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篇1
一、空间维度:“内”与“外”
中国幅员辽阔,基于各地区不同的自然禀赋和人文历史环境,不仅境内自古以来就生存衍息着众多的民族,他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经济与社会结构以及思想文化虽然各具特色但却又联系密切,在历史时期存在着持久性交流与交往,共同构筑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即所谓“多元交汇”(1)或“多元一体”;(2)而且,中国境内各民族还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与周边甚至远距离的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联系,这一过程也是贯穿中国历史始终。因此,关注这一问题,应该涉及三个方面:一是中外交流,即中国与域外民族、地区的交流交往;二是中国境内不同地区、民族之间的交流;三是这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就中外而言,首先要明晰“中”与“外”的界限问题,即何谓“中”、何谓“外”?这一问题在今天来看似乎并不复杂,虽然目前中国与周边许多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疆界的争议,但大体而言有一个基本的、现实的界限,即边界线的存在。但如果把这一问题放置在整个历史时期来看,则要复杂的多。其一,中国自古即为多元族群之国家,因此,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伴随民族的融合与变迁,“中国”一词的内涵也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中,由最初所指的华夏民族聚居之处的中原,发展到超越单一民族界限而具有了政治统治空间内涵的“中国”;而且众所周知,具有近现代国体意义“中国”一词的出现,则完全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情。其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国家实力强弱之差异、控制理念之变迁等内外因素影响,不同时段的疆域显然是不尽相同的;而且,研究历史上有关疆域的词汇,如“疆”、“境”、“域”、“国”、“边”、“界”、“塞”、“关”的内涵所指,我们亦可以发现中国与域外的分野其实亦甚为复杂,并不一定是界限清晰的一条线,也可能是一片“隙地”,或一个缓冲国(带);(3)其三,正是由于地理疆域的变化以及由此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因此从长时段视角来审视,我们还可以发现中外界限的内涵更为丰富,除了上述这样的政治意义疆界外,还包括了经济乃至文化意义上的疆界,即“文化中国”和“经济中国”的疆域,其范围可能更广阔,内涵亦更复杂。(4)也因为如此,在理念的层次上,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与理解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时代性,或谓之与时俱进的发展。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历来颇多争议。但对第一个问题,在中国史学界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即以现在中国的版图为基本原则,来考量古代历史的中与外问题。正如费孝通先生所强调指出的,“某一历史时期的中国边界不等于这一时期中原王朝的疆界”,“而是应该包括边疆其它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的边界”,这是我们应该树立的中国历史观和历史疆域观。(5)近年来,中国与东亚、东南亚诸国关系的微妙变化,除了现代国际因素外,也不能排除历史、文化因素的干扰,尤其是文化心理层面的瓜葛。界线问题之后,就是中外交流的自身内涵问题。从空间或地理方位的概念来理解,以中国为中心,历史时期中国与域外科技文化的交流,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中与西(包括早期的西域地区、中亚、西亚和欧洲)、中国与东方(包括东亚诸国,也包括明清以后美洲地区)、中国与东南亚、中国与南亚。可以看出,不同方位在不同时段、通过不同的路径形成了不同内涵与特质的科技文化交流,也产生了不同层次与程度的影响。典型如中西之间,汉唐时期凭籍丝绸之路,鼎盛之至,主要侧重于畜牧、园艺品种与技术的引进;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实验农学的崛起,以海路交通为主线,所引进的内涵则更为丰富,涉及器物、制度乃至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具有了“西风压倒东风”的态势。在科技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中,囿于交通条件和政治壁垒等因素制约,同域外文化的交流实质上远不及域内不同地区、民族之间的交流;而且,中国大一统理念和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也强化了区域间科技文化交流的力度、广度和深度。因此,研究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文化交流,域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交流更不容忽视,应该说这才是古代科技文化交流史的主体,而且其内涵最为复杂、影响最为深远。从这一角度而言,古代农业科技文化的区域之间的交流以中原地区为轴,主要包括两大块:其一为南北之间,涉及两种不同类型农耕文化———旱作农业文化与稻作农业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交往;其二为东西之间,实质为农耕文化与农牧文化之间的交流,涉及内容更为广泛,既包括生产工具、生产方式等经济内涵,还包括了民族对峙与融合、文化碰撞与整合等方面的内涵。在中国农业历史发展进程中,这二者之间具有相当显着的风格和内涵差异。比如农牧之间,在历史进程中往往涉及不同民族政权的对决,故而伴随着战争这一重要方式,节奏紧凑,规模辉煌一时;其中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就是即使在战争对决的过程中,双方的科技文化交流也是绵延不绝;而南北之间,基本上排除了强劲对手逐鹿中原的威胁,而且经过长期的磨合后,双方的认同感明显强于农牧之间,因此,科技文化交流的进程平缓而持久,范围和程度自然也与前者不可同日而语。除了这两个主要的方面之外,不同区域内部也同样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农业科技文化交流,其以郡县治所为核心地带,形成了多个科技文化传播的主中心和次中心,它们以政治经济联系为纽带,相互联系,最终构筑起了传统科技文化交流的网络体系,共同完成了中国传统农业科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因此,区域文化交流成为了研究中国经济史、民族史以及政治文化史不能回避的主要议题。厘清域外交流与境内交流之间的联系,也是研究农业科技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命题之一。众所周知,中外和境内科技文化交流并不是永远井水不犯河水,很多情况下二者具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传统时代科技文化交流的接力棒式传递的特点,注意到了边界地区和民族的桥梁、纽带作用。除此之外,在更深的层次上二者也存在一个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关系,可以说既相互营造了环境和氛围,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动力和条件。
研究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文化史还应该注意交流主体之间的互动问题。所谓的科技文化交流,自然涉及不同文化主体间的关系问题,虽然不可避免存在强与弱、主动与被动等差别,但历史进程中科技文化的交往、交流历来都不是单向,即使在强势文化强势植入的过程中,弱势文化也会在潜层次给强势文化打上烙印。因此,研究科技文化交流必须注意互动的问题。比如研究传统时代的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既需要站在以中国为中心或主轴的视野中审视,也需要以输入地为轴心来审视,从而构建一个完整的“中心———周边”研究分析体系。再比如域内的农牧文化之间的交流,也是如此,虽然表面上表现为农耕文化对游牧文化的一种蚕食、鲸吞,但细细梳理中国农耕文化和农业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笔者在分析西北农牧关系时对这一问题曾经有所涉猎,认为其间存在多层次的互动关系(6):表层是一个以农牧分界线变迁为表征的历史过程,其深层次则表现为一个农牧文明交互影响、交互渗透的动态过程;具体而言,就是农耕文明在思想、操作和现实三个层次上不同形式与特点的主导性推进,以及游牧文明在显性层次上的被动退守和潜性层次上的回应与逆向渗透。
二、时间维度上:发展的阶段性
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篇2
关键词：大一统；大开放；影响；
元朝（1271年―1368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蒙古族族建立的大统一封建王朝。完整的元王朝历史进程分为四个阶段：元朝的前身――蒙古汗国（1206年―1271年）、建立王朝统治――元初时期（1271年―1279年）、建立全国统治――元朝时期（1279年―1368年），最后的余波――漠北时期（1368年―1635年）。它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由蒙古族统治者忽必烈（即元世祖）于1271年所建，国号大元，1272年定都于大都（今北京市），1279年灭南宋，完成南北统一。1368年朱元璋建明朝，并于同年进行北伐中元朝。北迁的元政府退居漠北，与明朝对峙，史称北元。
元朝作为一个蒙古族建立的政权，在经过对欧亚广大地区的征服后，文化思想领域也主动或被动地吸收集合了多种文明长处，不仅在中华文化史上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在诸多领域出现了新的飞跃，推进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的发展进程，开创了中国各民族文化全面交流融合的新局面，对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大一统下的元朝
元朝是世界历史上疆域最广阔国力最强盛的王朝。从疆域的广阔度来说，连后来第二大的清朝也不能和元朝相提并论。《元史•地理志》言：“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东，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全国划分为中书省和十个行中书省，以及宣政院管辖的地区。即北到俄罗斯、西伯利亚，越过贝加尔湖，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云南，西北至今中亚（咸海以西，察合台汗国也是元朝一部分），东北至外兴安岭、鄂霍次克海，总面积超2200万平方千米，面积相当于今天中国疆土的两倍。
魏源在其《元史新编》说：“元有天下，其疆域之袤，海漕之富，兵力物力之雄廓，过于汉唐。”虞集在《庐陵刘桂隐存稿序》中评价当代文人说：“国朝广大，旷古未有。起而乘其雄浑之气以为文者，则有姚文公其人”。贯云石在散曲《双调•新水令•皇都元日》中歌颂：“江山富，天下总欣伏。忠孝宽仁，雄文壮武。功业振乾坤，……赛唐虞，大元至大古今无。”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不仅在中华文化史上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在诸多领域出现了新的飞跃，推进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的发展进程，开创了中国各民族文化全面交流融合的新局面，对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元朝的大统一使得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空前繁荣，使不同地区、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文化双向交流加速。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传入阿拉伯和欧洲，推进了这些地区的文明进程。阿拉伯的医学、天文学、农业技术，欧洲的数学、金属工艺，南亚的雕塑艺术等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丰富和发展。
二、大开放下的元朝
开放，意味着张开，释放，解除限制等含义。元朝建立以后，受到中原丰富的文化的影响，在科学、经济、文化方面，除继承了前代的成果外，和着自己鲜明的时代特色。逐渐形成了一种大开放的局面。其大开放局面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一）科技上大开放
1.国内大批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及其科学家进入中原，为繁荣中华科学技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天文历法方面，以契丹族天文学家耶律楚材和回族天文学家扎马鲁丁为代表。耶律楚材曾编订有《西征庚午元历》，扎马鲁丁负责回回司天台，并曾进《万年历》和造西域天文仪器。蒙古族、藏族、彝族古老的历法也丰富了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学。
数学方面，身为蒙古大汗的元宪宗蒙哥研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被视为中国数学史上研究《几何原本》的第一人。
医药学方面，蒙古族医学家萨德弥实的《瑞竹堂经验方》，共十五卷十五门，载治疗各种疾病的成方数百个，以其丰富的内容和卓有成效的药方，在我国药物学史上有一定影响。蒙古族擅长骨伤外科的治疗，是元代在骨伤外科学方面取得突出进步的推进剂。少数民族地区的不少药材及其独特治疗方法也传入内地。如放血、热敷、埋沙疗法等。
纺织技术方面，黄道婆传入海南黎族人民纺织技术，推动了我国纺织业的发展，等等。这些无疑对元代的科技发展起了实实在在的作用。
2.中外科技交流大开放
中国古代的重大科技发明印刷术及火药武器等技术在元代西传，促进了西方国家的科技进步。波斯、阿拉伯素称发达的天文、医学等成就，也在元代被大量介绍到中国。各种西域药物、医法输入中国，丰富了中国的医学宝库。今存明初刻《回回药方》，即为元人所译阿拉伯医书。元代还设有回回司天台，以扎马鲁丁为提点，并吸收了不少西域天文学者在其中工作。扎马鲁丁仿制的一套西域仪象，包括浑仪、天球仪、地球仪等7种，对郭守敬研制天文仪器颇多启发。波斯著名史学家拉施特丁主编的《伊利汗的中国科学宝藏》里，介绍了中国历代医学成就。中国的制瓷术等还传到了东南亚及非洲，促进了其制瓷业的发展。这样，中外的科技交流，促进了各自科技进步，元代正好为这种交流提供比以前历代都优越的条件。
