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产生的原因篇1
[关键词]詹姆斯·奥康纳；生态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36X（2014）02-0019-05
生态社会主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股思潮，是在20世纪下半叶的生态运动中形成的。它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依据之一，试图通过把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来克服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问题。它的理论设想在于使资本主义以和平方式顺利走向社会主义，消除生态危机。詹姆斯·奥康纳以制度批判为视角来剖析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在奥康纳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决定了它的内在矛盾，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生态保护是相互矛盾的，而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不相矛盾。因此，他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解决生态危机。奥康纳对社会主义国家生态问题产生原因的深刻分析，关于克服生态危机的具体构想，关于全球性与地方性的生态保护运动联合起来的热切期望，以及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良性互动的详细阐述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生态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现实背景
（一）生态问题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
生态问题，又称为环境问题或者生态环境问题，是人类在改造和利用自然过程中所带来的生态系统的破坏及其对人类自身生产生活的破坏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是指由自然的或人为的原因引起生态系统破坏，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一切现实的或潜在的问题。”生态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具体表现为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之间的不协调发展。生态问题首先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这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消费理念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具有可持续性，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和利润。资本主义的消费理念在于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之外，追求更多的物质占有欲。这种无节制的消费需求及无限制的扩大再生产带来的后果终将是自然资源的衰竭，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破坏。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生态问题日益凸显，越来越被人们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需求结构不断变化升级。除了对农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需求，人们对生态产品的需求日益迫切。对生态产品需求的满足程度已经成为衡量人们生活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人们生活幸福指数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虽然在生态保护方面我国取得了显著成效，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也在进一步加强，但是，由于影响因素非常复杂，我国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依然十分严峻。可以说，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新世纪影响我国各项重大决策的重要议题。
（二）重视生态问题是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
20世纪80年代，我国就较有预见性地提出了绝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1983年中央将环境保护确定为基本国策；1994年中国政府首次提出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经济社会发展长远规划；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2007年中共十七大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五大目标之一，并首次将人与自然和谐，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写入。”～2012年，中共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并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系统阐述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和正确路径。明确要求要“把生态文明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并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这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对美丽中国梦的实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山青、水净的美好家园，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既是生产方式又是生活方式，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改革，在文化、体制和政策上不断建设。”
二、理论图景：詹姆斯·奥康纳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若干构想
（一）社会主义国家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方面，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一样，都在迅速地耗费它们的不可再生资源，“它们对空气、水源和土地等所造成的污染即便不比其对手资本主义多，至少也同后者一样。”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奥康纳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对社会主义国家环境问题的理解必须放在特定的语境中，即要分析社会主义的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必须考虑到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的影响因素。由此看来，奥康纳是用一种辨证的思维对生态问题产生原因进行分析的。他既看到了社会主义生态问题同资本主义的相似之处，也看到了二者的本质区别。首先，奥康纳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同资本主义是相似的。这是因为：第一，社会主义国家从西方引进技术、生产系统和劳动控制；第二，社会主义把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放在压倒一切的优先位置，这类似于资本主义“增长第一”的理念；第三，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把自己融入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中。其次，社会主义国家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不同于资本主义。奥康纳认为，出现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政治体系。“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财产关系和法律关系是不同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说，环境破坏的原因和影响又是不一样的。”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在生产方式等方面存在着一些相似之处。如，生产资料公有化，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使用权及控制权相似等等。在此基础上，奥康纳总结出社会主义同家生态问题的产生原因。一是经济上粗放型的发展方式。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在内部要承受物质资源匮乏的巨大压力，在外部要抵制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重重包围。为了巩固已经建立起来的政权，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发展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实行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他们甚至机械地模仿西方的经济建设，试图竭力“赶上西方”，这使得他们在环境上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二是政治上的中央计划。奥康纳认为，国家所有制、计划和政党、官僚统治这三者的结合，意味着社会等级的相互隔离。比如，那些受到训练去研究和处理生态问题的工人、农民、科学家和技术员都是几乎没有或者完全没有政治权力的；某些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与别的企业中的这些人在政治上是被相互分割开的。此外，中央计划鼓励进行大规模的生态上不合理的开采、建筑和工程活动，并将能源的生产和输送集中起来，这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无疑是巨大的。三是大众“生态意识”的缺乏。这使得“对自己这个企业对于别的企业和‘下游’社区的环境影响漠不关心。”
（二）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想
依据奥康纳的观点，生态社会主义不是纯粹的乌托邦式的设想，而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生产方式和发展趋向的科学分析提出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他所憧憬的生态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模式：以对生产手段、劳动对象、信息等的民主控制为基础；以高度的经济平等、社会和睦和公正为特征；生态上敏感而合理。他给生态学社会主义的定义是“它们希求使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使抽象劳动从属于具体劳动，这也就是说，按照需要（包括工人的自我发展的需要）而不是利润来组织生产。”生态社会主义重点关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在理论上，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在实践上，则是对这些生产力和再生产力的批判。因而，生态社会主义理念的提出，目的在于批判传统意义上的生产力和再生产力，取而代之以一种替代性的技术、劳动关系、交通模式等，从而使利润导向型的生产从属于需要导向型的生产，使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
生态社会主义建构的目的在于以社会主义的目标来化解生态危机，这实际上也是它的历史使命。奥康纳之所以提出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构想，有以下原因。第一，他认为，资本主义具有反生态的本性，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制度。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片面的经济增长，结果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第二，他看到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发展弊端。传统社会主义关注的是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突出强调的是社会解放（“红色革命”）。第三，奥康纳认为，在西方国家内部正在兴起的各种激进的绿色思潮和环境运动过分强调的是“绿色革命”，过分关注自然而忽视了社会。基于上述分析，奥康纳得出结论，要想既能解决生态危机又能走向社会主义，必须实现生态学与社会主义的联姻。首先，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在于满足需要（包括工人的自我发展的需要）而不是获取利润。其次，生态社会主义对生态持有“保护第一”的理念，即“运用劳动力与原材料、技术与机器、知识与社会组织以及其他一些生产要素去斗争、修复和保护对自然生态条件的保护、对劳动者生命的保护和对人们生产生活条件的保护”。这实际上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最后，生态社会主义关注的对象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就普遍性而言，在关注自然环境的同时还关注人类的居住环境、人类健康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资本市场的运行等等；就特殊性而言，它关心局部地区的污染问题以及贫困工人的健康问题等等。从根本上说，生态社会主义的使命在于使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和谐统一，最终实现自然解放和人的解放。
三、现实启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包容与借鉴
（一）全球性及地方性的思考与行动
奥康纳认为，大多数的生态问题，仅仅在地方性的层面上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大多数生态问题的原因和后果，甚至它们的解决方法都是国家性的和国际性的。”。因此，在处理生态问题时，需要将国家和国际置于优先地位，并制定区域性的和国际性的计划。换句话说，处理生态问题，既要从地方性的角度进行思考和行动，也要从全球性的角度进行思考和行动。
所谓全球性的视角，指的是在分析当前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时，既要看到全球环境恶化对我国的影响，认识到西方社会的工业化、资本的全球权力关系是引发生态问题的根本原因，也要看到中国的经济发展给全球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第一，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生产社会化和生产成本的不断外部化基础之上的，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也随之向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扩展。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资本主义首要的选择是：一方面，从发展中国家大量地获取自然生态资源，从而造成自然资源占有上的不公平；另一方面，将本国的经济、生态危机转嫁到发展中国家，破坏了相对落后国家的生态系统。可以说，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与它的全球殖民掠夺是分不开的。“当前资本的全球化本质上是资本所支配的权力关系的全球化，资本利用其制定的不公正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和国际分工，进一步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并通过国际分工将将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问题。”认识到我国生态问题的外部诱发原因，有利于增进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合作共赢，更好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生态危机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因此，必须从全球的范围来促使人与自然的平衡。第二，每一个地方性的生态行为都会影响到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奥康纳希望“每一个地方”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对全球生态环境作出贡献。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达则兼济天下”、“天人合一”等思想是相符合的。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加强自身修养以有益于社会，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也不例外。在中共十报告中突出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他指出，各国共处于一个世界，只要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好了，就能为全球的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所谓地方性的视角，是指在分析当前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时必须考虑到自身的因素。即反思我国在发展方式、生态保护意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为了在经济上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盲目追求速度，忽视质量和效益，在高强度地开采和消耗资源的同时也高强度地破坏了生态环境。20世纪70年代以来，虽然党和政府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但是在实践中，由于急于发展和急于享受发展成果，一些人仍然把把经济增长等同于经济发展，把“发展是硬道理”曲解为“增长是硬道理”。受这种发展观影响的人们，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忽视了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所带来的生态破坏。毋庸置疑，我国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负有一定责任，必须主动担当起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只有正确认识我国生态问题的原因与实质，综合考虑国际与国内两个背景，才能更好地“对症下药”，进而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向前推进。
（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构平衡
生态文明建设不是指单纯的保护生态环境，而是提倡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协调处理好经济、社会中的各个因素。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协调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
在奥康纳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着双重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只能构成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也是最重要的矛盾。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第一重矛盾是涵盖在第二重矛盾之中的。他这样区分的依据在于对生产条件的理解。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奥康纳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划分为三种：一是外在的或自然的条件；二是个人条件，即人的劳动能力；三是一般的公共条件，以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城市空间为代表。在这里，奥康纳将自然因素融入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社会劳动之中，丰富了生产力的内涵，有利于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与经济发展理念。
一方面，依据传统观点，生产力是指“人类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这是一种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对立起来的思维，将人类置放在自然界征服者的位置上，使得人类毫无顾忌地开发自然资源与破坏生态环境。这是一种人与自然界不平衡的存在状态。将自然因素纳入到生产力之中，有利于缓解人与自然的矛盾。随着对自然认识的加深，人们对生产力的理解也越来越科学，认为生产力是人类通过一定的手段创造财富的能力，这种观点仅仅把生产力看作获取物质财富的手段。生产力产生的前提与载体是自然生态资源，自然生态的良好与否是衡量生产力是否先进的一个重要标准。此外，人类社会也是整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破坏了生态的根基也就破坏了人类社会的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决不能以破害生态为代价，应积极地维护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达到一种和谐、平衡的状态。
另一方面，在奥康纳看来，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能够生产和再生产出生产条件，这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可能会相互矛盾，甚至生产条件的内部及相互之间也会相互冲突，而且它们靠自身无法处理这些矛盾。那么，靠什么因素来处理这些矛盾？奥康纳认为，有一个中介机构能够调控资本对自然、城市空间、土地及劳动的获取，那就是国家。“是它在促使着人类劳动力、自然界、社会的基础结构以及空间等因素，以资本所希望得到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在资本看来是恰当的时间和地点，把自己呈现给资本。”因此，国家总是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生产条件进行控制与调节。中共十报告中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之一，就是在保护生态环境时必须依靠制度。制度的设计者与制定者是国家这一主体，因此，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充当着重要角色：它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宏观管理与调控者，也是监督指导者。对于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的矛盾，国家有能力通过调解使它们之间形成相互制衡的稳定状态。
（三）生态文明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
在西方的环境运动中，产生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绿色思潮，如环境主义、生态主义及可持续发展观等，它们都致力于更好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其中，生态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是一对相互对立的价值观，它们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是截然相反的。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是宇宙中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社会存在物，除人类以外的其它任何存在物只具有相对于人类的工具价值，自然资源存在目的在于满足人的需要。受这种价值观指导的人必然会给生态系统带来迫害。生态中心主义认为，人类和地球上的其它生物一样都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人类只是地球中的普通成员，并没有特殊的地位，而地球相对于人类来说则具有一种优先性。这种价值观实际上是倡导一种激进的环境保护运动。由此看来，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生态中心主义都是将环境保护与人类的经济行为对立起来，将生态文明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
人文主义产生的原因篇2
[提要]功利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坚持个人主义价值向度，但它并不等同于自私自利。市场经济与功利主义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可以借鉴功利主义来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功利主义。
关键词：功利主义；市场经济
本文为江西科技学院校级精品建设课程“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研究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把握功利主义中合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功利原则
收录日期：2013年1月14日
由边沁、密尔创立的西方功利主义从创立之日起就对西方乃至世界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功利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是否有关联？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功利主义是否可以借鉴功利主义？为了弄清楚这一问题，有必要对功利主义作以考察。
一、功利主义的本质特征
从14世纪末开始，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萌芽与展开，逐渐产生了资本主义的伦理思想。到16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遍布西欧各国。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迫切要求冲破封建制度与宗教势力的束缚，与封建势力、宗教势力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这一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表现为资本主义人文思想对封建宗教伦理的大批判。文艺复兴时期，出现了一大批人文主义思想家，他们把矛头直指宗教禁欲主义，阐述了许多功利主义思想。人文主义者认为，人是世间万物中最伟大的生灵，是最为宝贵的，因此必须用人性来反对神性，用享乐主义反对禁欲主义。“人文主义之父”佩脱拉克坚决反对蔑视人生、放弃尘世享乐的禁欲主义，认为享受尘世的幸福是发自人性的自然要求，并宣称自己是凡人，只要求凡人的幸福。薄伽丘在其《十日谈》中尖锐地揭露了当时教会、僧侣们自己经受不住的诱惑，却要别人弃情绝欲的奸诈与虚伪。薄伽丘肯定人生的唯一目的就是享受幸福。[论文网]
17世纪的资产阶级伦理学家们继承了人文主义者尊重人和人世幸福的思想，强调理性、经验和人性，注重功利和现世幸福。培根从唯物主义经验论出发，抨击了中世纪那种愚昧无知、不近人情、扼杀人类的禁欲主义思想，认为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追求物质功利是自然合理的。霍布斯公开主张利己主义，他认为人生就是一场追逐个人幸福的赛跑，号召人们为自己的私利和幸福而奋斗。洛克认为，一切含灵之物，本性都有追求幸福的倾向。18～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不断发展，这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将功利主义思想向理论化、系统化方向发展。伏尔泰从唯物主义经验论出发，认为人有了正常的生理器官，就会去追求享乐，满足自己器官的需要。人的本性是自私的、自爱的。卢梭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人的欲望是人类保存自己的主要工具，饮食男女，躲避痛苦，渴望幸福是人的本性所致。每个人对保存自己负有特殊的责任，人们的第一个重要的责任就是不断地关心自己的生命。爱尔维修强调肉体的感觉是指导人的行为的重要原则，同时主张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结合。到了边沁、约翰·密尔这里，西方功利主义得以完成。边沁在其《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中指出：“自然将人类至于两个至上的主人——‘苦’与‘乐’的统治之下，只有它们才指出了我们应该做什么和决定了我们将要做什么。紧系在它宝座之上的一边是是非的标准，一边是因果的锁链。我们的一切所做、所言与所思，均受它们的支配，我们要摆脱这种屈从地位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恰恰表明与证明了它们的权威的存在而已”。这表明，趋乐避苦是边沁的功利主义的伦理基础。他指出，所谓功利，就是一种外物具有“给利益有关的当事者求福避祸的那种特性”。所谓功利原理，就是指某一行为“是增多还是减少当事者的幸福”，这种行为“不仅包括个人的所做所为”，也包括“政府的每一种措施”。当某种行为“增多社会幸福的趋势大于减少社会幸福的趋势时”，它便“符合或遵从了功利原理”。1822年《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再版时，他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量幸福”原理作为功利主义的基本原理。后来，约翰·密尔对边沁的快乐论的功利主义进行了某些修正，其中重要的是对联想主义的修正，这种修正调和了个人功利与社会功利、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
进入20世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也出现了一些新特征，这时的功利主义的主要代表是行为功利主义与准则功利主义。行为功利主义把个人行为作为立足点，用来解决个人在特定境遇中的行为选择与道德评价问题，即某一行为在当下是最好的、最有效的，则这一行为是善的。准则功利主义在坚持效用原则的同时，承认道德准则对人的行为的指导作用。在准则功利主义者看来，人们的行为选择之所以要遵循一定的道德规则，是因为按照这一规则去做，总会产生最大的利益与幸福。
马克思指出：“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与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因此，从功利主义的历史发展进路可以看出：1、功利主义的发展是与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相伴前进的，功利主义集中反映了资产阶级对个人愿望的实现与个人利益的追求，具有历史的进步性；2、功利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坚持个人主义价值向度。哈耶克说：“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个人当作人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就是说，个人主义把人真正作为“人”来看待，承认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在经济生活中，个人主义集中表现为追求个人利益。然而，坚持个人主义，追求个人利益绝对不是与自私自利、极端个人主义相等同的。注重个人利益并非一定要损人利己，而自私自利往往是以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马克思并不否定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共产主义者既不拿利己主义来反对自我牺牲，也不拿自我牺牲来反对利己主义——无论是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在任何社会中，社会成员的自身存在和发展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也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原动力。承认个人以正当手段追求个人利益与幸福，有利于促进社会进步；反之，否认与压抑个人利益，结果只能导致社会停滞甚至倒退。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二、市场经济与功利主义的内在逻辑联系
