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旅游概念篇1
【关键词】生态；旅游；生态旅游；经济本质
一、生态旅游的起源
地球诞生至今已有40亿年，有一位学者提出将漫长的数亿年地质年代压缩成百年的设想。在虚拟的地球百年中，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不到1天，大约开始于5分钟前的工业革命，极大改善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条件。在个人和社会条件允许的前提下，人们的旅游意识开始觉醒，旅游类型呈现多样化，由单一的观光旅游逐渐发展为度假、公务、专项旅游等。工业革命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地球产生了前所未有、不可恢复的破坏。随着城市化发展的深入，世界各地接连发生种种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1930年的马斯河谷事件，1948年的多诺拉事件，1952年的伦敦烟雾事件，1961年四日市哮喘事件，近年来北京雾霾事件等。噪音、水、大气、土壤等污染让人们逐渐意识到城市不是最佳活动区域。越来越多的人们逃离城市，选择去风景秀丽、空气清新、充满文化底蕴的地方去放松心情。这样大型的社会活动严重影响着旅游目的地的生态环境，甚至对其造成不可逆的有害影响。旅游资源受到破坏，旅游质量下降。在传统旅游与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背道相驰的时候，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Kn）特别顾问谢贝洛斯・拉斯喀瑞在1983年首次提出生态旅游（ecotourism）。生态旅游的提出立即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响应。但是，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对生态旅游的概念很模糊，旅游供应商在市场营销中不断推出各种生态旅游活动，但多数结果都是“非生态化”。那么到底什么是生态旅游呢？
二、生态旅游概念的发展
生态旅游发展至今，已然成为一个人们口中的时尚名词、市场营销的法宝、投资商的生财利器。而作为生态旅游目的地，多数生态系统失去平衡，家园建设与文化生态保护失去话语权。生态旅游概念的泛化使得它从理想的云端跌落下来。生态旅游是一门交叉学科，要了解它的概念，首先要理解清楚什么是生态，什么是旅游。
（一）生态的概念
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原意指住所或栖息地。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最早提出生态学的概念。简单的说生态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生物之间和生物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如今，生态学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生态”一词涉及的范畴越来越广。人们常用其修饰美好、健康的事物。生态即指自然生态，也指文化生态。
（二）旅游的概念
旅游是人们为了休闲、娱乐、探亲访友或商务目的而进行的非定居性旅行和在游览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关系和现象的总和。随着人们旅游需求的出现，旅游发展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目前，旅游已融入到全球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之中，融入到人们的工作生活之中，成为人人享有的权利。旅游可以拉动目的地的经济增长，促进社会消费，推动就业，已成为我国战略性支柱产业。旅游的本质归根到底是一种经济行为。所以对任何一种类型的旅游研究都不能偏离经济本质。
（三）中外生态旅游的概念的发展
生态旅游思路的提出距今有40余年，一些国际性组织和机构的积极参与使得生态旅游广为推崇。经过多年研究，国际上初步形成了生态旅游的3大核心理念：保护、负责任和维护社区利益。1995年1月，中国旅游协会生态旅游专业委员会召开了第一届“中国生态旅游研讨会”，首次倡导在中国开展生态旅游活动。国家旅游局将1999年确定为“99生态环境游”，将生态旅游在中国推向高潮。
国际、国内从事生态旅游的研究机构较多，各机构的学术背景差异较大，因而在阐述生态旅游概念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类概念认为生态旅游的核心就是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对资源的保护，这类观点与旅游者的旅游动机背道而驰；有类概念认为生态旅游概念核心是增加当地居民收入。旅游是一个劳动、资金密集型产业，旅游者从客源地到目的地，均可以直接或间接为当地居民带来经济收益。这类概念使得生态旅游无异于大众化旅游，不利于专项研究。有概念认为生态旅游就是回归大自然，这类观点将生态旅游的概念范围扩大到所有的户外旅游，给旅游者及市场造成了认识上的混乱。
生态旅游概念繁杂主要原因就是生态旅游概念标准的多样性。有国内学者通过对中外当代近10-15年内40个有影响力的生态旅游概念分析，提取了8个指标规则反映生态旅游概念的共性。这8个指标分别为：遵循以自然为基础、对保护做贡献、当地社区受益、环境教育、道德规范与责任、可持续性、旅游享受与体验、文化。
三、生态旅游概念研究的方向
生态旅游概念篇2
关键词:生态旅游概念辨析
中图分类号:F59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0)06-229-02
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UnionofConservationnature,简称iUCn)生态旅游特别顾问赫克特・谢贝洛斯・拉斯喀瑞(HectorCeballos-Lascurain)于1983年首次提出“生态旅游”至今,作为在生态环境伦理理论和生态美理论等的指导下,以倡导人们认识自然、善待自然和观赏与感受自然生态环境为目的的生态旅游业,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而又迅猛的发展,日渐成为21世纪世界旅游业的重要发展方向,但国内外的生态旅游业仍存在若干生态环境问题。对生态旅游的定义没有统一的认识可能也是阻碍它发展的原因。
目前,具有权威和影响力的定义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种:
世界旅游组织的定义――以生态为基础的旅游,是专项自然旅游的一种形式。强调组织小规模旅游者参观保护区,或者其有传统文化吸引力的地方。
何光的定义――生态旅游作为可持续发展原则指导下,以观赏和感受生态旅游环境、普及生态旅游知识、维护生态平衡为目的的一种新型绿色消费方式。
张广瑞的定义――生态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是一种有目的旅游活动,一般来说,生态旅游者的旅游目的地是“自然赋予”或某些特定的文化区域;而从事这种旅游活动的目的是了解当地环境的文化和自然历史知识,欣赏和研究自然景观、野生动植物及相关文化特征等;从事该项活动的原则是“不改变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保护自然资源使当地居民经济上受益”。总之,开展生态旅游必须保证保持、促进生态的协调发展,至少不破坏生态平衡,同时获得经济效益。
卢云亭的定义――生态旅游是以生态学原则为指针,以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为取向,所展开的一种既能获得社会经济效益,又能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边缘性生态工程和旅游活动。
王兴斌的定义――生态旅游是以自然和生态资源为主要吸引物,以观赏和感受生态环境、普及生态知识、维护生态平衡为目的的一种新型旅游产品。
吴必虎的生态旅游定义――主要包括三层含义,其一是哲学层面的,是指一种可持续发展哲学;其二是科学层面的,指的是科学技术的研究,着重环境容量和旅游生态系统的变化规律;其三是商业意义的,指的是一种旅游产品。
从以上旅游的相关组织和学者对生态旅游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意见不一,各有千秋。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认为生态旅游是一种产品;一类认为生态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从现实的角度分析,第二种观点更科学一些,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从生态旅游产生的背景考虑,生态旅游是旅游形式的一种。“生态旅游”是学者在对传统自然旅游方式进行“生态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目的是想在促进自然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改善旅游地当地居民的生活。生态旅游概念的提出初衷就是想通过对传统旅游者旅游行为和方式的改变,来达到既满足旅游者的旅游需求,同时能确保旅游地的生态文化环境尽量不受破坏或最好能做到完好无损。因此,笔者认为生态旅游是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种对旅游者高要求高标准的旅游。
第二,从生态旅游的发展过程考虑,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旅游形式更有利于其预期目标的实现。
假如将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旅游产品来打造,其对自然人文环境的保护效果没有把它作为一种旅游形式来得快。众人皆知,一种产品的形成、产生和发展过程是要经过很多工序的。通常包括设计、施工、验收等诸多环节。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旅游产品来打造,也不例外的要经历很多流程。但在生态旅游提出来之前,世界上其实已经有很多的旅游产品,即旅游线路和旅游景点。事实上,很多旅游产品,即旅游景点和打造旅游景点的基础――自然和人文环境往往都已存在或已得到开发。假如因为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旅游产品概念的提出,相应的旅游产品要求和规范的界定,就会有很多的既存旅游景点要按照生态旅游产品的要求来重新打造,这样势必浪费大量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同时也会对旅游景点的旅游资源造成很大的影响和破坏。
反之,假如把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旅游形式,效果就会完全不一样。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旅游形式,它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让所有参加旅游的人来按照生态旅游实施的目的: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改善旅游地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来从事这一项活动。旅游是一种经济基础相对较高的人群参加的较多的一种活动。由于旅游这项活动参加主体的特殊性,他们经济基础较好,相对文化素质较高,在生态环境保护呼声四起的这个社会环境生活生存,他们或多或少的知道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环境保护是需要人人参与,人人行动的一件大事情。由于旅游活动人群的特殊性,在相关部门的管理和要求下,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旅游形式有利于推广和实施。通过生态旅游者的旅游行为和方式影响和吸引大众旅游者,让生态旅游逐渐进入主流市场,进而达到让生态旅游由少数专业人的旅游市场向大众旅游市场普及。尽管生态旅游的全民普及需要一个过程,但它的周期和效果远优于其作为旅游产品来打造的周期和效果。
第三,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旅游形式更有利于确保其效益的实现,包括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仔细推敲把生态旅游定义为一种旅游产品的理由,主要在于让其在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条件下,通过旅游景点的自然环境或与旅游相配套的基本设施,诸如餐饮,旅店,游乐设施,交通工具等渠道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即要求与旅游相关的资源和产业的开发和利用都要符合生态环保和可持续利用的经济发展要求。通俗的说,生态旅游要求达到经济效益、生态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三赢。但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这样对生态旅游进行定义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主要在于从事旅游活动的主体――旅游者不便于作为产品来进行打造。在缺乏旅游主体――旅游者存在的前提下,上述提到的旅游景点和旅游相配套的基本设施与人类生存的其他环境和生存生活所需的用品相配套的设施或产业就没有区别。它们的开发利用和产业的发展无一例外的应该符合200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环保工作提出的要求,即用生态环保的理念促进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都应该强化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加强节能减排重点工程建设,坚决管住产能过剩行业新上项目,开展低碳经济试点,努力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加强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因此,我们不应该把与旅游相关的一些资源(包括自然和人文社会资源)及相关的产业与其他的经济产业和资源区分开来,把用生态环境保护打造出来的与旅游业相关的环境和产业冠以一个特有名词――旅游产品。
