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篇1
关键词：民族服饰；地域文化；风格
地域的差异性是诸多文化来源的起因，从古至今中国服饰是人类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想折射，不同地域传统文化的熏陶所形成的多元化社会意识的结晶，因而也就必然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服装地域风格、民族文化特色。在曲折漫长的人类社会文化产生和发展中，服饰文化的地域性、民族性得到了几千年的积累和沉淀，由于受到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的制约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价值和审美观念。
（1）传统服装中以图形表现地域文化
所谓世界语的传播就是指人类交流活动手段的另一种方式，在有语言障碍的问题下，借助图形语言达成某种共识。图形是设计师设计思想的体现，也是设计作品的具体表现，同时进一步地影响着人们对服饰文化的感性判断力。文字可以被图形用来作为辅助以此来表达文字的具体含义及内容，在服饰上使用具有地方特点的图形可以强化服装形象的作用，这种视觉语言，表现力极强。每个民族的图案风格，都能体现出这个民族的历史，图案纹样的产生、发展和演变，都有源可溯，这是与各民族的生产和经济密切联系的。土族服饰文化纹样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刺绣。土族妇女擅长刺绣，其民间刺绣种类较多，彩线的运用、颜色搭配都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盘绣是土族独有的刺绣技艺，迄今尚未在其他民族出现过。最早在青海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大量彩陶中发现，象网文、圆点网纹、波纹、涡纹、锯齿纹、菱形纹、回纹等这些纹样在土族民间刺绣中应有尽有。
（2）传统服装中以色彩表现地域文化
色彩在传统服饰设计中是一种重要的表现手段和构成要素，能够激发人类的各种联想和情感，某些特定的颜色本身就是地域文化的体现。地域色彩的设计要点一是具有独一无二的本土识别标志，二是具有地域色彩象征色来感染人们的情绪。白衣民族是朝鲜民族的爱称，自古就喜欢白色是朝鲜民族的传统，白色象征着纯洁、善良、高尚、神圣，同时也自称“白衣同胞”。随着朝鲜纺织工业的发展，如今朝鲜女人们穿用的衣料颜色更是绚丽多彩、不拘一格，但短衣长裙这一传统民族风格久久不变，因为它符合朝鲜美女的审美心理，充分反映了朝鲜女人温顺、善良和勤劳淳朴的美德。朝鲜民族服装的结构独具一格，笔直的袖筒与下摆、袖肚的曲线形成鲜明对比，极少的装饰，体现了“白衣民族”的古老袍服的特点。这与相隔万里的傣族妇女相比之下大相径庭，傣族多用白色、嫩黄色、水红色、天蓝色、浅绿色、肉色为服饰主打色。她们的统裙却又是深颜色的，色彩为墨绿、正红、大紫、细花、大花等。二者相配十分和谐。
（3）设计者要从创新观念的角度进行思维，运用我国的文化特色进行现代服装设计、建立品牌形象
现代服饰设计的构思是一种创新性的思维活动，是融分析、研究、发现、创造的复杂过程，设计师运用自己的文化知识、经验、感觉、借鉴、综合分析等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创造性，通过服装设计构成的元素表现主题，努力创造品牌特有的地域性文化。纵观国内的服饰品牌，文化特色类的设计占有很大的比重，如“宝黛坊”、“贝依洛沙”、“梅里裳”、“裂帛”等著名品牌，他们作为历史文化和地域性的产物，不但声名远播而且在市场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不仅是经典名牌，而且一直致力于发扬传统文化的魅力，其设计风格长期影响着市场上的同类商品，也反映出地域文化特有的强大吸引力。在服装设计中恰当的表现地域的文化特色首先就应透过其形式之实把握其精神之真，更多的关注传统地域文化，将其文化内涵化为自我修养，在设计中自然地体现，传承超越本源，从形式上重构升华，赋予整个服装设计以更高的文化格调，使人能够在设计的美感中，体会出强烈的时代特征和深邃的传统地域文化精神。
人类对于传统审美的发展是不断变化的，从而在现代服装品牌中尊崇民族风俗习惯和生理感觉是设计与探索的主要原则，同时在崇尚个性的时代也使得地域元素得到最大化延伸。“为传达而设计”的信念对设计师而言高于一切，设计的根本的宗旨是以“人”为本，设计师的义务与责任是对传统文化的弘扬。
中国是衣冠大国，中国的民族传统服装可谓万紫千红、万古千秋，作为民族识别依据来讲它是中国地域文化的一种表象特征和直观载体，也是体现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前提之一。
服饰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和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在民族研究中，民族服饰的重要性就更加明显了，有哪一位民族学工作者会忽视服饰的重要作用呢。由于服饰是人类文化的显性表征，在直观形象的服饰及其质料、形制、色彩、结构上面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因而服饰的考察和研究在民族研究中是不可缺少的一环。《中国民族学概论》一书对此指出：“我国民族的服饰是极其丰富多彩的，不仅南方民族与北方民族有别，而且同一地区的民族也各不相同，甚至一个民族的不同支系亦各有特点，但又掺杂了互相影响的因素。服饰内容的丰富，形式的优美，不仅具有工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历史文化的缩影在很大程度上给与了人们创作的源泉与启发，反之，人类艺术的结晶也无不体现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所以中国服饰起源与中国原始文化是形影不离的是同步发展的。（作者单位：新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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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篇2
一、传统精神文化对原始农耕文化的影响
在云南人口较少民族社会中，普遍保留着原始宗教残余，集中体现为万物有灵的观念。他们把这些同样能走路、能发声，有四肢、有五官的动物和同样能冬枯春荣、春华秋实有着旺盛生命力、繁殖力的植物，当成同自己一样的生灵，但同时又具有神性，加以崇拜，并通过巫术与祭祀的方法获得他们的帮助。不同的民族其宗教崇拜对象会有差异，但在崇拜对象上毫无疑问是非常广泛的。怒族信奉的鬼神主要有13种，分别隶属为氏族神灵、自然鬼灵、灾难鬼灵和民族鬼灵四类；布朗族的原始宗教里信奉的鬼灵主要有80多个；基诺族的原始宗教里信奉的鬼灵主要有60多个；独龙族的原始宗教里信奉的鬼灵主要有50多个，分为天上和地下两大类。
在他们众多的神灵崇拜中，不少民族把自己民族的祖先也作为神灵，并和其他自然神一同祭祀。这在他们的传说中也有反映：独龙族传说中的猎神、山神“仁木大”就是上山打猎失踪的猎人变成的。他管辖着山林里的各种野兽。以后，人们进山打猎，都要首先祭一祭保佑多打野兽的“仁木大”。德昂族传说《天王地母》中说，在很古的年代，世上没有人类，只有花、草、树、木。一天，忽然刮起了一阵狂风，刮下102片树，变成人，结为夫妻后，才有了人类。(2)
这说明在万物有灵的基础上不仅出现了自然崇拜和动植物崇拜，而且产生了祖先崇拜。
在上述观念的影响下，传统社会中，云南人口较少民族传统精神文化对农业的作用主要体现为：
首先，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和对自然界的错误认识，云南人口较少民族社会中，普遍保留着原始宗教残余，集中体现为万物有灵的观念，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不少民族把自己的祖先也作为神灵，并和其他自然神一同祭祀并具有同其他自然神一样的神效。这表明本民族祖先与自然界神灵之间存在的相互转换关系。在这种观念影响下，耕作对于云南人口较少民族而言，不是人们从事物质再生产的创造活动，而只是祈求从自然神灵和祖先神处获取食物的过程。收获也不是人们的耕作活动作用于自然界的结果，而是本民族的祖先神或上与祖先有密切联系甚至就是二位一体的自然神的赋予。正如费尔巴哈所言：“对于自然的依赖感，再加上那种把自然看作一个任意作为的，有人格的实体的想法，就是献祭这一自然崇拜的基本行为基础。”(3)因此，耕作和收获对于云南人口较少民族而言，只是祈求从自然神灵处获取食物和二位一体的自然神赋予食物的过程。对祖先神以及动植物等自然神灵的祭祀就显得非常的重要而贯穿于万耕火种的整个过程，形成一套完整的以农业祭祀为主的农耕礼仪。以布朗族为例，农业祭祀中对大自然的感激心理和祈求心理就十分突出。布朗族旱谷的种植技术从选地、砍地到最后打谷、装仓总共十一道工序，几乎每一道都有一定的祭祀仪式。总共有1、选地占卜；2、砍地祈祷；3、烧地祭祀；4、播种仪式；5、薅草仪式；6、割谷仪式；7、打谷仪式；8、叫谷魂。
农业礼仪在刀耕火种中的灵魂地位，恰恰反映出云南人口较少民族传统精神文化中存在的万物有灵观念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因素是刀耕火种这种生计类型产生出现的理论基础，并且对于实行刀耕火种的民族而言，也是他们的坚定不移实行刀耕火种的精神支柱。其次，对实行刀耕火种的人口较少民族而言，对家庭、氏族血缘关系的保持是实行刀耕火种的客观需要，而农业祭祀活动是保持农业生产中血缘性有效存在的主要方式。通过研究布朗族种植旱稻的生产过程发现，其旱稻的种植从选地到装仓共有十一道工序，其中选地、砍地、烧地、播种工程浩大，单家独户难以完成，一般都要互相帮助。互助者多为同一嘎滚的成员，所以地中常常排开多达十余对的男女一同劳动。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因，使得刀耕火种的生产活动还必须依靠集体，以血缘为纽带来得到近亲家族成员在生产、生活各方面的互相援助。这种物质生产方式中存在的对血缘性的客观需要，必然在精神文化中有所反映，要求在传统精神文化的体系中增加相应内容，通过系统化、制度化和各种行为规范、仪式来强化这种物质生产中客观需要的血缘性，使血缘组织观念渗透于生产生活领域，以保证传统生产方式的需要。布朗族在选地时要请佛爷念经，请寨神、地神共同来决定种哪几块地，此后在砍地、下种、割谷、薅草、装仓几个过程中，按习俗都是要举行祭寨神和家庭神的仪式。这正是通过宗教的方式来强化共同地域基础上的共同的血缘认同，而目的是满足物质生产中的对血缘性的需要。另外，如前所述，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与万物有灵的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在刀耕火种的每一个环节都有相应的鬼神存在，也就都需要相应的祭祀仪式。无论是通过宗教的方式来强化共同地域基础上的共同的血缘认同，还是通过神化的方式来突出了血缘关系对生产耕作收获的影响，都是传统精神文化作用于农业生产的表现。
二、传统精神文化对农业变革的限定性
云南人口较少民族的精神文化是在原始社会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这一社会发展阶段，其精神文化所强调的是以祖先崇拜为特征的宗教文化和具有强烈血缘色彩的氏族文化，以适应人们以血缘为纽带联系起来同自然环境作斗争的需要，其蕴含和体现的文化价值观与文化选择机制的本质也应与之相同。所以无论是古代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还是近现代的科学技术，在向人口较少民族地区传播时都会因传统精神文化价值观和文化选择机制的原因出现部分拒绝甚至完全排斥的文化选择结果。例如，在独龙江地区，随着人口的增多、土地负载量增大，使刀耕火种地的轮歇间隔缩短。相应的，土地肥力也有所下降。为提高土地肥力，曾教授独龙族使用农家肥和化肥，但按照独龙族的观念，土肥的肥瘠，粮的丰收全在于谷神卜拉，每一粒粮谷的种子从播谷、发芽、长茎叶、扬花、结籽到收获，周而复始、延续不绝，全在于卜拉。在粮谷处于发芽或结实阶段，独龙族都要祭鬼护住卜拉。因此，直到现在绝大部分独龙族仍是习惯于种没有施过农家肥的卫生田。
这一地区的农业现代化模式不能完全离开传统精神文化构造出来的文化模式，只有符合其传统精神文化的现代化指标才对这些地区的现代化建设有实际作用，传统精神文化对农业变革的限定性正体现于此。
刀耕火种是人口较少民族适应其居住地区的自然环境、气候条件而产生的一种农业类型，同时，万物有灵观念、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因素是这一生计类型产生出现的理论基础，也是刀耕火种民族坚定不移地实行刀耕火种的精神动力。所以，在现实社会和精神世界刀耕火种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刀耕火种不仅是适应自然界的产物也是传统精神文化的产物。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们一直把刀耕火种定性为原始社会生产力和原始农业，成为必须改造的对象，而以内地的固定耕作的农业模式予以取代。“一是改土造田，凡是稍微平缓的地方都开成水田，改变了独龙族不种水稻的历史。二是固定耕地，坡改地，打破轮歇制度。三是使用良种。四是施肥和使用牛耕。五是推广地膜覆盖等农业科技。这些在其他地方行之有效的方法，在独龙江峡谷收获不大，一些措施还造成局部生态破坏。”(4)当地干部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工作力度不够。
实际上，真正的原因从客观上分析是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不适于发展内地固定耕作式的农业。怒族、独龙族、普米族居住的怒江州，这一区域纵横着担当力卡刀、高黎贡山、碧罗雪山；奔腾着独龙江、怒江、澜沧江。因此，全州土地基本以高山峡谷为主，坡度大于25度的土地占总土地面积的.76.3%。而且地表可耕层薄，在这样的土地上进行深挖深犁的精耕细作短期内就会耕尽土壤肥力，并且还加速了土壤流失，土质劣化的过程。从主观上分析，刀耕火种民族相信万物有灵，因而敬畏自然、崇拜自然，在农业活动中受这种观念影响客观上形成了一系列约束和节制开发自然的行为，以表示对自然谦恭的的态度。如“为了减少水土的流失和为了不伤害土地中树木的根系，而尽可能地采用粗放的刀耕即免耕技术；为了顺应不同森林植被的生态状况，而对土地进行分类，并实行不同的耕作技术；为了持续有效地利用土地资源，亦即为了保证具有不间断的森林资源以资利用，而实行形式多样的土地轮歇制度等”。(5)由于不可能从事大规模的农业，当地民族一般在沿河流两岸的玲散土地上从事刀耕火种的简单农业，其生产工具简单实用。由于新式的农具主要适用于大规模农田开垦，故在当地多无用武之地。因此，建国以来，不仅他们的生产工具基本没有大的变化，简单农业加采集为主的生计类型模式也没有多大变化。
有上述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在独龙江地区推行内地的农业模式收效甚微是就不足为奇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年来，经过不断摸索和对刀耕火种的研究，开始在独龙江地区推行经过改进的多种混林农业模式和刀耕火种的轮作技术。混林农业“实质上是传统刀耕火种的一种模式”，由于混林农业“是刀耕火种民族熟悉的传统技术，又是一种有效的可持续利用的途径”(6)，在模式上突出了刀耕火种模式中的合理部分，也符合了刀耕火种民族的社会文化心理特征。因此在经大力提倡、恢复和发展后成为这一地区独特有效，切实可行的生存发展模式。
显然，由于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地理环境封闭、社会变迁缓慢，传统精神文化对农业的发展模式仍有很强的限定性。在现代化的建设中我们必须充分考虑传统精神文化的这种限定性以及传统精神文化中存在的合理性，不能因为传统精神文化中存在的不合理因素就否定他在构建现代农业发展模式中的作用，然后才能制定出科学的社会指标体系。
三、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精神文化功能的弱化
对比50年代的相关记载发现，云南人口较少民族的传统精神文化有了很大变化。与生产生活相关的祭祀活动最为典型。以布朗族为例。传统社会中，布朗族旱谷的种植技术从选地、砍地到最后打谷、装仓总共十一道工序，每一道都有一定的祭祀仪式。而据笔者2005年对布朗山乡老曼娥寨抽样的77户家庭的调查显示，目前在老曼娥寨中还保留的农业祭祀活动只有8月份的播种仪式、薅草仪式。见下表：
1964年对老曼娥寨解放前农业祭祀情况（《布朗族社会历史调查》，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1页）
传统社会中的农业祭祀活动是对大自然感激心理和祈求心理的表现，在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观念的影响下，耕作、收获对于他们不是从事物质再生产的创造活动，而只是祈求从自然神灵处获取食物的过程。因此，繁琐的农业祭祀的社会功能正是在于保护农业生产活动的正常进行。
笔者对布朗山乡老曼娥寨抽样的77户家庭农业祭祀活动变化的调查正反映了传统精神文化――农业祭祀对农业生产活动控制功能的弱化。其原因之一是生产技术的科学化。
