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范文大全文学与影视作品的关系十篇文学与影视作品的关系十篇

文学与影视作品的关系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5 18:49:08

文学与影视作品的关系篇1

一、引言

将法律与文学作为一种思想流派或法学领域来开展研究,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法学院。随着美国法律与文学运动的发展,逐步将这一领域进行了划分,主要有以下四个分支:一是作为文学的法律(Lawasliterature),二是文学中的法律(Lawinliterature),三是有关文学的法律(lawofliterature),四是通过文学的法律(lawthroughliterature)。本文笔者主要通过研究第二分支,即研究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法律,思考其中的法学理论和实践问题。近些年来,国内法学家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也在不断深入。那么,为何要研究法律与文学,它的意义何在?笔者认为,法律与文学是一个有待开拓的领域,它可以摆脱抽象思维,并借助生动而具体的故事,来理解法律问题的一种途径和方式。通过跳出传统模式对法学理论的研究,摆脱从研究概念、分类、权利与义务等这类问题出发,并借助故事的整体性,来把握法律与社会的问题,来探讨不同语境下的法律世界与社会规范的相互作用。它不仅可以成为法学教育方式的一次创新与突破,更为法学研究领域开创了一个新载体。

法律与文学的研究,是通过结合不同时代背景下的文学素材,而开展的针对不同社会历史语境下的理论研究剖析。不同社会背景下的文学作品,无论文学作品是否处于相同的社会背景,他们总会展现一个共通性,即会用特有的社会规范来维持秩序,其中就会涉及到一定时期的风俗、道德、宗教还有法律等问题。而剖析其中社会规范的冲突与调和,则是法律与文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它有可能从一个侧面扩展中国当代法学理论研究的领域,改变研究的方式。而本文重点探讨的是,更具表现力的文学作品即影视作品中对于法律、道德等社会规范的呈现与阐释,探讨从影视作品中反映出的社会规范的冲突、惩戒、救赎及信仰等问题。本文首先通过两部影视作品介绍了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冲突问题,然后利用两部影视作品中讲述的有关违规范之后的惩戒与救赎问题,进而引出对规范信仰的重要性,并对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冲突调和进行了总结。通过以影视剧这种更为鲜活立体的方式把某些文学作品搬上荧屏,让广泛的受众群体通过更为形象具体的方式,去体验不同秩序世界中的文化以及社会规范,从而引发人们对各种价值的判断与反思。

二、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矛盾冲突

社会规范指人们社会行为的规矩,社会活动的准则。它是人类为了社会共同生活的需要o在社会互动过程中衍生出来,相习成风,约定俗成,或者由人们共同制定并明确施行的。其本质是对社会关系的反映,也是社会关系的具体化。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社会规范主要包括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道德作为一种内生的规范植根于人们的心中,而法律是一种外生的规范设计,则约束着人们的生活。由于两种规范的外生性与内生性的差异,形成了两种社会规范的本质冲突。而这些冲突在文学或影视作品中被揭示出来,突显出了社会生活在法律与道德间的摇摆不定:时而合法但不合理,时而合理但是不合法。

文学作品中的故事往往会结合当下的社会时代背景,来展现不同社会规范下的人物事件,进而剖析作品中所体现的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文化、风俗与秩序,尤其是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冲突以及调和的问题。情与法的冲突一直都是文学或影视创作的重要主题。那些影响较大的影视剧中融合了更多的现代艺术元素,更富表现力。因此,以耳熟能详的影视剧为讨论背景,能够更真切的再现生活、提炼生活,真实的反映出文学作品中有关社会规范的冲突与融合。当社会从传统的道德秩序向现代法律秩序迈进时,所借鉴的西方文明的现代法律制度与我国的传统文化理念相碰撞,必定会对本国国民的思想认知产生一定的冲击。

法律规范的形成是一个过程,现代的法治社会萌生于古代西方文化,在近代欧洲得到发展,并全盛于美国。道德规范却是各民族内生自发的文化、意识与思想的沉淀。现代法治社会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而这种在久远的西方历史中逐渐确立形成的“合法性”很难与传统礼俗社会文化带来的“合理性”相融合。当面对社会变革或是存在与其他文化相融合时,传统的本土文化思想与现代主流法治文化思想势必会出现冲突。

三、社会规范的惩戒与救赎

社会规范是社会所坚持的行为标准,按照其惩戒机制可以分为正式规范与非正式规范。道德规范就是一种非正式的规范,属于内在的惩戒,因为其惩罚手段主要是违反者自发的内心挣扎与愧疚感;法律规范是正式规范,属于外在的惩戒,其是利用国家机器通过刑罚的手段进行强制性的惩戒。通过以暴制暴的方法,建立起的法律规范惩戒手段是否有效?对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外在的威慑力量绝对没有内在的自发而形成的秩序感的建立更为有效。

道德规范能够让人自发的进行内省,而法律规范则是外部强硬的进行惩罚。两部不同国界的影片,反应的都是在法律规范的惩治作用扭曲或缺失的情况下,道德规范中的自发救赎的力量,在“善”的感召下即使是大恶之人也会引发其对纯真朴实世界回归的愿望。

四、社会规范冲突中的信仰问题

没有了社会规范,人类无法维系在当下的物质生活中。而在上述讨论的四部影视作品中不同意义的冲突却具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社会规范背后的信仰问题,笔者认为,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冲突的本质即是信仰上的冲突。

在《秋菊打官司》中,对于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秋菊的信仰所确信的还是道德秩序,她所要求的说法也是道德层面上的,所以才会不辞辛苦的走访上告。然而最终她得到的却是获得法律规范上的解决方法,与其内心所确信的道德规范是冲突的,因此她便不知所措了。剧中所刻画的秋菊这一人物形象是不懂法律规范的村妇,但是却有着极其坚定的道德规范信念的人。而这反映的也正是在我们传统的道德观念之上去建构法律秩序时的矛盾与冲突,当人们在试图冲破现有的道德规范而去信仰法律规范时所产生的迷茫与困惑。《爱在哈佛》的女主人公所信仰的是医生救死扶伤的天职,而她所处的美国社会处于严谨的法律规范的社会秩序构架中,其更信奉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她的救死扶伤的“义”与病人在得到救助后,反而因“利”而向她提起控告行为的对比,也充分表现了信仰的冲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代表“利”的法律规范并不是唯一善的秩序。

同样在前文中所讨论的救赎也与信仰密不可分。因为救赎是通过信仰使人的灵魂得到拯救的过程,只有将救赎观念上升到救赎信仰的高度,它才能对日常生活发生重大而深远的作用,所以无论是道德规范的违反还是法律规范的违背,都需要做的是对信仰进行救赎。在《肖申克的救赎》中,男主人公有着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信念,正是这种信念可以支撑他用一把小锤子花了20年挖出通向自由的地道,才有通过穿凿跨越5个足球场长度的粪便管道逃生的勇气,这种精神体现了他对自由的信仰救赎。在《天下无贼》中,作为贼的男主人公从恶到善的转变,从对金钱信仰的漩涡中抽脱出来,从而使在坠落边缘的良知闪现,完成了从贼的恶到对“舍生取义”的善的信仰救赎。

若是失去信仰,人类则无以面对自己的精神家园。在西方社会中,法律规范与基督教的宗教文化相互交替,共同影响着西方世界。由于受到宗教文化的深厚影响,当西方人面对着法律秩序时,并不是从政治学的角度理解国家所订立规则的权威性,而是可以从信仰的角度去体会法律的神圣性。纵观中国历史传承,核心文化是儒家思想,虽然它不是宗教,因为对于普通百姓,缺少构成宗教的仪式环节[3]。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发挥着宗教的功能,且开启人心的动向,可以有效的安排人们的日常生活,还可以提携人心的向上超越。虽然没有“儒教”信仰,但是儒家的礼教文化却影响了东亚世界。而在历史的进程中,儒家精神作为一种道德规范被无数仁人志士所信奉,“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对彼岸精神世界的追求促成了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超越。

宗教是一套与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与行动,这种信仰与行动把社会里的人们联合起来而形成了一个道德上的社区[7]。信仰原本指的是对宗教的信仰,而在现代社会中所使用的语境早已超出了这个范围,似乎每种观念都可能形成一种信仰,例如对金钱或对爱情的信仰。但是无论信仰的外延如何变化,即使信仰的客体已经被庸俗化了,但是信仰必定是确定性的而且这种确信可以指导人们的行为。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两者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作为被信仰的社会规范体系,并且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冲突也需要通过信仰的方式来化解。宗教因法律而具有社会性,法律因宗教而获得神圣性。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为僵死的教条。没有法律的信仰将会蜕变成狂妄的信念。美国学者伯尔曼认为法律可以像宗教一样得到信仰,并强调了在法律规范中信仰的巨大力量。没有信仰就如同是躯体在享受着物质世界的繁荣,心灵世界的孤寂却没有力量来安抚。人们需要救赎信仰,将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中和统一,以自由的内心去看待周围的世界,相信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力量,正视西方法治社会下物质繁荣背后充斥的功利主义的社会矛盾。

5.总结

本文利用四部影视作品所展现的场景,讨论了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问题,有关冲突与其惩治的问题,并由此引发对信仰问题的更为深入的思考。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往往是相冲突的。例如法理与人情的冲突、利与义的冲突。当外来的文化影响着对儒家传统文化的笃信时,便会引发信仰的缺失。但同时,可以看出传统的道德规范已经融入了人们的日常思维和习惯中,成为一种无形的信仰和秩序。应看到的是,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并非无法共存。法律秩序是当前全球化竞争中经济建设、秩序建设的必然选择,接受法治并非等同于对道德秩序的放弃,反而更需要做的是恢复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自信,以及对自身道德秩序的确信,并在此基础上维系法律规范的权威性,为经济建设、社会和谐发展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苏力.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J].读书,2006(7):22-22.

[2]wolfgangKasper,manfrede.Streit,institutionaleconomics:Socialorderandpublicpolicy,.northampton,ma,USa:edwardelgar,c1998,paperbackedition1999.

[3]冯友兰,涂又光.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4]於兴中.作为法律文明秩序的“法治”[J].清华法治论衡,2002,1.

[5]冯仕政,李建华.宗教伦理与日常生活――马克斯・韦伯宗教伦理思想引论[J].伦理学研究,2004(1):75-79.

[6]傅佩荣.儒家与现代人生[m].上海三联书店,2007.

文学与影视作品的关系篇2

盛世危言:电视电影八年和面对的严峻挑战面对如此风光的电视电影,我愿发一盛世危言。我以为,电视电影将面对巨大的挑战。一面是多媒体的强势挤压,那就是网络电影和新媒体电影、流媒体电影,将抢占电视电影的生存发展空间。我预计不出5年,这些多媒体电影将铺天盖地。另一面是大银幕电影经过市场历练和自身调试之后,也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将与电视电影争夺观众争夺生存天地。预应这些巨大的挑战和挤压,我们再反思电视电影的今天,它的不足和软肋,更使我们的忧患意识有了现实性。我们有精品力作,但是没有形成强势,我们有比较丰富的样式和风格,但是没有形成风格群落,没有形成成熟的类型化的艺术格局。由此看来,一个话题的确立就显得十分必要:那就是应该寻找电视电影可持续发展战略。

应战预案:可持续发展之美学主张对挑战的应战,从来是文化发展的动力。理论上清醒,实践上方能主动。寻找并确立电视电影可持续发展战略,已是当务之急。电视电影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我看来应该包含着以下几个内容:第一,鲜明美学主张;第二,强化品牌意识;第三,科学编辑系统;第四,扩大文学后援;第五,整合资源配置。

第一,鲜明美学主张。美学主张首先体现在题材层面上。表现什么生活,彰显什么人物,是文化立场的印证。我们选什么,怎样选择,是我们的文化背景和中国国情决定的。科学发展观的构筑,和谐社会的战略布局,都在一点上重复,那就是以人为本,关注百姓命运,关注百姓的生活,这被提到了执政第一要务的高度。基于这样一点,在电视电影的题材层面上,我们应该做到在各种题材中,以现实题材为主;在现实题材中,以平民题材为主;我们要书写百姓、书写大众、书写草根。今天应该重提人民性的话题,人民性确实被淡忘已久了。现在的作品礼赞白领的太多了,那是一种贵族化倾向。我们不应以中产阶级自居、自傲,应多一些平民情怀。不应抱着一种贵族和精英的姿态居高临下,俯视平民俯视众生。我们应坚守为大众的方向和立场。

在题旨层面,要清醒我们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环境。我们既可以说置身于主流文化的环境,也可以说置身于世俗文化的环境,更可以说我们进入了一种泛娱乐化时代的环境。打开电视,我们有主流作品,有主流文化,有主流话语,但是没有形成强势;形成强势的是万民选秀,助民狂欢,天天过年,这类综艺节目形成收视狂潮。而剧类作品,则是世俗风情大行其道。我们不反对世俗情怀,我们正视公众有享受快乐的权利,但有学者称,人民也有格调低下的权利,我却质疑。美国传媒大王默多克说过一句话“我们的趣味降低一点点,读者就会蜂拥而至”,这句话有片面的真理性。关键是降低的度,降低多了为恶俗,降低少了为媚俗,降低多少为准确,这是至关重要的。考察剧类作品,我们发现其中虽有英雄形象,虽张扬英雄主义,但没有形成强势;形成强势的是市民情绪。可谓英雄退位小市民登场。小市民的世俗欲望,小市民的世俗情感,小市民的世俗性格,在电视剧类作品中成为时尚。重欲望,轻责任;重自己,轻他人,成为私人化写作的主要内容,而私人化书写又被时尚评论家奉为上佳境界。小市民情怀不等于平民情怀,平民情怀则为百姓情怀。

