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篇1
又将是扑朔迷离的一年。2010年全国“两会”3月14日结束。这一天北京天气阴沉、大雪纷飞，而次日却艳阳高照，这种剧烈的天气变化似乎在昭示今年国内外形势的复杂性与政策的不确定性。
“今年‘两会’不仅是本届政府的中期汇报，而且作为‘十一五’的收官之年，‘十二五’大政的定音之年，无可否认，今年会为本届政府接下来3年的工作埋下伏笔，甚至会为未来十后的中国社会勾勒出粗线条的轮廓。”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表示，民生问题是本届“两会”的主线。各界对房地产问题、医疗改革、收入分配问题、户籍制度改革、个税改革、物业税、农民工与城镇化等问题的激烈争论与建议，在本质上，这反映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未充分转化为老百姓的财富，过去的利益分配格局已经积累了很多社会不满。
总理在3月14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坦承，他非常担心的是，如果发生通货膨胀，再加上收入分配不公，以及，“这足以影响社会的稳定，甚至政权的巩固”。“这是今年‘两会’的一条主线，也是今后诸多政策变化的出发点。”毛寿龙解释，从宏观政策目标来看，很显然，经济增长已不再让中央担心，8％的增长目标实际上是把保增长从优先政策目标中剔除出去，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结构则居于重要地位。这一思路在投资政策上的表现是控新保旧――严控新上项目，保证已开工项目进行，不要变成烂账。
货币政策退出只做不说
要论今年中国经济的关键词是什么?相信大部分市场分析人士都会说退出。但如可退出?其实从决策者到市场，都是走一步看一步，尤其是加息等敏感问题上，都是雾里看花。但在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看来，今年中国货币财政政策要退出的关键前提，还是人民币汇率定调，否则仅仅是一些数量型紧缩手段而已。对于市场流动性管理，其实也只是扬汤止沸，不能有釜底抽薪之用。“人民币汇率问题必将高度政治化，中国的压力很大，在汇率问题没有解决前，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没有太多操作空间。”
与积极的财政政策定调明确相比，2010年货币政策的定调却是几经讨论，最后仍然定调为“适度宽松”，而非“中性”。在2009年中国经济成功“保八”之后，“退出”无疑成为2010年中国宏观政策的关键词。市场的普遍共识是，中国经济复苏越强劲，可能的退出政策也就越早，退出的力度也可能会越大。不过，从市场关注政策“退出”的重点来看，货币政策无疑是主角。
尽管中央已经多次强调了今年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动摇，但所谓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去今两年已不可同日而语，去年更多的强调宽松，而今年却是着眼于适度，货币政策逐步退出已毫无疑问。实际上，不论是从去年“十一”长假之后央行在公开市场上的大力度操作，还是新年以来的两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对银行窗口指导的加强，货币政策的退出已悄然展开。
至于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究竟何种情况才算适度，“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定下了一个基调――2010年新增信贷7.5万亿，m2增速17％。7.5万亿的信贷规模足够“保八”和把通胀控制在3％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3％的通胀目标比去年4％的目标更低，显示了今年宏观政策的收缩意图。虽然中央强调面对复杂形势，退出政策要谨慎，但在流动性宽松、资产价格高企、热钱紧盯人民币低估的背景下，中国显然不希望在退出时被其他国家甩在后面。至于政策调整的节奏和时机，中国将会相机而动。对于商业银行，会根据经济形势进行“逆周期”的动态调整。
3月10日，银监会主席刘明康重申，今年银行贷款增速同比在16％～18％，要求金融机构合理控制信贷增量，逐季均衡投放和平稳增长。以全年新增信贷7.5万亿计算，若按照“3322”投放，4个季度新增信贷额度分别为2.25万亿、2.25万亿、1.5万亿和1.5万亿。如果这个落实到位，那今年货币政策实际上是紧缩而非中性。由于今年1月新增信贷1.39万亿，2月新增信贷量约7000亿，这也意味着3月金融机构新增贷款投放空间已经有限，不足2000亿。事实上，随着监管层均衡信贷投放监管要求的逐渐实施，3月份多数银行信贷投放额度已经日趋紧张，客户排队等贷款现象也随之增多。
“虽然货币政策已经具体化为数量指标了，但实际上领导人心里估计也是有点七上八下，既忧虑中国经济的二次探底，谨防大量上马项目的烂尾，又担心地方债务风险的继续膨胀。”郭田勇认为，货币政策的拿捏无疑是关键。虽然今年货币政策退出是毫无疑问的，但中央在货币政策的宏观调控上只能是亦步亦趋。
“两会”期间，央行行长助理郭庆平也承认，今年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面临更大难题，如何将货币信贷增长速度由应对危机的非常状态逐步转到正常状态是个难点。可见，尽管在货币政策的具体操作上今年央行实际中已经祭起了收紧的旗帜，信贷也实施了规模控制，但这种趋势是否要一直维持下去，央行也是在犯嘀咕。
“不论是中央最高决策层，还是央行执行层，不论是商业银行，还是地方政府，今年在适度货币政策上都将遭遇走钢丝的窘境，不得不陷入两难状态。”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修泽研究员认为，这种空前复杂的局面，将使得监管层在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实际调控上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而商业银行和地方政府的博弈又将助长这种复杂化，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要想保持适度恐怕是难上加难。
财政政策渐成“独角戏”
毋庸置疑的是，今年积极财政政策成为绝对主力工具，在财政的收与放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对于整个资源的调度配置权无疑更进一步深化。
“GDp增幅已经达到甚至超过8％但仍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恐怕是在其他任何国家都看不到的现象。”3月6日，在北京国际饭店经济界别召开的一次小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率先提出质疑。对此，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表示，从稳健财政政策到积极财政政策，再到今年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但提高其针对性和灵活性，这样的政策思路保持了一定的连贯性和稳定性。“只有当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强大到足以进入新高涨时期的稳定拐点，积极财政政策才会退出。”
正是由于2009年上马的项目中，很大的比例都是大项目，建设周期较长，因此“不是一次性的财政投入就能解决”的问题，出于顺利完成这些大项目建设所需中央投资以及配套资金的原因，在2009年预算赤
字已经创纪录的前提下，国家发改委极力主张继续沿用“扩张”的思路。
尽管面对越来越多的退出声音，但中国的最高决策层始终坚持退出还未到时候。3月14日，总理表示，必须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以巩固来之不易的经济企稳回升的大好形势。
“特别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张方向不能变化，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是两年的，今年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支出仍会按计划下发，否则这些项目就会成为半吊子工程。”常修泽表示，当下宏观调控用走钢丝形容更为贴切。如果扩张性政策用力过猛，会引发投资过快和通货膨胀。然而政策过早退出，同样会引发经济第二次下滑。所以与往年不一样，今年的政策可能不会一成不变，会随着经济形势发展和变化，政策着力点会有所变化。“今年GDp增长8％左右，物价上涨3％左右，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物价温和增长、经济适度增长的局面。经济回升来之不易，花了这么多钱，如果半途而废，过早退出，虽然物价上涨控制住了，但是会打击需求，拖累经济增长，反而适得其反，得不偿失。”
之所以继续带有明显“扩张”意味的政策，与决策层认为2010年的世界经济走势仍然存在不确定性有关。财政部部长助理朱光耀就表示，政府至少需要等待至今年第三季度，到那时再决定是否应该退出经济刺激政策。“国际社会在财政刺激计划退出时机上应协调步伐。”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表示，尽管去年的经济增速回升到8.7％，但是支撑经济增长的因素现在看来都是不可持续的。很大程度上还是靠政府、政策的带动，不是市场自主自发的，民间的投资还没有跟上。“如果这些政策因素消失，当前回升向好的局面就有可能发生逆转。将会面临着第二次启动经济的任务，而二次启动付出的代价将会比第一次还要大。”
全国政协委员、商务部副部长马秀红也表示，内在动力不足将是今年经济工作的最大难题。“政府会留有余地，没有必要过分乐观，把形势预计得比外界更困难一些，政策储备更多一些，政策预案更多一些，以免国际环境不好，再次陷入被动。”
“我们谈退出，其实不过是跟着西方学舌。政策退出?往哪里退，根本退不出，进去容易出来难。”郭田勇表示，自从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央行在美联储的鼓动下，全面实施了前所未有的宽松货币政策，以挽救陷于困境的金融体系。但是不同的是，西方国家财政支持的资产基本限定在金融领域，缓解枯竭的流动性，而中国政府财政投放大多在“铁公鸡”项目等实体经济上，“投入的是真金白银，但退出时拿回来的却可能是碎砖烂瓦。”因此，刺激政策的退出基本只是一种表态，实际操作起来困难重重，甚至可以说是不切实际。
在现有体制下，地方政府均是以政府资产作为抵押，财政收入作为还款来源，向银行贷款获取建设资金。这种办法给地方的后续发展造成巨大的破坏力，令金融机构再次成为了政府的钱袋子，“一旦采用激烈动作退出，可能导致整个经济增长的滑落，资本市场的振动，将使国家在金融改革上的10年努力完全付之东流。”
吊诡的是，倘若继续放任地方债务的疯狂，那么中国银行业新一轮不良资产潮将为期不远，中国金融体系的基座也可能因此而摇摇欲坠。“因此，货币政策上有保有压，而在财政政策上更加积极，这样在调结构的过程中保持平衡。”毛寿龙分析此中原因在于，财政资金远比货币信贷更可控。
隐秘在政策转向中的部门利益
权衡之下的抉择或许有万般无奈，其实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抓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每次转向，无不考验着中国政府的决策智慧。而在这转向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深深打上部门利益的烙印。回望1998年的那次政策变迁的完整轨迹，不难看出一丝端倪。
1998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无论官方还是学界，都将其等同于扩张性财政政策。当时用了“积极”这一提法，是因为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和1998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确定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考虑到一下子改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人们可能一时难以接受。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震荡，便用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模糊说法。用“积极”二字是体现了“政治智慧”。
2004年，客观经济环境要求财政政策必须做出调整和转型，财政部当年5月提出，财政政策将由“积极”转向“中性”，而国家发改委提出继续实行具有积极性质的财政政策，2004年11月，财政部改口将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在服务于宏观调控政策的同时，适当削减赤字和公共投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魏加宁研究员回忆，具有积极性质的财政政策与财政部的想法相去甚远，但发改委也不愿接受中性财政政策这一表述。双方博弈的结果，是互相妥协，接受稳健的财政政策这一取向模糊的说法。
一直以来，国家发改委对于积极财政政策都持支持态度，因每年发行国债主要由发改委负责项目审批，发改委掌握着这些项目的生杀大权。在政府投资的项目中，有许多是属于地方事权的范围。这些项目本应由地方根据自身财力统筹安排，却也报发改委批复后安排资金。如果许多项目烂尾，发改委当然也难辞其咎，在这一点上，发改委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实际上是一致的，两者都已坐在同一条船上，
此外，由于中央对地方财政转移支付是无偿的，客观上诱导地方不是从当地客观实际或急需出发，不是从自身财力和资金配套能力出发，而是看上面哪些方面能给钱，由此来组织项目，甚至巧立名目、拼凑项目，然后拼命跑项目、争资金。这种循环往复中，更进一步强化了国家发改委在宏观调控中的权力和地位。然而改革的正确方向却在于分权和市场化配置资源，政府必须从微观经济领域有序退出。
一旦财政项目收缩，意味着相关部门的审批权限，也不免因此收缩，批惯了大项目的手，最不愿意看到这种局面出现。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研究员刘满平便在《望》杂志上刊发署名文章，旗帜鲜明地提出当前经济刺激政策还不能退出，2010年第二季度末可能是退出的时间窗口。
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篇2
首先，物价总水平仍在低位徘徊，通货紧缩趋势尚未消除。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从去年11月份以来，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开始出现负增长。今年1―6月各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分别下降了1．0％、0.0％、0．8％、1．3％、1．1％和0．8％，上半年累计同比下降0．8％，其中，食品价格下降了0．9％，衣着、家庭用品、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价格下降1．1―2．4％之间。7月份，物价下降的趋势仍在继续，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月下降了0．9％，其中，食品价格下降0．9％，衣着类价格下降2．4％。生产资料产品出厂价格从去年6月以来就持续走低，至今没有回升的迹象。据统计，今年1―6月各月，生产资料价格与去年同月相比分别下降6．3％、5．4％、4．7％、4．4％、3．8％和2．6％。这些指标都表明：生产和消费两不旺，通货紧缩压力仍然存在。这种情况不利于消费需求的增长，不利于企业效益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也不利于生产经营者的正常投资和经营。我们认为，只要通货紧缩趋势存在，就应该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带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其次，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依然存在。―方面，消费需求增长的后劲不足。特别是今年以来，消费增长势头明显疲软，上半年，我国gdp实现7．8％的增长率，投资和出口分别增长21．5％和14．1％，而占最终消费较大比例的消费品零售额，今年1―7月仅增长了8．6％，增幅分别比2000年和2001年同期降低1．4和1．6个百分点。居民储蓄率仍居高位，有关资料显示，到今年7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突破8．3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尽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总体上消费需求有所回升，但主要靠的是政策拉动，在目前居民对社会经济预期并未实现根本好转、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新的消费增长点尚未最终形成的情况下，如果立即取消政策支持，消费需求则很难保持继续增长。应当看到，这几年我们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使投资保持了一定幅度的增长，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其中，国债投资一直是社会投资的主体，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的带动效应仍有待提高。据统计，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1％，其中，国有经济的投资增长为12．8％，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71．55％，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投资增长分别为8．1％和12．7％，仅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8．45％。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势仍然强劲，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现1．45万亿元，同比增长21．5％，其中，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增长24．4％，集体投资增长15．8％，个体投资增长19．4％。国有投资仍是今年投资增速上升的主要力量，而城乡集体、个体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十分有限。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相对滞后，资本市场发展不力，致使货币传导机制近期内还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不但国有经济没有进一步扩大投资的能力和动力，民营中小企业投资也得不到必要的金融支持。在缺乏有效引导机制、激励机制和相应体制环境的情况下，投资的自发增长动力明显不足。因此，现在如果停止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社会投资总量可能会变得起伏不定，甚至迅速下滑。在这些涉及体制、结构等深层次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之前，难以形成经济发展的自主动力，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就不能中止。