市场经济与功利主义的内在联系主要体现在：
1、市场经济使个体从共同体中解放出来，形成了追求个人功利的独立的社会个体。人类社会由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演化的过程，也就是个人由人身依附关系向个人自主自立演化的过程。自然经济条件下，财产所有权属于社会共同体，个人从属于整体，没有自己的独立性，因此也就失去了个人的物质利益追求。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的人身限制被消除，个人获得了独立的经济地位，个人具有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因此，这就极大地激发了单个人追求个人功利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
2、市场经济空前地发展了人的需要，极大地推动了人们的功利追求。人们的需要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向前发展的，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的需要主要是人
的生命的需要，即获得最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这主要是由人的自然肉体组织决定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需要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人们不再满足于最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还追求精神享受，把功利追求与个人价值联系起来。这种丰富的需要成为人们追求功利的强大推动力。
3、市场经济的高效率契合了功利主义的效益最大化原则。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的需要贫乏，人们劳动的效益很差，追求经济效益没有成为社会的主要特征。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效益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在经济活动中，人们在追求个人功利的时候，总是谋求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收益。正因为如此，市场经济才成为高效率的经济。
因此，功利主义在经济领域中的涵义是：一是自利是人的天性，在经济活动中表现为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和目的是为了获取个人利益，并且尽可能获取最大利益。这是人类的天性使然，是个人的神圣权利，不应该在道德上或政治上受到谴责甚至迫害；二是个人在经济活动中有权自由地占有、支配与使用自己的财产。个人在经济活动中自由地竞争，不受社会、政府或其他组织的干预。自由地占有、支配与使用自己的财产，才能促进财富的增长；三是实行民主制度。因为本质上，民主制度是保证个人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平等权利和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利的一种制度安排。由此可知，功利主义反映了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与方式，是市场经济活动的原动力，是维系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功利原则
尽管功利主义产生于近代资本主义英国，有其历史局限性，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功利主义所包含的正确的、合理的因素，也可以借鉴使用。马克思指出：“当代最大的两个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和葛德文的著作，特别是后者的著作，也几乎是无产阶级的财富。”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借鉴功利主义的合理因素具有积极意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功利主义原则主要包括：
1、追求利益正当性原则。它承认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正当性。“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消灭贫穷，必须调动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可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这表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符合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同时又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
2、效用原则。它是指注重社会实践行为的实际效果，用效果作为衡量行为的标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效益经济，它能够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能够提高社会资源的利用率和经济效益。市场经济行为是否具有市场价值，主要是看这种行为是否能获取利润，带来最大市场效益。因此，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必须坚持效用原则，把实际经济效果作为检验各项工作得失成败的标准。
3、利己与利他相统一原则。它强调利己要以利他为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不是早期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重视对社会有效需求的满足，更加强调利己对利他的依赖性，在实现利己的时候，不得损害他人的正当利益；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为利己与利他相统一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因为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四、结语
功利主义虽然产生于西方，但也含有一些合理的因素，对构建社会主义功利主义具有借鉴意义。而社会主义功利主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提供了道德合法性。一种社会制度只有取得道德上的合法性，才能为人们所认可，所接受，这种制度才能具有生命力。
主要参考文献：
[1]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人文主义产生的原因篇3
关键词:青少年 犯罪 政治原因 经济原因 主观原因
近些年来，我国青少年犯罪已经日益成为引起全社会高度重视的严重社会问题。据有关部门统计，一九五o年至一九五九年，青少年犯罪只占整个刑事犯罪的百分之二十。但是，一九七九年以来，不断上升，保持在百分之七十左右，一九八六年青少年犯罪占同龄人口比例的百分之十二点五，占刑事犯罪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二点五，一九八七年则达到百分之七十六点八。一九九o年全国青少年犯罪总人数为八十二万，二ooo年至今青少年犯罪人数更是一路攀升。这些触目惊心得数据，向责无旁贷的我国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新的任务和研究课题。对此，我国学术界众说纷纭，著述甚丰。在此，笔者仅就我国青少年犯罪的原因谈谈自己的窥管之见。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和变化，都有自己的原因。我国青少年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世界上的其他事物一样，也有自己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和原因。在二十一世纪初，我国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青少年犯罪的原因是复杂多元的，既有历史原因，又有现实原因；既有社会原因，又有个人原因；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原因；既有阶级原因，又有经济原因。它涉及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宗教、道德、家庭等诸方面，而又错综复杂相互交织在一起。我们认为，当前我国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我国青少年犯罪的社会政治原因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犯罪是阶级社会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世长存的。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随着私有财产的产生而产生，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而且它最终也必将随着阶级、国家的消亡而消亡。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国内阶级结构的根本变化，不仅不会产生犯罪，而且为我国预防、减少乃至最终消灭犯罪提供了根本保证。当前，在我国存在青少年犯罪是有其社会政治原因的。
1、国内剥削阶级残余及其思想的存在和影响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剥削阶级已经消灭。但是剥削阶级的残余分子和“特殊的阶级斗争”仍然存在，他们不甘心自己失去的“天堂”，除自己伺机直接进行犯罪活动外，还采取各种卑劣的伎俩，腐蚀、教唆青少年进行犯罪活动，与我们争夺青少年，以李洪志为首的“法轮功”分子，披着宗教的外衣，造谣惑众，迷惑人心，聚众围攻中南海和天安门广场自焚，企图推翻人民共和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是新的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对此，我们必须时刻高度重视和提高警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社会意识往往落后于社会存在，落后于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而，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残余，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它还会长期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①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剥削阶级的残余思想还有一定的土壤和广阔的市场，它会长时期继续毒害和腐蚀我国青少年的灵魂，拉拢、引诱他们进行犯罪活动。当前，资产阶级惟利是图、损人利己、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极端主义等腐朽思想的泛滥，是我国青少年产生抢劫、盗窃、诈骗、流氓、强奸等财产型犯罪和性犯罪的直接原因。
2、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社会上种种消极丑恶现象的存在和影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国际交往、经贸往来、文化艺术交流的发展，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
但是，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和扩大，西方资产阶级的种种消极丑恶现象同时也纷至沓来，这对我国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起着很坏的影响。当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消极丑恶现象无疑是 我国青少年犯罪的又一催化剂。
十年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影视事业在我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但是有些官办和民办影视厅为了提高经济效益，经常贴出一些诸如“香港风流刺激动作片”“当代性科学教育”等广告，引诱广大青少年，放映一些低级下流甚至淫秽的影片，加之录像机、影碟机进入现代家庭，家庭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使得一些淫秽影片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这样，有些青少年在潜移默化中灵魂被腐蚀，从追求、寻求色情刺激，乱搞男女关系，发展到走上犯罪的道路。
前些年，我国文化市场的混乱，文学的苍白，各类非法出版物充溢市场，这对我国青少年的毒害更深。有的青少年对文化知识不感兴趣，头脑空虚，却对非法出版物爱不释手，传阅、抄录淫秽书刊，并仿效“试验”；有的青少年对武侠、艳史之类带有封建主义、格调低下的街头文学和厕所文学很感兴趣，整日游荡社会，结伙逞凶、抢劫、盗窃，最终走向违法犯罪的深渊。
近年来，我国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计算机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学习和工作不可缺少的工具之一，并且进入了家庭，随着信息高速公路的建立，互联网的出现，把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小小“地球村”，人们之间的交流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丰富的网络信息资源无时不在，无时不有，给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提供了便捷的条件。与此同时，网吧、游戏厅的纷纷建立，网上聊天和信息的交流，使青少年思想更加活跃，尤其充斥其中的色情、暴力影片和游戏，鱼目混杂，在“禁止中小学生入内”的幌子下，受经济利益驱使，惟利是图，向广大社会青少年昼夜开放，对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有些青少年在网上盲目交友，相互间宣泄心中的苦闷与困惑，甚至误入歧途，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人文主义产生的原因篇4
[关键词]历史角度创新思维
自从美国总统克林顿高调提出知识经济以来，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世界已成为共识。知识经济的本质就是创新，创新的主体是人。而人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特别是人的创新思维，对于知识经济的发展则更具有普遍而基础的意义。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已成为世界各国、各学科教育的重要话题。那么，如何在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呢？在理论学习和教学实践基础上，我认为巧设不同的角度，是在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一个切入点。现将我个人看法呈现于方家，以期斧正：
历史本身就是一个多面体，从不同角度解读、学习、感悟，不仅可以调动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兴趣，还可以激发学生对历史的探究、质疑、求证的欲望，从而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敏捷性、批判性、独创性、灵活性、深刻性等品质和能力。
1、变换角度，把握历史的进程，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整体性和灵活性
从社会发展形态更替规律角度讲，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几个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从文明形态角度说，人类历史就是从奴隶制文明到封建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知识文明的进步记录，就是地球文明到宇宙文明的拓展。从民主发展的角度看，人类历史就是原始民主到奴隶制民主、封建制民主、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演变过程。从社会基本矛盾角度分析，人类历史就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不断随之变化的历史。
学习中国近代史，从近代化角度讲，器物――制度――思想的变化曾为一个主题。从列强与中国关系角度说，五次侵华战争及中国命运构成一条主线。从领导阶级活动角度论，地主阶级洋务派的洋务运动、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义革命就可以单列成章。
同一历史进程，从不同角度解读，既使学生形成对历史的整体性认识，又使学生学会从多重角度认识和看待历史进程，从而培养学生整体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创新思维习惯和品质。
2、把握不同角度，探求历史知识，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多元性
历史知识主要包括历史人物、历史文件、历史现象、历史时间、历史计算、历史一般规律。这就说明历史学习有不同的角度，不同角度下面又有各自的构成要素（小角度）。所以在学习历史过程中，把握好角度是学习历史的关键，角度的变化养成了学生良好的创新思维的习惯和品质，培养了创新能力。
例如：对历史人物的学习，要抓住时间、国度（或朝代）、主要功过、评价等几个要素（角度）；历史事件的学习，要抓住背景、时间、原因、经过、结果、影响或意义（角度）；历史现象的学习，要从历史现象形成的原因、表现、影响等角度去分析。历史事件又分为会议、战争、革命、运动、等许多种；历史现象也有不同的类型。
总之，要善于总结，抓住不同类型知识的不同角度，知识就变成一定角度下思维的元素了，学习知识的过程就是训练创新思维多元性的过程。
3、从不同角度分析历史，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发散性、辩证性、深刻性
在中学历史中“原因”“意义”之类的分析经常碰到，这不仅是教学的重难点，更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知识迁移、情感态度价值观的重要环节。鼓励学生从不同角度去分析原因、意义对培养学生多维度创新思维具有重要作用。
对原因的分析，运用哲学的方法论，将之为内因和外因、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意义也分为国际意义和国内意义、分层意义和涉及对对象意义、表面与实际意义、正面意义和反面影响角度。
例如；十月革命的意义，我设计了这个角度：
1、从人类历史上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角度说。
2、从人类历史社会形态更替角度讲
3、从对帝国主义影响的角度理解
4、从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角度分析
5、从对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影响角度看。
这样，学生很快就会发现它的意义主要从其影响对象方面思考。
又如，在学习新航路开辟时，让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整理出新航路开辟的意义：①开始把世界连为一个整体，证明了地圆学说；②为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创造了条件和基础，从而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③开启了广大亚非拉被掠夺、贫穷落后之门，并被纳入西方殖民体系之中，依附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造成东方落后西方先进的局面，④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方先进思想，生产方式，技术也传入东方，加速了东方原有社会制度解体过程。
这样多角度分析和认识，不仅使学生能全面认识和把握历史，更能提高学生辩证、理智和完整分析、认识事物的创新思维与能力。
4、从现实问题角度研究历史，明确学生创新思维的方向、批判性
学习历史不仅是研究过去发生的事件、历史现象，更重要的是为现实服务。学以致用就是这个意思。
美国崛起的历史，从独立到统一再到新政。他告诉我们，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是民族强大的前提，稳定的国际环境是大国成长的条件，改革是社会不断进步的动力，经济的强大是立足世界的根本。日本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日本民族善于变革、向先进学习和创新值得我们借鉴，但军国主义威胁值得我们警惕。苏联的改革和解体史实，反映了社会主义改革必须以经济建设为重点，以改善人民生活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坚持共产党领导，稳步推进，扎实有效，防范外部势力的演变和和平演。三次科技革命的学习，使我们更加坚定科教兴国战略。美苏争霸的历史，使我们坚持和平外交政策，并服务于经济建设，同时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如此等等，只有将历史和现实问题放在一起，历史思维才成为有用的思维，历史思维的创新，才能推动创新人才对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创新实践。
历史是一个多面体，我们在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还有很多切入的角度。如学科知识之间的渗透与迁移，使历史知识与文学名篇相印证，使历史的时间概念与地理的空间概念相叠加，使历史现象与政治的结论相结合，不同学科的特质思维方式融合在一起，培养综合型立体思维。又如分析历史人物心理活动；变换角色和立场，走入历史；打破历史定势，拓展思维空间。再如假设历史条件、过程、结果，培养定向思维和逆向思维；还原历史，‘二度’构建，培养学生探究和质疑的思维品质；开展辩论，设计历史小报，参观历史遗迹，编家史乡志，校史等，创设创新思维实践舞台。
总之，一部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创新思维的历史；从不同的角度去把握历史进程，探求历史踪迹，了解历史真相，指导社会实践，就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意识、创新品质、创新能力的有效载体和切入点。
参考文献：
人文主义产生的原因篇5
“历史主义批判”一文涉及两个理论原则问题，值得商榷。一是历史主义应如何理解。“批判”把历史偶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构主义作为历史主义的“表现形式”，与这一概念的本义相悖。二是“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应如何理解。“批判”一文把这一原则转换为“不理解现在，就不能解释过去”的命题，使这一原则失去了原来的限度。
【关键词】历史主义概念的历史方法论的限度辩证观点
俞吾金教授的“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历史主义批判”一文（载《探索与争鸣》2007年第1期，以下简称“批判”），从思维方法的角度对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界存在的表面上的“历史偶像主义”而骨子里的“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作了深入的反省和批判，给人以深刻的启迪。但文章涉及两个理论原则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讨论。
历史主义应如何理解
一个理论原则问题是：历史主义应如何理解。
“批判”对历史偶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构主义所作的犀利的剖析，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但“批判”把这三者指认为是“历史主义的表现形式”，则与这一概念的本义相悖。
概念的形成和发展有它自己的历史，我们对其本义的把握不能离开它的历史。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发展史上，首先提出“历史主义”这一概念的，是毛泽东。1938年，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论学习一节中，强调学习历史的重要性，强调“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概念［1］。此后，自40年代至80年代，我国史学界对这一理论作了长期深入的研讨。其中尤其具有深远影响的是：60年代翦伯赞等老一辈史学家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原则，与史学界的“史学革命”的极左思潮所作的艰苦抗争。
从对史学界研究成果的综合看，各家对历史主义的理论内容虽有几种不同的理解，但公认它包含以下几个基本点：
1．历史是不断发展的并具有连续性，切不可割断历史看问题。［2］
2．分析任何一个问题，都必须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3］，注意其基本的历史联系，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
3．坚持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4］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来说，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丧失了存在的理由。［5］
4．把握现实与现存的辩证法。现存的尽管现在还占主导地位，尽管现在还是多数，但由于它已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它就不可避免地逐步走向衰亡；现实的尽管现在处于被支配的地位、现在还是少数，但由于它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它必然愈来愈具有普遍性，并最终取代现在处主导地位但已丧失合理性的现存［6］。
史学界各家对历史主义的理论地位也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有的认为，历史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有的认为，历史主义并非历史唯物主义范畴而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范畴［7］。但各家对于历史主义是考察和研究历史必须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一致予以明确肯定的。各家都认为，坚持历史主义是历史学得以保持自身科学性的根本前提［8］。
然而，“批判”把历史偶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构主义论定为“历史主义的三种表现形式”，显然，背离了这一史学思想发展史确立的历史主义概念的本义。
“批判”作者也许是因为历史偶像主义“把历史当作偶像加以崇拜”，所以认定它是“历史主义”，这就未免望文生义了。其实，历史偶像主义“把历史当作偶像加以崇拜”，倒是历史主义的反面——非历史主义的表现，因为它抽去了历史事物存在的合理性的时代条件，使之成为超历史的抽象存在。它否定的是历史主义的这一原则：历史事物的合理性是有限度的，它对于自己的时代的条件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离开了自己的时代的条件，它就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
历史偶像主义是非历史主义的表现，同样，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构主义也是非历史主义的表现。因为正如“批判”所指出：历史虚无主义与历史偶像主义是表面上相反而实质上相同的“殊途同归”的否定历史辩证法的“两个侧面”；而历史虚构主义则是历史偶像主义的“一种补充”，它同样否定历史辩证法，把历史当作“可以任意加以打扮的女孩”。
所以，“批判”把对历史偶像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构主义的批判，归结为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其所指为误指。
“批判”也强调要确立历史意识，但历史意识的确立在历史主义的指导下才有可能。由于“批判”对历史主义作了误指，这就不能不陷入悖论。如“批判”改为“非历史主义批判”，那末，文章的论证就合逻辑了。
“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应如何理解
第二个理论原则问题是：“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应如何理解。
这一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原则，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的。“批判”十分中肯地阐明了这一方法论原则对于批判和克服历史偶像主义等非历史主义倾向的重要意义。但“批判”把这一原则转换为“不理解现在，就不能解释过去”的命题，则使这一原则失去了原来的限度。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对这一原则作了这样的解释：“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9］
这一解释明确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体解剖”可为历史上向它演进的各个阶段的“猴体解剖”提供钥匙的限度，这个限度就是：这一原理中的“猴体”，是指与资本主义同属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前资本主义各形态，并不包括非经济的社会形态——原始社会。
“经济的社会形态”这一概念，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基本思想作进一步深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古代的生产方式、封建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几个物支配人的对抗形式的社会形态的概括。①
经济的社会形态就是人的生产从属于物质资料的生产、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所支配的阶段。这一阶段各形态的共同点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历史地位的，是物质资料的生产，生产是人的目的，物支配人。
“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0］以政治经济学这把解剖刀，对最发达的物支配人的生产组织——资本主义社会作解剖，自然可以为解剖前资本主义的物支配人的各形态提供钥匙。但它不可能进而为对原始社会的剖析提供钥匙。这是因为：前“经济的社会形态”的“非经济的社会形态”——原始社会，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从属于人的生产、为人的生产所支配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历史地位的，是人的生产，人是生产的目的，人支配物。对其社会性质、结构和动力作分析的理论工具，不是政治经济学，而是人类学。马克思晚年正是通过人类学研究确立了两种生产理论，从而确立了人类社会原生形态——原始社会的理论。
所以，“现在”研究为“过去”研究提供钥匙是有限度的——它不包括“过去”的所有阶段，而只包括“过去”的一定阶段。
“批判”仅仅强调“不理解现在，就不能解释过去”、“现在”研究为“过去”研究提供钥匙，也是片面的。
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两者的关系是持辩证的观点。他们不仅重视对当代的研究——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同时也重视对起源的研究——对人类起源、人类社会原生形态的研究，认为后者的研究具有前者的研究不可替代的意义。
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社会原生形态的研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概括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基础上，进而概括了人类社会总体的发展规律：人的生产支配物的生产的原生社会向物的生产支配人的生产的次生社会演进，再向人的生产支配物的生产的再生社会演进［11］。
恩格斯通过对人类起源的研究，发现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决定作用，论证了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从而进一步确立了从劳动发展史理解全部人类发展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12］。
