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科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篇1
关键词：改革开放；教育管理学；学科建设；
作者：孙绵涛
一、中国教育管理学30年的主要成就
从20世纪50年代至60、70年代，我国高等院校包括师范院校未真正开设过独立的教育管理学方面的课程，只是在教育学课程中编写了一些教育管理(主要是学校管理)方面的有关内容。60、70年代，由于政治与社会动荡等原因，我国的教育管理学一直处于停滞状态，更谈不上有什么研究与发展。70年代中后期，仅有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等几所院校的研究者翻译了日本、英国以及苏联等国外的教育管理学方面的论著，同时在师范院校开设了学校管理和教育行政等课程，也编写了一些教育行政学、学校管理学方面的讲义。尽管如此，却始终没有对教育管理学的理论问题和教育管理的实践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经过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起步与重建和90年代中期至21世纪初的探索与发展，我国的教育管理学才蓬勃发展起来。30年来，我国教育管理学发展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了教育管理学科研究的组织，形成了一支专业化的研究队伍。
同时，创建了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管理研究分会、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专业委员会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会。其中，教育管理研究分会下设普通教育评价、学校管理体制、学校后勤、教育策划、教育管理学科、教育行政和教育效能等七个专业委员会。设立了教育管理专业，确立了教育管理学科在高等院校中的地位。不少高等院校和教育科研单位设立了教育管理学系和教育管理学院，以及教育管理研究所和教育管理研究院，形成了教育管理专业的教师队伍，培养了一批教育管理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
第二，创办了专门的学术期刊。
自改革开放以来，共创办了《中小学管理》、《教育管理研究》、《教学与管理》、《中国教育管理评论》、《中国教育政策评论》、《中国教育法制评论》、《高校发展与评估》和《高校教育管理》等25份学术期刊。
第三，研究成果丰硕。
据统计，改革开放30年共发表教育管理方面的论文68355篇，论著516部，其中，学校管理学论著就有165部；从“六五”到目前正在组织实施的“十一五”教育科学规划，教育管理方面的部级课题31项；在1989年、1999年和2006年组织的第一届、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评奖活动中，有关教育管理方面的研究成果共获得32个奖项。
第四，学科体系初步形成。
目前，已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教育管理学的学科体系。学科体系的第一层次是教育管理学的基本理论学科，包括教育管理哲学、教育管理发展史、比较教育管理、教育管理心理学、教育统计、测量与评价、教育经济学、教育效能与教育领导等；第二层次是教育管理的专业基础学科，包括教育管理学、教育行政学和学校管理学；第三层次是教育管理的专业学科，包括建立在教育行政学基础之上的教育政策学、教育法学、教育财政学、教育人事行政、教育预测与规划、教育督导等宏观方面的教育管理学科；建立在学校管理学基础上的各级学校教育管理学，如学前教育管理学、中小学管理学、高等学校管理学；各类学校教育管理学中的普通学校教育管理学、职业学校教育管理学、特殊学校教育管理学等；各类工作领域中的教育管理学，如教学管理、德育管理、后勤管理、科研管理、体育卫生管理等微观方面的教育管理学科。
二、中国教育管理学30年的主要特点
(一)在研究目的上，既注重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管理学的理论，又注重为中国教育改革的实践服务
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管理学的理论方面，学者们在对教育管理学的研究中普遍认识到，由于中国的教育管理学起步比较晚，研究的理论水平还不高，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管理学研究有比较大的差距，理论研究还不适应中国教育教育改革的需要，作为一门学科在学科的丛林中不被人们所重视。改变教育管理学科的这种状况是摆在每一位教育管理学研究工作者面前的首要任务，而要改变这种状况，最为关键的是要提升教育管理学研究的理论品位，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管理理论。可以说，从改革开放初期为高等师范院校教学的急需编著一些学校管理学和教育行政学的教材，翻译一些国外教育管理学方面的著述起，学者们就开始对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管理学的理论进行了一些尝试性的探讨。在30年的探索历程中，学者们通过多种途径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管理学理论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总的来说，主要是通过构建教育管理学的理论范畴和理论逻辑的形式，采取如下三种方式进行的。
第一种方式是从我国的学校管理和教育行政工作实际经验中总结出一些规律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管理学的理论。如有一些当过校长和学校管理工作出身的研究人员对自己过去的管理经验进行理论概括，编写出了一些中小学校管理学和高等学校管理学的论著；一些理论工作者虽然自己没有教育管理工作的实际经验，为了能编写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管理学，深入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调查了解教育管理工作的实际情况，以自身为主或与一些教育管理实践工作者合作编写出了一些教育行政学、学校管理学和教育管理学方面的论著。教育行政学的论著一般是从教育方针、教育政策法规、教育预测规划、教育体制、教育人事行政、教育财务行政、教育督导等这些宏观教育行政工作的实际范畴来展开论述的；学校管理学的论著一般是以学校教学、科研、德育、后勤、人事、经费管理、教师管理和学生管理等管理工作的实际范畴为主，从中抽象出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从学校管理目标、学校管理原则、学校管理过程和学校管理方法等几个方面来加以论述的；而教育管理学论著一般是以教育行政和学校管理两个方面为基础来加以论述的。[1]
第二种方式是将学习、借鉴西方先进的教育管理理论与自主创新结合起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管理学理论。学习和借鉴西方教育管理理论可以说是中国教育管理学研究与发展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据初步统计，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学者共翻译西方教育管理的论著有51部之多。学者们不仅翻译了一些西方教育管理的理论，还对这些理论进行研究，从西方的企业管理理论、行政管理理论、政策理论、一般的法学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系统理论、控制理论和教育管理哲学理论的研究中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管理理论。如有学者建构的教育管理学中的决策、计划、协调、指挥、沟通、控制和激励等范畴，就是从西方企业管理理论和行为科学的理论借鉴来的；有学者运用系统理论撰写了有关学校系统与控制的著作；有学者研究了西方学者的范式理论后，撰写了有关教育组织范式论方面的著作；有学者对西方当代科学主义、人文主义和自然连贯主义的教育管理观进行研究以后，撰写了有关西方当代教育管理理论流派方面的著作等。[2]
第三种方式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供的方法论对教育管理现象或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管理理论。如有学者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实践活动为第一性的观点对教育管理现象进行研究考察后发现：教育管理现象就是由教育管理活动、教育管理体制、教育管理机制和教育管理观念这四个范畴所组成的一个统一体。然而，教育管理活动的开展，教育管理体制的构建，教育管理机制的运行，以及教育管理观念的产生是离不开人这个范畴的，对教育管理学进行研究，也需要对教育管理学科进行研究而形成教育管理学科论这一个范畴。因此，教育管理学就可以用教育管理学科论、教育管理活动论、教育管理体制论、教育管理机制论、教育管理观念论和教育管理人论这六个理论范畴建立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3]此外，还有学者专门以教育管理的学科理论为研究对象，对教育管理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方法和学科体系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形成了教育管理学科论方面的论著。[4]一批博士研究生结合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对一些教育管理的专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形成了一些教育管理研究的专题论著。[5]
在为中国的教育改革实践服务上，教育管理学的研究是通过参与国家教育改革的决策，参与指导学校的教育改革实践这两个方面表现出来的。
关于参与决策。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教育管理学界的一些学者多次应邀参加国家重大教育政策和教育法调研、起草和修订工作。这些学者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等国家重大教育政策法规的调研、起草和修订工作，为国家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为国家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
关于指导学校改革实践。教育管理学领域的许多学者积极参与和指导学校教育改革的实践。学者们认为，中小学教育改革的成效主要在于校长素质的提升，而提高校长素质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对校长进行培训。因此这些学者长期热衷于校长的培训与提高工作，不仅对这方面的工作进行研究，而且还具体参与和领导校长的培训和提高工作。这些学者的研究和工作，为有关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校长培训，为我国百万中小学校长实现持证上岗和全员提高培训做出了贡献。还有的学者运用自己创立的理论，深入一些省、市、县区和学校，与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一起从事教育行政改革，与校长和教师们一起从事学校的教学、德育和管理工作的改革与实验。这些改革与实验为建设教育强省、教育强市和教育强县，为改变这些学校的面貌和提高这些学校的教育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在研究方法上，由开始比较关注一般研究方法，到后来更关注研究范式和方法论的探讨和运用
教育管理学在恢复重建时，学者们对其研究方法论还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大多数学者对教育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只是在论著中对文献法、调查法中的访谈法和问卷法、比较研究法和实验法等具体的研究方法进行介绍，对这些研究方法在教育管理学研究中的运用进行一些一般性的说明，还谈不上是对这些具体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在教育管理学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仅仅说明一些具体的研究方法的运用是不够的，还必须对研究方法本身进行研究。于是，学者们开始注重对国内和西方的教育管理研究方法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6]关注研究方法的全面运用，以及把这些具体的研究方法分门别类后抽象出其背后更高层次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论，试图构建教育管理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
从研究范式来看，研究范式是对研究方法的进一步抽象，它对具体的研究方法的选择与运用有着直接的影响。有学者认为，我国的教育管理学有两种研究范式：思辨研究与实证研究。实证范式是西方教育管理学研究的主导范式，而思辨范式是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的主导范式。[7]有学者认为，教育管理学的研究范式有三种基本类型：思辨研究、实证研究和实地研究。[8]有学者对西方的范式方法论进行研究后认为，教育管理学的研究范式包括现象学范式、解释学范式、批判主义范式、建构主义范式和符号互动范式。[9]
从方法论体系来看，有学者认为，教育管理研究的方法论体系应分为方法论、研究方式和方法技术三个层次；[10]也有学者在对西方元范式方法论、一般范式方法论和方法范式方法论评析的基础上重构了新范式方法论，把这种新范式方法论分为研究方法的哲学基础、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三个层次，分析了这种方法论三个层次之间的关系，并对这种方法论的运用进行了研究。[11]
(三)在研究内容上，对一般研究领域进行拓展的同时，重视对中国教育改革中的重大理论及实践问题的研究
在对一般领域的拓展方面，教育管理学由开始比较关注教育行政和学校管理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到后来扩展到以大教育管理学的视野，关注教育管理基本理论领域，如教育管理哲学、比较教育管理、教育管理史(包括教育管理学史)、教育管理心理、教育评价、教育效能和教育领导等领域的研究；深化宏观教育管理领域的教育政策、教育法、教育规划、教育人事、教育财政及教育督导的研究；深化微观学校管理领域，即学前教育管理、中小学教育管理，高等学校教育管理各级学校管理、普通学校教育管理、职业学校教育管理、特殊学校教育管理各类学校管理的研究，以及各种学校管理工作，如教学、德育、科研、后勤等方面的研究。这些领域的研究，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出版了一批著作或教材，为教育管理学理论及实践问题研究的深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教育管理学科体系的丰富和完善奠定了较好的基础。[12]
30年来，教育管理学的研究者们始终关注中国教育改革中的重大理论及实践问题。如在教育本质的大讨论中，一些学者对教育管理的本质进行了探讨；[13]不少学者对20世50年代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方针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对新时期教育方针的科学表述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14]关于素质教育，不少学者对素质教育的内涵，“应试教育”的弊端，高考制度的改革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15]在主体教育观的讨论中，有学者提出了教育观和教育管理观的理论体系，并提出了主体教育管理观的思想；[16]在关于我国教育法制建设的研究中，对我国教育法的体系，学校法人地位、我国教育法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不少学者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17]在对就近入学政策、高校收费政策、大学生自主择业政策、大学扩招政策等国家重大政策的改革中，学者们对这些政策的一些理论及实践问题进行了探讨，为这些政策的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8]在现代学校制度的研究中，学者们对现代学校管理制度、学校治理结构进行了新的探讨；[19]在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制度和机制创新的改革中，有学者对教育体制和教育机制理论进行了创新性的研究，构建了教育体制理论和教育机制理论，为中国教育体制改革和教育制度及教育机制创新提供了理论参考。[20]
(四)在学科体系上，既注重探讨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管理学的学科体系，也注重研究作为学科群的教育管理学的学科体系
对于教育管理学的学科体系，有学者对教育管理学的学科体系进行了归纳，认为有要素体系说、经验体系说、板块体系说、职能体系说、工作体系说、系统体系说和综合体系说，并认为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管理学的学科体系应包括教育管理基础、教育组织发展、教育管理过程、教育资源管理和教育管理环境这几个部分，作为学科群的教育管理学的学科体系应由基础理论类、应用理论类和技术方法类三类学科组成。[21]有学者从著作体系和教材体系两个方面，对作为一门学科和学科群的教育管理学的著作体系和教育教材体系进行了探讨，并认为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管理学的著作体系是由研究者的认识逻辑而展开所形成的具有严密逻辑范畴的知识体系；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管理学的教材体系是由教者和学者的认识逻辑而展开所形成的具有严密逻辑范畴的知识体系。作为学科群的教育管理学著作体系是由教育管理现象学、教育管理元学和教育管理方法学几个学科范畴所组成的体系；作为学科群的教育管理学的教材体系是由教育管理学的基础学科、专业基础学科和专业学科所组成的体系。[22]对于一门学科的教育管理学的体系，还有学者认为，应该包括教育管理学的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23]对于学科群体系，有学者认为，教育管理学出现了以权力分配为中心的行政学、法学教育管理学体系，以研究人的特点为中心的行为科学的教育管理学体系，以组织理论为中心的教育管理学体系，以科学方法为中心的教育管理学体系和以系统理论为中心的教育管理学体系。[24]
也有学者在对教育管理学及其分支学科的具体编撰过程中，对教育管理学某一分支学科的体系和教育管理学的学科群体系进行了探讨。如有学者撰写的教育行政学，其体系由教育行政主体、教育行政客体和教育行政手段与职能这几个部分组成；[25]有的由教育行政目的论、教育行政法制论、教育行政组织论(组织原理、组织系统和组织管理体制等)和教育行政活动论(以教育行政的因素和职能两方面为视角论述教育行政的基本活动)等几部分组成；[26]有的则由总论、组织与运作论、领导与效能论等三部分组成。[27]也有学者以编撰教育管理科学丛书的方式，从哲学、心理学、历史、比较的角度，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教育管理学学科群的体系进行了探讨。[28]上述这些对教育管理学的学科体系的不同认识和研究都直接促进了教育管理学学科体系的丰富和发展。
三、中国教育管理学30年的主要问题
(一)学科关系需要进一步理顺
这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教育管理学与教育经济学合并成为一个学科后出现的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教育管理学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而存在的，而90年代中期之后，教育管理学与教育经济学合并为教育经济与管理一个学科。笔者认为，把教育管理学和教育经济学合并为一个学科，在学理上和实际操作上存在诸多问题，既不利于教育经济与管理这一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也不利于教育管理学和教育经济学这两个学科各自的建设与发展。这是因为，教育管理学和教育经济学虽然在研究内容上确有共同之处，但它们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不同的。教育管理学研究的主要是教育方针、教育政策、教育法制、教育预测与规划、教育体制、教育机制、教育人事管理、教育经费管理、教育业务管理和教育督导评价及教育管理方法等。教育管理学研究中当然要研究经济问题，但这里的经济问题主要涉及的是教育经费的筹措、分配及使用问题，如教育管理学和学校管理学中研究的经费管理问题，教育管理学科中的教育财政学研究的教育经费的问题基本上就是这些问题；而教育经济学不仅要研究教育经费的筹措、分配及使用问题，更主要的它要研究教育的供求关系、教育投入与产出，教育人力资本及教育的产权等问题。从从属的一级学科来看，教育管理学的一级学科归属为教育学和管理学，而教育经济学的一级学科归属为教育学和经济学。虽然两个学科都可以归属到教育学一级学科，但它们所归属的另一个一级学科却是不同的两个一级学科。把这两个学科合并到一起后，由于教育管理学和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不同，从属的一级学科不同，当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的学者在一起评审课题和奖项时，往往出现两个学科的学者不太熟悉对方学科的情况，而最后又不得不将两个学科分开加以评审的现象。在学科的具体活动中，这两个学科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以及学会等的活动事实上还是各搞各的。考虑到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中目前存在的这些问题，本文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教育管理学科所作的研究涉及的只是教育管理学科而并未涉及教育经济学科。
第二个方面是教育管理学学科建设工作的归属问题。1998年以前，教育管理学一直是从属教育学一级学科的。那时教育管理学科学位授予、课题申报、科研成果的评审等学科建设方面的工作都是在教育学一级学科中进行的。1998年教育部的专业目录重新调整以后，将教育管理学与教育经济学合并成的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就划为公共管理的二级学科。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的硕士与博士学位授权的评审活动只能在公共管理一级学科里进行，学位既可以授教育学的学位也可以授管理学的学位。然而，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的科研项目的申报、科研成果的评审还是在教育学一级学科里进行的。同一个学科的学科建设工作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一级学科，这样就使得教育管理学科的学科建设工作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和困难，不利于这个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因此笔者建议，教育管理学科的学位授予、课题申报、科研成果的评审等学科建设方面的工作要么统一放在教育学一级学科中进行，要么放到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中进行。这样会更有利于教育管理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二)学科研究成果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
改革开放30年来，学者们通过参与教育决策和指导教育改革的方式，运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对国家、地方和学校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与教育管理学科丰富的研究成果相比，教育管理学科研究成果在教育改革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是很不够的。这主要是因为，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推进教育改革，依据的主要是国家的方针政策，而不太看重教育理论；对于学校来说，需要相对稳定的教学秩序来提高教育质量，而对教育教学改革一般都比较谨慎；对于教育研究工作者来说，大多数研究的目的并不是将自己的成果运用于教育改革实践，而主要是为了职称的评审和聘用等自身发展的需要；对于教育管理研究成果本身来说，这些成果一般体现在教育方针、教育政策、教育法、教育体制、教育机制等的改革方面，而这些改革对于国家和地方政府、对于学校来说都是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因此都不敢轻易采用学者们在上述这些方面提出的理论和观点来进行改革。因而，要进一步发挥教育管理的研究成果在教育改革中的作用，对于国家和地方政府来说，要提高对于教育理论对教育改革作用的认识。教育改革固然要依据国家的方针政策，但既然是教育的改革，应主要按教育改革的规律办事，教育改革的规律既可以反映在方针政策之中，也可以反映在教育的理论之中，教育改革既要按反映教育改革规律的方针政策办事，也要按反映教育改革规律的教育理论办事。对于学校来说，应该认识到，教育质量的提高依靠稳定的教学秩序是需要的，但更需要教育改革来转变教育观念，改革教育方法和教育内容。对于研究者来说，要提高参与教育改革的认识，教育科学研究，不仅要有利于研究者自身的发展，还要有助于社会的发展，要把有助于自身发展和社会发展有机地统一起来，因为只有社会发展了，个人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对于教育管理研究成果所表现出的这种特殊性，一方面要认识到，正是因为教育管理的研究成果具有这样的特殊性，所以这些研究成果才对教育改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为积极而又审慎地推进教育改革，避免教育管理研究成果的这种特殊性可能会给教育改革带来一些不必要的影响，可以以区域改革试验区和学校改革实验点的形式运用这些研究成果，待被实践证明这些成果行之有效时，再来推广应用这些理论成果。
(三)学科研究的专业化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
体育科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篇2
关键词：中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现状；发展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9-1166-05
aResearchonCurrentSituation,problemsandCountermeasuresofSportHumanisticSociologyinChina
HanChun-li,CaoLi,SUnJin-hai,wanGQiu-hua
(CollegeofSportScience,QufunormalUniversity,Qufu273165,ShandongChina)
abstract:intherecenttenyears,researchesonsporthumanisticsociologyinChinahavebeenfruitful.inter-subjectandappliedresearcheshavebeenwelldevelopedandthefieldandcontentofstudyisextended.alsothebaseofdisciplineisformed.However,thebasictheoryisalsoinweakness,thedevelopmentofbranchdisciplineislackofbalance.theresearchhasnotbeenwellintegratedandstereoscopicandreticulateconstructionofthedisciplinesystemhasn'tbeenformed.thefollowingdevelopmentofsporthumanisticsociologyinChinashouldbeenhancedinessencebasicandresearchatmospherebuilding.increasingtheself-consciousnessofthescholars,askingforhelpfromnaturalscienceresearchmethodandachievement,andrealizingintegralsportshumanisticsociologyresearcheswiththesportspracticearewaystonewdevelopmentofthediscipline.