有鉴于此,我们在题旨层面上可否应有这样几个方面:关注民生,关注民情,既要为民解压找乐,更要为民代言请命。题材层面重提人民性,在题旨层面上要关注民生、关注民情。我们可以用快乐的作品,给观众带来欢愉;用人文关怀给观众带来心灵慰藉;但,更应反映平民大众的愿望和理想,关注他们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状态。为民写作,为民立言,才是上佳境界。为什么《天狗》被视为艺术珍品,因为我们珍视《天狗》的思想力量,反过来,我们考察电视电影,我们缺少《天狗》的思想锋芒。同样,我们珍视电视电影《村官过大年》的思想力量和艺术力量。

这部作品从村官过大年切入,既带出当下农村一片祥和喜庆气氛,又带出剧中雪乡村村长和他的农民在市场经济拼搏中的困顿。这个问题具有典型意义和尖锐的当下性。此剧不走歌舞升平路线,而走表现农民如何学会在市场中打拼、学会办大农业的现实主义路线。电视电影也应该擦拭锋芒亮出刀锋,批判社会种种伪善和不公。我们需要英雄情怀和英雄气概,以此来构筑民主与法制。所以,我们在题旨层面上应该把平民情怀和英雄情怀并举,人文关怀与主流意识关怀并举,精英化与人民性并举,娱乐化与郑重性并举。既有主流化又有多样化。

在样式层面上,我认为应提倡个性化与类型化并举,系列组合与单篇力作并举。我们要有样式群落和风格群落。我们已有《法官老张轶事》系列,有《名将》系列、《陆小凤》系列,也有《水浒人物》系列,确保电视电影收视的强势。同时我们也需要像《飞》、《小火车》、《天籁》、《城市上空的鸟》和《雪狼》这样一些充满前卫意识、探索精神,具有独特的艺术品质和艺术个性的作品,以丰富我们的风格和样式。

我们倚重表达层面,是因为我们尊重艺术本质和艺术规律。止于题材好题旨好,而轻艺术表达,这是题材决定论。过往的教训太沉重,不可遗忘。对于文化市场而言,不管何种题材的作品,好看是硬道理;其余皆为妄言。先被吸引后被教化,这是规律。我们注重艺术表达,就该注重艺术手段。

当下电影电视在艺术表现上构成对文本最大杀伤力的是虚假,伪真实,伪生活,伪情感。在艺术上打假,我们就该在表达层面上尊重生活,追求生活质感显得尤为重要。不要把作品中的生活打磨得太光滑,必须追求生活实感和质感。要有矛盾冲突的时代质量,不应沉迷于杯水风波和脂粉气息。既不要矫饰生活,也不要伪造生活。电视电影创作者,不能因其小而轻视它。我以为,沙龙写作是当前创作中一种文化瘟疫,单凭想象写不出生活实感。我们既要现实主义表达,也要另类表达。无论是何种形式的表达,何种叙事策略,关键点是我们要审美,不要审丑,要真实,不要矫饰;要反映生活本质,不要满足于罗列生活现象。一些表现无聊男女的无聊作品应该杜绝,不要表现无聊人生、无聊情趣。有一些年轻人的作品,习惯于审丑,以审丑来张扬艺术个性。在张扬个性的时候,过多地欣赏自己,或者把“愤青”的东西融入到作品当中,明明北京有很多好的东西,偏拍厕所等私密的东西,拍上海也拍一些负面的东西,以为这就是美。有嗜丑嗜脏之好,有嗜恶嗜俗之好,这是伪现实主义,是猥琐的自然主义。目前创作当中确实有一些自然主义的倾向值得警醒。我们要追求人性的复杂和人性的深度,但是不要人性的卑琐,不要把审丑当做艺术理想。我们要追求崇高的艺术理想。

可持续发展的品牌牵引和推进力量在众多媒体作品争夺电子媒体播映空间与时间的态势下,要保持电视电影的强势和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品牌牵引,不断提升自己的公信力和竞争力;同时还要有科学的编辑系统;扩大文学后援;整合电影频道的资源配置;形成巨大的推进力量和推动机制。

要强化电视电影的品牌意识。品牌效应和公信力是它的艺术品质和思想品质的恒定保证和不断提升。为什么一提主旋律作品,作者便赧然不敢承认其为“主旋律”。谈“主旋律”作品则理不直气不壮,何以然?因为主旋律作品公信力下降。这是创作者自身造成的,不是观众酿成的。

我们强调品牌意识就是为了提升电视电影的公信力。品牌效应是有标志性的,它有次第出现的作为代言、作为标志的作品,我们要用力打造构成品牌的作品,无论是系列作品也好,还是单篇佳作也好。品牌要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

坚守质量才能创造品牌,不坚守质量品牌是空话。

科学编辑系统,这里的“科学”是动名词。我们公认电影文学是电视电影的龙头,是第一生产力。而这第一生产力的第一,龙头的龙头,便是编辑。编辑曾被尊为仅次于上帝的人,因为他给别人铺红地毯,助别人成名而隐身幕后。电视电影对编辑应给予深深的礼赞。电影文学编辑新时期以来活跃于各电影厂的文学部,如今,电影频道的文学编辑为硕果仅存者,成为文化遗址。如果检视电视电影走到今天,八年能取得这样大的成就,成为文化气象,首功应该归功于电影频道的编辑系统。

强调科学编辑系统,是使编辑工作系统化、规范化、科学化。在编辑系统中,首先应该强化策划,变被动为主动,不要等米下锅、守株待兔,来一个《天籁》有一个《天籁》,来一个《飞》有一个《飞》,来一个《中国桥》有一个《中国桥》,将策划转化为文学创意,转化为创意项目,形成总体布局。要根据市场的需求,观众的需求,时代和社会的需求,还要根据总体艺术格局的需求,选择策划项目,然后邀请编剧创作。策划意识是科学编辑系统的第一要务。电影频道的电视电影已有很大影响,吸引一大批创作者和制作人参与其间。这是因为投产的作品能确保投资人的回收,并有不菲的利润空间。拍电视电影渐呈趋之若鹜之势,然而,相当一些中小文化公司却视为畏途,他们觉得立项太难,时间太长。我们可否科学规范编辑系统,规范一审工作日多长时间,二审多长时间,三审多长时间,科学规范工作日,而且要公示化。每一道创作程序既保质量又定时限。质量是前提。运营透明化,程序合理化。

扩大文学后援。强化扩大文学后援,是为了强化电视电影的第一生产力。电影频道的电视电影部门是组织者,文学后援是实践者。后援越多越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就越大。无论是科学编辑系统还是扩大文学后援,都是为了强化文学力量,强化电视电影的启动平台。扩大文学后援的第一点,积极借用当代文学成果,寻找当代文学名篇佳作,团结大批有实力有生活有才情的中青年作家。关注他们的作品,关注他们的创作动势,以丰饶电视电影的文学沃土。

基于此,建议电影频道签约一批剧作家。给编剧提供深入生活的便利和经费,从生活中发现和确立创作项目;给编剧提供观摩优秀影片的机会;适度提高稿酬标准。既注重团结知名作者,也注重培养新锐作者。

整合资源配置。电影频道可否调动各种传媒手段,形成媒介强势,力推名篇佳作,使之成为电视电影品牌的文化代言。应该革新电视电影的播出方式。电视电影的播出应栏目化,以此强化类型意识。如推出喜剧系列,悲情系列,青春系列,言情系列,史诗系列,都市系列,乡土系列,武打系列,关东系列,海派系列,西部系列,岭南系列,等等,将类型规模化,将风格规模化,将样式也规模化,强势出场。

文学与影视作品的关系篇3

一、影视资源为初中语文阅读教学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大量国内外文学作品都被拍成了影视作品,这些优秀的影视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学语文课文的选取、编纂以及对学生学习效果的影响。如初中语文教材中海伦?凯勒的《再塑生命的人》就选自影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作者海伦?凯勒的动人事迹曾多次被拍摄成影片;又如初中语文课文《智取生辰纲》《杨修之死》《香菱学诗》分别选自于我国四大名著《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这些文学名著也被多次拍摄成电影或电视,对学生的学习与生活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除此之外,与中学语文教学相关的影视文学作品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如《西厢记》《雷雨》《茶馆》《祝福》《阿Q正传》《孔乙己》《老人与海》《哈姆雷特》《简?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可见,与中学语文教材内容相关的影视文学作品可谓是琳琅满目,这也为开发影视资源,优化初中语文阅读教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二、影视作品能加深初中生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

有的研究者对中学生了解与阅读文学名著作品的途径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超过45%的学生通过观看影视作品来欣赏文学名著。初中生处于青春期,爱玩是他们的特点,所以初中生很难静下心来,捧着书本悉心阅读。尤其是由简易文言文编撰的四大名著,里面人物众多,关系错综复杂,对于初中生来说,理清人物关系与作者的写作思路已经令他们感到吃力、枯燥与无味。而由名著改编的影视作品恰好能拉近学生与文学名著之间的距离,其直观、生动的语言和画面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后再阅读文本就不会那么费劲了。但是在选择这种途径进行阅读时,学生一定要选择那些改编后极为贴近原著的影视作品版本。否则,不但不能帮助学生阅读,反而会令学生曲解文本的意思。

三、影视资源运用于初中语文阅读教学的良好效果

文学与影视作品的关系篇4

[关键词]传媒;影视;改编

如今进入媒体化时代,我们的生活日益被电视、电影、网络、报刊等现代传播媒介所包围、渗透。文学的命运在这样的时代境遇中悄然发生着变化。“文学终结”“文学死亡”的悲观论调不绝于耳。解构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在《明信片》中曾说:“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而对国内文论界影响甚大的美国学者米勒也断言:“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或政治方面的考虑而去单纯研究文学……文学研究从来就没有正当时的时候,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①在这些危言耸听的论调中,他们断言在媒介化时代,“文学的时代”或“文学研究的时代”已不复存在。国内学者也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论争。然而从事实看,“文学终结”的判断不免过于悲观,只不过是文学已失去往昔的光环和影响,文学的生产、传播和接受方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这个“图像化”时代,文学的身影早就穿越抽象的语言文字符号而游荡于电影、电视和互联网。瓦尔特•本雅明早在其《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中就提出“新的技术、新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将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因而对文学产生根本性的影响”②。从这个意义上说,传媒时代的文学并没有终结,而是以更加多样化的形态活跃在我们的生活中。最为显著的就是在传播媒体发达的今天,文学传播的方式和途径不再局限于语言文字媒介,其跨媒体传播成为现实,尤其文学作品与影视传媒的关系愈益密切。本文在分析文学作品影视化生存现状的基础上,着重探讨文学与影视传媒之间的差异与联系。

从历史的追溯来看,文学作品与影视之间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曾有人做过细致的统计,自有电影以来,大约70%以上的中外故事片都改编自文学名著(主要是小说)。可以说,文学作品是影视创作的重要源泉,影视艺术的长足进步都受益于文学艺术。从我们熟悉的中国影视剧现状来看,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影视事业发展迅猛。文学作品的身影不断出现于荧屏上。从古典文学名著《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的一再翻拍,从红色经典到名家名作等现代文学作品的改编,再到当代作家作品不断被搬上影视屏幕,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日出》《雷雨》《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敌后武工队》《家》《子夜》《倾城之恋》《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啼笑姻缘》《亮剑》《大雪无痕》《乔家大院》,等等,琼瑶的言情小说、金庸的武侠著作大多都被改编为电视剧。近几年收视率高的电视剧几乎无一不是来自于改编。不仅如此,小说改编为电影的数量也很庞大。80年代的《芙蓉镇》《黄土地》《红高粱》等优秀电影作品都是改编自文学作品,我国第五代导演蜚声世界影坛的影片几乎都是来自于对文学原著的改编。这可以当代作品的改编状况为例,如王朔的《顽主》《轮回》《大喘气》《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永失我爱》,根据《动物凶猛》改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成了《大红灯笼高高挂》,还有《红粉》和《米》也相继改编成电影;张平的作品《抉择》改编成电影《生死抉择》后,创造了国产影片票房的佳绩。

可见,影视一直就与文学作品携手共进。当代很多作家与电影、电视结下不解之缘。如琼瑶、王朔、海岩、池莉、王海翎等。说到底,影视作品以文学作品为底本可以事半功倍,而以知名度高的经典著作和畅销书为改编对象,更可以吸引观众注意。作为作家本人来说,作品改编后的经济效益要远远高于稿酬,文学创作一般以字数计稿酬,千字一二百元钱,而电视剧名家稿酬一集多达上万元;另外,随着影视作品的流行,作家的知名度可以得到大大提升。

因此,从改编作品的数量看,文学作品的影视化生存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既然如此,就有必要在理论上澄清如下问题:如何看待文学的这种跨媒体传播?两者究竟是天敌还是盟友?文学与影视之间既有差异又有关联,从抽象的符号载体到生动的图像艺术的转变对文学来说到底是利是弊?文学与影视如何实现良性互动?