“批判”对于起源研究的历史偶像主义倾向的批判，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而忽略起源研究对于当代乃至未来的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所以，对于“现在”研究与“过去”研究的关系应辩证地看待：在一定限度内，“现在”研究对“过去”研究有方法论意义，而“过去”研究对“现在”研究也有方法论意义。关键在于：两者都要把握历史的本质，都要坚持历史的辩证法。
注释：
①见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德文原词为okonomischengesellchaftsformation，原中文本把它误译为“社会经济形态”，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对之作了校正。传统理论把“亚细亚生产方式”解释为“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这是误释。其本义应是指人类社会由原生形态向次生形态的过渡阶段的生产方式，是具有公私两重性的第一个对抗形式的生产方式。拙著《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与当代社会主义》对此作过初步探讨（武汉出版社，1999版76-84页）。
参考文献：
［1］［2］毛泽东选集（1卷本）.北京：人民出版，1964：499
［3］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2
［4］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34
［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2-213、211-212
［7］蒋大椿．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2：103
［8］王学典．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220
［9］［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8、82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430-452；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22-336
人文主义产生的原因篇6
关键词：生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生态危机
生态社会主义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是西方生态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相结合的产物。生态社会主义运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提升到“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认为生态恶化是资本主义固有的逻辑，因而解决问题的惟一出路就在于粉碎这种逻辑本身。生态社会主义把生态问题的原因追溯到根本制度，这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一致。
全球化挑战是总体性而非局部性的。全球社会主义国家或政党一方面面临着许多内部难题，针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合作应对机制远未形成。这不仅需要各国社会主义在基本理论上做出创新性回应。而且还应就这种回应达成共识而不是分歧。
一、生态社会主义
西方的环境危机触发了绿色生态运动，生态运动产生了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集中体现于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经济增长、社会公正、环境保护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而生态社会主义正是其中的核心。
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属于政治生态学，认为生态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只有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它致力于生态原则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力图超越资本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构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主义模式。第一，自然是客观自然与历史自然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自然界对人的优先存在地位，认为自然界制约和规定着人的生存和发展，随着实践水平的提高，人必将走向与自然的和谐。第二，人是自然存在属性与社会存在属性的统一。马克思认为，人的解放只能是在对自然规律认识的基础上，通过调整人的社会存在属性与积极顺应自然才能实现。第三。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协调的重要基础，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果。在此思想基础上，生态社会主义形成如下观点：
第一，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因为它无限追求利润的生产方式内在地包含着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内在地决定它不可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各项环境经济政策不可能实际操作到位。全球化加快生态危机的转移和扩散。发达国家由于自己的资源无法维系现有的经济规模与生活水准，就通过资本全球化进行剥削，让全世界发展中国家为他们的资源环境买单。发达国家制定的环保高标准，促使本国高能耗工业向不发达国家转移，甚至还把第三世界当作倾倒各种废物的垃圾场。环境问题一再让位于资本主义主导下一轮又一轮新的经济增长。所谓的可持续首脑会议只能在一些细微问题上达成象征性协议。在现有的资本主义国际秩序下，资金技术援助、贸易义务、教育、债务削减和可再生能源生产等关键议题，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第二，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社会公平问题。受环境灾害影响的群体，是一种更大范围的社会公平问题。资本主义的本质不可能会停止剥削而实现公平，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从而在根本上解决环境公平问题。环境的问题要解决，就必须取得共识，必须公平；要公平，就必须改变现有不公平的、由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操纵的国际秩序；要改变现有国际秩序，就只能发展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公平。
第三，必须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生态社会主义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就是对经济理性的批判。经济理性只会使劳动者失去人性变成机器；只会使人与人的关系变成金钱关系；只会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工具关系。而生态理性则力图适度动用劳动、资本、资源，多生产耐用高质量的产品，满足人们适可而止的需求。这是两种截然对立的动机，即利润动机和可持续发展动机。
第四，对未来社会的解释。未来社会应该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场质的变革，应是一个经济效率、社会公正、生态和谐相统一的新型社会。这个社会必将是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采用生态经济的模式。表面看来。发达国家显然比发展中国家更有物质条件建立一个绿色社会，但在主要发达国家，绿色变革的要求与动力并不是社会政治的主流。而发展中国家正在拼命向发达国家学习，沿袭西方传统生产消费模式，这样整个世界几乎注定不可能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需要一场社会变革。
第五，变革力量的选择。传统社会主义一直强调变革的力量是工人阶级。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酋
[1] [2] [3]
先应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体的“中间阶层”，然后才是工人。工人阶级虽然缺乏足够的“生态意识”，但他们毕竟是遭受环境污染最直接的阶级，仍蕴藏着最终革命性，是未来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
生态社会主义运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提升到“资本主义生产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的基本矛盾”，认为生态恶化是资本主义固有的逻辑，因而解决问题的惟一出路就在于粉碎这种逻辑本身。生态社会主义把生态问题的原因追溯到根本制度，这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一致。
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有三个，第一是可持续发展，第二是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批判，第三是对社会主义本质新的阐述。从另一个视角大大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几年前提出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意义。有不少人都把科学发展观等同于一种单纯经济发展模式的改变。甚至把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构建也降低到一个技术层面。这是非常片面的。科学发展观追求的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可持续发展的整体变革，包括思想与制度。
在全球化背景下，北部国家和南部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的生态运动。北部国家的主题是防止污染，南部国家的主题是防止资源衰竭。要解决全球环境资源困境。就要全球协商，全球共识，就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有计划地放弃西方传统工业文明模式。
今天的生态社会主义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极大补充。生态社会主义期待生态运动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共同开展对现行资本主义的斗争。因为西方产业资本大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致使发展中国家的剩余劳动力不能全球流动而导致绝对过剩，在生态与就业上，大多数工人选择后者。生态社会主义今天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主要在思想文化方面，即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要求它必须领导全世界从工业文明向新型文明的伟大转型。我们正处于一个新型文明的开始，这就是生态文明。
二、生态文明
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人类文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文明。约在石器时代，人们必须依赖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物质生产活动主要靠简单的采集渔猎，为时上百万年。第二阶段是农业文明。铁器的出现使人改变rl然的能力产生质的飞跃，为时一万年。第三阶段址工业文明。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人类现代化生活，为时三百年。从要素上分，文明的主体是人。体现为改造自然和反省自身，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空间上分，文明具有多元性，如非洲文明与印度文明。
三百年的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世界工业化的发展使征服自然的文明达到极致；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说明地球再没能力支持工业文明的继续发展。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来延续人类的生存，这就是生态文明。如果说农业文明是“黄色文明”，工业文明是“黑色文明”，那生态文明就是“绿色文明”。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它的产生基于人类对于长期以来主导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的反思，自然资料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物质财富的有限性，人类必须从追求物质财富的单一性中解脱出来，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无疑将使人类社会形态发生根本转变。
首先是伦理价值观的转变。西方传统哲学认为，只有人是主体，生命和自然界是人的对象；因而只有人有价值，其他生命和自然界没有价值；因此只能对人讲道德，无需对其他生命和自然界讲道德。生态文明认为，不仅人是主体，自然也是主体}不仅人有价值，自然也有价值；不仅人有主动性，自然也有主动性；不仅人依靠自然，所有生命都依靠自然。因而人类要尊重生命和自然界，人与其他生命共享一个地球。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还是西方的可持续发展。都说明生态文明是一个人性与生态性全面统一的社会形态。这种统一是以人为本的生态和谐原则即是每个人全面发展的前提。
其次是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从原料到产品到废弃物，是一个非循环的生产；生活方式以物质主义为原则，以高消费为特征，认为更多地消费资源就是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生态文明却致力于构造一个以环境资源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社会经济文化政策为手段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共赢，关键在于人的主动性。人的生活方式就应主动以实用节约为原则，以适度消费为特征，追求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崇尚精神和文化的享受。
三、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
人文主义产生的原因篇7
主体性自由理想世界公共主义生态主义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主体性一词的原始释义认为主体性有自在的自因性和自为的自因性两种，而理想世界就是自在的自因性和自为的自因性都获得实现的大公共主义世界。马克思的communism概念除共产主义外，还有多个含义，其中最主要的是自由个性主义和生态主义。未来的理想世界应该把理想世界的两个维度统一起来。
作者介绍
王晓华，1962年生，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哲学、文艺学、戏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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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主体性(subjectivity)是按照计划建构世界的能力，它的存在本身就设定了理想世界的存在，我们有权利通过理想世界来评估人类主体性在当下的实现程度，也可以把主体性当作衡量理想世界是否理想的尺度。本文所要做的是后一个方面的工作：对主体性概念的原始意义进行阐释，以此原始意义为依据探索理想世界的应有维度。
既然当代哲学对主体性的意义已经基本上达成了共识，本文为什么还要寻找主体性的原始意义呢？因为目前流行的对主体性的解释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忽略了主体性的本体论维度，预先在人的存在与其他存在之间设定了鸿沟。然而人是世界的成员而非上帝，人的主体性与物的能动性必然有本体论意义上的联系，所以，我们有必要先将人类中心主义的主体性观念悬搁起来，追问主体／主体性的原始意义。本文作为汉语文本将首先对汉语中主体一词进行领受和阐释。"主体"在《新华词典》等权威性工具书中被解释为：（1）事物的主要部分；（2）哲学范畴，与客体相对，指有意识的人，是认识者和实践者。（1）第二个解释已为我们所熟知，它所依据的是主体-客体的二元论，是本文在追问主体／主体性的原始意义时需要暂时悬搁起来的说法，因此，我们只能把注意力转向"事物的主要方面"这个看似极为简单的解释。何谓"事物的主要部分"？显然指的是某事物之为该事物最根本的东西。人们为什么能够谈论"事物的主要部分"？是因为被谈论的事物是相对独立的个体。作为个体，它有自己的基本结构并在这种意义上是thing-in-itself。亚里士多德称个体为第一本体所强调的正是个体的独立自主品格。（2）他认为本体为一切属性的主体和基础等于说个体是自身的基础，也就是说，个体作为本体是自因的，而这种意义上的本体在古希腊被称为主体(hupokeimenon)。万物自因，万物由于自因而自化和自持，万物皆在自因的意义上是主体，此乃我们的原始释义所得出的重要结论。正如海德格尔所说，这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主体概念首先与人无特殊关联并且与我(i)毫无关联。（3）自因的个体即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主体，因此，最原始的主体性就是自因性。自因，便是自己是自己存在的理由，亦即自-由。凡主体都是自-由的，只是这种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由比人类学意义上的自由更原始，是后者被超越的基础。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最原始的本体论意义上的主体性就是个体存在的自因性（自-由）。
虽然万物皆有主体性，但在人类诞生之前，主体性还仅仅是自在的自因性。"人，物也，万物中有智慧者也"（王充语）（4）：作为万有中的一有，人的独特性在于能够有意识地筹划自己的行动，其主体性是自为的自因性。有意识地实现自己的自因性是人类个体的本质。由于人的诞生，主体性生长为自在的自因性和自为的自因性两个层面。自在的自因性乃是自为的自因性被超越的基础，人的主体性天然地被本体论意义上的主体性所成全。这并不赋予人统治自在的存在的特权，而意味着人在享受创造的快乐的同时对存在的命运负有责任。因此，理想的世界不能仅仅为人而存在，必须是自在的自因性（自-由）和自为的自因性（自由）都获得守护和实现的世界。
既然人是自为的自因性存在，那么，充分实现自为的自因性就同时是人生存的动力和目的，是人对理想世界的必然要求。理想世界有多种级位，最高级位的理想世界必须展现出每个人的主体性（自为的自因性）都获得实现的前景。由于人并不是孤独的身体，而是他的拥有结构（对人的拥有和对物的拥有），所以，设计理想世界在落到实处时便是设计人的拥有结构（个体的和总体的），其中最为关键的是设计出能够使个体的主体性（自为的自因性／自-由）获得普遍、彻底、持久实现的所有制。在历史学家普遍认定其存在的原始社会中，生产资料是共有的，属于部族公社整体而非个别人，人对人的占有自然不可能发生，但这种原始的公有制是与人的个体性尚未诞生相一致的，财产权的未分化状态也意味着人的未分化状态即个体主体性还没有生成，单个人只能无条件地隶属于作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拥有者的集体，因此，它只能支撑集体的主体性／自由。个体主体性诞生于原始部族社会的瓦解期，在原始公有制消亡的过程中率先拥有了私人财产的那部分人是最早的个体：当单个人能够对着某些财产说"这是我的"时，"我"的意识即个体－主体意识才可能真实地形成并被固定下来，所以，黑格尔把主体性与财产权联系起来确实揭示了个体主体性的生成机制。个体主体性虽然是与私有制一起诞生的，但在早期和中期的私有制社会中，少数人在占有绝大部分生产资料的同时也占有着依附于这些生产资料的大多数人，他们的主体性的实现意味着大多数人的主体性处于被剥夺状态，只有少数人才有权力成为个体-主体。这种状况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代至少获得了形式上的否定：资本的自由流动品格使得人对人的固定占有变得不可能，个体的自由劳动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也培育着人普遍的个体意识，对个体的主体性的承认在法律层面被固定下来，主体意识正是在这个阶段普遍地诞生的。然而个体主体性的普遍生成也凸显了资本主义体系的欠缺：在这个通过自由竞争的结果来划分阶层的社会体系中，人的独立性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主体性的实现程度归根结底取决于拥有资本的多寡，而由于自由竞争总是使大部分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5），因此，它对个体主体性的普遍承认仍是形式上的，认为无产者能够和亿万富翁一样实现自己的主体性无疑是幼稚的。正是由于资本主义体系的欠缺，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不少思想家都在对它进行批判的同时构思一种理想的社会形态，在其中，每个人的主体性（自为的自因性）都可以获得实现。在具体地探讨这个理想社会之前，我将先标画出支撑这种设计的社会发展图式：
原始社会--实现共同体的主体性
阶级社会--实现部分人的主体性
理想社会--实现所有人的主体性
在马克思看来，原始社会作为以"人的依赖性"为本质特征的社会不可能将所有人造就为个体，阶级社会由于生产资料与大部分人的分离也只能使个体主体性的实现成为少数人的特权，
因此，只有一种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个人支配"的社会才能使人的主体性获得普遍实现，这个社会就是communism社会。我们以前将communism译为共产主义，实际上只凸显了communism概念的一个含义，而communism概念是多义的。（6）在communism的多维含义中，生产资料的联合所有制乃是全面实现个体主体性／自由的手段，个体主体性的普遍实现才是终极目的：马克思明确指出communism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它排除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东西"，（7）在其中"个人是作为个人参加的"，（8）因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条件"。（9）所以，这种社会形态可以最恰当地称为"自由个性社会"。（10）也就是说，马克思的communism概念植根于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11）但是通过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个人支配而实现所有人的主体性自由在实践上有巨大的难度：如何使生产资料在这个过程中真实地为每个人所有呢？它是否排斥自由竞争？如果排斥，那么，个体的主体性会不会受到压抑甚至无法实现？倘若不排斥，会不会形成新的阶级分野而回到只有部分人才能实现自己的主体性的状态？在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个人控制时不可能每个人都参与生产资料的管理，而管理生产资料的人显然比不管理生产资料的人更真实地占有生产资料，怎样防止新的特权阶层产生？既然最终要由少数人管理生产资料，他们必然在管理生产资料的同时管理所有集体成员的生活，将后者纳入统一的计划图式中，个体的自由又如何获得保证？以communism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实践也证明了上述困境的现实性：在私有财产被废弃之时，一个强大的管理机构即告成立，它在管理生产资料的同时也管理人们的生活；这个管理阶层在为理想的光辉所照耀被建设新社会的激情所推动时，尚能保持其纯洁和公正，整个社会也会涌现出生机勃勃的创造力，呈现出人与人和谐平等的幸福场景，但在"革命后的第三天"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不平等显现出来后，源于理想的个体热情就会弱化乃至消失，将社会总体生活纳入计划所形成的惰性和僵化状态则会暴露无遗；二十世纪进行社会主义实验的国家都曾走向集权主义，是有其逻辑上的必然性的，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所进行的改革实际上意在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从上述困境中突围。产生上述困境的关键原因没有解决个体主体性与财产权的关系问题：个体主体性在一开始就与财产权联系着，甚至可以说就是财产权本身，因此，如何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情况下保证个体对生产资料真实地拥有是必须解决的难题。马克思在构思communism社会时也部分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称communism社会要"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2）说明他思考过个体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的具体机制。在这个思考过程中，资本主义股份制曾给他很大启发，以至于他认为"资本主义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样，也应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13）。虽然由于时代语境的限制，马克思的思考还处于提出建议阶段，但他对"联合起来的个体所有制"的构想对今天的人类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实际上，如何通过建立"联合起来的个体所有制"而建立"自由个性社会"已经成为当今的世界性课题：中国为克服计划经济的欠缺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西方部分发达国家则试图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即建立市场经济社会主义（14）来解决贫富过度分化问题，二者都属于这个方向的探索。这些努力都说明普遍地实现个体的主体性（自为的自因性）／自由是理想世界的必有维度。本文刻意强调理想世界而不仅仅是理想社会，乃是为了指出自在的存在者在其中的地位。所谓社会是人与人结缘而成的关系结构，世界则包括人-人和人-物两个维度。虽然物在与人结缘时已经进入人类力量的场域，但它并不天然地是为人的存在，而是自因的世界成员。理想世界的理想处恰恰在于所有的世界成员都能在其中实现自因性，因此，对物的自因性的承认、守护、解放是理想世界的应有维度。这种对理想世界的筹划是"先进"的，但也是对最原始的世界观的"回归"。承认物的自因性和内在价值，将物纳入被关照和守护的世界体系中，在原始人的世界观中是理所当然的事。万物有灵的原始观念实际上就是把物当作主体（hupokeimenon），认为人与他们的关系是主体间际关系。图腾崇拜和原始巫术都是人郑重对待非人类主体的明证。现代性的诞生把人置于唯一主体的地位（上帝的主体性在文艺复兴以后乃是荣誉性的），非人存在则被当作纯粹的客体，原始的泛主体观念被主体-客体的二元论所代替。主体是认知着的征服者，客体则是主体建构的质料，是实现人类主体性的工具。在将自在之物（things-in-themselves）转化成为我之物（things-for-us）的豪情中，物的自因性被忽略和伤害，人似乎可以没有危险地占有物，不受制约地将整个宇宙当作自己的意志和表象。然而这不过是人类中心主义所造就的种族假象：
1、人怎样对待物，就会怎样对待人，因为人在建构人-人和人-物关系时是受同一逻辑支配的。人对物的自因性的忽略和伤害自在地对应着人对人的自因性的剥夺。恩格斯在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发现，人在把物当作商品后很快就把人当作商品来交换："这时，用不着多久就又发现一个伟大的\'真理\'：人也可以变成商品，如果把人变成奴隶，人力也是可以交换和消费的。人们刚刚开始交换，他们本身就被交换起来了。主动态变成了被动态，不管人们愿意与否"，（15）也就是说，人对物的奴隶制与人对人的奴隶制是同时产生的：奴隶制产生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即"游牧部落从其余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16）而游牧部落的独立意味着人对物的奴隶制的形成--人开始将驯养和繁殖牲畜当作一种产业，把动物当作实现人类意志的纯粹工具。由此可见，人对物的奴隶制与人对人的奴隶制是同一的，企图在不废除对物的奴隶制的前提下使人获得根本性的解放是不可能的。
2、对物的自因性的忽略使人以一种任性妄为的态度对待自然界，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森林消失、物种灭绝、大气污染、土地沙化、全球气温升高等严重的生态灾难正在威胁着人与所有生命共同的家园，以至于有关生态末日的预言已经成为流行话题。虽然固执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推动人去设想移民其它星球的可能性，但科学家在银河系内尚未发现其它可供生命生存的星球，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地球生态体系的独一无二性。如果地球生态体系毁灭了，人类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所有证明人类优越的学说、征服自然的神话、技术万能的信念，都将灰飞烟灭。所以，即使为了人自身的利益考虑，人类也应超越人类中心主义，承认物的自因性，守护作为命运共同体的地球生态体系。
由此可见，承认和成全物的自因性即自-由乃是理想世界的必有维度。包括柏拉图的理想国和莫尔的乌托邦在内的理想世界图景都忽略了自由问题，人在其中被焊接在固定的社会关系之网上而丧失了其个体性即自由，物的自-由问题则根本未被提及，因此，这种对理想世界的构思有根本性的欠缺。当代思想家构思了许多生态乌托邦，物的自-由和人的自由在其中获得了统一，但它们本质上是诗，而非可实现的具体筹划，人们在赞美其意境时并没有看到显示世界按照它们成形的可能性。对于理想世界的筹划者来说，下面的问题是关键的：人真的能够在实现那自己的自由时不损害物的自-由吗？人要实现自己的自由，就要让世界按照自己的计划成形，物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被改造和重新位置化，它们的自-由如何能受到尊重和守护呢？单纯地强调守护物的自-由会不会回到"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语）的前现代状态？要回答上述问题，我们必须回到对主体性的原始释义：人的主体性作为自为的自因性存在于主体-客体二分法诞生之前，不是与客体相对的概念，人在实现这种原始意义上的主体性时并不需要将自在的存在当作客体，完全可以在顺应或成全自在的自因性的前提下与自在者结缘。在所谓人类生活的史前阶段，人没有把自然界当作客体而能将自己造就为人，现在人们越来越强调社会实践的生态品格，说明对自在的自因性的守护／成全与自为的自因性的实现完全能够统一起来。既然自在的自因性与自为的自因性归根结底是
相互成全的，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筹划一个人与物都获得尊重-守护-成全的世界。推理到这个层面，我们会发现马克思提出的communism社会具有长久被忽略的生态主义维度。Communism可以恰当地译为公共主义，而从马克思的总体论述来看，这公共主义的公共性绝不限于社会关系领域，还包括人与自在者的关系："这种communism，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现象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7）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同一就是自为的自因性和自在的自因性的统一，它意味着人的自我实现不再以对自然的征服和压迫为前提，与人类结缘的自在者完全可以被尊重和成全。人与自然的和解要求人放弃征服、统治、占有的伦理学，承认自然界也有其内在价值，在使自己会得升华的同时使自然界获得解放："需要和享乐失去了其利己主义性质，而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18）所以，communism意指的是人和自然都能实现自因性的大公共主义。虽然马克思由于研究方向和时代语境的限制，未能充分展开对大公共主义的论述，但所有马克思主义的承继者都有义务继续探讨这个维度。（19）对人和物都能获得解放的大公共主义的研究在西方文化中已经成为影响巨大的潮流，生态马克思主义、海德格尔的后期哲学、史怀泽敬畏生命的伦理学、美国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都对构思万物各得其所的大公共主义世界有所贡献。本文所说的理想世界的两个维度（人的主体性的实现和物的主体性的实现）在这种大公共主义中被统一起来。这是人类升华的标志。
注释
（1）《新华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出版，第1176页。
（2）汪子嵩《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三联书店1982年出版，第26页。
（3）martinHeideggerandtheQuestionofLiterature,1979,indianaUniversitypress,p.9-10.