Keywords:China;sporthumanisticsociology;currentsituation;development
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委(现国家教育部)在一级学科体育学下设置了体育人文社会学、运动人体科学、体育教育训练学、民族传统体育学4个二级学科，标志着体育人文社会学正式确立了自己在科学学中的地位。近10a来，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状况如何？还存在着哪些问题？下一步又该如何发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为此，本文在对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探讨，以期促进新时期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持续、快速发展。
1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现状
1.1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迅速，成果丰硕1997年至2007年，我国学者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共310项，国家体育总局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073项。立项层次之高、范围之广以及资助的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80年代以来，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上1万多篇，出版学术专著、译著200余部。其中，在体育社会学领域、体育经济学领域、体育史学领域、体育管理学领域、奥林匹克研究领域、体育新闻学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1.2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雏形已基本形成一门体育科学新学科的形成，总是有其学科的性质、学科对象、学科研究范围、学科研究方法、学科知识结构、学科功能和学科内容等基本要素所构成［1］。
目前，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已有人提出但未达成共识。有研究者认为，体育人文社会学是在体育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两个母学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综合性学科。它从体育实践活动中获得丰富的理论素材，又从人文社会诸学科中得到理论支持；它既指导、服务于体育运动的实践，又从体育的角度充实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宝库，服务于社会发展和人类的进步［2］。另有研究者认为，体育人文社会学是由许多学科交叉组成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边缘学科群［3］。
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已基本明确。研究者认为体育运动领域中的人文现象和社会现象应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对象［2］；体育人文社会学是以体育领域内的人文社会现象及规律为研究对象的［4］。但也有研究者认为体育人文社会学是以体育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以及本领域中的各种关系为研究对象的［3］。
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正在形成。体育人文社会学方法论体系可分为一般方法论、特殊方法论、个别方法论三个层次。一般方法论是指揭示整个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对象所共有的最一般规律、最一般本质、最一般特点的方法论体系。如哲学思维方式，即哲学方法论。特殊方法论是指揭示体育研究对象的特殊领域、特殊方法、特殊阶段的特殊规律、特殊本质、特殊性质的方法论。如提示运动训练领域、运动训练规律的方法论体系。个别方法论主要是指适用于某种具体学科的具体研究方法的方法论体系。如适用于体育教育学的体育技术教学法等，其特点是适用对象的狭窄专一、普遍性程度低，个体经验性和程序操作性并存［4］。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逐渐成熟。社会调查的方法得到广泛的应用，成为收集体育社会信息的重要方法，建立社会调查网络的意识已经形成。
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术学科”体系已初步建立起来。当前研究者所构建的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体系是基于研究对象的“二分法”，即人文现象和社会现象展开的，故把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体系构建为体育人文学科和体育社会学科两个不同领域的平面性结构。
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知识结构和学科内容已初步确立。当前，研究者所确立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知识结构和学科内容是基于三级学科展开的。正如此研究者所言，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什么，大体可把它看成体育运动中的社会现象和人文现象。从体育二级学科分野来看，它们内容就更加广泛，它包含几十门甚至更多的学科。我们殚精竭虑，也无能力包揽如此浩瀚的内容。因此，我们只选择了相对成熟的、认为比较重要的学科［2］。目前，研究者所提出的学科知识结构和学科内容主要有：体育人文学科类的研究内容（如体育哲学、体育史学、体育人类学、体育美学、奥林匹克研究、体育休闲娱乐理论、运动心理学）和体育社会学科类研究内容（如体育社会学、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体育法学、学校体育学和体育传播学）。另有研究者认为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包括：体育概论、体育哲学研究、社会体育学研究、学校体育学研究、体育经济学研究、体育管理学研究、体育法学研究、体育社会学研究、体育史学研究、比较体育研究、体育美学研究、体育伦理学研究、奥林匹克运动研究、运动心理学研究［3］。
1.3体育实践领域的扩展和多学科理论的引入导致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围持续扩大80年代以前，由于受体育运动水平和体育知识水平的限制，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较为狭窄，研究范围也比较单薄。80年代后，研究者逐渐认识到社会环境各要素及其总和对体育运动具有明显的促进和制约作用，因此，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又常常把研究领域中的种种现象和问题放在更宽广的社会背景中去审视。特别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引入，体育实践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许多社会领域的进一步扩展，尤其是沿着经济维度的扩展，引发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向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传播等诸多领域的延伸，学科研究进一步深化。
随着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逐步深入，研究者认识到当代任何复杂的社会问题或社会现象都具有高度的综合性，当代体育运动也是一样。探索体育运动中这些高度综合性的复杂问题，当然需要运用社会科学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开展研究。离开了现代科学众多学科所提供的理论依据，体育科学便失去科学基础。
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众多学科被引入体育科学，应用在研究体育运动这一社会文化现象的不同层次和不同侧面，为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人文社会学科及方法论学科在体育科研中的运用，不仅强化了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理论和认识能力，而且提高了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起点和科研水平，扩展了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5］。
当前，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9个重点研究领域：体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体育事业改革与发展战略、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的理论与实践、实施奥运争光计划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体育产业的理论与实践、体育管理体制改革、体育法制建设、奥林匹克研究、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与学科体系。
1.4跨学科、多学科的交叉研究鲜明，分支学科纷纷创立随着我国体育实践的内容、形式及运行机制的演进，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边界在不断扩展，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历史学、管理学、传播学及计算机科学及其分支学科的结合日益密切，呈现出鲜明的学科交叉特点［6］。据统计，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体育学立项研究中，跨学科研究比重约占立项总数的37%，多学科研究比重约占立项总数的65%，广泛涉及到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人口学、民族学、生态学、行为学、人类学等，学科渗透与交叉的研究趋势明显［7］。
随着当代科学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趋势的日益明朗，以及体育运动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原有的体育理论框架结构显得狭小而又陈旧，已容纳不下现代体育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一大批体育人文社会科学分支学科，如体育经济学、体育社会学、社会体育学、体育法学、体育伦理学、体育人类学、休闲体育学、体育文化学等便以强劲的势头出现。
1.5借鉴国外成果促进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我国在引进外国体育人文社会领域著作方面成绩显著，2003年由和君创业闻洁工作室组织力量翻译，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体育产业mBa经典译丛"，包括《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体育营销学》、《体育运动管理》、《体育财务管理》、《体育传播学》、《运动心理学》和《体育社会学》。2002年由成都体育学院郝勤主持翻译，华夏出版社出版了美国的《体育新闻报道》。翻译引进的其他书籍还有国际体育科学和教育理事会的《体育科学指南》、《国际体育管理》、《体育教育的组织与管理》，《体育管理的基础和应用》，《国际体育管理》、《体育管理理论与实践》［6］。这些国外成果的引进对我国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能否跻身国际学术前沿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
1.6应用性研究趋势明显根据邓小平同志“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的指示，多年来，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多集中于体育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和新领域，在体育应用研究上如体育发展战略的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体育的特征以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发展道路的研究、体育体制改革的研究、体育法制化的研究、体育经济问题与市场开发研究、体育经济政策的研究、体育社会化研究、体育产业化研究、北京奥运会组织管理及运行机制研究、群众体育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研究、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和成就，这种状况鲜明地体现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的课题指南和立项上。
200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课题指南中指出：“近几年，体育学研究视野明显拓宽，研究方法有所改进，选题针对性逐步加强。应用对策性研究，特别是与奥林匹克运动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关的课题数量增加……”
200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课题指南中指出：“本年度课题……要重点把握当前我国体育改革与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及事关体育稳步、健康、协调发展的关键性问题，提出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和可操作性的理论观点和对策建议。”
2003年和2004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课题指南中指出：“紧密围绕我国体育事业发展面临的新的形势和任务，对体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开展研究。”
2005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课题指南中指出：“研究内容要着重研究体育工作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服务。”
2006年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课题指南中指出：“以体育事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为主攻方向，兼顾体育社会科学基础研究和学科建设，着力推出高水平的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此外，从2005年开始，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体育学课题指南中设置了应用对策性研究，近三年所占比重为37.0%（表1）。
在课题立项上，这一趋势表现的更为突出。在最近10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体育学立项中，应用研究型课题占总立项数的43.9%（表2）。这说明，10年来体育学基金课题非常重视应用研究。
2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
2.1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基础理论薄弱由于现实的需要，体育人文社会学在名义上已成一门二级学科，在体育科学体系中确立了自己的学科地位，但作为实体性的体育人文社会学在现实中还没有建立起来。虽然我们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基础理论进行过一些探讨，但到目前为止，对于新学科形成的一些标志性构成要素如体育人文社会学的概念体系、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范畴、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范围、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性质、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功能、专门的成体系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方法、严谨的合乎逻辑的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知识结构和学科内容还不清楚。此外，体育人文社会学包含了哪些理论？目前研究者还没有提炼出来。整体而言，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许多领域尚处于引进相关学科及借鉴国外理论研究成果的阶段，还没有形成我们自己的理论体系。
2.2多层次、多序列、多形式的立体网状结构学科体系还没有形成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体系不能脱离现代科学体系结构及其分类的发展实状，不能脱离体育科学体系结构及其分类的基本脉络，更不能脱离中国体育改革与发展的实际。脱离上述各种条件，去凭空地进行逻辑推理，或者思辨地构建起来的学科体系以及为构建体系而构建体系的思路会导致学科体系建设变成无根之木、无源之水［8］。
现代科学体系和当今体育科学体系以及中国体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活动，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是一个多层次、多序列、多形式的立体网状结构体系。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体系，与这一立体网状结构体系存在着对应关系，也应是一个开放的、具有发展潜力的立体网状结构体系。
有观点认为，学科体系有两个基本范畴，即“学术学科体系”和“教学的科目体系（学校学科体系）”。［8］从学科构建、传播、应用与更新的过程看，特别是从学术研究与学校教育的关系看，“学术学科体系”和“教学的科目体系（学校学科体系）”两者之间又是相互联系、彼此互补，相辅相成的。为了回应体育实践与改革激发的新问题与新课题，除了在“学术学科”建设方面的任务外，还有人才培养及教学需要提出的“学校学科”建设的任务。初创阶段的“学科”建设往往是“学术学科”与“学校学科”两者并重的。
另有观点认为，学科体系是体系结构和结构体系的有机体［9］。所谓体系结构，指的是由哪些理论知识单元构成，以及这些理论知识单元如何按照一定的层次结构和逻辑结构组成统一的整体。其结构特点，就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严密的而不是任意的优化组合。所谓结构体系，指的是有哪些部门和分支学科，这些部门和分支又如何相辅相成，既相互独立，又相互配合，以共同构成学科的整体。前者是研究理论构成及其构成方式问题，后者是研究学科的分支构成及其相互关系问题。两者的和谐统一，就组成了一个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结构完整、门类齐全的有机体，即学科体系。
依据以上观点，我们再去考察中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体系时发现，目前的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体系还是一个划分为两个不同学科研究领域（即体育人文学科研究领域和体育社会学科研究领域）的平面性结构；还只是一个“学术学科体系”，缺少学术学科体系；还只是一个结构体系，缺少体系结构。因此，体育人文社会学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层次分明、逻辑严密、结构完整、门类齐全的多层次、多序列、多形式的立体网状结构学科体系。
2.3分支学科发展不均衡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分支学科中，有发展较快的学科，如体育社会学、体育经济学；有需要提升的学科，如体育法学、体育伦理学；有需要扶植的学科，如体育人类学、体育娱乐休闲理论；有需要实现突破性进展的学科，如体育史；有后继乏人和理论难以创新的学科，如体育美学；有需要摆脱母学科教条的枷锁，求得新生的学科，如体育哲学［10］，这种学科发展中的不均衡性特征，在总体上制约了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2.4研究整合程度不高体育现象扩大化、复杂化与当代中国体育面临的社会问题的综合性特征，以及信息量迅速增长的趋势，使得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需要借助和吸收众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以及跨学科、交叉学科人员，进行综合研究和协同攻关。任何某一个人、单一学科角度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都将存在其局限性，完整理论的形成依赖于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然而，在目前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中单兵作战多，互不配合，联合攻关少现象十分严重。另外，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中重复研究问题也不容忽视。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的总体实力。
3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的对策
3.1加强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的本体理论研究学科的本体理论是指学科自身的理论。它是通过阐明学科的定义与定位，学科研究的目的、任务、对象、领域和范畴，学科的学科基础、知识体系、研究方法、发展历史，以及它的价值观、方法论等内容回答这门学科“是什么”的理论。因此，它是一门学科发展的基础理论和导向理论，同时也是一门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
