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经济的产生篇1
关键词：规模经济;粮食生产;生产效率;成本收益
粮食价格的变化趋势归根结底是由粮食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平衡程度所决定的，粮食生产效率直接影响了粮食的生产成本和收益，而不同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模式造成生产效率的不同。我们近期对河南省杞县、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湖北省钟祥市、黑龙江省红兴隆垦区管理局和宝泉岭垦区管理局进行种粮农户及农场职工的问卷调查，从粮食生产第一线了解中国粮食生产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并对未来中国粮食生产的发展趋势进行分析。有效问卷数量为293份，问卷有效率达到72.2%。其中，河南和山东这两个粮食主产省的有效农户问卷数量总计为203农户，湖北省钟祥市有效农户问卷调查数量为41户，黑龙江省红兴隆垦区管理和宝泉岭垦区管理局的有效国营农场职工问卷调查数量为49户。
一、对粮食生产者的基本情况的比较分析
种粮农户的户均人口数量为3.99人，户均男性劳动力数量为1.37人，户主平均年龄在43.27岁。户均耕地数量为49.14亩，户均耕地块数为2.36亩，平均最大地块面积为141.85亩，距离耕地平均距离为4.08公里。
在所调研的四个省中，黑龙江省调研地区为国营农场地区，户均耕地数量最大，为169.5亩/户;湖北省次之，为14.41亩/户;位于华北平原地区的山东和河南两省的种粮农户的耕地数量最少，并且这两个地方的种粮农户的耕地的细碎化程度最高，这就为粮食稳产和增产所必需的改善灌溉条件等技术措施的投入产生了困难。从户主平均年龄看，黑龙江省垦区的农场种粮职工的平均年龄最低，其他地方的种粮农户的平均年龄都在45岁以上，这表明粮食生产规模化水平较高的黑龙江垦区的农业生产者的劳动能力也要高于其他地方。
二、粮食生产者成本收益的比较分析
（一）生产成本比较分析
1.粮食生产的生产成本与产出的总体情况分析
山东、河南和湖北三省的亩均粮食生产成本为448.07元/亩，要比黑龙江垦区的亩均粮食生产成本高出11.5%，粮食亩产量为450.21公斤/亩，比黑龙江则要少23.77%，同时三省单位粮食产量的生产成本为1元/公斤，这要比黑龙江垦区的单位粮食产量的生产成本高出33%。上述情况说明以大中型农业机械为主要生产性固定资产的规模化农业生产方式相比于分散的细小规模的小农经济模式在经济上更有效率，表现在粮食生产成本水平显著更低、单位土地粮食产量水平显著更高。
从粮食生产成本的构成上看，三省平均亩均粮食生产成本中，主要物质费用水平为每亩276.19元，占到亩均生产成本的63.16%;而黑龙江省垦区的人工费用水平为每亩110.26元，占亩均粮食生产成本的27.82%，主要物质费用水平为每亩286.13元，占到亩均粮食生产成本的72.12%。上述情况说明，在小农经济的粮食生产模式中，人力投入相当少，而且主要物质费用投入水平也相对于农业机械为主的规模化粮食生产模式更少一些，人力和主要物质费用投入不足，造成小农经济的粮食生产模式技术效率和经济效率都较低。
2.粮食生产成本的构成情况分析
（1）主要投入物费用占粮食生产成本的比重情况分析
山东、河南和湖北三省的亩均生产成本中，化肥比重最大，占到32.61%;灌溉水费次之，占到12.23%;农家肥比重居第三位，占到9.55%;农药比重居第四位，占到9.42%;种子费用比重居第五位，占到9.19%。上述五项合计占到73%，体现出细小规模的分散生产经营的小农户粮食生产经营模式主要以增产型投入物质来实现粮食稳产和增产的技术特征。实际上，仅化肥和灌溉水费比重两项合计就达到44.84%，再加上农药费用则这三项费用比重可达54.26%，更加突出地体现出细小规模的分散生产经营的小农户粮食生产经营模式主要以增产型投入物质来实现粮食稳产和增产的技术特征。同时，粮食生产的亩均生产成本中主要是化肥、农药、灌溉水费、种子和电费等占较大比重，也表现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小农经济生产模式维持再生产进程主要依靠用现金外购的投入物质来实现的经济特征，即稳产和增产所必需的主要投入物质是小农户自身无法生产的，如农家肥费用比重仅占9.55%，而且使用农家肥的农户并不普遍，并且施用量也在逐渐下降。这就必然造成了小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是高成本、低收益的经济效果，依靠这种经济效率不高的生产经营模式来解决长期的粮食安全战略问题是不可能的。
从黑龙江省垦区粮食生产的亩均生产成本的构成情况看，人工费比重最大，占到28.33%;燃油费比重次之，占到21.17%;化肥比重居第三位，占到18.16%。上述三项费用比重占到67.66%，而其中人工费和燃油费比重合计达到49.5%。这种情况突出地表明以大中型农业机械为主要生产性固定资产和生产动力的规模化农业生产方式的技术特征，即农业机械动力费用和人工费用占亩均生产成本比重最大，是产生主要生产成本费用的来源。
（2）物质费用占粮食生产成本比重情况分析
山东、河南和湖北三省与黑龙江省垦区相比，种子平均费用31.79元/亩，略高于黑龙江垦区，化肥平均费用为137.68元/亩，是黑龙江垦区的1.94倍，农药平均费用为43.10元/亩，是黑龙江垦区的1.52倍，电费平均水平为29.19元/亩，略低于黑龙江垦区。黑龙江垦区的农膜平均费用为18.78元/亩，这和湖北省种粮农户的农膜平均费用相当，而湖北省种粮农户的灌溉水费位71.46元/亩，则是黑龙江垦区的2.07倍。山东等三省的主要物质费用总和为347.56元/亩，而黑龙江垦区的主要物质费用总和则为283.62元/亩，比三省平均物质费用少18.9%。上述情况说明，黑龙江省垦区是土地面积相对集中的规模化粮食生产模式，要比山东等三省的分散的细小规模农户的粮食生产模式的亩均物质费用投入明显低一些。而且从投入结构上看，分散的细小规模农户的粮食生产模式主要依靠化肥和农药的投入来实现粮食稳产和增产，因此其费用水平占物质费用总和的最大比重。
（3）人工费用占粮食生产成本比重情况分析
从调研情况看，山东、河南和湖北三省的粮食生产者主要是拥有细小规模土地的小农户，他们的粮食生产经营过程中基本上不需要雇用家庭以外的雇工，主要依靠家庭自有劳动力进行粮食生产。黑龙江省垦区进行粮食生产的农场职工雇用工人数量较多，户均雇工人数为86.38人;户均平均雇工工资为18081.25元，是每亩主要物质费用水平的63.75倍。农场职工的户均全年投入人工数量为333.41个工日，人工大家为每工日166.36元，折算每户人工总费用达到55468.73元。上述情况说明，尽管黑龙江垦区的粮食生产模式是以现代化大中型机械技术投入为主的规模化生产，但对人工的需求和人工费用的投入都是相当大的，即规模化粮食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要远高于细小规模的分散化的小农户粮食生产模式对劳动力的需求。
（二）粮食生产收益的比较分析
黑龙江省垦区农场职工的户均收获粮食产量86850公斤，是山东、河南和湖北三省种粮农户的户均收获粮食产量的28.81倍，户均出售粮食数量是75700公斤，是三省种粮农户的38.41倍，户均粮食销售收入是195137.8元，是三省种粮农户的62.11倍，垦区农场职工的当年收获粮食中销售粮食的比重为81.40%，比三省种粮农户高出15.99%。同时，截至调查时期，黑龙江省垦区农场职工上一年的余粮已经全部出售，而三省种粮农户还有户均849.53公斤存粮。此外，黑龙江省垦区农场职工还能够对其余粮出售价格进行预测，这也是三省小农户所不能做到的。根据实地调研的情况得知，山东省有64.71%的被调查农户认为上一年出售小麦赚了钱，有96.08%的农户认为出售玉米赚钱了;河南省有57.29%的被调查农户认为上一年出售小麦赚钱了，有66.67%的农户认为出售玉米赚钱了;湖北省有78.05%的被调查农户认为上一年出售水稻赚了钱。三省种粮农户认为上一年出售粮食赚钱了的农户平均比重为72.56%，而黑龙江省垦区的农场职工中有97.92%的人认为上一年出售水稻赚了钱，后者比前者高出25.36%。
从以上情况可见，只有以农业机械化为主要技术投入的现代化规模农业生产方式，才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使粮食生产成为有利可图并有丰厚收益的农业产业。黑龙江垦区的农业机械化为主要技术特征的现代化大规模粮食生产模式是真正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粮食生产方式。
（三）粮食生产成本的变化趋势情况分析
从调研情况看，种粮农户反映除了农膜费用和翻耕土地费用保持不变以外，粮食生产成本的主要构成项目的费用水平都显著上升。湖北省种粮农户的种子、化肥、农药、人工（包括播种、施肥和打药等项目）、灌溉水费和机械（主要是收割费用）等费用均显著上升，上述项目平均上升了30%，即亩均粮食生产成本平均上升幅度达到30%左右。其中，农药费用上升幅度最大，达到60%;灌溉水费上升幅度前次，达到50%;机械费用上升幅度居第三位，达到28.57%;而人工费用平均上升25%，居第四位，作为主要施用化肥的尿素上升幅度也达到25%。上述情况表明，对于小农经济生产模式的粮食生产模式而言，物质费用和人工费用上升导致生产成本年度间显著上升，从而使种粮农户难以分享到得近年来粮食价格上涨的溢出效益，体现小农经济的粮食生产模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系的经济特征。
三、两种农业生产方式的生产效率差异性的原因分析
（一）土地规模差异是根本原因
山东和河南以种植小麦和玉米为主，湖北和黑龙江则以种植水稻为主。对于山东和河南而言，小麦是两地农村居民的主粮品种，玉米主要是经济作物。由于户均耕地规模的限制，这两地的种粮农户的年度粮食总产量都不很高，山东省种粮农户的小麦年产量平均为2940.59公斤，玉米总产量平均为3400.31公斤;河南省的种粮农户的小麦年总产量平均为1944.46公斤，玉米年总产量平均为2059.3公斤;玉米的产量水平均略高于小麦。山东省的户均粮食年总产量水平明显高于河南省，主要是由于山东省的户均耕地规模相比河南省较大一些。
湖北省种粮农户的户均耕地规模平均为6.68亩，水稻年总产量平均为3773.54公斤，比山东省和河南省要高，这是因为其户均耕地数量较多和一年可以种植两季以上水稻造成的。而黑龙江省国营农场的户均耕地数量相当高，户均年度粮食总产量也远远高于其他各省，由此可见黑龙江省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主粮产区的显著特征。
总的来看，被调研地区的种粮农户的年度粮食总产量与其户均耕地的规模成正比，这表现出粮食生产主要依靠土地资源的技术特征。
（二）两种生产方式采用先进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不同
山东、河南和湖北三省种粮农户使用的主要是农用拖拉机和农用三轮车等小型农业机械，适合小型地块和小规模农业模式使用;而黑龙江省垦区农场职工主要使用的是大中型农业机械，适合大片耕地和规模化农业生产模式使用。三省的种粮农户的户均农业机械投资费用水平为5166.92万元，远低于黑龙江省垦区农场职工的户均82447.67万元的水平。三省的户均农业机械使用年限为8.74年，黑龙江省垦区的农场职工的农业机械使用年限平均为4.2年，前者是后者的2.08倍，说明三省种粮农户的农业机械使用年限长、折旧慢，存在相当多的农户使用老旧农业机械的情况，而黑龙江省垦区的农场职工的农业机械更新速度较快。三省的种粮农户的户均农业机械年维修费用为143.04元，黑龙江省垦区农场职工的户均农业机械年维修费用是前者的27.79倍，说明黑龙江省垦区的农业生产主要依靠大中型农业机械，因此一次性投资水平高，同时年度维修费用水平也比较高。
黑龙江省垦区农场职工租用农业机械的比重为63.27%，农业机械的平均租金价格为每亩67.62元，租用农业机械的农场职工的户均租金支出水平为11568.18元，上述情况说明农场职工租用农业机械的情况较为普遍，而租用农业机械的成本也相当高。出租农业机械的农户所占比重为12.24%，与租用农业机械的农场职工的比重相比，说明有能力提供农业机械出租服务的农场职工不多。出租农业机械的农场职工给出的租金价格平均为每亩56.67元，与租用农业机械的农场职工的实际租用价格相比要低16.19%，说明对农场职工对农业机械的需求水平高于供给水平，因之抬升了最终的农业机械租赁成交价格。出租农业机械的农场职工的户均年度租金收入为36000元，与租用农业机械的农场职工的户均年度租金支出相比要高3.1倍，由此可见，有租用农业机械需求的农户之间存在一定的竞争关系。
四、主要结论和政策性建议
1.规模化农业生产方式的粮食生产效率要显著高于分散的细小规模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主要表现在粮食生产成本水平低和单位土地粮食产量水平高。
2.规模化粮食生产方式对劳动力的需求水平显著高于小农户粮食生产模式，小农经济的粮食生产经营模式是产生剩余农村劳动力的根源。基于上述分析和结论，政策建议如下：
3.适当扩大土地规模对粮食增产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通过土地流转等形式适度扩大粮食生产经营规模，实行适度规模经营;
4.在促进发展规模化粮食生产方式的进程中，通过培训以提高农民使用现代化农业机械以及其他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能力，并且带动更多农业劳动力进入规模化农业生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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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经济的产生篇2