（4）任继俞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二册，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128页。
（5）这是相对于传统资本主义而言的。在西欧一些高福利的资本主义国家里，贫富分化的程度较小。
（6）参阅拙作《多维哲学视野中的共产主义图景》，载《探索》2001年第5期。
（7）（8）（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第78页，第83页，第273页。
（10）马克思曾把"自由个性阶段"称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8年出版，第104页。
（11）杨适著《人的解放--重读马克思》，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19页。
（1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第832页。
（13）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498页。
（14）在笔者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代表性人物--美国哲学家约翰?科布教授对话时，他曾说："我相信欧洲的某些社会人由于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已经创造了目前最好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模式。"（《社会科学报》2002年6月13日第6版）。
（15）（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2页，第157页。
人文主义产生的原因篇8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大学生;信仰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6）06-0063-02
1848年2月21日，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所起草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因为其理论的深刻性、透彻性，阶级立场的鲜明性和激情洋溢的文字艺术魅力，感化和征服了无数的仁人志士。世界各国的无数英烈楷模，正是在《共产党宣言》的伟大感召下，投身于解放世界人民的无产阶级歌革命事业和民族解放运动之中。《共产党宣言》虽然只是当时第一共产国际成立时的纲领性文件，但由于其句句经典、系统透彻、深刻全面，同时又不失精简地表达了共产党人的革命原因、目的和手段，可以说是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泰斗”之作。笔者在本篇文章中着重关注《共产党宣言》对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的研究，并浅显地谈一些自己的体会。
一、共产党宣言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教育提供了根本原则
1.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马克思主义长盛不衰的动力是一贯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中，认为一切的经验都是社会实践高度总结的产物。而《共产党宣言》正是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完美结合的优秀产物和辉煌体现。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结合本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在苏联形成了“列宁主义”这种符合苏俄革命现状的苏俄式的社会主义体系;在中国则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思想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基础上，就对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在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教学过程中，要把握基本原理同教学活动情况相结合的原则，使教育效果事半功倍，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2.人类发展历史的根本矛盾原则。在《共产党宣言》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中反复强调：人类社会的矛盾主要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由此得出了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的论断，同时，也对以欧文等人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做出了有理、有据、有节的批判，告诫人们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能在未来取得成功。因此，在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过程中，要使学生充分认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使学生明白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只是初级的社会主义，只有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和奋斗下，我们才能在通往更高级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上稳步前行[1]。
《共产党宣言》强调了任何原理都是有时效性的，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运用和实践，这就要求对待理论的时候，要审时度势，根据客观实践的具体情况，不能墨守成规，要运用科学的方法和理论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即在实践和认识的关系上做到辩证的统一，要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充分认识到两者的关系，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和特征。任何正确的理论的基础必须是经过千锤百炼的社会实践总结的产物。只有紧密联系实际，而不是“假、大、空”式的解读理论，才能真正了解群众、掌握群众，才能将马克思主义转化成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二、《共产党宣言》的革命精神，是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活的灵魂
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核心是其彻底的革命性和批判性。马克思从来就是将批判精神作为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所在，主张通过有理有据有节的论点对一切的现行社会、制度等进行客观的批判。这种批判精神就要求即使在面对当权者的时候，也要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论述。这个核心精神在《共产党宣言》中更为突出。马克思、恩格斯用整整一章的篇幅，通过犀利的文锋、深邃的哲理、严谨的逻辑，揭露了各种伪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不足和缺陷，号召和教育无产阶级应该和这些理论和流派划清界限，坚持通过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2]。
1.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和分析。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旧有意识形态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共产党人要建立的社会，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宗教的大同社会，这就要求不仅仅是对相应的制度进行革新，而是要旧的，建立新的。由于阶级立场的不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相互对立且不可协调的。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资产阶级思想占主导地位，也就促使它必须也只能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这就要求共产党人必须要和这种过时的体系和思维划分界限，而且是彻底地决裂。这里的彻底并不是全盘否定，而是通过“扬弃”的方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要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的历史功绩，又从逻辑上预言了资本主义必将走上灭亡的道路。所以这就要求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中，对待任何事物的时候，要坚持发展的眼光，不能一叶蔽目，不见泰山，要坚持万事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对一切的事情都采取积极的批判态度。
人文主义产生的原因篇9
【关键词】原生性社会发展观/派生性社会发展观/唯物史观
“人类社会”从来都不是一个统一的社会。人类的各个社会，一方面在进行着“自我运动”，另一方面又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由此，人类各社会的发展，也就会有两种不同的基本形式，即：(1)依靠自身的创造力所实现的原生性的社会发展；(2)通过文明传播和接受外来先进文明所实现的派生性的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两种基本形式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关于这两种基本形式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自创立唯物史观之时起，即已在理论上敏锐地注意到了派生性社会发展的问题，并开始着手建构了马克思主义的派生性社会发展观。1857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尤曾提请人们“注意”：“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对这种见解中的唯物主义的种种非难”等等。并认为这是“应该在这里提到而不该忘记的各点”。马克思的这一提示，同时也正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的派生性社会发展观的自我确认。
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观，自始就是原生论与派生论相统一的历史观。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在原生性社会发展理论领域实现了从唯心史观到唯物史观的历史转变，而且同时也在派生性社会发展领域内创立了唯物史观的派生性社会发展观。唯物史观的派生性社会发展观的根本特征在于，它在文明传播理论中首次引进和发展了一套关于社会结构的比较有效的理论观念和分析方法，即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和方法。(注：目前，学术界在如何理解和评价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础理论方面，颇有争议。笔者在这一问题上也有自己的一套观点。但因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派生性社会发展的理论论述和历史分析基本上并未触及到我们对于这一基础理论的传统理解，所以本文也不打算在这一方面发表意见。)这样，它就大幅度提升了现代文明传播理论的历史解释力，并为学术界关于文明传播的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宏观理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派生性社会发展观实际上又只是他们在唯物史观的理论轨道上对于现代文明传播理论的一次尚未完成的理论探索。马克思、恩格斯虽已初步地提出了唯物史观的派生性社会发展观，却还未能使之进一步地上升为一整套明确、系统的理论学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派生性社会发展观只是散见于他们关于文明传播的各种具体的历史论述及其所包含的少量分散的理论论述之中的，这一点尤给后人重新发现、发掘、研究和比较完整、准确地阐明这种派生性社会发展观带来了莫大的困难。因此，马克思、恩格斯相继逝世后，他们已经初步提出的这种本来很有发展前途的新型文明传播理论，便被国际学术界长久地遗忘了。作为原生论与派生论的辩证统一体的经典唯物史观，事实上早已被苏联的理论家们彻底地误读为了一种在基本理论的层次上只讲原生性社会发展、不讲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单纯原生论的唯物史观”。这就不仅形成了近百年来唯物史观研究中的一个影响深远的巨大的理论误区，导致了近百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在解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历史、东方社会、殖民征服、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等一系列有关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历史论述与理论论述的过程中的大量的理论失误、严重的理论混乱和许多不必要的理论争论，而且更极大地缩小了唯物史观的适用范围，严重地削弱了唯物史观的历史解释力，并从根本上误导了我国的历史学和历史理论的发展方向与发展道路。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特别是在全球性社会革命的历史时代，由于人类各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所以人类文明的发展事实上总是首先由少数或个别社会率先创造了新文明，而后才又通过这种新文明的广泛传播而使多数或绝大多数社会逐步地上升到了这种新文明。这种从点到面、从新文明的创造到新文明的传播、从原生性社会发展到派生性社会发展的社会发展方式，不仅在近几个世纪的世界工业革命时代是这样，而且在数千年前的世界农业革命时代也是这样。因此，在一切历史观中，惟有那些原生论与派生论相统一的历史观，才有可能是真正具有广泛的历史解释力的历史观。“单纯原生论的唯物史观”了唯物史观所固有的派生论的方面，致使唯物史观的真正有效的适用范围几乎只能局限于原生性的社会发展进程，特别是只能局限于少数或个别社会的原生性社会革命的历史进程，这就使其在面对大量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时不能不一筹莫展，直至碰得头破血流。譬如，运用这种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单纯原生论的基础理论，我们便根本无法解释和说明：为什么近两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地处于各种极不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忽然都中断了自己原有的社会变迁、社会发展的道路，而普遍地走上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为什么我国也只是在19世纪中叶才开始在外力的作用下转而走上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不是由我国国内生产力的发展而独立自主地走上了近代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的历史道路?……以迷信人类各社会的“自我运动”、“自我发展”能力为特征的“单纯原生论的唯物史观”，事实上早已遭受到了与之完全相反的大量历史事实的无情嘲弄与彻底批判。从大量的历史事实出发，努力重建和发展以原生论与派生论的内在统一为特征的现代历史观，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的理论任务。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原本就是原生论与派生论相统一的历史观，也是我们赖以重建和发展具有这种特征的现代历史观的一笔很可宝贵的思想资料。同时，研究和恢复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社会发展观的历史原貌，也是历史研究的一部分。因此，本文拟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有关论述为基础，着重从以下六个方面分析、研究和阐述马克思、恩格斯的派生性社会发展观，以使经典唯物史观的这一重要组成部分的基本面貌，从总体上重新得到应有的恢复与展现。
一、关于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历史普遍性
所谓派生性社会发展，实质上就是通过文明的传播和吸纳而实现的社会发展。派生性社会发展究竟是贯穿于人类各大历史阶段的一种普遍的、常规的历史现象，还是所谓前世界历史时期的一种偶然的、特殊的历史现象?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派生性社会发展研究中所曾面对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逻辑的演绎，而是在于历史研究。所以，虽然囿于19世纪中叶历史科学的发展水平，他们确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误认为：“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方都是单独进行的。”但随着历史学界和他们本人的历史研究的逐步深入，他们后来已对此做出了重要修正，并由此表明：派生性社会发展并不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特殊的、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一种广泛地存在于人类各大历史阶段的普遍的社会发展方式。派生性社会发展一部分是“通过移民和比较发达的民族影响比较不发达的民族来实现的”，另一部分则是借助战争、征服和民族同化的形式而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通过他们对于人类各大历史阶段的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历史论述，具体地展现了他们关于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历史普遍性的重要思想。
首先，关于原始时代的派生性发展，马克思指出：“像人们在秘鲁所看到的那种共同生产和公有制，显然是这样一些征服者部落所导入的和带去的派生形式，这些部落在其故乡曾经习惯于一种古代的更简单的……公有制和共同生产。看来我们在克尔特人那里，例如在威尔士所遇到的那种形式，同样是带到那里去的，也是派生的，是征服者带给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被征服部落的。这些制度由一个最高中心加以完善和系统地造成，这证明它们的起源较晚。”可见，在他看来，早在原始时代，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及人类各社会之间的相互交往，即已反复地造成了从原生性社会发展到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历史转变，因而也就使派生性社会发展已经成为了人类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
其次，关于奴隶制时期的派生性社会发展，恩格斯曾经指出：一方面，“罗马的行政和罗马法到处都摧毁了古代的血族团体”，奴隶制国家为着自身的利益迫使原始民族上升为“只是由于异族的压迫才被强迫提高到文明发展的最初阶段的民族”，这在当时曾经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历史现象。另一方面，亚历山大对于广大文明地区的征服，也产生了进一步传播文明和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在这方面，“如果亚历山大……也是一些像泛斯拉夫主义者……那种软心肠的人，那历史会是什么样子呢!”不仅如此，“罗马共和国是现实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罗马帝国也是现实的”。而罗马帝国的现实性的一个基本方面，就在于它对于意大利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具有文明传播意义的征服与统治。
再次，关于欧洲中世纪时期的派生性社会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西欧，“英国和那不勒斯在被诺曼人征服之后，获得了最完善的封建组织形式”，这种“导入英国的封建主义，按其形式来说，要比法兰西自然形成的封建主义较为完备”。这种通过征服和文明传播所实现的“异常迅速”的发展，就是一种“派生的”历史发展。在中欧，“自从查理大帝时代以来，德意志人就十分顽强地力求征服欧洲东部，把它殖民地化，或至少文明化”。“德意志人并吞其他民族的趋势过去一直是……西欧文明传播到东欧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只有当日耳曼化的过程进行到那些能够作为独立民族生存的团结一致的大民族(……)的边界时，这种趋势才会停止。”在东欧，“俄国和东方相比确实是进步的。俄国的统治，不管怎样卑鄙……但对于黑海、里海和中亚细亚，对于巴什基里亚人和鞑靼人，都是有文明作用的”。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就具体地阐述了欧洲中世纪时期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历史普遍性。
再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派生性社会发展不仅存在于前资本主义时代，而且更广泛地存在于近代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发表的关于“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的论述，实际主要就是为阐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派生性发展而作出的理论提示。这一点，我们在《资本论》第二、三卷的有关论述中，即可得到充分的印证。(注：这一事实也表明，杨耕先生关于派生性社会发展只存在于前世界历史时期、世界历史形成后它即为“社会发展中的超越形态”所取代的观点(《社会发展中的内源发展、派生形态和超越现象》，《天津社会科学》1993年第3期)，至少也是对于马克思的一种严重误读。事实上，一切发展性社会的派生性发展，同时又都是超越性发展。而一切非发展社会的派生性发展，则又都不是超越性发展。世界历史形成前后，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派生性发展，都是程度不同地普遍存在的。因此，对于所有这些派生性发展的最周延、最科学的命名，只能是将其统一地命名为“派生性发展”，而不是将其命名为“超越式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派生性社会发展方面，曾经发表过大量的论述。而他们所说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派生性社会发展，除西欧资本主义发生、发展过程中所包含的居于次要地位派生性社会发展外，实际主要指的就是落后国家(包括东欧国家)在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所实现的派生性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向落后国家传播的过程，同时也正是这些落后国家接受和发展“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这种派生性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实质上就是世界范围内的派生性的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的历史过程，因而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奠定基础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作为工业革命发源地，尤其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英国发明了蒸汽机，英国修筑了铁路，而这两件东西，我们认为，却抵得上一大堆思想。就是这样!英国发明这些东西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全世界呢?法国人自吹他们到处传播文明，尤其是在阿尔及尔。那么，在美洲、亚洲、非洲和澳洲传播文明的不是英国，又是谁呢?……至于18世纪法国哲学家伏尔泰、卢梭、狄德泰和达兰贝尔等阐明的那些思想，不是首先产生在英国又是产生在哪儿呢!”诚然，这种派生性资本主义革命在很大的程度上同时又是一种十分痛苦的历史过程，但这只是因为，在这一历史阶段，“人类的进步”仍“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的晚年认识，也曾一度有所改变。但他们仍然始终如一地认为，如果落后国家没有机会走上派生性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道路的话，那么，继续沿着比较痛苦的派生性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的道路向前发展，也仍然是一种积极的历史进步。