生产技术的科学化主要体现在：首先举办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理论培训和现场指导培训。以布朗山乡为例，205年布朗乡举办各种科技培训40期，受训人数达9530人。(7)笔者对老曼娥寨抽样的77户中，有21户参加过科技培训，19户通过向培训过的农户学习的方式掌握部分农技知识，6户通过书报自学掌握相关科技知识；有31户从未学过相关农技知识。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捧打乡永拉嘎村，有400多户独龙族、怒族，由于采取了多种培训方法，使这个村50%的农户基本上掌握了1至2门农村实用技术，培育科技示范户62户，农村党员占24户，同时还成立了水稻、养牛、蔬菜等研究会，会员达400多人。(8)一定规模的培训无疑加快了村民接受并采用新技术新工具。对比怒江鹿马登乡赤恒底村的情况发现，从1998年到2004年，该村氮、磷、钾、复合肥以及农用塑料薄膜的使用分别从40276吨和1010吨增加到126960吨和2029吨，(9)每年分别以21%、12%的平均速度增加。此外，生产工具的变化也很快。布朗族传统的农业主要有长刀、斧、镞、锄、犁、弯镰、木齿钉钯等，所代表的生产力相对落后，截至2005年布朗乡已拥有了一批现代化生产工具，其中拖拉机215辆，碾米机295台，摩托车4223辆，农业现代化程度有了较大提高。
随着生产技术的科学化，这一趋向对传统精神文化功能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
（1）随着对现代农具、农技术知识学习、掌握和运用，一个直接的效果就是产量增加以及对其他经济作物种植技术的掌握。详见下表：(10)
作为生产技术的科学化的必然结果，经济作物的种植与产量明显增加，在粮豆播种面积有所下降的情况下（1999年为32732亩，2004年为29829亩），依靠经济作物的种植与产量的增加全乡农业总产值从1999年的1371.34万元增涨为2004年的2585万元。同样，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捧打乡永拉嘎村人均经济纯收入比实施“素质教育”工程前增36%。在掌握运用新工具、农技知识――产量增加――收入增加这一形成连锁效应的因果链中，越来越多的村民对现代农业、农技知识与提高生产效益的关系有了直观正确的认识。而随着这一认识的加深，其结果就是传统精神文化各种原始宗教的农业祭祀活动对农业活动的功能的削弱。
据对布朗山乡新曼娥寨的抽样调查表明，认为宗教祭祀对经济生活有所促进的约为38%，认为没有影响或有所妨碍的约为46%，而有96%的被调查者肯定了科技知识对提高生产效益的作用。(11)
（2）这一时期生产领域技术的科学化所形成的物质基础的变化，“必然会引起文化系统中互相关联的部分的反应”。其中必然引发与之相关联的意识形态系统的变化。因为一定的观念形态文化产生于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模式，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模式总是一定观念形态文化的客观化。如此，则不同的物质生产活动必然有与之相适应的观念形态文化，他规定了与其相适应的民族文化意识的类型，对民族文化意识的发展具有导向，或者说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形成，必然引起反映这一物质生产活动自我调整需要的观念形态文化向特定物质生产活动方式凝聚沉淀。具体而言，新的物质生产活动方式的形成和进一步的发展完善为大量吸纳与之相应的观念形态文化创造了条件。正是这一物质生产活动不断巩固发展完善的要求形成对新的观念形态文化的需求，在这种需求效应的作用下，加速了云南人口较少民族对现代文化的吸纳。
据统计，截止2005年布朗山乡已有电视机1773台，影碟机1560台，收录机262台，电话177部。(12)对老曼娥寨抽样77户家庭的调查，表明76户家庭均把看电视作为业余休闲方式之一，有12户家庭既看电视又收听广播。基诺山乡信息化程度更高一些，截止2004年已安装电话748部，移动电话1274台，87%的村民看上电视。41%的村民安装有线电视，乡政府已开通互联网，(13)其2010年的目标是，以乡民族中小学为重点建立信息化网络，建成卫星教学收视点，建立乡、校基础教育信息网络，开设信息课，计算机人机比中学30:1，小学40:1。(14)随着信息化程度的提升，他们作为文化传播途径的作用也将不断发挥。而与传统精神文化相比，主流文化通过信息途径传播的条件更为成熟，主流文化占据了大部分的空间，资源信息化的途径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主导地位，相对于少数民族传统精神文化形成了具有更大优势的强势文化，冲击改变着他们的传统观念，而逐渐被少数民族由羡慕而模仿学习。以基诺族为例：“基诺青少年传统的审美情趣正在或已经消失，就人体审美而言，象征祖先崇拜的发型已经消失；象征勤劳勇敢的耳环眼只有年长者的耳部才存在；漆齿染唇也只有部分老人保留这一习俗，青少年中绝少有把这些作为美的象征。从服饰审美来看，只有中老年人还经常穿本民族服装，其他人则很少穿，有不少青少年则公开认为，穿本民族服装‘不好看’，完全改穿汉族地区的流行服装。从文学艺术审美看，传统的文学作品除老人继续讲唱外，大多数年轻人则更欣赏影视节目和通俗书刊。影视明星成了他们的崇拜对象。”少数民族青少年的思维发展、成就动机、审美情趣，都产生变化。(15)
简言之，农业的现代化、生产技术的科学化使物质生产活动不断发展完善，其所产生的对新的观念形态文化的需求效应，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新的文化选择机制的产生。新的文化选择机制呈现出对主流文化、汉文化的盲从，而对本民族传统精神文化传承相对弱化的特点。在这种文化选择机制的作用下，同喻文化传承方式与后喻文化传承方式并存，而且同喻文化对后喻文化的传承形成冲击。所以，在同喻文化占主导传承地位的情况下，少数民族青少年更热衷于看电视、接收流行文化，而主动选择后喻文化传承方式向老人学习传统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歌曲、舞蹈的则很少。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精神文化失去了其存在的文化载体，更不可能对其社会和生产活动产生作用，发挥其社会功能。
注释：
(1)人口较少民族是指全国55个少数民族当中人口在10万以下的22个少数民族，他们绝大部分居住在边远地区，其中，云南有七个：德昂族、基诺族、阿昌族、普米族、布朗族、独龙族、怒族，总人口23万（2005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2)《独龙族社会历史考察综合报告》专刊，第一集，云南民族研究所，1983年，第101页；杨福泉：《云南少数民族概览》，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65页。
(3)《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60页。
(4)侯远高：《独龙家族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5)尹绍亭：《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50页。
(6)尹绍亭：《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52页。
(7)根据布朗山乡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2005年3月）整理。
(8)云南省农村基层干部“素质教育工程”典型经验材料选编。
(9)根据鹿马登乡1998年、2004年农业生产综合统计报表整理。
(10)根据布朗山乡1999年、2004年农业生产综合统计报表整理。
(11)高发元：《云南民族村寨调查――布朗族》，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0页。
(12)根据布朗山乡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2005年3月）整理。
(13)数据由景洪市统计局提供。
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篇3
一、研究背景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学术研究已逐步成为民族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国内学者也从多学科角度对少数民族体育进行了研究，主要研究内容为：（1）吴志平，钟宁，刘雪松等人认为竞技性和民族性是传统民族体育的鲜明特征；（2）陈青认为学校广泛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教学是时代的要求，是民族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趋势；（3）崔凤祥等分析高校开展民族传统体育课程的重要性及实施方案，刘媛认为高校开展民族传统体育课程对民族体育的继续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赵苏慈衔民族传统是现代体育发展的有机构成。（4）陈振勇认为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传承和保护。
国外体育项目的发展主要以学校体育为平台。泰国的泰拳、韩国的跆拳道与韩国传统民族舞蹈均列入相应国家高校必修课程，日本的柔道也是日本学校体育的重点项目。俄罗斯的高校教学大纲中，民族舞蹈、摔跤和滑雪占较大比重。日本将继承与发扬民族传统体育作为强国、强民、振奋民族精神、培养学生人格的重要手段。由此可以看出，这些国家对本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视程度。
综上所述，国内外对于传统民族体育的研究，有很明显的与教育系统结合的趋势，而高校作为我国教育系统这个金字塔的顶端，承担着为社会培养人才的重大责任以及科学研究的任务，因此，研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教育系统中的传承，可以丰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理论体系，为高校体育发展体系的构建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同时也为落实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以及对河北省少数民族事业，特别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均具有战略意义。
二、实证研究
研究教育系统中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具有重大意义，而体育文化正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教育意义。《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指导纲要》、《关于加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工作的意见》这两大文件的政策文件的颁布，为高校系统更好的开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契机和平台。
本研究选取河北承德的高校系统为调研对象，通过文献分析法、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法、数理统计法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就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高校系统中的传承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以达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通过教育平台进行更好传承的目的。调查时间为2016年5月1日6月1日，共收回有效问卷275份。本研究可以丰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理论体系，为高校体育发展体系的构建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也对河北省少数民族事业，特别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一）样本分析
样本中，男生比重为27.27%，女生比重为72.73%；汉族学生占样本总数的79.09%；一年级学生比重为61.82%，二年级学生比重为21.82%，样本以低年级学生居多；为受调查者中12.73%的学生入学前的居住地属于少数民族聚居区或少数民族自治区/县；56.36%的受访者参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频次为1-3次/年；63.64%的受访者每次参加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时间为30分钟以下；43.64%受访者参加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时段是课外活动，32.73%是体育课，高校体育课有引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但是力度比较小；获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知识的主要途径以书本杂志（56.36%）、传播媒体为主（49.09%）（图1）；受访者关于“今后对参加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打算”一题，50.91%的人打算“增加时间和次数”，40%的人打算保持现状，1.82%的人打算“减少次数与时间或者停止活动”。受访者关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知识最感兴趣的是“主要竞赛规则与竞赛方法”，其次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基本知识、技能”，再次是“了解和认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及民俗风情”；受访者参加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主要动机是增强体质、弘扬民族精神、增进交往、消遣娱乐、丰富生活。参加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消费内容主要是购买运动服装、观看比赛或表演的门票（图2）。
（二）影响因素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具有多种功能，休闲娱乐性、强身健体、知识传播等，是当代体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大多数学生表示喜爱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感兴趣（图3），承德的高校中，部分高校已经开设了少数民族体育课程，但因为各种因素限制，开设的面不够广，层次不够深。下面分析限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高校中开展的影响因素。
问卷中关于影响参加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主要因素共列出了12个选项，发现影响学生参与的最主要的因素是“无人指导（56.36%）”，其次是缺乏练习伙伴（36.36%）、学习任务重（36.36%）、缺乏民族体育知识（36.36%）（图4）。由此可见，学校开展少数民族体育活动是非常有必要的。学校在体育课上引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既可以解决无人指导的问题，又可以解决缺乏练习伙伴、缺乏民族体育知识的问题，同时，一定的w育活动也可以缓解学生的学习压力。
三、对策
为了达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通过教育平台进行更好传承，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建议。
1.民族地区高等院校担负起应该深化体育教育改革，加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理论研究，发扬民族传统体育的职责，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将成熟的特色民族体育项目加入日常教学，如浓郁蒙古族特色的体育项目-打布鲁，即了起到了民族文化的传承作用的同时又促进了学生的身心健康的发展。
2.建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资源库，促进少数民族体育运动的科学化、规范化、和系统化。让学生可以真正了解到这些传统体育项目的由来及意义；同时在学校组织开展相关比赛和表演项目，调动学生参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积极性，也可以通过大学生这个高素质的群团使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向更多的群体传播和发扬。
3.在教学的过程中要注意班容量的控制，尽量采取小班实践教学。少数民族体育项目一般具有很强的参与性与互动性，教师示范后学生们要多加练习才能掌握动作要领，小班教学可以提高学生参与热情和练习频率，也有利于降低教学难度和学生的畏难心理，增加教学的实践性。