尽管文学与影视有着密切关联,但两者在诸多方面有着不同。

其一,传播符号不同――形象的间接性与直接性。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它的载体是抽象的语言符号。语言与其他艺术所使用的材料相比,最为自由和灵活,它能直接表现现实和想象中的事物;而且它能够深刻细腻地传达思想情感,表现人丰富的内心世界。这与影视作品直接的、感性的画面不同。形象的间接性能够给读者的想象留下了广阔的心理空间,而在图像中,一切都直接、生动。不识字的观众也可以欣赏剧情,画面的视觉吸引比起阅读来更直接、更轻松。这使得许多读者直接放弃阅读转而看影视剧。“如今文学似乎进入了一个‘看图’时代,文学与影、视、网络的合一使之在很大程度上从传统的语言艺术变成‘图像艺术’:电视剧是将小说变成了图像,诗tV、散文tV是将诗文变成了图像,mtV是将歌曲变成了图像。”③

其二,创作过程不同――标准化与个性化。这体现在文学创作与影视制作过程的不同。影视文艺的编导与制作强调标准化和模式化,这与传统文学强调的独立性、个人性、自主性完全不同。影视传媒是与商业和娱乐紧密相连的艺术样式和工业生产形式,影视剧是一个多行当、多部门共同参与的综合性艺术,从市场可行性方案到剧本的创作与修改,再到主创人员的确定包括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录像、美工、服装、道具,等等,加上前期拍摄到后期制作、发行销售等各个环节。而文学创作相对来说简单得多,在作家创作个性、情感、想象、直觉等心理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创作出独创性的文本。可见,不同于电影的标准化、工业化、模式化,文学创作更是偏向于个人化。

其三,创作目的不同――商业性与文学性。正因为影视剧制作是工业化产品,它更多地遵循商业原则,一切以市场效益为判断标准,简单地说就是要追求收视率,追求票房。任何一部电影或电视剧的制作离不开大量的资金,姑且不论大片动辄上亿的大投入,就是一般制作的电影成本也是上百万、上千万之多,有投入就要考虑产出。而在纯文学创作中更多地注重作家独特的人生体验与语言表达,是一种非功利性的精神活动。

正因为如此两者有着诸多差异,作为独立的艺术门类,它们有不同的艺术发展规律。当文学文本转换为影视文本时,由于节奏、载体、性质的不同,两者会产生一系列的转换,这就涉及转换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改编。在以往文学的影像改编中,通常遵循的是忠实于原著的准则,在作品主题内涵、人物形象等方面,严格依照原著进行改编。“在这种转换中,文学原著的美学风格和精神内涵,通常是整体性地被移植到影像作品之中,虽然原著中的情节、人物有不同程度的删减和改变,但主体部分、审美内质并未发生变化,甚至许多局部和细节的改动,是为了更好地强化、提升和拓展原著的审美内质和精神内涵。”④比如以《围城》《三国演义》为代表的改编实践,将原著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纳入通俗化的表现形态之中,其经典魅力在新的媒介形态中得到了延续和拓展。

而随着消费文化的盛行,影视产业商业化的色彩愈益影响到文学作品的改编过程。当前的文学改编大多已不再遵循忠实于原著的原则。为了追求收视率和票房,情节结构被随心所欲地调整;为了迎合观众的趣味,人物形象被随意颠覆或解构,哗众取宠之作比比皆是。除此之外,某些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艺术作品由于影视的标准化、模式化而损害了原著深刻的审美意蕴。为了追求收视率和娱乐性,将文学娱乐化、庸俗化地进行“改编”,尤其对一些经典作品的改编简直就是歪曲和亵渎。这种所谓的“改编”只是打着幌子,丝毫不尊重文学原著的内容与主题。对文学文本的肆意改编,一味地以大众审美趣味为核心进行影视文本的创作,无疑会损害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反之,这种肆意改编也会影响影视剧的口碑。总之,从文学抽象的语言符号转换为影视直观生动的图像符号,不能无视文学作品本身,而应在尊重作品的基础上根据影视艺术的特征加以改编。

文学作品的影视化生存对作品本身而言意味着什么?是影视传媒对文学的压迫和挤压,还是文学借助影视传媒的延伸和拓展?不同学者给出不同的回答。国内有学者提出:“在这场美学革命中,电影以其逼真性对于艺术的规则进行了重新的定义,在资本经济的协同作用下,作为艺术场域的后来居上者,它迫使文学走向边缘。在此语境压力下,文学家能够选择的策略是或者俯首称臣,沦为电影文学脚本的文学师,或者以电影的叙事逻辑为模仿对象,企图接受电影的招安,或者以种种语言或叙事企图冲出重围,却不幸跌入无人喝彩的寂寞沙场。……文学的黄昏已然来临。”⑤这样的看法其实仅代表现实中的一种倾向:文学成为电视、电影的附庸。客观来看,影视传媒确实对文学形成冲击,读者的数量锐减,文学期刊的发行一蹶不振。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影视传媒的发展给文学文本带来新的发展契机,文学的生命力在新传媒中得到延伸。现实中因影视剧的播放而带动读者阅读的状况也时有发生。而对影视剧来说,其发展从一开始便与文学密不可分,将文学作品搬上荧幕,丰富了影视的审美价值。

因此,文学与影视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矛盾,两者之间应该实现良性互动。一方面,影视因尊重文学而获得了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另一方面,文学应该广泛吸取影视的有益手段与技巧进一步丰富和拓展文学的表达,文学也因有了影视的传播而产生更深远的影响。两者应该在和谐互动中寻求共存共荣。需要注意的是,文学应避免沦落为影视的附庸;影视不应以牺牲文学价值为代价而片面追求收视率和票房,应尊重文学作品,两者的结盟才能相得益彰。可见,小说与影视的结合应保持各自的相对独立才能互相补充。

总之,文学和影视有着不同的艺术规律和表达方式,它们的最终产品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美学种类,彼此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敌对关系。影视有其优势,文字亦有其特点,文学和影视、文字与图像将会永远并存,共同充实着人们的精神世界。

注释:

①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

②[德]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李伟、郭东编译,重庆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38页。

③姚文放:《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传统》,《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④管宁:《媒介时代文学的生存策略与符码转换》,《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文学与影视作品的关系篇5

(一)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的相似处

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艾•菲兹利埃在《文学与电影的关系》一文中说,“不要忘记文学文化与电影文化极为相近;譬如,与哲学文学相比,两者要接近得多。这也是非常自然的,因为文学始终就需要解决与电影面临的几乎相同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叙事艺术的问题。”[2]弗雷里赫对电影和文学的关系有过这样的论述:电影同文学的相近在于它能通过情节反映现实世界的一切联系和关系。这个说法非常明确地说明了文学和电影的相似之处了。[3]很多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如大家熟知的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不管是原著还是改编后的影视作品,都大受欢迎。经典的文学著作被改编,有利于大众对创作的特定历史时期的感悟。但一提到文学作品,人们很容易想到“文学性”,认为“文学性”是文学作品所特有的,而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则不需要“文学性”,这种想法很显然是错误的。以《红楼梦》为例,1987年版的电视剧以原著为依托,尊重原作者创作风格,遵循情节发展的客观规律,无论是人物衣着还是气质举止都受到好评,虽时隔二十余年仍经久不衰。而新版的《红楼梦》片面追求收视率,情节严重失实,尤其黛玉的裸死更是引起唏嘘声一片。正是新版作品缺乏必要的“文学性”,虽然场景华美,拍摄技术更为先进,但只能说新版体现的是“美学价值”,而不是“文学价值”。另一种形式是影视作品改编成书籍,不管是哪种形式,二者共同推动了文化的传播。

(二)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的差异性

1.文学作品较抽象,影视作品较直观

文学作品以语言文字为载体,通过文字描写表现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地理特色、人文环境或是表达一种感情;而影视作品是通过拍摄画面、角度、场景、光线、音效等手法来营造氛围,表达作者意图。以《西游记》为例,孙悟空大战红孩儿,悟空特地邀请观音菩萨前来收服红孩儿,红孩儿不知天高地厚,与菩萨对阵。———红孩儿:你就是菩萨?真搞不懂其他妖为什么要怕你,也不过只是坐在莲花上而已,有什么好怕的?哼!———菩萨:不试试怎么知道?(微笑)———红孩儿:那就来啊!怕你不成?看我的,去吧!风火轮!———菩萨:金箍圈,去!书中虽然有具体的情节描写,但读者对风火轮、金箍圈没有直观印象,而电视剧《西游记》中运用特效、多次曝光等手法形象逼真地向观众展示了打斗场面。再如电影《红高粱》,原著用寥寥数语描写具有当地特色的“颠轿”风俗,而影片中却用了5分钟的时间展现了这一场景,让观众真真实实感受到了何为“颠轿”。再如1937年,日本侵华,在中国土地上犯下了滔天罪行,尤其是南京大屠杀,日本的残虐令人发指,教科书、历史纪念馆都曾记录了这一历史。随着时间推移,人们似乎淡忘了这一部分记忆。忘记历史就是背叛,电影《南京!南京!》的上映又掀起了一股国人回顾历史、勿忘国耻的浪潮。影片中,日本人那一声声的炮响,回荡在空中,炮弹雨点般砸在南京的城墙上,也结结实实砸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上。一群士兵镇守南京城门,他们用仅存的力量抵抗着日本侵略者,捍卫着一个士兵、一个中国人的最后尊严。在和平年代,我们忆起这段历史不是要让国人生活在仇恨中,而是让国人铭记落后就要挨打,在和平时代居安思危,努力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让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2.影视作品受众要多于文学作品受众

与文学作品相比,电影更商业化,知道如何迎合观众的品味,如何获取高收视率、高票房。如若提起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莫言,可能不少人对他知之甚少,但提起电影《红高粱》,大多数人就耳熟能详了。莫言1986年发表中篇小说《红高粱》,反响强烈,曾荣获第四届全国中篇小说奖,而电影《红高粱》就是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由张艺谋执导,巩俐和姜文主演,并获第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不知是莫言的《红高粱》捧红了张艺谋的《红高粱》,还是张艺谋的《红高粱》成就了莫言的《红高粱》?快节奏的生活难以让人们静心读书,即使是读书也是尽可能阅读精简版,快餐文化应运而生,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取最多的信息已然是现代都市人的便捷选择。影视作品是叙事作品的一种,可以尝试在小说的参照下,把叙事学中关于叙述者和叙述视角的讨论向影视推进。总体上看,影视作品的叙述者是一个看不见的“集体人”,采用外聚焦的方式叙述,同时可能出现叙述者(或聚焦者)的变化。[4]文学创作只需要一个作者即可,而影视作品需要导演、制片、美工、演员以及后期制作。电影或是电视剧不是以虚构的场景来完成,而是要把原著以真实的场面呈现出来。文学作品的作者可能名不见经传,但若是改编成影视作品,除了有好的剧本、高超拍摄技术外,演员的选用也是至关重要的。观众在欣赏影视作品前,首先会关注参演的演员,这也是影片不惜耗巨资邀请一线明星加盟的原因,更是以此为噱头提高影片知名度和关注度,尤其是近几年流行的偶像剧和宫廷剧,更是大打明星牌。因此,文学作品较影视作品在宣传力度上稍逊一筹,从而导致影视作品的受众要多于文学作品受众。

3.文学作品较影视作品更能提供想象空间

文学作品描写更为细腻,能够深入地挖掘人物的心理活动和情绪的起伏变化,细致刻画人物动作、神态,文学作品更能为读者提供想象空间。电影能用视觉、听觉的效果表现人物形象、场景、氛围等,但电影是直接将人物形象固定展示出来,限制了观众对心目中人物形象的想象。观赏影视作品,一个观众只有一个哈姆雷特;而阅读文学原著,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如原著《红楼梦》中描写刘姥姥进大观园,凤姐儿让刘姥姥在饭桌上逗贾母笑这一章节时,曹雪芹描绘了一幅精彩画面:湘云撑不住,一口饭都喷出来;黛玉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哎哟;宝玉早滚到贾母怀里,贾母笑得搂着宝玉叫“心肝”;王夫人笑得用手指着凤姐儿,只是说不出话来;薛姨妈也撑不住,口里茶水喷了探春一裙子……单是“笑”这一场景,有细描,有一笔带过,详略得当,读者读来可发挥想象,脑海中浮现这一场景。但在影视作品中,拍摄的角度以及演员的演技水平等限制条件,会把这一场景定格在某一刻,无法让观众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解读剧情。

