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事件应对原则篇1
【关键词】地方电视台突发公共事件报道原则
随着媒介的变革和发展，媒介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地方电视台也积极应对新形势，重新整合自身资源，扩展市场份额。与中央级媒体相比，地方电视台的运行机制较为滞后，以致在处理突发公共事件时，曾产生过“失语”、“假新闻”等现象。要解决这一问题，地方电视台首先要认识到自身在处理突发公共事件中的重大作用，继而整合既有资源，充分发挥自身的报道优势，从而在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中扮好信息传递者、舆论引导者和人民的服务员等多重角色。
一、地方电视台在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中的重要作用
突发事件是指那些事先难以预测、却突然发生，并且对社会、组织、人民很快产生影响的公共事件。①突发公共事件具有来势凶猛、影响面宽、破坏性强、连锁反应大等特点，并且，它能产生有一定强度的社会舆论。当突发事件发生时，当地电视台具有接近事发地域和受众的优势，能够第一时间对突发公共事件进行报道。如果地方电视台能够积极应对，且方法得当，就能够有效的做到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监督、还原事实、引导舆论、稳定民心、遏制谣言的重要作用，并为中央级媒体提供真实有效的新闻素材，削弱消极影响，增强正面效应。例如，在2009年发生的甲型H1n1流感的突发公共事件中，我国首例确诊病例是在四川成都确认的，当时成都电视台沉着冷静，真实客观地报道事实，积极应对，有效的控制了谣言的蔓延，遏制了社会较大面积的恐慌，为地方电视台做出了榜样。
二、地方电视台报道突发公共事件的优势
在报道突发公共事件中，最有效的传播不是网络、报刊、广播媒体，而是地方电视台。正因为具有现场感强、制作周期短、较强的说服力等优势，所以在报道突发公共事件时，地方电视台往往成为当地政府最为钟爱的媒体。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事发地电视台由于接近事件的发生地，具有地缘优势，了解当地受众的接受心理和关心对象优势，可以迅速赶赴现场，第一时间采访当事人和相关人；可以建立主角报道意识，做好现场新闻报道。非事发地地方电视台如果实力雄厚，可以选择全景式报道，适当加强特色报道；非事发地地方电视台如果实力较弱，可以整合媒体资源、增加报道信息量，注重策划，追求报道特色。
三、地方电视台在报道突发公共事件时应当遵循的报道原则
1、坚持党性原则，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地方电视台，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必须与地方政府保持高度一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正确处理政府、媒体、公众之间的关系，承担起媒体的责任。然而，在地方电视台报道突发公共事件时，有时会受到当地政府的限制。目前还有些政府部门的领导人或新闻发言人认为报道突发公共事件会为当地政府抹黑，给政府带来负面影响，忽略了利用媒体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公民开始掌握信息传播的话语权，他们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知晓权也越来越强烈。政府和媒体想通过堵、瞒的方式已阻挡不了大众的舆论力量，只有以真诚相待，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采取疏导的方式，才能满足公众的知晓权、平息人们的不安情绪、才能遏止谣言和流言。
2、坚持正确的舆论引导，化解可能引发的社会危机。舆论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公众对于特定的社会公共事物公开发表基本一致的意见或态度。②媒体在新闻的传播报道中，对议题的设置会影响公众的舆论，充当着舆论导向的作用，即“媒体议题设置”理论。媒介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也就是说，传播媒介对外部世界的报道不是“镜子”式的反映，而是一种有目的的取舍选择活动。在现代社会里，由于大众传播是人们获得外界信息的主要渠道，不管这种“在构成”是对现实环境的客观反映还是歪曲的反映，都会影响人们对周围环境的认识和判断。③突发公共事件报道的政治性、敏感性、政策性和策略性都很强，地方电视台把握不好报道的度容易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会让相关人士蒙受经济损失，乃至干扰社会稳定。例如2008年的四川广元“柑橘生蛆”事件，当地电视台报道时过于注重“生蛆”细节，忽视了对此事件地域范围的报道，导致了全国拒吃柑橘事件，使我国重庆、湖北、江西、北京等柑橘果农和柑橘销售商贩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3、准确速报事实、谨慎报道事因。突发事件能够产生一定强度的舆论压力，甚至会产生谣言“滚雪球”现象，即“沉默的螺旋”效应。一方的沉默会造成另一方意见的增势，使优势意见显得更加强大，这种强大反过来又迫使更多的持不同意见者转向沉默。如此循环，便形成了一个“一方越来越大声疾呼，而另一方越来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式过程”。④如果当地媒体报道失语或不及时，谣言一旦产生，就会引起社会恐慌，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当地电视台在报道突发公共事件的时候，一定要抢时效，争取第一时间消息，注重言论“先入为主”，将谣言扼杀在摇篮中，避免社会恐慌。但我国特有的广播电视体制要求媒体在重要信息时要通过党委宣传部门的审定，由于党政机关的办文程序繁琐，一条最新的信息或新闻通常要层层过滤才能。然而，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要求刻不容缓，地方政府的新闻审批制度不能牺牲新闻的时效性。新闻是“易碎品”，时效性越强突发公共事件的新闻价值越大。地方电视台在和当地政府沟通核实情况的同时，迅速赶往事发现场，把突发公共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内容三个新闻要素核实准确后立即短消息，争得报道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4、增强服务意识，做到“最小伤害”，体现人文关怀。突发公共事件往往破坏性较强，不仅有人员伤亡、财产损失，还会给社会心理和个人心理造成破坏性冲击，进而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在事发初期，由于人们无法预料事情的发展走向，多数人会有心理危机感，地方电视台应当增强服务意识，体现人文关怀，成为灾区人民获取权威信息、缓解心理压力、获得精神支撑的重要渠道。美国职业新闻工作者协会于1996年修订的《新闻职业伦理规范》规定了“最小伤害”原则，“记者应当同情那些因新闻报道可能受到负面影响的人，特别是儿童及没有接受采访经验的人；采访和使用那些陷于悲痛中的人的照片时，要格外谨慎；要明白采访报道可能伤害他人或使其不安。”⑤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新闻行业有关“侵扰悲痛”的规范，均将对受访者的尊重和保护置于首位，指明采访前应先征得许可，采访时必须小心谨慎、富有同情心等。地方电视台也要以此为新闻职业道德的准则，加强人文精神内涵建设。在对突发公共事件的报道中，地方电视台应当坚持增强服务意识，更加关注灾民的状态以及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内容，坚持以人为本，做到“减小伤害”，体现人文关怀。
【本文系河南省科学技术厅编号为102400440097的课题《地方媒体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报道问题研究项目（课题）》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张克非：《公共关系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②④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③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⑤陈昌凤、王雪冬，《灾难报道请恪守“最小伤害”原则》，《青年记者》，2008（12）
突发事件应对原则篇2
【关键词】煤矿企业突发事件；成因；应对策略
煤矿突发事件具有突发紧急、高度不确定性、灾难性、破坏性、继发性、信息不充分性等特性，所以煤矿企业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将给煤矿企业以及社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统计：2011年全国发生各类事故347728起，死亡75572人，工矿商贸领域事故死亡近万人，其中煤矿事故死亡人数1973人。虽然事故总量和死亡人数持续下降，但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因此，加强煤矿企业突发事件管理工作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
一、煤矿企业突发事件的成因
引发煤矿突发事件的原因相当复杂,有时可能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的结果。
1.煤矿生产系统中的危险因素引起的突发事件
第一类危险源，即为静态固有型危险源，如瓦斯、顶板、水、火、煤尘、机电设备，这是引起煤矿突发事故的主要因素。瓦斯积聚超限，煤与瓦斯突出、顶板支护不严或没有支护，支架质量存在问题，落柱遇地质问题，地下水、老窖水、地表水渗透，煤尘自燃发火，电器火灾，煤尘浓度达到爆炸值，煤岩尘超过允许值，机械运动带电部分故障，起重提升设备、车辆等都可能引起煤矿突发事故。2009年11月21日，黑龙江鹤岗新兴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108名矿工遇难，65人受伤；2011年6月14日四川劳武煤矿煤与瓦斯突出事故，造成11死9伤；2010年4月26日，山西王家玲煤矿发生透水事故，造成38名工人遇难。
第二类危险源，即动态触发型危险源，如物的故障、环境因素、个人失误等。瓦斯监测系统故障，漏电、过流保护装置失效，设备安全装置失效，噪声、震动影响，通风状况不佳，温度、湿度过大，个人错觉、过失、技术不熟练等引发的突发事件。
第三类危险源，也为动态触发危险源，即组织失误，主要因为安全决策、方针政策失误，计划失误，监督检查失误，安全文化氛围欠佳，组织人失误等造成本该避免或减少的突发事件的发生。
2.管理因素引起的突发事件
管理因素包括管理体制、法制建设和管理措施等。在煤矿经营管理中，若因管理或体制不合理问题而直接影响矿工的切身利益时，也容易引发矿工群体性突发事件。如煤矿针对矿工出台某项管理措施,尤其是涉及矿工利益的问题,缺乏与矿工有效的沟通,没有进行充分宣传和实施准备,没有积极听取广大职工的意见，工资发放没有公开、分配不合理，干部提拔违规、处罚不当等。这些都有可能引起矿工罢工、群访等的发生
3.社会因素引起的突发事件
这类突发事件主要由社会经济、文化、民习、法律、历史、教育等因素导致管理缺陷引起的突发事件，关系图如图1。
4.自然灾害引起的突发事件
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往往不能预见、不能克服、不能避免，如地震、洪涝暴风雪等具有较强的突发性和破坏性。煤矿在遭遇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时，如果对抢险救灾、恢复重建工作组织不力，对受伤害矿工的善后处置不当的话,极易引起恐慌和混乱而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
二、应对策略
煤矿企业发生的突发事件严重危及煤矿公共安全。英国公共关系危机处理专家迈克尔·杰里斯特指出:“若一个组织不能就其发生的危机与公众进行如实的沟通，不能告诉社会它对灾难正在采取什么补救措施，不能很好地表现它对所发生事故的态度，这无疑将会给组织信誉带来致命的损失，甚至有可能导致组织的消亡。”在我国煤炭资源丰富、分布广泛，安全合理的开发利用是具有必然性，且煤矿企业在公共安全建设中必须履行应对危机的责任。
首先,将危机管理融入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企业的软实力，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发展的旗帜和灵魂，而危机管理的目的在于避免或减少危机带来的危害或损失。能将危机管理理念融入企业文化，将危机理念、企业文化理念渗透人心，是企业的一种无形资产。危机管理包括危机前的预防与控制、危机中的处置、危机评估及结果处理等。危机全球化的今天，尤其在高危复杂环境的煤矿企业，应将危机管理放更高一个台阶，建立建全危机管理机制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把安全放在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位置。
其次，预防和妥善处理突发事件，维护煤矿企业公共安全，应该坚持三个原则：
1.生命高于一切的原则。即在煤矿企业安全建设中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安全理念。应对煤矿企业突发事件最主要的就是要减少和避免人员的生命受到伤害。
2.预防与应急并重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5条规定：“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实行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相结合的原则。”
3.培训与管理相结合的原则。培训是给员工最好的福利，煤矿企业应针对常见的安全隐患如瓦斯超标、顶板问题、机械故障等进行突发事件预防和应急救援知识培训及进行相关演习。
在处置突发事件时。应遵守5S原则，即承担责任原则（SHoULDeRtHematteR、真诚沟通原则(SinCeRitY)、速度第一原则(SpeeD)、系统运行原则(SYStem)、权威证实原则(StanDaRD)，5S原则的统一才能很好的处理危机事件。在事件发生后利用5S原理及分割理论及时地传递真实的信息，关注媒体与网络的导向，正确引导公众在危机事态中保持理性，不产生过激反应和行为，去逐步化解危机。
最后，应从三方面加强煤矿企业公共安全建设，一是优化煤矿企业管理中的组织结构，确保煤矿管理的完善；二是安全投入给予资金保障，确保安全资金专款专用，建本安型煤矿；三是完善煤矿信息化建设，确保信息有效反馈。
参考文献：
[1]陈安,李铭禄.干扰管理、危机管理和应急管理概念辨析[J].应急管理会刊,2007.
