制，而一概否定是不合适的。但目前没有出台限制性规定前，在审判实务中，对中长期损失的索赔应予以支持。（4）中长期损失多是将来的预期损失，而不是现时的、已发生的损失，这也不能成为不支持中长期损失索赔的理由。如果索赔的损失是可合理预见必将发生的损害，也应当属于损害赔偿的范围。这在法律与司法实践中有众多的实例，如对伤残者日后定期更换假肢的赔偿等，未必要待必将发生的损失实际发生后才能给予赔偿。作为国际上建设性的意见，1994年《国际海事委员会油污损害指南》第十一条规定：“环境损害的赔偿（除利润损失外），应限于已实际或行将采取恢复原状的合理措施的费用。在对根据理论模式计算出来的损害作出抽象定量的基础上所提出的索赔，不予赔偿。”（5）中长期损失的调查报告不准确属于事实问题、个案问题，不应上升成为法律上一概不支持中长期损失请求的理由。基于调查报告不准确与基于法律上的否定态度而驳回中长期损失的请求，分属于事实依据不足与没有法律依据两类不同性质的原因，不能混淆。当然我们可以综合环保部门的各种意见探讨调查、预测中长期损失的科学方法，从而正确确定调查报告的采信标准。
综上，笔者认为，在目前法律没有明确限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在审判实务中，支持中长期损失的请求从我国现行法律的文意及内在的逻辑看是顺理成章的，而不支持中长期损失的请求却显得理据不足。理论上不赞成支持中长期损失的立场在没有被法律或司法解释吸纳前，支持中长期损失请求的司法立场应继续坚持。至于中长期损失的调查报告不准确问题，当务之急是研究预测中长期损失的科学方法，确定中长期损失的采信标准。
二、关于船东强化反证油污中长期
损失的建议在油污事故发生后，海事局作为海上交通安全主管部门首先赴现场进行船舶溢油事故调查，勘查油污事故现场，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组织清污，出具海事调查报告，分析事故原因。而海洋与渔业局作为渔业资源的主管部门，委托或者指派海洋与渔业资源环境检测中心（以下简称监测中心）赴油污现场对渔业资源损失进行调查取证。而事后这两个部门对油污损害程度描述时常存在较大差异。海事局称：由于积极组织清污，油污得到了控制，污染不大。而海洋与渔业局称：经检测，污染面积大，渔业资源受到严重破坏。前者的工作人员指责后者夸大了损失；后者的工作人员指责前者夸大清污效果，孰是孰非，莫衷一是，这也给油污损害赔偿纠纷的各方当事人埋下了一个争议的伏笔。
监测中心一般对渔业资源损失进行如下调查：1、污染源调查；2、地理环境调查（污染区域及面积）；3、海况调查；4、水质监测，在调查海域设置若干采样站，根据国家《海洋监测规范》、《渔业水质标准》采集海水样品，测定海水石油类浓度，确定海水石油浓度超标（《渔业水质标准》的限定值）区域面积（如超标10倍、20倍以上水域面积）；5、渔业资源损失调查，在调查海域设置若干调查站，用监测船现场拖网调查游泳生物资源，对比近年来该区域渔业资源监测数据，分析调查水域渔业资源的变化情况，计算污染水域平均每小时渔获率下降幅度，考虑游泳生物的回避效应，估算溢油事故造成游泳生物资源的损失率；经统一计量单位计算得出污染前的游泳生物资源的密度；以受污染面积x游泳生物资源损失率x污染前游泳生物密度，得出游泳生物损失量。以当地水产品的平均价格x 游泳生物损失量，得出游泳生物直接经济损失。目前一般采用专家评估法计算渔业资源损失，根据农业部《水域污染事故渔业损失计算方法规定》，天然渔业资源（中长期渔业资源损失）经济损失额的计算，不应低于直接经济损失中水产品损失额的3倍。据此，监测中心一般以预计污染水域渔业资源恢复原正常水平至少需3年以上时间，并按照农业部的上述规定，以直接经济损失的3倍计算得出污染水域天然渔业资源经济中长期损失的数额。
海洋与渔业局代表国家向肇事船东提起渔业资源损失的索赔，首先委托监测中心调查取证，掌握了大量的一手资料（直接证据），并按照农业部《水域污染事故渔业损失计算方法规定》中的计算办法计算出渔业资源损失，作出渔业资源损失的监测报告。而船东一般只是在诉讼中对监测报告提出种种异议，特别是对于监测中心按照农业部的上述规定以直接经济损失的3倍计算污染水域天然渔业资源中长期经济损失的数额，船东一直持有异议和疑虑，但并不能提出有力的反证，在举证上处于消极、被动、防御的状态。而根据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如果海洋与渔业局提供监测中心的监测报告，该监测中心具有鉴定资质，其监测方法又符合法规的规定，由此作出的鉴定结论应具备证据效力。而船东仅对鉴定结论提出异议，却不能提供相应的反证予以支持，就不能鉴定结论。监测报告中关于渔业资源损失的鉴定结论就应作为确定渔业资源中长期损失的依据。
船东收集证据上迟缓与消极，导致其在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往往叫苦连天，甚至怀疑法院裁判的公正性，却不怀疑自己的举证能力。油污损害赔偿的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信息不对称，举证能力失衡，法院依法裁判固然符合法律公平，但可能存在事实上的不公平，留下不和谐的社会隐患。为此，笔者建议：船东方面应建立健全油污事故调查预案，提高反应能力，在油污事故发生后，应立即组织清污，回收污油，减少入海油量，并委托鉴定机构计算实际回收的纯油量，核实船舶当航次开始时的载油量、航次中的油耗、船舶发生溢油事故经封舱堵漏之后的剩余油量，从而准确计算实际入海油量，作为日后诉讼的一个有力反证。同时，应注意委托有资质的机构，最好申请法院证据保全，由法院委托有资质的监测机构，监测污染水域面积、污染水质、渔业资源损失率，并对污染水域的水质及渔业资源恢复状况跟踪监测1－3年。法院可考虑先中止审理该类案件，待跟踪监测完毕后，结合各方的监测数据，认定渔业资源直接损失及中长期损失。如果跟踪监测表明渔业资源短期内已恢复到原来的状况，或损失幅度不大，则天然渔业资源中长期损失的计算就应相应调整。只有通过跟踪监测，农业部规定的上述计算方法才能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验证，切实消除船东的疑虑。
目前几乎没有船东能采取上述措施积极收集反证，而面对数千万元甚至更高的渔业资源损失索赔，抱怨多而作为少。因此，船东举证监测中心关于渔业资源损失鉴定的案例很少。船东只有在船舶发生溢油事故后迅速反应，及时全面收集证据，积极准备反证，由“防御”转为“反攻”，才能改变其在举证上的弱势地位。只有赔偿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均充分举证和对抗，法院居中认定的事实才能接近客观事实，实现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三、关于研究制定油污损害赔偿范围与标准的设想。
海洋油污具有社会性、利益性、复杂性、间接性、长期性等特点，可能造成一系列的损害，包括：清污费用、采取预防措施的费用、调查费用等油污应急防治费用；渔船、渔具等海上及沿岸设施受污染的清洗修复更新费用；海水水产养殖损失；渔民因不能正常捕鱼而遭受的渔业捕捞损失；海滨旅游、饮食服务业营业损失；其他用海的工业生产损失；渔业资源的短期、中长期损失；其他生态损失。生态环境具有很强的公共物品的特性，生态环境的所有权代表是国家，但国家并没有对生态环境进行资产化管理。生态环境的价值是一种生态服务，而生态服务的价值难以货币化，且绝大多数生态服务的价值并未进入市场，而是免费提供的。生态的功能是综合的，生态无价，渔业资源中长期损失也难以准确量化。但是，任何难以量化，乃至无价的权益进入民事赔偿领域，最终须依据一定的标准予以量化定价。对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货币化确定是认定损害赔偿数额的关键，其困难重重，我们又不能回避，必须着力解决，出路就在于制度创新和各部门协力。
由于油污损害赔偿除小部分物质损害外，大部分属纯经济损失。纯经济损失赔偿无论在世界各国的法律规定中，还是我国国内法中，均是一个正在历经变革的难题，共识与分歧并存。我们进行制度创新解决这一难题（重点是针对渔业资源中长期损失等纯经济损失范围与数额的认定），需要在正确解释法律一般条款和补充法律漏洞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法分析和类型化研究，寻求一种顺应时代要求和满足社会现实的合理方案。
（一）对法律一般条款的解释法律的一般条款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以高度的抽象涵盖各种法律问题。对于新出现的法律问题，缺乏明确具体的可操作性规范时，只能借助于对一般条款的解释。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关于一般侵权的规定使用了“财产”一词，第一百二十四条关于环境污染侵权无过错责任的规定使用了“损害”一
词；我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险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和个人赔偿损失。”《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九十条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并赔偿损失；……”。上述法条使用的“财产”、“损害”、“损失”等宽泛的概念，从字面上看应当包括油污中长期损失等纯经济损失；从社会经济的发展看，也应当作这种解释（见下述比较法分析和类型化研究），只是《环境保护法》使用了“直接”一词，从损失发生的因果关系上对损害赔偿的范围进行了限定.直接性至多只能作为控制污染损害赔偿范围的标准，而不是一概否定纯经济损失赔偿的理由。
我国加入的《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第1条第6项对“污染损害”下定义为：是指由于船舶溢出或排放油类（不论这种溢出或排放发生在何处），在运油船本身以外因污染而产生的灭失或损害，并包括采取预防措施的费用以及由于采取预防措施而造成的进一步灭失或损害。我们首先应明确，该定义条款是对公约所调整的“污染损害”的限定，而不是对油污责任人损害赔偿责任的限定。如果油污受害人遭受了除公约定义的“污染损害”外，还遭受了其他污染损失，受害人仍有可能依据其他法律向责任人索赔，公约的定义并无排除其他损失索赔的功能。而且公约在定义中同样使用了“灭失”、“损害”一般性术语。对这些语义的解释，仍应由法官依据国内法的一般观念进行解释。按照上述分析，公约定义的“污染损害”也是一个宽泛的术语，应解释其包括渔业中长期损失等纯经济损失。至于英国等其他国家以及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组织不支持油污中长期损失的做法，其中肯定有法律与事实上的种种原因，我们在没有查明原因前，不能仅参照其处理结果而盲目跟风，国外的一些实践至多仅作为我们解释公约的参考，不含有我们必然采纳的逻辑。
（二）比较法分析油污损害同电缆毁损、航道阻塞船舶受困案件、不实陈述、产品责任、第三人侵害债权、侵犯知识产权等案例类型一样均是纯经济损失的典型案例。纯经济损失索赔的法律保护是侵权行为法上最困难的课题，在损失范围上具有不确定性，而且还有各种利益衡量。随着世界经济交往的频繁和众多国家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纯经济损失纠纷将经常大量发生，各国在兼顾自己法律传统的同时，努力在法律理念和法律技术上演进，试图妥善处理好日益增多的纯经济损失纠纷，以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在对各国法律进行比较分析时，还在整个纯经济损失的范畴中进行案例类型比较，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各国规范纯经济损失赔偿的立场和方法，我们也许能从中找到我国解决海洋油污损害赔偿纠纷的因应之道。
纯经济损失是被害人所直接遭受的经济上的不利益或金钱上的损失，它并非是因被害人的人身或有形财产遭受损害而间接引起的，或者说，它并非是被害人所享有的人身权或物权遭到侵犯而间接引起的。纯经济损失是英美法上的常见概念，英国早期判例确立了原告索赔因第三人财产受损而遭受的纯经济损失不予支持的排除性规则；但英国法官lordatkin在1932年发生的donoghuev.stevenson一案中提出了著名的“邻人原则”，允许原告向违反注意义务的人提出纯经济损失索赔，弱化了排除性规则的适用；以后随着纯经济损失案例增多，英国法官在处理上存在反复和不确定性，总体上仍然采取消极限制的态度。美国也存在因过失引起的纯经济损失不能获得赔偿的排除性规则，但又表现出开明的态度，倾向采用“邻人原则”，由此衍生出许多因过失引起的纯经济损失索赔的案例，并在立法上开始对某类纯经济损失赔偿进行规定，如1990年8月颁布了有关在可航水域或邻近海岸倾倒油污的责任的联邦法规，规定责任人要负责赔偿清污费用和其他一切损失，尤其是，利润损失或因不动产、动产、或自然资源的损害、破坏或丧失而造成的谋生能力的削弱均可获得赔偿。在该油污责任下，受污染海域邻近的旅馆、餐厅所受纯经济损失等都可获得赔偿。该油污责任有最高限额，根据溢油船舶吨位最高可达一千万美元，联邦基金也可提供部分额外补偿。
法国法使用了宽泛的损害概念，即使因过失所引起的纯经济损失亦可得到赔偿，但受到“直接性”标准的限制。德国法院通过解释《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一款关于一般侵权行为规定的“其他权利”，将纯经济损失纳入“其它权利”的范围予以保护，但同样通过法律技术进行合理控制。德国水法第二十二条允许赔偿纯经济损失，如清理油污的费用，但原告限于直接受到油污影响的人，如海滩附近的旅馆的店主。间接受到损害的人，如游客、远离海滩的旅店主、市政府等则不能获得赔偿.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两大法系的主要国家均倾向在合理控制的条件下保护纯经济损失，美国和德国还专门通过成文法保护包括纯经济损失在内的各类油污损害。我国应顺应这一趋势，适当保护油污损害在内的各类纯经济损失，原则上应支持渔业资源中长期损失及其他纯经济损失的索赔，但以“直接性”标准合理控制当事人的赔偿范围和数额.（三）类型化研究—制定赔偿范围和标准不同类型的案件所发生的背景不同，所引起的利益衡量和政策考量因素也不同。将大量发生的相类似的判例进行分类归纳，找出处理该类型案件的一般方法，有助于提高法律适用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已陆续出台了关于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期货交易、人身伤亡、船舶碰撞等各类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有效地指导各级法院公正高效审理各类型案件。从总体上看，根据我国立法宜粗不宜细的传统，对于经研究可归类的损害赔偿类型，无论在现在《民法通则》下，还是在将来的“民法典”下，有关赔偿的规定基本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为民法中统摄所有侵权行为的一般条款（如《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二层次为某类侵权的特别规定（如《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关于环境污染无过错责任原则的特别规定以及《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我国加入的《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的特别法规定）；第三层次为关于贯彻上述法律的原则性规定的实施细则，一般为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司法解释将详细规定计算损害赔偿的具体标准、参考因素、计算方法等。