（二）经济上大开放
由于蒙古的势力扩展到了西亚地区，使得欧洲与元代中国的交往更加频繁，技术交流更加迅速。元朝的经济仍以农业经济为主，生产技术、垦田面积、粮食产量、水利兴修以及棉花泛种植等都超过了前代。因漕运、海运的畅通及纸币的流行，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以纸币作为流通货币的朝代，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完全的纸币流通制度，比欧洲早了400多年，商业在元朝也极度繁荣起来，使其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之一。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建立管理农业的机构――劝农司，指导、督促各地的农业生产，编辑《农桑辑要》，推广先进生产技术，保护劳动力和耕地，兴修水利等，使元代前期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元代手工业的主要行业有：毡业、丝织业、棉织业、麻织业、兵器业、制盐业和制瓷业。其规模和产品质量都超过宋、金时代。
元代海外贸易的规模超过前代，由政府设立市舶司直接控制。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很多，中国商人到过的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各沿海国家和地区达97个之多。与高丽、日本的航线畅通，贸易规模很大。陆上与国外贸易主要通过钦察汗国与克里米亚和欧洲各国建立联系，通过伊利汗国与阿拉伯国家建立联系。国内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京师大都号称人烟百万，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三）文化上大开放
元世祖忽必烈早在藩王时期就思“大有为于天下”，并热心于学习汉文化。曾先后召僧海云（宋印简）、僧子聪（刘秉忠）、王鹗、元好问等，问以儒学治道。元世祖忽必烈为培养接班人，请汉人大儒来教育自己的接班人太子真金。故太子真金一生尊儒重儒，尊崇汉学。元仁宗、元相脱脱开科取士。元代，儒家文化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孔子被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使其美誉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孟子等历代名儒也获得了崇高的封号；元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专门设立“儒户”阶层，保护知识分子，“愿充生徒者，与免一身杂役”。元代的民众普及教育超过了前代，书院达到400余所，州县学校的数量最高时达到24400余所。对元代儒家文化的发展，陈垣先生是这样评价的：“以论元朝，为时不过百年。……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乾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
三、对中国的影响
（一）推进了中国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进程
春秋时始，中原地区所形成的“夏夷”之说，强调“尊夏攘夷”、“以夏变夷”的思想，对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交往形成障碍。将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与“窃国”、“篡国”者并列，纳入非“正统”序列，事实上对其他民族政治文化形成排斥。由于元朝亦属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为了确立自身地位的合法性，需要努力扭转这一传统观念。在编纂《辽》、《宋》、《金》史时，三史都总裁官、中书右丞相脱脱力排众议，“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这一举措结束了自辽朝灭亡后200多年的“正统”之辩，同时也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肯定了各民族政权的合法地位。其意义正如韩儒林先生所总结的那样：“这一决定确定了三史以平等看待的基本原则，它符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客观实际，也符合辽、金、宋三朝互不相属的历史状况。”
（二）加速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
元朝统治者实施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使古代中国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气象。蒙古族文字产生于这一时期，并沿用至今；北方游牧民族历史上第一部用本民族文字撰写的历史著作《蒙古秘史》诞生；在中国封建王朝历史上，元朝政府官员的民族成份最为复杂；元朝也是中国统一王朝史上第一个多民族文字并用的王朝；《辽史》、《宋史》和《金史》，是廿四史中仅有的、由多民族史家共同编修的史籍，也在中国史学史上首开一朝官修三朝历史之先河；中原文化在边疆民族地区得到广泛传播，儒家经典著作被翻译成蒙古文出版，漠北、云南等偏远地区首次出现了传授儒家文化的学校；中国首次出现了由中央政府批准成立的、全国性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教育机构――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西域各民族文化进一步向中原社会流传，藏传佛教在中原得以传播，海南黎族的木棉种植和纺织技术推动了中国棉纺业的发展；在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下，各民族间的交融也进入又一个高潮期，契丹、女真、党项等民族悄然融入到蒙古族、汉族和周边其他民族之中，而一个全新的民族――回回族在中华大地上诞生。对于元朝各种文化和谐并存的局面，中世纪欧洲“四大旅行家”之一的鄂多利克，曾感慨地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奇迹”。
由此可见，元朝的建立，大一统与大开放的出现，打破了此前历史上出现过的人为的文化屏蔽现象，中华文化多样性的现实得到普遍认可，“四海为家”、“天下一家”的观念深入人心，多元一体格局在统一的环境里变为事实。
综上所述，元朝实现了大统一，形成了大开放的局面。使社会出现相对安定局面。这一时期经济继续发展，仍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经济的高度发展是科技文化发展的物质前提。这一时期民族融合加强，各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各族人民互相学习，促使各族文化共同提高。对外交往有了重大发展，在同亚非欧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中，一方面是我国的先进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另一方面，我国也吸收了外来文化，丰富了本民族文化。并在隋唐文化高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光辉灿烂的文明！（湖南省第一师范学院；湖南；长沙；410006）
参考文献：
［1］李治安《元代政治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
［2］同上
［3］夏剑钦《魏源传》，岳麓书社
［4］《宋金元文论选》虞行(注释解说词)，陶秋英(编者)，人民文学出版社
［5］节选自《中国全史（14）中国元代科技史》
［6］史仲文，胡晓林《中国全史》第67卷《元代科技史》，人民出版社，1994
［7］［日］山根幸夫大岛立子，潘世宪译编《元代史研究文献目录》，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筹备组，1979
［8］同上
［9］史仲文，胡晓林《中国全史》第67卷《元代科技史》，人民出版社，1994
［10］申万里《元代教育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篇3
关键词：网络资源历史课堂搜索功能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推进，如何有效地开展初中历史课一直是困扰我的问题。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各个方面条件的限制：资料的缺乏，大多数农村初中学生缺乏主动参与的习惯和热情，学校课程设置不当，所以很难使教师在每一堂课都激发投入的热情。鉴于网络教学的优势，我在农村初中有限的教学条件下尝试在初中历史教学中运用网络教学，收到一定的教学效果。下面我就根据教学实践，谈谈几点看法。
一、借助网络资源，营造和谐交流的课堂氛围。
陶行知在晚年写的《实施民主教育提纲》中提出“六大解放”：解放学生的眼睛、头脑、双手、嘴巴、时间、空间。这“六大解放”就初中历史课而言，就是让学生成为课堂教学的主体、主角。我在初三历史课教学实践中体会到：课堂应成为课堂教学民主化的逻辑起点、民主化又是和谐沟通的前提，而在众多媒体中，网络在营造课堂教学民主化氛围上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因此，我对每一堂课都精心设计、结合网络媒体、尽量把学生的个体活动和小组活动结合起来，消除师生隔阂，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例如：在初一历史“评价秦始皇”活动课时，由于很多学生课前没有准备，无法交流，这时我先让学生通过我校多媒体网络教室浏览网页，找到资料后再交流。这样学生可以在查找到资料后在系统平台上自由交流，克服以往常规活动课上交流有效的缺陷，尤其是使胆小的学生参与到讨论中。
网络教学课，都在学校的电脑室进行，特殊的空间结构给教师提供了与学生交流的更为平等的场所，使自己去除外表的威严，在学生面前塑造具有亲和力的人格形象，我也积极投入，指导甚至融入学生的活动中。可见，网络建立起一种资源分享的伙伴性师生关系，去除学生交流的心理屏障，民主氛围得以营造。网络融入历史课，适应了当代中学生思想活跃、思维敏捷、对新事物、新观点感兴趣、容易接受的心理特点，网络的新鲜感无疑给学生注入了强心针。我深深体会到：学生信赖网络、认可网络、参与课堂。
二、依托网络材料的直观性，促使学生融入情境，激发交流的欲望。
在教学中，图文并茂的网络材料，能有效促使学生融入到网络创设的情境中，发挥自身认知的主体作用。如进行初二历史“红军长征”这一课中，我精心设计与构思网页的内容，搜集大量的与长征相关的资料图片（如四渡赤水，过雪山等10多幅图片）和相关资料、评论，将教师的语言灌输内容转化为丰富多彩的文字、图片、音像等媒体内容，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被丰富的网页内容所吸引，通过浏览和思考网页内容，获得知识并提高能力。
可见，传统的活动课中大多数学生只能被动参与，而在网络多媒体提供的大量感性材料中，学生可按自己的理解、兴趣选择所要的内容，从而与同学沟通。网络多媒体教学的直观性有利于增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唤起他们沟通的欲望，而且网络教学参与活动课打破了以往个别学生发言的现象，使人人都有动手、展示的机会，尊重学生的主体性，体会出教学的全体性、民主性，实现网络教学课中的人人平等。每个学生在上网查资料的过程中，都自学自悟，独立求索，拥有了一个美好的心境，逐渐在沟通中有意识地创新。
三、依靠多媒体网络系统，实现课堂师生交流的真实化、个性化。
历史课程改革倡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过程，勇于提出问题。在传统的教学环境下，很多学生不敢当面提出问题，也不善于发现问题。网络教学重要的一个特性是具有良好的交互性能，使得教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交流、讨论、沟通，营造一个相对个性化的教学环境，使每个学生都可以对活动课设置的内容讨论（如讨论、人物事迹评价）进行个性化的讨论，也使每个学生都改变上课时不愿举手的习惯。例如：本学期，我们在校园网BBS上设立《历史小天地》栏目，让学生评价历史人物（华盛顿、拿破仑等），谈学习一些历史事件的感受等。在网络环境下，学生可以通过联机讨论、BBS自由发表大胆而富于创造性的观点，并且与其他同学随时进行交流，虚心听取他人的意见，对有疑问的问题坦率地提出自己的看法。
可见，采用网络混合式教学，由教师引导、学生上机、教师点拨、开展活动几部分组成，恰好为师生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同时为学生反馈提供便捷的途径。利用多媒体教学网络系统，使活动突破教学中教师对时空的限制，网络环境简化了评价程序，使得反馈信息更及时、准确，使学生更愿意、喜欢说真话，从而实现教学教育“以人为本”的宗旨。
四、凭借网络强大的搜索功能，实现交流的自由化、多样化。
在历史课堂教学中，大量的图片丰富了历史信息，而网络最大的特点就是搜索功能，利用其便捷性，不论是文字资料还是图片资料、数据材料，都可以现查现用。特别是历史网站，对资料都进行了优化归类，制作者都精心筛选编辑，为我们拥有更优化的网络材料提供了保证。因此，我在活动课时经常指导学生利用“谷歌、百度、新浪”等搜索引擎，搜索他们所需要的资料。学生按老师提出的相关要求在网上搜索、下载及资料的组合，将信息课所学到的中文书、word操作基本技能、相关网络知识运用到课堂中，在活动课沟通中显得游刃有余，“百家争鸣”。
例如：在初二历史《新中国的外交的成就》中有两大板块可以让学生分成两组自由发挥，开发网络资源。一组学生负责我国五十、七十年代和改革开放的外交成就图片，z另外一组是图片文字资料。然后让学生拼接成外交成就展。意味深长的是：学生对新中国外交的成就图片展投入了高度的热情，学生利用信息技术课上学到的剪辑、插入等方法对资料进行归类、整理。有的同学甚至制作了小海报。可见，多媒体教学网络以多媒体为传播信息的渠道，使教师和学生、学生和师生之间同时自由传播大量有益的真实信息，也使活动课交流实现多样化，大大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
综上，借用网络资源，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可以解决初中历史课教学中的诸多问题，使初中历史课堂更加精彩，真正成为学生乐学的沃土。但是网络的自主性很大，网络的内容十分芜杂，学生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容易被精彩纷呈的内容所干扰而分散学习精力，甚至会出现上网玩游戏、上网聊天等不良现象，有其一定的局限。因此，网络教学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需要教师对历史学科有宏观的掌握，而且要熟悉网络环境下各种信息技术。在网络环境下如何将教师的主导地位和学生的主体作用真正结合起来，这需要教师在历史教学实践中不断地探索，不断地总结。
参考文献：
[1]优秀教师论文选编.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2004.1，（第1版）.