二、文化传播过程中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的发展趋向

文学与影视作品的关系篇6

一、文学与传媒的“张力”关系

文学与传媒,是一个很有价值而又非常复杂的课题,它们之间的张力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不仅由于传媒形式的多元化和多样性(报纸文艺副刊、文学杂志、文学网站或网站的文学栏目等),还在于文学批评的分野(专业批评、媒体批评、学院批评等),更在于文化思潮和社会观念的变迁(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等)。以文学杂志为例,就分为文学批评杂志、文学研究性杂志和文学作品杂志等,不同的倾向和立场造成讨论的对象、层次和目标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与传媒就形成一种“张力”关系,直接影响文学的创作、传播和评价。将文学与传媒放在“张力”关系中进行考察,也就是用辩证的思想方法辨析文学与传媒的互动关系,从多个层面剖解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首先,从文学与传媒的宏观层面进行探讨,可以发现更深层次的文化背景、产业机制和话语结构等关联。

整体而言,文学与传媒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文学不能离开传媒,传媒也需要文学。一方面,无论是哪个历史时期,无论是何种文学,都必须通过各种传媒形式进行传播,任何传媒都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载体,文学又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两者的结合不能摆脱这种社会关系的制约;另一方面,文学本身也是一种传媒,自身具有传媒的特点、功能和价值。通常认为,文学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所谓“言而无文,行而不远”,文学形式和语言本身就具有传媒的特性和功能。在本质上,传媒是一种文化,是人类生活中的文化现实,现代生活中的传媒几乎无处不在,从电视广播到书籍报刊,从网络讯息到手机短信,传媒以一种覆盖性的姿态成为文学不得不面对的生活元素。

文化体制改革是文学与传媒共同面对的发展语境,两者都需要完成从一元体制到多元体制的转换,并在这一过程中出现发展不平衡的关系。首先,文学与传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都出现生存危机,在政府减负的背景下,原来的行政化体制形式难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环境,改革势在必行。其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在提供改革经验的同时,也在根本上改变了经济、社会文化结构,催生了消费文化的兴起与大众娱乐的巨大需求,文学的说教功能和传媒的喉舌功能受到空前挑战。文学开始分化为主流文学、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传媒也在政治宣传与大众娱乐之间寻找最大的平衡,分化与整合、调整与提升成为两者都要解决的全新课题。再次,由于文学与传媒在产业化、技术性等方面的差异,借助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传媒的产业化发展迅猛,文学的多元化发展相对边缘。最后,在文化软实力的倡导和建设中,传媒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文化载体,文学也被看做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和方面,但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坛的话语权、影响力和输出量等方面不尽人意,大大降低了文学在世界文学竞争中的地位。

其次,文学与传媒的张力关系,还可以从微观层面,分别考察文学中的传媒,传媒中的文学,从内涵和外延关系的层面进行认识。

按照传统的文艺观念,文学与传媒是相对独立而又紧密联系的统一体,由此形成一定的矛盾关系,文学的价值在这种关系中展现出来。从“张力”关系的角度来看,传媒对文学的意义存在于作品全部内涵和外延的有机整体中,具体而言,存在于文学与传媒之间形成的对立统一的“张力”关系之中。文学与传媒的内涵关系,既包括文学文本的意蕴、语言,也包括传媒的形式、种类,文学意蕴所包含的自然、社会、人生、历史等越丰富,与传媒的关联越紧密。文学的阅读和接受是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任何文学都离不开特定的传媒,传媒的特点直接影响了文学的美学、社会学、文化学等方面的特征,无论是美国传播学家库利所说的“传播的历史是所有历史的基础”,还是加拿大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讯息”,都表明传媒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人类精神生活方式产生的深刻影响。

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说,文学与传媒的张力关系探讨实际上就是在文学的终极内涵和终极外延之间进行的意义选择,传统的文学批评一般从作品的外延一端开始挖掘作品的内涵,而现代批评一般从作品的内涵一端展开作品的外延,或者从两端向中间掘进,直到今天我们可以运用综合性的方法和模式对文学的内涵和外延进行全方位评判。对于很多文学作品而言,其内蕴中就包含着丰富的传媒因素和特质;从外延关系上来说,传媒又是文学最重要的外部关系之一,这种内外双重关系之间的张力必然对文学的意义生成造成直接影响。文学研究需要对文学与传媒之间的张力关系进行深入分析和挖掘,找出其结构组成和价值体系,在最大程度上把握文学在传媒时代的意义和价值。

二、影视如何改编文学?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到九十年代初,第五代导演的电影作品与先锋作家的小说之间存在精神气质、叙事结构等深层次的同构关系。文学市场化深入之后,电影与文学同为大众文化产品,从而有了更多合作的机会和理由。站在文学的角度,电影与文学的交往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电影对文学的改编,二是电影对作家写作的影响。至于视觉文化霸权挤压了文学的生存空间,进而造成小说危机,则不能单纯指责电影了。

一般而言,人们对影视改变文学的指责,包括影视逻辑、视觉思维等降低了文学的审美品位,改变了文学的叙事方式、语言表达和生产方式,进而造成文学创作的逆向化、剧本化、肤浅化和庸俗化等。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和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先后被张艺谋改编成了电影《红高粱》和《大红灯笼高高挂》,看中的是小说提供的意境、思想,而莫言又受邀写剧本时脑海中不断浮现出电影画面,却以失败告终。

站在小说角度评价电影,以文学的审美标准衡量电影的艺术价值,很容易陷入自说自话、毫无实效的境地。小说的兴盛有数百年历史,其经验系统可以承载极为厚重的内容,其复杂性、多样性和丰富性等远非其他艺术形式能比。以纯文学为标杆,电影的艺术形式主要以震惊效果展示经历、感受、价值和情感。

以传媒与文学的张力关系看待影视对文学的改编,既要坚守文学的底线,即以文学性为核心构建电影的灵魂;又要遵循电影逻辑和视觉文化规律,创造性地重构和延伸文学性因素,建立属于电影的审美系统。

文学与影视作品的关系篇7

一、诺贝尔文学奖花落莫言

莫言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活动,不久,《红高粱》扬声海外。此后,作品相继问世,《里士满时报》曾有言,莫言或许是鲁迅、老舍后最有前途的中国作家。斩获茅盾文学奖后,莫言更上层楼,2012年,“高密东北乡”跻身诺奖殿堂,10月11日,终被加冕文学桂冠。诺奖以其权威性著称于世,国人企盼久矣,中国作家获奖消息传来,图书市场陡然火爆,实体书店、网络商城,莫言作品一度脱销,黄发垂髫纷纷抢阅。读者需求旺盛,出版界相机而动,与莫言保持长期合作关系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当月即推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作品系列》,共计16册;作家出版社也迅速拿出网罗20部作品的《莫言文集》,以飨读者;一些文学期刊如《中国作家》等,也随行就市,重新刊发莫言作品,诺奖热潮可见一斑。

国际认可带来声誉与市场,同样也引发人们对文学自身的讨论。多年前,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曾称赏莫言作品所蕴涵的奇异语言与批判精神。如今,瑞典文学院亦肯定了莫言多年来的努力,作品中的魔幻现实主义、乡土中国等元素再度升温。谈到莫言,中国学者同样赞赏作家在人性包括潜意识、集体无意识等方面的开掘,但也直言某些作品描写过于怪异与阴暗;关于“莫言热”,学者强调社会、舆论应回归理性,引导读者关注阅读与文学,而非仅仅追逐一时的名人效应;以往国外作家得奖,往往还会引起学界对文学与翻译问题的讨论,同样,今后如何使中国作家进一步为世界所了解,仍涉及对此问题的思考。总体上看,学界认可莫言的成就,更希望以此为契机引领大众走近文学,享受阅读,丰富精神生活。

作为一位从民间走出的淳朴作家,殊荣面前,莫言态度依旧平淡。两年前的一次访谈中,莫言曾说起他对文学、对诺奖的理解。关于文学,莫言坦言其对故乡与社会的密切关照,作品中的人与事也多有现实生活的影踪,这些都是他写作的立足点。谈到作品的优劣,作家强调时间的淘洗,毕竟,黄沙过后才见真金。至于诺奖,莫言认为不必以此为创作目的,对获奖作品,读者仍可见仁见智做出自己的评判,千人千面,文学的魅力正在于此。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与心态,莫言在获奖之后反应低调,或许也正是由于作家看淡了“功名富贵”,才能心无旁骛地致力于文学写作,坚定、踏实地一路前行。诺奖是对作家的肯定、激励与鞭策,但并非不可磨灭的定论,对现实、人生的关怀,对精神世界的洗练,对自然的敬畏,才是文学永恒的追求。身处喧嚣的世界,作家的这份从容与理想,对读者或也是一种启示。2012年中国文学景观之一,一切尽在“莫言”中。

二、文学系列丛书涌现

2012年,诺奖引领阅读时尚,顺应此趋势,上海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及时奉上莫言系列作品,阵容壮观。文学系列丛书不止见于当代,民国时期,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鲁迅支持的“奴隶丛书”等传唱至今。文学系列丛书自有其优势,内容因包容而丰富,选择多样自然吸引更多读者。如《莫言文集》等单一作家书系,可令读者全面了解其人其作,而集合众多作家的系列丛书则可凭“声势浩大”形成规模效应,如此,既推广文学也有利营销。基于此,文学系列丛书源源而来。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首先,本年度集多位作家于一身的几套丛书,内容繁多色彩斑斓。由多家出版社联合推出的铁葫芦系列丛书,分为文艺、小说两大板块。《铁葫芦·文艺馆》收录周云蓬、崔卫平、陶杰等人作品,计13册,内容多属散文随笔,兴之所至任意而谈。《铁葫芦·小说馆》共计9册,中有文坛宿将马原探寻生命本真的《牛鬼蛇神》。马原而外,本套丛书更集结了活跃于当下的青年男女作家,其中不少70后。后生可畏,这批“中间代”或可成长为文坛的中坚力量,故而,出版方不遗余力进行推介。丛书包括路内《云中人》、阿丁《无尾狗》、叶扬《通俗爱情》、曹寇《屋顶长的一棵树》、苗炜《黑夜飞行》、王小妮《方圆四十里》,除此,另有《代表作·中间代》《代表作·新女性》。“中间代”收男作家10位,“新女性”含女性作家10位,收录名单可视为出版方针对文坛的一种选择与预测,这些被寄予厚望的青年人包括:薛忆沩、苗炜、冯唐、曹寇、路内、李师江、柴春芽、瓦当、阿乙、阿丁,西门媚、盛可以、巫昂、绿妖、张惠雯、任晓雯、走走、叶三、叶扬、颜歌。以上诸位眼下风头正劲,但日后到底是厚积薄发抑或江郎才尽,唯有边走边看。同样在“新”字上做文章的还有新星出版社。该社推出15册《中日青年作家优秀作品集》,中方8册,包括韩松《高铁》、周嘉宁《杜撰记》、葛亮《戏年》、张悦然《竖琴,白骨精》、徐则臣《古斯特城堡》、李修文《浮草传》、鲁敏《墙上的父亲》、金仁顺《松树镇》。相对于“铁葫芦”主打70后,新星更有80后登台,“新星”二字文如其名。古今墨客少年得志不乏其人,挥笔不辍方能更进一步,后起之秀何去何从,且拭目以待。

2012年文学类丛书内容不一而足。海豚出版社打造的海豚书馆系列始自2010年,踵武经典“万有文库”,海外文学、文艺拾遗、文学原创、学术原创、学术钩沉、翻译小品等一网成擒。系列中,今年问世之文学原创即阿乙《模范青年》、韩少功《赶马的老三》、方方《声音低回》。三部作品故事各有不同,但皆透过普通人的命运遭际,诉说生活里的无奈,批判现实拷问灵魂。检视海豚书系作家名录,民国时的前辈文人与当下的中、青名笔济济一堂,场面不俗。聚焦“经典”的还有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中国短经典》与作家出版社的《茅奖书系》。《中国短经典》每册由一位作家择取自己短篇小说若干汇集成书,这些名家耳熟能详,有莫言、王安忆、张炜、苏童、迟子建、方方、李锐、叶兆言、毕飞宇、范小青、刘庆邦,以上众位创作经年各有所成,如此阵容闻之心动。《茅奖书系》以茅盾文学奖的声名招徕读者自不待言,本书系2012年刊印作品有实《白鹿原》、阿来《尘埃落定》、刘心武《钟鼓楼》、周大新《湖光山色》、凌力《少年天子》、徐贵祥《历史的天空》、熊召政《张居正》、柳建伟《英雄时代》、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茅奖有其专业性与权威性,被一些读者奉为择书指南,该奖获得者莫言荣膺诺奖或也可为丛书带来一定的宣传效应。内容较特别的文学丛书还有凤凰、江苏人民等四家出版社推出的《读客·知识小说文库》。其中,王山《北京教父》、易之《我是个算命先生》、冰河《警察难做》等,作者以其独特的见闻经历,讲述流氓、算命先生、警察各色人等的传奇人生,三教九流五方杂处,文坛平添一股江湖气息。

