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篇1
一、民族音乐教育在初中音乐教学中的重要性
1.增强学生的民族观念
现在的很多学生都去追捧现代的爱情歌曲、摇滚之类的音乐，很少有学生去欣赏民族音乐中的美。其实民族音乐中蕴含着很多珍贵的财富，民族音乐通过不同的艺术形式来体现中华民族的审美习惯和审美观，民歌、戏曲、说唱和以民间音乐为素材创作的现代音乐是民族音乐教育的四个方面。从不同的方面来看，民歌具有不同的风格。这些民歌的旋律都能传达出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学生在学习和鉴赏民族音乐的时候，可以通过自己的情感体验，吸收本民族所特有的精神、气质和神韵，从而使学生了解祖国的传统文化，增强学生的爱国主义意识和情操。
2.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音乐审美能力
学生在学习音乐的过程中，通过自己的情感体验来感受本民族的精神和气质；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学习民族音乐，培养学生的审美观。我国民族音乐博大精深、历史悠久、种类繁多、风格各异，教师在教育的过程中，应该结合历史与现实，使学生了解民族音乐的发展变化。从而使学生在兴趣中掌握知识，了解民族音乐的艺术特征，不仅提高了自己的民族民间音乐知识水平，还有助于学生认识民族音乐的悠久历史和博大精深，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3.人教版初中音乐教材中民族音乐教育的体现
人教版初中音乐教材紧紧围绕中国民族音乐，它在音乐教材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教版七年级下册音乐教材体现了民族音乐的丰富性，教材的六个单元，不仅介绍了各种乐器，还强调了几个最具代表性的少数民族音乐；还包括了民歌、各种乐器、有声乐曲、有器乐曲。形式各异，内容丰富。另一方面，民族音乐的经典教材包括一些经典民族音乐作品、京剧、越剧等经典唱段，还介绍了经典的舞剧音乐。
4.民族音乐教育存在的问题
随着基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在国家各级部门的不断探索下，制定了一系列指导性的法规和文件，此外，在音乐教学基础设施的改善及科研方面都取得显著的成果，这都推动了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目前，我国不少专家学者和教师在音乐教学中研究逐步深入，音乐教学改革也正在进行着。但是，我国音乐教学的现状是不容乐观的。传统教学方式与现实音乐教育的不相适应、传统文化失落与流行音乐兴盛的不相适应、音乐理论教学与教学实践主体的不相适应等问题在音乐教学中仍然存在。因此，我国的音乐教学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二、人教版初中音乐教学中实施民族音乐教育的途径
1.在理念上加强民族音乐教育
在我们使用的教材中，包含着我国各民族音乐的精华。所以学校应该合理安排民族音乐课程，教师也必须深入研究这些教材，用有趣的教学形式和多样化的教学环节来吸引学生对民族音乐的兴趣，教师应该把民族音乐作品的学习作为学习目标，并安排足够的课时来让学生学习民族音乐。在选择教材的时候，要选用具有民族特色的教材，这样才能凸显出来音乐教学的民族特色。
2.重视民族音乐教育，营造良好的音乐教育氛围
每个教师都应该意识到民族音乐教育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也是加强美育教育的一个重要手段。中学的民族音乐教育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应该重视中学的民族音乐教育。此外，为了激起学生对民族音乐的兴趣，学校应该多举办一些和民族音乐相关的活动，通过各种途径进行宣传教育，教师也应该让学生多接触一些民族音乐作品。
3.在课堂教学中
为了增加学生对民族音乐的了解和培养学生的兴趣。需要在民族音乐的教学中运用多种教学手段，把握好各个教学环节，在不同的教学环节要训练学生不同的技能。如在欣赏环节中。应该深入解析一些民族调式；在歌唱的环节中，在学生学习之后，要鼓励学生模仿演唱；在肢体舞蹈训练中，要让学生去实践，去尝试去跳；在学习器乐时，学生要多选学民族器乐，积极建立民乐队，开设民乐合奏课。此外，在课堂教学中要善于创新，鉴于初中民族音乐教学在学生整个学习中的重要作用，在授课过程中，要改变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使学生感兴趣且易接受。如在学习江苏民歌《茉莉花》时，可以让学生演奏不同的版本，然后进行比较学习。这样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4.挖掘民族音乐的文化内涵，提高学生的音乐审美能力
初中教学中的民族音乐对学生以后的音乐学习起着重要的作用，他承担着文化的弘扬和传承功能，在我国的民族音乐中蕴含着本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和神韵，以及独特的审美意识。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善于引导学生了解音乐作品的背景、内涵和审美观念，并从中学习音乐作品中的思想情感和审美心理等。
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篇2
民族主义又是当代所有意识形态中最不依赖繁琐理论的意识形态，所以它传播地域广、最能抓住普通民众的心。民族主义是一种最简单、然而又是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它在理论的系统性上最薄弱，因而最容易被没有受过理论训练的普通人所接受。有人说，不懂民族主义，就根本无法理解近现代的世界。在中国，渐受青睐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引起了学术界本身和外部世界的密切关注和不休的争论。面对这种情形，本文拟从比较民族主义的长处和民族主义的隐忧、分析民族主义的性格和民族主义的出路等四个方面谈谈笔者对民族主义的一些看法。
1.民族主义的长处与优势
民族主义的核心是承认并伸张每个民族的自决权，认为每个民族都有权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民族主义的情绪与运动往往发韧于传统与现代、及本土与异域碰撞之际。民族主义核心内容是反对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正是在二十世纪一浪高过一浪的民族主义运动中，众多的弱小民族，摆脱了异族统治和殖民统治，走上了独立自治的道路。追求民族自决，反对异族统治也正是中国近现代一切革命的重要依据和目标。
民族主义是强化民族自尊心、自强心和自信心的最有力的工具，有助于民族独立，唤起人们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民族主义提倡英雄主义、塑造荣誉感和牺牲精神，可以在社会中造就一种向上、奋进、自强、团结一心，甚至是同仇敌忾的民族情感和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义的最强有力的功能之一就是制造民族认同，因而有利于提高成员的归属感和民族凝聚力。
民族主义有利于保存民族的文化传统，丰富一个社会的价值资源和文化生活。民族主义强调每一个民族，或者说强调自己民族在历史、语言、文化甚至物产上的独特性，因而有利于保存多样而丰富的人类文化遗产。对中国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民族主义有助于恢复和保存丰富而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特别是在这一传统由于受到长期的清洗和毁灭而几至失堕之际。这样，长期被强制地与民族文化传统隔离开来的中国人有机会重温、复兴自己的文化传统。民族主义强调对民族特性和民族传统的认同与尊重，这就为政治统治提供了某种合法性基础。在现代社会，每个国家的统治合法性都建立在某种强势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然而，或是由于受到对立的意识形态的挑战，或是由于本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道德文化的变迁，为统治提供合法性的主导意识形态会走向衰败。这时，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补由于旧的意识形态的衰败而造成的合法性真空，从而可以维持统治秩序的稳定，并用民族主义情绪来抵挡外来意识形态的冲击。民族主义的这方面功能正是其在冷战后的世界大范围崛起的重要原因。
2.民族主义的短处与隐忧
然而，民族主义自身的种种缺陷，其所隐含的种种危险也许就恰恰孕育在民族主义的上述种种长处和优点之中。
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冲突与动荡的滥觞。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情绪，而非一套系统的学说。民族主义解决问题的办法主要是诉诸人类放荡不羁的情绪，而不是诉诸人类那点本来就十分有限的理性秉赋。诉诸情绪化的非理性会酿成社会不稳定，极端自卑会导致盲目自大，过分夸大本民族种族在文化传统、价值观方面的优越性。极端的民族主义或压制少数民族，或制造分离运动，促成多民族国家的分裂，易把爱国主义变成军国主义，导致盲目排外和肆意扩张。民族主义是危害国际安全的、最不稳定的、最难以控制的因素，民族主义的情绪极易在不同的民族间挑起仇恨和不和。实际上，据统计，自十九世纪以来到冷战结束以后，绝大多数的国内国际冲突的背后都有民族主义的幽灵。高扬的民族主义战旗下常常是累累白骨、尸横遍野，民族主义成了发动战争、挑起冲突的最佳籍口。为希特勒的行径提供意识形态正当性的正是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Socialism）；甚至连日本拼凑大东亚共荣圈的借口也是为了维护整个东亚的民族利益，免受西方列强的蹂躏。在当今世界的每一堆堆战火旁，几乎都可以发现狂舞的民族主义幽灵。所以，在某种意义上，选择了民族主义就意味着选择了血与剑。“一族一国”的民族主义理想火花在世界各地燃起了一簇簇闪烁着刀光剑影的狼烟。
民族主义的价值基础是文化和价值相对主义。高举民族主义旗帜的弱小民族往往用本民族价值观和文化传统来抵抗大民族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而高举民族主义的强大民族则往往视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是唯一可取的，并把他们强加给弱小民族。所以，民族主义反对多元文化、排斥普世价值，导致文化和道德的不宽容，给政治专制铺垫了道德文化基础。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在德国的希特勒和众多的独裁者身上看到的，不讲原则的爱国主义往往蜕变为为专制统治张目的爱领袖主义。
民族主义强调族国的绝对，排斥个人自治，从而极可能压制、剥夺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造就对内对外都不受约束的绝对专制的政治。在民族主义看来，人类最重要的生存单位是民族（国家）和种族，一切其他的生存单位，特别是个人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只有不计代价的本民族成员的个人牺牲才能换来民族利益的实现，即以割股啖肉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的眼里，个人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都是微不足道的。为了维持民族的生存，无论要个人承担什么样的牺牲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旺盛的民族主义情绪必然妨碍民主化和改革进程。民族主义并不必然导致专制，但很容易为专制主义所利用，因为它主张权力和资源的集中，鼓吹反普世的价值相对主义，具有很大的感性号召力，而其本身又无系统的理论体系，故极易被随意解释和滥用。它常常要求人民奉献出最高的忠诚，承担最大的牺牲。所以，民族主义的意外后果之一就是追求民族利益的良好愿望，反而造成了本民族成员承担了极大的个人牺牲。民族主义作为弱势民族的飞来器，不仅很难打到别人，反容易伤着自己。一心想杀尽洋人的义和拳“勇士们”反而最后多半却做了自己政府官兵的刀下鬼。
民族主义具有某种复古的倾向。这种复古不仅有继承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面，也更有复活其糟粕的一面。从中国目前的滥修坟墓到学生武装强制喀布尔的妇女重戴面纱的现象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这种复古主义倾向隐藏的的另一个更重大的隐忧是用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来抵挡外部先进的思想、制度和文化的冲击，对竞争对手实现富强的深层原因闭而不见，把强国富民的法宝视作“敌人”的专利而避之不及。这样的民族主义越多，对手就越强大，自己就弱小。所以，民族主义常常是抬高“敌人”，打击自己的最有力的利器。
3.民族主义的性格
一个民族是一个整体，因为其成员拥有共同的意志、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文化和疆界，追求一个共同的目的。民族主义认为人类天然地分成不同的民族，民族不仅是一个政治单位，而且更是一个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共同体。因此，一个民族是一个活着的有机体，像个人一样有自己的意志和命运，有权用自己的意志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一个民族的政治领袖的首要职责就是维持本民族的统一和认同，领导本民族，实现共同的民族大业。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思想体系是近代的、西方的产物，是自由主义和其他普世主义激进意识形态的副产品，但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对它们的反动。民族主义作为一种非独立性的意识形态，没有经济主张，没有共同的政治经济主张，没有具体地提出一个社会的组织方式。而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首先就应回答一个社会应该如何组织，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及道德文化体制应该是什么。尽管民族主义主张民族的独立与自决，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却是依附性的，是单腿的跛足意识形态，永远无法自立，只能作为其他意识形态的补充。那些高举民族主义旗帜的人不再要以为自此就和西方的东西一刀两断了，因为他们手中的民族主义武器仍然是在西方发明的泊来品。
民族主义的旺盛景观，常常给人留下深刻的映象。然而，这种旺盛，就像许多疯长的爬蔓植物一样，不是来自于其自身的独立性，而是来自于其寄生性。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大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一种奇妙的伴生关系。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均是普世主义的意识形态，视放之全人类皆准的普世价值绝对高于具体民族的殊别价值。而民族主义则认为本民族的价值才是最高的价值。所以，民族主义与这两种意识形态在灵魂深处是格格不入、水火不容的。在英国、美国这类自由主义传统极其深厚的国家，几乎从未发生过波澜壮阔的民族主义运动；在中国，在意识形态的教条化达到顶峰的时期，民族遗产、民族文化、民族习俗等所有带有民族烙印的东西都被视作通向共产主义道路的障碍须除之务尽。由此可以断言，民族主义与这两种意识形态中任何一种的结盟只能是权宜性的，而且这种结盟只有在后两者处于虚弱状态时才有可能。没有其他意识形态的虚弱，就没有民族主义的旺盛。强大的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都不可能与民族主义共戴一天。
在很大程度上，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分歧大于其与自由主义的分歧。共产主义对民族主义者的告诫是：“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你们失去的只是你们的习俗和传统，但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自由主义则并不要求人们放弃自己的民族个性。而且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以自决为自己的核心原则之一。民族主义侧重民族自决，自由主义侧重个人自决。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只承认民族自决权，不承认个人自决权；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在把个人的自决权摆在最高位置的同时，却有条件地承认民族自决权。这里的前提条件有二：1、任何民族自决都必须建立在个人自决的基础之上；2、尽可能地诉诸法律及和平、理性的手段来实行民族自决。在这两个前提下，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有共处的余地，而且能够在很好地尊重各民族特性的同时化解民族主义的危害。
4.民族主义的出路
尽管民族主义的理论对现实的解释有极大的商榷余地，民族主义情绪的存在却是千真万确的。不承认这种真实情感的存在是没有道理的。不要担心民族主义会被彻底消灭掉，因为我们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民族主义者，因为每个人都有浓淡程度不同的民族情怀，都带有一定民族文化传统的烙印。在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国家，民族主义不是有与无的问题，而是一个多与少的问题。换句话说，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出路不是要不要民族主义的问题，而是要多少民族主义和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的问题。
在当代，可取的民族主义是开放的、温和的、理性的、尊崇个人自决权的民族主义。它对外其它观念价值开放，并通过相互补充来提供行为准则；对内它也接受多元的价值和文化，在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制度架构内发挥作用，因而不致变成盲目的排外主义。民主国家的民族主义不易走极端，因为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受到了法治的限制。由于民主国家的统治者的权力是受到制衡的，故他们通常不愿意、也不可能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追求个人的绝对权力。
民族主义被赋予的重要功能就是它能提供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义究竟可以提供多大的不可替代的社会凝聚力呢？民族主义的确能提供某种社会凝聚力，但这种凝聚力往往游离于两个极端，即要么微乎其微，要么过于强大到动员人们去作出愚蠢的举动，或在社会中凝聚成专横的权力。因而，在如何利用民族主义来获得凝聚力时，应非常慎重。
在高扬的民族主义旗帜上，常常写满了“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之类让人不容置疑的字眼，以证明民族主义是服务于这些“神圣”的利益的。然而，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后，民族主义的诉求往往掩盖了国家在政治经济方面的重大制度偏差。它不仅可能不利于维护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尊严，不利于实现国家的富强，甚至常常为专制统治作伥，充当抵挡自由、人权、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的盾牌。弱小民族只有求变求通才能改变自己弱者的地位。排外仇外不仅不是爱国，反而可能导致卖国。晚清当局以民意可用的借口纵容义和拳导致进一步的丧权辱国就是明证。那么，出路又何在呢？究竟应该如何维护民族利益、如何维护国家的独立与尊严呢？以下的思路或许为我们提供了某种有益的答案：
在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竞争中，任何国家都只有勇敢地打开大门，师人之长，弃己之短，摆脱宗法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的束缚，才能真正实现富强，捍卫自己的民族尊严。因此，对一个贫弱国家说来，英勇反抗外国侵略固然是爱国，维护与外国的和平相处关系，开放自己的国家，促进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本国的社会进步，同样体现着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是更为复杂和艰巨的任务。相反，愚蠢地排外，或者有意无意地为文化和经济的交流设置这样那样的障碍，不管其主观动机多么善良，口号多么神圣庄严，客观效果都是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有时甚至因此错过重要机遇而千古留憾。（袁伟时：《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1992，75页）。
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篇3
[关键词]民族性；现实意义；继承性
文化是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文化的“民族性”特质对于民族独立和繁荣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化，更加凸显着其重要作用。在中共建党之后的一段时期内，中共人似乎更重视文化的阶级性和革命性问题，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在其文化宣传和理论上才明确地提出了“民族性”特点，将其归纳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征之一，并成为此后中共文化政策实践的重要原则。1940年1月，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三个特征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指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带有我们的民族特性的。
一、“民族性”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特征
什么是民族？现在一般沿用的是斯大林的定义，是指人们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也就是说，由于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和共同的经济生活，并由此形成共同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特点，使其有别于其他的民族。而文化的“民族性”，正是这样的特点在文化传统和文化观念上的体现，任何民族都具有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国家，由于历史地理环境、经济生产方式和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不同，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民族历史和传统，有着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价值观念和生产方式。