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篇4
关键词：高中历史教学；家庭资源；开发；利用
中图分类号：G63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2-7661（2014）21-118-01
传统的高中历史教学偏重于对学生进行科学知识的教育，往往只把眼光放在校内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上。而家庭资源与社区资源这些校外的资源由于长期不受关注和重视，没有得到应有的开发和利用。新课程改革以来，众多专家和一线工作者对课堂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越来越重视，家庭资源成为其中重要的部分。“家庭课程资源属于校外资源，它包含丰富的文字资源、实物资源、活动资源、人力资源和信息化资源”。《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指出，家庭也是历史学习的一种资源，家谱、不同时代的照片、图片、实物以及长辈对往事的回忆和记录，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有助于学生的历史学习。《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说，每个家庭都有不同的经历，学生通过照片、实物以及家长和亲属等，有利于了解家庭的历史和社会的变迁。充分利用家庭资源，可以增强学生对历史的体验和感悟。所以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对家庭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是很必要的。下面，就高中历史教学如何开发和利用家庭资源进行探讨。
一、通过合作交流教学方式，开发和利用家庭资源
“合作交流”是相对“个体学习”而言，指的是学生在小组或团队中为了完成共同的任务，有明确的责任分工的互学习。它是自主学习的一种新型学习形式，一般包括同伴互助合作交流、小组合作交流、全员合作教学三种主要形式。《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指出，“鼓励合作交流，促进学习之间的相互交流，共同发展，促进师生教学相长。”而合作交流教学方式的效果如何，收集科学的资料是非常重要的。资料的来源有校内的，也有校外的，校外的更贴近生活，显得有新意和说服力。因此，家庭历史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要鼓励合作开发，促进高中历史教学。如鼓励家长与子女共同阅读、收看电视新闻、浏览电脑网页，搜寻可以利用的历史课程资源；加强家长与教师之间的联系，在家长的亲子教育活动中发掘可利用的历史课程资源；促进学生之间在家庭生活中的经验、感受、见解、问题、困惑等方面的交流互动。高中历史教学中，若将这些素材性资源引入历史学习中，将会收到非常好的效果。例如，将必修二第14课《物质生活与习俗的变迁》作为合作交流课时，可先让学生在家里与家长等长辈交流，收集有效资料，再在课堂上交流、整合。这样的合作交流方式，使学生对此课堂的内容有深刻的理解，并牢牢把握基本知识。
二、通过问题探究教学方式，开发和利用家庭资源
问题探究教学是一种模拟性的科学研究活动，其目的是要使所有学生都成为具有科学素养的公民。通过问题探究教学使学生能动地获取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养成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提高探究能力。我国的新课程改革强调在学科教学中开展问题探究式教学活动，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精神和探究学习的能力。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强调，高中历史课程的设计与实施“应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倡导学生主动学习，在多样化、多层次、开放式的学习环境中，培养主动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探究历史问题的过程中善于独立思考和交流合作，切实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问题探究教学过程中，校内资源比较丰富，但显然是不够的，校外资源如家庭资源对某些历史问题探究起着重要的佐证作用。因此，教师要根据历史课程教学和学生学习的需要，组织学生围绕家庭范围内的一些问题，展开讨论，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探究过程中强化创新能力，培养合作精神。例如，讲屈原和端午节时，让学生讲述各自家中庆祝端午节的独特方式，如吃粽子、喝雄黄酒、挂菖蒲等。然后，要求学生探讨各地的端午节纪念活动的不同，并和以前课本讲的过端午节的习俗做比较，寻找文化差异。这样不仅可以加深对文章内容的理解，同时增进了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这种教学方法，对于学生养成独立思考、质疑探究的学习习惯有重要的意义，也增强了师生开发和利用家庭历史课程资源的意识。
三、通过情境陶冶教学方式，开发和利用家庭资源
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篇5
关键词：历史；街区；文化；保护；措施
引言
城市的发展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进化过程。改革开放后我国政策的转变促进了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城市建设全面铺开:规模日益扩大、城市用地紧张;新区建设勃兴、旧区改造也如火如荼,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的必然历程。同时它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完善旧城的基础设施、改善住户的生活条件、美化城市环境和复兴旧城中心的经济;另一方面,若对其引导控制不当,则成为摧毁城市历史文化的力量。我国过去一个时期的旧城改造,由于保护历史文化环境观念的淡薄、管理机制的滞后,造成一批有价值的历史街区被严重地破坏,城市的特色风貌也得不到应有的保持。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大规模的建设开发浪潮的强力冲击下,我国城市的传统历史风貌再次面临着文化断层和形态混乱的双重危机。城市更新中历史街区的保护与更新利用问题逐渐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1、历史街区保护的要求
历史街区不仅范围大，而且作为活的肌体，是一个有许多人在其中生活的环境。它一方面作为历史的风情画卷，给人们以传统的回忆和美的享受；另一方面作为实用的财富在继续被使用。历史街区的保护不仅涉及到历史文物遗产的物质实体方面，还涉及到它的人文环境方面，要求满足人们新的生活观念的要求。在这里，既有文化艺术的问题，也有社会和经济问题因而非常复杂，难度很大。
2、历史街区市民文化形成的条件
（一）市民文化的定义
市民文化是一种生活化、自然化、无序化的自然文化，它是指产生于街区小巷、带有商业倾向、通俗浅近、充满变幻的一种文化，它是一种“现象流”，反映着市民真实的日常生活和心态，表现出浅近而表面化的喜怒哀乐。
（二）形成条件
市民文化作为文化现象之一是无法在短期内形成的，它扎根于特定的历史、特定的人群和特定的氛围。其本质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各种联系，真实、活跃且极具生命力。由于市民文化的独特性，它的形成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老居民、老风格的延续
如果说建筑是凝固的历史，代表着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那么人就是鲜活的历史，延续着一个地区的文化。老居民、老风格是一个地区识别度高或者低的重要条件。就目前来看，国内的历史文化街区大多能很好地保持原本的风格特征，无论是建筑形式或者街道布局多数能展现地方特色，但对于市民文化方面却明显不够重视。因此经常呈现出一个历史街区内传统手工艺者非本地人，甚至街区内现有居民不会说本地语言的局面。这样的情况不仅使得游客失望，更加是文化的失落。
2.文化的底蕴及兼容并蓄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是形成市民文化的基本条件，前文提到的特定的历史、特定的人群以及特定的氛围都依赖于深厚的历史基础。当然，文化的兼容并蓄也极为重要。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拥有天然的历史条件。文化古城，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心，商人、文人、游人南来北往，带来各地丰富的竞技文化资源。
3.居住、商业、交往三种空间的交流
市民文化在集中聚居区最直接的呈现便是人们的市井生活：“市”——交易，“井”——居住，“井台”——交往；它们也对应着三种空间对象：“市”——店铺比邻的街道，“井”——点状或线状分布的生活空间，“井台”——有围合限定的开放公共空间。这三种空间的结合相生构成了中国传统街区的基本空间模式。历史街区内保留有完整的街道格局和建筑空间组合，而对居住、商业、交往三种空间的保护却不够，尤其是交往空间，市民文化以人们真实的生活为蓝本，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作为这种交流的载体，交往空间必须得到有效地保护和长久的延续。
3、市民文化融入历史文化街区的具体措施
（一）留住原住民，呈现老风格
1.原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
留住原住民，重点在于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的改善，针对这一点平江历史街区已经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想要长期留住居民，吸引已经搬离的居民再回到老房子，就必须在完善硬件设施的同时加强软件设施的发展，例如恢复一些老的居委会、居民活动室等等。
2.传统建筑内部的保护
一直以来古建的保护多注重外部形式，尤其是对于一些普通的民居，往往为了达到整体上的和谐统一而只对建筑外墙面进行保护修缮。实际上，普通民居的内部构造虽然不比控制保护建筑精致华丽，但也真实地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相比那些深宅大院，普通民居更加生动活泼，也更能展现市民文化。传统建筑内部的保护应当注重空间的分割和人员的安排，避免为了容纳更多的人而使建筑空间支离破碎。
3.合理处理外来移民的问题
近年来，历史文化街区内的廉价老房子吸引了众多的外来移民。为了达到更多的商业利益，很多老房子被分割成多间来出租。由于知识水平的限制或地域文化的差异，很多外来务工人员意识不到老房子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重要性，很多老房子被无意识地破坏。因此，针对这一问题，政府应当通过加强宣传、疏散过密人口等方法来解决。
（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1.民俗风俗的保护
由于现代旅游业的刺激，国内很多历史街区景点为了吸引游客，盲目的增加以民俗为主题的项目，但往往效果不佳，颇有画蛇添足的味道。事实证明，盲目挖掘、人为添加的文化很难在异地生根发芽，然而，民俗风俗却是可以尝试移植的，就如同现代文物保护专家提出的古建移植，不仅能使得古建筑得到更好的保护，更能让其发挥余热。民俗风俗虽然是无形的，但也可以通过一定的方式移到适合的地区进行新的发展。当然，移植的前提是必须符合历史街区的整体氛围，同时也必须考虑到街区的硬件措施，而对于这些活动的管理也是不容忽视的。
