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渊源篇1
论文关键词：文化差异；跨文化交际；交流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讲，从一种语言中，可以了解到另一种文化。“跨文化是指具有两种及其以上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之间的交互作用。“跨文化交际”的英语名称是"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或“cross-culturalcommunication”。它指本族语者与非本族语者之间的交际，也指任何在语言和文化背景方面有差异的人们之间的交际。诗歌的语言是思想的重要表达方式之一，是深厚文化的蕴含，通过诗歌我们可以看出不同语言之间的文化差异。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了解并把握目的语国家的文化、价值观等，有助于消除文化差异导致的交际障碍，保证交际顺利进行。
一、从《西风颂》中看到的地域不同带来的中英文化差异
许多对待人生持乐观态度的中国人，遇到挫折困难时都会引用一段著名诗句以自勉：“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但是，真正知道它出自英国诗人雪莱的《西风颂》（odetothewestwind）的人，估计就不多了；而通过雪莱了解到英国人眼中的西风像什么样子，从而明白他们为什么歌颂西风的人，也许就更少。
不同的民族所处的不同地理位置也给表示自然环境的词汇带来了不同的文化内涵。由于所处的地域不同，相应地就有不同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地理环境的不同会引起文化上的个性和差异，形成一些独特的文化概念。这些文化差异都在诗歌语言中体现出来，对英汉翻译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中国东临大海，西部为高山，所以在中国，“东风”是“春天的风”，“西风”却是凛冽的。而英国的地理环境与中国相反，英国西临大西洋，报告春天消息的却是西风。西风在英国人心中是温暖宜人的。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西风颂》就是对温暖西风的讴歌：“it‘sawarmwind，thewestwind，fullofbird’scries”(那是温暖的风，温暖的西风，伴随着百鸟欢唱)。在交流中中要充分理解这些差异，才能更好地理解西方国家的文化。中国著名诗人南唐后主李煜的名句“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中提到的“东风”与《西风颂》中的西风都代表着冬天的信使，预示着冬天的即将来临，尽管两首诗在氛围、精神等方面上是决然相反的。
二、历史背景差异下的跨文化交流
与地理环境一样，中西文化的历史背景也会反映在语言中。在英语中，与Dutch有关的词语往往带有贬义。如Dutchact(自杀)，Dutchcourage(酒后之勇)，igotmadanditalklikeaDutchLlncle.(我勃然大怒，于是就严厉地训人)，ifitisthefact，i’maDutchman(如果这是事实，我就不是人)。因为在l7世纪初，英国和荷兰曾经激烈交战二十多年，使英国大伤元气，所以英国普通民众对荷兰人恨之入骨。这一历史背景，使英语带有了民族性，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些英文的真正含义了。转贴于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渊源，英国的传统文化渊源当然应追溯到历史久远、灿烂辉煌的古希腊、罗马文明、古希腊、罗马的文化是西方文化的基石，不了解这个文化背景而想直接走进现代的西方语言，就像一个外国人撇开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去学习汉语，只能是一知半解，生吞活剥了。历史文化对语言的影响更是无所不在。了解英汉民族语言中一些文化差异，可以以促进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三、宗教信仰、谚语、典故下的中英文化差异
中西文化的历史渊源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典故的来源不同，也会对英汉翻译造成一定的影响。中国人大多信仰佛教，佛教文化和儒家伦理文化是汉文化的主流。而英美人大多信仰基督教，《圣经》文化以及希腊、罗马神话对英美文化和社会的影响比较深刻久远。如中国人说“菩萨保佑”，西方人则说Godblessyou(上帝保佑你)；中国人说“天知道”，西方人则说Godknows(上帝才知道)。还有不少典故、谚语，如中国的成语典故中有“叶公好龙”、“空城计”、“东施效颦”等，多来自中国古代的文学名着。而西方人会讲He’SaShylock.(他是个守财奴)，apandora‘Sbox(潘多拉之盒)，that’sallGreektome.(我对此一窍不通)。这些西方谚语、典故，都源于莎士比亚作品和希腊罗马神话。在听到这类词语时，在了解中西宗教文化背景前提下，知道其出处，充分理解其深层文化内涵，在交流中就没有理解的障碍了。
四、思维方式、审美情趣方面的不同
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审美情趣的是三大哲学：儒家、道家与佛教，特别是儒家，它们都重视悟性，如孔子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老子强调“‘无’中生‘有’”，庄子强调“得意忘形”以及“‘意’不可‘言传’”。人们讲究融会贯通、和谐自然，注重辩证思维，具有综合、宽泛、不确定的特点，有较大的联想空间和回旋余地。与汉语不同，西方语言的哲学背景是亚里士多德严密的形式逻辑，及后来16到18世纪风行欧洲的理性主义，注重形式逻辑，强调形态的外露及形式的完整，具有明晰、精确、具体的特点。这一差异也充分地反映在英语诗歌的表达方式上，例如：在一些爱情诗歌里，英语诗歌就会直白地表达爱，“love(爱)”这个字可能会反复的出现在一首诗中，这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人看来不是美，甚至有俗的味道，是羞于启齿的，公然在诗歌中赤裸裸地谈这些就更是伤风败俗，难以接受了，更谈不上欣赏其中的美了。中西方在思维方式、审美等方面的差异影响了诗歌的理解与欣赏，没有做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有时甚至于扭曲了诗歌的原意和初衷，形成了文化冲突，阻碍了两国文化的正常交流。这样看来，在品读英语诗歌之前接触一些有关西方国家的思维、审美方式，并与中国的思维、审美方式相比较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了。
英国也像中国一样，有着悠久辉煌的历史背景，有着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其语言-英语正是其文化、历史的积淀，而英语诗歌更是其历史、文化的浓缩。如果真正地读懂了英语诗歌英语背后的文化：地理位置、气候、宗教信仰、文化渊源、语言本身的发展变化历程、思维方式等方面就更应该是非常熟悉，这对于语言的学习与交流非常有益。
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渊源篇2
论文摘要：礼貌原则是人们在社会言语交际中必须遵守的原则。然而中西方文化价值、自我观以及语言间接程度的差异导致了礼貌原则差异的存在，从而影响了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语言与文化密切相关，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在社会言语交际中，必须遵守一条原则——礼貌原则。礼貌是各社会、各群体共有的普遍现象，是人们交际活动的基本准则，是维系人际和谐的工具和手段，是实现人与人之间成功交际的基本条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但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国度有不同的礼貌表达方式，深刻理解中西礼貌原则的差异及其渊源，有利于跨文化交际双方增进文化交流，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保证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
一、中西方礼貌原则概述美国语言学家
grice(1967)提出了著名的言语交际中的会话合作原则(c00pemtivenciple)。他认为在所有的语言交际中，说话人与听话人都有一种默契和合作，使整个谈话过程所说的话符合交谈的目标和方向。其内容体现为合作原则的四准则：量的准则、质的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英国语言学家ijeech于l983年在gce的“合作原则”基础上，提出了另一条语用原则——礼貌原则。“礼貌原则”概括地说就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把不礼貌信念的表达减弱到最低限度。具体包括六条准则：得体准则(1．actma)【im)、慷慨准则(geneiosh蜘m)、赞扬准则(appmhtionma)【im)、谦虚准则(哆ma】【ill1)、一致准则(a脒intma】【iri1)和同情准则(lhymad【ilti)。尽管ijeech提出的礼貌原则的各准则在不同程度上适用于各种文化，但是不同社会间的文化取向、价值观、思维方式不同，所以不同文化对各个准则的选取侧重会有所不同。顾日国先生根据汉语言文化中的礼貌特征，在leech的理论框架基础上于l992年提出汉语礼貌五准则：贬己尊人准则、称呼准则、文雅准则、求同准则和德、言、行准则。
二、英汉礼貌原则对比分析
若将leech的礼貌原则与顾日国的产生在
三、中西礼貌差异的渊源
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双方享有不同的文化系统和礼貌用语系统，由于文化障碍所导致的信息误解，使得交际中经常出现礼貌用语的语用失误。其根源在于不同的文化对于礼貌原则的理解和遵循程度是不同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渊源篇3