第三，我国财政状况仍然可以承受。虽然1998年至今，我国累计发行了66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财政赤字有所增加，但据统计，都在安全线以内。从我国今年1―7月份的情况看，国家财政收入1．03万亿元，增长10．6％，预计全年财政收入将增长10％以上。尽管这一数字与前两年相比有明显回落，但仍高于gdp增长率，只要适当控制财政支出，估计今年财政赤字可能略超过但不会远远超过3％的警戒线。更何况，可以用来衡量一国资金供给能力的国民储蓄率在我国长期保持40％左右的高水平，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这意味着我国可动员的信贷资金相当充裕，承受赤字和债务的潜力较大，略高于3％的财政赤字率完全可以承受。在具备一定承受力的前提下，为了避免经济出现停滞，政府主动承担适当的结构性赤字，反而有利于避免将来发生更为庞大的周期性赤字，从而维持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因此，目前国债发行还有一定的政策空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中长期化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上述分析可知，目前我国物价低位运行，内需自主扩张动力不足，经济回升的基础并不稳固，通货紧缩仍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工作面临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情况下就退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势必影响今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甚至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特别是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关键时期，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促进各项事业健康发展和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基本前提。我国gdp增长率已从几年前的10％左右下降到目前的7％左右，一旦落入“低增长循环陷阱”，再恢复快速增长必然要花费更大的成本，我们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将受到损失。因此，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一定的政府支出规模成为当前最现实的选择。况且，目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继续推进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步伐、扩大就业和再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保证国家安全等，还都需要进一步增加财政支持的力度；另外，银行的不良资产，企业的亏损挂账，社保欠账，在现阶段也只能靠财政解决。
目前，我们选择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是出于启动国内需求的需要，也是为了保证合理经济发展速度、维持宏观经济稳定、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等多方面需要，而最终得出的结论。从这个角度上讲，在我国所处的特殊经济发展阶段，只有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及其成效。因此，目前还不是探讨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应该淡出这一问题的时候，当务之急，要认真研究如何通过调整其形式和内容，进一步丰富、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内涵，使其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中，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为此，要从原来将积极财政政策作为应急的、短期的政策选择，逐步转向以启动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为主要目标的中长期政策，把着力点放在解决有关经济和社会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在降低积极财政政策中长期化会引发的负面效应的同时，力求保持我国经济和财政的可持续发展。
1．继续发行一定数目的国债，把握国债投向；强化国债管理，提高国债的使用效率。在国债发行数量上，一方面，为巩固前期政策效果，促进长期稳定发展，必须继续实施以发行国债、扩大内需为主要内容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又要适度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和增长速度，2002年维持1500亿元，2003年可以继续发行建设国债，但规模不宜扩大。
在国债投向方面，增发的国债首先必须用来保证在建项目如期竣工投产，严格杜绝“半拉子”工程。其次，要用好中央支持西部大开发的专项国债，建设好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青藏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第三，为了配合国企改革并更直接地拉动内需，可以适当增加国债对企业技术改造投资的贴息规模、扩大贴息范围，加强对科技发展的支持。特别是要增加对国有企业技术改造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有市场潜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新产品研究开发投人，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在国债管理方面，不但要加强对国债资金的监管，保证专款专用，坚决防止重复建设，而且要通过不断完善工程招标监理制度和完工审计程序，切实提高国债资金的效益；对用于技改的项目也必须合理选择、科学论证、谨慎决策。除此之外，国债的使用方式也可根据需要适当做出调整。比如，可以适当加大国债投资资金中转贷给地方使用的比例，使地方独立地对自己的负债行为承担责任。这样不但能够减轻中央的财政负担，而且有利于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逐步发挥其对社会投资的基础性、带动性和引导性作用。
2．不断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运作方式，切实扩大政策实施效果。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国际治理通缩的经验，积极财政政策的运作方式有两种：扩大支出和减税。要进一步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也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下工夫。
一要调整政府支出范围，优化支出结构。为了提高积极财政政策的效率，增强财政的调控能力，政府财政支出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为使积极的财政政策与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必须尽快改变竞争性领域政府行政性配置资源的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搞好经济的宏观调控，以便从体制上和制度上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重复建设和损失浪费的问题。政府的宏观资源主要用于增加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科学教育、环境保护、国防等方面的支出，为经济持续增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通过支持财政贴息、税费改革以及其他必要的优惠性措施，切实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减轻社会负担，为优化经济结构、增强企业活力并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创造条件。在此基础上，还要进一步规范部门预算制度、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制度和政府采购制度，切实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益。
二要灵活运用税收杠杆，有效启动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在当前国内需求不振的形势下，运用税收杠杆调节经济发展成为积极财政政策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必然走向。由于目前我国税负水平并不高，税收占gdp比重这一指标与国际相比是偏低的，而增支的压力却很大，因此，我们不具备全面的减税条件。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有针对性地调整税收结构和不断完善税收制度，努力培育和扩大税源，在不至于大幅增加财政赤字的同时，切实扩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为此，首先要对目前不合理的税制结构进行调整，或者根据需要，进行局部减税。其中，包括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以增强企业的活力，并调动投资、生产的积极性；统一内外企业所得税，形成公平的税负，激发国内企业的投资热情；完善个人所得税，建立综合汇总征收制度，同时改革税扣标准，加大对高收入阶层的征收力度，促进收入分配趋向公平；按照不同领域税负水平有增有减的原则，对环境污染等存在外部负效应的行为需要加征重税；尽快解决目前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中对股息红利所得的重复课征问题。其次，要加强税收征管工作，一方面，要严厉打击各种走私活动，严格杜绝偷税、漏税、骗税现象的发生；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渠道提高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变被动纳税为主动纳税，使税收征管走上法制化轨道。第三，加快各项税费改革的步伐，取缔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减轻社会负担，以求扩大和培育国内需求。
3．调整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当前，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仍然是有效需求不足。据国家经贸委今年上半年对600种商品供求情况的调查，供过于求的商品占86．3％，供求基本平衡的占13．7％，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要缓解需求不足，必须在提高居民收入上下工夫。目前，社会低收入阶层在不断扩大，城市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在增加，农民收入增长也十分缓慢。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有效启动居民消费，有必要进一步集中财政资金，用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和东西部地区收入差距，以及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上，从治本的角度改善居民的预期消费需求，达到拉动消费的目的。为此，第一，继续适当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为下一步启动消费创造必要的条件。第二，政府应通过落实有关就业优惠政策、结合结构调整广开就业门路、强化职业培训和再就业培训等措施，力争解决好当前就业和再就业问题，从根本上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第三，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制定各种优惠政策，促进中西部地区就业和居民收入的增长。第四，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教育的投入，支持农业结构调整，加快农村税费改革步伐，促进农民增收减负。
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篇3
一、政策需再发力，改革啃硬骨头
展望2013年，资本市场发展的宏观环境逐步改善，经济社会发展基本面长期趋好。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赵锡军预测，今年经济总体情况会好于2012年，经济增速将在下降一个台阶后寻求平稳增长，预期全年将实现8%以上的增长速度。
在经济增长压力不大的情况下，今年宏观经济目标有所改变，定位为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控物价、防风险这五重。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认为，从过去只顾经济增长的单一目标变成多元目标，意味着将很难全力追求经济增长。这也是中国在经济危机深化的环境下做出的选择，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不再仅是逆周期调整，还增加了调结构、防风险的重任，社会也已对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对经济危机长期化、持久化达成共识，更加追求健康、持续的经济增长。
世界经济已从危机前的快速发展转入到深度转型调整期，将长期处于低速增长态势。对于这场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并存的危机，专家认为，今年宏观政策需要再次发力。
高培勇指出，经济政策的作用同时指向了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以往顶多是逆周期调节，但是今年还要推动结构调整，把两个作用并列起来。这次危机中，周期性因素和结构性因素并存。要使经济真正走上全面复苏的轨道，是不可能建立在现有的经济结构基础之上的，必须转方式、调结构。
政策还将继续协调“三驾马车”的关系。赵锡军指出，宏观政策将致力于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新一轮促销政策有望出台，并通过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加大对投资的支持力度。在政策作用下，投资和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会加大，生产者整体经营环境会有所改进。另外，今年经济面临的国际环境仍然复杂多变，外需难有明显起色，但会好于2012年。预计央行将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延续双向波动的情形，为外贸提供良好的汇率环境。
新的一年，改革还将继续，红利的来源在于“啃硬骨头”。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说，要走到新路上，必须下决心抓住改革的关键一招，最大的改革红利来源是啃硬骨头。如果回避，就是拖延我们实现倍增计划的过程，积累矛盾，到了最后会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他指出，中国的增长速度不敢低到7.5%以下，不敢高到8.5%以上，这样的局面必须下决心破解。在中国，基础能源和不动产的价格形成机制严重扭曲，定价方式不利于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若调控不能解决这个瓶颈，发展的弹性空间会越来越窄。可考虑从资源税改革入手，结合资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比价关系的通盘改革、电力部门垄断改革、发改委对电价的行政管制，实行价、税、财及金融等生产要素的配套改革。