生态旅游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对旅游者的理念,旅游方式和旅游者的行为用生态环保的思想武装起来,让旅游者在满足旅游能获得休闲愉悦放松的同时,能够自觉的爱护旅游所需的资源及相关的配套设施,且能在保护中获得另一种满足和充实,而不会把其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因保护生态环境所付出的劳力和脑力当作一种负担。从这种角度看,笔者觉得生态旅游应作为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来推广和实施。但这种旅游形式应该是怎样的,以及如何来推广。这是从事生态旅游科研工作者急需研究解决的问题。
总而言之,从以上三个方面分析,生态旅游应该是一种特殊的旅游方式而不应该定义成一种旅游产品。对生态旅游定义进行规范和完善将有利于生态旅游的开展和推广,也利于其目的的实现。
参考文献:
1.庞少静.我国生态旅游开发中的若干环境问题及对策[J].环境保护,2004(9)
2.张建萍.生态旅游[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8
生态旅游概念篇3
[关键词]旅游经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Doi]10.13939/ki.zgsc.2016.51.214
开展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研究的根本目的，就在应用旅游业促使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对于城市生态环境给予足够的重视和保护。只有城市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注重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性，才能促使城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并且获得持久的经济发展力[1]。
1关于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的重要性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开放，旅游业已经成为了很多城市发展经济的重要产业之一。只有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才能保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城市是人们进行生产生活的重要环境之一。随着城市综合实力基础的不断提升，各项城市设施的配置也逐步地于完善。开展城市旅游业促使城市获得更大的发展动力的同时，城市文化也可以被广泛地传播。但如果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性被忽视，则城市的环境遭受破坏的同时，也会降低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甚至威胁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
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性，随着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逐渐增强，也被越来越多的人群所关注。生态保护研究专家，也将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作为环境保护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2]。生态保护研究学者认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基础内容，就是旅游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协调的、稳定的统一。因此，建立生态环境友好型的旅游经济发展模式，是旅游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
2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
2.1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理论
（1）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概念。“协调”和“发展”的概念和含义是不相同的。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的主要内容是指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之间能够保持一种较为良好的关系，能够在同一个系统下，相互调节得当，保障相互的共存性，达到互不干扰甚至是良性循环的状态，是一个城市在发展旅游业时保持健康状态的基本要素[3]。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发展”的主要内容则是指系统不断地扩张，由小到大、由局部到全面、由低级到高级、由部分到整体的发展过程。与“发展”概念相对立的是“负发展”又可以称为零发展过程。而处于中间状态的，则是“零发展”。“零发展”意味着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环境维持现状，既没有互相阻碍，也没有起到互相促进的作用。
因此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是旅游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和旅游业与生态环境互相促进发展的两个概念集合的交集。指的是城市在开展旅游业发展经济时，能够将经济发展理念与环境保护理念相互协调一致，有效地保障城市发展的经济类型为环境友好经济。由上述分析也可知，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是一种综合性的、整体性的经济发展理论。因此旅游经济和生态经济的协调发展，要求发展过程中两个因素“旅游经济”和“环境保护”都能够得到良好的保障。协调是“环境保护”概念对于“旅游经济”概念的条件约束，发展则是“环境保护”概念对于“旅游经济”概念的条件促进。
（2）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的概念。根据上述对于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概念可知。“协调”和“发展”都指的是同一系统内的两种元素，可以互相影响并且彼此关联的现象。而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的概念的主要内容技术描述“旅游经济”和“生态发展”两种元素互相影响以及彼此关联的程度[4]。旅游经济和生态发展度的概念的研究可以有效地探究以及掌控“旅游经济”和“生态发展”两种元素的关系区间，做到“旅游经济”和“生态发展”两种元素之间的关系的动态平衡的保持。通过探究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可以有效地将“旅游经济”和“生态发展”两种元素保持在相对平衡的状态内，促使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综合两种元素的共同特性。在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之间保持一种较为良好的关系，能够在同一个系统下，相互调节得当，保障相互的共存性的同时，也能够保障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保护两种元素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探究一个城市的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可以作为判定该城市环境友好型旅游业发展程度的判定标准。一个城市的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越高，则表明该城市的旅游业的发展规模越合理，市场竞争能力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也便越强。
2.2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判定方式研究
根据探究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的概念，可知判定城市的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是判定该城市环境友好型旅游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5]。因此研究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状况，也应当从探究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的角度出发。建立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的模型以及模型计算方式则是判定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状况的有效的、科学的方式之一。
通过建立综合旅游经济效益评价函数来判定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可以促使城市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保持更加协调、友好、稳定的状态。
3结论
探究关于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首先应当明确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的重要性。进而开展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理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概念和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度的概念）以及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判定方式研究。通过探究关于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可以促使城市建立环境友好型经济，引导城市旅游业获得更加生态化、可持续化的发展方向和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1]程晓丽，张乐勤，程海峰.中小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以池州市为例[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3（5）：102-106.
[2]石惠春，刘鹿，汪宝龙，等.兰州市旅游经济与城市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4）：108-114，120.
[3]王东红，.伊宁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J].西昌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3）：53-56.
生态旅游概念篇4
【关键词】生态旅游；研究开发；问题；建议
1993年9月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与保护会议(北京)通过了“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首次以文件形式提出“生态旅游”的定义；1994年成立了中国生态旅游协会（ceta）并于1995年1月在云南西双版纳发表了《发展我国生态旅游的倡议》，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生态旅游研究开发的关注；1996年6月召开武汉国际生态旅游学术研讨会，同年10月推出的《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1997年12月，与生态旅游密切相关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1998年10月在桂林市召开“亚太议员环发大会”第六届年会主题为“旅游与环境保护”；国家旅游局将1999年定为“生态环境旅游年”，首次承办了主题为“人与自然”的“中国昆明‘99世界园艺博览会”将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推向高潮，1999年前后是我国学术界发表有份量的生态旅游研究成果的高峰期。2001年国土资源部建立11个首批国家地质公园，2005年首批国家矿山公园挂牌,意味着我国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向理性发展。我国生态旅游业迅猛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同时由于不规范的过度开发和落后的管理体制所造成生态旅游区资源环境的破坏也是触目惊心的；旅游废物的处理并不比处理传统工业三废容易，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超负荷运行必将导致景观的消亡和旅游景区的毁灭的警告不是危言耸听的。
综上所述，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历史短，发展快，存在问题多。
一、我国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内涵界定方面存在误区：