4.建立高校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社团。体育社团是大学生在课余时间参与体育锻炼的重要组织部门成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社团，可以使更多的没有选这类体育课程的同学有一个了解和参与少数民族体育项目的机会。体育职能部门可以派有这方面专长的教师到社团去指导和辅导学生，水平高一点的项目还可以组织运动队，参加不同层次的比赛，也可以组织具有民族特色的学校级别的一些大型活动，为校园的特色文化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
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篇4
随着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的发展和后现代空间生产特征的凸显，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类型和模式逐渐多样化、复合化。以往关注的几种类型与模式，已远不能涵盖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的主要类型和发展特点。同事，相关研究主要分属旅游管理学与旅游人类学（民族学）两大领域，学科泾渭分明，鲜有交合。基于此，笔者尝试从空间生产视角，根据民族文化遗产作为旅游资源存在及被旅游利用的地理空间形式，将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的主要模式确定为旅游空间原地生产、旅游空间本地生产、旅游空间异地生产3类，每一类空间生产模式亦可涵盖诸多类型，几乎所有的民族旅游类型都可包罗其中。page认为，研究者理解旅游现象本质的方法是系统论方法。这种方法的主要目的是将现实世界复杂的旅游活动合理化和简单化，并用很多强调旅游内在联系的要素来表示。③本文通过建立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统一体系统进行研究。该系统由主体（利益相关者）系统、民族文化旅游空间系统、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过程系统、影响因子系统4个子系统构成。主体、空间、过程、影响因子既是统一体系统构成与运作的核心要素，又是统一体系统分析的4个基本维度。其中主体（利益相关者）系统包括文化保护传承主体（民族文化持有者、旅游社区、文化保护社团）、经营主体（旅游开发企业、旅游从业人员）、观赏主体（旅游观光者）、政府主体；影响因子系统包括政策、制度、环境、人才、资源、市场、媒介等因素；民族文化旅游空间系统即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的空间生产系统，包括旅游物理空间、旅游景观符号空间、旅游参与体验空间；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过程系统指文化旅游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状况和过程。模式类型的比较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从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多元化的具体实践中，探寻一般规律和最有可能实现民族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的创新模式。云南作为民族文化大省和旅游大省，具有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资源与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类型。笔者选取了5个涵盖原地、本地、异地3类旅游空间生产模式，以及国内民族旅游主要类型的代表性民族文化遗产旅游景区作为研究个案。①
二、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主要模式类型的特点及比较研究结论
（一）不同模式类型的特点及其创新性
西双版纳傣族园，属于民族旅游特色村与新农村建设一体化、旅游空间原地生产模式—少数民族旅游村寨类型。剧场化旅游空间与生活化旅游空间的并存是其特色。竹楼民居建筑环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性展演、特别是“傣家乐”旅游特色经营户的涌现，使游客与村民全面接触，村民的部分私人生活空间转换为旅游公共空间，为游客提供了原真性的文化体验，与旅游公司主导的剧场符号空间形成互补。少数民族文化遗产通过以民族文化持有者自身为主、包括基层政府、旅游公司多主体参与的生活化旅游空间的生产而得以保护利用，则是少数民族旅游村寨类型的创新性所在。丽江大研古城，属于世界文化遗产与区域性中心城市一体化、旅游空间原地生产模式—世界文化遗产城市类型。丽江大研古城的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系统可分为两个层级：一个是政府主导的历史文化空间保护利用层级，囊括自然风物、历史文物古迹、纳西传统民居、广场民族歌舞打跳等景观与民俗文化氛围；另一个是旅游企业、民间文化社团主导生产的旅游空间节点层级，它以东巴纸坊、纳西古乐厅、纳西喜院、雪山书院等景观符号与参与体验空间为标志。强大的政府支撑和政府与民间相辅相成的层级结构，是城市型世界文化遗产在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方面的突出优势。楚雄彝人古镇，属于民族文化主题公园与旅游地产社区一体化、旅游空间本地生产模式—后现代旅游地产社区类型。彝族文化作为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本和公民权的标识，通过彝人古镇旅游空间生产方式进入社会公共空间，后现代古镇强大的包容性和吸附力，催生了广泛多元的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主体，从政府到民间文化社团、彝族群众，乃至城镇各民族，都以此为民族自治地方文化标示和文化保护传承场，自觉参与到文化旅游与文化保护之中，凸显了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的主体地位。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旅游地产社区类型，在借助后现代的城市景观建设进行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方面具有创新意义。丽江玉水寨，属于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主题公园与民族文化传承基地一体化、旅游空间本地生产模式—民族文化传承基地类型。玉水寨东巴文化旅游景观生产的特点，一是对以前仅局限于东巴经书的主要神灵和祖先形象通过壁画、雕塑等形式进行了开创性的符号化生产，使其走向世俗社会，对东巴文化精髓起到弘扬和传承的作用，同时极大丰富了文化旅游的内容和形式；二是该景点作为东巴文化民间传承保护基地，利用景区与传统民族村寨邻近的地理优势，创造性地开展“景区＋东巴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确保真实民间民俗活动成为文化旅游展示主要内容。以民族文化传承的主体性与旅游展演的真实性为前提，谋求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的良性互动，是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传承基地类型的突出特点和优势。云南民族村，属于都市民族文化主题公园与民族文化传承基地一体化、旅游空间异地生产模—都市民族文化主题公园类型。民族村积极引进和培育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其主管部门滇池旅游度假区管委会向政府部门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目。这种由景区及其主管单位共同培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传承人的机制，云南省独此一家。“博物馆＋民族村寨”的展陈形式与“主题公园＋地州民族地区”的合作运行模式，是都市民族文化主题公园成功进行较大规模民族文化遗产异地集中保护利用的创新。
（二）通过旅游空间系统比较得出的结果
原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均值4.03）所具有的文化旅游资源本真性强，在整体、动态的保护利用方面具有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处于民族自治地方的本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均值4.31），因“景区＋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的空间格局，而具有吸纳民族文化持有者及多元保护主体的强大包容性，这是其突出的优势。异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均值4.27）在集中展示民族文化遗产资源及旅游景观、旅游产品生产方面体现出较强的文化旅游产业水平。就旅游空间系统整体而言，3种空间生产模式类型都具有“核心景观（区域）＋民族传统文化区域”这一共同的空间结构特点；注重以文化持有者主体为中心的“旅游—生活空间”的营造和建设，是所有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发展的共同趋向。不同的是，不同空间生产模式类型的民族传统文化区域的文化真实性、空间范围及其与核心景观（区域）的结合度不同。
（三）通过保护利用过程系统比较得出的结果
3种模式5种类型的过程系统，都表现出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之间良性互动的时代特点。本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均值4.51）对文化遗产保护、创新发展与宣传弘扬的效果较为突出，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的互动效果表现优异。原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均值4.04）的保护主体以文化持有者主体与开发企业、基层政府部门为主，较为单一；而本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和异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均值4.34）的保护主体则较为多元化。
（四）通过主体（利益相关者）系统与影响
因子系统比较得出的结果原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均值4.09）由于在民族文化原生地进行景区建设，涉及管理开发单位与社区居民（原住民）之间、地方政府社会管理与景区规划建设之间的利益协调，所以利益相关者较为复杂。本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均值4.39）和异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均值4.24）均属于旅游企业主导开发的自主新建实体，它主要受到市场、旅游企业自身规划与管理运作模式、文化持有者参与因素等影响，其利益相关者较原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的简单，社会效应表现较好。
（五）通过创新性比较得出的结果
原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的创新性和发展优势（均值3.92），较其余两种模式差。本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在创新性和发展优势方面表现突出（均值4.39），异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次之（均值4.37）。
（六）通过旅游利用与保护统一体系统整体效应比较得出的结果
一是旅游利用与保护统一体系统的评价值与系统综合社会效应成正比，评价值越高，系统的综合正效应越强；反之亦然。二是各子系统评价值的差距大小与各子系统之间的力量强弱成正比，各子系统评价值的差距越大，其相互之间越不均衡；评价值越高的，其积极作用越大，反之亦然。基本结论是：本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在空间系统、过程系统、影响因子、创新性等方面均具有较为突出的优势，其总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正效应非常突出（均值4.40）。异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与其差距不大，各子系统及总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效应均较理想（均值4.31）。原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虽然总的社会效益尚好，但与前两种模式类型形成较大差距（均值4.02）。由此推断，本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应该是民族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创新模式的理想类型。保证景区内民族民俗动态展演的真实、保持景区与原生民族村寨稳定而合理的空间结构与文化展示合作关系，是创新模式的突出特点和关键所在。
（七）文化旅游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共性问题及特点
比较研究揭示出文化旅游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存在一些共性问题。如因民族文化遗产持有者主体与文化保护主体分离而导致文化失真、主位与客位的价值认知差异等。有学者提出，“保护主体”与“遗产主体”分离悖论的形成，是由于遗产化过程中的“权利失衡”导致的。①此外，还与景区规划设计与呈现民族文化遗产的方式手段、游客的文化背景及文化需求等因素也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不少民族文化旅游景区，内部东方主义②往往成为旅游策划者与部分游客不自觉的视角，少数民族文化的传统性被视作“落后”，成了卖点。多点民族志研究揭示，文化旅游产业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具有景观符号化特点及发展趋向。文化遗产的符号化生产，是由文化遗产本身文化与经济（资源）的二重属性决定的。民族文化遗产的符号化生产，是旅游规划设计、少数民族族性展演与游客文化体验三者互动的结果，是在文化旅游产业背景下再现文化遗产当代价值的文化再生产，是利用历史古迹、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传统手工技能等文化资本，制造旅游产品、实现经济价值的商品化生产与社会化生产。它意味着文化意义、价值观念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固定地附着于模式化的物质实体，并生产出旅游消费社会广泛认可的遗产“符号”。因此，它使文化遗产不可避免地遭遇模式化、碎片化、空壳化、庸俗化及脆弱性之危机。①伴随文化遗产旅游的发展，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景观符号化特点及发展趋向越发明显。
三、文化旅游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利用
（一）民族文化遗产的性质及保护利用效果的评价标准