【关键词】中西文化差异；词汇；文化内涵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着该语言民族丰富的文化信息，不仅包含着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且蕴含着该民族人民的人生观、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风俗习惯、风土人情等。正如JuriLotman所说：“没有一种语言不是根植于具体的文化之中的；也没有一种文化不是以某种自然语言的结构为中心的。”不同的国家、民族在地理环境、发展历史、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着许多的差异，而这些文化因素的差异往往都会体现在语言之中。在语言诸要素中，词汇最能承载文化信息和反映社会生活。所以通过解读词的文化内涵可以使我们更好的了解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
一、地理环境的差异在词汇中的体现
中西方各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存在很大的差异，造成各国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等方面的明显差异，这些差异在语言中随处可见。例如，中国的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所以中国的河流一般由西北流向东南，所以有“一江春水向东流”、“大江东去”的说法，而在英国及欧洲多数国家，多数河流是由东南向西北流人大海，自然不会有我们这样的说法；美国人常用fromseatosea来表示“全国上下”的意思，这是因为美国东临大西洋，西临太平洋，fromseatosea意味着横跨了整个国家；中国山多地广，陷入困境时是“进退维谷”，而西方岛国人们则常说“beontherocks”。
二、历史背景的差异在词汇中的体现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人是“炎黄子孙”，有令人骄傲的“四大发明”；中国古代战乱纷纷，在生活中留下了许多军事用语，如“烽火连天”、“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万事具备，只欠东风”等；中国人民长期处于封建统治和剥削之下，有“苛政猛于虎”、“八字衙门两边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等民谚。英国历史上长期受教皇和国王统治和压迫，所以有“thekingandpope，thelionandthewolf”和“Kingsgomad，andthepeoplesufferfromit”的说法；拿破仑在waterloo惨败被囚荒岛，英语中便有“tomeetone’swaterloo”来表示遭遇失败等。
三、的差异在词汇中的体现
在西方，宗教是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中极其重要的部分，它渗透到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和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西方人多信仰基督教，感到惊讶时常说“Jesus”，遇到困难、危险时祈求“Godsaveme”，而中国许多人受佛教影响较深，习惯说“菩萨保佑”等；《圣经》在西方影响深远，英语中有许多出自《圣经》的习语典故，如theforbiddenfruit，Juda’Skiss，aspoorasachurchmouse等。儒教、道教、佛教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长期共存，共同对中国文化起作用，“三教”渗透到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其影响也自然反映到语言之中，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临时抱佛脚”“苦海无边”，“乐极生悲”等。“报应”、“许愿”等字眼也是佛经里的用语，而“施舍”则是伊斯兰用语等。由于中西的差异，要求译者要了解两种特定的宗教文化背景，翻译中切不可望文生义。
四、价值观念的差异在词汇中的体现
无论哪个国家的语言在感情上都有爱憎褒贬之分，但表达方式却不尽相同，所以对同一客观事物所反映出的认知和价值观念也会不同。比如“龙”在反映中西文化的差异方面是一个典型。“龙”在汉语中象征着吉祥尊贵，威严和力量。因为“龙”是能呼风唤雨、飞天潜渊的神异动物，后来变成华夏民族图腾的象征意象，被赋予神圣、至尊、吉祥、非凡等各种褒义。汉语中也有大量的关于龙的成语都是褒义，诸如“望子成龙”、“生龙活虎”、“龙腾虎跃”、“龙飞风舞”、“龙凤呈祥”、“藏龙卧虎”等。然而在英美等西方国家人们对龙并没有好感，因为在他们的文化里“dragon”是一种能喷吐烟火、凶残可怕的动物，不仅无端吞食人类和动物，而且制造水火灾害，危及人类生存。它常常代表邪恶，令人感到恐怖。英语中说一个人有点儿像“dragon”，表示此人飞扬跋扈，令人讨厌。中国有着尊老敬老的优良传统，“老王”、“老李”一类的称呼透着亲切和友好，“王老”、“李老”则更是对德高望重者的最佳称谓，而西方人怕老，认为“老而无用”，一句“pleasesithere.Youareold.”会令对方感到不快和被冒犯。由此看来，要做好翻译工作，熟悉两种语言的文化背景，了解不同民族在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的差异是非常重要的.
五、文化心理的差异在词汇中的体现
在不同的文化中，人们有着不同的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并影响着语言的形成和使用。中西文化心理的差异在词汇中有着生动的体现。在汉文化历史上，“黄色”至为尊贵，是皇权的象征。几千年来封建帝王一直是黄袍加身，黄色几乎成了历代帝王专用的色彩。198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访华时特地订做了一套黄色礼服，就是为了表示入乡随俗的心愿。但在英美特别是在信奉基督教的国度里，yellow并非人们所崇尚的色彩，而喻指“胆怯”、“嫉妒”，因为yellow是犹大背叛耶酥时所穿衣服的颜色。现代汉语中，“黄色”象征腐化堕落，特指色情，以至于人们一看到“yellowbook”和“yellowpress”便联想到“扫黄打非”。实际上，“yellowbook”指“法国等国家政府发表的报告书”，以黄纸为封面，是黄皮书，而不是黄色书籍。“yellowpress”指“哗众取宠的报刊”，而“yellowpages”则指分类电话簿，与汉文化中“黄色”的联想意义有天壤之别。类似的词还有很多，它们和yellow一样，词义的引申取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深层的文化心理因素。
六、文化渊源的差异在词汇中的体现
英汉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渊源不同，词汇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也迥然不同。例如“figleaves”的字面意义是“无花果树叶”，喻指“遮羞之叶”。追根溯源，“figleaves”的喻意源自《圣经・创世说》第三章第七节：“他们（亚当和夏娃）两人的眼睛明亮了，才知道自己赤身，便编制无花果树叶来遮掩下体。”西方特别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绘画和雕塑中，一些人物的身上会有一小片树叶遮盖下体。这种专门用以遮羞的叶子，正是“无花果树叶”。由此“figleafdiplomacy”进一步引申为“维持体面的外交之策”。因此我们要把词汇放在上下文语境中进行理解和诠释，剖析其文化喻义，挖掘其文化内涵，把握文化差异，拓宽文化视野。否则，如果“只学习语言材料，不了解文化背景，犹如只抓住了外壳而不领悟其精神”（胡文仲，1995），也就没有真正领悟词汇的文化内涵。
综上所述，语言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并为他们服务的，其词汇必然要反映该民族的社会现实，受该民族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语言心理、行为规范、道德价值，政治观念和文化传统所制约，因此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而语言中的词汇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词的文化内涵难以穷尽，并有着深刻的语言内外因素，我们在理解和翻译时要注意理解和挖掘词汇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提高对文化差异的敏锐性、领悟能力和驾驭词汇进行交际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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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渊源篇4
关键词：解构主义关雎译者主体性创造性翻译
一、引言
《诗经》是我国诗歌发展的源头，其不同的翻译版本多达十余种，影响力早已超越国界。而《关雎》作为《诗经》的首篇，历来是中外学者诠释、翻译及研究的对象之一。本文选取了英国著名汉学家阿连壁、美国意象派诗歌代表人庞德以及中国著名翻译家许渊冲所译的《关雎》英译本，从解构主义的视角进行探讨，旨在拓宽《诗经》英译的研究思路，探析用解构主义解读文本和译作。
二、解构主义翻译观
传统的翻译理论认为，原作者是原文的主体，具有主宰作品文本意义的最高权威。作为文本思想和言语的创造者，作者可以任意处置文本;而译者却必须严格按照原作，精确地传递作者的意思。著名英国翻译理论家德莱顿就曾把译者比作“奴隶”，只能在别人的庄园劳动，酿出来的葡萄酒却归主人所有。与德莱顿同时期的翻译评论家于埃也认为，译者应紧扣原文，尽可能的还原原作的意义与风格。
翻译解构主义派随文学解构主义的兴起而诞生。他们对作者的权威性提出了质疑。罗兰・巴尔特在解读读者与文本的关系及分析文本意义时，明确宣称“作者死了！”。他认为，文本的意思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与文本相接触的产物，而非作品本身所固有，或是高高在上的作者放在文本中的。[1]即便作者可以对自己的作品做出解释，读者也可以完全以文本为准，不考虑作者的诠释。在解构主义中，读者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阐释权。同样的，译者作为外语文本的读者也获得了极大的自。译者的角色由原来的“奴隶”变成了与作者平起平坐的创作主体。