小说而外,也有丛书以散文为主,例如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窝藏书系》与海豚出版社的《独立丛书》。前者包含阿来《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有别于“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生存状态,作家梳理了关于一座城市的记忆,审视置身其中的环境;阎连科借《北京,最后的纪念》《我的父辈》回归自然、感恩亲情;刘心武《人生有信》则回忆了朋友间的相互扶持,患难真情充溢其间。后者中,李敬泽《平心》、熊召政《历史的驴友》、凸凹《夜之细声》均属人生随笔,将生活点滴与历史记忆细细道来。丛书只有刘庆邦《东风嫁》以小说体例“独立”其中。刘庆邦出自中原,《东风嫁》在展示乡村男女三千烦恼之时保留了河南声口,地域特色一望便知。

其次,本年度作家个人系列丛书亦有可观览者。莫言作品系列前已提到。除此,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了笛安的《“龙城”系列》。龙城类似高密东北乡,乃一系列故事的发生地,家族间的恩怨情仇一幕一幕开锣上演,喧嚣背后是机关算尽,最终逃不过食尽鸟散的凄凉结局。“龙城三部曲”前两部《西决》《东霓》已于2009年、2010年出版,2012年出版第三部《南音(上、下)》。与龙城的明争暗斗迥异,李娟的《羊道系列》(上海文艺出版社)则饱含感情地讲述了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羊道”分《春牧场》《前山夏牧场》《深山夏牧场》三部,细致记录了游牧民族生活于自然怀抱的酸甜苦辣。李娟随游牧人家在阿勒泰有过一段吟游诗人的经历,熟悉牧民生活,她今年发行的另一部作品《冬牧场》(新星出版社),依旧描绘了自然之子们在荒野大地上的独特生存景观,粗犷的原野上,传来一阵轻灵的歌声。

李娟难忘旷野,格非情系江南。本年以“三部曲”形式面世的作品还有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系列(上海文艺出版社)。通过《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三个相互关联的故事,作家将清末民初、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与80年代三个历史时段的社会变动与一家三代的生活际遇相勾连,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沉浮,迷茫的心苦苦找寻精神的桃花源,是希望还是虚妄?灵魂在社会剧变中扭曲,没有了乌托邦,嘈杂的现实中是否只剩下对利益残酷的攫取,跟随格非的《隐身衣》(人民文学出版社),我们再次掩卷沉思。人心不足可令现实鲜血淋漓,墨白《手的十种语言》(作家出版社)如是说。本书是其“欲望”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前两部为《裸奔的年代》(花城出版社)与《欲望与恐惧》(长江文艺出版社)。作品揭示,扑朔迷离的命案无法掩盖无限膨胀的人心,按捺不住的私欲吞噬一切。欲望陷阱里的万劫不复令人压抑,同属严肃主题,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却借一个近似滑稽、荒诞的故事反映民生艰辛。刘氏向以幽默、辛辣的笔触调侃、批判现实,据此,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刘震云系列》,先后出版《手机》(2003)、《一句顶一万句》(2009)、《一地鸡毛》(2011)、《我叫刘跃进》(2011)、《我不是潘金莲》(2012),通过普通人的琐碎生活撕破现实的伪装,笑声过后是一声叹息。

生活并不尽是沉重,文学更有绚烂色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理想国·骆以军作品》系列,以别样风格一展台湾作家风采。2011年出版的《西夏旅馆》与2012年的《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均散发着语言魔力,错杂的时空、破碎的记忆、迷幻的情节,将人引入一个未知的奇妙天地。相对于骆以军的虚幻世界,王安忆则强调“非虚构”。新星出版社的《王安忆·非虚构》文丛汇集作家散文篇章,分以《空间在时间里流淌》《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为题与读者见面。文章来自作家生活中的经历与观察,寻常往事夕阳巷陌饮食男女从容展露笔端。王安忆的细腻汩汩流淌,不让须眉的还有旅美作家严歌苓。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将严歌苓出道以来的创作如《少女小渔》《天浴》《扶桑》《一个女人的史诗》《赴宴者》等10部知名作品精装推出。此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锦上添花推出严氏新作《补玉山居》。该书自喻当代中国的“新龙门客栈”,作品同样塑造了一位精明强干的老板娘,通过小店“补玉山居”的人来人往,折射当下的社会变迁,舞台虽小,天地广阔。2012年中国文学景观之二,系列丛书“你方唱罢我登台”。

三、文学与影视的联姻

文学与影视的密切合作早非新鲜事物,作家参与影视作品的创作、改编也已司空见惯。再次回到莫言,他参与编剧的影片《红高粱》,80年代就已经踏上柏林电影节的红地毯;前文提到的中原作家刘庆邦,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也在柏林收获银熊;据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少年天子》改编的同名影视剧在国内热播一时。刘震云更活跃于影视圈中,先后担任了与其作品有关的影视剧如《手机》《我叫刘跃进》等的编剧工作,冯小刚贺岁片的电影本事也多有其手笔。2012年出版了《古斯特城堡》的青年作家徐则臣也几次参与影视编剧工作,2007年曾将其作品《西夏》改编为电影《活着爱着乐着》,2008年徐则臣又加入了影片《我坚强的小船》的编剧队伍,再现农民工子弟的生活。严歌苓反映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作品《金陵十三钗》也被改编为同名电影,并在2011年上映,不俗的票房成绩,也让这部小说再次浮现于读者面前。

2012年的文学影视改编同样值得一提。实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作品《白鹿原》本年被搬上银幕,这部由王全安执导、实参与编剧的影片首先于2月份在柏林上映,9月中旬在国内公映。不知是否受此影响,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实集·长篇小说卷:白鹿原》在3月份开始发行,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白鹿原》则以两个不同版式分别在9、10月份上市。影片《白鹿原》据同名小说改编,经历再创作的故事自然不会与原著毫无差别,小说体现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变迁,电影则更注重表现一段时期内的男女感情纠葛,至于孰优孰劣,看过之后仍可见仁见智。今年根据文学作品改编,同样具有民国历史背景的影片还有冯小刚担任指导、刘震云编剧的《一九四二》。电影原著来自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故事反映了1942年抗日战争背景下,发生在河南的,其时饿殍遍野人食其子民间哀鸿睹之泣下。如前所述,冯、刘屡有合作,此次却一改之前轻松、幽默的冯氏喜剧风格,以沉重的历史题材影片冲击贺岁档。

文坛中混合了作家与影人身份的不止刘震云。2012年5月初,青岛出版社推出了梁晓声的作品《知青》(上、下),5月29日,梁担任编剧的同名影视剧首播。梁晓声可以算得上一位资深影人,70年代末至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先后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中国电影审查委员会及中国电影进口审查委员会供职。关于影视改编工作,梁晓声并不陌生,1992年即担任影视剧《年轮》的编剧,2000年、2007年又先后承担《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公仆》的编剧任务。2012年,梁晓声参与编剧工作的影视作品有《知青》与《返城年代》(2012年11月首播)。两部影片均围绕知青命运展开,不同的是,前一部主要表现知青下乡插队参与地方建设的一段历史,而后一部则讲述知青1980年代返城后的现实迷茫与情感纠葛。作家本人有过知青经历,曾于60年代后期下乡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插队,直至70年代中期返城上学。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轰轰烈烈过后不知多少人命运因之转折,知青问题也由此引发很多讨论与思考。昔日往事应给作家留下深刻印象,以致他的不少作品反复涉及这段经历。无论小说还是影视剧,《恰同学年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知青》《返城年代》等的叙事中都掺杂了作家关于知青生活的记忆与身影,岁月消逝,往日青春理想、欢乐痛苦的痕迹在作品中永远留存。

综观当下影视作品,考量历史与现实的同时,却也没有忘记盯紧收视、票房成绩,尤其前述几部电影,编、导、演俱称实力派,其本身也是一种造势、宣传,毕竟,商品年代精神与物质共舞。2012年中国文学景观之三,亦文亦商,文学共影视“分一杯羹”。

文学与影视作品的关系篇8

关键词:小学;影视教育;必要性;可行性;操作性;

作者简介:潘国美(1977-),女,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影视文化和电影史。

影视是一门综合性艺术,集文学、戏剧、音乐、摄影等表现形式于一体,其视听化的表现手段更贴近人类的现实生活,极大地丰富了人类认知社会、了解自然的方式,成为重要的文化审美对象。当下,观赏影视不仅是大众的休闲娱乐方式,也是人们获得对生活的基本认知、形成价值判断的重要途径。在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背景下,影视凭借自身先天的经济性、娱乐性、艺术性、文化性等特点,已经成为文化产业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预示了影视产业未来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也促使影视自身成为社会文化结构和信息传播途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鉴于影视在各个群体中,尤其在青少年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发挥的价值也越来越重要,因此基本的影视素养对青少年群体来说尤为重要,当下进行小学影视教育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随着教育体系和观念的发展完善以及现代技术的发展,小学影视教育具备了现实操作性。

一小学影视教育的必要性

教育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出现,它受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技术、思想等社会结构各方面的影响,因此呈现出极其鲜明的时代特点。

(一)影视教育的发展

从教育自身的发展历史看,自19世纪末期电影进入大众视野之后,艺术家们就在实践方面不停探索,从技术设备、拍摄手法到承载内容、故事的讲述都有了长足的发展,电影逐渐成为大众生活的重要部分。同时,理论家们也在艺术理论领域为电影争取到了“艺术”的身份,使之成为与其他人类传统艺术形式并列的艺术样式。在影视实践与理论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法国电影学者开始在大学中进行电影教育,由此,电影教育开始成为高等教育教学内容的组成部分,很快关于电影的教育及其研究就在世界各地兴起。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即中央电影局表演艺术研究所成立,标志着新中国专业电影教育的开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我国影视专业的高等教育建设已趋完备,完善了学士、硕士、博士的高等教育体系;其专业设置学校也从专业院校发展到综合院校、师范院校,呈现出普及性和多向性的特点。

同时,影视教育作为通识教育的内容而成为高等教育的关注对象,许多高校开设有影视鉴赏与评论类的院级、校级公选课,以这种形式进行非专业的影视知识普及。

随着社会和教育的发展,影视教育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2011]8号文件的新修订后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新增艺术学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第13个学科门类,其下设五个一级学科,即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原设于“文学门类”下的“艺术学”告别文学门类,正式升级为新的第十三个学科门类“艺术学门类”。“戏剧与影视学”作为“艺术学”下的一级学科出现,不仅意味着包括影视艺术在内的艺术学实践活动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越来越大、影响力越来越广,在提升国家和社会的软硬实力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时也意味着从学理层面来看,影视艺术在教育体系中发展的限制少了,其发展的空间也必将会像其他十二大学科门类一样开阔。

(二)影视产业的发展现状

首先,从影视的发展现状来看,影视作为重要的社会文化与经济现象已经融入了人们的生活,影视票房年年攀升的数字显示了影视消费在国人生活中的价值和影响力。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影视票房收入217.69亿元[1],至2015年,我国影视票房首次突破400亿大关,2016年中国影视票房高达457.12亿元[2]。事实上,影视产业带来的经济价值并不只体现在票房方面,其版权、周边衍生品等带来的经济价值更为可观。

影视的经济价值日益凸显,对影视产品的消费也已成为大众休闲娱乐的重要方式,并日益渗透到青少年生活的方方面面,影院影视、网络影视、电视影视、手机影视等各种播放终端正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人们的生活中,其对青少年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许多地区,带着孩子去影院观影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潜移默化的家庭教育方式;同时在青少年群体中,观影也成为同龄人娱乐和交流的重要方式。影视产业的快速发展,促使影视成为最有影响力的流行文化形式之一,在大众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视听手段的形象性和趣味性,也对小学生产生了莫大的吸引力,其日常行为、认知方式与价值观念等,无一不受影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生活中对影视故事的游戏化再现,对影片中人物的角色扮演,对明星言谈举止和生活趣味的崇拜与模仿等。这些都是青少年成长期间身份定位和人格、价值观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它在极大程度上参与并建构了青少年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

其次,在当下的小学教育中影视承担的是教师之外的保姆角色、娱乐调剂角色、课堂教学手段的补充角色,而非作为一项文化的、艺术的、审美的、技术的、经济的形式对学生施以影响,缺乏真正将影视作为学习对象的教育意识,因此影视很难完全发挥其在知识获取、价值观念形成和情感培养方面的优势和价值。这既不利于对影视艺术的正确认识,也不利于提高小学生的全面素养。

再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具备基本的媒介素养是个体整体素养的重要部分。作为文化传媒形式,影视能够在培养小学生的基本媒介素养和文化素养过程中发挥作用。

总之,从影视的发展现状和其在大众生活中的意义、影视教育在我国的发展情况以及影视在小学教育中发挥的作用来看,将影视教育纳入小学教育体系已十分必要。

二小学影视教育现状

在当前的教学实践中,影视教育尚未纳入小学教育体系,在教师的教育观念、学生的学习观念中,影视教育也没有体现出应有的重要性。

(一)实践现状

在实践层面上,小学影视教育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种形式是各地教育管理部门下发文件,各教学单位组织学生观看爱国教育影片,影视作为正常学校教育之外的思想教育补充形式存在。第二种形式体现在使用手段方面,当前小学教育的实施者往往停留在把影视当作课间娱乐孩子的手段,或者作为点缀课堂、提高学生注意力的方法。教师对小学影视教育缺乏合理的认知,部分受调查的教师认为,目前影视内容会偶尔作为教育辅助手段出现在课堂上,但是它们作为传统课堂教育的补充手段往往会干扰学生的注意力,因此并不提倡在课堂教学中使用。第三种情况是在课间休息时,影视作为调剂因素出现,充当临时“保姆”,这是为实现管理的安全与方便,把小学生固定在座椅上的手段。