文化是人类适应环境的方式与产物。人与环境是文化产生的两个核心要素。就民族传统文化而言，民族文化持有者是传统文化生产的主体；民族传统生活是民族传统文化生长的原生境。对于景区内以旅游景观形式呈现的民族文化而言，其已脱离了文化本来生长的原生境。按列斐弗尔有关空间生产的理论，②少数民族文化持有者从民族传统村落空间到旅游消费空间的转变，其实是从表征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space）或生活的空间（thelivedspace）到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ofspace）和构想的空间（theconceivedspace）的过渡。前者是少数民族生活的真实完整的空间；而后者体现旅游景观符号系统的制造与呈现、旅游产品舞台化再现与产业化开发，是游客参与体验的主要空间。笔者认为，在文化旅游背景下，只要有民族文化持有者的参与，民族文化旅游景观就并非是无根的移植文化、模拟文化和纯粹的人造景观。这种真实文化主体与旅游景区环境共同构成的新的文化生态，可称作民族文化的次生境。作为旅游景观形式呈现的民族文化，可以理解为是在文化次生境中被不断再生产的民族文化。以民族歌舞表演为例，民族歌手在传统民歌曲调的基础上将不少歌曲翻译成汉语演唱，或嫁接了现代生活内容。以少数民族传统手工技艺的生产性保护为例，各种景区手工作坊所生产的旅游商品，虽传承体现了民族传统工艺技法，但在商品内容及形制上却融合了当下旅游市场的需要与游客现代审美需求。对文化旅游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效果的评价，应与文化原生地有所不同：因为其被卷入了旅游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无法避免地被打上了文化商品化、景观符号化与产业模式化的印记，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文化遗产实现文化价值的前提条件。文化旅游背景下的民族文化遗产，由于受大众传媒、市场经济、文化旅游产业、旅游开发企业的规划与管理运作模式等诸多因素影响，其文化本真性③及价值的判定、文化诠释的权力还在于少数民族文化持有者自身。即便旅游场景下的民族文化成为一种舞台化的真实，成为一种“产品”，但只要原住民群体珍视它们，并按他们认为合适的方法来制定合适的商业规则，那么就可以认为这种产品具有真实的文化内涵。也就是说，旅游导致的商业化并不必然导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的破坏，关键在于规则的建立。④那么，文化旅游背景下评判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效果的唯一标准只能是“激活民族文化遗产的生命力”。事实上，文化遗产旅游为民族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提供了传统生活与现代经济密切结合的、文化再生产的机会。民族文化遗产充当了旅游资源与资本，通过旅游市场实现了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旅游消费空间所展现的民族文化保护利用主体不再单纯，除民族文化遗产的持有者（文化主体）外，还包括景区企业精英（专业规划人员与文化专家），甚至还包括各类官方与民间的文化保护机构和个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了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再生产。当民族文化遗产被旅游产业制造成一种社会化的景观而进入社会公共空间时，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会被社会认知和接受，那么，一种少数民族主位保护与客位（社会大环境）保护相结合的社会氛围就会逐渐形成。虽然文化持有者作为核心主体，有被旅游制度与旅游企业安排的被动一面，但也有参与文化再生产的能动性、创新性的一面。从文化遗产保护效应看，遗产旅游体现了民族文化遗产的现实价值、文化遗产活态保护与发展中保护的理念。
（二）民族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的基本原则
民族文化遗产的可持续旅游利用与保护，包括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及文化遗产在旅游利用背景下的可持续保护两方面。基于多点民族志的初步研究，笔者认为，实现文化旅游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的基本原则有二：一是须遵循文化旅游产业与文化遗产自身的发展规律。民族文化遗产具有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属性与价值，其经济价值只有通过旅游商品化与产业化才能实现，旅游产业的发展需要市场调节；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确立文化持有者的主体地位，需要政府扶持以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网络。二是民族文化遗产只有通过利用重新诠释其文化本真性、体现遗产价值，才能获致持久的生命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方式保护与活态旅游景观建设，应是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良性互动的核心内容。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解释，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但存在于民众的生活当中，而且还要随着新的时代得到传承、发展与创新。JamesClifford指出：“不能将本真性定义为一个被抢救的过去。相反，本真性应被重新建构为一种立足当地、存在于当下、面向未来的创造性活动。”①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旅游的核心内容，其本真性是民族文化遗产旅游生命力的基本保障。方李莉提出，对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应该在其基础上进行创新，将其变成新的文化的一部分，创新是一种更深刻的保护。②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的意义，就在于借助文化旅游这一平台让民族文化遗产通过价值和功能的体现而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三）民族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的主要途径
重建“旅游—生活空间”的文化生态系统，推广“景区＋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的本地旅游空间生产创新模式，是实现文化旅游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的主要途径。基于5个代表性个案的比较研究，笔者提出“旅游—生活空间”概念。空间是主体性存在与策略实践的场所。“旅游—生活空间”是探讨文化旅游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的核心概念。其包含符号化、剧场化的旅游景观空间与生活化的旅游空间（向游客开放的少数民族真实的民俗生活空间）两个层次，亦指以游客为核心主体的旅游空间，以及以少数民族文化持有者为核心主体的生活空间的交融并置。符号化、剧场化的旅游空间以符号生产、舞台展演、模拟再现为标志；生活化旅游空间以民族文化持有者及其真实的民俗生活为标志。③研究表明，不论哪一种旅游空间生产模式类型，其民族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与保护，往往表现出剧场化旅游空间与生活化旅游空间相互交融的结构特点与发展趋势。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的效果，与“旅游—生活空间”的强弱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旅游—生活空间”的强弱，意味着民族文化持有者主体能动性、参与性的强弱和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性、生命力、价值感的强弱，还与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主要内容的活态保护传承有着直接关联。这些直接关乎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利用与保护的基础与效果。要实现文化旅游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利用，就要进行“旅游—生活空间”强大文化生态系统的培育与建设。“旅游—生活空间”的文化生态系统重建，实质是对旅游利用—保护统一体系统进行民族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原则的重构，必须对不同子系统、特别是不同层级的旅游空间施行不同的建设策略。关键在于，通过广泛吸纳少数民族文化持有者、民间文化社团及社会民众的参与，保证景区内民族民俗动态展演的真实，保持景区与原生民族村寨稳定而合理的空间结构与文化展示合作关系，体现文化持有者的能动性与民族文化保护主体的多元性，同时兼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保护传承与旅游市场化利用。由于文化旅游产业背景下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具有景观符号化特点及发展趋向，“旅游—生活空间”的文化生态系统重建的意义，还在于抑制过度的符号消费，发展体验经济，保持一定程度或范围的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比较研究表明，“景区＋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的本地旅游空间生产模式，是民族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创新模式的理想类型，应得到大力推广。
（四）民族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利用的保障机制建设
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篇5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涵；发展；认识
民族传统体育是从民族共同体文化中剥离与凸显出来的一种民族体育文化形式，是人类社会文化的补充与完善，除了具备一般文化的特征之外，还具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和民族文化特征。为此，全面、系统、科学地认识民族传统体育，是振奋民族精神、加强民族团结、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保证。
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
在人类民族文化的原始积淀期，由于生存区域与生存环境、生产劳动与生活方式、文化积累与传播的不同，民族文化共同体中许多具有教育、娱乐、健身功能的社会活动凸显出来，共同构成民族传统体育的内容和方法体系[1]。它寓竞争、娱乐、广适、地域及艺术观赏性、趣味性为一体的综合运动形式，涵盖了“性命双修、心身并育”的生命整体优化理论，把人与环境视为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流的统一体，并把人体功能的强化和优化看作是一个精神同物质紧密联系的统一体活动[2]。它既是自贯一身、稳定的精神物质文化，又在历史环境的变迁中不断改变其具体的结构式样，呈现出多姿疯狂学习的差别。这种在相承相续中渐进发展的趋向，使得我们民族文化的形成在历史演进中开放出灿烂的花朵，孕育出丰硕的果实，突出地再现民族特色、民族心理和民族意识。
第一，劳动过程中的各种思想物化品为民族传统体育的产生、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这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涵中最高层次的部分。生产劳动是人类区别于猿类的特征，又是文化创造的开始。当人类作为自然生态环境生命类开始文化创造活动的时候，即使是最粗糙的简单文化，也无不是从自然存在物直接加工开始的。而文化成果又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物质劳动过程中，其技术、社会和价值方式都作为相当复杂的文化体系而存在[3]。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发展的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是一个民族在特定区域、特定的社会人群，伴随着一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生产中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物质体育文化现象。
第二，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人类社会一项特殊的文化活动方式，孤立的个体活动是不存在的。尽管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常常通过个人的行为方式来体现和进行，但永远脱离不开社会的联系而受制于社会，永远是物质文化的产物。同时，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又离不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制约和影响，并为一定社会关系所包围，这种社会关系不论是以物为对象，还是以人为对象，其参与活动的行为包含着社会以人为中心所形成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所形成的血
缘、地缘、行业的组织关系；所形成的和风俗习惯，表现出规定性、固定性、制约性的链接方式。从而使社会的人按照一定社会所提供的规定条件和可能，依据一定社会所特有的体育方式进行活动。
第三，反映在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当中的民族意识、文化心理、哲学思想、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规范、审美心理，是人类精神生活领域的文化，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核心部分。它是围绕民族体育活动方式，通过抽象事物的艺术表现，来改造人的精神世界的物质内涵、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最终依托体育活动来改造人的主观世界。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作为验证人的物化世界能力的象征，最根本的是促进了民族心理素质的升华。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费孝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一个民族“总是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代表这个民族的标志”[3]。因此，民族心理素质是社会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条件综合作用于民族传统体育精神文化面貌的表现与结果，是民族传统体育生存、发展之灵魂。
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特性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呈示民族的精神面貌和价值取向。民族和文化是两个密切联系的概念，民族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文化，而文化则是构成民族的要素。[4]
（一）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
这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基本属性。任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必存在于特定的地域空间和具体的历史时间之中，蕴涵这一文化的民族特性，也反映出这一文化发展的时代性质。各民族的体育文化，因其民族性而呈现有别于其他民族的体育文化特质，又依其时代性而融汇成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共性特征。
民族性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代表一定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积淀与特定地域文明的特点，表现为该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类型。时代性则体现体育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共同特征，反映文化发展由低向高的发展方向和文化之间传播、交融与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表现为体育文化发展阶段的标识和特定的文化类型所展示的时代风貌与精神。
民族性与时代性统一，民族性存在于时代性之中，时代性反映民族性的共同特征，不存在绝然独立的文化属性。正由于二者的统一，衍生出体育文化的整体性与独立性、连续性与阶段性、自主性与互赖性、兼容性与选择性等等的有机共生。这些特性又表现为民族意识与全球意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民族意识是民族体育文化的本质特征所在，全球意识则从世界和人类体育文化发展的高度拓展了各民族的文化视野。民族精神展示出一个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生命力，时代精神则代表体育文化发展的方向和历史演进的阶段特征与风貌。
（二）涵延性与主导性的并存