[2]陶应虎,顾晓燕.公共关系原理与实务[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突发事件应对原则篇3
【关键词】应急管理；属地管理；属地响应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多发的少数国家之一，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急迫转型，各种突发事件也显著增加。2003年非典后，公共危机管理引起了政府与社会的广泛关注。“一案三制”的确立和完善，标志着我国应急管理工作已经进入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但随着应急管理十余年的发展，这些体制、法案在经历一次次突发事件的检验后，也不断暴露出其存在的问题。属地管理原则便是其中值得商榷的一项。
1我国应急属地管理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明确规定，我国建立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
属地管理作为我国公共事务管理的基本原则，是指危机管理工作由事发地人民政府负主要责任，按行政区划划分的各级党政机关的危机管理责任和权限，确立危机管理的机构，实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本辖区、本单位、本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是危机管理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1.1追根溯源
“属地管理”原则被确立之前，对于突发事件是以权属管理为主，例如传染病归卫生防疫部门，洪涝灾害归防汛指挥部，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归抗震救灾指挥部、危害社会安全事件由公安部管理，而像经济方面的突发事件由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银行监管，等等。随着权属管理暴露出的诸如部门利益保护倾向严重，应对突发事件时势单力薄，救援力量部门分割严重等问题越来越多时，便有学者开始将目光转向“本地化防范”。
“本地化防范”强调对于平时事故的防范不仅仅需要某个行业、部门高度重视，更需要当地政府、企业、社会机构、志愿者队伍等等方方面面的力量参与进来，以实现最大程度的公众知情与公众参与，形成强大的防范公共安全事故的社会联动力量。突发事故发生时，就地处理，第一时间做出应急响应，把事故危害控制在局部地区。从内容上可以看出，“本地化防范”的原则与今天“属地管理”的原则已十分近似，都强调第一时间救援对于防止事件扩散及衍生新的突发事件至关重要。
1.2“属地管理”原则确立原由
突发事件的紧迫性特征，决定了“与时间赛跑”在事件应对中的重要性。突发事件发生地政府的迅速反应和正确、有效应对，是有效遏止突发事件发生、发展的关键。大量突发事件统计表明，80%死亡人员发生在事发最初2小时内，地方政府能否在第一时间发现突发事件苗头、预防发生、实施有效救援，防止扩散（引发、衍生新的突发事件）是突发事件应对的关键。因此，必须赋予属地政府应急管理的第一职责，授予其统一实施应急处置的权力。此外，属地政府还拥有熟悉事发地情况和获取第一手信息的优势，这两大优势有利于指挥者正确研判，制定科学合理的救援方案。当然，属地管理为主并不排斥上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其应对工作的指导，以及其他部门和组织的协同应对。
通过比较可见，在应急管理的四个阶段中，属地响应存在着绝对优势，尤其是对于异地突发事件。
2现有应急属地管理原则的主要弊端
通过以上比较发现，“属地管理”原则并非应对突发事件的万能钥匙（这里仅从应急管理角度而言），也存在诸多弊端：
2.1属地管理绝对化，造成一些部门、行业“懒政”
现在各级政府都在强调“属地管理”，从提出这一原则的初衷来看，是希望确保在突发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先有组织机构来承担救援任务，让老百姓的事有人管，不管是不是你的责任，只要发生在本辖区内的一切事故，不但要管，还要全身心投入。但这一原则，却让一些部门、行业钻空子、搭便车。本该部门、行业管的，面对的棘手、复杂的问题，为避免承担责任，把一切问题推向“属地”。尤其是那些利润较大的行业，为了巨额的经济利益，铤而走险，抱着侥幸心理，不出事稳赚，出了事还有政府承担。这既违背了“权、责、利”的平衡原则，也有失公平，同时还为疏于管理的行业、部门的“懒政”找到了借口。
2.2属地管理权责不明，造成“隔岸观火”、推诿、扯皮
权力、责任和利益是管理“三要素”，缺一不可。没有责任就无所谓权利，任何一种要素的缺失都会造成失衡。而现有的属地管理原则，很难想象在达到属地政府承受力极限时，政府不会出现从懈怠亦或是争功、漫天申报救援金的极端，特别是对于一些跨区域的事件。比如水流域污染，受污地不是实污地，一边在拼命的治理污染，而污染源头却得不到有效抑制，钱花了，事干了，事情仍得不到解决。就受污地而言，他们只有治理污染的属地职责，对于辖区外的企业无权管理；对于水利监管部门而言，责任更多的是受污地和排污地的属地职责；而对于排污地而言，污染并不在本地，更何况排污企业有可能还是当地的经济支柱、龙头企业，这样模糊不清的“界面关系”，恐怕哪一方都没有承担治污的积极性！
2.3过重的财政负担，影响当地应急工作的积极性
在我国，从灾害的预防阶段到应急响应阶段，再到灾害恢复、重建，甚至还包括防不胜防的跨区域突发事件，均由地方政府承担，无疑这是一笔庞大的财政支出。3.1晋城特大交通事故，根据“属地管理”原则承担这次事故响应任务的毫无疑问是晋城市政府，但善后阶段主要赔偿任务既没有落在盈利的高速公路部门也没有落在监管不利的货车所属公司或是危化品运输监管部门，却依旧落在了事发地政府。或许和谐社会的发展需要政府在关键时刻承担一切责任，但无疑重重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其所带来的经济影响也将是显而易见的。
2.4申请上级政府经济援助时，存在道德风险
对于一力擎天而应急支出又捉襟见肘的政府，面对财政保障的严重不足，很难想象不会出现推诿、观望和坐等中央救济金的情况。根据“属地管理”原则，中央希望地方政府自行解决，而地方政府则预知中央不会对影响巨大的公共危机事件置若罔闻，这时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就会因事件处置中所需救济金各自承担的比例展开博弈，就会出现“不作为或少作为”等待中央财政支持，而等待的过程恐造成危机事件事态升级。
一旦有机会申请中央财政援助时地方又不免会出现“无灾报有灾，小灾报大灾”的现象。例如有媒体曾报道，雅安三个重灾县公布的经济损失数值高达1693.58亿元，而该值至少是其上年GDp总和的21倍。而对于汶川的灾后重建，截至2010年底，中央财政累计筹集3033亿元重建基金，累计下拨2986.70亿元；2007年四川全省的财政收入也不过1300多亿。首先受灾的并不是四川全省，而只是四川的一部分，且还不是发达地区，如若一些地方政府确存在虚报灾情“狮子大开口”套取重建资金的情况，那就既浪费了公共资源，又给腐败留下了隐患。
图12006年―2010年中央与地方政府自然灾害财政支出情况
（根据2011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整理）
根据上图中数据可见，中央救灾支出呈逐年增高趋势，地方政府对于中央财政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高，加重了中央财政负担。
3完善属地管理机制的有关对策
根据当前我国以“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原则存在的问题，结合西方发达国家应急管理机制的成熟经验，笔者认为应该构建一种符合我国国情且更为合理的突发事件处置机制，这对于今后应急救援工作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3.1建立属地响应的应急管理原则，谁家的孩子谁抱走
突出属地响应，确保第一时间紧急救援和一元化的决策、领导，明确事故发生地政府在响应阶段的决策权和指挥权。而对于事后恢复、补偿等则应谁家孩子谁抱走、谁的责任谁领回，尤其是事故类突发事件，则应由归属地政府承担其善后等相关责任，必要时事发地政府可以协助其完成善后工作。
3.2建立合理的危机管理“成本共担”机制，形成全社会参与危机管理的合力
当今政府承担的职能越来越多，本已不堪重负，却仍旧在很多方面独力擎天。不但不符合经济新常态的需求，也不利于政府职能转变。就公共危机管理成本应该融进更多共担主体，摆脱对政府的多度依赖，建立一种以政府承担为主、社会与民众广泛参与（自愿与强制两者兼有）大家认可的、公平的且可操作性强的“成本共担”机制。开辟多元化的融资、筹资渠道，使个人、企业、社会等一系列利益相关者“风险分散、责任分担”，同时再辅之激励措施，让保险资金、银行信贷以及社会捐赠连同财政资金等可用于救灾管理的资金协同搭配、相得益彰。
3.3设立灾害准备金
将中央与地方财政救灾金比例制度化；并从当年财政预备金中固定一定比例的用于救灾的专项准备金，实行滚动机制，并定期向社会公布灾害准备金的支出、结余情况，待突发事件发生时，用于应急响应和复建经费。
【参考文献】
[1]戚建刚.《突发事件应对法》对我国行政应急管理应急管理体制之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2007（12）：12-15.
[2]辉.突发事故应急与本地化防范[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3）.
[3]秦锐.财政公共危机管理的财政保障研究[D].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13.
突发事件应对原则篇4
关键词:最密切联系原则 冲突法 补充性原则
所谓最密切联系原则，又称最强联系原则，最有意义联系原则，就是要求在处理某一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或涉外民事案件时，不按原来单一、机械的连结因素来决定应适用的法律，而应考察与该案或该法律关系有关的各种因素，找出与该案或该法律关系或者有关当事人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加以适用。本文试就最密切联系原则及其在我国冲突法中的地位作些探讨。
一、我国冲突法及其原则
在国内和国外，冲突法常常称做国际私法。而对于国际私法的范围，学者们的主张是有分歧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大家都认为冲突规范是国际私法的内容。所谓冲突规范，是指由国内法或国际条约规定的，指明某一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何种法律的规范，因此，它又叫法律适用规范或法律选择规范。
冲突法是为解决法律冲突而产生的一个特殊的法律部门，它源于14世纪意大利的“法则区别说”，在此后的四五百年时间里，产生过许多理论和学说。随着冲突法理论的发展与逐步完善，这些学说有些已被摒弃了，有些则作为法律适用的原则被固定下来，用来解决涉外民事案件。
我国冲突法作为现行法律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必然受到一些基本原则的支配。这些原则既指导冲突法的制定，又将指导冲突法的实施。其原则有:
(一)国家原则
我国冲突法充分体现了国家原则。首先，我国冲突法的制定与适用体现了国家原则。我国冲突法是我国在实行对外开放、国家独立和完整的情况下的自主立法，没有任何外来势力的干扰和影响。其次，我国冲突法采用了公共秩序保留条款来保护国家。公共秩序保留是冲突法中一项重要的维护国家的制度。各国冲突法的立法或司法实践无不肯定这一制度，我国冲突法也采用了这一制度。
(二)平等互利原则
首先，平等互利原则要求各国民、商法律处于平等的地位。我国现有的冲突规范，除少数单边冲突规范规定某种民事法律关系必须适用中国法外，大多为双边冲突规范，都可能结合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具体情况需要适用外国法，体现了我国在对外交往中承认外国民、商法与我国民、商法的平等共存。其次，平等互利原则要求中外当事人在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处于平等的地位。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同等的法律保护。例如，对于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我国冲突法规定合同当事人有权自主选择应适用的法律，但这种选择不是当事人哪一方的独断选择，而应是当事人通过平等协商。
(三)国际条约优先原则
我国立法明确确立了国际条约优先的原则。《继承法》第36条在确定涉外继承的法律适用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外国订有条约、协定的，按条约、协定办理。”后来，《民法通则》在“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这一章中再次专门肯定了这一原则。众所周知，“条约必须遵守”是一项重要的国际法原则。我国冲突法确立的国际条约优先原则是与这一原则一致的。
(四)国际惯例补缺原则
鉴于我国的冲突规范不多，缔结或参加的含有冲突规范的国际条约较少，我国立法确立了国际惯例补缺原则。《民法通则》第142条第3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这表明，我国法院在处理涉外民事案件时，如在法律适用问题上，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对案件所涉问题未加规定，可以借用国际惯例来处理案件。
除了以上基本原则外，我国学者对最密切联系原则能否成为我国冲突法的基本原则，认识不一，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方法说一，认为是一种法律选择的方法而不是原则。(2)原则说，认为该原则是进行法律选择的基本原则，涉外民事关系或涉外案件都应适用与其有最密切联系的那个地方的法律。(3)最密切联系原则是准据法选择中的补充原则，只有在当事人没有明示或默认的法律选择时，法院才可能依最密切联系地来选择准据法(4)最密切联系原则是准据法选择中的指导原则，对准据法的选择起指导性作用。
正确认识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冲突法中的地位，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关系到如何正确对待和运用这一原则。笔者认为，最密切联系原则是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的一个补充性原则，它在我国冲突法中的地位仅次
于法律适用的基本原则，即仅次于传统的冲突规范。
二、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冲突法中的地位
冲突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于冲突法始终的、不可动摇的、根本性的原则，是冲突法的其它制度和原则赖以存在的依据。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基本原则是过分提高了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地位，夸大了该原则的作用。
1.该原则只适用于准据法的选择过程，并没有贯穿于冲突法的始终。
2.依最密切联系原则选出的法律会因为其与法院地国的公共秩序、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相抵触，而不被法院地国采用。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法院仍然适用这一外国法是不可能的，一国法律也不可能作出这样的规定。在实践中，法院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借助公共秩序保留制度、反致制度等来排除适用依最密切联系的原则选出的法律。因而最密切联系原则是可以被国家原则的。它总是要让位于国家原则，而不可能与国家等原则一起成为冲突法的基本原则。
3.关于最密切联系地的确定。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意见》第189条对涉外扶养关系的最密切联系地的规定:“扶养人和被扶养人的国籍、住所以及供养被扶养人的财产所在地，均可视为与被扶养人有最密切联系。”《意见》的这一条规定借鉴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确定最密切联系地的方法，但存在许多问题:(1)这种确定方法是通过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形式出现，因此缺乏权威性;(2)这种确定方法只限于涉外扶养案件，对其他案件中最密切联系地的确定则没有规定;(3)语言措词上不够严谨，扶养人和被扶养人的国籍、住所以及供养被扶养人的财产所在地应该是确定最密切联系地应该考虑的因素，而不可能均为最密切联系地。由此可以看出，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的适用过程中有着很大的局限性。