在许多国家，提起“农业经济危机”，大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会是农作物歉收、农产品减产、农业经济萎靡、食品价格上涨等景象。美国农业经济危机则正好相反，尽管三次农业经济危机爆发时都给美国农业发展带来过剧烈的伤害，但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危机”这个词一方面说明经济面临的巨大窘境，另一方面也蕴含着高度繁荣的经济状态。与美国工业经济危机一样，农业经济危机并不是由于“产量不足”而引起，而是由于产量太高、“生产过剩”所导致，属于农业生产规模过大、产量高度过剩、大量农产品无法消耗、剩余农产品在市场上严重囤积而产生的农业产业危机。具体表现为卖不出去的过剩农产品大量积存，农产品价格长期下跌，农户收支比价越来越不利于农户经营者，长久的农产品价格降低造成了大量中小农场崩溃，农户破产，农民收入锐减，农村失业队伍越来越多。但究其实际反而是美国农业经济整体发展迅速，农业机械化程度领先，农业劳动生产力提高，农产品产量剧增，美国的农产品不仅能够充分满足国内人口需求，而且还能供给国际市场，甚至于满足国内国际市场后还能有大量剩余农产品。美国近代工业的迅猛发展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供了技术支持，第一次农业经济危机的出现伴随着农业机械化、社会化、科技化程度的飞跃。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认为:“美国1815年之后的发展表明，农业的扩大和工业的发展，起先是对应的，从19世纪50年代起，就齐头并进了。”［18］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欧美地区出现了一系列重大的技术突破，形成了第二次技术革命的浪潮，同时推动了美国农业机器发明创造的高潮到来，美国农业生产在19世纪90年代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故此，有人称这段时间为美国的“农业革命时期”，它标志着美国农业开始进入社会化大生产的新阶段。［19］从1870年到1900年，美国农业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每年递增3%，全国耕地面积由4．07亿英亩增加到8．79亿英亩，农场数由204万个增加到643万个，农业生产总值由22亿美元增加到58亿美元，农业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了4～5倍，粮食和棉花产量增加了2/3，小麦的劳动生产率比内战前提高了17倍，小麦产量占世界小麦总产量的1/4。到1900年，美国的工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一位，但在出口贸易中农产品还是超过非农产品，占出口商品总值的61%。［1］也因此自19世纪70年代前半期起引发了美国农业发展史上第一次经济危机。一战结束后，美国国内稳定的社会环境、充足的劳动者、先进的生产工具、优质的劳动对象，决定了美国农业劳动生产力获得了大飞跃，农业生产已进入社会化大生产阶段，美国650万农民耕种着35000万英亩的土地，养活了5倍于其数量的人口，第二次农业经济危机随之爆发。二战结束后，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出现和各种科技产品的迅速普及，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应用促使美国农业产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到1970年，美国官方宣称，美国平均每一个农业就业人员的产品可以供应的人数，1910年为7．07人，1940年为10．7人，1960年为25．8人，1970年增长到47．1人。［1］换言之，当时美国农业中一个人的劳动收获量可以养活将近50人，第三次农业经济危机因此而出现。美国农业经济危机恰恰表明了美国农业经济的发达。纵观美国农业经济危机的出现，第二次技术革命、稳定的社会环境、第三次科技革命分别是三次农业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美国农业劳动生产力大飞跃的原因。由于中国近代历史以及不同国情的原因，中国的农业生产发展痛失了最佳时机，错过了与发达国家同步发展的机会。因此，当代中国农业发展必须抓紧时间迎头赶上，在保持社会整体稳定的基础上通过自我技术研发、引进先进科技、加大推广力度等各种方式全面提高农业科技化水平，推动农业劳动生产率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上层建筑尤其应当加强对各地区具体环境下农业科技自主研发的重视，既改变农业科技落后的现状又摆脱依赖国外进口技术的困窘，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科技化发展道路。
二、粮食供给彻底解决后的自励性危机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农业经济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特别是进入当代社会后，工业、金融业发展的同时更要重视农业，无论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金融社会，农业都是基础，关系到人民的吃饭问题。尤其是人口大国，农业不但是经济支柱之一，而且关系到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宁可生产过剩也不能生产不足。更重要的是农业生产过剩会使得农产品不依赖进口，不受他国控制本国命脉。譬如美国建国至今的发展轨迹中，只控制别的国家的农业经济而本国从来不受外界困扰。美国农业经济危机为美国建立经济良性健康发展模式提供了最根本的生活基础，农产品的相对过剩状态从根本上解决了美国人民的粮食问题。自殖民地时代至今，美国由一个300万人口的小国在短短200年时间内迅速发展成为今天超过3亿人口的大国，但美国从来没有产生过粮食危机。当战争爆发、人炸、天灾出现，世界各地大批人民处于饥饿状态时，美国国内农产品价格极低，广大美国人民从来没有被粮食问题困扰过，从来没有经历过粮食短缺。因此也可以认为，是美国上层建筑选择主动保持农业经济危机状态以便于彻底消除粮食危机的威胁。中国人口众多，是全球第一人口大国，农业经济是国民经济发展、政治统治稳定的生命线。中国2010年共进口175亿美元美国农产品，占美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15．1%，首次成为全球进口美国农产品最多的国家，意味着中国对国际粮食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的依存度增大。2010年，美国农产品出口总额为1158亿美元，继续位列全球第一。2011年1～9月，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为1107．1亿美元，同比增长28．5%。其中，出口435．4亿美元，同比增长26．6%;进口671．7亿美元，同比增长29．8%。贸易逆差为236．3亿美元，同比扩大35．9%。［20］在工业经济增长、金融市场活跃、经济实力增强的今天，中国农业经济却面临着生产粮食赚不到钱、耕地面积屡冲红线、农产品进口依赖严重的窘迫局面。面对着中国13亿人口的粮食需求，上层建筑更要重视农产品生产，宁可“过剩”不能“不足”，“中国人的饭碗不能端在别人手里”。政府更应该充分发挥国家制度上的优势，克服农业生产力与农业生产关系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国家上层建筑积极作用于农业经济基础，重视农业发展，推动农业走上不依赖国际市场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三、以海外倾销利益化解危机
解决农业经济危机的核心就在于:在减少农产品生产的同时扩大农产品的消费。美国历届政府曾通过加强管理、限制生产、保护关税、政府收购、停耕休种、维持价格等各种手段企图摆脱农业经济危机，但由于美国并不愿意大规模削减农产品的生产，历次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最终还是利用抓住机会、加强对外倾销的方式在解决危机困扰的同时摄取巨额的利益。将国内市场无法消化的过剩农产品通过对外贸易的方式倾销到国外，既可以减少农产品的数量，又可以稳定农产品的价格，还能够赚取大量外汇以增加农民的收入。故此，历届美国政府在应付农业经济危机时，都没有忽视对外倾销这条道路。虽然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美国一直没能摆脱过剩农产品不断增加的局面，农业经济危机的不断出现在较长时间内导致了大量农产品无法在市场上流通，农民、农场主、政府花费大量时间、财力、物力在囤积农产品上;但是囤积居奇本来就是一种有效的商业手段，囤积的粮食可以选择对美国最有利的时机销售出去。伴随着一战、二战、冷战期间的海外倾销政策，非但所有库存农产品销售一空，而且随着农产品价格的上涨，除了生产、销售、运输、囤积过程中的成本全部收回外，美国农业产业整体赚取了巨额的农业外汇利润，农业经济危机最终为美国农业的扩大再生产提供了更多的资金和市场支持。当前中国农业生产相对不发达的原因之一在于与工业和服务业相比，农业生产投入大、产出少。尤其是在粮食生产方面，除了少数大农场外，广大农户从事粮食生产所获得的利益较少，因此广大农村的粮食生产正在迅速萎靡。再加上房地产市场的扩张，整个村庄卖掉土地换钱的事情层出不穷。没有买方市场的刺激，缺少经济利益的驱动，长此以往，中国农业生产整体会呈现低迷状态。借鉴历史经验，政府支持农户从事农业生产，要尽可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在解决国内粮食危机的同时囤积剩余农产品，再选择海外市场需求的有利时机扩大农产品的出口，实现农业经济产业的长期良性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市场需求共同增长的“双赢”局面。
四、危机推动了大农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
近代以来，纵观世界各国农业经济发展的道路，农业发展状态相对良好的国家，其显著特点就是大农场经济的确立。尤其是伴随着19世纪后半期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扩展，农业机械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大农场经济的优势也就越来越明显。这是因为小农经济土地面积狭小、农作物种类单一、经济实力薄弱，农业机械化的需求相对较少，同时小农经济的产量也很有限，农产品价格的可调控空间相对较少。而大农场经济的机械化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实现了从事农业人数减少和农业产量剧增并存的局面。在运输、流通、买卖等交易过程中，大农场经济可以通过薄利多销和囤积农产品等方式调控农产品价格，获得更多的农业利润，并进一步刺激农业发展。因此，建立大农场经济是农业发达国家的前提保证。但是在大农场经济建立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小农经济破产、土地兼并、中小农场解体等各种情况，也必然会引起大量农民的反对，其建立过程必然会充满波折。如英国通过“圈地运动”建立大农场经济，到今天都饱受指责;而法国则因为农户们的强烈反对，至今都没能建立起大农场经济，其农业发展潜力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美国在殖民地时期就存在地广人稀的现象，大量移民变为自耕农。在西进运动中，西部免费或低价给移民赠送土地让他们耕作，建立农场和牧场，［21］这就形成了大量自耕农和中小农场主。随着南北战争、南方重建，尤其是1862年《宅地法》的出台，美国政府规定每个人只需交纳少量登记费便可获得160英亩土地，连续耕种5年后便可成为土地所有者，推动了浩浩荡荡的西进运动，促成了广大西部、南部地区自耕农阶级的产生和中小农场的发展，造就了大量的自耕农经济和中小农场主经济，这些小农经济的存在对后来美国农业经济的大发展是严重的阻碍。可是今天的美国西部、南部诸州，大农场经济早已确立，大农场的土地面积普遍达到十万英亩以上，粮仓里囤积大量“剩余”粮食。笔者认为，由自耕农盛行的小农经济向大农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农业经济危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农业经济危机的长久持续，使得大批自耕农和中小农场主在农业经济萧条中纷纷破产，同时善于经营、有工业资本支持和金融资本背景的农场主趁机通过收购、兼并等种种措施扩张自己的农业势力，成为新兴的大农场主。所以，农业经济危机推动了美国大农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尤其是在第二次农业经济危机期间，由于危机持续的时间跨度太长，从1920年下半年一直持续到1941年，因此对农业的破坏性也很强。根据美国农业普查资料，二十年间，美国先后倒闭的农场数(还不包括因欠税而被政府拍卖的农场)达到213．5万个;在1930年有抵押负债的农场达到416．3万个，占农场总数的66．2%。可是在大量农场破产、倒闭的同时，美国农业生产总值增加了17%，［1］农业获得了大发展。这就是因为第二次农业经济危机使得大量中小农场破产，背后拥有工业资本或金融资本的少数农场主趁机进行土地兼并，运用兼并、合作、购买、挤兑等方式扩张自己的农场规模，通过经济的、合法的而非掠夺的、暴力的手段，借农业经济危机的促动建立起大农场经济。在第二次农业经济危机过后，美国已经基本确立了大农场经济，西部垦荒时形成的小农经济和中小农场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之后大农场经济凭借自身的土地优势和经济优势，继续蚕食鲸吞剩余的中小农场，终于促成了当代美国西部、南部大农场主集团的诞生。因此，农业经济危机在美国大农场经济生产模式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无法有力反作用于农业经济基础，是因为土地所有权私有制，故上层建筑无法抑制大农场主凭借经济优势、使用经济手段、合法地进行土地兼并，践踏中小农场主和自耕农的利益，罔顾普通农民的生活。而且富人组成包括总统在内的政府上层建筑，很难对富人征税以保护穷人。例如当时的美国总统柯立芝就认为:“既然只有富人才是有价值的，因而政府应该谨防多数人的意见。由于贫穷是罪恶的报应，政府便不应该向高尚的富人征税，以援助卑贱的穷人。”［22］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充分发挥制度的优越性，上层建筑要注意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在坚持土地公有制制度的前提条件下由国家合理合法地推动大农场经济的建立。保护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利益，可以采用税收杠杆与其他经济、行政手段调节分配体系，合理分配、平衡收入，缩小贫富差距，使农民与广大人民共同富裕，增强国内市场的购买力，达到农产品供求关系平衡，在构建起大农场经济生产的同时兼顾广大农民的权益。