在各民族的历史发展中，文化的民族性是凝聚、团结民族全体成员的精神纽带，民族精神通过文化的继承性得到延续。作为诞生于二十世纪的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当然也认识到发扬文化民族性的意义所在。抗战前后，中共在其文化宣传和理论上明确地提出了“民族性”特点，并将其归纳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征之一，成为中共文化政策实践的重要原则，对中共后来革命建设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民族性特征体现了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点
民族性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民族特性结合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特点，指的是中华民族各先进阶级、阶层提倡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反对封建专制，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新民主主义文化产生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提供了一个新思路。独立和解放是近代中国现代化的前提，新民主主义文化强调中华民族在文化发展上的独立性，反对帝国主义的思想奴役和文化侵略政策，提倡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主张动员社会大众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是中国民主革命时期，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实践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表现。
第二，民族性特征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历史继承性
文化的民族性是凝聚、团结民族全体成员的精神纽带，传统民族文化中蕴涵的优秀精神，通过文化的继承得到延续，在形成民族精神的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并能与现代社会发展相结合，形成稳定的民族心理和民族品格，使我们的民族获得持续不断的精神力量和发展动力。新民主主义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隔断历史，要汲取历史文化中的精华。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立足于中国悠久的文化历史，弘扬刚健有为和经世致用的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批判地继承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
第三，民族性特征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民族文化形式
任何民族的文化都必然有着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形式，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植根于中国土壤的新文化，同时又了吸收外来进步文化，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形式并加以改造。民族性特征决定了必须与之相适应，中国大众能够接受并喜闻乐见的文化艺术形式。
二、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性”特征形成的原因
在中共早期的历史发展中，由于现实斗争的需要，不论是在理论的宣传上，还是在实践革命中，都更重视关于文化的阶级性和革命性问题。但是在抗战前后，中共党人逐渐形成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特征，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三十年代中国本位文化讨论的推动
1935年1月10日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十位教授联名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强调要加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对西洋文化要“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全盘西化”主张，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位、为主体，建设现代国家，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宣言发表后引发了学术界持续一年多关于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的文化争论，西化派的文化选择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认为西方文化代表了时展的前进方向，中国传统文化已落后于时代性。中国本位文化派则强调在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有条件地接受西方文化，其立足点是民族性。
三十年代中期这场关于文化选择的论争是激烈和复杂的，这场在思想文化界影响深远的论战中，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似乎同时被凸显出来。由于当时与共产党的关系，中共党人没有直接参与这场发生在国统区的文化论争，但这场讨论却给了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借鉴和启发，对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形成与发展起着一定的影响作用。讨论中学者们强调文化的民族性，认为“文化之有民族性，亦犹文化之有阶级性，两者具有同样的意义”，这在近代中国屈辱落后的社会面前，有着强烈的现实需要。不久之后，北平左翼文化界就发起了新启蒙运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化联系起来。显然，后来中共新民主主义文化中逐渐形成的“民族性”特征，这场讨论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可以说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
第二，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影响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中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全国各阶层人民掀起抗日救亡高潮。“一二九”运动的爆发，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更是把战火燃遍大半个中国。
此时，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意识的强烈冲击下，已经投身于一场文化启蒙运动。民族危机意识强烈冲击下的新启蒙运动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民族性”特征的形成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第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需要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形势的变化逐渐改变了国共两党的关系，也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华北事变发生后，中共发表的“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共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民族利益高于一切，斗争矛头指向日本。中共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而反映在中共文化政策上，就是继承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优秀传统，强调对于一切优良的传统文化都必须予以充分肯定和发扬，体现了发扬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提高民众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以便激励全国人民更高的爱国热情。在全民族抗战的大背景下，民族性自然就成为了文化领域的重要议题。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中共重视利用传统文化宣传民族统一战线，在外敌人侵，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宣传继承传统文化的优秀成分，对实现中华民族的团结、唤起全中华民族的救亡意识，激发爱国热情，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对实现全民族的团结抗战，具有重要的作用。
三、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性”特征的现实意义
新民主主义文化，曾经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起了推动作用。坚持文化的民族性，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新民主主义文化“民族性”特征，对于当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弘扬民族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
文化自身具有一种民族凝集力和自我继承的力量，而民族凝聚力作为是沟通民族全体成员的心灵的精神纽带，必然以传统文化精神为思想源泉。
社会主义文化的现代化建设，必须弘扬民族的历史传统。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建构中华民族文化的主要资源，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伦理精神和价值观念，尊重传统、继承传统，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赋予其新的内涵，从而成为当代价值观念、社会意识和文化精神，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创造新的中华民族文化，就必须赋予优秀传统文化时代要求，在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中既能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的风格和内涵，又能积极借鉴汲取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保留和弘扬优秀传统，勇于创新，以适应中国文化现代化的需要，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在价值趋向多元化的今天，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挑战，增强全国人民的爱国意识、团结意识和自强意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主义精神文明，就必须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凸显新时代下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性。
第二，民族性体现了民族精神与开放意识相结合
新民主主义是开放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应该从文化的世界性中得到提升，体现了民族精神与开放意识相结合。关于文化民族性的思想强调文化的世界共性，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中国文化本位。这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世界性，坚持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吸收外来文化的原则，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
世界是多民族的世界，由于文化的民族性，造就了人类文化的丰富多样，各民族的文化体系，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文化的世界性是各种文化普遍具有的属性，即世界各种文化的共性。文化的民族性是各种文化的个体性、独特性，它使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化互相区别开来。世界性寓于民族性之中，没有民族性就没有世界性。我们既要保护自己的民族文化财富，发扬自身民族的文化个性，又要勇于接受世界现代文化的挑战。认为，对待外国文化也要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方针，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既全面吸收西方进步文化的优秀成果，又尊重本民族自己的文化创造，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所以在今天，建设民族文化，应该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趋势，才能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撑，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深刻的体现。新民主主义关于文化民族性的理论，对于我们解决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实现民族文化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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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篇4
【关键词】价值体系核心价值社会主义价值民族教育
引言
本文通过对少数民族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与实践的研究提出了少数民族地区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现途径。
1新时期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必要性
1.1维护社会稳定以及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保证
在民族地区高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能够凝聚和统一广大师生的思想，进一步加强民族地区高校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和健康发展。民族地区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不仅对于抵御和抗衡西方社会价值对民族地区的渗透和影响、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在民族地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统领民族地区各族人民的价值取向，具有促进民族地区文化建设、促进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的意义。因此在民族地区应当把政治建设、军事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统一起来，促进其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重要的是在民族地区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即深化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发展中的指导地位，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激励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建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一言以蔽之要让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都有科学思想的指导和统领。
1.2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需要
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深入批判旧的意识形态，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去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作长期的、彻底的斗争，这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特点，同时也是一个包括坚持主流意识形态、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和民族精神、倡导和谐社会道德建设的系统的、基础性的文化工程。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抓住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把握了和谐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是我国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决定着高校的性质和方向，高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指导地位的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意识形态建设，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意识形态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当前，民族地区所面临的国内和国外的现实状况，要求我们必须有计划、分步骤地加强民族地区高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各族师生头脑，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真分析民族地区社会矛盾各方面的变化，揭示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形成、传播的社会基础和演变规律，针对各族师生思想中存在的各种疑惑做出符合实际的、有说服力的解答，帮助各族师生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
1.3高校和谐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校园文化思潮，是高校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校园文化的重要任务，是高校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思想保证。建设和谐校园，和谐文化是根本，坚持用校园文化所蕴涵的人生信仰、理想信念、道德情操等文化因素去引导师生塑造灵魂，共同建设高尚、健康、文明的和谐校园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和谐文化的根基和主干，它指明了和谐文化建设的指导理论和灵魂，确定了和谐文化建设的方向和目标，揭示了和谐文化建设的精髓和动力，规定了和谐文化建设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对和谐文化建设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作用。
由于民族地区特殊的文化环境，以及民族地区高校内部特殊的主体构成，使得民族地区高校校园文化呈现出一定的特殊性。此外，由于历史、宗教以及思想认识等多方面的原因，民族地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相对滞后，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民族地区高校的发展。因此加强民族地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的新型管理模式，对于加
民族地区高校的稳定发展、促进民族地区高校校园和谐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在不同民族师生员工的交往过程中，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冲突就不可避免。因此，通过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统领，为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沟通搭建有效的交流平台，对于增进各族师生相互了解、促进民族地区高校和谐校园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1.4培养各民族合格大学生的现实需要