(二)理论现状

从理论角度看,有关影视教育进入小学课堂的理论研究很少,当前的影视教育研究侧重于中学和大学的影视教育。如侧重中学影视教育的论文《中学影视教学作品探究》《论影视资源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利用和整合》《中学语文教育中的影视教育》《中学开设影视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等,这些研究从学科教育的角度、思想品德培养的角度,对影视教育进行观察。对高校中的影视教育关注占比重最大,如论文《试论网络时代高校影视教育的立体架构》《“好莱坞影视理论模式”在广播电视艺术人才培养中的应用研究》《普通高校影视艺术教育功能研究》《国外影视专业课程体系的现状分析与借鉴》《综合大学影视专业建设研讨》《重视和加强对大学生的影视教育》《以信息革命为背景的视听媒介———对21世纪高校影视教育的思考》等,这些研究或从专业建设的角度出发,或与思想教育相结合,侧重从理论层面论述影视的教化功能。而极少的关于在小学推行影视教育的研究也都停留在关注其思想教化价值的层面上。另外,有些理论文章将“中小学生”作为研究的对象,忽略了中学生与小学生不同的生理特点与认知阶段,缺乏针对性。

在新媒体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影视作为一种日常性的艺术与休闲娱乐方式,与人们的生活贴合度越来越高。借助各种新媒体平台,小学影视教育的建设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而从认识层面和实践层面来看,对小学生进行影视教育的探索已是大势所趋。

(三)教育者的认识现状

在当前青少年教育中,对影视的教育尚处于起步或空白阶段。在教师认识层面,尚未把影视的教育功能纳入到传统的教育体系中。从认识层面看,教师的认识依然停留在影视作为娱乐工具的层面上。部分小学教师认为,影视作品只是娱乐手段,完全可以在放学后由家长带领观看,无需进入学校教育范围。另有部分教师认为,影视片段作为小学教育的手段之一,可以在课堂教学中有限制地使用,以提高课堂教育的效果,增加生动性和趣味性,有效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课题组随机发放了23份调查问卷,在回收的19份有效问卷中,有9位教师认为,影视在课堂上作为吸引学生注意力的手段,可以有限制地加以使用,持此观点的人数占有效问卷的47.3%。另有4位被调查者认为影视教育只是高等教育的内容,没有必要进入小学教育领域,持该观点的人数占21%。影视在小学教育中的探索问题,应该进一步引起小学教育者的充分关注。

总体来看,在当前的小学教育中,对影视教育的认识尚处于初级阶段。小学影视教育并不应局限在其作为辅助教学手段、提高传统教学内容的层面上,或者只是一种管理孩子的娱乐手段;而是应当把影视教育作为小学教学内容本身进行探索研究并加以实施。当下小学影视教育的现状表明,小学影视教育建设十分必要,其不但能拓展小学课堂教学的路径,也能为实现小学素质教育体系创新提供参照。

三小学影视教育的可行性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以技术为依托的媒介文化正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进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知识积累和生活经验的限制,小学生对影视表达手段的理解尚处于自发状态———即感性地察知影视的技术方式、情感体验和审美诉求、价值表达、信息传递,这种“自发的影视接受”方式存在很大弊端:小学生关注到的往往只是内容的娱乐性和刺激性,如果没有适宜的引导,不但影视作品的价值被低估,还会对小学生造成诸多不良影响。这种现状也对小学影视教育提出了现实要求。从影视的特点、影视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以及目前小学影视教育实践来看,当下进行小学影视教育已经具备实践的可操作性。

小学影视教育的现状要求对小学生进行影视教育,从影视表达与制作等角度给予学生相关知识的普及,也即专业的通俗化,这也符合当前影视发展的现状与趋势,如影视作品制作门槛的降低,甚至是无门槛;播放平台的无门槛;接受方式的无门槛等,都为小学影视教育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一)视听手段的魅力

影视形象化的视听语言不仅能够激发小学生的兴趣、求知欲望,这一艺术形式也符合小学生认知、体验社会的阶段性发展特征。影视既是娱乐形式、传媒手段,也是艺术文化形式,同时还是经济和技术产物,其多样化、立体性的特征能够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为小学生的课业学习、社会体验、审美感知提供素材。当下部分小学生在校期间所接触的影视放映活动基本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为目的,在较长的休息时段内使小学生在固定的范围内活动,发挥的是影视的娱乐性功能,这表明影视进入小学教育有其可能性。事实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影视也可以在传统课业学习中使用,它不仅可以作为辅助教育的手段,同时还可以是教育内容本身。

(二)寓教于乐的教育理想

影视作为小学教育内容能够真正体现“寓教于乐”的教学理想。尽管在历史上,教育理念多次发生变化,但“寓教于乐”教育理想依然是教育探索中的难题。借助影视多样化的属性,可以直观地让学生感受到社会生活和自然世界的真切性,在声画的流动中完成对世界的感受和认识,把小学生的成长经验与外部世界紧密联系起来,在提高学生学业的同时,也能使其体会到学习与生活的快乐。小学影视教育既能丰富小学教学的内容与授课形式,活跃学习氛围,为教育提供新的教学实践方式;还能把“乐中学、学中乐”的教育理念进一步推广,为教育形式的探索提供新的思路。

(三)优化课程结构

小学影视教育是实施小学素质教育系统工程的创新体现,是随着时展进行课程结构优化的表征。“素质教育”理念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进入教育领域至今已有三十余年的历史,它所提倡的“注重在教育过程中把人的全面发展放在中心地位,注重人的整体素质的全面提高、个性发展以及创新精神和能力的提高,发挥人的潜力和能力,为人的发展提供条件,并使人有能力掌握自身的发展,将个体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统一起来”[3]的理念,是教育界为之奋斗的目标。影视从内容展示到作品制作,其间所牵涉的各个层面,正是能够全面引导并培养小学生整体素质的活材料。把影视教育纳入小学教育系统正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素质教育建设的丰富和发展。随着影视艺术学科的升级,其发展空间得到更大的拓展,和其他传统的艺术门类一样,影视教育也应当成为学生的艺术修养之一,并作为一门重要学科得到长足的发展。但当前对低龄人群尤其是小学生的影视教育尚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新中国成立至今,影视教育逐渐在大学普及,并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专业,其过程非常迅速。尤其在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当下,影视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将影视教育纳入小学教育体系中,是对现有学科门类规划的现实响应,也是为高端人才培养奠定基础的实践行动。同时,影视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培养了大批的影视教育人才,也为小学影视教育提供了师资保证。因此从影视教育本身的系统来看,影视教育已经具备了纳入小学教育体系的条件,它是教育理念的提升和扩展。

(四)教育探索

现在已经出现了对小学影视教育的实践探索,尽管为数不多,但仍为小学影视教育的可能性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有的小学开设了选修课《影视欣赏》,深受小学生喜爱。此外,部分教育机构在小学影视教育方面的尝试也为小学影视教育开辟了实践的新路子。2012年4月举办的“北京青少年公益影视节”,围绕“展电影、评电影”、“送电影、讲电影”、“演电影、拍电影”三大主题活动,开展了流动公益放映、青少年题材影片的展映和评选、首届全国中学生原创影片大赛、暑期优秀国产影片展映、第二届“演电影、拍电影”夏令营等影视文化活动[4],对青少年影视知识的理解和普及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评电影”“讲电影”“拍电影”的环节,打破了影视在青少年认知观念中的神秘性;也为影视进一步走进青少年的现实生活做出了有益尝试。

在专业理论层面,专家学者也逐渐关注到影视教育从小学抓起的问题。2014年11月由北京电影学院、电影与文化软实力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办的“历史·观念·新标杆———首届电影教育国际论坛”在北京召开,会上众多专家学者提出了“中小学影视教育”的问题,并围绕这一议题提交了许多具有理论与实践价值的论文,同时与会者也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当前的影视教育需从孩子抓起,在青少年中普及影视知识已成为当务之急。而上述活动的开展则已表明,在影视专业领域,相关学者和教育工作者也释放了对此重视的信号。

现有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都表明,小学影视教育既有理论之可行性,也有实践之可行性。总之,在新的技术和观念条件下,进行小学影视教育已经具备了必要的条件。

四小学影视教育的操作性

从当前影视教育的现状可以看出,教师队伍的思想意识和实践层面双双处于认识不足状态;从学生接触影视作品的角度来看,学生正日益受到影视文化越来越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却处于盲目状态。因此现在很有必要将影视作为教育对象本身纳入小学教育体系,对小学生进行适当的专业引导,改变以往“放任型”“自发式”的影视接受形式。将影视作为文化艺术载体、审美体验对象、经济技术产物介绍给小学生,并将之与小学生的认知发展过程和生命成长体验结合起来,进行符合其年龄段的教育。对小学影视教育来说,可从以下几点出发来建构其实践操作。

(一)整体素养的培养

小学阶段是个体成长的重要阶段,也是认知世界和感知世界的起步阶段,其认知的主要方式直观具体;在这一阶段,个体求知欲旺盛,对社会与自然界充满了好奇感;同时这一阶段也是个体心智发展过程极易受到外界影响的阶段。因此借助影视教育帮助其养成正确的观念、丰富的情感和良好的审美能力尤为重要。

(1)求真

影视教育是促进小学生“求真”的重要力量。影视作品很大程度上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因此借助影视作品引导小学生坚持科学信念和探究社会与自然的奥秘应该是小学影视教育的重要内容。从这个角度来看,现有各个版本的“小学生必看影视目录”在客观效果上就是试图把影视纳入教育内容的一个努力方向。如果能把小学生的影视教育纳入校内教育的知识体系,教师在一定范围和条件下进行恰当的解读或引导,将会推助小学生从小树立“求真”的信念,更全面地认识社会和自然。英国广播公司(BBC)摄制的《冰冻地球》《昆虫帝国》《撒哈拉大沙漠》等系列纪录片,几乎都可以作为自然科学方面的影像教材,其对客观世界生动的展示很适合小学生接受知识的直观形象化的要求。另外剧情类型的影片也可以为小学生了解世界提供合适的范本,比如《头脑大作战》就是一部能够帮助小学生了解自身情绪发生和处理的作品:借用形象化的影像人物和少年期待的故事情节,把人类情绪的心理学知识传达给观影者,引导小学生进行科学的情绪管理。

(2)向善

影视教育也是促使小学生“向善”的催化剂。影视作为信息与情感的传递方式,会对小学生的品格培养产生强大的感染力。小学阶段是个体价值观念形成、品德意志养成的重要时期,同时该阶段个体价值观念和品德意志形成的重要方式之一还在于对所见对象的模仿,因此借助影视教育顺势引导小学生对情感意志的培养就尤显可贵。电影《导盲犬小Q》可以引导小学生感受人与动物之间和谐美好的情感、对人生生老病死规律的理解、对生命终极走向的理性面对;《夏洛蒂的网》则可以引导小学生理解朋友在个体成长中的重要意义;《疯狂动物城》能够让小学生直观感受到乐观的心态与坚定不移的信念在个体成长中的价值;《小鞋子》则把亲情和爱的信念用日常生活的形式注入小学生的心灵。

因此把优秀的影视作品引入小学学校教育体系,能对小学生成长过程中的价值观和信念的养成产生积极的影响。

(3)赏美

影视教育也是提升小学生“赏美”能力的重要手段。影视作为综合性的视听艺术形式,其中包含的各类艺术元素如音乐、舞蹈、视觉构图等均可作为小学生艺术感受力培养的重要对象。影视多重属性的特点也能较好地匹配素质教育中“人的全面发展”和“整体素质的全面提高”的目标。《放牛班的春天》《想飞的钢琴少年》不仅讲述了能让小学生感同身受的故事,更是体验音乐魅力的优秀范本。动画片《花木兰》在讲述传统故事时呈现出的明丽色彩与活泼画面,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用色彩和光线表达情感和思想。总之,优秀的影片能从不同的角度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艺术熏陶。

对影视作品中体现的价值观念进行正面引导,促发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全面培养其艺术感受力和情感体验能力,是影视在小学教育中的价值所在。用影视教育提升小学生“求真”“向善”“赏美”的能力,是符合小学生成长特点的教育形式,也是对影视内容的有效使用。从影视的呈现意义方面考虑小学影视教育的实践性,就要求在内容选择上关注影视作品的侧重点,在同类作品中挑选最具代表性的优秀作品,对影视所传达的价值观念、文化意识、艺术体验等层面进行深入的教育规划和设计。