文化的涵延性系指一种文化所具有的兼融涵括、多元共生与传承延续、传播吸收等特性；主导性则是指文化的多元复合结构中，必然呈现该文化的主导倾向，包含明显的价值取向和民族特性。文化的涵延性与主导性并存，反映着文化存在的结构特性。文化是一个涵延广博的概念，有其丰富的内涵，诸文化因素多元交汇，文化传统的历史延续同文化发展的时代新质共集于一定的社会空间。文化创新是以一定的优秀文化传统之弘扬为前提的，新文化不可以完全独创出来；并且，文化演进还是文化发展多元因素相互吸收、兼容并蓄的过程。正是在继往开来与传播互感的文化整合中，民族文化得以实现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发展。
从文化的涵延性来看，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非常典型地证明了文化特性的客观存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无论从悠久的历史传承还是从广博的丰富内涵以及辽阔的地域分布上都具有鲜明的典型性。从文化的主导性而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历经数千年不衰，其交融会通的强大生命力之中，展现出立于主导地位的、与时展相适应的文化特质，居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地位，成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反映出民族文化的主导性特性。
（三）兼容性与选择性的一致
兼容性不仅包括了涵延性所规范的文化多元复合与传承演化的因素，而且含指文化发展中精华与糟粕、进步与落后等等因素的并存。有可能区分出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又有许多无法绝然判定的交汇复合内容，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或具体的状况情形下，精华与糟粕的判定受到时代的局限，也受到评判主体的制约。
选择性指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选择、吸收所需养分以补充、壮大本体文化、排斥不适应自身需要的民族文化的内在机制。其包括民族文化自身特有的选择、排斥功能，具有客观规律性的特点；又由于文化选择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人进行的，从而也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意义。选择性同样不能独立存在，也受到兼容性的影响。文化的选择、排斥功能是在兼容性的规范下实现的，选择的结果不是使文化成为单一因素，而是丰富和发展了兼容性。兼容性一样受到选择性的制约，选择的结果是使兼容并包的各种文化因素根据民族的需要和时代的要求而“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被排斥、淘汰的因素则失去生命力，这就是民族文化发展演进的过程，也代表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过程。
三、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动力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动力表现出三个主要特征，即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继承发展、借鉴吸收外来文化并进行适应本体文化需要的选择和汲取、以及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而进行的会通创新，这三者又是密不可分的同步过程。
（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凝聚力
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体现为其民族精神。“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它产生于民族的历代生活，成长于民族的重复实践，形成为民族的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简单说来，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5]
历史证明，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其强盛发达国泰民安的时期，往往就是政策开放、民族平等、文化交融、百花齐放的时期。固步自封意味着保守落后,开放创新才是民族兴盛文化繁荣的契机。中国有句名言叫“有容乃大”，民族繁荣是各民族平等相处相互尊重的结果，尊重各民族文化的独立个性和存在价值，促进各民族间体育文化的相互沟通和交流，才能取长补短不断完善。
（二）交流互感是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推动力
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史就是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史，也是对外开放的文化交流史。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民族的文化，除了时代差异外，还有地域和民族特征的差异，在数千年中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长期地、不断地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又是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结构。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各区域、各民族体育文化的荟萃，交流互感是民族文化发展的推动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交流，有民族间及民族外两种类型。各民族的认同、亲和与交融，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之间的接触，无论表现为交易、和亲、联盟的友好方式，还是掠夺、复仇、征服的冲突形式，客观上都使民族体育文化得到相互的撞击触发与交流影响，有利于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融合。正是在各民族生息繁衍和相互交流中，积育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养分与动力。各民族的文化聚集和交融，共同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
（三）兼融会通是民族体育文化绵延的内驱力
任何民族的体育文化都有其空气和土壤，有自己的载体和灵性；任何民族体育文化都有其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以及尊重和学习其他文化的义务；都有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与汲取融合其他民族文化进行发展创新的责任；也有共同繁荣人类文化进步的历史使命。各民族的文化发展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既有不同的民族特色，却同处并存相互联系，都是其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交互作用的结果。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不可能在静止和封闭的状态中发展，都是其内在的新旧更替、进步发展的矛盾运动和外部的文化触击冲突、汲取融合之合力的作用。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兼融会通特质成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绵延的内在驱动力。
（四）整合创新是民族体育文化长存的生命力
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基本特性集中体现为文化的内在调制与外在互感功能，通过涵延传播、汲取更新来实现新文化建设。开放与交融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衰的动因，整合创新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长存的(下转第82页）
（上接第74页）生命力。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兼容并收、各民族间的交融会通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而与外来文化的撞击吸收、整合创新是其强劲生命力的重要因素。
（五）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繁荣是民族复兴的最终表征
民族传统体育是由中国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是由各个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习惯等文化创造汇集而成。历来年举行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规模一届比一届盛大，项目一届比一届丰富疯狂学习，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与文化艺术融为一体，将民族体育按照固定的节奏一浪接一浪推向高潮，展示了民族体育文化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是由民族文化创造汇集而成，具有共同的基本属性，融会于民族文化的特性之中，这种基本的属性，既可以反映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又表现出兼容性和选择性的一致。从而使全民族对民族文化发展特性认识的同时，充分参与、占有和分享属于全民财富的社会主义民族体育文化。新晨
“只有民族才是世界的”。现今世界上任何一项流行的体育项目，都源自于各国的民族体育项目，它们同样是在一定的地域受一定文化影响而逐渐形成的，后来随着经济发展、文化渗透、使团表演、广泛普及而逐渐成为世界性的体育运动[7]。实践证明，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优点和长处。所以才能在世界上和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中占据应有的位置，每一个有生命力的民族，都能够在同外来文化的交流中取长补短，不断完善和发展自己的文化，这就是文化的创造性。同时，我们的创新还必须树立全球意识，从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上把握中国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脉络，只有立足于全球性的意识，才能深入理解和吸收外来文化进步的文明，并与本民族文化发展的实际需要进行有效的结合和创新。
四、结语
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的先哲们在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氛围中创造、选择、发明和发展起来的民族传统体育，历尽沧桑，经久不衰，推动了我国数千年体育文化的发展。尽管时生了变化，但蕴藏在其深层的民族文化精神，仍然影响着人们今天的思想和观念，其体育方式仍为各民族人民采用，运用人类学来加以研究，在强有力的理论指导下开发这个蕴藏量极大的资源，可以为中华民族体育全面走向世界，促进国际体育文化的大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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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篇6
关键词：大众传媒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意义 作用
基金项目：2011年度北方民族大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前期培育《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体系的研究》项目，编号：2011QSp09。
当今，大众传媒已成为社会文化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凭借自己提供的精彩体育赛事吸引了大量观众，这一社会现象又吸引了众多新闻媒体的报道和关注。大众传媒通过报道体育赛事为自身带来可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也正是由于搭载了大众传媒这个有效的传播工具，才得以迅速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如果不借助大众传媒，这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仅靠自身的能力去发展，其作用和影响力是非常有限的。大众传媒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意义和作用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进程中不得不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因此，本文以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为切入点，通过探讨、论述大众传媒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意义和作用，进一步弘扬、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1986年，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行的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期间，国家民委和国家体委联合组织举办了首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学术研讨会，会上达成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的统一认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指：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长期流传于各少数民族中的具有浓郁民族性、地域性特征的以强身健体和娱乐为主要目的的民族体育活动[1]。
二、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大众传媒能极大的促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当人们物质生活达到一定水平，追求精神享受和发展更高层次的需要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竞赛这种雅俗共赏的、大众化的文化娱乐产品将逐渐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一部分。通过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竞赛产品的综合开发，不仅使更多的人们欣赏到高水平运动员的竞技表演，从而激发他们从事体育运动的爱好和兴趣，自觉投入到体育锻炼的实践中去。还能更好地满足人们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可以说，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大众传媒的互动有着重要的社会价值和经济效益。因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大众传媒，二者之间具有相互作用、相互需要、相互促进、互相适应、优势互补、借力共赢的关系，建立起良性互动的关系是二者共同奋斗努力的方向。
三、大众传媒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意义
1、有利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弘扬和普及
