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人文精神的定义篇1
【关键词】红医精神；文化传承；高校基层党组织；党风廉洁；廉政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475（2017）04-0073-03
高等院校承载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历史重任，是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引领社会时代思潮的主阵地。在“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指导下，在反腐倡廉党建工作重心下移新形势下，充分利用高等院校特殊历史文化资源，开展好高校基层党建工作，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对于开创党建工作新局面，实现党风廉洁常态化，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红医精神的历史形成及其本质内涵
（一）红医精神的历史形成
红医精神是中国医科大学珍贵的历史文化教育资源，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中国医科大学前身为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于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军医学校。1932年2月，中革军委主席在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工农红军已有了很大发展，但医务人员缺乏，必须培养自己的红色医生。”[1]（p.3）“我们的红色军医应该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对人民、对伤病员要满怀阶级感情，要有艰苦奋斗、舍己救人的工作精神，同时还必须具备科学知识和精湛的医疗技术”。[2]（p.3）在开学典礼上，校长贺诚宣布了为学校制定的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的办学方针。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性大转移，红军卫校作为军委直属部队的一部分从瑞金随军出发。长征期间，红军卫校师生参加部队救护工作，爬雪山过草地，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当初从江西出发的200多名师生中的许多同志，在行军途中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彭龙伯校长和李延年、俞翰西教员先后在长征中光荣牺牲。参加长征的卫校师生，经历了一次“炼狱之旅”，同时也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抗战时期，学校在延安的艰苦条件下坚持办学。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学校学员和部分医生随军奔赴抗日前线，在平型关战役中组建“千里伤员转运线”，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救护任务。1940年9月，到学校作报告后，学校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开始逐步走向正规化。《校章》规定：学校性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事培养技术人才的学校”；工作目标是“培养革命的技术优良的卫生干部，适应抗战建国的需要，为民族解放与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教育方针是“养成政治坚定，思想正确，忠于职责，贯彻始终的卫生工作者。”[1]（p.22）1941年夏秋之交，同志为学校第十四期毕业生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至此，从土地革命战争江西时期，到抗战时期的延安岁月，历经创建办学、红军长征、延安发展和主席题词等四个阶段，最终形成并固化为激励医大人继续前行和创新发展的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
（二）红医精神的本质内涵
红医精神一词，建立在特定院校的特有文化资源的基础之上，是在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红医精神形成的沿革史，就是一部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史。红医精神在形成发展中，既继承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又有自己的独特内涵。概而言之，所谓红医精神，主要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在红军卫校创建办学的战争年代里，所形成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工作作风、人文情怀等多维度的思想文化体系。主要包括政治坚定、对党忠诚的理想信念与政治品格；勤俭办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与革命传统；救死扶伤，对人民满怀阶级感情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意识；精益求精，专业技术上勇为天下先的创业创新精神等基本内容。
红医精神本身具有红色基因的特质性，决定了以红医精神为核心的红医文化必将是中国共产党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红医精神所蕴含的政治理想追求、人民健康理念以及优良作风传统，既集中体现了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又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因而，作为一所充满红色历史记忆的医科院校，在当前加强党风廉洁常态化建设中，必须充分利用校本红色文化资源，积极推动校园廉政文化的有效建构。
二、红医精神在高校党风廉洁常态化建设中的文化传承意义
红医精神是红色年代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通过一代人的牺牲奋斗所积淀的先进文化与核心价值理念，需要几代人的传递和承接。而传承红医精神，在当前党风廉洁常态化建设语境下，其实质就是传承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文化，弘p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亦即关于党的理想信仰、执政理念、优良作风及核心价值等方面的传承。
（一）在红医精神传承中坚守理想信念，筑牢高校党风廉洁常态化建设之信仰根基
信仰是一种文化力量，是灵魂的精神家园。而腐败的滋生及党风败坏，首先就是信仰的缺失与动摇。红医精神历史形成中，政治坚定、对党忠诚的理想信念与政治品格，其实质体现的是一种对于信仰的坚守。中国医科大学是唯一以学校名义参加并走完红军长征全程的院校，当年卫校师生用生命践行了一次信仰的远征，用生命诠释了对于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始终牢记政治坚定这一红色医生办学方针。长征期间，卫校师生在同志领导下，同分裂主义和反中央的行径进行了坚决斗争。“”期间，老校长贺诚同志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他始终以大局为重，不计较个人的进退升迁，竭尽全力地发挥一个产党员的作用，正所谓：“一生为党心劳瘁，千种曲折志依然。”优秀政治品行的背后，总有一种信仰力量的内在驱动。信仰作为一种政治理念，需要在文化传承中坚守，坚守信仰是筑牢党风廉洁常态化建设的第一道防线。
（二）在红医精神传承中强化宗旨意识，树立高校党风廉洁常态化建设之服务理念
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是红医精神的主要内容。由于中国共产党发展卫生事业的根本目的就是运用医学技术为人民健康服务，因而，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实际上也是党的宗旨意识的生动体现。延安时期，由校长王斌作词、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谱曲的《中国医科大学校歌》便要求医务工作者必须“为革命工作，为大众服务”。1941年为中国医科大学题词的深刻内涵，则更加体现了党性原则指导下的人民建康观。2011年，中国医科大学延安时期老校友王鹤滨这样解读题词：“‘救死扶伤'，就是抢救生命垂危的人，照顾受伤的人，是医务工作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革命人道主义'是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相联系的人道主义。一向重视人民的疾苦，在中国革命过程中，他明确指示医院不能为金钱和特权服务，必须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3]题词精神是一种珍贵的文化资源，生动地诠释了红医精神的核心价值。在题词精神引领下，在廉政文化建设中，无论医疗工作还是教育管理，都能怀有人民群众至高无上的价值情怀，都能牢固树立“管理即是服务”的理念和意识，进而实现干部作风转化及党风廉洁常态化，将是红医精神文化传承价值的最大体现。
（三）在红医精神传承中加强作风建设，营造高校党风廉洁常态化建设之政治生态
在红医精神传承中强化宗旨意识，树立服务理念，是内化于心；而加强作风建设，重塑优良党风形象，则属于外化于行。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有强大的人格力量”，这种“人格力量集中体现为我们党的优良作风”。[4]（p.113）由于党的形象是靠作风树立的，党的人格力量主要由距离人民群众最近的党员干部和基层党组织来加以体现，因而，只有切实加强作风建设，才能促进优良党风政风的形成。战争年代的军医学校，常以露天作课堂、门板当黑板，下到教员，上至校长，都是布衣草履学者，但他们践行的却是深得民心的公仆意识和人民情怀，他们的作风形象就是党的人格力量的生动体现。和平建设时期，医疗教学条件有了极大改善，尤其手中拥有了更多对于社会稀缺资源的支配权，那么，腐败变质、脱离群众的危险亦将越来越近。所以，传承红医精神，营造崇廉忌贪、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作风建设不仅是关键，而且永远在路上。
（四）在红医精神传承中彰显核心价值，引领高校党风廉洁常态化建设之价值导向
高等院校是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前沿阵地，是社会时代思潮和价值导向的引领者和推进者。如果高校的知识精英与管理干部理想信念动摇，丧失政治本色，那么，这将是我们党执政近七十年来所遭遇的最大风险。因为，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是一个民族乃至一个政党的文化传统中的最深层次的文化，也是最重要、最本质的部分。“理论研究和实践都表明，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廉政文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这个社会的廉政状况和水准。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腐败现象比较严重，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腐败获得了一种文化上的支持”。[5]（p.120）一旦社会消极亚文化盛行，势必就会冲击国家的主流核心价值观。可见，当前加强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实行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也是一场文化上的较量。从立足长远、寻求反腐倡廉治本之策看，加强高校党风廉政建设，实现党风廉洁的常态化，最终还应是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落脚点。而充分利用以红医精神为核心的校本文化资源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对于高校党风廉洁常态化建设将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三、红医精神有效融入校园廉政文化建设的对策思考
廉政文化，是人们关于廉洁从政的思想认识、价值理念、行为规范和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及社会评价，是廉洁从政行为在文化和观念上的现实反映。而以红医精神为核心的红医文化有效融入校园廉政文化建设，主要是通过制度文化建设和实现机制创新来作用于执政者的内心世界，进而形成廉洁从政的精神动力。
（一）红色基因是校园廉政文化建设的根基命脉
中国医科大学被誉为长征路上走来的“红色医生摇篮”，这所党领导下的学校有着八十多年光辉的办学历史，有着得天独厚的红色基因。在当前以实现作风转变、党风廉洁为目标的校园廉政文化建设中，应以红色基因作为创新发展的根基命脉，无论廉政文化宣传教育机制，还是廉政制度的体系构建，都应充分汲取红色基因的营养和能量，立足并体现红医精神的核心价值理念。
（二）红色资源是校园廉政文化建设的有效载体
以红医精神为核心的红医文化，是经由中国革命历练而积淀下来的独特文化形态。中国医科大学校训即为学校制定的办学方针――“政治坚定，技术优良”；诞生于延安时期的曲风高亢激昂、富于革命战斗精神的中国医科大学校歌；为中国医科大学题词的纪念碑；中国医科大学延安旧址思想教育基地；中国医科大学校史馆等物质形态的文化，都将成为当前校园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和载体。红医文化有效融入校园廉政文化建设之中，对于传承红医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校园廉政文化教育体系，将会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三）文化传承是校园廉政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
传承红医精神，从本质上说是一种文化传承，亦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递和承接，最终目的则是要加强以“为民、清廉、务实”为本质特征的廉政文化建设。因此，加强校园廉政文化建设，必须以红医精神文化传承为核心内容。一方面，通过校报、校园网站、宣传橱窗等媒体形式及文化传播渠道，宣传红医精神的光辉历史，加强校园廉政文化阵地建设；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同志题词等重大历史纪念日活动，以校园党课团课以及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为依托，开展红医精神的理论研讨，研究红医精神文化传承的当代价值。通过多层次、立体式地传承红医精神，让红医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有效促进红医文化融入校园廉政文化教育体系。
（四）制度建设是校园廉政文化建设的关键环节
在高校基层党组织廉政文化建设中，虽然核心价值观教育是廉政文化建设的核心，但廉政制度的建设终究是廉政文化建设的关键与根本。因为，只有通过加强廉政制度建设，以制度规范约束从政行为，才能加速人们对廉政文化的认同过程。有了这种认同，廉洁才会内化为自觉，成为一种风尚。基于此，高校基层党组织抓好廉政文化建设，必须以红医精神核心价值理念为引领，将廉政制度建设作为关键环节，通过实行管理干部述职述廉制度、党员教师廉洁从教制度及党风廉政立体监督制度来强化规范管理，这样，才会真正推动以崇尚廉洁、鄙视贪腐为价值取向的廉洁文化的形成。
（五）机制创新是校园廉政文化建设的根本保证
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对象是公权力的执掌者，但廉政文化建设的主体应当是社会公众。由于廉政文化的形成是一潜移默化、长期积淀的过程，因此，作为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关键环节及根本举措，加强校园廉政文化建设，必须以机制创新为根本保证。在教师、工勤、学生等社会公众广泛参与下，在网络媒体平台开放透明的政策环境下，不断实现民主参与机制创新、民主监督机制创新及动力激励机制创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领导管理机制创新和干部聘任考核机制创新，通过实现机制创新，最终带动党建工作的创新，推动崇廉忌贪、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与廉洁文化的形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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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同志“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题词70周年纪念[eB/oL].http：//.cn，来源卫生部网站，2011-07-16.