1.生态旅游内涵界定生搬硬套国外学者研究成果多，创新少。许多研究者频频引用某某外国专家对生态旅游的定义以示正统或经典，缺乏创新,实际上外国学者对生态旅游的界定到“目前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2.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概念界定争议很多，沟通少。有代表性的有卢云亭（1996）从旅游开发和经营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金鉴明（2002），杨富泉（1995），郭锦超（1997）持类似的观点；张广瑞（1998）从旅游需求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是一种“有目的的旅游活动”，李绪萌（1995），张延毅（1997），刘健生（1997），王兴国（1998），王尔康（1998），陈立军（1998），刘家明（1999）的观点与这相近似。李东和等（1999）认为从供给者（开发者，经营者）的角度看，生态旅游是一种将生态学思想贯穿于整个旅游系统并指导其有序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从需求者（旅游者）来看，生态旅游是一种旅游活动形式或旅游产品。笔者认为虽然存在上述争议，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对生态旅游概念内核的理解是一致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生态旅游是可持续旅游方式之一。
3.存在严重的生态旅游概念泛化倾向。生态旅游概念泛化是将生态旅游内涵外延的拓展而使其概念主体泛延，其具体所指模糊化的现象。例如有人认为生态旅游既是生态工程又是旅游活动，将与生态环境有关的旅游均称为生态旅游，认为中国生态旅游占全部旅游的70%。（冯天驷等,2000），然而，世界旅游组织（wto,1997）在“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中指出生态旅游在全球旅游市场中仅占3%~7%，中国生态旅游真得那么旺吗？生态旅游概念泛化的结果是引起认知混乱，最终导致消费者对生态旅游失去兴趣引发生态旅游市场的崩溃。
(二)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足
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历史短，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够，目前尚未到形成一个大家普遍认可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上以描述性分析为特征的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只在旅游容量（环境承载力）等个别领域开展研究工作，如崔凤军[7]等（1999）在泰山名胜风景区案例研究基础上提出一套由生态承载量、资源空间承载量、心理承载量、经济承载量四部份组成的适用于山岳风景区不同功能类型区的量测模型。
我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比较零散，公认的基础是有关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其次是文明社会中人类所共同追求的具有生态哲学意义的“生态美理论”和建立在人与自然协调论和生态人文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显然，我们在以生态旅游市场主体（生态旅游业从业人员和消费者）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如消费行为理论）研究不足；针对生态旅游市场客体（有形的，无形的生态旅游资源）的基础研究，如资源规划与管理、旅游地学等方面不够全面，尤其是自然、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方面几乎空白；生态旅游企业营销环境研究，尤其是社会人文生态旅游环境的研究更少。
二、对策
（一）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积极参与生态旅游的开发,在实践中实现创新
“生态旅游”是一个正处于发展的概念，它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有待于人们深入研究，但是理论源于实践，目前，我们的研究者应该采取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到实践中去领会生态旅游的真谛的态度，从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及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总结归纳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旅游内涵。
（二）中国传统文化应融入生态旅游理论中促进理论本土化
生态旅游理论源于欧美发达国家，尽管其概念界还无法统一，但是其概念内核是很清楚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这与我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天人合一源于“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历代诸子百家都力图以求天（大自然）人之协调，和谐与统一。西汉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和“无为为之之谓天”（《庄子·天道》）等诸子观点，建立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思想体系，首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类与大自然要和谐共处，只能有限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绝不能盲目地破坏自然规律，使自然生态失衡，一旦失衡必将自食其果。丽江古城之所以能保存完好与东巴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协调的传统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生态旅游理论有许多相似的理念，我们应该将它融入到生态旅游理论研究中，这将有利于挖掘和弘扬传统民族文化，有利于生态旅游理论的本土化，将对研究中国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发挥重要作用。
（三）拓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提高生态旅游科技含量和文化品位
面对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比较零散的现实，拓宽理论基础研究十分重要，旅游地学就是其中之一。旅游地学是运用地学的理论方法为旅游资源调查，规划开发及保护工作服务，从而促进旅游业发展的一门边缘学科。生态旅游资源中的地质旅游资源、地貌旅游资源、水文旅游资源等均涉及旅游地学问题。可见，旅游地学与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密切相关。目前已建立的国家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园国家矿山公园无一不是科技含量高、文化品位高的生态旅游热点。生态旅游和地质旅游的对象也常常是相同的，例如近年推出冰川探险游，沙漠景观探险旅游，焦作市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旅游开发及广西西部天坑群科考探险游和全国性的漂流旅游热等等。
（四）加强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整合研究
我们发现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分布是有某些规律的。一般情况下，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保存完整的地方都分布于相对封闭的地方（以滇西、湘西为代表的西部地区），也常常保存有较完整的民族文化原出状态，具有丰富的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加强两者的整合研究有助于提高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有利于保护和继承民族文化，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例如，东巴文化与滇西秀美的自然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有助于认识“香格里拉的魅力”，体会东巴文化“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协调美。
（五）完善旅游管理人才的知识结构,引导生态旅游企业贯彻“社会市场营销”理念
传统旅游管理类人才培养偏重于酒店管理和旅行社管理，知识结构方面存在自然科学知识面不够宽的缺陷，生态旅游知识更是不足，从而造成我国生态旅游产品设计、开发和资源保障方面的人才不足的现状。在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开展消费者教育，并将之渗透到企业营销的各个环节，让消费者在享受生态旅游乐趣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生态旅游的内涵提高生态环保意识。让政府管理层和旅游业从主人员在实施生态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更加深刻体会生态旅游环境效益外部化和内部化的内涵，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环境保护对企业乃至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促使他们转变观念，主动地考虑社会长期利益即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正确处理好消费者利益、企业利益及社会长远利益三者的关系，真正实现以社会市场营销理念为生态旅游企业经营理念，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自然保护区与生态旅游[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2]卢云亭．生态旅游与可持续旅游发展[j]．经济地理.，1996，16（1）．
[3]张广瑞.．生态旅游的理论与实践[j]．财贸经济，1998，（8）．
[4]陈忠晓，彭建．生态旅游内涵辨析[j]．桂林旅游专科学校学报，2001，12（1）．
[5]李东和，张结魁．论生态旅游的兴起及其概念实质[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9，（2）．
[6]崔凤军，杨永慎．泰山旅游环境承载力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利用强度研究[j].．地理研究，1997，16（4）．
[7]白光润．生态旅游[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生态旅游概念篇5
关键词:生态旅游；研究开发；问题；建议
1993年9月第一届东亚地区国家公园与保护会议(北京)通过了“东亚保护区行动计划概要”，首次以文件形式提出“生态旅游”的定义；1994年成立了中国生态旅游协会（Ceta）并于1995年1月在云南西双版纳发表了《发展我国生态旅游的倡议》，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对生态旅游研究开发的关注；1996年6月召开武汉国际生态旅游学术研讨会，同年10月推出的《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1997年12月，与生态旅游密切相关的“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北京举行；1998年10月在桂林市召开“亚太议员环发大会”第六届年会主题为“旅游与环境保护”；国家旅游局将1999年定为“生态环境旅游年”，首次承办了主题为“人与自然”的“中国昆明‘99世界园艺博览会”将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推向高潮，1999年前后是我国学术界发表有份量的生态旅游研究成果的高峰期。2001年国土资源部建立11个首批国家地质公园，2005年首批国家矿山公园挂牌,意味着我国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向理性发展。我国生态旅游业迅猛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同时由于不规范的过度开发和落后的管理体制所造成生态旅游区资源环境的破坏也是触目惊心的；旅游废物的处理并不比处理传统工业三废容易，旅游环境承载力的超负荷运行必将导致景观的消亡和旅游景区的毁灭的警告不是危言耸听的。
综上所述，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开发历史短，发展快，存在问题多。
一、我国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内涵界定方面存在误区：
1.生态旅游内涵界定生搬硬套国外学者研究成果多，创新少。许多研究者频频引用某某外国专家对生态旅游的定义以示正统或经典，缺乏创新,实际上外国学者对生态旅游的界定到“目前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2.我国学者对生态旅游概念界定争议很多，沟通少。有代表性的有卢云亭（1996）从旅游开发和经营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金鉴明（2002），杨富泉（1995），郭锦超（1997）持类似的观点；张广瑞（1998）从旅游需求的角度，强调生态旅游是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是一种“有目的的旅游活动”，李绪萌（1995），张延毅（1997），刘健生（1997），王兴国（1998），王尔康（1998），陈立军（1998），刘家明（1999）的观点与这相近似。李东和等（1999）认为从供给者（开发者，经营者）的角度看，生态旅游是一种将生态学思想贯穿于整个旅游系统并指导其有序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从需求者（旅游者）来看，生态旅游是一种旅游活动形式或旅游产品。笔者认为虽然存在上述争议，但是绝大多数研究者对生态旅游概念内核的理解是一致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生态旅游是可持续旅游方式之一。
