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理财的必要性篇1
理性之一：家庭理财，切莫盲从
居家理财是一件小事，又是家庭大事，理好财，才会使家庭和睦，事业有成。然而笔者在生活中发现，很多家庭在投资理财时，不是很好的讲究技巧与策略，往往是盲目行事，从而造成了家庭资产不应有的流失。其实家庭理财只要理性当先，就会避免这些损失。近些年，家庭投资渠道不断拓宽，各种投资理财品种向众多家庭款款走来，面对眼花缭乱的投资理财品种，高收益、高风险的股票，又往往被多数家庭所看好，但如果在股票投资市场一了解，就会发现投资股票的家庭，赚钱的是少数，赔钱的却是多数，这一现象的出现，便是人们冲动有余、理性缺乏所造成的，很多股民一旦遇到股市行情下跌，出现熊市，就人心慌慌，从而导致了判断失误。理性不足是家庭投资理财之大敌。因此，家庭在投资理财时，即要考虑收益，也要考虑风险，只要做到合理安排，遇事少冲动、多考虑，就会减少风险，达到预期目的。
理性之二：依法办事，谨防风险
家庭要想理好财，必须理性当先，在理财时多应注意依法行事，合理应用法律手段，保全自己的财产。近几年来，社会上的一些不法分子，专门钻有些人不懂国家法律的空子，进行低劣的金融诈骗，如：有意借取存单，向银行质押借款，到期后，故意不还贷款，使存单抵偿了债务；拿某些小国家的不可兑换外币、假币，充当真美元、英镑，抛出低价兑换诱饵，让某些贪图小利者往里钻；在借钱后，故意不打欠条，出现赖债的情况，使有的出借人，无依无据，苦果难咽。家庭在理财中，必须学会对付这些骗局的策略，而最好的对策，便是依法行事。家庭理财，小利不可贪图，往往“小利”的背后隐藏的多数都是“陷阱”。但是，假如家庭中一旦遇到这种事，一定要注意合理运用自己学到的法律知识，只有这样，才会保全自己的合法资产。
理性之三：合理计，避免浪费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到要受穷”。所以说，在家庭理财中，资金的运用必须有一定的计划性。每个家庭的家中成员在日常生活中，都确实有不少的花费，但是如果运用的合理，照样可以把一部分资金节省下来。现在很多家庭，无论衣食还是住行，都讲求档次，只顾面子，不怕花钱，孩子每月的零花钱，没有三、五百元不行；出门在外，非打的不可；衣着服装，不是名牌不穿等等，其实人们的这种奢侈行为，大可不必，如果这部分钱积累下来，同样也是一笔不小的资金。当然，家庭消费是不可避免的，但必须建立在“合理”二字的基础上，不是无休止的上档次、重面子，每个家庭只有合理用好每一分钱，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才会使家庭更幸福，夫妻更和睦，家庭浪费行为切不可行。
理性之四：参加保险，保全家产
家庭理财的必要性篇2
夫妻财产制度又称婚姻财产制度，是规定夫妻财产关系的制度，又是婚姻家庭组成部分，夫妻财产制度明确了婚姻当事人各方对婚姻和家庭的法律责任，对于保障幼老病残者的生活，促进家庭生活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夫妻财产制度的，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的不足，并提出进一步完善的建议，全文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夫妻财产的一般理论，这一部分明确了夫妻财产制度的概念、性质及设立夫妻财产制度的意义，分析夫妻财产制度的立法价值取向，从总体上对夫妻财产制度的一般理论进行；第二部分是我国夫妻财产制度及评析，这一部分系统介绍了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的立法概况和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的主要内容，指出了我国现行夫妻财产制度的立法的成功与不足，并根据夫妻财产制度的一般理论，进一步提出完善的建议，以使我国夫妻财产制度更加完善。
第一部分夫妻财产制度的一般理论
一、夫妻财产制度的概念和性质
夫妻财产关系是派生于夫妻身份关系的重要法律关系，它是夫妻共同生活不可缺少的内容，是实现家庭职能的基础性要素。夫妻财产关系包括夫妻的财产所有权，夫妻间的抚养关系和夫妻财产继承权等。其中夫妻的财产所有权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关系的核心，因其涉及双方各自的、共同的、以及第三人的权益而受到各国法律的普遍重视，夫妻财产制度是它的一般法律表现形式。