各族大学生是未来推动民族地区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骨干力量。他们的政治思想、价值观念正确与否，直接决定和制约着民族地区小康社会的实现和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建设。从这个意义上讲，谁赢得了年轻人，谁就赢得了未来。因此，民族地区高校加强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就显得十分重要和必要。我们必须站在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统一的高度来认识民族地区高校建构与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重要性，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深化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地区各项事业发展中的指导地位，用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激励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树立共同的理想，建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努力培养各民族大学生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理想信念的合格人才。
2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建议
2.1促进少数民族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合
高等学校和广大青年学生历来是西方敌对势力争夺和渗透的重点。民族地区严峻的现实状况，要求我们必须认真解决好办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如何办好高等教育和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面对民族地区高校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多样化，我们更需要强调和坚持指导思想和主导价值的一元化，重视和巩固少数民族地区大学在读学生的理想信念，确立和壮大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撑。同时，少数民族地区大学必须始终坚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大是大非面前不糊涂，关键时刻不动摇，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和主导价值引领多元化的社会意识，确保少数民族地区大学执行上级党委的决策部署不折不扣地得到贯彻落实，确保宣传思想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做到清醒、坚定、有作为。
2.2民族之间的“和合”教育
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过程中，师生要弘扬和合精神，并不是抹杀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学生自身的特点，而是要特别强调同族师生之间的协作，使各民族师生在沟通和交流中相互吸收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养分，实现个人成长的提高和升华，达到所谓的“和合而生”。为此，少数民族地区大学各族师生必须以和合精神为理念，用这个精神支柱团结起来，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为战略目标的实施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价值观的多样化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表现，我们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学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和而不同的社会，允许和而不同的多种价值观的存在，但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学做到“和”就要控制多种价值观的冲突，这就要求在价值导向上坚持一元性，即要坚持社会主导价值观，而坚持社会主导价值观的前提是少数民族地区大学师生认同和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以，必须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大学广大师生的思想认识才能产生实际效果。
2.3开展校园文化活动
校园文化活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构的有效载体。在少数民族地区大学通过开展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学术、艺术、文化、体育、娱乐等校园文化活动，不仅可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陶冶情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更重要的是可以使无形的价值理念直观化、具体化。高校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人才培养基地，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高校校园文化是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基地，也是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杠杆。因此，为建设和谐校园，建设和谐的校园文化，少数民族地区大学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作为中心环节。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少数民族地区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四个方面的基本要求融入校园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建设的全过程，力图建设高品位、形式多样、具有民族特色的校园文化。
每个高校都有自己的传统和独特的精
神。少数民族地区大学学校传统是学校在办学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学校优良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体现；大学精神是在某种大学理念的支配下，经过所在大学人的努力，长时期积淀而成的稳定的、共同的追求、理想和信念。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独有的文化因素往往蕴涵着深刻的价值观念，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必须要坚持和发扬具有民族地区高校特色的优良传统，积极培育具有民族地区高校特色的精神。要对学校传统深入挖掘，特别是挖掘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密切相关的传统，如爱国主义传统、民族团结传统等。要加强校史研究，加大校史馆、人物展等展示学校传统的展馆的开放程度，鼓励各族师生参观，积极推进学校传统教育。充分利用一些广受学生欢迎的精品校园文化活动，例如少数民族地区大学校园电影节、名人访谈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相结合，激发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使学生在活动中潜移默化地接受价值观的熏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具体化，引发学生的共鸣，在此基础上以事述理，以理服人，以行动促教育，增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传播，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深入人心。
2.4发挥政治理论课的渠道作用
少数民族地区大学要充分考虑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的过程中探索新途径，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运用各种手段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各族师生所感知、所认同、所喜爱、所接受，以在脑海中形成牢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的学生进入大学之后必须接受大学学校教育所代表的主流文化的价值和要求。然而这些主流文化价值和要求必然会与母体文化中的一些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产生冲突。所以有必要实施文化精品品牌战略，增强先进文化的影响力，以提高学生对学校教育的认同。少数民族地区大学应加强对理论教育工作的特色管理，以掌握工作的主动权和主导权，还应该做到加强对理论教育阵地的科学管理、依法管理、有效管理，牢牢掌握理论教育工作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2.5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队伍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工作队伍是加强和改进少数民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组织保证。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努力建设一支具有政治坚定、爱岗敬业、专兼结合的高素质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是加强和改进少数民族地区大学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重要组织保证和长效机制，对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落到实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少数民族地区大学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的专业化要做到以专职人员为主，兼职人员为辅。把少而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人员，从兼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工作中分离出来，负责学生的教育管理；把一批适合从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工作的干部，从正常的教育管理活动中分离出来专门从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工作者中培养一批德育专家，从事德育研究活动。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的专业化必须使广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工作者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工作是一门综合性、实践性很强的应用性学科，必须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工作者提出明确的专业要求，使从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工作的人员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和相应的工作能力。
3结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配合共同努力才能做好。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思潮引领的功能，从社会价值取向上巩固少数民族地区高校主流意识形态阵地。高校作为社会各种思潮的生产、的集散地，客观上需要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思潮进行引领和整合，使之朝着有利于实现社会预期目标的方向发展，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稳固占领意识形态阵地，主导各族大学生价值追求。文章提出了少数民族地区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除了要应对与内地高校面临的共同挑战外，还必须正视由于地缘、人文
历史潮流、风俗习惯等因素带来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因此少数民族地区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一定要在高度关注其特殊地位、特殊人群、特殊的教育背景和方式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开展工作，体现人本精神，才能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篇5
关键词中东民族主义伊斯兰教民族国家
中图分类号：D81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08）05-0037-44
从中东政治意识形态的演变来看，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的意识形态根源之一就是回应民族主义的挑战。因此，考察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对于深化认识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根源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对此，笔者曾从宏观的角度探讨过中东民族主义对伊斯兰教的冲击以及伊斯兰教做出的反应；[1]曾经专文探讨过埃及和叙利亚的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关系，[2]曾撰文分析过萨提・胡斯里以及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关系，[3]也曾专文研究过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民族主义的思想挑战，[4]并从宏观层面研究过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政治文化机理及其对中东政治发展的影响。[5]而本文则试图从民族国家建构层面分析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关系对中东伊斯兰国家政治发展的影响。
一、民族主义与中东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及其对伊斯兰教的冲击
在国内外的政治现代化理论中，几乎都把民族国家的建构作为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民族国家建构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一就是民族主义。美国学者卢西恩・派伊曾经指出：“发展和现代化方面的问题，都渊源于能否建立起更有效、更灵活、更复杂和更合理的组织……鉴别发展的最终试金石在于一个民族是否有能力建立和维系庞大、复杂、灵活的组织形式。”[6]他所说的“庞大、复杂、灵活的组织形式”就是民族国家。塞缪尔・p・亨廷顿则将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离异化和大众参政化作为政治现代化的三个标准，权威的合理化意味着“以单一的、世俗的、全国性的政治权威来取代传统的、宗教的、家庭的和种族的等五花八门的政治权威”，他进一步指出，“政治现代化的含义还包括，民族国家享有的对外不受他国干扰，中央政府享有的对内不被地方或区域性权力所左右。它意味着国家的完整，并将国家的权力集中或积聚在举国公认的全国性立法机关手里。”[7]
我国学者罗荣渠认为，中央集权、法治精神、官僚制度、民族主义的普及或民族国家的建立、福利国家、政治结构的分化、政治文化的世俗化、人民对公共事务的广泛参与八项指标构成了政治现代化的主要内容。[8]我国另一学者也指出：“一个社会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冲动，要求国家具备有效的社会资源和动员能力，并要求现代国家在结构和功能上包括科层制组织，贤能政治的意识形态，文化的一致性，以及居民的政治认同。民族主义历史性地承担了这样的社会政治动员。”[9]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以民族认同为价值取向，以维护本民族利益和建立民族国家为终极目标的心理情感、思想体系和社会实践运动，对于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西方学者指出，民族主义通过民族国家的建立完成了三大社会变革：第一，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有效的行政管理系统；第二，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促进国内经济一体化；第三，推广世俗教育和世俗文化，加强社会成员对新的国家的认同。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在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民族主义具有三方面的功能：第一，加强对民族起源和民族家园的历史认同；第二，表达民族的集体身份并以此为基础证明国家政权的合法性；第三，为本民族提供维系民族价值体系的文化符号体系。[10]
中东民族国家的构建同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着历史相似性，即中东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是通过民族解放运动，摆脱外来殖民统治而得以完成的。中东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阿拉伯民族主义、土耳其民族主义、伊朗民族主义，对于唤醒中东各民族的民族意识，确立民族认同，发挥了重要的历史进步作用；对中东完成非殖民化进程，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中东国家以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进行的世俗化和现代化改革也都促进了这些国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变革。因此，对于民族主义在中东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因为20世纪整个中东历史进步的画卷与民族主义的兴起有着重要的联系，正如有的学者把现代中东民族独立国家体系的形成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中东的觉醒”、“中东的抗争”和“中东的巨变”。[11]
第一，民族主义促进了“中东的觉醒”，揭开了中东民族解放运动的序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东地区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自觉意识，在上世纪启蒙运动和立宪运动的基础上逐渐产生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在20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新的政治文化思潮。”[12]在20世纪初，1908-1909年的青年土耳其党革命，1905-1911年的伊朗立宪革命，阿拉伯民族主义在思想和组织上的成熟都构成了中东觉醒的重要标志。其历史意义在于它“结束了中东社会自列强入侵以来一国又一国轮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历史，揭开了一国又一国起来革命，为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而斗争的历史。”[13]
第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中东地区出现了两次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潮，一系列民族国家相继诞生。第一次高潮由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1919-1922）、阿富汗的反英斗争（1919-1921）、伊朗的反英民族运动（1919-1921）、埃及的反英独立运动（1919-1924），以及阿拉伯地区的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发生的反对英法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构成，促进了中东民族解放运动的深化和一批民族独立国家的出现。第二次高潮突出地体现为土耳其凯末尔改革、阿富汗的阿马努拉改革和伊朗的礼萨・汗改革，现代化和世俗化构成了主体内容。
第三，二战结束到60年代末，民族民主运动的深入发展最终形成了中东民族国家体系。1952年埃及的“七月革命”、1954年叙利亚的“三月革命”、1958年伊拉克的“七月革命”、1962年也门的“九月革命”标志着阿拉伯民族主义在这些国家取得了政权。在北非地区利比亚（1951）、摩洛哥（1956）、突尼斯（1956）、苏丹（1956）先后取得独立。约旦和黎巴嫩在1956年迫使英美撤军，海湾国家也相继走向独立，到20世纪70年代初，除巴勒斯坦外，中东穆斯林各国均获得民族独立，民族独立国家体系初步形成。
伊斯兰教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和精神信仰，广泛地参与了中东的民族解放运动。但是同近代的民族解放运动相比，伊斯兰教的作用呈明显下降的趋势。按照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国家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作用，有学者将中东的民族解放运动划分为三种类型：伊斯兰力量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由伊斯兰向世俗主义过渡的民族运动；世俗主义主导的民族运动。[14]
民族主义在中东的萌芽肇始于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和西方殖民入侵以后。[15]中东“民族主义是对西方帝国主义和欧洲殖民统治的回应。……与依赖于对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础上的穆斯林共同体（乌玛）的政治忠诚和团结的传统的伊斯兰政治理想不同，现代民族主义所体现的民族国家的观念不是以为基础，而是立足于共同的语言、地域、种族和历史。”[16]因此，蕴藏在中东历史中的宗教忠诚与民族忠诚的联系与矛盾开始以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的复杂关系为表现形式凸显于中东政治之中。