3.存在严重的生态旅游概念泛化倾向。生态旅游概念泛化是将生态旅游内涵外延的拓展而使其概念主体泛延，其具体所指模糊化的现象。例如有人认为生态旅游既是生态工程又是旅游活动，将与生态环境有关的旅游均称为生态旅游，认为中国生态旅游占全部旅游的70%。（冯天驷等,2000），然而，世界旅游组织（wto,1997）在“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中指出生态旅游在全球旅游市场中仅占3%~7%，中国生态旅游真得那么旺吗？生态旅游概念泛化的结果是引起认知混乱，最终导致消费者对生态旅游失去兴趣引发生态旅游市场的崩溃。
(二)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足
我国生态旅游研究历史短，理论基础研究系统性不够，目前尚未到形成一个大家普遍认可的理论体系。研究方法上以描述性分析为特征的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较少，只在旅游容量（环境承载力）等个别领域开展研究工作，如崔凤军[7]等（1999）在泰山名胜风景区案例研究基础上提出一套由生态承载量、资源空间承载量、心理承载量、经济承载量四部份组成的适用于山岳风景区不同功能类型区的量测模型。
我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研究比较零散，公认的基础是有关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其次是文明社会中人类所共同追求的具有生态哲学意义的“生态美理论”和建立在人与自然协调论和生态人文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显然，我们在以生态旅游市场主体（生态旅游业从业人员和消费者）为研究对象的理论（如消费行为理论）研究不足；针对生态旅游市场客体（有形的，无形的生态旅游资源）的基础研究，如资源规划与管理、旅游地学等方面不够全面，尤其是自然、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方面几乎空白；生态旅游企业营销环境研究，尤其是社会人文生态旅游环境的研究更少。
二、对策
（一）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积极参与生态旅游的开发,在实践中实现创新
“生态旅游”是一个正处于发展的概念，它的内涵和本质特征有待于人们深入研究，但是理论源于实践，目前，我们的研究者应该采取搁置生态旅游内涵的争议，到实践中去领会生态旅游的真谛的态度，从案例研究和实证研究及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总结归纳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旅游内涵。
（二）中国传统文化应融入生态旅游理论中促进理论本土化
生态旅游理论源于欧美发达国家，尽管其概念界还无法统一，但是其概念内核是很清楚的，即旅游与环境的协调，这与我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不谋而合的。天人合一源于“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历代诸子百家都力图以求天（大自然）人之协调，和谐与统一。西汉董仲舒继承和发展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和“无为为之之谓天”（《庄子·天道》）等诸子观点，建立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思想体系，首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人类与大自然要和谐共处，只能有限地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绝不能盲目地破坏自然规律，使自然生态失衡，一旦失衡必将自食其果。丽江古城之所以能保存完好与东巴文化强调人与自然协调的传统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生态旅游理论有许多相似的理念，我们应该将它融入到生态旅游理论研究中，这将有利于挖掘和弘扬传统民族文化，有利于生态旅游理论的本土化，将对研究中国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保护发挥重要作用。
（三）拓宽生态旅游理论基础，提高生态旅游科技含量和文化品位
面对生态旅游理论研究比较零散的现实，拓宽理论基础研究十分重要，旅游地学就是其中之一。旅游地学是运用地学的理论方法为旅游资源调查，规划开发及保护工作服务，从而促进旅游业发展的一门边缘学科。生态旅游资源中的地质旅游资源、地貌旅游资源、水文旅游资源等均涉及旅游地学问题。可见，旅游地学与生态旅游资源研究开发密切相关。目前已建立的国家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园国家矿山公园无一不是科技含量高、文化品位高的生态旅游热点。生态旅游和地质旅游的对象也常常是相同的，例如近年推出冰川探险游，沙漠景观探险旅游，焦作市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旅游开发及广西西部天坑群科考探险游和全国性的漂流旅游热等等。
（四）加强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整合研究
我们发现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和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的分布是有某些规律的。一般情况下，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保存完整的地方都分布于相对封闭的地方（以滇西、湘西为代表的西部地区），也常常保存有较完整的民族文化原出状态，具有丰富的社会人文生态旅游资源。加强两者的整合研究有助于提高旅游产品的文化品位，有利于保护和继承民族文化，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例如，东巴文化与滇西秀美的自然旅游资源的整合研究有助于认识“香格里拉的魅力”，体会东巴文化“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协调美。
（五）完善旅游管理人才的知识结构,引导生态旅游企业贯彻“社会市场营销”理念
传统旅游管理类人才培养偏重于酒店管理和旅行社管理，知识结构方面存在自然科学知识面不够宽的缺陷，生态旅游知识更是不足，从而造成我国生态旅游产品设计、开发和资源保障方面的人才不足的现状。在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开展消费者教育，并将之渗透到企业营销的各个环节，让消费者在享受生态旅游乐趣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生态旅游的内涵提高生态环保意识。让政府管理层和旅游业从主人员在实施生态旅游开发的过程中更加深刻体会生态旅游环境效益外部化和内部化的内涵，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环境保护对企业乃至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促使他们转变观念，主动地考虑社会长期利益即生态旅游环境保护，正确处理好消费者利益、企业利益及社会长远利益三者的关系，真正实现以社会市场营销理念为生态旅游企业经营理念，确保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自然保护区与生态旅游[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2]卢云亭．生态旅游与可持续旅游发展[J]．经济地理.，1996，16（1）．
[3]张广瑞.．生态旅游的理论与实践[J]．财贸经济，1998，（8）．
[4]晓，彭建．生态旅游内涵辨析[J]．桂林旅游专科学校学报，2001，12（1）．
[5]李东和，张结魁．论生态旅游的兴起及其概念实质[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9，（2）．
[6]崔凤军，杨永慎．泰山旅游环境承载力时空分异特征及其利用强度研究[J].．地理研究，1997，16（4）
[7]白光润．生态旅游[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
生态旅游概念篇6
关键词：原真性；旅游；遗产保护；演变；差异
原真性是世界遗产保护中非常重要的概念，但“由于被运用于多个语境和层面，原真性是一个很难被定义的概念”(Golomb1995)。的确，原真性概念在哲学、考古学、语言学、文学、艺术、传播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都在相互传播与使用，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不断为原真性提出新问题，再加上国际间的文化差异，使得原真性概念理解越发困难。
在旅游与遗产保护研究领域，原真性概念在遗产保护与旅游研究两个甚至多个学科领域之间交替出现，关注视角的不同导致对原真性概念理解差异使旅游发展与遗产保护两个本已经矛盾重重的管理部门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因此理清原真性概念在两个领域间的不同演变路径及其理解差异十分必要。本研究拟从authenticity的中英文词义人手，分析该词两种不同学科语境的词义与概念演变并进行分析比较。
一、“authenticity”的起源及其中文译法
一般认为，“authenticity”来自于希腊语和拉丁语“权威的”(authoritative)和“起源的”(original)两词。在宗教占统治力量的中世纪，“authenticity”用来指宗教经本及宗教遗物的真实程度(阮仪三、林林，2003)。“authenticity”的英文词义表示“真正”(trile)、“真实”(real)、“原作”(original)、“诚实”(honest)、“神圣”(sacred)(Lowenthal，1994)。
“authenticity”引入文化遗产领域始于《威尼斯》(1964)，在汉语中能与“authenticity”相对应的术语是用于鉴定文物的“真品”一词中的“真”，但仅针对可移动文物而言。根据英文辞典中对“authenticity”的“original(原初的)”、“real(真实的)”、“trustworthy(可信的)”三种含义，以及《奈良文献》中的相关理解，曹娟(2005)、徐嵩龄(2005：105)认为将“authenticity”译为“原真性”更能准确反映英文原词的含义。但此前，张松(2001)、阮仪三、林林(2003)在讨论文化遗产保护原则时就已经将“authenticity”译为“原真性”，同是文物背景的学者也有将其译为“真实性”(张成渝、谢凝高，2003；张成渝，2004)，国家部分机关的相关正式文件也译为“真实性”。
“authenticity”引入旅游研究领域源于对现代社会失真性(inauthenticity)的认识。美国历史学家Boorstin(1964)将托马斯库克组织的大众团队旅游称为“伪事件”(pseudo－event)，是一种“失真”(inauthenticity)。与之相反，美国社会学家macCannell(1973、1976、1989)则认为旅游者生活在现代化、异化(mienated)的社会中，真实的东西越来越少，他们旅游的动机就是为了寻找“authenticity”。社会学研究者王宁(1999)在将macCannell的“authenticity”概念介绍到中文语境中时，将其译为“本真”。但在哲学研究领域，早在1991年就有人将“authenticity”译为“本真性”(杜维明，1991：49)。
其实，“真实性”一词早在中文语境中存在，只不过是多用于传播学、哲学、语言学等领域。从可查文献来看，“真实性”早期含义主要是针对“真”与“实”，“假”与“虚”而言，如纳扎罗夫(1953)关于电影纪录片真实与否的讨论，杜岫石(1959)、金岳霖(1959)关于真实与正确的哲学讨论等等。或许缘于语言习惯，后来旅游界常将“authenticity”译为“真实性”(吴忠才，2002；于岚，2003；吴晓隽，2004；钟国庆，2005；田美蓉、保继刚，2005；陈勇，2005；王晓跷等，2006)。
综上，“authenticity”的中文译法各有背景，但从遗产保护的角度来看，“原真性”与“本真性”的词义基本相似，“原”指“原生的”，“本”指“本来的”，只不过目前社会学界、民族学界通常译为“本真性”(最近也有译为“原真性”，如马晓京(2006)，而文化遗产保护界常用“原真性”，与之相比，旅游界常用的“真实性”更强调旅游者的体验，但由于“真实”失去了“authenticity”中“原初的”、“本来的”含义，与遗产保护的国际准则相背，根据英文翻译的“信”、“达”、“雅”原则，译为“原真性”应该更符合原意。
二、遗产保护法规与文献中原真性概念的演变
根据曹娟(2005)、徐嵩龄(2005)的研究，原真性概念大致经过以下几部国际法规文献的发展与完善：
《威尼斯》。1964年5月在威尼斯召开了“第2届国际历史古迹的建筑师与技师大会”，通过了《国际古迹和遗址保护》(简称《威尼斯》)，《》首次明确提出“使它们(历史古迹)能以充分完备的原真性传承下去”，《威尼斯》强调，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要保护“最早的状态”(theunderlyingstate)而且要保护“所有时期的正当贡献”(thevalidcontributionsofallperiods)，“不能改变布局和装饰”，“要保护古迹周围环境”，等等，充分表达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真”概念内涵，即“最初的状态”与“当时的环境”。
《奈良文献》。1994年11月，日本文部省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罗马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日本奈良组织召开“与世界遗产公约有关的原真性”国际专家会议并形成《关于原真性的奈良文献》(简称《奈良文献》)。《奈良文献》第13款指出，“想要多方位地评价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其先决条件是认识和理解遗产产生之初及其随后形成的特征，以及这些特征的意义和信息来源。原真性包括：遗产的形式与设计、材料与实质、利用与作用、传统与技术、位置与环境、精神与感受。有关‘原真性’详实信息的获得和利用，需要充分地了解一项具体文化遗产独特的艺术、历史、社会和科学层面的价值。”文化遗产原真性的保持还在于，“不同的文化和社会都包含着特定的形式和手段，它们以有形或无形的方式构成了某项遗产”。