(二)制作方式

除了关注影视内容本身的教育意义之外,影视制作方式也应是小学影视教育的内容之一。

从制作角度来看,影视不仅是文化艺术思想的外化,还是技术制作和商业操作的产品。影视对现实的复制能力以及逼真的造梦功能,对小学生的影响尤其深刻。小学生对现实世界与影像世界之间的区别分辨甚弱,通过对影视作为产业和技术作品等常识的了解,可以使小学生正确区分现实与影像世界,培养其对影视作品制作的认知。另外,随着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影视领域的“明星制造”以更为产业化的形式融合在青少年的生活中,对他们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小学影视教育过程中,用简单易行的方式把影视专业知识通俗化,对影视作品制作、宣传、上映过程的去神秘化,能引导小学生在接受和追捧明星偶像时采用适宜的方式和态度,利于其思想成长。在当下的传媒信息时代,大众尤其需要提高媒介素养,而借助影视教育让小学生培养其媒介素养也是小学影视教育的重要意义。

影视既是文化艺术的载体,还是技术和经济的产物,影视教育可以使小学生从感性角度把社会现实和艺术作品两者进行关联,从而更好地感受艺术与现实之间互相融合的关系,而不是把二者割裂开来各自理解。因此应该把对影视制作过程的一般了解纳入小学影视教育体系。

(三)搭建实践平台

搭建实践平台,让小学生参与影视作品的制作过程,把影视教育与小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相结合。

此处的“影视”是一个广义概念,指用各种影音记录手段完成的一段作品,是普通个体思想的呈现载体。从社会角度看,当前影视制作入门门槛变低,用普通的工具如手机、手持DV等就可进行简单的拍摄和制作;影视作品的传播途径变广,尤其是网络平台上的社交媒体为大部分作品的传播提供了可能。对小学生的影视教育而言,小学生可以在教师指导下进行短片自制,只要完成一定的影音材料的制作,并将之作为个人思想呈现的形式即可,引导学生学会用视听结合的方式呈现一定的内容主题,表达情感思想。

因此结合当地教育的软件与硬件设施,探讨小学影视教育教学的课堂体系与模式,充分发挥小学生的参与意识和自主意识,把影视教育与小学生自主意识的培养结合起来,是培养小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

(四)课程设置

从课程设置方式来看,目前可以使用灵活机动的课程设置方式来实现小学影视教育。一是可以将影视教育融汇于传统的课堂教学手段之中;二是以选修课的形式或以兴趣小组的形式进行影视教育;三是以假期实践或假期作业的形式进行;四是通过通识教育的形式或讲座的形式等。通过这些方式,普及影视文化艺术和影视制作的基本常识,使学生能够感性地体验作品的形式呈现与内容表达之间的关系,提高其影视修养和传媒素养。

(五)教材编撰

在一定实践教育的基础上,编撰适合小学影视教育的教材。影视教育进入小学教育系统,需要一定的教学纲要加以指导和完善,小学影视教材就不可避免地提上了日程。小学影视教材的主要内容需包括:其一,目的和指导思想。在小学影视教育中给予学生最基本的影视文化和审美文化的体验与理解。其二,教学内容方面需包括信息传输、文化感受、审美体验、基本技术理解、影视产品基本运作规程等板块。其三,教学方式的设置要灵活机动。

(六)防止“过度娱乐”

小学影视教育中需要正确处理“过度娱乐”的问题。在当前的大众认知和大部分教学领域中,影视作品主要被当作娱乐手段,因此在小学影视教育过程中尤其需要注意“过度娱乐”的问题。一是需要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观念中树立正确的影视教育观念:小学影视教育是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它反映了当前的经济产业和技术形式对文化与价值观构成的影响。二是不能仅把影视作品当作娱乐对象,使学生在满足视听愉悦后即结束教育过程,而是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必要的引导和分析。三是对影视教学内容应严肃对待,将之当作重要的教学内容。

总体来看,小学影视教育具体内容的设置是一个系统的体系,从影视作品内容的感受与理解,到基本制作过程的了解,再到动手实践制作,这三大环节构成了小学影视教育的内容系统,同时也是教育理念、教育内容规划、教育体系设置的系统。

文学与影视作品的关系篇9

[关键词]影视文化;服饰文化;补子

シ饰能在影视作品中发挥塑造角色形象、创造环境、烘托氛围、强化主题等重要作用,是影视文化表达的重要途径之一。回顾近些年来的影视作品,尤以清代史料为素材的最多,如《铁齿铜牙纪晓岚》系列、《康熙微服私访》系列、《清朝秘史》系列、《黄飞鸿》系列、《方世玉》系列、《还珠格格》系列、《雍正王朝》《康熙王朝》,等等。于是,一段时间内,人们打开电视最常看到的画面就是花花绿绿的长袍马褂、顶戴花翎等。早一段时间的一部《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又把我们的思绪拉到了明代,并随着情节的起伏和不同角色的出现,让人们欣赏到了明朝的服饰系列。虽然影视中的服饰不完全是历史的再现,但这些影视作品中所传递出来的服饰文化吸引了许多人对明清服饰的关注。

ブ泄服饰的历史源远流长,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明清两代是我国服饰制度的集大成时期,官员服饰上更加注重等级标志,不同等级的官服从头至脚都有所区别,这使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在服饰上的表现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下文我们首先分析了影视、服饰和文化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以明清官服中最具有文化性的“补子”为例,来探析其中的文化奥妙,从而体现影视作品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传播优秀民族文化等方面的价值。

ヒ弧⒂笆印⒎饰与文化

ビ笆雍头饰都是人类所创造的特有文化现象,是人类的劳动、科学发明、审美需要、审美情趣等共同的结果。影视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具有民族性和倾向性,尽管每一部影片所展现的服饰文化形态、内涵各不相同,但是其中包蕴的文化阐释大体是相通的。影视场景中,我们很容易从导演的精心安排的角色服饰中得到某种信息的暗示,在导演表达的空间的拓展之中,观众所获得的除了直接的感官感受之外,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上的暗示。[1]

シ饰是指人类穿缀于身体上的衣服、饰品和妆饰的总称谓。服饰是人类适应自然生存环境的物质支柱,也是人类适应社会变革、经济发展需要的精神文化,它一方面具有器物文化性质,是人类物质劳动的成果,即物质文化的体现;另一方面,服饰又是人类精神生产的成果,人类在创造服饰的同时,将他们的习俗、风尚、审美情趣乃至、观念及其各种文化心态附丽其上,故服饰又是人类精神文化的积淀。[2]

シ饰是表达影视文化的最基本的元素之一,它所起的作用远远不再是局限于传统外观审美和愉悦受众这一基本美学价值。服饰在影视中作为一种传达信息的外在媒介与文化符号,无论在气氛营造还是对于人物心理的象征以及文化学意义上的指称都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服饰可以定位剧中人物的身份,定位剧中人物的性格,定位影视作品的时代气息,定位影视的整体节奏,可以推动情节的发展。服饰可以加强影视的气势,当然反过来影视也可以推动服饰的发展。

プ魑一种文化和艺术形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服饰标志着一个民族的审美情趣的高低,而影视则传递着所演示民族的服饰文化。服饰文化的外衣虽然给人只是视觉上的冲击力,反映的却是时代的烙印。服饰文化与传统文化虽然有不同的相貌,却也有着相似的本质,都是对一个民族文化的诠释,更体现出服饰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相通。传统服饰图案在影视中的应用,使创作出来的影视作品不仅能保留传统艺术的精神,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还能充分表达作品所蕴涵的理念和个性。影视中传统服饰反映了观众的审美情绪,而影视利用服饰的变换,对于表现剧中人物情绪的变化,是任何影视语言都不可替代的。[3]

シ饰在影视作品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影视作品是一项综合而又复杂的艺术集合体,其影视语言的表达离不开服饰效果的紧密配合。影视语言一般可以分为有声语言和无声语言,而影视服饰就是影视艺术表现的无声语言。影视服饰在影视作品中默默地传达着不容忽视的文化信息,不断地与其他无声语言和有声语言一起起到传递信息、烘托气氛、推动情节、塑造和刻画人物形象以及体现时代背景的作用。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影视作品的创作手法也越来越多样化,然而无论影视作品的创作手法怎么变化,影视作品中人物的服饰都不可或缺。服饰艺术是影视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影视作品人物的服饰以其独特的文化和色彩吸引着影视观众的目光,成为塑造影视作品人物形象和提升影视作品感染力的重要手段。

シ饰经过了几千年的演变与进步,影视文化的发展只不过是对服饰文化以及社会文化再现的一个方面,它的发展不仅体现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统一,以及审美主体内心情感的外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特定社会文化结构下人们的生活习俗和审美理念,以丰富的符号化视觉语汇及独到的视觉审美视点,概括地反映了人类文化的本质特征。

ザ、明清官服补子的文化内涵

ピ诜饨礼制对服饰的影响下,中国历代王朝对服饰的等级之别都十分注重,服饰成为代表等级身份的符号。我们下面介绍明清官服中最具文化代表性的补子及其文化内涵,来探析服饰文化的奥妙。

(一)补子的文化特征

ゲ棺邮侵该髑骞僭狈装的前胸和后背缀着的带有各种禽兽图案的方块纹样,也称“官补”或“背胸”等,这些禽兽图案一般用金线和彩丝刺绣的。“补子”的起源可追溯到唐朝的武则天,当时以不同的锦纹赐予百官,称为“袄子锦”,到明代演变成为缀于官服袍子上的补子,成为明朝官服上代表官位的一大特点,清代仍沿用明朝的补服制度,但与明朝又有一定差别。

ゲ棺邮呛好褡宕统文化的凝聚体,它是带有明显符号意义的图案,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它给予服装特殊的伦理意义和政治意义。文武官服所用补子图案各不相同,文官的补子用禽,武官补子用兽。文官儒雅娴静,官服以禽鸟为补子图案纹样,以彰显其贤德文采;武官勇武剽悍,威风凛凛,以猛兽为官服补子图案,以彰显其勇猛威仪。

ッ鞔官员服装分朝服、公服、常服三大类,补子只缀于常服上,一品至九品所用禽兽尊卑不一。文官补子:一品为仙鹤,二品为锦鸡,三品为孔雀,四品为云雁,五品为白鹇,六品为鹭鸶,七品为,八品绣黄鹂,九品绣鹌鹑。文官补子上的鸟都是常见的吉祥鸟,观赏鸟,有祝福之义。武官补子:一品二品为狮子,三品四品绣虎豹,五品绣熊罴,六品七品绣彪,八品为犀牛,九品为海马。武官补子上的兽都是深山大海中的威猛之兽,自然对武官有褒扬之意。同时这些官服上的补子也隐含对文臣武将安邦定国的厚望。

サ搅饲宕,文官的补子各品级略有区别:一品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雁,五品白鹇,六品鸳鸯,七品,八品鹌鹑,九品练雀;武职则把明代一品到四品两两合补的现象改变,成为一品一补,次第为一品麒麟,二品狮,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六品彪,七品八品犀牛,九品海马。另外,清代执法官吏,如都御使、副都御使、按察使、御使等不分品级,补子上都绣獬豸。清代武官服饰补子上的其他品级的兽都取自于深山大海,惟有一品麒麟和执法的獬豸取材传说,其象征意义十分明显。

チ硗,除了一品至九品的文武官员服装上补子外,还存在其他类型的补子图案:明朝公、候、驸马、伯用绣麒麟、白泽;杂职的补子上绣练雀;风宪官的补子上绣獬豸;还有皇帝作为赐服专门赐给特定人物的赐补,绣斗牛或飞鱼两种。清朝亲王及亲王世子用五爪金龙四团补,郡王用五爪行龙四团补,贝勒用四爪正蟒二团补,贝子和固伦额驸四爪行蟒二团补,镇国公、辅国公、和硕额驸、民公、候、伯用四爪正蟒方补等。[4]

(二)补子的文化意义

ゲ棺拥男问胶臀蒲在服装上有着特殊的文化意义,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思想和美学价值积淀。[5]首先,补子表现了官服制作和管理的先进思想。补子出现之前的官服上绣有不同纹样图案,制作工期长,成本高,稍有不慎则会使全衣报废。补子的出现,使标识图案和成衣分离,可以分开独立制作,既提高了效率,又降低了费用,同时便于更换,是生产力发展和先进生产方式的一种反映。

テ浯,补子起源于唐朝的武则天,是对唐代绣服的继承发扬,并使汉族官服出现了符号化因素。不同的补子图案不仅仅是一个图案上的区别,它更注入了当朝统治阶级对各品官员的希望和要求。如以雁行列有序,象征官员应有威仪,处事不乱;满鹈天性喜食短脚狐狸,有逐害之义,象征官员应为民除害之意等。这样以不同动物飞禽来象征官阶和任官要求,把思想和标志统一在不同符号之中,高度概括地表现了朝廷对官员的任职要求和品级管理。补子的出现把官服从单纯的颜色和繁缛的冠冕制中提升到符号化的高度,使政治、伦理观念在服饰上展现无遗,对人类服装的发展具有促进的作用。

ト、结语

ビ笆幼髌肪哂行蜗笾惫邸⒋播广泛、为人们喜闻乐见等特点,凭借其叙述引人入胜的情节、塑造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展示丰富多彩的生活场景以及强烈的视听效果等艺术手法,是大众文化消费的首选。较之其他传播媒介,影视作品在弘扬传统美德、传播优秀文化方面更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我们关注影视作品并不能仅仅看到影视作品的娱乐消遣功能,要能认识到其在宣传教育和文化信息传播等方面的功能。

シ饰是影视文化表达的重要元素之一,影视文化研究不能忽视服饰文化的研究价值。服饰的发展史见证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史,研究服饰中所承载的文化意蕴和历史内涵,对我们今天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传递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服饰文化的研究也是现代服装设计的要求,现代服装设计是一种文化和美的设计,设计的落脚点应该首先放在文化的设计上。传统的东西如何在现代设计中合理运用,要靠设计师善于挖掘隐藏在现象下的本质和精髓。研究服饰文化,寻求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消费观、审美观、价值观及处世态度和人际关系、思维方式等,从而应用文化做可以真正满足人需求的设计。

ケ疚耐ü分析明清影视作品中所传递出的明清官服补子文化的内涵,来达到使大家认知影视作品中灿烂的服饰文化的目的,为传播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推进服饰文化与影视文化研究服务。

[参考文献]

[1]洪华平.服饰文化与影视文化的关系浅谈[J].电影文学,2009(02).