医学人文精神的定义篇2
【关键词】中医药传统精神；医学人学本质；医学人文教育复归
医学的产生与发展是本地区先民们同疾病做斗争过程中而积累下来的经验反思与智慧总结，与本地区、本民族的文化息息相关，其深层本质是人学。医学之人学质趣要求在医学教育中彰显本民族的精神特质与体现本地区的文化特色。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之瑰宝，中医药精神的继承与弘扬是国内医学高等院校教育的题中之义与基本要求。但令人遗憾与深感忧虑的是，时下国内医学高等教育由于深受西方医学思维方式与科学主义之影响，体现在其课程设置、培养方案中表现出“重技轻德”、“崇业贬道”之倾向，中医药传统文化精神教育功效之微或根本不在教育者视域之内，这与医学的人学本质渐行渐远。本文旨在倡导，深刻理解医学之人学本质并按其要求适时规范课程设置，借鉴扬弃国际国外医学教育之经验方法，总结探索中医药精神传承之途径是当下医学高等院校思政工作者之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
一、医学人学本质规约与当下医学人文教育之错位
医学集科学、技术于一体，兼具艺术与美学之特征，其深层内涵与本质规定是人学。从其达到预期功效而言，它不仅要敬畏与救治生命，而且要解读与体悟生命从而为人之全面发展提供广阔时空；从其体现的伦理意蕴而论，“医院和医生是成为生命伦理的骄子还是弃儿，就在于对医学人文精神的取舍存毁之间。”故而，医学不仅是医技单纯物理之展现，而且是人文关怀人理的深层蕴涵，这是所有医学的最终企求表征与最高价值归宿。从哲学维度而观，人究其本性是自然、社会、精神属性三位一体，以“病人为中心”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是人性之医学观的具体体现，这也是其日益得到医学界乃至全社会普遍认可与广泛赞同的深层缘由。
“医学技术与医学美德构成了医学人道的一体两面”随着医学的纵深发展不断与时俱进。医学的科技尤其是人学本质内在地规约着医生不仅要医技高超，而且要医德高尚。世界医学伦理四大经典之一的《论大医精诚》的“精”字，是对医生医学知识广博精准，技艺精湛方面的要求；“诚”字是对医生道德品质至真至纯，仁爱无偏方面的规定。而历经时空筛选积淀为中医药传统文化的精髓，可概括为仁者爱人，赤诚救世的事业准则；一视同仁，不分贵贱的道德品质；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不贪财利，作风正派的伦理标准；精勤不倦，博极医源的学习精神五个方面。正是在此种意义上，同志指出：“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虽然医学仁德情怀在理论上历来倍受人们推崇与赞颂，但现实生活中却因医德失范与医学人文精神缺失引发医患冲突日益加剧，剖析其原因，国内医学生的教育理念与教学内容做为一个重要因素日渐浮出水面。受科学理性主义价值观与机械论还原主义之影响，现代医学教育秉承“人体像一台机器，疾病是这台机器的故障，医生的职责是修理这台机器”之理念，在医学生教育偏颇之现实表现主要有二：其一为在知识传授过程中重技轻德，其二为医学人文课程在整个医学生培养方案中设置偏斜失调。据调查显示：国内医学院校中人文社会科学课程学时大约占总学时的比例最高为9.3%，最低为4.6%，大多数院校在7%―8%，平均为7.45%。
二、国际医学组织人文教育规定与发达国家之范例
医学人文教育的复归基于人们反思医学高新科技的不可控后果与期待医学发展的惠民真谛。国际医学组织的相关政策与西方发达的范例作用是其现实回应。
国际医学组织的相关规定。1988年世界医学教育会议《爱丁堡宣言》宣称：医学教育旨在培养促进全民健康的医生，人们心中理想的医生应是专心的倾听者、仔细的观察者、敏锐的交谈者和有效的临床医师。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与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哥本哈根《本科医学教育的国际标准》“行为和社会科学以及医学伦理学课程”的高标准规定：三者在课程计划中所占的分量应当适合于医学科学的发展、日益变化的人口和文化背景以及社会的卫生保健需求。2002年国际医学教育研究所《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将医生敬业精神与伦理行为置于医疗实践的核心地位，超半数以上核心能力与医学人文素质密切相关。
西方发达国家医学人文教育的具体措施为：医学人文目标清晰；医学课程设置合理。CooperJ教授在美国医学院协会第105届年会上的“为21世纪培养医生”报告声称：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缺乏的医生，智力挑战能力在其职业生涯中经常发挥不畅乃至丧失。《医学教育未来方向》、《新世纪医学人才培养》、《美国和加拿大医学生教育掠影》标志着新时期美国医学教育改革的宗旨是以职业胜任力为核心的全面医学人格的塑造，其中心要义是“弘扬作为灵魂的医学职业精神，倡导的是人文医学的回归，是在向医学科学、向医学教育注入人文精神，使之体现出应有的人文理念、体现出一种真正的大爱。”“英国总医学委员会”曾先后三次出版权威性报告《明天的医生》，在医学知识、技能、医学伦理和职业态度等方面对医学人文标准都有明确的规定，旨在展现“一个日益丰满、更加有血有肉的未来医生形象。”此外，法、德、日在此方面目标也非常明确清晰。
美国医学院校一般开设人文社科与医学交叉的课程且贯穿整个医学教育始终，教学内容注重现实问题，教学目标注重能力培养，师资知识结构合理，一般兼具人文社科与医学知识背景。法国政府主管部门高度重视医学院校人文课程的开设并定期检查，以医学教育第一阶段第一学期为例，“人文社会科学课程62.5小时，约占第1学年课堂教学515总时数的12.34%，其成绩占总成绩的比例为10%。”其特色是政府保驾护航、增设护理见习教育、重视医学伦理教育、专题教学讲座等。
三、中华医药传统文化精神规范与传承提升之途径
医学人文教育的目的是培育医学人文精神与树立医学人文关怀观，这需从两方面进行努力，其一是中医药传统文化精神的挖掘与传承；其二是国外医学道德合理因素的吸收与借鉴。
中华医药传统文化精神的挖掘与传承。中医学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在同疾病做斗争过程的集体智慧结晶与实践经验总结，也是民族抗争精神的体现展示与对生命的体悟反思。随着西学东渐与科学主义与理性思维的霸权，中医的非科学性与存废之声曾喧嚣一时，但中医的实践功效经受住了疾病对其考验，随着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与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中医的文化特质再度被高度重视与重新挖掘，中医蕴含的民族精神与奉行的思维理念再度被传承与发扬。整体主义医学思维、辩证施治疗疾方法、博及医源未病诉求、仁德慎独伦理气质、生命贵重责任使命、大医精诚职业理想等皆为中华医药传统文化精神精华之所在，构成了中医药传统文化民族精神之魂，它们潜藏于医学典籍之中或蕴含在古代医家个人的品格修行之内，需要现代医者深悟体味与总结挖掘，更需要当下医学教育与医学生努力传承并发扬光大。它也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与走向世界的一面旗帜。
国外医学道德合理因素的吸收与借鉴。国外医学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疾病诊疗方法与医学伦理思想，是西方医者智慧的凝结与品格的结晶，也是时下中西医展开对话语境的史学背景与现实基础。希波克拉底所倡导的医德品质与南丁格尔所体现的护理精神，被全世界所认可并被医界所称颂，而科学精神与人文品格并举，实验方法与理性分析并存，精确性追求与临终性照护并重，是值得医学教育合理吸收与全面借鉴的。
医学人文教育培育的必备条件。对中外医学人文精神与医学伦理品质进行挖掘提炼与传承发扬是医学人文教育的主要内容，若想达到既定目标与预期效果还需其它必备条件，其中开展医学人文科学研究和兼具人文与医学知识背景的可资利用的师资不可或缺。医学高等院校进行医学人文科研的基础条件包括数量与质量可观的网络资源与实体书籍与学术期刊，学历层次、年龄结构、学缘结构、职称结构匹配合理的师资队伍，学校主管部门重视与提供支持帮助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此外，课堂理论教学与临床实习体验相结合、课堂教学与专题讲座和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课外教学相互补充、医学人文教学始终如一贯穿整个医学教育全部，是使医学生人文知识得以完备、人文素养得以提升、人文品格得以形成、人文情怀得以塑造、人文行为以实践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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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人文精神的定义篇3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医德医风教育
医疗行为关系到人的健康与生命，医护人员医德医风建设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是关系党和政府威信的大事，也是医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树立窗口形象的基础。因此，医德医风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常常形成舆论的热点，如何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杜绝行业不正之风就成为医疗机构常抓不懈的课题。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职业卫生学校学生深入学习，提高认识，认真对待，不断提高医学生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平和作风行为，真正树立医学生“防病治病，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良好形象。
一、当前医德医风教育存在的问题
对医德医风存在的问题，有人进行了一次调查。根据调查和座谈讨论情况看，“医德医风的主要问题：一是服务态度比较生、冷，占14.3%；二是与患者的交流和沟通不到位，占13.2%；三是过度检查、不合理用药，占10.0%。其他问题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根据这次调查，我们可以看出群众反映较多的医德医风问题是关于服务态度和沟通方面的，而参考以往调查，过去排在首位的过度检查、不合理用药，不合理收费，现已位于第三位和第四位，说明医德医风有了新的改观，同时也面临全新的形势。我们认为当前医德医风存在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以下几方面：
1.医学院校对医学生的医德医风教育存在欠缺
医学院校对医学生进行医德医风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医德医风教育的形式单一。医学院校现阶段的课程设置大部分是关于基础和临床医学知识的教学，而临床类学生的人文教育非常欠缺，开设的《医学伦理学》、《医学导论》、《医学史》等人文社科类课程也为选修课，为考查类科目，导致学生不重视，课程设置也变得意义不大。医德医风教育只是德育教师的教学工作，医学专业课教师和其他的学校管理人员缺乏对学生进行医德医风教育的意识。没有针对医学生专业特点，采取多种形式对学生进行医德医风教育。
2.医院管理体制影响着医德医风教育
（1）医务人员配置不足。医师配置不达标，护士严重不足。医师、注册护士占卫生技术人员比例分别为46.88%和32.79%，医护比例倒置。医务人员超负荷、超强度劳动，任务繁重，责任重大，精神高度紧张，缺乏足够休息，对患者既缺乏足够沟通时间，也缺乏足够耐心。
（2）劳动报酬分配不尽合理。从事医疗行业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是高风险、低回报的一种职业。医务人员承担的责任、义务和风险与他们的收入比例偏差较大，其实际收入远远小于实际付出。在这种心态下，部分医务人员就会通过其他渠道来增加自己的收入，就易受物质利益的诱惑，做出有损于医德医风的不良举动。
3.市场经济影响着医德医风教育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医院既担负着保障人民群众健康的任务，又要为自身生存和发展参与市场竞争。在激烈竞争的条件下，出现了一些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悖的医德行为。如收红包、开大处方、用贵药和做不必要的检查等现象，这些现象给医德医风教育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在这些影响下学生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一切向钱看，学生的医学道德意识淡漠了，救死扶伤的职业思想也动摇了。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医德医风教育的有效途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由于医学院校的学生还不够成熟，明辨是非的能力不强，学校应该根据学生的心理和生理特点，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对学生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增强他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感，树立正确的医德医风。