最后，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还提出了落后国家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通过派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构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既然俄国等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本身就是派生的，那么，在西方资本主义已经衰落、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也已在西方形成、进而西方也已完成了原生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原生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国际条件下，俄国等落后国家也完全有可能(甚至是必然)通过汲取现代文明的一切成果，而直接走上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派生性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道路，并由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历史普遍性的全部有关论述表明，在他们看来，派生性社会发展无疑是贯穿于人类各大历史阶段的一种普遍的社会发展方式，因而唯物史观的派生性社会发展观也就并不是一些无关宏旨的次要的理论观点，而正是其整个唯物史观的一个具有广泛的历史普适性的基本组成部分。
二、关于派生性社会发展的跳跃性、非跳跃性与历史必要性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由于人类各社会所面对的自然、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各不相同，所以一部分人类社会按其所拥有的内在潜力来说，是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从较低级的发展阶段上升到较高级的发展阶段的发展性的社会，而另一部分人类社会按其根深蒂固的内力匮乏状况来说，则是根本不可能实现这种历史发展的非发展性的社会。但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格局中，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又都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转向派生性的社会发展——尽管这两种社会的派生性社会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各不相同的。
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认为，对于发展性社会来说，在原生性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任何新文明都只能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文明发展过程的最终成果，所以跨越某个或某些文明发展阶段的原生性的社会发展，事实上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而在派生性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对于发展性社会来说，任何派生性的社会发展实质上总是处于相对落后地位的发展性社会通过主动或被动地接受自己原本需要经过某个或某些或长或短的文明发展阶段方能创造的文明成果而得以实现的跨越性的历史发展，所以跨越性发展又正是一切发展性社会的派生性社会发展所固有的本质特征。譬如，在欧洲，英国的封建主义就不是基于自身的原生性的社会发展而“自然形成”的，而是经过诺曼征服而从法兰西“导入英国”的。英国在这一派生性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广泛地接受了外来的封建主义，因而也就基本上省略和跨越了自己原本所要经历的原生性的封建主义形成期，实现了本国封建主义的加速发展。英国社会的派生性发展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的世界历史中的其他各种发展性社会的派生性发展也都是这样。沿着这一思路，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又提出了在外力作用下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理论构想。这表明，这种理论构想的提出，并不包含任何一般历史理论层次上的重大突破，而只是他们在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上，对于唯物史观的派生性社会发展观所做的一种尝试性的具体运用。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发展性社会的派生性社会发展的跳跃性，不仅是这种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固有特征，而且同时也是这种派生性社会发展的主要优点之所在。马克思在论证俄国实行派生性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上的可能性”时，即曾就此雄辩地指出：“如果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者要否认这种进化的理论上的可能性，那我要问他们：俄国为了采用机器、轮船、铁路等等，难道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生产发展的孕育期吗?同时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的发展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机构等等)一下子就在自己这里建立起来呢?”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认为，由于发展性社会的派生性社会发展内在地拥有历史的跨跃性，所以这种社会的派生性发展也是一种历史的捷径；经由这种历史的捷径，不仅落后社会将会获得“异常迅速”的发展，而且由于人类所必须经历的“卡夫丁峡谷”的相对减少，所以人类的痛苦历程也将随之缩短。
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认为，原生性社会发展和派生性社会发展，都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两个基本环节，都有其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一方面，一切原生性社会发展的世界价值或普遍价值，只有通过派生性的社会发展才能实现。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派生性的社会发展，没有各富有生命力的民族为人类所创造的文明成果的普遍传播，那也不可能通过普遍的加速发展和普遍地缩短人类痛苦的历程，而形成任何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普遍发展。因此，文明的创造，必须进一步地转向文明的传播；原生性的社会发展，必须进一步地转化为派生性的社会发展。“主张每个民族自身都经历这种发展(按：指原生性的社会革命)，正像主张每个民族都必须经历法国的政治发展或德国的哲学发展一样，是荒谬的观点。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因此，在英国的工业、法国的政治和德国的哲学制定出来之后，它们就是为全世界制定的了，而它们的世界历史意义，也像这些民族的世界历史意义一样，便以此而告结束。”马克思在1845年春写下的这段话表明，马克思主义自始就是“主张每个民族自身都经历”全部原生性社会发展阶段的单纯原生论的有力批判者。
进一步看，马克思在其广阔的历史视野中不仅看到了发展性社会的存在，而且同时也看到了非发展性社会的存在。譬如，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只能产生于温带，而不可能产生于热带。这就表明，一切处于热带地区的古代社会，实际上都是不可能通过原生性的社会发展而进入自己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古代社会也就都是非发展性的、停滞性的社会。又如，马克思在研究东方社会的过程中还曾认同过“东方社会的停滞性”的概念。他认为，“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而中国则像一个“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诚然，现代史学已经表明，马克思的这些观点确实包含了相当多的历史误判，但许多古代社会的非发展性，却仍然是为现代史学界所公认。
毋庸赘言，马克思既已指出了某些社会的非发展性，那么他在实际上也就是已经指出了这些社会的派生性社会发展的非跨越性。因为，所谓非发展性社会，实际就是不可能通过原生性的社会发展道路上升到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因而这种社会也就是不可能存在任何“跨越”其“原本所要经历的原生性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可能性的社会。所以，我们看到，马克思也从未使用过“跳越”、“跨跃”、“超越”这类词汇来描绘这种社会的派生性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近代印度、中国等落后国家的派生性社会发展道路的论述进一步表明，在他们看来，在处于较高发展阶段的外部社会的推动下，这种落后社会固然也会走上派生性的社会发展道路，但它们的派生性社会发展却并非“跨越其原本所要经历的原生性社会发展阶段”的跳跃式发展，而只是在外力的作用下而不得不转而走向其原本根本不可能达到的社会发展阶段“强制转折型”的社会发展。
马克思站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高度，对于这种“强制转折型”的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历史必要性，曾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譬如，马克思在论述印度的这种派生性社会发展时，就曾写道：印度的农村公社“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况变成了一成不变的由自然预定的命运”；它所造成的是一种“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消极的生活方式”；它使人们“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印度和亚洲社会的这种停滞性是与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相矛盾的。因为，“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因此，“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诚然，“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典型地反映了他对于这种非跳跃性、强制转折型的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基本评价。
三、关于派生性社会发展的领域与类型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内的人类生活的各大领域，均有可能成为派生性社会发展的领域。但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不同的派生性社会发展所涉及到的发展领域，却又总是千差万别的。在这其中，既有几乎是包罗万象的全面的派生性社会发展，也有仅仅涉及到了少数或个别领域的派生性发展，更有介于二者之间的其他许多形形的派生性发展。由此，也就形成了一幅关于派生性社会发展领域的纷繁复杂的历史图景。
派生性社会发展的领域与派生性社会发展的类型密切相关。派生性社会发展的领域的不同，在社会结构的视角上所形成的派生性社会发展的类型也就各不相同。在这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固然未曾以明确、系统的理论形式阐述过派生性社会发展的这种类型性差异，但在他们所阐述的各种具体的派生性社会发展之间，却已实际地包含和体现了一定的这种类型性的差异。特别是，他们已对这些类型性差异做出了某些初步的和局部性的理论概括，并已初步地形成了某些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比较朦胧的全局性的理论观念。
概括地说，从社会结构理论的角度看，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派生性社会发展，主要包括了两种不同的基本类型，这就是：(1)以一定社会的生产力性质和状况基本不变为前提的局部的派生性发展；(2)以一定社会吸纳了为其原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所无力容纳的外来新质生产力为基础的全面的派生性发展。
关于第一种类型的派生性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滞后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现象，是经常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同一生产力发展阶段的不同社会之间在社会发展水平方面的差异，便主要地表现为它们之间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内的这种差异。在这种历史格局中，对于那些只是在这两个领域内居于相对落后地位的社会来说，它们所应实现和所能实现的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派生性发展，便只能是这两大领域范围内的某些派生性发展，而决不可能同时又包括了生产力领域的派生性发展。譬如，诺曼人对英国的征服就只是在被征服社会——英国社会现存生产力的基础上给它带来了最完善的封建组织形式，而并未给这个社会带来任何为其所无力容纳的新质的社会生产力。而这也就规定了，“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社会制度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观点表明，在他们看来，这种类型的社会发展，实际仍然是由原生性的生产力发展所规定的，而不是由派生性的生产力发展所规定的，因而这种社会发展也就仍然是以原生性为主、派生性为辅的社会发展。它的总体性质，实际仍然只是程度不同地包含了某些派生性社会发展成份的原生性的社会发展，而并不是以派生性社会发展为主导的真正的派生性社会发展。在这种总体上的原生性的社会发展过程中，派生性社会发展实际只是嫁接或附着在原生性生产力所规定的基本发展轨道上的局部的、有限的派生性发展，而并不是以派生性生产力发展和派生性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发展为主体的比较全面、系统、深刻、彻底的派生性发展，因而这种派生性发展也就是未能充分地拥有和体现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全部基本特征的非典型性的派生性发展。在这种总体上的原生性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相对先进的外部社会至多只能沿着落后社会的原生性的生产力所规定的潜在的、可能的、或者往往也是现实的原生性的社会发展方向，而使该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得以以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形式、并由此而沿着派生性社会发展的道路而获得某种程度的加速发展，而绝不可能使该社会的基本发展方向发生任何要根本的改变，绝不可能使该社会跳过由其现存生产力状况所规定的可能的基本发展阶段而进入到与更高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绝不可能使仅在局部领域内居于落后地位的社会忽然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革命时代。这种社会发展在总体上所具有的原生性，致使其所包含的局部的、有限的派生性发展也能够在原生性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框架内获得比较合理的历史解释。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仅靠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这种社会发展的理论论述，我们仍然不可能从对于唯物史观的单纯原生论的传统解读中解放出来。
关于第二种类型的派生性社会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由于人类各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所以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又必然会出现多数社会在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方面均从根本上全面落后于少数先进社会的普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落后社会的派生性社会发展便必然是包括了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比较全面的派生性发展。这种全面的派生性社会发展充分地具备和体现了派生性社会发展有别于原生性社会发展的全部基本特征，因而它们也正是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典型形态。典型的派生性社会发展包含了一系列与马克思在《序言》中所概述的原生性社会发展理论相矛盾的基本特征，大面积地触及到了唯物史观的核心问题，因而具有很高的理论研究价值。我们注意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派生性社会发展观主要地也正是其关于典型的派生性社会发展的理论观念。这就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典型的派生性社会发展的理论观念，实际也正是其整个唯物史观一个至关重要的基本组成部分。
在世界历史中，发生于数千年前的农业革命和发生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曾经先后两次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极其广泛、深刻的典型性的派生性的社会革命。但囿于19世纪考古学、历史学的发展水平，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只能着重地研究和阐述了西方工业革命后在世界广大落后国家和地区所发生的派生性的资本主义社会革命。他们通过这种研究确认：以西方工业革命为基础，世界各地的派生性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实际都是从生产力的派生性发展直至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派生性发展的全方位的、深刻的派生性的资本主义社会革命。但在一般历史理论的层次上，马克思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然未能由此而进一步地搞清楚：一般说来，在落后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均已从根本上全面落后的情况下，这些社会是否只有经历一场从生产力到上层建筑的全面的派生性的社会革命，才有可能进入到更高的社会发展阶段?这种疑惑集中体现在，马克思在致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曾经试探性地提出：落后国家在吸收已为发达国家的现存制度所无力容纳的新质生产力(这就是生产力的派生性发展)的基础上，也有可能率先独立地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新质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则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原生型的历史发展)，而不必等待发达国家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首先实现了它们的原生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后再去仿照发达国家实现自己的全面的派生性的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对于这种观点的可靠性，显然是有所保留的，所以，他虽然三易其稿，却始终未能下决心将其明白无误地公诸于众。马克思后来显然又就这一重大理论问题与恩格斯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并在恩格斯的说服下最终放弃了自己的这种错误的理论观点。
马克思对于恩格斯的聪明、机敏，一向是高度赞赏的。而恩格斯在某些问题的研究方面，也确实是走在马克思的前面的。如恩格斯在提出“晚年设想”之初，即已清醒地指出：鉴于俄国社会的落后性，俄国先于西欧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不可能的。俄国公社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从派生论的角度来看，恩格斯的这一观点，实际就是认为只有首先在先进的西欧实行原生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后才有可能在俄国等落后国家实行比较全面的派生性的社会主义革命。恩格斯显然以这种观点说服了马克思，因而他们也就得以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中共同指出：只有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下，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才有可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这样，“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就被共同地确认为了俄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而在这种条件下，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自然也就只能是比较全面的派生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不再是马克思在致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所预想的那种片面的(即仅仅涉及到生产力领域的)派生性的社会主义革命了。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晚年设想”问题上所达成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理论共识。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又针对马克思的失误更加明确地阐释道：“然而单是这样一个事实：与俄国农民公社并肩存在的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正在濒于崩溃的时刻，而且在这一时刻它本身已显示出一种新的生产形式，在这种新的生产形式中将有计划地使用作为社会财产的生产资料，——单单这样一个事实，并不能赋予俄国公社一种能够使它把自己发展成这种新的社会形式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完成这一革命以前，公社如何能够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和社会工具而掌握起来呢?当俄国公社已经不再在公有制的原则上耕种自己的土地时，它又怎么能向世界指明如何在公有制的原则上管理大工业呢?”因此，“对俄国的公社实行这种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公共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发展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这样，恩格斯就概要地阐述了落后国家全面实行派生性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前景，并由此而使他和马克思的“晚年设想”在一般历史理论的层次上包含了更多的理论合理性。