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至今已经成为包含十几门已经成熟和接近成熟的学科，及数十门正在发育成长的新兴学科。但三级学科的发展与成熟并不意味着二级学科的真正建立。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近十年来，随着体育实践中层出不穷的具体问题的出现，学者们把主要研究精力放在了应用对策性问题的探讨上，而对体育人文社会学这一二级学科缺乏全景式、整体性的深度思索，缺乏纵深的学理性分析，具有开创性和前瞻性的学科研究成果偏少，以至于体育人文社会学几乎成为“空架子”。这种忽视学科本体理论研究的倾向极大地阻碍了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的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的边缘化命运。因此，加强体育人文社会学本体理论研究已经成为现阶段体育人文社会学走出困境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根据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现状来看，当前的体育人文社会学本体理论研究应在两个方面实现突破。一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定位、研究任务、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研究范畴、研究的基本内容和研究方法等。二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体系。主要包括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类别划分及其科学性、学科分支构成及其相互关系。
3.2营造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研究的浓厚氛围自1997年“体育人文社会学”作为一个新的二级学科名称被正式提出来，时至今日，虽然国内有部分学者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理论如体育人文社会学的概念、学科性质等进行过探讨，但就总体而言，从学科角度对体育人文社会学进行研究的学者太少，学科研究的浓厚氛围远远没有形成。
实践证明，任何一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派和理论，无不是在长期激烈的相互论争、相互批判中确立和发展起来的。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也必须走勇于批判、民主论争、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互相促进之路，而这条路是以浓厚的学科研究和探讨氛围为前提的。
营造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研究的浓厚氛围首先要建设好学科研究的队伍。在全国要形成以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带头人为龙头的结构合理的学科梯队，形成若干以体育人文社会学学术带头人为排头兵的学术梯队和创新团队。其次，要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围绕着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研究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经常性地展开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研究的学术活动，鼓励体育人文社会学工作者解放思想、相互论争、相互批判、自我扬弃。再次，以课题、项目招标等形式，鼓励跨学科、交叉学科的人员组成学术团队进行合作研究和联合攻关。最后，建立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研究优秀成果奖励制度。对在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研究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创新成果，对其团队、集体、个人要给予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奖励。
3.3提高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主体的自觉意识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主体的自觉意识指的是形成一种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者的研究精神，这种精神可能近乎一种宗教般的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热爱与虔诚，有些时候可能还是一种书呆子气，没有功利色彩，纯净透明。在当前学术研究浮躁和日益功利性的背景下，提高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主体自觉意识水平必定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起到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提高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主体的自觉意识首先要提高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者的创造能力。这是由体育人文社会学作为一门新的二级学科的内在规定性决定的。其次，要提高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者不断超越的能力。因为只有研究者具备了不断超越自我、超越现实的能力，才能不断引发和引导人们对未来美好体育社会图景的观念建构和实际创造，使体育人文社会学在人的需要的被满足与人的能力的不断发展中互促互动中呈现出一种积极主动的态势，有着一种自觉地趋于更高目标的倾向，促使体育人文社会在历史的积累和革新中不断创造和不断超越。再次，要提高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者批判与反思能力。一方面，体育人文社会学的观念建构，作为一种求新性和创造性的认识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在历史活动中表现出双向性和内在交织性的特征，决定着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理论的流变性和相对性，要求它随体育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修正和完善自己。另一方面，体育人文社会学是一门复杂性的科学，对同一体育人文社会现象的认识，不同的研究者可能有不同的观点，因此，同时出现多种理论和观点是完全可能的，并且有些理论与观点可能是相对立的。因此，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需要研究者具备批判与反思能力。
3.4借助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及其成果发展体育人文社会学在现代社会，各门具体科学愈益呈现出汇流之势。不仅存在着从自然科学奔向人文社会科学的潮流，而且也存在着人文社会科学奔向自然科学的潮流，这两股潮流已经汇合成一股势不可挡的强大潮流。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现实的多样性和世界物质的统一性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于人、自然与社会在当代大实践中更为紧密地联为有机整体，使科学知识的内部整体显著增强。“科学的这种内在联系，使每一类科学的进步在某些领域有赖于另一方的进步，科学比通常所认为的更像一个统一的整体”。［11］由此看来，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也应寻求自然科学的支持。
首先，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要勇于运用自然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因为无论是自然现象，还是人文社会现象，它们都有量的规定性。体育人类社会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资料，它们反映了体育人文社会现象中复杂的数量关系和结构，只有掌握了这些资料并运用数学、统计学等学科的方法加以分析，才可能对体育人文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的研究。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只有以大量数量资料为依据，才能真正从传统的定性研究转向定量研究，使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从而使这门科学获得更加完备的科学形态，使人们对体育人文社会现象的认识能够更加精确。
其次，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要善于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如果抛开以人类为中心的狭隘思维方式，就会发现人类社会也是一种自然。现代自然科学早已证实，自然界中的蚁群、狮群、猴群都有它们自己的社会结构、长幼尊卑，有明确的社会分工。为什么研究人类社会属于社会科学，而研究蚁类、猴类社会却属于自然科学？［12］因此，从此层面上看，自然科学的部分研究成果也可运用到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中。事实也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模糊数学、灰色理论、仿真技术、生态学理论、生物进化理论、工程学理论等已成功地运用到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中，并引发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的飞跃式发展。
3.5实现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与体育实践的一体化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是对体育实践的反映，体育实践的性质、其开展规模的大小、深入程度的高低必然影响、制约和规定着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的水平、程度、形式和结构。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只有在体育实践中才能得到说明、理解和规定。同时，体育人文社会学理论也指导体育实践、规范体育实践。体育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迫切呼唤着体育人文社会学的进步，而体育人文社会学也正是在解释和解决当代人类在体育实践中面临的重要困难和问题的过程中走上科学舞台的。因此，从此层面上看，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应与体育实践高度融合，走一体化之路。
首先，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要紧紧植根于体育实践活动，以体育实践中出现的热点、难点和急需解决的问题作为重要的研究任务。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工作者应走向具体的体育实践，以敏锐的观察力和洞察力密切关注体育实践的进程，主动与具体的体育实践主体进行交流、沟通，并通过实际考察去认识体育实践的真实面目，了解体育实践主体的真实需要，从而确定研究课题。此外，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工作者应主动创造条件，建立与体育实践主体的科技联合攻关、服务关系，从而使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其次，体育实务部门要支持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近年来，虽然体育实务部门认识到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重要作用，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去寻求体育人文社会学工作者的支持。但就总体而言，仍然有部分体育实务部门对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工作者及其成果存在认识上的偏差，甚至轻视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术研究和研究人员，以至于遇到难题不与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者交流或开展合作研究，而是自己研究、自我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与体育实践的脱节，阻碍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的深入发展。诚然，在当前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队伍中存在些喜欢生造理论者，但同时也有一大部分渴望获得体育实务部门支持和帮助的业务好、能力强的务实者。为此，体育实务部门应改变一些传统的观念和认识，为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者提供信息、资料、课题条件和合作研究的机会与平台，从而实现双赢甚至多赢。
再次，建立健全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成果向体育实践转化的机制。体育实践是检验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唯一标准。当前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随着体育实践的发展，学术成果层出不穷，但却存在着向体育实践领域转化不够的问题。而这一问题进而又阻碍了体育人文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从目前看，影响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成果向体育实践领域转化的因素主要有各体育实践主体工作目标与研究成果向实践领域转化目标不统一、科研人员和体育管理部门对研究成果向实践领域转化的动力不足、对科研人员实施的科研成果向实践领域转化的激励不够、各体育实践主体信息沟通不够。为此，当务之急，建立健全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成果向体育实践转化机制应从完善成果转化的目标机制、动力机制、激励机制和信息保障机制入手。
4结论
1)近10年来，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发展迅速，研究领域和研究范围持续扩大，研究成果丰硕。学科建设取得较大进展，分支学科纷纷创立，学科雏形基本形成。
2)近10年来，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表现出跨学科、多学科的交叉研究鲜明、借鉴国外成果促进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和应用性研究趋势明显的特征。
3)当前，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存在着学科基础理论薄弱、分支学科发展不均衡、研究整合程度不高以及多层次、多序列、多形式的立体网状结构学科体系还没有形成等问题。
4)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应加强本体理论研究，现阶段应在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的构建上实现突破。
5)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应培养研究主体的自觉意识，提高研究主体的创造能力、不断超越的能力和批判与反思能力。
6)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应注意营造学科研究的浓厚氛围，并借助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及其成果开展研究。
7)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发展要紧紧植根于体育实践活动中，体育实务部门要支持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研究，同时要建立健全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成果向体育实践转化的机制，最终实现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与体育实践的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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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科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篇3
[摘要]：本文提出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阶段性发展和方法论运用的变化。分析的重点：1、8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起点与经验总结型的研究方法；2、9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展开与体育学研究方法论；3、2000年以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扩展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论。4、改善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论运用的思考。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体育新闻传播（指吸取传播学的科学路径及合理内核，在传统新闻学的基础上，用新的视角和方法审视体育新闻传播现象）研究与方法论（指以对活动与现象的认识方法为对象的科学。它研究的是人们运用怎样的观点考察活动与现象，并把认识加工成系统化的理论方法）运用，取得了较大进展。这期间，既有经验可以总结，也有可引以为戒的问题存在。总结三十年体育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与方法论运用，对未来体育新闻传播学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不揣浅陋，对三十年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与方法论运用的历史进程做整体而粗疏的考察，不当之处，希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指正。
18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起点与经验总结型的研究方法
1985年，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了由马信德撰写的《体育新闻abc》，虽然这本书的学术研究样式还不太成型，但不能不认可它是我国第一本体育新闻的研究成果。书中对体育新闻的起源、功能、特征、采访术、写作、直播与解说艺术等方面的介绍，为我国体育新闻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
在研究方法上，马先生主要遵循的是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导下，经验总结型的研究方法。作者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体育记者，对体育新闻在采访实践中所能遇到的各种情况，针对这些情况应采取的对应方法作了详细的介绍。在实践总结的基础上，作者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理性思考，概括出对体育新闻记者的特殊工作要求：熟悉竞赛规则、了解运动技术、深入赛场内外、亲临比赛现场、由表及里善于挖掘与发现数字背后的故事。对体育新闻的特殊功能也提出富有时代气息的思考，提出在新时期体育新闻是焕发民族精神的“振奋剂”，是爱国主义的“活教材”，是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播种机”，是精神文明的“测试仪”。
29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展开与体育学研究方法论
进入90年代，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继奥运金牌零的突破，足球职业联赛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全国各大媒体迅速开辟体育专栏、体育副刊、体育频道，体育新闻以空前规模的传播局面登上媒体平台。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的研究，也开始在学术期刊上出现。
最早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论文发表在《中国体育科技》1994年4期上，由秦春霖撰写的《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传播对于竞技体育商业化的驱动和影响》。该文着重讨论了体育商业化和大众传播的结合基础，大众传播对体育商业化的驱动作用，以及大众传播影响下商业化竞技体育项目的特征。
紧接着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95年1期上，又刊出了由郝勤撰写的《对体育新闻学学科性质特征及学科建设》，文章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对体育新闻研究的性质特征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指出体育新闻是现代新闻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体育的重要特征，是现代体育与新闻媒体的高度结合；体育新闻学是一门边缘性、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至此以后，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学术文章相继在各种刊物上出现，体现出研究内容从窄到宽，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学术研究成果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参研人员从少到多，最为集中的参研者是体育院校体育学研究学者等研究特点。