五、结语
小农经济的产生篇3
【关键词】小农经济自然经济解体
【中图分类号】G4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5962（2012）08（b）-0001-01
新的高三复习又将开始，在复习过程中经常遇到一些问题，这也是学生容易弄错的问题。本人在教学中也在不断的思索，现将自己的一些感悟于大家共享，也希望能对学生在学习中有所启迪！
小农经济和自然经济的联系和区别，中国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是何时解体的？
1小农经济和自然经济的产生及其关系
什么是自然经济？自然经济就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其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即自然经济是为满足生存而生产，不是为了市场的需要。因而，自然经济重在强调生产的目的，与其相对应是商品经济！
那什么又是小农经济呢？小农经济是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生产的目的主要是满足自家基本生活的需要和交纳赋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经济的基本形式。因此，小农经济尽管也说明生产的目的，但更说明的是劳动的形式，不再是大家集体劳动，而是以农民一家一户为单位。
自然经济是在何时出现的呢？自从人类社会出现后，自然经济就开始出现。在中国，自然经济也是随着远古人类的出现而出现，直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结束，即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前，自然经济一直都占主导地位！小农经济呢？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特别是铁犁牛耕的出现和推广，土地私有制度逐渐确立下来，这为小农经济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小农经济也随之出现。
我们了解了什么是小农经济、自然经济？也了解了两者在历史长河中的出现，那么它们有何关系？
我们先看两者的不同点：
不同点：首先，表现特征不同：小农经济强调以家庭为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精耕细作；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自然经济是相对于商品经济而言的，它以自给自足为生产目的，具有排斥社会分工，生产分散、规模狭小、技术落后等特点。
其次，两者出现的时间不同：小农经济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即在铁犁牛耕技术的出现和推广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确立之后。小农经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化，在历史长河中出现过三种不同的社会属性：封建社会小农经济、资本主义社会小农经济、社会主义社会小农经济，在这其中以封建社会小农经济最为突出，这样也就容易让学生产生只有封建社会才有小农经济的错觉。
自然经济早在原始社会就产生了，在封建社会由于统治者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虽然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但自然经济仍占据统治地位，到1840年鸦片战争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自然经济开始逐渐解体，逐渐退出历史长河。
第三.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不是小农经济而是自然经济。在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时期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生产工具原始落后，农耕只能通过集体劳动，不是以一家一户的家庭为单位，因此不是小农经济，只能属于自然经济。
我们了解了它们的不同点，现在再来看看两者的相同点：
相同点：首先，两者都是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的产物；其次，中国封建社会，也就是说，从春秋战国开始到1949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结束，中国的小农经济可以等同于自然经济；再次，不管是小农经济还是自然经济都具有自给自足的特征，小农经济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2中国封建社会的小农经济是何时解体的？
在封建社会后期，特别是明朝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高度活跃，在中国江南某些商品经济发达的城市中，在手工业部门中开始出现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表明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于是许多学生就认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对自然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因而表明自然经济，即小农经济开始解体，这也是在复习中经常会出现的问题。小农经济是否真的在明朝中后期开始解体？我们又如何知道小农经济开始解体，即其解体的标志是什么？
小农经济的产生篇4
随着十八届五中全会的胜利闭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被确定下来。农业生产力发展和农村地区人口整体脱贫是新时期贯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两大法宝，即新时期下农业经济管理被摆在了重中之重的位置。农业是我国第一产业，农业相关从业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半壁江山，三农问题也是我党和政府历来最为重视的问题，解决好农业产业相关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我国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都需要切实做好农业经济管理相关工作。只有做好农业经济管理相关工作，才能实现农业生产力发展、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才能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决胜任务。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农业经济管理现状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农业经济管理存在以下实际问题：
(一)农业经济管理体制较为保守，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
现在的农业经济管理没有确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观念相适应的管理体制，不仅与农业社会结构不相适应，也与快速发展的现代农业管理不相适应。这种保守的农业经济管理制度降低甚至阻碍了农业经济活动的进行和发展，为农业产业推进带来不利影响。
(二)农业经济管理人才队伍建设滞后
我党和政府历来重视农业经济人才队伍建设，但进入新时期特别是最几年来，日益老化的农业经济管理人才队伍已经跟不上互联网和大数据发展的步伐，降低了农业经济管理工作的执行力和创新力，另外，老龄化的专业技术人员队伍也存在执行力越来越差的窘境，农业经济管理工作开展缺乏人才资源支持。
(三)农业经济管理工作的创新化和产业化发展程度不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处于“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新的信息化时期，新时期的农业经济管理工作必然要求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互联网化、大数据化;农业经济管理创新化必然导致农业相关的产业化。只有农业经济走产业化道路，农业生产力才能进一步提升。现阶段，我国基层农业经济管理创新化和产业化发展程度远远达不到要求。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农业经济管理的有效措施
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历史机遇期，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工作必须要坚持走人才化、信息化、创新化、产业化路线，结合基层实际制定出一系列措施，力争推动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终推动农业生产力提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实现人民共同富裕。
(一)加强农业经济管理的人才队伍建设
在农业经济管理工作中，首要任务就是对从业人员进行综合能力和业务知识培训教育工作，为农业经济发展打造业务水平较高、工作责任较强、政治素质过硬并勇于创新的农业经济管理人才队伍;加大涉农人才招聘力度，拓宽涉农人才招聘渠道，加强涉农人才队伍保障，要为农业经济管理人才队伍招得来人，更要留得住人，特别要重视对懂得农业高科技、企业管理、市场开发和国际贸易的复合型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坚持不懈地抓科技创新，不断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二)稳步推进农业经济的产业化过程
要稳步推进农业经济的产业化过程，积极探索农民合作社等形式以推进农业产业发展，以农业规模产业带动农业规模经济，提升农业的抗风险能力和水平。农业产业化带动了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农业合作政策的出台，农业经济合作组织迅速发展以及相关的中介服务组织也得到较快发展，通过利用利益政策连接起来的农业经济产业化机制进一步发展，农业经济市场化的组织形式得到提高。
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大型农业合作社的带动下，农业产品开始标准化生产，农业产品质量得到有效提升，带动了农业经济标准化生产水平，更多的农民参与进来，农业经济效益也显著增强，农民收入明显提高。
(三)积极营造农业经济管理创新环境
一是要重视农业经济管理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必要条件，只有坚持农业经济管理制度创新，才能扫清农业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加强对农业经济的财政支持制度改革，提高对农业经济投入，在农业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应该实施农业高新农业技术、农业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完善农业科技管理服务体系，并相应地推进农村经济制度与农业技术政策创新，这是实现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现代化的关键，全面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
二是重视发展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可选择农业科技、教育人才较为密集的区域创造适合农业高新技术成果迅速转化的环境，通过招商引资，使知识和资本对接，加快孵化、培育或引进竞争力较强的龙头企业，从而加快农业高新技术的产业化。
(四)加速推进农业产业信息化发展
要紧紧把握“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给我们带来的历史机遇，抓住信息化的后发优势实现产业升级。在“互联网+”时代，在农业产业化的基础上，要大力发展“互联网+”农业，以互联网为载体和生产导向，面对服务对象“定制”农业产品服务，完善云端农业产业链;在大数据时代，充分利用大数据挖掘技术，将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发展到大数据化，将大数据分析与挖掘后的统计学结论充分应用到农业管理上，服务于农业经济的生产、管理和科研，还可以作为农业经济决策的辅助系统，最终实现农业科技的高效开发。
三、结束语
“三农问题”是我党和政府历来最为重视的问题，解决好农业产业相关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我国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都需要切实做好农业经济管理相关工作。笔者针对现阶段农业经济管理存在问题，提出人才队伍建设和农业发展紧密结合、产业化规模化和农业发展紧密结合、创新环境、信息化及数据化和农业发展紧密结合，最终做好农业经济管理相关工作，实现农业生产力发展、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决胜任务。
小农经济的产生篇5
关键词：农村经济政策；小农经济；商品率
中图分类号：F095.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09）04-0053-07