四、关于派生性社会革命时代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典型的派生性社会发展过程，实质上是一种社会革命的过程。而社会革命的发生，又必须以社会革命的时代到来为前提。由此，他们也就在事实上提出了一个原生性的社会革命时代与派生性的社会革命时代的理论问题。
关于原生性社会革命时代到来的原因和方式，马克思曾经概要地指出，在原生性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为现存社会制度所无力容纳的新质生产力是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的，所以原生性社会革命时代到来的原因和方式也就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关于派生性社会革命时代到来的原因和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则认为，上述关于原生性社会革命时代的基本理论，既包含了某些普遍的、一般性的东西，又包含了某些特殊的、个性范畴的东西，因而并不是完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其中，和原生性社会革命时代相一致的是，派生性社会革命时代的到来也必须以为原有社会(即落后社会)所无力容纳的新质生产力为基础。和原生性社会革命时代不一致的则是，在典型的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历史起点上，落后民族赖以建立新社会的物质条件，起初并不是在落后民族的“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的，而只是在其外部即在先进民族的内部首先成熟的。
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即已清楚地表明：目前，世界上的“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一切“未开化或半开化的国家”，都在“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都“在自己那里推行了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这些“最野蛮的民族”、“未开化或半开化的国家”，按其自身所达到的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来说，本来是不可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的历史时代的。导致这些落后民族和国家普遍“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并不是它们自身的生产力发展，而只是西方的大工业及其对于落后民族、国家所形成的巨大的生存压力。因此，这些落后民族、国家赖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革命时代的生产力条件，实际并不是在它们的“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的，而只是在这些民族、国家的外部——即首先在西方社会的内部成熟的。
按照同一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在其关于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晚年设想”中，又进一步提出：俄国等落后国家赖以实现这种跨越式发展的“现成的物质条件”，也并不是在俄国等落后社会的“旧社会的胎胞里”自发地形成的，而是在西方社会内部首先成熟的。这种“现成的物质条件”当然也并不是普通的大工业，而只是已经度过了资本主义制度“没有被触动的时期”的大工业，亦即已为资本主义所无力容纳的新质的社会化大生产。这种新质的社会化大生产当然也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要使集体劳动在农业本身中能够代替小土地劳动”，就“必须具备”“在物质上有实现这种改造的条件”。诚然，在当时的俄国社会内部，并不具备这些物质条件，但与俄国公社同时并存的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在给它提供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因此，俄国公社“可以借使用机器而逐步以联合耕种代替小土地耕种”。总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西方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为资本主义所无力容纳的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落后国家也可以在其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起来之前，即迅速地从西方社会引进这种作为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先进生产力，从而使自己由落后国家转变为先进国家，并在这一基础上和过程中迅速地展开派生性的社会主义革命，以便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种派生性的社会主义革命赖以展开和实现的历史前提，无疑是派生性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而派生性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到来的前提，则又正是在落后国家的外部即在发达国家的内部已经形成了为资本主义所无力容纳的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因而也就是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衰亡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时代。落后国家只在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这一原生性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够相应地进入自己的派生性的社会主义革命时代；落后国家也只有在发达国家率先建立了原生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够真正地展开本国的派生性的社会主义革命。
还应指出，马克思、恩格斯的“晚年设想”，是以当时判定西方的资本主义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历史尽头为前提的。但在这一问题上，恩格斯晚年又曾比较切合实际地指出：从总体上看，直至19世纪末，“如果说英国现在已度过了我所描写的这个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那么其他国家则刚刚踏进这个时期”。目前，“资本主义在西欧能持续很久”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而“关于生产资料公有化的要求，仍然只是一种关于未来的天真的意图，它也许对第三代或第四代有实际意义，但决不会更早”。基于这种新的判断，恩格斯又进一步表明，虽然“晚年设想”的理论逻辑仍然是正确的，但在其赖以实现的物质条件在西方社会逐步形成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它所赖以实现的社会条件即落后国家的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却在愈益迅速地消解之中。因而，随着落后国家派生性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这一设想最终也有可能无以实现。恩格斯的这种观点表明，他在当时已经逐渐注意到，虽然一般说来派生性社会革命时代和派生性社会革命仍然是无可置疑的，但是诸如“晚年设想”中的那种几乎跨越了整整一个大的历史时代(资本主义时代)的超大跨度的派生性的社会革命，却看起来很有可能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理论构想。这就表明，恩格斯当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派生性社会发展观，实际已经开始做出了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修正。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派生性资本主义社会革命时代和派生性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全部有关论述，已经从各主要方面基本上体现了派生性社会革命时代到来的原因和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原生性社会革命时代的理论论述及其与他们所阐述的具体的、历史的派生性社会革命时代的异同，也已昭示了他们关于派生性社会革命时代的理论观念的实际存在。但在当时的理论发展阶段上，马克思、恩格斯的这种理论观念仍然只是作为分散于各种有关的具体论述之中的一种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潜在的、或者是尚未获得应有的展开、发挥和发展的理论精神而存在的，而并未获得任何一般历史理论层次上所应有的明确的理论概述，这就给后人重新发现、发掘、研究、掌握和传播这些理论观念，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为解决这一问题，本文拟以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有关论述为依据，试将其中所包含和体现的关于派生性社会革命时代到来的原因和方式的理论观念，简要地概述如下：
社会生产力，是人们借以满足自身需要的基本手段，在“门外”(国外等等)已经有了自己至少要经过很长甚至是极长的历史时期才有可能创造出来的(甚至是自己根本不可能创造出来的)新质生产力的情况下，发展生产力的最迅速、最有效的途径，无疑是引进和发展这种新质的生产力。引进和发展新质的生产力(良种、技术、设备、管理方式等等)，也是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形式，而在这时就成为了主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形式了。在一定的外部条件下，落后社会客观上需要新质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的引进和发展又需要落后社会有相应的经济的、政治的、精神的和文化心理的社会条件与之相适应，而落后社会的社会形态在本质上又是不能满足这种需要、并且与之相对立的(否则它就不是“落后的”了)，因而，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落后社会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生产力的矛盾，主要的也就不再是与落后社会内部原有的生产力的矛盾，而是与外部新质生产力的引进及其在落后社会内部的派生性发展这种生产力急剧发展的新趋势与新过程的矛盾了，由于这种矛盾，变革落后社会的社会革命的历史时代便到来了，并且是以特定的、跳跃的或强制转折的方式到来了。
落后社会的社会革命时代到来的这种原因和方式，当然也是有其特殊性的。而这种特殊性，概要地说，就是它的派生性，也就是说，它不是落后社会内部生产力自我发展的结果，而是外部先进社会所创造出来的为落后社会的社会制度所无力容纳的相对较高的生产力必然引进的历史趋势与历史过程的产物。因而，由这种原因和方式所产生的落后社会的社会革命时代，自然也就是派生性的社会革命时代。
五、关于派生性社会变革的程序
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经提出，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发展变革的基本程序是：(1)随着“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生产关系就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革；(2)“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但应看到，马克思在这里所阐述的，实际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而只是原生性社会变革的特殊程序。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也是有着比较清醒的理论认识的。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派生性社会变革的大量论述表明，在他们看来，在一切居于典型的派生性社会发展地位的落后社会的范围内，派生性社会变革的基本程序不仅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原生性社会变革的程序不相吻合的，而且在颇大的程度上还是与之完全相反的。但这种现象又并不是反常的，而正是派生性社会变革所固有的正常程序的自然体现。这种现象也并不是否定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一般程序，而只是在一个更广大的范围内、即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实现和体现了这种一般程序。然而，单靠这种派生性的社会变革程序，仍不可能使落后社会最终转变为新社会。落后社会只有在其愈益深入的派生性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又进一步地转向、实现和经历某种程度的原生型的社会变革程序，才有可能最终地转变为一个完整的新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问题上的理论观念，主要是通过对于一些历史事例的实证分析而得以体现出来的。这些具体的实证分析因其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相联系、相统一，而不可避免地包含和体现了一定的思想内容。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于这些具体事例的实证分析，而开始实际地表明了派生性社会变革程序有别于原生性社会变革程序的一系列的显著特征。概括地说，这些显著特征就在于：
1.在一定范围内，不是落后社会内部生产力的发展破坏了该社会自身的旧的生产关系，而是外部先进社会的先进生产力破坏了落后社会的旧的生产关系。因此，从落后社会的范围看，不是先有新质的社会生产力，后有生产关系的相应变革，反倒是先有生产关系的超前变革，后有新质生产力的引进和发展。但从世界范围来看，却仍然是先有新质的社会生产力，后有这种新质生产力对于落后国家的传统生产关系的破坏。而且，从落后国家更深层次的和更加彻底的社会革命的角度来看，也仍然是必须先有新质生产力的派生性发展，而后才有可能在这一基础上和过程中进一步地实现对于传统生产关系的更大、更深刻与更彻底的破坏。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原生性的社会革命时代，由于这一历史时代赖以到来的新质生产力是在一定社会的内部逐渐生成的，所以在这一社会革命时代到来之时，解决这一社会革命任务的物质条件即已在该社会内部形成了，“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这样，在这一历史时代，也就总是先有本社会内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而后才会有这种新质生产力对于本社会旧式生产关系的破坏。然而，在派生性社会革命时代，由于这一历史时代本质上是由外部社会的新质生产力必然引进的历史趋势与历史过程所造成的，所以在这一历史时代到来后的一定阶段内，落后社会赖以实现派生性社会发展的新质生产力条件，也就只能存在于落后社会之外(即存在于先进社会之内)，而绝不可能同时又存在于落后社会之内。而这也就规定了，在派生性社会革命时代，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对于落后社会的旧式生产关系的破坏，起初完全有可能不是表现为落后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导致了对于自己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的破坏，而是完全地表现为了外部社会的新质生产力通过一定的环节(如贸易或否定性的示范作用等等)而形成的对于落后社会的旧的生产关系的某种程度的破坏。譬如，英国的大工业，就通过对于印度的大规模的商品输出，破坏了印度的“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而也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最大的、老实说也是亚洲历来仅有的一次社会革命”。这种由外部新质生产力所造成的社会革命，也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而人类的这一“使命”的首要内容，便是实现以大工业为基础的现代文明在世界范围的普遍传播。这就表明，这种由外部新质生产力所造成的社会革命，同时也正是先进社会的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文明赖以逐渐进入落后社会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又进一步表明，无论这种由外部社会的先进生产力所造成的社会革命的规模有多大，程度有多深，它对于落后社会的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破坏，也仍然是相当有限的。对于落后社会的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进一步的、彻底的破坏，最终仍然只能依靠外部先进生产力的引进与发展，即只能依靠落后社会的派生性的生产力革命，只能依靠以这种途径和方式所实现的落后社会本身的新质生产力的大发展。譬如，仍就印度来说，英国资产阶级“现在他们正打算在印度布下一个铁路网。他们会这样做起来，而这样做的后果是无法估量的”。“铁路在印度将真正成为现代工工业的先驱。”因为，“只要你把机器应用到一个有煤有铁的国家的交通上，你就无法阻止这个国家自己去制造这些机器了。”这种首先是社会生产力的派生性发展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正是进一步破坏印度的旧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革命过程。因为，“由铁路产生的现代工业，必然会瓦解印度种姓制度所凭借的传统的分工方式，而种姓制度则是印度进步和强盛道路上的基本障碍”。毋庸赘言，这种过程，实际也就是以派生性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的派生性社会革命的历史进程。
2.马克思关于俄国把西方的属于新质生产力范畴的机器、轮船、铁路和属于新质生产关系范畴的一整套交换机构统统引进到了俄国的论述和恩格斯关于落后国家可以全面仿效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述表明，在他们看来，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并不是在落后社会内部首先引进、形成了新质的社会生产力，而后才又在这一基础上开始进一步地引进和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新质的生产关系，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实行新质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关系的同步配套的引进，因而也就导致了新质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关系的同步建立。
3.在一定范围内，推动落后国家、民族实行政治、经济、文化变革的首要动因，完全可能不是出于他们自身的经济需要，而是出于他们自身的某种政治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也就不是先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革命，后有上层建筑的革命，而是先有基于新的国际环境的新的政治需要，而后才又相应地实现了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全面的派生性的社会革命。譬如，在西方已经实行了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历史条件下，“建立新的工业部门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因而西方资产阶级也就得以“迫使一切民族都在惟恐灭亡的忧惧之下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就是说，变成资产者”。在这种过程中，又如，“同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一样，政治存在产生了新的需要，促使塞尔维亚扩大自己和西欧的联系”。“试看，塞尔维亚为了取得一个基督教国家应有的地位，就曾不得不以西欧为借鉴来建立自己的政治机构、自己的学校、自己的科学、自己的工业组织”。在这里，推动落后社会全面变革的首要动因，显然并不是经济动因，而是由落后社会自身的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政治动因。这样，从这种局部的范围来看，这种政治动因也就构成了落后社会赖以启动和全面展开其派生性社会变革的“第一推动力”。
当然，另一方面，从世界范围看，这种政治动因也仍然是有其一定的经济基础。也就是说，它至少是由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所造成的，而并不是纯粹由政治和文化的因素所造成的。
4.在一定范围内，落后国家的政治变革也完全有可能在一定的程度上领先于经济基础的变革，并对后者起着某种先导的和决定的作用，而不是先有经济基础的变革，而后才又有政治上层建筑的相应变革。譬如，拿破仑是一位“伟大征服者”。“当果断的拿破仑把革命事业掌握在自己手里”的时候，“对德国来说，拿破仑……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传播者，是旧的封建社会的摧毁人”。“在法国已完成其任务的恐怖统治，拿破仑以战争的形式把它搬到了其他国家，这种‘恐怖统治’德国是十分需要的”。
“德国资产阶级的创造者拿破仑。由于他的大陆体系，由于在他的压迫下普鲁士必然实行的经营的自由，德国人才有了工业，并扩大了矿藏的开采。只过了几年，这些新出现的或是原已获得了发展的生产部门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这些部门而诞生的资产阶级也取得了相当的势力。”毋庸赘言，这种过程所体现的，就是在某种程度上首先实现派生性的政治变革，而后才又相应地实现了与之相配套的经济、社会变革的派生性的社会变革程序。尽管，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居于先导地位的派生性政治变革，也仍然是有其一定的经济基础的。
5.在一定范围内，落后社会内部的新的社会意识起初并不是来源于落后社会的社会存在，而是来源于外部先进社会的社会存在。这样，相对于落后社会的社会存在来说，这种社会意识便有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完全是一种超前的东西。这种超前的社会意识一旦形成，便会成为落后国家赖以引进先进的生产力、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直接先导，并在这个意义上对于落后国家的派生性社会变革的启动起着首要的、决定的作用。这样，从落后社会的局部范围来看，也就不是先有新质的社会存在，后有新质的社会意识，反倒是先有新质的社会意识，后有新质的社会存在；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反倒是人们的社会意识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存在。譬如：“在俄国，从原始的农业共产主义中发展出更高的社会形态，也像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是不可能的，除了这种更高的形态已经存在于其他某个国家并且起着样板的作用。”“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达到繁荣昌盛的国家里被战胜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实例中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国家才能走上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的道路。”这就是恩格斯根据历史的经验所设想的一种外部的社会存在决定内部的社会意识、内部的社会意识又决定内部的社会存在的派生性社会革命的历史程序。