之所以说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冲突法中是一个补充性原则，是因为:一方面它在调整涉外民事法律关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有着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不能与传统的冲突规范相提并论。
首先，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面广，可以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
采用最密切联系原则可以避免传统冲突法中往往只对某种法律关系只规定一个固定联结点去指引准据法的弊端，使法院能根据具体情况，决定采用某一最适合于案件的法律。这一原则有三个明显的特点:灵活性、预见性与准确性。由于该原则具有这些特点，其最先在合同和侵权领域内提出，但其作用显然已超出合同和侵权领域，同样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其他领域。
我国《民法通则》对涉外民事关系的许多问题未作规定，如涉外动产物权、涉外遗嘱继承、涉外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等问题的法律适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立法时受到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没有足够的实践经验，某些条文规定的条件还不成熟，某些问题的认识未达成统一等。就目前的条件下，即使修改《民法通则》后，同样不可能将涉外民事领域里的所有问题都加以明文规定。
涉外民事关系是一种超越一国范围的、具有多侧面和多层次特点的特殊的社会关系，其法律适用涉及面广，性质复杂。如何解决法律未明文规定而实践中已发生的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已经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题传统冲突规范解决这一问题时，往往适用法院的法，这样难免使一些案件的解决有失公正，如果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法律适用的一个补充性原则，规定法律无明文规定时，依与案件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这个难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我国冲突法立法起步较晚，应该借鉴国外先进的经验，明确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冲突法中的地位，使我国的冲突法更具先进性、科学性，使涉外案件的审理裁决更为公正、合理。
其次，由于最密切联系原则本身固有的缺陷，它只能做为一条补充性原则。
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一条灵活的法律选择原则，它的作用是明显的，然而由于它本身没有提供必要的严密而精确的分析方法，就使得它的应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法官的分析和判断。这种做法潜在的弊端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缺乏精确性，无法排除法官的地域偏见，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尤其是我国现有立法没有对它加以必要的限制，更使司法实践的统一性受到很大的影响。需要明确的是，在处理涉外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上，传统的冲突规范代表着国际私法追求稳定性、明确性的目的，它在冲突法中的地位是不容置疑的;而最密切联系原则代表着灵活性，只有配合、补充传统的冲突规范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而无法取代它。
为了使冲突规范变得更加灵活而又
不失法律选择上的相对稳定性，许多国家在立法时，一方面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总的指导原则，在制定冲突规范时，尽可能选用那些最能体现密切联系的联结点，同时又规定仅在立法上指定的联结点不存在时，才允许法官依此原则去选择法律，以适当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这种做法增强了传统冲突法在调整涉外民事关系领域的活力，提高了法律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
通过以上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分析，使我们能够辩证地认识它与传统冲突规范的关系，正确理解它在我国冲突法中的地位，既不可将它的作用过份夸大，也不可无视它的作用，它应该是而且只能是法律适用的补充性原则。
三、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我国的应用
我国的国际私法虽然起步较晚，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吸收了一些国际上的先进成果，最密切联系原则就是其中一例，我国在这一原则的采纳和应用上有这样一些特点:
(一)范围广
除将之应用于合同领域之外，在解决国籍及住所的积极冲突、营业所的确定、多法域国家准据法的确定以及抚养关系等方面都应用这一原则。
(二)规定性和法官自由裁的灵活性相结
我国的实践强调了从形式上和实质上这两个方面来保证这一目的的实现。在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1987年l0月19日通过的《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第2条第6款对13类合同的最密切联系地主要依照特征性履行理论作了推定，同时又规定“但是合同明显地与另一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有更密切联系时，人民法院应以另一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作为处理合同争议的根据。”这一例外条款，从实质上保证了规定性之下的适当灵活性。以形式而言，这一灵活性在确定最密切联系的实践中采取了完全的法官自由裁量、有条件的法官自由裁量以及由法律直接推定这样三种形式。
突发事件应对原则篇5
[关键词]高等院校；突发事件；预防管理；机制
doi：10.3969/j.issn.1673-0194.2013.01.055
[中图分类号]G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194（2013）01-0094-02
1引言
近年来，高等院校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不断变化，高校的一些突发事件扰乱了正常的教学和科研秩序，也威胁到学校的教师和学生的安全。
更多的研究学者开始对高校应急管理进行研究，积累了一些经验，在具体的管理策略上有了一定的共识，并提出了一些应对措施，以应对突发事件，为高校建立预防和应急管理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总体上看，目前还是以分析研究为基础的，在体制和机制的确立上缺乏系统的研究。研究的内容主要是从应对策略和采取措施的角度进行分析，而对建立研究机构和机制仍然缺乏。内容的研究项目将进一步深化，同时对大学生这个特殊群体的研究工作需要加强。
2内涵及本质特征
高校突发事件主要包括：、恶性事件、暴力恐怖事件和重大恶性刑事案件、发生群死群伤等重大事故、防火、防毒、防爆以及卫生防疫和食品卫生安全、网络与信息安全、师生心理问题、实验室药品安全、交通安全、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
高校突发事件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突发事件，大致理解为有害事件在大学中出现，狭隘地理解为威胁到学校活动或破坏学校的功能的人为事件。这个初步的分析可以知道，高校突发事件是指学校内部条件或外部变化，在大学内突然发生的自然或人为原因造成的事件，大学生发挥主导作用，而不是以高校管理的意志为转移的，后果严重的，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危险的事件。
高校突发事件的最本质特征是突然发生的事件，经常让学校感到意外或处理困难。然后会给学校现有的学习、工作、生活和秩序造成一定的干扰或影响，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和影响力。
3产生的原因
引发高校突发事件的原因相当复杂，有时可能是多种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引发。高校在遭遇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时（如地震、台风、洪涝、火灾等），如果对抢险救灾、恢复重建工作组织不力，对学生的学习、生活保障不到位，对受伤害学生的善后处置不当的话，就会激起学生的不满而引发突发事件。
（2）社会性问题的辐射和影响。近年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在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使得各个方面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学校若不及时有效地对学生进行疏导，很有可能演变为突发事件。这类突发事件直接或间接地威胁到学生的人身安全，严重影响学校正常的秩序。
（3）高校内部管理与服务问题所致。高校在对学生进行教育管理和提供服务过程中，若因管理和服务问题而影响了学生的切身利益时，容易引发大学生群体性突发事件。例如对当下学生危机处理不当，后勤保障工作不到位，从而导致学生伤亡等问题，都可能引起突发事件。
（4）大学生心理情感问题引发。大多数大学生的生理、心理都还在发生着大的变化，尚未完全定型，意志性格处于后期形成的过程中，尚不十分稳定。他们情感丰富，缺乏判断是非的能力，观点容易片面，情绪容易激动；他们理性与冲动并存，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过程中，需要学校教师加强教育和管理。
4预防处置和应急管理
高校突发事件不利于和谐校园的建设，妨碍了高校教学秩序的正常运行，必须在分工负责、责任明确的基础上，积极预防、有效控制、妥善处置。重点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1）切实进行预防体系的构建。构建预防体系是高校公共安全建设的重点，也是有效预防学生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基础和关键。做好预防、及时缓解和钝化危机，应着重考虑两方面：①思想认识体系的构建，使学校高度重视学生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预防，正确认识校园危机，确立起共同的危机管理价值理念和行动原则；②工作体系的构建，提前制订周密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达到使危机损害最小化，同时对突发事件的管理做到常态化，提高对管理层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
（2）完善预警机制，加强预测。应建立预警机制，加强信息的收集＼分析和判断，同时分类设定的分级预警信号，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预警信息网络，抓住监测点，一级抓一级，从底部到上部，形成完整的信息链，及时掌握学生的思想趋势，关注了学生的精神状态，以确保快速、畅通的信息传递。学校加强对情况和思想发展趋势的分析和判断，有针对性地提高教育质量，做到早发现，早控制，早预防，早解决，把种种迹象的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要注意提高危机管理的科学性和响应系统的灵敏度。
（3）创建一个充满爱的环境，构建和谐的气氛。构建和谐校园，并不意味着学校不能有问题出现，而是要及时解决矛盾与协调矛盾。事实上，社会矛盾在任何地方，任何单位是客观存在的，要关心，要介入管理，这样做的实质是建立一个和谐的校园环境。因此，我们要以鼓励领导和教师干部深入班级、宿舍，和学生交朋友，积极开展教育以及和谐班级、宿舍创建活动，大力开展心理辅导，努力解决同学之间的人际矛盾，努力创造团结友爱的学校环境。
（4）坚持处置原则，妥善做好各项工作。处置突发事件，要坚持统一领导，正确处理好发展稳定的关系；以保护师生员工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学校正常秩序为最高原则；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的原则；坚持思想教育和依法办事、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及时妥善处置；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为主的原则，及时准确信息，满足师生的知情权；在坚持慎用警力、警械和强制措施的前提下，果断妥善处置，谨防激化矛盾；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持教育疏导、分化瓦解为主及时果断处置。
（5）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引导和化解高校突发事件，采取有效的激励机制。①要建立舆论激励机制，就是强调思想上的正确引导，通过广泛教育，使学生充分认识到突发事件的危害性；②要建立活动激励机制，就是要统一组织学生开展模拟性突发事件演练，参与预防处置和应急管理的整个过程等活动；③要建立榜样激励机制，就是要建立和畅通学生与学校的联系机制，做好跟踪服务，交流经验，展示楷模；④要建立主体激励机制，就是要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转变为长期、稳定的防卫观念。
总之，高校突发事件预防处置和应急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高校、学生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高校突发事件诱发因素不同，所呈现出的反映形式、参与规模、影响程度等不尽相同。在政府及外部客体结合实际、采取措施、创新工作保障的情况下，高校如果应对及时，处置得当，真正发挥好引导、鼓励、激发、促成和推动等作用，就可能预防和处置好突发事件，维护学校稳定大局，构建和谐校园。
主要参考文献
突发事件应对原则篇6
关键词：自媒体高校突发事件信息沟通新闻应对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
教育是国计，亦是民生。当前我国教育事业正处于重要的改革发展机遇期，与教育相关的事件常常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和反响。高校突发事件，一直是困扰高校育人工作的难点与焦点问题，其预防、应对与善后是一项系统工程，对高校的稳定、社会的和谐都有着深远影响。从近年来层出不穷的校园突发事件所引发的公关危机来看，高校在面对突发事件所采取的新闻应对策略存在着轻视媒体传播、缺乏信息技巧、关键时刻“失语”、“噤声”等问题。改进突发事件的新闻应对方式，增强舆论引导意识，健全高校信息机制，对于高校提升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不言而喻。
一、高校突发事件中新闻公关的积极作用
（一）改善信息不对称，避免负面影响蔓延
在自媒体环境下，高校一旦遭遇突发事件，很容易在短时间内被迅速传播。加上媒体对于突发事件和危机事件具有天然的敏感性，为了迎合部分读者的好奇心与求异心理，一些媒体还会对事件进行拓展和延伸报道，进行负面炒作。这种情况下，“捂捂看再说”就是高校应对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致命伤。由于事件初期沟通不畅、权威信息源匮乏，往往会导致负面舆论满天飞，给高校突发事件的后续处理带来很大麻烦。2015年中国教育网络舆情分析报告显示，门户资讯平台、微博和论坛三大数据的用户对其参与评论的教育相关话题普遍持负面态度。“负面”情绪仍然是多数，其中微博用户的负面情绪最高，占59.3%。可见，做好高校突发事件新闻公关，在突发事件媒体演变规律的“黄金4小时”内，保证信息传播的真实、客观、迅速展开，让正确的声音成为主流，是最大限度地降低突发事件负面影响的积极举措，这可以有效避免高校造成难以控制甚至是难以收拾的舆论局面。