我们对油污损害赔偿作类型化研究，较理想的结果是出台一部关于油污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该部司法解释将与最高法院已作出的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期货、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船舶碰撞等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并驾齐驱，共同丰富我国损害赔偿的法律体系。这些已颁布的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制定的理念、法律技术、经验，是值得我们对海洋油污损害赔偿通过作类型化研究，而进一步制定司法解释所借鉴的。以人身损害赔偿为例。常言人身无价，但进入民事赔偿领域必须量化。最高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了人身损害赔偿的范围和计算标准，其成功至少离不开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正确认识人身的价值以及体现或实现人身价值的主要因素，最终确立了对人的伤、残、死可量化的赔偿标准，如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
海洋污染概述篇4
关键词：辽宁；直排口；现状；对策
1概述
辽宁省海岸带东起鸭绿江，西至山海关老龙头，海域面积2.1万平方公里，近海水域面积6.8万平方公里[1]。近年来，随着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在促进全省经济加快发展同时，也给海洋环境带来一定影响[2]，尤其是对近岸海域的影响。近岸海域环境的污染主要是由陆源入海排污引起的[3]，目前各沿海城市大大小小的排污口正是海洋污染的主要来源。本文以辽宁省主要入海直排口为研究对象，统计分析各排污口污染物入海情况，对入海排污口水质进行评价，并对存在问题提出建议。
2研究对象及评价方法
研究对象为辽宁省主要的入海直排口，包括工业直排口、综合直排口和市政直排口，每季度监测一次，监测指标包括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氮和总磷等。采用单因子评价法评价入海直排口中各污染因子，根据结果进行超标率评价，通过加权计算的方式，实现将不同来源、不同污染物对环境的影响进行比较，从而确定环境监控的重点目标。
3结果与讨论
3.1超标率评价
辽宁省主要入海直排口出现超标的污染物有化学需氧量、总磷、总氮、氨氮、生化需氧量等，其超标频次比率为20%、19.7%、19.2%、17.7%、16.9%（图1）。由此可见，辽宁直排海排污口面临着富营养化指标超标的问题。
3.2入海量分析
直排口入海污染物中工i排污口占污水排放总量的41.8%，其次是综合排放口为38.5%，而污染物中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悬浮物、石油类、氨氮和总磷均是生活排放口占污水排放总量的最大比例，总氮主要来自于综合排放口（图2）。
3.3主要污染物及污染源
采用等标污染负荷法分析辽宁省直排入海主要污染物为氨氮、总磷和化学需氧量，主要污染源为分布在大连湾的市政排污口D13、D36、D43、D51，主要是因为部分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海造成的。
4对策
针对辽宁省主要入海直排口污染现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是对超标的污染物和污染源应加大监测频次；二是加大对重点直排源的环境监察力度，超标排放污染物的企业进行严厉处罚；三是对重点污染源安装在线监控设备，实现实时监控；四是对近岸海域直排口进行拉网式清查，打好基础对上游企业严格监管；五是制定和完善流域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和规划，降低直排海污染源污染排放强度。
参考文献
[1]严登华，何岩，王浩，等.辽宁近岸海域水质演化及对近海陆域生态水文格局的响应[J].海洋通报，2004，23（3）：54-60.
[2]王修林，.渤海主要化学污染物海洋环境容量[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45-47.
海洋污染概述篇5
？眼关键词？演海域污染；渔业经济；eKC；面板数据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7.31；F32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17）04-0090-08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世界各国都开始加大对海洋的投入，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经济利益增加的同时也带来了海域水质污染、海洋生态环境失衡等问题，并随着海洋开发利用的不断深入，海域生态环境恶化的程度更加严峻。作为名副其实的海洋大国，我国四大海域重度污染和严重污染海域面积近年来不断上升，近岸海域水质未达到清洁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所占比重偏高，海水中无机氮、活性磷酸盐、重金属和石油类等影响渔业水质的污染物含量严重超标。据《2014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统计结果显示，我国近岸海域2014年未达到一类水质标准的海域面积为14.9万平方公里，比2013年增加约0.5万平方公里。其中主要污染物无机氮在全国海域点位超标率为31.2%，超过二类水质标准限值10.5倍，活性磷酸盐含量超标率为14.6%，超过二类水质标准限值3倍。与之对应，日本海域水质清洁度远超中国，2013年日本河流近半水质达标，湖沼海域水质达标率更是高达90%。我国海域水质环境恶化直接对海洋渔业产生严重负面影响，阻碍了渔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国作为世界第一渔业大国，渔业经济不仅是中国现代农业发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国家海洋战略重点实施对象之一。研究海域水质污染与渔业经济发展问题，对综合治理海域污染，积极改善近岸海域环境，实现海洋渔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文i综述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KuznetsCurve，简称eKC）是描述环境污染程度与人均收入变化关系的几何曲线，[1]通过模拟人均收入与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动态演变，解释经济发展对环境污染程度的影响。[2]已有文献从多个角度对eKC和海洋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展开研究，包群等[3]对我国经济增长与6类环境污染指标之间的eKC曲线关系进行了检验；刘耀林等[4]从渔业生态环境保护角度对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进行分析；杨卫[5]概述了在海洋渔场环境恶化、海洋渔业资源减少的大背景下日本实施海洋渔业资源增殖的具体措施及对我国的启示；张继平等[6]通过对中日海洋环境陆源污染治理的政策执行进行比较分析，得出日本的政策执行体系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付雁华[7]以日本海洋环境监测调查结果为依据，对日本周边海域海洋污染现状进行考察，并分析了日本海洋污染的防治对策。尽管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应用广泛，但已有文献主要分析典型的环境污染物或能源消耗等与人均GDp的关系，研究海水水质污染与渔业经济增长间关系并借鉴发展良好的他国经验的文献较少。基于此，文章通过分别研究我国不同污染程度海域面积与渔业经济产值间动态关系、不同海域水质污染程度与渔民人均收入间动态关系，模拟eKC曲线的形状并确定转折点位置，对比海洋经济较为发达的日本的发展模式，分析我国黄渤海海域、东海海域与南海海域的水质污染状况和渔业经济发展状况，总结日本海洋渔业经济发展与海洋保护措施对我国的借鉴意义，为实现海域环境与渔业经济可持续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二、模型方法与数据来源
1.模型设定
eKC曲线有多种函数表达形式，参考已有文献，借鉴文（2015）[8]的方法，选用对数线性三次方程来描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具体的函数表达式如下：
ln（wit）=αi+β1ln（Yit）+β2ln2（Yit）+β3ln3（Yit）+
β4ln（Zit）+εit（1）
其中wit代表i地区在t年的海域污染指标，Yit代表i地区第t年的渔业经济指标，αi代表截面效应，Zit代表影响海域水质的其他控制变量，εit为扰动项，αi、β1、β2、β3、β4为待估参数。模型（1）中，当解释变量系数（β1、β2、β3）取值不同时，海域污染和渔业经济之间的关系曲线会呈现出不同的形状：①如果β1>0，β20，则为三次曲线关系或者说呈“n”型曲线关系；②如果β10且β30，β2
2.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文章从3个层面分别分析海域水质污染与渔业经济之间的关系：首先，从总量上整体估计全海域水质污染面积与渔业经济总产值之间的关系，选用的经济指标是沿海地区渔业经济总产值，环境指标是严重污染海域面积，数据区间是2003～2014年。其次，重点分析沿海11省近岸海域水质污染状况与渔业经济增长的eKC曲线关系，使用沿海各省四类和劣四类水质海域所占比重（严重污染海域比重）作为海洋环境污染的代表指标，以沿海各省渔民人均收入作为经济指标，数据区间为2001～2014年。最后，考虑到海洋环境污染物主要来自陆源排放，特别是沿海11省直排入海的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以其中主要污染物（无机氮、活性磷酸盐、石油类、重金属等）的超标率与渔民人均收入分别作为污染指标和经济指标，具体分析海域水质主要污染物超标率与渔民人均收入的eKC曲线关系，选用数据区间为2001～2014年。
文章重点研究水质污染与渔业经济的关系，选择海水养殖面积为控制变量以消除海水养殖规模对渔业经济的影响，同时借鉴熊德平（2014）[9]的方法，选用人均渔船总动力作为控制变量，以控制渔业机械化程度对渔业产出的影响。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2002～201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中国渔业统计年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中国近岸海域环境质量公报》。
三、模型检验与估计
为了分别分析不同海域水质污染与沿海各省渔民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借鉴王光升（2013）[10]的方法，首先将沿海11省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将沿海11省渔业经济产值之和作为经济指标数据；其次将天津、河北、辽宁、山东和江苏5省渔业产值之和作为渤黄海地区的经济数据，将上海、浙江和福建3省渔业产值之和作为东海地区的经济数据，将广东、广西和海南3省渔业产值之和作为南海地区的经济数据。
1.单位根检验
为防止数据的大幅波动或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而给实证检验带来不利影响，首先对所有变量进行对数标准化处理，记严重污染海域比重、渔民人均收入及其平方项、立方项、海水养殖面积和人均渔船总动力为lnp、lni、ln2i、ln3i、lna和lnr，再进行单位根检验。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的方法分为相同根情形和不同根情形两大类（高铁梅等，2009），相同根（即同质单根）情形下的检验方法包括LLC（Levin-Lin-Chu）检验、Hadri检验和Breitung检验；不同根（即异质单根）情形下的检验方法包括ipS检验、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等。[11]本文借鉴张兵兵（2016）的方法，选用同质单位根检验中常用的LLC检验和异质单位根检验中的Fisher-aDF检验方法对各指标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12]检验结果（见表1）表明：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下，所有变量的一阶差分均平稳，即可以认为：能够通过面板单位根检验，即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2.数据协整检验
为了进一步检验变量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通过了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即同阶单整后，需要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pedroni（1999）提出了基于engleandGranger二步法的面板数据协整检验方法（高F梅等，2009）[11]，该方法的零假设为在动态多元面板回归中没有协整关系，以协整方程的回归残差为基础，通过构造panelvStatistic、panelrho-Statistic、panelpp-Statistic、panelaDF-Statistic、GrouprhoStatistic、Grouppp-Statistic、GroupaDF-Statistic7个统计量来检验面板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13]本文借鉴pe-droni的检验方法，[14]检验结果（见表2）表明：所有变量的Grouppp、panelrho、panelpp统计量均在95%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可以认为变量通过面板数据协整检验，即我国近岸海域水质污染与渔民人均收入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3.模型设定检验
面板数据同时包含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信息，其参数估计的有效性较大程度上依赖于模型的设定形式，因此需要通过检验来确定模型的设定形式，即根据F-test判断选用混合模型或者变截距模型，同时根据Hausman检验确定选用固定效应模型或者随机效应模[15]。两类检验统计量构造如下：
F-test统计量：
F=■～F[（n-1）k，n（t-k-1）]（2）
其中S1、S2分别为变截距模型和混合模型的残差平方和，n、t分别为截面数和时期数，k为解释变量个数。在给定置信度下，如果F值小于相应的临界值，则接受原假设建立混合回归模型，反之则选择变截距模型。[11]
Hausman检验：
H=（b-■）'[Var（b-■）]-1（b-β）（3）
其中，b、β分别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中回归系数的估计结果，Var（b-■）为两估计结果之差的协方差矩阵。Hausman检验的原假设为建立随机效应模型，统计量H服从自由度为k的χ2分布，其中k为回归方程的解释变量个数，在给定置信度下，如果统计值小于临界值，则接受原假设，反之则建立固定效应模型。[11]
运用eviews6.0软件，对我国全海域、黄渤海海域、东海海域以及南海海域的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见表3）表明：由于F检验与Hausman检验均拒绝原假设，并考虑到沿海11省的渔业经济发展状况差距较大，区域特征较为明显，因此选用变截距固定效应模型。
四、各海域eKC曲线结果分析
1.总值eKC曲线趋势分析