2.延续一定的市民生活氛围
市井氛围的形成非一朝一夕，大多数都已经流入历史的长河，由于时代、环境以及人物的改变，很多文化类的遗产都是不可恢复的。对于现代人来说，保护历史街区更多的只能是一种怀旧，或者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依据。因此，对于目前还能适应现代人生活的市民文化应当尽力延续，比如，小商小贩或城市里小集市等等，都可通过合理的方式延续下来。对于普通市民来说，这些小商小贩不仅能够方便他们的日常生活，更加融入了他们的生活氛围，是市民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一些市民活动，像晨练、老年活动等等也应当得到保护。这些市民活动不仅可以活跃居民的日常生活，更为街区注入了活力。
3.创新保护思路
市民文化的形式多种多样，针对不同的形式应当采取不同的保护方式，而传统的保护方法多是定期地进行文化交流或者举办活动。这些方式大多受到时间、场地、资金等因素的限制，因此很多文化的传承无法长期进行，也不能达到延续文化传统的目的。所以创新思维是必需的，对于历史文化街区，可以结合技艺传授来延续传统文化，这样既可以创收一部分保护的经费，也可以很好地使文化代代相传。对于历史街区内的一些大家族或者名人故居，则可以通过家族陈列馆的形式将家族文化呈现出来，这样以家庭为单位的文化陈列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也能很好地通过一个家庭的历史变迁来回顾这一区域的历史片段。
（三）增设交往空间
随着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空间也不仅仅停留在现实空间，更多的是青睐网络虚拟交往空间。为了适应新的变化，历史文化街区也应当合理地融合传统交往空间和现代交往空间。
1.传统交往空间
茶馆、桥头、凉亭、船埠、街头巷角等都是传统的交往空间，在扬·盖尔的《交往与空间》一书中，将居住社区内居民的交往活动分为三类：（1）必要性活动（如上学、上班等），参与者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很少受物质环境影响。（2）自发性活动（如散步、驻足观望等），大大地依赖于物质空间环境的质量。（3）社会性活动（如儿童游戏、聊天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被动式接触——简单地看、听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受物质空间环境的影响。因此，一个好的物质空间环境对于人和人的交往是至关重要的。在历史文化街区中，适当的设立一些古色古香的交往空间，既能够勾起人们对过去的美好回忆，也能密切联系邻里关系，使得街区更加和谐，这样有助于市民文化的延续和发展。
2.现代交往空间
现代交往空间多是指利用现代网络技术或者科技手段虚拟出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空间。针对历史文化街区，可以适量地开设一些网吧，或者沿河沿街布置一些上网点、语音通话点等等，这样的形式既可以满足年轻人的需求，也能够很好地吸引游客，为游客服务。
结束语
总而言之，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积聚地,城市结构和形态则是人类文化史历时性的反映。维持和延续传统街区的文化传承是城市与社会的历史责任。
参考文献
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2010:26.
凯文·林奇.城市意象.方益萍,何晓军,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5-46.
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篇6
关键词：历史文化街区;街道更新;交通安宁化;上海
abstract：thehistoricstreetisanimportantcarrierofhistoricfeatures.intherapiddevelopmentofthecity，historicstreetsaregraduallytransformed，facingtheseriousproblemsofgivingwaytotrafficmotorizationandlosingspacecharacteristics.inthemeantime，trafficcalmingiswidelyacceptedasatransportationmanagementtobalancedifferenttransportmodes，whichmayhelpsolvingthecontradictionofmobilityandspatialityofstreets.thispaper，takingShanghaiJiadingwest-streethistoricdistrictasanexample，combinedtrafficcalmingtheoryandstreetsrenovationundertheconditionoflocalhistoriccharacteristicsandthestatuesquo.themethodsusedinthecaseputforwardanewthinkinginstreetsredesign.
Keywords：historicdistricts;streetsrenovation;trafficcalming;Shanghai
中图分类号：tU9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5）-04-65（8）
历史文化街区是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并有一定规模的区域。1986年，我国首次正式提出历史街区的保护。国务院在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文件中指出：“对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落等也应予以保护，可根据它们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公布为当地各级历史文化保护区”。从此建立了保护文物古迹、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分层次的保护体系。
历史文化街区是历史文化名城的重点地段，它既可承接并贯彻落实总体层面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又可为下一层次的单体建筑保护创造积极的条件。同时，街区保护的实施性强，在空间范围上又具有较大的弹性，便于形成一定规模和效果。因此，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是地方政府实施城市遗产保护的重要抓手（阮仪三，孙萌，2010）。
而街道空间则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的重中之重。首先，从历史文化价值角度来看，历史街区街巷布局的整体结构，是一个时期城市规划思想和建设技术的体现;街巷空间和它串联起来的历史建筑是密不可分的，它既是参观了解历史建筑的线索，其空间本身（包括街头广场和庭院）也是街区历史风貌的重要构成要素。历史街区保护本身就包含了街道空间的保护。其次，街道是公共空间，不涉及历史街区各建筑用地复杂的权属关系，因此，从保护规划实施的操作层面来看，从街道入手对推进街区保护相对容易实施。更为重要的是，历史街区仍旧是大量居民日常生活工作的地方，因此街区保护不同于文物建筑的保护，在延续传统风貌的同时，还需要改善生活设施的服务水平，满足居民对现代生活的需要。街道空间它不仅与居民日常的交通出行息息相关，还涉及大量的地下基础设施管线的敷设以及街区内部的日照、通风等微气候条件的改善。因此，从街道入手保护与更新也是必不可少的。
小汽车交通快速增长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城市的普遍问题和发展趋势。然而，大部分历史文化街区的道路系统和街巷空间都是在小汽车出现之前形成的，其组织结构和空间特征并不适于小汽车交通。当前的快速机动化对历史街区的传统交通空间带来了直接冲击，而与小汽车相伴随的生活方式变化，也成为一些历史文化街区活力减退的重要原因。为此，本文将借鉴国外城市交通安宁化的做法，探讨在小汽车交通增长背景下我国历史街区街道保护更新的方法，并结合上海嘉定区西门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规划实践加以阐述。
1快速机动化背景下我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面临的问题
快速机动化已经成为我国城市难以回避的发展趋势。基于小汽车交通的新生活方式对城市空间布局产生了重要影响：配建大型停车场的购物中心逐渐取代了传统商业街;反之以大卖场、量贩店为中心的采购行为又需要小汽车以方便运输;非工作交通出行明显增加并主要使用小汽车，它的可达性直接影响了餐饮、娱乐、零售等商业服务网点的布局和发展……小汽车及其伴随的生活方式对传统街区的冲击更为明显。
1.1小汽车交通对两类历史街区的冲击
历史文化街区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类历史文化街区曾经是本地居民的公共生活中心，保留并延续下来的商业服务职能是维持街区活力的重要基础。但由于小汽车在传统街区中不方便通行和停放，致使区内的商业服务在与大型购物中心的竞争中处于弱势，逐渐退出了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圈，日渐衰败。有一些街区则蜕变成主要供外来游客观光消费的场所，表面上看在旅游商业似乎支撑了街区活力，但脱离了本地文化、日常生活和社会脉络的滋养，很难说这样的街区保护真正延承了地方的文化传统（毕凌岚，钟毅，2012）。
另一类传统街区以居住为主要功能。由于老的居住环境难以满足现代生活的需要，尤其是小汽车通行和停放的需要，而小汽车交通明显扩大了居民选择居所的空间范围，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有条件的居民（特别是有车的年轻人）陆续搬离。此外，传统居住型街区的保护更新往往需要植入新的功能（如文化展示、小型商业和服务等），既是为街区发展注入活力，同时也出于经济平衡的考虑，但这些新增功能也会连带着带来机动交通运输的要求。
1.2两种比较极端的解决办法
当前一些城市在处置历史街区保护和小汽车交通的关系上存在两种比较极端的做法。一种侧重城市交通的整体网络，沿用一般城市道路交通的做法，将机动交通直接引入传统街区。这一做法短期内的确可以起到疏解交通的作用，但却牺牲了街区的空间风貌特征：传统街巷的人性化尺度让位于机动车道;人行道加车行道的通用道路断面设计也不符合传统街道的做法;设置的交通信号设施（如红绿灯、交通标志等）与传统街区的风貌景观格格不入……
为避免上述问题，另一种极端的做法则是将风貌保护区步行化，把机动交通彻底排除在保护区之外。步行化固然对街区的风貌保护是有益的，但在交通上却形成局部区域的交通梗阻，对城市整体的交通组织（包括公共交通）影响很大。由于交通量转移，步行区周边道路的交通压力增大，空间环境质量因此降低。此外，步行化街区需要对公共空间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实施成本很高，而且对内部功能业态的限制也很大。
1.3“可渗透街区”的概念
我国城市遗产保护工作经过30多年的发展，大部分城市中风貌特征明显的局部地段已经基本得到保护，下一阶段的工作将更多地与城市更新和旧区改造项目结合，向一般性的风貌街区拓展，老城区的路网结构和整体空间格局，也将成为城市保护的对象。这就需要规划上探索出适于大范围应用的交通组织方法，正面应对小汽车交通增长和城市保护之间的冲突。
如果将城市视为不断生长演化的有机体，交通系统就是它的循环系统。历史文化街区要得到持续的有效的保护，不能完全脱离这一系统的滋养，历史文化街区对城市交通来说应当是“可渗透”的，其中也包括小汽车交通。
2街道运动和交通安宁化的启示