（二）掌握舆论话语权，有效控制舆论方向
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新闻的者。在突发事件发生后，公众各种负面舆论极有可能导致信息传播朝着不利于高校突发事件的方向发展。高校如果“只做、不说”，往往会令事件处置效果适得其反。因此，在“黄金4小时”内占领舆论主导，及时准确发声是做好突发事件新闻工作的核心。学校要主动赢得舆论话语权，“跑”在谣言前面，有效控制信息的导向，在最大范围内获得各个方面的理解和支持，以达到顺利妥当地处置突发事件的目的。例如，武汉大学在“解聘门”事件中，面对公众的质询和在网络指责声如潮时，及时积极做出了回应。不但出具了劳动合同等有力证据，还充分利用自己的官方网站作为窗口，主动约请、接受各路媒体采访，在第一时间内争取到了话语权，使得自己的声音和观点无障碍地传播出去，不仅消除了民众误会，也避免了学校陷入被动境地。
（三）应对社会诉求，重塑高校正面形象
事发突然、事关重要，事态影响显著是高校突发事件的主要特征。涉及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且具有一定的敏感性，高校突发事件也往往成为和媒体报道的焦点。新闻公关，则是用新闻的方式让第三方说话，增强高校在突发事件中发生的可信度、权威性。在公众意识觉醒的时代，公众对于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事情尤为关注。做好高校突发事件的新闻公关，及r公布事件的各种信息，不仅满足当事人、师生们及公众的知情权，稳定事件当事人、家属情绪，也能让公众感受到学校管理者的坦荡和真诚。所以，在突发事件的处置过程中，高校若能积极有效地采取新闻应对策略，不仅有利于化解舆论危机，消除事件的不良影响，还有利于重塑高校的社会形象，促进高校和谐可持续发展。
二、高校突发事件新闻应对的一般原则
（一）主动性原则
要使突发事件的新闻处置有利于维护学校形象和师生利益，有利于危机事件的妥善处置，首先应当改变高校管理者应对突发事件“失语”和“噤声”的思维方式。一方面，校方应主动联系教育管理部门、相关部门和媒体做出权威信息，积极掌握新闻舆论的主动权，将公众的关注重点正确引导至有利于突发事件解决的方向，维护高校稳定和谐的舆论氛围；另一方面，校方面对舆情要主动发声，不躲也不怕，不仅要“敢于说”，更要“善于说”，借助媒体之力和网络平台有效开展舆论引导，积极抢抓舆论话语权。
（二）及时性原则
自媒体环境下，及时是突发事件信息的生命线。快速发声可以避免媒体和网友产生一边倒的舆论压力。当突发事件发生时，公众迫切需要获得相关信息，传统的“黄金24小时”传播法则已渐显无力。面对突发舆情，高校应当第一时间发声，第一时间处理问题，做突发事件的“第一定义者”，以便消解不同利益主体、利益集团之间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不信任感和认知偏见，从而避免非正规渠道消息对舆论的负面影响，最大程度地避免或减少社会传言和新闻媒体的不准确报道。
（三）真实性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突发事件发生后，校方在第一时间明确事件原因，分清责任后，还应当将事件的真实原因和经历，采用适当的方式反馈给相关部门和公众。这样既杜绝了以讹传讹的局面，同时也提高高校官方信息的公信力。对外的信息和沟通交流，校方要做到统一思想，统一行动，避免不同部门或不同领导对事件的不同回应给学校舆论引导工作造成的不良影响，更好的做到官方信息的真实性、权威性和一致性。
三、高校“第一时间”开展突发事件新闻应对的路径选择
（一）建立新闻应急队伍，健全新闻发言人制度
英国危机公关专家杰斯特曾提出，危机处理的信息工作要注重三大要点，即危机处理的3t原则：tellYouowntale（以我为主提供情况）；tellitFast（尽快提供情况）；tellitall（提供全部情况）[1]。3t原则对于高校进行新闻危机公关同样具有较高的参考作用。2004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要重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引导，积极开展舆论监督，完善新闻制度和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一般而言，在突发事件发生之后，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也是高校面前突发事件应对舆论压力的最佳选择。高校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就是以高校为传播主体，以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为传播客体，通过、传播与公众利益相关的校园信息和重要新闻来实现高校与社会的沟通。从高校新闻发言人的角度来说，在信息前，新闻发言人首先要对事件的产生、发展的态势、可能的后果做出预估。在与上级主管协商、各部门沟通协调，并掌握了足够的信息和资源后，客观、准确、稳妥地向媒体突发事件的各方面信息。在策划、商定新闻发言过程中的主要内容、发言重点和会召开的具体问题中，高校要发挥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社会沟通职能，不仅要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还要进行以主流价值观和宣传方针为指导目的的舆论引导，使高校的活动更加易于被公众理解和接受。
（二）研究新闻公关方案，主动开展新闻策划
所谓新闻公关，就是运用信息、沟通协调的方法去应对和化解危机，让公众了解事实的真相，进而有利于下一步控制事态、解决矛盾，引导舆论、争取支持，挽回影响、重塑形象[2]。新闻公关之所以能在高校突发事件处置中发挥重要作用，主要是因为高校突发事件往往会转化为公共事件受到公众的审视。在突发事件的新闻应对过程中，科学有效地组织新闻报道，引导舆论正向发展对突发事件的顺利解决有着促进作用。因而，重大突发性事件的新闻处置工作，需要在学校党委、行政的统一领导、精心部署下，由宣传部、新闻中心、学生处等主要部门负责组织协调开展。在进行新闻策划时，还应注意五个问题：一是尊重事实，涉及敏感数据的，需经学校统计部门审核和学校党政主要领导审定后，确保的信息都是经过核实、有据可查的；二是接到发生突发事件的报警之后，高校应以实事求是的处理态度，实行“归口”和“属地”相结合的原则，向上级主管部门进行汇报。三是建立信息核实及反馈机制，核心部门和相关人员之间互相协作，保证核心信息的及时获取，避免遗漏关键信息或必要细节；四是适度回应，相关负责人及团队要对相应的新闻方案进行仔细准备和详细演推，开展形式多样的新闻活动但不宜过分炒作，以免适得其反；五是学校要根据事件的发展和社会反响，迅速组织高校宣传工作者撰写新闻通稿，可以是对突发性事件的说明，也可以是对不良舆论的回应，但要通过单一出口，同时密切关注、搜集、分析外界媒体的反应，积极研究应对政策，占据主动地位，化“危”为“机”。
（三）借用媒体公信力和网络平台，加强舆情引导控制
按照突发事件的发展规律，舆情演变过程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潜伏期、活跃期、稳定器。自媒体原生态的传播形式促使舆论场变得多元与复杂，话题碎片化、立场与态度各持一方，在多元与复杂的信息域中引起公众的围观，继而引起一舆论周期，由此反复不断在围观与被围观中把时间的发展节奏推向高潮，形成一个完整的舆情事件传播流程[3]。这种情况下，校方要懂得借用媒体公信力和网络平台，控制舆论导向为化解危机赢得舆论支持。首先，要正视媒体再高校突发事件中的积极作用，这是高校获得社会支持，改变高校在突发事件的负面形象的重要手段之一。突发事件发生后，校方要及时通过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公布事件进展，对一些关键信息实现滚动播报，有效掌握信息的主动权，避免一些不实信息的出现。其次，要了解与媒体沟通的法则，争取媒体支持。在信息时，选择优势的、可靠的、公信力强的媒体进行新闻。另外，为了防止新闻媒体对事实和信息的扭曲，还有必要对新闻媒体进行监督。为危机新闻发言做好铺垫工作。概括起来，可以通过传统媒体、新闻网站、网络论坛、微博微信等进行舆情监测。由此判断评估高校突发事件舆情的演化方向和发展趋势，及时调整突发事件的新闻应对预案与措施，以提高新闻信息的针对性与有效性。
通过上文对高校突发事件新闻应对策略的分析研究，广大高校管理者可以认识到，及时有效地处理好高校突发事件，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管理者具备较强的心理素质、知识水平和工作技能。自媒体时代，高校在突发事件发生后积极开展新闻应对，打开了大学“围城”通向外界的一扇“窗户”，既有助于高校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和育人环境，同时也是高校建设长远有效管理机制的重要手段。因此，健全高校突发事件的新闻应对策略是势在必行、意义重大的积极举措。
参考文献：
[1]薛澜，等.危机管理――转型期中国面临的挑战[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1.
突发事件应对原则篇7
【关键词】中等职业院校推理模型应急管理信息化
学校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与社会影响密切相关，对于维护社会稳定起到重要作用。中等职业院校，是一个承接人口高度密集的职业教育工作的公共组织体，在学校如食物中毒、火灾、传染病、自杀等突发事件层出不穷，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1中等职业院校突发事件现有应急响应方法分析
近年来，人们对突发事件的预防和治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然而各类突发事件仍频繁发生。多年的探索和实践告诉我们，突发事件发生后的应急处理是减少损失和伤亡的一项关键措施，这就为应急预案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利用预先制定的应急预案来完成对中等职业院校突发事件的应急响应是目前常用的一种方法，它是在辨识和评估安全隐患、发生可能性及突发事件后果严重程度的基础上，对应急机构的组织和职责、技术设备、救援物资及行动等方面做出预先的可行的安排。应急预案主要明确了在突发事件发生的过程中相关人员各自的职责，由谁负责、负责做什么、什么时间做以及相关的计划和准备等。
现有的这种应急响应方法是实现中等职业院校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科学有效的途径，它的决策流程符合人们认知、分析、解决问题的行为规律。其优点主要有：（1）缩短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的时间；（2）增强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的科学性；（3）减小突发事件应急管理者的心理压力。但是一般情况下，突发事件千变万化且还一直处于演变过程中，如果简单的使用了应急预案，不能全面考虑突发事件的相关环境状况，措施不具有针对性，长此以往人们还会忽视问题的具体情况和分析，实现不了对问题的根本性解决，所以它在实际运用中有一定的局限性。
2基于范例推理和基于规则推理的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推理模型
2.1基于范例推理的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推理模型
范例推理（Case-basedreasoning，CBR）是利用过去的经验知识（经验知识转化为具体历史范例）来解决新的相关问题，也就是通过对历史范例的检索，获得与新问题相匹配的范例，结合新问题的具体情况对范例解决方案修改，最后应用到新问题的解决措施中。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绕过了解决方案中知识获取的难题，从而提高了解决问题的灵活性和时效性，在知识获取困难但拥有丰富历史案例的领域中能够很好的应用。
突发事件发生后，通过查找以往成功的解决案例，获得最相似案例，比较新、旧突发事件的差异，结合原来使用的知识和信息并经一定的调整和修改，重新制定新的方案并使用，以解决当前待处理的突发事件应急问题。
2.2基于规则推理的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推理模型
规则推理（Rule-basedreasoning，RBR）是指通过根据一定的要求把相关领域的专家知识形式化地描述出来形成系统规则，把该领域的一些具体问题及其相应的答案表示成规则，进而利用它们来模仿专家在求解问题中的关联推理能力。prolog语言具有逻辑推理能力，且描述功能较强、语法简单、使用方便，所以它在人工智能的许多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
规则推理类似于专家系统的思想，其目的是通过匹配知识库中的规则与新问题的事实信息，来获得相匹配的规则。本文利用反向推理结合“规则-行动映射表”的方法，利用规则从初始事实信息出发进行推理；利用“规则-行动映射表”保存满足规则的相应结论，“规则-行动映射表”主要包含：规则的谓词名、谓词取值、方案属性和属性值。
3融合范例推理和规则推理的中等职业院校突发事件应急响应信息化模型
范例推理和规则推理各有自己的优缺点，单独使用时会有难以避免的错误发生，应将二者融合在一起，可发挥有点规避缺点，提高应急响应能力及效率。结合中等职业院校突发事件的特点，本文建立融合范例推理和规则推理的中等职业院校突发事件应急响应信息化模型，如图1所示。
按图1所示，中等职业院校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模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3.1推理前
当突发事件发生时，根据突发事件的当前现状情况及其描述信息，系统首先将当前问题利用XmL表示法进行表示，为下一步的范例推理和规则推理打下基础。同时应急响应决策专家可以根据目标和自身的经验预先设定范例相似度阀值等。
3.2推理中
推理分为基于范例推理和基于规则推理两个并行的过程。
基于范例推理过程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步：根据范例检索辅助模块提供的历史范例，计算当前问题与各个历史范例之间的相似度，然后根据专家结合事实情况和经验等预先设定的相似度阀值，得到符合要求的范例集合。
第二步：同样根据范例检索辅助模块，通过匹配其提供的检索辅助规则与历史范例，得到符合条件的范例集合。
第三步：将第一步和第二步的范例集合进行排序整合，得到最终的范例集合。
第四步：查看范例修改辅助模块中是否有指导范例自动修改的辅助规则，若有则修改最终范例集合。
基于规则推理过程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根据一定的规则对已知的事实信息进行描述，建立相应的一阶谓词。
第二步：将当前问题与知识库中的推理规则进行模式匹配。
第三步：把得到的匹配规则的解决方案返回系统。
最后系统结合方案整合辅助模块提供的方案分类和排序规则整合两种推理方式得出的结果，并返回最终的推荐方案。
3.3推理后
得到最终的推荐方案后，请有关专家结合当前问题的事实情况、所处环境和要求等，依据方案评估辅助模块提供的方案解释信息对推荐方案进行评估。若经过评估此推荐方案是可行的，则进入方案实施阶段。反之若不可行，则通过方案手工修改和重新推理进行解决；可选择补充问题信息或修改推理参数等进行重新推理。最终的实施方案应根据知识维护辅助模块提供的范例价值评价规则等评价方法对其进行评估，若此方案与范例库中的历史范例等具有较大差别，则说明它有很大的保存价值，可以将此方案及其解决信息等以范例的形式存入范例库；有需要的话还可以对旧范例进行删除和修改等操作，从而实现了推理系统的自我学习功能。
另外，在方案实施中其反馈信息及突发事件演变信息等会不断返回到达，原有信息与这些新增信息相结合就会产生新的突发事件信息（即新范例）；这时就要对新范例重新进行范例表示、推理、评估和维护。这样就可以提高推理系统的应急响应效果，即在获得推荐实施方案的同时兼顾突发事件的动态演变。
4中等职业院校突发事件应急响应信息化推理模型的应用分析
假设范例库中有下面表1列出的5个中等职业院校突发事件的基本信息，寻找突发事件6的解决方案。
4.1范例推理
根据范例推理的方法，首先进行相似度的计算。范例检索前，先进行离散化处理，根据各属性的特点，假设四个属性的权重依次为：0.4，0.1，0.2，0.3；“食物中毒”属于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火灾”和“拥挤踩踏”属于治安安全类突发事件，“地震”属于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游行”属于政治类突发事件；再结合确定数属性、确定符号属性及模糊型属性的不同计算公式，离散化处理和加权计算结果如下表2所示。
计算结果表明，在给出的5个突发事件中，突发事件3与突发事件6最为相似，相似度为0.99。
4.2规则推理
本文设定的推理规则如下：
1）：decision_scheme（X，a1）：emergency_type（X，food_poisoning）.
