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交融的意义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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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必须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不断增进各民族成员对中华民族这一共有身份的认同，多谋长远之策、多行固本之举，把强化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厚植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作为一项根本性、战略性任务抓紧抓好。湖北少数民族常住人口有247万，占全省总人口的4.5%，是民族工作任务较重的省份之一。湖北统战系统强化使命担当，牢牢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推动中央关于民族工作各项决策部署全面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
在坚持党的领导中增进政治认同。强调：“民族工作能不能做好，最根本的一条是党的领导是不是坚强有力。”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做好民族工作、促进各民族大团结的根本保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要的就是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做好民族工作的全过程、体现到加强民族团结的各方面，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中流砥柱，确保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向前推进。全面正确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着力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切实增强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增进国家认同。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强大精神力量。指出：“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维系着华夏大地上各个民族的团结统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发展繁荣而不懈奋斗。”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站在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作为重要内容。不断挖掘和大力弘扬各民族爱国主义传统和精神，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研究，引导各族人民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持续深化正确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教育，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干部教育、青少年教育、社会教育，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人们的心灵深处。深入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引导各族群众自觉以民族大义为念、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重，把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自觉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祖国发展繁荣。
民族文化交融的意义篇2
关键词：俄罗斯民族；文化心理；外交
中图分类号：D85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10)05－0059－04
外交政策的决策和制定是一国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它受到该国国内诸多因素的影响。每个民族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和该国的文化背景、民族心理密切相关，受到该民族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民族文化、价值取向、民族心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反映着该民族的文化背景和心理心态，使本国的外交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美国学者约翰・洛弗尔也说：“在每个民族国家，统治本身和外交政策的制订都是在一种文化背景中发生的。”
以往我们对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研究，一般局限在经济、政治、地缘关系、意识形态等方面，而从民族性格、民族心理、民族的思维模式等方面来探讨的却不是很多。本文拟从俄罗斯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方面人手，探讨其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影响。
一、俄罗斯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
一个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和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是特定民族在长期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影响以及历史文化的积淀过程中形成的，并通过生产、生活、思维方式、价值观等方面体现出来。因此，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鲜明独特的民族心理，同一民族的人的文化心理往往具有某种相似性。俄罗斯民族也不例外，其典型的文化心理特征表现为如下几点：
(一)极端性和情绪化
俄罗斯民族是个情绪化严重、非常爱走极端的民族，极端性是其鲜明的民族文化心理特点。俄罗斯人在处理事情时不会选择任何妥协的方案，习惯于从一个极端步入另一个极端。俄国思想家尼・别尔嘉耶夫曾经说过，俄罗斯人是极端主义者：他们要么全要，要么什么都不要。俄罗斯著名学者德・谢・利哈乔夫院士也认为：“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极端性的，从一端迅速而突然转向另一端的民族，因此，这是一个历史不可预测的民族。”
俄国思想家尼・别尔嘉耶夫写道：“俄罗斯民族是最两极化的民族，它是对立面的融合……在俄罗斯人身上可以发现矛盾的特征：专制主义、国家至上和无政府主义、自由放纵；残忍、倾向暴力和善良、人道、柔顺；信守宗教仪式和追求真理；个人主义、强烈的个人意识和无个性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自吹自擂和救世主义、全人类性……奴隶主义和造反行动。”
这种爱走极端的民族心理使得俄罗斯人极易用最珍贵的东西去冒险，在实施自己的意图和想法时充满狂热，为了前进而不惜狠狠打击并摧毁旧的一切。例如，俄罗斯人曾经以极大的热情毁坏教堂、庙宇，而现在却又极力地恢复它们。由此可见，俄罗斯人不懂中庸之道，不走中间道路，具有鲜明的非此即彼、极端跳跃的特点。
(二)融合性与摇摆性
从地理位置上看，俄罗斯横跨欧亚两大洲，处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地带。这种交汇使得俄罗斯民族的心理既有东方文化的痕迹，又有西方文化的烙印，既没有完全融入西方文化也没有完全融入东方文化，在两种文化心理的影响和制约下发展，处在东西方文化的边缘或者说结合地带。这种处于结合部的边缘特性使得俄罗斯民族具有东方化和西方化兼容的文化心理，是东方化和西方化对立矛盾的统一体。从长远看，俄罗斯民族身上东西方两种价值观的对立和矛盾，很难达到完全的妥协、交融，最终形成兼具两种文化优点的民族文化。
融合两种文化的俄罗斯民族在心理上经常表现出一种不断摇摆和变化的不稳定性，左右摇荡、乍寒乍热。在俄罗斯民众中善与恶之间的摇摆特别大，俄罗斯民族永远摇摆不定的两极性，是更为中庸的东方民族所陌生的。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不是牢牢地固定在东方或西方的轴上，往往在每个转折或危机时刻，它或顺轴左移或顺轴右移，在两个吸力中心摇摆，始终不能固定自己的轨道，反而潜藏着产生割断和分裂其地理政治空间的强大潜能。”
(三)矛盾性和复杂性
表现为既羡慕西方，梦寐以求想融入西方，但又在一定程度上敌视和排斥西方，以及对自由浪漫的追求与崇尚权威和专制的矛盾。
由于历史、文化和地缘方面的原因，俄罗斯同西方紧密联系在一起，毫无疑问，俄罗斯人属于欧洲民族，“进入欧洲，成为欧洲强国”是从彼得大帝开始几百年俄国历史的主要内容。这也是俄罗斯人的梦想和真实心理写照，俄罗斯民族在心理上一直把超过自己的西方作为效仿的对象。但是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心理、历史发展道路、文化传统却与西欧有着明显的区别。欧洲自古以来就有排斥俄罗斯的情结，俄罗斯人心理上的大陆特征更是有别于英美人的海洋特征，这决定了俄罗斯很难真正融入欧洲，很难在欧洲“大家庭”中具有类似英法德等国家的地位。
俄罗斯人天性热爱自由，热衷于精神漫游的精神有着久远的历史。普希金在《致H・я・蒲留斯科娃》中写道：以自由为骄傲，我只学习着将自由宣扬，我的诗只能够献给自由。疆土广大的俄罗斯培育了俄罗斯民族自由的、幻想的、探求的，也是难以长久的原地不动的，并往往以其不安和躁动突破一切规范的精神。然而，俄罗斯人又有与之完全相反的一面，即忍耐、驯服，对个体权利和尊严缺乏认识和尊重。就是在普希金时代的沙皇俄国，君主在臣民心目中也具有奇迹般的权威和力量，受到顶礼膜拜。传统上，君主与臣民之间是宗法家长式关系，沙皇老爷拥有恩宠或惩罚自己臣民的无限权力，而臣民则有服从沙皇意愿的义务，否则整个宗族就有毁灭的危险。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改变了政权性质，但却没有改变权力崇拜。可以说，崇尚权威和专制，形成并发展于沙皇加强中央集权进行专制统治之时，在苏联时期得到巩固和加强，逐渐成为其民族文化心理的一部分。
(四)“大国意识”与极强民族主义意识
东正教济世意识、对外扩张的思想、“帝国观念”深深植根于俄罗斯民族内心，构成俄罗斯民族文化心理的基础。俄罗斯民族的发展史就是和东正教相互融合与渗透的历史。俄罗斯传统文化是建立在东正教基础上的，东正教是俄罗斯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东正教和俄罗斯国家、民族、文化、民族思想、民族精神紧密联系交织在一起，成为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支柱。东正教救世意识对于俄罗斯民族心理的建构和发展、民族性格的塑造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是在这种救世思想的影响下，对外扩张一直贯穿于俄罗斯政治文化和对外交往的全过程，俄罗斯也从欧洲东部边缘一个很小的国家(瓦西里三世建国之初，领土面积280万平方公里)，经过历代君主的不断扩张，到1917年沙皇统治结束时，成为横跨欧亚大陆，总面积达2000余万平方
公里的世界第一大国。俄罗斯人对俄国拥有的幅员和实力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心理上具有极强的民族优越感，依靠军事扩张逐步扩大疆域和国家的日渐强盛又加重了这种狂热民族主义和极度夸张的民族优越感。
二、对俄罗斯外交影响的分析
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国家的对外政策往往体现了一国民族心理的主流，俄罗斯当然也不例外，其对外政策就是俄罗斯民族独特复杂文化心理的真实反映。
(一)民族心理的极端性和摇摆性使得俄罗斯近十年来外交政策动荡、变化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从苏联的社会主义政策完全倒向西方政策，推崇西方国家内生型的民主自由价值观和西方的普世性文明，强调俄罗斯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实行“休克疗法”的经济体制改革并采用和苏联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极力融进西方社会，这反映了俄罗斯民族刻意模仿欧洲，希望成为欧洲一员的心态。但是，俄罗斯仅仅从理论、制度等形式上模仿西方，缺少成为欧洲强国的民族文化心理。更重要的是，专制主义和东正教理念已经深深融入俄罗斯民族的内心，这和西方以民主自由为代表的价值观念是格格不入的。正是由于这种形式上模仿了的西方模式与其自身民族文化心理的冲突，造成了国内不同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所以，其改革不可避免地遭遇到阻力，在国内激发了各种矛盾，造成了国内的动荡和社会的不稳。
叶利钦之后的俄罗斯外交政策日趋务实，但是在对外关系上，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也是左右摇摆，典型体现在和我国进行输油管道的合作方面。当今世界能源短缺，作为石油储量大国的俄罗斯，在对外事务中利用石油这张王牌，左右逢源，不断摇摆，以实现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二)民族文化心理的融合性和边缘性以及渴望融入欧洲的心理注定了俄罗斯对外政策是有层次的
在两种价值观影响下的民族心理，东西方两种因素并存，相互交融，反映在对外关系上，就是既向东看，也向西看，实行欧亚并举、全方位的外交战略，东西兼顾是其永恒的主题。但是，这种外交战略是有层次的。从地缘经济的角度看，俄罗斯的经济重心在欧洲。俄振兴经济的外部依托是把重点放在欧美。对欧关系也历来是俄罗斯外交的重要方向，发展与欧盟的关系是俄罗斯的优先战略目标。根据梅德韦杰夫《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当前俄对欧外交的战略目标是谋求“建立欧洲的真正统一，建立没有分界线，保障俄罗斯、欧盟与美国平等协作的欧洲”。在致力于同欧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进而共建没有分界线的“大欧洲”的同时，俄也会进一步深化俄中战略协作和俄中印三边合作。这一点在梅德韦杰夫《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中也得到充分体现。因此，俄罗斯外交的一个基本战略就是先欧后亚，先西后东，力避腹背受敌、两线作战。