总值eKC曲线模型研究的是严重污染海域面积与沿海地区渔业经济总产值之间的关系，其总体变化趋势如图1。由海域污染面积与沿海地区渔业经济总产值关系曲线可知，二者关系在起伏中大致呈现“n”型，在2004年沿海11省的渔业经济总产值为5421.65万元后海域污染面积开始减少，海域污染状况有所减轻，但2008年渔业经济总产值达到8114.82万元后严重污染海域面积逐渐扩大，且上升趋势较为明显（虽然在2011年渔业经济总产值为11747.54万元时，严重污染海域面积略有减少，但幅度较小并在之后又呈上升趋势），这说明海域污染范围在不断扩大。主要原因有沿岸化工园区、农业污染和生活污染等陆源排污以及海岸工程与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等造成的海域污染，大量含有化学元素的废水未经处理或处理不当而直排入海，导致赤潮灾害多发；近年来，船只泄露事件频发，大量柴油等污染物进入海洋，严重影响了海水的自净能力，使得海水质量进一步下降，直接威胁到依赖大海生存的海洋渔业的生存环境安全。另外，现有海域污染管理措施效果甚微，应该予以重视，可将沿海地区作为一个整体，以全局的观点统筹规划，制定统一海洋环境污染治理政策。
2.渔业经济相关eKC曲线实证检验
渔业经济相关eKC曲线模型研究严重污染海域比例与渔民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根据表3的估计结果，确定了变截距固定效应的回归模型，图2～图5为各海域严重污染海域比重与渔民人均收入关系图，由此模型估计结果及关系图可得以下结论。
第一，全海域的严重污染水质比重与渔民人均收入之间的曲线关系整体大致呈现“U”型，全海域污染状况在渔民人均收入达到9513.45元前不断改善，之后开始恶化，其中可能的原因是海洋排污监管松懈，随着海洋渔业规模的扩大和渔业经济的增加，治理和控制污染的投资并未随之增加或增加力度不够。
第二，渤黄海地区和东海地区海域严重污染海域比重与渔民人均收入曲线关系大致呈“U”型，并分别在渔民人均收入达到9843.2元和10465.67元后污染状况加剧。值得注意的是，东海海域无论是改善还是恶化阶段，污染程度均处于较高水平，为全国四大海域水质最差地区，特别是上海地区近岸海域严重污染水质比例长期居高不下，多年出现四类和劣四类水质比例为100%，其余年份该比例也均在70%以上，是东海海域水质污染状况加剧的主要原因。
第三，南海海域严重污染水质比重与渔民人均收入大致呈现倒“n”型关系，严重污染水质比例虽然在渔民人均收入达到8011.67元后有所上升，但上升幅度较小，在渔民人均收入达到11484.11元后呈现出再次下降并逐渐稳定的趋势，其中海南省近岸海域水质较优，污染状况改善良好，近几年四类和劣四类水质比例为零，广西省该比例也在较低水平趋于平稳。
3.主要超标污染物eKC曲线回归分析
运用上述模型对影响海洋渔业水质的主要污染物（无机氮、活性磷酸盐、石油类和重金属等）的超标率与沿海各地区渔民人均收入的关系进行简单回归检验，结果如表4。
综合上述五类海域水质污染物超标率指标与渔民人均收入的数据估计结果，可以总结以下主要结论：第一，海域各污染指标与渔业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并非一致，因为eKC模型的估计结果依赖于指标数据的选取以及估计方法的选择。第二，超标污染物无机氮、石油类和重金属汞等与渔民人均收入呈倒“n”型关系，并都在2008年渔民人均收入为9513.45后超标率增加污染加剧，在2011年渔民人均收入为12472.11元达到转折点位置后呈现下降趋势，但超标率仍在较高水平上，说明上述污染物超标情况2011年之后虽有所好转但仍不容乐观。第三，活性磷酸盐、化学需氧量与渔民人均收入呈现“U”型关系，均在2008年渔民人均收入为9513.45时达到转折点，并在转折点之后呈上升趋势（化学需氧量虽在2011～2012年略有下降但不明显且随后又呈现上升趋势）。总体来看，我国近岸海域水质污染情况仍然比较严重，进而影响了海洋渔业的健康发展。
五、日本渔业经济发展及海洋环境保护
1.日本海洋渔业的发展
日本四面环海，自然灾害多发，国土面积狭小仅有38万平方千米（居世界第61位），陆上资源匮乏，但拥有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面积则达到了447万平方千米（居世界第6位），蕴藏着巨大的海洋开发潜力。日本所处的西北太平洋海域，是世界著名渔场之一，具有发展海洋水产业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正是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让日本的海洋水产业历史悠久，并成为海洋经济中的支柱产业之一[16]。
日本m然是世界上渔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却也不得不面对由于过度捕捞，海洋渔场环境恶化、海洋渔业资源减少等原因，使得全世界海洋渔业的发展都共同面临资源衰退的问题。日本通过增殖放流、设置人工鱼礁、保护海底藻场、设立全国性节日（如富海节）等方式在全世界海洋渔业的发展都面临资源衰退问题的时代背景下实现海洋渔业资源增殖，并通过颁布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如《渔业法》、《水产基本法》等）来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增殖提供制度保障。此外，日本每年都会举行全国性和地区性的增殖渔业会议，对渔业资源情况、增殖放流实施情况、放流效果评估情况和相关研究等进行交流[5]。
2.海洋环境保护
海洋污染概述篇6
关键词：港口；环渤海；立法规制；国外区域治理；完善建议
中图分类号：D922.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7-0122-02
在建立海洋强国的今天，我国北部沿海以青岛、大连、天津为核心的港口群，背靠正在迅速崛起的环渤海经济圈和东北老工业基地，凭借区位优势明显，经济基础良好，科技和文化教育事业发达的竞争优势，依托北京奥运和承接日韩制造业转移的良好机遇，港口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港口经济效应日趋明显。但随着环渤海地区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海洋利用活动的日益频繁，渤海生态环境却承载着巨大压力。渤海是典型的半封闭性内海，生态环境脆弱。保护渤海生态环境健康，保障区域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挑战。
一、渤海海洋环境污染现状
渤海是半封闭的浅海，由辽东湾、渤海湾、莱州湾和中部海域组成，由辽东半岛、华北平原和山东半岛环抱。渤海平均水深18m，海岸线总长3784km（其中陆地岸线3024km），面积77284km2。
加入wto后，我国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我国对外贸易快速增长，目前我国货物进出口约90%是通过海洋运输完成的，因此进出口贸易的大幅度增加促进了沿海港口投资的大幅度增长，港口业的发展也速度惊人。然而，优秀的自然资源经过竭泽而渔式的开发，已经给渤海海域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2002年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约为3.2万km2[1]，占渤海总面积的比例41.3%。沿海的工业点源和城市生活污染仍然是渤海污染的主要来源。1999年，渤海沿岸主要入海排污口直接排入渤海的工业废水为5.6亿吨，生活污水6.1亿吨[2]。渤海的赤潮发生年均数大幅增加，且持续时间长，面积加大，尤其是辽东湾西部、渤海湾西部比较严重。1998年发生了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赤潮事件，从7月到10月，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近5亿元[3]。锦州的五里河口Hg的含量已达到三类沉积物质量标准的3倍以上，近7km2的区域无底栖生物[4]。
渤海海洋环境污染其表现为：水动力条件改变、岸线资源缩减、海湾属性弱化、近岸海岛消失、渔业资源衰退、海岸景观破坏、海洋污染加剧和湿地功能退化。
二、港口污染防治相关概念及国内立法规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海洋环境保护法》）于1982年颁布，1999年后对及其实施条例的修订则说明我国海域污染防治法制渐次健全。目前已经形成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为根据，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为基础，以《海洋环境保护法》为主干，以相关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标准为补充，与部分国际公约相协调的海域污染防治法律体系的概况。其中，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国务院有关部门，依照法律规定先后制定了一批部门规章为实施《海洋环境保护法》及与其相配套的管理条例。渤海海域具有立法权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地方人民政府制定和了一批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例如，《天津市海域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等。
其他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及其他部门法也加以补充。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法规都有相应保护和改善海洋环境、防止污染损害的规定。
我国亦曾加入海洋污染防治的国际公约和双边协定，并且我国已经将我国参加的《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防止倾倒废物和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等的规定在国内法中体现了出来[5]。
三、我国渤海海域污染防治法律体系存在的问题
虽然渤海海域污染防治的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但是近20年我国海洋经济高速发展，但当时的时代因素和立法条件限制，渤海海域污染防治的法律体系仍然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法律规定存在着严重的职能交叉。环境保护部建立的全国近岸海域环境监测网与国家海洋局建立的全国海洋环境监测网之间也存在职能交叉，亦有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与海洋功能区划管理职能交叉、“海域”与“河域”管理职能交叉等问题。
其二，《海洋环境保护法》修改了，但其配套法规没有及时修改。自1999年《海洋环境保护法》修改后，《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于2009年9月2日修订。即其修改的时间推迟了10年，而《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防止拆船污染环境管理条例》迄今还没有修改。这会给全国的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带来严重损失。
其三，行政处罚额度过低，起不到惩罚的作用。2011年国家海洋管理部门依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的第85条，对造成渤海严重污染的康菲公司进行了行政处罚，罚款20万元。这一处罚结果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巨大不满，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
其四，《海洋环境保护法》没有为海洋生态损害索赔提供依据。国外针对生态损害的赔偿请求的司法实践已有多例，然而，我国的《海洋环境保护法》难以支持生态损害索赔。虽然2012年康菲公司和中国海洋石油公司共同设立基金用以赔偿溢油造成的渤海生态损失，但是我国的法律并没有提供相应的依据。
四、国外区域环境治理的立法经验
国外对于区域防治污染的法律制度与我国是不相同的，这是因为我国与国外一些的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有所区别。
（一）美国
美国长期工业发展阶段积累起来的水污染问题十分严重，面临“先污染、后治理”的难题。美国关于水域环保方面的法律较多，其中最主要的有两部，一部是《1990油污法》，另一部是《水清洁法》（Cleanwateract）。美国没有参加关于油污方面的国际公约，理由是国际公约的规定没有美国相关法令细，标准也没有美国的高，美国法律更有利于保护美国的水域环境[6]。
因此，2005年，美国《五大湖环境恢复法》适用于五大湖区的环境保护。该法在监督、管理、咨询和协调等机制建设方面是区域水域环境保护立法的典范。该法规定成立美国环境保护署大湖区项目办公室，启动大湖区环境恢复补助方案；成立大湖区环境恢复咨询委员会；设立层级高覆盖面广的大湖区联邦协调委员会，并建立大湖区水质监测常设机构。
美国的环境法是在以专门的环境法律为主干，以相关成文法和不成文法为背景和基础的框架中运作的，新生的环境法也可以比较平滑而有效地运作。
（二）日本
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日本海洋曾经也受到污染。特别是日本的濑户内海污染更为严重，赤潮频繁发生，造成鱼虾大量死亡，水产资源衰退，对海洋生物来说已经成为一个阴冷的“坟墓”。
1997年制定的《濑户内海环境保护临时措施》是典型的适用于封闭海域环境保护的法律，可直接借鉴。该法值得借鉴之处不仅仅局限于要求政府制定净化濑户内海污染水质的基本计划，改善濑户内海的水质，而且要求政府对陆源污染进行严格控制和对海岸进行特殊保护。之后，日本国会通过决议，将《濑户内海环境保护临时措施法》改为永久性的法律，并更名为《濑户内海环境保护特别措施法》。该法的条文内容具体，责任明确，各府县根据法律的规定对各自行政范围的污染问题均有具体防治办法[7]。该法的制定对日本成功地治理濑户内海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五、对渤海环境治理的启示
由于渤海各海域部分的地理条件存在差异，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平衡；各海域、各地区需要用法律手段解决的突出问题并不相同。因此，在不与国家相关立法相抵触，并与它们的配套条例相协调的前提下，有针对性地制定适用于渤海严重污染区域的特殊法，建立特别的区域合作组织，制定区域性海洋污染防治规划[8]。
首先，统筹规划，建立统一的行政协助制度，协调相关部门。新修订的《环保法》第7条已经有相关的原则阐述，但制度设计应做到以制度来避免和纠正政府角色的异化和沉沦，回归它所应当扮演的唯一角色——环境管理者[9]。无论是考虑当前环境恶化现状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失灵，还是增强立法技术，完善环境管理法律制度，关乎生态文明的行政协助制度都应及早建立。
其次，加入并完善生态补偿制度，强化环境管理法规建设。开展横向生态补偿的实践，对生态利益关系相对明确的区域，应由生态环境受益地区采取资金补助，技术、人才等定向生态经济援助，生态移民等多形式进行补偿[10]。环境评价和环境监测，区域性企业准入、退出机制等相关法规从严规定。
再次，设立多部门多行业参与的跨区域环境保护协调委员会[11]，统筹考虑不同社会主体的利益，广泛调动海洋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建立环境信息共享机制，鼓励公众参与环评、听证、协助执法等各环节，促进政府决策更为合理高效。
最后，增加抗御自然灾害的环境法规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近岸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发展。有鉴于我国为加快经济发展而导致的近海珊瑚礁大部分消失，减少因环境污染导致的生态灾难所造成的大规模经济损失及生态破坏是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国家海洋局.2002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Z].北京：国家海洋局，2001.