阿拉伯民族主义、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土耳其民族主义和伊朗民族主义构成了中东民族主义的主要类型。它们对待伊斯兰教的态度有一定的共性但又有各自的特性。阿拉伯民族主义，是在加马尔丁・阿富汗尼、・阿布杜、拉希德・里达等人的伊斯兰改革主义影响下分化产生的，而伊斯兰改革主义分化产生的另一个分支则是以哈桑・班纳、赛义德・库特布等为代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阿拉伯民族主义虽然在本质上具有贬抑伊斯兰教的思想倾向，但力图通过强调阿拉伯民族在伊斯兰教中的作用，把伊斯兰教作为一种文化资源融入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思想体系之内，以协调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埃及民族主义、叙利亚民族主义为代表的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则更加强调本民族文化，而否定伊斯兰教，但是由于考虑到伊斯兰文化的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在民族主义中反映出了伊斯兰思想的痕迹。而土耳其民族主义，经过青年奥斯曼党人和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经过民族主义思想家齐亚・古卡尔普对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关系的梳理，最终转变为凯末尔的世俗民族主义，并最终缔造了伊斯兰世界第一个最为彻底的世俗化和现代化的民族国家。伊朗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什叶派有着特殊的亲缘关系，而在巴列维王朝建立后，世俗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的矛盾关系逐渐展开，并埋下了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历史伏笔。
进入当代以来，以埃及纳赛尔主义和叙利亚、伊拉克复兴社会党为代表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迅速崛起，并与阿拉伯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当代中东政治的主导意识形态。土耳其的世俗民族主义政权得以进一步巩固，而伊朗巴列维王朝也奉行世俗民族主义，开始了以“白色革命”为形式的剧烈现代化改革。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中东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及其现代化探索，严重冲击了伊斯兰教作为传统意识形态的根基，伊斯兰教传统政治文化在民族主义的挤压下而处于“政治边缘化”的地位：首先，民族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促进了中东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并成为世界民族国家体系的组成部分。其次，中东国家的政教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世俗化成为许多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目标，宗教被置于从属于国家政治的次要地位，伊斯兰教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削弱。第三，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国家政治体制、政党组织、议会制度等国家政治上层建筑的架构都是以世俗化为基本方向的，伊斯兰教的建设性作用主要体现在，它作为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一种补充，为国家政权的合法性提供传统的依据和神圣的象征。同时，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教育体系也都发生了趋向世俗化的变革。最后，中东的伊斯兰国家大都开始了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经济体系，实现民族经济现代化的探索、改革与尝试，经济现代化改革使伊斯兰社会的经济结构、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等经济生活各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地变革，而传统的伊斯兰经济伦理和经济原则都遭到了强烈地冲击，中东社会的世俗化程度不断加深。
二、原教旨主义重建“伊斯兰国家”[17]的政治主张
重建伊斯兰国家的思想在近代的伊斯兰改革主义思想中开始萌生。伊斯兰改革主义包含了主张变革和反对外来侵略的民族主义思想成分，但它又由于对传统的重视和强调而具有复古主义的色彩。从阿富汗尼开始，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的矛盾就已初露端倪，如他虽然承认穆斯林世界各民族的存在和民族主义在反对欧洲殖民主义方面的作用，但“阿富汗尼政治方案的核心是泛伊斯兰主义或者说是穆斯林国家的统一。”[18]阿布杜把伊斯兰复兴的希望寄托在乌玛的重建，强调乌玛的重建是伊斯兰世界复兴的必要的前提条件。而拉希德・里达则“拒绝同民族主义者合作”，[19]并成为“伊斯兰国家理论的奠基人”。[20]
在中东民族解放运动时期，由于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在反对殖民侵略、实现民族独立方面具有目标的一致性，即使是在世俗主义主导的民族解放运动中，二者也能够进行合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在价值理念方面的矛盾已经得以弥合，而是在追求民族解放的共同使命的掩盖下处于潜伏状态，这在穆斯林兄弟会与埃及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中得到了最生动地体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政治认同和政治理想上与世俗民族主义有着天壤之别，这也正是哈桑・班纳、赛义德・库特布等原教旨主义思想家最终与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走向彻底决裂的根源所在。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看来，“伊斯兰国家”有着严格的政治含义，其基本内涵是反对以国家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主张重建政教合一、贯彻沙里亚法，体现“真主”的国家。原教旨主义对世俗民族主义的挑战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宗教认同挑战民族认同：民族主义体认的是以语言、地域、民族文化为基础的民族认同，其逻辑延伸必然是建立体现民族认同，以民族为基本主体的现代民族国家；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体认的是超越种族、民族、地理疆域的普世性的信仰共同体――乌玛，并把存在短暂的伊斯兰教初创时期的穆斯林社团作为政治组织形式的理想原型。
第二，真主挑战国家：现代民族主义所认同的国家具有至高无上性，其理论基础是近代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的“人民”思想。原教旨主义的国家观可以概括为四点内容：（1）“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的真主论，即真主为唯一者，无视真主的“绝对”均为“非法”；（2）先知权威论，任何违背先知穆罕默言行的国家均为“非法政权”；（3）代行论，国家及其统治者只能代行真主，按自己意志自行其是的国家为非法政权机关；（4）政治协商论，根据公议和协商原则产生民选协商机构并由其推选国家元首，充分实现“伊斯兰民主”。[21]
第三，伊斯兰化挑战世俗化：世俗民族主义坚持走国家与宗教分离、法律与宗教分离、教育与宗教分离的世俗化道路；而原教旨主义坚持走国家与宗教统一，即政治与宗教、法律与宗教、文化教育与宗教相结合的伊斯兰化道路，全面推行伊斯兰化的社会发展观直接构成了原教旨主义的政治追求之一。在宗教与世俗的关系上，原教旨主义主张社会的全面伊斯兰化，坚持政教合一并以此建构国家的政治体制、法律体制和社会文化教育体系，而民族主义主张社会的世俗化，并以此来建立国家的政治与社会架构；在社会发展观上，原教旨主义反对效法东西方世俗道路的发展模式，主张通过具有不谬真理性的伊斯兰改变伊斯兰社会目前由于西方化和现代化导致混乱与无序的“蒙昧状态”，以伊斯兰教重新反思和认识现代化的得失，走独特的“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道路或伊斯兰的“世界第三道路”。
由此可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政治追求之一就是以伊斯兰教贬损和取代作为泊来品，并在中东发育不足的世俗民族主义，其最终趋向就是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即“伊斯兰国家是国家统治必须与沙里亚法保持一致的国家”，是“行政和立法的功能和权威必须服从并辅助沙里亚法的国家。”[22]
三、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复杂矛盾的根源分析
瑞士学者伊夫・贝松在《从民族认同危机看中东冲突》一文中指出，“中东地区是一幅由不同社区组成的镶嵌图案，是由简单或复合群体交织而成的错综复杂的网，它们忠于哪一方往往是由真正的或推定的宗族关系决定的。这些群体认为，这些关系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他们个人或社区在一个国家、在该区域、甚至更大实体内的政治和经济地位。这些关系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形式：宗教的、民族的、语言的、文化的，有时还有社会经济的，而且常常重叠交错。”[23]的确如此，在中东地区穆斯林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由于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的复杂关系所产生的历史难题。埃及学者萨阿德・埃丁・易卜拉欣认为这对矛盾一直是困扰阿拉伯民族国家建构的主要因素，而在“纯粹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看来，文化和语言是国家、社会和公民资格政治认同的支柱。从这个意义来说，阿拉伯民族主义是一种世俗的意识形态”。“阿拉伯世界中两种不同的认同范式各自对政治共同体的定义，排斥那些恰恰为另一种认同范式所包容的民族群体。”[24]中东国家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所面临的宗教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困扰在表层上取决于两种不同的政治认同的矛盾，但是这种矛盾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与现实根源。
第一，伊斯兰政治文化对早期宗教政治共同体“乌玛”深刻的历史认同，构成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以宗教认同挑战民族认同的深层原因。
“乌玛”作为早期伊斯兰教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其基础是伊斯兰教的共同信仰，而没有语言、地域和种族的限定，凡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就是乌玛的一员。乌玛概念在伊斯兰的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伊斯兰教教历元年选定在公元622年，即率麦加穆斯林迁移到麦地那并创建乌玛那一年，而非定在610年，即首次接受启示之年，从中亦可窥见乌玛在伊斯兰教历史上的重要性。”[25]“按伊斯兰教的教义，乌玛的存在是为了执行的旨意，传播他的声音，以使全人类都成为穆斯林。因此，伊斯兰教认为，它自身是一种超民族、超地域和超国家的宗教，乌玛是整个穆斯林社团存在的唯一完美的形式；它不承认民族和国家的地域、边界，也不承认穆斯林中存在种族、语言的区别。”[26]
主张建立的“乌玛”是超民族、超地域、超国家的信仰共同体，即统一的、公正的、虔诚顺从的宗教社团。和四大哈里发时代的穆斯林社团，是乌玛理想的原型，并成为当代原教旨主义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的参照。因此，从创立乌玛即穆斯林公社之际，乌玛就是对部落血缘关系或民族关系的一种超越，是一种以共同信仰为基础的政治共同体。而民族主义强调建立在语言、文化和地域之上的民族性，强调各民族的独立性。因此当民族主义在伊斯兰世界传播时，就不可避免地在价值理念上与伊斯兰传统发生冲突。
第二，中东地区民族发育欠成熟，群体认同复杂多样，交错重叠，制约了作为民族主义合法性基础的民族认同的形成发育。
伊斯兰文化在中东主要表现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突厥伊斯兰文化、波斯伊斯兰文化，它对于阿拉伯、土耳其、波斯民族的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产生了重要的塑造作用，但它并无法改变民族本身的独立性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差异性。而民族主义所认同的恰恰是民族的独立性和差异性，并以此作为政治认同的基础。因此伴随民族主义的兴起和传播，“泛民族主义与民族主义、泛宗教认同与民族特性认同成为两种相互对立和排拒的政治理念。”[27]
历史上，中东的政治版图在帝国争夺中多次变更而处于变动不居之中，因而其民族发育存在着欠成熟的缺陷。而种族、教派的多样性都造成了中东群体认同的多样性，这使得中东地区的民族认同时至今日仍然具有非常脆弱而又多元的特征，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中东民族主义的发育。对于中东许多民族祖先的闪族人，美国阿拉伯史专家希提曾经指出，他们在存有艰苦耐劳美德的同时，“个人主义，是他的另一种明显特性，这种特性是根深蒂固的，因此，贝杜因人不能把自己提高到一个国际型的社会成员的地位，他只关心本部族的福利，要它关心各部族共同的福利，那是很困难的。纪律、秩序、权威都不是沙漠生活的崇拜对象。”即使后来依靠伊斯兰教完成了对阿拉伯半岛的统一，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也并没有随之而消失，宗派主义仍然构成了伊斯兰教教派分裂的重要历史基因，“伊斯兰教兴起后，随着阿拉伯人性格的发展，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两个非社会的特征，没有被消灭，反而暴露出来，终于成为伊斯兰教各国分裂和灭亡的决定性因素之一。”[28]
国外有学者认为阿拉伯民族一直没有发育成一个稳定的民族，它“仍然是种族（enthnic）的混合物。”国内也有学者认为，阿拉伯民族至今仍然是一个没有完全发育成熟的、定型的民族，方言林立、一些古老民族的特征犹存、民族自我意识的不稳定性都是其具体体现。[29]在伊朗和土耳其，地方主义和部族主义也十分严重，并一直构成了统一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意识形成的障碍性因素。[30]在现今中东各国的民族构成中，民族少数派和宗教少数派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也势必造成复杂多样乃至相互矛盾的群体认同，并对中东国家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统一的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的形成产生十分消极的影响。
第三，中东民族国家建构政治合法性的失败，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崛起提供了历史空间。
根据一些学者的划分，中东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31]（1）以现代法律体系为最高权威的国家；（2）以“克里斯玛式（Charisma）领袖”为最高权威代表的国家；（3）以君主、国王等世袭权威为合法性来源的国家。但是，无论哪种类型的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建构都是不成功的。“在建构政治合法性和创造民族团结的意识形态方面，穆斯林国家的政府似乎既没有兴趣也不成功，他们更衷情于维持长久的专制统治。王朝统治、军人或准军人政权依然主导着穆斯林世界。”尤其是部分国家盲目效仿和不加鉴别的西方化和世俗化使“殖民主义遗产得以延续和长存”，“导致了危及穆斯林认同的文化依赖”，患上了“西方毒化症”（diseaseofwestoxification）。[32]中东国家建构政治合法性的失败直接导致了政治合法性的危机，并突出表现为穆斯林民众个体身份认同的危机。“复归伊斯兰运动显然是对伊斯兰国家政治精英在政治共同体内建立合法的公共秩序失败的一种反应。”“伊斯兰国家合法性危机植根于政治和知识精英用世俗化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及其社会动员取代传统伊斯兰合法性的失败。”这种世俗化的意识形态突出地表现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造成中东国家政治合法性危机的根源在于统治领袖的暴政与专制、社会不公正导致的阶级冲突的加剧、阿拉伯民族主义在阿以冲突中的屡战屡败、现代化与世俗化造成的文化危机等一系列原因。[33]
从中东伊斯兰国家传统的政治合法性来看，伊斯兰政治传统构成了政治合法性来源的中枢神经，政治制度的建构、国家领导人即哈里发或伊玛目（什叶派的称谓）的产生、权力的更迭、政治价值的体认无不以伊斯兰教作为框架。近代以来，在外部压力下走上后发型现代化道路探索的伊斯兰国家，不管它们在政治合法性的确立和建构方面作何选择，伊斯兰政治传统的主导地位都受到了不同程度地冲击，外来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都使伊斯兰传统政治合法性的主导地位丧失殆尽。而政治发展的挫折尤其是广泛存在于伊斯兰国家的专制暴政、军人、家族统治不但没有建立起新的立足于“理性基础”政治合法性，反而引起了传统伊斯兰合法性的幻灭，“传统的价值观也丧失殆尽，被抛入异化和边缘化的之中的民众把宗教当成了安全港。”[34]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也正是在传统政治合法性陷于困顿的处境中，将“宗教政治化，政治宗教化”作为重建传统政治合法性的路径。从某种程度上说，在传统政治权威失落越深重的国家，在政治发展挫折越深刻的国家，现行统治者所面临的政治合法性危机越深重，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浪潮越高涨，未来的政治发展也将越艰难。
第四，从中东民族主义本身的发育和演变来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之所以能够向民族主义发难，与中东民族主义本身的发育不良有重要关系。
首先，中东民族主义具有先天不足的劣根性。中东民族主义的主要内涵是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从西方“舶来”的“政治民族主义”，而作为本民族文化认同的“文化民族主义”未能得到充分发展，尤其是没有与作为中东主体文化框架的伊斯兰进行足够的价值整合，因此民族主义在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并没有通过文化整合消弭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的内在矛盾，无论是凯末尔式的“割断”，还是纳赛尔式的“融合”，都未能实现民族主义对伊斯兰教的包容和取代。而伊朗巴列维王朝的世俗民族主义则充斥着独裁与专制特征，在需要时对伊斯兰教加以利用，在不需要时则打击迫害，并最终导致了伊斯兰教与伊朗巴列维民族主义政权的势不两立。因此，伊斯兰教作为具有深刻社会与政治根基的价值选择和意识形态，必定在合适的气候条件下向世俗民族主义发起挑战。
其次，中东民族主义具有典型的功利性。中东民族主义的功利性既表现为实现民族独立的功利性，也表现为许多民族国家在伊斯兰世界对自我利益的考虑，甚至还体现为政治领袖塑造自己政治魅力的私欲，源于西方的古典的自由民族主义远没有在中东找到其社会文化和精神机制。
最后，中东民族主义因缺乏足够的传统支持和赫赫执政业绩佐证而具有脆弱性的特点。中东民族主义的文化依托不仅因民族本身的发育落后而缺乏足够的民族文化根基，同时中东民族主义进行的现代化也缺乏成功模式的印证，没有实现穆斯林民众对现代化的心理预期。从中东民族主义所推行的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来看，民族主义本身的发育欠成熟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崛起提供了一定的政治空间。
综前文所述，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导致了中东民族国家建构的严重挫折，同时也迟滞和延缓了中东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因此缓解和消除中东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之间的紧张关系无疑仍将是中东穆斯林国家政治现代化所面临的一项长期课题。
注释：
[1]参见拙作“中东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关系评析”，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年第3期。
[2]参见拙作“埃及的地方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载《世界民族》2001年第1期；“安东・萨阿德的民族主义思想宗教观”，载《西亚非洲》2001年第2期。
[3]参见拙作“萨提・胡斯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与伊斯兰教”，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7年第3期；“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载《宁夏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
[4]参见拙作“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民族主义的思想挑战”，载《世界民族》2001年第6期。
[5]参见拙作“伊斯兰复兴运动与当代中东政治发展”，载《宁夏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当代中东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政治文化机理”，载《宁夏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6][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9页。
[7]同上，第29页。
[8]罗荣渠、牛大勇：《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2-73页。
[9]徐迅：《民族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
[10]e.Hobsbawmandt.Ranger,eds.,theinventionoftradition,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3.