(三)对权威和专制的崇尚心理使得权威主义和专制主义成为实现其外交目标的现实选择
权威主义政治容易调动各种政治资源，有着极强的政治动员能力，因此在实现特定的对外政治目标方面，权威主义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同时，权威主义与民族主义、大国主义观念的结合，又使国家在面对外来政治影响与压力时表现出较强的抗争性。这种特征在俄罗斯对外战略从一边倒转向全方位外交政策的过程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俄罗斯民族崇尚权威的性格和社会主流思想有利于当今领导人推行其外交思想。从沙皇到苏维埃时代国家领导人，再到苏联解体后的叶利钦和普京等领导人，其治理国家的过程无不显现着权威主义的影子。可以预见，在将来，崇尚权威的这种文化心理的土壤不会很快消失，强权领导的外交思路仍会影响俄罗斯对外政策。
(四)俄罗斯人心中的民族主义和帝国情结将会渗透到其外交的各个方面
作为一个民族主义根深蒂固且具有扩张性思想的世界性大国，俄罗斯对外政策显然具有世界其他地方的民族主义不可比拟的复杂性。其国内多数政党和政治派别都强调俄罗斯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应受到尊重，都主张恢复强国爱国主义和健康的民族精神。
随着北约东扩和俄传统势力范围被压缩，俄罗斯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普京执政以后，强调“强国意识”和“大国心态”、恢复与确立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主张多极世界，强调俄罗斯在世界中的重要作用。这本身就改造和继承了民族主义的某些观点，更是俄罗斯主流社会对国家发展方向的期望和反映。2003年圣彼得堡建市300周年庆典，显然表明了俄罗斯想重新崛起成为世界大国的决心。梅德韦杰夫上台后，外交立场更具进攻性，“虽然俄罗斯不想回到与西方抗争的路线上去”，但“2008年总统大选后展示俄最新军事技术的首次红场阅兵式显示，俄将继续执行强硬的对外方针”。
三、结语
总的看来，俄罗斯民族的心理是极端性、矛盾性、摇摆性等交织在一起的一种兼具民族主义特色的复杂、独特的民族文化心理，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既有消极的影响，也有积极的一面。俄罗斯民族只有克服和超越自己民族心理上的这些缺陷，才能真正重新崛起。地缘上和俄罗斯接壤的我国，与俄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很容易受到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影响，应该高度重视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心理，密切关注其对外政策的变化，做到未雨绸缪。具体操作层面上，要以政府为主导，加强普通民众间的相互交流、沟通，开展各种层次、不同类型的文化教育交流。目前，两国互办的“国家年”和“语言年”就是很好的活动，这对于增信释疑、加强两大民族相互了解和互信具有深远的意义。同时，就我们中国人来说，一方面，政府应该采取有力措施，打击那些不法商贩，阻止中国的伪劣商品流入俄罗斯；另一方面，必须加强自身的修养，美化自己的言行举止，通过各种手段树立中国人的良好形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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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交融的意义篇3
2．正确认识各民族间的友好往来是民族关系的主流，战争冲突是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暂时的，不存在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但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
3．正确认识民族关系的表现形态和民族融合的概况，使学生明确民族融合是古代历史发展的现象，是进步的。从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等方面探讨民族融合的规律。
4．掌握我国古代人口迁移和民族构成的演变过程，正确认识政治、经济与人口迁移的关系。
5．准确掌握并分析古代对外贸易的特点及其成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评价闭关政策及其影响。
[知识归纳分析]
本专题包括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发展概况、各民族间的友好交往和民族融合、历代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的开发和管辖。还包括古代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有关史实，以及侵略与被侵略的斗争等。
1．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
中华民族是中华境内各民族的总称，民族构成的演变经历了五个时期：
(1)先秦时期：这是民族构成剧烈变动的时期。其内容包括华夏族的产生、华夏族与蛮夷戎狄的混融。秦统一中国后，中国境内各民族被包容进来，“秦人”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代名词。
(2)秦汉时期：民族构成的变动相对稳定，民族界限比较清晰。“汉人”成为中华民族的代名词。
(3)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这也是民族构成剧烈变动时期。周边少数民族不断涌进中原，冲垮胡汉界限，最终形成多民族一体化的新的共同体——“唐人”。
(4)宋辽夏金时期：民族构成变动的步伐相对缓慢。民族政权对峙，民族战争不断，民族偏见强烈，民族隔阂严重。
(5)元明清时期：元朝以后，民族构成的变动相对固定下来。虽然元朝曾把女真、契丹称为“汉人”，但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元朝建立以后，民分四等，实行严厉的民族分化和民族歧视政策。
明朝推行大汉族主义政策，民族关系颇为紧张，清兵入关初满汉民族矛盾尖锐。
2．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
(1)民族间经济发展的矛盾与统一构成了民族关系的基本特点。由于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差
异，中原汉族成为以农耕为生的农业民族，周边少数民族成为以游牧、狩猎为生的游牧民族。
(2)由于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经济结构不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民族为了发展经济，谋求生一存，需要不断扩大经济往来，与其他民族进行经济交流。各民族间除正常的经济交流外，因民族、地域、语育、文化等隔阂，特别是私有制、社会性质的制约，常常不能用平等交换物资的贸易形式达到目的，于是便诉诸武力，以掠夺的方式来满足经济上的要求。民族间的矛盾、战争由此产生。
(3)民族间的战争并不代表各民族人民的意愿，而是统治者为各自需要而发动的。游牧民族
对农业民族的掠夺构成了中原王朝的“边患”。中原王朝以正统自居，对周边民族采取歧视和压迫政策，用“剿”和“抚”两种手段进行征服。
3．民族融合
民族融合是指民族间经济、文化以及生活习惯密切联系的结果，是民族间自然的融合，是历史上进步的和经常的现象，是多民族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必然发展趋势的前提。
①上古神话中黄帝蚩尤的传说与华夏族的形成，实际上反映了原始社会末期的民族大融合。
②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进入阶级社会后民族融合的初步发展时期，诸侯国间频繁的兼并战争，大大加强了华夏族与周边民族的联系，促进了民族融合。
③秦汉时期，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更加充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古代一个民族大融合的高潮时期。其中北魏更为突出。
④唐朝实行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加快，民族融合得到新的发展。
⑤宋元时期是我国古代第二个民族大融合的高峰时期，其中元朝更为突出。
⑥清朝时期，各民族的融合与文化交流达到了新的高度。民族融合是古代民族关系的主流。
⑦民族融合有利于民族矛盾的缓和，有利于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民族融合是受经济规律支配的。落后民族在先进地区建立政权，终要适应相对发展的经济基础，引起本民族的改造，为被统治民族所同化。
4．古代人口迁移
古代人口流向有两类：一是由人口稀少的北方草原迁向人口稠密的黄河流域；二是由人口稠密的黄河流域迁向人口稀少的长江以南。
(1)第一种流动的主体是少数民族。
①主要原因是少数民族游牧生产的不稳定性和黄河流域汉族先进经济文化的吸引。特点是人口迁移往往伴随着武装入侵进行。
②情况：战国到东汉时的匈奴，西晋后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唐初的突厥，五代至宋的契丹，宋元时的女真、蒙古，明代蒙古瓦刺与满洲都先后南下中原。
(2)第二种流动：
民族文化交融的意义篇4
关键词：中西文化；文化碰撞；文化融合
中图分类号：F26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4-0058-02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尤其是微电子通讯网络的发展，不同社会、文化以及不同地区的人们产生了相互交往的强烈欲望，全球性的交往已经形成。人们正面临着全新的国际生活。这种新生活无论从心理学、社会学和语言学的角度来看，都是各种文化交织多变的产物。不同社会和文化相互交往已是不可回避的现实[1]。在中西方国家的人们相互交往时，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文化碰撞，主要表现为价值观念的差异。在中西文化差异日益凸现的今天，中西文化的融合更为重要。我们要正确看待中西文化的碰撞，自觉地融合与发展文化，传承和创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使中国的文化真正融入世界的文化。
一、文化的理解
根据Goodenough的观点，文化是“由人们为了使自己的活动方式被社会的其他成员所接受，所必须知晓和相信的一切组成。作为人们不得不学习的一种有别于生物遗传的东西，文化必须由学习的终端产品即知识组成”[2]。
笔者认为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们通过他们的创造活动而形成的产物，是相对于自然而产生的。文化也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每一代人都继承原有的文化，同时又在不断地扬弃和创新原有的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文化具有民族性，文化的内容通过民族形成的表现映射出鲜明的民族色彩。文化的范畴包括三个层次：（1）物质文化，它是通过人们制作的各种实物产品表现出来的，包括建筑、服饰、食品、工具等。（2）制度、风俗文化，它是通过人们共同遵守的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表现出来的，包括制度、法规、风俗习惯等。（3）精神文化，它是通过人们思维活动所形成的方式和产品表现出来的，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
二、中西文化的碰撞
在跨文化交际中，由于中西文化在价值观念存在着差异，导致文化碰撞与冲突，价值观念的碰撞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强调整体和推崇自我的碰撞
中国文化中表现出的整体主义思想，是以国家、民族、社会整体利益为中心，个人利益依附并服从于整体利益，在必要时，甚至可以牺牲个人利益。一切个人利益只有在满足并实现整体利益的前提下才能满足自己的价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仅体现了整体利益至上的精神，而且体现了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民族精神。在整体主义思想影响下，他人取向是一种延伸，表现在：中国人交往时，总是先考虑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总是要顾及到自己的面子，言行上养成对他人说好话的习惯，有时还会说假话，造成言行不一，表里不一。
作为整体主义的对立面，个人主义强调以自我为中心，社会是达到个人生存目的的手段。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尊严与权利，平等与自由，个人不受国家和集体的干涉与限制。个人主义强调自我是实现价值的主体。个人主义使得西方人追求个人享受、自由发展、崇尚竞争、满足个人意志，在不影响他人利益的前提下，使得个人利益最大化。但是西方人崇尚的个人主义也有其弊端的表现。人们容易把个人主义异化为谋取功利的工具，转变为利己主义，把个人利益视为人生唯一目标而扭曲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二）求稳定与求变化的碰撞
在儒家思想影响下，中国人的生活追求稳定，在稳定中求发展，在稳定中求进步。统一和稳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家庭、家族和睦的保证。扎根于中国人心灵深处的观念是“国不能不稳”，“家不能不和”。“安居乐业”被中国人当作永恒的幸福。由此，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得以延续，并保存完整。
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追求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出打破常规、不断创新的精神。他们打破家庭、经济、教育，乃至个人能力的束缚，永不停息地变化，永不停息地创新。对美国人来说，没有变化、发展、进步、创新，就等于没有未来。美国人的求变表现在各方面，如职业、社会地位、家庭危机等等。这种求变的民族气质正是美国发展的基本动力之所在。