[2]文平.浅析服饰文化的意义[J].大众文艺(学术版),2009(14).

[3]邓伍英.论影视中服饰文化的传承与应用[J].电影文学,2008(02).

[4]王渊.补子纹样解析[J].南通职业大学学报,2001,15(03).

文学与影视作品的关系篇10

影视艺术职业教育于20世纪末、21世纪初异军突起。据统计,目前我国大陆已有约600多所高校相继设立了相关学科或相关课程,影视艺术已迅速成长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中一门重要的新兴学科。当前中国的影视艺术职业教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红火,招生规模一路飙升。但量的迅速膨胀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如教学泛化、师资困难及人才档次不高等一系列问题相继出现。盲目扩招所带来的教学质量令人担忧。

与此不同,作为影视与旅游交叉产物的影视旅游产业,在国家积极倡导发展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的大背景下,日益成为旅游业中新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点,是未来吸引影视人才的重要领域,为解决影视艺术专业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提供了新的路径。然而,在目前的影视旅游中,影视与旅游产业要素互动机制尚未建立,存在着以影视带旅游,通过影视为旅游业注入新的发展活力,实现旅游业持续发展的可喜景象;同时也存在着以旅游促影视,通过旅游反哺影视步履维艰的现状,更谈不上通过影视与旅游的相互渗透,最终形成双赢关系。这些不仅不利于充分挖掘影视旅游业的发展潜力,也是对影视业最大的不公,难以调动影视资源要素的积极性,进而实现影视与旅游的共赢发展。

基于此,本文从横店影视城影视旅游迅速发展的背景出发,通过对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办学方针、院系设置、教学思路、管理体制及就业方针的相关解析,重点探讨如何从产学研的角度完善旅游与影视的合作,提高合作效能,为实现旅游与影视的共同发展,推动影视及旅游领域包括就业在内的相关问题的解决,最终为实现影视旅游的和谐发展提供思路。

一、背景介绍

被誉为“中国好莱坞”的横店影视城,位处浙中黄金旅游线上,因其独特的历史场景及承载的厚重的文化底蕴被评为国家5a级旅游区。横店影视城在影视、旅游界颇具影响,是我国影视旅游发展的典范,目前在国内拍摄场景最多、规模最大、设施最全的影视拍摄基地。在这里诞生了《汉武大帝》《英雄》等几百部优秀影视剧。横店影视城共有包括秦王宫、屏岩洞府、明清宫苑、清明上河图等在内的主题公园。除了这些可以用于外景拍摄的主题公园,横店影视城还建起了国防科技园、横店集团展览馆等文化教育馆园以及度假村等休闲娱乐场所。

横店影视城是我国影视拍摄基地和影视旅游经营单位中的一朵奇葩,横店影视集团自1996年以来,经过多年发展,形成了旅游休闲、旅游开发、酒店服务、影视管理服务几大业务。在对影视城的资源特色、优势劣势分析之后,经营者提出了“影视为表、旅游为里、文化为魂”的经营理念,利用影视宣传企业,使影视、旅游、文化三位一体,互相融合。可以说,横店影视城依托得天独厚的影视资源,联动相关的旅游资源要素,使旅游业按照影视旅游的发展模式实现了飞跃,影视产业为横店旅游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这种背景下,横店影视城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工作,主动与浙江传媒学院、金华职院等高校合作,创办了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重点培养影视表演、影视技术及制作,以及旅游管理等应用型人才。学院坚持“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办学途径,力争实现理论和实践教学的对接,在现有50多个实习基地的基础上,根据不同专业教学需要,按照工学交替、项目制作、“2+1”等人才培养模式科学合理地安排学生开展实训教学、顶岗实习等实践教学活动,为学生的成长成才提供广阔的舞台和坚实的保障。

二、存在问题

(一)影视旅游产品亟需升级

与我国其他旅游产品的开发一样,影视旅游产品的低层次开发已严重影响了游客参与的积极性。现代游客已不再满足于传统的观赏型旅游活动形式,越来越注重旅游过程中的体验性与参与性。影视旅游作为一种融入了影视元素的全新主题化旅游活动,能更好地满足游客的这一需求。可以说,满足人们多层次的现实需求、提升产品的层次,是旅游实现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影视旅游是影视嫁接到旅游上的产物,在这种旅游形式中,演员及摄影外景地、故事发生的背景地等影视资源要素对于游客的吸引程度远超其他旅游资源要素。但是,影视旅游决不能、仅停留在拍摄地和主题公园的观赏层面上,影视作品中涉及的与旅游相关的事件、文化等要素,都有巨大的旅游商机,影视旅游应认清发展方向,尽可能在延伸并拓宽影视旅游产品的深度和广度方面努力。

(二)职业技术教育就业问题突出

我国的职业技术教育是在完成初高中阶段教育基础上进行的专门教育,它和经济、社会发展有直接的联系,既是培养各类实用人才和提高劳动者素养的基本途径,又是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职业技术教育的目的十分明确,即为受教育者谋生而从事或可能从事的职业服务。然而,目前我国大多数的职业技术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还难以满足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职业教育的要求。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迅速扩展的职业需求与学生现阶段掌握的知识技能结构不一致,毕业生的从业观念教育跟不上行业发展的要求,在学习时间、课程编排、专业设置、管理方式及教育方法等方面与现实需求脱节,毕业生在培训的深度和适应性上存在的问题,严重影响毕业生的就业前景及职业技术教育的快速发展。

从大的形势上看,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社会所需的各类人才基本饱和,职业教育在就业问题上的弊端也随之显露出来,即职业技术教育普遍采取的过早职业化教育,毕业生知识面狭窄,基本能力和素养不高,从而导致毕业后难以适应社会日益综合化的市场需要。

(三)影视、旅游专业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职业技术教育影视专业毕业生在就业生上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毕业生的改行,即用非所学,学不能用。另外,即使毕业生继续从事与本专业的相关工作,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职业技术学院的影视专业毕业生更多的从事着前期或后期的服务工作,难以真正进入行业的核心领域。这中间固然有择业观念不断广泛化多样化及个人发展机遇的原因,但也或多或少的看出经历了三年影视专业教育的高职学生在核心能力具备和发展深度上都有着不小的问题。

与此类似,职业技术教育旅游专业毕业生在就业上的问题也十分突出,首先是行业人员不断流失。毕业生在踏入旅游行业后,基本上都是从事行业最为基本和底层的服务工作,随着对行业及就业市场的了解,毕业生在从事了一段旅游行业的工作后纷纷跳槽、转行,从而导致旅游行业的从业人员不断流失,致使旅游企业的用人成本居高不下,这与日益高涨的旅游行业的用人需求形成了巨大的矛盾。

(四)影视旅游业特殊的用人需求

我国目前的影视旅游仍然按照传统旅游的发展模式,在创新和文化含量上都有很多问题,这严重影响了影视旅游的发展,为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更多的从影视旅游与其他旅游业态的不同上着手,发展具有影视特色的特殊旅游业。具体到影视旅游的从业人员。影视旅游的用人需求决不能停留在旅游业从业人员基本的能力要求上,而需要具有跨行业驾驭能力、多业务水平的综合人才。因此,为实现影视旅游的长远可持续发展,需要突出加强对现有人才的培训及后备人才的精心培养,使相关从业人员既能掌握旅游业从业的基本素质,又具备一定的影视方面的相关技能和知识,从而为推动影视旅游的特色发展提供重要的人力和智力支持,同时也为解决相关专业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提供切实可行的路径,这需要我们目前拥有影视和旅游专业的职业技术院校必须在办学方针、院系设置、教学思路、管理体制及就业方针方面有所改变。

三、解决思路

针对以上关于影视与旅游专业毕业生就业及影视旅游在发展过程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应从产学研的角度着眼,在职业技术教育中,通过影视与旅游的互动实现资源要素的重组,使影视和旅游形成互相渗透、互惠互利的关系,使两者无论在教育领域还是产业领域都能合理嫁接,从而产生巨大的效能,进而达到影视与旅游“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双赢局面。

产学研是现代社会的新型教育模式,即充分利用学校和企业、科研单位等多种不同教学环境、教学资源及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各自优势,把书本知识和实践能力为主的生产、实际经验、科研实践结合的教育形式。因此,只有通过产学研相互结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职业技术教育中存在的包括就业在内的一系列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形成自己的教育特色,最终促进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和完善。

本文为了解决影视与旅游专业毕业生就业及影视旅游在发展过程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尝试从产学研的角度对影视与旅游加以整合,从而在产业上形成特色定位的影视旅游产业,在教育上形成注重综合人才培养的职业院校,在产品开发上研发一批新颖的影视旅游产品。

(一)影视旅游产业:特色定位

我国目前的影视旅游发展内容雷同,方式单一,尚未脱离传统大众旅游的窠臼,这严重影响了影视旅游的未来发展。为摆脱这一状况,在条件成熟的地区,除影视作品内容带来的联动之外,经营者还应从影视业的宏观角度考量,从另一个角度定位影视旅游的内容空间。以横店影视城为例,在继续开发影视作品内容的旅游产品外,还应对整个横店的影视旅游进行包装定位,摆脱以前的大众发展模式,重点突出行业发展中的影视定位,对旅游业的“食、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进行全面的影视化包装,例如,可以成立专门的影星酒店、影视旅行社、影视交通工具及影视景区,还可以举办诸如化妆集会、穿越游行等具有表演性质的旅游活动,从而形成横店影视旅游独一无二的影视特色定位。

实现这种特色定位的前提就是要有大量熟悉影视及旅游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这样才能在遵循旅游业发展规律的同时,完成影视的特色定位,在这样的定位下,影视旅游的发展不仅需要旅游专业的学生,同时也为影视专业的毕业生提供了舞台。

(二)职业技术教育:综合培养

影视特色定位的影视旅游产业需要大量既掌握旅游从业基本素质,又具备一定影视方面相关技能和知识的复合型人才,这应成为包括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在内的相关院校未来培养人才的方向。

作为横店影视旅游业人才重要输出地的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应开始以工作过程为导向的职业教育课程改革及职业教育理念的转变与课程体系的重新构建。

首先,在教学方针上应注重扩大学生知识面,加强学生综合的社会科学文化基础的培养工作。在目前知识综合化的时代,只有在具备一定的知识底蕴、知识面宽阔的基础上掌握专业技能的人才,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因此,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夯实学生的社会科学文化基础,完成基本素养的全面化。

其次,学生综合能力培养应复合化。前面讲过,影视特色定位的影视旅游产业需要大量既掌握旅游从业基本素质,又具备一定影视方面相关技能和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现实的需求是最好的推动力,它需要在教学及人才培养中有意识地加强影视与旅游专业的互动交流,促使这两个专业学生的专业文化水平和技能的融合与提高,实现学科能力的复合化。

最后,影视与旅游专业应充分与业界互动。横店影视旅游的定位和迅速发展,给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提供了大量的实习岗位,学校应引导综合培养的影视与旅游专业的学生加强与业界联系,增强与业界的相互沟通,了解业界的需求和发展中的困惑,从而更快地提高自身的能力素养,促成核心竞争力的实用化。

(三)影视旅游产品:全面创新

目前我国已有的影视旅游项目在产品开发中存在的问题较突出,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用一种创新的思维来进行产品开发。如针对游客希望体验影视剧拍摄过程的心理需要,提高旅游产品的游客参与度,然而横店影视城的影视旅游产品基本上以静态为主,游客只能被动接受,达不到理想效果。因此,有必要在影视城内策划拍摄一些短剧,开发一些能让群众充当主角的影视片段表演节目,让影视专业的学生作为导演和助演,指导和引导游客做主角参与拍摄,然后及时制成光盘,并用来销售;在各大景区定期展演相关历史文化剧,使“死”的人文历史真正“活”起来,让游客感受活灵活现的历史;对表演中使用的道具、场景及相关的摄影、化妆、服装及表演知识做适当的专业讲解,提高游客的兴趣和知识等。通过旅游产品的全面创新吸引大批的影视及旅游专业的毕业生,使横店影视产业集聚效应增强,实现影视城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