从研究的方法论角度来看，由于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们，多为体育院校的体育学学者。从他们的研究成果来看，在研究方法上更多地是借鉴与运用体育学的研究方法。而我国体育学研究方法，受到体育史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很大，因为体育史学科在我国体育科学领域是最早出现的、研究成果较多并相对成熟的一门学科，从事体育学研究的学者们也大都有体育史学的学术背景。体育史学研究方法在文革后期的发展，首先是提出了应当全面地理解史学方法论，纠正文革时期提出的阐明历史问题的方法只能是阶级分析方法的观点。指出社会历史研究必须从事实出发，立足于研究对象整体，用历史的观点考察问题。其次是多学科方法引入历史研究，包括有系统方法、社会学方法、历史比较法、心理学方法等。另外还提出了对实证方法的重新评价，重新提出重视“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实证方法。
在这样的学科方法论的指导背景下，最初的具有开拓性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多数是运用体育史或体育学研究的方法论，去解释体育新闻传播活动与现象。如陈天仁的《体育信息传播对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影响》（《上海体院学报》1996年1期），韩志芳的《1978---1996年我国报纸体育信息传播的题材变化》（《河北体育学院学报》1999年1期），郝勤的《体育新闻价值与价值实现》（《成都体院学报》1998年1期），易剑东的《体育新闻报道的困惑与选择》（《体育文史》1997年6期），周果的《论体育消息导语的心理接近性》（《沈阳体院学报》1998年3期），高松龄的《从
32000年以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扩展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论
2000年以来，围绕着申办奥运、筹办奥运、举办奥运的重大赛事活动的主线，无论电视媒体、报纸媒体、网络媒体的体育节目频道、栏目、体育专刊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迅速扩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热情高涨期。
在全国体育院校校刊和综合性新闻传播期刊上，不间断地刊载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学术论文，也陆续出现了有一定学术质量的研究文章。如肖沛雄的《论体育市场和大众传播》（《体育科学》2001年1期），王宏江的《我国当代体育报纸现状分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2年4期），黎莎的《对体育新闻基本特征的探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3年4期），先后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在全国体育新闻理论研究的圈子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2004年，由高等体育出版社出版了郝勤撰写的我国第一部《体育新闻学》专著，在全国体育新闻理论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该书的出版是我国体育新闻研究开始系统化的重要标志。
紧接着的2005年，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成立了体育新闻与传播研究分会；2006年第八届体育科学大会首次列出了体育新闻与传播专场学术论文报告会；2008年第28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组织了体育新闻与传播的分会场。在这些首创性的、显著性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活动的带动下，研究成果日益丰硕，进一步体现出学术研究成果显著增加，专著明显增多；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内容全面（涉猎到理论研究、业务研究、史学研究）；研究参与人员形成以新闻和体育新闻专业研究生、教师为主，媒体新闻工作者为辅的局面等特点。
值得欣喜的是这一阶段在研究方法论运用上的突破。最突出的是传播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在体育新闻传播中的引入与渗透。这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在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队伍里，开始引进了一批传播学研究学者，他们对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突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二是以往的体育学者们积极与全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主战场接轨，主动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方法与理论运用到体育新闻传播的研究中。
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方法论主要是引进与借鉴西方传播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其中以批判学派的定性研究方法论和经验学派的定量研究方法论为主流。传播学的经验学派，主要指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传统学派，多从行为主义角度进行研究，在研究中注重经验材料和实证考察，特点是：对现行社会体制是否合理并不关心，而是维护与改进现存社会体制及其功能。在方法上坚持经验性的实证研究立场，在方向上坚持实用主义的研究目的，在指导思想上则坚持多元主义的社会观。直接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相对的批判学派，也主要集中在美国。批判学派主要的理论研究视角有：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批判的观点；主流意识形态分析（dominantideologicalanalysis）的观点；唯名论（nominalism）和多义性（polysemy）研究的观点。
在传播学研究方法论的引导下，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找到了新的学术研究兴奋点和增长点，无论是经验学派的实证研究方法和批判学派多元定性研究的思维方式，都开始在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中初见端倪。如郭晴的《对成都体育新闻受众的实证研究》（《成都体院学报》2004年4期），毕雪梅的《体育新闻传播提供娱乐的另一种解读》（《体育文化导刊》2004年10期），张延平的《语义活用——体育新闻语言常用的修辞手法》（《河北体院学报》2004年1期），肖鸿波的《试论体育专业报纸的垄断趋势》（《上海体院学报》2004年6期），陈国强的《大型体育赛事的媒介服务——以2006年网球大师杯为例》（《传播学论坛集》2005年），罗青的《全球化体育事件与国家形象营销》（《传播学论坛集》2006年）等等。这些研究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除采用传统的文献资料法、比较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逻辑分析方法外，更多地是运用了传播学研究的方法，如内容分析法、个案研究、控制实验、实地调查、抽样设计与实施、问卷设计与可行性分析、描述性统计、推断性统计等。在理论模型上，也更多地借鉴了西方传播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如框架理论、议程设置理论、媒介生态理论、媒介双重性理论、“知沟”理论、“拟态环境”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女性主义、社会性别理论、媒介批判理论等等。
总体来说，2000年以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在方法论及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有较大的突破，使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越来越接近新闻传播常规性的研究领域，研究成果也引来了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纵观整个研究成果，无论学术专著和学术研究活动，在学术质量上都比前一个阶段有明显的提高，但在研究中，也有牵强模仿和套用传播学研究样式及理论模型的倾向。
4改善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论运用的思考
纵观三十年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尤其是在近几年由于借鉴与运用传播学研究方法论及具体研究方法，有力地推进了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向前发展的步伐。但当前在研究中，牵强模仿和套用传播学研究样式及理论模型的倾向，是不予提倡的。也就是说切忌不要从定性研究模式，向传播学经验学派定量研究的过渡倾斜。不能不承认，这许多年来，在体育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我们似乎更缺乏精确的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研究传统，差异造成更大的吸引力，形成引入的主流，这也是经验主义传播学在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有牵强模仿和套用研究样式、理论模型的原因之一。
过分看重实证的定量研究也会有失偏颇。其实社会现象非常复杂，其中变量复杂多变，单靠实证的数字与材料是不可能得出全面的结论的；而且每个人的思想都会对自身有所影响，所谓以“纯客观”的态度来进行研究也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的。我们知道传播学批判学派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差别，除了方法上侧重面不同外，在研究视角上也存在较多的差异。批判学派一般是从宏观、中观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经验主义传播学较多地是从具体问题出发，较为微观地分析各种因素如何构成某种结果。但是双方不论在方法还是角度上，仍然是互通的。目前美国英国等国不少的传播学者，观点上属于批判学派，研究方法上则采用了相当多的经验主义的作法。因此，在我们引入传播学的方法论视角时，应该关注到这种世界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不要片面地强调某一种研究视角与研究手段的运用。
培养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也是目前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中值得思考的问题。
回顾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进程，可以看到我们最初的研究更多地是遵循研究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积累，从自我母学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去研究体育新闻传播活动与现象，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就目前我们正经历的传播学研究方法论运用的过程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还具有一定的随意性（跟着大传播的研究走），还缺乏主动的思考方法论问题的意识。而事实上任何研究都存在着方法论的改进和创新，研究方法的创新，将促成重大研究成果的出现。
当然这样的情况与我国科学研究整体上对方法、方法论的漠视有关。而与国人这方面轻视态度相反的是，西方的学术研究则很重视方法、方法论问题。从西方科学研究的历史长河来看，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到培根、波尔普，再到库恩、马克斯.韦伯、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从辩证法、工具理性到归纳与演绎、证实与伪证、范式理论、科学研究纲领、反对方法、价值中立……，各种方法论的探求已成为自觉。必须承认，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飞速发展与重视方法论问题息息相关。著名生物学家巴浦洛夫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方法每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着种种新事物的更辽阔的前景。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方法。”
目前我国各大高等体育院校的学者们，陆续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选题。这些较为重大研究课题的展开与研究成果，除了对已有研究方法论的更主动、更客观、更准确、更熟练地运用之外，还应该重视结合体育新闻传播的特点和规律，概括和提炼适用于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方法论观点，以及具体的研究方法或理论模型。在提倡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多元与开放的同时，还要考虑研究方法的创新性——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体育新闻传播的特殊性和体育新闻传播实践发展相结合。
体育科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篇4
关键词：体育法学；学科；探讨
1.问题的提出
体育法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我国更为年轻，很不成熟，尚有很多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和澄清，这与我国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体育事业逢勃发展的形势是不相适应的。为了解决这些理论问题，及早建立一个完善的体育法学学科科学体系，作者进行了探讨。
2.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采用文献资料法、比较分析法。通过大量文献资料的查阅，取得相应的资料信息，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比较。
3.体育法学的概念及其研究对象的界定
体育法学是以体育法律这一特定的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它主要研究体育法律的本质、形式、特征和作用；研究体育法律的产生、发展及其消亡的规律；研究体育法律和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研究制定体育法律规范、执行体育法律和构建体育法律体系，以及运用体育法律为社会服务等问题。体育法学是体育学和法学结合而形成的交叉学科，是研究体育法律规范和体育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和运行机制的法律科学。具体地说，体育法学的研究对象可分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3.1本质层面
这一层面着重研究体育法律的本质与表现形式及体育法律产生与发展的规律。体育法律由于其调整范围的特定性而形成自身的表现形式和发展规律的特定性。
3.2实践层面
这一层面着重研究体育法律的制定、适用和遵守，体育法律关系、体育权利和体育义务等实际运用方面的问题。
4.体育法学的学科性质研究
从广义上来看，体育法学开始阶段的研究，就其性质而言，基本上没有超出行政法学的范畴，属于行政法学的一个分论。从世界范围来看，体育法学的理论研究从行政法学中分离出来，形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是从上世纪末才起步的。这是因为现代体育在上世纪末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现代社会经使体育具有了独立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体育关系日趋普遍而复杂，加上现代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向综合性、专业性方向发展，国家已将体育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事务来对待。
5.体育法学的理论基础论述
体育法学不仅具有独立的研究对象，而且有自己的理论基础。它的主干理论基础有以下几个方面。
5.1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观点体系，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最完整的理论形态，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马列主义、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是许多社会科学共同的理论基础。
5.2体育学理论
以前，体育学是归属于教育学类的一个二级学科，概念混淆不清，现在已正式成为一级学科――体育学，放在社会学学科里。但是，它所研究的问题不仅仅局限于社会科学之中，它的内容涉及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数学和技术科学。体育学是以人的体育运动为对象，研究人的运动规律及运动带来的变化规律。体育学是一门综合性科学，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各门类科学向体育科学的渗透和转移，使体育学科内部的新兴学科不断兴起。
5.3法学理论
法学，即法律学或称法律科学，是研究法这一特定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法学的分科相当广泛，从法律的类别角度出发，法学可分为国内法学、国际法学、法律史学、比较法学和外国法学等；从认识论角度出发，法学可分为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从法学和其它学科的关系这一角度出发，法学则可分为法学本科和法学边缘学科。体育法学是法学体系中的一个独立的边缘性分支学科，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6.体育法学与相近学科的关系探讨
体育法学是法学和体育学交叉、融合而形成的一门新兴的学科，它与法学和体育学所涉及到的各门学科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一些学科与体育法学关系十分密切，它们与体育法学相互渗透、相互融通。研究体育法学，必须清晰地了解这种关系，才能从整体下把握体育法学的科学体系。
6.1与法学的关系
法学是以法和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社会科学。体育法学是以体育法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法学分支学科。显然，两者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体育法学在法学基础理论的指导下开拓自己的专门领域，法学则可吸收体育法学中带有普遍意义的原则和规律来丰富自己，但是法学对体育法学的理论指导则居于主导地位。因此，在学习和研究体育法学时，必须奠定坚实的法学基础理论，才能把握着本质。
6.2与行政法学的关系
行政法学是以行政法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部门法学，它以行政法的一般理论以及行政组织法、行政诉讼法和行政监督法为研究内容。行政法学主要研究各行政部门专门法律制度中共同的法律问题。两者有一定范围内的交叉，但不能相互替代或包含，所以研究体育法学，离不开对行政法学的学习和研究。
6.3与教育学的关系
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现象、揭示教育规律的科学，是在教育过程中对教育与社会进步、教育与人的身心发展、教育目的、教育机构、教师与学生、教育工作等方面进行研究并揭示其内在规律，以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体育教学领域中，教育学和体育法学，从不同的角度对大致相同主体或客体进行研究，可以相互融合，借助对方的研究成果，来充实自己的研究。
6.4与经济学的关系
经济学是以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社会科学。体育法学研究对象中直接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内容，如体育、商业性比赛、体育保险、体育市场管理等，都与经济学有密切的关系。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体育产业、体育经济将有巨大的发展前景。经济法侧重于从行政命令和平等协商的结合上来反映和调整社会经济关系；体育法律则侧重于国家对经济关系的行政管理，当然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也不限于一种单一的形式。所以，经济法与体育法律的调整作用是不能相互替代的，都有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还在不断深化，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也会有新的变化，我们应当以客观的、发展的观点来评价和处理经济法同体育法学的关系。
参考文献
体育科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篇5