对于苏联新经济政策终结的原因，在我国已有许多研究，但这些研究都没有对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农村经济政策的选择对于新经济政策的结束所起的作用进行分析。研究新经济政策结束的原因而不分析具体的经济政策及其对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影响和作用，不分析当时苏联农村经济政策对经济造成的困难，显然缺乏充分的说服力。本文将对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共产党围绕如何对待小农经济进行农村经济政策的选择导致了后来的经济困难进行分析，从实际经济政策选择的角度来探讨新经济政策结束的原因。
一、小农愿望：农村经济政策选择的前提
1921年3月，苏共第10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取消余粮征集制，实行粮食税的决议。已有的研究都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因为内战造成了农村经济的破产，农民已经不能继续忍受余粮征集制。但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苏共实行新经济政策，意味着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战时共产主义在农村的表现并不仅仅是余粮征集制，也包括着忽视农村条件和农民愿望，在农村推行激进的社会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标志着苏共“承认农村的特殊利益和权利，满足农村的基本需要”，放弃在农村的激进的社会政策。［1］22列宁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对农民的让步，这恰恰说明了新经济政策的本质。列宁所说的农民，主要是农村的小生产者。因此，当苏共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其农村经济政策选择的依据就是小农的愿望。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前，苏联共产党就委托当时苏联最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李托森科和恰亚诺夫分别提出可供党进行选择的农村发展方案。李托森科方案建议在苏联农村建立拥有大片土地，使用雇佣农业工人的大型农场主经济。这个方案实际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斯托雷平改革的继续和变种。恰亚诺夫方案认为，苏联农业应该依靠家庭农户经济的发展，通过国家监督和引导，逐步实现农业合作化。这两个方案于1920年6月被送到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前身）和农业人民委员会。经过这两个机构的反复讨论，最终苏联共产党选择了恰亚诺夫的方案作为制定国家经济政策的基础。［2］
随着1921年3月召开的苏共第10次代表大会决定从余粮征集制转向农业税，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苏联农村的发展也走上了按照以恰亚诺夫方案为基础制定的政策与法令所设定的轨道。这个轨道就是在苏联农村通过引导小农经济逐步发展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为此，苏维埃政府在1922年11月15日制定了土地法，这个法令“特别致力于创造一些满足个体耕种发展的条件，因为这种个体耕种在经过改革的米尔(村社)中占绝对的统治地位”［3］236。
苏联共产党选择在农村满足小农经济发展的方案，而拒绝了建立大型农场主经济的方案，从经济效率角度看，显然令人无法理解。因为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还是斯托雷平改革都证明，大农场主经济将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能够提供更多商品化的农产品。而且这一方案也与列宁一贯的思想相矛盾，正是列宁曾经认为，形势根本不容许恢复旧的小农经济。实际上，苏共选择满足小农经济发展的政策，是由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决定的，或者说它别无选择。
俄国农村在历史上形成了村社土地共有的经济制度，这一制度成为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障碍。在沙皇俄国存在的最后十年，俄国总理大臣斯托雷平进行了在农村建立资本主义农业的改革。改革带来的经济成效是显著的，特别是类似于大农场主的经济形式具有远远优越于小农经济的经济效率。在1913年，俄国地主的单位粮食产量是中农和贫农的2到3倍，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也比改革前提高了50%，而且，这些类似于大农场主的经济是商品粮的主要提供者。［4］32但是，斯托雷平改革也造成了大量小农的破产，从而引发了农民的反抗，并为1917年俄国革命提供了主要力量。虽然1917年革命的“政治中心舞台在彼得格勒，但其背景却是由俄国农村提供的。正是俄国乡村的形势发展，决定了彼得格勒政治精英行动的条件”［5］64。这个条件就是，那些破产以后“背井离乡的贫农，进入城市成为工人，参军成为士兵。1917年革命的主力军――工人与士兵，斯托雷平改革都创造出来了”［6］265。
对于斯托雷平改革，列宁进行过认真研究。列宁在斯托雷平改革开始时就指出：“斯托雷平按根本法第87条颁布的有名的土地法贯穿着纯资产阶级的精神。从科学的经济学来讲，这项法律无疑是进步的。”［7］209列宁肯定了斯托雷平改革具有经济上的进步性，也明确地指出了它的本质是：“想加速农民的彻底破产，保存地主土地，帮助一小撮富裕农民‘经营独立农庄’，尽量夺取更多的村社土地。”［8］78这样的改革带来的政治后果是：“几百年来农奴制的压迫和改革以后几十年的加速破产，积下了无数的仇恨、愤怒和生死搏斗的决心。”“在斯托雷平教训的敲打下，从民主主义的农民群众中必然会涌现出锻炼得越来越好的战士。”［9］187-188因为，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社会生活的愿望，像一根红线贯穿在俄国革命中。一位农民代表在杜马发言时态度坚决地表明了这样的愿望：“无论你们争论多久，都不可能创造一个星球，那就意味着你们必须给我们土地。”［10］苏联共产党在1905年革命以后的土地纲领就是根据列宁对于斯托雷平改革和俄国农民的愿望分析制定的。“历史已经明确地做出了回答，斯托雷平的改革失败了，它直接导向了革命。其原因不在于手段的缺乏，策略的错误，而在于斯托雷平建立大农场主经济的思想与俄国处于资本主义边缘这一现实的矛盾。”［7］对斯托雷平改革后果十分清楚的列宁，只能选择顺应小农愿望的方案。
同时，苏共能够取得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的胜利，是因为它根据当时俄国农民的要求，提出了符合大多数小农要求的土地政策。1917年2月革命以后，在俄国农村发生了广泛的农民自发夺取土地的起义，苏联共产党及时提出了自己关于土地问题的纲领，赢得了相当部分农民的支持。有了苏共在夺取政权以后颁布的法令的支持，农民把大部分地主、国家和教会的土地据为己有（一般都是通过农村公社进行的），“这些夺回的土地使一部分农民的地位得到显著改善。”［11］113在这个过程中，地主阶级及其代表的大经济已被消灭，农村公社夺回土地以后，分配给本村的农民家庭，进行个体耕种，这造就了由家庭农户经济构成的苏联农村经济，也恢复了村社在农村经济中的作用。据1919年的统计，当时俄国农村将近97%的土地掌握在家庭农户手中，约有3%的土地由农业合作社和国营农场耕种。十月革命前后发生在农村的重新分配土地构成了十月革命的一部分，也成为俄国农民支持苏共的重要条件。如果苏共选择在农村建立大农场主经济，即实行新的斯托雷平式改革，将失去俄国农民对建立不久的苏维埃政权的支持。一度对小农经济持否定态度的列宁后来对此有了清醒认识，他指出：“农民常常说：‘我们是布尔什维克，但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们拥护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赶走了地主，但我们不拥护共产主义者，因为他们反对个体经济。’”［12］46
而且，新经济政策是作为一种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手段而提出的，即列宁和苏共其他领导人都没有将其看作是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而是将它看作是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创造条件的一种方法。从这个认识出发，苏共在制定农村政策时，就必须考虑采取何种经济形式更有利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已经形成的小农经济被认为更可能向社会主义过渡。当时苏联农村中贫农和中农（包括人数和所拥有的土地数的比例）占绝对优势，苏共的几乎所有领导人都认为，这是建立工农联盟的基础。通过工农联盟，在苏维埃政权的引导下，将最终在农村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因此，新经济政策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政策，还包含着更为深刻的政治目标，“新经济政策首先是工农联盟的一种特殊形式”［13］26。苏共决定顺应小农愿望，满足小农经济的发展要求，有一个前提，即这个发展必须最终导向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但列宁又认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14］6当苏联共产党对农村经济政策进行选择时，就必然采取相应措施防止小农经济演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大农场主经济）。为此，苏维埃政权在1922年颁布土地法前，预先颁布了土地协作社法令。“这个法令实际上承认农村公社的存在，并且力图改变它。”［3］235法令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限制小农经济演变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济。
俄国农民对农村公社的依赖实际上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这种传统对苏共制定农村经济政策也有巨大影响。虽然斯托雷平改革下了极大的决心要瓦解农民对农村公社的依赖，但实际成果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而且遭到农民顽强的抵抗。即使那些被移民到西伯利亚的农民，不久也加入了农村公社。斯托雷平本人到这些地方视察时，也不得不承认这些行为的合理性。［15］苏联共产党对农村经济政策的选择，实际上是鼓励村社发挥作用，只不过规定它的作用应该与苏维埃一致。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农民欢迎这样的制度安排。到1927年，在俄罗斯联邦，91%的耕地属于村社所有。以至于有俄罗斯学者得出结论：“只要历史一给俄国农民短暂的喘息之机，他们就明确地选择了村社类型的生活方式。”［15］
苏联共产党在1920年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时，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只能顺应小农的要求进行政策选择。这一选择不论当时看来多么合理，后来苏联共产党遇到的困难却是这一选择的必然结果。
二、政策的反向激励与小农经济的困局
按照恰亚诺夫的方案，苏共在新经济政策初期的所有农村经济政策，都是为了保护贫农和中农，帮助农村无产阶级，限制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关系，即支持小农经济。对于土地租赁和使用雇工等可能破坏小农经济的行为，苏维埃政权都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16］222
苏联共产党采取的政策，显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经济目标。这些政策只是推动了农业生产的恢复，1925-1928年，苏联的粮食总产量一直在1913年的水平上下波动，除了1926年略超过1913年水平外，其他年份的粮食总产量都略低于1913年。［2］这说明，苏联共产党所选择的农村和农业政策，仅仅起到了恢复农业生产而非促进农业发展的作用。从社会角度分析，苏联共产党所采取的政策却推动苏联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符合苏联共产党目标的变化，而这一变化就是后来粮食危机发生的根源。
新经济政策实行6年以后，在市场的自发作用下，苏联农村发生了迅速的社会分化，但这个变化却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农村的社会分化几乎完全不同。到1927年，有7%的农民（人数约为270万）完全没有土地，他们成为农村的无产阶级。有2700万农民完全没有马和牛，他们成为农村中的贫农，其人数大约占35%。在农村中人数最多的是中农，他们的比例为53%-55%，但他们的生产工具依然非常原始，在中部黑土区有92.5%的农户没有任何农业机械。在新经济政策的最初6年，在农村只有5%左右的农民成功地使自己富裕起来，这就是被称为富农的那些农民。大约有3.8%的富农使用雇佣农业工人或者出租农业生产工具。［17］9，25-26对于当时苏联农村的社会分化，还有一种估计，认为当时苏联农村中，贫农占29.4%（其中包括7%的农村无产阶级），中农占67.5%，富农仅占3.1%。［18］209不管哪一种估计更准确，都不影响我们的结论，即苏联共产党的政策的确顺应了小农的愿望，达到了保护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贫农和中农，限制富农的目的。结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土地禁止买卖，出租土地和雇佣劳动力受到限制，大农户的部分利润由国家通过高额课税的办法加以征收，富农获取土地耕作资料也受到限制。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富农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同于革命前时期的富农概念。在1920年代，这个概念指的是那些具有活力、拥有一定的财富，在革命前属于中农范畴的人。”［4］679-680新富农的出现，是市场作用的结果，也是1925年苏共政策变化的结果。当时苏共向全体农民发出号召：“发财吧，发展你们自己的经济吧，不要担心会受到压制。”［19］并正式允许雇佣劳动和土地租赁。新富农阶层并不是革命前的富农，它是新经济政策的产物。尽管如此，富农仍然在经济活动和政治上受到限制，而且限制在一度放松以后，又不断加强。