德里达在研读了德国哲学家和翻译理论家本杰明的《译者的任务》后指出，译文赋予了原作新的生命。德里达在《哲学的边缘》中杜撰了“延异（differance）”一词。“延异”有两层含义：一为区分、差异（todiffer），指的是空间模仿;二为延搁、推迟（todelay），指的是时间概念。[2]符号在空间上总为其他符号所限定，在时间上也总是搁延所指的在场，因此，其意义是无法确定且恒定下来的。读者只能顺着“踪迹（trace）”，在上下文中暂时确定符号的意义。然而随着空间的差异和时间的延搁，意义的解读又会出现多种可能性。一旦符号的意义不能最终确定，原文的意义也不可能固定不变。因此，不同的读者有着自己对原作独特的理解。在翻译过程中，译文绝不可能一成不变地传达原作的意思。译者也势必会有意无意地加入自己的主观理解。通过这些译者创造性的阐释，译文获得了超越原作的新的意义，从而原作得以不断成长、获得新生。德里达认为，译者的使命就是要为语言的生存与生命的延续而奋斗。
三、《关雎》英译本研究
自古以来对《关雎》的阐释就存在着较多的分歧。就其题旨而言，学者们就有6种不同的观点。其中“美后妃之德说和乐得淑女以配君子说”、“贵族祝婚歌说”、“恋诗说”较为多见。林明德将《关雎》分为“传统的关雎”和“现代的关雎”两种。持“传统的关雎”理解观的诠释家认为《关雎》的主旨是“后妃之德”或“乐得淑女以配君子”。而现当代的学者比较推行的是“恋诗说”，他们强调“就诗论诗”地去领受诗境的美感[3]。
诗歌短小精悍，更没有人称、时态的束缚，从而也给后世读者驰骋想象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因此，也造就了该诗英译文的多个版本。从解构主义翻译观的角度看，各版本的译作都是译者对原作的解读，是原作生命的延续。本文选取的译作分别出自英国著名汉学家阿连壁[4]、美国意象派诗歌代表人庞德[5]以及中国著名翻译家许渊冲[6]。三位译者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对原作的翻译也就各有千秋，笔者将从诗歌形式和字义训诂这两方面对这三个版本的译文进行研究比较。
（一）诗歌形式
《关雎》为先秦时代汉族民歌。诗的格调纯净清新，句式整齐短促，节奏和谐明快。诗中多用叠韵双声连绵字，增强诗歌音调的和谐美。然而，由于中西方诗歌的差异，要完全保留《关雎》的形式对译者而言也是一件极具挑战的事。本文选取的三种译文在形式上，并没有完全遵循原文的格式及韵律。
在韵律上，阿连壁的译作押“aabb”式的韵脚。他在理解和翻译上较为自由，译文几乎很难看见原文的痕迹。与其说他是在翻译《关雎》，不如说他是在对原文进行改写和重组。阿连壁的译作主要是着眼于英国人的鉴赏。“他总是从诗歌的意义出发，在意义确定后，重新用英语诗歌的形式进行改写”。[7]他的译文中有多处增添和删减。不仅在诗歌章节上很难和原文对应，章节中诗句的顺序也做了较大的调整。如原文中“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d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这三个反复吟唱的章节也被译者创造性地缩减成一段，以适应英诗的风格形式。
《关雎》对于20世纪不熟悉汉学的西方读者而言，它带来的感受是非常遥远陌生的。解构主义翻译观认为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译者应最大限度地再现原语言的特点和文化色彩，保留原语的“异质”成分。庞德在翻译时，便刻意保留了中西文化的距离感。如将“在河之洲”中的“河”译为“Ho”，用罗马拼音将读者带入中国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度，彰显中西语言及文化的“异质”因素。在诗歌形式上，庞德也展示了他的创造力：用自由体将原诗的五节译成了三节;借雎鸠之口发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感叹。
在诗歌音韵方面，庞德注重表现原诗双声叠韵词和叠字的音韵美。如用押头韵的“reedagainstreed”对应“参差（声母C）荇菜”、“toseandturn”对应“辗转（韵母an）反侧”，传达求之不得时的急切、焦躁[8];将“关关”译为“Hid！Hid！”，两个单音节词的连用，不仅体现了鸟鸣声的短促，其暗含意“隐藏（hide）”也传达了“关”在汉语中的引申义“隐匿”，突显“淑女”形象幽深隐秘的特点。
许渊冲在翻译时没有放弃原诗的韵脚，坚持以诗译诗。译作每句由四至六个词构成，句尾“pair”、“cooing”、“fair”、“wooing”，采用了“abab”交叉式的韵脚。用他自己“意美、形美、音美”的翻译标准来衡量，译作大体对仗工整，节奏较为明快，用韵的音律美也有助于产生与原诗相似的效果。相较前两篇译文，许渊冲的译作最为忠实。不过在细节处理上，他也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了创造。如将“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译为“Hisyearninggrowssostrong，/Hecannotfallasleep，/Buttossesallnightlong，/Sodeepinlove，sodeep”。原文借“求之不得”的绵绵愁思，翻来覆去难以入眠的画面来传达“君子”的情思。译文中并没有直接表明“求之不得”这一结果，而是进行了弱化处理，通过“cannotfallasleep”和“tossesallnightlong”为读者预留想象空间，诱导读者得出“求之不得”这一结论，而最后一句“Sodeepinlove，sodeep”再次凸显情思之深、忧思之长。
在叙事人称上，由于原诗并没有出现人称，所以究竟是以第一人称进行叙述，还是第三人称，并无定论。在翻译时人称的显化也给译者进行发挥提供了空间。在这三篇译作中，阿连壁以第一人称作为叙述视角。他对《关雎》题旨的阐释与前文提到的“传统的关雎”较为相符。传统的阐释以贺婚歌为主，叙述者便为咏唱者，使用第一人称。庞德与许渊冲则认为诗歌传达的是青年对女子的爱慕与追求，以第三人称为叙述视角。尽管两人同样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叙述视角，但对译文主角“青年”却有着不一样的认识。相较庞德译文中将“青年”理解为贵族男女，许渊冲则指的是普通青年男女。
（二）字义训诂
三位译者除了在诗歌形式上，根据各自的对作品的理解，采取了不同甚至相差甚远的处理方式。在翻译某些特定词汇时，也展现了他们对这些词义的多元化解读。
“君子”一词在现代，泛指“才德出众的人”或是“对统治者和贵族男子的通称”。然而词的意义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随着空间的区分和时间的搁延，对于意义的解读又会出现多种可能性。在诗经时代，“君子”不仅可以指王侯贵族，也可以是对一般男子的美称。该词意义的不确定性，造就了多种版本的译文。阿连壁、庞德、许渊冲认为该词的指称对象分别为“周文王”、“君主/王子”、“普通青年”。阿连壁在标题中明确表明“Kingwen’sepithalamium”，是为文王婚礼而作，译文中用了较为笼统的“prince”。同样，庞德用了“prince”一词，但并未明确指出其身份，只是泛指贵族男子。许渊冲将《关雎》解读为青年男女间的恋诗。“君子”一词也自然采用了“ayoungman”这一译法。
再者是“窈窕淑女”的形象刻画。原文中被反复吟唱的“窈窕淑女”，在三种译文中也各具特色，并且出现次数也从原来的4次被删减到2次。对淑女的描述，三位译者的侧重各不相同。阿连壁的选词“modestandvirtuousbride”、“graciousair”、“modestmind”及“ladyfair”侧重对“淑女”高尚美德的赞颂。许渊冲在人物塑造上，选用了“agoodmaidenfair”和“sweetandslender”，着重突显女子的美貌。不过，也有学者指出“maiden”一词在英诗指“处女”，含有“贞洁”之意。所以“agoodmaidenfair”短短四个词，既包含了外在的貌美，也体现了内在的德行[9]。庞德的译法是三人中最具创造力的。庞德仅用了两个词――dark和clear。他用“Darkandclear/Darkandclear”来体现“窈”和“窕”的“深远”之意。在第二节中，又用“clearasthestream”修饰“modesty”，用“darkboughs”形容她的“secrecy”。“dark”和“clear”分别暗含“隐秘、寡言”、“宁静、洁白无瑕”之意，简单明了，体现出女子的幽远娴静、洁身自好，又带有一丝神秘色彩。
此外，三位译者在“参差荇菜”的英译处理上也体现了解构主义的“延异”和“译者主体性”的思想。“参差”意为“长短、高低、大小不齐”，在古汉语中，它还有“多姿”之意。阿连壁取“多姿”意，译为“theysentmetogathercresses，whichlie/andswayonthestream”，水芹在溪面上飘摇，展现了荇菜的多姿之态。庞德译文中的荇菜高挑、纤细，而又茂密（reedagainstreed/tallonslight），随着溪水左右摇摆（asthestreammovesleftandright），在水面上投下忽明忽暗的倒影，烘托出梦幻般的氛围。水芹或高或低，随溪水或左或右摇曳（waterflowsleftandright，/ofcresslonghere，shortthere），是许渊冲对“参差荇菜”的解读。在他的译文中，荇菜高低错落、摇曳生姿，同时涵盖了“参差”古今两个意义。
四、结语
基于解构主义翻译观，本文从诗歌形式和字义训诂这两方面对《关雎》三个版本的译文进行了解读。面对同一首诗，阿连壁、庞德、许渊冲采用了不同甚至相差甚远的形式，对意义的解读也存在着较多差异。从解构主义的视角来看，这些差异都是极其正常的。翻译过程中，译者既是读者，又是作者。作为读者，由于符合意义的“延异”，对同一作品的解读可以千差万别。而作为翻译的主体，不同的译者也会对同一个作品的内容、风格等产生各自的理解，从而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因此，译文传达的其实是译者在对原作进行解读后，根据自己的体会重新表达的内容和情感。尽管大多数情况下，就译者主观而言以为是原作的，但这些解释与原作的内容必然会有一定的差距。当然，也正是译者的主体性的发挥，才创造了如今丰富多彩的英译本，使得《关雎》的生命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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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渊源篇5
论文摘要：企业文化这一概念来自西方，企业文化的内容却形成于东方，企业文化理论的提出又使得西方管理理论得以更新。探究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我们就不难理解西方企业文化之间存在的诸多不同，从而也就有利于我们国家从自身国情出发，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
?
?前言?
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有远见的学者就已经看到社会轴心正逐步由政治、经济转向文化。文化越来越成为社会财富的源泉，成为社会组织经营和管理的有效工具。而作为专门研究文化现象的学科即文化学，也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出现也不过只有一百五六十年的历史。?