目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普及程度较低，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并未得到大范围的传播和弘扬，人们接触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机会较少，这些都将阻碍少数民族体育运动的发展。在传媒高速发展的今天，媒体己经深入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必须依靠大众传媒，借助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通过全运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单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比赛等赛事加强宣传力度和影响范围，使文明古国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得到长足、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使人们对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进一步了解认识、参与和喜爱。
2、有利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交流、传承和发展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数千年历史的文化遗存，有深厚的人类文化积淀，具有独特鲜明的文化个性特征。通过大众传媒的宣传、展示和报道，体现了各民族不同地域、不同语言、不同经济生活方式和各民族的差异性，不同民族的体育文化蕴含着本民族本地区长期积淀形成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和民风民俗，进一步有利于发扬和传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3、有利于各民族凝聚力、团结、和谐关系的构建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种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交织着各民族的生活习俗、生存环境、文化模式和民族心理，体现了民族文化中的民族性与地域性的特征。它同时具有强身健体、文化传承之效及促进民族团结和各民族间交流的作用。随着纸媒、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传播媒介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普及，大众传媒为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也为各民族之间搭建了一个交流的平台。同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蕴含着鲜明的地域色彩、浓郁的民族特征、丰富的文化底蕴，增加了新闻报道中的趣闻性、娱乐，而其可参与性将会更吸引更多受众的眼球，使少数民族体育运动项目走向全国，走向世界。通过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宣传和报道，可以弘扬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优良传统，推动各民族团结，推动形成平等友爱、团结合作、温馨和谐的民族关系。因此，加大对少数民族体育的报道，不仅有利于广泛开展大众健身活动，而且有利于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富和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4、有利于各民族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
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我国的少数民族基本上都居住在祖国的西部，民运会的举办促进了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在政治上，通过民运会进一步加强了领导外交的活动，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在经济上，历届民运会的举办都会带动当地旅游业、餐饮业、交通运输业等服务产业的发展。在文化上，少数民族同胞可以把自己的文化带进来然后再把举办地先进文化带回去。四年一届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通过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的报道，将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给每一个受众，通过网络的传播让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人都能感受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和发扬，弘扬民族体育文化，发展民族体育事业和促进各民族团结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四、大众传媒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作用
1、推动宣传，扩大知名度，传播与沟通作用
大众传媒积极推动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起到了有效的宣传作用，扩大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知名度，有利于传播与沟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比赛信息，有利于塑造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健康形象，并进一步丰富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体育的文化内涵，更好地弘扬和传播了民族体育精神。
2、培育消费市场、推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作用
大众传媒培育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潜在的消费市场，对于扩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市场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消费市场是需要培育的。传媒如果能够客观认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在传播过程中正确引导人们的观念，将在民族传统体育市场培育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3、有利于推广和开发新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促进民族传统体育资源配置优化的作用
大众传媒培育和扩大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观众市场，有利于催化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进程，有利于推广和开发新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促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资源配置的优化。电视通过商业包装使体育比赛的娱乐性增强，将体育比赛的观众从经常参加体育运动的人发展扩大到那些极少看，甚至从不参加体育活动的人们，激发了社会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体育更多的认同感。大众传媒的关注程度对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资源配置的优化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领域中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进行合理的流动，更好地推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五、结束语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人类步入信息时代与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大众传媒已经发展成为集影视、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种传播方式为一体的大型产业，其独特的功能和强大的社会作用已经成为促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成为促进西部地区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发展的加速器。没有大众媒体的介入想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和民族地区的特色文化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的人们认识、了解和接受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通过大众媒体进一步宣传、弘扬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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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篇7
摘要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必然之势，对保护土家族的传统文化，促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健身项目体系化具有现实意义。本文通过文献资料、专家访谈等研究方法，就鄂西少数民族摆手舞健身操文化的保护与发展进行了探究，研究认为，摆手舞健身操文化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之一。鄂西少数民族摆手舞健身操文化在开发中面临着法制机制不健全、组织管理机构不完善、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鄂西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滞后、文化宣传力度不够等问题，提出完善少数民族摆手舞健身操文化保护的法律法规制度；建立健全相关组织管理机构；加大各种媒体的宣传力度；深化鄂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遗产保护工作；大力发展鄂西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
关键词少数民族摆手舞文化保护
一、提出问题
土家族是一个有语言而无文字的民族，一些历史的保留和文化的传承沉积在民族传统体育形式之中。由于这种特殊的原因，摆手舞的存在对于土家族来说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作为土家族传统体育活动，不仅带给人们美的享受，增强了族群认同感，还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土家人。人们在摆手活动中身心愉悦，既了解本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也感受到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
来凤县地处湘鄂渝三省市交界的群山之中，是中国第一个实行土家族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拥有较多较为完整的土家族自然村落，其中百福司镇舍米湖村因摆手舞文化的传承较为完整且具有鲜明特色而闻名，号称摆手舞之乡。这里的摆手舞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几乎没有中断过，具有活化石般的价值。本文以该地区流行的土家族摆手舞为研究源头，在现阶段我国民族健身操广泛开展的基础上，力图通过深入的调查来理清摆手舞健身操在该地的传承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保护与发展策略，为摆手舞民族健身操的传承与创新提供参考。这无疑对保护土家族的传统文化，促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健身项目体系化具有现实意义。
二、鄂西少数民族摆手舞健美操文化保护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法制机制不健全
法律法规是保障民族文化发展与传承的重要依托和文件，其具有强制性，可以对少数民族摆手舞健身操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然而，目前梳理相关法律法规文件发现，已有法律法规鲜少有对鄂西少数民族摆手舞健身操文化的保护作出明文规定。正因为缺少了相关法律法规条文对鄂西少数民族摆手舞健身操文化的保护，导致鄂西少数民族摆手舞健身操文化缺乏法制保障。当然，也有部分法律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保护作出了规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十五条规定中就有提及到保护民间传统体育文化的发掘、整理和提高。《学校体育工作条例》第四条中也规定了学校体育工作应重视传承与发扬民族传统体育。然而，这些法律条文与规定尚不足以保护鄂西少数民族摆手舞健身操文化。
（二）组织管理机构不完善
鄂西少数民族摆手舞健身操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离不开组织管理机构的保障。这是因为鄂西少数民族摆手舞健身操文化的发展需要相关组织管理机构给予资金、政策和场地设施等保障。调查发现，鄂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部门在管理沟通、配合、协调上没有健全的制度，有些体育活动的开展不能明确主体，也缺少民间体育社团或协会的联系，导致有些工作无法落实，一些体育活动得不到有效开展。鄂西少数民族摆手舞健身操文化的发展需要有完善的组织管理机构为平台，以保障摆手舞健身操文化活动的开展。
（三）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
西方体育文化长期以来主宰着世界体育文化发展的主流，尤其是在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背景下，西方体育文化强势入侵中国，使包括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响，一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西方强势体育文化的冲击下，日渐西化，越来越多的新生代群体不能客观认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而是盲目崇拜西方体育文化，使得一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受到冷遇。西方体育文化的强势入侵也造成鄂西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受到影响，摆手舞健身操文化也受到了冲击，具体表现为西方体育元素已经深入到摆手舞健身操文化之中，而一些传统的文化元素正在日渐衰退。
（四）鄂西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滞后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鄂西少数民族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鄂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实地考察发现，目前我国鄂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这与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无关系。少数民族聚居较多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比东部地区发展要滞后许多。鄂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比较差，这导致鄂西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缺乏资金支持。鄂西少数民族摆手舞健身操文化的发展也缺少资金上的保障。
（五）文化宣传力度不够