苏联共产党成功地限制了富农的发展，在苏联农村形成了一个以中农和贫农占绝对优势的小农经济。这样的农村社会结构，正是苏共在政治上所希望的，也是小农所希望的。中农和贫农因此成为农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和商品化农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在1925年，贫农和中农提供了全部商品粮的88%还要多，而富农提供的商品粮不到12%。［13］88贫农和中农在商品粮销售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并不是因为贫农和中农有大量可以作为商品销售的剩余粮食，而是因为他们不得不销售除了种子和口粮以外的所有粮食，有时甚至连口粮都不能保证充分留足。贫农和中农往往缺乏现金，而苏联已改粮食税为货币税，为了纳税和购买必需的生活与生产用品，以便减少对富农的依赖，他们不得不将一切可以节省出来的粮食出售。这就使得贫农和相当一部分中农很难有剩余产品用于积累，因而他们不可能进行扩大再生产，而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虽然有少数中农有逐步实现积累的可能性，但当时的农村经济政策却使这些中农不愿进行积累。苏联的农业生产在1926年超过1913年的水平后，连续几年产量徘徊，原因就在于苏联当时形成的小农经济基本上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其农产品的商品率大大低于1913年以前俄国的农业经济。
“如果要使农民努力工作，或者至少使他合理地发挥自己的能力进行工作，物质激励就是必须的。”［20］51而苏共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农村经济政策，对于农业发展特别是对于能够提供大量商品化农产品的农业发展起到的却是反向的激励作用。苏共在整个新经济政策期间的农业税政策是为限制富农，保持一个小农为主的经济这个目标服务的，它起到的是降低生产者积极性的作用。在新经济政策初期，苏共改余粮征集制为粮食税，无疑大大降低了农民的负担，对于苏联农业生产的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苏共的农业税政策，对于遭到战争破坏的农业和已经疲惫不堪的农民来说，仍然显得过于沉重。苏联实行的农业税是根据土地耕作面积来确定税率，耕作面积越多，税率就越高。在1924年，苏联农村中纳税最高与最低者之间的差距达到10倍之多。［4］679那些能够更多耕作土地，生产更多粮食的农民，税收负担就更沉重。对富农进行限制的同时，苏共对农村无产阶级和贫农采取了免税或者降低赋税的政策。这些政策虽然对于恢复农业生产和加强苏维埃政权在农村的影响起到积极作用，但在1925年以后，这些政策的消极作用逐步显现出来。为了避免纳税，许多农民选择在满足自己需要的情况下尽可能少耕作土地。苏共实行的农业税政策固然发挥了限制富农的作用，却使苏联农村出现了大量未得到耕作的土地。［13］102其后果就是苏联的农业生产在1926年以后陷入徘徊状态，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按照俄罗斯联邦的统计数据，在1928-1929年度，有56%的农户年收入为250卢布，人均为36卢布，略低于1913年农民的人均收入。［21］82收入低下的农民没有扩大再生产的经济能力。
限制富农的政策也影响到中农的生产积极性。在1920年代，富农的比例极其微小，按最高估计不超过5%，多数估计为3%多一点。苏联农村的富农有一部分在新经济政策开始时就是富农，在新经济政策时期，有一些中农上升为富农，但人数并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程度。这不是因为中农当中没有人具有成为富农的能力、机会和资源，而是因为苏共限制富农的政策，使这些有可能成为富农的农民不愿意或者不敢在经济上进一步富裕从而跻身于富农的行列。为了限制富农，苏共不仅实行对富农的高额累进农业税，而且在政治上取消了富农的选举权。对于这些措施，即使被认为是富农利益代言人的布哈林也认为是必需的。这使得一些农民主要是中农认为，苏维埃政权并不希望发展生产，因为有人刚把农业发展了，就剥夺他的选举权。而且，农民中还流行一种说法：少播种点，那样可以不交税。［22］550这些都对那些有能力通过发展生产进一步富裕的中农产生了影响，使他们不愿意尽全力发展生产，以避免成为富农。这些政策在保证苏联出现了一个贫农和中农占绝对优势的小农经济的同时，也使苏联的农业生产在超过1913年的水平以后，就陷入停滞。
贫农由于收入低下，几乎没有生产工具，他们不得不向富农租用生产工具，为了还债，他们又不得不给富农干活，或者将自己的土地租给富农。富农因为拥有生产工具，有更高的文化水平，其影响不断扩大，“在许多村社和村苏维埃中占据了主导地位”［23］。这显然是苏共不希望发生的。为了削弱富农在农村正在扩大的影响，1926年4月，苏共中央全会再次通过决议，决定改变课税等级，加大课税的累进率，完全免除力量薄弱的农民的赋税，加重对富裕农民和富农的课税。这必然形成对农业的反向激励，农业生产的停滞就不可避免了。
苏联农业陷入停滞，并不意味着苏联的农业已没有发展的潜力。但苏联已经形成的以自给自足为特点的家庭农户经济和苏联的农村经济政策显然无法释放这些生产潜力。
三、粮食商品率与苏联农村经济政策的再选择
苏联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形成的小农经济，受当时政策的约束，在1926年以后已经不具备在粮食产量方面取得新的巨大突破的可能。而在这个时期，苏联的工业建设和城市发展已经提出了对农产品的巨大要求。与1913年相比，1927年苏联的城市人口增加了20%，城市人口的增加伴随的是农产品商品化率下降到仅为1913年的50%，这就使得城市人民的生活遇到农产品供应不足的困难。由于当时农业产值占苏联国民产值的约70%，农业生产陷入徘徊就对整个国家的经济特别是工业发展造成直接的影响，导致城市出现大量失业人口。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已经不能满足接受了新的思想和新的知识的农村青年的需要，甚至不能吸收农村的全部青年参加农业生产，大批农村青年离开农村，来到城市。整个国民经济在1927年前后遇到新的严重困难，到1927年底，“国家陷入了深刻的危机”［24］。
经济困难使党内争论重新激化，也促使苏共对农村经济政策进行新的思考。对于新经济政策，苏共党内一开始就存在激烈的反对意见，而且反对意见在工人队伍中得到广泛支持，许多党员和工人将新经济政策看作是对革命的背叛，“是对无产阶级的新的剥削”［25］15。1927年，国家面临严重经济困难时，反对派再次提出了反对意见。尽管当时苏联的农村经济政策实际上抑制了富农的发展，但联合反对派却在其纲领中认为：“2500万小农构成了俄国资本主义趋势的根源，从这些小农中产生的富农正在实现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破坏社会主义的基础。”他们指责苏共领导，“低估农村中发生的社会分化，掩饰富农日益增长的作用”，认为“富农正使中农和贫农在政治和经济上服从自己，以反对无产阶级”。［26］因而要求党在农村展开组织贫雇农反对富农剥削的阶级斗争，并提出了一系列替代原有政策的政策主张。［27］农民中也出现了同样的要求。反对派的纲领、工人阶级和部分农民的要求实际上说明，苏联的农村经济政策已经到了必须调整的关键时刻，问题仅仅在于如何调整。
虽然面临反对派的巨大压力，斯大林还是明确拒绝了这些指责和要求，但反对派纲领中提出的替代政策，将对斯大林重新进行政策选择构成限制。1927年，斯大林就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开始思考苏联农村经济政策应该进行那些方面的调整。但在这个时期，“斯大林仍然明确地支持继续新经济政策甚至扩大新经济政策”［28］22。
为了全盘研究和解决农村与农业发展问题，苏共于1927年10月建立了由莫洛托夫担任主席的农村发展委员会。莫洛托夫上任后开展的一项工作即是就农村与农业问题征求苏联经济学家的意见。
恰亚诺夫、康德拉季耶夫等苏联当时最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及时提交了对农业发展的意见。他们两人虽然对苏联农业发展看法不同，但都认为高商品性生产在农户中的消失，是苏联农业发展遇到的严重问题；苏联农业发展中刺激因素太弱，扩大对农户的刺激因素，是经济发展最起码的要素之一。恰亚诺夫认为苏联农村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分化，在苏联农业发展只能通过农户经济达到纵向集体化农业的目标，要以不同形式促进社会主义成分的增长。康德拉季耶夫则认为，苏联农村的社会分化并不严重，农村中的上层（富农）比例很小，目前仍应以农户经济为主，苏联农业发展主要取决于：市场条件和农业机械化程度。［29］484-534
虽然斯大林在1929年1月批判了恰亚诺夫的观点，但恰亚诺夫和康德拉季耶夫的一些见解仍然对斯大林产生了影响。对斯大林进行新的政策选择产生最大影响的，是当时苏联著名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涅姆钦诺夫。涅姆钦诺夫运用统计方法对革命前后的粮食商品率进行了研究后认为：革命后形成的以家庭农户为主的农村经济所生产的粮食，成为商品被出售的只有11.7%，而革命前的大地主经济的粮食商品率却高达47%，已经在苏联建立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粮食商品率更达到47.2%。［30］涅姆钦诺夫的研究在商品率问题上与恰亚诺夫、康德拉季耶夫见解一致，但他的研究却明确指出，要解决苏联的农业发展问题，新的政策选择应是建立能够提供大量商品粮的大农业经济。
于是可供苏共选择的就有这样一些方案：a.恢复被十月革命消灭的“资本主义”大农业经济。没有人明确提出这样一种选择，但有人有这样的想法；B.降低工业增长速度，同时也就降低了城市居民的增加。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就持这样的观点，但这个观点已经在1928年4月被布哈林指责为彻头彻尾的富农纲领；C.实行集体化，建立一种大农业经济；D.继续保持已经形成的小农经济，但要提高其劳动生产率，最终实现纵向集体化。
斯大林面临着在各种可能的方案中进行选择的难题。在反复对比了各种政策建议以后，斯大林决定以涅姆钦诺夫的建议作为新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基础，同时采纳恰亚诺夫、康德拉季耶夫建议中的个别观点，从而形成了苏共新的农村经济政策：推行农业集体化，建立能够实行机械化作业的大农业，以保证为即将开始的加速工业化提供必需的农产品。
在1928年，斯大林面临的是如何为苏联建立一个能够提供最大量商品粮的农业经济的选择。几个当时苏联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都证明，苏联当时农村经济存在的问题是农产品商品率过低，革命前以大地主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大经济和苏联为数不多的以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大经济，都拥有不但远远高于贫农和中农的，而且远远高于富农的粮食商品率。作为革命者，斯大林不可能选择已经被革命否定的大地主经济。这不仅因为斯大林作为革命家的政治立场，而且还因为斯托雷平改革的后果仍然是斯大林这一代人清晰的历史记忆。他的政治立场和当时的政治形势都决定他能选择的，只能是另一种当时被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能够提供最大量商品粮的农业生产方式――农业集体化。实践证明苏共过去选择的农村经济政策不能提供最大量的商品粮，没有最大量的商品粮就不能尽快实现工业化，而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命运取决于苏联的工业化，这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何实现粮食商品率最大化就成为斯大林进行政策选择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也是苏联农村经济政策发生根本转变的主要原因。对于继续保持小农经济，提高其劳动生产率的政策方案，斯大林也曾经作为可供选择的政策提出过。然而，这个政策的实现需要一个完整的农业服务体系，而且即使建立了这样一个体系，小农经济是否能够具有大农业所具有的商品率，对斯大林而言仍然是没有把握的。所以，斯大林在1928年结束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是俄国“历史道路的产物（正如涅姆钦诺夫的研究所揭示的），而不是斯大林个人的产物”［31］，不能简单认为是斯大林的错误。这样认识问题，并不意味着认为斯大林没有错误。斯大林结束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最初的设想是：“这个转变应该是渐进的、自愿的计划，没有任何粗暴的强制特点。”［28］后来它为什么变成了充满强制的灾难，已经不是本文能够说明的，也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但斯大林的初衷显然是希望大农业经济能够提供最大量的商品粮，而农业集体化被他认为是建立大农业经济的有效途径。