如何借助小汽车交通的渗透有效激发历史文化街区的活力，同时又将小汽车交通对空间环境品质的影响控制在最低程度？近年来国际城市推行的街道运动和交通安宁化实践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
近十几年来，美国、英国、印度、阿布扎比等国家的主要城市都针对城市的街道空间编制了专门的规划设计手册，对街道涵义领域有了新的认识。越来越多的城市提倡将街道看做一种城市公共空间，通过各种手段提高城市环境质量，增强经济活力与社会凝聚力。在街道规划和设计中，强调场所营造、独特性以及结合文脉，同时需要多部门合作，最终落实于社区参与（Dft，2010;nYC-Dot，2013）。值得一提的是，交通安宁化作为一项重要的交通措施，在各国的街道设计导则中都作为明确的设计条例列于其中。其目的是降低机动车车速、减少机动车流量，以改善道路周边居民的生活环境，同时保障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使用者的安全。
安宁化的主要措施有两个方面，首先是控制交通流量，主要手段有封闭车道、半封闭车道、对角线对流等，其次是降低交通速度，有减速带、减速拱、抬高人行横道、曲折线型、行车道收窄、路口收窄、槽化岛、安全岛、共享街道等（图1）。
总体来说，交通安宁化追求两方面的平衡。首先是不同交通方式之间的平衡：通过有效手段控制小汽车交通的过度发展，同时鼓励慢行交通和公共交通，逐步实现城市交通结构的平衡。其次是机动通通达和原有街道空间品质之间的平衡。通过人性化的街道空间尺度塑造，在允许小汽车交通通行的同时，保证行人和慢行交通使用者的安全，与此同时提升街道活力，改善城市空间环境的质量。
2013年，我国住建部颁布了《城市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系统规划设计导则》，为慢行交通规划设计规范打开先河，为保障步行和自行车交通的连续性、舒适性和安全性，同时协调与机动通的矛盾提供了依据。导则提出城市道路应明确步行和自行车交通与机动车交通的优先级，在步行活动密集程度高的地区，积极探索交通稳静化措施的本地化应用，在机动车道辅路、交叉口、路侧停车、地块及建筑物机动车出入口等人车冲突区进行特殊处理。导则对我国历史文化街区内部的交通空间设计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基于交通安宁化的历史街区街道保护与改造策略
交通安宁化追求两方面的平衡，历史街区的街道空间整治也不例外。需要从交通需求管理、提升街区内部可达性来实现交通结构的优化;从维护街道尺度、重塑街道空间等方面追求“车”与“人”的平衡。由此，我们从交通安宁化概念引申出以下四个方面的历史街区街道规划设计策略以及相应的具体措施。
3.1策略一：以交通需求管理为手段
3.1.1划定交通安宁化区域，不必要的穿越交通排除在外
将历史街区的主要部分划入交通安宁区，区外规划绕行路线，避免非本地到发的小汽车交通进入安宁化区域;在安宁区出入口做出明显的标志，对区内所有道路进行限速控制。
3.1.2提升公共交通和非机动交通的吸引力和分担率
优化交通结构既是安宁化的手段，也是目标。在安宁化街区的城市道路上设置便捷的公交线路和站点，并通过便捷安全的步行、（公共）自行车、助动车等非机动方式与街区内部形成良好的接驳，在有条件的地区亦可发展水上公交。
3.1.3局部调整街区的内部功能
在历史街区的保护更新过程中，功能的置换和调整不可避免。应避免安排类似大型商业中心、交通设施等吸引交通大量集中的功能，并充分考虑新功能对交通条件的要求和关系。
3.1.4合理供应停车泊位
一方面在街区内部因地制宜、适当增加停车位，优先供内部居民和商业服务设施经营者使用，如结合新开发项目建设面积较大的地下停车场，或在街区内部道路上则可以利用停车泊位交错布置的方式形成具有减速效果的曲折的行车路线;另一方面控制历史街区内部的供应总量、积极布置区外公共停车场，并通过价格杠杆引导来访者的小汽车尽可能区外停放。
3.2策略二：以维护传统街道空间特征为根本
3.2.1维护原有街道尺度，将机动车通行空间最小化
巴黎经验表明，限速条件下4.2-4.5米宽的机动车通道，就足以满足对向小汽车的安全会车要求，即便是需要通行大型货车的路段，双向车道总宽度也只需要放宽到5米（Ruedel’avenir，2007）。
3.2.2避免不必要的交通空间划分，积极实现空间共享
空间共享是交通安宁化的重要手段，它强调了在道路设计上摒弃车行道和人行道的传统界限，并以不同材质、地面标线等“软分离”加以区分。共享空间可以进一步降低车速和流量，为街道上的社会活动腾出了更多的空间。对狭窄的历史著名街道来说，纳入交通安宁化的共享空间往往富有吸引力（卡门・哈斯克劳，等，2008）。
3.3策略三：以满足居民和外来游客的可达性为条件
3.3.1疏通街区内部街道“毛细血管”
在我国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中引入交通安宁化措施，首先要考虑的很可能不是小汽车限速，而是疏通恢复支路网系统，梳理街区内整体的交通组织，建立保障应急通道，在此基础上，还要考虑客货运交通的组织，然后才是小汽车交通的管制（卓健，2014）。
3.3.2精心组织内部路网和交通流，确定不同街道路权分配
在疏通街区街道网络的基础上，对街区人流、车流进行路径安排，以此确定不同街道的场所性和通行性等级，为街道空间设计提供依据。
3.4策略四：以激活街区活力为目标
3.4.1调整公共空间中车行道路的空间分配
人的活动是街区活力的源泉。尽可能压缩机动车通行空间的目的在于将更多的公共空间用于人的活动。除了空间分配的调整，还可以考虑不同使用方式在时间上的分配，如一部分车行道在活动密集的时段可以采取临时禁行的措施。
3.4.2充分动员地方居民的共同参与，采取多种手段提升环境品质
植物、灌木或花坛与街道设计相结合，成为形成小汽车限速、停车位设置的手段之一。采用传统的砌块式地面铺装，即可以防止电助动车过快的行驶速度，还发出声响提醒行人注意避让。
4上海嘉定西门历史文化风貌区街道保护更新实践探索
上海嘉定区的前身为嘉定县，距今已有780多年的历史，是名副其实的江南历史文化名城，素有“教化嘉定”的美称。目前上海市设立的44个历史文化风貌区中，就有2个位于嘉定老城区（图2）。其中州桥历史风貌区位于嘉定老城的几何中心位置，经过保护更新后，目前已经成为嘉定的商业、文化公共活动核心。另一个西门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则是较为典型的居住型历史街区，区内现有西大街、护国寺街、唐家弄、石马弄、朱家弄等一批具有保留价值的传统街巷。贯穿整个风貌街区的西大街最具保护价值，全长约920米，宽4-8米不等，被誉为“上海最后的县城老街”（图3）。但由于西门历史文化风貌区空间区位和交通区位相对较差，街区的保护更新明显滞后。
在全面而深入地剖析了西门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当前更新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我们认为，梳理西门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的街巷空间结构和交通组织，改善交通区位和交通可达性，是保护规划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街巷空间本身是西门风貌保护区需要重点保护的，而且，在延续传统街巷风貌的基础上，如何适应现代城市交通需求，也是该街区得以更新发展的基本条件。为此，我们从区域化的整体交通组织、街区内部的街巷结构以及各街巷的断面形式和空间特征这三个层次，提出街道更新保护的具体建议。
4.1西门风貌保护区当前交通存在的主要问题
4.1.1交通对外疏解困难
西门风貌保护区的核心区域为东西向的狭长地块，南北两侧都有大型居住区阻隔，南北向道路系统不完善。目前对外交通联系只能依靠北侧东西向的沪宜公路和清河路。而这两条路又是老城中心对外交通的主要通道，集中了大量的公交车和小汽车交通，对风貌区的环境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4.1.2公交服务不完善
目前街区的公交服务主要有沪宜公路和清河路上的3个站点，但线路只有两条，虽然和地铁站及洲桥风貌区连接，但与老城其他街区的公交联系较少，公交出行不便（图4）。
4.1.3停车泊位极其缺乏
目前街区内部只能允许小型机动车辆通行，停车空间极其缺乏，本地居民的一些车辆只能见缝插针地停在院落中（图5）。而且街区周边多为居住区，且建设密度较大，难以规划公共停车场，停车问题将是未来街区更新的主要难点。
4.1.4步行环境差且不成体系
除了几条主要传统历史街巷之外，其他支路网的连通性差，断头路很多，不同功能空间之间的界限不明晰，极易造成走错路的情况（图6）。
4.2区域通组织，满足本地居民对外交通出行的需求
交通安宁化的实施，首先要从区域层面改善安宁化街区外部的交通环境，确保本地居民的交通出行需求，不会因为安宁化措施而受到压制。
4.2.1发展多种形式的公交服务
开通旅游巴士、水上巴士、公共自行车交通等，靓丽的新型交通工具不仅是展示嘉定风貌的窗口，而且有助于缓解清河路小汽车交通带来的停车及拥堵问题。
4.2.2打通南北向的步行通道
对外延续友好的人行系统和滨水空间，疏导客流通过西大街、新众桥向洛宜公路疏散，及通过西城河北街、西城河河南街向塔城路疏散。
4.2.3停车设施建设与管理
根据规划功能结构和建筑改造评估，拆除一些与整体风貌不符的企业、工厂、废弃的学校等，确定地下停车场建设位置和范围，并在此基础上疏通必要的对外通道（图7）。
4.3梳理街区内部路网，有效控制交通流量
4.3.1梳理延续街道网络
友好的交通环境应当首先保证街区良好的通达性，建立连续的街道网络避免街区内部人行和车行拥堵情况，制定有序的路径方案。规划在对建筑质量和价值评估的基础上，提出建筑拆除、改造、修缮等更新方法，以此延续传统历史街道并开辟新的通道，最终形成三横六纵的街巷系统（图8）。
4.3.2街区半封闭式管理，控制内部交通流量
街区内机动通一部分来源于现代居住区，另一部分来源于传统街区。全天开放社区车行通道，同时只在夜间（21：00-次日8：00）开放街区内车行路径。因街道宽度有限，对车行流线进行单、双行分类（图9、图10）。
4.3.3基于通行性/空间性的街道分类
街道具有通行性和空间性的双重特性。街道的通行性是为道路使用者（如小汽车使用者、公交使用者、货车使用者、骑车者、行人而言）提供行进需求的特性，如具有足够宽度的路幅、平整的路面、良好的方向标志、照明等。空间性是为道路使用者提供关于停放车辆、装卸、上下车，以及休息、浏览、聊天、等候等公共活动等空间的特性。针对历史文化街区，我们将街道的空间性和通行性由高到低分为5个等级，分别为a至e和i至V，形成5×5的矩阵。再根据街道功能和路径规划，对20条主要街道编号，将它们放入相应的等级中。根据矩阵中编号的分布，可以将街道分为四个类型（图11）。
类型一：通行性与空间性基本持平的重要历史街巷。典型街巷为项泾北街、朱家弄、石家弄、唐家弄、护国寺街等。这些街巷不仅是人活动的公共场所，也是为机动车通行的主要通道。
类型二：空间性高于通行性的历史街巷。典型街巷为西大街、西门休闲街、项泾西街、项泾东街、西城河街等。这些街巷本身的历史意义重大，是传统商业、手工业、名人故居的聚集地，具有良好的步行环境基础。
类型三：通行性与空间性等级都相对较低的狭窄街巷。通常这些街巷宽度低于2m，是居民进入住所的半私密通道。
类型四：通行性远高于空间性城市街道。如清河路、沪宜公路，二者是城市主要道路，主要为历史街区的小汽车交通和公共交通服务。
4.4不同类型街道的设计要点
4.4.1类型一：通行性与空间性基本持平的重要历史街巷
这一类街道主要保证机动车使用者和步行者平等的路权。规划保留的传统街道维持原有尺度，新街道尺度与原有街道相协调，控制在4-6m，同时考虑到街道两侧保留建筑的边界。设计要点如下：
・自然曲折的机动车道。曲折的车道不仅保留了传统街道的风味，而且可以有效降低机动车的行驶速度。
・街道两侧舒适的步行区。步行区直接面向商铺，强调其公共性，减少不必要的陈设。
・利用景观水系、座椅、自行车停放点等环境设计增加街道的趣味性和实用性。
・步行区和机动车道主要以材质区分，步行区水平面稍高于机动车道，起到足够的提醒作用，但又没有太大的视觉障碍。
以项泾北街为例，街道南侧为新建的文化休闲区，北侧为居住区，相对客流较少，同时是进出地下停车库的必经通道，因此将其定位为人车共存的街道。利用以清泾塘为原型的景观水系形成曲折的双向车行道，宽度控制在4.2m左右，两侧步行区在2-3m之间，并布置有座椅、花坛和自行车停靠点（图12）。