[11]王铁铮：“试论现代中东民族独立国家体系的形成”，载《西亚非洲》1991年第6期。
[12]同上，第41页。
[13]彭树智：“巨变的世纪和变革的中东”，载《西亚非洲》1990年第4期。
[14]黄民兴：“论伊斯兰教在阿拉伯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中的作用”，载《西亚非洲》1996年第3期。
[15]JohnL.esposito,islamandpolitics,newYork:SyracuseUniversitypress,1984,p.59.
[16][美]J.L.埃斯波西托著，张晓东等译：《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
[17]在我国的大众传媒乃至学术界，一般意义上的“伊斯兰国家”通常是指大部分居民以伊斯兰教为的国家，并非一种严谨的政治、法律概念，而只表示一种同历史、现实相关联的事实，其内容是：第一，居民的主体是穆斯林；第二，国家元首由穆斯林担任；第三，国家尊重、保护和弘扬伊斯兰文化传统。此外，习惯上还有一个标准，凡是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成员国，都是伊斯兰国家。这里的伊斯兰国家有特定的含义，专门指原教旨主义所主张的奉行政教合一、贯彻沙里亚法，体现“真主”的国家。
[18]SylviaG.Haim,arabnationalism,ananthology,Berkeley&Losangele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64,introduction,p.9.
[19]吴云贵、周燮藩：《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
[20]Hamidenayat,modernislamicpoliticalthought,theResponseoftheShi’iandSunnitothetwentiethCentury,newYork:macmillan,1982,p.69.
[21]HughRoberts,“Radicalislamismandthedilemmaofalgeriannationalism:theembattledariansofalgiers”,thirdworldQuarterly,Vol.10,no.2,1988,p.557.
[22]ibid.
[23][瑞士]伊夫・贝松：“从民族认同危机看中东冲突”，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2年第1期。
[24][埃及]萨阿德・埃丁・易卜拉欣：“阿拉伯世界的民族冲突与建国”，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2年第2期。
[25]JohnL.esposito,islamandpolitics,p.4.
[26]金宜久主编：《当代伊斯兰教》，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页。
[27]曲红：《当代中东政治伊斯兰：观察与思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28][美]希提著，马坚译：《阿拉伯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6、30页。
[29]参见杨灏城：“阿拉伯人的团结和分裂”，载杨灏城、朱克柔主编：《民族冲突与宗教争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
[30]参见林颂叶、王铁铮：“库尔德问题与中东政治探析”，载《西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31]参见王京烈主编：《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7页。
[32][美]J.L.埃斯波西托著，张晓东等译：《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第16-17页。
[33]R.HrairDekmejian,“theanatomyofislamicRevival:LegitimacyCrisis,ethnicConflictandtheSearchforislamicalternatives”,themiddleeastJournal,Vol.34,no.1,1980,pp.3-4.
[34][美]J.L.埃斯波西托著，张晓东等译：《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第18页。
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篇6
关键词：天下观念；民族意识；民族主义；民族国家
民族主义是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后的产物。作为一种与欧洲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相伴而生并联系在一起的进步社会思潮，民族主义反映了一种全新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观念。它强调民族共同体的主体意识和集体归属感，强调个人对民族国家的自觉认同、高度忠诚与热爱，因而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民族共同利益，促进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世纪后期民族主义传人中国，之后迅速弥漫开来，许多有志之士在其影响之下对中国问题展开了认真思考，并提出了种种旨在复兴中华民族的方案。张君劢是一位虔诚的民族主义者，他的思想的所有方面都贯穿着民族主义的终极关怀；而他关于提高国人民族意识与建立民族国家的思考与见解，更是他的民族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这也使其具有了与众不同的色彩。
一
张君劢关于中国问题的思考是从探讨国人的民族意识人手的，这种探讨使他注意到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那就是长期以来，中国人普遍缺乏那种用以维系本民族共同体之精神生命的民族观念或民族意识，以致身为中国人，却“不能完全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这是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张君劢民族主义关注的焦点之所在。
中国人为什么如此缺乏民族观念，连自己是“中国人”都不太清楚?在张看来这主要是由历史上占支配地位的“天下观念”所造成的。“几千年来的中国，所以支配人心者，只是一个天下观念”，致使“养成民族意识之环境，缺然不备”。
按照张君劢的看法，古代中国最初并无所谓“天下”观念，这一观念的形成是春秋以后的事。春秋时代，诸国林立，引起了人们对于一个统一的“天下”的向往，于是“天下”观念应时而生；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这一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中国古代也有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之说，此说严内外族群之界限，重华夏“中国”与“夷狄”之区分，似与民族观念接近，然其不过是“天下”观念之又一界说。因为“春秋之所谓内外，其标准为文德非种族”。按照文德这一标准，华夏与夷狄之间的种族界限并不重要，二者的分野只在是否认同和接受“中国”即汉族文化上。接受和认同汉族文化即具有了“中国人”的资格，否则即使身在“中国”，也只能是“夷狄”。此即所谓“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退为夷狄则夷狄之。”由于我们的祖先只注重文化的而非血统的、民族的等等因素，任何一个异族只要诚心接受我族文化，我们便视其为自家人，这便严重妨碍了国人民族意识的发展，以致长期以来，“吾国人民脑袋中充满者，乃‘天下’思想，而非民族思想。”在“天下”思想支配下，历史上的中国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个“天下”；历来的中国所代表的是近乎一个文明的开化的“世界”，而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历史地看，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对于维系中国的国家统一并保持长久生命力也曾起过积极作用。如它“成就了以文化统一民族之运动；”促进了秦始皇的统一全国；在包括其在内的各种因素作用下，我国才有了如此辽阔的幅员、众多的人口以及悠久的历史。但这并不能掩盖其固有的弊端。由于“天下”观念的支配，由于民族观念的缺失，中国社会长期停留在古代状态，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最直接也是最严重的后果便是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建国运动即张氏所谓“改建旧邦为近世国之运动”的失败。他指出，民族国家以民族与民族的对立、国与国的对立为前提，这就需要重视血统、种族等等的因素。但天下观念与此相反，“只把语言、正朔等[作]为唯一的标准，种族血统等如何概不计较”。这样一来，人们不仅无法感受到建立民族国家的必要，甚至连“民族”、“国家”这样的意识都难以具备。中国历史上之所以常常发生“异族篡窃华夏”，“甚至有异族为我族主人之事”，都是因此而起；某些人“对于强悍之外族，只知服从不知抵抗”，如昔日“吴三桂洪承畴称臣于清，今且有身为民国官吏，而不惜为满洲伪国为日本效奔走之劳者”，也无不与此有关。甚而大敌当前，一些人不惜拜倒在侵略者脚下，如“日人既占东三省，三省官吏自居于张邦昌，为之作伥，溥仪主政满洲，同于汉后主之面缚舆榇，为大臣者，皆昔之亡国大夫，卖主求荣之流耳。其尤令人感慨者，民国之士大夫，有自往满洲投效者，有在平津间，为之遥旗呐喊者，为一己之安富尊荣记，虽卖国而不惜，虽为人奴隶而不惜”。如此奴颜婢膝，卖国求荣，还谈什么对外抵抗!如此缺乏民族观念，“改建”运动焉有不败之理!
近代民族国家除了需要国人具有民族意识外，还需要形成“以国民为基本或以民为主之大义”，亦即民主意识。没有民主意识的民族国家，其近代性将大打折扣。在中国，民族观念的缺乏已如上述，民主意识的缺乏也同样明显，而这也同样来自“天下”观念的作祟。张指出，中国人历来强调文德标准，异族人只须认同和接受中国文化即可视为中国人，这表现了中国文化开放性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由于在天下观念支配下长期处于主导地位，未曾受到外部文化真正的挑战，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种“惰力”，养成了一种“自大自骄的神气”。这种骄气尤其在一班士大夫身上表现得最为显著。士大夫们以中国立国最古夸耀于世，自视其礼俗文化为天经地义，不愿接纳外来文化，稍有异议者便斥为“离经叛道”，于是就形成了所谓的“国拘”。“国拘”也曾出现于欧洲，但其为害之甚，“莫甚于百年来之吾国矣”。张写道：“拘于君臣大义之说也，乃不知欧洲有所谓民治或议会之制。拘于秦汉以来愚黔首之策也，乃不知有国民教育之必要。拘于轻徭薄赋之说也，乃不知为民生利而厚取之术。拘于耕田凿井也，则不复知精于制作之工与通万国有无之商。拘于量入为出之说也，则骇然于欧人预算上量出以为人之制。盖既有成见为之梗阻，他人之良法美意，在入国问俗者本可一览瞭然者，而在吾国人则虽见犹不见，虽闻犹不闻，达于数十年之久焉。国人既然如此受拘于自己的观念传统，则不仅近代民主意识无法养成，近代民族国家也无从谈起。
据张君劢讲，他在“九一八”以后一直思考着“中华民族有没有希望?是否还能生存?”的问题。张君劢的这一立足于民族主义的思考是独特的和有价值的。同时张氏将近代民族国家与民族意识联系起来进行思考也具有积极意义。因为任何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的建立，都需要其成员具有明确的民族身份确认和民族认同，具有对所属民族共同体的忠诚和奉献，这就是民族意识。只有具备了民族意识，人们才能效忠于自己所属的民族，效忠于身处其中的国家。这是民族国家合法性的文化来源。还有，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世界体系中的一部分，任何一个民族国家要在这一世界体系中与其他民族国家发生关系。必须首先明确自己统一的民族身份，知道“我是谁”。一个不知道自己民族身份的国家根本无法以平等的资格和以近代国际通行的规则步入世界民族国家之林。据此，张氏指出中国近世建国运动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民族意识的缺失，有助于人们对近代中国历史之经验教训的总结。
二
既然问题出在国民意识上，那么问题的解决便须从此处下手。张说，“昔日以改革章制为言者，以为中国之病在枝叶，在手足。今日以民族生死为号召者，以为中国之病在根本，在心脏。盖章制云者仅为民族生活之一部，若其本体上不知力争上流，不求有所建树，虽按日提出一枝一叶之改革案，有何用处哉!”所以要想有所建树，就必须抛开枝叶，抓住根本，即“以民族生死为号召”，全面更新国民意识，使国人对国事“大彻大悟”。这才是“吾族起死回生之良剂”，才是“挽救中国”的根本之策。
为此，张君劢提出了培养“中华新民族性”的命题，并在此一命题下提出了自己的具体设想，而其中心乃在民族意识之养成。为达成这一目标，张氏认为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第一，自教养人手开发人民的“心力”。“心力”是张君劢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他之所谓“心力”，包含“情”(民族情爱)、“知”(民族智力)、“意”(民族意志)三个要素，其中“情”指民族成员对自己所属民族的真诚热爱；“知”指一个民族所具有的形成自身独创性文化的意识及能力；“意”指一个民族所具有的共同意志，即英文中之naionalwill(吾族之所欲)。张认为，由情、智、意三者构成的“心力”深藏于中华民族的每个成员之中，我们的任务就是想办法将其开发出来。因此要开发他们的心力，培养他们的民族意识，必须提高对他们的教养。此所谓“教”不是或主要不是指学校教育，而是社会教育，国民教育。“国家的强盛，惟有求之于国民自身。欲开发个人内蕴的力量，又惟有赖教育的力量以开发之。”张十分重视教育要面向社会。总之在张看来，培养民族意识之关键，“先则须从教养人手，俾三万万九千万人民，咸认识其为中华民族之人民”。“人民有教有养，民族情爱、民族智识乃能逐渐提高，其后乃由意志之统一，终则为行动之统一。如是民族可以自存，国家可以独立矣。”
第二，以学术创作对民族之情、知、意进行灌溉和培植。张君劢认为，从民族情感、民族理智的发生进而形成决定民族行为的民族意志，这是情、知、意三者的融合过程，它构成了民族建国的“大前提”。但是这种融合是既“非政府或警察之力所能强致”，也非仅靠一般意义上的国民教育所能实现的。证之以外国历史，英帝国发展之先，以莎士比亚、培根、密尔顿等为先导；法国之由大革命中脱颖而出，以笛卡尔、孟德斯鸠、卢梭等为前驱；德意志在统一之前，文艺上推崇哥德、席勒，哲学上推崇菲希德、黑格尔，还有李斯德之经济学，哥丁大学之自然科学，每每都说明了一个共同的道理，即情、知、意的融合，必须“有全国人所推崇之文艺与学说”为之“灌溉”，为之“培植”。同时，证之以近年来中国思想界的状况，什么君主、民主，大家庭、小家庭，旧道德、新道德，等等，各种主张上下参次，甚至互不相容，也证明欲将其统一，“惟有以本时代之吾国人自创一种哲学上、社会上、政治上之学说以资解决”。因此，张君劢在倡导对大多数国民施行基本教养的同时，力劝知识者们努力于“文艺上、哲学上、科学上之创作”；他并亲著《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一书，一方面作为其从事学术创作之具体实践，同时就此从理论上加以阐发。在他看来，民族建国和民族复兴的基础不能是分和争，应该是合与和。“合与和何由表示?曰理智上感情上意志上之融化”。他坚信“今后吾国哲学界诚有如康德辈之大创作，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界诚有如黑格尔、李斯德、洪蒲尔辈之大创作，文艺界诚有如但丁、歌德辈之大创作，有此种种，则全国思想有所折衷，人民情绪欣欣向荣，国论出于一致”。如此，民族建国之大业即“水到渠成”，民族复兴即可实现。
第三，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同时重视对外国经验的借鉴。张君劢认为，世界上没有相同的民族性，民族性总是具有各民族自身的特点。一个民族所以区别于另外一个民族，其原因不外乎此。同时民族性与民族的文化总是不可分割的，不同的文化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性，而不同的民族性又决定了民族文化的不同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讲，一种民族性，就存在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之中。但是如前所述，民族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民族情爱，而民族情爱不能没有民族自信。那么民族性是否可以说首先就表现于对本民族文化的一种信任或推崇呢?张君劢认为这种说法是可以成立的。他说，欧洲国家尽管语言、风俗、宗教相同，但它们为了表现出自己的民族性特点，仍然总是在文学、哲学等方面力求其异，为此尽量推崇自己民族的文化，推崇自己祖先的丰功伟业；即使一些国家虽其祖先毫无成绩可言，他们为了突出自己的民族性或民族优越性，也仍会想尽方法来表彰其祖先。因为道理很简单，“一国国民晓得他自己文化之优点，晓得他的文化与自己有利益，他自然会相信自己，自然会推崇自己”；而相信和推崇自己的民族文化，自然会有利于民族意识的提高，有利于民族情爱的建立，因而也有利于新的民族性的养成。