夫妻财产制度又称婚姻的财产制度，是指夫妻婚前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管理、收益、使用和处分，夫妻的对外财产责任以及婚姻终止时财产分割与清算的法律制度。
夫妻财产制度与夫妻身份关系一样，总是与一定制度相适应的，一国采取什么样的夫妻财产制度，首先决定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生产力是一个不断变动提高的过程，一切财产法律都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夫妻制度也必然随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夫妻财产制度立法必须适应生产力水平要求。人类上生产力的每一次飞跃，都会给夫妻财产制度带来重大影响和变化。其次夫妻财产制度所有制的支配并为后者服务，夫妻财产制度必须与所有制相适应。第三，夫妻财产制度必须能够满足家庭共同生活需要，家庭具有什么样的职能，是由当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及其生产关系所决定的，社会发展变化，家庭职能也不断地随之发生演变，家庭职能的履行必须建立在家庭的经济条件或者财力上。
二、设立夫妻财产制度的意义
夫妻财产制度是夫妻关系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法律制度，在婚姻家庭立法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夫妻财产制度直接关系着夫妻共同生活和整个家庭生活的物质条件，它明确了婚姻当事人各方对婚姻和家庭的法律责任，保障幼老病残者的生活，促进家庭生活的稳定。受到各国和地区婚姻家庭法的普遍重视。根据夫妻财产制度的发生事由不同，可以把夫妻财产制度区分为三种不同类型：法定夫妻财产制度、个人特有财产制度和约定夫妻财产制度。
法定夫妻财产制度是指强制适用法律规定的具体夫妻财产制度的制度，法定夫妻财产制度保障了夫妻在婚姻家庭共同生活的经济需要，解决了在夫妻没有对其选择适用的夫妻财产制度进行约定或约定无效的情况下的夫妻财产所有权的归属问题使在夫妻双方没有对财产作出约定情况下处理夫妻财产关系仍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是对约定财产制度的必要补充，法定财产制度原则上也是对夫妻当事人双方最公平的财产规则。因为法定财产制度是对多数人的意愿的推定，其内容在法律上有详细规定，且不允许当事人自行变更法定内容。实施法定财产制度对婚姻当事人的后果原则上相同的，因此，从理论上讲也是最公平的。当事人任何一方都有不可能利用自身的财产、职业、知识背景等优势从制度上为自己谋取行比对方更多利益，实施法定财产制度对婚姻当事人的后果原则上是相同的，因此从理论上讲也是最公平的。当事人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利用自身的财产、职业、知识背景等优势，从制度上为自己谋得比对方更多利益。实施法定财产制度，成本也较低。婚姻当事人如果没有另行约定，就一律适用法定财产制，不必履行相应的专门履行或手续，婚姻存续期间不必为财产制适用条件和效力考虑，更没有道德上的心理负担或社会舆论上的后顾之忧，简单方便成本节约。
个人特有财产制度是指法律直接规定一定范围内财产归所得者个人所有，并排斥其配偶共有的财产制度，特有财产制是对共同财产范围的缩小与限制。特有财产归夫妻一方个人所有的根本原因是，此类财产往往具有十分强烈的个人人身性质或者系一方从事职业专属使用的，或者财物价值虽不大却对一方当事人具有特别意义，纳入共同财产分割确有不妥，为方便夫妻当事人以及尽量保持个人生活的连续性与完整，多数国家和地区立法确认特有财产。特有财产制度的设置不仅有利于保障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权，而且更为有效地体现了法律对个人尊严和人格权的保障。