4.4.2类型二：空间性高于通行性的历史街巷
西大街、西门休闲街等是外来游客购物、饮食、休闲、游憩的主要目的地，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这类街道要首先保证街道材质的原真性，并在步行优先的基础上，辅助机动车通行。因此对车行道不做特殊区分，而是从环境设计上对机动车速度起到控制作用。
设计要点如下：
・同一街道断面采用统一的材质，保证步行的优先性和舒适性。
・以原有材质为先，新建的具有交通功能的路段可采用砌块式材质，以起到通行障碍的作用。
・利用绿化、座椅、景墙、路灯等环境设计手段辅助压缩车行空间。
4.4.3类型三：通行性与空间性等级都相对较低的狭窄街巷
类型三的街巷空间狭小，以步行为主，其次有少量自行车和电动车出入，主要为居民进出住宅的通道。这类街巷应以做减法为主，保证畅通为先。
设计要点如下：
・清理不必要的街道设施，如路灯、路牌等。
・允许小型的绿化，如花盆、花坛、爬山虎等。
4.4.4类型四：通行性远高于空间性城市街道
在本规划范围内，主要是解决过境交通的清河路和沪宜公路。二者均为双向四车道，两侧主要为居住区，以及一些酒店和单位。这类道路是客流进出历史街区的门户，其交通环境也是人使用何种交通工具的重要影响因素。
设计要点如下：
・街道设计要体现公交的优先性。如公交港湾式设计，保证街区出入口与公交站点步行连续性。
・远期开辟城市绿道，通过靓丽的自行车道颜色吸引游客租赁自行车。
・对过街人流密集区进行特殊的铺装设计，提高步行优先性。
如清河路新项泾桥以东部分，机非混行，本身对非机动车通行不利。同时规划道路以北建设公共停车场，而且有公交车停靠于此，更加剧道路的混乱和步行的危险。因此在步行过街部分的铺装做特殊处理，与两侧步行铺装统一，并稍许抬高，以对机动车起到减速作用。将非机动车材质粉刷为清新的绿色，避免受到机动车的侵占（图13）。
5结语
交通安宁化与历史街区街道空间更新改造相结合是一项新的尝试。在我国城市小汽车交通迅速增长的背景下，街道保护不能再一味地维持现状或禁止小汽车通行，通过交通安宁化措施，建设可渗透街区，一定程度上平衡了街道不同使用者的需求，在延续传统街道空间尺度的基础上，对小汽车交通进行控制。上海嘉定西门历史文化街区以安宁化为交通策略，从交通出行引导、交通流量控制、街道设计三方面着手，提升街区通达性，改善内部步行和机动车通行环境，激活街区活力。这一规划策略的实施效果，还有待实践结果的检验。
参考文献：
[1]阮仪三，孙萌.我国历史街区保护与规划的若干问题研究[J].上海城市规划，2010，（4）：2-9.
[2]毕凌岚，钟毅.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发展的泛社会价值研究――以成都市为例[J].城市规划，2012，（7）：4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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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Ruedel’avenir.aménagementsetbonnespratiques[m].2007：25.
[7]卡门・哈斯克劳，英奇・诺尔德，格特・比科尔，等.文明的街道――交通稳静化指南[m].郭志锋，陈秀娟，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232.
[8]卓健.城市街道研究与规划设计[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309.
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篇7
文化的时间意义及其时态特征，是我们理解文化多样化发展的关键——此处的时间当然是一种反映人类实践活动质向意义的历史时间。文化无论作为实物形态还是作为观念形态都是人类社会的写照。作为人化世界的实物形态，文化不过是凝固的历史或历史时间的结晶体，任何打上人类活动烙印的器物都无声地倾诉着关于历史年轮的记忆，那用于结绳记事的“网结”和储存信息的“芯片”更多地是给予我们有关历史节奏和进程的思索。作为观念形态，文化则是人类活动的一种潜在的时空领域，它所赋予的乃是人类行动的能力。
关键词：文化；社会结构变迁
美国学者洛夫乔伊(a.o.lovejoy)曾经说过：“舞台布景(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确实改变了，演员们也在改变他们的服饰和外表；但他们的内心活动却都是源于人类相同的欲望和热情，并在王国和人的无穷变化中产生其影响。”［1］(p40)我认为这一象征性言论颇有寓意，如果以“人的活动”[1]类比社会结构，而以“舞台布景”、演员们的“服饰和外表”类比人类的文化现象，那么其中的确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社会结构变迁与文化多样化发展的关系。洛夫乔伊提到的“不同时间地点”则是几个值得注意的关键性字眼。那末，社会结构变迁与文化多样化发展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一、人类文化创造活动与特定的社会历史境遇
文化是一种人类现象，使人与禽兽区别开来。文化既具有历史的时代性，又具有共时的区域性，即民族性——不同地域、不同国度人们创制的文化千差万别。克利福德·格尔兹认为，人类的“信仰和价值观、习俗和制度”在不同的“历史和地区”存在着“广泛巨大的差异”［1］(p41)。人类文化创造活动离不开特定的历史境遇，唯其如此，每一民族或国家的文化都难免打上了该民族或国家发展的社会历史烙印。中国文化发展正是它的社会历史境遇的生动写照。中国传统文化在一个半封闭的北温带块状大陆得以滋生发展，其物质生产方式的主体是农业自然经济，社会组织以宗法制度和专制政体为基本形态，而周边则为后进民族所环绕。这样一种特定的生态环境，使中国文化形成富于特色和性格。从春秋战国至晚清，中国文化发展先后历经了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与元典创制”、魏晋至唐中叶的“胡汉与中印文化融合”和唐中叶至宋末的“雄阔到精致”三次比较大的文化转折。这种特定的社会历史境遇的文化创造活动造成了中国文化的人文传统、伦理中心、尊君重民、中庸协和、延绵韧性等一些基本特质［2］(p16-19)。
同时，人类文化创造往往是由有限的群体或个体具体的历史活动表现出来的，这也是我们认识文化多样性的一个线索。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一书中曾经阐述了人类个体与整体的一致性问题。他说：“纯粹的行动本质上就是特定的个体的行动，而这种个体的行动本质上又同样是一个现实或一个事情。反过来说，现实本质上只是个体的行动和行动一般；并且个体的行动同时也仅只是行动一般；因而它同样也是现实。”［3］(p275)皮亚杰则从另一个方面以实证的方式诠释着黑格尔过于晦涩的论断，他在其《发生认识论原理》一书中指出，通过对儿童思维发展过程的考察可以推断整个人类思维的发展的一般规律。在该书中，皮亚杰详细地说明了他是如何观察儿童的思维形成、发展的每一个细节，并通过仔细研究解释了反映在其中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与人类思维发展链条的联系。在这种交往条件普遍地受到限制的环境下，个人、族群和国家的文化创造活动在整个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显得格外重要，历史似乎总是向我们暗示，文化在人类过去的发展常常有这样的情形，一个伟大的人物的出现标志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端。当拿破仑在黑格尔眼中成为“马背上的世界精神”时，我常常困惑于究竟拿破仑是“玩偶”还是“英雄”。然而，毕竟在古代社会，文明的发展表现为各个民族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进行本民族的文化创造。尽管如此，人类历史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却依然具有许多相同的内容，如发展的进程，内部的、有限的交往形式(战争或分工)，而“0”这一符号则为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及玛耶(maya)文化各处独立发明。“世界上的原始文化”则以“通过血缘关系聚集在一起的部落社会”、“缺少书写知识”、“周而复始的农业宗教、图腾崇拜和异族婚姻”等表现出“许多相同的特点”［4］(p39)。即便在一些相对微观的方面，人们在独立地从事科学文化的活动中也常常出现一些巧合：比如牛顿与莱布尼茨同时创立了微积分；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圣西门、马克斯·韦伯和马克思不约而同地关注着社会历史转变问题[2]。
二、社会结构变迁必然地表现为文化多样化发展
由于一方面任何人类历史都发端于最初的“四个因素”或“四个方面”［5］(p81)，任何不同民族国家形式下千差万别的具体社会形态都有经济、文化、政治三个万变不离其宗的基本构项；另一方面社会又是同现实的人的历史性活动相联系并随着人类实践活动而不断地发展变化着。社会结构这种变与不变对立统一的双重属性规定着人类实践活动的总体性意义，规定着总体性实践必然要展开为具体的、有限的活动内容。人类总体性实践反映着具体实践活动的趋势和方向，贯穿于具体实践活动的过程，体现着具体实践活动的意义。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证明，在社会结构变迁的历史过程中，处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人类文化也呈现着不同的文化发展形态。根据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关于人类历史和未来的卓越研究，人类社会在前两次巨大的变革浪潮中分别产生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两种不同的社会结构，与之相对应是人类文化经历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阿尔温·托夫勒曾把这种变革合理地理解为“新旧文明的战争”；而在目前人类社会正经历着的第三次浪潮巨大变革中，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是伴随着技术革命的同时旧的文明体系正在发生着分崩离析的变迁。但是，这种从历史发展纵向中反映出来的文化变迁现象如何展现为历史横断面上的文化多样化发展状态呢？这是因为：“社会历史领域的规律就是指社会历史的一种整体化运动”［6］(p437)，而“每一特殊就是整体本身”，历史的发展就是“一种整体化运动”。［7］(p223)从而，历史发展的意义便在于以多向度地把握总体实践（或历史进程）的方式能动地作用于具体的实践活动（阶段性进展）。于是，历史发展这种状态，使得不同民族的发展一方面在相同的纪元年代处于不同的历史时间坐标上，另一方面在相同的历史时间坐标上却处于不同的实践形式下[3]。由于世界诸民族或国家历史发展节奏不同步或历史活动方式的多样性导致同一纪元年代社会结构的差异性，在同一纪元年代出现了历史时间的不同序列并存的现象，因而必然地产生文化多样化并存的局面。从而呈现出费希特所谓人类“在共同前进的道路上一个民族必须等待别的民族”、“一个地区必须等待别的地区”［8］(p171)那种文明不同步发展引起的民族文化多样性存在状态。
三、文化多样化发展在不同社会结构中的命运
文化的时间意义及其时态特征，是我们理解文化多样化发展的关键——此处的时间当然是一种反映人类实践活动质向意义的历史时间。文化的时间特质渗透于社会结构，在社会结构的缝隙间游荡。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正是通过对当时德国社会生活的“文化世界”的批判性分析，逐步揭示出隐藏于象征背后的社会结构。从那里，社会结构不便不再是纯粹的“物”，意义也不再是或者绝对主义或者相对主义的虚无缥缈的东西。笔者透过对文化的思考，深感文化就是社会的镜像，因为文化无论作为实物形态还是作为观念形态都反映着人类社会的状况。文化作为人化世界的实物形态，不过是凝固的历史或历史时间的结晶体。因为在我们看来，任何一种打上人类活动烙印的器物，都无声地倾诉着关于历史年轮的记忆。那用于结绳记事的“网结”和储存信息的“芯片”，或许更多地将会给予我们一些有关历史节奏和进程的思索。而文化作为观念形态，则是人类活动的一种潜在的时空领域，它所赋予的乃是人类行动的能力。可见，文化的多样化发展也是与历史时间的流变相关联的。