提高民族自信心要求重视民族文化，但这很容易走向一个极端，即“自骄自大”，将外来文化拒之门外。另外还有一个极端，即菲薄本民族文化，觉得自己“事事不如人”。这两种现象尤其是前者在近代以来屡见不鲜，而这是不利于自信心的真正提高的。张君劢认为，要改变这些现象，必须克服机械的、单一的思维方式，采取“一方加强自信力，一方尽量容纳外来文化”的方针。一方面，“我们民族要自己认清是世界上最优秀之民族。东亚文化是我们祖先一手造成的，其成绩实有过人之处”。认识到目前国势虽不振，但从过去推定将来，“相信我们民族一定有光明的前途。”同时对于自己过去的文化，也要进行“自我批判”，“应以现代为标准，对于历史上的事迹和人物加以一番选择工作“，通过选择，对“合于此标准者”加以表彰。
综上所述，张君劢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之下，提出了一套颇具特点的救国主张，这一主张的核心可以概括为：通过改造人们的思想观念，养成一切以民族利益为中心的民族意识即新的中华民族性，并以此为基础建设近代民族国家，从而使中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不难看出，这是一种文化救国论。文化救国论并非张君劢的首创，在此之前特别是五四时期就因一些进步文化人的大力提倡而颇为风行。而在张君劢所处的年代，挽救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即进行现实救亡则是摆在人们面前的最紧要的任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是五四新文化人，暂时放下思想启蒙的课题而投身于政治救亡的现实运动，也就难以避免了。张君劢从五四时期走过来，他目睹了他的一些同龄人的历史转变，但他不愿意改变自己，他仍然坚持把思想启蒙摆在第一位。当然就张而言，他从一开始就与五四新文化人不尽相同。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人所进行的思想启蒙重点是呼唤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是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而张君劢所高举的是民族主义的旗帜，所呼唤的是以民族为本位的集体性民族意识的诞生。张君劢身上所体现的这些特点，一方面说明他对思想启蒙重要性之认识的少有执着，同时也反映出他并不打算把自己封闭起来，而是尽可能地使自己的主张与现实需要求得一致。但是尽管如此，张所从事的仍然是一种远离社会现实的文化救国工作，这种工作虽然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还是无法适应中国社会特定政治形势的需要。而一种工作一旦远离了社会需要，其影响也就十分有限了。
三
30年代，当日本帝国主义者不断入侵、民族危机空前加重的严峻时刻，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及爱国人士不约而同地逐渐将视线转向了民族问题。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应对时局之策，形成了各自的民族主义主张，其中最具影响者当数国、共两党。就而言，出于对其执政党地位的考虑以及不可推卸的责任，它明确打出了“攘外”的旗号，只是“攘外”须以“安内”为前提。是为官方的民族主义。共产党是中国普罗大众的杰出代表，为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它主动提出变党派对立为党派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在共产党的旗帜上，不仅写着民族的独立，还写着人民的解放，这使它的民族主义同新民主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与官方民族主义判然有别。除此而外，在为数不少的中间党派当中，以张君劢为首的国家社会党，算是在民族问题上发声比较响亮的了。张的民族主义如前所述具有注重文化的特点，但在国共两党之间它却无法因此保持自己的独立品性，因为它克服不了“民族”、“国家”、“阶级”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些拦在面前的理论障碍。在这些障碍面前，张的文化民族主义只好向官方的政治民族主义让步。
先看张如何认识“阶级”及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本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同时，不同的阶级又往往属于同一个民族，共同的民族属性可以使其成员具有共同的民族情感，当民族出现危难之时，这种民族情感可以转化成用以保卫民族利益的巨大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但是民族问题并不能完全取消阶级问题，出于不同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不同的阶级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常常出现重大差别。可见只要阶级存在，阶级与民族之间的矛盾也就会存在，阶级问题不会因为民族问题突出而消失。然而张君劢却无法理解二者之间的这样一种辩证关系，他只愿接受民族的观点而不愿接受阶级的观点。因此他反复陈述民族观念强于阶级观念的道理，强调“民族观念是人类中最强的，阶级观念决不能与之相抗。无论是已往的历史，抑是目前的事象，凡民族利害一达到高度无不立刻冲破了阶级的界限”。同时他把“阶级说”说成是一种“以恨为出发点”的“恨的哲学”，认为在这种哲学支配下，整个社会“决得不着和协与平安”。为此他要求人们“必须以全力排斥这个恨的哲学。
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篇7
【关键词】张君劢；民族主义思想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面临着外患远大于内忧的时代大背景，据此，民族主义思潮成为时代政治思潮之一。张君劢作为近代中国著名的政治思想家，以往对他的思想研究集中在“科玄论战”以及新儒学的领域，关于他的政治思想，主要关注其民族国家观及思想。
本文将以民族主义作为切入点，探索其思想产生的时代原因及主要表现。从政治主张、经济主张以及文化民族主义三个方面探讨张君劢的民族主义思想理论。进而揭示民族主义思想在张君劢整体思想中的地位。通过本文以期读者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有更多了解，启发读者关于其在现代以及未来走向何方的政治思考。
一、张君劢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
1、政治文化背景
（1）政治危机。帝国主义在经历过工业革命之后将中国作为侵略的目标。然而中国闭关锁国几百年使中国早已不是世界强国，清政府节节战败，政治独立性也受到极大的影响，民族危机严重，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张君劢为代表的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改革派、立宪派、革命派的先后失败中明白，政治的失败归根到底是由于民族意识的淡漠，因此，解除政治危机、实现民族独立的首要任务便是培养和激发全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2）文化侵入。中国传统文化意识经历几千年基本未变，“天下观”，“普世王权”的观念深刻烙在中华文化上，这种观念本质上并不是一种政治观，而是一种天下观、宇宙观。中国人一直把自己的文化当作普天之下最高的文明样式，这种以强势的政治经济文明为支撑的文化中心主义是一种异常强势的文明，这种以文化是否先进为标准来判断远近亲疏和敌友的心态决定了古代中国人华夏夷狄观念深重，[1]近代民族观念荡然无存。随着西方势力的逐步侵入，中国的天下观被打破，面对远胜于本国的列强，中国人过去的优越感也转化为民族振兴的思考。
（3）意识形态动摇。这个“转型时代”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的大巨变更主要的是在其“意识形态转型时代”的基础上而言的。首先以封建王朝为代表的政治秩序的急剧变动乃至崩溃，而外来思想的涌入使传统文化思想走向没落。中国社会面临着深刻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危机，在这个时候，中国人就在民族主义中找到了精神核心。当时的中国，内有政治解体、文化冲击，来自西方的民族主义、民族国家观念和民族竞争的世界格局观念，与垫底的中国本土族性――文化意识相互化合而催生的现代中国民族主义，[2]成为一股特别强大的思潮。
2、张君劢个人经历及其对民族危机的担忧
张君劢有着独特的个人经历，这种经历成为其民族主义思想的内在根源。他从小便对政治制度有浓厚兴趣，学习策论、典章制度，同时对新儒学的浓厚兴趣。在日本留学期间张君劢接触西方自由思想，结识了对他以后思想有巨大影响的梁启超。两次旅欧期间，学习西方政治、考察巴黎和会，参加爱国倒袁。在中国面临国内的麻烦和外敌入侵两难境地，张君劢积极找寻救国的道路。
基于以上原因，他的思想中包含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等等，巴黎和会中外交失败，张君劢的民族主义思想也逐渐转变为对整个民族思想状况、思维形式加以影响的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中华民族民族主义的状况，这种方式便是文化民族主义。
二、张君劢民族主义思想的内容及其表现
张君劢毕生追求的理想目标是如何将中国建立为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现代民族国家。对于张君劢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现阶段停留在单纯的民族主义理论探讨居多，然而，既然张君劢致力于追求民族独立、自由，倡导国家现代化，穷其一生精力实现民族国家，那么，笔者认为张君劢关于由内而外的构建民族国家的理论是其民族主义思想的主要特色。在张君劢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中，他非常强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实现建立民族国家目标，同时也综合讨论了民族性（民族意识）、基于民族特有的精神财富的团结对于民族建国的意义。
1、民族本位意识的觉醒与民族国家的构建
建立近代民族国家是张君劢民族主义思想的宗旨所在，民族国家是立基于民族意识的建立以及近代国家构建。对于建立民族国家观来说，民族国家意识如何形成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建立国家民族意识是民族国家观的首要步骤。因此民族本位意识对民族国家的构建以至于对张君劢民族主义思想都起着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
要论述民族本位意识的作用，首先需阐明何为民族主义、民族建国，以及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民族本位意识是指一个历史上形成的基于本民族历史文化等因素的、本民族以及自觉形成的对于本群体的认知，是区别于他民族的自我认同感。在张君劢自己的著作中，他阐述了他对民族主义的理解。民族主义这个名词在中国出现以及流行已经很久，多数人把民族主义与国家和国家建设联系在一起，称民族国家或者民族建国，甚至将民族与国家混为一谈。其实国家的内容与民族的要件是不同的，可以说纯然是两回事。现在民族主义大多用来表示语言、历史、文化相同或相近，并据此使民族建立一定的认同进而形成民族统一体。然而，事实上，民族自身的条件虽然已经具备，但是并不能形成政治国家，不能建立国家组织，因为民族构建和国家构建不同。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国家建设是通过精神上的认可建造的民族国家，而民族本位意识是贯穿于这两者的思想意识层面的东西。
张君劢强化国家民族本位意识，国家的民族本位意识是民族国家的基础，是民族主义的根基。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与每个公民相关，每个个体生存和发展必须以民族和国家为依托，中华民族的存在也必须以民族和国家为必要形式。在张君劢看来，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繁荣富强的主要原因是本国公民的民族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反过来看中国，从古至今一直以“天下”来认识世界。因为用文化取代血统当做国家建立的根基，所以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只要异族认可并采取汉民族文化，就能够把异族的血统放在一边，因此历史上才有异族统治汉族的时代。这种漠视民族观强化文化征服是中国滞后的根源之一。因此，国内的麻烦和外敌入侵的背景下，中国必须实现民族独立。而这种民族独立必须以民族主义思想作为贯穿主线，以民族本位意识的建构为基础。只有建立民族本位意识才能从根本上扭转中国的“天下观”文化。
论及当下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问题，应该首先侧重于建国，建国的基础和内容是首要问题。以民族为基础的建国既强调民族也强调国家，只一味的重视民族团结和民族自觉而忽视国家对民族建国有害而无利。张君劢认为，尽管民族与国家基本概念不同，但是自古以来民族与国家就是互为因果的，民族是建国的基础，有了团结的民族，政治机构易于成立。政治也能促进民族的发展。对于中国的具体情况来说，中华民族早已具备了完备的民族构建条件，风俗、文化、语言等，之所以民族软弱、经济落后、外交失败就不是出在民族问题上，而是民族国家尚未构建，国家组织不健全，换句话说，是因为没有完善的政治组织。当时中国所有的构成民族国家基础的语言、风俗、文字等根深蒂固的因素不可能消除，在国内社会和国际间各个民族中争端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在各个民族相互对峙的情况下，只有民族国家才是保护国内安全、阻挡外敌、维护国际和平的唯一组织形式。因此，民族国家的建构是民族发展的必要条件，是民族主义的集中表现。
2、民主政治是民族国家的主要特征
既然建立民族国家是解决当时中国国际国内矛盾的唯一途径，那么，在封建制瓦解，近代制度还未成长的中国，如何构建民族国家？张君劢的设计的政治制度，主要包括：（1）统一的政府，集中全国的力量组织一个权威政府。（2）提出国民代表会议必须由选举产生。规定了政治透明制度，党纲和行政活动向公众公开，各党派均有参与国会选举的权利。（3）政权机构中央行政院由权力机关――国民代表会议所选举的行政员组成，组成全国统一的政府。（4）国民代表会议主要有预算权、立法权，但不实行西方内阁更迭制。预算权掌握在国民代表会议手中，政府负责执行，不对其负责。（5）国民代表会议决定行政纲领执行的具体方式，指导政府执行。（6）除贪污等明显违法行为，行政院各部部长不得轻易离职。以保证行政连续性。（7）国民代表会议对行政院和行政纲领有监督权，不合格则有权经国民代表会议议诀后撤销行政纲领等规定。张君劢的制度最显著的特点是强调政府行政权力的集中、稳定和高效，并为此大大压缩了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制约功能；但同时要保证司法权力的独立，以此作为行政权力的平衡制约力量，确保人民权利不被践踏。
综合以上论述，张君劢所设计的统一的政府，融合了对国家危急时刻建立强有力的行政中心、集中国家力量的考虑和对、权力垄断、践踏民利的指责，同时也包含着对民主政治的期望。张君劢的民主思想和制度设计体现了一种折中和调和的态度，贯穿其中的是自由和权力的平衡，一方面他反对共产党的“左”的极权主义，另一方面对“右”的极权也不敢苟同。他采取了中间道路，权力与自由的恰当权衡设计民主制度。他的思想一方面有贯穿其中的保护人权的内涵，另一方面具有高于消极保护自由的、构建权力、构建民族国家的积极思想。所以称其关于、民主的思想为“民主”，即其民族建国的民族主义观。
3、经济建设乃民族建国之要务
经济建设是民族国家建设的必然之举，是建立民族国家、实现民主政治的必经之路。纵观近代资本主义放任经济急速发展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主义经济朝气蓬勃的现状，张君劢的选择如政治文化方面的取舍一致，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扎根中国本土要以本国实际为主，得出应该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国家公私两种经济建设同时并举。