1.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医学生在医德医风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坚持医学生医德医风教育的方向，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和教育学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引进课堂；引导学生学习党的基本理论、路线、纲领，武装学生的头脑；引导学生学习中国发展的历史、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形势政策、了解社会发展规律、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另外，还要积极引导医学生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
2.在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过程中确立医德医风
共同理想是一个民族的指路明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我们的共同理想。大学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因此，要牢牢把握医学生医德医风教育，不断创新医学生医德医风教育的形式、途径和方法，要通过多渠道帮助医学生提高认识，带领学生走出校园，指导医学生服务于社会，在医学实践中不断提高认识，增长才干。当然，社会主义医学事业在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也面临着机遇和挑战。而自觉认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转化医学生的价值目标、价值追求、价值取向，树立为社会主义医学事业努力奋斗的信念，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才能大有作为。
医学人文精神的定义篇4
（安徽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合肥230032）
摘要：我国2012年颁布的《精神卫生法》对知情同意作出了许多新的规定,体现了立法上对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文关怀。《精神卫生法》对一般告知义务和特殊告知义务进行了科学划界，具体化了告知义务的适用对象，细化了告知义务的内容，严格了告知义务的程序，确定了知情同意能力判断的专业性原则等。但是，在信息披露的标准、违反告知义务的责任、知情同意救济程序等问题的规定上还存在着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关键词：精神卫生法；知情同意；人文关怀
中图分类号：D922.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5）23-0234-03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SK2014ZD036）；安徽医科大学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资助项目（201003-09）；安徽省“研究生”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王茹（1989-），女，安徽怀远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人文关怀；王兆良（通讯作者）（1958-），男，安徽汤山人，哲学学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人文关怀。
0引言
精神障碍患者的知情同意问题一直是精神卫生领域争议较多的问题。2012年10月26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以下简称《精神卫生法》）是首部国家层面保障精神障碍患者权益的法律，该法肯定了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知情同意的问题。从总体上来说，《精神卫生法》知情同意规则的宣示意义更强，其特质并未得到充分的凸显，相关制度设计有着需进一步完善的地方。本文就该法中知情同意规则的价值得失作初步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1知情同意是精神卫生法的基本价值维度
1.1知情同意原则源起于对弱势群体的关注
知情同意根源于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所倡导的自由、平等、自主、人性等人文主义的哲学思想。知情同意原则最初被应用于微创手术，医师被赋予征得患者同意的义务。随后，这一义务逐渐扩大为披露特定类型的信息并获得同意，这意味着同意不仅是自由的而且是知情的[1]。
1947年的《纽伦堡法典》对二战中涉及人的医学研究教训进行总结，提出了自愿同意的原则。然而法典时期的知情同意的主体只包括智力正常的成年受试者，却不包括无行为能力的精神障碍者。
1964年的《赫尔辛基宣言》将知情同意的主体扩大到同意能力有问题的患者，包括精神障碍患者及无意识的重症患者。它区分了有利于推动被试验者本身或未来患者健康的临床性治疗与对本人或他人没有任何可预期好处的非临床性治疗。后一种情况下的同意是强制的，而前一种情况，如果受试者无知情同意能力，可以由被授权的法定代表代为做出同意决定[1]。“受实验者如因身体上或精神上的缘故，或系尚未达到成年，依据国家法律的规定，可从他或她可信赖的亲属那里，得到许可参加实验的证明”[2]。
知情同意是患方在医方提供充足易懂的信息的基础上作出同意或选择的自主决定的过程。它贯穿医疗活动的始终，是患者其他权利的基础，包括知情权和同意权两个方面，知情权强调的是医方的告知义务，同意权强调患者自愿和知情的同意。知情同意至少包括三个基本要素：信息披露；决策能力；自愿[3]。
1.2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知情同意是精神卫生法的价值所在
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知情同意是临床知情同意的重要环节，其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精神疾病特殊性的要求。由于精神疾病具有减损患者自知力、社会交往的能力、判断力以及理解事实的能力等特征，因此精神障碍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更容易被忽视，甚至被侵犯。20世纪下半叶，西方社会发生大量有关侵犯精神障碍患者知情同意权的案例。而我国在这一问题方面的现实状况不容乐观，长期以来对精神病人进行封闭式管理，不仅对精神病人的行为加以限制，而且就有关治疗信息方面也加以限制，其观点认为精神病人缺乏自知力，不可能对自身病情有清晰认知，其知情同意权应予以限制[4]。而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大多数精神障碍患者有能力表达同意，只是相对于普通疾病患者和健康人，他们的同意过程更困难一些[5]。
第二，人文关怀的价值诉求。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精神障碍患者都属于弱势群体。这不仅源于疾病本身的痛苦体验，更多来源于疾病赋予患者的社会形象所带来的心理压力。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精神障碍者被当作非人的异己力量。即使是现代社会，这种排斥的社会心理依然存在，精神障碍者被看作脱离社会轨道的存在。对此福柯从哲学角度理解，“疯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随时间而变的异己感”，“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将这种现象说成疯狂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狂的历史”[6]。破除人性层面的歧视，尊重患者的自主性，肯定其基于人的基本需求和合法权益符合精神障碍患者的根本利益。因此，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知情同意是任何一个尊重和关爱弱势群体的社会应有的做法。
第三，国际共识的人文理念。自《赫尔辛基宣言》肯定了保障精神障碍患者知情同意原则之后，1977年第六届世界精神病学大会通过了《夏威夷宣言》，尊重精神障碍患者知情同意权第一次被纳入精神科医师的伦理道德范畴。1991年联合国大会决议通过了《联合国保护精神疾病患者与改善精神保健的原则》（简称mi原则）[7]，尊重和保护精神障碍患者知情同意权成为精神卫生领域一项基本原则。进入21世纪以来，wHo在其有关精神障碍的报告中多次强调“自由的和知情的同意应当是大多数精神障碍患者治疗和康复的基础”[8]。总之，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知情同意，各国纷纷将知情同意原则纳入本国立法。
美国联邦宪法在第四次修订案，关于隐私权和正当程序部分，加入了患者拥有接受或拒绝治疗的权利，一些州宪法和普通法律同样加入了该权利[9]。德国立法规定，医师应当与患者或根据其意志，与其照管者讨论治疗方案。治疗措施应取得患者或者其照管者的同意。只有依照患者当时的状况，如果不进行及时治疗，就会直接危及患者本人或者第三人生命健康时，才可以不经同意即进行治疗[10]。我国台湾地区“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医疗机构诊治患者或与患者住院时，应向其本人及其保护人或本人及其家属，说明病情、治疗方针、预后情形、住院理由及应享有之权利等有关事项[10]。
2我国精神卫生法有关知情同意条款的得与失
《精神卫生法》强调对患者实施知情同意规则，是以人为本立法精神的体现。它能够帮助精神障碍患者实现由于长期被社会歧视而渴望得到认可和尊重的心理需求。本次立法中有关知情同意的条款有以下几点值得肯定的地方：
第一，对一般告知义务和特殊告知义务进行了科学的划界。《精神卫生法》在规定医务人员的告知义务时采取一般告知义务和特别告知义务并立规定，从内容、适用对象、程序方面对两种告知义务进行了科学的划界。而我国以前的立法多采取综合的形式，如《侵权责任法》在第五十五条第一款中综合规定两个层次的告知义务，既不利于把握两种告知义务的实质，也不利于具体操作。精神卫生法的规定更符合国际立法趋势，是一大进步。
第二，细化了告知义务的内容。根据《精神卫生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三条规定，一般告知义务的内容是“治疗方案和治疗方法、目的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11]，特殊告知义务的内容包括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11]。由此可知，相对于《侵权责任法》的“病情和医疗措施”等笼统表述，《精神卫生法》的规定更加具体、全面。
第三，具体化了告知义务的适用对象。特殊告知义务仅适用于两种特殊治疗措施，即导致人体器官丧失功能的外科手术或与精神障碍治疗有关的实验性临床医疗。一般告知义务适用于除上述两种治疗措施以外的治疗措施，主要是医疗过程中具有严重损伤后果的医疗行为。《精神卫生法》具体化了《侵权责任法》中“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内容，使医务人员告知义务更加明确。
第四，严格了告知义务的程序。《精神卫生法》对一般告知义务并没有要求获得患者的书面同意。而在特殊告知义务中引入“伦理委员会”批准程序，这也是精神卫生法的亮点之一。由于两种治疗措施具有较强的侵入性，一旦滥用将严重侵害患者人身权益，因此需要严格控制其使用。无论是国际人权文件还是先进国家的精神卫生立法，都规定了严格的条件。例如mi原则规定，只有在国内法律许可、据认为最有利于患者的健康、以及获得患者知情同意等前提下，方可准许对精神疾病患者施行重大内科或外科治疗，如果患者无知情同意能力，则这种治疗只应在经过独立的复核机关批准以后才能施行[7]。