《巴拉》。在国际遗产界对原真性概念一系列探讨中，澳大利亚的《巴拉》(theBurraCharter)是一部对原真性概念也有重要影响的法规，它针对原真性原则提出遗产保护方式可以包括维护、保存、恢复、重建、兼容性利用、利用、适应性改变、展示等多种方式，接纳了“重建”等符合亚洲文化遗产特征的遗产原真性保护方式。
《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1999，2002，2005)将遗产价值认证直接与遗产的原真性联系起来，并明确指出遗产申报必须经受“原真性检验”(testofauthenticity)：“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财产(property)至少应具有《世界遗产公约》所说的突出的普遍价值中的一项标准以及原真性标准”；每项被确认的项目都应“满足对其设计、材料、工艺或背景环境以及个性和构成要素等方面的原真性的检验”。自此以后原真性概念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基础和核心概念，受到世界各国遗产界的高度关注。
《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00)明确提出，文物古迹必须具有历史的真实性，现存实物必须是历史上遗留的原状，并规定原状是指实施保护工程以前的状态和历史上经过修缮、改建、重建后留存的有价值的状态，以及能够体现重要历史因素的残毁状态；局部坍塌、掩埋、变形、错置、支撑，但仍保留原构件和原有结构形制，经过修整后恢复的状态；文物古迹价值中所包涵的原有环境状态。并提出了具体的鉴别、修复、保护工程的技术要素。所有这些理念都充分考虑了中国特色的古迹与文物保护要求。
当然，迄今各国对原真性概念的理解仍有差异，关于它的发展与完善仍在不断的进行中。总的看来，近几十年国际遗产保护的法规与文献中关于遗产价值识别或遗产保护观念的变化基本上反映了原真性概念的演变过程：从纯不可移动物质遗产到可移动物质遗产，从物质遗产本身到物质遗产的非物质元素，从遗产价值标准的欧洲化到遗产价值标准的多元化，从遗产保存到遗产保护与利用多种方式并存，并开始关注遗产与人的关系，关注文化与自然的关系(见表1)。
三、旅游研究中的原真性概念演变
旅游研究领域的原真性概念来源于哲学领域的人类存在主义研究，但借用自早期博物馆研究(trilling，1972)，随着美国社会学家macCannell(1973)将原真性概念延伸到旅游研究领域，它很快变成一个热门话题。但随着原真性概念的广泛运用，其内涵的不明确性与使用局限性日益暴露。批评家质疑它的可用性与正确性，支持者用它来解释旅游现象，成为旅游研究领域批评、改进与再批评的热点问题。wang(1999)将原真性概念分为客观主义原真性、建构主义原真性、后现代主义原真性、存在主义原真性几个类型：
客观主义的原真性(objeetiveauthenticity)。对原真性的客观主义方法研究以Boorstin(1964)和macCannell(1973，1976)为代表，二人把原真性当作旅游客体内固有的一种特性，可以用一个绝对的标准来衡量。在看待旅游者追求这种原真性的能力和动机方面，两人的观点截然相反。Boorstin(1964)认为游客既没有获得原真性的能力，也没有追求原真性的愿望，而macCannell(1973)则认为游客不满足于现实生活的虚伪，他们出游目的就是追求原真性。在客观主义的原真性概念中，不管是Boorstin所批评的“伪事件”(pseudo-event)还是macCannell所提出的“舞台化的真实”(stagedauthenticity)，其衡量标准都是基于博物馆情境下的对旅游客体原真性的判断。他们的这一主张招致了多种质疑和批评，其主要批评在于原真性在现实中并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存在许多的不确定性，专家、学者所判断的不真实或“舞台化”对旅游者而言则有可能是真实的(wang，1999)。
建构主义的原真性(Constructiveauthenticity)。wang(1999)将建构主义的原真性概念概括为：(1)绝对客观的、静态的起源或“原物/原作品”是不存在的；因而没有一种“原物/原作品”意义上的绝对真实(e.Bruner1994)；(2)真实或不真实是一种人们看待、解释事物的主观结果；因此对于真实的体验是多元(pluralistic)的而非单一的；(3)对于旅游目的地的不同文化和民族来说，原真性是旅游客源输出地的游客基于其期望甚至刻板印象对旅游目的地旅游产品所贴上的一种标签。在效果上，旅游者确实在寻找原真性，但他们寻找的不是客观的原真性，而是社会建构的原真性。旅游目的或其他事物作为原真性被体验不是因为他们是原物或真实的，而是因为他们作为标志或原真性的象征被认识到(Culler，1981)；(4)曾经是不真实的事物，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经历了一个“突现的真实”过程后会被重新定义为真实(Cohen，1988)。由此可见，建构主义者寻求的原真性不再是Boorstin和macCannell所指的客观的原真性，而是一种符号的、象征意义的原真性，是社会建构的结果(wang，1999)。
后现代主义的原真性(postmodernismauthenticity)。后现代主义原真性在对旅游客体和旅游主体的认识上，代表着一种比建构主义原真性更激进的观点，他们完全不把“不真实”(inauthenticity)当一回事(wang，1999)。他们的核心思想基本上可以概括为：(1)“真”、“假”其实没有严格边界，“真真假假”其实经常相互替代。eco(1986)用美国迪斯尼乐园的例子来说明真假的界限，他完全解构了原制品与复制品、符号与现实等之间的界限，抹杀了“真”与“伪”的界限，进而也解构了原真性的概念。(2)现代技术可以使“假”变得比“真”还真，“假作真时假亦真”。Baudrillard(1983)用柏拉图的“虚像”(simulacra)来解释真实与虚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虚像的发展经历了“伪造(counterfeit)一复制(copy)一仿真(simulation)”的过程，而现在的世界正是一个“仿真”构成的世界，它允许没有“原作品”，没有“起源”，仿真(simulation)和虚像(simulacrum)变得如此真实，比真实还要真实，已达到了一种“超真实”(Hyperreality)的境界。“表演的原真性”可以替代原物，因而也可以起到保护脆弱的旅游文化(Cohen，1995)。
存在主义的原真性(existentialauthenticity)。存在主义原真性概念并非源于旅游研究领域，它主要与人类存在的意义、幸福的意义、人对自己的意义等话题有关(CarolJ，SteinerandYvetteReisinger，2006)。其早期含义是“人在某一时期对自己的真实”(Berger，1973)。在相关研究基础上，王宁(1999)将游客的原真性体验分为个体内部的原真性(intra－personalauthenticity)与个体之间的原真性(inter－personalauthenticity)两个维度，并认为既使旅游客体是假的，但游客会在旅游活动的激发下放松自己找到个体内部的原真或者个体之间的原真体验。当处于存在的原真状态时，人们感觉自己比日常生活中的自我更加真实、自由，但这不是因为他们发现旅游客体是原真的，而是因为他们摆脱了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约束，能够参加非同寻常的活动。
此外，最近又有学者提出“定制化的原真性”(customizedauthenticity)。在存在主义原真性概念得到很多人支持的同时，持批评观点的学者仍然认为这种原真性在强调旅游者追求原真自我的同时忽视了东道主社会(李旭东、张金岭，2005)。美国学者wangYu(2007)也指出客体的原真性与存在的原真性(与自我相关的原真性)之间并非毫无联系；而且，通过某种机制这两种类型的原真性是可以相互转换的。她认为原真性有三个层次――客体、自我(主体)和家。她认为除了客体层面的原真性和自我(存在)的原真性之外，与家相联系的原真性(home－relatedauthenticity)亦是理解旅游者追求原真性的一个重要维度。游客旅游是为了逃离熟悉的环境，却又不断“在他乡寻找故乡”，在“陌生中寻找熟悉”，wangYu将这种原真性理解为“定制化的原真性”(customizedauthenticity)。其核心思想包括：(1)事先对“他者”的想象――这种原真性主要是与客体相关的，而且受大众传媒、旅游文献、旅游指南等影响；(2)旅游者本能地寻找“家的感觉”，在陌生中寻找熟悉，在他乡中寻找故乡。(3)东道主根据旅游者的需要创造和提供符合旅游者需要的原真性的旅游产品。wangYu提出的定制化的原真性(customizedauthenticity)的概念事实上是一种客体(东道主社会)和主体(旅游者)共同建构的原真性。这个概念强调了客体和主体的互动，更重要的是它解释了建构的、舞台化的遗产文化何以被旅游者所接受。wangYu超越了对“原真性”概念的二元理解。但与此同时，定制化的原真性的问题在于当这种二元对立消除后，东道主社会是否可以提供每个个体旅游者认同的原真性遗产文化以及如何提供。这种定制化的原真性必然是多元的，而最终的结果可能就如wangYu自己丽江案例研究所说：在旅游地“旅游者可能随处发现也可能无法在任何地方发现‘本真的纳西文化’”。
总的看来，旅游研究中的原真性概念虽然最初源于博物馆研究领域、哲学研究领域，但在旅游研究中却是从关注旅游者动机与旅游者体验开始，这也就奠定了其概念后面的演变过程，即基本上是站在旅游者的角度来分析“真”与“假”，尽管客观主义原真性更强调客体本身的“真”与“假”，但这种“真”与“假”也只旅游者辨别能力范围内的真假，建构主原真性则开始认为旅游者所关注的客体“真”“假”是被社会建出来的，其本质仍是从旅游者角度来判断的“真”与“假”，后现代主义实际上完全放弃了原真性概念，可以不作考虑。存在主义原真性完全从旅游主体即旅游者自身开始分析“真”与“假”的感受，实际上是将原真性概念的视从主体对客体的关注与判断转向了主体对自身的关注。“现实存在主义”的原真性提出的“定制性原真性概念”又重新将原真性理解拉到了主体与客体之间，但却不是将客体放在一个被动的“判断”与“鉴定”“真假”的位置，而是认为客体是根据主体的需要而主动建构的一种“真”的场景(见表2)。
当然，西方旅游研究中对于“原真性”概念争论只是一种理解纷繁复杂的旅游现象的一种视角，原真性概念的发展与演变本身就说明了“原真性”并不是一个“静止、客观、固定的标准”或“某种产品或吸引物的固有属性”，它往往是主观的、建构的以及不断发展和被创造的，对原真性概念的分析将有助于研究旅游地管理、文化商品等多个热点问题。
四、原真性概念的演变路径与理解差异比较
首先，从学科背景看来，遗产保护界的原真性概念是以考古学、博物馆学为基础，而旅游研究领域的原真性概念则是以社会学为基础，学科背景不同，其最初关注的问题也不尽相同。遗产保护研究更多地关注遗产保护的标准与实施技术细则，而旅游社会学者则关注旅游社会现象的解释。
其次，从研究与争论焦点来看，遗产保护界因国际文化差异及遗产特性的不同对原真性标准理解不同而产生争议，争论原真性概念的目的是为了制定一个公认的遗产保护标准体系。而旅游研究领域则从解释旅游社会现象，增强旅游者体验、管理旅游地的角度来讨论原真性的概念，但由于旅游产品类型不同、旅游场景不同等旅游形式多样化的特征而形成对旅游体验的多角度解释，其争论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释旅游现象。
第三，从发展过程来看，遗产保护界的原真性概念经历了从强调物质遗产的本身到强调物质遗产相关的非物质元素，从强调物质遗产的现状到强调物质遗产的时空演变过程，从物质之间的关系到强调物质与人关系的过程。与之相对应，旅游研究领域的原真性概念则从分析旅游主体对客体的“真假”辨别到讨论旅游客体“真”与“假”的构建模式，再到完全从旅游主体的“真”、“假”体验态度，然后发展到旅游客体与主动的互动构建模式。二者都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但其演进动力不尽相同。遗产保护界的演变动力是世界各国遗产保护界的实践，推动世界公认的、适用于多种类型的遗产保护的标准，而旅游研究领域的原真性概念演变动力却在于解释不断出现的新的旅游现象，对旅游活动与旅游地管理提出改进意见。
第四，从发展趋势来看，遗产保护界将原真性概念不断从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扩展到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并且这一概念在相关国际组织的推动下不断地推进世界各国的各类遗产保护与保存。旅游研究领域也将原真性概念从主体关注不断向客体及主客体互动关注不断推进，使原真性概念的内涵边界不断放大(见表3)，值得一提的是，原真性概念在在旅游研究领域出现之初就没有局限在文化遗产范围，而是以旅游者体验为中心延伸到任何其他旅游客体对象进行讨论，并且已经在业界产生的深远影响，如近年来旅游业界以“真山真水”为宣传口号的旅游“寻真”运动日益盛行，这一现象说明旅游经营者与旅游需求者都已经开始关注旅游活动中“真”与“假”的问题。
五、原真性概念在旅游与遗产保护研究中的理解逻辑框架
如前所述，遗产界关注物质但日益向非物质元素聚焦，旅游界关注现象但日益转向互动分析。鉴于旅游与遗产保护研究本身就是一项基于两者互动之间的研究，原真性概念有必要充分吸引各自的优点，在研究中予以全面考虑(见图1)：
关于客体原真性理解。根据遗产保护界对原真性概念的理解，在徐嵩龄(2005)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将原真性的理解要素分解为遗产的地点、位置，形态、法式，形式(指非物质艺术的表现形式)、器物，材料、材质，环境，技艺，功能，精神、情感，原住民社区(生活方式、艺术传人)，相关事件、人物与地方，时序变化等12个方面。在旅游研究中，于客体本身的“真”与“假”辨别的复杂性，以及旅游主体“真”与“假”的辨别能力限制，因而也只能从游客体验的角度来分析客体“真”与“假”对旅游体验的效果，为遗产保护与旅游管理提供依据。
关于旅游主体的原真性理解。遗产保护界基本上只关注客体本身，认为遗产本身一定是可以用一个绝对标准对真与假进行衡量，但旅游研究中却将旅游主体即游客自身是否有“真”与“假”的体验作为关注的焦点。不过从长远来看，游客对客体原真性认知能力的提高也受客体原真性标准的普及程度有关，因此遗产旅游研究中主体的原真性体验与满意度的关系将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应从动态的角度来理解主体的原真性体验。