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又认为，外部社会的社会存在对于落后社会的社会意识的这种决定作用，实际也是有着一定的限度的。如就落后国家的社会意识的广泛、深入、彻底的转变来说，落后国家自身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仍然是起决定作用的。譬如：恩格斯在谈到瑞士的社会意识问题时即曾指出：“瑞士的工业如果还是几乎完全保持着蒸汽发明以前全欧洲普遍采用的那种形式，那末可以想见，在从事生产的居民的头脑中，除了适应这种水平的思想以外，就不会有其他任何思想。”他又由此问道：“如果[外来的]蒸汽还没有使瑞士的生产和交通方式革命化，它能够引起瑞士人的传统的思想方式的改变吗?”而他的回答则是不言而喻的。
六、关于原生性社会发展与派生性社会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观自始就是原生论与派生论相统一的辩证史观。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这种辩证统一关系主要就在于：(1)原生性社会发展与派生性社会发展的相互渗透、相互包含。即在以原生性社会发展为总体特征的社会进程中，同时又内在地包含有大量属于重要文明要素层次上的派生性的社会发展。在总体上属于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同时也包含着某些符合时展需要的原生性的重要历史因素。(2)原生性社会发展与派生性社会发展的相互依存与相互转化。即，一方面，没有原生性的社会发展，就不可能有派生性的社会发展。另一方面，没有派生性的社会发展，原生性社会发展的普遍价值也无以实现。(3)原生性社会发展与派生性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排斥关系。即少数或个别社会的原生性的社会发展转变为多数社会的派生性的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同时也正是对于多数社会重走原生性社会发展道路的所谓“历史必然性”的排除与否定。《资本论》所揭示的西欧原生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之所以只能限于西欧各国，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4)原生性社会发展与派生性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在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已经提请人们注意“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因此，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做的那个完全没有提到派生性社会发展的著名的理论概括，实际只是关于原生性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的理论概括，而并不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理论概括。由于马克思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西方原生性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所以他在基本理论上实际只是对于原生性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做出了高度的理论概括，而未能对于派生性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做出高度的理论概括，更未能有机会在这两种高度概括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抽象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公式”。所以，马克思曾表示，如果将其关于原生性社会发展的特殊理论彻底地变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原理，那就“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学说的这种历史局限性，当然决不能依靠空洞的抽象来克服。只有以对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的广泛深入的历史研究为基础，才有可能比较充分地认识派生性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因而也才有可能进一步地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律与普遍规律。因此，补充、修正和超越传统唯物史观的历史重任，并不能由那些不懂历史的所谓“历史哲学家”们来完成，而只能由深谙理论思维的历史学家们来完成。这一点，也将为历史所证明!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人文主义产生的原因篇10
[关键词]交付,原因理论,无因主义,要因主义
在大陆法系国家的罗马法及民法研究中，对交付的法律性质的讨论，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我国当前的民法研究中，虽然对此问题已经有所涉及，[1]但是该问题的许多方面仍然是有待澄清的。笔者认为，对交付的法律性质的研究，在方法论上，不能只是静态地围绕几个抽象的概念做文章。法律（法学）是有其历史性的，对于一个作为人们沟通基础的抽象法律概念而言，其丰富的内涵是历史上无数法学家的思想结晶。“交付”、“原因”这样一些抽象的概念，只有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才能对其进行准确的把握。有鉴于此，本文拟从罗马法的原始文献出发，考察交付制度在罗马法上的原貌，以及后世法学对其性质的界定，以期得出富有启发意义的见解。
一、罗马法上“交付”的基本内涵
将交付法律性质的问题回溯到罗马法来加以研究，是极其必要的，因为与此问题相关的后世民法学说理论几乎一无例外地都要回到罗马法上去寻找其基础，并以此增强其说服力。
所谓“交付”，在罗马法上称“traditio”。[2]对交付内涵的确定，首先涉及的问题是：“交付”指向的究竟是一个脱离当事人意志的客观“事实”行为，还是包含当事人主观上移转所有权意思的“法律”行为？
无论后世法学在此问题上采何种观点，[3]看来在罗马法上“traditio”一词是多义的：有时，它仅指移转标的物占有（甚至仅仅是“持有”）的事实行为，因此对于使用借贷物、保管物、出租物、出质物等，亦有“交付”之存在；[4]而更多的时候，交付则被作为非要式物取得的一般方式，从而可能与所有权移转的意思发生关联。[5]在后一种情形，“交付”被作为一个技术性词汇，指向一个能够发生标的物所有权移转的移转占有的行为。
那么，在罗马法上，交付[6]本身是否包含了行为人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意思呢？在笔者看来，答案似乎应该是否定的。实际上，罗马人从未系统地去发掘交付背后的“意思”因素。在交付行为中“发现”移转所有权的意思是后世法学的创造，它并不符合罗马法自身的特点。[7]在罗马法上，人们并未从交付行为人的主观意愿的角度来界定交付的效果，而是将交付的客观行为（有体物的占有移转）与其“原因”相联系。也就是说，只有具有正当原因的交付才能引起所有权的变动。[8]这样，交付之产生所有权变动的效果就主要取决于两项因素了：其一，要有在外观上可识别的有体物占有的移转；其二，要有在法律上具有正当性的“原因关系”。因此，在罗马人看来，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意思（如果有的话）并不直接体现于交付行为中，而是体现在导致该交付行为发生的“原因”关系之中。这种由客观的交付行为与原因关系共同构筑所有权移转之效果的模式是罗马法学发达的产物。在罗马法的早期，交付这一客观要素并未从其原因关系中分离出来。其时，人们将买卖、赠与等事实直接作为所有权移转的原因，交付并未取得独立于这种事实关系的个性。后来，随着债的观念的发达，原因事实关系和交付在时间上的分离成为可能（先有债之设立，然后以交付作为债的履行手段，产生所有权移转的效果），此时，在外观上，交付――与特定的原因关系相结合-就“导致”了所有权的移转。当人们需要以一个简单的技术性词汇来表达针对非要式物的移转行为时，“交付”（traditio）就成了这样一个专门术语。至此，从各种导致非要式物所有权移转的行为中，“交付”（占有的移转）这一因素被抽象出来，其各种原因关系则时常被隐藏。人们有时相当严密地为“交付”加上“正当原因”（iustacausa）的限定，而更多的时候则是简单地用这一术语直接代表产生所有权移转的有体物占有的移转行为。因此，正像某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在罗马法上，原因关系只是被隐藏了，而非是被舍弃了。[9]在产生非要式物所有权移转的两个要素中，“交付”成为了显明的、恒常的、不变的要素，而“正当原因”则成为了隐含的、动态的要素。[10]由此可见，罗马法是通过对“原因”的要求来控制所有权移转的效果的，萨维尼式的“交付物权契约”概念并不符合罗马时代的法律观念。
二、罗马法文献所反映的交付的性质
上文已经提及“原因”是与“交付”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罗马法学，由于其务实的风格，并未对“原因”一词给出一个抽象的定义。在后世的法学理论中，“原因”成为一个耗尽无数学者心智的法律术语，对“原因”的不同理解和界定直接导致了后世民法学对于物权变动的无因主义与要因主义模式的分歧。对“原因”这个术语的基本解析见于下文，在此仅就罗马法文献中所反映出的“原因”对于“交付”的作用力这一问题做出简要的列举分析。易言之，这里要考虑的问题是：在罗马法上，就产生所有权移转这一法律效果而言，交付究竟是无因的，还是要因的？这一问题是罗马法学上最富争议性的一个问题。其中，要因说与无因说都不乏大量的支持者。[11]在笔者看来，罗马法的原始文献在该问题上的确没有给出一个一致的答案。应该说，总体上来看，它倾向于使人得出要因主义的结论。在罗马法的文献中随处可见体现要因主义的记载，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
1.保罗，《论告示》，第31卷：“交付本身从来不移转所有权：它只有与导致其发生的、在先的一个买卖或其他正当原因相结合，才能产生所有权移转的效果”。保罗的这段论述也许是要因主义的最有力的证据。他明确表明，交付行为自身不能发生所有权移转的效果，必须存在一个买卖等正当原因作为其产生所有权移转效果的必要条件。这段论述的基本精神后来被总结为“交付的正当原因”（iustacausatraditionis）。
2.尤士丁尼《法学阶梯》：“如果根据赠与或嫁资的原因，或根据任何其他原因作了交付，无疑发生了所有权的移转”。的这段话同样表明了要因主义的立场。
3.盖尤斯《法学阶梯》2，20：“因此，如果我把一件衣服、一块金子或者一块银子以买卖、赠与或者其他任何原因让渡给你，该物就立即变为你的，只要我是物的所有主”。在此，盖尤斯也强调了买卖等“原因”对于交付转移所有权的必要性。
4.乌尔比安，《争议集》，第7卷：“如果我为赠与的目的而给了你一笔钱，而你却把它当作一项消费借贷而接受，尤里安认为不存在赠与。但必须弄清楚是否存在消费借贷。我认为，如果金钱的接受人接受金钱时有不同的看法，则并不存在消费借贷，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金钱并不因此转归接受人所有。但是，如果这笔钱被消费之后被提起返还之诉，他可以提出欺诈抗辩，因为这笔金钱是以给予人的意愿而被消费的”。乌尔比安在此讨论的是当事人双方基于误解（一方以赠与的意思，另一方以接受消费借贷的意思）而为的一笔金钱的交付应该归结为何种性质契约的问题。他清楚地指出，如果在当事人间确实不存在一个移转该笔金钱所有权的基础关系（无论是赠与还是消费借贷），那么金钱的所有权并不因为一方自愿交付而另一方善意接受的事实而发生移转。
尽管有上述明确体现交付的要因性质的文献资料，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罗马法的文献中也包含了一些看来支持无因主义立场的资料。在此，试举几例说明：
1.尤里安，《学说汇纂》，第13卷：“如果我们确实对交付的标的物达成了合意，但对于原因存在分歧，则我认为没有理由说交付不发生效力，一个事例是，如果我认为我基于一项遗嘱须向你交付土地，而你却以为是基于一项要式口约。另一个事例是，如果我以赠与的意思给你铸币，而你却以贷款来接受它，则依据已确立的规则，我们对于交付及受领的原因的意思不一致并不阻碍所有权向你发生移转”。与前述D.12，1，18pr所确立的规则不同，该片段似乎明确地肯认了无因主义。[12]
2.如果某人与未成年人订约，并在未经该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而交付某非要式物，则该物的所有权仍然移转于该未成年，但该人并不因此而从债务中解脱[13].在此情况下，与非债清偿的情形不同，存在一项真实的债的关系，虽然给付行为不具有相应的清偿效力，但这一事实并未影响所有权的移转。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所有权移转这一效果呢？答案似乎只能是交付行为本身。由于它产生移转效果并不以债的关系的存在或履行为前提，所以明显地具有无因性。
3.当债务人向未受债权人委任之人为给付时，并不立即发生清偿的效果，是否发生清偿效果要取决于债权人是否予以批准，[14]也就是说，其清偿效果的有无要取决于将来不确定的因素。但是，正如尤里安在D.46，3，58pr中所指出的那样，所有权却立即发生移转，债务人在债权人批准之前只能依属人性质的返还请求权（condictio）要求返还。[15]很显然，这里债权人的批准使债务人的给付溯及既往地发生清偿的效果，但所有权移转的效果与此无关-它是交付这个抽象行为直接产生的效果。
4.在附条件的债的关系中，在条件成就之前债务人所为的给付当然不直接产生清偿的效果，因为此时是否存在债务还是不确定的事项。如果后来条件成就了，债务人的给付溯及既往地发生清偿的效果。但是，如果条件不成就，债务因而不发生，债务人就可以要求给付的返还。此时，债务人只能提起具有属人性质的诉权，这表明标的物的所有权已因交付而发生了移转。[16]这显然也体现了交付对于标的物所有权移转的无因性。[17]5.罗马法中体现无因主义的具体规则还包括一大类被称为“具有特定目的的给予”（Datioobrem）的情形。所谓“具有特定目的的给予”具有如下特点：首先，当事人间的这种关系不被视为市民法上的一类契约，[18]所以不受契约法上的诉权保护；其次，当事人一方为将来的某个目的而向另一方移转某物的所有权。[19]这个目的可以构成对方的一个对待给付，也可以不是；这个目的可以是为市民法所承认的（如负担赠与、死因赠与等），也可以不为市民法承认（如“以获得对方的给而给doutdes”、“以获得对方的为而给doutfacias”等），甚至还可以是为市民法所禁止的（如所谓“为不道德目的的给予”）。在所有上述情形，标的物所有权移转的效果仅因交付而发生，即使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当事人未达到其预定的目的，也不能主张标的物所有权尚未发生移转-实际上他仅受具有对人诉讼性质的返还之诉condictio的保护。例如：（1）在婚姻缔结之前设立嫁资，尽管嫁资的设立是以婚姻的缔结为其目的，但是，嫁资的所有权仍然在缔结婚姻之前就因交付而发生了移转。如果后来婚姻未缔结，那么嫁资设立人也仅能依以嫁资为原因的不当得利诉权（condictioobcausamdatorum）请求予以返还。嫁资设立人所获得的此项诉权表明嫁资所有权的移转并非以婚姻的存在为其法律要件，而且嫁资所有权的移转甚至并不以婚姻的缔结为其延缓条件，也就是说，除非当事人明确做出了所有权保留的约定，嫁资的所有权在婚姻缔结之前就立即因交付而发生了移转。这显然表明嫁资所有权移转的效力不受婚姻这个“原因”关系的牵连，在性质上嫁资的交付应该属于抽象行为。[20]（2）所谓“诚信的给予”（datioobremhonestam）并不构成市民法承认的契约关系，它并非以积极的方式来规范当事人间的关系，其作用方式是消极的。举例来说，如果当事人间达成“我提兹给你100元，你解放奴隶史蒂古”的合意，由于该合意不属于任何契约的类型，因而，支付了100元的提兹并不能够诉请对方当事人做出对待给付。实际上，他所可能获得的保护只是在对方不解放奴隶时要求所支付的100元金钱的返还。因此，这种关系受不当得利制度而非不履行契约制度的调整。[21]这样，在双方达成合意而且提兹已将100元交付给对方当事人之后，后者并不立即产生做出对待给付的债务：是否解放奴隶完全取决于接受了金钱之人的意愿，在其不履行时，他仅负有依不当得利之规定返还所受利益的义务。因此，如果提兹交付金钱的行为是要因行为的话，那么该笔金钱的所有权在对方不为对待给付义务时就不应发生移转，因为正是对方的对待给付构成了移转的原因。然而，我们从罗马法的文献中看到，在此情形，提兹所能主张的诉权毫无疑问地是对人性的condictio，而非对物性的vindicatio.所以，我们只能得出提兹的交付行为系无因的移转行为的结论。（3）即使是在所谓“为不道德目的的给予”关系中，尽管所有权移转的目的（即其“原因”）不为法律所认可（例如，在无偿寄托关系中，受寄人本应无条件地归还寄托物，但却以不归还寄托物为要挟使寄托人向其支付一笔金钱），但是，通过交付行为做出给付的人在事后并不能主张所有权人的所有物返还之诉，而只能根据对人性的请求返还之诉（condictioobturpencausam）要求利益的返还。如果说标的物的所有权在目的非法的情况下仍然发生移转，那么很显然，移转标的物的行为应该是一个其效力不受原因关系影响的抽象行为。
三、无因和要因理论差异的基本分析
如上文所示，罗马法的文献似乎为要因论者和无因论者都提供了相当充分的论据。[22]那么，如何对这一现象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呢？
事实上，持不同观点的学者总是会透过对罗马法文献记载内容的“解释”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并否认对立的观点。如上所述，从总体上看，罗马法文献似乎更倾向于交付移转所有权的要因性质，但无因论者确也能够通过一定的解释方法来消除“原因”的作用力。例如，无因论者不仅要应对保罗在D.41，1，31pr中对“正当原因”的一般要求，而且也要对一些看来体现了要因主义的具体规则做出合理的解释。就后者而言，一个事例是：根据古罗马的一项法律（Lexiulia），夫妻之间的赠与是无效的，与此规则相对应，夫妻间以赠与为目的的标的物的交付不产生所有权移转的效力。显然，此项规则似乎体现了要因主义，因为如果夫妻间的交付行为是抽象行为的话，那么，尽管原因不合法，所有权仍应发生移转。有意思的是，无因论者在此运用了德国法学限制无因主义效力的一个重要的解释方法-共同瑕疵理论：有学者提出，在诸如夫妻间互相赠与等违反法律的场合，违法性不仅打击原因关系，而且也直接影响抽象行为的效力，因此，所有权移转效果的阻却并非由于没有恰当的原因关系的支持，而是由于抽象行为本身被认为具有了违法性。[23]对于前者，也就是说，体现要因主义一般规则的保罗的论述，要将其与无因主义相协调似乎要更困难一些。无因论者的一个重要的方法是：将罗马人所谓的“原因”主观化，也就是说，不以某个客观存在的产生所有权移转义务的法律关系作为原因，而是将原因解释为当事人具有的移转所有权的意思-将保罗对买卖和其他“正当原因”的强调解释为不过是为了表明关于所有权移转的合意的必要性。通过这种解释方法，将“原因”的概念转换成“动机”，这样，在这种原因意义上的所谓“要因行为”实际上就进入了无因行为的范畴。
在笔者看来，首先，在方法论层面上，试图从罗马法的文献中揭示“原本意义上的”罗马法上交付的性质似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因为，罗马法是一个重具体轻抽象、重实践轻理论的法律体系。在古罗马时代，“原因”、“交付”、“契约”、“所有权”这些概念都未得到高度的抽象，古罗马的法学家关注的是具体法律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抽象的体系建构。实际上，鉴于罗马法学的务实性，法学家们并未超越具体情况下可以行使的诉权（对物性的vindicatio抑或是对人性的condictio）而去抽象地探讨所有权移转的要因主义或无因主义的规则。而且，作为法律渊源的法学家意见相互之间本身就可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因此试图从文献中得出一个贯彻始终的观点事实上是不可能的。[24]当然，前述观念并不影响人们从罗马法文献中发现交付法律性质的一般原则（在与“例外”相对的意义上而言），然而，在考察学者们对此问题所做出的大相径庭的分析时，一个敏锐的观察者可能会发现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所谓“要因”与“无因”的争论，很大程度上是由学者们对“原因”的不同界定做造成的。时常可以观察到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对于罗马法文献中的同一个片断，要因论者和无因论者都以其为论据。以所谓Datioobrem为例，如前文所述，不少学者以其作为无因主义的论据，但同时另有一些学者却以此作为要因主义的论据。两者论证的差异在于：前者只将产生给付义务的一个法律关系视为原因；而后者则认为原因既可以是一个产生给付义务的契约关系或其他法律关系，同时也可以仅是某个驱动当事人完成交付的动因。[25]因此，一个明显的，但往往却是容易为人所忽略的事实是，对交付的法律性质的讨论-无论是罗马法意义上的还是现代法意义上的-取决于人们对“原因”的界定。
四、原因理论的演进：走向无因主义
对原因理论的演进产生巨大推动作用的是后世学者们对罗马法文献中关于“交付的正当原因”（iustacausatraditionis）的记载的解释。如前文所述，有关产生所有权移转效力的交付需要具有正当原因的一般性的记载主要体现在保罗在D.41，1，31，pr.中的论述。有学者认为，对该条规则不可能再做其他的解释-它明确地表明了要因主义的立场，因此，罗马法上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交付的要因性质，而在于如何理解交付的“正当原因”。[26]而正是这一点构成了罗马法研究乃至近现代私法研究中最疑难的问题之一。事实上，如下文所述，自中世纪以来，学者们提出了非常复杂的原因理论。当学者们对所谓“正当原因”的解释不断趋向主观化时，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发生了：对于要因主义的“原因”的解释逐渐了要因主义本身，从而引出了无因性理论。因而，从原因理论的发展脉络来涤清无因主义理论的路径依赖应该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何谓“原因”？直到今天，这仍然是民法学上一个重大的难题。在对欧洲大陆法上的原因理论及其演进史缺乏全面、清晰了解的情况下，容易犯一些根本性的错误。在笔者看来，现代欧陆民法至少主要在两个意义上使用“原因”一词-它们相互关联，但却有着不同的内涵，至少可以说它们表述的角度不同。第一个意义上的原因是“契约原因”，它与因果关系意义上的“原因”没有任何关系，它指的是契约当事人借助特定的契约关系所追求的社会经济目标。不同的契约类型具有不同的契约原因，例如，买卖契约的原因即为标的物的所有权与一笔金钱的交换关系。契约的原因可以是典型的（所谓典型契约或有名契约），也可以是非典型的（所谓非典型契约或无名契约）。第二个意义上的原因则是指物权变动的原因，它指的是在特定因果关系上而言的导致物权变动的一个基础关系。例如，就标的物所有权转移这一物权效果而言，债权性质的买卖契约恰恰构成了标的物以及价金所有权变动的原因。很明显，在现代法上，契约的原因和物权变动的原因是分属于不同层面上的东西。[27]本文所论及的当然是第二个层面上的原因，也即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与作为其“原因”的基础关系之间的关系。二者的联系表现在：如果法律强调将“原因”（当事人所欲追求的社会经济目标）作为所有契约的要件，那么仅是旨在移转所有权的交付就不可能独立地成为一个契约，因而所有权移转似乎必然要采取要因主义的立场。[28]1.古罗马法学对原因的主要定位那么，古罗马法学家所指的“正当原因”的确切内涵究竟是什么呢？后世法学家发展出了复杂的原因理论系统，但是对于古罗马的法学家来说，问题似乎没有那么复杂。较为可信的一种看法是：交付的原因存在于当事人间包含了交付标的物的合意的一项交易关系中，例如，当事人间关于买卖的合意即构成了交付出卖物并移转其所有权的原因。由此可见，交付的原因体现在当事人的一项合意之中，而这项合意恰恰体现了交付的经济内涵。因此，如果这种经济内涵包括了物的所有权移转的内容，那么交付就会产生标的物所有权移转的效力，而在相反的情况下，交付并不产生所有权移转的效果。例如，就非要式物而言，以买卖为原因的交付将移转标的物的所有权；而如果物的交付是为质权的设立而完成的，那么交付仅产生占有移转（所谓“另状占有”，possessioadinterdicta）的效力；如果因使用借贷的目的而交付标的物，则移转的仅是标的物的持有；考虑到要式物的特殊规则，以买卖为目的的对要式物的交付，则移转的仍然是标的物的占有（所谓“时效占有”possessioadusucapionem）。[29]论及罗马法上“原因”的范畴，有两点需要特别强调：其一，罗马法仅将“原因”视为一种具有特定经济内涵的交易关系，当事人的主观意愿（包括移转所有权的意思）只是隐含在这种原因关系之中，而从未由这种原因关系中被抽象出来。其二，不能将“原因”片面地理解为真正能产生移转标的物所有权义务的一个债的法律关系，实际上，任何合法的社会经济关系（只要包含所有权变动的经济内涵）都可以充当交付的“正当原因”。[30]