第五，确定了知情同意能力判断的专业原则。合法的同意前提是有知情同意能力（决策能力）。知情同意能力一般指具有获取、理解、权衡关键信息的能力，以及表达思想和偏好并作出合理决定的能力[5]。知情同意能力的评判是知情同意的核心环节，国际社会一般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专业原则，即应当由卫生专业人员作出判断；有能力推定原则，即假定患者为有知情同意能力，除非有证据表明并非如此；经常性原则，即在需要患者做出决定时，须重新评估其知情同意能力；诉讼原则。《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的诊断只能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作出，并且以患者精神健康状况为依据，而不依任何政治、文化因素[11]。这符合专业原则的要求，体现出对医学专业和患者人格尊严的尊重。此外《精神卫生法》的自愿住院制度，意味着该法采纳了有能力推定原则，即推定患者有知情同意能力，能够自主决定入院、治疗等事宜，只有被诊断为患有严重精神障碍，不具有自知力并具有一定危险性时，才转为非自愿住院程序。
临床实践表明，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知情同意，能消除病人的顾虑，减轻其心理压力，增强其治疗依从性[4]。然而实践也证明我国《精神卫生法》在知情同意方面存在以下几点不足：
一是信息披露的标准不明确。病人依赖于医生向他们提供信息的种类和方式来决定拒绝或接受一个治疗。因此，信息披露的标准影响知情同意的效果。而我国《精神卫生法》在这一问题没有明确规定。一般而言，国际社会主要有两种信息披露标准，一种是专业标准或称医师标准。它以医疗行业的常规作为披露信息的标准，美国的早期司法可以归入此类。一种是“审慎人”标准或称客观标准，由美国Canterbury案创设，“根据一位审慎的人若处于病人的位置将会如何决定，如果他被适宜地告知所有重要的风险的话”[12]。它更为强调患者的自我决定权，较符合知情同意法则之精神，是各国立法和司法趋势，应当为我国所借鉴。
二是在违反告知义务的责任问题上落后于以前出台的法律条文。早在2007年《侵权责任法》就明确了医务人员违反告知义务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但是我国《精神卫生法》却将这一问题拉回到《侵权责任法》出台以前的立法水平。该法第七十五条仅对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法规定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外科手术或者实验性临床医疗的行为给予行政处分[11]。既忽视了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也忽视了违反一般告知义务的法律责任。
三是缺乏知情同意救济程序。知情同意的法理基础是保护患者的自我决定权，它的价值不仅在于保护患者生命健康利益，更在于调和无限扩张的科技理性和人权保护之间的矛盾，这一价值诉求要求知情同意过程不能完全由医学专业知识和专业判断所掌控，还需要法律、伦理等非专业知识的介入。因此，《精神卫生法》在尊重医学行业专业判断的同时，还需通过确认、复核的法律程序和定期的复评程序，来保障患者的自主决定权。此外，患者及其监护人对无知情同意能力的判断结果以及侵入性、不可逆性的治疗或实验具有上诉的权利。虽然《精神卫生法》要求医疗机构根据精神障碍患者的病情，及时组织精神科执业医师对非自愿住院患者检查评估，但是其目的更侧重于防止医院非法留置患者，而不是为了保障恢复同意能力患者的自主决定权。而关于患者及其监护人的上诉权本次立法并未提及。
3我国《精神卫生法》知情同意规则需要完善的几个方面
第一，确立“审慎人”信息披露标准。尽管《精神卫生法》进一步完善了医务人员的告知义务，但是，从字里行间看，我国《精神卫生法》的知情同意规则并没有确立一个明确的信息披露标准，也就是说并没有明确医生披露信息的方式和预期达到的效果，这很有可能导致知情同意过程的形式化。应根据国际通行的“审慎人”信息披露标准，强调披露信息的质量和标准，要求披露信息的方式和内容足以促使一个合理审慎的人做出合乎自己价值观和偏好的自愿治疗决定。
第二，加强对知情同意的监督，肯定患者上诉的权利。依据我国《精神卫生法》，医疗机构伦理委员会只能在实施两种特殊治疗措施时发挥作用。医疗机构伦理委员兼具医学专业人士和法学界、医学伦理学界、医院管理界及群众等非医学专业人士，因此完全可以充当监督知情同意实施的机构。首先，精神科执业医师诊断出患者缺乏同意治疗的行为能力后，应当由医疗机构伦理委员会复核该结论。只有伦理委员会审核认为患者无知情同意能力，才能对患者实施知情同意。其次，医疗机构伦理委员会应定期评估患者的病情和知情同意能力，一旦患者情况有恢复，应当取消同意，恢复患者自由的知情同意。
我国《精神卫生法》还应当赋予精神障碍患者两个层面的救济权利：一是对行为能力判决结果的上诉权。二是患者、其人、或任何有关人士均有权就患者所接受的绝育手术、重大内科或外科治疗、精神外科和其他侵入性与不可逆性的治疗、临床试验和实验研究向司法机构提出上诉。
第三，引入预先指令,鼓励患者提前行使知情同意权。预先指示产生于美国，也称“精神病治疗意向书”是指患有严重和持久性精神疾病的成年患者在失去行为能力之前，预先表达对治疗偏好及人的意愿的声明。预先指示主要理论基础在于其能够促进患者的个人自治，并且具有减轻精神疾病的某些消极结果的潜在影响[9]。它是患者意志的直接体现，因此比同意更符合患者的自主性。研究表明，在患者和精神卫生工作团队之间就合作的危机计划进行协商，包括准备一份详细说明治疗优先选择的预先指令，可以减少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非自愿入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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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人文精神的定义篇5
高职医学生医学理性精神高职医学院校卫生职业教育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卫生职业教育的兴起，本身就是医学理性精神属性之必然逻辑性的展开，与坚持基于“工作过程”的教学范式和医学理性精神教育息息相关，故医学理性精神的泛化是卫生职业教育发展的活力因素。医学理性精神属于医学科学精神的范畴，是医、护工作过程的精神基础，与医德养成教育关联密切，与医学应当相辅相成。面对守望生命的医学事业，卫生职业教育的医学理性精神内涵包括学习理性精神和医学职业服务理性精神，对高职医学生坚持高尚的和稳定的医学理性精神教育，是基于“工作过程”的卫生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抓手，是卫生职业教育和工学结合办学属性之逻辑必然性的展开的基本要求。在新医改背景下和基于“工作过程”的卫生职业教育的范式教学模式下，再认识高职医学院校的医学理性精神教育的品位建设如何开拓是一个现实命题。
当今过度医疗、看病难、看病贵已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医疗消费不合理、医疗资源浪费、医疗资源共享缺陷的弊端已不是一般性的问题，关系到现行社会医疗消费市场和各类医学教育是否公平、诚信、实用，关系到医疗保健的公益性保障，也关系到医疗消费者对医学理性的信任问题。在此种背景下，医学理性精神建设正在成为当今医学领域，特别是职业医学应当亟待探讨的问题，同时医学伦理学的善良总原则要求树立医学理性精神，忠实实践医学目的与公平、公正的医疗消费，籍以保证医学服务的公益性取向。卫生职业教育作为我国新兴的医学教育事业，其生源质量较差，毕业生工作能力受限，但高职医学生接受医学理性精神培育的空间较大。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高职医学院校势必需要加大力气对高职医学生进行医学理性精神的培育，再认识医学理性精神教育与医学职业行为培育的相容性方面的问题，再认识坚持和弘扬医学理性精神建设与提高高职医学生职业成长性和医学职业服务境界的内在关系，或许更有利于显现卫生职业教育改革的实效性。
二、卫生职业教育医学理性精神的基本属性
医学理性精神基本内涵是职业医务人员在医疗服务行为中具有的医德理性的特定渗透、表达和反映的心理状态，是医学目的之逻辑必然性展开的心理活动，是医学随时代变迁、广大医疗消费群体消费需求和消费水平而适时自我审视、自我发展的必然属性。其属于医学科学精神的范畴，是医疗活动的精神基础，是以善良总原则和“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为前提的精神境界，也是白求恩精神的内涵元素。笔者认为，卫生职业教育医学理性精神是学习理性精神和医学职业服务理性精神的集合，基本属性包括学习理性精神和医学职业服务理性精神，是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倾向的综合体现。卫生职业教育坚持医学理性精神教育，可以造就高职医学生的医德境界和职业成长性，在一定程度上导向和定向卫生职业教育基于“工作过程”培养高职医学人才。
三、再认识高职医学生建构医学理性精神的几个相关问题
1.再认识高职医学生对现代医学理性产生困惑的症结
目前，三大因素困扰着高职医学生医学理性的建构：其一，过度医疗、医疗技术主义的萌生与泛滥，使“利润绩效”转嫁于医疗消费者，造成医院公益性淡化，有悖于医学理性和善良总原则，引咎高职医学生对医学理性精神产生模糊认识。其二，“必需、够用”的教学理念束缚着卫生职业教育课程体系属性的必然逻辑性展开，基于“工作过程”的情境教学没有完全融入卫生职业教育教学体系，使相当一部分学生学习连受“挫折”，知识体系的积累存在缺陷，学习目标不明确，学习理性精神混沌。其三，高职医学院校建构主义理论缺陷，不能有效地创设医学理性精神的教育情境，使高职医学生对医学理性的知觉理解和思考方式存在局限性，不能从真正意义上同化、顺应和平衡学习理性精神和医学职业服务理性精神的建构。
沉思高职医学生对现代医学理性产生困惑的主要的社会背景，需要再认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多数高职医学生对卫生职业教育的地位和就业前景的担忧，使其医学理性精神的自我建构和自我调控能力低下；二是，医疗消费是商品消费的再认识进一步印证了卫生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医疗的商业化影响，并由此引发诸多的现实医德问题，高职医学生与医疗消费者一样，对从医人员的医德境界和医学理性精神提出质疑，而医疗机构并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尽快改善现实医德和医学理性的问题。三是，医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滥用对医学目的的异化，并带来的道德和医学伦理难题，使高职医学生与医疗消费者对医学目的产生了困惑，同时对从医人员的形象建设和医院文化建设提出争议，进一步对医学理性精神产生困惑，而从医人员又不能时常自觉维护和履行医德规范及坚定医学理性精神。四是，医疗机构及其从医人员医德不自律而蕴生的拜金现象、过度医疗、医疗技术主义、医学情感淡化、医院文化建设无序均为医学理性精神的惰性因素，它们有悖于医学理性精神的真谛，是坚定医学理性精神的系列障碍。
面对高职医学生对现代医学理性的困惑，高职医学院校对高职医学生必须坚持医学理性精神的教育，引导高职医学生认识和明确现代医学遭遇的医学理性和伦理道德困惑的根源在于医疗服务业忽视了对医学性质的认识、对病人是医疗消费第一因素的认识、对以人为中心的整体医学的认识以及对人文医学的认识，籍以引导高职医学生自觉地接受医学理性精神的教育，不断完善人格素质。
2.再认识高职医学生的学习理性精神对医学职业服务理性精神的制约
学习理性制约着高职医学生的学习困惑、学习挫折的转归，是影响学习发展与医学理性精神问题的基本因素之一。学习理性精神的内隐与外显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高职医学生学习心态、学习行为与医学职业服务理性精神建构的律正、医学伦理关系的协调与医学责任的归属问题。学习理性精神是自律学习行为、制控学习责任和界定学习价值的重要因素，对高职医学生诸多的学习责任、学习困惑、学习挫折和学习心理障碍问题有一定的制约效应，其终究要潜移默化为对医学职业服务理性精神的心理感应。面对卫生职业教育“淡化学科意识、知识体系弱化、注重技能训练”的不争事实，积极倡导和督促高职医学生建构坚定的和稳定的学习理性精神，会使其在医学专业知识体系的学习积累中处于优势地位，进而对其职业成长性和医学伦理观念产生良好的启示作用，对医学职业服务理性精神建构呈现良好的制约效应。
3.再认识高职医学生医学理性精神的迷茫与医疗困惑的问题
当今，高职医学生基于上述原因，对医学理性精神产生了迷茫或困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对医患医疗消费心态、医学人权的律正、医学伦理关系的协调和医学责任的归属等问题的判断。试想，高职医学生在对医学理性精神产生迷茫的情境下，面对诸多医学责任问题、医德困惑和医学伦理问题，就不能表现出应有的医学理性精神，不能把握医学理性精神制衡效应，就会产生医疗困惑的心理阴影。这说明医学理性的迷茫与医疗困惑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后者是前者的归宿。
面对守望生命的事业，高职医学院校对高职医学生重新提出、界定和审视医学理性精神是一个重要课题。
四、创设医学理性精神的教育情境是高职医学生建构医学理性精神的新起点
人们期望高职医学生拥有高尚的医学理性精神，是医学的重要进步，也是高职医学院校新的教学取向和教学潜能。这种教学取向和教学潜能需要创设医学理性精神的教育情境，方能使高职医学生置于其中，建构自己的医学理性精神，为自己的顶岗实习、择业、服务能力和职业成长性奠定良好的精神基础。
1.师生共创和谐的学习理性的教育情境