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都与本民族的、历史的背景密切相联系。企业文化作为众多文化现象之一，它的形成和发展也必然来源于民族传统文化，同时也是各民族不同传统文化的反映。正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威斯勒在《人与文化》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各个地区的文化具有不同的历史渊源，由于文化特色存在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类型和文化区域。企业在一定的文化类型和文化差异中从事生产经营活动，长期受到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不能不深深打上这种文化特色的印记，形成与该文化类型和文化区域相适应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企业文化。?
东西方企业文化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大企业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处于西方基督教文化圈的美国和处于东亚儒教文化圈的日本。它们两国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早就了性格迥异的企业文化。?
1东西方文明的差异?
1.1民族心理的差异?
民族心理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思维方式、民族性格、情感、爱好、习惯等精神因素的总和。东方文明注重综合，整体思维比较发达，但具有直观性和朴素性的时代局限性，细节容易被忽略。而西方文明注重分析，还原论和原子论的方法发达，分析的精密达到了十分深入的地步，但是具有形而上学机械的时代局限性，整体容易被忽略。东方文明注重和谐、同一，西方文明强调个体、对立。东方文明重系统、综合、内倾，西方文明重个体、分析和外倾。?
1.2地理文化的差异?
日本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多发地带，经常出现火山爆发、地震、海啸、台风的自然灾害，这使得日本人形成了一种能处变不惊的良好心态。日本国土狭窄，可耕地只有十分之一，自然资源缺乏，国内市场狭小，经济发展的自然条件十分不利，这就使得日本国民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促使日本人不能固守本土而生存，而必须学习外来文化，包括科学技术和管理等，这也是日本国民教育的宗旨之一。?
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它的文化根基本来就很浅，但正是这样就使得美国文化中缺少思想的禁锢和僵化的传统。美国幅员辽阔，人口较少，由于人口密度小，具备多次改变居住地的条件，多数美国人平均三到四年就迁徙一次。因此，美国人养成了喜欢多变的性格。另外美国有着丰富的经济资源和矿产资源，给美国人择业和创业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使得美国人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求得生存。?
1.3文化渊源的差异?
日本在整个弥生文化时期都是以农耕文明为积淀的国家，被界定在中国文化圈内。但是四世纪末，外来民族带来的游牧文明的闯入打破了这一局面。来自东北亚的骑猎民族进入日本，建立了所谓的“征服王朝”，形成了日本二元性的国家结构。农耕文明所具有的和平、内倾等特征与游牧文明的战斗、外倾等特征并存又形成了日本文化的双重渊源。双重的文明渊源既造就了日本人的农耕文明的“柔性”，又造就了游牧文明的“刚性”。正如美国作家本尼迪克特所认为的：“菊花和大刀，是日本文化的象征。”说日本人是具有矛盾的国民性的民族，既喜欢菊花又崇拜大刀，既老实又狡猾。这种双重文明的社会结构也使得日本易于接受变革，这对日本文化以及属于亚文化的企业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现在的美国人大部分是当年移民的后裔，所以美国文化传统是当时最先进的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文化。美国在整个移民过程中文化的整合，是以先进的欧洲文化对其他外来民族、外来文化的“熔炼”过程。可以说，美国人在建国伊始就站在一个相当高的文化起点上，而美国对欧洲传统的继承是一种高度选择后的继承，美国人吸收了欧洲文明的精华，而又摆脱了欧洲古老的制度束缚，这使得美国文化的发展一开始就具备了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从旧大陆到新大陆的移民运动到十九世纪的西进运动，美国人都曾与恶劣的环境进行了十分艰苦的抗争。
2东西方企业文化的差异?
上世纪八十年代，很多西方学者试图突破传统观念，对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做出更为深刻和合理的分析，提出了一种新的企业管理理论——企业文化理论，这也是西方管理理论在上世纪的最大突破。于是，西方管理理论经历了科学管理思想、行为科学管理理论和企业文化管理理论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管理思想的特点是强调科学和制度管理，企业文化管理作为新兴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哲学，是将科学的制度管理同尊重人的主体及价值相统一基础上的人本管理。西方学者的众多研究表明，成功企业与失败企业之间真正的区别在于：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人的最大能力和天赋，如何帮助人们找到共同的奋斗目标，如何在外部环境与企业内部条件的千变万化中把共同目标一直继承下去。也就是说，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企业文化。?
被称为“蓝色巨人”的iBm公司在1990年盈利达60多亿美元的情况下，1991年一年就亏损了将近30亿美元，1992年亏损达50亿美元，1993年亏损居然高达80亿美元。然而，LouGerstner1993年接管公司后，对公司进行了全面整顿和改革，公司1994年便扭亏为盈，2001年便跻身于全球500强并居于前10名。LouGerstner对公司进行改革除了对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外，主要在企业文化塑造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得力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2.1东西方企业行为文化差异?
企业的行为文化主要表现在企业领导的行为和员工的行为两个方面。在企业行为文化方面，东西方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在决策方式上，日本企业大都采用自上而下并充分听取职工意见的集体会议制。美国企业则大多采用强硬的个人主义的领导方式。?
在员工行为方面，由于日本采用长期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因此企业凝聚力很强，对企业也有很强的归属感，愿意维护企业的利益和声誉。而美国企业员工普遍对本企业的归属感差，一旦有了更好的就业机会，他们会毫不犹豫地跳槽，以寻求更好的发挥才能的机会。因此美国员工的责任心一般比较差，不如日本员工有工作积极性。?
2.2东西方企业制度文化的差异?
上世纪的企业文化理论的研究非常重视对企业管理模式的研究。美国学者pascak和athos在《日本管理艺术》一书中提出了美国企业管理模式和日本企业管理模式的问题。他们认为，美国管理模式注重的是3个硬性的S指标，即：战略Strategy、结构Structure和制度System。而日本企业成功的秘诀则是在3S管理模式上增加了4个软性的S指标，即：技能Skill、最高目标SupremeGoal、员工Staff和风格Style。?
在选择和利用人力资源制度方面，美国以短期雇用方式为主，始终保持着50%左右的职工补缺率。在提升制度上，美国的做法是，只要认为某人具备某项能力，或者在某项工作中做出了成绩，就给予迅速的提升，把他提拔到相应的位置上，而不考虑这一举动对其他人的心理影响方面。其干部提升路线也是走的专业化经营道路。而日本企业在干部提升制度上采取缓慢的升级和评价制度，职工晋升采用员工序列制。日本员工享受终身雇佣制与年功序列一方面造就了员工在企业内的凝聚力和责任感，两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员工的依赖性。?
2.3东西方企业精神文化差异?
精神文化是企业文化最核心的层次，是一个企业文化的灵魂。日本企业一直是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的典型，企业文化管理的实践也是从日本企业开始的。日本企业文化主要受到本国武士精神和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所以，日本企业文化主要是内部团队、社团精神和创新精神。?
在企业的价值取向方面，日本在企业内部提倡团结和团队精神。企业上至最高领导，下至基层员工，都以公司的目标为奋斗方向，形成了企业内部家族式的归属感和亲和力，通过全体员工的共同参与更能够激发员工的智慧和力量。日本几乎所有大企业都充满了集体主义协作精神和精诚团结的气氛。日本企业认为个人贡献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集体的团结合作，集体的合力远远大于个人的力量简单相加。?