2）：decision_scheme（X，a2）：emergency_type（X，fire）.
3）：decision_scheme（X，a3）：emergency_type（X，groupsoftroublemakers）.
4）：decision_scheme（X，a4）：emergency_type（X，earthquake）.
5）：decision_scheme（X，a5）：emergency_type（X，procession）.
规则推理的步骤如下：
第一步：根据问题新范例的事实信息建立对应推理规则的逻辑事实.
第二步：依次查找询问各条规则谓词是否满足已建立的推理规则，反向推理得到最后满足的推理规则为：{规则2}，对应的规则谓词为：
emergency_type（X，fire）.
在得到推理结果后，取出每条规则对应的突发事件应急方案属性设置方法。
第三步：根据查找到的规则及其对应的突发事件应急方案的属性值设定，可以得到的推荐应急方案是decision_scheme（X，a2）。具体实施措施如下：
食物中毒（a1）：第一时间应立即拨打急救电话“120”，同时向本单位领导报告，并通知学校医务人员到现场救助。
火灾（a2）：组织疏散人员离开现场，立即拨打消防中心火警电话119和急救电话120，向领导汇报并组织人员救助受害人员、使用灭火器材扑灭火灾，原则是“先救人，后救物”。
群体闹事（a3）：及时向领导报告并拨打急救电话120和报警电话110，尽力控制现场，稳定学生情绪。
地震（a4）：安排教职员工组织学生按照应急演练的过程移动到安全的避难场所，立即成立应急指挥小组，做好学生心理的安抚疏导工作，消除恐慌情绪。
游行（a5）：110，组织辅导员、学生会团总支干部深入一线，采取适当方式，包干化解，分散集众，平息事态；掌握或虏获当事人或煽动者，视情况做好相应的思想工作。
4.3方案整合
推理之后，整合两种推理的推荐方案，根据“规则推理结果>相似度计算结果”的优先次序，解决冲突的消解与方案各个属性值的设定。
若规则推理给出了部分解决方案的属性结果，最终推荐方案在这些属性上的取值则按照其结果进行设定；反之无法给出解决方案属性结果时，则以相似度最高的范例解决方案属性取值为准。同时系统会给出范例推理返回的所有范例及其解决方案，如果专家对当前方案不满意，可以采用其它相似度较高的范例的处置方案或进行手工修改，从而得到当前问题的针对性的处理方案。本案例最终的推荐方案是安全事故2的解决方案a2组织疏散人员离开现场，立即拨打消防中心火警电话119和急救电话“120”，向领导汇报并组织人员救助受害人员、使用灭火器材扑灭火灾，原则是“先救人，后救物”。
以上是基于范例推理和规则推理的中等职业院校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推理过程，系统可实现支持随突发事件不断发展变化的多次范例推理与规则推理，根据当时信息的具体事实信息推理得到不同的解决方案，实现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方案随突发事件演变的动态调整。
5结语
本文分析了中等职业院校现有的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方法并总结了其优缺点，在基于范例推理和基于规则推理的突发事件应急响应的基础上，结合中等职业院校本身的特性，提出了融合范例推理和规则推理的中等职业院校突发事件应急响应信息化模型，并通过实例验证了其可行性，取得了可行的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1]郭瑞鹏.基于预案的危机决策方法研究[J].科技管理创新，2006（2）：44-46.
[2]汪季玉，王金桃.基于案例推理的应急决策支持系统研究[J].管理科学，2003，16（6）：46-51.
[3]白晓虹，张威虎，王世勤.prolog语言特点综述[J].延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3（18）：23-26.
[4]廉师友.人工智能技术导论[m].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
[5]于殿宝，廉理.加强学校应急管理与防范事故的研究[J].安全，2010（4）.
作者简介
周国彬（1963-），男，河南开封人。讲师。现为固原市农业学校学士。在职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计算机应用技术，现主要从事计算机专业教学工作。
突发事件应对原则篇8
摘要：科学和完善的公共卫生应急体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进步标志和重要因素，纵观全球，没有任何国家公共卫生系统和公共卫生应急体系是非常完善、毫无问题的。随着社会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呈现的种类和特征更加多元化和复杂化，公共卫生体系面临严峻的考验和挑战，突发卫生事件频发导致很多经济社会问题的产生。我国现阶段处于社会结构转型和各项改革的关键时期，社会不稳定和危机因素逐步增多，更易于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关键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特点；意义
一、引言
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贝克第一次使用了“风险社会”的概念来阐述后工业社会存在的普遍状况和现实问题，并逐步将“风险社会”加以理论化。随后世界范围内波及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欧洲各国发生因二恶英污染传播所致畜禽类、乳制产品污染问题，美国的结核牛和英国的疯牛病事件，墨西哥全球性甲流疫情暴发，我国从SaRS蔓延到H7n9肆虐等等，均向世人说明我们身处危机频发的社会，人类的生命健康和疾病问题逐步凸显出来，“风险”与“危机”成为这个时代重要的特征因素。
贝克认为，风险社会有较为突出的两大特征：一是人类种子技术发展以及工艺革新导致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二是社会制度变革与结构变化导致的风险隐患。这两大特征的相互结合与作用形成了现代风险社会。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传播国际化的纵深发展，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突发卫生事件以及社会安全事故突破国界与区域的界限，传导向强，扩张性加剧。“人造风险”与“传统风险”日趋常态化与集聚化，国内与国际风险、区域性与全球化危机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人们已经进入前所未有的风险社会。
二、我国进入社会风险以及突卫事件的高发期
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繁发生
进入21世纪，从2003年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疫情在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广泛传播到2008年持续性的暴风雪袭击我国南方14个省（自治区）；从2008年5月四川、甘肃遭受8.0级强烈地震破坏，到2009年H1n1流感引起的民众恐慌；从2009年全国各类自然灾害导致4.8亿人次受灾到2013年H7n9病毒的蔓延……自然灾害、社会安全、公共卫生事件频发不止，呈逐年上升趋势。研究表明，人均GDp到达1千到3千美元阶期时人口、资源、环境、公平、效率等因素处于社会矛盾承载的“瓶颈期”与“约束期”,同时也是处于“经济发展失调期、社会秩序易乱区、心理区间失衡区以及社会伦理重构期”的关键节点。根据这一观点与理论，目前我国处于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同时进入社会风险与突发事件的高发阶段。
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造成重大的社会灾难
从法律层面上，2003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应对突卫事件有了法律意义上的指导、实践方面的规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重要性与权威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从实践层面上，自从2003年SaRS和相关重大疫情事件发生以来，中央和地方在预警机制、应对机制、事后管理机制等方面逐步改善，并成立了常设的、专业性的应急管理机构进行日常管理与服务，初步完备了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但是实现政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的科学化与合理化尚需时日，公共卫生事件的复杂性、紧迫性、危害性等不可预知的特性需要进一步健全政府公共卫生管理体制。
近几年来，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繁发生，其破坏性、突发性、不可预知性及后果严重性受到各级政府和广大学者的普遍关注，如何更好地运用相关应急管理方法与理论解决突发卫生问题，如何有效应对与防范卫生事件，如何运用相关科学化与合理性应急管理机制把危害程度降到最低，成为我国政府亟待解决的棘手问题与现实困境。
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点及原则
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特点
突卫事件的发生由于所处环境、产生原因及危害后果的不同，有其各自的特点与形态，但是突卫事件也有共同的基本特点。
(1)突发爆发性与不可预知性。这一特征说明：一是突发卫生事件难以通过科学仪器与工具手段进行预测和推断，事情的发生事前没有征兆，难以进行有效的防范与预警。二是突发卫生事件一旦爆发与蔓延，需要政府机构与相关部门在紧急状态与短暂时限内做出分析判断，认定事实与推断结论，从而更好地进入应对环节。
(2)复杂性与繁冗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可能是由多个源头与媒介引起的，地质灾害、化学细菌、传染疾病、农林牧副等都会在相当程度上产生危机事件，种类繁多，根源复杂。而且同类事件表现形式与动态化传播千头万绪，千差万别，处理方式与方法也差距甚远，较难预测其辐射范围和发展趋势。
(3)经济破坏性与社会危害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于生产生活、生命健康、安全稳定息息相关，可以在短暂时间和微小区域造成人群发病与死亡、财产损失与社会动荡，对社会安全与经济发展影响严重，这一特征迫使政府部门需要及时有效地控制危机局面，减轻社会危害度和蔓延破坏力。
(4)处理的综合性和系统性。由于突卫事件的骤然性和突然性，其现场控制与处理、原因分析与调查、善后总结与预防涉及多个部门和机构，政策性与协调性较强，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与紧迫性任务，需要在政府部门的统一布控与系统管理下才能稳妥推进相关工作。
(5)全球化与国际化。疾病传播、中毒传染以及食品药品安全是全球性的问题，国际合作与沟通空间巨大。当前国际之间人与人联系密切，沟通顺畅，这都为疾病传播与蔓延扩散提供了可乘之机，公共卫生事件可以跨越洲际之间的阻隔以及区域之间的限定，横行肆虐，影响广大。
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基本原则
(1)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突卫事件的特点决定了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监控、处理需要在政府机构的主导下进行，分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管理的突卫事件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已经成为应对公共卫生问题的关键路径选择，实时依据突卫事件的影响范围、危害程度以及资源分配比率等因素，启动与响应相关的应急预案与处理规划。同时公共卫生是一项涉及面广、波及群体宽泛的事业，非政府组织、大众媒体、民众等社会力量的参与在保证突卫事件效率化、效果性解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预防为主、以人为本原则。突卫事件是难于避免与直接监测的，对于公共卫生的应急举措首要在于预防，深化危机意识。无论是生物病原体所致流行病还是人为与自然因素所引起的公共卫生问题，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可以将欲发生的突卫事件扼杀在萌芽状态中，可以将难于监控的突卫事件造成的损害降到最低；另外突卫事件危及民众生命安全与健康，必然导致财产与物质的损失，各级部门和政府机构应该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首要原则，利用所有资源与设备，最大限度地保障群众生命安全，对于受灾群众和参与救援的人要竭尽全力做好防护与保障安全工作。
(3)公平性与效率性原则。每个公民都享有接受公共卫生物品消费和享有卫生保健服务的权利，政府在依法办事与履行职能时，要充分保障卫生医疗资源分配的公平性与效率性。当流行传染疾病、重大卫生灾害、食品药品危机等事件发生时，在统筹与优化卫生资源分配时，首先确保受灾群众卫生保健服务的基本功能；其次，政府必须强调效率性原则，安排组织科学化与合理化的救援措施（精干高效的救援队伍、充分及时的救援物品以及行之有效的卫生保健服务），通过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救援措施的精益化运行，确保突卫事件在第一时间得到有效的公平性救助与效率化救援。
(4)时间性与协同性原则。突卫事件具有突发爆发性与不可预知性的特征，事件爆发过程和危机传递由于信息不畅、沟通不良等原因容易加剧事态的蔓延，因此突卫事件的先发处理在于时间的有效把握，政府应该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控制危机局面，及时准确稳控事态的发展。另外突卫事件不断考验政府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事件通常会涉及多个领域和机构，除了卫生管理机构以外，交通运输、公安警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医疗保障机构以及通信辅助部门等也将协调参与，如何形成联动配合机制，从而更好地促成多个部门和工作人员的合作，发挥整体化优势，是政府行政职能履职的重要方面。
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重要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社会结构加剧转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破坏性与影响性暴露出我国应急管理方面的缺陷与问题，风险增多导致的民众不安情绪与忧患意识亟待政府应急管理综合能力的提升。所以本文选题定位于政府应急管理机制研究，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一种科学化、合理化、效能化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机制，对于保障和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物质财产以及降低各类损失，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突发卫生事件的管理与应对是政府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
在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后，地方政府如何应对，应对的效率性、效果性都会涉及到这一事件的影响程度、辐射范围以及损失程度，政府应急管理能力是处理公共突发卫生事件的关键，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人民满意度以及经济发展度，来自国内外诸多领域的公共卫生事件的爆发，对于政府应急管理能力与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这关乎着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推进程度，同时也严峻考验着政府管理能力建设。
2.建立科学化、效能化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机制是政府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
突卫事件对于人类健康与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对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大众心理的广泛冲击不可小视，特别是我国特大城市上海人口集聚度过高，交往密切程度频繁，受威胁人群剧增，受破坏程度较高，事件一旦大爆发，危害性与损失度必然增大。城市地区现已为突卫事件发生的高危区域；而广大农村由于缺失相应的卫生常识与应对手段，事件发生极易酿成严重灾难，所以建立科学、效能化的应急管理机制极为重要。
参考文献
[1]韩锋.360度绩效考核在政府绩效管理中的应用性探析[J].经济与管理,2011(09).
[2]袁艳芳,蒋平.政府部门卓越绩效评价模式应用的必要性分析[J].科技与管理,2011(03).
[3]田家林.战略管理导向的政府绩效管理特点、效能及应用[J].技术与创新管理,2011(01).
[4]诚然,刘丽.战略管理框架下政府绩效管理探析[J].经济与管理，2010(10).