文化的发展需要宣传，好的宣传可以有效推动文化的发展，而坏的宣传则相反。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我国文化发展的总战略，然而，我国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大力宣传与推动。一些国内民族体育赛事、民族区域性体育活动及传统体育文化活动等由于级别不高没有得到媒体的重视和关注，一些大型民族体育赛事，如全国民运会等由于缺乏商业价值只能被电视媒体简短报道，不能作为专题报道。总体而言，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宣传还远不够，这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商业化运作不力、影响力不够不无关系。
三、鄂西少数民族摆手舞健身操文化传承与发展策略
（一）完善少数民族摆手舞健美操文化保护的法律法规制度
目前，有关少数民族摆手舞健身操文化保护的制度只是零碎散布于一些法规条例中，并无专门的法律法规条例和细则。少数民族地区的政府部门应根据相关法律条例和文件结合地方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工作意见和工作条例，制定和完善少数民族地区体育文化的法制机制，以为其创新、运用、推广等方面起到一种规范和约束作用，为少数地区居民的参与提供引导作用。
（二）建立健全相关组织管理机构
鄂西少数民族摆手舞健身操文化的保护需要有组织管理机构为保障。一方面需要少数民族政府部门通过行政干预，设立专门的民族传统体育机构，配备专门的工作人员，各村委会和社区要指定专门负责人，同时要加强纵向管理和横向沟通联系。要充分加强和发挥少数民族乡镇政府、村委会等基层组织的作用。少数民族地区各级政府要加强对民间组织的管理和沟通，相关部门要有协作精神，积极与民间团体协作，共同开展民族传统体育相关活动，特别是一些县级以下的基层体育活动。
（三）加大各种媒体的宣传力度
媒体宣传是政府一系列方针政策、法规文件对外展示的有效路径和手段。我们要加强媒体宣传力度，加强和完善电视、网络、手机微信、电影、报刊、墙报、音像出版、图书等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宣传制度建设，将媒体宣传制度纳入到有关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法规条例中来，通过制度来提高媒体的宣传力度，规范、督促媒体的宣传行为，通过媒体宣传促进少数民族居民对其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了解和交流。
（四）深化鄂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遗产保护工作
鄂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民族文化保护的重要对象，从国家到各省市县都在积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好鄂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工作，对鄂西少数民族摆手舞健身操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把鄂西少数民族摆手舞健身操所涉及的文物、器具、服饰、动作及风俗文化等进行统计、归纳、整理和归类，对其所处的环境进行深入研究，从中探寻发展规律，结合少数民族发展环境与文化特征进行综合研究，通过网络形式公布于世，便于查询、利用和永久性保存。
（五）大力发展鄂西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
鄂西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是影响少数民族地区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大力发展鄂西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势在必行。尽管国家提出要重视少数民族地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与发展，但根据国家财政情况，国家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的专项资金有限，投入到鄂西少数民族地区的资金更是杯水车薪，因此，鄂西少数民族地区必须要依靠自身力量。一方面，国家应加大对鄂西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支援力度，另一方面，要应建立健全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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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篇8
中南民族大学李资源教授等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一书，201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我国第一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优秀成果之一，代表了我国民族学、中共党史研究的前沿水平，体现了我国民族文化学的学术创造力，对建设中国特色民族文化具有参考价值。
第一，该书全方位描述了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历史，在中共党史研究与我国民族文化学研究相结合领域作出了有益探索。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基和灵魂，是一个国家持久发展、走向富强的重要支撑。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民族文化研究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潮，有人对近15年学者发表的著述进行过统计，有关“民族文化”研究的著作120余部，论文5000余篇。其中《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通论》、《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简论》等著作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历史做过整体扫描，但关于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系统专门的研究可以说还是空白。《研究》对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历史进行了全程、客观、系统的扫描；对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文化体制改革、少数民族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等开展了专题研究，对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少数民族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事业，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对少数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对边疆民族地区文化建设进行了评述。《研究》拓展了中共党史与我国民族文化学研究的新视域。
第二，《研究》从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角度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行了解读。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有着自身的历史脉动。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55个少数民族与汉族创造了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形态多样的民族文化，成为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影响与融合，增强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同志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要深刻领会这段话，必须正确认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没有继承，所谓发展就成了无本之木，而没有发展，也就无所谓继承，继承的生命力在于发展。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基，也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有精神家园。对于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历史过程，《研究》进行了详尽的记述。《研究》重点突出了、、邓小平、、等领导人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关怀，他们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民族文化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新文化的理论。《研究》记载了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保护、发扬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法规、方针、政策等，在制度上保证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研究》从三章开始，几乎每一章都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加以保护的实践，如动用大量资金对藏文化、伊斯兰文化、内蒙古文化等加以保护；制定特殊政策对各具特色的民族宗教、习俗、传统节庆、优秀文艺、民间工艺等加以保护与发扬；对内蒙古独特的文艺形式“二人台”以及嘎达梅林、阿诗玛、格萨尔王传等原生态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出版；对鲜为人知的少数民族珞巴族、赫哲族、裕固族等，采取特别优惠政策，保存与发扬他们的文化等。正是一系列日益成熟的政策与举措，保证了各少数民族文化在本民族文化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形成了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文化，铸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核心与精神家园。
第三，《研究》通过梳理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关于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指示、宣言、决议等，党的历代主要领导人的讲话、报告和著作，党制定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方针，雄辩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华民族文化繁荣与发展的核心力量，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得以保存与发展的根本保证。《研究》以大量文化载体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就没有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中华文化在新时期的繁荣与发展。《研究》以大量不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制定并采取十分有效的方针、政策与措施等，保护与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中国共产党将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中华民族文化建设提到国家战略的层面，建立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使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历史回顾与基本经验的总结，《研究》对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和建议。如要构建一个结构合理、发展均衡、网络健全、运行有效、惠及全民、覆盖城乡的民族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摸索出一套部门联动、统筹规划、多元投入的民族地区公共基础文化设施建设机制；对于新闻出版事业，要突破单一性，呈现出多元互补格局；对于丰富和繁荣少数民族群众性文化活动，要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娱乐形式，形成健康文明的生活风尚，不断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质，通过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使其在物质生活不断改善的同时，精神文化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对于宗教节日、传统节庆活动，通过组创现代大型节庆活动，使民族地区文化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进行有效嫁接，互促互进，共生共荣；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产业，继承和发扬其优秀的传统文化，培育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市场，使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得到很好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在对外开放中展示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强大魅力；对于边疆民族地区文化建设，加强反渗透、反颠覆、斗争，确保边疆民族地区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为巩固国防、维护祖国统一奠定坚实而深厚的文化根基；对于少数民族文化体制改革，要着眼于实现少数民族文化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要通过健全完善一系列法规、政策和制度，引导各类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和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正确方向；对于少数民族文化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壮大少数民族文化人才队伍，并提升其质量，根本的办法是改进完善人才工作管理体制和创新人才工作机制。这些对策与建议构成了《研究》中很有价值的部分，体现了作者作为历史学者的使命与文化自觉，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建设提供了参考。
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篇9
本文作者：刘迪锋单位：吉首大学