关于旅游介体对原真性的影响。由于时间、空间以及旅游者知识能力等原因，旅游主体对客体的认知并不是直接的，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受旅游介体的影响，这些介体包括宣传媒介、旅游服务机构等，他们对旅游客体的宣传、介绍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旅游主体对旅游客体原真性的认识。因而媒介对客体的构建方式与传播途径，以及媒介对主体即旅游者对客体的认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都是旅游原真性概念需要分析讨论的问题。因此遗产保护界在研究客体的固有标准时也要注意对这些标准信息的传播与普及，保证遗产原真性在媒介中建构的准确性。
六、结论
生态旅游概念篇7
乡村旅游、生态农业旅游在欧洲地区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因此欧洲地区的相关研究较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从宏观角度上，西方国家对生态农业旅游的研究主要围绕生态农业旅游的概念、生态农业与旅游的关系、旅游现象的描述以及生态农业在旅游业中的地位等方面展开的。
1．生态农业旅游客源市场结构方面。学者Brittany Russell对生态农业旅游的客源市场结构做出了详细分析，总结出生态农业旅游市场的结构呈现出两方面特征，一是客源主体的受教育水平较高，另一方面是他们的经济条件较好。他们选择生态农业旅游这种方式，不是因为其收费低廉，而是为了寻找在城市失去了净化空间和尚存的自然文化氛围。他们参与农业劳动追求的主要是精神享受而不是物质享受。
2．生态农业旅游发展模式方面。丁小伦就国外生态农业旅游园区的主要发展模式进行了系统总结，将生态农业旅游园区分为三大类，即示范农场（Demonstrate Farm）、假日农场（Holiday Farm）与试验农场（experiment Farm），其中假日农场即为开展生态农业旅游的主要基地，以日本爱知县的“空中花园”、新加坡等国的“耕种社区”为例，又对假日农场做出了更进一步的分类，其中包括观光农园、农业公园、教育农园、森林公园。观光农园即在城市近郊或风景区附近开辟特色果园、菜园、花圃等，让游客亲自摘果、种菜、赏花、采茶等，享受田园乐趣；农业公园即按照公园的经营思路，把农业生产场所、农产品消费场所和休闲旅游场所结合为一体；教育农园主要以农业生产和科普教育功能为主，颇具代表性的有法国的教育农场、日本的学童农园等；森林公园多以林为主，辅以多变的地形、开阔的林地、优美的林相和山谷、奇石、溪流等复合生态群体。
3．生态农业旅游的制度建设体系方面。日本与韩国在生态农业旅游规范制度的体系建设方面较为关注。1990年日本颁布实施《修建市民农艺促进法》，对生态农业旅游用地做出了明确规定，同时以法律的形式使农业用地开设观光园这一行为合法化，从而促进农业旅游活动的较大发展；韩国政府对观光农园的规模限制也随着生态农业旅游的发展而越来越松弛，由最初的最大规模限制在0．02km2到如今的0．05km2，同时在资金与政策上对观光农园的发展给予支持，除此之外还包括对生态农业园区的申请、可行性评估以及对园区发展规模的确定，均给出了明确的依据与法律规定。另外，国外很多学者还对生态农业旅游产品的生态化设计等方面做出了专门研究。
二、国内城郊生态农业旅游研究综述
借助CnKi数据库的搜索引擎，本文采用与“生态农业旅游”和与生态农业旅游相近的“农业生态旅游”、“农业旅游”、“休闲农业”、“观光农业”、“乡村旅游”作为主题词，检索了1993年到2011年的中文期刊数据库，通过分类统计，总结国内生态农业旅游研究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1．生态农业旅游的概念或内涵研究。目前我国学者对生态农业旅游名称本身还存在着很大的分歧，生态农业旅游单从字面意义上就有两种不同的组合方式，即“生态＋农业旅游”类与“生态农业＋旅游”类。
1．1“生态＋农业旅游”类概念。卢云亭、李瑾、郑秀娟等认为“凡是能够给游客带来土趣、野趣、奇趣、异趣，同时具有观赏、休闲、科考、健身、阅历等不同旅游功能的农业均可称为生态农业旅游”。该类定义并未对“生态”一词做出解释，此处的“生态”仅仅是“农业旅游”的一个前缀，成为了修饰农业旅游的一个标签，这种概念的理解可以直接等同于对农业旅游的理解。
1．2“生态农业＋旅游”类概念。该类定义将“生态”与“农业”连为一体即生态农业，强调旅游开发的基础是生态农业，而不是一般的农业资源，将科学的生态农业生产和旅游融为一体，扩大生态农业的“三生”功能（即生产、生态、生活功能）。随着生态农业的发展，近几年这类概念普遍得到认可。江金波、严贤春、崔娜娜、李广宏、谢雨萍、任冠文等认为生态农业旅游是以生态学原理为指导，以生态农业建设为基础，以农业观光、农艺与科技示范、休闲度假为旅游实体，同时为游客提供广泛参与和体验的农业生产、农产品采摘、加工等旅游活动。
2．生态农业旅游开发意义与功能研究。问建军、汶录凤、张青衫、伍海琳、范晓梅、吴莹、李广宏、高璐、刘玲等分别从生态保护、经济发展、旅游扶贫、环境教育等方面对生态农业旅游的开发意义做出了详细的阐述。
3．生态农业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舒伯阳、对生态农业旅游开发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具有极强的代表性，被后人广泛引用，他分别在生态农业旅游产品、行业管理、交通条件、生态环境保护、旅游商品开发深度等方面总结了生态农业旅游在开发中存在的问题。石云霞、赵萍、王语等在舒伯阳、王继权的研究基础上，简要提出生态农业旅游开发中应采取的措施，如坚持“政府主导，农户参与”的发展战略、以科技为先导，确保生态农业旅游开发的高起点与高水平、加强宣传，提高“三大”效益。
生态旅游概念篇8
关键词：旅游者地方感文献述评
基本概念的研究
（一）地方感的概念
作为现代人文地理学地方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地方感是一种满足人们基本需要的普遍的情感联系（tuanYF，1974）。tuan最早提出地方感这一术语，“地方感包括两个含义：地方固有的特性（地方性）和人们对这个地方的依附感（地方依恋）”。其中，地方性主要以某一地方的客观物质、社会功能及地方意义所展现出来，是人类与地方之间的一种情感链接，也是一种经过社会文化所改造的特殊人地关系（朱、刘博，2011）。简而言之，地方感是人将自我情感融入其所处环境并通过人-地相互作用而逐渐产生的一种反应，受到个人历史记忆、情感融入、价值观念等情感因素的影响。Steele认为地方感是人与地方相互作用的产物，是由地方产生的并由人赋予的一种体验，地方不能脱离人而独立存在（张春霞、蔡兴燕，2009）。
（二）地方感、地方认同与地方依恋
地方感以人类的主观体验为基础，其内涵涉及了某一地方本身的特征及对该地方的情感依恋与认同，而与地方感相关联系的另外两个概念是地方认同与地方依恋。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地方感、地方认同及地方依恋三概念进行了持续的研究，试图从心理层面厘清这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
williams等将地方依赖（placedependence）和地方认同（placeidentity）看作是地方感的两个维度，地方认同是个人对地方产生的一种依恋型情感，而地方依赖则是在功能上的一种依恋。作为地方感的两大维度，地方认同与地方依恋与地方居民满意度、社区发展期望、社区发展积极性、公共设施发展支持度等因素相关（尹立杰等，2012）。Brichker等学者将地方感纳入地方依恋的一部分，将地方依恋分为地方认同、地方依赖、生活方式三个维度，而Kyle等人则将地方依恋分为地方依赖、地方认同和社会联系三个维度（朱、刘博，2011）。
Scannell和Gillord提出的三维框架概念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即包括地方、人和心理过程。其中，第一个维度（地方）是指依恋的对象，包括地方社会象征、建筑特点、历史记忆、自然环境等；第二个维度（人）是指行动者，包括文化、经历、历史等群体层面和个体层面的影响因素；第三个维度（心理过程）是指个人在某一地方生活或工作过程中产生的情感、认知和行为等方面。然而，Jorgensen和Stedman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地方感是一个独立的概念，是个人对某一地方所产生的情感、认知和态度，包括地方依赖、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三个维度，其中地方依赖是个人对地方功能性特征的依赖，地方依恋是个人对地方在情感上的体现，而地方认同则是个人对地方的理性感知和认知（庄春萍、张建新，2011）。
地方感测量工具的发展与研究
目前，国内学者对地方感的研究方法主要以定量研究为主，通过借鉴国外学者所使用的、比较成熟的测量量表，采用统计分析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量表是williiams所开发的旅游依恋量表，包括地方依赖与地方认同两个维度，地方依赖包括10个项目，地方认同包括11个项目。也有的学者则根据个人地方依恋程度的不同，提出了不同目标群体的测量量表，包括地方熟悉感、地方归属感、地方认同感、地方依赖感和地方根深蒂固感五个维度（王世超，2011）。
Lalli的“居住城市认同量表”（UrbanidentityScale）则包括总体依恋、外部评价、承诺、熟悉感和连续性五个维度；Droseltis和Vignoles将地方认同划分为依恋/自我扩展、地方自我一致性、环境适合三个维度；而talen和Shah等学者采用了地理信息系统和调查问卷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社区意象，设计了地方空间结构水平和居民的社区认同水平两个维度（庄春萍、张建新，2011）。
国内学者在地方感测量方法方面基本上是沿着西方经典思路所进行的，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修订。尹立杰等学者（2012）借鉴williams的测量量表，将地方感划分为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两个维度，并从社会文化、经济、环境等影响因素入手，问卷设计包括18个项目，涉及收益影响感知和成本影响感知两个方面。许振晓等（2009）学者借鉴期望理论和地方感两个基本理论，从旅游核心社区居民地方感（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旅游发展期望（文化传承、社区发展和自我发展）、旅游感知（旅游发展获益感知、旅游发展成本感知）以及旅游发展支持度五个结构变量着手，并引入旅游发展期望值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了居民地方感对旅游发展支持度内部影响机制的理论模型。苏勤和钱树伟（2012）从旅游涉入（心理涉入、文化涉入、行为涉入）、旅游吸引力（核心吸引力、添加吸引力）、旅游功能（动机实现、功能评价）、地方感、遗产保护行为、遗产保护态度六个潜变量，构建地方感结构关系模型。
可见，国内学者所采用的测量量表基本上是借鉴了西方学者的地方理论与测量量表，地方感也大多数被划分为地方认同与地方依赖两个维度，并将旅游目的地外在特征、旅游者情感认知、旅游者行为特征等潜变量引入量表，在研究方法上丰富了国内地方感理论的运用与发展。
地方感理论视角下的旅游研究
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学者陈传康首次提出了地方文脉的概念，并将这一概念运用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规划研究中，之后范业正从旅游子资源属性和周边环境入手，将旅游目的地的文脉划分为地脉（自然构成因素）和文脉（社会人文因素）。从某种程度而言，国内学者关于地方文脉概念的提出及运用是我国最早关于地方感理论的研究与发展，对国内学术界关于旅游者地方感的研究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一）关于旅游者地方感理论的研究
地方感，是个人与特定地方之间的情感联系，在tuan最早提出地方感这一术语之后，引起人类学、社会学、环境心理学及行为地理学等各个领域的极大关注。在旅游研究方面，国内学者黄向等（2006）首先将西方场所依赖（placeattachment）这一个概念及其相关理论引入中国，分析了场所和场所依赖的概念及其最新发展，首次对游憩视角下的场所依赖理论进行介绍，并讨论了场所依赖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前景。
杨念群（2004）提出要改变“村落研究取向”的观点，认为应该从“跨区域研究”的视角来促使社会史研究更加多元化，有意识地区分“地方感”和“地方性知识”两个不同的概念。陈蕴真（2007）从人文主义地理学和环境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地方理论中关于人与地方关系、旅游目的地与旅游活动、地方感之间的关系，讨论了西方地方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涵义，系统地回归了西方地方理论在旅游研究中应用及其未来的研究展望。唐文跃（2008）对地方感理论的一些基本概念、维度及构成要素等进行了剖析，结合中国情境构建了地方感研究框架，并在评述西方地方感研究最新进展的基础上，讨论了地方感理论在中国旅游研究中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朱等（2011）学者对地方依恋、地方认同、地方感等概念进行了辨析，认为地方感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包括地方认同和地方依恋两个维度，而地方认同和地方依恋是两个相关但又各具特点的概念，并强调在研究中要从概念上突出地方本身的典型性和独特性，采用多种方法来研究地方感的空间特征和动态特征。
（二）关于旅游者地方感理论应用的研究
在全球化情境下，人口流动和环境破坏不断凸显，人地关系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因此地方感作为一种人类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情感联系，被广泛地运用于不同学科的研究。