[2]国家海洋局.2000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Z].北京：国家海洋局，2001.
[3]王志远，蒋铁民.渤黄海区域海洋管理[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4.
[4]国家海洋局.2001年中国海洋环境质量公报[Z].北京：国家海洋局，2002.
[5]马英杰，赵丽.我国近岸海域污染防治法律体系建设[J].环境保护，2013，（1）.
[6]李迎春.关于环境行政组织若干问题的探讨[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4.
[7]密晨曦.国外区域环境保护立法经验对渤海环境治理的启示[J].环境保护，2013，（1）.
[8]李玉鸣，港口城市国际研究主题的分析[J].经济地理，2000，（2）.
[9]王曦.“环保事业基础法”：让特殊的《环保法》特殊起来！[J].绿叶，2011，（1）.
海洋污染概述篇7
论文关键词风险社会海洋污染刑法规制
一、风险社会语境下加强我国海洋污染刑法规制的必然性
“风险社会”的概念是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在其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针对西方国家工业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进行反思基础上提出的，此后德国刑法学界以此为基础逐步构建了风险刑法理论体系并为西方发达国家所接受。一般认为，风险刑法是为应对风险社会而产生的一种刑法观念，它最大的价值在于，通过刑法规制关口前移，改变了传统刑法对某些危害人类生存安全的罪行处罚过于滞后的做法，进而实现防范社会风险、维护人类安全的目标。在风险刑法观之下，一些对人类生存安全造成潜在严重威胁的行为，即使没有出现法益侵害的结果，也应予以刑罚处罚。
目前海洋污染是国际社会普遍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随着海洋环境危机的日趋严重和人类认识水平的逐步提高，加强海洋污染的刑法规制已成国际趋势。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俄罗斯、新加坡等，均在刑法中专门设立了海洋污染罪；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逐步认识到海洋污染对经济发展的严重影响，纷纷加强了对海洋污染的刑法规制。我国海洋同样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污染和破坏。从我国每年公布的海洋环境质量公报看，我国海洋污染状况日益严重，海洋环境质量不容乐观。所有这些都暴露了我国海洋保护立法的不足。2010年7月16日下午发生的辽宁大连输油管道爆炸事件更为我国海洋保护敲响了警钟。风险刑法理论与环境犯罪须臾不可分，目前我国海洋污染问题已成为风险社会的常见风险形式。“在风险社会的语境下，刑法最根本的价值诉求是‘防范风险、保障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讲，环境犯罪立法与风险社会的刑法具有价值基础上的同构性”。刑法作为最严厉的调控手段，面对威胁全人类的海洋风险，有必要在预防和惩治海洋污染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加强和完善我国有关海洋污染的刑法规制，既是当前我国保护海洋环境之需，也符合风险社会语境下国际社会加强海洋污染刑法规制的国际潮流，体现了风险刑法追求人类生存安全的价值取向。
二、我国现行海洋污染刑法规制的现状及缺陷
我国有关海洋环境保护的立法肇始于1982年颁布实施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并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先后加入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近20个有关海洋污染防治和海洋生态保护方面的国际公约，目前已形成以《海洋环境保护法》为核心、由各种形式的国内法及我国缔结或签署的多边国际环境公约、议定书和双边协定等组成的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体系。而我国有关海洋污染的刑事立法则相对滞后，它经历了由粗疏到相对细致的立法演变过程，1979年刑法没有对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单独设罪，发生的海洋污染事故造成财产损失、人员伤亡的犯罪行为参照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罪、重大责任事故罪来定罪处罚。1997年刑法对污染海洋环境构成犯罪的按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进行处理。刑法修正案（八）则降低了该罪的入罪门槛，并相应将原罪名“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变更为“污染环境罪”，对于惩治海洋污染事故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从我国海洋环境刑事立法的现实来看，仍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
（一）未能全面体现生态中心主义法益观
传统的人本主义法益观是在工业化程度不高，人类对海洋污染的后果认识不充分基础上产生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海洋环境刑事立法保护的重点不是海洋生态环境，而是人身和财产权益。“因为，环境不是利益的归属主体，不能反映利益，环境利益只能透过人才能表现出来，故只有在人本身的利益才具有刑法上的意义。”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删除了第38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规定，代之以“严重污染环境”的要求，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风险刑法所追求的“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但不难看出，现行刑法尚有不少传统人本主义法益观的遗留，从我国现行刑法把海洋环境犯罪放在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规定来看，可知海洋生态权并不是刑法所直接保护的法益，也不是保护的重点。
（二）缺乏对污染海洋的危险行为的犯罪规定
我国现行刑法在应对海洋污染的方式上仍坚持“末端应对中心主义”，污染海洋环境并造成严重后果才可按犯罪进行处理，而对污染海洋的危险行为则未予以规制。刑法修正案（八）虽对该罪作了修改，但不能否认修改后的“污染环境罪”仍以“严重污染环境”这一结果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虽然有学者认为，刑法的这一变化意味着本罪在修改后已从结果犯转变为行为犯，罪名的成立不再要求行为必须造成严重后果，而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相应的环境污染和破坏行为，并达到了成罪所需要的程度，这一变化体现了立法理念从人本主义向环境本位回归的态势。但也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如张明楷教授认为，由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到污染环境罪的立法转变并不意味着由结果犯向行为犯的变更，原因在于，“根据犯罪的本质，行为犯也必须具有侵犯法益的性质，否则不可能构成犯罪，如果认为行为犯是只需要实施一定的行为就成立的犯罪，则可能意味着不需要法益侵害与危险，这会导致将没有侵犯法益的行为认定为犯罪，从而不当扩大处罚范围。”笔者同意后一种意见。修订后的污染环境罪，除要求行为人必须实施“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行为外，还另外附加对行为后果的要求，即须达到“严重污染环境”的程度才可能构成犯罪，显然，“严重污染环境”并非是对行为本身的要求，而系对犯罪结果之强调。因此，修订后的污染环境罪，体现的还是传统的“末端应对中心主义”对犯罪结果的要求。
现行刑法将大部分环境犯罪规定为结果犯是符合我国的立法传统，并与立法者的惩治目标相一致。然而，随着我国海洋污染日益严重，刑法这种只注重末端治理、而缺乏源头干预的应对方式已明显滞后，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刑法在预防海洋污染和环境破坏方面的重要作用。
（三）未能有效解决认定犯罪因果关系方面存在的困难
我国在确认海洋犯罪的因果关系和责任制度的问题上秉持了主客观一致原则，要求污染行为必须是出于故意并造成了“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而且行为与结果之间还需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然而，海洋污染的过程较之传统的环境侵害行为更为复杂，它往往是经过多种因素最终形成侵害的，海洋污染行为人尤其是污染企业基本上对污染的证明形成了知识垄断，作为承担举证责任的公诉方，事实上很难证明污染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更难以证明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我国现行环境刑事立法未对因果关系的推定以及相关关系原则作出明确规定，未能有效破解认定污染海洋犯罪因果关系的难题，使得许多污染海洋犯罪游离于刑事法网之外，弱化了刑法在打击和追究海洋犯罪方面的重要作用。
（四）独立罪名缺失，且现有法定刑种类过于单一
我国现行刑法对海洋污染犯罪并未设立独立的罪名，司法实践中对污染海洋构成犯罪的行为只能根据具体情况以“污染环境罪”进行定罪处罚，使污染土地、污染水体、污染大气并列成为污染环境犯罪的行为类型，但这三类行为性质的污染环境犯罪行为，污染行为各自产生危害的机理大不一样，危害性程度也并不相同，将此三种性质各异之污染环境行为合并在一起存在相当大的不合理性，使得司法实践对海洋污染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少之又少。此外，现行刑法第338条只规定了罚金刑和自由刑，缺乏资格刑的规定，难以有效地对海洋污染犯罪进行打击与预防。
三、完善我国污染海洋犯罪的设想
（一）独立设置污染海洋罪
海洋刑法必须因应海洋环境恶化而造成的现实或潜在风险，实现“从人本主义的立法价值观向海洋环境生态主义的立法价值观”的转变，因此有必要将污染海洋罪从污染环境罪中分解出来，设置与海洋环境保护相适应的独立罪名，即污染海洋罪。具体理由如下：
1.污染海洋罪虽同属污染环境犯罪，但其危害程度、危害范围却远超一般环境违法犯罪，从本质上说，污染海洋罪所侵害的直接法益为海洋环境生态安全，而非简单的与人类本身有关的法益如生命、身体、健康等权利，从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均将本类犯罪归属于“公共危险罪”即可证之。且“由于涉海领域的犯罪具有多发性、流动性、跨区域性的特点决定其在证据的收集和保全上非常困难，在刑事犯罪的证据使用和犯罪起刑点上都不宜直接援引陆地上的刑事法律规范”，增设污染海洋罪不仅可以完善刑事立法的不足，而且有利于惩治有损于海洋环境的各种犯罪行为，做到防患于未然。
2.设置污染海洋罪不仅是成文法国家立法大势所趋，更是我国将所加入的国际条约进行国内法转化的要求。目前有关国际条约或国际协定已对污染海洋犯罪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我国作为缔约国或参加国必须在所承担的条约义务范围内在将其规定转化为国内法规定。同时，国外一些临海国家均在刑事立法中专门设立了污染海洋罪，我国如不因应形势增设污染海洋罪，势必影响对有关犯罪的司法管辖和司法合作。
（二）增设抽象危险犯
在刑法理论中，危险犯可分为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两类。二者虽然都以对法益侵害的危险作为定罪依据，但抽象危险犯是建立在抽象危险的拟制性基础上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重视行为本身的危险性，即只要行为本身具有刑事违法性就可成立犯罪，至于行为所引起的危险程度以及危害结果的发生与否并不影响犯罪的构成。在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海洋犯罪中仅设置具体危险犯显然是不足以吓阻和惩治日益严重的海洋犯罪的，出于我国欲突破末端应对中心主义缺陷的考量，我国刑事立法在设置污染海洋罪的同时，应增设海洋污染源头干预环节的抽象危险犯。
1.增设抽象危险犯是海洋刑事立法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转变的必然要求，体现了风险刑法所追求的“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风险刑法所追求的“生态中心主义”，要求将对海洋环境形成潜在威胁的、虽尚未出现严重后果但可能造成严重污染、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行为也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
2.从行为的危险性角度来看，污染海洋的危险行为具有入罪的必要性。国内外刑法学者如雅科布斯、耶赛克、罗克辛、王皇玉等，均纷纷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抽象危险犯的刑罚理由。笔者认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最本质特征，具体到污染海洋的危险行为是否入罪问题上，应从其危险行为是否具有严重危害性方面加以判定。实践中，海洋污染行为侵害的对象往往是大范围内不特定的人或物，海洋环境一旦遭到严重破坏，往往很难恢复，甚至不可逆转，而且治理代价昂贵且结果不可预期，因此，污染海洋的危险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将污染海洋的危险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这是犯罪本质的要求。