教师在高职医学专业课施教中充分展现教学热情、教学情感、教学成果、教学有效感和教学品位，可以创设教学理性情境，引导高职生正确对待学习挫折，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学习情感、学习成果、学习有效感和学习品位，籍以创设和谐的学习氛围和学习理性情境，形成培育和强化高职医学生学习理性的合力。
2.工学结合、院院结合，共同创建医学职业服务理性的教育情境
工学结合、院院结合基于“工作过程”进行教学改革，可以结合案例教学，超前性创建医学职业服务理性的教育情境，提升高职医学生医学理性精神的建构效果。以工学结合为抓手，培育医学理性精神建构的土壤，是提高高职医学生医学理性精神境界的新起点。
3.实习带教，创设医学理性精神的教育情境
临床实习的带教环节是创设医学理性精神的教育情境的有效平台，注重实习带教情境培育高职医学生的医学理性，是卓有成效的举措。面对医学服务工作情境，带教医师（护师）以自己的工作经验和情感体会，可以直接将工作平台需要的医学理性精神施教于顶岗实习的高职医学生，会收到现实的、立竿见影的教学效果。
4.社会舆论和顶岗实习创设医学理性精神的教育情境
过度医疗、医疗技术主义、转嫁医疗费用、看病贵、看病难等不满的社会舆论和救死扶伤、医者仁心、为患者排忧解难等满意的社会舆论与顶岗实习中的服务流程的训练，从医人员的言行和患者的评议，可以共同创设高职医学生的医学理性精神的教育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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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人文精神的定义篇6
由于症状纷繁复杂、论者见仁见智、技术日新月异,造成了“精神病”、“精神障碍”的内涵和外延在精神医学和法学研究中的不确定性。笔者认为,为了克服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精神医学与法学学科间的不协调和法学内部的冲突和混乱,应当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的“精神病人”修改为“精神障碍者”。理由如下:第一,随着精神医学理论的发展和病理的丰富,医者逐渐认为重性精神障碍和轻型精神障碍存在着质的差别,不宜统称为精神病。第二,刑事法学重视“精神病”之概念,主要是为了确定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而对刑事责任能力的准确判断需要精神鉴定意见和法律规定的概念之统一,但鉴定意见一般采用精神病狭义说,而刑事法却采用广义说,其“精神病”概念之矛盾和争议也是导致鉴定人和法官“意见冲突”与“沟通不畅”的主要原因。第三,由于刑事诉讼的目的由“惩罚犯罪”转向“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社会对精神病人更加了解和宽容,使用定义更为宽泛和灵活的“精神障碍”,正是人道主义之光照进刑事场域最美丽的“反射”。特别是《精神卫生法》对“精神障碍”的使用和根据程度不同与“严重精神障碍”进行区分,体现了制定法对理论的回应,体现了立法者的科学精神,体现了刚性法律的人性关怀。但遗憾的是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错过了“提前法制统一”的机会,没有预留“立法提前量”,仍规定为“精神病人”,应在再次修订时修改为“严重精神障碍者”,以符合“学界讨论———部门法吸收———相关法律协调”的立法规律。鉴于前文分析,笔者认为采用广义说的“精神病”与“严重精神障碍”在内涵和立法意图上相同,只存在字面上的差异,为了同刑事法相统一,本文论述仍采用“精神病”及“精神病人”。
二、强制医疗的法律分析
(一)强制医疗的基本含义
刑事领域中强制医疗是指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能力且具有社会危险性的精神病人采取的强制入院隔离治疗。在外国立法例中,如美国称之为“非自愿监管”、德国称之为“收容监护”、日本称之为“治疗处分”;在行政法领域,《精神卫生法》规定了“非自愿入院治疗”,虽在称谓、适用条件和适用对象均有所不同,但其实质都是对精神病人人身自由进行限制的一种社会防卫措施,其价值目标都是“安全与自由并重、防卫社会与精神病人回归社会并重。”[7]
(二)强制医疗的法律属性
对强制医疗法律属性合理的认定,是强制医疗程序的研究重要内容之一。强制医疗的法律属性决定了强制医疗的决定主体、适用对象和适用程序。首先,强制医疗是一种保安处分,而不是刑罚的方法,也不是一种刑事强制措施。保安处分具有以下几个特征:“(1)以特殊预防为目的而设立;(2)注重改善适用对象、预防犯罪;(3)适用的基础是人身危险性;(4)适用对象是符合法定条件的特定人,其中就包括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无责任能力人、实施犯罪行为的限制责任能力人。”[8]虽然我国在《刑法》中规定了社区矫正、强制医疗等措施,但并没有将其明确归为保安处分,在总则中更无保安处分的相关规定。但“从目前通行的理论和实践来看,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之中,没有保安处分之名,但有保安处分之实。”[9]特别是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增加了强制医疗程序,使强制医疗真正成为可以操作的一种保安处分。其次,强制医疗是具有强制性,在必要情况下,经法定程序,不论被强制医疗人及其法定人是否同意,均可以对其人身自由进行限制甚至剥夺,其将面临强制在医疗机构接受治疗。因为强制医疗具有强制性和严厉性,必须符合法定条件、依照法定程序才可以予以适用。法国社会防卫派学者安塞尔就主张保安处分也必须遵循罪行法定原则,法律对人身危险性的概念、判断方法以及与之相符合的处分措施都要有明文规定。[10]最后,强制医疗具有保护性。一方面,精神病人由于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减弱或者完全丧失,人身危险性较大,国家处于对保护公共安全的考虑,可以对符合一定条件的精神病人予以强制医疗;另一方面,对精神病人的治疗通常需要专业的治疗方法、场所和药物,并且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其监护人往往难以承担,造成精神病人无人看管,也经常成为被侵犯的对象。所以通过强制医疗对精神病人进行治疗,也是对其自身的一种保护。
三、强制医疗程序的法律分析
(一)强制医疗程序的性质
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关注到之前强制医疗程序立法的缺失和由此导致的强制医疗适用的恣意,在“特别程序”编中设专章规定“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运用刑事诉讼的规则来规制公权力的运行以保障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之前的理论和本次立法的修改,强制医疗程序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通过审理决定是否对精神病人予以强制医疗的一种特别程序,与普通的刑事诉讼程序存在很大的不同:其不关乎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罪或非罪和刑罚适用等问题,仅仅就对精神病人是否予以强制医疗进行审理。其本质是是一种涉及公民人身自由的特别诉讼程序,具有诉讼化构造,而非一种非诉程序。①理由如下:第一,强制医疗程序具有完整的“控辩审”三方,在诉讼过程中两造对抗,法官居中裁判。从《刑事诉讼法》第286条第1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第2款规定的应当通知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的法定人到场和《规则》第594条规定的强制医疗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庭可以看出,立法者和司法者力图将强制医疗程序设计为具有“等腰三角形”特征的诉讼程序。第二,强制医疗程序中,被申请人或者被告人享有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第三,被决定强制医疗的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对强制医疗决定不服的复议申请权。第四,人民检察院对强制医疗的决定和执行进行监督。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强制医疗程序框架性的规定可以看出其具有诉讼程序的特征,虽立法比较粗糙,但不能否认强制医疗程序的本质是一种特别的诉讼程序,其完善也应遵循诉讼程序的要求。
(二)强制医疗程序的必要性
强制医疗程序的必要性,即决定适用强制医疗程序诉讼化的必要性,也就是通过诉讼法对强制医疗程序作出规定的必要性。在理念方面,表现为法者对公权力恣意行使之警惕和对公民人身自由之关照;在制度方面,展现出立法者充分利用司法程序的刚性和交涉性[11]来保证强制医疗的恰当适用,使功能已严重泛化甚至异化的强制医疗通过诉讼之路径回归为防卫社会与治疗精神病人并重的应然状态。具体而言,强制医疗程序的必要性有以下三个方面:1.保障人权的需要精神病人作为社会中一类弱势群体,本应得到其他社会成员更多的关爱和照顾,但现实却是经常受到社会的漠视甚至是仇视。特别是在精神病人肇事肇祸之后,精神鉴定程序的启动、强制医疗的决定和具体治疗均没有体现出其作为一个人的主体地位,精神病人的人身自由极有可能受到公权力的任意侵害,有违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事诉讼法》总则,“既有利于彰显我国司法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又有利于公安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更好地遵循和贯彻这一宪法原则。”[12]强制医疗程序将不负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纳入刑事诉讼保护的范围,并立足精神病人的特点通过特殊的程序设计与普通诉讼程序予以分离,正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精神的突出体现。因此,强制医疗程序的建立是保障人权的需要。2.程序正当的需要程序正当作为一种司法观念,起源于英国的“自然正义”(naturaljustice),并在美国得到明确表述和发展,其宪法第五修正案中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者财产。”正当程序并不仅仅是司法实践时内心所秉持的一项原则,更是根据人们共同的心理需求、为了避免在诉讼中的不公平对待,提出的一个可以适用所有现代社会共同认知的最低司法公正标准,虽然对正当程序的具体内容莫衷一是,但有些基本精神被认可,并被国际刑事司法准则所承认。无罪推定、程序参与、获得律师帮助、诉讼及时、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等等,已经成为公认的在刑事诉讼中最低限度的保证。而强制医疗的严厉程度不喾于自由刑,其适用程序如果由主管机关单方面决定,利害关系人无法参与决定程序,即使最后强制医疗适用的结果正确,其程序也是违反程序正当要求的。在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特别是一系列“被精神病”的事件的曝光,不仅加深了对强制医疗制度的质疑,也由于司法机关的缺位,极大地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此次新《刑事诉讼法》增加的强制医疗程序的最大亮点就是强制医疗程序被赋予了普通诉讼程序的基本形态,并贯彻司法最终裁判原则,由中立的司法机关决定是否对行为人采取强制医疗措施。”[13]因此,强制医疗程序的建立是程序正当的需要。3.和实体法衔接的需要《刑事诉讼法》开宗明义地规定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是刑事诉讼法的目的之一。《刑法》第18条规定在必要的时候,政府可以对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但在本次立法修改之前,在强制医疗方面,《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相应程序与实体法衔接,“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在诉讼程序的设置上与刑法的内容失衡的具体表现之一”。[14]程序法律规范的阙如导致了政府在强制医疗中定位模糊,其究竟是决定机构还是执行机构或二者皆是,一直没有明确规定。我国在《刑法》中虽然对保安措施没有规定,但规定政府可以强制医疗,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增设强制医疗程序作为一种特别程序,不仅回应了现实,同时也解决了刑事司法制度中不协调的问题。因此强制医疗程序的建立是和《刑法》第18条衔接的需要。
医学人文精神的定义篇7
关键词：农村定向医学生岗位胜任力培养方法