[5]韩锋,孙建丽.我国公共行政支出的战略性绩效管理初探[J].理论导刊,2010(06).
突发事件应对原则篇9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民商事交往日益频繁，国际民商事争议亦随之不断增加，各国为了维护本国国家及公民利益，往往扩大本国法院的管辖权，从而不可避免的出现对统一国际民商事案件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都主张管辖的情形。这种国际民商事管辖权的冲突不仅防碍了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而且影响了国家之间的正常交往。国际私法既是一种解决法律冲突争议的特殊法律规范，同时又泛指处理国际民商事关系中法律冲突争议的一整套法律制度。我国国际私法学者通常将中国国际私法的适应范围限定为国际民商事关系的管辖权，法律适应和司法协助三大领域，在处理国际民商事争议的过程中，这三个环节环环紧扣，彼此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三者中，法律适应是中心环节，而管辖权是法律适应的前提条件，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法律适应的结果，毫无疑问，管辖权在现代国际私法中居十分重要的位置。
所谓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实质一国法院对含有涉外因素的民商事案件进行审理裁判的权限范围和法律依据①，其核心内容是每一类具体的涉外民商事案件应由何国法院来管辖。从理论上讲，管辖权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在诉讼程序领域中的集中体现。就一个具体国家而言，国际民商事管辖权主要涉及两方面内容：第一，就某一特定的涉外民商事案件，本国法院有没有管辖权。有的学者把它称为“直接的一般管辖权”（competencegeneraldirect）；第二，有关的外国法院对某一特定的涉外民商事案件有没有管辖权，也就是说，外国法院判决能否在我国得到承认和执行的问题，学者们把这种管辖权称为“间接的一般管辖权”（competencegeneralindirect）
二
国际民商事管辖权的冲突随着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逐渐深入扩大，要协调好这些冲突就必须确立起国际民商事制度，而在这个制度中有一个核心，这就是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协调的基本原则。它是指在处理涉外民商事纠纷的法院管辖权时，为避免或防止冲突，各国应遵循的基本指导思想或必须把握的基本点；同时她还是以国家的法院有权审理具有涉外因素的民商事案件的理由，是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法律关系同法院的国家存在的某种联系。我们这里所说的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协调的基本原则通常指以下四点：
（一）合意管辖原则
合意管辖又称协议管辖，试制涉外民商事诉讼的双方当事人在争议发
生之前或之后，用协议的方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争议应由何国法院来管辖。合意管辖原则要求各国在处理涉外民商事纠纷时，通常情况下应遵循诉讼当事人的合意选择，由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院行使管辖权。如1965年《海牙协议选择法院公约》第5条第一款即规定：“除当事人之间另有约定外，只有被选择的某个法院或某几个法院享有管辖权。”一般来说，诉讼当事人的合意表示不受特定限制，除其表明接受某国法院管辖者外，还应包括依其行为可推定有此意思的表示的情形，诸如一方当事人向案件无特定联系的某国法院，而对方当事人没有提出异议且到该法院应诉的，即属此类情形。前者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明示协议管辖；后者也就是默示协议管辖。
明示协议管辖是根据“意思自治”的原则，允许双方当事人在争议之前后争议之后，将它们之间争议的案件协议交由某一国法院审理。协议管辖原则在国际民事诉讼中具有明显的优越性。首先，协议管辖可以消除管辖权方面的冲突。在国际民事诉讼中，由于各国确定管辖权的原则不同，同一个案件可能会出现若干个国家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情况，由于当事人的协议，就使得法院管辖权获得进一步的明确。其次，有利于判决的履行。因为行使管辖权的法院是双方当事人共同选定的，在一般情况下，改过法院所作出的判决当事人是信服的，当事人能国自觉履行。第三，是当事人具有一定预见性，特别是在争议之前当事人共同选择了管辖法院就可以使当事人对法院地国家的实体法和程序法有所了解。特别是在使用冲突规范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预先知道，一旦发生争议，根据法院地国家的冲突规范，将使用和国法律，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将会得到什么程度的保护。
当前，大多数国家在承认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权力的同时，一般都附有下列限制条件：（1）协议必须有效。有效的协议必须符合有关国家的法律规定；（2）受案法院依据法院地国家诉讼法的规定，同意受理该案件；（3）协议选择的法院仅限于第一审法院；（4）协议管辖只限于财产纠纷案件，而人的身份、能力事项则不能选择；（5）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院只限于与案件有实体联系的国家，不能选择与该案件毫无联系的国家的法院；（6）协议管辖只限于非专属管辖的案件；（7）当事人选择法院不得违反国内公共秩序；（8）当事人选择管辖的协议应当是书面的，口头达成的协议也要有书面凭证。
默示协议管辖，也称推定管辖，是指双方当事人之间既无独立的管辖权协议，合同中也没有选择法院的条款，同时也没有任何口头承诺，只是在一方当事人在某一国法院时，另一方当事人对该国法院行使管辖权不提出异议或者无条件的应诉，或者在该国法院提出反诉，都表示该当事人默示接受该国法院的管辖。实质上所谓的“默示方式的协议管辖”并不是一种协议管辖，而是属于另一类独立的管辖制度即“应诉管辖（或接受管辖）。
关于默示协议管辖，有一个问题需要指出，就是“特别出庭制度”（ecialaearance）它是指被告出庭的目的并不是就争议的实质问题进行辩论，而是针对法院的管辖错误提出异议，要求将争议提交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或者为维护自己被扣押的或有被扣押危险的标的物，或者为要求解决扣押而出庭的，这种出庭不能作为行使管辖权的根据，因此它不产生赋予有关法院对争议的管辖权的法律效力。在美国，特别出庭，一州对出庭仅为抗辨对其管辖权自然人将不行使司法管辖权②。另外，在协议管辖的管辖约定中还充分体现“保护弱者原则”。在协议管辖中，管辖协议有可能北经济上占优势地位（尤其是垄断或事实上垄断）的一方当事人利用来侵犯较弱一方当事人，造成形式上的自治平等，实质上有悖于公平的结果，与协议管辖所追求的价值取向背道而驰。典型情况是，当合同双方当事人实际的协议能力悬殊，诸如格式合同中，合同条款由一方当事人预先拟定，对方只能附合该条款意思，而拟定条款一方在经济上又具有绝对优越地位，使其可以将合同条款包括协议条款强加给对方。一般而言，弱方当事人只有被动的“自愿”接受合同中明显对其不利的协议管辖条款。总而言之，保护弱者原则对协议管辖的限制，示协议管辖真正体现价值优越性的必备条件，也是完善协议管辖立法的必然选择。
合意管辖原则在协调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和解决涉外民事纠纷中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因为合意管辖自身的优越性，才使得合意管辖原则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二）有效原则
有效原则是指各国在确定涉外民事纠纷的法院管辖权时，应考虑确保
依其确定的管辖法院所作的判决能得到承认和执行。根据这一原则，管辖国若不能就特定案件做出的判决予以执行或请求他国得以执行的，不得就该案件行使审判管辖权。有效原则是由确立国际民商事管辖权的宗旨所决定的，它既是实现法律制度本身的需要，也是保护诉讼当事人利益的需要；既是确立国际民商事管辖权的最重要原则，也是协调国际民商事管辖权的重要原则。
有效原则的实质是要求各国在确立国际民商事管辖权时，应着重考虑
所确定的管辖权的可行性和有效性。目前大多数国家均以涉外民事关系当事人的住所地或诉讼标的所在地作为行使国际民商事管辖权的基础，即是有效原则的体现。迄今仍在央格鲁——萨克逊国家得以保留的送达到原则，在某种意义上也反映了有效原则的要求。英美国家通常采用“实际控制”作为有效原则的具体体现，所谓“实际控制”就是指诉讼标的位于管辖国境内，或当诉状、法院通知书等送达时，被告在管辖国境内等情形。应当承认，英美国家依“实际控制”理论确立法院管辖权的作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利于判决的生效和执行的，但应指出的是，在实际中英美国家为了扩大本国法院的管辖权，对此往往作了过分扩大的解释。例如美国的“最低限度接触的管辖”，在此基础上，美国各州法院由纷纷确立了“长臂管辖权”（LongarmJurisdiction），所谓“长臂管辖”就是对不需要其同意接受，也不居住在那里的人和公司行使管辖权。这些管辖原则实质上侵犯了他国的司法，也常常受到有关国家的反对，成为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冲突产生的新根源。
（三）便利原则
便利原则是指当依管辖国的立法规定对某一特定涉外案件本无管辖
权，而由于诉讼的便利条件，当事人迫切要求在该过获得法律救济时，管辖国法院应从便利诉讼当事人出发，裁定本国享有审判管辖权。便利原则的宗旨就是为了消除国际民商事管辖权的消极冲突，为保护涉外民商事关系当事人的利益提供便利。
便利原则与盛行于英美普通法系国家的“不方便法院原则”（ForumnonConvenieDoctrine）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方便法院原则”源于苏格兰的司法实践，目前多为英美法系国家所采用，但大陆法系国家如荷兰、日本等亦有判例采用了这一原则③。便利原则从正面强调有关法院应为涉外民事关系的当事人提供诉讼便利，它有利于消除国际民商事管辖权的消极冲突；而不方便法院原则从反面强调当原本具有管辖权的法院审理某一涉外民商事案件将给当事人及司法带来不便时，应拒绝行使管辖权，它有利于消除国际民商事管辖权的积极冲突。
便利原则依方便当事人诉讼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出发点，因此，若被告为他国国民现居管辖国国外，而到管辖国法院应诉的，费用昂贵而且交通不便，这种情形下管辖国法院显然是不宜依便利原则而裁定自己享有审判管辖权的。此外，便利原则还受到合意管辖原则和有效原则的制约，依便利原则所确定的管辖权不的与依合意管辖有效确定的法院管辖权以及以有效原则所确定的管辖权相抵触。还应值得注意的是，便利原则使用的范围还决定与各国的成文法或判例所规定的合意管辖和专属管辖范围的大小。如果合意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范围大，则在国际民商事活动中便利原则使用的范围就小；反之，其发挥作用的机会就越大。
（四）先受理法院管辖原则
先受理法院管辖原则是指相同当事人就同一涉外民商事纠纷基于相同
事实以及相同目的分别在不同国家时，原则上应由最先受理的国家的法院行使审判管辖权。
对于先受理法院管辖权原则，我们应该注意以下两点：
1．相同当事人就同一涉外民商事案件基于同一事实已在某国
的，他国一般应不再受理或停止诉讼。同一事件已在某一法域，若仍然容许相同当事人对其在另一法域争诉，则势必激化国际民商事管辖权的冲突，从而翻盖国际民商事纠纷的解决，危及国际民商事交往的安全与稳定。为避免这种问题后一受诉法院已知当事人就同一事件已在别国法院先提讼时，应不再受理其；若是在诉讼中知道的，后一受理法院则应暂停审理。但在考虑前一受诉法院行使审判管辖权是否合理以及是否与本国的专属管辖权相抵触，原先是否可在前一受诉法院中获得全部救济以及暂停诉讼是否可以缓和无意义的重复的情况下，后一受诉法院可以决定是否不再受理重复诉讼或暂停审理④。美国法院为解决涉外民事管辖权的冲突在实践中确立未决诉讼案件原则（theLisalibipendeDoctrine）和禁诉命令。Lisalibipende即是一种允许美国法院为支持在他国法院进行涉及相同或类似当事人及争议事项的诉讼，而中止本国法院诉讼的程序性作法⑤。禁诉命令是美国法院为使外国法院进行的司法诉讼终止而的命令，但因其限制了外国法院行使管辖权的能力，涉及外国司法，所以美国法院通常很少利用禁诉命令来限制在外国法院进行的诉讼。
2．相同当事人之间已由外国法院作出判决的案件，一般应由内国承
认外国法院的判决。对于外国判决的承认一般要求以该判决是由有管辖权的法院做出为前提条件。对于外国法院做出的判决，只要不属内国的专属管辖范围，而且判决是公正合理的，也没有损害内国的公共秩序时，即使该外国法院不具有审理该案的管辖权，内国法院也应该承认该外国法院的判决，不再受理或停止同一诉讼。这种做法不仅有利于避免法院管辖权的冲突，而且也有利于涉外民商事纠纷的及时解决。
国际民商事管辖权的协调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文中所阐述的四个原
则只是在处理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冲突时应遵循的最基本原则，而特定的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法院管辖权冲突的解决还必须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处理。
三
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各国在国际民商事冲突中大都强调本国的管辖权，由于各国确定的管辖权的原则不同，所采用的根据与连结点就必然呈纷乱之状态，具体表现再三达方面：专属管辖权冲突、平行管辖权冲突以及排除管辖权冲突。要合理有效的协调好这三中不同类型的管辖权冲突就形成了国际私法中最复杂、最难解的问题之一，下文便对此问题作浅层分析。
（一）专属管辖权的协调
专属管辖权是指根据国际条约或国内法的规定，某些具有特别性质的
涉外民商事案件只能由特定国家的内国法院行使独占的、排它的管辖权，而不承认其他任何国家法院对这类案件的受理权及其做出的判决。世界各国都对一定范围内的具有特别性质的涉外民商事案件主张本国法院的专属管辖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类案件的标的往往与该国的重要政治利益、国家机构的利益和国家的公共政策密切相关。否则的话，各个国家完全可以在避免国际民商事冲突方面相互退步，缩小其各自管辖权。专属管辖是一种强制管辖，它是内国法适用的最后的和最有力的担保，因而它是国家原则的重要体现和国家权力的重要保障。
在解决普通国际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冲突时，我们通常所奉行的是“国际礼让原则”，一般来说，各国都只对极少数案件规定自己的专属管辖权，因为专属管辖权一方面维护了自己本国的利益，另一方面却又损害了他国的司法管辖权。因此，各国主要时在有关国家本身的实体法制度支配下的案件和私人权利的主张会影响到国际的政治利益的案件中采用专属管辖权。通常情形下，世界各国均规定位于内国境内的关于不动产的纠纷，又不动产所在地国家的法院行使管辖权。大多数国家主张对在本国领域内涉及财产执行的案件和有关内国专利以及受类似保护的权利的案件自己享有专属管辖权。此外，大陆法系国家通常还规定国家租赁、法人破产、涉及因内国登记而发生的诉讼和内国国民的身份关系的涉外民事案件，属于内国法院的专属管辖范围⑥。