3.从对海洋污染治理的效果来看，抽象危险犯应对模式更具实效性。对普通污染来说，结果犯应对模式具有合理性。但如上所述，海洋污染行为具有“侵害对象不确定、危害后果严重且不可逆转”等特点，如按结果犯模式应对则会使得刑法介入时间过于滞后。因此，基于海洋污染案件的特性，在非法从事海洋活动因而产生海洋污染抽象危险时，刑法便予强力介入，不仅可以降低其作为公害犯罪的成立标准，减轻国家追控成本，而且能有效而及时地将海洋污染制止在萌芽状态，彰显刑法的预防、震慑、引导功能。
（三）引入相关关系原则
相关关系是统计学上的一个概念，它与因果关系一样，也是说明事物之间联系的重要形式。为应对日益严重的海洋风险，我国有必要在污染海洋犯罪中引入相关关系原则。
1.相关关系能为我们提供新的视角，有助于破解证明刑法因果关系的难题。过去我们习惯性地用因果关系来探求事物的联系。即使无因果关系，我们也还是会假定其存在，而对相关关系基本不予考虑。但研究表明，因果关系被完全证实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也是比较困难的。相对因果关系而言，相关关系对证明的要求则较低，只要找出两个事物之间的关联关系，我们即可预测、推定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必然联系。在海洋污染犯罪处理上，倘若恪守“无过错即无责任”、“主客观相统一”等固有观点，想从正面突破刑法因果关系的证明难题并不现实。相反，如果我们有条件地实行相关关系原则，从对于因果关系的追求中解脱出来，转而将注意力放在相关关系的发现上，则破题变得极有可能，不仅可以提高诉讼效率，减少诉讼环节，而且可以使污染海洋的犯罪分子得到应有制裁。
2.国外有关立法、司法实践我国实行相关关系原则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近年来，有鉴于证明刑法因果关系的现实困难，国外许多国家如日本、加拿大、德国等纷纷对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进行了反思和批判，由此产生了一批理论创新研究成果，同时，他们又及时将这些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于本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如日本在其颁行的《关于危害人身健康的公害犯罪制裁法》第5条就对因果关系推定原则作出明确规定，并在司法实践中加以运用。不难看出，国外立法中的“因果关系推定”与相关关系原则在性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基于事物关联关系的推定，即只要控诉方在法庭上能就采样分析结果提出证明时，则推定因果关系成立，并可以依此追究加害方的刑事责任。国外“因果关系推定原则”破围成功的经验启示我们：刑事领域中的因果关系证明法则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污染海洋犯罪中适用相关关系原则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3.适用相关关系原则不失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目前人类社会已进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成为人类改变探索世界的一种有效方法，也必然会影响到法科的价值体系、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换言之，大数据时代使得在污染海洋犯罪中适用相关关系原则变为可能。相关关系的基础是有关数据的采集，核心是量化两个数值之间的数理关系，关键是预测和推定。因此，当两个数值之间出现正相关关系时，即可推定两者之间具有关联关系，应予追究刑事责任；反之，当两个数值之间出现负相关关系时，即可推定两者之间不具关联关系，刑事追究自然无从谈起。很显然，这种通过采样分析数据得出的结果是有一定的科学根据的。
4.相关关系原则的适用必须加以严格限制。从本质上来说，相关关系是在因果关系难以证明的情况下通过关联关系的强弱而得出的一种推论，但鉴于物质世界因果关系的极端复杂性和无限性，这种推断出的结论与真实情况可能会有偏差。因此，我们应对在污染海洋犯罪中适用相关关系原则有所节制，严格区分相关关系与“有罪推定”，严格限制相关关系原则的适用范围，严防“超犯罪化”情况的出现。
海洋污染概述篇8
中图分类号D60；X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6）04-0022-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4.004
近年来，随着海洋开发进程的加快，大量的海洋污染以及生态破坏事件涌现。2013年的渤海康菲溢油事件，2010年的大连石油管道爆炸漏油污染海洋事件，2008年的青岛浒苔事件，都一度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节能减排的任务与日剧增，这将加快我国沿海核电站等大型节能工程的建设；海外贸易的增加，由于船舶减压水等原因也使得海洋外来物种入侵概率增大。但是，相对于陆地而言，海洋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毕竟是陌生的，这就使得人们往往难以把握海洋环境风险的真正状况，从而使得民众的风险感知经常发生错位：要么对某些海洋环境风险的危害性感知不够（如大多数人对海洋洋流紊乱的危害性认知不足），要么对某些海洋环境风险过度反应，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如由于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而造成的大规模抢盐事件）。而海洋环境风险感知的错位，将给海洋环境保护以及风险防治带来挑战。诚如贝克所言：风险的感知和风险不是不同的东西，而就是相同的东西[1]。因此，深入探究民众的海洋环境风险感知，分析其形成机理，将有利于我们科学有序的进行海洋环境风险防治，从而实现沿海区域的生态保护与社会稳定。
1文献回顾与评述
伴随着工业化引发的大量环境问题，“环境风险”逐渐成为风险研究的一个重点。与风险的研究相契合，环境风险的研究在初期，秉承“可接受的风险”理念，对不同的环境风险防治方案进行权衡比较[2-3]。这一研究思路主要从“客观”的角度进行研究，即认为环境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倡导对环境风险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意识到“风险”不仅仅是客观的，还具有主观性。以道格拉斯（Douglas）和维达夫斯基（wildavsky，）等人为代表的风险文化理论[4]，以及斯洛维奇（Slovic）的风险心理测量理论等[5]，开始从“主观”角度研究风险，即更强调“风险的感知”。在此基础上，卡斯帕森（Kasperson）等人构建了“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更为深入地揭示了环境风险、风险感知以及社会风险之间的关联[6]。wenXue等人运用文化风险理论，细致分析不同群体和文化背景之下的环境风险意识差异[7]。这一对环境风险的研究视角，也为我国一些研究者所接纳，开始从风险感知的角度去分析因由环境引发的社会风险问题。例如黄杰、朱正威等人提出我国一些大型环境事件的引发，是不同利益相关者风险感知的差异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应对行为[8]。胡象明等人也认为从风险感知的视角构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分析框架，更有助于揭示其风险产生的内在机理和演进逻辑[9]。
王刚：海洋环境风险的特性及形成机理：基于扎根理论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4期在海洋领域，有部分生态学、海洋学等理工学科的学者以“海洋生态风险”为主题，研究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海洋生态系统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包括海洋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损害，但是未对其社会效应展开研究。在海洋社会科学领域，大部分研究者从“应急管理”的角度，对海洋环境突发事件的政府应对展开了研究。王琪针对海洋危机、海洋突发事件的政府协调不畅，提出完善对策[10]。崔凤在研究海洋开发与环境风险时，概括了海洋环境风险的四个特点：隐蔽性、影响的广泛性、治理难度大、后果难以评估[11]。也有一部分研究者关注海洋污染事件的环境抗争的研究。陈涛从社会影响的角度去探究海洋污染事件，并探讨了基层政府在面对环境抗争中的一些行动策略[12]。并指出海洋环境风险与污染问题源自粗放型海洋开发模式。唐国建针对渤海康菲溢油事件中的渔民环境抗争展开了研究，从而对现实的政策、制度修正提出建议[13]。
文献表明，在海洋社会科学领域，当前的研究重点集中在“应急管理”及“环境抗争”的研究上，有关风险以及环境风险的研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而也没有有效吸纳有关风险以及环境风险的研究成果。这使得其研究侧重海洋污染事件的后期处理上，而缺乏对前提风险的深入研究。
2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研究方法
由于专家难以有效地评估社会民众的风险感知[5]，因此，采用自上而下的传统研究方法将使得最终的结论与现实状况大相径庭。有的研究者也意识到采用传统的数据搜集和文本分析的局限性，回避了调查问卷的数据搜集方式而采用网络搜索引擎的方式[14]，推进了有关风险感知的方法研究。但是其数据的分析还是传统的，因为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将采用扎根理论（Groundedtheory）的方法进行研究，以弥补传统数据搜集与分析的局限。
扎根理论是由Glaser&Strauss于1967年创立，其目的是为了“填平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之间的尴尬壕沟”[15]，是质性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方法。目前，扎根理论在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性别研究等各个社会科学领域中有着广泛的使用。扎根理论是一种不需要先验性的假设和结论的研究方法，并且将演绎与归纳、定性与定量有机结合。当然，不同的研究者在使用扎根理论时，对其有着不同侧重。Glaser更强调理论或者归纳结论的涌现，Strauss侧重系统的方法和有效的检验，Charmaz则强调研究者在理论建构中的角色和效果，从而被称之为建构主义扎根理论（ConstructivistGroundedtheory）。鉴于海洋环境风险属于全新的概念范畴，目前理论界还缺乏相应的成熟研究，也没有成熟的测量量表和理论假设，因而采用扎根理论进行研究最为适合。
扎根理论的基本研究逻辑是深入情境收集和研究数据，经由数据间的不断比较，对数据抽象化、概念化的思考与分析，从数据资料中提炼出概念和范畴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理论。扎根理论的主要步骤主要包括开放式编码（openCoding）、持续比较（ConstantComparison）、选择性编码（SelectiveCoding）、理论备忘录（theoreticalmemoing）、排序（Sorting）和理论编码（theoreticalCoding）。具体流程图如图1所示：
Fig.1Flowchartofgroundedtheoryresearch
开放式编码亦称之为实质性编码（SubstantiveCoding），是数据分析的第一步，需要对资料进行逐行分析和概念理解，从而发现核心观点。持续比较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进一步抽象化，从而能够帮助发现范畴（Categories）。选择性编码的目的是形成理论，提炼核心范畴。理论备忘录是对于新涌现概念的感觉、思想、观点的记录，其又可细分为程序备忘录和概念备忘录。排序是在经过理论饱和检验之后，帮助研究者进一步构建理论命题。理论编码，亦称之为理论建构（theoreticalBuilding）或实质代码（substantivecodes），是从范畴中挖掘核心范畴（主范畴），系统建立核心范畴与其他范畴之间、以及核心范畴之间的联结关系，从而形成假设以解释理论。理论编码是扎根理论的最后提炼与升华，体现了扎根理论资料搜集与分析的最终指向。
2.2资料搜集与整理
扎根理论研究的成败，其基础在于是否收集了足够全面、真实的资料和数据。鉴于问卷调查很难获得直接全面的资料，而且在数据处理、定量分析方面所具有的不足[16]，我们采用对面访谈的方式进行资料的搜集。访谈法操作灵活，优秀的访谈者改变了以自我为中心的研究局限[17]，从而可以获得更为真实和深入的资料。此次参与访谈的研究人员共22位，使用统一的标准访谈提纲（表1），针对44位对象进行深度访谈，形成了44份访谈记录。通过比较和筛选，剔除了语焉不详、简单敷衍的14份访谈记录，最终选择了30份内容翔实、资料可信的访谈记录。为了更好地洞悉海洋环境风险的特性，此次访谈，在访谈对象的选择上特意选择了一定比例的内陆区域人员参与访谈，获得了内陆人员对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从而更好地获知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广度和主观性。
扎根理论的三个基本要素是概念（conceptions）、范畴（categories）和理论命题（propositions）[18]。其中，概念通过开放式编码获得，范畴通过选择性编码提炼，最终，由理论编码收获理论命题。鉴于三个基本要素，以及文章篇幅，文章集中展示开放式编码、选择性编码以及理论编码。而在此省略持续比较、理论备忘录和排序。
3.1开放式编码
在访谈结束后，课题组最终通过挑选，确立了30份访谈对象，形成了30份访谈记录。我们随机挑选了其中的25份访谈记录，对其进行编码。为了更好地提炼访谈记录的内容，以及保证编码的顺序，课题组对访谈记录进行个逐级详尽的顺序编码，采用了“逐行编码”的方式。其编码的顺序为“访谈记录序号――回答问题序号――回答问容的句序号”。例如编码为“25-2-1”，表示该样本编号为第25份访谈记录，第2个回答问题的第1句回答。经过编号，最终获得了756个编码序列。在对这756个编号序号整理的基础上，概括了出了49个概念。49个概念出现的次数并不相同，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概念是“海上溢油”、“陆域污染”、“围海造地”、“有害工程项目”等。