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渊源篇6
【关键词】爱人如己；儒家；基督教
儒家与基督教思想是东西方文化的瑰宝。儒家思想的核心
是“仁爱”，并由“仁者爱人”推及到“由己及人”和“爱人如己”；基督教思想的精华是“爱上帝”和“爱人如己”。儒家与基督教的“爱人如己”思想是否相同？本文从多角度探讨二者之间的异同，旨在为中西方比较文学研究提供参考。
一、儒家“仁爱”思想的内涵与演进
“爱人如己”是儒家“仁爱”思想的重要体现，儒家思想通过对“仁爱”的演进从而实现社会的政治理想。
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是“仁爱”，对于“仁爱”儒家经典有如下解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第十二》）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爱人”是“仁爱”的基本内涵，即人与人之间要彼此相爱，这一结论已成为对“仁爱”的经典解释。
“仁爱”后来演进为“爱人如己”而成为一种“泛爱”。“泛爱众，而亲人”。（《论语・学而第一》）“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第十二》）这些不仅提出要爱自己的亲人，也推演出“由己及人”与“爱人如己”。因此“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篇》）仁由亲及仁，“爱人如己”已超越了亲情与血脉，成为理想化的博爱。
在己与人的关系上，“爱人如己”对自身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第六》）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第十二》）强调只要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将心比心，以身为度，和谐相处，就可以达到“仁爱”的新境界。
“仁爱”所演进的范围已经不仅局限于“亲亲”的原则，而超越了家族、国的界限，进一步推向天下和万民，使“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至此，“仁者爱人”已突破了宗子之爱，血缘之亲，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追求的道德规范。
二、基督教“爱人如己”的渊源和表现
基督教被称为“爱的宗教”，耶稣思想的核心也是“爱”，基督教教义的核心是“爱上帝”与“爱人如己”。
耶稣“爱”的诫命有两条，第一条戒律为“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条戒律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之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约翰福音》）耶稣要求信徒像他爱世人一样彼此相爱，从而形成了早期基督教“爱”的思想。
这种“爱”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同上帝相联系的爱。基督教信徒认为上帝注视着世间的每一个人。“他是你们的创造主，是你们的父亲。”（《旧约・申命记》）“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作的，都是慈爱。”（《旧约・新篇》）上帝是爱着每一个人，因此，每一个人也要向上帝表达自己的爱，这种爱是对上帝的绝对信仰。
另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即博爱。上帝发出了“爱人如己”的诫命，要求人们要向上帝爱自己一样去爱每一个人。这里的人包括亲朋、邻居，也包括陌生人、异族人与敌人，即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耶稣用对人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做一个全面的人。上帝要求“不可报仇，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对待异族人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且要爱他如己。”这种爱在伦理上超越了亲情、民族与国界。对人格规范更高，对内心要求更严，是一种难以迄及的境界。
三、二者相异之源
基督教与儒教“爱人如己”思想是相异的，其主要原因在于两者文化渊源与追求的终极目标不同。
基督教根据原罪的教义和人性卑微的观点，认为人生而有罪。人单靠自己的努力是达不到“天国”理想的。人若单靠自己，只能从罪恶到罪恶，从卑微到卑微，根本无法到达天堂。而耶稣的“爱”是一种“救赎”，他普照众世，普爱所有人，因此，人必须求助于神，必须由神以一种“恩赐”，从“上面”实行拯救，在“前面”进行引导，实施博爱。全体信徒要像上帝爱世人一般彼此相爱，爱人如己，而是人的灵魂最终靠近或进入天国。
儒家的“爱人观”是基于“人性善”的文化渊源。既然人性为善，人就有可能实现普遍的“仁爱”。“仁爱”是君子所倡导和追求的德行，儒家的爱，是人自身对于“仁”的追求。人性的善决定了普遍施行“仁爱”的可能，“爱人如己”也在这一过程中转化为现实。儒家对神的冷淡疏远就是肯定人有足够的能力，通过自身努力，就能实现理想。
基督教的“爱人如己”具有超越性，基督教要求信徒从“爱上帝”到“爱人如己”，众生要向天父一样普洒阳光，普爱所有人，要做一个全面的人。
儒家学说是一种理性的处事规范，儒家思想把外在参照物变成了衡量自我的标准，成为君子而变为一代代国人的不懈追求。
四、两者的相同之处
基督教与儒家“爱人如己”思想的相同之处主要体现为强烈的自律精神与社会功用价值的实现。“爱人如己”就是把对别人履行的义务和责任看成对待自己。基督教指出：“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体现了自我对他人付出的期待，从别人对自我的确认来实现自我与他人权力和义务的共融。“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体现了自我与他人所做出的共同标准，并以此而作为自我义务。
儒家以“爱人”释“仁”，它把形式上的“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之礼转换为将心比心的沟通与体验，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把“人”与“己”看作一体的感情，实现人与人的尊重以及对自我约束和自律。
“爱人如己”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成相互的，彼此都应承担相应的道德义务和责任，从而实现和谐，因此二者在思想上都体现出一种强烈的自律精神。
“爱人如己”是人人所向往的社会理想。这种理想，在基督教那里就是“公平要住在旷野，公义要住在肥田，公义的效果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我的百姓必住的平安居所。”（《弥赛亚书》）的弥赛亚时代；在儒家思想就是礼记所描述的“大同”世界。基督教所追求的从公义无罪的天国图景和儒家学说认为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所能达到的大同社会，这种理想是人们向往，社会力图构建的景象。从最深层意义上说，两者都具有终极的社会功用价值。
儒家与基督教的“爱人如己”思想有着深刻的思想体系和文化内涵。两者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在源头上影响东西文化，形成东西方大致相同的文学母题与流彩纷呈的多彩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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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渊源篇7
关键词:中国古诗词汉译英翻译策略文化因素
汉语诗歌作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朵奇葩,越来越受到其他民族的喜爱,甚至对西方诗坛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中国古诗词翻译中,在翻译策略上如何在归化与异化、意译与直译中作出适当的选择,使原文保持语料的原汁原味的同时,增加其可接受性及审美性,是古诗词翻译必须注意的问题。
归化是采用民族中心主义态度,是外语文本符合译语的文化价值观,把原作者带入译语文化。巴尔胡达罗夫曾把意译看成是“层次偏高的翻译”。意译的使用体现出不同语言民族在生态文化、语言文化、宗教文化、物质文化和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差异性,意译更能够体现出本民族的语言特征。因此,在采用意译的方法来翻译中国古典诗歌时,应该充分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不为原文所包含特有的文化意象、文体、韵脚等因素的桎梏,最大程度地降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用富含译语文化特色的词来表达原文的丰富内涵,增加其可接受性和审美性。
以唐代诗人杜牧的《秋夕》为例,诗歌中的名句“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在翻译上就遇到了困境。“织女星”和“牵牛星”虽在英语中有直接对应的词汇“Vega”和“altair”,但却无法包含中国传统文化所赋予它们的独特的意象和联想,相反在西方文化中“Vega”一词还另有寓意,表示“夏日中的女王”。因此如若直译,不仅会让西方读者引起误解,而且使原作中韵味大打折扣。许渊冲则另辟蹊径,采用意译的手法成功地化解了这一矛盾,译文如下:
thestepsseemsteepedinwaterwhencoldgrowsthenight,Shelieswatchingheart-brokenstarsshedtearsintheskies.
译者巧妙地回避了牵牛织女星这一带有过强民族色彩的意象词汇,转而使用“heart-broken”一词取而代之,形象生动地刻画出宫女孤凄悲凉的命运,他的译文也更易为西方读者领会。
所谓“异化”翻译,亦指以源语文化为中心,译文保留源语文化的异域性(foreignness)色彩,保留源语与译语的语言文化差异。Venuti把异化翻译法归因于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Schleiermacher的翻译论说“译者尽量不惊动原作者,让读者向他靠近”,其作用是“把外国文本中的语言文化差异注入目的语之中,把读者送到国外去”。
针对中国古典诗歌而言,异化的翻译不仅可以保留原作品的原汁原味,对译文读者而言,还能从国外文学译作中读到新奇、陌生的东西或许更能满足他们的好奇心,获得一种精神上的享受乃至思想上的启迪。
金昌绪的《春怨》中的名句“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在翻译时就需多加斟酌。诗中“辽西”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文化意象,既指丈夫,又指边疆,是全诗的中心意象。因此,译者处理好这一意象是译好本诗的关键。Fletcher译为:
theirwarblingbrokethedreamwherein
myloversmiledtome.