（三）过去取向与未来取向的碰撞
中国是过去取向的国家，它注重祖先的传统，中国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做事循规蹈矩、追根溯源。在时间观念上，中国是圆式时间观，这意味着时间的变化与自然相协调，时间以其自身运动的永恒周期性圆弧式运动，如昼夜的更替、季节的往复、植物的生长周期等都有周而复始的周期性循环运动。中国人对时间的使用采用多向记时制，即时间被看作是分散的，可以在同一时间内做不同的事情。所以中国人使用时间比较灵活，随意性强，时间显得十分充裕，生活节奏慢。其消极之处在于中国人缺乏时间意识，办事效率较低。
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是以未来取向的国家，它注重未来，不断地为未来制订计划，喜欢革新与变化，很少注重过去的传统与习惯。在时间观念上，美国是线式时间观，这意味着时间是一种线性的单向运动，如果美国人回归过去就如同走向“原罪”，因此只有经过个人的奋斗努力，未来才会更加幸福，死后才会升入天堂。美国人对时间的使用采用单向记时制，即时间被看作是有始有终的一条线，所以美国人特别珍惜时间，时时刻刻有一种时间紧缺的意识，做事情时间观念强，讲究效率。其消极之处在于美国人不重视过去的经验，在某种程度上会成为“时间的奴隶”。
三、中西文化的融合
中西文化在价值观念上的差异，必然导致跨文化交际中，中西文化的碰撞与冲突。为了保证中西方文化的顺利交流，就要进行文化融合，即各民族文化通过互渗、互补，使文化主体通过对多元文化的批判、选择、吸纳，转变为人类共享的文化资源，在中西方文化融合过程中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树立主体文化意识
在中西文化融合过程中，努力维护本民族文化的主体特色，坚持本民族文化应有的主体地位。在学习与借鉴西方文化过程中，不能无视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和现实需求。我们要坚信社会主义文化的全球化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全球化。同时我们要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文化主体合作中，树立中国文化的国际形象，展现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促进文化全球化体系的建设。
（二）坚持主体文化的开放性
在中西文化交流频繁的趋势下，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必须坚持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即理解、包容西方各民族的文化，大胆吸取借鉴科学、健康、有益的西方各民族文化，坚决抵制和摒弃不利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各种因素，同时提高警惕，加强防范西方各民族文化的加剧渗透，防止本民族爱国主义思想受到动摇和打击，坚决阻止文化殖民化的倾向。
（三）坚持求同存异的思想
透过各民族多样性文化的表面，我们可以发现人类对真、善、美、假、恶、丑等标准的判断具有普遍性。中西文化交际越深入，各民族存在的共同思想认识就越多，这是进行全球文化融合的前提条件。求同，就是在寻求各民族人民共同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基础之上，努力寻求各民族文化共有的价值观。存异，就是要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价值观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求同存异的结果使中西方各民族文化多元并存。
（四）坚持文化创新
在中西文化融合过程中，创新是最重要的原则。创新是一个国家进步的灵魂，是一个民族兴旺发展的动力。我们在进行中西文化融合过程中，从本民族的实际需求出发，在保持本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基础上，充分发扬本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充分吸收其他各民族文化中的精髓，要坚持文化创新，建立体现时代特点又具有民族特色的创新文化。
随着中西文化交往空间进一步地扩大，中西价值观念的差异引起的文化碰撞日益凸现，而文化全球化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要以正确的眼光和心态审视中西文化，实现中西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同时，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吸取借鉴西方各民族文化的精华，不断创新文化内容与形式，真正地使中国民族文化融入并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参考文献：
民族文化交融的意义篇5
要]在文化全球化问题上可谓是歧见纷呈，但当下的文化全球化实质土是资本主义文化新的扩张，从而导致某种程度上的西方话语霸权。文章阐述文化全球化的涵及其后果，井通过当今妁一些话语理论来分析民族话语权的哲学基础，进而提出在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下，各民族应如何应对文化全球化所引起的文化认同危机和文化冲突，维护民族话语权。
[关键词]文化全球化；话语权；民族话语权
[作者简介]赵业丽，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研究生，广西南宁530004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9-0128-05
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各地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全球化”一词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全球化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它还渗透到思想、文化、科技、政治等各个领域，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和地球的面貌。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文化全球化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同时，文化全球化的一个突出表现是西方文化扩张和西方文化霸权凸显。很多西方的文化思潮借着这个趋势开始向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输出。那么，在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下，各民族应以什么样的态度应对这种思潮，反对文化霸权，维护民族话语权，就成为世界每一个民族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问题的缘起
(一)文化全球化
文化全球化是指在全球交流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文化的影响、合作和互动日益加强，使得具有共性的文化样式逐渐普及推广并使其成为全球通行标准的状态或趋势。文化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文化发展中的一种客观趋势。文化全球化本身则是一种历史进程。
随着文化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它所产生的直接后果也辐射到了世界各地。
首先，文化全球化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引起文化认同危机。随着文化全球化的推进，西方价值观尤其是美国文化对世界其他地区渗透进一步加剧。文化的侵略扩张不但使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变得极度脆弱，也使欧洲社会在保持它们本身的文化认同、社会价值观、语言和对信息传播现有控制方面面临巨大困难。
其次，与前一个后果紧密相关，文化全球化招致了更多的文化冲突。强行推进的文化全球化必然引起其他文化体系的反抗，亨廷顿就预言非西方社会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大攻势将回归本土文化。
当然，只看到文化全球化造成的种种消极后果是有失偏颇的，应该承认文化全球化进程客观上起到的积极作用。文化全球化在挑战各民族文化的同时，也给予了它们发展的新机遇。当下，全球各文化体系相互开放、相互交流与融合的广度和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但不可否认的一点就是随着文化全球化的推进，民族文化认同危机不断加深，西方文化霸权逐渐扩张，这对民族话语权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二)民族话语权
话语权，简言之就是说话权，即控制舆论的权力。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谁就决定了社会舆论的走向。在当代社会思潮中，话语权指影响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葛兰西的“领导权”、福柯的“权力话语”、哈贝马斯的“合法化”、罗兰。巴特的“泛符号化”、鲍德里亚“仿像”等思想极大地丰富了话语理论，为研究话语权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
话语与权力之间存在复杂多样的关系，因此，必须关注隐藏于话语背后的无声权力限制或排斥方式。话语不但意味着一种言说方式，而且意味着对说话者地位和权力的隐蔽性认同。话语与权力的关系如何?福柯说：话语即权力，意思是说，成型的话语在自身的范围内具有权力功能。王小波说：权力即话语，说的是权力总是为自身找一套表述系统(话语)。于是，在“权力”与“话语”之间存在一种静态关系。
在话语理论中，话语权被用来指称言说者的权力，话语权的获得与失去，直接关系到言说是否可以继续，所说是否为真，交往的对象是否处在平等的势位上。推而广之，一个民族的话语权，也就是该民族在全球语境中具备怎样的知识地位，是否具有言说的能力，言说的内容能否为交往对象所接受。
维护文化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话语权，所要达到的目标不是分享话语霸权，“而是保存民族文化的完整性和持续发展，使理论的多元倡导物化成存在的多样形态。这样才会避免民族文化史的再次断裂，避免后殖民时代中的文化同化，并且可以提供激活传统文化的活性因子，确保传统文化继续留存在当代视野中，参与建构社会价值系统和民族心理结构，由此保有文化特性，不仅是形式上的装饰因素，更是精神底层的支撑与基础”。
二、维护民族话语权的必要性
(一)话语权：社会意识形态工具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较早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涉及话语及话语权的问题，他认为，社会集团的领导作用表现在两种形式中――在统治的形式中和‘精神和道德领导’的形式中。前一形式表现为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后一种形式则体现为文化领导权或曰话语权。突破了基础――上层建筑二元结构的意识形态，奠定了文化研究的基础。
意识形态，一般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的思想观念，代表了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包括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利益，又反过来指导这一阶级或集团的行动。
“语言是理解意识形态的出发点，是实现意识形态的手段，是意识形态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意识形态隐含于语言中，并在语言的使用中增强自身。意识形态不等于语言，但意识形态却要实现在语言中。意识形态实现在语言中，是凭依语言能表达意义这一功能来完成的。”以研究意识形态著称的西方学者汤普森曾用一句话总结意识形态的实质：“广义而言，意识形态就是服务于权力的意义。”
对于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马克思思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他们还把语言和利益、权力结合起来讨论意识形态，比如他们说：“事情是这样的，每二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地位的新阶级，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的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通过语言，特殊利益被“说成”是普遍利益，特定思想被“描绘成”有普遍意义的思想，权力也就具有了合法性根据。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这些说法已经触及到了语言和意识形态关系的本质，如意识形态要体现为语言、语言的普遍化、语言和利益权力的关系等。
现代批评家伯顿(1990)认为：意识形态附加着对世界和人、集团之间权力关系的独特看法的一系列信仰。每个人都有某类意识形态或世界观，对他们来说，意识形态是一种关于什么是对与错、世界是怎样一回事以及他如何才能被改造成更好的
地方的观念，这些世界观受到生活中的文化因素的影响，而实际上，在社会生活中大多被认为是平常的东西，其中也蕴含了意识形态的内容。因此，要使本阶级或本民族的意识形态为交往对象所理解和接受的话，势必要从掌握话语权人手，牢牢把握话语权的主动性，使本民族的话语权成为一种现实影响力和知识能力。
(二)话语权：社会实践自觉能动的反映
巴赫金话语理论认为：语言形式仅仅存在于具体言语的语境之中，因此，也就是存在于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语境之中。话语是由人们的社会实践所决定并反映某一历史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这就给我们提供了揭示历史真相的理论武器，即通过对话语的研究去把握历史运行的本质和规律。