Concept11海洋生态破坏1海洋外来物种入侵5；海洋物种消亡6；海洋荒漠化4；海洋生态系统崩溃5；海洋过度捕捞7；21海洋环境污染1陆域排污11；海洋倾废2；海事交通排污4；海上溢油10；浒苔泛滥7；海洋赤潮6；31海洋地质灾害1洋流系统紊乱6；海啸3；海底火山爆发1；41海洋资源损害1沿海滩涂侵蚀3；围海造地10；滨海湿地退化4；海岸线侵蚀4；海洋资源破坏251海洋（环境）
属性1海洋具有流动性6；海洋的变化性6；海洋生态的高度复杂性4；海洋的一体化8；海洋的跨区域性7；海洋的不可掌控性9；海洋的全球性8；海洋环境的潜伏性和积累性3；海洋环境的波及性461沿海人口与
经济增长1沿海经济发达5；沿海人口密集6；沿海企业众多5；沿海港口与航道增长771海洋环境信息1海洋环境信息负面报道2；海洋环境信息不透明9；81海洋污名化
设施1非法核电站6；不当油储站4；有害工程项目791海洋环境
社会意识1海洋环境保护意识淡薄4；海洋社会组织缺少3；海洋环境保护教育5101海洋环境管理1海洋环境管理职能交叉3；海洋环境保护责任不清4；海洋污染防治措施不力3；海洋环境执法5；海洋环境保护法规5；海洋环境保护资金4；海洋环境监管3111海洋环境
保护技能1海洋环境保护技术6；海洋环境保护能力4注：概念后面的数字，表示在编码中出现的次数。
3.2选择性编码
在Strauss和Corbin那里，选择性编码亦被称之为轴心编码（axialcoding）。开放式编码使资料和数据分裂为不同等级和不同类型的代码，而选择性编码则将之再次恢复为连贯整体，将分裂和分散的概念重新整合，构成分析的范畴。课题组根据Strauss和Corbin的三个分析维度（条件；行动/互动；结果）[19]，以发现49个概念之间的因果联系和逻辑推理。经过归类，将开放式编码的49个概念进行整合和梳理，将之归纳成为11个范畴（表2）。
3.3理论编码
理论编码是扎根理论从资料升华为理论的关键，是实现理论飞跃的“质变”步骤，体现了研究者的理论归纳能力和创造力。在理论编码过程中，我们需要挖掘形成的范畴之间的逻辑脉络，建立主范畴与范畴之间的联系，从而构建扎根理论的理论框架。课题组将提炼的11个范畴进行进一步的提炼和总结，将之形成三个主范畴：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表3）。进一步的理论检验发现，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呈现依次递进、不断放大的关系：自然因素是基础，其发展增大了心理因素，而自然因素和心理因素又增大了社会因素。在社会环境、文化及制度等外部因素等影响下，三个因素共同作用，使得海洋环境风险形成（图2）。
number自然因素1海洋生态破坏111海洋环境污染121海洋地质灾害131海洋资源损害141海洋（环境）属性151沿海人口与经济增长16心理因素1海洋环境信息171海洋污名化设施18社会因素1海洋环境社会意识191海洋环境管理1101海洋环境保护技能111
3.4理论饱和度检验
理论饱和度检验可以确定何时可以停止资料的采样。我们将30份访谈记录中剩余的5份访谈记录进行编码和概念的提炼，没有涌现出新的概念，也没有发现新的逻辑脉络和关系，这说明上述编码的25份访谈记录已经完全容纳了相关的概念和范畴。通过理论饱和度检验，确定本文所构建的理论是饱和的。
在通过理论饱和度检验时，课题组还还对本次访谈的稳定性进行了检验。在第一次访谈结束后，间隔一个月后，课题组对其中的5位访谈对象进行了二次访谈。比照第一次访谈内容，访谈对象对其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没有明显的变化，从而可以获知本次访谈对象对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是稳定的。
4研究结论和主要认识
4.1海洋环境风险的主范畴关系，符合风险的社会放大分析框架，从而可以明细其形成机理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是卡斯帕森夫妇及斯洛维奇等人提出的一种重要的风险分析框架[6]，其在后来的研究中不断进行完善，形成了一个非常完善的分析模型[20]。这一分析框架很好地将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环境/生态灾害与社会风险连接在一起。实际上，当我们使用“风险”一词时，就意味着加入了社会及心理认知范畴的因素。正如卢曼（Luhmann）所言：风险被归因于作出的决定，而危险则被归因于外部的因素[21]。简而言之，单纯涉及自然的外部灾害，可以将之称之为“危险”而非“风险”（尽管这种区分不是绝对的，也没有获得一致的认可）。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表明，在危险事件（风险事件）经过信息流的的传播后，公众认知及一些标识呈现出来，在危险达到“污名化”的状态后，风险涟漪形成，从而达到风险的社会放大。或者说从自然意义上的危险过渡到了社会意义上的风险。因此，一个风险事件的实际风险（危险）与民众对风险的感知这两者之间并不一定存在显著的一致性[22]。
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机理，完全符合了这一风险分析过程。课题组在借鉴风险的社会放大分析框架后，发现自然因素、心理因素与社会因素共同作用，促成了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自然因素”作为“海洋环境危险事件”，是海洋环境风险形成的源点，也是风险形成的基础。研究也发现，在海洋环境风险中，海洋危险事件是一个种类繁多、性质多样的集合体。例如在所提炼的49个概念中，有32个概念是自然因素。换言之，从概念的数量上而言，自然因素占据了概念数量的三分之二。而且，出现频率最高的三个概念“海上溢油”、“陆域污染”、“围海造地”也都无一例外的属于自然因素。海洋危险事件的庞杂，无疑预示着海洋环境风险具有多触发性和易发性的特性。
在自然因素等海洋环境危险事件形成后，会被相关的群体转化成信息流，并通过有效途径传播出去。在这一过程中，“心理因素”作为风险信号，成为连接危险事件与社会风险之间的桥梁，从而完成了从自然意义的危险向社会意义的风险的转化。风险信号遵循“信息流―信息沟通―意象形成”的信息传播过程，这个过程如果没有引起政府等相关管理部门的重视和注意的话，就会被单向地传递给相关的公众和群体，从而形成海洋危险事件的“标签化”和“污名化”。例如在扎根的访谈中，“非法核电站”、“有害工程项目”等概念已经形成，它取代“核电站”（或“沿海核电站”）、“工程项目”（或“沿海工程项目”）的概念使用，直接包含着标签和污名化的表达语词：“非法”和“有害”。这预示着在风险信号形成过程中，“去污名化”对于海洋环境风险防治而言，是何等的重要。
当风险信号形成后，就会被“社会因素”接纳后，从而形成风险的社会放大。诚然，这种社会风险并非是单向的放大，也可能被反向弱化。那何为风险的放大或弱化呢？斯洛维奇很早就发现，民众与专家之间在对待风险上是存在差异的[5]。因此，当公众眼中的风险远远超过专家所评估的程度时，我们称之为风险的强化或者放大；当公众的认知/行为显示风险远小于专家判断提示的程度时，我们称之为风险的弱化[23]。海洋环境风险信号的社会放大/弱化基于两个方面的社会因素：一是公众认知，即风险信号是否契合公众所具有的海洋环境保护意识和其文化价值观，一个具有很强的环保意识和文化的公众很容易接纳这一风险信号，反之亦然；二是社会管理，即政府管理部门是否获得了公众的信任。信任在风险的社会放大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约翰逊（Johnson）的研究发现，风险的信任是多维的[24]。信任包括“诚实”维度和“称职”维度双重维度，前者指风险管控者在风险信息方面对事实的忠诚度，而后者则指风险管控者所具有的控制风险的能力程度。在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中，前者体现为受访者对海洋环境管理相关方面的关注，后者体现为对海洋环境保护技能方面的关注。
在海洋危险事件、风险信号、公众认知&社会管理三个阶段的风险形成后，风险涟漪形成。风险涟漪的核心是直接相关的当地居民。其他的组织，例如企业、社团、政府等都会裹挟其中，从而使得海洋环境风险形成。我们在借鉴卡斯帕森的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基础上，形成了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机理及放大过程图（图3）。这一形成机理很好地反映了海洋环境危险事件是如何经过社会放大，从而具有了社会风险特性的“海洋环境风险”。
图3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机理及放大过程
Fig.3Formationmechanismandamplificationprocessofmarineenvironmentalrisk
4.2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内涵及特性的认知，是两个方面的综合：“有关海洋环境的风险”，以及“因由海洋环境引发的社会风险”大部分访谈对象在访谈中，明显地表现出对海洋环境风险最终指向的多元化认知。他们并没有很好地区分海洋环境风险的最终指向是什么，即风险的标的是“针对海洋环境及海洋生态系统的风险”，抑或是“因由海洋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而引发的社会风险”。质言之，前者的风险本质是一种自然风险，后者则是一种社会风险。或者按照上文所述的卢曼的观点，前者是一种“危险”，而后者才是一种“风险”。大部分的访谈者的访谈内容，其提炼的概念都涉及自然因素、心理因素以及社会因素，尽管自然因素的概念占据绝大部分。这说明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是两个方面的综合：“有关海洋环境的风险”，以及“因由海洋环境引发的社会风险”。
普通民众对海洋环境风险存在多元认知并不难理解，它也从侧面说明了风险认知及其防治的艰难。诚然，这种对海洋环境风险的多元认知，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我们对环境风险的认知就是多元的。概括而言，当前对于环境风险的认知就存在四个维度：经济维度、安全维度、社会（心理）维度、生态维度。经济维度是经济学、管理学科的认知模式，更多地将环境风险拘于自然状态，从客观的角度去认知风险，秉承成本-收益的风险防治策略；安全维度则是法学的认知模式，秉承预防原则去防治风险；社会维度，或者称之为心理维度，则是心理学、社会学的认知模式，它们从主观角度去认知风险，将环境风险定位为因由环境事件引发的社会风险；而生态风险则是自然科学的认知模式，其“生态风险”（ecologicalrisk）是更为常用的一个术语，它强调具有不确定性的事故或灾害对生态系统可能产生的不利作用和损害[25-26]。在海洋环境风险认知及研究的前期，由于研究者大部分出身于环境科学、地质学等自然科学，因而更多地从生态维度去认识，“海洋生态风险”也是一个更为普遍地概念。而当更多地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介入海洋环境风险研究时，对其认知就发生了拓展和转移。
我们在扎根理论的研究中，获知了普通民众对海洋环境风险的认知，与专家保持了一致。这种对海洋环境风险内涵以及特性的多元认知模式，使得海洋环境风险的防治者们需要保持一种更多宽广的防治视野。
4.3对海洋环境风险的防治，需要有效区分民众对沿海自然项目的风险感知与民众对沿海自然项目管理状况的风险感知鉴于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的内涵及特性认知，有着双重的认知模式，因此，要合理有效地防治海洋环境风险，需要做出有效地区分，例如需要有效区分民众对沿海大型项目的风险感知与民众对沿海大型项目管理状况的风险感知。前者体现在民众对项目本身的风险关注，而后者则体现在民众对项目管理者及管理状况的风险关注。我们在深度访谈中发现，很多民众对沿海核电的反对，并非单纯是针对核电，而是针对核电的管理状况。当课题组针对一些明确表现出对沿海核电焦虑的民众表示核电已经成为发达国家重要的能源构成时，很多民众表示“发达国家的管理严密，可以消除风险，而咱们中国还不行”，表现出对管理状况的风险认知。因此，合理区分这两种风险认知，从而针对其不同的风险认知，进行有针对性的风险应对策略，将更为有效地防治海洋环境风险。
诚然，要有效降低民众对沿海项目管理状况的风险感知，最为核心地是建立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甚至可以说，构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是有效防治海洋环境风险，并防止其向社会风险转化的根本途径。雷恩与莱文按复杂性与抽象度将信任分为五个层次：对信息的信任、对传播者的信任、基于信源感知对机构的信任、基于机构表现对机构的信任、信任的社会政治气候[27]。海洋环境管理的优化及海洋环境技能的提升可以降低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的感知和恐惧。这是因为低层次信任的持续流失最终导致高层次的不信任，同样高层次信任也对低层次信任的维护有调节作用。随着复杂技术时代的到来，个人的风险控制被机构的风险管理所取代，公众更加依赖机构可信度来判断风险；信任能够补偿负面的风险感知，不信任则导致公众抵制风险，以至于增加风险感知。
4.4海洋环境风险具有“镜像”效应等其独特性，因而有其自己的运作逻辑一般的环境风险，因其传播媒介的固化以及数量可控，因而其影响范围大致固定，其风险源属地与风险的影响地基本是重合的（流域的环境风险另当别论）。但是海洋环境风险的风险源属地与风险的影响地并一定是重合的，经常发生错位，从而导致“镜像”效应的出现。所谓“镜像”效应，即是指风险源属地与受影响地之间产生了错位，甚至导致风险源属地的社会风险减轻，受影响地的社会风险放大。“镜像”效应的实质是造成跨区域的风险感知。由于海洋的一体化和流动性，使得海洋环境风险的风险感知经常是跨区域的，风险策源点与风险影响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访谈对象的职业、地域等并不影响其对海洋环境风险概念的认知和建构。实际上，不仅仅本课题组在扎根理论的运用中发现了这一运作逻辑，现实的案例事件对此有所印证。例如厦门的pX项目搬迁至漳浦县古雷镇，但是却在一海之隔的东山县铜陵镇引发环境风险恐慌，造成跨区域的海洋环境风险[28]。海洋环境风险的“镜像”效应使得其不同于一般的环境风险，在某些状况下有着其独特的运作逻辑。