二、宏观政策更趋宽松警惕通胀抬头
今年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表述上仍为“积极稳健配”。专家认为，宏观调控总基调没有变，但预调微调将增加，货币政策会保持稳中有松的状态，对总体的流动性有所支持，向着略微宽松的方向调整，不可能有很大的放松。
赵锡军预计，宏观政策将在通胀可控的前提下，总体较2012年有所宽松，全社会融资成本将有所降低，资金环境较2012年略微宽松，货币政策有利于多方。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局长焦瑾璞表示，今年是连续第3年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去年中国货币（m2）增长13.8%，社会融资总额增长16.7%，今年仍然会维持这样的水平。
虽然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保持经济较快增长，但是同时要避免通胀重新抬头。焦瑾璞指出：“中国的经济仍然处于转轨过程中，通胀是目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控制通胀是经济平稳运行的前提，货币政策宜冷不宜热。”
他表示，2009年至2012年，新增货币占现在贷款余额的60%多，这四年的新增贷款等于建国六十年的新增贷款。“货币发行过多，受害的肯定是百姓。下一步要消化中国长期积累的庞大的货币量。”
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建议，控制通胀、调节物价可以考虑除货币政策以外的方法。如果不考虑经济和企业状况，简单地收紧政策、打压物价，效果不好，在经济滑坡的时候会加剧企业的困难。应针对食品类的消费品消费特点和属性，想方设法保证食品供给的稳定，才是治本之策。
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篇4
一、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做好各项工作的传家宝。无论是主席“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还是“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一项基本功”的精辟论断，都充分体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特别是当前，农业农村发展中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必须深入调查研究，才能准确掌握第一手情况，才能更好地理清工作思路，不断完善和强化各项政策措施，为促进农业农村发展服好务。从事农财工作的同志，与农民联系最密切、接触最直接、服务最具体，更应该将调查研究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带着感情，深入开展调研，提出完善政策的意见和建议，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
今年，各级财政部门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中央决策部署，重点围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建立完善新形势下的财政支农政策体系”开展调研。第一，如何在“四化”同步进程中，促进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步伐；第二，如何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保障粮食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第三，如何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大力支持农业农村健康发展；第四，如何进一步创新财政支农资金使用和管理，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第五，如何支持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促进生产关系更好地适应生产力发展；第六，如何进一步完善财政支持农、林、水、气、扶贫政策体系。除此之外，各地还要结合本省情况积极开展一些有针对性的专题调研。
调查研究要讲求正确的方式方法。一是要坚持走群众路线。从事农财工作，调研要真正扑下身子，了解实情，听取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真实想法，不能浮在表面，走马观花，“来去匆匆”，仅局限于看点、听汇报。二是要有针对性。调研选题要立足大局，紧扣财政支农中心工作，突出重点，不宜“面面俱到”；调研中要带着问题、带着思考，不能“泛泛而谈”。三是要尊重基层和农民的创造精神。真正做到“拜农民为师、视农民为先生”，不能先入为主，带着自己已有的观点去基层中“找论据”。四是要真正解决问题。不能满足于“调查调查、研究研究”。调研要有成果，不仅仅是几篇调研报告或论文，而且要对我们工作有帮助，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特别是在领导决策、完善政策、指导实践等过程中，能够起到重要依据或重要参考作用。
二、积极探索职能转变
各地要认真学习领会中央和部里的决策部署，全面贯彻“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的总体要求，重点围绕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事权、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等方面，积极探索，主动转变职能。
（一）探索财政支农职能转变必须明确“一个前提”、“一个必须”。“一个前提”就是，无论怎样探索职能转变，怎样界定政府与市场边界、怎样划分中央与地方支农事权，强农惠农富农的政策取向不能改变，政策力度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一个必须”就是，目前在农业农村发展中，一些领域、环节还很难按照完备市场条件下或发达国家那样，完全划清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的边界，职能转变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但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抓紧行动起来，坚定不移地积极探索，因为中央已经明确了改革任务、责任分工和完成时限，我们都有责任、有义务积极探索职能转变，努力朝着这个方向迈进。
（二）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在农业农村发展中的边界。作为政府支农的重要政策和主要抓手，财政支农工作要积极转变观念，调整完善职能，处理好与市场的关系。一是要增强市场的理念。要充分认识农业基础地位和薄弱的基础，不断强化“政策扶持”，同时要防止“大包大揽”。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对市场可以发挥调节作用的，财政要尽快地退出或尽量少干。只有让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各自归位后，才能改变目前财政支农工作中的“越位”与“缺位”问题，以有限的投入换来最大的效益。二是进一步明确政府的主要职责。要重点帮助解决一家一户干不了、不好干、不愿干的事情，弥补市场缺陷，同时，监督市场主体的不规范市场行为。比如，要大力支持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建设，支持农产品质量安全、生态保护等基础领域。此外，要积极为农民、农村社会组织、企业等市场主体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三）积极研究中央与地方支农事权划分。建立中央与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政体制，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财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做好这项改革的关键，是对事权进行合理划分。从财政支农工作来讲，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支农事权，有利于改变目前中央与地方权责相近的状况，有利于进一步落实支出责任，有利于落实绩效考核制度，提高工作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率。当然，事权划分的难度可想而知，有些方面，也不一定非得划分得清清楚楚、干干净净就好。从现实情况看，一方面，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中央精神，积极研究科学划分中央与地方支农事权的思路和方法。另一方面，要从实际出发，在一些重大支农事务或项目中探索建立责任明确的分级管理机制，切实发挥出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为进一步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支农事权，摸索经验，打好基础。同时，要积极探索审批权限下放，充分赋予地方政府应有的统筹安排资金项目的权利。
（四）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农民、农村社会组织、企业等市场主体应该是农业农村发展的主体。在其发展水平有限、投入能力不足的情况下，政府有责任给予必要的扶持，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代替其主体作用。这方面，财政在扶持理念、扶持方式上还有待改进，需要进一步调整、理顺和完善。一是要充分尊重农民在财政支农项目建设中的主体地位，积极吸收农民参与到相关项目的立项、决策、实施、验收等环节，千方百计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二是积极加大对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农村社会组织的支持力度，引导财政支农项目建设向其倾斜，培育形成一批优势农村社会组织；三是大胆解放思想，进一步拓宽财政支持龙头企业资金渠道，创新支持方式，科学运用多种手段，调动龙头企业的积极性；四是要加强与金融的合作，进一步创新完善财政扶持和金融支持方式，积极搭建平台，充分发挥财政支农政策对农村金融信贷的撬动作用，不断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五）正确处理好财政部门与主管部门关系。财政部门和农口主管部门是推进农业农村改革发展的有机整体，各个部门各有不同的职责，具有各自的优势。处理好部门之间的关系，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充分形成合力。一方面，要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在政策研究、政策落实、资金分配、项目管理、监管检查等方面，要主动加强与主管部门的沟通协调。同时，要讲究工作方式方法，多动脑筋，多出实招，在工作中充分尊重主管部门的意见，加强沟通，促进形成分工明确、责任清晰、相互配合的工作格局。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协作配合机制。抓紧建立完善重大支农决策协商机制、联席会议机制、信息通报和共享机制、支农资金联合监督检查机制等。在转变职能中，要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与主管部门形成合力，共同推进职能转变。
三、扎实做好重点工作
（一）切实做好支持春耕生产工作。各地要认真贯彻全国春季农业生产工作会议精神，严格按照要求，积极采取措施，加大支持力度，确保补助资金落实到位、春耕措施落实到田、工作责任落实到人，切实将国务院出台的春耕生产政策落到实处。同时，要抓紧落实其他扶持农业生产的政策措施，尽早分配下达资金，配合和督促主管部门做好相关项目实施工作，努力夺取今年夏粮好收成，为促进全年农业和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二）努力支持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生产。保障粮食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始终是财政支农工作的一项核心任务。其中，要重点抓好四个环节：一是积极落实完善涉农补贴政策。今年，在稳步增加补贴规模的基础上，我们将继续扩大农机购置补贴全价购机试点范围，已试点地区要进一步完善补贴资金管理措施，加快向全价购机过渡。同时，各地要切实加大县级财政部门在农机购置补贴资金使用管理、补贴对象和补贴产品及经销商确定等方面的监管力度，扎实推进乡镇财政所会同农机管理单位对农民实际购机情况进行核实，确保补贴资金落实到位。此外，要转变“撒芝麻盐”的补贴办法，新增补贴要向主产区和优势产区集中，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合作组织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倾斜，切实把补贴发到真正肯种地、能种地、会种地者手中，更好地发挥补贴对激励生产的引领和导向作用。二是全面加强农田水利建设。今年，要对第二批450个县三年建设成果及时进行验收，并建立滚动发展机制，实行奖励政策，对及时完成三年建设任务、管理规范、建设成效显著的前两批重点县，优先纳入第五批重点县支持范围。为此，各地要认真做好总结和验收的相关工作，进一步创新机制，规范管理，确保三年建设目标如期实现并切实发挥效益。同时，在继续支持东北四省区“节水增粮行动”的基础上，以重点县建设为平台，支持西北及华北部分地区规模化发展高效节水灌溉。进一步加大“五小水利”农村河塘清淤整治的力度，启动1―5万亩灌区配套改造示范工作。相关省份要按照中央要求，切实落实好相关政策，确保工程质量。此外，要继续认真落实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农田水利建设政策，强化和完善省级统筹措施，理顺和明确省级财政内部管理职责，切实管好用好这项来之不易的资金。三是大力支持农业科技推广应用。要重点围绕农业科技基础条件建设、农业科研运转与开发、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等方面，进一步增强农业生产科技贡献力，发挥农业科技对保障粮食和主要农产品供给的关键作用。四是促进加快优势特色产业发展步伐。要坚持集中投入，支持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要加大统筹整合力度，支持做大做强现代农业项目，推进政策、资金、技术的集成运用；要继续坚持创新，大力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支持培育农民合作组织、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要加强绩效评价，确保项目取得真正成效。
（三）大力支持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创新。这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也是财政支农的重点任务之一。特别是，要重点抓紧做好以下三件事：一是积极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2月初，部里印发了《关于支持农民合作组织发展促进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创新的意见》，明确了财政支持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工作要求。各地要以此为契机，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加快改革创新步伐，进一步落实完善各项保障机制。要着重解决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逐步扩大现代农业生产发展、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等资金项目由合作组织承担的规模，指导合作组织建立健全项目资金管护机制，着力提升合作组织在农业生产经营中的引领、带动、服务能力。二是推动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今年，部里将开展“农业生产全程化社会服务试点”工作，针对粮食主产区和农民急需社会服务的关键环节，给予一定补助。各有关省份也要根据当地主导产业发展需求，积极探索“以奖代补”、“购买服务”或支持服务组织降低服务收费等方式，鼓励和支持社会化服务主体，开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可以从病虫害统防统治、工厂化育供苗、水稻机插机收、玉米机收、烘干仓储等薄弱环节入手，切实提高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水平，确保农民直接受益、社会化服务组织加快发展。三是启动现代农业示范区奖励试点。今年，部里会同农业部选择部分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开展农业改革与建设试点。各有关省份也要积极支持，对投入整合力度大、创新举措实、合作组织发展好、主导产业提升和农民增收明显的地区给予重点支持、奖励。