约定夫妻财产制度是指夫妻当事人协商一致选择适用法律允许的具体夫妻财产制度处理夫妻财产关系并排斥法定夫妻财产制度适用的制度，约定财产制度体现了契约自由的原则，是依据尊重当事人行使财产权原则而设置的财产制，属于法律明确规定的由当事人选择适用的夫妻财产制，具有优先适用的法律效力，约定财产制度允许在法定财产制以外另作约定，使当事人在结婚后仍能保持经济的自主权和相对独立性，有助于男女平等和妇女的自强自立，约定财产制度下，在夫妻一方或双方的收入中，除了承担家庭生活开支和赡老养幼的法律义务外，根据个人的意愿和需要，对其余收入可以分别由各自占有，管理和支配，这既能使婚姻当事人在结婚后仍能允许行使自己的财产权利，还可以避免由财产问题引起的家庭矛盾和纠纷，体现了对夫妻双方财产权利的尊重。
三、夫妻财产制度立法的价值取向
设立夫妻财产制度，首先必须明确其应有的价值取向，然后才能考虑何种或者若干种具体制度能满足或实现预期目标，笔者认为，夫妻财产制度应当能够很好地体现如下精神：
1、坚持男女平等，妇女在、经济、文化和家庭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夫妻财产制度立法必须贯彻男女平等的原则，保持妇女的人格尊严和独立，促进两性地位平等，从婚姻本身看，夫妻共组家庭，在婚姻关系中处于平等法律地位，相互尊重，婚姻才能获得成功与美满。
2、保护弱者，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婚姻家庭是人们主要的生活和生存环境。妇女、儿童、老人、病残者在家庭里处于弱者地位，婚姻和家庭对他们尤其重要，养老育幼也是家庭的基本职能之一，因而夫妻财产制度的立法应保护家庭中的弱者以体现社会公平和正义。
3、促进婚姻家庭的稳定与和谐。稳定是婚姻的主要价值导向之一。夫妻财产制度立法应贯彻该精神，促进婚姻的稳定和家庭的和谐。男女结婚后，夫妻是婚姻共同体的成员，他们不仅在精神上相互信赖而且经济上也必须适度地结为一体，婚姻和家庭才能稳定。对大多数家庭而言，仅靠一方的财产和收入还难以维持家庭生活正常运转，因而夫妻都应拿出部分财产归双方共同使用，共同收益和处分，或双方共同承担家庭生活费用，过于偏袒配偶一方的夫妻财产制度，或者容易引起夫妻相互猜疑，争吵甚至反目的夫妻财产制度，势必损害婚姻的稳定，破坏家庭的和谐。建立在两性平等基础上的夫妻财产制度，应以促进夫妻家庭共同生活的稳定和谐为已任。
4、肯定家事劳动具有社会价值，家事劳动是指料理日常家庭事务，照顾老人和未成年子女等家庭内的劳动，家事劳动是夫妻生活的组成部分。随着男女平等观念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职业劳动领域，实现经济上自立。但是，妇女毕竟负着生儿育女的社会分工。加之传统观念影响，妇女往往在家事劳动中付出更多时间、精力、有的因此失去较多的职业发展机会甚至无法谋得工作和收入。另一方面，如果夫妻双方都全力追求职业发展而置家庭于不顾，家庭共同生活必难以为继，因此，家事劳动是劳动力再生产必不可少的手段，不仅有用，而且有社会价值，设计夫妻财产制度时，应当肯定家事劳动的社会价值。
5、保护交易安全，夫妻财产制度，不仅规范夫妻，还涉及交易当事人另一方。夫妻是否订立财产制契约，以及夫妻财产契约选择何种财产制，夫妻财产契约的订立、变更、废止，对民事交易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夫妻财产制度在保护夫妻应有权益的同时，还应重视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夫妻从事民事交易时，交易的有效与否，利益的享受，离不开夫妻财产制度的适用及夫妻对财产的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故交易安全应成为夫妻财产制度立法的原则之一，法律对交易安全的保护，实质上是对交易善意无过失者利益的保护，交易安全不仅具有满足夫和妻个体安全的价值，更具有维护全社会经济秩序的作用。
第二部分我国的夫妻财产制度及评析
一、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的立法概况
家庭理财的必要性篇3
社会进步以及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水品稳定提升，家庭收益也是逐渐增多，家庭理财理念不由自主的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本文，首先叙述了家庭理财的概念，结合中西方家庭理财理念的区别，最后提出了我们家庭理财规划，希望能够为我国各家庭处理理财问题提供有效理论依据。
【关键词】
家庭理财；问题