文化的发展一般来说表现为“传承”和“交流”两种途径。“传承发展”的是一种“连续的累积过程”，“交流”则是一种“濡化”的过程［9］(p43，44)。前者指在保持原有体系的前提下以局部或要件、因素等变化的形式使文化系统发生不同的形变；后者指不同文化群体在接触中发生文化扩散时所衍生的文化变迁。文化的“传承发展是一种连续的累积过程”，而“交流”则是以“文化变迁”为特征的发展。笔者认为，前者就时间意义而言是一种横向的时间整合，它所造成的效应是将具有同一时间意义文化要素聚合起来；后者则是一种纵向的时间流变，在“交流”中造成了新质，赋予了新的内容而使历史时间产生绵延。事实上，文化的这种“传承”和“交流”的发展状态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整合过程。经过这一整合，文化的发展便呈现出一种新的时间意义和时态特征。一般来说，当“传承”和“交流”处于一种理想的自由状态时，那末，文化的发展便由于“时间意义”和“时态特征”的多样性而呈现出无限丰富的样态。然而，社会结构作为历史时间的流变状态，是由人类实践活动诸因素交互作用内在地规定着的。由于人类总体实践无限展开着的质向过程在有限的具体的局域性的实践活动中分割为历史时间所量度的阶段，因而，文化“传承”和“交流”发展只能在人类有限的具体的局域性实践活动中表现出自身的时间意义和时态特征。
如何看待文化多样化发展在不同社会结构中的命运？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解析文化交流的社会结构变迁意义。因为多样性就意味着交流，交流是多样性存在的前提和方式。显然，文化多样化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文化交流。这样，文化多样化发展的命运便取决于社会结构。于是，问题便又归结于表现为某种时间意义和时态特征的文化多样化发展如何同作为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统一的社会结构发生关联。由此看来，文化交流一方面是以“共时性”交互作用体现社会结构的质性内容，另一方面文化交流又以不断出现新质的过程性绵延显现出“历时性”这一社会结构流变转化的状态特征。殷海光先生认为，通体社会(gemeinschaftsociety)文化交流难根源于这种社会中行为模式固定，结构同质而不容忍异质，对文化价值的基本前提少发生疑问，坚持固定的规律和传统，惯于以社会制裁维持伦理规范，注重地位与声威，动辄诉诸权威和情绪；联组社会(gesellschaftsociety)文化交流易于发生的原因在于，这种社会价值弹性较大，传统规范对行为的约束力较弱，富于文化适应力，社会分子与别的文化分子交往频繁，它是时常在吸收新的文化要件的过程中而改变它自己。我认为这种看法不乏真知灼见，因为从中我们可以领悟到文化的命运与社会的命运存在着极为密切的相互关联性。
参考文献
［1］［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冯天瑜、杨化.中国文化发展轨迹［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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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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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法］萨特.辩证理性批判[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8］参见［德］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人的使命［m］.商务印书馆，1984.
［9］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m］.上海三联书店，2002.
[1]“内心活动”不过是人的活动的一种，在这里有意把“内心活动”泛化为“人的活动”，是因为表现为可为经验所观察的行为的“人的活动”无不起源于“内心活动”(包括那些为我们的意识所未能察觉的潜意识的内心活动)。同时，人的活动反映着社会结构的性质。
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篇8
关键词：出土钱币断代社会现实文化交流
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论是考古学界还是钱币学界，对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研究都不多，尚无专文论及。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甚多，但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
考古学断代的方法在史前和历史时期是不同的。历史时期考古学断代方法，除各时期考古通用之类型学、地层学外，还特别注重文字材料，如简牍、铭文、碑志等等。在我国，钱币用于考古断代，仅适用于历史时期。历史上的钱币均有各自的时代特征，这是利用钱币进行断代的理论前提。宋代以前，有布币、刀币、半两、五铢、开元通宝等钱币，一般无年号，但各种钱币的行用均有时间范围。综上所述，出土钱币为历史时期考古断代带来了极大便利，成为考古学断代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二、利用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时的注意事项
虽然利用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作用巨大，但在具体操作时有一些注意事项，否则可能得出错误结论。第一要注意的是晚期地层、遗迹、墓葬等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从理论上看，晚期单位（地层遗迹、墓葬等）可以包含早期遗物，而早期单位不可能包含晚期遗物。因此，在晚期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是不奇怪的，也是常见的。第二要注意的是钱币的行用时间下限。一种钱币的颁行时间是其行用时间的上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其时代下限却难以确定，因为颁行新币后原来的钱币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与新币共同流通，有时流通时间还甚长，这在五铢、开元通宝等长寿钱身上体现特别明显。
三、研究社会现实
钱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是财富的象征。在中国古代“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观念支下，不管高下贫富，人们都要往墓中放置一些钱币，这些钱币有的是流通的实用币，也有的是非流通的冥币。从随葬钱币的情况可以窥探当时社会现实，如社会盛衰、贫富分化、丧葬意识等等。钱币是社会盛衰的一面镜子，但利用出土钱币进行社会盛衰研究，需要较多地依赖历史文献、社会背景来进行研究。因此，本文不打算在这方面多作论述。
四、研究经济文化交流
中国在历史上多数时间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从未中断。钱币作为支付、贮藏的手段，是贸易时不可或缺之物。因此在中国境内出土了不少外国钱币，如波斯萨珊朝银币、东罗马和阿拉伯的金币以及日本钱币等等，在国外也出土过不少我国古钱币，尤其是唐宋以来的钱币。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异国钱币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出土的异国钱币是研究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一种有效手段。学术界很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丰硕。如夏鼐先生在上世纪50～70年表了一系列文章，收集统计了当时出土和收藏的波斯萨珊朝银币、阿拉伯金币、东罗马金币等，并对其背景进行了探讨。近年来，康柳硕先生《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综述》《从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古代外国钱币看丝绸之路上东西方钱币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和罗丰先生的《中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金币》等文章也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前几年出版的戴建兵、王晓岚《中外货币文化交流研究》是这方面研究的一本专著。
国外学者也有不少研究文章，如法国F·蒂埃里c·莫里森的《简述在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等。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上述外国钱币在新疆出土最多，这跟文献记载相符合。《隋书》卷24“食货志”记载：“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从新疆到关中的丝绸之路沿线均有外国钱币发现，甚至在洛阳也有部分出土。据夏鼐先生统计，萨珊朝银币在中国已经出土2000枚以上，分属十几位王在位时期，时间跨度从4世纪至8世纪。在国外也有不少中国钱币出土，如日本就曾大量出土中国的五铢钱、货泉以及后代的历朝钱币。有的地方出土数量很大，如宝冢市堂坂遗址出土了10万多枚，而山口市大内遗址出土的则有250公斤。另外在越南、朝鲜等地也曾出土过中国的古钱币，散见于国内外的报道中，此不赘述。利用出土的异国钱币固然是研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但并非唯一手段。笔者认为，中外古代由于受他国影响而铸造出的钱币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例如，古代中国的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越南、泰国等国在历史上都曾仿照中国铸造圆形方孔钱。如日本曾仿铸南唐的“唐国通宝”“至道元宝”越南曾仿铸“开元通宝”“元占通宝”“天禧通宝”“至道元宝”“元符通宝”等等。此外，在丝绸之路沿线如新疆、中亚等地出土的一些钱币带有明显的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的特点。如：古于阗国铸造的汉二体钱（俗称“和田马钱”）、古龟兹国铸造的汉龟二体钱、回鹘钱、察合台钱币等都属此类。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学术热点，中国境内出土的外国钱币、国外出土的中国钱币以及能体现相互之间货币文化交流的钱币材料都是有力的历史见证，对它们的深入研究，必将推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古钱币研究正方兴未艾，越来越走向深入，与考古学的结合也日益紧密。
参考文献：
[1]蒋若是.秦汉钱币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97.