明确私有财产；公有财产存在有其必要性；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都需要在国家统一计划之下，公私区别只是实现方式不同罢了；通过制定国家计划，努力达到私有财产平均，避免贫富悬殊，维护社会安定。私有经济不必公有化，以实现其利润最大化，而国家宏观经济规划需要国家统一做出，以弥补私人经济的不足。但是经济建设应有侧重点，这个侧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通过国家宏观调控的基本方式来实现。民族经济建立是为了在贫弱的中国实现国内供给和社会公道，而归根结底是为了民族建国，服务于民族建国这个时代重任。
三、张君劢民族主义思想的特点：文化民族主义
在张君劢的民族建国思想里，民族文化是其重要构成要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文化中心背后的文化根源是传统社会的知识理性，以这种理性为核心的强大的文化支撑体系，这种儒家文化异常强大，在政治、经济、思想领域都处于统领地位，这种理性主义征服了一切相关文化，也正是这种巨大的文化力量促使中国人以文化理性为判断标准，一直都没有形成近代民族观念，代之以华夏夷狄观念。
然而近代中国出现转型巨变，国民意识被迫中断，出现混乱。中国急需建立民族独立的精神支柱――民族思想。张君劢明确界定了基于民族的国家成立的要件：（1）言语：语言的统一与民族情感有绝大关系，只有通过语言互相了解，才能建立休戚相关的民族精神；（2）风俗：欧洲各国都以能保持本国风俗习惯为荣，绝不愿意模仿旁人来破坏本国风俗；（3）历史：有共同的历史经历，同甘共苦、利害相同，这也是民族国家构建的要素。所以中国有土地、语言、历史等，可谓民族性早已养成，现在只需要一番选择和取舍的工作，建立民族自信心，从而形成一种新时代的文化，中国人只要努力提高民族意识，文化民族主义便一定能成功产生。他强调一种“隐约限定”的历史主人翁意识――意在鼓舞民族情感和自信心的同时，又能与偏狭的种族论或血缘论保持距离。
对于民族文化的产生方式，他首先强调“思想之独立”，第二坚持文化多元论。思想独立、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坚实根基，在中国固有传统思想的基础上融合生成一种以自我发展为基础的多样灵活的结构。中国儒家的主要观念，如理性自主、心的作用、心的思想、道德学说、智识的发展等等基本观念与近代先进观念并不冲突，完全可以从中升华出新的民族精神，中国人如今所接收的外来新思想，势必能兼收并蓄，与中国既有的文化结合升华出新的文化形态。另一方面，张君劢又高度强调民族文化的时代性与现代性，强调中国的旧文化在总体上已近于衰亡，唯有以“创新存本”、“死后复活”的方略来化解传统与现代、古今中西的纠结。在民族文化的构建中不能盲目照搬，也要做到实事求是、为我所用。对传统儒家文化的新发展也好，对西学的利用也好，要秉持适合中国国情的原则。
张君劢的民族文化观的根本在于坚持中国传统儒家的文化继承和发展，以西方理性主义为指导，实现旧文化的新形式，实质仍是对中国传统民族性的坚持。其民族文化思想体现了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坚持文化多样化的立场。
四、结论
文化民族主义是张君劢的思想中最鲜明的特点，民族国家的建立是其思想的现实体现，民族国家建构与文化民族主义有内在的统一性，民族意识的建立是构建民族国家的基础，而这个前提便是统一文化认同，建构以儒家为基准以西方文化为辅助的儒学民族主义，只有建立同一的以文化民族主义为核心的民族观，民族国家的建立才有基础。文化民族主义的最终关怀是政治民族国家的统一，基于此可以说张君劢民族主义的终极目标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其文化民族主义的特点带有很强的政治工具性。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围绕着民族建国这一政治期待而展开。
在研究张君劢的民族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工具性特征，民族主义思想不是中国本土的产物，虽说当时知识分子理解并接受也意识到了其重要性，但这都是在中国民族危机的情况下做出的应急之举，民族主义并没有在中国落地生根，只是被当作工具来组织和动员人民，完成建立近代国家的目标，任务完成民族主义便退出中国政治以及思想舞台，中国并没有实现民族主义所追求的认同，因此对民族主义的研究和发展还需要加大力度。
【注释】
[1]张灏先生将1895年之后的三十年时间称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转型时代”参见同名论文，原刊《二十一世纪》总第52期，1.
[2]中国本土族性―文化意识是指住在中国本土的居民长期以来具有的一种“同文同种”的意识，一种根源联系或纽带感.
【参考文献】
[1]张君劢.明日之中国文化：中印欧文化十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12.
[2]翁贺凯.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张君劢民族建国思想评传，法律出版社，2012.28.
[3]吕希晨，陈莹编：精神自由与民族文化：张君劢新儒学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67.
[4]郑大华.张君劢传，中华书局，1997.42.
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篇8
关键词: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渊源;学术评价
梁启超无疑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通观学界对其主要思想的研究，特别是对他国学思想、宪政思想方面的研究论著，可谓汗牛充栋。然而，作为梁启超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主义思想研究却相对薄弱，特别是对他民族主义思想的渊源及其学术评价方面，仍有继续深掘之必要。
一、梁启超对民族与民族主义的认识
鸦片战争前后国人对民族、国家观念的认识与理解有着明显不同。据史料记载，古时“民”一般指“百姓”、“平民”和被统治者，“族”指某个群体，表达家族、种族、宗族等多种意思，而“民族”旧时主要指宗教范围内的人，与近代以来人们对民族含义的理解截然不同。但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古时民族观念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民族观念相通于种族观念;第二，民族观念疏离于国家观念。”①鸦片战争爆发后，受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传统民族观念悄然生变。受此影响，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奠基者梁启超在1899年的《东籍月旦》一文中，首次并高频率使用“民族”一词，随后发表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又对西方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状况做了阐述。随后梁启超在借用瑞士政治家伯伦知理所著《国家学》中的民族定义时，对伯伦知理所理解的民族做了具体阐释，而且对民族特征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梳理，此外还对伯伦知理的“民族”定义进行了初略评析。1902年梁启超著述的《新民说》，首次对民族主义做出了概念诠释:“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②这表明梁启超对民族主义的认识较以前有较大变化，表现在轻地域与血统，而重历史与现实整合因素的民族认同，用“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标准限定了民族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的人都是“同胞”，从而应该求得民族自决、民族自治，并且组织政府以谋求“公益”、抵御外族，主张中华共同体内各族平等。此时，梁启超对“民族”的理解已经比较深刻，明确了民族的范围，并划出非此即彼的界限，进而用“民族”的思维方式来处理近代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标志着他已成为一位民族主义者。
二、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经历了从萌芽、形成到不断丰富的演进过程。纵观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从强调夷夏种族的“种族民族主义”到中华各族合为一体的“合族民族主义”，由中国即天下的“天下大同主义”到以建立民族国家为诉求的“民族国家主义”的演变。
第一阶段:甲午战争前，从“种族民族主义”到“合族民族主义”
维新变法前，梁启超师从康有为服膺于“今文学派”，以“公羊三世说”为理论核心建构自己的历史观，以“世界大同”作为其矢志不渝的政治追求，此时的梁启超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对世界秩序的看法仍然停留在强调“华夷之辨”、“华夏中心主义”和“尊夏攘夷”的世界秩序观上，认为在华夏民族之外，其他各民族都属于“夷狄”、蛮族。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等部分维新人士被迫流亡海外，游离于日本、美国及澳洲之间。在这期间，西学的大量接触使梁启超的思想观念发生显著变化。1902年他在《新民说》中就首次表达了对“民族主义”的看法，接着在1903年《新民丛报》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又对民族主义有了更深的理解:“合族民族主义”，即强调在中华共同体内各族为统一之民族，并称国家要能实现自强，需“平满汉之届，诚支那自强之第一阶梯也”③。这种思想与他轻蔑地称之为“种族民族主义”的反对满族思想是相对立的。此后，以“保种救国”为目标的大民族主义勃兴，试图通过“合国内本部属之诸族以对国外诸族”，“合举国四万万人之心为一心”，提出新的中华民族应是“合汉合满合蒙合藏，组成一个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跖于五大陆之上”④，遂达“合族救国”之大成的目标。上述资料表明，梁启超已经认识到唤醒民族意识的极端重要性，“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各部族不断融汇化合，形成‘民族意识’”，“成为数千年来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⑤梁启超对民族主义概念的区分较好地厘清了自近代以来国人在民族主义观念上的混乱，这也充分表明梁启超已经摆脱了传统上以文化、种族主义为标志划分族类的狭隘民族观念。
第二阶段:甲午战败后，从“天下王朝主义”至“民族国家主义”
对中国近代史颇有研究的美国学者列文森曾经说过，“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可以说是一个使‘天下’变为‘国家’的过程”⑥。甲午惨败、山河破碎、国衰力弱的现实将中华民族潜在的民族主义情感激发了出来，“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之役始也”⑦。“公车上书”可以说是维新变法思潮从兴起走向高涨的里程碑，同时也是近代中国人民族主体意识开始萌芽的标志。
流亡海外的梁启超，随着与外界接触的日益广泛，系统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促成了他世界观、民族观的转变，“万国并立”的观念开始萌芽。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梁启超心灵深处的碰撞与对接，必然产生“思考中国未来之路”的火花，他逐渐背离良师康有为的“三世说”理论，进一步意识到传统的“天下主义”不能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而只有将“天下”与“中国”分离、“国家”与“朝廷”异位，进而确立民族国家思想，建立民族独立国家，使国家成为国人为之奋斗的唯一目标，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所在。他认为，处于亡国境地的中国，其图存之道关键是唤醒民众的抗争意识、增强国人的国家认同感，塑造近代社会理想人格的“新民”形象。将“种族民族主义”与“合群民族主义”加以区分，也是希望人们摆脱传统的“天朝国家”、“天下大同”的陈腐观念。他在《爱国论》中说，“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自数千年来……盖视吾国之外，无他国焉。”⑧从这里可以看出，梁启超的民族主体意识逐步摆脱传统的天下王朝观念，走出了国人对世界传统影像中国即“天下”的误区，意识到中国仅居世界一角，是一个地域上拥有边界、政治上拥有主权的多民族国家。建立民族国家的思想成为梁启超民族主义的基本诉求。
三、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渊源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中国近代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中国传统民族观念的熏陶、西方先进学术思想的启迪及日本民族运动巨大潜力的助推所形成的强劲动力，促成了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
(一)中国传统的儒家民族观念对梁启超民族平等思想的影响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虽然“华夷之辨”的消极意识、落后观念不绝如缕，但中华文化在民族问题上倡导的“天下一统”、“爱及四夷”、“华夷一家”、“协和万邦”等思想，仍包含民族之间和平共存和自由交往的内容。在民族问题上，儒学的基本思路并不是着力强调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别，而是更加注重各民族在平等基础上的“合”、“和”交流，形成和谐民族关系的理想状态。在民族间交往中越来越牢固的文化共识逐渐建立起来，这就为民族平等、民族团结观念提供了思想文化上的可能性。清代郑观应的中华民族优越观及民族平等观等民族思想所具有的超越时空和阶级的意义，适应了中国近代社会唤醒民众的时代需求。传统民族观念特有的积极意蕴，自然成为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
(二)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吸收了西方的“天赋人权”学说
近代中外不少思想家把卢梭的“天赋人权”学说看成是民族主义之原动力。1898年10月，梁启超因变法失败长期流亡日本，后又辗转到美国、澳洲等地短暂停留。在流亡期间，他接触了西方思想家康德、霍布斯、斯宾诺莎、卢梭、孟德斯鸠等人有关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日译著作，以及日本思想家吉田松阴、福泽谕吉、加藤弘之等人有关资产阶级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理财学的著述。这些逐渐改变了他的知识结构，更新了他的思维方式，使他得以用更开阔的视野去观察世界与中国，尤其沉醉于对中国民族国家问题的思考。因此可以说，西方的天赋人权思想是梁启超人人有权、个个平等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此外诸如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民族建国思想、洛克的“以强力对付强力”的公民维权理论亦对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受到了西方进化论与社会有机体论的影响
梁启超对达尔文、斯宾塞等西方学者的“进化”理论、社会有机体论是相当推崇的。戊戌变法前梁启超读到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手稿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观念对其影响颇深，强调满汉等各族合群是中华民族生存的条件，认为自达尔文的理论问世以来，“无论为一人，为一国家，皆向此告鹄以进，近世民族帝国主义所由起也”⑨。从一定意义上说，除旧布新是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在游学日本期间，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日本思想界的支配地位也使他深有所触。从日本回国后，他借助报纸、书刊等载体开始对进化论大加宣传，以此增强国人的民族危机意识并提高人们对推行民族主义教育之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总之，梁启超汲取了社会有机体论的思想营养和进化论思想的合理内核，把它变成了倡导民族自立自强、建立民族国家的理论武器。
(四)日本民族运动的巨大潜力对梁启超启迪