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在海洋环境风险“镜像”效应的产生方面，都发挥着一定的功效。自然因素体现为所在区域的区位及危险事件的危害程度。研究发现，如果某区域位于风险源地的海洋洋流下方，更易发生“镜像”效应；心理因素体现为受影响地对风险信号的心理认同程度。如果受影响地居民对核电持一种天然的排斥和恐惧心理，更易发生“镜像”效应；社会因素则体现为所在区域社会生产、生活、管理状况与海洋的关切程度。研究发现，沿海区域如果存在较多的海洋养殖，或者海鲜类食品在居民日常饮食中占据较大的比重时，更容易引发对其他沿海区域的环境风险感知，从而产生“镜像”效应。
海洋环境风险具有的“镜像”效应，使得海洋环境风险的“涟漪”效应更易发生，也更难以掌控其涟漪的范围和深度。从这个角度而言，深入分析每一种可能引起“镜像”效应的因素集合，形成全面、深入的风险范畴把握，是有效防治海洋环境风险的基础。
5结语
本文采用扎根理论对海洋环境风险这一全新的概念进行了研究。提炼了对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有关联的49个概念，并凝练出11个范畴，概括成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三个主范畴。在研究方法上，本文的研究开创了海洋环境风险研究的一个新的尝试，试图不带预设和先见地去界定海洋环境风险的概念，并发现其形成机理及特性。这一研究对深入探讨海洋环境风险以及海洋环境治理等都有着借鉴意义。
但是不可否认地是，本文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和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地方。扎根理论力图不带偏见地和价值观地去发现理论，但是没有哪个研究者是中立的，因为语言在被观察现实的基础上传递着形式和意义。语言的特殊使用反映了观点和价值。Glaser和Strauss也直言不讳地指出，扎根理论的重点不在于证明理论，而在于建构理论。课题组在访谈中，由于访谈记录人员数量较多，其访谈的自然语言可能对访谈对象有一定的引导和诱导，从而使得理论带有一定“建构”的成分。在扎根理论的框架使用上，本课题组对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机理分析，也没有从Glaser的“理论代码家族”（theoreticalcodingfamily）的理论框架角度去进行深层分析。Glaser提出了在理论代码家族中最有代表性的成员是被称之为“6C”的六个维度：原因（cause）、语境（context）、偶然性（contingencies）、结果（consequences）、协变性（covariances）和条件（conditions）[29]。局限于本文的研究主题和篇幅，本文没有对这6个方面展开研究和探讨。
当然，本文也研究也没有对一些相关因素展开严谨地相关性和比照性研究。例如没有对社会发展层次的不同群体进行比较，如通过扎根理论对经济发达的上海、浙江等沿海省份，与经济欠发达的海南、辽宁的省份进行比较，从而能更好地洞悉文化层次、社会因素对海洋环境风险形成的影响；没有对形成的因素进行量化处理，没有形成自然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在海洋环境风险形成中发挥何种比重的作用；本课题对自然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的划分也可能存在绝对化，其中一些范畴可能同时涵盖了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多重属性；也没有更细致地提炼其他特征在海洋环境风险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即没有对不同地域、不同学历、不同职业等对海洋环境风险的感知差异进行系统分析。这些研究的不足期待其他研究者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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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污染概述篇9
【关键词】生态文明海洋强国海洋环境法海洋资源法
一、生态文明建设与国土空间
（一）生态文明建设与国土空间
生态文明是现代人类文明的最先进形式。生态文明，是认识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合理利用自然，反对漠视自然、糟践自然、滥用自然和盲目干预自然，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十报告对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出四项工作要求，包括“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和“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必须珍惜每一寸国土。
国土和领土是两个不同的称谓，但是其指向和具体的涵盖范围是相同的。国土是国内法的概念，而领土是国际法的概念。国家领土是指隶属于国家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国家领土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国家行使其最高权威的空间。国家领土是国际法的客体，国际法承认每一个国家在其领土内的最高权威。一个国家的领土首先是其疆界以内的陆地。如果是一个有海岸的国家，它的领土就包括在其陆地疆界内或与其陆地相邻接的某些水域。领海是海洋的一部分，它与公海不同，是在沿岸国管辖权之下的。国际法建立在国家的观念之上，而国家的基础则是。，以一系列的法律权利和义务为表现形态，建立于领土这个事实之上。没有国家领土，一个法律实体不能成其为国家。领海是海洋的一部分，但是它不同于公海，一个国家的领海是从属于国家海岸线的那一部分海域。我国的领海是我国国土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1999年）第二条规定，该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的规定。这些领海区域都属于我国的国土空间。
（二）海洋强国战略
海洋占地球表面积的71%，与人类的生存息息相关，与国家兴衰紧密相连，海洋是人类未来前途之所系。“人类重返海洋”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识。正如《我们共同的未来》所指出的：“展望下一个世纪，委员会认为，可持续发展，如果不是生存本身，取决于海洋管理的重大进展。”“建设海洋强国”概念进入十报告，是指在开发海洋、利用海洋、保护海洋、管控海洋方面拥有强大综合实力的国家。建设生态文明和海洋强国依靠法律保障，制度先行。中国要在二十一世纪中和平崛起就必须成为海洋强国，而海洋强国也必须是建立在海洋法制基础之上，受法律保护，并依法行事的国家。否则，中国的最终国家利益将受到损害。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必须重视海洋法制的发展，并积极参加和主导其发展的原因。我国的海洋法和发达国家海洋法以及我国其他部门法法律体系相比，发展时间短，有很多不完善方面。建设生态文明国家和海洋强国应该以健全海洋法体系为第一要务。
二、生态文明建设与海洋法
作为生态文明建设重要领域的海洋法，是兼具国内法和国际法特征的法律部门，有着其独有的特性。
1、1982年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国际海洋法秩序的基本原则和基础，我国国内制定海洋法应该以此公约的规定为基础。《海洋法公约》创立的许多新规则和权利，其使用和解释有待讨论和澄清。每个国家在海洋法领域的作为都构成对公约某些条款的诠注和解释。我国国内海洋法的制定和完善应该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基础之上。
2、海洋法虽然是一个极为古老的领域，但是由于现代海洋冲突的不断升级和国际海洋法规则的不完善，海洋法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为一个拥有很多立法机会和创新的领域。我国国内立法应该积极主动地利用国际规则，制定和完善国内海洋立法，尽量大地保护我国海洋现实和长远利益。否则，我国就永远不能与规则同步成长，我国将永远只能是受规则约束者，而不能真正加入规则制定者的行列。
3、生态文明建设关切的主要是两大领域：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本文着重探讨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这两个领域——海洋环境保护法和海洋资源法。资源节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环境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所在。我国的海洋环境资源法如何作为，主要是两方面：一是海洋污染如何预防，海洋生态环境如何保护和修复；二是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囿于篇幅，本文只探讨国内海洋环境资源法完善问题，至于国际海洋法则另著文探讨。
三、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完善
我国十分重视防治海洋环境污染、保护海洋环境和生态的法制建设，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陆续颁布了《海洋环境保护法》、《海域使用管理法》、《海岛保护法》和《渔业法》、《防止沿海水域污染暂行规定》等有关保护海洋环境、防止海洋污染损害的法律、法规，还制定了一些防治海洋环境污染、保护海洋环境的部门行政规章、地方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和标准，例如《浙江省海洋环境保护条例》。以我国《海洋环境法》为核心的海洋环境保护法体系为我国环境保护法律作出了很多首创制度的贡献。但是，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和目标相比，现行海洋环境法有诸多问题和缺陷。迫切需要加大海洋环境法制度创新和完善，以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有序、健康、有效地推进。
（一）确立海洋在宪法中的地位
在我国历史上，我国的宪法曾经涉及海洋问题，如起到临时宪法作用的1654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三十四条第3款规定“保护沿海渔场，发展水产业”，1978年宪法第六条第2款规定：“矿藏水流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海陆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但是，我国宪法历经数次修订，却始终没有出现“海”或“海洋”的规定。我国海洋立法的宪法依据是不充分的。“海洋”不能入宪，不利于提高全民海洋意识，也不利于我国海洋法律制度的完善。因此，有必要确立海洋在宪法中的地位，这是完善我国海洋环境法和海洋资源法的第一要务。建议将宪法第9条第1款修改为“矿藏、水流、海洋、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除外。”
（二）建立海洋生态损害评估和赔偿制度
近年来我国海洋环境污染事件频繁，给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而现实是，对于海洋生态损害进行赔偿的诉求得不到保证。有关海洋生态损害的国际公约，我国加入了《1969年民事国际油污损害责任公约》、1992年《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国际公约》，但是没有加入《1971年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公约》。国际公约是我国的法律渊源之一，当国内法与国际公约规定不一致时，国际公约优先适用；而当国际公约没有规定时，只能以国内法作为依据。对于海洋生态损害的索赔在国际公约不足的情况下应该按照我国国内法的规定执行。我国国内法有关海洋生态损害赔偿的法律法规，包括《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海商法》、《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实施办法》、《水域污染事故渔业损失计算方法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
可见，我国没有直接规范海洋生态损害赔偿的国家立法，无法为海洋生态索赔提供直接的法律依据，援引其他法律中的有关制度来解决海洋生态损害赔偿的问题总是“捉襟见肘”。造成我国海洋生态损害索赔困难的原因就在于此。我国亟待立法建立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制度，完备的海洋生态损害评估和赔偿制度必须涵盖以下层面：第一，海洋生态损害基本概念界定；第二，构建我国海洋生态损害赔偿的全新理念：综合生态系统管理、风险预防；第三，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基本范畴：索赔主体、责任形式等；第四，海洋生态损害赔偿的范围；第五，海洋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第六，海洋生态损害索赔途径，包括诉讼形式、社会化途径等等。
（三）完善海洋污染刑事责任制度
近几年我国公布的海洋环境质量公报显示，我国海洋环境质量未有好转，破坏海洋环境的违法案件年年递增，但至今很少有被依法移送到司法部门给予刑事制裁的。我国在立法上非常重视对破坏环境资源犯罪的惩治。《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1条、《海洋工程条例》第50条、第52条、《刑法》第338条分别对海洋环境污染事故刑事责任进行规定。我国《刑法》第13条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认定某一违法行为的危害性是否达到犯罪的程度，是区分行为性质是行政违法还是刑事犯罪的关键。然而，何为“重大事故”、“重大损失”、“严重后果”这些模糊的、不具有现实操作性的犯罪构成量化标准，主观性强，在目前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中都缺乏切实明确的内容。