（四）积极支持农林生态建设。农林生态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财政支持的重点领域。一是支持草原生态保护建设。在去年将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范围覆盖到国家确定的全部牧区半牧区县的基础上，今年，我们将全面开展补助奖励资金绩效评价，积极支持新纳入奖励实施范围的黑龙江等5个非主要牧区36个牧业县做好数据统计和禁牧、草畜平衡范围的划定等基础工作。有关省份要认真做好相关基础工作，进一步摸清草原生态、牧民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加大政策落实力度。二是支持林业生态保护建设。继续大力支持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等林业重点工程。有关省份要严格按照《关于切实做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一次性安置职工社会保险补贴政策落实工作的通知》要求，扎实开展相关工作，确保补贴资金落实到位。今年，中央财政提高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标准，将集体和个人所有部级公益林补偿标准，从10元/亩提高到15元/亩，各地也要进一步加大对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投入力度；今年，中央财政会同国家林业局将启动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试点工作，试点省份要切实承担起封禁保护区聘用管护人员的劳务费、监测评估和宣传经费等支出，确保试点工作顺利开展。三是支持水土保持和水资源保护。今年是《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建设工程2013―2017年规划》实施的第一年，工程范围从12个省份扩大到20个省份。为此，新纳入规划的省份要积极筹措资金，认真做好实施方案编制等工作，加快水土流失治理步伐。对于工程进度快、完成治理面积较多的省份，部里将在资金分配时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各地要通过水资源费等渠道，加大对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项目的支持力度，支持中央试点示范项目的实施，加强水资源节约、管理和保护。四是支持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各地要继续深入实施测土配方施肥补助工作，支持科学施肥技术普及推广，强化测土配方施肥“整建制”推进，扩大土壤有机质提升实施规模，逐步构建完善科学施肥技术体系。继续实施振兴奶业苜蓿发展行动，积极落实免疫、扑杀、无害化处理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措施，加快推进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不断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五）推动做好财政综合扶贫工作。进一步健全完善财政综合扶贫政策体系，加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投入力度，认真做好财政综合扶贫政策梳理、数据统计汇总等工作，充分发挥相关财政政策的综合扶贫效应。各地要牢固树立综合扶贫的理念，积极统筹整合相关资金，形成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的合理，特别是在安排相关资金时，要尽可能地向连片特困地区、贫困人口倾斜。要进一步突出专项扶贫资金使用重点，围绕增强贫困地区和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强化资金监督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此外，部里正在抓紧筹备设立贫困地区产业发展基金，今后，还将与连片特困地区相关省份合作成立子基金，各有关省份也要提前开展一些政策研究和项目储备工作。
（六）创新支农资金使用管理。今年，各级财政部门要认真贯彻财政规范化、科学化、信息化管理的要求，进一步加大创新力度，夯实管理基础，不断提高资金使用管理水平和效益。一是要深入推进涉农资金整合。各地要继续加大源头整合力度，从预算编制环节入手，在对现有涉农资金进行认真梳理的基础上，将性质和用途相近的资金进行归并和整合，尽可能减少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数目。要积极推进支农资金统筹使用，充分发挥现代农业发展、“菜篮子”生产、“节水增粮行动”、木本油料产业发展、财政综合扶贫等平台作用。围绕农业农村发展重点，有针对性地搭建新的平台，不断创新资金统筹使用机制。二是积极鼓励机制创新。创新是做好财政支农各项工作的永恒主题。随着农业农村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我们更要坚持创新驱动，围绕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积极探索，大胆实践，深入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内容形式创新、方法手段创新，推动财政支农工作与时俱进、健康发展。三是大力推进制度建设。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快制定、修订各项管理办法，促进提高制度办法的时效性、实用性、衔接性和系统性，建立健全科学合理、层次清晰、分工明确、覆盖全面的支农资金管理制度体系。四是积极加强信息化建设。各地要高度重视信息化在财政支农工作中的重要作用，立足工作实际，认真分析研究制约信息化发展的关键问题，配合信息部门设计出覆盖全面、反应快速、操作便捷的财政支农信息系统，加快财政支农信息化建设步伐。
同时，积极支持兵团、气象事业发展和南水北调工程建设，有关省要主动配合，积极支持做好相关工作。
四、注重提高工作效能
效能问题，与整个干部队伍的作风建设密不可分。今年，各级财政部门要以转变作风为契机，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提高工作效能。
（一）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首先，要增强工作的计划性和前瞻性，注重时效性。越是在工作量大、要求高的情况下，越是要重视工作的计划性、前瞻性和时效性，这是提高工作质量、效率的前提和有力保障。只有增强计划性，才能真正做到心中有数，化被动为主动，提升工作质量，提高工作效率和水平；第二，要进一步落实责任。牢固树立责任意识，爱岗敬业，立足岗位，尽职尽责，扎扎实实地将各项工作任务落实到位，不断提高工作的执行力；第三，要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好的机制往往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为此，要继续坚持和完善各项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同时，进一步加大创新力度，通过不断完善工作机制，提高工作质量和效率；第四，要及时开展政策评估。近年来，各级财政出台了不少新的政策措施。但无论哪项政策，在执行一段时间后都要及时开展评估，进行“回头看”，主要看其是否实现了预期目标、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预期目标、政策结果与政策投入之间关系是否合理等。
（二）加强预算管理。着重抓好两个环节。第一，加强预算执行管理。要在制度执行、机制创新上多下功夫，标本兼治，切实提高预算执行的及时性、均衡性、有效性和安全性。这几年，部里建立了资金预拨、提前下达等机制，各地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通过及时分解下达、提前做好前期准备、建立项目储备库等方式，不断提高预算执行管理水平。第二，强化预算绩效管理。中央财政现代农业、小农水、专项扶贫等多项资金已经建立了绩效评价机制，每年都对各地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评价，绩效评价结果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通报并纳入资金分配考虑因素。各地也要积极推进绩效管理工作，找准工作切入点、工作路径和重点任务，做到由浅入深，逐步推进，提高支农资金使用效益，确保资金用在刀刃上。
（三）加大监督检查。积极完善系统内信息对接和沟通机制，充分发挥驻各地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的监管作用和乡镇财政就地、就近实施监管的优势。充分发挥审计部门、社会中介机构以及新闻媒体、农民群众的监督作用，确保财政资金安全运行和有效使用。对挤占、挪用财政资金等违规违纪行为保持高压打击态势，不断加大处罚力度，绝不姑息迁就。
（四）加强宣传和信息交流。总结，是我们对过去工作进行回顾、分析并做出客观评价的有效方式。要通过总结，提炼经验做法，查找问题不足，促进形成长效机制。同时，切实注重做好宣传和信息交流工作，积极营造良好的氛围。
五、切实加强作风建设
加强作风建设，关系到能否密切联系农民群众，关系到能否为民理好财，关系到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各级财政部门要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狠抓作风建设，努力建设一支政治素质硬、工作作风实、业务水平高的干部队伍。
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篇5
谢旭人表示，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财政部将进一步加强和改善财政宏观调控，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着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积极财政政策 力促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2008年第四季度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党中央、国务院准确判断、果断决策，制定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一揽子计划，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导向，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谢旭人说，此次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政策力度前所未有，在加强总量调控的同时注重结构调整，并且坚持以人为本、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总的看，通过实施包括积极财政政策在内的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一揽子计划，有效地拉动了内需，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全面加强了教育、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建设，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夯实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基础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1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中央在全面分析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决策。谢旭人介绍了今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着力优化投资结构，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调整完善税收政策，促进企业发展和引导居民消费；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大力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谢旭人表示，今年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过程中，将更加注重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更加突出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加重视稳定价格总水平。财政部门将进一步加强对经济运行情况的监测分析，密切跟踪政策实施情况，适时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措施，强化财政政策与货币、产业政策的协调配合，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优先保障和改善民生
近年来，财政部门不断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大力支持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努力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好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
谈到财政对民生的支持，谢旭人说，财政部门牢固树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和公共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理念，既做大“蛋糕”，又分好“蛋糕”，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财政发展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十一五”时期，国家财政用于民生方面的投入大幅增加。全国公共财政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文化方面的支出达到4.45万亿元、1.49万亿元、3.33万亿元和5600亿元，分别比“十五”时期增长1.6倍、2.6倍、1.3倍和1.4倍；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累计近3万亿元，有力保障和改善了民生。
谢旭人表示，“十二五”时期财政部门将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增加“三农”、欠发达地区、社会事业、结构调整、科技创新等重点支出，促进民生改善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2011年，要在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础上，集中财力办几件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大事。如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大力支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投入力度，支持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等。
据预算报告显示，2011年中央财政用在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文化方面的支出安排合计10509.92亿元，增长18，1％。农业水利、交通运输和环境保护等支出也与民生密切相关，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大部分也将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民生支出合计将占中央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二左右。
加快深化财税改革
“十一五”时期，财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公共财政体系进一步健全，为更好地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提供了有力的体制保障。
谢旭人介绍了“十一五”时期财税体制改革取得的重大进展。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初步建立；政府预算体系框架基本形成；农业税全面取消，增值税转型改革全面实施，内外资企业税制全面统一，消费税制度继续完善，成品油税费改革顺利推进，资源税改革启动试点，地方税改革稳步推进，进一步规范了国家与企业和个人、中央与地方以及部门之间的分配关系。
谢旭人表示，“十二五”时期，将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积极构建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财税体制。要在合理界定事权基础上，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加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财力保障。完善预算编制和执行管理制度，提高预算完整性和透明度。改革和完善税收制度。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相应调减营业税等税收，合理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完善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和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政策。逐步建立健全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继续推进费改税，全面改革资源税，开征环境保护税，研究推进房地产税改革。逐步健全地方税体系，赋予省级政府适当税政管理权限。
积极推进预算公开
政府预算作为反映国家收支的“账本”，社会公众对此非常关注。谢旭人向记者表示，预算公开是公共财政的本质要求，是政务公开的一项重要内容。推进预算公开，有利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有利于促进依法理财、民主理财，提升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