梁启超抵达日本后，亲眼看到这个国家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冲击下所表现出来的巨大潜力，惊叹日本民族接受西方文化的态度和短短30年间飞速崛起的能力。在对日本的历史及现状进行研究并与中国比较后，对日本国民中高昂的民族主义情绪有了切身体会。与此同时，梁启超也深切地体会到近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此民族与彼民族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国民与国民之间的竞争，“今日世界之竞争，国民之竞争也”⑩。为此，他在1902年以“欲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为创办《新民丛报》的宗旨，以图通过此举达到提高国民素质的目的。
四、对梁启超民族主义的粗浅评价
研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写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获悉，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的发展有两条典型的路径:一条是以法国为代表，强调主权在民权的政治民族主义;另一条是以德国、意大利等国为代表，重视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文化民族主义。其实，近代法国的政治民族主义和德、意等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只是在不同环境下强调侧重点不同的两种表现形式，就两者的关系来说，他们互为表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从文化民族主义的角度看，梁启超对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文化充满骄傲和自豪，表现了他主张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道德信条的思想和情感。清朝的国门被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后，国外各种政治文化潮随之大量涌入，梁启超出于对儒家文化历史命运的担心，开始醉心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并全面提升儒家文化的地位。对梁启超的有关论著细加斟酌不难发现，他所倡导的文化民族主义，其目的是强调和宣扬本民族固有、特定文化的价值，肯定该民族的独特性与价值。这从学术角度看，似乎很肤浅，甚至有错误，但从文化民族主义的角度去理解，梁启超试图用传统文化来唤起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重塑民族奋发图强的精神，陶铸华夏民族崭新的“国魂”。甲午战后不久，已系统接触西方学术思想的梁启超思想又有了新的变化，转而通过“开民智，兴民力”之举，依靠提高国民素质、建立民族国家以挽救处于危亡境地的中华民族。透过其思想的转变不难看出，梁启超志在完成从中国传统的种族主义向国族主义的过渡，以培育国民新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
综上所述，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论的先行者，他的思想实际上触及到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两大基本问题，即唤醒民众国家意识、建立民族国家问题和保护民族文化基因、利用民族传统优秀文化资源问题。从梁启超“合族民族主义”到“民族国家主义”思想观念的转变，可以发现建立独立民族国家、实现各族的平等是他的政治诉求。同时，他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扬儒家伦理。其民族主义兼有政治与文化民族主义的二重性。当然，侧重点在于改造中国人国家观念的缺失，重建自尊、自强的崭新民族国家，从这方面来说，他的民族主义倾向政治民族主义。尽管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有某些地方相互矛盾，但其中的精华在中国政治和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其影响不容置疑。正如胡适先生所言，“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啄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一举而全国相应者，民族思想政治入人心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所提出的历史任务，今天有的已基本完成(建立民族独立国家)，有的还在继续(提高国民综合素质)，但其思想中超越时空的价值仍闪烁着智慧光芒。另外，思想中蕴含的学术价值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潜在资源，仍需学者进一步深入发掘。
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篇9
中国民族音乐是中国民族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大学生的民族精神教育中发挥着深远意义。中国民族音乐凝聚着深厚的中华文化，它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集中体现。中国民族音乐对大学生的民族精神、民族自豪感、爱国情怀及人生观和价值观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在高校教育中，中国民族音乐对大学生民族精神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一、强化大学生的民族精神
从古到今，中华民族都是一个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民族，爱国主义精神是我国人民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它具有强大的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使中华民族在面对无数次困难和挑战时经受住了考验，并且一直保持着这种爱国主义情怀。大学生学习民族民间音乐，不但可以培养民族自豪感，而且可以增强热爱家乡的民族情感。大学生通过对民族音乐的学习和审美体验，被其所具有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所吸引，从而不断加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例如：歌曲《延安颂》，莫耶词，郑律成曲，创于1938年，是一首抒发革命豪情的歌曲，全曲由五个部分组成，采用带再现变化的复三部曲式，以六度大跳的颂赞性音调的起首部分，是整首歌曲抒发感情的集中点，全曲采用激昂的旋律，表达出无数革命人向往并热爱延安的强烈愿望与真挚情感，反映出一种延安精神。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气魄，学习中华儿女英勇奋战的精神，从而坚定大学生报效祖国的决心与信念，培养出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
二、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民族自豪感是中华民族所具有的自主自立、奋发向上、不断进取的精神品格。民族音乐的学习对大学生了解我们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时刻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有积极意义的，可以激发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培养民族自尊心、增强民族自豪感。例如：琵琶独奏曲《狼牙山五壮士》，这首乐曲表现了五壮士在抗日战争中弹尽粮绝的时刻所表现出的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涵盖了抗日军民前赴后继、视死如归的顽强民族精神。这种慷慨就义的英雄主义气节和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正展现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种战斗力所显现的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力量，有了强烈的民族精神作激励和引导，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与挑战。
三、提升大学生的爱国情怀
民族音乐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上千年来，我国民族音乐的创作与发展无不体现着中华民族强烈的民族意识与民族精神，它具有地域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的文化内涵。中国民族音乐体现了各民族不同的民俗、民情和民风，对大学生民族精神的教育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此外，长达上千年的中国民族音乐是我国人民勤劳勇敢的本真与智慧的象征，在这样厚重历史文化气息的感染下，对于培养大学生的爱国情怀具有深远的影响。大学生通过对中国民族音乐不同程度的解读，也是一种不断自我提升的过程，更是大学生们对自己民族音乐文化和爱国情怀的领悟。这对于提高大学生的民族音乐素质、爱国情怀和民族精神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篇10
一、藏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感的影响因素
藏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感受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影响。主观因素包括家庭、宗教、生活环境对藏族大学生个人性格和信仰的塑造。客观因素包括社会环境以及政治、经济等因素。
1、主观因素
首先大学生处于身心尚未完全成熟的成长叛逆期，作为少数民族，在高校的学习生活中会遇到学习压力、生活习惯、情感困惑等各种问题。其次，由于成长环境和家庭影响，藏传佛教文化深植于藏族大学生的思想中，形成了藏族学生独特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这些主观因素，使藏族学生形成了自身特定的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考方式和接收模式。
2、客观因素
藏族大学生作为藏族同胞中的高素质群体，对社会环境、国家政策、经济发展等相对比较敏感和关注，国家的少数民族政策、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行政区域的领导配置等，都会影响到藏族学生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感和自身的归属感。同时，科技的发达使具有现代化知识的藏族大学生掌握了更多的认知世界的方式和对外沟通渠道，一些负面的声音也会对藏族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产生干扰和负面影响。
二、藏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感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通过对高校政治思想工作情况的调查和了解，藏族大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感存在一些普遍的问题：
1、政治思想和理论知识有待提高
藏族大学生由于语言和文化习惯的不同，部分藏族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国家政治的关注度不够。表现为对国家政治机构、社会事件、政治体制改革等不够了解，思想中对西方国家宣传的人权与民主存在模糊的认识。其原因是政治理论学习和政治参与度不够，认为政治远离自己的生活，对政治学习的积极性低于文化课的学习，加之网络流传的负面信息，对藏族大学生的政治思想造成困扰，影响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感。
2、对我区政策的理解
我区的教育政策、大学生分配情况等，是藏族学生非常关注的问题。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政策，反映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民族团结精神。由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国家在教育、经济等方面给予西部地区大力的扶持和政策倾斜。大学生初入社会，人生阅历较浅，对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问题有时会缺少客观、理智的思考，政策的不完善以及社会中存在的负面现象会使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质疑。
3、对经济发展寄予更高的期望
对于经济的认同可以影响意识形态的认同。藏族大学生具有很强的民族意识和权利意识，地区间的贫富差距会冲击他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很多藏族大学生认为少数名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内地仍然存在很大差距。尽管改革开放以后西藏的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普遍希望能够有更好的民族经济政策来扶持少数名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尽快缩小贫富地区之间的差距。期望和现实的差距会导致人的挫败感和不如意，而这种消极的情绪会在少数民族团体中蔓延和相互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藏族大学生逐渐跳脱出先辈漠视物质的价值观，受到繁华物质世界的影响，关注自身利益和民族经济的发展。因此，对于经济发展的认同严重影响到其社会意识形态的认同。
三、增强高校藏族学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感的有效途径
1、加强政治思想教育
我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密切关注藏族学生的思想动态，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创造轻松的学习氛围，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自信心。通过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引导作用，使学生充分了解我国平等的民族交往政策，向学生介绍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扶持政策，结合实际，用具体的事例使学生了解国家（兄弟省市）对（西藏）的关心和援助。培养藏族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感，树立爱国主义思想，明确西藏是祖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繁荣的目标。培养藏族大学生科学的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树立科学唯物论和无神论的思想，正确理解和处理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加强对藏族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2、尊重藏族大学生的文化特性，加强藏汉主流文化教育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文化的相互尊重是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基础。藏族文化历史悠久，灿烂辉煌，是藏族大学生的骄傲。尊重藏族文化，将藏族文化作为校园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可以增强藏族大学生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因此，高校中可以定期或不定期举办藏族文化、民族、艺术的展演活动，通过多民族学生的共同参与，加强文化的融合与互通。同时，加强藏汉主流文化的多元文化教育，鼓励藏族学生参与更广泛的文化交流活动。西藏高校文化氛围由藏汉文化共同构成，多元文化教育，可以通过不同民族的文化碰撞，将藏文化的民族精神与汉族文化的精髓更好地融合，大学生通过对不同民族的历史传统、思想观念、文化背景、生活习俗等方面的相互交流与了解，彼此尊重与认同，最终将各民族优良的文化得以更好的融合与传承。
3、帮助大学生解决实际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