国家发改委等五部委制定了《关于开展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的实施意见》，从2010年起，连续三年在高等医学院校开展免费定向医学生培养工作，重点为乡镇卫生院及以下的医疗卫生机构培养从事全科医疗的卫生人才。本校承担“五年制”乡镇及社区医务人员定向培养任务，解决当前农村医疗人才严重不足的问题。为了使培养的人才成为“学得实、下得去、用得上、干得好、留得住”的全科型临床医学人才，我们需要对他们的岗位胜任力进行评价，以便学校进行针对性培养，更准确地培养农村医师应该具备的各项素质，为他们即将进入岗位做好充分准备。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江西省赣州市所辖十八个县（市、区）农村医疗卫生单位在职在岗医疗人员和赣南医学院临床实习期的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
1.2方法。
自制《农村医疗卫生单位医疗人员岗位胜任力调查表》，将赣州市所辖十八个县（市、区）农村医疗卫生单位分为城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镇中心卫生院、乡卫生院三个等级，根据分层随机抽样的原则，分别选取了29个农村医疗卫生单位145名农村医疗人员和280名学校临床实习期的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依据调查问卷，对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整体的岗位胜任力进行匿名测评。
1.3调查内容。
调查问卷包含参加调查的农村医疗人员的年龄、性别、学历、职称、农村工作年限等基础信息项目和订单定向医学生的年龄、性别等基础信息项目。
涉及岗位胜任力的调查内容分为10类具体包括：①医学科学精神（Q1），包括人本精神、实事求是精神、创新精神、探索精神等共5个条目；②医学人文精神（Q2），包括生命价值观、医学伦理精神、奉献精神、利他精神、关注服务对象情感体验的精神等共5个条目；③专业素养（Q3），包括临床思维能力、临床观察能力、知识运用能力等共5个条目；④成就能力（Q4），包括成就取向、主动性、时间管理、学习能力、发现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等共11个条目；⑤管理能力（Q5），包括临床决策能力、团队领导、团队协作等共3个条目；⑥服务能力（Q6），包括服务患者意识、服务患者能力等共2个条目；⑦影响能力（Q7），包括人际交往能力、与患者及家属交流能力、沟通表达能力等共3个条目；⑧个人能力（Q8），包括原则性、自信心、爱心、应变能力、适应能力、学术影响能力等共10个条目；⑨课程知识掌握（Q9），包括思想道德修养课程、自然科学课程、人文社科课程、生物医学课程、公共卫生课程、临床医学课程等共6个条目；⑩临床技能掌握（Q10），包括病史采集、体格检查、病历书写、急诊处理、社区卫生服务能力等共10个条目。
以上共60个条目，调查对象根据每个条目能达到的程度进行打分，得分在1―5分之间，非常不好1分，不好2分，一般3分，好4分，非常好5分，分数愈高说明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达到此项岗位胜任力的程度越高。
1.4成绩计算方法。
10类岗位胜任能力的总评分是每一类能力所包含的所有条目的成绩总和。分别计算每一位农村医疗人员和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对10类能力的总评分，再分别计算农村医疗人员和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对每一类能力评分的平均值。
1.5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t检验比较农村医疗人员测评成绩和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自评成绩平均值之间的差异，以p
2.结果
2.1资料整理。
农村医疗人员共发出调查表145份，收回145份，回收率100%。将空缺率超过50%，或有明显逻辑错误的调查表视为无效，共计有效调查表140份，有效率为96.6%。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共发出调查表280份，收回280份，回收率100%，有效调查表271份，有效率为96.8%。
农村医疗人员基本情况：年龄以30岁以下者为主（66.3%）；性别无差异（男性50.3%，女性49.7%）；学历以大专为主（56.8%），中专为辅（31.1%），本科仅占12.1%；职称以初级为主（61.7%），高级职称仅为3.6%；农村工作年限以10年以下为主（72.3%），30年以上仅为5.8%。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基本情况：年龄以23、24岁为主（78.9%）；性别无差异（男48.9%，女51.1%）。经统计学分析，结果显示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与后续选项无相关性。
2.2统计结果。
针对10种岗位胜任力农村医疗人员测评分和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自评分明显低于满分成绩。二者在医学科学精神（Q1）、医学人文精神（Q2）、成就能力（Q4）、服务能力（Q6）、影响能力（Q7）、个人能力（Q8）六类能力方面评分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胜任力（competence）的概念最先由美国学者Robertwhite于1959年提出，哈佛大学著名的心理学家麦克・利兰（mc.Cleland）在1973年发表胜任力领域中有奠基性意义的文章“testingforCompetencyratherthanintelligence”，标志着现代胜任力研究的开端[1]。1994年，麦克・利兰与斯宾塞（Spencer）夫妇合作定义了胜任力的概念：“胜任力是指动机、特质、自我概念、态度或价值观、知识或技能等能够可靠测量并能把高绩效员工与一般绩效员工区分出来的任何个体特征”[2]。迄今为止，已有26个国家进行了100多项胜任力的研究，研究内容多为岗位胜任力模型的构建[3]，以作为医疗系统聘用、选拔医疗人才的工具。医师岗位胜任力的评测不应该仅仅作为人才选拔的工具，也应该作为衡量人才培养质量的标准来应用[4]。本研究尝试从岗位胜任力的角度，评测当前培养的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的能力水平。
3.1以岗位胜任力为导向，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的岗位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10种岗位胜任力，无论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的自身评价，还是农村医疗人员的评价都距理想水平存在一定差距。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农村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越来越需要高素质全面发展的全科医生。全科医生不仅要求理论知识扎实、操作技术娴熟，而且应该具备高尚的职业精神、良好的沟通技能、出色的学术研究能力等[5]。可是当前的住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培养体系，仍然停留于临床知识、临床技能、临床思维层面，只包含少部分的医患沟通、医学伦理精神等医学人文内容。对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的考核也基本围绕以上方面进行，缺乏从医师岗位胜任力层面的全方面考量，难以明确目前的教育现状与岗位需求之间的差距[6]。此次调查，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当前的人才培养模式，不足以培养出充分胜任农村医疗岗位的优秀人才。建议今后的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的人才培养模式，围绕医生的岗位胜任力进行设计，将其作为核心目标，增加综合能力的培养，注重过程考核，全方位考查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的岗位胜任能力。
3.2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的培养应进一步关注素质教育。
美国心理学家麦克里兰曾经用冰山模型形象的说明胜任力，将个人胜任力的不同表现形式划分为表面的“冰山以上部分”和深藏的“冰山以下部分”对胜任力的组成要素进行了层次性排列。“冰山以上部分”包括技能和知识，与工作所要求的直来改变和发展。“冰山以下部分”包括社会角色、自我认知、人格特质和动机，是内在的，难以测量的部分，很少与工作内容直接关联。至今，美国、加拿大、英国都已经完成针对临床医生岗位胜任力要求制定的评价指标体系或指南。2001年美国毕业后医学教育认证委员会（aCGme），要求在病人诊治、医学知识、人际沟通能力、职业素养、基于实践的学习与改进这些基于大系统的实践的六个核心能力上培训、考核住院医师。2005年加拿大皇家内科及外科医师学会（RCpSC）了最新的标准《2005年加拿大医生胜任力架构》提出“更高的规格，更优秀的医生，更优质的医疗”的主题，标准主要将医生的角色分成七类：专业人士、沟通者、合作者、管理者、健康促进者、学者、医学专家。2013年英国医学总会（GmC）《良好医疗实践》（Goodmedicalpractice）（修订版）提出四个核心领域：医学知识技术和表现、医疗安全与质量、沟通与合作、维护信任。
人文素质非常重要，但当前对我国医生的职业精神现状评价不容乐观，这提出要加强医德教育和素质教育[7]。在医疗实践活动中，医师如具备人文关怀的意识和素养，有助于改善医患关系，减少医疗纠纷，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建议进一步加强医德教育，关注素质教育，积极研究适合农村医生职业精神的德育实施方案，编制统一的教材，形成有效的培训手段，探讨便于操作的评价指标，建立成熟的人文教育体系[8]。
3.3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对自身岗位胜任力的认识存在不足。
10种岗位胜任力中，对专业素养、管理特征、课程知识掌握和临床技能掌握的评价，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和农村医疗人员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对医学科学精神、医学人文精神、服务能力、影响能力、个人能力、成就能力的评价，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和农村医疗人员评分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成就能力的评分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低于农村医疗人员，可能与定向医学生工作资历尚浅，临床成就不足有关，其他五项能力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的评分高于农村医疗人员的评分，过高估计了自身能力，可能与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不甚明确这5种能力应达到的目标要求有关。对于职业精神、服务能力、影响能力、个人能力等方面自身认识的欠缺，因为缺乏客观可信的评测标准，不易帮助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正确认识自己。建议进一步研究客观、定量的职业精神、服务患者、交流能力等自我评价体系，让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能够在培养过程中随时自我评测。
结合新时期对农村医生提出的新要求和农村医疗的特点，围绕农村医务人员的岗位胜任力，更新教育理念，转变教学方式，创新培养模式，对医学院校进行培养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指导意义，同时有益于我国农村医疗卫生的高水平、现代化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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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pencerL.m.，mcClellandD.C.，&Spencerpetencyassessmentmethods：historyandstateoftheart[m].Boston：Hay-mcBerResearchpress.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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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田蕾.临床医生岗位胜任力模型构建研究――以辽宁省三所三级甲等医院为例[D].中国医科大学，2014.