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篇6
在推进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中，我们着重抓落实，在财政国库信息化管理和建立各部门绩效评价体系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广东省财政厅厅长 刘昆
就科学化精细化管理而言，有两个方面可以适当加强，一是财政监督问题，谈到绩效评价，财政监督还相对少一点；二是要加强基础支撑和数据支撑，如果没有基础数据，就很难去做精细化的管理。
上海市财政局局长 葛爱玲
在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方面，我们加大了财政国库集中支付改革的力度。大部分资金是财政直拨，一部分资金是授权直拨，小额资金是进入公务卡。因为改革力度比较大，所以相应的部门矛盾比较突出。在规划信息化管理方面，我们下发了一个指导意见，即专项资金必须向社会公开，2011年所有的部门预算必须公开。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厅长 苏道俨
一些政策和标准的制定确实应该科学化精细化，像津补贴的政策，不如按照原来的做法，拿级别工资。此外，广西现在推行的危房改造计划，包括经济适用房等政策，价格很低，县里面基本没有积极性，完成难度很大。
河北省财政用厅长 齐守印
上半年，河北省财政一手抓财政政策，一手抓科学化的管理，重点做了以下工作：
一是加强政策监督，密切关注财政紧急形势，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开展了一些针对性、前瞻性的政策研究。二是完善和调整财政体制，促进了区域协调发展。三是强化监督检查。我们确定今年为财政监督管理年，对一些重点和重大支出项目加强了监督检查。
湖南省财政厅厅长 李友志
结构性减税政策与加大支出的矛盾显现，建议财政部统筹协调财政政策和财政资金的调拨；希望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建议财政部推进地方财政改革，强化管理，提高政策制定的支持。当前改革重点之一是建立农业的服务支撑体系。
湖北省财政厅厅长 王文童
下半年，廉租房建设、政法经费保障、教师绩效工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投资配套压力等，将进一步加剧今年的财政支出压力。建议积极财政政策分步实施，政策制定既要考虑到当前支撑，也要考虑到可持续支撑。
海南省财政厅厅长 陈海波
海南省今年的目标是地方一般性预算收入增幅达到13％。今年新增财力主要用于改善民生，计划在未来5年投入452亿元，集中推进教育、就业、公共卫生及基本医疗体系建设、社会保障、住房保障、农民增收以及生态文明七大方面的工程建设。
北京市财政局局长 杨晓超
今年上半年，北京市财政收入持续负增长，整体收入形势严峻，但在投融资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下一步将研究中小企业再担保的一些措施，加大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力度。目前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导致一些地区发展过热，盲目追求速度和产值，希望管理部门适时释放相关政策的优化信号。
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篇7
对此，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3月31日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这并不意味着积极财政政策退出的信号。他说，今年的财政预算，从支出结构上是有一些调整，像基建投资预算减少了，但要看到医疗、社保等民生支出力度在加大。
“退出前提论”引发关注
周小川在美洲开发银行年会上公开表示政府考虑退出实施的刺激政策的前提。他同时还指出，退出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需要“先后有序”，“对于许多国家而言，财政刺激政策应最后退出。”
周小川此番表态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此前，诸多分析人士倾向于乐观地认为，我国经济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大。国泰君安宏观分析师王虎认为，今年前两个月，无论是出口还是投资增长都十分迅猛，有效缓解了市场对于经济复苏出现反复的担忧。
但是，随着央行行长“退出前提论”的表态，“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不大，则意味着刺激政策收紧的步伐或加快来临。
对此，刘尚希对记者表示，政策都是有惯性的，一旦实施就内在于经济之中了，不能轻言退出。“有些政策也不是想退就能退得了的。像货币政策，不可能一下子急刹车，就是想回也回不去。比如，有些项目搞了一半，刺激政策要退出，难道就都不搞了？”
目前，央行通过公开市场回笼资金的力度颇大，市场自然也担心货币政策就此开始收紧。不过，今年5月3日起将履新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特别顾问的中国央行副行长朱民日前在香港谈到货币政策时表示，央行在加息方面非常小心，“我们不希望影响到增长，还有其他的工具可以使用。”
加之日前召开的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一季度例会，对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措辞几无变化，短期内央行加息甚至是刺激政策淡出的可能性不大。
积极财政总量不减
还有引人关注的一点，就是财政政策。3月25日，财政部通过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布了经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2010年中央财政预算数据。其中关于中央本级支出预算的说明中，一般公共服务预算、公路铁路水路运输预算都大为减少，列明的原因都是一个：基本建设支出减少。
数据显示，公路水路运输预算数为49.03亿元，比2009年执行数减少9.41亿元，下降16.1%；铁路运输预算数为130.86亿元，比2009年执行数减少125.61亿元，下降49%。
今年，不仅仅是中央基建投资大幅减少，地方也是一样。在中央财政明列的专项转移支付中，交通运输预算数同样下降了25.2%。显然，这些预算减少的背后，正是从中央到地方公路、铁路、机场等基本建设支出的减少。
这在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肖耿看来，今年财政预算支出结构上的变化，正是体现出了积极财政政策服务于经济调结构的需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魏加宁在接受采访时也认为，积极财政不能完全压在投资上，财政重心转移，但总量还是只增没减。
市场机构对积极财政政策着力点的移位还是比较看好。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认为，新公布的政府财政预算减少基建投资，增加居民消费、住房、保障类支出，预算支出的结构性调整有利于减少中国经济中的投资比例，促进内需。
《投资者报》的观点是，专注于投资的财政刺激显然难以长久，但一旦这种刺激倾向于教育、医疗、保障、住房等民生领域，刺激政策退出的紧迫性相对变小，这对中国经济发展长久有利。我们认为，即使刺激政策需要退出，这种民生支出的力度也不能减，更不能退。
民生支出增长明显
“如果说去年积极财政政策主要体现在4万亿投资上的话，今年应该是体现在民生开支加大了。“刘尚希告诉记者。同时他认为，民生支出加大基建投资减少将是长期趋势。财政专家的观点，让人欣慰。
今年人大通过的财政赤字高达1.05万亿元，全国财政预算总支出为8.45万亿元，增长11.4%，其中中央财政支出46660亿元，增长幅度是6.3%。既然投资上预算大幅减少，那如此巨额的支出都增加到了哪些方面呢？
在中央对地方的一般性转移支付中，用于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的社会保障和就业转移支付预算数为1439.05亿元，增长19.7%；专项转移支付，教育预算增长19.2%，社会保障和就业预算增长11.9%（此项预算主要用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补助、优抚对象补助经费、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等），医疗卫生预算增长9%（此项主要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主要用于廉租住房保障、棚户区改造住房保障支出预算增长17.5%。
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篇8
与此同时,政府高官表示积极财政政策将逐步淡出。
那么,财政政策影响何在?能否顺利“淡出”?我们试图透过对财政政策的分析,理解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与改革进程。为此本报约请四位专家深入探讨。
专家们的论争是激烈的:上海财经大学丛树海教授认为,今年还不是“淡出”的理想时机,因为经济运行态势好转、民间投资启动、消费需求回升等基本条件尚未出现,而中国又面临巨大的就业和养老压力,因此维持财政投资的扩张力度是必要的;美国托列多大学张欣教授在总结美国的经验和日本的教训后更认为,债务不可怕,在当前大量银行储蓄和劳动力闲置情况下,扩张性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大胆地进入,以保持经济增长,减少资源浪费。
但是,复旦大学袁志刚教授批评说,这几年积极财政政策对市场机制的培育危害甚大,特别是金融改革滞后和国企改革滞后,导致私人投资不旺、社会消费疲软;上海财经大学蒋洪教授认为,巨额国债将形成新一批国有企业,为未来改革背上包袱,由于政府在开放投资领域、资产转让价格、国企退出等方面尚无多大进展,私人投资还远不能代替政府投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想“淡出”但还是很难“淡出”。
本期主要发表丛树海教授和袁志刚教授的观点;张欣教授和蒋洪教授的观点将在下期刊出。本次采访得到复旦大学刘社建博士、章元博士和徐伟博士的大力帮助,谨此致谢。
《21世纪》:前不久财政部项怀诚部长表示积极财政政策将逐步淡出。他提到积极财政政策有两个负面影响,一是长期使用国债的人觉得这个钱好花,形成对国债的依赖,二是国债的大量发行将为以后的通货膨胀种下祸根。
那么,目前中国要不要淡出积极财政政策?能否顺利淡出?丛教授是财政方面的专家,希望听到您的看法。
丛树海:今年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第五年,连续数年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其负面效应确实存在,特别是“潜在”的财政风险。
但我认为,对国债的依赖性问题,或国债使用过程中存在的浪费和效益不佳等现象,并不是财政政策本身的问题,而是由于中国财政支出决策机制、支出管理和财政法制化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所导致的,与财政政策本身关系不大。
中国是否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或者尽快“退出”积极财政政策?
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中国经济的问题确实不少,历史上,由于特定的人口政策、经济体制转型所造成的问题,是这些问题中更为重要的问题,换言之,今后几十年里我们将面临巨大的劳动就业压力和养老压力。
自1950~1970年代人口出生高峰所产生的人口增长压力,流到哪个环节哪个环节都可能出问题,像现在就业中的压力,除失业、待业、下岗等形式外,协保、买断、待退等变相失业形式的存在,以及农村在今后若干年内有超过一亿剩余劳动力需要消化等,都将对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和较高速度的增长提出客观要求。再如养老问题,养老金几十年没有积累,但这些历史欠账最终不论以何种形式都是要偿还的。
自1996年经济实现“软着陆”后,中国开始调整政策,拉动经济增长。我认为积极财政政策效果还是有的,包括今年发行的国债,5年累计发行国债6600亿。这些国债主要被用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因而具有战略意义,对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我认为,朱总理在今年人代会期间的评价是很恰当的,就是我们虽然有负债,但也给下一届政府留下了优良资产。投下去的几千亿国债,不仅自身对经济起到积极的扩张作用,而且对银行贷款和企业投资有拉动效应,不管拉动的确切效应如何,结果肯定是拉动了。所以,五年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不可否认,否则我们将看不到这几年GDp保持在7%~8%的增长速度。
问题在于,积极财政政策现在是否到了“淡出”的时候?实际上一年前项部长就曾谈到“淡出”问题。我倒认为去年提“淡出”的问题是有道理的,因为从整个经济运行态势看,1999年处于低谷,2000年开始回升,2001年继续回升。按正常情况看,以后还将继续保持回升的态势,所以当时探讨“淡出”的问题是比较好的时机。
但是,今年谈“淡出”的问题,其时机不如去年。原因在于,扩张性财政政策虽然必然存在一个“退出”问题,而“淡出”又是“退出”的一种较好的战略安排,但“退出”和“淡出”作为一种政策选择,如果暂不考虑财政本身的“承受能力”,它需要三个最基本的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整个经济运行态势要发生转变,即经济增长由低谷走出、出现拐点。中国经济在1999年到达谷底,2000年开始回升,如果2001年继续回升的话,就会逐步形成拐点,对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形成支持。
但是,现在我们需要重新验证经济运行的态势是否已再次处于谷底。2001年经济增长速度比上年重新减低的事实表(文秘站:)明,今明两年需要重新验证2000年经济运行的拐点是否真正出现和完成。
如果经济确实已经复苏,“淡出”积极财政政策是合适的,否则就要拭目以待。
第二个条件是积极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要有明显的拉动作用。这不仅是对私人配套投资的拉动,而且需要政府在政策上对私人投资起导向作用。我观察,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从数据看,这几年私人部门的投资波动很大,无法验证拉动私人投资的目标是否实现。现在如果停止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社会投资总量可能会更加起伏不定,甚至下降。
第三个条件是积极财政政策要能明显地启动消费。而实际情况是社会总消费仍显不足。预期消费的心理比较强,如子女教育、购房、养老等等,这些心理使得人们的安全感降低,所以即使增加他们的收入,他们也不大愿意消费,因为超前消费的风险比较大。只有消费预期改变了,消费行为才会发生变化,事实上,这也是八次降息作用不明显的基本原因。所以
,现在国债利率再低也是供不应求。从消费指数看,像零售商品价格指数、消费品价格指数等,目前只能说是有所好转,但仍徘徊在零左右,如果这个指数能够稳定在2%~3%的水平上就会比较理想。
所以,从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目标和所实现的程度看,今年不是选择其“淡出”的理想时机。
至于风险问题,例如人们现在谈论包括隐性债务在内的债务风险比较多。有关部门测算,社会保障总的欠账是2万亿(当然还存在统计口径的问题),如果财政要用25年时间来偿还的话,则每年需偿还800亿。我认为2万亿欠账并不可怕,因为800亿只占中国财政年收入的很小一部分。
从要求整个经济保持一定发展速度的特定国情看,以就业而言,现在有指标显示失业率在3%左右,这还只是登记失业率,若把各种形式的失业加起来将是一个不小的量,如果近期就“退出”积极财政政策的话,将可能导致更大量的失业。这显然会影响社会稳定。
所以我想,一方面今明两年还需继续保持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态势,以观其变,另一方面“退出”是迟早的事,但这个过程比我们预想的要长一些。
《21世纪》:有人却认为,正是由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才导致民间投资被挤压,而这正是财政政策失败的地方。那么,在您看来,国债的投向和使用方式应该如何,才能把民间投资拉动起来,达到更好的效果?
丛树海:积极财政政策本身不存在太大的问题,至于某些浪费现象是由管理机制不完善所造成的。国债的具体投向,我虽没有具体研究过,但我想投资基础设施这个大方向应该没有错。同时,公共投资主要投向基础设施的情况也说明公共支出的“挤出效应”并不明显。至于说对私人投资的带动效应不明显,这并非国债本身运用不合理造成的。
对私人投资的引导尚需其他政策的配套。比如将某些效益好的投资领域向私人投资者开放,放松管制,而不能只把效益差的领域留给私人来投资。另一方面,融资也要有松动。现在的政策对于民营企业融资比较严格,但民营企业只依靠自有资本进行投资肯定是不行的。此外,还需要有政府的管理服务和其他相配套的政策措施,否则私人投资的启动就将十分困难。
张欣:我同意对私人投资带动不够不是财政政策本身的问题而是管理机制的问题这个观点。我补充一个例子,像中国的私人投资环境就相当不好,如我有一个朋友要申办企业,其中15%是外资,但被各个政府部门踢来踢去,结果没办成,因为拥有15%的外资就不好定性了,它到底算外资企业呢还是算内资企业呢?所以,不仅要对私人开放投资领域,还要有融资政策的配套,否则他们就只有持币观望了。
《21世纪》:现在要求向私人资本开放基础设施领域的呼声很高,请问您的看法如何?
丛树海:适当开放是可以的,但没有必要彻底开放。例如上海也正在这样做,有许多道路逐步放开给私人资本来投资,实行Bot或Boo等方式。这个领域要在全国范围内放开,只要有有利可图的地方可以投资,就会有私人资本进来。再如教育社会化中的学生宿舍让私人来建造,这有什么不行呢?这样的投资回报虽要7~8年时间,但风险不大,私人应当愿意来投资。
《21世纪》:在刺激消费方面,您觉得财政政策还有哪些需要改善的地方吗?