译文中,“辽西”被译成了“whereinmyloversmiledtome”。该意译虽巧妙地绕过了“辽西”这一民族独特的文化意向,但却使全诗的中心意象已荡然无存,读者无法看出唐代连年战争和不合理的兵役制度给妇女带来了痛苦。相反,译文在意境上增添了一层风花雪月的色彩,可谓“形”“神”两失。这是因为译者不谙中国地名文化,没有进行形象思维,不能再现原诗的意象,未能体会原诗的意境。
许渊冲则对该诗句进行了意向对等处理,译为:
Fromdreamingofmydear
Faroffonthefrontier
在这个版本中,“辽西”这个寓意深刻的中国文化意象由英语意象“thefrontier”代替了。这样,不仅原诗的意象和意境在译作中得到了再现,而且降低了英语读者理解上的困难。辽西自古就是就是边境重镇,此处翻译成“frontier”,无疑是在深刻了解中国历史文化背景后直译的表现。
在中国古诗歌的翻译中,采用直译和意译,主要不决定于个人爱好和主观愿望,而决定于翻译活动的客观条件和客观要求。如能兼用两种表达方式,使之圆满调和,就可以忠实地传译出原作的内容和风格,而又不违反译文语言的全民规范。
参考文献:
[1]蔡新乐,郁东占.文学翻译的释义学原理.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2]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渊源篇8
2001年，在第十届运动心理学大会上首次提出了“东西交融—运动心理学的本土化与跨文化解析”［2］。足可见，运动心理学的跨文化研究已经引起世界的重视，并在全球引起强烈的反响与共鸣。全球化进程的跨步前进，不同文明间交流的加深，这种迅速而巨大的浪潮无时无刻不在侵袭我们的生活，突破疆界实行跨文化元素的流动，并频繁的穿梭于异文化间。
1．1异文化存在的渊源
文化间的差异性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不同的自然环境产生不同的物质生产方式，而建立在物质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社会形态也不尽相同。植根于五千多年的“和”文化，异于西方“个人”主义的文化。在传统文化中，我们所建立的信仰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截然不同与西方对“自由”“平等”“博爱”的信仰。我们在这种传统文化中所建立的关系，正如费孝通［3］（2005）先生所言，我们所建立的人际关系所形成的社会格局都是以“己”为中心，通过与“己”有关的家人、朋友、陌生人等呈现出一种差序格局的由远及近的社会关系；也正如梁漱溟［4］（1990）所言，中国人似不为己而存在，而在遥远的西方恰恰相反。
1．2东西方心理学存异的根源
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度，其形成的心理特质是几千年历史的结晶。因此，其心理和行为无不带有民族的烙印；如对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我们在移植西方心理学的内容时，很少有“排异”反应，因为这部分研究大多是在解决人类的共性问题。但在研究社会领域的问题时，如运动动机，人际交往，主观幸福感及自尊方面等高级的心理学内容时，却出现了很强的“排异”反应。可见，中国在研究社会心理学领域的课题，可谓“土壤肥沃”，为世界心理学的发展提供“生存的土壤”和“生存的空间”；而在自然科学领域（如实验心理学）却“土壤贫瘠”。正因为东西方研究各有不同，才存在互取其精华之要义。西方国家一向有重视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传统。从研究的内容上看，西方国家倾向于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如认知领域———感觉，知觉，记忆，思维等的研究，习惯用推理实验的方法来认识体育现象；而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东方阵营则倾向于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如中国人独特的人情观、面子观等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西方人一贯重视实验探究来说明某一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实验心理学在西方一直占据主流地位的根源所在，而在中国则推崇身心感受，感悟的方法来探讨心理学的相关问题。Berger［5］探析了大学生在运动心理方面的文化差异，在调查的中美大学生参与体育锻炼过程中的原因、运动愉、锻炼的自我效能感三个方面，锻炼原因及产生的愉没有差异，而在自我效能感方面，美国远远超过中国。究其原因两者主要是历史文化底蕴的不同，以及建立在物质形态上所形成的社会价值观也大相径庭。
2心理学的矿藏———异文化
文化资源是含金量极高的绿色矿藏，对其可以进行多次、多角度地开发直至深度开发，在开发的过程中，既要突出其差异性，独特性，也要覆盖到文化传统继承与文化认同的关联性，均衡性及可持续性。
2．1尊重差异———增强本土文化维持并适度发展
这种差异，才是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源泉，但在全球化浪潮中如何保持差异才是值得我们审视的问题。从奥运会的大放溢彩到nBa的职业化路径，这种悄无声息的文化渗透，已堂而皇之地挤进我们的生活，并在中国市场迅速占得一席之地。在选择休闲活动内容方面，尼日利亚的ikulayo［6］指出，当地的人都热衷于哈曼式崖爬藤、传统式摔跤、传统舞蹈等作为闲暇时间的活动内容，他们视自己独特的文化信仰为运动的灵魂，视自己文化背景下的传统运动方式为重要的财富。因此，保持并维持文化差异的根本出路在于本土文化的强大，这种强大不是表面的强大，而是内在文化修养的提升、继承、创新与传播。正如汪风炎［7］在中国文化心理学书中谈及的文化对人的影响至少有三个层次：第一层为人们可观察的外在物品（observableartifacts）的影响上，如汉字、孔子像、儒家经典；第二层次为对人们行为方式上的影响，不同文化下人们的行为方式有差异；第三层次表现在文化对人们的价值观（values）与潜在假设（underlyingassumptions）的影响上，其中第三层次是最高级的，也是影响最深刻的。用我们的理念去影响世界，并经历外来文化的考验，洗礼与成长，才会让自己的本土文化加入世界行列。而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对文化的“重新书写”，却引发了一种“阐释的焦虑”，必须在困境中突出自己独特的文化魅力，弘扬并壮大传统文化的根基。
2．2发展本土文化，研究中国特色的运动心理学
关于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博弈一直都是争论的焦点，绝大多数学者都在疾呼我们要回归传统体育，保护传统武术文化、保护传统心理学，舍弃纯粹的“拿来主义”，可是真正从实践的角度谈及“怎么做时？”却鲜有学者给出明确具体的回答。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不是停滞不前，一味的追求浮华的外壳，而是需要从本质去挖掘其内涵，先在自己国度发展壮大，从每一个人的内心底处去深思、发展、并加以创新，才会让传统文化（武术，太极拳，易筋经等）走的更远。运动心理学的发展同样需要异文化的平台，美国著名跨文化心理学家推蒂斯［8］（H．C．triandis）所说：“在得到中国的资料之前，心理学不可能成为一门普遍有效的科学，因为中国人口占了人类的很大比例，对于跨文化心理而言，中国能从新的背景上重新审查心理学的成果……”可见，他们早已认识到中国文化存在的合理性。中德运动员归因方式的分析比较得出，Si［9］总结出中国运动员更多的将成败归于内部，可控且不稳定方面，因此我们在追踪运动员的心理发展变化时，应将中国运动员心理控制点集中于外控性方面，而非一味的将国外的归因模式直接拿来套用；2013年世界运动心理学大会上，中德的一项研究也表明，中德两国在散步、慢跑和自行车上都有相同的爱好，但是中国人偏爱于气功、太极、跳绳和踢毽子等传统的运动［10］，这无疑成为中国体育运动消费市场源源不断的矿藏。世界心理学的发展壮大离不开中国文化元素的参与，东方的文化魅力已在世界占得一席之地，反之，只有将自己的文化心理学融入世界的视野，才会丰富心理学的内容。
3运动心理学的发展要“求大同存小异”
“异”是事物发展的前提条件，“同”才是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一方面要重视异文化的深刻内涵，但也不可否认的是追求具有普适世界的大心理学观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台湾著名心理学家（1993）杨国枢［11］指出大多心理学研究的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建立普适世界的人类心理学或称为“大心理学观”“世界心理学”。他山之石，可否功玉？运动心理学既要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运动员的心理与行为的差异之所在，也要研究心理与行为的共同之处。
3．1建立文化认同