医学人文精神的定义篇8
关键词：护理；人文精神；践行；方法
【中图分类号】R473．7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6019（2016）12－0274－02
传统护理模式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不仅影响了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也限制了患者参与医疗的积极性。从医院可持续发展角度考虑，必须深入学习人文精神内涵，从多个方面开展人文主义护理改革对策，共同构建先进的医疗服务机制。
1广泛学习人文精神内涵
“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而人文学科是集中表现人文精神的知识教育体系，它关注的是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人文精神”是当代护士人文思想教育活动的指导思想，用其辅助护士教育活动具有时代性意义，加快了医院护理服务体制的可持续发展。医院必须深入开展人文精神的学习活动，向护士宣传良好的服务思想意识，努力提升护士个人的党政文化素质，更好地参与医院现代化建设活动中。
2深化人文精神的指导作用
护士是社会人才变革的主力军，对护士开展思政教育活动是为了更好地培养人才，“人文精神”是当代护士必须深入学习的先进理念。与国家伟大事业建设紧密地联系起来。“人文精神”肯定了护士群体的社会意义，要求护士努力学好个人的专业知识，并且注重思想道德品质建设，在人文思想教育中学习更多与党和国家的相关的知识内容。经过一段时间学习之后，护士思想文化及道德品质将会有很大的提升，树立了良好的护士形象。理论是一切实践的指导，医院开展“人文精神”主题活动必须符合时代特性，坚持与时俱进为中心原则，实时调整现有的临床护理工作方案。为了改变早期护理服务教育的不足，医院需发挥组织的宏观调控力，以“创新思维、时代思维、人文思维”为指导建立优质护理平台。随着人文体制深化改革，护理服务教育活动也呈现了多元化趋势，医院护理服务管理有了新的指导方向。
3拓宽人文精神的改革作用
“人文精神”本质上是宣传党的思想理论的一种方式，在护士群体中也能产生广泛的影响力。医院是社会专业人才培养的主要结构，医院内部思想教育工作对护士个人实践行为具有广泛的指导性，方便了护士学习各类思政政治理念。受到传统教育思想的约束，医院人文思想教育工作处于滞后性状态，一些先进的党的观念无法融入实际教育活动中。人文建设是医院管理重点内容，为了全面推进医院服务模式改革，各医院广泛开展“人文精神”主题活动，为护理服务模式改革做好充分准备。为了强化医院改革建设，号召护理人员参与“人文精神”教育活动，对提高医院护理服务质量有着重要意义。
4发挥人生精神的服务作用
当前，医院教育机制与党政教育不断融合，人文思想政治工作逐渐成为医院改革的重点内容，“人文精神”也着实起到了多方面的决策作用。医院编制思政教育方案阶段，参照人文精神对当代护士的发展要求，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操控方式，进而加快了人文思想教育体制的优化进程，为在校护士提供多方面的思政学习平台。医疗事业发展是社会关注焦点，护理服务受到了各界人士普遍关注，强调了护理服务对社会医疗建设的重要性。护士护理服务教育中，需将“人文精神”与日常护理服务、医疗改革、服务建设等有效结合；引导护士全面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利用正确价值观引导实际工作。
5践行人生精神的创新作用
创新是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以创新体制为中心实现劥服务革新发展。“人文精神”为医院护理工作提出新要求，面对新时期党组织建设遇到的调整，必须全面落实“人文精神”指导思想。医院作为社会医疗服务的主要机构，更应该积极培养积极知识分子，号召医院党员、干部、群众等三大主体，共同参与到“人文精神”学习活动中，以科学价值观为引导实现个人的职业价值。号召护士人员参与人文活动，为护士建立更具特色的职业学习平台，以护理服务价值观为中心思维，跟随时代步伐不断调整与革新，积极参与护理改革活动中。总之，护理制度是医院经营改革的重点内容，要加强医院护理体制的改革力度，不断调整现有的护理服务机制。深入学习人文主义精神内涵，能够提高医院护士人员的思想认知水平，体现个人在护理岗位中的工作价值。医院要号召护士人员参与人文主义学习，从“指导、改革、服务、创新”等四个方面践行人文精神，这些都是当代护理体制建设的新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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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嫣．加强人文精神素质教育，提高妇产科护理质量［J］．中国民康医学．2013（04）．
医学人文精神的定义篇9
为贯彻落实__区卫生局《20__年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要点》（__x党发[20__]2号）文件精神，按照卫生系统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总体要求，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以迎接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为动力，以提高干部职工队伍素质及单位整体形象为目的，以开展群众性创建活动为载体，以创优美环境、优良秩序、优质服务和文明和谐医患关系为重点，以推进卫生系统的职业道德和文化建设为导向，将“以人为本”的新举措和创新卫生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努力为我镇卫生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大力营造良好和谐的氛围。现将20__年精神文明工作安排如下：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加强医院精神文明建设关键在领导。院领导要从全局的高度，讲政治的高度，提高对加强我院精神文明建设的认识，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从发展思路，内部结构，运行机制服务模式等各个方面，研究切实可行的措施，并认真加以实施，使我院精神文明建设真正做到计划具体，措施得力，领导有方。医务人员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受益者，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主力军，不仅要吸收广大医务人员积极参与，而且要把思想道德教育作为基础性工程，贯穿于医院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精神文明建设要用思想政治工作帮助医务人员认清形势，用思想政治工作帮助医务人员解决思想问题。在巩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成果的同时，深入开展向卫生战线先进模范人物华益慰、李维廉学习活动，强化职业道德建设，结合创建国家环境卫生城市的大潮，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来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的性质是社会公益性与福利性的统一，决定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市场竞争越激烈，就越要抓好医院的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还是当前人民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只有加强医院精神文明建设才能不断推进医院两个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逐步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的医疗服务需求。
二、工作目标。精神文明建设应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医疗需求相适应的，与医院可持续发展和培养“四有”人才相符合的，具有良好院风院貌的精神文明基本格局。在我院干部职工中树立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共同理想，牢固树立起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坚定信念，实现以思想道德修养、科学教育水平、民主法制为主要内容的思想道德素质的显著提高。把医院建设成为精神风貌向上、医德医风高尚优良，干部队伍勤政廉洁，广大职工爱岗敬业、学术思想严谨活跃，人际关系团结和谐，文化氛围浓厚高雅，院容院貌整洁优美的社会主义医学阵地，只有实现这一目标，才能保证医院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只有实现这一目标，才能真正把精神文明建设的工作落到实处，取得成效。
三、具体工作安排。
1、以“感动北辰”争做“文明北辰人”为载体，大力开展“诚信科室”、“诚信个人”等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紧紧围绕“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主题，推进“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宣传教育。
2、以纪念5.12国际护士节、国庆节、区六运会等活动为载体，积极参加区、镇组织的各项活动，同时在5.12护士节前组织护理人员的技能比赛或护理知识竞赛；在国庆节前组织干部职工开展一些文艺演出或比赛；组织干部职工积极参加区六运会的比赛等。
3、与镇有关部门及时联系沟通，取得部门领导的支持，在完善各项管理制度的前提下，认真开展文明单位各项有意义的创建活动，使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力争把文明单位的称号保持下去。
4、以“建设和谐平安北辰”为主题，大力倡导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的良好风尚，发现职工有困难要及时送去关怀和温暖，年度集中进行退休职工和困难职工的慰问活动。
5、贯彻落实区委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以“建设文明和谐新农村”为主题，继续搞好卫生下乡活动，每季度组织医务人员送医送药下村，义务为农民诊治疾病，开展各村养老院的巡回医疗，解决老人行动不便看病难的问题。
医学人文精神的定义篇10
关键词：医学职业精神；思想政治教育视域；维度
中图分类号：G71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6）28-0047-03
职业精神是在职业活动中体现出来的，具有明显职业特征的职业价值观和理念体现。医学职业精神是指医务人员在医学职业实践中逐渐形成并发展为行业内和全社会所肯定、倡导的基本从业理念、价值取向、职业标准及职业风尚的总和，应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结合、群体性与个体性结合、实然性与应然性结合，体现医务从业人员对真善美的职业价值追求[1]。
一、医学职业精神的内涵解读
医生除了要具备专业的临床知识和技能外，还要将医学科学精神和医学人文精神相统一，具备高尚的医德，具备良好的人际沟通能力，具备人文关怀、利他主义和高度责任心。而职业精神的养成不是在医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就能一蹴而就的，需要在整个医学教育阶段逐步养成。医学职业精神教育要以人本主义为核心，除了医学知识和临床技能教育外，多途径、多举措开展医师职业精神教育，培育医学生正确的从业观、价值观，培育人文精神和利他主义精神，促进医学发展，维护人类健康。
二、在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建构医学职业精神维度