国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上做了积极的努力。并相应的出台了一系列关于部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相关政策，来实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下表是贵州省少数民族传统观体育项目历来被列入省级和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情况（如表1、2）。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基地视角传统体育基地是传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手段。是在省委、省政府的重视关心下，省民委、省体育局、省教育厅在调查的基础上，借鉴省外经验，结合贵州省实际上而建立起来的。2004年11月26日，全省首批确立了10个综合基地和6个单项基地，2009年6月8日，第二批确定了18个基地。从表中不难看出基地和项目的设置日渐增多，可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日趋丰富，但相对整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数量来说，民族传统体育基地的数量太少，各基地传承项目之间也出现了一些重复现象，真正在通过民族传统体育基地传承的项目只有少部分，这也反映贵州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也正面临着挑战（如表3）。民运会视角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指少数民族在形成发展中结合本民族生产生活特点创造的不同于现代竞技体育的活动项目。其按内容和形式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竞技为主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这一类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经常出现在国家和地方各级少数民族运动会的比赛项目中[3]。另一类则是以社会风俗、礼仪节庆为内容的表演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这一类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通常以大型聚会或者表演的方式呈现在公众视野下。之所以成为表演项目，是因这类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缺乏竞技性和完善的比赛规则而无法进入到大型的体育赛事中去。然而这些被民族学和文化学相关学者誉为“民族活化石”的表演性传统体育项目却是内容丰富、面临失传风险较高的项目。通过下表不难看出，历届贵州省民运会的表演项目远远多于比赛项目，虽随着时间的推移，比赛项目逐渐增多表演项目逐渐减少，但根据表演项目和比赛项目变化的比例看出，部分的少数民族体育项目正在退出民运会的舞台（如表4、5）。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契机，实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活”的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要传承下去，以人为传承的载体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利用传承人的动态性、活动性最能将民族传统体育的“活”的特征完整体现。贵州省各地方政府应当加强对当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人的保护，建立专项的资金对传承人进行资助，采取各种活动对传承人予以支持。政府可以依托当地资源，通过开办“文化馆”、“学习班”等形式，加强对传承人的管理和教育。规范传承人传承体系，健全相关法律体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承人进行法律保护。据调查，目前贵州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人大多年岁已高，部分传承人体系被打断。因此，加强对传承人的保护和培养显得尤为重要。
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基地为依托，加深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开发与传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基地是地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重要体现。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基地所传承的项目大多是一些当地较为人们所熟悉的项目，这些项目基本上已经具备了相对成熟的发展模式，并且部分项目是民运会和一些大型运动会的竞赛项目，在群众心中已经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力。而其它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相比之下则需给予更多的关注和保护，这些项目往往因为无人问津正面临失传的边缘。为此，应当加强各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基地的管理，加大民族传统体育基地对其它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开发力度，将当地一些还没有开发出来或已经开发但发展状况不理想的传统体育项目纳入到基地中进行保护。实现传承与开发共同进行的民族传统体育基地传承体系。以贵州省民运会为平台，实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规范化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规范化是传承的必然途径。运动员通过民运会将各少数民族的体育文化淋漓尽致的呈现在观众的眼中，通过此平让更多人了解传统体育文化，让公众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检验和筛选。贵州省民运会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规范化发展和传承的重要途径，成为民运会必须是规则体系健全、具有观赏性和便于操作与控制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这有利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开发和整理的过程中规范性的确立。注重传统体育运动员的培养，提高民族传统体育比赛的科学性，借鉴现代体育成果，对一些竞技性、娱乐性不强的民族民间体育进行技术改造和整合，使其既具有现代气息，又保持原始氛围。以学校教育为基础，提升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软实力”将部分优秀民族传统体育引入课堂进行教学，培养学生民族自尊心、民族认同感，促进民族团结。尤其像贵州少数民族聚居地较多的省份，应当充分挖掘当地民族传统体育资源，学校应当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门学科纳入到体育教学计划中。通过学校教育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参与积极性，使学生从心底里接触和喜欢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理性对待现代体育文化和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不同之处，让学生具备传承本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意识和责任感，自觉为传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而努力,实现传统体育文化年轻化传承。这样才能提高全民体育文化素质，实现民族体育文化长远发展，为贵州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贡献力量。
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贵州各族人民的智慧结晶，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独特的地理资源以及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赋予少数民族体育独特的文化内涵。各民族在继承并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基础上与相近族群在不同程度上相互渗透，相互吸收，形成了种类繁多的民族体育项目，展示了贵州地区绚丽多姿的民族特征。一方面，我们要用科学的理论知识作指导，系统地挖掘整理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吸收传统体育精华，借鉴现代体育成果，既注重现代气息，又保持原始氛围，让贵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具备其特有的魅力；另一方面应发挥少数民族体育在贵州地区经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为地区经济建设作贡献，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
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篇10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发展模式
一、构建民族传统体育实践内容的要素
（1）传统文化的共享性。民族传统体育是我国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养生、健身和娱乐的传统体育活动，是整个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2）传承习俗的接受性。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性使得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成为一种时空文化的连接体，形成了民族传统体育多元文化的相互碰撞与吸收、相互融合与发展。（3）伦理道德的共建性。伦理道德是民族传统体育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因为，伦理道德是各民族通过后天培养和环境的影响所形成的、相对稳定并长期起作用的内在品质。（4）审美观点的共有性。追求美的精神享受是任何时代、任何地域和任何民族共同的心理趋向。吸取了中华传统文化琼浆玉液的民族传统体育，具有人类渴慕的“真、善、美”和谐统一的特点。人们在亲自参与和观赏传统体育活动时体验了美的情趣，给活动者和观赏者以愉悦心身、沟通感情。
二、构建民族传统体育实践内容的条件
（1）以民族性体现传统体育发展的基本内核。民族性是指民族传统体育体现在特定的民族文化类型中，并作为其基本内核而存在的民族文化心理素质的特征，是对于特定的文化类型的最高层次的抽象，它具有沟通特定民族中全体成员心灵的普遍性。民族性是传统体育发展基本内核的体现，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仅应有与其他传统文化相同的规律和内容，而且还应有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化的特殊的民族形式。民族传统体育表现出鲜明而独特的民族特性，是推动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基本内核。（2）以传承性体现传统体育发展的内在规律。传承性是传统体育发展的内在规律的具体体现，它通过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要求来实现。因为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要求规定了人们对于传统文化遗产选择的自由度，也规定了先哲们对于先进思想进行诠释的性质。一种民族体育内容一经形成，就会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并在不断地发展中变异充实，但其核心和主旨因袭的内涵和形式是代代延续的。为此，这种传承性对维系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和趋同意识具有很大的效应。（3）以共适性体现传统体育发展的根源所在。共适性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科学性的体现。它是剖析体育起源和发展各阶段形态的活化石，又是挖掘和创造新的体育项目的源泉。首先，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由各个民族共同创造，其类别繁多，结构多元，兼具表演和竞赛的特点。其次，由于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不同，动作结构的不同，技术要求的不同，运动风格也各具差异，它不受时间、场地、器材、季节的限制，所以人们可以选取简单易行，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项目进行健身养生活动。这种现状表明了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根源所在，决定了民族体育文化的共适性，使为人的全面、自由、和谐的发展，为人的身心完善的展开和全面实现，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教化场所。（4）以凝聚力体现传统体育发展的思想动力。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同样也是一个多元的复合文化形态。这种复合文化形态是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漫长过程中，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辅以其他兄弟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相互促进所共同创造的。因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就是中国各民族由于长期生活在统一的国家内而形成的认同感，也是由于长期的相互依存的经济文化联系与共同的生活而形成的对于共同利益密不可分的深刻认识。
三、民族传统体育内容现代化的构建
1．民族传统体育内容现代化的构建框架。民族传统体育是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巨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在中华传统文化这个子系统中，始终浸透着中国传统哲学、伦理道德、宗教思想、文学艺术、医学理论、社会风俗等诸多社会文化形态的深刻影响。这种博大精深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既反映在它的实践方法上，也反映在它的文化层面上。所以，在构建民族传统体育实践内容上，既要体现出它的民族性，又要体现出它的传统性和时代性。为使民族传统体育实践内容达到科学而全面系统的要求，我们对其内容进行了构建，其构建的框架模式见图。
2．构建民族传统体育实践内容的设想。有关民族传统体育实践内容的构建，还只能是一个不太成熟的设想。因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众多，大多数运动项目受民族习俗的影响，加上地域条件的限制，很难将众多的传统体育项目明确地加以分门别类。就目前而言，还只能按其运动形式、活动方法进行大致的归纳。为了研究的需要，我们将民族传统体育实践内容的构成共分为两个主体模块，即对抗类和表现类。第一，对抗类项目，该模块分为格斗对抗和场地对抗两种。一是格斗对抗。在格斗对抗项目中，摔跤是众多民族喜爱的体育活动，摔跤所涉及的民族有蒙古族、满族、藏族、维吾尔族、撒尼族等；搏击类主要有散打，推手、擒拿术等。二是同场对抗。同场对抗是在规定场地内或划定的某一区域内进行的传统体育项目，在球类运动中主要有满族的珍珠球、回族的木球、侗族的抡花炮、壮族的抛秀球和现代多民族共有健球、藤球等；水上运动大多出现在南方各少数民族地区，如龙舟竞渡、游水、没水（潜水）、水秋千等；冰上运动项目主要集中在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的运动有走冰、滑雪、雪地走等。第二，表现类项目，该模块分为难美类项目和准确类项目两种。一是难美类项目。难美项目在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中占有较大的优势，开展的主要项目有：武术套路，武术套路除现代竞技武术套路外，各民族还有传统套路，如苗族的芦笙拳、景颇族的刀术、壮族的拳术、回族的武术等；骑射项目在南北少数民族中均开展的较广泛，如新疆、内蒙古、、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地区盛行的赛马、赛骆驼、射箭、射弩等；龙狮是我国民间较为流行的传统体育项目，具有历史悠久、广泛流传和欢快诱人的无穷魅力，其形式多样，内容繁多。二是准确类项目。射击项目在众多民族中均有开展，具有代表性的射箭、射弩在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较多；击打项目主要抽陀螺，在西南地区各民族较为盛行，而打飞棒则是土家族的主要运动项目；跳荡运动主要有跳山羊和荡秋千，跳山羊是白族的传统体育活动，荡秋千则是朝鲜族最为喜爱的传统体育运动。
参考文献
[1]曾于久，刘星亮编著．民族传统体育概论［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1
[2]刘星亮，马世坤，肖红征．民族传统体育概论［m］．湖北：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