唐文跃（2011）从游憩地理学和环境心理学视角出发，借鉴西方学者的测量量表对四川九寨沟旅游者的地方感及其生态环境保护态度进行测量，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旅游者地方感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指出社会人文和自然风景对旅游功能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旅游者生态环境保护态度对其地方依恋具有影响作用，并且旅游者的感知体验水平与生态环境保护态度之间成正相关关系。汪芳等（2009）学者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对旅游者的地方感认知进行调查，通过因子分析和相关分析得出旅游者地方感认知的一般规律，认为地方感涉及个人的主观认知和地方的客观特征两个方面，而旅游者的地方感认知包括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两个方面。张中华等（2009）学者以人文主义现象学的地方理论取向出发，以广西桂林阳朔西街旅游社区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地方感理论在旅游社区应用研究中的理论价值，试图从心理、认知、社会文化和伦理道德等多重视角来认识人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李九全等（2008）学者以旅游景区游客和当地居民为调查对象，从人本主义的微观认知方法角度分析了景区旅游竞争力的构成，论证了地方依附感、旅游地方感及旅游意象之间的关联性，提出了旅游景区竞争力的指标体系。
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在旅游者地方感研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学术价值的专题论文和著作，对推动国内在地方理论研究与发展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地方感理论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学者已从不同视角进行了诸多的研究，为该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运用与发展提供了可能。未来的研究可以侧重于旅游目的地传统文化对地方感的差异影响、旅游开发对居民地方依恋的预测作用、旅游目的地社会变迁与地方依恋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同时在结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构建适合中国旅游文化的地方感测量工具，以更深入地探索中国居民地方感形成进程及影响因素。
参考文献：
1.tuanYF.topophilia：astudyofenvironmentalperception[m].englewoodCliffs，nJ：prentice-Hall，1974
2.朱，刘博.地方感、地方依恋与地方认同等概念的辨析及研究启示[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1）
3.张春霞，蔡兴燕.浅析国内旅游研究中的地方感理论[J].技术与市场，2009（11）
4.尹立杰，张捷，韩国圣，钟士恩，李倩.基于地方感视角的乡村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研究―以安徽省天堂寨为例[J].地理研究，2012（10）
5.庄春萍，张建新.地方认同：环境心理学视角下的分析[J].心理科学进展，2011（9）
6.王世超.少数民族旅游地居民地方依恋与旅游开发研究―以大兴安岭鄂伦春民族为例[D].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7.许振晓，张捷，Geoffreywall，曹靖，张宏磊.居民地方感对区域旅游发展支持度影响―以九寨沟旅游核心社区为例[J].地理学报，2009（6）
8.苏勤，钱树伟.世界遗产地旅游者地方感影响关系及机理分析―以苏州古典园林为例[J].地理学报，2012（8）
9.黄向，保继刚，wallGeoffrey.场所依赖（placeattachment）：一种游憩行为现象的研究框架[J].旅游学刊，2006（9）
10.杨念群.“地方性知识”、“地方感”与“跨区域研究”的前景[J].天津社会科学，2004（6）
11.陈蕴真.浅议地方理论在旅游研究中的应用[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3）
12.唐文跃.地方感―旅游规划的新视角[J].旅游学刊，2008（8）
13.唐文跃.九寨沟旅游者地方感对资源保护态度的影响[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1（5）
14.汪芳，黄晓辉，俞曦.旅游地地方感的游客认知研究[J].地理学报，2009（10）
生态旅游概念篇9
日本生态旅游的历史可以划分为黎明期、调查研究阶段、实践推进阶段、课题提出阶段、全国开展期等5个期间[3]。
1、概念形成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
这一时期，日本开始提出生态旅游的概念，但对“生态旅游”本身的认识还没有形成。1987年成立日本环境教育论坛（JeeF）。1989年，设立日本最早的生态旅游推进团体———小笠原观鲸协会。
2、调查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
环境厅和自然保护学会等有关机构开始着手进行生态旅游的调查研究。为探索国立公园的利用方式，环境厅（现为环境省）以“环境保护型自然体验活动推进方策检讨调查”为题，开始对知床、奥日光、八丈岛、西表岛、屋久岛等5个地区展开为期三年的调研。1992年，日本环境教育（JeeF）生态旅游研究会成立，并以“什么是生态旅游”为主要课题开展持续数年的学习研究。日本自然保护协会（naCS－J）在对地区旅游企业和游客指导方针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于1994年编辑出版了《生态旅游指南》。
3、实践推进阶段———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
这一时期，各地开始学习屋久岛、小笠原、西表岛等较早实践生态旅游地区的先进经验。1998年，日本生态旅游推进协会（JeS，即后来的npo法人日本生态旅游协会）和北海道生态旅游研究会设立。之后，JeS在各地举办全国性的大会，为生态旅游的普及做基础性的铺垫。
4、课题提出阶段———21世纪初期
21世纪初，各地设立的团体及导游在生态旅游方面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课题提出的时机已经成熟。诸如解说技术的提高、充足资金的保证、导游人员的延续等一些实际问题日益突显出来，迫切需要研究解决。2000年，日本自然体验活动推进协会（Cone）成立；2002年，北海道建立生态导游资格制度；2003年实施的《东京都岛屿地域自然保护和适度利用纲要》，规定了关于小笠原特定区域的准入规则；《冲绳振兴特别措施法》规定了冲绳环境保护型自然体验活动（即生态旅游）的推进措施。
5、全国展开阶段
2003年，日本将生态旅游的推进定位为国家战略，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提升国民对生态旅游的关注和兴趣。早先致力于生态旅游的地区，如小笠原、西表岛、屋久岛、北海道等具有典型自然环境的地区，也以此为契机，开始在原有旅游地域及未开发的山林山地等地区开展生态旅游。2006年12月，日本全面修改《旅游基本法》，制定通过了《旅游立国推进基本法》。2007年6月，通过《生态旅游推进法》，标志着日本生态旅游体制全面形成[4]。
日本生态旅游推进法
（一）生态旅游推进法产生的背景
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生态旅游因分散旅居的特点对环境造成的负担较小，在世界各国逐步发展起来，并逐渐取代围绕名胜古迹周边区域观光的传统旅游模式。这种旅游模式使游客既能在自然中身心愉悦的活动，又能享受地域固有的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因而受到人们关注并不断聚集人气。在日本，农村生活体验型的绿色旅游和充分利用自然旅游资源并保全环境为目的的生态旅游，也开始不断发展壮大。1998年，以生态旅游运动推进为目标的生态旅游推进协会的诞生，标志着日本生态旅游的正式开始[5]。2002年是地球峰会（即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10周年，联合国将该年度定为“国际生态旅游年”，一时间生态旅游在全球展开。生态旅游作为生态保全型旅游，其推进既减少了环境负荷、可持续的保全环境，又因旅游产业的振兴使地域摆脱贫困，因而深受世界各国关注。然而，对作为旅游资源的自然环境该如何开发利用和有效保护，是各国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为发展经济而大兴旅游，过度开发会对环境造成破坏；若强化环境保全而过分限制，生态旅游的魅力就会大打折扣。要充分利用地域的自然资源，开创出地方特有的旅游产业，同时又能对自然和传统文化进行可持续的保护，生态旅游开发和自然环境管理就必须都要遵循科学合理的规则。日本的有些地方的旅游经营者自己制定规则进行生态资源的保护，如小笠原的“鲸鱼观察”规范，但这种规则是只对有关人员有拘束力的内部规则，对外不具有强制适用的效力。生态旅游要在全国范围开展推进，因这种地方自主规则的适用而产生的纠纷必然会不断发生，这将成为阻碍生态旅游推进的因素之一。必须深刻把握生态旅游的精神实质，在致力于环境保全的同时有序地实施生态旅游，既能按预设的模式发展，又能大大降低管理成本。然而仍有些地区为追求经济利益而降低管理成本，严重破坏了生态旅游的良性推进。为了生态旅游能健康有序的发展，防止对生态环境的恣意开发，必须设计科学合理的管理规则。《生态旅游推进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该法基于对自然环境的充分利用，推进新形态的旅游产业，在谋求地域振兴的同时，将旅游引发环境破坏的危险限制在最小[6]。此法的出台，使生态旅游活动的良性推进有了法律保障。
（二）生态旅游推进法的特征和主要内容
1、作为议员立法起草法案被通过
地球环境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在旅游开发和环境保护之间做出选择总会面临两难境地。到2007年，生态旅游在推进中仍面临诸多难题。虽然生态旅游在观念上已被大众理解接受，实践中也形成了具体的操作方法，但是由于垂直领导的行政关系导致的弊端给生态旅游的实施造成很大障碍，当事人甚至不能按照预先设计好的方案去操作。对行政关系进行调整需要付出时间，而环境问题却刻不容缓。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振兴地方经济的生态旅游既已广泛推进，就应成为旅游立国的核心内容。在这样的背景下，超越垂直领导的行政关系弊端的议员立法成为有效的解决手段。《生态旅游推进法》基于环境委员会委员长提案，以众参两院所有议员赞成而一致通过。
2、是一部同时调整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利用关系的单行法律
该法第1条明确了立法目的：保护自然环境、振兴旅游、推进环境教育。充分利用地方自然资源振兴地域经济，同时要保护好环境资源。从这个角度看，《生态旅游推进法》堪称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律，加之2006年通过的《观光立国推进基本法》，两部法律成为日本21世纪环境保护与旅游立国的里程碑。
3、以英语“ecotourism”的片假名“エコツーリズム”直接为法律命名
日本的法律用片假名来直接命名的寥寥无几。“生态旅游”可以用日文汉字“生態観光”来直接表示，但用片假名更能把意思形象的表达出来。生态旅游不仅是指一种特殊的旅游形态，其内涵包括实现推进旅游、振兴地方、保护环境三个要素的平衡，是一个能体现开发和保护并重理念的专有概念。为恰当准确的表述出这种细微的差别，按照英语词汇的片假名来表达书写显得更为贴切。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生态旅游推进法的贯彻执行也并不只限于环境省，而是包括国土交通省、农林水产省、文部科学省等多个省厅。
4、提出日本型生态旅游的四个基本理念
生态旅游推进法第3条提出了四个基本理念：充分考虑自然环境、谋求旅游振兴、谋求地域振兴、利用自然资源进行环境教育[7]。2003年，环境省“生态旅游推进会”提出“生态旅游典型示范地域”进行交叉思考，摸索日本型生态旅游应具备的方向性的东西，这对后来立法层面上基本理念的形成具有深远的意义。
5、以各地生态旅游推进协会为基地
在环境省设置的“推进会议”中，明确了日本型生态旅游在三种类型的地域大力推进：像知床和屋久岛那样残存的原始自然地域、以大众旅游为主体的地域“生态旅游化”以及那些未进行旅游开发的山林山地之间的地域，并将其中的13个地方选定为生态旅游典型示范区。从这开始，日本的生态旅游得到快速的发展，推进以山林山地为主要阵地的“日本型生态旅游”逐渐形成了。与有着广袤自然生态资源的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相比，日本的原生自然环境显得非常有限。然而，包含在自然公园里的一部分的中间山林山地，从亚寒带到亚热带南北延绵3000多公里，具有丰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宝库。同时，历史积淀形成的与自然环境紧密相关的地域文化，具有其独特的历史形态。
日本型生态旅游的主要舞台是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山林山地。具体来说，是在农村、山村和渔村，根据情况也可以是城市街道地域和城镇。充分发掘利用地域特有的自然环境，在保护环境的同时能够身临其境体验地域独特的魅力，这种旅游形态的应用范围可以无限延伸。为振兴生态旅游，首先设立以市镇村长为中心其他关系人参加的“推进协会”，以协会为中心来选定生态旅游的地域范围、找出地域独具特色的珍贵旅游资源，进行导游培训、设计项目、开发市场，规划设计地域生态旅游的具体方案。在此过程中，国家在宣传活动、技术指导、人才培养等各方面给予支援，但仍以各地推进协议会为主体。6、明确规定生态旅游为公民的权利自然环境因国家和地域而不同。充分利用自然环境资源振兴旅游，谋求地域活性化，实现可持续的环境保全，这让因人口少子高龄化导致地域活力低下而倍受困扰的日本，找到了地域恢复元气的动力。充分利用地域自然环境的优势，促进往来人口的不断增加，才能建设繁荣的地域社会环境。
在村落区域，子孙不在身边的老人们，用山村的乡土料理款待前来的游客，给他们讲述相传久远的民间故事，并从中获得生活的乐趣和活力。生态旅游运动之初，这样的情景在日本随处可见。而这样的景象靠中央政府的财政预算来推进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要靠地域自立、自律的能动的完成，这正是《生态旅游推进法》的重要使命。各地的推进协会，没有把地域宝贵的自然资源重新指定为“特定旅游自然资源”。什么样的自然资源能脱颖而出、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又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呢？在日本全国范围内，无论孩子还是老人都有权参与这类问题的解决。地方居民共同参与，探寻地域珍贵的自然旅游资源，为振兴地域出谋划策[8]。《生态旅游推进法》立法化的最大的效果，便是把原本只是一部分关系人参与的生态旅游，建设成为普遍参与的新型旅游形态，并在各地得到广泛的推进。当然，生态旅游的概念在全世界广泛传播尚需要时间。正因为如此，生态旅游的推进会让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保全遭受怎样的影响，还需对事态发展给予高度关注。根据情况，也有可能需要对法律本身进行修改。为此，《生态旅游推进法》附则规定了本法施行5年后须进行修订。