1.价值维度――以理想信念为基础的职业价值观培育。理想信念与职业价值观辩证统一地存在，而且相互影响和转化，反映的是人精神层面的问题，体现人的精神追求、道德水平、价值取向、理想信念。医学生信仰什么，反映了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职业观，信仰目标偏差必然导致职业价值观的偏差。随着价值取向和文化形态的多元，各种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冲击着医学生的思想，某些医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追求淡漠、价值取向扭曲、社会责任感缺乏、追求物质享受、心理素质脆弱等问题。当今社会医患关系紧张、医患纠纷增多、医疗体制改革等问题困扰着医学生，再加上还没有真正进入职业角色，仅仅是接受社会上的负面信息，对很多问题没有深入了解，使得医学生容易产生职业价值观偏差。可见理想信念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主要在于培养大学生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培养大学生正确的政治信仰、理想信念、责任意识和奋斗精神。
2.理论维度――以医学伦理学为理论核心的专业素质教育。“医学伦理学是人文医学教学的主轴，它贯穿于医学实践各方面的始终，医学的宗旨和医疗职业的价值、态度和行为准则，无不是医学伦理理念的凝化，医学伦理也是医生的必备品质[2]”。作为核心人文医学课程，医学伦理学的教学是比较规范的，但也存在一定问题，开课率和课时量相较实际需要还有很大距离。要在有限的时间内系统讲授医学伦理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临床医疗新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等已经比较紧张，教师无法充分结合临床实践及医疗热点，更谈不上提供实践机会。另外，我国的医学伦理学还存在教学内容和方法单一、缺乏既有专业背景又有临床经验的教师、没有贯穿在医学教育整个阶段等问题，医学职业精神的培养犹如纸上谈兵。
3.文化维度――以传统医德和当代人文关怀为准则的文化传承。我国医德体系的历史悠远，最早源于《黄帝内经》，要求医者不仅要有高明的医术，还要有仁者爱人、清廉正直、谦虚谨慎、勇于创新的传统职业操守和品德。这些职业道德对我国历代医者影响深远，一直延续至今。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医学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创新，仅依靠传统的职业操守和品德已经不能满足于社会发展和医疗实践的现实，我国医学职业精神教育模式对医学生、医务人员的从业理念和职业标准达不到理想的指导和教育效果。2001年，“国际医学教育组织（iime）提出的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简称GmeR），医学毕业生应该具备的7项最基本能力是职业价值、态度、行为以及伦理等”[3]。即除了具有高超的医术外，更要具有高尚的医德和人文关怀精神，培养医学生“寻常的关怀心，俗世的悲悯心”的医学人性光芒，就是当代对医学职业精神更加精确的定位。2005年，中国医师协会道德建设委员会明确要求医务工作者要认真学习《新世纪的医师职业精神――医师宣言》，将其作为执业的要求和准则，树立新世纪的医师职业精神并指导医疗实践，将职业标准和从业要求明确化和制度化。
4.环境维度――以校园文化建设和社会实践为助力的环境影响。校园文化中所蕴含的医学道德精神价值的意义对学生的影响是“隐性”的，对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职业精神养成产生着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4]。大学校园不仅是建筑楼群的集合，更应该代表一种文化和精神，将医学职业精神和校园的整体文化氛围、底蕴融合，才能使学生真正领悟医学的真谛。学风建设有助于培养积极向上的校园精神和爱岗敬业的道德风尚，促进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5]。要以社会服务为平台，在社会实践中深刻了解所处的社会发展现实和科技发展现实，促进医学职业精神的养成。
三、探索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医学职业精神的培养路径和模式
1.以理想信念教育为基础，引导树立正确的医学职业价值观。要充分发挥课堂教育的主渠道作用，不断深化教育内容，丰富教育形式，切实增强医学生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一是丰富教学内容。经济、社会、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学生的眼界前所未有的开阔，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增多，获取信息的途径更广，思想政治教育所涉及的问题也应更广泛，如国情教育、国际热点分析、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法治教育、卫生事业发展、国防和国家安全教育等。着重要在“敬业”上引导学生热爱岗位，遵守职业规范，践行医学生誓言。二是改革教学方式。打破传统的教室为固定地点的教学模式，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走出去”就是同附属医院、社区、医药企业、社会机构等进行联合，进行参观学习和访问调查；“请进来”就是请医学专家、人文教育家等专业人士开设职业精神教育和人文教育专题讲座。三是重视教师的言传身教。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教师应热爱教育事业，为人师表、以生为本、忠于职守，养成良好的职业精神。对于专业课教师和临床带教教师来说，要积极构建他们的身教德育观，在教学过程中以身示教，将医学职业精神教育融入医学专业课程教育整个过程，培养学生在医疗实践中分析判断、解决伦理问题的能力。
2.以医学伦理学教育为抓手，丰富医学职业精神的专业内涵。在教学目标上，培养学生对病患的人文关怀，正确的价值观和职业操守，崇高的人生理想，培养学生用医学伦理学观念去解决问题、评价问题。应尽快修订教学大纲，将医学伦理学纳入到必修课程体系，增加学分和评价机制。以专业课教学为基础，切实增强伦理学思想的渗透力。专业课教师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丰富的临床、理论知识完成这一教学任务，提高学生的伦理素质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课堂教学中，加入现代医学大家和古代名医的生平纪事和学习、求学经历，或者播放影片、纪录片，组织讨论、情景模拟等。在实验操作中，提倡节省动物实验对象，尽可能减少动物在实验过程中痛苦的仁爱思想。解剖课程上形成对尸体捐献者默哀的教学惯例，提倡对生命致以尊重，对逝者致以哀思。在临床教学中，重视案例教学，结合正反案例，大力弘扬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崇尚科学、谦虚博爱的职业精神，反对缺乏仁爱、唯利是图的医德沦丧的行为。这样就形成了有层次、有重点的教育体系，适应职业精神教育本身和学生思想变化的需要。
3.以传统医德和当代人文关怀为准则，形成医学职业精神的文化传承。传统医德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精髓内容：仁者爱人、悬壶济世的职业要求；不图钱财，清廉正直的道德品质；虚心向学、善于钻研的学习态度；服务病患、认真负责的工作宗旨；不畏强权、追求真理的献身精神和不断研究、勇于开拓的创新追求[6]。这是长期以来古代的医者在行医过程中总结、形成、传承下来的优秀职业道德和准则，也是中国古代医学文化的精髓，古代医学职业精神的核心，是值得当代医生和医学界认真研究、践行的文化传承。除了传统医德外，古代的优秀医者如华佗、孙思邈、张仲景、李时珍；不惧兵荒马乱危险，上门为病人诊治的扁鹊；被“誉满杏林”的名医董奉；“轻财如粪土、耐事如慈母”的北宋医家庞安时等医者典范，将他们的事迹和精神贯穿于职业精神教育中，比简单说教更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只有把这些优良的医德传统和当今的人文关怀相结合，使良知、正义、责任、人性等意识进行内在树立和升华，才能达到人文关怀道德教育目标[7]。对于医学生来说，知识、技能、态度是不可分割的有机体。掌握知识和技能是为形成端正的职业态度打基础，而良好职业态度的养成反过来也会促进知识的增长和技能的强化，使这三者有机结合的就是人学。“有时去治愈，经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特鲁多的这句充满人性光辉的箴言道出医学不是冷冰冰的仪器和技术的产物，而是情感的产物。因此，培养医学生的“人文关怀”必须正视医学人文教育的地位，调整医学教育的指导思想和课程体系、教育模式，注重医学职业精神中的人文价值取向，充分重视医学生的思想、情感、德行等人文素质的培养，此外，践行“以学生为本”理念，实现学生“成人成才”的根本利益，教育理念从“管理学生”转化为“服务学生”柔性化管理，对学生来说，“以人为本”的理念自然会“入脑、入心”。
4.以校园文化建设和社会实践为促进，培育医学职业精神的外部环境。校园文化是医学生职业精神培养的重要外部条件。通过校园美化，打造优美高雅的校园环境。以先进的设计理念，将校园布局、建筑特色、景观设置、校园绿化、道路建筑命名等环境因素和学校的办学理念、培养目标充分结合，为师生提供美观、高雅、文明、庄重的大学氛围。此外，还可以在教室和宿舍张贴古今中外名医大家的画像和生平简介；在宣传栏宣传励志性的医学小故事；在校园内开辟植物园以供学生学习和劳动；精选医学家的人物雕塑美化校园，供学生瞻仰。
通过学风建设，营造浓郁的校园整体学习氛围。从新生入学教育起，就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引导。如新生医学生宣誓、参观校史馆、举行升国旗仪式、军事训练、校训精神解读、校史校情学习等，增强专业归属感和认同感；在二、三年级着重营造和谐、健康、丰富、活跃的学风氛围，重点组织专业学习活动；在四、五年级，学生开始接触临床和实习，应给予学生有针对性的职业生涯辅导，引导学生进行自我分析、职业定位、医德医风的养成教育。根据医学生的专业特点和课程安排组织形式多样、新颖有意义的校园活动，抓住传统节日、重大事件、开学和毕业典礼等时机，利用板报、广播、宣传栏、校报、网站等各类载体，提高校园文化活动的品味和内涵。如通过举办护士集体授帽仪式、送文艺下基层医疗机构、优秀医务工作者来校作报告、医学知识竞赛、各类医疗操作技能竞赛等医学生喜闻乐见、参与度高的校园文化活动，切实增强医学生的人文修养。
通过社会实践，使职业精神得到检验和提升。指导并感化学生始终以“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为己任，积极送医送药；关爱弱势群体，竭力助残助幼；进行医疗常识普及，提升民众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组织社会调查，开展各类公益活动。通过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培养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基于医学职业精神具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的特点，要大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医学伦理教育、医德和人文教育，同时还要给学生创造一个向上的、进取的外部环境氛围，使医学职业精神教育更为有效；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方式也为医学职业精神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措施和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1]程现昆.论医学生职业精神的培养[J].卫生职业教育，2012，（30）：8.
[2]杜治政.医学生的培养目标与人文医学教学――人文医学教学若干问题的探讨[J].医学与哲学，2015，（5）：3.
[3]张肇达.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56.
[4]李凤英，周庆华.融医学道德精神于校园文化建设的途径探析[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9，22（2）：113-114.
[5]刘一鸣.高校学风建设与大学生人才培养[J].继续教育研究，2011，（12）：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