福柯的权力话语认为：语言构成话语，掌握话语就拥有权威，但权威必须与权力结合才具有力量。知识带来权力，更大的权力要求更多的知识。而每一个时期都有不同的世界观或观念结构，它决定该时期知识的本质。这种知识又是通过话语获得的，任何脱离话语的事物是不存在的。人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话语关系，话语决定人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简而言之，话语有助于创造知识系统和信仰系统，有助于确立社会关系，有助于建构社会身份。
无论是巴赫金的“意识形态符号论”，还是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都重视社会实践对话语的制约和影响，同时也重视话语对社会实践的反制约和反影响。因此，话语是社会实践自觉能动的反映，话语理论是我们认识历史、认识自身的锐利武器。
马克思认为，“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就“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体系，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这样，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人道的话语就内在地包含着：对于现实生活和社会矛盾的勇敢面对，对于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历史定位，对于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不懈追求。其中，对于困难群体历史命运和弱势个体社会平等的特别关注，是马克思主义人性话语的魅力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深厚基础。只要我们真正弘扬马克思主义的学术风格，就一定能在西方话语霸权的阴霾下，开辟出一派民族黼权的朗朗晴空。
(三)话语权：价值观的体现
价值观是指一个人对周围的客观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价值观通过人们的行为取向及对事物的评价、态度反映出来，是世界观的核心，是驱使人们行为的内部动力。它支配和调节一切社会行为，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价值观毫无疑问是一种观念，而‘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人人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因此，价值观实质上也是评价的结果、结论。”人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包括人的社会地位和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价值观的最本质、最核心的内容是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不同价值观之间的根本分歧，就在于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的不同。”在同一历史阶段和同一社会中，人们的价值观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人们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因而对同一事物往往有不同的价值标准。而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不同的、多样性的价值观必然地相互接近、相互宽容、趋向同一。随着文化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全球范围内的价值观念也正处于不断地融合和冲突的状态中。一方面，对价值观念的认同趋势随之强化；另一方面，价值观念日益多样化，冲突也必然随之激化。
笔者认为，话语权不仅是发言权、说话权和影响社会发展方向的能力，同时也是价值观的体现，推而广之，一个民族的话语权也反映和体现这个民族的价值观念，维护民族话语权就是要使本民族的价值观在多样化的价值观中得到体现和认同。正因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民族的价值观存在着冲突和融合，所以各民族要通过维护自己的话语权使得本民族的价值观得到交往对象的理解、认同和接纳。
三、文化全球化语境下维护民族话语权的对策
如前所述，文化全球化有其客观必然性，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非此不可”的过程，是沟通与交流、冲突与融合的过程，如何应对文化全球化，维护民族话语权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一)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是维护民族话语权的必要前提
文明不仅是冲突的，亦是可融合的，黑格尔说：“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所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但这里的“恶”并非道德上的意味，而是哲学上的辩证法。只有活的因素注入事物体内，才会让死气沉沉的事物焕发生机，发生质变。正是因为有了“恶”，历史上的每一次民族之间的冲突最终都走向了融合；但这只是民族文明内部之间的文化调整，在异质文明之间却并非如此。
文明必须通过交融才能发展，没有交融和融合就没有文明，一个远古文明产生就像是点燃一支蜡烛，其光亮有限，也很容易熄灭。但如果许多文明同时产生，许多蜡烛同时点燃，就会连成一片文明之火，其烛光交融，此生彼灭，越传越远。
交融在文明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冲突也是交融的一种形式，而且是很重要的形式。许多交融正是在冲突的形式中进行的。远古时期，原始人群的冲突推动了文明的产生，汤因比的挑战与应战理论对此有精彩的论述，中国古代神话中黄炎大战等传说记载了远古华夏文明产生时的冲突场面，中国古代的一些文明创造曾通过战争传播到阿拉伯，再传到欧洲；西方近代文明也首先以冲突的形式传到东方，传到中国。不过，这里所说的冲突是人类群体的冲突，人类群体的冲突起到了交融文明的作用。如果不把文明看作是利益的实体，那么，在冲突中，冲突的不是文明，而是有着不同利益的人类群体。
(二)意识形态斗争是维护民族话语权的重要阵地
前面我们述及话语权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工具，如果话语被垄断，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声音都被掩盖，将贻害无穷。所以，现代国家大多以制定宪法的方式保障人们的言论自由，以限制霸权话语，使话语处于有序竞争的状态。
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例，阐述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如何维护民族话语权。从理论上说，话语权的建立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言说者的权威性；二是言说内容的可信性。然而，由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在科技、经济、军事方面的强势，使得西方话语体系得以成为世界“流行话语”，而流行话语则往往潜藏着话语霸权，使得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处于弱势话语地位。所以，在这一背景下，作为当代弱势话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毫无疑问要顺势应变，但其变革既不能完全脱离西方主导的“流行话语”，又必须坚持自身的独特话语，才能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
从弗兰西斯・福山提出了“历史的终结”到约瑟夫・奈提出了“国家的软实力”，除了印证了西方的文化霸权外，也折射出当代意识形态冲突的新
特点，即大体上在西方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范围内展开。也就是说，当代西方的意识形态扩张、渗透，更多的是以“全球话语”和“普世价值”的方式实施的，其所以如此，不仅在于这样做的效果更好，也在于只有它们才有“资格”这样做。这一事实充分印证了马克思的一个论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这一背景下，作为当代弱势话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毫无疑问要顺势应变，但其变革既不能完全脱离西方主导的“流行话语”，又必须坚持自身的独特话语；否则，其结果都是自我解体。因此，话语转换的实质是，适应意识形态冲突新形势，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
(三)各民族文化共性与个性相结合是维护民族话语权的主要方式
人类文化的共性与个性，各民族、各地区、各国家的文化的差别与比较是一个大题目。各民族文化之间有共性，也有个性。以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为例，两者有许多共同之处，它们的最根本的共性应该是自觉改造世界的思想。这是应该首先明确的，然后才谈得上它们之间的差别，即特殊性或个性。如果只谈它们之间的差别而忽视它们的共性，这种差别就会成为割裂，成为难以理解的虚构。
我们应该承认人类文化的共性一一自觉地改造世界的思想和“浅显”的最低标准道德，如果没有这个根本的共性，各种文化的互相学习和互相吸取将成为不可能。我们经常听到世界各种文化要融合，特别是中西文化要融合的主张，如果人类文化没有共性，这种融合也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21世纪的文化将在人类历史新阶段，亦即人类社会实践新阶段的基础上来建立，它更加离不开人类文化的根本共性。文化的共存需要寻求大多数文明的共同点，而不是促进假设中的某个文明的普遍特征。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
同理，民族话语权的确立实践离不开本土文化的输出，如果单纯注意保持个性，忽略共性的交流与对话，最终的结果只是权力假象和自说白话。为了避免极端化的行为，在民族话语权确立之前就要预先确立起一个前提认识，即文化全球化的悖论性：不把文化全球化视为一体化和同质化，而是清楚看出其中既包含一体化趋势，也包含分裂化趋势的内在矛盾，借助跨国公司在生产营销中提出的方案一一全球化思考、本地化行动，变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的尖锐对立为平等对话。当然，应该看到，尽管全球化的过程充满着同一化力量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全球文化的重组和新变使不同文化在频繁的相互支持运动中此消彼长，但这也是全球价值形成的过程，如果全球价值的形成仅仅是某种单一文化的推广与覆盖，那恰恰是对全球化精神的背离。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达到民族文化认同和知识体系重建，正是民族话语权的题中之义。
对文化全球化给我们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交流中，既要高度警惕西方文化渗透中的不良因素，又要站在人类文化发展的潮头，立足传统，面向现代，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只有民族文化得到发展，才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保持自己的特色，才能为人类文化作出贡献。
综上所述，文化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文化发展中的一种客观趋势，文化全球化本身则是一种漫长的历史进程。因此，文化全球化不等同于“文化殖民化”或“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殖民化”或“文化霸权主义”是当今文化全球化中的一个突出的全球文化发展不平衡现象。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必然会提出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等问题，任何民族只有积极融人文化全球化，在文化全球化中创造自己民族文化的新特色，向世界奉献民族文化新特色，才能更好地维护民族话语权，才能共同构建全球文化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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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文化交融的意义篇6
【关键词】第二代民族政策；大熔炉模式；去政治化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人口众多，民族问题错综复杂，近年来，学术界有人倡导推行淡化族群意识与56个民族的民族观念，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与身份认同，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与国家认同的政策，即所谓的“第二代民族政策”。胡鞍钢与胡联合在《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一文中，通过对党中央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政策的片面解读，提出与时俱进的实现我国民族政策从第一代向第二代的转型，以第二代民族政策全面替代我国现行的民族政策，并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进行制度设计，推动各民族交融一体，消除民族界限，实现民族融合，促进中华民族繁荣一体发展与伟大复兴。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提出不仅造成思想上和理论上的混乱，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工作的良性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议和讨论。
一、第二代民族政策及其历史渊源