高等教育是一个层次复杂、种类繁多的开放系统，对高等教育现象、问题及规律进行研究的研究方法也必然呈现出多种形态。高等教育的基本理论，不论是宏观的外部关系或微观的内部结构，都涉及到诸多学科。因此，只有从多学科、多视角进行探索、思考、研究，才能全面、深人理解高等教育的本质，掌握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基本规律。一直以来，针对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研究过程中，有关方法的分类尚没有一个清楚、统一的标准，缺乏准确的界定。很多学者结合自身实践，通过思考得出自己的理解，潘懋元指出：“高等教育学的独特的研究方法可能就是多学科研究方法”[1]；刘小强认为：“多学科研究方法对于高等教育研究具有独特的优越性，高等教育实然和应然发展要求高等教育研究在必要时候由多科学整合走向跨学科研究”[2]；胡建华指出“高等教育研究并没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它主要是借用了教育科学的研究方法，而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又是借用了通用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以及某些自然科学研究方法”[3]；田虎伟认为：“高等教育研究的理想范式是混合方法研究。混合方法研究相比于多学科研究方法论和‘独特的方法组合’而言，具有更大的理论说服力和现实的可能性”[4]。
关于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究竟是什么的争论仍然在继续，对高等教育科学体系构建也在继续。随着高等教育应用性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也深刻地理解到关于高等教育研究方法使用的讨论有利于我们对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研究有所把握，对其思路有所了解。按照前人的研究分析，大致出现以下三种分类标准：第一，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可以从定性与定量的角度加以划分。这里的定性是指通过经验总结、逻辑分析、哲学思考等方法对客观事实进行相关研究。定量研究以事实为基础对课题进行调查研究，通过数据分析的方式论证既有规律。由于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目前学术界对定性研究、定量研究缺乏公认的定义，仅仅是从哲学层面上进行的区分与界定，得出的结论是非常片面的。第二，在高等教育研究方法中借用科学研究中两种基本的研究范式———思辨方法与实证方法进行分析研究。思辨方法强调对问题的总描述、总概括。其特点是大部分材料通过他人研究成果或书籍刊物中获取的，材料的引用与分析是杂乱无序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特征强调对原始材料的收集及对材料进行系统的实证性分析，通过现场的调查访谈、数据分析达到研究的目的。思辨方法与实证方法是当前在高等教育研究方法领域很常用的两种方法。第三，在徐辉教授的研究中，他把研究者的研究方式与思维方式这一角度把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划分为定性与思辨方法、定量与实证方法两大类。认为“定性与思辨研究方法的共同之处就研究工作空间看是通过坐在书桌边、图书馆所进行的研究；从研究者研究方式看，主要是通过个人悟思、哲学分析、文献概括、归纳演绎等思辨的方式进行，是研究者个人观点和感受的阐发；从研究成果性质上看，这类研究成果大多是感想式的、思考性的、哲学性的、主张式的或指示性的，对有关问题进行论述或提供建议”。[5]把定量与实证相联结，通过数据直观感受到目前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实际情况。在实证研究的过程中，必须依赖事实对数据进行系统、科学的分析，最后得到相对准确的结果。上述的划分标准是基于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实际现状进行分类的，在某种角度是为了研究的方便，所采用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不是特别规范的科学定义，很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区分。
二、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研究存在问题
对于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讨论，学者们从自己的视角出发，选取研究方法类型，进行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现状的分析探讨，并提出了一些建议和反思，其讨论结果对于我们了解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研究现状有所借鉴。徐辉根据定性与思辨方法、定量与思辨方法的分类方式，对2000-2001年刊发在《高等教育研究》上共286篇文章进行统计，他认为“研究方法意识淡薄，思辨倾向严重；研究方法单一，缺乏多元研究方法意识；研究方法落后，规范意识不强。”[5]别敦荣对我国1997-2006年《高等教育研究》的论文进行研究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理论思辨法是学者尤为青睐的研究方法，平均使用比例高达76.5%，经验总结法年均使用达7.6%，调查研究法等实证研究方法使用比例不断上升，其他研究方法使用比例均较小，尚未引起学者的广泛重视。”[6]田虎伟在其博士论文中对2000-2004年《高等教育研究》所刊的760篇论文进行分析，他认为：“高等教育研究存在定性研究、定量研究、混合研究等三种方法论。其中定量研究分为，实验法、准实验法、调查法、测验法、比较法等五种具体方法，定性研究分为历史法、描述法、理论研究法、经验总结法、比较法等五种具体方法，而混合研究是调查法、准实验法、历史法、比较法、理论研究法、经验总结法等的混合”。[7]张庆选取三年来（2007-2009）《高等教育研究》、《北京大学教育评论》、《中国高教研究》、《江苏高教》、《中国高等教育》、《学位与研究生教育》6个主要核心期刊，共计4897篇文章进行分析后认为，“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在高等教育研究中质的研究和理论思辨研究是最为广泛使用的研究方法。而实验研究和调查研究所占比例微乎其微。”[8]我国学者对于国家高等教育研究方法方式中，普遍认为，从研究层次上来说，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分为方法论和具体方法两类。而具体方法层次中，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分为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
通过对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分析，指出在高等教育研究的特点和研究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高等教育研究者强调研究与生活应该紧密相连，加强多元化研究方法的使用。很多人认为，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性在于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认清高等教育活动的规律，使高等教育活动不断完善。现行关于高等教育研究方法中，不少学者的研究注重于当下生活实际，主张在生活中找到突破口，强调一种思辨的氛围。专家的理论往往能与个人的人生境遇、受教育程度、个人感悟相结合，营造一个充满高等教育特色的活动情境。但是从高等教育研究的长远发展的需要来说，多元化研究方法的使用才是十分必要的。目前没有哪一种研究方法可以单独解决高等教育的全部问题。高等教育研究更多地是面对活生生的人，因此既要有深刻透视力的理论思辨研究、又要有深入现场对研究对象做细致入微观察的实地研究，更要有立足于理性逻辑的调查研究和实验研究，只有这种多元化的高等教育研究方法才全面、深刻地理解高等教育。第二，高等教育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为主，定量研究作用难以发挥，缺乏学术规范性。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就期刊的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数量来说，定性研究所占比例非常大。定性研究的使用在高等教育研究中被过度倚重，相较而言，定量研究显得太过单薄。部分高等学校的行政官员对高等教育的研究往往是站在学校领导层的高度考虑学生的思想研究、学校资源配置、学校的长远发展等问题，对定量研究的匮乏使得高等教育研究的成果说明力似乎微弱，不利于促进高等教育研究实际问题的解决。高等教育活动是有序性与无序性的统一，这就要求在高等教育研究中运用复杂性思维方式，权衡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在方法使用过程中的比重，这不仅符合高等教育系统不断朝复杂化、多元化发展的现实，而且符合整个科学发展的趋势。第三，高等教育研究者忽视对实验研究的理论化的把握，科学研究的准确性应该落实。潘洪建基于对前期教育实验研究结果的分析指出：“实验选题盲目、实验理论构想缺乏、实验控制不规范、实验结果的评价有待完善、实验效果推广递减”。[9]长期以来，研究者对于实验研究的设计存在不严谨方面一直被人们所指责，再加上对于实验结果可行性分析缺乏合理性思考，导致不少研究者对于研究价值的意义持有否定态度。高等教育研究的科学化依赖实验研究指导高等教育改革实践，理论的准确性需要建立在客观公允的实验研究基础上。对高等教育研究者来说，真正能够像科学研究者一样在实验室里对高等教育数据进行分析处理，采用科学研究的方法来分析的研究目前还不多见。如果高等教育仅仅停留于理论研究，乏于实验或实践，这对高等教育研究长期健康发展没有好处。
三、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研究发展趋势
（一）进一步增强高等教育研究者研究方法意识、提高自身研究素质和研究方法的理论素养
高等教育研究方法是人们在研究高等教育理论过程中发现新现象、新理论，揭示事物本身内在规律的工具；是人们在从事高等教育研究过程中不断总结与提炼而得；是人类自身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凝聚了前人的心血与汗水。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与多变性、以及看问题的角度等因素，对事物总会存在不同的看法与理解，事实证明有的理论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被人类代代相传，发挥了巨大作用。作为一名高等教育的研究者，应该加强自身训练，用科学的头脑与时代接轨，关注高等教育领域大事记，了解最新最前沿的高等教育观点，用理论结合实际的方法，用自己身边的例子作为个案研究，以小见大，逐步扩大的方式加以论证，积极探索总结经验，增强研究方法素养。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综合，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执行者是整个研究过程的关键。对于高等教育问题的研究，研究者可以从不同的研究方法中去深入挖掘，最后得出的结论会产生不同的实际效果。而好的研究方法可以直接深入课题的核心，充分认识事物的本质；能够高屋建瓴，站在一个更高的研究视野去审视问题的关键，最后得到更为科学的答案。现下，有很多高等教育研究者只注重于对外国经验的接纳与获取，认为外国高等教育研究者的理论就是最先进的，主张将其理论一味移植，生搬硬套，而没有经过自己的思考，这就抹杀了实干者的学术积极性，最终的研究成效不大。实践证明，高等教育研究有其自身发展的理论体系，即：方法论作为指导思想必须在研究中加强，研究方法作为研究重点必须贯穿始终，研究工具的使用必须是合理而且有用的。只有正确地以方法论作为指导，在研究过程中采用正确的研究方法是科研成果有效性的保证。如何在高等研究方法中获得成功，归根结底的关键是高等教育研究者自身素质的提高。只有加强教育研究者自身训练、增强研究方法意识，提高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素养，我国高等教育才有发展的希望。
（二）重视开展调查研究、实验研究等定量研究方式，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科学价值
通过调查发现，现下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大多集中在理论的探讨与经验的总结基础上，过分强调定性研究，以强调数据准确，事实合理见长的定量分析使用不多，这是高等教育下一步应该加强的问题。定量研究常用的方法是调查研究法与实验研究法。调查研究是基于对客观社会现实的问题、原因进行调查和分析。当前最常用到的调查研究方法是问卷调查法和访谈调查法。调查研究，首先要注意明确调查的目标，针对目标合理设计每个问题，对问题的回答调查者要有清晰的期望值；其次，针对调查样本进行测试，对样本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调查前要有充分的准备，探讨数据统计操作会出现新的情况；最后，对于问卷中可能会引起人们产生意见分歧的许多新问题，研究者应事先做好说明，以提高回答的有效性。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高等教育研究下一步该重视的就是实验研究的方式。实验研究对于探索高等教育规律，检验高等教育基本理论和高等教育研究假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实验研究是在自然科学中常用的一种方式，依靠实验工具对事物进行分析整理，对实验条件有严格要求，强调实验的真实性。在高等教育研究方法中采用实验研究，目的是为了增强实验效果的有效性，数据分析的合理性，已达到研究方法的真实性。对于高等教育研究来说，科学合理的研究方式应该建立在事实说话的基础之上，实验研究日益成为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探索高等教育规律的重要方法。随着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多元化发展，高等教育现象更加复杂，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能够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多种形式、多种层次、多种水平的实验研究，发掘高等教育研究的内在规律。
（三）在高等教育研究方法中进一步加强学科研究
体育科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篇6
关键词：教育心理学问题对策范式
教育心理学是研究学校教与学情境中人的各种心理活动及其交互作用的运行机制和基本规律的科学［1］。其特殊功能是将心理学研究人性特质的理论与方法转化为教师的智慧，用于学校教学，推动教育教学改革［2］。1913―1914年桑代克（e.1.thorndike）三卷本《教育心理学》的出版，标志着教育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而诞生。20世纪20年代，西方的教育心理学开始传入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学者一方面继续学习和引进西方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开展了一些独立的研究。尽管目前已取得不少骄人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实际问题。通过对问题的关注和透视，从而揭示我国教育心理学在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以期尽可能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对策。
一、当前我国教育心理学的主要问题及其根源
（一）内容体系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
我国教育心理学在初创时期主要是翻译和引进西方的研究成果，后来许多心理学家结合我国的教育实际做了不少独立研究。到80年代，我国教育心理学内容体系倾向于以基本理论为前提，以学习心理为主干，同时兼顾教育教学情境中其他重要的心理学问题。当前我国教育心理学内容体系中除重视学习心理外，对品德心理、教学心理、教师心理、心理健康教育等也日渐重视。但这些内容体系所包含的课题在逻辑上孰先孰后，分量上孰轻孰重，目前教育心理学家们尚未取得共识，有的偏重于学习心理，有的偏重于品德心理，还有的则转向教学心理的研究［3］。这表明我国教育心理学体系零乱和内容庞杂的现象依然存在。我们认为，我国目前教育心理学的内容体系缺乏统一的核心，其系统性和整体性不够，没有建立科学研究的基本“范式”。有学者认为，这种现状可以从三个方面表现出来：第一，内容庞杂，无统一的理论指导。教育心理学的主要内容取自普通心理学、儿童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心理统计与测量以及各学科心理学，学科本身没有严格的理论体系，研究者各自为政，缺乏联系。第二，研究课题五花八门。从小学生的记忆实验到中学生的思维研究，从教学技术到学科心理，从学习的神经心理学到教学策略的研究，庞杂的课题充斥着教育心理学研究领域。第三，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内容、领域和方法变化无常，缺乏相对的稳定性［4］。教育心理学的内容体系之所以难以形成相对稳定的“范式”，一方面是由于它的研究对象非常复杂。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学校教与学情境中人的心理现象，它既研究施教者和受教者在教和学过程中各自的心理活动，又研究二者在相互交往中产生的心理现象。人内心的复杂性、交往的复杂性以及教学情境的复杂性，必然导致教育心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另一方面，研究者的认识具有局限性。我们对一门学科的认识往往是由简单到复杂、由零散到系统，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就全部认识清楚，这决定了教育心理学的内容体系同样有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此外，研究方法和手段的限制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二）研究方法和手段缺乏创新性
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从产生之初，一直沿着两种取向发展。一是实证主义方法论取向的定量研究。它强调自然科学的客观方法，注重实证分析，力图精确而客观地用数据表达研究结果，具体方法有实验法、测量法和问卷法等。如桑代克、斯金纳（B.F.Skinner）等人的研究就属于这种取向。二是现象学方法论取向的定性研究。它认为人的心理活动不同于自然现象，主张采用非自然的定性方法进行研究，具体表现为参与观察、深入访谈、个案研究和教育经验总结等方法［5］。教育心理学家皮亚杰（J.piaget）和罗杰斯（C.Rogers）等人的研究则属于这种取向。这两种取向贯穿着整个教育心理学发展的始终。研究方法的创新无疑是推动一门学科前进的强大动力，目前我国教育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创新还有待加强。我们几乎没有自己独具开创性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大多数都来自基础心理学，脱离了教育教学的实际。具体表现在：一方面，研究方法仍偏重于定量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受西方教育心理学发展的影响，在实际研究中定量的方法占据主要地位，并未真正将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有机结合。另一方面，研究手段缺乏现代化程度。尽管当前的教育心理学研究使用了诸如计算机等高新技术手段，但他们使用更多的是局限于数据统计和分析，在研究设计和研究过程中的使用还很有限。我们认为，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之所以出现这种现状，具有如下原因：第一，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深远影响。自冯特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实验室开始，实验法等实证主义的研究取向便一直在教育心理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华生和桑代克等行为主义学派的教育心理学家们纷纷采用实验法、测量法和问卷法等进行了大量研究，即使是以现象学方法论为指导的人本主义学派的教育心理学家们也仍然没有抛弃这些定量方法。这就直接导致了我国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是以定量研究为主，显得过于单一和陈旧。第二，研究者缺乏创新意识。大多数研究者希望矫正方法内的一些误用而造成的不足，而学习者则只关心如何熟练运用业已成型的研究方法，两者都没有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思考研究方法的推陈出新。第三，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缺乏深入探讨。纵观现在有关心理学研究方法的书籍，缺少对教育心理学研究方法的专门论述，只分别涉及到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而教育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多数都是借用，借用的方法在研究教育心理学现象的实际操作上存在缺陷。
（三）理论与实际联系缺乏有效性
在教育心理学的发展历程上，对该学科性质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倾向：一种观点认为教育心理学是应用性学科，它的任务在于把心理学的原理应用于教育领域。另一种观点认为教育心理学是理论性学科，它既独立于教育之外但又不依赖心理学的特殊性，更偏重于研究教育现象的心理学规律。这种“应用性”与“理论性”之争，使得教育心理学在理论和实际的联系上困难重重。目前，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教育心理学理论和应用的性质并存，并偏重于应用性［6］。尽管教育心理学工作者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结合的程度还不够高，具体表现为：第一，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脱节。一方面导致研究者在高校或研究机构从理论到理论，其研究成果难以指导实践；另一方面，各中小学教师只能从日常的教学工作中凭经验摸索，明知教育心理学有用，但不知如何用。第二，在教育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显著。教育心理学应该在教育改革中扮演更直接、更积极的角色，它除了可以用其发现的关于人类学习和心理发展的一般规律之外，还应该直接参与教育行政部门的重大决策，推动教育改革的发展。第三，学科服务范围狭窄。目前教育心理学只是服务于学校中的教育对象，局限了教育心理学应用的广泛性。教育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应当是伴随终身和全人类的，不仅仅局限在学校的范围之内。我们认为，教育心理学理论和实际之所以难以有效结合，可能的原因有：一方面，理论研究者对当前教育实际的了解不够深入，重理论，轻实践。他们从理论研究中发现问题，而没有在教育实践里思考问题，没能看到教育实践的实际需要。另一方面，应用工作者的理论素养和科研水平不够高，难以从经验上升到理论。他们忙于繁重琐碎的教学工作，很少去认真思考教学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难以将经验上升到理论高度。