专属管辖权的冲突是指对某些具有特别性质的案件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主张只能由自己国家的法院行使独占的、排它的管辖权，而不承认其他任何国家的法院对这些案件的管辖权。专属管辖权的冲突是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冲突中最为激烈的一种形式。专属管辖权的协调，首先，要求各国在有关涉外民商事关系专属管辖权的立法中，应遵循有效原则和国际礼让原则。如果一个国家过分强调国际原则，坚持绝对内国，往往会导致各国立法相互冲突和国际民商事纠纷无法解决。因此，为了避免专属管辖权冲突，各国必须遵循国际习惯法的一些基本限制，尽量缩小本国的专属管辖范围，使其确定的专属管辖权合理、有效，并能为国际社会所认同。其次，在国际民商事诉讼中出现专属管辖权的冲突时，要求各国遵循先受诉法院管辖的原则。先受诉法院管辖原则是解决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冲突的普通原则，它同样适用于解决专属管辖权的冲突问题。根据这一原则，当发生专属管辖权冲突时，先受诉法院以外的法院应自动放弃管辖权，由先受诉法院行使裁判权。但是，解决专属管辖权冲突的最好方式是缔结有关国际条约，统一规定确立专属管辖权的依据和解决专属管辖权冲突的方法。
（二）平行管辖权的协调
平行管辖又称竞争的、可选择的的管辖、任意管辖或有条件管辖，是指对某类涉外民商事案件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主张自己的法院享有审判管辖权时，也不否认外国法院的管辖权，当事人可以选择其中一国的法院，或一国主张对该案具有管辖权的同时，也不否认外国的管辖权。在国际民商事交往中发生的大部分案件都属于平行管辖的范畴，每一个不属专属管辖权范围的但又没有排除内国法院管辖范围的案件，都处于各国的平行管辖之下。对于出现当事人“一事两诉”或“双重”，也即“平行诉讼”（parallelproceeding）（相同当事人就同一争议基于相同事实以及相同目的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法院进行诉讼的现象⑦）的情况有两种具体表现：一种是一方当事人作为原告在两个以上国家的法院就同一争议相统一被告提讼，称为“重复诉讼”（RepetitiveSuit）；另一种是一方当事人作为原告在家国以对方当事人为被告提讼，而对方当事人又在一国作为原告以该当事人为被告提讼，称为“对抗诉讼”（ReactiveSuit）。
在有关平行管辖的立法中，各国往往采用双边冲突规范的形式，只是一般的规定行使国际民商事管辖权的连结因素。具体由何国法院管辖，则由该连结因素决定。如果该连结因素在内国则由内国法院管辖；如果该连结因素在外国，则由外国法院行使审判管辖权。我国法院目前对待“平行诉讼”管辖权冲突问题的态度是：完全不理会外国法院是否已行使管辖权，而肯定中国法院的管辖权，肯定对平行诉讼不加任何限制。这种做法虽然在中国现代立法中没有明确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有两条规定涉及到了这一内容，该司法解释第30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和外国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一方当事人向外国法院，而另一方当事人向中国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可予受理，判决后，外国法院申请或者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承认或执行外国法院对本案做出的判决、裁定的，不予准许；但双方共同参加或签订的国家条约中另有规定的除外。“《意见》第15条规定：“中国公民居住在国外，以防居住在国内，不论哪一方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的，国内一方住所地的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如果国外一方在居住国法院的，国内一方向人民法院的，受诉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
我国有关“平行管辖权”方面的实践不甚合理，不利于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和国际民商关系的稳定，同时也浪费了国家诉讼资源，增添了当事人的诉累。对于平行管辖冲突的协调，各国主张本国法院享有管辖权时并不否认他国的管辖权，因而平行管辖权的冲突并非绝对对立的，也是相对易于解决的。首先，协议管辖原则和弦受诉法院管辖原则对于平行管辖权的协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对于平行管辖的涉外民商事案件，当事人已明示或默示合意选择管辖法院的，应尊重当事人的选择，以协议管辖原则处理管辖权的冲突。在当事人没有协议选择法院的情况下，为了避免“一事不再理”和“一事不再诉”，应遵循先受诉法院管辖的原则，即对于相同当事人基于同一事实或相同目的的诉讼，后受诉法院知悉该诉讼已由他国法院受理时，应拒绝受理或停止审理，让先受诉法院行使审判管辖权；后受诉法院知悉该诉讼已由先受诉法院做出判决的，则应承认该判决而不再审理。
目前，国外解决平行管辖权问题的实践大致有三种类型：
第一，英美法系国家的做法。英国的具体实践是，在重复诉讼中，一
般中止本国诉讼或命令原告终止外国诉讼，或令原告在内、外国诉讼中则一而行之；而在“对抗诉讼”中，则很少中止本国诉讼⑧。在美国，外州或外国的平行诉讼一般不能阻止一州法院的诉讼，只有以前的终局判决才具有这种效力。
第二，德国、瑞士、奥地利等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通常以一定的条
件，即外国法院的判决能在内国得到承认与执行，则可中止本国的诉讼。
第三，印度、巴基斯坦、缅甸等国主张一国受理国际民商事案件并不
因当事人就同一诉讼标的以在外国法院而受影响。
第四，我国在条约实践中，对平行管辖权冲突的问题又作了不同的处
理，在与其它国家缔结的双边司法协助条约中，关于平行诉讼又两种模式，其一为多数双边条约规定的模式，在提出请求承认与执行有关外国法院的判决时，如果被请求国法院对于相同当事人就同一标的案件正在审理，可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的判决。依此规定，只要有关诉讼正在被请求国审理，无论被请求国法院和作出判决的法院谁先受理诉讼，被请求国均可依此拒绝承认和执行对方法院的判决。其二为我国与一些国家缔结的司法协助条约规定的模式，被请求国法院不能因为案件正在由其审理而当然的拒绝承认和执行对方法院的判决，只有在被请求国法院比作出判决的外国法院先受理该诉讼时，才能拒绝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的判决⑨，这表明我国在平行管辖协调中逐步完善自身，也反映了我国在协调平行管辖时所持的态度并不一致。
（二）排除管辖权的协调
排除管辖是指根据国际条约和国内法的规定，有关内国法院拒绝行使
对某类涉外民商事案件的管辖，排除管辖与专属管辖是相对立的。一般而言，那些依据国际条约跟内国法院无关的案件和跟内国国家的领土或公民或其实体法不存在任何属地联系或属人联系的案件都排除在内国法院的管辖中。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除在专属管辖方面各国扩大管辖权外，国大的扩充本国法院的管辖权不仅加深了国际民商事管辖权的积极冲突，也会造成浪费其本国诉讼资源，加重当事人的诉累的问题的产生。所以，各国有关排除管辖的规定对于消除国际民商事管辖权的积极冲突是具有积极作用的。但因各国排除对某些涉外民商事案件的管辖，在实践中可能出现某些国际民商事纠纷没有法院管辖的现象，产生国际民商事管辖权的消极冲突。排除管辖权冲突与专属管辖权冲突和平行管辖权冲突正好相反，它不是各国之间争夺国际民商事管辖权，而是各国法院均不愿行使国际民商事管辖权。这类冲突使当事人无处，有关民商事纠纷无法解决，同样危及了国际民商事交往的安全和稳定。
排除管辖权冲突的协调，主要应遵循便利原则，对于那些依据本国法的规定内国法院没有管辖权且无其他国家的法院管辖的案件，各国法院英以有利于国际民商事纠纷的及时解决和维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利益的目的出发，接受当事人的，为其提供便利。被请求法院如果认为行使管辖权符合当事人的利益及促进司法公正的目的，即应行使管辖权。此外，一般认为，为了避免管辖权的消极冲突和各国拒绝给予审判，国际公法要求各国应采取必要的预防而提供各自的管辖权，国际公法上的这一普遍实践对于消除国际民商事管辖权的消极冲突同样具有积极意义，并为一些国家的国际私法典所采纳。
另外，在避免国际民商事管辖权消极冲突中，我们要注意和防止一些国家利用“不方便法院原则”来规避管辖责任。在我国适用不方便法院原则不仅要体现国际协调精神，更重要的是必须符合中国民事诉讼法有关管辖权规定上的“两便原则”，即便于当事人进行诉讼和便于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我认为，依据“两便”原则确定管辖权，不仅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同时也便利法院司法，使国际民商事争议能够及时、有效的解决。
四
涉外民商事管辖权作为与冲突法、实体法相并列的程序法一翼中的重
突发事件应对原则篇10
关键词：侵权行为地；法律适用；最密切联系
作者简介：李先波，湖南警察学院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湖南长沙410138）
谢文斌，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长沙410081）
由于传统跨国侵权案件法律适用规则各自具有自身的正当性和缺陷，晚近各国和区域性立法都注重综合运用传统冲突规则，对传统连结点进行更加明确的界定并赋予新的含义，以便更加周延地为跨国侵权案件指引最为适当的准据法。相对而言，我国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关于涉外侵权的法律适用规范虽然已经实现了质的飞跃，但是仍然存在过于单一刚性的问题，相比其他国家的立法而言仍然还存在有待提升的空间。
一、《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对《民法通则》在调整涉外民事关系方面的承继与完善
1.《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突破与发展
（1）正式确立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中的意思自治原则
该法第3条规定了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涉外民事关系适用的法律，确立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上的基本原则地位，①同时又通过第4条和第5条的规定，当事人选择的法律违背我国公共利益时，直接适用我国法律。在赋予了当事人意思自由的同时，也维护了我国的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保障当事人选择与案件具有适当联系地区法律，使案件得以公平合理地处理。
具体到侵权领域，第44条规定，共同经常居所地法优先于侵权行为地法适用，当事人在侵权行为发生后，协议选择的法律优先于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和侵权行为地法的适用。没有要求当事人选择与案件具有某种联系的法律，只是要求强制性规范的直接适用并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意思自由，顺应了时代进步的要求。②
（2）确立了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确定准据法的重要方法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2条规定：“在本法没有具体规定时，适用具有最密切联系地的法律作为准据法。”也就是说，最密切联系原则应当是整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一般规定和一般性原则。③但是，《法律适用法》在侵权领域并没有采纳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一般原则。这一做法是否适当是值得商榷的，尽管“最密切联系”的确定有时的确是比较难以把握，④但是并不能因为最密切联系原则存在这种弊端就完全排除最密切联系原则在侵权领域的适用，这种做法过于绝对。实际上因为相对更加密切联系难以确定而很大程度上可能会忽略冲突规则的灵活性和某些个案中的实质正义。⑤
（3）针对不同类型的侵权行为制定了相应法律适用规则
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出台之前，我国只有《海商法》和《民用航空法》等少数几部法律规定了特殊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规则，绝大部分的涉外侵权行为的法律适用都在《民法通则》的第146条之下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当然，在当事人拥有共同国籍和共同住所地的，也可以适用其共同属人法。除此之外，都适用侵权行为地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则针对产品责任、人格权和知识产权等侵权类型，制定了不同的侵权规则。一般情况下的产品侵权适用被侵权人的经常住所地法，被侵权人选择适用或者侵权人在被侵权人经常居所地没有从事相关营业活动的，也可以适用侵权人主营业地法或损害发生地法；侵害人格权的，适用被侵权人经常居所地法；知识产权的归属、内容和侵权责任，适用被请求保护地的法律，当事人也可以在侵权行为发生后约定适用法院地法。在知识产权方面，我国对当事人的协议选择做出了限制，即只能在侵权行为发生后选择，且只能选择法院地法。当然，如果存在知识产权的转让和许可使用合同，则可以在合同中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没有约定的，适用合同有关的规定。可见，《法律适用法》区别当事人选择追究合同责任还是侵权责任，分别规定了不同的法律适用规则，是比较科学的。
2.《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存在的缺陷
相比我国过去以《民法通则》为主的涉外侵权民事关系法律适用规则体系而言，《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已经实现了质的飞跃。意思自治原则的确立、侵权行为法律适用规则的细化和适用位阶的明确，使得有关冲突规则相对而言更有操作性。但是，对比国际社会涉外侵权规则的晚近发展和实践，我国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仍然存在诸多缺陷。
（1）有关法律术语的含义不明确