世界各国处理民族问题的方法大体分为两种基本模式，即以美国为代表的大熔炉模式和以苏联为代表的大拼盘模式。受苏联民族理论的影响，中国将民族问题政治化和制度化，并以此来处理民族问题，如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等制度。第二代民族政策的主张者以西方民族国家论说来比对中国，将大拼盘模式作为反面典型，大熔炉模式则作为正面典型，认为中国现行的民族政策属于大拼盘模式，是一种失败的民族政策，中国应当借鉴美国、巴西等国的成功之道，实现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等目标，用族群取代民族，否定民族的政治属性与集体权利，去民族标签化，放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取消民族特殊政策，推动民族融合，以公民化的手段来治理中国的全体国民。强化公民意识，淡化民族意识，取消个人的民族身份，以一个中华民族来取代56个民族，构建个人公民身份与中华民族身份归属，实现民族融合。
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并非新提法，我国在历史上曾推行过，但都以失败告终。在当政时期，国民政府推行过强制的同化政策，主张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民族，即国族，只是当时的国族更类似于宗族，有思想在里面，再加上当时动荡的时局，这种政策没能施行下去。新中国成立后，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在与时期，也曾推行过民族融合政策，认为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只讲阶级与阶级斗争，不讲民族，打击少数民族干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名存实亡，不仅没有促进民族融合，反而加深了民族隔阂与对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发展了党的正确民族政策，建立了平等、团结、互助与和谐的民族关系，形成了各民族亲密合作、共同发展繁荣的局面，促进了民族融合。民族融合是一个自然的、漫长的历史过程，虽然随着我国在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的发展，民族间的共同因素不断增多，但民族间的差异仍将长期存在。第二代民族政策试图替代现行的民族政策，以促进民族融合，实现交融一体，这种观点违背了我国国情和民族发展规律，当今中国需要做的就是落实现行的民族政策，促进民族问题的解决与国家的长治久安。
二、大熔炉模式与中国国情
美国、巴西等国的熔炉政策都属于种族隔离、强制同化政策，其本身就有缺陷，不应该是中国加以借鉴的成功经验。美国强制同化的族群政策就是美国黑人的血泪史，在那段历史时期，美国的黑人及有色人种没有人权和自由，处于被歧视、被隔离和被压迫的悲惨境地。这种失败的同化政策早在20世纪60年代已被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所取代，即在保持和发展美利坚民族与美国人统一性的同时，承认和容忍族群文化的多元性，允许不同族群保持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系统。巴西的白化政策就是从生物学与肤色上消灭印第安人、黑人等劣等种族，并通过基因进行改造的白化思想，其本质为种族歧视，是一种充满压迫、摧残和暴力的强制同化政策。第二代民族政策的主张者只看到美国等国家在大熔炉模式下进行民族融合的结果，却忽略了中国与其在民族问题上的区别以及大熔炉模式本身的缺陷，忽略了大熔炉模式背后所蕴含的文化理念、历史背景及其所付出的代价，对其是否适应中国的发展也没有弄清，就认为强制同化的族群政策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成功尝试，并据此提出在中国实行这种民族同化政策，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民族观。
一个国家实行怎样的政治制度是由其基本国情决定的，中国的国情、社会文化及其历史经验长期不变，因此现行的民族政策也不需要改变。第一，与美国等移民国家不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其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在生存环境、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发展水平上差距较大，区域间与民族间都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第二代民族政策将民族间的平等简单的转换为公民个体间的平等，认为实行偏向少数民族的特殊政策就是对公民的不平等，忽略了中国国情以及民族群体存在的客观事实。党和国家所实行的民族平等团结、民族区域自治以及民族优惠等一系列特殊政策，有利于促使区域间、民族间的平衡发展。
第二，建国初期以来，中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民族识别和鉴定，构建了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并逐渐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第二代民族政策主张将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相等同，消除各民族的民族认同，只保留国家认同与公民意识，加强一切族体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一体化，反对任何形式的大民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然而，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中国的少数民族在识别恢复后都构建了其本民族的历史，形成了本民族的文化意识与民族认同，此外，受历史因素的影响，中华民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的是汉族，所谓的中华民族认同具有倾向，第二代民族政策提出淡化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观念，强化中华民族意识和公民意识，少数民族会认为被排除在外，产生反抗情绪，不利于民族问题的解决。第二代民族政策过分强调国家认同与单一的国族认同，容易导致个体性或群体性的认同危机，不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念。
三、民族问题去政治化
随着民族问题泛政治化以及社会问题泛民族问题化倾向的加剧，民族间呈现出心理沟壑与信任危机，国际反动势力借助一般的社会问题乘虚而入，直接插手我国内政，促使社会问题民族化和经济问题政治化，严重危及基层政权的稳定以及民族地区的长治久安。第二代民族政策提出对民族和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即去民族区域自治化和去民族政策化，由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集中体现了中国民族问题的制度设计与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去政治化也是去法律化。应对这样的问题，需要我们对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领域可能产生的问题划清边界、责任与义务，预防民族问题泛政治化，预防社会问题泛民族问题化，预防政治利益集团利用民族群体制造动乱，而不是简单的对民族问题去政治化。
民族与民族问题的政治性也决定了去政治化的不合理性，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由一定的政治力量所推动并带有强烈的政治性的人类集群，中国各民族都是土生土长的民族，其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都建立在所生活的地域之上，居住地域对于一个民族的民族意识影响较大，在政权更迭中，他们有权利声称是其所生活地域的民族利益、资源权利和治理权利的代表，被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如土家族之所以能够“入五溪而聚族”进而稳定巩固，与隋唐以后的羁縻制度以及宋元以后的土司制度有着莫大关系，由此可见政治因素在民族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我国现行的民族政策就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上的。第二代民族政策主张对民族和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将民族视为一个文化的产物，以族群取代民族，忽略社会历史背景与政治因素来谈民族，将民族视为纯粹文化与生物因素族群，不符合中国各民族的实际情况。中国56个民族的形成是由国家识别认证的，是一种政治力量，由政治因素所决定的，民族本身就是政治的产物，对民族与民族问题不能也不可能去政治化。
四、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民族关系的和谐程度不断深化，各民族对国家的向心力也不断增强。因此，对中国现行的民族政策应该予以肯定，其在解决民族问题上是成功的，必须坚持下去，虽然仍有很多不足，我们可以采取措施进行调试，但绝不能轻易就将其否定，进而实行所谓的第二代民族政策。我们应当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同时借鉴其他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先进经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学术话语体系，并对现行的民族政策不断加以完善，以便更好的认识与处理我国的民族问题。
参考文献
[1]胡鞍钢，胡联合.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1（05）.
民族文化交融的意义篇7
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根据省、市、县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决策部署和张掖市教育局《关于印发张掖市教育系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工作方案的通知》精神，结合全县教育系统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精神为指导，关于民族工作重要论述、对甘肃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根本方向，“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总目标，秉持“重在平时、重在交心、重在行动、重在基层”理念，全面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按照人文化、大众化、实体化的总要求，广泛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为推进高台教育持续发展凝聚力量。
二、总体目标
在巩固提升省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创建成果的基础上，推动教育系统广大师生“四个自信”“三个离不开”“五个认同”更加坚定，民族团结进步价值理念广泛弘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凝聚力不断增强，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进一步巩固发展，在全县教育系统营造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浓厚氛围，为2021年完成张掖市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市和高台县创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各项任务打好基础。
三、主要任务
（一）围绕“一条主线”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对党的民族理论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各校(园)要站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核心目标和战略任务贯穿于各项工作之中，严格落实各级党组织主体责任、主要领导第一责任和分管领导直接责任，作为“强基工程”和“一把手工程”，所有政策由此着眼，一切资源往此着力，全部工作以此展开，不断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增强全社会守护民族团结生命线的共同责任，形成全党全社会共同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强大合力。
（二）融入“四大”建设
1.融入经济社会发展。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在抢占“一带一路”文化、枢纽、技术、信息、生态“五个制高点”中争先进位。认真实施“三区”支教计划，选派骨干教师赴甘南州、肃南县支教，帮助被帮扶学校提高管理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普通高中招生向民族生倾斜，解决好少数民群众在子女入园上学等方面的民生问题。
2.融入乡村振兴战略。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与创建工作有机衔接，加大少数民族群众聚居村扶持政策，深化实施薄改与提升项目，持续改善乡村办学条件。推荐“县管校聘”管理改革，激发乡村学校办学活力。落实多元扶贫与资助政策，持续做好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进一步提升乡村教育质量，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3.融入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多渠道、全方位在广大师生中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挖掘各民族文化的精神价值，实现个人、社会、民族、国家价值观的内在统一。深入开展基本国情教育、革命历史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师生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文化观，切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