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篇9
各位史协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叫xxx，来自xx班，现在为史协活动部一名普通干事。今天我竞选的是史协会长一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一个学期的时间真的很短暂，它悄然间从我的指尖如流水般滑落，不知不觉我已经在史协呆了差不多一年，看到了协会的不断成长，也看到了协会存在的问题，当初选择史协是因为一份对历史的喜爱，现在选择留下并竞选会长更多的是对史协的一种爱，希望自己可以为史协做出自己的贡献。在这里，我学到了太多太多，不仅仅开阔了自己的眼界，拓宽了自己的知识面，更重要的是认识到这么多负责、有才华、上进的学长学姐们和聪明活泼可爱的同事们，在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例如负责、坚持、自省等等，我希望我的留下可以为史协的发展带来一些新气象，可以为即将来校的大一学子带来帮助。
史协是一个温馨的大家庭。协会成立以来，已取得明显进步，社团发展状态良好。11年9月加入协会后，我努力成为一名合格、负责、积极的干事，以饱满的热情参加了协会组织的辛亥百年知识竞赛并荣获季军，还参与了协会平常的品史交流会、欢送会、春游和社联骨干培训活动，最让我高兴的是我们小组自己单独举办了一场品史交流会和参与策划品书交流会、经济史论坛等的策划准备工作，认识到其他社团一些优秀人才，看到了自身的不足，学到了不少东西。在这些日子里，忙碌过，快乐过。每一次活动都让我获益匪浅，对协会及协会活动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特别是我们小组自己举办的品三国交流会，它让我熟悉了协会其他部门的成员，并花时间与精力在活动的策划准备上，认识到一场活动举办的艰辛程度。经过我们独立举办交流会让我在思考问题和处事方式上有了一次本质的改变。协会的工作和活动让我对协会的活动流程有了更深的了解。同时，使我的组织协调能力等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协会的生活中，我积极参与协会的每次晨读、日常活动，有较强的责任心和沟通能力，有种不怕失败、打不死的小强精神，并且这一年锻炼了与人交际的能力，认识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便于协会的对外交流合作，同时谦卑内敛的性格、仔细认真的态度、火一样的激情，这些都是一位会长所需要的。我相信自己一定能够胜任此项工作。
在积累经验和信心的同时，我对协会的这一年的所取得进步非常高兴，他们的一系列举措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协会管理机构正常运转，与其他协会的日常交流增多，协会影响力有明显提高，对外活动受到不少有识之士的一致好评。但我也看到了一些问题和我的看法：
1、协会内部交流不多，日常活动形式单一、缺乏活力。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内部交流较少，日常交流主要是工作上的交流而思想上的交流少之又少，史协给自己的定位是“给大家一个思想交流的平台”那么我们平时的日常思想交流应该增多，学长学姐应该多多带动，营造一种和谐活跃的氛围，我的看法是在招新分部门时，不仅要考虑到干事的意愿，更要考虑到协会以后日常的交流方便状况，将寝室、院系较近的干事分在同一个部门，方便他们日常的交流。针对日常活动形式单一（主要是品史交流会），我在协会微博里面看到协会的活动形式主要有参加历史博物馆或遗址、展放历史影片、举办历史讲座和历史知识竞赛、开展茶话会团组织生活、举办湖北经济学院“百家讲坛”、举办历史辩论赛、在传统节日对传统文化的宣传，我的建议是每一个月一个周期，第一周举办品史交流会，第二周开展历史小品或话剧比赛，第三周历史题材电影观看，第四周历史题材辩论赛，这样日常活动形式多样化，更容易调动会员的积极性，增强协会凝聚力，同时增强协会在文娱活动上经验和为以后举办欢送会或者校级活动准备文娱活动，提高协会影响力。
2、协会规章制度不健全，规章制度的宣传与执行不到位，协会规范性不强。这一届学长学姐们已经认识到制定并完善协会制度规章建设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已经完成了制度等的制定，只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前些天看协会博客，里面关于协会的规章制度还是很详细的，但很多可操作性不强，并且我们在日常的宣传与执行方面完全没有做好，这个需要我们亟需解决。
3、对协会名字理解的偏差，导致忽视了“文化”。历史文化协会日常活动不仅仅是关于历史或者通过历史来介绍文化，在我看来文化比历史更有生命力，并且大家对文化的认同感比历史强，而我们在日常活动上太多的是关注历史而缺少对文化的关注，例如去年的辛亥百年知识竞赛题目基本上纯粹的历史题，而很少看到考古典、现代文化的，日常交流会上基本上讲历史而不去特意讲某一文化，很多人在认识上存在不足。现在在湖经校园内，鲜有社团对古典文化或国学有所涉及，而国学、古典文化这一时期正在复苏，今后必定是一个发展趋势，史协在这一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与其他社团合作开展相关国学或者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讲述那些穿越剧的那些事儿，满足学生们对国学以及古典文化的需求，提高经院学术氛围。
4、协会活动准备不充分。在去年知识竞赛上由于种种情况导致会场出现混乱局面，影响到活动的顺利进行并且损害到协会的声誉及名声，通过看协会博客《古代史交流会总结》以及同黄鹏学长自己日常的观察，协会在活动预案以及活动排练上还存在不足，准备不充分，各种准备没有做好，导致活动场面混乱，活动质量不高。我的看法是每个活动都要有一份标准意义上的（格式、内容合格的）策划，每一份策划里面都有一份紧急预案，同时在每次活动举办前应加大重视，认真进行集体排练，相关协会管理成员进行检查，从这些日常细节做起，规范每一次活动，办好每一次活动。
5、协会在一些重要节日时未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史协应该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心系祖国人民的组织，所以史协有责任、有义务普及历史知识、传承历史文化，而在目前看来，协会在这一方面有所欠缺，比如每年的7月7日、9月18日等这些日子时，史协应该站出来在全校普及相关知识，通过与其他协会合作或者自己单独举办相关活动，不管形式内容单一，史协都应该有这份责任去担当起这个重任，让大家不能忘记历史，铭记那些屈辱，以便不重蹈覆辙，同时可以提高史协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提高协会影响力，加大与其他兄弟社团的交流与联系。还有就是例如欢送会上不仅仅是一个欢送仪式，更重要的是记住并感谢那些学长学姐为协会做出的贡献，同时应该采访那些学长学姐们对部门、协会、生活的看法及意见，大家共同追忆协会的历史，营造一种温馨的家的感觉，增强协会凝聚力；协会管理可适当多打“人情牌”，例如每个成员生日及重要日子时，以协会的名义给其一份小小的惊喜，增强大家的交流，使大家认识到协会可以是一个温馨的家，协会成员不仅是同道中人，而且可以是兄弟姐妹。
6、日常活动缺乏连续性，没有规划。我自己归纳总结了2010-2011年史协活动：出版协会第一份报纸-《经院独立评论》、招新、重阳节茶话会、改革开放交流会、秋之韵风云九十九年大型活动（首次面对全校师生）、明史交流会、圣诞联欢会、游钱币馆、辛亥革命历史交流会、日本历史交流会、春游、五一联欢会、时政交流会、《经院独立评论》第二期，大家在回忆我们这一年的活动，讲历史阶段上是由着自己想法来讲，缺乏整体规划，给人一种凌乱的感觉。我的建议是换届选举完之后协会管理班子要确定协会这一年大致举办活动的次数及名称，讲历史时应该具有连续性而不是很大的跳跃性，我们应该努力往专业化发展，而不是仅仅看我们知道什么。
这一届管理队伍，他们采取了不少新的举措，如晨读、例会、兴趣分组、干事制、欢送会、经济史论坛，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同时在对外联系与交流上成果显着，提高了协会在校园内的影响力。如果我当时会长的话，我首先会继承他们好的方法与制度，归纳总结这两年协会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同时我会将协会的重心放在协会内部建设，这一年协会迫不及待想把协会影响力提高，提高协会对外竞争力，但瓶颈是我们协会内部活动质量有待提高，协会内部成员之间有待加深，协会规章制度有待完善，学术性社团只有把自己内部建设好了才能提高自身影响力，才能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但这不代表我与其他社团交流合作，要两只脚走路，“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加深与已有合作基础社团的友谊，拓宽新的合作社团。
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篇10
关键词：全球史观；高中历史；课堂教学
当前推行的新课程高中历史教材编写上体现了全球史观，打破了传统的中国史和世界史分开叙述的旧体系，采用了政治、经济、文化、人物等专题史，中外合编的新体系。全球史观不仅表现在教材的编写上，而且在高考试题中也有所显露。同时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全球化趋势的加强，要求我们在历史教学中渗透全球史观。
一、全球史观的提出
全球史观形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最早提出这种观点的是欧美历史学家，其中以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阿诺斯最具有代表，其基本观点是：将人类社会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世界各个地区、各种文明在各自和交互的发展中，逐步打破了孤立、闭塞、分散状态，逐渐形成相互联系，融合开放的全球统一体。这种全球一体化进程是历史发展的客观主导趋势。依据这一史观，世界历史绝不是所有国家、地区及民族和文化的总和，它所关注的是整个人类和全球整体，即要求从全球整体的大视角去研究历史。这一史学观打破了以往“西欧中心论”和国别史拼凑世界历史的传统史学框架，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和统一性，来考察历史，全面探讨世界历史各个时期的时代特征、发展主流和总体趋势，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渗透。
在长期的探讨过程中，这种观点已被多数学者接受，并成为世界史研究的主导理论之一，同时也被我们中国史学家所接受。
二、培养学生全球史观对历史教学的意义
1.全球史观适应了当今社会的发展趋势，有利于培养学生注重从新史观的角度思考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当今，由于科技革命引起的世界一体化趋势加强，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日益密切。我国从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以来，更进一步向世界开放，走进世界。历史教学要适应当今形势，需要对学生进行全球史观教育。
2.全球史观有利于学生更深刻地了解不同地区历史和文化的交流和影响，在承认人类文明统一性的同时，肯定其多样性、差异性，要宽容、理解和尊重各自的文化，认清它们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3.全球史观有利于学生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中体会历史进程的艰难、曲折和进步。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人类社会有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但每一步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世界各国一个社会形态代替另一个社会形态，是经过反复斗争的结果，新旧势力的多次斗争，才推进社会向更高一级进步。
4.全球史观有利于学生把中国历史作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来学习，充分认识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贡献。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所表现出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不仅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而且随着交流、传播，推动了世界的进步。如我国的四大发明问世后，逐渐走向世界，促进了世界的文明和社会的进步。
体现全球史观，是当前历史新课程的显著特点之一，反对孤立、片面地看待历史，主张将人类社会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
三、全球史观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的运用
1.在全球史观下，就某一历史时间段，采用横向联系的方法，找出本阶段各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概括出本阶段的特点。在全球史观下，我们学习某一国历史事件，不能简单地、孤立地讲解该国的历史事件，而是必须和同一时期其他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联系起来，找出他们之间的共性和差异性，从而概括出特点。
2.在全球史观下，分析某一历史事件时，要辩证、全面地分析在历史长河中的影响，特别是殖民侵略史。我国从1840年以来所遭受的英、法、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一步步被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中国的屈辱史、血泪史，但同时也中国的近代化、工业化、全球化的开端。外国的侵略惊醒了中国这个东方大国，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外在动力。
3.在全球史观下，以时间顺序，进行纵向联系，探索和发现历史发展趋势。人类历史经历了一个从分散的、局部的向整体的、全球的发展过程。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世界各地从相对孤立、分散的状态，开始会合交融，日益连成一个整体。工业革命后逐渐形成的世界市场把世界各地紧密地联系起来，促进了各地区之间经济和文化交流。二战后特别是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不同地区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日益密切。
总之，在新课程背景下，我们在历史课堂教学中运用全球史观教学，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有利于培养学生从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去发现、分析、探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从整体上认识历史，开阔眼界，增强全球意识和国际主义精神。
参考文献：
［1］车华玲.“全球史观”与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历史教学，2006（6）.
［2］［美］斯塔夫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