丛树海: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对于狭义的消费的刺激作用不是很直接,它主要通过投资乘数来实现。目前,投资乘数并不理想,这主要是由于消费者持币不肯消费、消费倾向偏低造成的。这些消费者面临着看病、子女教育、养老、购房等问题,他们需要储蓄一笔钱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如果不解决他们这些问题,他们就不会大规模启动消费。这同时是要求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不仅要制定直接启动消费、扩大需求的政策措施,而且要十分关注一些“间接”性的政策。
启动消费与投资的关键
改革金融制度,培育市场机制
改革教育制度,开发人力
资源改革土地制度,让农民进城镇
《21世纪》:袁教授是宏观经济方面的专家,请您谈谈当前消费需求疲软的缘由以及您对积极财政政策的看法。
袁志刚:分析中国的宏观经济,需要简单回顾一下历史。积极财政政策不能一下子退出,原因就在于中国原来这么旺盛的需求现在没有了。
过去中国是短缺经济。短缺体现在消费和投资两方面。在计划体制下消费被压得非常低,这主要靠控制两个变量:一个是控制农产品价格,实行统购统销,农民只能维持基本生存,第二个是把工人工资压得很低。这样,工业领域的利润就很高,利润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而财政资源配置的机制又是非常简单,就是政府拨款投资,地方与企业纷纷力争政府拨款投资,这样就形成投资饥渴症,同时又由于消费者的需求很旺盛,于是国家通过发行票证来控制这种消费饥渴症。
但是,在改革以后,这两种饥渴症彻底改变了。
原因是居民消费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农村,实行承包制,放开农产品价格,使得在1980年代前期农民的收入有大幅度提高;在城市,通过企业改革,增加工资,放开奖金,使得城镇居民收入提高。其结果使得整个财富中有很大一部分藏富于民,居民收入提高,导致银行储蓄增加。
从供给看,由于居民收入增加,同时农业改革使农产品生产和供给能力增强,所以在1985年以前食品消费问题被彻底解决了。1985年以后则是城市居民补家用电器这一课。等这些课补完后,需要补住房、教育、通讯设备和汽车的课的时候,市场的障碍就显现出来了。
《21世纪》:您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弊端何在?
袁志刚:我认为在1996年之后,中国经济有一个关键问题没有解决,使得国家不得不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继续推动动力开始不足的经济增长。这个关键问题就是金融改革滞后与国企改革滞后。中国的金融市场没有培育好,就使得许多问题无法解决,惟一办法就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加以支撑。
总需求包括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净出口这四大块。拿消费来说,最大问题是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只发生在1985年以前,而1985年以后这个差距却有所扩大。
现在农民和部分城镇居民表现为最低收入人群,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是很低的。
最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很低,因为最低收入人群的未来风险最大,他们对购房、生病、就业、子女教育的预期使得他们不敢消费。同时,高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也不高,而且还有很大一部分消费是溢出到国外的,例如送子女到国外读书等。数量最大的城镇居民中产人群的收入水平并不很高,且他们的消费已经饱和,需要继续拓展的空间已经很小。现在人们真正想消费的是教育,但它却是卖方市场。
另外,现在消费不足也与中国的人口结构有关。我们假定40~60岁的人储蓄最多,那么该年龄段人口占整个国家人口的比重就标志着储蓄率的高低。从这一角度讲,由于1950~1960年代中国人口出生率最高,所以现在储蓄率也是最高的。所以,现在指望消费需求有大的转机是不可能的。
再拿投资来说,目前问题的关键在于金融改革滞后。前面讲到储蓄率很高,这些储蓄分布在银行存款、国债和股票这几个部分中,但它进入资本市场后,并没有启动真正的实业投资,这些珍贵的资源都被“消费”掉了。同时,许多国企通过股市圈到钱后并没有把它投到真正的实业项目,从而导致了股市的泡沫,圈来的钱又被“浪费”掉了。这就导致目前消费水平很低,储蓄率很高,但储蓄却不能转化为有效投资。结果,若要经济增长,只有靠政府来启动投资。
第三块是出口,表现还不错。但出口这一块的投资资金主要是外资。在加入wto后,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主要靠劳动力比较优势。但是,外资虽然很多,却启动不了国内我们自己的投资。出口虽多,但大多是外资企业生产的。
在这种宏观经济状况之下,由于金融改革滞后,再加上国企绩效不高,就没有办法拉动GDp增长。所以,要GDp增长就只有靠政府投资。对此我很担心。
1990年代是美国经济增长最好的10年,其关键原因是克林顿政府不断从经济领域退出,美国财政支出不断下降。现在美国人最担心的是布什政府利用反恐的名义加大政府干预力度,从而对市场机制产生不良的影响。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现在最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政府投资要投在什么地方,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这几年来市场机制建设滞后,主要体现在金融与国企改革滞后。这两项改革滞后就导致私人投资不旺,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的话,后患无穷。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财政政策不是喊口号就能“淡出”的。要“淡出”,要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真正根基在于改革金融、改革国企,否则经济增长对财政政策的依赖性还将继续下去。
还有就是要迅速改变目前“两元经济结构”。首先是土地制度改革,现在的土地制度不能使农民实现规模经营。若能实现规模经营,则会有大量劳动力释放出来,使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工厂。所以,农民一定要走到城里去,而且东部沿海城市要向中西部有梯度地实现产业转移。这样,中西部地区也像东部一样会出现许多制造业中心。
但是,如果没有金融市场去推动,如果只有政府投资而没有市场机制引导的投资,这些“中心”也都会死掉。因为只有微观层面的企业效率提高了,经济增长才是最健康的,没有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经济增长迟早是要掉下来的,健康与持续的经济增长最终还必须要靠私人投资来推动。
所以,“淡出”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淡出”。如果金融改革、国企改革不搞好,农民收入不能提高,城镇居民的消费不上去,就会有很多困难。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再加上金融市场对私人投资的引导,国外资本利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看好国内市场,这样,中国经济逐渐转型,最后就有希望成为世界工厂。
《21世纪》:要改变“二元经济结构”,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袁志刚:土地制度改革最重要,另外基础设施建设也很重要。所以,我们不能说积极财政政策没有正面作用,财政投资肯定做了很多事情,只不过这几年金融改革没有搞好,而财政政策的实施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和对市场机制的损害又非常厉害。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教育以及整个中西部的人力资本开发。如果农业能实现土地兼并,最大的问题是就业如何解决。最理想的办法是搞大农业,那么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大量产业要增加,如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各种准备、品种改良、加工、包装、运输、销售、广告等等。
像美国农业,农业人口看起来只有2%,但为农业产前产后服务的人口非常多,要占17%多。但这种情况不是一下子就能实现的,它需要教育、需要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
显然,中国的教育改革搞得不好。与启动国内消费相反,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把子女送到国外去读书,出国求学的年龄越来越低,这种大量的投入都流失到了国外,非常浪费。换一种思路,像上海、北京能不能办些好点的学校,把这部分人的消费留在国内?无论是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讲还是从人才需求的增长速度来讲,这些事情益处极大,也不难做到,但我们却做不了,这显然是教育体制方面存在极大问题。
所以,积极财政政策应该淡出,但问题是如何淡出。
积极财政政策“淡不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的论争
自1998年中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5年累计发行国债6600亿。但理论界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政府的债务过大,除国债、外债外,还包括各种“隐性”债务,像基层财政欠账、银行坏账、社保欠账等,将对国民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涉及国债项目的腐败劣迹也始显报端。
与此同时,政府高官表示积极财政政策将逐步淡出。
那么,财政政策影响何在?能否顺利“淡出”?我们试图透过对财政政策的分析,理解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与改革进程。为此本报约请四位专家深入探讨。
专家们的论争是激烈的:上海财经大学丛树海教授认为,今年还不是“淡出”的理想时机,因为经济运行态势好转、民间投资启动、消费需求回升等基本条件尚未出现,而中国又面临巨大的就业和养老压力,因此维持财政投资的扩张力度是必要的;美国托列多大学张欣教授在总结美国的经验和日本的教训后更认为,债务不可怕,在当前大量银行储蓄和劳动力闲置情况下,扩张性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大胆地进入,以保持经济增长,减少资源浪费。
但是,复旦大学袁志刚教授批评说,这几年积极财政政策对市场机制的培育危害甚大,特别是金融改革滞后和国企改革滞后,导致私人投资不旺、社会消费疲软;上海财经大学蒋洪教授认为,巨额国债将形成新一批国有企业,为未来改革背上包袱,由于政府在开放投资领域、资产转让价格、国企退出等方面尚无多大进展,私人投资还远不能代替政府投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想“淡出”但还是很难“淡出”。
本期主要发表丛树海教授和袁志刚教授的观点;张欣教授和蒋洪教授的观点将在下期刊出。本次采访得到复旦大学刘社建博士、章元博士和徐伟博士的大力帮助,谨此致谢。
《21世纪》:前不久财政部项怀诚部长表示积极财政政策将逐步淡出。他提到积极财政政策有两个负面影响,一是长期使用国债的人觉得这个钱好花,形成对国债的依赖,二是国债的大量发行将为以后的通货膨胀种下祸根。
那么,目前中国要不要淡出积极财政政策?能否顺利淡出?丛教授是财政方面的专家,希望听到您的看法。
丛树海:今年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第五年,连续数年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其负面效应确实存在,特别是“潜在”的财政风险。
但我认为,对国债的依赖性问题,或国债使用过程中存在的浪费和效益不佳等现象,并不是财政政策本身的问题,而是由于中国财政支出决策机制、支出管理和财政法制化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所导致的,与财政政策本身关系不大。
中国是否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或者尽快“退出”积极财政政策?
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中国经济的问题确实不少,历史上,由于特定的人口政策、经济体制转型所造成的问题,是这些问题中更为重要的问题,换言之,今后几十年里我们将面临巨大的劳动就业压力和养老压力。
自1950~1970年代人口出生高峰所产生的人口增长压力,流到哪个环节哪个环节都可能出问题,像现在就业中的压力,除失业、待业、下岗等形式外,协保、买断、待退等变相失业形式的存在,以及农村在今后若干年内有超过一亿剩余劳动力需要消化等,都将对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和较高速度的增长提出客观要求。再如养老问题,养老金几十年没有积累,但这些历史欠账最终不论以何种形式都是要偿还的。
自1996年经济实现“软着陆”后,中国开始调整政策,拉动经济增长。我认为积极财政政策效果还是有的,包括今年发行的国债,5年累计发行国债6600亿。这些国债主要被用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因而具有战略意义,对国民经济的长期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我认为,朱总理在今年人代会期间的评价是很恰当的,就是我们虽然有负债,但也给下一届政府留下了优良资产。投下去的几千亿国债,不仅自身对经济起到积极的扩张作用,而且对银行贷款和企业投资有拉动效应,不管拉动的确切效应如何,结果肯定是拉动了。所以,五年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不可否认,否则我们将看不到这几年GDp保持在7%~8%的增长速度。
问题在于,积极财政政策现在是否到了“淡出”的时候?实际上一年前项部长就曾谈到“淡出”问题。我倒认为去年提“淡出”的问题是有道理的,因为从整个经济运行态势看,1999年处于低谷,2000年开始回升,2001年继续回升。按正常情况看,以后还将继续保持回升的态势,所以当时探讨“淡出”的问题是比较好的时机。
但是,今年谈“淡出”的问题,其时机不如去年。原因在于,扩张性财政政策虽然必然存在一个“退出”问题,而“淡出”又是“退出”的一种较好的战略安排,但“退出”和“淡出”作为一种政策选择,如果暂不考虑财政本身的“承受能力”,它需要三个最基本的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整个经济运行态势要发生转变,即经济增长由低谷走出、出现拐点。中国经济在1999年到达谷底,2000年开始回升,如果2001年继续回升的话,就会逐步形成拐点,对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形成支持。
但是,现在我们需要重新验证经济运行的态势是否已再次处于谷底。2001年经济增长速度比上年重新减低的事实表明,今明两年需要重新验证2000年经济运行的拐点是否真正出现和完成。
如果经济确实已经复苏,“淡出”积极财政政策是合适的,否则就要拭目以待。
第二个条件是积极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要有明显的拉动作用。这不仅是对私人配套投资的拉动,而且需要政府在政策上对私人投资起导向作用。我观察,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从数据看,这几年私人部门的投资波动很大,无法验证拉动私人投资的目标是否实现。现在如果停止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社会投资总量可能会更加起伏不定,甚至下降。
第三个条件是积极财政政策要能明显地启动消费。而实际情况是社会总消费仍显不足。预期消费的心理比较强,如子女教育、购房、养老等等,这些心理使得人们的安全感降低,所以即使增加他们的收入,他们也不大愿意消费,因为超前消费的风险比较大。只有消费预期改变了,消费行为才会发生变化,事实上,这也是八次降息作用不明显的基本原因。所以,现在国债利率再低也是供不应求。从消费指数看,像零售商品价格指数、消费品价格指数等,目前只能说是有所好转,但仍徘徊在零左右,如果这个指数能够稳定在2%~3%的水平上就会比较理想。
所以,从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目标和所实现的程度看,今年不是选择其“淡出”的理想时机。
至于风险问题,例如人们现在谈论包括隐性债务在内的债务风险比较多。有关部门测算,社会保障总的欠账是2万亿(当然还存在统计口径的问题),如果财政要用25年时间来偿还的话,则每年需偿还800亿。我认为2万亿欠账并不可怕,因为800亿只占中国财政年收入的很小一部分。
从要求整个经济保持一定发展速度的特定国情看,以就业而言,现在有指标显示失业率在3%左右,这还只是登记失业率,若把各种形式的失业加起来将是一个不小的量,如果近期就“退出”积极财政政策的话,将可能导致更大量的失业。这显然会影响社会稳定。
所以我想,一方面今明两年还需继续保持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态势,以观其变,另一方面“退出”是迟早的事,但这个过程比我们预想的要长一些。
《21世纪》:有人却认为,正是由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才导致民间投资被挤压,而这正是财政政策失败的地方。那么,在您看来,国债的投向和使用方式应该如何,才能把民间投资拉动起来,达到更好的效果?