4.融入依法管理民族事务。把党的民族宗教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宣传纳入教育系统普法规划一体推进，引导广大师生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严格执行民族宗教政策，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维护少数民族群众在饮食、节庆、婚嫁、丧葬等方面的合法权益，防止民族歧视或变相歧视。
（三）讲好“六个”故事
深化县情认识，挖掘历史典故，弘扬时代精神，讲好高台故事，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民族团结进步价值理念体现在全县教育系统，体现在各族师生生活实践之中。
1.“创建＋生态守护”故事。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巩固全域生态环境整治成果，大力宣传和对接各族师生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共同守护生态安全屏障的动人事迹，讲好生态文明家乡故事。
2.“创建＋红色文化”故事。依托红西路军纪念馆、红色记忆博物馆、血战高台场景复原地为依托，将红色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结合，讲好党的故事、红军的故事和西路军的故事，把红色传统、红色基因、红色资源转化为各族师生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不竭动力。
3.“创建＋历史佳话”故事。以县博物馆、骆驼城古遗址、许三湾古遗址为载体，用好历史典故，讲好张骞出使西域、北凉历史、魏晋文化等自古以来河西走廊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家乡故事。
4.“创建＋时代风采”故事。坚持高台三中民族团结“从娃娃抓起”的典型引领，示范带动，做好创建工作优秀案例选编，让各级各类学校学有榜样、追有目标。
5.“创建＋文化繁荣”故事。把民族团结纳入学校艺术教育中，各校（园）要创排展示历史风貌、体现时代精神文艺精品剧目，积极开展文艺汇演、走访慰问演出、民族团结书画摄影展等活动，不断增强各族师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6.“创建＋家国情怀”故事。支持高台三中争创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高台二中争创省级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促进创建活动纵深发展；积极融入“一廊一区一带”建设行动，组织师生参与“石榴籽·一家亲”为主题的联谊专场演出。
（四）深化“六进”活动
1.进机关。把党的民族理论政策纳入机关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计划，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凝聚共识、统一行动。加强党和国家民族理论政策法规学习，加强统一多民族国情和民族团结进步的宣传教育，普及民族知识，提高教育系统干部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民族法律法规的能力和水平。
2.进社区。搭建社会实践平台，组织师生广泛参与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将个人成长与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相结合。通过政策讲解、派发宣传单等方式，向群众宣传介绍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团结进步知识，凝聚民族团结进步正能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进校园。常态化开展“立德育苗”教育活动，有针对性地开展民族理论常识、民族政策常识和民族团结教育，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内容融入学校教学计划，作为教育教学、校风学风长期坚持。发挥好课堂主渠道作用，自觉将党和国家民族理论政策法规以及民族团结的重要性融入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推进学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提升学生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
4.进家庭。组织开展“大手拉小手”和“小手拉大手”活动，将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基本常识等贯穿于家庭生活、家庭教育、家庭建设，鼓励家庭成员积极参加单位、社区、学校组织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使“三个离不开”和“五个认同”思想深入家庭成员头脑。已命名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校要带头促进民族团结，带头讲好民族团结故事，大力营造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社会氛围，激励引导各族人民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促进民族团结、共建美好家园上来。
5.进军(警)营。加强学校国防教育，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双拥”共建活动，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双拥”工作相结合，做到军民共建富有成效，军政军民关系更加融治。
6.进融媒体。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作用，充分运用教育系统宣传阵地，定期宣传标语和部门单位创建动态。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媒体开展“互联网十民族团结”行动，推动优秀民族文化作品数字化、网络化传播，不断满足互联网时代广大师生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让主旋律、正能量充盈网络空间。
四、实施步骤
（一）宣传动员阶段（2021年1月--2021年2月）。制定下发《高台县教育局贯彻落实张掖市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工作方案》，召开教育系统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动员推进会议，在全县教育系统行成人人参与支持创建工作的浓厚氛围。各校（园）按照细化目标、实化任务、硬化措施、强化责任的要求，结合实际制定具体方案，于2021年3月15日前将纸质版材料报教育发展中心。
（二）全面实施阶段（2021年3月--2021年12月）。全面推进方案的贯彻落实，努力解决实施中的困难和问题，确保创建工作有序有效推进。
（三）自查自评阶段（2022年1月--2022年2月）。依据《高台县教育系统贯彻落实张掖市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工作方案》和《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机关测评指标》要求，对争创工作开展自查，查漏补缺，改进不足，确保创建工作富有成效。各校（园）于2022年1月10日前将自查自评情况纸质版材料报教育发展中心办公室。
（四）申报验收阶段（2022年3月--2022年6月）。全面总结工作开展情况，按要求做好资料汇总、上报，迎接省、市检查验收。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创建机构。成立高台县教育系统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各校（园）要切实加强创建工作的领导，把创建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统筹谋划，周密部署，精心组织，狠抓落实；要健全完善领导机构和工作机制，调整充实人员，制定具体方案，全面开展工作。
民族文化交融的意义篇8
新疆世居各族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民间文学作品凝固了各个时代新疆多样化文化交流的历史文化记忆，体现着新疆“多样化复合”的边疆文化特征，是中华文化和新疆世居民族交流融合的最好见证;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可能从这“多样化复合”的边疆文化特征中，发现和谐一体的“中国性”认同。在此语境下，“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应在未来的研究中关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创新，尤其在田野作业问题上更值得研究者反思，特别是对新疆本地学者而言，更应关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研究视角方面，研究者应从多样化文化交流、多民族文化交流中对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进行深入研究。新疆地处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地带，同时又是伊斯兰文化、佛教文化与中原文明交流碰撞融合之地;从多样化文化交流融合的角度考察新疆世居民间文学更能揭示其本质特征。以“阿凡提故事”为例，我们应从历史地理学派的角度考辨其源流和流布范围，在此基础上考察某类故事类型、母题的功能是如何在多样化文化交流视野中变化和形成的，并进一步考察这种变异背后隐藏的深层原因。这一视角和方法同样适用于新疆移民民间文学的研究，特别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移民民间文学，从那些老军垦人的传说、故事文本中，文化和精神的内在张力更能体现新疆多样化文化交流和文明碰撞的特征。新疆是多民族聚居区，我们对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的研究更应该从多民族交流融合的角度来理解、阐释这些文本。以《乌古斯可汗的传说》为例，乌古斯是维吾尔族的神话英雄，我们能从这一神话文本中局部复原维吾尔族先民某些政治、社会、文化、习俗的历史，为我们理解当代维吾尔族社会历史文化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但这还远远不够，在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中也有乌古斯神话传说的流传，厘清乌古斯神话传说在几个民族中流传、演变、融合的情况，对我们重新认识多民族历史融合的情状具有重要意义。此类文本在新疆地区比较普遍。因此，我们从多样化文化生态背景中、在多民族交流融合视野下考察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应是新疆民间文学工作者的重要学术课题。
(二)研究方法方面，应运用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等学科的方法和理论深入阐释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并综合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宏观论述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来阐释新疆世居民族民间文学的诸方面问题。以新疆天池西王母传说故事研究为例，应该充分利用新近的历史考古学的报告，结合丰富的民俗学材料，在多样化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从宗教文化交流与移民信仰变迁等多学科的方法和角度来进行综合的考量，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联系青海湟源、甘肃泾川等地西王母传说故事的流传情况进行综合比较研究。
(三)新疆本地学者更应该以全球的理论视野关注新疆多民族民间文学内部诸问题，吸收学界在散居族裔理论、伦理批评、生态批评、创伤批评等方面的最新方法对个案进行深入阐释。我们可以在散居族裔理论的视阈下研究兵团民间文学，用伦理批评的方式研究各民族民间文学文本中的伦理问题，以生态批评的视角关注各民族神话、史诗中的生态意识，在创伤批评的背景下讨论锡伯族西迁之歌等文本。
民族文化交融的意义篇9
一、民族伦理文化研究
（一）民族伦理的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应该如何定位民族伦理，是研究民族伦理文化的前提和出发点。樊和平探讨了现代伦理形态下的民族伦理，认为面对全球化的冲击，“民族伦理”不仅面临繁重的文明任务，而且面临被分裂和自我分裂的危险。在现实中，尤其当“民族伦理”与“应用伦理”结合时，必须特别警惕由文明霸权演绎为伦理霸权，进而演绎为伦理帝国主义。伦理觉悟是人类的终极觉悟！“21世纪伦理觉悟”的根本乃是告别韦伯，在民族伦理、应用伦理的研究中开创一个伦理觉悟的新时代，开创一个人类伦理的新时代！
在整个民族文化中，伦理文化具有特殊地位。冯庆旭对民族作为伦理实体作了探讨，认为作为伦理共同体的民族与作为普遍物或普遍定在的精神的结合就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伦理精神的具体化，伦理精神内在于民族精神之中。伦理精神和民族精神实质上是一个精神，即民族伦理精神，亦即民族作为伦理实体的精神。伦理关系与伦理秩序共同构成民族伦理实体。
孙春晨提出以人类学的立场和方法研究民族伦理学，认为民族伦理学应主动采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推进民族伦理学研究由抽象演绎向实证分析和文化解释的转变。深化民族伦理学研究，需要研究者面向普通人的生活世界，深入民间进行田野工作；需要研究者以历史主义的学术立场，探究民族伦理文化的历史变迁和现实状况。民族伦理学应关注不同民族用自身的道德话语和道德行为“书写”出来的道德生活史，在对人们日常交往生活的微观叙事中展现民族丰富多样的伦理文化。
（二）民族伦理文化的形成规律
一个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既是民族成熟的标志，也是认识和反思民族伦理的前提。徐嘉对“中华民族”的观念形成与传统伦理之转型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近代以来，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观念逐步确立，这一民族意识促进了传统伦理的转型，成为中国近现代民族伦理的重要基础。