我国成倍增长的海洋违法案件，与海洋违法犯罪行为得不到有效严惩不无关系。完善我国海洋污染刑事责任制度，应该对海洋行政法律、法规与目前的刑法进行比照研究，结合海洋执法部门在行政执法中可能遇到的犯罪情况以及相应的法律规定进行梳理，明确罪与非罪的界限，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予以解释，规定海洋环境资源犯罪的立案标准等具体适用《刑法》的情形，对于海洋环境资源犯罪认定中的“重大事故”、“重大损失”、“严重后果”等予以细化和明确。
四、我国海洋资源法完善
海洋资源是指在一定技术经济条件下，海洋中的一切对人类有用或有使用价值的物质和能量。我国已经出台的海洋资源法律包括《海洋环境保护法》、《海域使用管理法》、《海岛保护法》以及涉海资源法律《渔业法》。相对海洋环境法，我国的海洋资源立法比较薄弱，我国海洋资源法的完善主要应该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促进海洋环境保护法和海洋资源法融合
现代环境经济学和资源生态学的发展，赋予环境以资源的使用价值和价值表现，同时要求自然资源开发必须协调自然资源的自然再生产的可持续性发展，这种“环境资源化”和“资源生态化”反映了环境与资源的趋同化，使环境与资源的概念边际变得模糊，也促进了环境保护和资源保护策略的融合，使环境保护与资源保护呈现一体化的趋势。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1条规定立法目的是“保护和改善海洋环境，保护海洋资源，防治污染损害，维护生态平衡，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于海洋资源仅仅在章节中作了原则性规定，这个法律现状说明我国海洋环境资源立法中还没有贯彻“海洋环境资源一体”观念，这对于海洋资源的生态保护是非常不利的。
在今后的法律修订和理论探讨过程中，应该加强海洋环境资源一体化的研究，从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中协调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资源开发保护。一方面，我国的《海洋环境法》在今后修订过程中应该强化海洋资源方面的内容。另一方面，海洋资源立法方面，我国还需加强《中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海洋岛屿开发管理法》、《海洋资源开发管理法》、《海岸带开发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形成完备的海洋资源法律体系。完备的海洋资源法律可以促进我国海洋资源法与国际法接轨，扩大海洋立法方面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二）明确海洋资源法律权属
我国《物权法》（2007年）第46条规定：矿藏、水流、海域属于国家所有，第122条规定，“依法取得的海域使用权受法律保护”。根据《物权法》的上述规定和物权的属性，《物权法》规定的海域所有权和海域使用权，都是排他性的权利。而我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3条规定：“海域属于国家所有，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海域所有权。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海域”。从《海域使用管理法》的规定可以看出：其一，海域在我国是国家所有；其二，国务院以及各级有关行政机关对于海域
享有管理权；其三，海域使用权人对于海域的使用权并非排他性权利。这三点似乎有些矛盾，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海域的公共物品属性。海域作为公共物品，《物权法》或者《海域使用管理法》笼统地规定海域所有权和海域使用权是排他性的权利，是不适当的。
由于海域的公共物品性质，海洋的自然属性，以国家为所有权的主体对海域施加类似私人财产权的排他性所有权是不可能的，因此，对海域规定国家排他性所有权只能是一个幻象。明确海洋权属关系到海洋资源管理和开发利用制度。一方面，海域的根本属性应该是公共物品，属于全体人民共同所有，任何人都可以使用海域，而且任何人的使用都不是排他性的使用。另一方面，国家对于海域不拥有所有权，而是受公众委托享有管理权，国家管理海域应该贯彻公共利益优先的理念。
（三）建立海洋资源综合管理体制
我国海洋资源开发利用管理的现实是，海洋资源的开发涉及多个政府行政部门，在我国有“九龙闹海”之称，这种状况与海洋环境资源的整体属性是相悖的，对于海洋环境资源的一体化非常不利。根据我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7条的规定，我国目前海洋管理体制实行统一管理与分部门和分级管理相结合的管理模式，今后我国海洋资源管理体制的完善方向应该是海洋环境综合管理。海洋综合管理是指以国家的海洋整体利益为目标，通过发展战略、政策、规划、区划、立法、执法等行为，对国家管辖的海域的空间、资源、环境和权益，在统一管理与分部门、分级管理的体制下，实施统筹协调管理，以达到提高海洋资源利用的系统功效，协调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资源与海洋环境和国家海洋权益的目的，实现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五、代结语：生态文明和海洋强国的期待
生态文明的号角已经吹响，将指引着全社会各个层面的建设。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建设海洋强国，这些都需要通过完备的法律保障。“控制海洋是一个决定国家的领导地位和繁荣的主要因素，同时也常常是决定一个国家存亡的主要因素。”建设生态文明和海洋强国，一方面应该以尊重国际法为基础；另一方面，应该完善健全本国海洋环境资源法。建设生态文明的中国需要全新的海洋意识和完备的海洋法。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0YJC820119）和中国法学会部级课题（项目编号CLS（2012）C84）的阶段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谷树忠，曹小奇，张亮.科学理解、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J].人民日报，2012，11.
[2]2012年11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代表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向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作了题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八、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J].人民日报，2012，11.
[3][英]劳特派特修订：《奥本海国际法》（上卷第二分册），王铁崖、陈体强译，商务印书馆1989.
海洋污染概述篇10
【关键词】海洋；环境污染现状；渔业；影响
【引言】海洋环境污染问题，在人类不断发展活动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严重。海洋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有重金属、近海水产养殖、生活垃圾、海上溢油、赤潮灾害等。特别是我国近岸海域生态系统受到非常严重的损害，海洋生态环境一种处于恶化状态，并且生物的多样性也同样遭受着破坏，所以当前应该在了解海洋污染实际状况的基础之上，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遏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海洋环境污染现状分析
1.1重金属造成的污染
重金属在海洋中的主要来源包括人为来源以及天然来源：人为来源，主要含有农业劣质化肥的使用、工业污水的排放、海洋以及矿山油井的开采等；天然来源，主要含有大气沉降、地壳岩风化、火山喷发等。一直以来，我国沿海地区快速地发展着工农业，促使海洋的重金属污染变得越来越严重[1]。因为大部分的重金属元素在河流输入中，因此河口水域的重金属污染相对就更加严重。
1.2海水养殖造成的污染
近海养殖对海洋渔业环境污染来源，主要含有：投放的药物以及化学药剂、磷以及氮等营养盐、粪便以及残饵等有机物。近海养殖对海洋渔业环境的影响相比于其他人类活动的影响，并没有很大，然而不重视近海养殖所造成的污染，沿岸生态环境将会受到这些排放的有机物以及营养物的明显破坏。近海养殖主要利用网围以及网箱等养殖方式，这种高密度的养殖方式必须要投入非常多的饵料，养殖生物也会产生非常多的排泄物，而过剩的大部分饵料以及养殖生物排泄物将会对海洋渔业资源环境造成严重污染[2]。
1.3石油类造成的污染
海洋石油污染不但包含着石油开采井喷事故、海上石油勘探泄漏、油库事故、以及油轮事故等，同时也含有含油废气沉降、工业废水排放、海上采油废水的排放、船舶以及港口作业含油污水的排放等。与此同时，石油在装卸以及运输、油轮的大型化趋势，也会促使发生海上溢油事故的概率增加[3]。
1.4赤潮造成的污染
赤潮是我国海洋灾害中主要的一种，事实上就是海洋生态的一种灾害，同时也是具有灾害性的一种水色异常现象[4]。在我国海洋经济中，海洋水产业是其中的支柱型产业，而频发赤潮会对我国的海洋水产业造成严重影响，这样也会对我国健康发展海洋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另外，赤潮也会对人类的身体健康早晨直接或间接危害，有毒的赤潮不但会对水源造成污染，并且会促使人类食用水产品发生中毒事故[5]。同时，赤潮的出现也会对海洋生态的恶化造成不良影响，也会威胁到海洋生物的活动，甚至会促使海洋生物数量减少，严重损害到生态系统。
1.5生活垃圾造成的污染
我国近海海域的垃圾以塑料类、泡沫类和木制品类为主。相关研究结果显示：近海海面垃圾主要以海面塑料类垃圾为主，海底面垃圾大多数都属于塑料类垃圾，而海洋垃圾主要来源是人类海岸活动。捕捞以及航运等海上活动所造成的海面漂浮垃圾以及海滩垃圾[6]。因此，我国近海海域存在非常严重的海洋垃圾泛滥现象。
2.海洋环境污染对渔业的影响
2.1重金属污染造成的影响
在海洋环境污染中，重金属污染是其中一种比较重要的污染，因为人在受到重金属汞污染后会患有水俣病，人体在受到镉污染后会患有骨痛病。重金属元素的主要特点就是难降解，以及具有非常大的毒性，并且这些重金属汞、镉等在水体中，能够通过生活用水或者是饮用水直接作用于人体，也可以被水生动植物吸收，之后在食物链的作用下对人类的健康造成直接危害。同时，水生生物也会受到重金属的严重危害，鱼类的免疫能力会在高浓度的重金属溶液影响下降低，重金属锰、锌、铜的积累会严重影响到鱼类的体长以及性别。
2.2生活垃圾污染造成的影响
在海洋中塑料制品不能够被分解，而海洋中的生活垃圾主要是塑料类垃圾，不仅会对海底、海面、沙滩的环境造成污染，同时也会严重威胁到海洋的生物。例如：在海水或者沙滩中常常会出现塑料包装袋，会吸引海龟以及海豹等海洋哺乳动物的注意，它们会将塑料垃圾作为主要的。如果这些海洋哺乳动物不能够挣脱缠绕物，这样将会出现死亡现象。还有一些塑料垃圾会被海龟以及海鸟等生物误食，常常会堵塞生物的胃以及食道，这样容易促使生物饥饿而死亡。同时，在珊瑚表面常常会附着塑料袋，这样会直接影响到生物寄居在珊瑚的生存状况。生活垃圾一样也会污染海边风景保护区、污染近海养殖业以及污染水质，促使经济出现巨大的损失。
2.3海上溢油污染造成的影响
一旦发生海上溢油事故，石油就更加容易进入海洋并且快速地扩散，同时在海面上也会出现厚厚的油层，将会导致油层内的海水缺氧，生物在这个水域会由于缺氧而死亡。海面的油层也会对潜水摄食的鸟类造成威胁，一旦鸟类羽毛上附着了油污，就会发挥其保温以及防水的作用。如果鸟类有摄取溢油，就会促使其内脏受损，鸟类最后就会由于中毒、寒冷以及饥饿而死亡。海浪也会将油污冲到岸边，这样将会对海滩造成污染，对近海养殖业造成破坏，也会出现非常严重的经济损失。海洋生物体内由于长期积累非常多的石油有害物质，一旦人们误食被污染的贝类、虾以及鱼等，将会促使健康受到威胁。倘若某一区域被污染，海水的涨落将会促使这一区域污染出现旋转性的扩散现象，也会受到定向风以及盛行风的影响，促使污染物流入更远的水域中，就会对海洋生态系统以及海洋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2.4赤潮污染造成的影响
赤潮污染，不仅仅会对海洋生态的平衡造成破坏，同时也会对渔业资源以及水资源造成危害，也会影响到人类的身体健康。海洋，实质上属于复杂生态系统中的一种，海洋的能量流动以及物质循环位于比较稳定的动态平衡状态中，赤潮污染将会破坏这种平衡状态。在发生赤潮的初期，水体中的耗氧量以及叶绿素a等将会在藻类的光合作用下会有明显增加，导致部分海洋生物不可以正常生长繁殖，甚至出现部分生物死亡等状况，这样将会对海洋生态的平衡造成破坏。在鱼类的鳃上附着赤潮生物产生的粘液，将会促使鱼类窒息而死亡。在发生赤潮的后期，出现大量死亡赤潮生物的不良状况，在水体严重缺氧以及细菌的分解作用下，也会产生其他有害物质，促使海洋生物中毒或缺氧死亡。另外。部分赤潮生物也会通过自身的作用产生毒素，将水中的生物毒死。养殖的经济藻类会受到浮游植物的危害，其会污染紫菜以及海带等经济藻类，将会降低养殖业的经济价值。
结语
综上所述，海洋环境出现的污染对我国渔业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相关环境保护部门应该针对海洋环境污染的现状制定出有效措施，加强监督以及管理海洋环境以及渔业，可以实施分级以及统一领导管理的方式进行管理，这样对于临时出现的不良状况就能够及时得到处理。另外，还应该采取应急措施以及紧急预案，预防出现突发状况，有效地降低损失。
【参考文献】
[1]黄子琦.浅析我国海洋环境污染特征与治理思路[J].资源节约与环保，2015，12（10）：139-139.
[2]周明莹，夏斌，马绍赛，等.多溴联苯醚的特性及其对海洋环境的污染研究[J].渔业科学进展，2013，30（04）：142-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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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曹英志，翟伟康，张建辉，等.我国海洋渔业发展现状及问题研究[J].中国渔业经济，2015，33（05）：141-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