对我国生态旅游法制化的几点启示
（一）科学界定生态旅游的概念
目前，由于缺乏对生态旅游的统一认识，理论界对其概念的表述不尽相同，实践中对生态旅游的称呼也千差万别，使得人们对生态旅游及相关概念的认识相当混乱。必须统一各方面的认识，明确界定生态旅游的概念和基本特征，将生态旅游的概念与相关概念区分开来。有关行政部门和民间团体在生态旅游概念的表述上要体现保护环境、振兴旅游、促进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等方面的内容。生态旅游的目的是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振兴地方经济，同时更好地保护地域环境资源。
（二）扩展生态旅游的活动空间
尽管我国生态旅游的空间范围在不断扩大，一些地方甚至在人迹罕至的原始自然山林区域开发生态旅游，但生态旅游的主要区域仍是各类发展大众旅游的自然保护区等区域。大量人群蜂拥而至，给这些区域的环境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要减轻旅游给生态环境造成的负荷，就必须不断扩展生态旅游空间。除已开发旅游的自然保护区等地域外，那些未进行旅游开发的山林山地之间的林地，出于环境保护的需要也有必要发展生态旅游。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山林山地具有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随着我国生态旅游的发展，相关法制的不断健全，这些山林山地应成为生态旅游的主要舞台。具体说来，生态旅游的主要区域是农村、山村、渔村，甚至一些生态环境较好的城市街道地域和乡镇。
（三）加强生态旅游的实证调研
生态旅游能否有效推进，取决于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推广情况。有成功经验可取远比“摸着石头过河”、“以环境换经验”的做法要好的多。有关部门要加大生态旅游推进典型区域的调研工作，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编制生态旅游总体规划，形成正确的发展导向。引导科研单位、学术团体积极开展生态旅游的科研课题，深入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科学合理的意见建议，为生态旅游的立法和相关决策提供理论依据。要对经营者参与生态旅游开发的积极性、民众对生态旅游的需求、专业人才的培养、生态旅游对地域环境保护的效果以及旅游为经济发展的贡献等问题进行调研。要对生态旅游取得巨大成就的区域进行经验总结，宣传经典做法及取得的实际效果；要选取不同形态的典型地域进行比较分析，根据各地的资源状况、市场状况等设定具体的发展模式；还要对那些目前看起来和旅游无关的山林和山地之间地域进行调研，逐步探寻一条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生态旅游概念篇10
《旅游学概论》是最重要的旅游专业“入门”课程，在专业课程体系有着及其重要的地位。随着现代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新概念、新情况不断出现，在课程教学中需要及时更新与补充，也对课程建设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为适应现代旅游人才培养的需要，发挥《旅游学概论》课程在专业教学中的重要作用，根据概论课程特点开展教学创新是十分必要的。近年来，我们的教改实践，从课程定位人手梳理n程内容，开展系列配套的教学改革探索，促进了《旅游学概论》课程教学质量提升，培养适应现代旅游业发展的专业人才。
一、课程定位
《旅游学概论》是旅游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学习目的是确立学生专业认同感、培养学习兴趣和树立从业志向等，对该课程定位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一）奠定专业基础
《旅游学概论》课程作为旅游专业基础入门课，通过本课程学习之后，学生要从宏观上把握旅游活动、了解旅游行业，对旅游学科知识体系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为后续专业课程学习奠定好基础。
1.建立正确的学科概念。《旅游学概论》课程要讲清旅游学科最基本的概念和知识点。在实践教学中，对已明确界定的概念要讲清要点；对有争议或尚在讨论中的概念，要从不同视角和认知层面讲清来源，从而使学生对学科有关概念有全面准确的了解。
2.提供清晰的学科知识架构。《旅游学概论》课程将旅游学理论、方法、实务三大内容囊括其中，目的是使学生全面了解该专业的基本概况，内容几乎涵盖了其他本专业课程内容，容易出现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的“撞车”问题。该课程既要对旅游学科全貌进行全面反映，又不能成为后续专业课程的简介版，否则会导致与后续课程无谓重复等问题。
（二）树立专业价值观
“游客为本，服务至诚”是国家旅游局提出的旅游行业核心价值观，更是旅游专业价值观的根本。它是旅游行业道德准则、道德情操和道德品质的总和，为旅游专业人员的行为规范和职业操守。
对于旅游专业的学生，不但要“知”，即认知、熟知、深知，更要在践行中认识其深刻内涵。所以，旅游专业教学在重视知识和技巧的传授的同时，更要重视价值观和专业伦理的教育，强化学生对专业价值观的认识。《旅游学概论》既然为专业学习入门课程，在教学中渗透专业价值理念尤为重要，要贯穿课程教学始终。
（三）培养专业兴趣
兴趣是学生学习的动力，帮助学生尽快认识所学专业，接受专业理念，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是旅游学概论课程教学的重要任务。根据旅游专业实用性强的特点，《旅游学概论》课程应结合现代旅游业发展，引导学生用专业眼光观察问题，从专业视角发现和解决问题，初步学会运用旅游学基本理论方法分析和解决旅游问题，逐渐形成对旅游专业的关注和热爱。
二、教学内容确定的原则
《旅游学概论》课程内容具有基础性、综合性和变动性的特点，教学既要侧重于解决学科最基础的概念，又要注重基础性理论的前瞻性，还要特别注重专业价值观和法治思维的培养，同时注重内容的动态更新。
（一）密切联系旅游发展实际
《旅游学概论》课程的概念较多、理论性较强，教学内容要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以满足学生对旅游业最新发展动态与旅游热点问题的了解，应将实践教学作为一个持续的过程，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如在旅游的产生与发展章节中，对旅游与旅游业内容的讲解，要联系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着重联系社会注焦的旅游事件，不回避中国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让学生明白我国旅游研究起步晚，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很多，增强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对旅游发展的成绩要给予肯定，让学生了解到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我国旅游业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绩，增强民族自豪感，激发专业学习的积极性。
（二）融入最新学术研究成果
旅游产业以其领域宽、层面多、关联度大、效益高等优势，成为最具活力的朝阳产业。《旅游学概论》课程内容要强调综合化和社会化，注重对知识、能力的全面培养，培养学生用学科理论分析旅游行业中的问题和现象，把握旅游领域的热点和发展趋势。教师需要及时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反映在课堂中，不断收集、整理、归纳，补充到教学内容中。然而，脱离教材只讲研究成果，是不符合概论课程教学要求的，必须以教材为主线，完成教学目标任务的基础上，科学安排穿插研究新成果。
（三）做好相关衔接与延伸
《旅游学概论》课程内容庞杂，涉及专业大背景的学科知识，包括管理学、市场学、民俗学、资源学、地理学、地质学、文化学、建筑学、产业学、规划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内容，也与旅游资源学、旅游文化学、旅游经济、旅游市场营销学等后续专业课程内容相重复。知识内容上的延续与递进，不仅仅是逻辑上的需要，更为专业知识学习所必需，如果处理不好，势必然造成知识内容上的重复和学生学习上的重复。这种延续与递进，对《旅游学概论》课程内容确定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三、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教学方式是多样的，每种教学方法都有其不同的作用，也都有其特定适用范围。在《旅游学概论》课程教学中，我们引进了模块式教学方法，实现课堂教学方式多元化的同时，重视实践环节教学和考试方式改革，开展了全面和综合性的教改探索。
（一）引进模块式教学方法
“模块化教学”，有“meS”和“CBe”两种主要形式。“meS”（模块式技能培训），是以现场教学为主，培训技能为核心的模式。CBe是以能力为依据，提升从事职业认知和活动能力的模式，也称“能力模块”。CBe教学模式，主要通过对工作和任务进行分析，建立若干教学模块，既包含理论教学项目，也有技能训练项目。在教学过程中，理论和技能等两类项目要合理整合，以科学组织教学活动。
《旅游学概论》CBe教学，是将课程分成旅游活动基础知识、现代旅游三要素、现代旅游关联问题等3大模块下的若干小模块，对课程的理论内容和实践内容进行有机整合，做出统筹性的安排。每一模块下建立若干学习项目，且每个项目都为独立设置。以学生够用、适用、会用为原则，课程教学由教师先完成模块的理论项目讲解，再由教师与学生共同完成实操训练项目任务。为增强学生对课程概念和知识的掌握应用能力，教学应采用多种方法，以适应和配合不同的模块项目教学。
（二）采用多样化课堂教学方式
目前，《旅游学概论》教学是以教师为中心，更多采用“填鸭式”教学方法，学生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课堂教学气氛沉闷，教学效果普遍不太好。该课程课堂教改根据课程特从增强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作用人手，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
1.学生主讲模式。学生主讲是将课堂的主动权交给学生，由学生搜集、整理并讲解课程的相关内容。一是让学生模拟教师讲解某一章节或专题，增强学生学习主动性，活跃课堂气氛，更加深对教材理解和知识运用。二是让学生课前讲解旅游业发展动态，由学生搜集和讲解与教学相关的近期旅游热点问题、重大事件、国内外旅游界动态等，培养学生专业思维，提高学生专业价值观，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2.案例分析模式。案例教学是通过实际问题在课堂分析讨论来解决，改变举例解释理论的简单授课方式，理论联系实际，增强学生发现解决问题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首先要精选案例，教学案例要符合课程内容需要，是真实和近期发生的事件。其次要精讲案例，重点讲解案例事件相关的理论背景，恰当提出案例涉及的有关理论问题。再次要讨论案例，鼓励学生广开思路，积极发言，营造畅所欲言的课堂氛围，控制讨论的进度与方向。最后，根据讨论的结果，学生撰写完成案例分析报告。
3.模拟问题模式。在完成相应基础知识的阶段性学习后，教师提出一个模拟现实问题，由学生运用现有知识分析解决，以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应变能力，检验学生掌握基础知识程度和具有的专业性思考问题程度。教师只提出问题，不提供案例资料，将学生分成若干组讨论或两个组进行辩论。通过模拟问题模式，将问题留给学生，促进学习主动学习思考，激发学习兴趣。
（三）重视实践教学环节
实践性和操作性是旅游R到萄У南灾的特色。课程内容既要有保证一定的理论基础，又要强调比较高的专业技能，实践教学在专业教学体系中有着重要地位。因此，《旅游学概论》课程也要结合教学内容，及时安排实践教学活动，以使学生掌握旅游基本概念和学科体系的基础，应突出社会实践能力和专业技能的训练，以培养符合现代旅游发展需求的应用型人才。
《旅游学概论》课程实践教学主要有“走出去”和“请进来”等两种形式。“走出去”，是将学生带到相关旅游区景点和企业进行短时间的考察学习，如选取本地旅游景区景点进行实地考察，促进学生对旅游资源、景区景点、开发保护等情况直观感受；选取本地旅行社、饭店等企业进行观摩，促进学生对旅游业、旅游市场等相关概念和特点的认识，增加对旅游活动的感性认识。“请进来”，是将旅游景区、旅游企业、旅游管理部门的专家和优秀员工请锦课堂，为学生进行专题讲座和座谈交流，了解旅游业发展动态和问题，开拓视野，深化相关知识点的认识。
（四）改革考试形式
传统的单一考核形式，以一张试卷决定学生最终成绩，不能对学生综合素质和对知识掌握程度进行客观的反映，不能达到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根据《旅游学概论》课程教学方法改革实践，在考核中增加平时考核成绩，且将比例提升到60%，期末成绩只占40%。
平时考核结合学生课堂主讲、模拟问题讨论、案例分析、实践教学情况等设定评分标准，主要考核学生课程基础理论掌握的同时，综合考查学生课外学习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文字综合水平、专业技能表现等素质。平时考核成绩能促使学生重视平时学习，及时掌握学习知识点，避免平时不学习，考试期末搞突击的死读书、背死书现象。此外，对期末考试试题增加案例分析题比重，着重考核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避免“高分低能”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