郑维铭、郑丹凌对民族大融合与中华传统道德文化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华民族在其形成发展中，经历过不断的民族融合、民族同化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华传统道德文化对于促进民族和谐共处、巩固民族融合成果、协调民族矛盾、奠定民族融合基础、加强民族凝聚力都起到了不可抹杀的作用。
赵庆杰对民族伦理的路径选择作了探讨，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走上了一条“人本”的、以家庭为核心的伦理型文化发展道路，是与民族童年时的经历密不可分的。从文化的源头上看，商周时期的“人学”转向决定了中国文化的“人本”而非“神本”的伦理型走向；西周时期周公的“维新”确立了家庭在伦理中的始点地位。
在民族融合过程中道德有何交互影响和意义？关健英以魏晋隋唐时期的道德生活为例说明，民族共同体不仅表现为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也是文化的共同体和道德的共同体。在魏晋隋唐时期，民族冲突、对抗、融合的过程，也是各民族道德交互影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民族的道德既保留着本民族特性的一面，又表现出相互吸收、彼此接纳和认同的一面，造就了中华民族共同的道德心理和道德观念。民族融合不仅是血统融合，更是道德与文化融合。
（三）民族伦理与多元文化
全球化背景下，如何认识世界民族伦理文化之问的复杂关系？李伟对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民族伦理文化的碰撞和对话作了深入分析，认为全球化自身的矛盾对世界民族伦理文化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影响：一是现代性中的核心价值与世界各民族的伦理文化价值之间的碰撞以及世界各民族和多民族国家内部的伦理文化冲突加剧，从而使得世界各民族伦理文化间的对话显得更加迫切；二是总结人类历史上民族与宗教文化间的对话实践，和而不同、理解尊重、互爱合作、正义团结应成为世界各民族伦理文化间对话的基本原则。
田海平、张轶瑶对“伦理”的异域与世界主义的民族伦理观作了阐释，认为为了避免世界主义伦理和民族伦理两种伦理的“暴力”，世界主义伦理问题的讨论，只有置于多元民族伦理文化的“异域”，才可能具备一种使“他者成为他者”的文化理解。这是世界主义者的民族伦理观应当具备的民族性内涵。同样，民族伦理的价值承诺与文化守望，必须兼具一种合理的世界主义的伦理观——一种将“伦理”不仅带回到“民族家园”，而且带回到“人类家园”的价值关切，应成为世界主义者的民族伦理观的人类性内涵。
晏辉对现代性与伦理多样性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在一个以家庭、家族、村社为基本交往空间的社会结构中，伦理生态或伦理多样性便不会成为问题，也不存在相互间的承认和尊重问题。当将不同地域和不同文化之下的人们置于同一个社会结构之下时，伦理多样性就成了一个必须正视也必须重视的问题。在现代性语境下，如何承认和尊重相异的伦理体系就成了应用伦理学和民族伦理学不得不重视的课题。过一种整体上的好生活是这种研究所追求的最高目标；承认和尊重各种伦理文化体系的正当性是这种研究应该坚持的原则。
（四）少数民族伦理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与重构
潘忠宇对社会转型期民族伦理文化发展的方向、路径和任务作了分析，认为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期，现代化趋向使民族伦理文化面临向主流伦理文化趋同、被边缘化、被湮没的三重困境。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是民族伦理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对现代性的积极适应、对自身传统的主动扬弃、在新条件下的创新是民族伦理文化消解冲突并获得发展创新活力的基本途径。创建能够促进相互理解、宽容和共存的伦理文化将是未来民族伦理文化领域的客观需要和艰巨任务。
习俗文化是以风俗习性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形态。闫平对少数民族习俗文化的道德功能及当代传承作了探讨，认为习俗文化是民族伦理文化的集中体现，我国少数民族的习俗文化与汉民族的习俗文化相比，有其自身的特色，少数民族的礼仪、信仰、饮食、服饰、居住等习俗文化蕴含着重要的道德功能。面对少数民族习俗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困境，必须通过综合创新寻找有利于少数民族习俗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出路。
在少数民族地区，如何促进少数民族道德生活健康发展？郭春霞、于兰提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少数民族道德生活，认为在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其体现时代和实践发展要求的本质规定性，为中国少数民族道德生活提供了精神导向和动力支持，而中国各少数民族道德生活的和谐发展又会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具体实践行为的转化。
西部地区如何建设和谐社会？王永和对中华“和合”文化与西部地区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和合”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和合”文化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历史进程具有“黏合剂”的作用；“和合”文化与“和谐文化”一脉相承；“和合”文化是西部地区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撑。
二、应用伦理研究
（一）政治伦理
当前，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全面启动。如何实现中国梦？道德何为？陈少峰认为，诚信与爱是中国梦的基础。他认为没有诚信就不会有信任和五个文明发展质量的提高，没有爱就不会扭转诚信危机的现状。我们第一个中国梦是建立诚信，但是建立诚信不是靠提倡诚信，也不光靠制度，还需要有更多的人去做慈善和公益。
公正是应用伦理中的基本原则。马永庆对应用伦理中的公正原则作了深入探讨，认为在应用伦理的视阈中，公正是其内在属性，是调节各种利益关系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成员对社会整体的夙愿。公正是道德义务与道德权利的统一，道德与幸福的一致。实现社会公正，既需要完善社会机制，让社会成为“公正的社会”，也需要加强公正意识的培养与教育，使个人成为“公正的个人”。在公正社会和公正个人的相互作用中，普遍提高社会的公正水平。社会公正是社会和谐有序的基本诉求。
詹世友对政治领域中促进美德的方式及其限度作了探讨，认为传统社会把政治促进人们的美德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是因为那时个人处于政治的垂直统治之下，所以政治以培养民德、化民成俗为务。但是，近代以来，权利进入了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核心，故政治领域中，权利的平等保护与对人们的高阶美德要求拉开了距离，政治要求人们具有基于权利的基准政治美德，同时也为人们自主追求更高阶的美德提供物质条件和精神文化环境，并容留足够的自由选择空间。
（二）行政伦理
行政道德文化是指直接影响行政道德活动与行政道德关系的各种心理、行为和精神活动状态的总和。鄯爱红对当代我国行政道德文化现状作了深入分析，从组织文化与社会文化两个维度，围绕行政道德原则、道德评价标准和道德行为习惯三个方面，对当代行政道德文化的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与分析，提出了建设当代中国行政道德文化的思路与对策。
王莹、景枫对社会管理创新的伦理路径作了探讨，认为伦理是人的内在软约束力量，它在管理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从社会管理的领域来看，伦理发挥作用主要是在职业生活、公共生活和家庭生活三个领域。伦理要在社会管理中充分发挥作用，还必须有制度的支持与保障，形成伦理与制度的整合与互动。
节约行政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廖小平、孙欢对节约行政进行道德考量，认为节约行政的核心价值观是节约为民，它与效率、公平、服务、责任等价值观具有内容上的交集。节约行政的道德规范是一定社会对行政机关与公务员履行节约之德的基本要求，包括肯定与否定的道德规范两个维度。
（三）生态伦理
曾建平、黄以胜对“生态人”何以可能作了探讨，认为“生态人”是基于人性的自我反思和应对当前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而产生的，融生态意识、生态智慧、生态行为于一体，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生存为准则，以人的生态性存在为目标的一种新的人的范式。她是一种对接生态时代的更高境界的人性假设，具有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功利主义的渗透和消费主义的盛行给“生态人”的培育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为此要变革思维方式，确立生态思维；要变革消费方式，践行低碳消费。
路日亮、提出了生态伦理与理性生态人培育的内在关联性问题，认为生态伦理必须通过具有生态理性的人才能发挥作用。他们从“当代伦理精神的生态诉求、理性的偏失是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培育理性生态人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途径”三个方面，阐述了当代伦理学的生态转向，剖析了工具理性和经济理性在指导人们生产、生活时所导致的理性偏失和道德缺失，阐述了生态理性人培育的具体内容，论述了生态伦理与理性生态人培育的关系。
（四）道德治理
道德治理是当前的热门话题和难点问题。龙静云提出，道德治理是核心价值观价值实现的重要路径。她以为，道德治理是我国各级政府和各类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携手合作对道德领域突出问题进行克服和消除的活动和过程；道德治理同时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内化和转换为人们的行为实践的活动和过程；道德治理从价值实践的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价值引领的层面，共同推进我国社会秩序的完善，社会资本的创造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周中之、王亚娟对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的思路进行了反思，认为当前中国要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必须将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结合起来。从现实生活看，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相结合是治理根本之道，为此，必须建立事实的记录和跟踪档案。规范伦理可以通过相应程序，直接转化为法律规范，而德性伦理难以直接转化为法律规范，可以制定一些法律规范来支持德性伦理。法律治理必须体现道德的原则和精神，在立法、执法和司法中支持行善的行为和当事人，
（五）社会伦理
在社会交往活动中，人们应该如何处理交往关系？柴艳萍对社会交往的利益原则进行了分析，认为人生活在社会中有着多种身份和角色，经常处理不同的人际关系、利益关系，与之相对就应该坚持不同的利益原则。经济生活中要进行等价交换，集体生活中要坚持集体主义，私人生活中要遵循礼尚往来，公共生活中要热心公益慈善。总之，不同的领域就要运用不同的利益原则，才能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和谐。
发展现代慈善事业，必须实现我国公民由传统慈善意识向现代慈善意识的转型。单玉华对中国公民慈善意识转型的利弊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传统文化的沉积、现代慈善意识的提升、西方慈善意识的影响、经济的发展、有关立法的出台，构成推动我国慈善意识转型的积极因素。与此同时，我国现代慈善事业基础薄弱、传统文化某些特质的制约、慈善事业负面事件的影响、慈善立法不健全，成为我国慈善事业转型的制约因素。
韩国徐圭善教授对体育运动商业化的正面和负面影响进行了论述，提出了体育运动商业化的伦理困境。
（六）道德教育
何为道德？如何教育？王露璐、李明建对涂尔干道德教育理论及其资源意义进行了反思，指出在法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时期，涂尔干提出了重建社会道德体系的思想，他以社会为基点，阐述了道德三要素，分析了学校对儿童开展道德教育的内容与方法。他们认为涂尔干道德教育理论对转型期我国学校道德教育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陈桂蓉对传统美德教育制度化作了探讨，对传统美德教育制度化提出了三点建议：在国民教育体系中适度增设传统美德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课程，加大社会公共体系宣传传统美德的力度，纠正传统美德教育中的各种偏见；在道德典范的选择和树立上，积极挖掘传统美德内涵，实现公民道德与传统美德的有机契合。
民族文化交融的意义篇10
【关键词】藏族族源爱国主义传统国家认同
藏族是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中华文明就是藏汉蒙回等多个民族长期参与创造的，是包括具有历史厚重的高原文明在内的多元一体文明。有学者指出，“如果我们用国体意义上的‘中国’去指称当时的政权，就是用后来‘中国’政权的观念去指称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国’，就应该包括历史上以中原地区为主且有相互递嬗关系或没有递嬗关系但为自己政权所继承的各个政权”①。要分析评价多民族共同体中的某个民族对于国家的历史贡献，就必须全面考察这一民族共同体从一开始产生至今的所有文明创造，就必须涵盖该民族对于构成今天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所有民族的影响作用。