侵权行为地往往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侵权行为发生地和侵权损害发生地之间有时并不一致，⑥《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4条确立了侵权行为地法作为一般规则。但是，对于到底是适用侵权行为发生地法还是侵权行为结果发生地法却没有明确，也没有规定任何确认标准，而是交由人民法院选择，但是法院应当遵循何种标准选择则没有明确，这就有可能增加法院选择的随意性。侵权行为地这一概念模糊性的存在将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问题。例如在跨国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并非《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所规定的特殊侵权类型，根据第44条的规定，在当事人没有共同居所地且无法达成法律适用协议时，就只能适用侵权行为地法。那么，类似于巴布科克诉杰克逊的案件就可能得不到公平处理，而动辄运用公共秩序保留和强行性规范排除外国法的适用也并非最为理想的做法。而且处在连续状态或者存在针对一人实施的几个侵权行为可能会涉及多个行为地，⑦此时侵权行为地的确定就应当求助于某些辅助手段或方法。⑧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如何选择侵权行为发生地法和结果发生地法，⑨如何确定准据法就是个难题。又如第44条在确立当事人属人法的连结点时，既不是采用大陆法系的“国籍”，也不是采用英美法系的“住所地”，而是采用了“经常住所地”这一新的连结点。但是如何确定“经常住所地”，是否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来确定，我国立法并没有明确的标准。⑩对于在华外国人的属人法的确定具有较大的模糊性，这也可能导致案件处理的实体结果存在重大分歧。
（2）最密切联系原则在侵权法律适用上缺位
从《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有关规定来看，我国对一般侵权案件法律适用的位阶是当事人协议选择（优先安排）——当事人共同经常居所地法（特殊例外）——侵权行为地法（一般规则）。也就是说，大部分涉外侵权仍会落入侵权行为地法的调整范围，这三种法律的适用是刚性的、不可损抑的。但是，众所周知，当今世界已经有太多案件与侵权行为地没有必然联系了。把大多数侵权案件由侵权行为地法调整，使得侵权案件的准据法确定实际上还是具有较大的封闭性和机械性，很有可能导致案件处理失去实质正义。
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侵权领域并没有采用最密切联系原则，这种过度依赖侵权行为地的安排尽管相对而言较为容易确定案件的准据法，但是毕竟与冲突规则立法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因此，完全排除最密切联系原则似乎不妥。
（3）过分夸大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作用
第44条规定，侵权责任，在当事人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情况下，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当事人在侵权行为发生后以协议选择法律，可以适用其协议选择的法律。从这个规定来看，我国《法律适用法》赋予了侵权人和被侵权人共同协议选择法律的优先地位，事实上赋予了当事人自由选择的法律优先于侵权行为地法和当事人共同经常居所地法的地位。
虽然晚近冲突规范立法的发展将意思自治纳入到了侵权规则体系当中，在有限的领域如侵犯知识产权和与合同责任存在竞合的情况下，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法律，正在成为一种发展趋势。但是侵权领域毕竟不同于合同法领域，侵权案件多为意外事件和偶发事件，侵权行为发生后，作为当事人的加害方和受害方所追求的利益根本对立，很难达成法律选择协议。{11}当事人意思自治在侵权领域的广泛适用是不现实的。一方面，在一般侵权领域，侵权行为发生以前当事人一般不会考虑法律适用问题，而且往往侵权人和被侵权人事实上的法律诉讼能力并不平等，对法律熟悉程度和谈判能力也有较大差异，很难保证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得以真正实现，某些时候，尤其在非商事合同的人身侵权领域，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象征意义更加大于实际意义，最终只能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另一方面侵权事故发生以后，侵权人和被侵权人往往都会倾向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法律而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要在法律适用方面达成合意难度也较大。况且相比而言，侵权领域更多地体现了各个国家的公共政策和公平价值理念，能够允许当事人自由选择准据法的空间相对狭窄。
因此，仅仅指望采用意思自治原则与侵权行为地原则相结合可以选择最为合适的侵权准据法是不周延的，而应当对适用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领域限制在商事或者是合同领域，对于其他类型的侵权仍应有其他辅助原则。
（4）有关特殊侵权的规定不够细致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第44条规定的一般侵权规则以外，仅仅对产品责任、人格权和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做出了类型化规定。也就是说，对于其他类型侵权如环境侵权、医疗侵权、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侵权等等的法律适用应当都是根据第44条的规定确定准据法。但是这种规定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可能产生诸多问题，容易导致许多具体类型的案件根据第44条的规定难以确定应当适用的准据法，甚至无法确定。
上文所列举的环境侵权即是一例。如果位于不同国家的侵权人和被侵权人无法达成选择法律的协议，同时又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那么就只能适用侵权行为发生地法，那么到底是适用侵权行为发生地法还是适用侵权结果发生地法就难以确定，如果中国企业污染多国环境，适用行为地法或者结果发生地法都难以取得公平合理的责任分担结果，在立法没有明确侵权行为地的具体选择方法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出现无法确定准据法的局面，法院自由裁量权限没有参考标准而变得难以驾驭；{12}在医疗侵权案件中，当事人也许可以根据消费者合同的冲突规则确定准据法，但是，法律也应当允许当事人以侵权责任选择准据法，毕竟侵权责任和合同责任在构成要件、归责原则、免责情形、举证责任、赔偿数额等诸多方面存在重大差异，应该允许当事人选择追究合同责任还是侵权责任；此外，还有不正当竞争行为侵权、侵犯公司股东权益等等的法律适用亦然。
二、关于完善我国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法律适用立法的建议
1.明确有关法律概念的含义
侵权行为地可以被理解为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即使是侵权结果发生地也因为法律主体的流动性存在多种可能性。因此有必要在立法上对不同案件的“侵权行为地”予以明确。或者针对不同类型的侵权案件采用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受害原告当事人选择权、或者授权法院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选择等等方法，从而使得冲突规范在确立准据法时具有可操作性、维护成文法的严谨性和权威性的同时，取得案件处理的公平结果。
2.确立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补充地位
晚近冲突规则立法的新发展仍然将侵权行为地作为确立准据法的基本原则，最密切联系原则不适合作为侵权冲突规则的一般原则，以免损害成文法的安全价值。这本身是符合国际私法立法规律的。但是关键是在确立基本原则的同时，还应当考虑到诸多例外情形，针对不同案件的具体情况确立合理的冲突规则的位阶顺序。毕竟冲突规则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选择真正适当法律的适用。但是由于冲突规则本身的缺陷，应当确立侵权行为地作为侵权效果和侵权成立的基本系属公式的同时，借鉴英美法系制定一系列参照因素和大陆法系将不同类型的侵权行为类型化的做法确立最密切联系，综合运用两大法系的合理经验确立案件真正应当适用的法律，尤其是在一些特殊案件中作为补充手段，以实现法律的确定性与灵活性。{13}尽管这种方式并不必然使冲突规则尽善尽美，但相对而言能够将准据法选择的方法错误降到最低。{14}
3.意思自治原则的适当限制
从《法律适用法》的规定来看，不能说我国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没有限制，但限制也仅仅是局限在与强行性规定和公共利益条款相冲突的情形中。但是，在许多侵权案件中，当事人并不处在平等的协商地位，侵权人和受害人对有关法律的熟悉程度存在差异。如果侵权人利用受害人的劣势地位和急于获得赔偿的心态强迫其“达成协议”，使得所谓的意思自治并非当事人在平等基础上的真实意思表达，而在立法上不对“契约自由”的范围有所限制的话，仅仅依赖目前缺乏可操作性的“侵权行为地法”，案件的处理很难取得实质公平，而这也不是依赖民法上的不得乘人之危和显失公平条款可以立即察觉和解决的显性问题。
晚近的国际社会的立法实践普遍都对在扩大意思自治保障当事人意思自由的同时也做出了多种限制以体现立法者的多重立法意图。如欧盟的《关于非合同债权关系的法律适用2007/864号条例》第14条规定，选择适用法律的当事人必须从事的是商业活动，且选择是明示的或者是以确定的方式选择，且不得损害第三人利益；在损害赔偿案件中，如果损害的原因事实发生时，案情的全部因素均位于被选择法律体系所属国以外的另一国家，则双方当事人的选择不得妨碍该另一国家的、不得以协议加以损抑的规定的适用；如果在损害的原因事实发生时，案情的全部要素均位于一个或一个以上成员国，有必要时，双方当事人对第三国法律的选择，不得妨碍不得以协议加以损抑、且已被法院地成员国实施的共同体法规定的适用。{15}也就是说，这两条的规定分别旨在保障侵权行为发生地国家和欧共体强制性法律的适用。可见，欧盟对于当事人在侵权环境下自由选择法律的限制是较为明确和严格的。{16}欧盟认识到，意思自治在侵权领域能够适用的范围是有限的。又如德国的立法允许受害原告可以选择，而不是由当事人共同选择；再如瑞士《国际私法》允许原告在适用其他法律明显不公平的情况下，仅允许原告选择法院地法作为准据法。{17}实际上能够比较明确的反应立法者的意图。即欧盟考虑到一般侵权案件中当事人在法律选择上的能力是存在差别的，仅规定在商事活动中适用意思自治；德国则重视对受害人的保护允许受害人选择；而瑞士希望通过法院地法限制当事人的意思自治防止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过度失衡，相比《法律适用法》，这些立法对意思自治的限制条件更为明确和具体，在更有利于保护受害人合法利益的同时并没有给侵权人增加过分的不公平负担，都体现出较为明确的立法目的和理念倾向。
而我国却没有针对商事性合同中的侵权和非商事权存在的差别，没有体现对弱势当事人的人文关怀，字面上似乎合乎国际私法的立法趋势，顺应了历史潮流，实际上与国际社会的这种趋势相去甚远。
4.进一步将侵权行为类型化，细化特殊侵权案件的冲突规则
在不同类型的侵权案件中，应当适用的法律与侵权事实具有最密切联系的判断标准并不尽然相同。例如环境侵权不论是简单适用侵权行为发生地还是侵权结果发生地都难以取得案件的实质公平，应当考虑对被害人有利的法律或者赋予被害人的自由选择权。总之，应当针对不同类型侵权案件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不同的法律选择方法，最终确定与案件具有最实质联系的恰当法律作为处理侵权案件的准据法，实现损失和风险在当事人之间的合理分配与跨国侵权案件的实体正义。
三、结语
跨国民商事的发展使得晚近侵权行为的特征日趋复杂化，新的侵权类型不断出现。传统的简单适用单一的冲突规则在过去就已经暴露出诸多弊端，而在国际民商事交往日益密切的今天，单一冲突规则显然不能满足确定涉外侵权案件适当准据法的需要。冲突规范中的侵权行为地、当事人意思自治、最密切联系等连结点本身也各自存在先天不足，我国的国际私法立法起步较晚，要制定完备侵权冲突规则以确定最应当适用的准据法，应当正确理解这些连结点的真实内涵及其优势和弊端，灵活运用不同的方法确立侵权案件的最应当适用的法。
注释：
①万鄂湘：《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条文理解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编著），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第26页。
②齐湘泉：《原理与精要》，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68页。
③方杰：《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方式探析——为背景》，《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8期。
④针对现实中可能存在多个侵权行为地的案件，许多国家都采取了不同的准据法确定方法，如德国允许受害人在几个国家中自由选择，或者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行为地作为侵权行为地，而《美国法律冲突规则汇纂》则规定侵权行为地是“使行为人负责所必需的最后一个事实发生”的地方。但是我国没有明确规定确定方法。
⑤杜新丽、王克玉：《论涉外侵权法律适用法的价值目标及实现路径》，《法学杂志》2010年第2期。
⑥吕岩峰、王彦志：《国际侵权关系法律适用之适当法评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年第4期。
⑦马丁·沃尔夫：《国际私法》，李浩培、汤宗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36页。
⑧有学者提出各种连结点本身往往就是最密切联系的具体化，任何一种冲突规则的目的都是要指引与案件具有最密切联系法律予以适用，这实际上这种泛化理解忽略了“密切联系”的相对性和这一连结点的弥补与兜底功能。
⑨李双元：《国际私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68页。
⑩霍政欣：《涉外侵权之债的法律适用——以“7.23”重大铁路交通事故中外籍伤亡乘客的赔偿为视角》，《法商研究》2011年第6期。
{11}齐湘泉：《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侵权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47页。
{12}FachGómez，Katia：“LawapplicabletoCross-BorderenvironmentalDamage：FromtheeuropeanautonomousSystemstoRomeii（September11，2010）”，availableatSSRn：http：///abstract=1675549orhttp：///10.2139/ssrn.1675549.
{13}王承志：《美国冲突法重述对我国的启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260页。
{14}当然最密切联系原则在理论上也因为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为诸多学者所诟病，许多学者开始尝试探索新的方法以解决最密切联系的不足，但是相比单一采取侵权行为地原则还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和兜底功能，并且可以在今后的判例和学说中予以不断丰富和发展。
{15}陈卫佐：《欧共体国际私法的最新发展——关于非合同之债的准据法的新发展》，《清华法学》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