二、我国教育心理学现存问题解决途径的初步探索
（一）以整体的观点研究教育心理现象
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人的各种心理活动（知、情、意、行）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不可分割［7］。因此，人自身是一个整体，我们的教育目标是要培养身心统一、人格健全的人，我们应该以相互联系的整体观点来研究教育心理现象，反对把心理现象孤立起来进行研究。例如，我们不仅要从认知的角度研究学习，也要从动机、情感和意志的角度，在整体上把握学习的本质；要在整体上研究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自我监控技能在不同的学习情境中的有机结合等等。
（二）建立教育心理学内容体系的基本“范式”
第一，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横断研究与纵向研究相结合。定量的研究方法可以使我们的研究客观化和精确化，但是教育心理现象不仅仅表现出不相容，更多的是相容［8］。因此单纯使用定量方法并不能有效解决教育心理研究中的问题。定性的研究方法强调在自然情境下由观察者参与体验，并最终获得和解释关于研究对象深度信息的研究方法［9］。定性研究能够使研究者产生更多的新思维和新假设。但是定性研究对观察者的素质要求过高，主观性强。因此，我们应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结合起来，力求创造出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如区间估计和模糊数学等等。第二，增强研究手段的现代化，提高研究效能。传统的研究方法要继续保留，同时应该利用新技术来创造新的研究方法。高科技的迅速发展不仅为数据处理和分析提供了极大方便，也为定性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支持。比如在运用调查法时，可以借助网络技术，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调查的取样丰富，操作更经济、便捷。
（三）建立理论和应用层面的教育心理学
我们强调教育心理学理论和实际的联系，并不是主张放弃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构建，一味地追求“实用”，相反，在强调应用的同时，也绝不排斥那些跟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的研究。理论对实践具有不可忽视的指导作用，不重视理论的研究就会盲目实践。要解决理论和实际难以紧密结合的矛盾，我们可以建立起理论性和应用性相结合的教育心理学。理论性教育心理学着重研究教育教学情境中的基本心理规律，为解决教育教学中的理论问题提供科学的依据。应用性教育心理学着重研究如何将理论用于实践，解决学校教育教学情境中的问题，为理论性教育心理学提供研究课题和内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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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科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篇7
关键词：毕业论文实验体育教育专业科研方法
中图分类号：G8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643（2013）04-0044-03
1、引言
高校是培养体育师资的主要场所，体育教育专业是高校体育类本科专业中办学历史较为悠久，相对比较成熟的专业，近几年来，体育教育专业设置单位增加，除了办学悠久的体育院校和师范类院校，综合性大学开办也较普遍，体育类专业办学竞争越发激烈，培养质量要求也不断提高。而毕业论文是体育专业本科生培养的关键环节，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提出：“深化教学内容改革，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课程体系。要坚持知识、能力和素质协调发展，继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改革，实现从注重知识传授向更加重视能力和素质培养的转变”。其中还谈到“高度重视实践环节，提高学生实践能力。要大力加强实验、实习、实践和毕业设计（论文）等实践教学环节，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2003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教育本科专业课程方案》也提出培养学生掌握科研方法，有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由此可见，本科最后阶段的毕业论文工作已成为考核学生质量的一个关键环节，唐山师范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历年来重视学生毕业论文质量，但还存在以下问题。
2、体育教育专业学生毕业论文存在问题
2.1选题困难且缺乏新意
国内学者黄汉升口]研究近年来国内体育类优秀本科毕业论文选题特点，发现存在题目过大、缺乏准备、随意性大、题目不知所云等问题。通过查阅近五年唐山师范学院体育教育专业学生毕业论文选题，也同样存在这些问题，但作为地方院校，还存在很多其他问题。
首先是学生不知道如何选题，选什么样的题目。选题得当与否直接影响到毕业论文工作的顺利进行，地方院校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基础理论知识极为薄弱，文化知识学习兴趣较差，对理论也不够重视，当毕业年碰到不得不面对的毕业论文工作，很多学生选题显得极为迷茫，不能选出适当的题目。通过访谈，笔者发现除个别学生能通过理论学习和自身爱好发现研究专题外，很多学生选题更多求助于教师，有些人盲目选题，如同完成普通作业任务，并不考虑研究的可行性，个别人甚至在数据库上寻找体育学术论文题目直接挪用，没考虑自身研究能力和涉及的研究范围。此类选题如果及时被导师予以纠正，并给予合理选题指导，问题尚可解决，问题是个别指导教师学术能力有限或疏忽大意，如果开题通过，将导致学生后期无法完成论文，造成骑虎难下的局面，最后不得不大改，勉强通过，敷衍了事。
其次论文选题严重重复，近五届唐山师范学院体育专业毕业论文尽管强调不得重复，但由于学生选题方法和途径单一，导致选题重复严重。普遍存在这样的现象，例如上届学生调查本校学生体育消费的现状，下界学生就选择调查其他高校学生的体育消费现状，还有学生拟定一个唐山市区学生的体育消费的研究内容，尽管学生可能在实践中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并严格进行调查分析，但这样的题目无新意，而且学生的论述内容大同小异，结果是学生很难通过论文写作获得初步的科研方法和技巧，难以达到培养质量。另外学生选题集中在大众健身和学校体育领域，反复研究，思维不能发散，个别学生选择在体育产业和运动训练领域挖掘新题目，而运动生理学、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物化学等运动人体科学方向极少有人挖掘题目，导致学生很难有机会利用实验室完成论文。
最后是选题缺乏监控，一般学校都是学生进行选题，根据选题分配指导教师，但随着体育专业的扩招，每届毕业生数量不断增加，一些院校指导教师负担普遍超负荷，导致个别导师缺乏对学生选题的监控，直接结果就是题目过大或者选题偏离培养大纲，从而导致学生以后不得不使用一些不熟悉、偏冷的研究方法完成，常见的实验法等方法反而遇冷。
2.2研究方法和手段单一
针对唐山师范学院体育教育专业2009级本科生选题结果进行统计，关于调查研究的选题占82.5%，与往年基本一样。特定的选题内容决定了后面的研究方法，绝大多数学生的论文中尽管有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实验法、数理统计法等，实际上绝大多数人仅仅使用了文献法和问卷调查法，其余方法并未真正使用，流于形式。
出现以上情况有学生的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的学生研究方法能力掌握极少，平时学习中教师没有教给学生一些常见研究方法，仅有极个别学生参与到任课教师课题研究项目，经历一些研究学习，掌握一些科研方法和技巧，而绝大多数学生对研究方法仅仅从体育统计学等课程中零星掌握一点，且缺乏实践训练，因此自身论文设计中只能选择文献资料法及问卷调查法，而文献资料法是学术论文研究最基本的基础性研究方法，因而学生论文主要使用的是问卷调查法，研究论文也是对调查数据做一个简单归类，进行定性描述，缺乏精确的统计分析。研究方法能力的不足反过来也限制了毕业论文的选题，运动生理学、运动生物力学等内容很少涉及，实验法、测量法、统计法应用偏少。
客观方面，地方院校体育师资力量相对薄弱，教师本身科研能力有限，在毕业论文的选题和研究方法上缺乏有效指导，另外学校毕业论文规范中对综述性文章比例有一定限制，因此学生更多选择调查性研究论文，但本科生具备的理论水平有限，难以在拟定选题中采用各种研究方法进行深层次挖掘与分析，单一的研究方法限制了毕业论文的质量。
2.3“体育科研方法”课程的局限性
直到1991年，国家教委出台的第三套体育教育专业《教学计划》中，才在限制选修的课程模块中，设置了“体育方法学”课程，并明确规定在第8学期安排“科学研究与毕业论文”这一环节，其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文字表达能力”。2003年教育部出台新课程方案中“体育科研方法”规定为一般必修课程，但不硬性规定学分、学时，明确其为研究方法的入门课程，其宗旨是让学生掌握基本科研方法，培养体育科研的能力。
“体育科研方法”课程的学习对学生科研能力的掌握，撰写毕业论文至关重要，但目前唐山师范学院相应课程教学存在一定问题。第一点，对课程的重视度不够，体育教育专业培养大纲虽然将“体育科研方法”列为必修课，但考核性质安排为一般考察课，平时和期末考核比较松散，学生简单完成一个考核作业即完成任务，大纲修订时学分、学时的调整比较频繁，效果不理想。第二点，课程安排和“体育统计学”重合较多，“体育科研方法”课程和“体育统计学”课程学时都安排为32学时，两门课程在研究方法的章节教学中重合较多，较多内容重复教学，而且两门课程都是以课堂理论面授为主，内容枯燥，课后实践较少。第三，教师执教能力有待完善，同其他院校类似，“体育科研方法”课程教学由本专业科研能力突出的教师担任，该课程需要教师有丰富的跨学科知识，不但要掌握一定扎实的统计学知识，对本学科科研特点及学术前沿要有深入理解，但近几年教学工作以青年教师为主，教师缺乏系统的科研方法学习，只是根据自身优势科研方向对“体育科研方法”进行一定角度的阐述，而且以理论性灌输为主，与体育科研实践结合较少。结果就是授课内容与学生毕业论文需要不相符合，如教师讲授很多调查性研究方法，一旦学生选择应用实验法相关题目，论文如何撰写就将极大困扰学生，不得不求教指导教师。
3、体育教育专业毕业论文引入实验研究的可行性分析
3.1选题内容可行性分析
体育学属于交叉性学科，各专业均涉及大量文科及理科课程。根据黄汉升对2004-2009届全国优秀本科毕业论文的调查，认为运动人体科学类论文是学士论文中总体质量较高的文章，选题能够反映该学科热点问题，实验设计较严谨，仪器比较先进，学生独立操作的能力较强，优秀论文多集中在运动生理、生化方向。体育教育专业和运动人体科学专业虽然培养方向不一样，但体育教育专业课程方案中依然保留大量自然科学类必修课程，可以从理科方向选题去探索体育实践问题，分析动作技术特点，可以从运动生物力学方向选题，涉及人体机能评定，研究评价方法可以从运动生理等角度选题。
但体育教育专业选题一大问题就是大量重复，选题困难，无新意和亮点，实验方法应用太少，唐山师范学院体育专业近几年学生毕业论文选题也存在同样问题，学生选题追求简单、易写，以学校体育调查类选题为主，运动人体科学类选题极少。
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学生理论基础极为薄弱，缺乏应用多种研究方法去深度挖掘运动人体科学类论文的内容，不敢有质疑，不了解通过何种渠道去获取文献资料，因此对此类选题不敢涉及，实践访谈中有学生对大学生减肥方法感兴趣，但考虑到要进行实验设计，使用体成分仪进行测试获取数据，还要进一步统计分析，感觉困难，选择放弃。此类情况不少见，实际上对于本科毕业论文的实验设计和要求对于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并不复杂，需要相关课程教师，尤其是理论课教师教学中引导学生多思考，扎实掌握理论基础。其次，教师的实验教学工作不足，学生实验课学习不够扎实，不能利用现有条件去设计实验思路，还有一个常见原因，那就是学生有良好的实验基础，但不了解此类选题而遗漏，个别地方院校教学和毕业工作思路较为保守，墨守成规，学生毕业论文工作以稳为主，很多指导教师并未引导学生在自然科学方向去选题，一届照搬一届，选题内容上无新意，没有突破。
唐山师范学院体育系针对以上情况，2010年开始引导学生选择运动人体科学类选题，并进行精心指导，帮助学生充分利用实验室，进行合理实验设计，个别学生毕业论文质量明显提高，同时也带动了其他学生学习，取得不错效果，证明利用实验室，进行实验设计完成运动人体科学类毕业论文是可行的。例如，有学生对运动性疲劳评价感兴趣，设计体育课后各类恢复手段对疲劳消除影响的实验，测定不同方式恢复方式后人体心率、血压和血乳酸的水平，实验采用重复测量设计，取得良好效果，观察到了积极性恢复手段的应用起到加速心率和血压恢复的过程，学生通过论文的完成也加深了对相关理论的学习。另有学生选择应用性研究，比较不同力量训练方式对跆拳道大学生运动员下肢肌肉爆发力的影响差异，取得预期效果，论文均入选本校优秀本科毕业论文。以上表明，体育教育专业学生采用实验性、测量性等方法，充分利用实验室条件，可扩大选题范围，提高毕业论文的研究价值和质量。
3.2研究方法可行性分析
毕业论文引入实验性工作，一个前提是必须具备相应的实验条件，教育部2005年颁布的《高等学校基础课教学实验室评估标准表》及大学实验室评估标准明确了高校实验室应具备的条件，目前我国体育类院校、师范类体育院系均不同程度建有实验室，唐山师范学院自2007年迎评以来，实验室经过扩建，添置先进设备和仪器，条件满足现有教学和师生的科研要求。
实验室条件满足需要，但部分师生对实验重视不够，实验课程没有形成独立的教学体系，实验教学方法不够灵活，考核评价体系不健全，仪器利用率不高，实验教学师资队伍薄弱。这些问题影响了实验室的利用，这也是学生毕业论文利用实验室较少的原因。
理论课教师和实验室相关人员要高度重视实验教学，首先思想上予以重视，不能把理论课实验边缘化，改进实验教学方法，增加综合性、设计性实验，让学生主动利用实验室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大力鼓励学生参与到教师科研工作中，使其熟悉实验，喜欢实验，有能力完成运动人体科学选题论文。
学院可以制定各种政策鼓励师生充分利用实验室现有的仪器设备，提高科研水平。以前学生毕业论文大部分是问卷调查类型，实验室先进仪器设备利用率不够，实质上与院系整体科研业务水平不高相关。不但实验教学人员科研业务水平要提高，其他理论教学人员也需要熟悉专业理论知识，对实验室加深了解，熟悉相关仪器的原理和用途，形成普遍能够指导学生在自然科学领域选题的能力，建议定期培训师生了解实验室具备的条件和功能定位，也可通过运动人体科学领域学术讲座给师生提供相关信息，要鼓励师生积极学习实验理论。
体育科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篇8
关键词：职业教育学／范式研究／学科发展
随着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联系不断加深以及人们对人与职业的关系问题更深入的理解，职业教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此基础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学科体系不断完备，科研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大，职业教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同时也必须承认，我们对职业教育的研究仍处于一个初级阶段，对很多基本理论的研究尚未达成共识，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职业教育学?职业教育学的理论研究如何才能应对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如何进行职业教育学的理论研究?这些问题是我们进行职业教育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必须关注的基础性问题，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事关职业教育学科的生命力；事关职业教育学能否真正冲破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框架的包围，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对职业教育学的研究范式和学科发展做出思考，以期更好地促使职业教育学获得更深层次发展的动力和养分。
一、职业教育学研究范式的综述和反思
科学哲学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首先提出了“范式”概念。他指出，科学家之所以能够对共同研究的课题使用大体相同的语言、方式和规则，是由于他们具有一种解决问题的标准方式，即范式。按照库恩的观点，范式主要是指某一学科群体在某一专业或学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规定了他们共同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型和框架，从而成为该学科的一种共同传统并为该学科的发展规定了方向。[1]一定意义上讲，一个学术领域的研究范式，就是该领域学术研究在相应时期基本的特征总括，是该领域学术研究特征的重要标识。就职业教育学而言，职业教育学的研究范式即职业教育研究共同体所共有的“研究传统”、“理论框架”、“理论上和方法上的信念”，以及对职业教育的根本看法或根本观点。[2]换言之，职业教育学的研究范式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多数职业教育研究共同体成员基于职业教育研究而恪守共同的学科信仰，遵循类同的思维方式和拥有独特话语体系，它规定一定时期内职业教育学这门学科的发展方向。在职业教育研究领域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如此盛况的今天，由于我们对职业教育的研究尚未形成共同的范式，致使在职业教育相同问题的研究上产生很多分歧，影响职业教育学的发展水平的提高。时下，影响职业教育研究范式构建的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至今在职业教育学的逻辑思维起点是什么这个问题尚存在很多的争论。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四种：
第一，把经济发展需要作为职业教育学的逻辑起点，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与其他教育类型相比，职业教育是与经济发展联系最紧密的，因此，经济发展是研究职业教育的决定因素。
第二，把技能训练作为职业教育学的逻辑起点。王川提出“技能训练是职业教育学的逻辑起点”。[3]
第三，认为职业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就是“职业”。
第四，有学者认为，职业教育是随着职业教育活动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一门教育分支学科，其逻辑起点应该是该学科的“元”教育学。
从历史上看，现代职业教育是在师徒传习制度基础上为适应工业大生产需要而产生的教育类型，源于较早产生工业革命的欧洲国家。在20世纪最初20年里，我国机器工业规模的较快增长是促使实业教育和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动因。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职业教育与早期实业教育，就其基本功能及其教育思想演变过程而言，两者一脉相承，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早期的实业教育还是现在的职业教育，它们都有一种共同的、最简单而又最抽象、最本质的东西——技能训练。这是职业教育研究的本原所在。
目前，由于对职业教育的逻辑起点存在不同的认识，因此职业教育研究就不可能有统一的范式。有学者归纳出当前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种范式。
1．方式范式说。该说基于职业教育研究的叙述方式认为现阶段职业教育研究存在着科学主义研究范式和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两种。科学主义研究范式是科学技术时代的必然产物，是对职业教育问题的内容和形式研究的主流追求，但长期依附于科学主义叙述方式很难揭示职业教育的全部真实内涵。人文主义研究范式以人文主义的叙述方式把回归生活世界作为职业教育理论新的生长点。[4]
2．取向范式说。也有学者认为可以从研究取向来探讨职业教育的研究范式，即本土取向研究范式和实践取向研究范式。由于职业教育与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现状等密切相关，所以要进行本土化研究。同时，职业教育是一种实践性非常强的教育类型，因而要求研究者要关注职业教育实践的主题和需求，提出自己关于职业教育取向的主张。[5]
3．起点范式说。该说基于职业教育的研究起点把目前的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的范式分为经济学范式、人才学范式和技术学范式。经济学范式以经济发展是职业教育的逻辑起点为依据进行研究，“职业教育的发展有经济驱动”。而人才学范式则以职业作为逻辑起点进行研究，“以个人需求作为就业导向的研究起点，尊重人对职业的需要”。[6]这两种范式的缺陷在于以需求与供给作为基本信仰，忽略了对人的本质理解。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要在吸收技术学的丰富理论营养的基础上获得关于职业教育基本问题的系列共识，因此，“技术学范式”才是未来职业教育研究的主流范式。[7]
总之，如何建立和完善职业教育研究范式体系正成为一个引起研究者高度重视的问题，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下讨论职业教育的研究范式，必然会有不同的研究视角，必然会出现职业教育研究多范式说。但是，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范式不是先在的，它孕育、形成、确立于相应领域科学研究的发展进程中。在最近20多年来，职业教育研究进入空前繁荣时期，出现大量面向具体问题展开的研究，比如加强和完善《职业教育法》等相关的法规，如何全面落实《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另一个方面，职业教育学科建设工作也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一批专注本学科理论研究的文章大批刊出，同时，在全国一些高等院校设置了职业教育学的硕士点和博士点。但是，在繁荣的背后，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职业教育学辉煌成就的取得大多数还是依据教育学或教育学原理的现行框架来建构职业教育学的体系。有学者认为，学习、研究、讲授职业教育，最困惑的是在这个领域中难找到著名职业教育学家、经典著作以及有着系统、严密理论体系的学派。职业教育理论的先天不足和后天研究的急功近利，是当前职业教育学理论落后的一个重要的深层原因。范式是标示一门学科成为独立学科的“必要条件”或“成熟标志”。要确保职业教育学的地位，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对职业教育学的研究，充分认识到职业教育学研究范式的形成，对于职业教育学科的发展意义深远。