丛树海:积极财政政策本身不存在太大的问题,至于某些浪费现象是由管理机制不完善所造成的。国债的具体投向,我虽没有具体研究过,但我想投资基础设施这个大方向应该没有错。同时,公共投资主要投向基础设施的情况也说明公共支出的“挤出效应”并不明显。至于说对私人投资的带动效应不明显,这并非国债本身运用不合理造成的。
对私人投资的引导尚需其他政策的配套。比如将某些效益好的投资领域向私人投资者开放,放松管制,而不能只把效益差的领域留给私人来投资。另一方面,融资也要有松动。现在的政策对于民营企业融资比较严格,但民营企业只依靠自有资本进行投资肯定是不行的。此外,还需要有政府的管理服务和其他相配套的政策措施,否则私人投资的启动就将十分困难。
张欣:我同意对私人投资带动不够不是财政政策本身的问题而是管理机制的问题这个观点。我补充一个例子,像中国的私人投资环境就相当不好,如我有一个朋友要申办企业,其中15%是外资,但被各个政府部门踢来踢去,结果没办成,因为拥有15%的外资就不好定性了,它到底算外资企业呢还是算内资企业呢?所以,不仅要对私人开放投资领域,还要有融资政策的配套,否则他们就只有持币观望了。
《21世纪》:现在要求向私人资本开放基础设施领域的呼声很高,请问您的看法如何?
丛树海:适当开放是可以的,但没有必要彻底开放。例如上海也正在这样做,有许多道路逐步放开给私人资本来投资,实行Bot或Boo等方式。这个领域要在全国范围内放开,只要有有利可图的地方可以投资,就会有私人资本进来。再如教育社会化中的学生宿舍让私人来建造,这有什么不行呢?这样的投资回报虽要7~8年时间,但风险不大,私人应当愿意来投资。
《21世纪》:在刺激消费方面,您觉得财政政策还有哪些需要改善的地方吗?
丛树海: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对于狭义的消费的刺激作用不是很直接,它主要通过投资乘数来实现。目前,投资乘数并不理想,这主要是由于消费者持币不肯消费、消费倾向偏低造成的。这些消费者面临着看病、子女教育、养老、购房等问题,他们需要储蓄一笔钱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如果不解决他们这些问题,他们就不会大规模启动消费。这同时是要求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不仅要制定直接启动消费、扩大需求的政策措施,而且要十分关注一些“间接”性的政策。
启动消费与投资的关键
改革金融制度,培育市场机制
改革教育制度,开发人力
资源改革土地制度,让农民进城镇
《21世纪》:袁教授是宏观经济方面的专家,请您谈谈当前消费需求疲软的缘由以及您对积极财政政策的看法。
袁志刚:分析中国的宏观经济,需要简单回顾一下历史。积极财政政策不能一下子退出,原因就在于中国原来这么旺盛的需求现在没有了。
过去中国是短缺经济。短缺体现在消费和投资两方面。在计划体制下消费被压得非常低,这主要靠控制两个变量:一个是控制农产品价格,实行统购统销,农民只能维持基本生存,第二个是把工人工资压得很低。这样,工业领域的利润就很高,利润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而财政资源配置的机制又是非常简单,就是政府拨款投资,地方与企业纷纷力争政府拨款投资,这样就形成投资饥渴症,同时又由于消费者的需求很旺盛,于是国家通过发行票证来控制这种消费饥渴症。
但是,在改革以后,这两种饥渴症彻底改变了。
原因是居民消费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农村,实行承包制,放开农产品价格,使得在1980年代前期农民的收入有大幅度提高;在城市,通过企业改革,增加工资,放开奖金,使得城镇居民收入提高。其结果使得整个财富中有很大一部分藏富于民,居民收入提高,导致银行储蓄增加。
从供给看,由于居民收入增加,同时农业改革使农产品生产和供给能力增强,所以在1985年以前食品消费问题被彻底解决了。1985年以后则是城市居民补家用电器这一课。等这些课补完后,需要补住房、教育、通讯设备和汽车的课的时候,市场的障碍就显现出来了。
《21世纪》:您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弊端何在?
袁志刚:我认为在1996年之后,中国经济有一个关键问题没有解决,使得国家不得不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继续推动动力开始不足的经济增长。这个关键问题就是金融改革滞后与国企改革滞后。中国的金融市场没有培育好,就使得许多问题无法解决,惟一办法就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来加以支撑。
总需求包括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净出口这四大块。拿消费来说,最大问题是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农民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只发生在1985年以前,而1985年以后这个差距却有所扩大。
现在农民和部分城镇居民表现为最低收入人群,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是很低的。
最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很低,因为最低收入人群的未来风险最大,他们对购房、生病、就业、子女教育的预期使得他们不敢消费。同时,高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也不高,而且还有很大一部分消费是溢出到国外的,例如送子女到国外读书等。数量最大的城镇居民中产人群的收入水平并不很高,且他们的消费已经饱和,需要继续拓展的空间已经很小。现在人们真正想消费的是教育,但它却是卖方市场。
另外,现在消费不足也与中国的人口结构有关。我们假定40~60岁的人储蓄最多,那么该年龄段人口占整个国家人口的比重就标志着储蓄率的高低。从这一角度讲,由于1950~1960年代中国人口出生率最高,所以现在储蓄率也是最高的。所以,现在指望消费需求有大的转机是不可能的。
再拿投资来说,目前问题的关键在于金融改革滞后。前面讲到储蓄率很高,这些储蓄分布在银行存款、国债和股票这几个部分中,但它进入资本市场后,并没有启动真正的实业投资,这些珍贵的资源都被“消费”掉了。同时,许多国企通过股市圈到钱后并没有把它投到真正的实业项目,从而导致了股市的泡沫,圈来的钱又被“浪费”掉了。这就导致目前消费水平很低,储蓄率很高,但储蓄却不能转化为有效投资。结果,若要经济增长,只有靠政府来启动投资。
第三块是出口,表现还不错。但出口这一块的投资资金主要是外资。在加入wto后,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主要靠劳动力比较优势。但是,外资虽然很多,却启动不了国内我们自己的投资。出口虽多,但大多是外资企业生产的。
在这种宏观经济状况之下,由于金融改革滞后,再加上国企绩效不高,就没有办法拉动GDp增长。所以,要GDp增长就只有靠政府投资。对此我很担心。
1990年代是美国经济增长最好的10年,其关键原因是克林顿政府不断从经济领域退出,美国财政支出不断下降。现在美国人最担心的是布什政府利用反恐的名义加大政府干预力度,从而对市场机制产生不良的影响。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现在最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政府投资要投在什么地方,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这几年来市场机制建设滞后,主要体现在金融与国企改革滞后。这两项改革滞后就导致私人投资不旺,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的话,后患无穷。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财政政策不是喊口号就能“淡出”的。要“淡出”,要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真正根基在于改革金融、改革国企,否则经济增长对财政政策的依赖性还将继续下去。
还有就是要迅速改变目前“两元经济结构”。首先是土地制度改革,现在的土地制度不能使农民实现规模经营。若能实现规模经营,则会有大量劳动力释放出来,使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工厂。所以,农民一定要走到城里去,而且东部沿海城市要向中西部有梯度地实现产业转移。这样,中西部地区也像东部一样会出现许多制造业中心。
但是,如果没有金融市场去推动,如果只有政府投资而没有市场机制引导的投资,这些“中心”也都会死掉。因为只有微观层面的企业效率提高了,经济增长才是最健康的,没有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经济增长迟早是要掉下来的,健康与持续的经济增长最终还必须要靠私人投资来推动。
所以,“淡出”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淡出”。如果金融改革、国企改革不搞好,农民收入不能提高,城镇居民的消费不上去,就会有很多困难。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了,再加上金融市场对私人投资的引导,国外资本利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看好国内市场,这样,中国经济逐渐转型,最后就有希望成为世界工厂。
《21世纪》:要改变“二元经济结构”,您认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袁志刚:土地制度改革最重要,另外基础设施建设也很重要。所以,我们不能说积极财政政策没有正面作用,财政投资肯定做了很多事情,只不过这几年金融改革没有搞好,而财政政策的实施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和对市场机制的损害又非常厉害。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教育以及整个中西部的人力资本开发。如果农业能实现土地兼并,最大的问题是就业如何解决。最理想的办法是搞大农业,那么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大量产业要增加,如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各种准备、品种改良、加工、包装、运输、销售、广告等等。
像美国农业,农业人口看起来只有2%,但为农业产前产后服务的人口非常多,要占17%多。但这种情况不是一下子就能实现的,它需要教育、需要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
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篇9
一、为什么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减弱
刘国光说，去年我国面对国际金融形势动荡、国内经济形势走势变化和市场化所引起的消费需求不足，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方针，在适当的货币政策配合下，着力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这对于去年下半年经济增长回落的扭转和推动今年上半年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乞今，国家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所启动的主要是政府的公共投资和一些相关的投资品产业，而对真正的非政府社会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则不很明显。内需不足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负增长的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失业下岗情况仍在发展。刘国光指出，过去我国中央政府在经济低谷时采取财政投资来启动经济是很灵验的，很快就能把地方和部门企业的投资及居民消费需求带动起来。那么，为什么这一次增加政府投资对于启动社会总需求的效应不如过去那样明显呢？
刘国光认为，从投资需求看，经过20年的体制改革，我国投资主体趋于多元化，投资行为趋于市场化，投资风险机制逐渐强化，企业、银行的财务约束逐渐硬化。所有的这一切，使中央政府的投资决策不能够象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容易启动地方部门和企业的投资行为，再加上当前供大于求，最终需求拉动不足以及逐渐走低的市场形势，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收入预期和投资意愿，导致社会投资启动缓慢。
从消费需求看，经过20年的改革，我国居民从过去被动的配给对象转变为自主的消费者，居民消费行为逐渐理性化。在传统的低收入、低消费的观念仍然主导着经济决策的条件下，随着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原有的实物性、集团性、福利性消费逐渐减少，原有体制内居民自主性支出逐渐增加，而货币性收入却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相应同步提高，减收增支的预期、下岗失业的上升、收入差距的拉大都导致了居民可支配收入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边际储蓄倾向上升。由于现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触及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消费需求也不可能对扩大内需的客观调控作出迅速反应。
因此，刘国光说，由于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机制上的变化，政府财政公共投资的乘数效应有所减弱，再加上供给方面的激励机制和对企业家的激励机制迟迟未能形成，国有企业一般缺乏必要创新的动力，供给结构不能迅速调整，以适应新的需求格局，这更加限制了现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社会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实际效果。
二、要不要继续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