“新经济政策时期是一个留下了无比宝贵教益的试验时期。”［32］因为是试验时期，苏共对许多问题的解决就处于探索中。在整个1920年代，有许多创新，也开启了势力强大的传统主义的闸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革命热情依然激昂，但生活本身却迫使苏共对可能与愿望进行严肃的重新估价。苏共对要反对什么比对如何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认识上要清楚得多。其政策设计既要考虑现有的条件，又不能放弃党的目标，而且政策选择的后果不可能马上表现出来。到1920年代末，党内产生了广泛的迅速实现革命承诺的强烈要求，农村经济的停滞也产生了对过去选择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强烈反应。这两者都在斯大林实行的大转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决定结束新经济政策11年后，斯大林在苏共18大的报告中说道：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粮食产量的商品率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问题。现在我国农业是世界上商品率最高的。［33］又过了几年，斯大林与丘吉尔在一次谈话中谈到了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斯大林说，实行集体化政策是一场严重的斗争。丘吉尔说，我想是这样的，你们没有几万个贵族和大地主，只有几百万小农，几千万小农。斯大林抬抬手说：为了避免不时发生的饥荒，俄国必须使用拖拉机耕作土地，我们不得不走这样一条路。［4］705斯大林多年后的这些言论无非再次说明了他的追求，也说明苏共在1921选择的顺应小农愿望的农村经济政策，最终成了新经济政策结束的主要原因，尽管不是唯一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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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经济的产生篇6
关键词：城镇化；中小企业；农村
中图分类号：F32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4-0050-02
城镇化是对于广大乡村地域而言的，有点类似于城市化的概念，实现农村地区城镇化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缩小城乡经济的差距并最终实现经济增长。而实现城镇化并不能从表面上把农村户口变成城镇户口入手，因为这样一来广大农民不仅失去了土地而且也没有工作，只会使得民生问题更加突出。只有中小企业的发展才是促进小城镇经济繁荣的动力，他们可以很好地促进农民的就业升级和地方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一、发展城镇经济
发展城镇经济要求政府引导好各类中小企业合理集聚实现规模效应，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努力实现生产与服务的有机结合。于此同时各个城镇要依托一个中心城市，实现中心城市与小城镇之间的密切的经济联系，实现经济互动和经济繁荣，打破中国长期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的乡办企业已经打破了“农村―农业，城市―工业”的格局，而今天我们更要在此基础上打破了“农村―农民，城市―市民”的格局，这是发展农村经济的一个前提。
在发展小城镇经济的过程中，一定要从小城镇的自身条件出发，因地制宜，合理确定和培育适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特色的支柱产业与中小企业，将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农村经济的发展应与中小企业的发展紧密联系、相互作用，互相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是促进小城镇经济繁荣的动力，小城镇建设同时也是中小企业发展的依托。
现在发展农村经济还有一个优势便是农民创业现象更加广泛，通过对多个农村的中小企业的调查得知许多乡镇企业都是农民工回乡创业的，企业的大部分职工都是本镇的居民及周边村落的村民，这种特殊的地缘关系可以极大地增进企业的效益，更好地发展农村经济。
二、引导中小企业集聚，促进“规模效益”
一般农村是没有太多的资金去投资大企业的，所以基本就是通过小企业来摸索着前进，所以注意发展中小企业、合理引导中小工业区的工作就显得尤其重要了。分散的布局不利于节约耕地，也不利于各种生产要素产生聚集效应；同时分散的经营也难与其他统一的市场进行竞争。因此，只有依托某一中心工业区，促进周边地区的产业向“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的方向发展才是发展当代农村经济的要点。
1.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发展乡镇经济必须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使之适当集中，连片发展。同时政府要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坡地和荒地，充分利用和改造原来的镇村地面，尽量节约用地，加强对耕地的保护力度。把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吸引到其周围，减少公共设施的投入，改善外部环境。在当代趣味优势中交通等基础设施是重要的砝码，所以要完善交通、通讯、水、电等基础设施，同时也要保证有充足的劳动力供应。
2.专业化生产，实现规模效应。中小企业集群是指同一产业的中小企业以及该产业的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的中小企业在空间上的集聚。根据规模效应的理论，我们可以知道在一定规模内由于生产专业化水平的提高等原因，使企业的单位成本下降，从而形成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递减，从而提高经济效益。通过建设工业区可以促进中小企业集群，可提高产业集中度，使同一产业及其供应商和相关产业的中小企业在地域上集聚，形成优势产业群，将大大提高产品开发能力，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和区域竞争优势，形成聚集效应和扩散效应。集群内的中小企业还可以获得外部规模经济，增强区域经济整体实力。这样形成的工业区一方面使生产达到最佳规模，另外，促进企业之间的进一步联合，形成产业内适度集中、产业间充分竞争的格局。要完善中小企业组织结构，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促进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的方向发展。
3.政策保障。建设小城镇，要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服务如各种基础设施等，当然在硬件设备上给予必要支持之外还要多实施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政府应根据企业的实际的合理的需要来给予更多的“软化”的帮助，如资金方面政府可以根据实际发展情况适时适当的增加用于发展小城镇和中小企业的资金投入，扩大资金使用方向，改变资金使用方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4.构建特色产业。要繁荣农村经济，建设特殊产业是必经之路，只有建立自己的特色产业才能更好的实现品牌效应。各个企业可以合理结合本地区的特色资源来发展特色产业，要把特色产业发展与发展中小企业、农业产业化和市场体系建设相结合，培植以农产品加工、包装、营销为主的主导产业。城镇经济的发展必须根据自己经济特色产业，因势利导，发挥优势产业的作用，使产业发展和农村经济发展互相推动。发展特色产业为农民建立专业市场窗口，提供市场信息，使农民能根据市场信息调节生产，保证产品能进入市场，从而解决初级产品出路问题。
5.构建绿色城镇体系，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是城镇居民和村民普遍关注的问题，企业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的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增长。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发展中小企业要特别强调保护生态环境，一方面，政府严格按照环保标准招商引资，对企业实行严格的监督管理。另一方面，企业在生产中要有环保配套设施，严格按照环保标准生产，走循环经济发展道路，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者的统一，从而构建绿色城镇体系，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
三、发展农村经济注意的问题
发展农村经济，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发展第二、三产业。中小企业是发展农村经济中的主力军，是造就地方经济增长点的生力军。中小企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小城镇能否持续发展的支撑力量，是繁荣小城镇经济的关键，只有中小企业发展了，农村经济才是真正的发展。但是在发展农村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注意几个问题，如果稍不注意可能会事倍功半。
1.避免土地流转中的问题。在发展农村经济，吸收中小企业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土地流转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在土地流转时保持警惕，首先要确保农民的责任田地的本质不变，防止无地可种的农民成为新一代的无产阶级。其次在土地流转的同时，农民不仅要有土地的承包责任权，还要优先进入工业区工作的权利，切实避免农民无事可做的状态。最后，要本着农民资源的原则，而且要切忌土地被企业买断的现象，否则当农民坐吃山空后农民该干什么？
2.发展第二、三产业的同时更要夯实农业基础地位。农村的第二、三产业得到迅猛扩张的同时更要切实把握农业基础性地位不能动摇，使第一、二、三产业和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始终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守好18亿亩的底线是加快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农业处于经济链条的前端，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它为工业提供原材料的同时，又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巨大市场。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只顾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发展，只顾局部利益而忽视全局利益，只顾在任政绩而忘了子孙后代都是大错特错的。只有用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来审视农业和农业的基础地位，才能真正认识到农业的重要，才能真正重视并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才能真正的发展农村经济。
3.发展中小企业注意规模过大。一般来说中小企业集群可以扩大农村企业的数量和产值，还增加了就业人口，周边农村大量农民的涌入，不仅扩大了工业区的人口规模，使农村人口更加集中，并扩大了城镇规模，促进三农经济的发展壮大。但是大量人口向一个地方集中，我们必须要注意不规模经济的出现，即当城镇化扩张到一定规模以后，如果继续扩大规模，会导致经济效益下降。当我们调查了某些农村经济的时候发现许多地方的城镇化过于广泛，工作是很粗糙的，工业区的建设也过于笼统，造成了不规模经济的出现。
4.注意解决闲置人口的就业问题。发展农村经济必须要做一定的农业改革，因农业改革而出现的大量农业闲置人口往往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在发展小城镇经济过程中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这样不仅也提供了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而且还可以使农村人口和农村中的非农产业向小城镇聚集，防止农村剩余劳动力盲目涌向大中城市，同时这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增加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当然解决这些闲置人口的方法还有许多，但是似乎没有比发展中小企业的方法更有长期性的效果。比如，修筑必要的公共设施可以增加劳动力，可是这只能解决一定时间段的就业，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们要大力地在一定范围内合理地发展中小企业和服务业等，解决就业问题。
5.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并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东部沿海城市发展的历史给了我们一个个生动的例子，我们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同时必须要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并举。而政府也深刻的意识到了这个辩证统一的问题，基于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以环保促经济、以环保对危机的全新理念和机制为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内涵。作为发展农村经济的最直接的措施――城镇化更要加倍努力做好两者的有机结合。
参考文献：
[1]何石龙.浅谈“土地流转”对发展农村经济及要注意的问题[eB/oL]..