前述意义上的原因关系有着相当广泛的范畴，而买卖关系显然是其中最重要的。由于罗马法上买卖的特殊性，问题似乎变得更复杂了许多。一方面，在罗马法上存在要式物与非要式物的区分，要式物所有权的移转须以要式买卖（mancipatio）的特别方式来完成，而由于要式买卖的特殊结构，几乎所有的法学家都承认要式买卖是一个典型的抽象行为，所以尽管存在对要式物买卖的“原因”合意，对要式物的简单交付仍然不产生所有权移转的效力。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在罗马法上，买卖契约具有非常特殊的法律结构-出卖人不负移转出卖物所有权的义务，而仅承担将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并对追夺承担担保责任的义务。[31]这样，从逻辑上来说，买卖契约本身并不必然包含当事人移转所有权的意思，这似乎与前文对原因的定位有矛盾。对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尽管罗马的买卖契约存在上述特殊结构，但这是从法律秩序对契约结构的预设的角度进行观察的结果，其实，当事人在进行买卖时通常当然存有移转出卖物标的物所有权的意思，这可以从关于禁止买卖当事人做出不移转所有权的约定的法律规则中得到验证；第二，正如上文所强调的，“原因”关注的是当事人间一个合意的经济内涵，而非其法律构造。于是，甚至一个不具有契约属性并且根本不产生当事人的交付义务的合意（如赠与）都可以有效地成为所有权移转的原因，而在经济功能上来看，买卖当然意味着商品与金钱之间的交换关系，所以，它可以成为出卖物所有权移转的原因。
就买卖关系的另一个侧面，即买受人价金的交付而言，情形又有所不同。在罗马的买卖契约结构上，与出卖人不负移转出卖物所有权义务不同，买受人负有交付并移转一笔金钱所有权于出卖人的义务。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金钱的交付要产生所有权移转的效果，它是否也以有效的买卖契约作为的其“正当原因”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引导我们进入另一个原因理论-所谓“清偿原因”。
2.“清偿原因”（causasolvendi）
要全面理解罗马法上对于所有权移转的原因理论，对所谓“清偿原因”的深入探讨是完全必要的。后世的许多罗马法的研究者，常常从所谓“清偿原因”中得出交付系无因的抽象行为的见解。表面上看来，这种观点的确有一定的说服力，因为罗马法的大量文献均表明，在发生“错债清偿”（solutioindebiti）时，“清偿人”所能主张的诉权仅是对人性的返还请求权（condictioindebiti），[32]这似乎意味着，错债清偿同样导致了清偿物所有权的转移。在错债清偿的情形，如果将“原因”界定为实际产生给付义务的债的法律关系，则交付的无因性也就凸显出来了。罗马法学家为满付对于“正当原因”的要求，遂将“清偿”（solutio）-而非导致清偿发生的债的关系-本身解释为交付的原因。但是，在笔者看来，在古罗马法学上，“清偿”被作为交付的原因有其特殊的历史性，它与solutio这项制度的起源有关，不能抛开这一历史背景而断言“清偿原因”实际上彰显了无因主义的结构。
在罗马法上，solutio最初同要式买卖、要式免除等一样，都是所谓“秤和铜块式”的要式行为（solutioperaesetlibram），[33]它是债务人借以使自己摆脱一项同样以要式方法承受的债务的方法。同要式买卖一样，最初它包含了标的物所有权的实际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移转，使得债务约束由于受有对价而解除。因而，在早期罗马法上，solutio本身就完全可以成为所有权移转的“正当原因”，至于通过该要式行为所欲摆脱的那项债务的产生“原因”，由于solutio的要式性，当然对所有权的移转不产生任何影响。举例来说，如果甲通过要式口约（stipulatio）承受了向乙支付10个金币的债务，那么当甲通过solutio的要式行为将10个金币交付给乙从而使自己摆脱债务时，乙的所有权取得的法律上的直接原因是solutio，而非之前的要式口约。因此，即使事后证实了要式口约的无效，作为清偿对象的标的物的所有权移转的效果仍然不受影响，因为solutio作为要式行为仍然可以作为标的物发生移转的原因。[34]在早期，solutio所产生的所有权移转的效果是绝对的、终局性的，只是到了后来，在错债清偿等情形，才引进condictio的诉权来平衡当事人的利益。[35]到了古典时期，solutio已逐渐失去其要式性，成为了对dare（以所有权的移转为义务内容）义务予以清偿的一般表述。仍举上述事例，甲向乙交付金币的简单行为（非要式行为）本身就被称为solutio，所以此时的solutio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法律行为。从逻辑上来讲，它不应再继续负担作为所有权移转的法律原因的功能。但是罗马的法学家作为传统的遵从者，在solutio的实质内涵已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并未改变原先法律所赋予的功能。[36]这样，当事人之间关于一项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以清偿为目的的合意就可以成为所有权移转效果的“正当原因”了，尽管事实上dare的义务可能根本不存在。然而，即使是这样，在解释上，也不能从其中单独抽象出当事人移转所有权的意思，并将其作为所有权取得的直接原因。理由之一是，错债清偿导致所有权移转并进而用condictio的诉权来请求给付的返还，其前提是，关于清偿的错误必须是双方的，也就是说，不仅所谓“清偿人”有负债的误信，而且接受人方面也须是善意地误认为自己的确享有债权。如果接受人明知无权受领而接受清偿，则其行为视同盗窃，[37]交付之物的所有权并不发生移转。应该说，在后一种情形，当事人间同样具有移转所有权的合意（尽管接受人方面非出于善意），因此，“清偿”目的对于交付之物所有权的移转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因素，还不能将“清偿原因”等同于抽象的移转所有权的主观合意。
而且，即使是摆脱了要式性的“清偿原因”，其作用范围仍然是有限的-交付的“清偿”效力仅针对存在一个移转标的物的所有权义务（dare）的情形。因此，如果交付的基础不是产生dare义务的债的法律关系，那么就无从将“清偿”作为交付的原因，而只能以一个真实的交易关系作为交付的正当原因。所谓“买卖原因”、“赠与原因”、“嫁资原因”等即属于这种情况：由于买卖、赠与以及设立嫁资本身都不产生移转所有权的义务（dare），因此，只有存在真实有效的买卖关系、赠与关系、嫁资设立关系之时，交付才能产生所有权移转的效果。[38]
看来这正是古罗马法学家们对所谓“清偿原因”的定位。应该说，除作为真实交易的普通原因关系（买卖、赠与等）及这种特殊的“清偿原因”外，在罗马法上并不存在其他类型的原因关系及理论。后世的法学家，从早期的注释法学派开始，为调和罗马法文献中表面上存在的矛盾（主要是要因交付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更为复杂的原因理论。应该说，许多这样的原因理论实际上并不被古罗马法学家所知，毋宁说它们纯粹是后世法学的创造。所谓“误信的原因”（causaputativa）就是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
3.“误信原因”（causaputativa）
在未能准确理解“清偿原因”的情况下，中世纪的法学家们在罗马法的文献中发现了一个非常尖锐的矛盾，即要因交付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之间的矛盾：如果交付的原因是dare的义务本身，那么在该义务不存在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否认给予做出错误给付的人以对物性的所有物返还之诉（reivindicatio）的救济呢？[39]注释法学派的法学家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体现在它们所发明的“误信原因”的理论之中。根据这种原因理论，所有权移转的原因体现在当事人关于存在一项dare义务的确信之中。“误信原因”在对保罗的D.41，1，31pr.的一段早期注释中就已被注释法学派学者提出。这段对于保罗所论述的“正当原因”的注释是：“正当原因，［可以是］真实的或误信的。如果否认所有权因一误信的原因而发生移转的观点，那么关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的整章规定（D.12，6）就会与这里所确认的规则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学说汇纂》的这一章恰恰是在标的物所有权因一个误信的原因（exputativacausa）而发生移转时才有适用的余地”。[40]
乍看起来，“误信原因”理论并没有多少特异之处，但是它实际产生的影响力要比这种最初的印象大得多，因为它为无因主义的发展立下了最为重要的一块基石。表面上看，它与前述“清偿原因”似乎并无本质的区别。而实际上，它完全脱离了罗马法上solutio的特定结构，将产生所有权移转效力与否的衡量要素由客观因素向单纯的主观因素发生了重要的转化。在“误信原因”中，“原因”已经开始向“动机”的意义转化，即只要存在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双方动机，即使发生动机错误（作为行动基础的交易关系不存在），交付仍然被认为具有了“正当原因”。于是，一个原本是要因主义的结构，由于对“原因”的偷梁换柱，已经基本演变成了它的相对面-无因主义。在真实的交易关系（如一个买卖关系）不存在而当事人认为它存在并因而交付标的物的情况下，如果法律规则仍然认为标的物所有权发生了移转，那么这个规则体系究竟应被称为无因主义还是要因主义就完全取决于论者对“原因”的界定了：如果将原因定位于真实的交易关系或一项产生移转所有权义务的法律关系，那么显然这是一条无因主义的规则；如果当事人关于存在给付义务的误信亦可被作为导致所有权移转的“原因”，那么它就仍然属于要因主义的范畴。可以说，“误信原因”意义上的“要因”交付理论离萨维尼的抽象物权契约理论已经相去不远了。[41]
注释
[1]我国民法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多包含在对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或范围更广的物权变动问题-的研究之中。这一点似乎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萨维尼恰恰是通过对交付的法律性质的界定（所谓“交付是一个真正的契约”）而提出了物权契约的理论。惟应注意的是，萨维尼是通过对罗马法上的交付制度（及其在后世的发展）的研究“总结”出物权契约理论的，而这种溯源性的研究恐怕也是我国学者相对较为缺乏的。从罗马法的制度出发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一个事例见于陈华彬：《罗马法上的traditio、Stipulatio与近现代私法上无因性概念的形成》，载于《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物权和债权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第60页以下。针对该问题的一个较为系统的研究见于田士永：《物权行为理论研究-以中国法和德国法中所有权变动的比较为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56页以下（“关于意思表示与原因”标题之下）。另可参见孙宪忠：《物权行为理论探源及其意义》，载于《法学研究》1996年第3期。
[2]“traditio”这个拉丁词，亦有翻译为“让渡”者，如黄风在盖尤斯的《法学阶梯》的译本中即采此译法（黄风译：《法学阶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让渡”一词在中文语义中似有仅指权利的移转之意，而如下文所述，罗马法上的“traditio”有时亦指对物事实上管领的移转，因此还是“交付”的译法更为贴切。
[3]例如，在萨维尼的“物权契约”论中，交付当然地具有移转标的物所有权这一要素。有些学者，如彭梵得，虽未直接将罗马法上的交付界定为“物权契约”，但也强调了作出交付之人移转所有权的意思。彭氏在其所著《罗马法教科书》中，将交付定义为：“以放弃对物的所有权并使他人接受这一所有权为目的，根据法律认为足以构成所有权转移之依据的关系而实行的交付或给予”，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9月，第209页。
[4]例如，尤士丁尼《法学阶梯》第3编第14题第3段（i.3.14.3）谓：“……因为，如果某人将物交付（tradit）给疏忽大意的朋友保管，则………”（着重号为笔者所加）。本文所引罗马法原始文献资料，除特有说明者外，均由笔者根据拉丁原文（并参照相关意大利文与英文译本）译出。其中，尤士丁尼《法学阶梯》（以下简写为i）据paulKrueger本，尤士丁尼《学说汇纂》（以下简写为D）据theodormommesen本。
[5]例如，D.41，1，3（盖尤斯，《论日常事务》第2卷）：“我们根据万民法来取得那些通过交付（traditione）而成为我们所有之物……”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基于此，有学者将“交付”直接定义为在主观上包含移转所有权意思的行为。见前注3.
[6]指能够发生所有权移转的“交付”。
[7]首先，罗马法学家们并不喜欢过分的理论抽象，因此，即使在古典时期，从各个具体的交付-尽管正如后文指出的那样，这个术语本身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抽象性了-情形中抽象出移转所有权的意思，也是不可想象的。其次，强调法律行为中“意思”（意志）的因素，是近代西方哲学思潮的产物。罗马法，作为一个古代法的体系，并不具有“唯意志论”的印迹。一个例证是，尽管罗马法承认一定类型的合意性契约（买卖、租赁、委任和合伙），但是从未承认一个以当事人合意为基础的一般契约概念。
[8]有关交付需要具有正当原因的记载最重要的是保罗在D.41，1，31，pr.中的论述：“交付本身从来不移转所有权：它只有与导致其发生的、在先的一个买卖或其他正当原因相结合，才能产生所有权移转的效果”。盖尤斯在其《法学阶梯》2.19、20中也称：“无疑，非要式物可以通过交付而完全归他人所有，只要它是有形的并且因此而可以进行交付。因此，如果我把一件衣服、一块金或者一块银因为买卖或者任何其他原因交付给你，该物就立即变成你的，只要我是所有权人”。关于罗马法是否一律要求原因作为交付基础的问题，见下文。
[9]参见［奥］马·卡泽尔：《论交付的正当原因》，田士永译，载于《中德法学学术论文集》（第1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01页。
[10]笔者认为，中世纪法学中关于“名义”（titulus）加“方式”（modus）的所有权移转模式基本符合罗马法的精神。至于在此模式基础上所作的进一步的理论抽象，包括这一模式的理论，则已经超出了“罗马”的范畴，成为了法学上的创造。有学者认为，德国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胡果（Hugo）就是在其发表的关于名义加取得方式理论的法学论文中提出后来被萨维尼称为“物权合同”的理论的，参见［德］霍。海。雅各布斯：《物权合同存在吗？》，王娜译，载于《中德法学学术论文集》（第1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84页。
[11]持要因说者如maxKaser（Zur‘iustaCausatraditionis’，BULLettinoDeLL‘iStitUtoDiRittoRomano，vol.64，1964.）；Robinevans-JonesandGeoffreyD.maccormack（iustaCausatraditionis，innewperspectivesintheRomanLawofproperty，oxford，1989）；CarloaugustoCannata（traditioCausaleetraditioastratto：unaprecisazioneStorico-Comparatistica，inScrittiinmemoriadiRodolfoSacco）等。持无因论者如pasqualeVoci（StudidiDirittoRomano，padova-Cedam，1985）；matteomarrone（istituzionidiDirittoRomano）等。
[12]值得注意的是，D.41，1，36与D.12，1，18pr之间的差异不仅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兴趣，而且甚至也直接受到了立法者的关注。德国民法典的第一届立法委员会在论证抽象移转主义之时，不仅引述了萨维尼和温特沙伊德的观点，而且也直接以D.41，1，36来支持无因主义。该立法委员会同时也注意到了D.41，1，36与D.12，1，18pr之间的差异。参见Rolfknütel，VenditaetrasferimentodellaproprietànelDirittotedesco，inVenditaetrasferimentodellaproprietànellaprospettivaStorico-Comparatistica，torino，1997，p.167.ss.
[13]这正是盖尤斯在其《法学阶梯》2，84中所确认的规则，该段条文为：“因而，如果某债务人以一笔金钱向未成年人实行了清偿，那么该笔钱款将为该未成年人所有，但该债务人并不因此而摆脱债务，因为未经监护人准可未成年人不能解除任何债。同样，未经监护人准可未成年人不得转让任何物品。但是，如果他已经由该笔钱款受益，但同时又继续提出清偿的要求，则其要求可能因诈欺抗辩而被驳回”。
[14]参见D.46，3，12，4：“即使给付是向一非真实的人做出的，只要本人给予了批准，同样也能使债务人从债务中解脱出来，因为批准等同于委任”。
[15]D.46，3，58pr（乌尔比安，《论告示》，第80卷）：“如果某人善意地向一个为他人管理事务之人为清偿，那么他何时能够摆脱债务呢？尤里安认为，在本人对此予以批准之时，他可以摆脱债务。尤里安还问道，在本人予以同意之前，能否据此［对受领人］提起返还之诉？尤里安解答说，应考察做出清偿时行为人的意思究竟是为了使债务人立刻摆脱债务，还是只有在本人批准之后才使债务人摆脱债务：在前一种情形下，能够立刻对人提起返还之诉，而在本人予以批准之后，该返还之诉则消灭；在后一种情形，只有在本人不予批准时才能提起返还之诉”。需注意的是，乌尔比安在此根本未提及具有物权请求权性质的所有物返还之诉（reivindicatio），而是一直使用表明具有属人性质的诉权condictio这个词。
[16]例如，D.46，3，16（彭波尼，《论告示》，第15卷）：“……因为他认为，如果某人承诺在一定条件下给予一笔金钱，并在认为该条件已成就的情况下给予了金钱，如果后来条件确已成就，则发生清偿的效果，债务人因此而摆脱债务；该笔金钱在此之前已经成为债权人所有这一点并不构成障碍”（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17]参见pasqualeVoci，StudidiDirittoRomano，padova-Cedam，1985，p.57-58.
[18]罗马法上的契约具有典型性，契约的类型是固定的。不属于典型契约的协议（所谓“无名契约”及其他协议）不具有契约的完整效力。关于罗马法契约的类型和典型性的问题，可参见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07页以下。
[19]在此，Datio这个拉丁词有特定的法律内涵，它特指标的物所有权发生移转的情形。参见matteomarrone，istituzionediDirittoRomano，palermo，1999，p.165.
[20]例如，D.41，9，1，2（乌尔比安，《论萨宾》，第31卷）：“……尤里安认为，如果未婚妻在将物交付给未婚夫时，具有在缔结结婚前该物不归属于未婚夫的意思，则不发生取得时效；但是，如果未婚妻显然不具有该意思，则应认为（尤里安也这样说）该物立即为未婚夫所有……”。
[21]在某些情况下，裁判官可能给予做出自己给付的一方当事人以一个事实诉权（以及后来发展出的actiopraescriptisverbis），从而使他能够向对方当事人主张对待给付。这种措施属于裁判官法的范畴，它使该种关系最终纳入到所谓“无名契约”调整的范围。无论如何，不当得利的诉权始终都是这种法律关系的典型救济方式。有学者认为，现代法上在契约关系中一方当事人在对方不履行债务的情况下有权选择要求履行或解除契约的规定（例如意大利民法典第1453条）的根源即在于对无名契约的这两种保护措施。参见matteomarrone，istituzionediDirittoRomano，cit.，p.505.
[22]实际上，论者往往根据自己预先确定的立场而在罗马法文献中各取所需-在实现体系化的过程中删除那些与整体不相符的法源。见费尔根特雷格（Felgentr？ger）对萨维尼的批判，费尔根特雷格：《冯。萨维尼对所有权转让学说的影响》（1927），第45页，转引自［德］霍。海。雅各布斯：《物权合同存在吗？》，同上，第272－273页。
[23]参见pasqualeVoci，StudidiDirittoRomano，cit.，p.61.
[24]判断文献的真伪（包括尤士丁尼的“添加”问题）并力图重现罗马法的真实面貌也是后世法学对罗马法研究的一个基本方法。但是，笔者认为，考虑到罗马法体系本身是一个变动中的、法源具有多元性的、甚至是时常发生自相矛盾的法律体系，所以不应只拘泥于争辩罗马法的“真正”规则为何，而是要从罗马法学家们对规则背后的合理性的表述中去发现法学的真谛。
[25]有关后者，可参见CarloaugustoCannata，traditioCausaleetraditioastratto：unaprecisazioneStorico-Comparatistica，inScrittiinmemoriadiRodolfoSacco，p.158.nota.5.
[26]参见CarloaugustoCannata，traditioCausaleetraditioastratto：unaprecisazioneStorico-Comparatistica，cit.p.157.
[27]这两种意义上的原因很容易发生混淆。有关原因理论，其中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以契约的原因来理解所谓物权变动的原因。例如，有学者在论及法国民法典对于无因主义或要因主义的立场时，引用该法典第1108条（将“适法的原因”作为契约效力的要件）、1131条（“无原因的债、基于错误原因或不法原因的债，不生任何效力”）关于契约原因的条款来作为要因主义的论据。虽然契约原因与物权变动的原因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但是所谓无因性理论或要因性理论当然是针对物权变动的原因而言的。以法律对于契约原因的要求直接作为要因主义的论据，并且对两种原因理论之间的相互关联不加以必要的说明，显然有犯逻辑错误的嫌疑。参见上揭陈华彬文，《罗马法上的traditio、Stipulatio与近现代私法上无因性概念的形成》，第150页。
[28]契约之于原因关系的要求，对不同的所有权移转模式的影响方式表现为：在法国、意大利等采意思主义的立法例下，契约原因与所有权移转的原因基本合而为一了-一方面，任何契约都必须具有原因，另一方面，具有原因的契约本身就能产生所有权移转的效力，交付不是所有权移转的条件，而是其结果，并不负担任何意义上的“原因”职能。在要因主义之下，要么坚持契约对原因的要求，不承认交付本身的契约属性（所谓“名义”加“方式”的移转模式），要么如同瑞士法那样，承认交付的契约属性，但是又使其效力与另一个具有原因的契约关系（如买卖契约）发生关联，并以后者作为前者效力的正当性基础。而无因移转主义则彻底放弃了契约对原因的要求，从而使所谓无因契约、抽象契约成为了可能。需注意的是，萨维尼在论述交付的契约属性时并未从契约原因的角度加以分析，或者换一种说法，他是在采用了一个新的契约观念的前提下做出交付是一个契约这个判断的。
[29]因为，就要式物而言，单纯的交付并不能使受让人取得标的物所有权。要达此所有权变动的效果，必须由当事人完成特定的移转行为-要式买卖或拟诉弃权。
[30]举例来说，在罗马法上，赠与并不被视为一项契约，甚至它并是一个独立的法律行为。其存在的主要价值就是充当其他一些典型的法律行为（如要式买卖、拟诉弃权、要式口约等）的“原因”，参见matteomarrone，istituzionediDirittoRomano，cit.，p.585.
[31]关于罗马法上买卖契约中出卖人不负移转所有权之义务的问题，可参见刘家安：《论出卖他人之物合同的效力》，载于《民商法纵论-江平教授70年华诞祝贺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12月，第424页以下。罗马法文献中的一个典型记载见于D.18，1，25，1（乌尔比安，《论萨宾》，第34卷）：“出卖人并无义务使买受人取得土地的所有权，相反，要式口约的承诺人则有义务使要约人取得土地所有权”。
[32]参见盖尤斯《法学阶梯》3，91.
[33]参见盖尤斯《法学阶梯》3，173、174.
[34]关于solutioperaesetlibram的抽象性（无因性），参见matteomarrone，istituzionediDirittoRomano，cit.，p163.
[35]关于“清偿原因”与“责任解除历史”的相关性的富有创见的理论，参见拉贝尔（Rabel）：《罗马法基础》（第1卷），1915年版，第441页。转引自马。卡泽尔：《论交付的正当原因》，同上，第213页。
[36]参见BertholdKupisch，Causalitàeastrattezza，inLetiziaVacca，Venditaetrasferimentodellaproprietà，cit.p.185-186.
[37]罗马法文献中有许多反映此项规则的记载，例如，D.13，1，18谓：“明知非债而接受金钱者，构成盗窃……”。
[38]参见马·卡泽尔：《交付的正当原因》，同上，第226－228页。
[39]如前文所述，实际上，在罗马法上，此时的“原因”并不体现在dare的义务上，而是反映在当事人完成某个dare义务的合意中-此项义务本身可以并不存在。这样，在这个原因理论支配下的要因主义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之间就不存在必然的冲突。另外，尚有学者认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是在作为抽象行为的solutio之后才出现的：开始时，只要当事人进行了solutio的要式行为（也许也包括其改变后的非要式形态），标的物的所有权就确定地发生了移转，即使事后证明“债务人”并不真正负有dare的义务，他也没有相应的救济手段。非债清偿的不当得利制度（condictioindebiti）恰恰是为了给这种利益失衡的状况提供救济而被发明出来的，因而，两项制度中当然不可能存在根本的冲突，参见BertholdKupisch，Causalitàeastrattezza，cit.p.186.当然，由于这种特定的原因理论仅存在于罗马法上，在现代法上要因主义与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之间的冲突却不能经由类似的解释方法予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