二、建构职业教育学研究范式的意义
首先，职业教育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形成，是促使职业教育从一般意义的研究逐步过渡到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举措，是职业教育学科走向学科化发展的重要成果和标志。库恩在谈到范式之于科学发展的意义时指出，“有了一种规范，有了规范所容许的那种更深奥的研究，这是任何一门科学达到成熟的标志。”[8]
其次，职业教育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形成，是奠定本学术领域深入发展的基石。职业教育学一旦有了一定历史阶段的研究范式，它就会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课题。范式的形成会使得职业教育学成为一门常规科学，而“常规科学”是指坚实地建立在一种或多种过去科学成就的基础上的研究，这些科学成就为某个科学共同体在一段时期内公认为是进一步实践的基础。[9]常规科学为我们更深入的研究确立了重要的基点和前提。职业教育学理论研究得以紧扣相对独立、相对稳定的研究对象。正如库恩所描述的那样：“常规科学所研究的范围是很小的；我们现在讨论的常规研究，其视野也受到严格限制。但这些因依仰范式而受到的限制，却正是科学发展必不可少的，由于把注意力集中在小范围的相对深奥的那些问题上，范式会迫使科学家把自然界的某个部分研究的更细致深人，没有范式的指导那样做，将是不可想象的。”[10]
再者，职业教育学理论研究范式的形成，将有助于促进本学科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范式的特征之一就在于“它们的成就空前地吸收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11]正是这样，我们才得以形成本学科领域的“共同理想”和“通用话”，从分散走向整体，构成为一个相对紧密，可以进行广泛、深入交流的职业教育学理论研究的学术共同体。“研究范式……只要是为以后将参与实践而成为特定科学共同体成员的学生准备的。因为他将要加入的共同体，其成员都是从相同的模型中学到了领域的基础的，他尔后的实践将很少会在基本前提上发生争议。以共同范式为基础进行研究的人，都承诺同样的规则和标准从事科学实践。科学实践所产生的这种承诺和明显的一致是常规科学的先决条件，亦指一个特定研究传统的发生与延续的先决条件。”[12]每一代新的的科学家都从中学会如何从事这一行业。”[13]
范式与科学共同体有密切联系，一个范式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共同拥有的东西。在这个科学共同体中，所有成员具有共同的信念和价值，处于同一个范式的规范中接受共同的基本理论，持有大致相同的基本观点，使用共同的研究范式和技术手段。由此看来，一个研究范式至少应该包括对学科的基本认识、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及学术成果的表述等几个方面。就职业教育学科的研究范式而言，职业教育学的研究范式虽有较为广泛的内容，但至少应该包括职业教育概念体系、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等基本组成部分。
三、职业教育学研究范式的基本组成部分
1．概念体系
一门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首先要明确其学科定义与概念体系，这是学科安家之本，离开这一前提，所谓的学科只能是“取宠之学”或“理论拼盘”。[14]职业教育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传统上它被认为是教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因此，职业教育学的学科定义和概念体系大多是从“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现象，揭示教育规律的一门科学”这一定义套用而来的，即职业教育学是一门研究职业教育现象，揭示职业教育发展规律的科学。对于上述认识，时下理论界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学者提出“职业教育有着不同于普遍教育而富含职业科学根本属性的类型特征，这才是职业教育学的基本内涵。”无论如何，职业教育学应该以独特的、有别于普通教育学的特性，以职业性为轴心来审视有关教育领域的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职业教育不仅仅是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终身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培养出数以万计且深受用人单位欢迎的高素质劳动者。在这种认识的前提下，普通教育是无法完成上述任务的，最起码是完成的没有职业教育那么好，而它只能有职业教育才能完成，这一点为职业教育学活动领域提供识别的标尺，在共性中更凸显其个性特征。职业教育学学科定义和概念体系表现的不确定性，同样也说明对职业教育学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尚存在分歧，这也是职业教育学范式尚未形成的主要体现。职业教育学应不同于传统的教育学的面貌出现，它要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独立的学术性格、独有的概念体系，任何将职业教育学等同于其他教育学科的企图，都不利职业教育学的发展。
2．理论基础
一门学科在理论上处于什么地位，是该门学科得以独立的标志。换言之，一门独立学科必须具有共同承认的理论基础，这里的理论基础并不是借用或套用一些别的学科名称，而是从职业教育学与普通教育学不同的类型特征出发建构职业教育学理论基础。要把关于职业和职业教育至关重要的所有认识看成另类科学，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一门独立的学科理论，以促使职业教育学向整体的、系统的、质的方向发展，紧紧扣住“职业”这一主题，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赋予“职业”的时代性。另外，就学科本身的结构而言，职业教育学还必须在自身基础理论之上去架构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两个层次组成的学科大厦的框架，而其中应用学科层次上的发展，对职业教育学研究范式的形成意义尤其重大。因为职业教育本身具有较强的实践性特点。
3．方法论
方法论是指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式、方法所构成的学说或理论体系。职业教育学方法论就是指人们在研究职业教育过程中所遵循的方法论原则和使用的方法论体系。方法论是从整体上对该学科研究方法进行哲学思考，“离开方法论的进步，学科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15]根据2006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职业技术教育》转载论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来看，定性研究法采用最多，其他依次是比较法与统计法、文献法、调查法与图表法、个案法。它是在吸收借鉴一般科学方法养料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是，我们更关注的是职业教育学学科方法论必须拥有自己学科独特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是职业教育学学科在创建过程中具有方法论高度的创造性尝试，是适用于本学科理论建构的具体的发现方法、检验方法和发展方法，对于本学科的发展具有其他方法所无法取代的新工具意义。[16]毫无疑问，如果职业教育学仅仅是一般方法的运用，必将使职业教育学失去本学科的特色。
四、职业教育学学科理论体系的生长
学科的发育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以新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的新视野和新维度。它应以范式的核心部分为理论依据，以前瞻的眼光审视学科全貌，推动本学科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职业教育学科发展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必须从方法论的高度反思职业教育学科的发展，进一步发展和繁荣中国职业教育理论。从范式的基本组成部分及其在学科发展中的地位而言，任何学科的发展，其方法论的变革与更替具有重要作用和价值。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唤醒职业教育学科方法论的主体意识和自我意识，站在职业教育发展的前沿和历史的高度，提出或在引进先进科学方法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一套独特的方法论体系，尤其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研究方法论体系。
第二，开展职业教育学的元研究。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元研究。黑格尔曾言：“要获得对象的真实性质，我们必须对它进行反思。唯有通过反思才能达到这种知识。”[17]元研究是以本学科发展的过去作为研究对象，用语言分析的方法对本学科的产生、概念、理论体系、历史发展过程、研究范式等方面展开研究，为学科的未来发展寻求本体论依据，并将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来审视原来学科的性质、结构和其他种种表现。[18]通过开展职业教育学的元研究，我们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职业教育学的过去与现状，在相互对照的基础上，发现其不足，寻求职业教育学逻辑起点以及探讨职业教育学的基本内容；从历史经度和学科纬度来考察职业教育学发展过程，厘清职业教育学发展的脉络；对职业教育学研究共同体进行研究，辨识各种学术团体对职业教育学的影响；运用基本的元理论范畴去辨识和归纳职业教育学的理论现状，去揭示和探讨一定时期内职业教育学研究中面临的重大问题。
第三，逐步形成具有独特个性的职业教育的理论模式。这里，职业教育理论所具有的独特个性一是与其他学科理论比较，职业教育学理论应有自己独立的科学概念、研究范式和学科结构。二是在教育学科理论的整体格局中，它应该占有相应的位置。我国职业教育在相当长时期内沦为“次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还仍然处于社会的“边缘”状态。顾明远先生曾写道：“现代职业教育引入我国已经130多年了，其发端比普通教育还早。但步履之艰难，远甚于普通教育。”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职业教育仍然是低于普通教育的次等教育，是普通教育的补充。这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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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科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篇9
【关键词】科学；科学研究方法；教育理论；教育研究
【中图分类号】G6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604（2007）04-0001-05
学前教育研究科学化是教育实践对教育理论提出的要求和呼唤。通过科学化的研究来引导和促进学前教育的变革和创新，进而使教育更好地适应和促进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及社会的变化，是学前教育研究的追求。探寻学前教育研究的发展轨迹，我们发现，学前教育研究在更加科学的道路上不断前进。我国的学前教育研究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相对于学前教育改革实践的需要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而言，在总体上还存在着科学化水平不高的问题。笔者在分析、归纳相关文献后发现，学前教育研究在致力于科学化发展的进程中出现了三个误区。
一、误解科学的内涵，把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
学前教育研究科学化是学前教育理论发展的诉求之一，也是我国学前教育研究者一直在努力追求的目标。但一些学者在对“科学”“科学化”的界定上，还存在着某些误解――把科学理解为知识，理解为自然科学知识，把科学化理解为自然科学化、实证化。这种理解值得商榷。
要搞清楚何谓“科学化”，首先应该明确何谓“科学”。我们应全面、正确地理解“科学“的内涵。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科学”这个词源于中世纪拉丁文“Scientia”，原意为“学问”“知识”。但随着时代的变迁，科学的含义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西方科学哲学家们，如库恩(t.Kuhn)、拉卡托斯(Lakatos)、费依阿本德(p.Feyerabend)、波普尔(K.popper)等，对“科学究竟是什么”“什么是科学和非科学的划界依据”提出了很多不同的看法。这些观点各有其合理性，对此加以归纳和总结，我们会发现主要有以下几种有代表性的说法。
相当多的学者从结果、既成的形态来概括科学的本质，把科学定义为一种知识体系。最早对科学作出这种规定的恐怕要数亚里士多德了，他认为科学是一种从观察上升到一般原理，然后再返回到观察的活动，而科学的重要功能就在于解释，科学解释就是从有关某种事实的知识过渡到关于这个事实的原因的知识。〔1〕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Lakatos)认为，科学是最受尊重的那一部分知识的名称。〔2〕丹皮尔(Danpier)认为，科学可以说是关于自然现象的有条理的知识，可以说是对于表达自然现象的各种概念之间关系的理性研究。〔3〕1989年出版的《辞海》将科学界定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4〕1996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辞典》将科学界定为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5〕
还有一部分学者从发展的状态来看待科学的概念，认为不应仅把科学界定为一种实证的知识体系，还应有其更为深入和广泛的理解。美国文化学家怀特把科学看作是一种行为方式，一种用以解释实在的方式。英国科学学创始人贝尔纳（Bernal)认为，“科学”不能以严密的或者简单的定义来诠释，必须用广泛的阐明性的叙述作为唯一的表达方法，科学具有多种质的规定性，应当从这些规定性中提炼出科学的完整意义，现代科学的主要形象是：“一种建制”“一种方法”“一种累积的知识系统”“一种维持和发展生产的主要因素”“一种重要的观念来源”。〔6〕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创立者默顿认为，科学这个术语通常被用来指：“（1）一组特定的方法，知识就是用这组方法证实的；（2）通过应用这些方法所获得的一些积累性的知识；（3）一组支配所谓的科学活动的文化价值和惯例；（4）任何方面的组合。”〔7〕贝尔纳和默顿对科学的见解，动静结合，过程与结果统一，不仅包含科学的既成形态，还指明了科学的社会功能，较传统的“静态知识体系”的科学观，无疑更全面，且更为深刻。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从“知识”“认识活动”“社会服务功能”三维角度来考察科学，深化对科学的立体理解。正如杜威在《教育科学的资源》一文中论及的那样：“教育作为一门科学，对‘科学’一词，我们必须把它理解得够宽，以便包括通常认为科学的一切学科，而不能只限于就连物理学等也难以企及的数学或可用严正的论证方法来决定精确结果的学科。”〔8〕《辞源》中对“化”的解释〔9〕有十几种，其中变化、改变最符合我们对科学化中“化”的理解。因此，我们认为学前教育研究的科学化就是指运用科学的标准或原则来要求学前教育理论的过程。如果按照上述对科学的理解，那么学前教育研究科学化就应该包含学前教育理论的体系化、精确化，学前教育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全面化，以及学前教育研究者所具备的科学精神和科学人格的组合。
学前教育研究的科学化涉及学前教育学学科文本的语用合法性与措辞准确性问题。在谈到科学和科学化时，很多人强调“事实”和“现象”。他们指的事实不是语言建构的事实，而是本体论的事实，即物自体；他们指的现象不是人们感官感知到的现象，而是物质活动、社会践行本身。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所谓科学其实就是科学文本，而语言可以说是社会科学家们唯一的看家本领，甚至是“衣食父母”。科学文本是用语言写成的，一个社会科学家的语言造诣（包括多语种）越深，他的科学成就也就越大，他的著作的科学化程度也越高。因此，科学化问题理应包含语用合法性和措辞的问题。
学前教育研究的科学化还涉及研究方法的科学化问题。科学的实质在于科学研究过程中所运用的方法，杜威把它概括为“探究”或“问题解决”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要具有发散性、多维性和逆向性的思维方式，重视直觉、灵感和想象的作用；应形成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使多种研究方法互相配合，对教育现象及其规律进行整体的、综合的、动态的、量化的考察和研究，具体就是：价值研究、事实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相互结合。
学前教育研究的科学化需要科学的研究精神。一项研究是否科学，并不在于或主要不在于研究什么，而在于是以何种态度和精神进行研究的。因此，在学前教育研究科学化进程中坚持科学的精神和态度至关重要。科学精神是指在科学研究中执著的热情、百折不挠的毅力、不畏的勇气，为真理而献身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对终极意义的价值关注。学前教育研究者不要耻于自己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或“人文科学研究者”的身份，对学前教育研究科学化这一命题中的“科学”一词也不需要强行用“自然科学”的标准来“规范”和解释，而需要用科学化的人格和精神来规范自己，真正自省成为一个学前教育科学研究者。
二、崇尚教育实验的科学性，忽视其他研究方法的科学化
教育系统内部组织结构及外部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要通过多种方法来研究教育。健全的、多元的研究方法对学前教育研究科学化也是不可或缺的。人们常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发展的。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方法，因为研究方法规定着研究者从事活动的起点和过程。历史上真正有生命力的教育学理论往往不是运用单一方法研究的结果，而是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的结果。如夸美纽斯研究教学艺术，主要运用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此外还恰当运用历史方法;赫尔巴特研究教育学主要运用了哲学方法、历史方法及实验方法。
在学前教育研究科学化进程中，研究者非常关注教育实验的科学化问题，而较少涉及“教育研究的科学化”，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人们的认识走入了实验至上主义的误区。
实验至上主义是人类思维走入误区的典型表现，它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有害的。长期以来，科学实验被看作是唯一的科学研究方法，教育实验也被认为是唯一可以被科学化的教育研究方法，而其他教育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则被否定了。实际上，这种实验至上主义在思想上混淆了特殊与一般两种不同水平的科学性，把实验研究方式体现的特殊层次上的科学性提高到一般层次上，然后把它作为一般标准，否定其他特殊层次的科学性。其实，无论是认识活动还是实践活动、研究活动，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调查研究、实验研究，都有科学与非科学之分，都是一个逐渐向科学迈进的动态过程。通过这一过程，研究者可以划分出认识上和行为上的正确与错误。
实验至上主义主张凡研究必涉及定量、测量和实证，否则便不是科学的研究，这种认识本身就是不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为研究对象服务的，是对象决定方法，而不是方法决定对象。因此，在考虑研究方法的问题时首先要看研究对象有什么特点,然后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决定需要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学前教育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办好教育，更好地促进儿童的发展。由于儿童的发展是身体、情感、智力、创造性等多方面的发展，因此教育研究中的儿童就不可能是片面的、抽象的生理、心理甚或精神存在，而是综合了以上各方面的、具体的、整体的存在。学前教育研究的对象是一种复杂的社会人文现象，其中既包含客观事实，又包含意义和价值问题，它具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的独特性――价值性、历史性和社会性。学前教育研究中的研究者和研究对象是相互包容而不是分离的；学前教育研究的对象是整体的人，不能机械地把人的行为肢解；学前教育研究涉及的是教育的事实判断和教育的价值判断问题、教育的实然判断和应然判断问题，而不是对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进行无价值判断的不偏不倚的研究，它隐含着研究者对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的理解和诠释。学前教育研究的这种复杂性和独特性决定了学前教育研究不能简单地照搬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过于崇尚实验研究和高度量化的研究方式。