小农经济的产生篇7
大农经济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相对小农经济而言的。小农经济是落后的农业生产工具的产物，因为使用的是牛马、木犁、锄头、镰刀，所以，一个农民尽其所能，也只不过能够耕种三、四十亩土地足矣，如果少了，则不够耕种;如果土地多了，就耕种不过来，要是不雇长工短工，就必定使土地荒芜，是所谓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那么，在过去，一个地主，有几百亩土地，几千亩土地，几万亩土地，是不是大农经济呢?其实，这个问题，单就称谓而言，就已经明白了。地主是不进行农业生产的，所以，就只能是土地的主人，而不是耕种土地或进行农业生产的人—也就是说，不是农民。地主和富农是农民和不是农民的分水岭富农以下是中农，贫农，雇农，是不同等级的农民:富农的土地是由他和长工、短工共同耕种的，中农的土地是中农自己耕种的，贫农的土地不够自己耕种，雇农自己没有土地，为富农和地主耕种土地:而地主呢，土地是雇农耕种的，他连管理也不管理，是管家为他管理的。富农所耕种的土地最多的长工一样，不能超过三、四十亩，地主的土地虽然多，但是，长工和雇农多，每个长工和雇农也不过三、四十亩，根据每个农民耕种土地的数量，都只能是小农，因此，也不是大农经济，只能是小农经济。
或者说，一个农民耕种的土地太少，小农是没有出路的。那么，我们把这些小农集中在一起，组织起来，成为集体经济，土地多了，家大业大劳动力众多，那么，不就是大农经济了吗?并且，这样做了之后，土地地块大，也便于先进的农业生产机器耕作。其实，这样做的好处，只是便于先进的农业生产机器耕作，并不是大农经济。因为每个人的土地还是那么多，一个农民耕作一点也没有增多，所以，不是大农，还是小农和小农经济〔比如，一个农民有5亩土地，100个农民集中起来有500亩土地，但是，100个农民并没有减少成为1个农民，1个农民耕作的土地并没有达到500亩，而还是5亩，怎么能够是大农和大农经济呢?这只能是集中在一起的小农和集中在一起的小农经济。当然，如果把土地交给一个农民耕种，其他的农民(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从农业生产中退出来，这个农民就成为大农与大农经济。如果已经有99%的农民从农业生产中退出来的条件，比如说，已经具备有一个可以容纳99个人的企业或者数个企业，就可以而且必然由不同的道路形成99个农民把土地转交给一个农民耕种。可是，如果想采取先把100个农民集中起来，然后等待时机与创造条件逐渐使99个农民退出来，则是不可行的。因为集体劳动的自身局限性，会使农民脱离农业生产产生许多障碍，不利于大农经济的形成，阻碍生产的发展。
大农经济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在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的生产力下，我国的一个农民可以耕种500亩以上的土地，是小农可以耕作的土地的一、二十倍。美国的农民，现在可以耕种的土地数量是3《X旧亩左右。因为生产力的提高，分工就越来越详细，新的生活用品种类也越来越多，这就必然使各行各业的从业人数从行业内中脱离出来，去从事新的行业，而生产力的发展也为劳动力的脱离创造了基础。农业这个古老的生产行业脱离的人数是最多的，而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使农民由小农成为大农，由小农经济成为大农经济，否则，国民经济要想发展是不可能的。在现代的生产力下，小农经济是不可能存在的。美国现在的农民只有2%，并且，有消息说，美国到2020年，准备实现两个2%，即农业2%和工业2%。在大农经济下，一个农民耕种500亩至30(X)亩土地，能够集体起来吗?集体起来有什么意义呢?或者有人说，可以节约和减少生产工具呀!比如说，在分散耕作时，一个农民就必须有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所有的农业生产机器都得应有尽有。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就可以几个人合起来共有一台拖拉机、一台收割机、一台插秧机等等，分工合作，就减少了机器的闲置时间，增加了使用率，节约了资源。其实，这是不了解农业生产所产生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别强，许多时候不能分工合作。比如收麦，是有时间性的，早了不成熟，晚了就熟过了，麦籽就脱离到地里，所以，收麦的时间就只有10天左右时间。当然可以你收我犁他播种，但是，一个人ro天只能够收500亩，ro天过后就没有麦子可以收了，也就是说，只有500亩土地可以耕种。如果是这样，三个人，就使生产力降低到l/3。而三个人都有拖拉机、收割机、插秧机，收割时都收割，ro天就是3个500亩，然后耕地播种，就提高三倍。这就和锄头镰刀一样，是一个农民必备的工具，缺一不可。另一方面，在使用机器进行农业生产时，是不可能集中在一起进行的。试想，在一抬拖拉机一天可以收割50亩小麦，耕地50亩的情况下，100个农民驾驶拖拉机和收割机集中在一块耕地收割，规模是够宏伟的，但是，非乱套不可。所以，还是必须分开作业，就是一些人所反对的“单干”。集体劳动是小农经济的产物，在大农经济下是不可能的。况且，集体化不等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能集体化，就是集体的形式也只能是社会主义的补充形式。
中国由于过去集体化的结果，使农业人口(或者说农民)与中国的生产力不相适应，农业人口的比例过大。农民现在只有三、五亩土地。这使农民过于贫穷，不但产生了三农问题，也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阻碍。解决的办法就是减少农民，打造大农经济。形成大农经济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途径有多种。在我国，最好的办法就是土地国有化，在改革已经确立的进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在保证脱离农业生产的农民的利益的基础上，形成大农经济，其余的农民由国家统筹，利用多种途径，使多余农民转移到二、三产业中，有节、有利、有序，保持社会安定，经济平稳，完成这个过渡，为中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创造条件。
小农经济的产生篇8
1.农业经济组织对农村经济的促进作用
在大规模的农业市场前提下,在农业市场的大宗交易中,无论单个农户经营的规模有多大,其交易量都是微不足道的,在交易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而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则有利于提高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最大限度地减少强势主体对农民利益的侵占,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这样既有利于让农民分享生产、加工和流通等各环节的利润,获得更多的收益,也有利于降低农业生产和交易成本,增强抵御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单个农户自愿结合起来,使用共同占有的生产资料,按自主劳动、经营和民主管理方式对农产品进行生产和经营活动。农业经济合作组织不仅便于使用大型农用机械设备,而且还便于实施先进的农业技术。
2.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产生的基本原因
社会分工与生产专业化需要农业合作制。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基本条件之一,农业生产越专业化、商品化,就越要求进行各种形式的合作或联合。如果利用非经济手段强行地把不同的农户组合到一起,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只有在各个农户之间,出现相当的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各个不同环节、阶段由不同的生产组织去完成的情况下,彼此之间才有合作的必要。为了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农业需要合作制。分散的农户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风险骤增;农业还是受自然灾害影响最严重的产业,单家独户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农产品的易腐性和农业资产的专用性使农民需要合作制。大部分农产品具有易腐性,特别是蔬菜、水果和畜产品等,这些产品一旦成熟或采摘以后,如果不进行储存或加工,就必须马上卖掉,否则就会腐烂,农户会因此蒙受损失。农业生产中所购买或建设的许多生产资料具有专用性,若放弃该项经营的话,处理这些资产的价格也非常低廉。为了减少由此带来的损失,农户也在寻求长期的合作。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小规模经营的农户需要合作制。一般来说,农户的经营规模比较狭小,单独采购生产资料难以获得价格优惠和运输上的经济实惠,单独出售农产品也难以卖得好价钱。在生产中单独使用某些大型农业机械或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也可能变得不经济。农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了降低成本,提高盈利,就需要通过合作制联合起来,借助外部交易规模的扩大来节约交易成本,提高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寻求规模经济。
3.我国目前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缺陷
我国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小户的生产经营习惯形成了较强的“小农经济思想”。再加上我国大部分农村比较落后,农民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使得不少农民素质较低,比较看重眼前利益。在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中,表现得比较急功近利,对自己有利的就支持、不利的就抵触,爱打个人的小算盘,不听从合作经济组织的决策安排。从而使组织内的经营行为难以统一,阻碍了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并且认为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从而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有强烈的抵触情绪,阻碍了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4.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建议
小农经济的产生篇9
关键词语：交易成本规模经济合作组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废除了制度，，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初步建立了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经济体制框架。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农户为单位的小规模分散经营如何与国内外市场衔接，如何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帮助农民进入市场，使农业和农村经济真正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06年10月31日通过，自2007年7月1日起施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颁布，对支持、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行为，保护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社员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将起到重要作用。为贯策<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促进农村合作组织的发展,早日实现我国农业的现代化.规模化,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建设合作经济的合理性、必要性，并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阐述建设合作经济组织的途径。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农业经营规模与成本费用的角度探讨我国农村发展农村合作组织必要性。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总成本构成为转型成本和交易成本（或称交易费用）。转型成本它具体又由三部分组成：活劳动消耗，流动资本消耗，固定资本消耗。
交易成本的具体内容至少应包括以下各项行为所引起的成本支出：完成交易本身所需的成本，如时间?精力。交易成本可分为事前成本与事后成本，事前成本包括搜寻信息成本、谈判成本、契约成本；事后成本包括监督成本、突发状况成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总成本构成也应该由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两部分构成。他们的大小都同样与农业经营规模相关。
生产成本的活劳动的消耗，对于小规模经营的农户而言，由于家庭成员是以血缘为基础结成的利益共同体，激励效果比较显著，同时在生产时间安排上也具有较大的灵活性。相反，大规模经营的农场一般采用雇工经营或集体经营方式，不仅存在激励和约束机制问题，而且缺乏必要的灵活性。并且随着农场雇工人数的增加或集体成员数量的增加，管理费用也要相应地增加。
流动资本的消耗与农业规模大小没有直接关系。农业流动资本主要体现在化肥、农药、良种和其它原材料等流动资产上。一般说，可以在较小面积的农地上投入更多的流动资产，也可以在较大面积的土地上投入更少的流动资产。因而流动资本的消耗与农业规模没有直接关系。
对固定资本的消耗，农业经营规模大小与单位产品所分摊到的成本有直接的关系。固定资本主要体现在机械、建筑物等固定资产上，在购买和使用上具有不可分的特点。一般地说，农业经营规模越大，固定资本能够在时间和空间上得到更加充分有效地利用。在其生产能力允许的范围内，随着产量的扩大，单位产量所分摊的成本就会降低；而小规模经营的农产，不仅购买固定资本比较困难，而且利用也不充分，因而单位产品分摊的成本就比较高。
由于以上特点，在使用机械耕作的条件下，大规模农场的成本费用比较小，而小农户的成本费用则比较大。
交易成本，具有不可分的特点，无论农户经营规模大小，其交易成本大体相近。因此，农户经营规模越小，单位农产品所要分摊的交易成本就越高。近年我国出现农产品卖难的问题，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农户对农产品信息掌握不完全，而农户要掌握农产品的完全信息，就要花费比较高的信息成本。对小农户而言，他根本无法支付高额的信息费用。
而在以机械耕作为主的情况下，农业小规模经营不但生产成本高于大农场经营，而且交易成本也远远高于大农场经营，因此农业小规模经营的总成本也高出大农场经营总成本。
如上所述，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农业小规模经营的成本要高于大规模经营的成本，在市场竞争中，小规模经营的农户居于不利的地位。要改变小规模经营农户的不利地位，就要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因此，在当前应当重点推进农户外部的合作，即建立农业合作组织，通过农户之间的合作，达到降低交易费用的目的。
（二）、交易成本和经济规模大小影响农村经济发展迟缓的表现。
1、从事家庭经营的单个农民可以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主体进入市场，但一家一户的生产主体不可能成为合格的市场主体。市场经济的主体是指进入市场从事商品交换活动的当事人（包括法人和自然人）。单个、分散的农户既不能接收到全面准确的市场供求信息，又不熟悉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和运作方式，进入市场风险增大，既不能有效规避风险，又无法独自承担由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引发的生产经营后果，由此必然导致整个农业竞争能力的弱化。
2、农业现代化建设必然要先经历农业的“工业化”发展，即用现代工业化的理念来发展现代农业，包括用现代工业来装备农业，用现代工业的生产方式来运作农业，用现代管理方式来管理农业，改变农业只生产初级产品的现状，实现农副产品的加工开发增值。而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散经营很难整合信息、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无法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益。
3、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逐步联成一体。我国的小规模经营农户要想进入国际市场，就要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就要实行大批量、标准化生产，培育品牌产品，提高产品质量。否则就很难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而我国人多地少，农户经营规模很小，每户农民平均耕种五六亩地。这样小的经营规模，很难实现产品的标准化和大批量生产，从而也就难以扩展国内外市场。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实现中国农业大的发展，就需要实现规模经营，创新经济组织，让农民走新的合作道路。
4、从农村工作实际看，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滞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户经营规模较小，城乡经济分离，农业和工业脱节。这使农业生产中效益较高的加工和运销环节基本被排斥在农业之外，农业内部只剩下盈利较少的生产环节。这造成了农业发展过程中投入不足与利益流失、效益低下并存的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就要紧密结合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多种经营，把农民从分散的领域和地域中组织起来，通过规模化生产，牵动农业向规模经营和集约经营发展，使新经济组织成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济联合体。
因此，在坚持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策长期不变的体制背景下，创新农村经济组织，建立各种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以正确的方式引导农民进入市场，扩大产业链条，促进专业化、提高区域化，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财政实力增强，加快农业第二次飞跃，是发展农业产业化的必然选择。
农村经济组织的创新，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是新形势下对农村改革的深化，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内在要求。1985年，邓小平提出了“两个飞跃”的重要思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这一科学论断，深刻地揭示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必然规律，为农村经济组织结构创新、完善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决定了建立农村合作组织的路径
制度变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诺思直接把西方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制度创新和变迁，它指出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等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北大的林毅夫教授提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由于个体或群体在寻求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施的制度变迁，它具有盈利性、自发性和渐进性的特点。农民是实施制度变迁的主体，它较符合农民群体的利益需求，因而其内部合作成本较低；强制性制度变迁则是由政府凭借其控制的资源组织实施的制度变迁。政府是实施变迁的主体，它必然要符合国家或政府的意志，体现国家或政府的意图。当前土地制度非均衡情况下，较高的交易费用使得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同时存在。