长期以来，理论界对于藏族的爱国主义探讨大多集中在元代以后。历史是连续的，元代以前藏民族对中华民族国家共同体的认同和靠拢是不容忽视的。总结元代以前儿女对于中华文明的贡献以及他们的爱国意识，对理解元代以后藏族同胞的爱国主义情怀是一种铺垫和佐证，对于境内外分裂势力图谋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图谋也是一种有力的回击。
从族源上看，藏族先民是华夏文明最早缔造者之一
有关藏族族源一说，理论界向来众说纷纭。直到21世纪初，理论界才逐渐形成一种共识，认为藏族族源既有本土性，又有外来民族（中国境内民族）的成分，形成“混合说”。诚如藏学家格勒指出的，“藏族无论在血统上还是在文化上都不是单一的。它的血统具有混合型的特点。它的文化具有多重性的特点”。②藏族先民的混合型血缘和文化多重性本就包含了早期民族融合的太多内容。不管是藏族源于土著、北胡和氐羌的高原土著与外来华夏民族的混合说，还是高原土著“穆”“恰”融合说③或“青藏高原先民说”④，其中所言参与融合的汉、胡、羌、藏、彝、纳西等几十个民族都早已成为现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成员。格勒教授进一步指出，“炎帝族、黄帝族、夏族、周族等同为羌系民族，当他们先后迁居中原地区融合为华夏（汉族前身）后，共同创造了黄河中下游的仰韶文化”⑤。仰韶文化在我国古代文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考古发现已证明，藏族先民当时已具备相当高的文明程度。（据史书记载，约4000～3000年前，拉萨北郊曲贡、林芝、琼结县等地有古人类活动，住地穴，会制作石器、骨器、陶器，陶罐上有图案纹饰，建石棺墓，从事采集，种植谷物和饲养家畜⑥）从民族的衍生发展和社会贡献看，藏族先民都是华夏文明最早缔造者之一。
对于爱国主义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有人分析指出，“过去，我们对和平时期的爱国主义精神重视不够，研究不够，这同我们自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只强调阶级斗争，忽视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有关”，“改造河山，建设祖国，是爱国主义精神在和平建设时期的集中表现。特别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古代，它要求人们付出艰巨的劳动和汗水，甚至献出鲜血和生命，要求人们具有大无畏的献身精神”⑦。藏族先民要在高海拔、自然地理环境较为恶劣的高原进行生产生活，更需要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它是藏族先民对中华文明创造的一种贡献，更是他们朴素的爱国传统的一种具体体现。
“藏源于羌说”和“羌源于藏说”之所以争论较为激烈，问题其实就在于羌藏两族古时交往或融合得太过于频繁。根据史书记载，在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前，青藏高原活动着许多部族。除山南雅砻河谷的悉补野部外，还有阿里地区的象雄部、藏北羌塘高原的苏毗两大部族，另外河湟地区还有党项、白兰等部族。这些部族后来大多融入吐蕃王朝，成为现在的藏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和探讨早期藏民族对于中华文明的创造和贡献，就必须包括这些当初生活在高原上的重要部族。高原部落，尤其是雅砻部落作为当时地处高原的重要部族，曾经积淀了太多的高原民族也就是今天藏民族的文化生活习惯和精华，这些部族的创造精神对于我们研究吐蕃王朝创立前藏民族先民对于中华民族的贡献非常重要，对于洞悉他们进入吐蕃王朝时期的爱国主义传统具有一定参考价值。苏毗部族在归属吐蕃前后，跟汉地中原多有联系，后其王子率部归唐，被赐李姓。象雄等部落对于早期的高原及其周边文明和中原文明都有着重要的贡献。
从以上对藏民族吐蕃王朝建立前的氏族部落的发展来分析，诸多的高原部落在其形成、发展和分裂过程中，对于中国古代中原文明及西北、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军事疆域的发展都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吐蕃王朝时期藏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
唐朝初年，唐蕃之间是一种既非臣属又非完全对立的双边关系，吐蕃王朝与唐王朝是对等存在的少数民族政权（虽然在安史之乱前唐高蕃低）。在此情形之下，藏族民众就很自然形成了对吐蕃王朝的拥戴支持和认同靠近，从而形成了少数民族的带有民族意识的爱国主义传统。正如有人总结指出的，“爱国主义的表现形式是十分广泛的。爱国主义的初始形态，主要表现为古代社会的忠君意识和民族意识”⑧。近代中国境内各民族自觉迸发的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其实就是对历史上各民族长期沉淀的朴素的爱国主义传统的自觉整合。
在松赞干布时期，虽说也有唐蕃交往之初的战争形式，但是双方都是以战促和，从而就有了文成公主嫁与松赞干布。在吐蕃三次请婚，大唐击败吐蕃为示友好才允婚的情形之下，松赞干布率其部，亲迎于河源，执子婿之礼甚恭。既而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对于以唐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的无比仰慕心理，大昭寺前唐蕃会盟碑碑文中就有体现。至于太宗伐辽禄东赞来贺、王玄策出使遭劫吐蕃发兵破之献捷、高宗初登吐蕃赞普表忠心等等，都可说明唐蕃之间的友好往来。有了与强大吐蕃王朝的这种友好往来，唐朝初年才得以休养生息，人口、粮食、军力均得以快速发展。这一时期的友好相处，为当时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最大的可能。
吐蕃王朝与唐朝的交往可以松赞干布病逝为分水岭。公元650年，松赞干布病逝，吐蕃与唐朝及周围各部的关系进入了和战时期。877年，吐蕃各反叛势力攻占山南雅隆河谷，在琼结掘毁赞普王陵，吐蕃王朝灭亡。吐蕃一词，自此成为地域和民族的泛称。吐蕃的内乱和瓦解，使原被吐蕃占有的河陇等地部分被唐朝收复，原吐蕃之地的一些新政权开始向唐朝入贡。
从总体上讲，吐蕃政权和唐朝政权是并存独立的两大政权，对立与统一并存。吐蕃王朝时期，藏民族逐渐形成了民族国主义传统，这具体体现在对赞普的忠诚和藏文明的创造上。在宗教方面，佛教就是在这一时期传入并确立地位，在内地和印度高僧的帮助下，佛教经典的翻译十分繁荣并取得较大成就。在建筑雕塑绘画方面，布达拉宫、大昭寺、小昭寺、桑耶寺等主要寺庙先后建成，其中大昭寺、桑耶寺佛像、雕塑绘画、碑刻工艺都堪称一绝，“阿嘎”土的运用更是空前。在文化方面，伴随着藏文的创立，文化形态多样化、内容也更为丰富。医学方面，通过汉地传入的医药历算，培养藏族医学人才，并著有举世闻名的《四部医典》。在制度层面，吐蕃王朝适应奴隶社会的需要，制定法律及职官、军事制度，统一度量衡。在对外贸易方面，主要同唐朝进行朝贡贸易和互市贸易，促进了本土经济发展，逐渐夯实了高原地域经济。在交通路线方面，吐蕃王朝对外有印度道、尼伯尔道、西亚道、中亚道、西域道；吐蕃王朝对内有唐蕃古道、四川及南诏道。在经济方面，以畜牧业为主，当时的武器制造业、鞣皮业、碑刻工艺、毛纺业、毡裘制造业、制陶加工业等手工业发达。
有人会以唐蕃争战，否定吐蕃王朝时期藏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假如真要这样，当年蒙古大军、满洲贵族先后建立的元、清王朝，还有先后与中原政权并立的辽、金、西夏、大理等少数民族政权，便无法评说。古代民族之间既有友好的时候，也经常发生民族争战。古代汉族人民爱国，是因为国家为他们提供生活生产的依存环境；对于少数民族来讲，由于生活环境较差，人口又少，他们“爱自己的祖国和民族，就是爱国主义的行动。在这里，民族意识与爱国主义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是他们的民族属性之使然，是维系本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强有力的精神纽带”⑨。正如有人总结的，“中华历史五千年，英雄人物万万千。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各族人民都曾经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代表人物，他们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我们应站在整个中华民族立场上，坚持对历史上各民族英雄一视同仁，实事求是地搞好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⑩。中华民族正是以其强大的海纳百川的包容个性，才得以源远流长、绵延不绝和繁荣昌盛。在承认吐蕃藏民具有爱国主义情感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强烈谴责吐蕃军队借唐王朝安史之乱进行的非正义的掠夺性战争，这场战争带给中原百姓太多的伤害。
分裂割据时期藏民族对华夏文明的认同和融入
吐蕃王朝灭亡到地方萨迦政权建立的400年，称为“分裂割据”时期。这一时期，藏民族与内地的交往和交流主要出现在北宋王朝。中国历史上的宋辽夏金分裂时期，中原政权实力不如唐朝强盛。宋朝与远离汉族地区的卫藏等地藏族各部联系交往较少，但与临近汉族地区的甘、青、川、滇藏族各部的经济联系和政治联系却非常密切。藏民族上到贵族下到商贩，基于长期以来对中原文明的认同积累，分裂割据时期的藏民族向华夏民族的融入变得愈发频繁和更为全面。尤其在西北，由于藏汉军民的共进退有力地维护了当时中国西部的长期稳定；由于藏汉群众的团结协作，有效实现了藏汉群众的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
在当时远离中央政权的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为了对付西夏政权（后来还有来自大辽的强力支持）的强大威胁，藏族地方政权和割据势力自觉向宋王朝靠拢，希望得到宋朝皇帝的支持。宋王朝也需要更多西部势力与西夏抗衡。吐蕃部族首领唃厮啰为巩固政权，先后多次遣使向宋皇帝纳贡，并乞官职。宋王朝先后给唃厮啰及其子孙封官任职，并给以优厚俸禄。公元1116年，唃厮啰所辖地区全部改为宋朝郡县。另据史载，公元1003年，潘罗支杀西夏诱降使者，宋封潘罗支为朔军节度使。同年，宋封吐蕃咩逋族首领尼理为鄯州防御使。唃厮啰、潘罗支、尼理等藏族部落首领臣属宋朝，他们多次对夏作战，有力配合了宋王朝的战略安排，有效维护了当时西部地区的稳定。
为了提升抵御西夏威胁的军事防御厚度，宋王朝从11世纪就开始在原吐蕃王朝一度占据的今甘肃省南部、河西走廊、青海省东部、四川省西北部等藏族地区，大力推行屯田戍边政策，加强对此地区的经营和管理。在宜农地区，宋安置了吐蕃分裂遗留下的藏民，免税耕种因战争而荒芜了的土地。在宜牧地区，宋王朝减免牧业税，招募藏民牧马放羊。在宜商地方，宋朝促进藏汉间交换、互通有无、两得其利，把传统的汉地与藏地的贸易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四川汉源的大渡河以西以南汉民租种藏族农田耕种，农技得以交流，民族间关系更为密切。随着宋朝屯田戍边政策的落实，甘南、河西、青海东、川西北等地的藏汉民众逐渐形成了互相依赖、互相支持的民族关系。
据史料记载，宋朝政府还发给这些藏族民众弓箭及其它武器，招募藏族弓箭手，组建类似内地汉族民兵组织，官民一体共同保护河西、陇右的生产生活安全。显然，这一时期的河湟藏族军民已经完全融入到中国当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之中，已经把自己的利益捆绑到了国家的稳定发展上，藏民族长期以来朴素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传统已经被放大到民族共同体层面，已经被提升到国家高度。
在400年的分裂时期，宋朝在与临近汉族地区的甘、青、川、滇藏族各部的隶属关系构建的同时，也较以往加强了与远离汉族地区的卫藏等地的交往互动。10世纪中后期开始复苏的卫藏地区经济，也为两地交往提供了可能。卫藏各地割据首领分头与宋王朝发展朝贡贸易，两地民间的茶马互市贸易也异常活跃。宋朝政府在藏汉边地设置的专门机构的贸易，使卫藏官民获得所需大量茶、布、丝绸等生产生活用品的同时，来自藏区的珠玉、土特产（麝香、皮张、牛、羊、酥油、乳类、食盐、药材、白银、金沙等物）也大大丰富了汉地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在输往内地的诸多卫藏物品中，蕃马最为重要。在文化宗教方面，卫藏各割据政权为了加强宗教控制力，纷纷复兴佛教。青海丹迪地方安多高僧喇钦·贡巴绕赛收徒传教形成的宗教中心，成为卫藏“后弘期”佛教复兴的力量源泉之一。
正是基于藏汉及我国其它少数民族同源和长期的友好往来，藏民族的成长过程就演变成为一个少数民族对先进文化不断认同、逐渐融入民族共同体的过程。由原初的民族国传统迸发出的多民族国家认同意识的自觉，已在分裂割据时期的唃厮啰、潘罗支、咩逋等藏族各部的成长中窥见一斑。历经坎坷的藏民族与中华民族间血脉相连、荣辱与共的内在关系，已经变得坚不可摧。当有人试图淡化藏、汉这一真实历史交往事实，甚至不断挑拨藏汉及其它少数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的关系，除了无知而外也就只有别具祸心一说了，当然最终也只会是徒劳无果。
（作者为民族学院副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主体民族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3BKS102）
【注释】
①赵永春，贾淑荣：“中国古代的‘国号’与历史上的‘中国’”，《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第7页。
②⑤格勒：《论藏族文化的起源形成与周围民族的关系》，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84页，第89页。
③石硕：《藏族族源与藏东古文明》，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94～305页。
④丹珠昂奔：《藏族文化发展史》，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84页。
⑥陈庆英，高淑芬：《通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70页。
⑦牛朴：“试论中国古代爱国主义传统”，《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第16页。
⑧李乐：“近二十年国内爱国主义理论研究综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2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