实验研究所获得的科学理论未必是科学的。对此，波普有深刻的见解。他认识到在经验科学的绝对普遍的法则与理论的可证实性和可证伪性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对称，即经验科学的绝对普遍的法则与理论不能被任何有限数量的陈述所证实，但仅仅通过一个真实的反例就能被反驳或被证伪。这一不对称意味着可证伪性可以成功地作为划界的标准，而可证实性不能做到这一点。由此，波普认为，科学知识并不是由被证实为真的信念构成的，而是由我们在解决科学问题时所提出的理论猜想、推测和假设构成的。波普提出的“可证伪性原则”已被科学界普遍接受为科学的实践判定标准。用霍金的话来表达，这个原则的要点就是：“在它只是假设的意义上来讲，任何……理论总是临时性的：你永远不可能将它证明。不管多少回实验的结果和某一理论相一致，你永远不可能断定下一次结果不会和它矛盾。另一方面，哪怕你只要找到一个和理论预言不一致的观测事实，即可证伪之。”〔10〕
我国的教育研究科学化进程起步较晚，我们有条件走一条独特的道路：在较短的时间内充分了解国际上的教育思潮和学科发展的基本状态，通过引进国外现有的教育理论体系，批判性地加以消化吸收，开展教育理论的本土化研究，从而推动我国的学前教育研究和学前教育学科的发展。学前教育研究的进一步科学化需要的是理论研究的独立性和深刻度，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对国外实证研究方法的借鉴和应用上。
三、拒斥形而上学的教育理论，把理论研究和学前教育学研究对立起来
布列钦卡认为，科学的、规范哲学的、实践的取向是人们用以解决各种教育问题的主要取向。但是，对学前教育学的理论研究进行一次梳理，人们就会发现，实践研究，即仅限于对教育事实作出现象描述的研究比较多。这部分研究把实践(现实必然)当作研究的主要途径，亦步亦趋地跟在“行动”后面跑，着眼于为“现象”做注释与说明，忙于汇总各类教育“经验”，极少涉及学前教育的深层问题以及规律性、本质性的东西。于是，研究显得分散零乱，流于表浅，更缺少系统性。少部分学前教育研究者仅凭自己的眼睛观看现实，而很少考虑“客观的真实”(objectivelyreal),“真正的真实”(reallyreal)和“共识的真实”(agree-mentreal)之间的“现实”，极少追问“如何知道什么才是‘真的’”；过多关注自己的学科领域，很少关注自身的研究行为。
诚然，学前教育研究不能脱离实践，但它是一个自发的系统，规律和理论是这一系统自主产生的，是客观存在的。遗忘了理论，学前教育这门独立的学科就会失去其存在的根本性依据。如果理论的重要意义与特殊作用不被认同与重视，那么这门学科自然是一门次等学科,有名无实。当然，在现代社会里，各个学科的理论似乎都遭到了诸如“空谈”“无用”之类的抨击。这种状况尤以教育学为最。反对论大体有以下几种：（1）在其他学科领域里的理论家看来，教育只不过是一种职业化了的领域,不值得进行严肃的理论探讨。（2）来自教育实践领域的部分人的抵触。他们认为教育不是理论而是实践，是活的事实。他们甚至认为,教育研究者无权使用复杂的理论术语进行写作。（3）形而上的概念和学说是无生命的东西。真正的教育只能从经验中产生，而不是通过直觉产生。
第一种反对论者的看法是对教育学研究的蔑视、排斥与抵触。他们把教育研究视为非学术领域，剥夺了教育学理论的学术地位。
第二种反对论者在实践教育家中和习惯于根据实际来思考教育问题的人中为数较多。在他们看来，教育理论空洞无用。他们用“理论脱离实际”来抨击教育理论研究者及教育理论。而他们的实际莫过于孩子们的成绩上不上得去，教师能不能成为教学能手，家长期望能不能得到满足，等等。这是一种功利主义和短视的看法。这种看法把教育研究者降到一个技术者的地位上。实际上，教育研究是一种高尚的、有创造价值的工作。过分重视教育研究领域中实用的和行为主义的方面，把理论当作赘疣，是对教育活动的高贵性的无知。对教育理论的蔑视、排斥与抵触,不仅造成了教育实践因没有明确的、深刻的理论指导而缺乏生机与活力,造成了教育者教育思想的贫乏以及教育行为的呆板、随意与轻率，更为严重的是,造成了教育理论因在教育实践中无实质性的发言权而逐渐萎缩。
第三种反对论者认为逻辑、概念、学说都是无生命的东西，教育理论只能从经验中来。没有生命的、枯燥乏味的所谓教育哲学之类的根本问题、概念，不过是一种表象而已，对于实际教育不起任何作用。这种貌似合理的看法其实是一种表面、肤浅的认识。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尔反对以前的归纳传统、证实原则、概率确认和实用主义，在理论检验和科学划界上提出“经验否证论”。他指出，由于任何科学理论都是普遍命题或全称命题，而有限的经验所能证实的只是个别或单称命题，但个别无论如何都不能通过归纳上升为一般，因而经验也不能通过证明个别而证实一般，所以经验“证实原则”对于理论的检验和辩护来说，是一种缺乏逻辑根据而毫无意义的原则；它永远不能使科学理论摆脱假说或猜测的命运。由此可见，忽视严格的学问上的制约，仅仅罗列偏狭的个人主观经验、创意和一家之言，然后便马上认为它具有普遍妥当性，这样的行为是不可取的。
人们通常认为科学滋养了哲学，而不是相反。其实，每一种智慧都需要假设，“教育科学”的建立尤其需要大量的、丰富的假设，而无论这些假设是如何获得的，它们都内在地具有哲学性。纵观整部教育史，我们就会发现教育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柏拉图的教育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灵魂和肉体”的学说，是形而上学的，它从来没有被认可的论证过程证明过，但它在教育研究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此外，古希腊的“博雅教育”、斯巴达的“军事教育”、卢梭的“自然教育”、詹姆斯・穆勒（Jamesmill）的“大众幸福教育”、凯兴斯坦纳的“公民教育”、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等教育理想，很明显地从属于哲学，是建立在先验的理性思辨的程式上的。知道了这些情况，我们就不能不说哲学研究在教育研究中是何等的重要和有用了。哲学提出了科学自身不可能提出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它提供形而上的指示。形而上的理论所贡献的是宽阔的视野、自由的精神以及具有建设性、创造性的见解，它启蒙和促使实践避开传统、常规、偏见，使人以自由的精神去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它体现的正是一种科学的精神。“好的形而上学与深刻的科学之间没有鸿沟；每一种广泛的科学性理论都可以看作是哲学的，而每一种带有科学成果并作了概括的本体论理论，或者在合理化科学理论背景下出现的都可以称为科学。”〔11〕形而上的哲学教育理论的复兴给学前教育学提供了反思和发展的契机。
对于学前教育研究的科学化存在着不同的思考路径，但认为科学化就是走自然科学所走的路线，把理论的研究，尤其是形而上的哲学教育理论排除在科学化的范围之外的路线，可能会是一条使学前教育研究越走越窄的路。为了实现学前教育发展的科学追求,我们要在学前教育研究过程中提倡一种科学精神,变“自傲、自卑、自闭”的心态为“自尊、自信、自主、开放”的心态，针对学前教育研究科学化进程中存在的误区，找出合理的途径，以推动学前教育理论在自身科学化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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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科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篇10
关键词：教育行政学：思辨研究：行动研究
中图分类号：G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2011)10－0021－05
我国教育行政学研究始于上世纪20年代，后受苏联影响研究终止，直到80年代初才酝酿教育行政学的恢复与重建。经过30年的建设与发展，教育行政学研究已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在其建设与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反思历史并探寻未来发展趋向，有利于学科的发展与深化。
一、教育行政学研究的历史轨迹
清末民初。我国师范学校就设有教育行政这一学科。政府教育部在其颁布的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中也有教育行政学科目。在解放区根据地的各级师范学校教育中均开设小学校行政科目：高等师范学校开设教育行政科目。全国解放后，我们照搬苏联的做法，苏联的师范学校不设置教育行政或学校管理课程，仅在教育学这门学科的最后一部分概要性地简单介绍。随之，我们也取消了这门学科，认为教育行政人员不必学习理论，凭经验办事也就行了。已有近半世纪的教育行政学科历史至此中断。断裂30余年之后，教育行政学研究从恢复重建到发展基本成熟又走过30年，这一发展历程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教育行政学研究恢复与重建阶段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教育行政学开始恢复、重建。但是教育行政学研究起步较晚进展缓慢，研究成果寥寥无几。何宗传于1981年10月发表《外国教育行政学简介》一文，对国外教育行政学有关概念、理论等进行介绍，为我国教育行政学学科构建提供借鉴。北京教育行政学院的刘问岫于1984年4月发表《教育行政学科的由来》，介绍教育行政学科的发展历史等相关知识；又于1987年发表《我国教育行政学科的教材建设问题》，探讨教育行政学教材编写的原则与方法以及应注意的事项等。教材与专著方面的成果更少，八十年代初，高等师范院校教育系和教育学院干训部以及教育行政学院，专门开设这门课的学校为数不多。当时面世的教材仅有四部(含内部印刷)：北京教育行政学院学校管理教研室编的《我国现代地方教育行政》(1983年内部印刷)、黑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编的《地方教育行政》(1983年内部印刷)、邓品珊、康尔圭主编的《现代普通教育管理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直到1989年由孙绵涛编著的《教育行政学概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该书作为高校教材，填补了我国教育行政学研究领域及教材建设的空白。该书紧扣我国教育行政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行政的原则和方法。在此基础上还大量引用了日本、美国等国家或地区教育行政方面的原始材料，丰富了该书内容，同时也增强了可读性。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教育行政学研究已走向正轨。
(二)教育行政学研究发展与繁荣阶段
九十年代，我国教育行政学研究逐渐繁荣起来，研究成果渐渐增多。李进才于1992年发表《略论教育行政与教育行政学范畴的界定》，认为教育行政不仅指国家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对教育事业的管理，也包括学校行政的管理，对教育行政学研究范畴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杜伟于1992年发表《关于教育行政学知识体系的思考》，提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行政学知识体系。张新平于1994年发表《关于教育行政研究对象的探讨》，对以往教育行政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分类和分析。认为教育行政学的核心内容是教育行政职能，教育行政学是一门研究教育行政职能以及为实现教育行政职能而进行的一系列教育行政活动的规律的科学。萧宗六和贺乐凡于1995年发表《构建中国教育行政学的思路》，对他们合作出版的《中国教育行政学》进行了解释和说明，一是解释为什么在教育行政学前面冠上“中国”二字，二是详细阐明这本书的五大特点：体系完整科学、全面阐述了我国的教育方针政策和教育法规、体现了教育行政学研究的最新成果、附有反应教育实际的案例、文风语言体现中国特色。
(三)教育行政学研究走向成熟阶段
进入二十一世纪，教育行政学研究出现多样化、具体化，多数学者已将研究兴趣转到教育行政管理的具体领域，如对教育行政法规、沟通、监督和评估等问题的探讨，关于教育行政学学科本身问题涉及的很少，如华中师大纪皓月的《构建我国科学的教育行政学体系之初探》，华南师大葛新斌的《高师教育行政学教材建设与教学策略探析》。教育行政学著作方面，出版的书籍虽不多，但是这一时期的教育行政学比以往有所创新，在教育行政学学科体系中加入了教育行政理论部分，使教育行政学体系日趋规范和完整。标志性著作为吴志宏于2000年7月出版的《教育行政学》，该著作将管理思想的演变与教育行政管理单做一章对教育行政理论进行梳理。不仅如此。在其他章节也增加了相关的行政学理论研究成果。该书的理论化是有别于其他著作的亮点。若按日本教育行政学者久下荣志郎对完整的教育行政学学科体系的三大依据：理论化、体系化、现代化来估评的话，该书已基本达到这一要求。
我国教育行政学自恢复重建以来，通过教育行政学者们的不懈努力，教育行政学从无到有，从借鉴到自我创新，从单一到多元，完成了教育行政学学科由创建到多样化发展的过度和转变。在创建和发展的30年中，据统计，发表教育行政论文1156篇，出版教育行政学专著100余部，已取得可喜成就。
二、教育行政学研究三十年的主要问题
教育行政学研究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呈现出一些问题。笔者认为这些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政策诠释轻理论创新
教育行政学研究过多关注教育方针政策的诠释与解读，很少涉及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教育目的、教育政策和教育法规是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处理教育事务的重要依据和准绳，对其进行全面解读和贯彻有助于提高教育行政部门办事的合理合法性和行政效率，这是不言而喻的。在报刊上对方针政策进行及时解读，做些普及性的说明工作是可以理解的，无可厚非，但是要把它作为《教育行政学》的重点研究内容，而且多章节对其进行介绍，这样做显然有些不妥。因为一个国家的方针政策具有极强的时效性。国家的方针政策是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针对其面临的具体实际情况与问题，根据所处时期的社会需求和时代任务制定出来的，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针对性。而《教育行政学》
作为一门学科则要求其内容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普适性，不能刚印刷装订成册，印墨香气还未散尽，书就过时陈旧了，这样做既造成大量社会资源浪费，又无法解决教育行政学学科自身的问题研究，同时也给以此为教材的高校师生带来极大的烦恼与不便。
(二)重条块功能说明轻组织理论研究
教育行政学研究过多关注教育行政机构设置、岗位职责以及人员编制等问题，过多介绍教育行政机构之间纵向和横向的关系，即常说的“条条”、“块块”的职能划分与功能介绍。教育行政机构的设置是受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制约的，教育行政机构的职能随着不同时代、不同时期的任务变化而变化。教育机构的职权范围是根据国家有关教育规划和具体要求而制定的。这些都属于教育行政操作层面的具体实务，但是在我们的《教育行政学》专著中往往采用写实的方法，精描细写，全面而翔实地对其进行罗列说明，并设多篇章分别介绍，如：“教育行政体制”、“教育行政机构”、“教育财政”、“教学内容行政”、“教育行政机关人事制度”、“学校教育制度”等。我们的《教育行政学》显然成了教育行政机构设置和功能说明书，或者是教育行政工作知识大全，一册在手，万事无忧。倘若你要细翻我们近百部教育行政学著作，你会惊诧于纷繁成果之“雷同”。“雷同”也者，“英雄所见略同”也。这些现象似乎已经证明我们教育行政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我们过多关注特殊组织的知识性描述而忽略了用一般组织理论对教育行政组织进行应用性研究。
(三)重思辨研究轻实证研究
教育行政学在学科初创阶段，前辈们通过资料收集整理，翻译借鉴，研史考据，为学科体系的建构做出了开拓性和奠基性工作。这一阶段的研究多属于思辨性研究，这是研究本身所处阶段使然，无可厚非，毋庸置疑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范式并没有随之变化，思辨性研究依然重于实证性研究与实地研究。究其原因这与思辨研究自身所具有的特点分不开的。思辨研究多采用描述概括的方式进行的。一是从资料来源看，大部分资料都是通过对他人研究成果、政策法规、管理准则、新闻宣传等进行收集整理间接获得的；二是从研究者活动空间看，绝大部分研究者都是坐在书房或在图书馆里，通过书海寻觅或在网络中畅游展开的；三是从研究成果性质看，思辨研究大多是感想式的、思考性的、追问式的、主张型的或指示性的，其观点和论证有失严谨、科学，甚至有些武断之嫌；四是从研究成果实效性看，思辨研究成果不具有操作性，对实际工作很难产生直接的指导作用。鉴于以上特点，思辨研究是一种低成本易操作的研究方式，在没有严格标准验证研究成果的当下，这种研究方式依然广泛采用。纵观三十年的教育行政学研究，大多属于这种单一思辨性研究，相对而言，缺乏科学严密、逻辑实证的程序性研究和实地研究。
三、教育行政学研究未来展望
教育行政学研究从学科恢复重建到走向成熟已经取得较大成就，在此基础上，我们根据教育行政学学科的内在特点结合当今时代的要求展望教育行政学研究未来发展走向。
(一)在研究目的上。教育行政学研究将注重理论和实践探索
我们的教育行政学研究虽说已走过30年，由于起步较晚，研究的理论水平还不高，与发达国家的教育行政学研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甚至落后于台湾香港地区，理论研究滞后于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在众多学科之林中还没有取得其应有的地位。摆在教育行政学研究者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提升教育行政学研究的理论品位，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行政学理论体系。
首先，要依托行政学理论提高教育行政学理论品位。教育行政学是行政学的一门应用分支学科，上世纪初，随着教育日受各国重视，教育行政学才从行政学中分化出来。行政学与教育行政学虽说有从属关系，但必定存有差别。那么行政学的理论是否适用于教育行政学呢?对于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答案尚存争议，但是笔者认为从组织学角度来看，教育组织与其他组织彼此大同小异，不存在质的差别，所以行政学理论可以运用到教育行政实践中去，并可以根据教育行政活动本身特点将其发展为教育行政学理论。
其次，要善于及时吸收当今企业界先进管理理念与经验完善教育行政理论体系。各大中小企业是管理理论应用的试验场，更是新的管理理论生成与创新的沃土，许多优秀的经典管理理论都来自于企业管理实践。譬如开启行为科学理论时期序幕的霍桑试验，该实验得出的结论了科学管理所认定的事实：只有金钱的鼓励、物质条件的改善才是提高效率的不二法门。提出社会与心理因素才是影响组织工作绩效的最重要因素。77年后的今天，发生在全球生产规模最大、生产技术最先进、物质生活待遇尚好的富士康企业的连续12起跳楼自杀事件，不仅再次验证了这一结论，还引发行政学者对组织成员心理及其社会关系的关注与研究，并对其在新的社会环境条件下再反思，同时对教育行政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再次，要深入教育行政各级各类部门和单位进行调查研究和实践探索，针对教育行政组织运行中的实际问题提出符合教育行政自身特点的管理理念和操作规程。教育行政是有别于其他行政的特殊行政，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的服务对象是处在发展中的人和为他们健康成长提供服务的教师和教辅人员。俗话说教育事关百年育人大计、事关学生的身心健康成长、事关国家民族之未来。教育投入与产出周期长、投入大见效慢，不是一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事业，教育事业本身的这些特点就决定了教育行政与其他行政之间存有差别。教育行政学研究需要根据教育自身特点进行实践探索与理论探索，为理性化、人性化行政提供学术支持，教育行政学研究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上需要做的更多的将是理论创新和教育行政方式创新。
(二)在研究方法上，教育行政学研究将更关注研究范式和方法论的讨论与运用
教育行政学在恢复与重建时期，大多数学者对教育行政学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论探讨时。只是在论著中对文献法、调查法、访谈法和问卷法、比较研究法和实验法等具体的研究方法进行一般性的说明和介绍，对其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论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而教育管理学的研究者们发现，将具体的研究方法分门别类地整理后即可抽象出其背后更高层次的研究范式和方法论。
从研究范式来看，研究范式是对研究方法的进一步抽象，它对具体的研究方法的选择与运用有着直接的影响。有学者提出，我国的教育管理学有两种研究范式：思辨研究与实证研究。实证范式是西方教育管理学研究的主导范式，而思辨范式是我国教育管理学研究的主导范式。还有学者认为，教育管理学的研究范式有三种基本类型：思辨研究、实证研究和实地研究。其他学者对西方的范式方法论进行研究后认为，教育管理学的研究范式包括现象学范式、解释学范式、批判主义范式、建构主义范
式和符号互动范式。
从方法论体系来看，有学者认为，教育管理研究的方法论体系应分为方法论、研究方式和方法技术三个层次；也有学者在对西方元范式方法论、一般范式方法论和方法范式方法论评析的基础上重构了新范式方法论，把这种新范式方法论分为研究方法的哲学基础、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三个层次，分析了这种方法论三个层次之间的关系，并对这种方法论的运用进行了研究。
综上，教育管理学研究者们对研究范式和方法论已经关注并取得初步成就，随着这方面研究不断深入，教育行政学研究也会将其关注点转向研究范式和方法论研究，并以此指导教育行政学研究领域的研究范式与方法的选择与运用。
(三)在研究内容上，教育行政学研究将更关注教育行政活动过程本身
在研究内容上，教育行政学研究在前期阶段过多关注以中央和地方行政为主轴的宏观政策、法律法规、教育规划、教育财政、教育体制、教育督导、教育评价、教育人事以及教育设施等内容，很少关注教育行政过程本身的规律与现象。实质上，教育行政学要研究的对象与问题均在教育行政活动过程之中，它们相互作用、交互出现。为了便于讨论，我们给教育行政活动过程作如下界定：教育行政活动过程是指教育行政机关依法对其管辖的教育事务，通过计划、决定、沟通、协调、激励、领导、组织、监督、评价等管理手段，用经济有效的方法，促进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活动历程。通过这个定义我们不难看出，教育行政活动过程可以细化为九个具体环节，每个环节的顺利进行都为整个教育行政活动的最终完成奠定基础。作为教育行政活动主体的教育行政机关和学校行政就是通过这些具体的九个环节进行教育事务管理的。教育行政事务一般包括人、财、物、事、空间和时间等的管理。教育行政研究应该把主要精力与研究方向放在对教育行政活动过程本身的研究上。以上我们所谈及的教育行政活动的九个环节、教育行政活动主体以及活动对象等都是教育行政学所研究的核心领域。概言之。教育行政学研究关注教育行政活动过程本身，实质上是教育行政学研究的本义回归。
(四)在学科体系上，教育行政学研究将注重建构富有特色的学科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