刘国光提出，在目前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相对于政府投资来说启动比较缓慢的情况下，强调直接鼓励民间投资和消费并增加金融支持的力度，这是很正确和必要的。刘国光进一步说，今年的经济工作在这些方面已经安排了不少的积极措施。一季度以来，货币供应量增幅比上年同期明显上升，但是这些都是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作用的同时进行的。去年预计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国债拔款1000亿元和银行贷款1000亿元，没有用完的部分今年上半年仍在支用，并且增发了国债用于增加今年的赤字预算投资。那么，从今年上半年起，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不是将不再作为启动经济的主要支撑政策呢？对此，刘国光认为，这样的判断现在还早了一点儿。他说，首先，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社会投资的主要制约因素一是资金，二是市场。目前问题更大的是市场不振，居民的最终消费需求不足。目前，中央提出来的启动居民消费的招数很多，但大多数不能立杆见影。就拿当前人们议论最多的消费信贷来说，这一直是促进消费的一个好办法，从长期来看也是一个发展的方向。然而从近期看，遇到了居民消费观念的障碍，所以消费信贷增长的步伐并不尽如人意，在居民最终消费需求和社会投资还未有效启动成功之前，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显然还不能放弃。
其次，去年由积极的财政政策开启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项目，工期长、规模大，需要继续投资才能够坚持，近期项目建成以后，还要有后续项国接替，这样才能保持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相适合，否则就会发生建设投资断层现象，造成损失，影响经济增长波动幅度。这就要求我们继续注入必要的政府投资，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再有，政府投资乘数效应的减弱，并不意味着政策失灵、失效，这里有一个实施的问题。去年2月份国债和银行贷款实际到10月份才真正到位，有相当大一部分转在今年一季度使用，其带动经济增幅回升的效应已经显现，只要力度、时间适当，形成中不发生断层的现象，那么推动经济增长后续作用的增强是不容忽视的。
基于以上的认识，刘国光指出，在直接启动民间投资和消费的措施还没有发挥足够有效作用以前以及在出口的需求不振局面还没有扭转的情况下，为了实现必要的经济增长幅度，今年下半年以及明年上半年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十分必要的。
三、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社会民间投资关系的问题
刘国光说，1998年宏观调控的实践证明，单纯依靠政府投资未能很快启动非政府的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贫。这其中有前面所讲的乘数效应减弱的问题，也有财政支出和投资本身的导向及结构问题。去年以来，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安排中，一般比较偏重于资本密集、规模较大并且由政府全资包揽的重点建设项目，而对于劳动密集型、中小规模以及其他社会民间资本参与的生产建设项目则比较少地考虑。以上种种原因，再加上金融体制和信贷政策的运用上存在的问题，导致了去年以来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难以取得迅速带动民间投资和消费的倾向。因此，刘国光表示，今后如果进一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支出，需要考虑调整财政支出的结构和政府投资的方向，放开投资领域和市场准入的门槛，使之有利于民间投资和消费的启动。
四、摆脱低工资、低收入、低消费的传统观念束缚，大力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启动最终消费
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篇10
这份中国经济的“春季报”带来了一丝回暖的春意，也传递出经济寒流依然没有根本减退的客观事实。从中央到地方，从宏观经济监测部门的政府官员，到经济学界的专家学者，再到参与市场操作的金融机构，无不密切关注这份“亦暖亦寒”的报告。
或许，在一切尚未明朗之前，对于数据的细致解读，对当前经济脉搏的静心聆听，对当前及未来调控举措的反复推敲，都有助于我们对经济发展的前景多一些思考。
亮点传达积极变化
公布的一揽子宏观经济数据，虽然增幅相比上年大多明显下降，部分数据还是负增长，但其中也不乏鼓舞人心的亮点。
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6574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1%，比上年同期回落4.5个百分点。对于GDp的这一增速，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晓超表示，一季度GDp增长6.1%，是在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加深蔓延、发达国家经济衰退进一步加深、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明显减缓的形势下取得的，很不容易。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也表示，虽然纵向上比较增速放慢明显，但作横向比较就会发现，中国一季度的经济表现已相当不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则更为乐观，他指出，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上升、发电量降幅放缓，这些先行指标都反映出经济最困难的那段时间可能已经过去。
事实上，这份“中国经济春季报”称不上好看，但一个个亮点中也传递着经济有所回暖的信息。
从宏观经济的“三驾马车”来看，消费和投资较为平稳，唯有外贸出口表现不佳。
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8129亿元，同比增长28.8%。与上年同期相比，加快4.2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点出了一季度投资的几大特点：一是基础设施投资加大，二是新开工项目增加，一季度全年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了87.7%，这是前所未有的。他认为，新开工项目增加意味着下一步在建和续建的项目会增加，表明经济增长有后劲。三是投资增加的结构在改善。一季度中西部投资增长明显快于东部，东部地区城镇投资增长19.8%，中部地区增长34.3%，西部地区增长46.1%。
再看消费，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398亿元，同比增长15%，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15.9%，同比加快3.6个百分点，比上年全年加快1.1个百分点。尤其是汽车消费，3月份小汽车销量达33.2万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姚景源判断，经济下行的趋势初步得到遏制。以工业为例，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1%，虽然增幅比上年同期大幅回落了11.3个百分点，但从各月数据来看，的确有收窄迹象。1-2月份增长3.8%，3月份当月增长是8.3%，基本回到了去年10月份的增幅水平。
经济反弹还是反转？
经济指标中隐约见到的积极变化，是否说明我国经济已经企稳反转？对此，大多数专家表示仍要进一步观察。
姚景源说，经济下滑态势只是初步得到遏制，目前的良好开端要巩固下来，需要更多努力。还是以工业数据为例，工业增加值增长5.1%，只相当于我们正常年份的三分之一，说明企业运行情况还不稳定。另外，前两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37.3%，形势还是严峻的。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干春晖对未来我国经济走势谨慎乐观。他认为，在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中，虽然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等指标运行出现了积极变化，但大部分经济指标仍处在下降通道中。
经济学家王一江教授指出，一季度数据中最“出挑”的显然是投资数据，而这一块恰恰是主要依靠国家大力投入拉动的。他同时指出，不确定性在于，政府投资是否能进一步带动民间投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需要进一步观察。
海通证券分析师认为，受经济刺激政策的影响，我国实体经济虽显现反弹迹象，但我国经济反转还有待时日。
首先，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直接挑战，是持久性需求结构变化。从目前来看，尽管为“扩内需”，政府已推出多项举措，但我国多年来一直存在国内消费率过低的结构失衡问题，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改观。
其次，从实体经济运行来看，无论是固定资产投资的细分数据，还是工业增加值的细分数据，都表明“松货币”的效果目前主要表现在政府投资的相关领域，即政府支持项目和大中型国有企业项目占主导。需求总体仍不旺的情况下，“松货币”对经济刺激效应相对有限。
最后，未来中国经济何时能出现根本好转，还要看全球经济何时能走出低谷。
申银万国宏观经济分析师李慧勇认为，伴随着经济复苏，作为实体经济主体的企业，其效益会逐渐好转。这种好转将经历“有量无利”和“有量有利”两个阶段。从目前来看，一季度种种数据均显示，企业仍处于“无量无利”阶段。
“保八”目标能否实现
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今年GDp增长目标定为8%，那么这一全年经济目标能否实现？
姚景源表示，“保八”确实难度非常大，但有条件、有能力。在他看来，与发达国家相比的差距空间就是一种机会。他指出，以往只要经济一热，我国的煤电油运就会吃紧，说明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这一空间是目前阶段拉动投资的机会所在。
干春晖则认为，要实现“保八”的增长目标，任务艰巨。而联合国有关机构的《亚洲及太平洋2009年经济和社会概览》也预期，2009年中国经济将实现7.5%的增长率。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此前出席第五届中国金融(专家)年会时表示，GDp“保八”的增长目标，是建立在出口增长8%的基础上。由于外部环境制约，今年出口增速不可能达到年初制定的“8%”。因此，今年能否实现“保八”目标，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扩大内需”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拉动社会投资、银行贷款，最终促使消费增长。
但有不少经济学家提出，相比于“保八”这个目标本身，当前致力于“保八”的各项措施的方向正确、效应持续，这更为重要。针对短期的经济刺激政策，不能与长期的经济调整目标相脱节，方向应该一致。
姚景源表示，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力量必须转到内需上去，这也是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他指出，当前世界经济萎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出口面临严峻形势，我们确实希望世界经济转好，但绝不能把中国经济未来持续增长的希望都押宝在外部需求上。要战胜眼前这场危机，无论是近期保增长的目标，还是长期科学发展的方向，都必须转到扩大内需上面。按照科学发展的要求，通过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真正唤醒中国的内需，只有把工夫用到这一方面，才是真正在此次危机中抓住了转变发展方式的宝贵机遇。
同样，干春晖认为，目前正在付诸实践的积极财政政策，从长远来看，也将逐步改变国内消费率过低的尴尬局面。如新出台的医改方案，8000多亿元资金将用来提高医疗保障水平，旨在用3年时间达到基本医疗保障制度覆盖全民的目标；又如，今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三农”支出增长20.2%，社保等民生支出增长29.4%。越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政府越是在“逆周期”地加大促就业、保民生的财政支出力度，等等。而在逐步完善保障体系后，个人收入的增长，才会真正转变为内需。虽然，当前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在一个特定的经济环境中，但政策的长远效应，更值得肯定。
在王一江看来，“保八”的目标能否实现并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找到中国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他认为，应该把大量资源、资金投向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降低他们的运营成本，改善企业生存环境。他强调，发展中小企业是搞活中国经济、解决就业问题的长远之策，因为中小企业对于就业的吸纳能力甚至超过大项目。
过度财政扩张或应淡化
一季度宏观经济数据的出台向市场释放出了“回暖”的信号，ppi、Cpi指数的企稳、工业增长速度在季度内实现反转、信贷数据的持续宽松都预示着中国经济仍有能力在普遍衰退的2009年保持8%以上的增长。
在普遍看好中，还是有观点表达了对信贷扩张带来的流动性过剩的担忧。但信贷扩张相比，积极财政政策或许更应该引起关注。
信贷作为经济过热的基础，它的影响是间接的。在经济形势不明的情况下，银行的惜贷和企业的收缩都能影响到信贷扩张的刺激效果。可以看到，当一部分争论集中于信贷扩张导致经济过热的同时，另外一部分观点对信贷资金的使用效率表示了同样的担忧。
财政政策的效果与信贷扩张相比更为直接，它代表着真实的基建项目的上马和政府采购的增加。它的作用效果在一段时间内具有相对刚性，因为大量因积极财政政策而起的项目并不会在短期内完成，后续的资金投入要求使得积极财政政策即使在转向之后仍然会存在一个的政策滞后。
财政政策不仅在资金投入上存在惯性，与其相关的制度惯性使得其转向面临更多的困难。作为积极财政政策的副产品，一批与积极财政政策命运相关的地区、产业、部门和人群随着这一政策的深入而逐渐扩张，其利益格局愈加强化。“增债+扩支”的积极财政政策模式最终会不得不因为维持这一部分利益格局的稳定而被迫持续。
凯恩斯效应的非对称性使得我国积极财政政策转向同样具有扩张效应。传统观点认为，财政政策由积极向中性的转移过程中会导致民间消费的减少，进而对宏观经济造成紧缩性影响。而从我国的经验来看，积极财政政策向中性转向的过程中反而存在扩张性影响，学者将其原因归结为财富效应、信用效应及预期效应。
以上的分析还仅仅集中于积极财政政策不当延续可能带来的宏观经济风险，而过度财政扩张形成的财务风险和债务货币化可能并未提及。并非因为这些威胁不重要或者并不存在，只是这种财务方面的问题并不会造成积极财政政策难以退出的困难。
积极财政政策作为我国独立行情背后最重要的推手，已经成为了所有期待的焦点，一个风闻中的“新经济刺激计划”就能轻易地调动资本市场的起伏。市场上对积极财政政策的评论也已经陷入“单边看多”的期待陷阱，人们对货币政策还会存在理性的远期担忧，而在积极财政政策上却集体失语。在短期政策的伪装下，财政政策可能带来的持续性影响被不恰当地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