在跻身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中，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思想意识、行为表现方面有很多的相通之处。若我们在研究运动心理学时，只强调文化差异而不去发现其文化共性，建立其文化认同，反而会对国家间的交流产生阻碍。无论是奥运会蓬勃发展的盛况，还是休闲体育发展的全球化浪潮，再或是体育职业化，产业化的成功营销。正是在全球化这块肥沃的土地里，在异文化的大染缸里给运动心理学在更高层次上的综合与概括提供了可能性与契机。世界丰富多彩，和而不同，不同文化的撞击，正是新型观念创作的源泉，从价值观的角度来分析，我们的本土体育文化（如武术，导引）处处渗透着天人合一，身心协调发展的思想理念。而西方则注重竞技性、功利性。在这两种典型文化背景下，却也有其相似之处，如姚明是在“和”文化的大熔炉里练就的篮球天才，却在走向异国他乡时遭遇异文化的挑战，他所做的不是抵触而是不断地去挑战去挖掘异域文化重“竞技”重“功利”的文化内涵，这种碰撞与融合也正是催生出新型人才、新型发展模式的动力，也是一件互利共赢的喜事。
3．2继承与创新
我国的国粹———武术以恪守“终不异初”“传儿不传女”等原则，在我们心里默认的形成一种认知：越是有历史沉淀，越是祖辈留下来的文化，越是尽善尽美。实则不然，在那种等级森严、严守忠孝的等级礼制下，我们的传统体育始终没有走出传统制度枷锁的阴影，没有走向重自由，以民为尊强调个性自由发展的体育形态，而是制约了体育本土化发展，创新，也不利于国际化。因此，我们应以积极的心态去寻找对方的一致性，互补性，以文化融合为契合点，将自己的本土文化变被动调适为主动调适，就有可能跨越文化的藩篱，把异文化间的对立转化为反思与创新的活力，建立你我共同发展的新理念。世界无时不刻都在运动，运动心理学的研究也并不是一层不变的，不同文化潜藏着的丰富内涵在交流与碰撞中又会不断更新塑造出新的心理学特色，成为心理学发展源源不断的矿藏。
4小结
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渊源篇9
关键词：中医外治；特色枕疗；穴位按摩；闻香治病；慢性鼻炎；七孔药枕
【中图分类号】R765.4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3783(2012)02-0061-01
近几年，我们临床治疗慢性鼻炎120例，其色枕疗按摩组60例，对照组60例。取得了满意疗效，报告如下：
1临床资料
1.1一般资料:120例符合入选标准的患者均为2008年12月-2010年12月在本院耳鼻喉科门诊确诊为慢性鼻炎的患者，按就诊时间先后顺序排号，随机分组，其中男性63例，女性57例，枕疗按摩组男32例，女28例，年龄16岁-66岁平均38岁，病程6个月-20年；对照组男31例，女29例，年龄15岁-62岁平均年龄38岁。病程6个月-16年。两组各项资料差异无明显性意义，具有可比性（p>0.05）。
1.2病例选择标准: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临床表现鼻塞、流涕、鼻甲肿大、鼻甲骨曾生、重者鼻中膈偏曲，慢性鼻窦炎除外。西医诊断为慢性鼻炎，中医诊断为鼻渊。
2治疗方法
枕疗按摩组，方药：防风、白芷、藁苯、升麻、薄荷、广藿香、白、荆花穗、蔓荆子、荜茇、当归、川芎、黄芩、龙胆草各30g，炒苍耳子、辛夷、鹅不食草各50g，细辛20g，丁香15g，冰片20g，樟脑2g，绿豆50g、盐酸异丙嗪1250mg,(山西省临汾健民制药厂国药准字Hi4021510)将上药共为粗末，装入无纺布袋放入7孔枕套里，枕于头下，同时拇食指尖按双侧迎香穴各100下，然后按摩合谷、列缺各100下。30天为一个疗程。
3疗效观察
3.1疗效标准。痊愈：鼻塞、流涕消失，鼻甲正常，鼻甲骨增生消失。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3个月随访未复发；显效：鼻塞、流涕症状基本消失或明显减轻，鼻甲肿大、鼻甲骨增生好转。气候非常偶有复作；有效：鼻塞、流涕部分消失或减轻，鼻甲肿大、鼻甲骨增生减轻，有时影响正常工作与生活；无效：鼻塞、流涕、鼻甲肿大、鼻甲骨增生症状无改善或病情加重。
3.2两组临床疗效比较:枕疗按摩组治愈25例，显效18例，有效16例，无效1例，总有效率为98.33%；对照组治愈19例，显效13例，有效12例，无效16例，总有效率为73.33%；两组总有效率相比，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
3.3随访:治疗后嘱患者注意生活起居，避免感冒感染，加强体育锻炼，增强机体预防功能，随访3个月；枕疗按摩组复发2例，复发率3038%；对照组复发4例，复发率9.09%；两组有效率显著，枕疗组按摩组优于对照组（p
4讨论
中医学认为慢性鼻炎属于中医“鼻渊”“脑漏、脑泻”范畴，多因表虚，感受外邪，津液停聚，或内热上薰，鼻窍壅塞所致。本病时轻时重，久缠难愈，内服药物疗效常常不如人意。因而作用平稳，不良反应少的中药外用，受到临床关注。古代名医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有记载“禄豆、甘寒、无毒，作枕明目，治头风”“闻香治病”。中医理论启迪下，采用祛风，清热、燥湿，通窍的特色枕疗加穴位按摩，治疗慢性鼻炎，取得良好效果。方中防风味辛祛风胜湿发表，白芷散风除湿通窍，藁苯祛风散寒除湿，细辛祛风散寒通窍，蔓荆子疏散风热、清利头目，荆芥穗、清头目散风邪，广藿香味辛芳香化浊去鼻渊，黄芩、龙胆草清热泻火燥湿，鹅不食草通鼻气利九窍治鼻塞，苍耳子，辛夷通脑入肺，止涕通鼻塞是治疗鼻渊要药。升麻、甘、苦、平、微寒无毒引经上行，毕茇辛散阳明之浮热去鼻渊[1]；禄豆、甘、寒、清热解毒，通行12经[2]；当归、川芎、丁香、樟脑，均有渗透皮肤促进吸收作用[3]；冰片、薄荷增加肺及支气管对许多药物的吸收[4]；盐酸异丙嗪脱敏治鼻炎，药芯中的药物在环境、体温、头部自然压力的作用下，药性的四气五味长期持久缓缓释放出来，经口腔、鼻腔粘膜吸收和支气管肺泡部毛细血管网交换进入血液[5]；以及皮肤毛孔，穴位吸收渗入到血液，起到疏通气血，改善局部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的作用。由无纺布特制的药芯，100%纯棉7孔枕套，无毒无害，通气功能良好，药味性能释放充分，伏于头下、穴位经络密集，近临7窍，鼻位肺之门户，故取手太阴肺经络穴列缺以宣通肺气祛除外邪[6]；点按手阳明经迎香，合谷穴可疏调阳明经气，清泻肺热，迎香治鼻塞，不闻香臭最为有效[7]。不打针、不输液、不开刀。安静休息，舒适治疗，对一些不愿吃药，不能服药的患者，中医外治，特色枕疗，穴位按摩，闻香治病，是一种简便易行、安全、疗效稳定的治疗方式。
参考文献
[1、2]清袁风鸣,原著.药性三字经.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60，8：45，65
[3、4]潘清叶，张仲源，徐莉.促进透皮吸收的中药.山西中医外治杂志，2001，4：32-33
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渊源篇10
【关键词】图形背景组织律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10)08-0040-03
【abstract】principlesofGestalism,alsocalledgestaltpsychology,includesaseriesoflawsoforganization,and“figure-ground”theoryisoneofthem.thispaperapproachestheChineseclassicalpoetrytranslationfromtheperspectiveof“figure-ground”theory,mainlyintwoaspects:words,linesandthewholepoem,poemandculture,whichcorrespondswiththefigure-groundrelationship.italsoanalyzesthatdifferenttranslatorshavedifferentunderstandingoffigureandground,andthushavedifferenttranslatingversions.
【Keywords】FigureGroundLawoforganization
一、引言
格式塔心理学也叫做完形心理学,强调经验和行为的整体性,总纲为心物场(psycho-physicalfield)和同型论(isomorphism),在这一总纲之下有一系列的组织律,包括相近(proximity),认为距离相近的各部分趋于组成整体;相似(Similarity),认为在某一方面相似的各部分趋于组成整体;封闭(Closure),认为彼此相属、构成封闭实体的各部分趋于组成整体;简单(Simplicity),认为具有对称、规则、平滑的简单图形特征的各部分趋于组成整体,还有“图形――背景”论。在感知过程中,人们往往会选择某个对象作为目标,也就是“图形”,而其它的物体退居到衬托地位而成为“背景”。“图形”和“背景”的区分使得人们在杂乱无序的环境中感知到一个准确清晰的图像。一般来说,“图形”与“背景”之间的差异越明显,“图形”就越易凸显出来,吸引感知者的注意。反之,如果“图形”和“背景”之间界限越模糊,“图形”的地位就会弱化。(考夫卡1997:11)军事斗争中用的植物伪装、迷彩伪装等方法就是一个例证。下面就“图形和背景”理论在中诗英译中的应用做一下探讨。
二、“图形――背景”理论在中诗英译中的应用
这个理论不仅适用于视觉领域,也适用于审美、创作等心理活动领域。创作诗歌作品时,诗人需要标新立异,潜意识中会在某些字词上下更多的功夫。在欣赏诗歌时,读者会无意识地受到某些字词行的吸引,认为它们比其它的更精彩。而具体应用到中诗英译中来,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探讨。
1.字词行――诗歌:“图形”――“背景”
诗歌与其中关键字词、诗行的关系就如同“背景”与“图形”的关系。作为“图形”的关键字词行必定有着其独一无二的特点,或是在全诗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些吸引我们更多注意的字词,有时可以被称作“诗眼”,如“红心枝头春意闹”中的“闹”,“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那么一般来说,哪些字词能成为我们感知过程中的“图形”呢?