根据这种理论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充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鼓励农民进行多种形式的探索，通过农民自办、官民合办、能人领办、嫁接联办等多种形式改造传统组织，发展民间组织。同时，充分发挥新型经济组织的积累效能，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生存、发展和竞争能力，以此来增强凝聚力，维护合法性，保持农村社会政治稳定。鼓励农民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自愿联合组建各种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另一方面要发挥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作用。政府要切实加强对发展农民合作社的引导和宣传发动，在政策上多方面给予帮助和扶持。
三、制度变迁理论决定着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原则和模式
1、坚持合作组织的建立由农民自己组织的原则。政府在农村经济组织建立中应坚持“监控、引导、扶持”的基本原则，减少行政介入，政府不再作为创建主体，政府人员也不再兼任经济组织领导，政府与经济的关系由上下级行政等级关系转变为政府对社团组织的调控行为，逐步退出对农村经济组织的经营管理，还权于民。农村经济组织的组建应充分尊重农民的平等主体地位与合作意愿，坚持自由进出。只有坚持新型农村经济组织的由农民自己组织的原则，让农民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自发组织起来，其才可能获得发展，才有凝聚力、生命力。ƒ在实际运行中，必须坚持民主原则，使每一个成员的利益诉求都能得到表达和尊重，一切决策行为，利益相关者均可参与，而且保证每一个成员在组织内能获得与其成本和风险对等的收益，这是一个经济组织良性运转的条件。无论是服务型专业合作组织还是利益代表型组织，其组织宗旨必须坚持为内部成员服务，对内不以盈利为目的，使成员获得实惠，维护成员和本行业利益。
2、农民专业合作社模式。这种新型的合作经济组织不能与过去的生产合作社混为一谈，它可以是农民生产上的联合如农民组织的土地股份制合作组织。也可以是在经营服务领域中发展起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经济组织，也是现阶段农民经济组织的主要形式。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农业生产的联合或生产资料的采购，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合作组织可以采用企业的形式，也可以与其他农产品加工企业或农产品批发市场挂钩，把产加销连为一体，形成“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经营体制。 管理制度上国家可赋予农村现有的村委肩负引导宣传合作组织的任务.也可直接从村委会分离出纯粹经济意义上的合作组织.农民的组织都应得到法律的保护给予其法人地位。总之要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实施为契机，使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未来一个时期将得到较大发展，从而大大提高我国农业组织化程度。
四、由新制度经济学得出要尽快建立农村合作组织的相关措施。
第一、清晰产权，变农民承包的土地的债权性质为物权性质，赋予农民对农地拥有完整的经济所有权。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界定越完整越能提高效率。因为市场交易过程存在交易费用，如果所要交换的物品没有明晰和专一的可以自由转让的产权，那么为交换的顺利进行所需的各种费用支出就非常高，甚至高到交易无利可图的程度，所以必须首先明晰产权、④优化产权配置是降低市场机制运行的社会费用，优化资源配置的首要前提。农地产权制度作为正式规则，通过其强有力的实施机制的建立并充分发挥作用，能有效地增强农民交易谈判能力。它能有效遏制利益集团通过重构产权而对收益进行再分配的谋利行为。农民因有独立的经济所有权，而具有了维护自身利益的土地权利基础和组织法律保障。所以要从法律上使农民得到了长期而又稳定的土地使用权，把土地使用权物权化。
第二、在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基础上，继续把农产品行业协会发展起来。我国农民数量多、规模小，近些年发展了不少农民专业合作社，但生产规模也就相当于加拿大的一个家庭农场，迫切需要进行再合作、再联合，在农民专业合作社基础上发展农产品行业协会，实行标准化生产和品牌化经营，推动贸工农一体的农业产业化。
第三、推进金融改革，搞好资金保障。当前，农村资金供求矛盾突出，制约了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发展。解决这一矛盾，就要建立“以龙头企业和农户投入为主体、社会投入为补充，政府投入为导向”的投资新机制。发放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财政贴息贷款，制定统一的财政贷款贴息标准，实行市场化运作机制，鼓励商业银行参与贴息贷款的发放；加大对农户小额信贷的发放力度，建立和完善农户信用等级和生产经营情况档案，有针对性地进行小额信贷的发放，充分依靠农村基层组织和入股社员参与信用社评估，实行农户信息公开和贷款信息公开，有效解决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制定小额信贷相关法律和法规，确立民间专业小额信贷机构的金融机构地位，逐步建立由商业银行以外的专业小额信贷机构为主的小额信贷发放体系。
第四、完善服务体系，创造良好外部环境。农村经济组织创新要求政府必须从全局出发，转变政府职能，构建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首先搞好引导，结合国家规划指导各地从实际需要出发，制定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规划，落实有关政策、法规，为农村经济组织创新提供政策指导和法律依据。搞好协调。协调地区之间的产业布局，合理调节地区之间的利益关系。通过协调农业产业化经营单位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与农民等内部各方之间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合理调节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扶持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在主导项目通过政府引导、农民自愿的方式，大力培育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对发展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的农业一体化经营企业或企业集团给予鼓励，财政的支农资金应重点支持产业化经营重点项目，扶持龙头企业的建设和发展龙头企业。 搞好相关配套设施建设以政府投入为主，市场化运作为辅，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使主导产业覆盖地区交通便利，信息畅通，从而为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硬件环境。健全和完善包括市场流通组织、市场调节组织和市场管理组织的市场组织第五．推行普惠性的税收、金融等方面的扶持政策。对合作社的扶持也应考虑这个问题，应对所有具备一定条件的合作社给予税收、信贷等方面的优惠，让它们处于平等的发展起点上；对农村经济组织创新在税收方面给予一定照顾；对市场开拓力强的外向型企业，在出口政策上给予重点支持；⑤积极为新型经济组织在农产品技术开发、技术引进方面提供优惠条件，并提供国内外市场信息、技术信息；执法部门和金融部门对农村经济组织创新，要给予必要的保护和支持，使它们能够在较为宽松的环境中快速发育。
第六、成立地方各级协调合作社工作的综合领导小组。
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培培训引导。领导小组应包括农业局、供销社、科协、妇联等与合作社有关的机构组成，由当地分管农业的领导来抓。领导小组的工作重点应是政策导向，为当地合作社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它应负责整合与合作社相关的各个部门的资源，协调合作社专项扶持资金的使用，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普及性的合作社知识、财务、法律等方面的培训以及合作社干部的能力培养。鼓励基层农技人员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到农民专业合作社兼职，并按贡献参与合作社的分配。鼓励大中专毕业生到参与组建农村合作组织。⑥对到合作社工作的大中专毕业生，县人才交流机构要为其提供人事档案保管、办理集体户口、党团组织关系挂靠、代缴社会保险等服务。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签订经县人事或劳动保障部门鉴证（备案）的聘用或劳动鼓励人才落户。参考文献:、
1、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2、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211林毅夫:《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3、詹晶《从交易成本角度论我国农业企业化经营的必要性》载《农村经济》2004.8
34-36页。
4、傅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现状及问题》载《经济学家》2004.5101
一109页。
5、路剑、李小北《关于农户信息化问题的思考》载《农业经济问题》2005.553
-56页。
小农经济的产生篇10
[关键词]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业经济农业产业化
中图分类号：DF41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一、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内涵分析
(一)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定义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又称农业合作社,是指农民尤其是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农业小生产者为了维护和改善各自的生产及生活条件,在自愿互助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遵守合作社的法律和规章制度,联合从事特定经济活动所组成的企业组织形式。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特征 农业作为一个弱质产业,使得个体的农民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农业经济主体的合作对于农业的发展和农民市场地位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一种合作经济组织主要具有以下四个基本特征。
1.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具有合作经济组织的一般特征。包括成员的自愿加入和退出、民主平等管理、互助共赢和利益共享等。
2.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家庭经营基础上的协作经营。农业作为特殊的行业,即经营模式是以家庭经营为主,从而农业经营的个体经济就是家庭经营经济,这使得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发展的初期,尤其是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过渡时期,更带有社区性和综合性。
3.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启动有较大难度。农业经营是一种典型的分散经营,尤其是传统农业,其商品化率很低,农民的合作欲望和合作意识不高,这说明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与市场竞争有着密切的关系。
4.农业合作经济组织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对于壮大农业经营主体的力量有着重要的作用,有利于促进农业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产生的基本原因
1.社会分工与生产专业化需要农业合作制。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基本条件之一,农业生产越专业化、商品化,就越要求进行各种形式的合作或联合。
2.为了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农业需要合作制。分散的农户面对变幻莫测的市场,风险骤增;农业还是受自然灾害影响最严重的产业,单家独户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
3.农产品的易腐性和农业资产的专用性使农民需要合作制。大部分农产品具有易腐性,特别是蔬菜、水果和畜产品等,这些产品一旦成熟或采摘以后,如果不进行储存或加工,就必须马上卖掉,否则就会腐烂,农户会因此蒙受损失。
4.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小规模经营的农户需要合作制。一般来说,农户的经营规模比较狭小,单独采购生产资料难以获得价格优惠和运输上的经济实惠,单独出售农产品也难以卖得好价钱。在生产中单独使用某些大型农业机械或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也可能变得不经济。
5.农业合作制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农业合作制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市场经济的扩张是农业合作制产生的土壤,而农业合作制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为它的进一步协调发展起推动作用。
二、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对农村经济的促进作用
(一)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有利于发展农业市场 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单笔农产品的交易量日趋增大。分散的小农户也没办法根据市场需求安排生产经营活动,无法应对千变万化的国际大市场。因此,发展农业市场,农民合作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它能够把农户的单体资源在合作框架下进行整合,改变交易中的弱势地位,化解市场风险,降低交易成本和控制开支,提高市场效率。
(二)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 在大规模的农业市场前提下,在农业市场的大宗交易中,无论单个农户经营的规模有多大,其交易量都是微不足道的,在交易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而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则有利于提高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最大限度地减少强势主体对农民利益的侵占,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三)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的管理水平 实行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有助于实现农业生产的“民主管理”,而且,将一些农户组织起来,共同生产、共同销售,由于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使得一些先进的管理手段和技术能够有效地实施,从而获得规模收益,提高了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管理水平。 三、我国目前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缺陷 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建国后完成到1956年的互助合作。当时将分得土地的农民组织起来建立了生产合作社,以避免小农经济“两极分化”。第二阶段是实行集体化及高度集中的化。由于违背了自愿、民主的原则,侵害了农民的利益,最终导致失败。第三阶段,是从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实施到现在的各类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形成时期。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规模较大、管理较好以及活动比较规范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10万余个。然而,从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成立和经营的实践来看,我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 (一)许多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行为不够规范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是一个自愿组织在一起的民主组织形式,是一个具有共同目标的协会。国际上公认的原则主要有七个:自愿与开放原则;互助合作性原则;民主管理原则;一人一票原则;非赢利和社员参与分配原则;自主和不负债原则;教育培训和信息原则以及社会性原则。然而,我国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多数不符合这七条原则。很多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目标定位不明确、商业化程度较高、以赢得为目的、服务职能较差,这就使得民主管理流于形式,开放程度不够。甚至有些地方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农业技术培训被忽视,业务范围过于繁杂,从而影响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健康及有序发展。
(二)多数农民受传统意识影响严重 自古以来,我国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小户的生产经营习惯形成了较强的“小农经济思想”。再加上我国大部分农村比较落后,农民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使得不少农民素质较低,比较看重眼前利益。在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中,表现得比较急功近利,对自己有利的就支持、不利的就抵触,爱打个人的小算盘,不听从合作经济组织的决策安排。从而使组织内的经营行为难以统一,阻碍了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除了小农意识以外,很多人还会受到“大锅饭”时期思想的影响。认为搞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就是实施以前的“化”等“一大二公”的“大锅饭”体制。并且认为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从而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有强烈的抵触情绪,阻碍了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三)政府支持不够 我国政府虽然制定了许多促进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政策,然而许多政策的实施没有取得预期效果。特别是发展合作经济组织缺乏法律支持,如果不能从立法上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做出明确的规定,那么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就得不到保证,进而会阻碍国家对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各种政策的有效实施。 四、大力发展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建议
(一)加强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运作规范 我国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常常和村委会、党支部混为一体,经常出现领导在三者之间相互兼职的状况。这就使得本来应该是为农民服务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很大程度上与政府组织和社会组织相互混淆,职能不清。所以,在以后的实践中,应该明确管理责任,增强运营规范。要使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活动围绕服务于农民、服务于农业生产而展开,实现农业生产经营中的机械化和规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