首先,经过特殊手法处理过的词。以叠词为例,如李清照的词《声声慢》中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李清照的这首词着意渲染愁情,如泣如诉,感人至深。首句连下十四个叠字,形象地抒写了作者的心情,大致意思是:我独处陋室若有所失地东寻西觅,但过去的一切都在动乱中失去了,永远都寻不见、觅不回了;眼前只有冷冷清清的环境,空房内别无长物,室外是万木萧条的秋景;这种环境又引起内心的感伤,于是凄凉、惨痛、悲戚之情一齐涌来,令人痛彻肺腑,难以忍受。根据“图形――背景”定律来说,这些叠词就是“图形”。这十四个叠词使用精妙,翻译起来颇有难度。林语堂将其译为“Sodim,sodark,sodull,sodamp,sodark,sodead.”徐忠杰将其译为“i’veasenseofsomethingmissingimustseek,/everythingaboutmelooksdismalandbleak./nothingthatgivesmepleasure,icanfind,/eventheweatherhasprovedmostunkind.”许渊冲将其译为“iseekandseekinvain,/isearchadsearchagain./ifeelsosad,sodrear,/Solonely,withoutcheer.”林语堂的译诗简洁工整,用了六个副词“so”和六个头韵“d”来弥补原词中的叠词之美,在语音上也有一种重复回环之美。但就语意传达来讲,这种译法其实是一种改写,原文中有七组叠词,译过来只有六组,而且“凄凄惨惨戚戚”译成“sodark,sodead”,在语意上并没有一一对应。用“dark”形容心情阴郁不高兴,与前面用来形容天色阴沉的“dark”重复了,而原文中七个叠词并没有重复。徐忠杰的译诗,用押韵[ik]和[aind]来弥补叠词技巧的使用。许渊冲的翻译用了三个重复的词“seek”,“search”和“so”,尾韵[ein]和[ie]以及腹韵[i:]这些语音上的处理技巧来替换原诗中的叠词,虽然看起来稍长,但还是保留了原文的简洁。
其次,体现动与静等对比关系的词。如果整首诗描述的是静态的场景,那么移动的某物就会成为“图形”,静态的场景就会成为“背景”。“图形”和“背景”之间的差异越大,“图形”就越吸引人们的注意。诗歌中经常运用对比使得某些意象更生动突出。如王维的《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青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willisBarnstone将其译为“BirdsSingintheRavine”“Leisuredpeopleseetheosmanthusblossomsfall,/nightisquiet,thespringmountainempty./thesuddenmoonalarmsthemountainbirds/singingsporadicallyinthespringravine.”许渊冲将其译为“theDaleofSingingBirds”“ihearosmanthusbloomfallunenjoyed;/whennightcomes,hillsdissolveintothevoid./therisingmoonarousedbirdstosing;/theirfitfultwittersfillthedalewithspring.”在这首诗里,王维描绘了一幅山间春景图,表现了夜间春山的宁静幽美。大致意思是:春天寂静无声,桂花不知不觉地凋落。寂静使春夜里的山更让人觉得空空荡荡。月亮出来了,给这夜幕笼罩的空谷带来皎洁银辉,小鸟竟然被月光惊动。时时发出的鸣叫在山涧中回响。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赏析,该诗的精妙之处在于“动”、“静”对比衬托出来的诗情画意。末句“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便是以动写静,一“惊”一“鸣”,看似打破了夜的静谧,实则用声音的描述衬托山里的幽静与闲适,与王籍“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有异曲同工之妙。按照“图形”――“背景”理论,更易吸引注意的“闲、落、静、空、出、惊、鸣”都是本诗的关键词。“人闲桂花落”中“人闲”并非指“闲人”,闲指安静、悠闲,含有人声寂静的意思。“人闲”说明周围没有人事的烦扰,说明诗人内心的闲静。是以声写景,巧妙地采用了通感的手法,将“花落”这一动态情景与“人闲”结合起来。当时的“背景”是“深夜”,诗人显然无法看到桂花飘落的景致,但因为“夜静”,更因为观风景的人“心静”,所以他还是感受到了盛开的桂花从枝头脱落、飘下、着地的过程。诗人能发现这种“落”,或仅凭花落在衣襟上所引起的触觉,或凭声响,或凭花瓣飘坠时所发出的一丝丝芬芳。所以willisBarnstone将“人闲”译为“leisuredpeople”,“桂花落”译为“seetheosmanthusblossomsfall”不妥。许渊冲译为“ihearosmanthusbloomfallunenjoyed”,桂花飘落的声音何其轻微,但是却被诗人的耳朵捕捉住了,“unenjoyed”突出了当时并无他人,万山万物之中只有此人、此景、此声。至于“夜静春山空”一句,willisBarnstone将其译为两个并列成分,“nightisquiet,thespringmountainempty”。这种译法是符合原诗的,王维本信仰佛教,“静”和“空”也符合诗人作为禅者的心境,花开花落,都属于天籁之音,唯有心真正闲下来,放下对世俗杂念的挚着迷恋,才能将个人的精神提升到一个“空”的境界。而许渊冲将其译为“whennightcomes,hillsdissolveintothevoid”,基本上“comes”和“dissolve”与原诗的静谧之感违背,但是dissolve意为“消散”,有一种渐退之感,本身动作意味不是很强,而且“void”一词与empty相比,更有消极之感,与此诗的创作背景不太相符。另外,此时已是夜晚,所以译成“当夜晚来临”不大贴切。而在后两句中,“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willisBarnstone将其译为“thesuddenmoonalarmsthemountainbirds/singingsporadicallyinthespringravine.”中将“出”译为“sudden”,“惊”译为“alarm”,“鸣”译为“singing”而许渊冲译诗“therisingmoonarousedbirdstosing;/theirfitfultwittersfillthedalewithspring.”中分别译为“rising”、“arouse”和名词“twitters”,两相比较之下,前者动感更强,与前面的静谧和空寂之间形成的对比更加强烈。
2.诗歌――文化:“图形”――“背景”
诗歌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文化包括历史文化和当前文化,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个人审美体验和集体文化。中诗英译时,如果我们只关注诗歌本身,文化的地位就势必弱化,但是如果我们把文化当成“图形”,把诗歌本身当成“背景”,就会产生不同的翻译目的,究竟是翻译诗歌还是翻译诗歌中的文化?对此,不同的流派有不同的侧重点,如新批评派专注于文本本身,接受理论学派强调读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地位,而如劳伦斯韦努蒂等人重视译者的主体地位,而如勒弗菲尔看重文化的重要地位。诗歌中蕴含的文化经常体现在典故中,中国古诗中有很多的典故来源于历史和文化沉淀。
首先是历史文化与当前文化。SusanBassnett(2004:85)曾说过:“翻译古诗最困难的不是原诗作者和他同时代的人已经死了,而是其时代意义消逝了。某种诗体已经不复存在,比如田园诗歌,因此在译诗时即使与原诗在诗体、形态、基调方面保持忠实,也不可能再现原诗中的交际内容。”诗歌是当时文化的载体,欣赏它就意味着要把过去的文化与当前文化并置,两种文化交融碰撞,并为读者所理解。两种文化的地位并不是相等的,若是一味注重历史文化,当今的读者也许只能一知半解或是不知所云,如果一味注重当前文化,原诗的风味必会大打折扣。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译诗就是两种文化之间的权衡,一方面尽量地保留并再现历史文化;另一方面也要调整历史文化使之符合现在的文化价值观。这对原诗及原作者来说是不公平的,也是很多人认为古诗不可译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以李白的《长干行》为例,其中有一句“常存抱信柱,岂上望夫台。”这两句诗中包含了两个典故,都是形容男女的爱情忠贞,致死不渝。抱柱信这一典故来自于《庄子・盗跖》:“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望夫台在射阳湖东岸,今建湖县建阳镇新阳村戛粮河西,系明英宗女隆庆公主为遥祭已故的夫君游泰所建。对于这两个典故中传达的文化内涵,不同的译者有不同的处理方法。Fenollosa将其译为“ialwayshadinmethefaithofholdingtopillars/andwhyshouldithinkofclimbingthehusbandlookingoutterrace?”许渊冲译为“Ratherthanbreakfaith,youdeclaredyou’ddie./whoknewi’dlivealoneinatowerhigh?”Fenollosa以历史文化为先,选择了直译。许渊冲将原诗的内涵表现出来了,宁死也不愿意违约,背弃爱情和承诺,而在西方童话故事中,女主角总是独自在高楼上翘首盼望,等待心上人的出现。这种处理方法是以当前文化为先。
其次是源语文化与译入语文化。同样在中西文化方面也有不同的侧重点,究竟是哪一个更重要:原语文化还是译入语文化?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产生了两派:归化(domestication)和异化(foreignization)。归化是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主张译文尽量适应、照顾目的语的文化习惯,为读者着想,替读者扫除语言文化障碍。异化是以源文化为归宿,提倡译文应当尽量去适应照顾源语的文化及原作者的遣词用字习惯。如果我们把中国文化当做是“图形”,那么西方文化就成了“背景”,也就是说要更关注中国文化,那么就应该采取异化的方法,反之亦然,以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为例“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许渊冲将其译为“ComingacrossLiGuinianontheSouthernShore/atthepalatialresidenceweoftenmet;/incourtier’sHallformanytimesiheardyousing.”Rewi将其译为“meetingLiGuinianinJiangnan/oftenyouwenttothepalaceofprinceQi,/andthenyousangagainandagainforCuiDi.”许渊冲采取了归化的方法,用“palatialresidence”和“courtier’sHall”代替“岐王宅”和“崔九堂”,更注重的是目标语文化,更易被目标语读者理解。而Rewi采取的是异化的方法,更注重的是原诗中的文化和中国文化。
最后,个人体验和集体文化就好比是“图形”与“背景”的关系。个人的审美体验是主动的积极地能动的,而集体文化是潜意识中的,不容忽视的,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有很多相似的诗句,也有很多常用的字词,如“碧山”、“凭栏”等等,此外,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诗歌的风格、结构都有很多相似,如唐代的律诗和绝句,宋代的词和元代的曲,这都是因为集体无意识文化。
三、结语
在中诗英译时,因为不同的感知视角,某些人眼中的“图形”可能会是某些人眼中的“背景”,反之亦然。“图形”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背景”也不容忽视,因为它能提供给诗歌具体的语境和文化。没有“背景”的衬托,也不会有“图形”的中心地位。没有“背景”的依托支撑,也不会有“图形”的存在。对于“图形”与“背景”的选择,不同的译者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产生了不同的译法。但是在某些方面也有共通之处,就是人类在感知过程中共性的东西,也就是那些不因国度、文化不同而不同的东西。虽说译者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也不能因小失大,一味地钻牛角尖,那只会得不偿失。所以在理解者两者的关系时,要采用辩证法客观对待。
参考文献
1考夫卡.格式塔心理学原理[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2徐忠杰.唐诗二百首英译[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0
3许渊冲.汉英对照唐诗一百五十首[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4许渊冲.中诗英韵探胜――从《诗经》到《西厢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5许渊冲.汉魏六朝诗一百五十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6Barnstone,willis.LaughingLostinthemountains:Selectedpoemsofwangwei[m].Beijing:ChineseLiteraturepress,1989
7Bassnet,Susan.translationStudies[m].Shanghai: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