1家庭理财的概念及内涵
根据家庭的资金状况和预测未来的收益值来确定好稳定可靠的财产管理计划称为家庭理财，归纳出用来调整合理资金投资安排，要想实现收益值的最大化要建立在及时及时获得真实的财务信息之上，做出稳定风险方案措施，最终实现家庭的价值目标。管理家庭理财常规下是用数字来评估的，计划好每个月用来自由开支的资金比例，对比投资的回报率与风险系数后，依据个人倾向性选好适合自身的投资用具，实施阶段性的战略安排以实现未来目标。
实现理财的目标主要考虑三因素：第一是投入的金额；第二是以投资工具的形式出现比如以定期存款、基金、股票、期货、债券及黄金等形式，投资回报率和相对风险是成正比的；第三是投入时长，具备时间价值的财富投入时间愈长，所获收益愈大。
2中美理财现状对比分析
2.1美国理财发展现状
最早是美国推出了家庭理财理念，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保险h行业，最初它属于推销员推销保险产品的方法。历经七八十年代的发展，自九十年代以后，理财已被大家认可和赞同。目前美国既具备众多的专业理财公司，其中有国际理财协会（iaFp）、国注册理财师协会（aCFp）以及理财师资格鉴定委员会等。
2.2中国理财现状
相对于美国来说，我国的理财行业市场一直发展缓慢。1997年，中信实业银行广州分行正式成立“私人理财中心”，这意味着我国也开始从事私人理财行业。在此之后，稍微出现萌芽的呈现出业务爆炸式增长，保险行业也急速发展。当今我国的理财行业也已经具备了产品合理布局。
中美两国的理财观念不一样，有个故事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一个美国老太太和一个中国老太太在天堂相遇，美国老太太说“我在临死前还清房贷了”，中国老太太则说“住了一辈子破房子，死了也存够一套楼房的钱了”，此故事大多数人都听过，他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家庭应当进行合理的家庭理财规划了。
3进行合理理财的准备工作
3.1制定全盘性规划
判断理财的好与坏关键是要做好家庭的全局理财规划。家庭理财规划指的是家庭的收支状况、家庭资产财务状况，根据家庭风险承担能力以及不同阶段家庭的不同需求来确立家庭理财目标，制定出合理的家庭理财方案。
（1）进行当前家庭财产分析
清楚自身的净资产是进行财产分析的前提，最方便快捷的办法是列一个清单，分类为资产和负债，列出家庭主要资产然后合并计算。
（2）测算一下家庭未来的收入情况
依据家庭人员目前收入水平来估算家庭未来的利息以及股息收入，两者相加即为家庭未来总收入的预期。
（3）进行家庭支出预算
要想达到家庭勤俭节约开支，一定要是具备预算家庭开支的基本原则，家庭有合理计划的暗盘生活支出是实现财富目标的关键保障。
3.2记账，做好预算
理财是一门艺术。关于理财规划，首先要有一个“记账”的好习惯。记账不是说记录每天的具体消费和购买产品，而是通过这种习惯把所有个人或是家庭需求的资金进出都要有详细说明与分配。
（1）资金流入方面
每人每月的薪水一般是固定的，假如是业务性人员则可以通过计算出近几个月的平均收入来衡量每个月的可能收入。月收入多余平均值的时候可以把多余的钱存放以应对业绩差时的资金弥补，谨记有了高收入就乱花钱，然后收入低时就靠吃面过日子。理财规划的第一步是记录家庭或个人收入。月收入的固定收入除外，其余额外收入不计入固定收入，最好是另外存放以便不同用途使用。
（2）支出方面
家庭的常规固定支出，比如预算的就餐、学费、休闲支出、水电支出等等。尽量都要详细归纳出，同时将这些预算费用记录在每个月的计划支出当中，然后扣除必要消费外计算出家庭结余金额。剩下的结余，如果足够则可以拿其中一小部分来做定期定额的投资或是付保险费用。其余的部分则要储备好以做好意外事故的应急。
3家庭合理理财的建议
3.1加强理财知识储备以提高风险防控能力
家庭理财的关键是要制定理财战略目标，想要实现家庭的财富积累就要熟练运用好各类消费、储蓄、投资、管理等理财策略，了解家庭理财所适用的金融投资工具，比如收益稳定但不高的银行存款、成长型的固定收益类债券基金、高回报与高风险并存期货股票等，具备必要知识是实现家庭财富的必备条件。
3.2实施适当合理消费作为风险防控前提
投资、消费指出一直是家庭理财中此消彼长的互动因子，假如要获取更多收益就要提高投资百分比，那么一定要控制好生活费支出、子女教育支出以及休闲消费指出等等，所以家庭要做好每月的合理消费指出。逐步的养成及时记账的习惯可以有效达到消费的控制，勤于记账有利于清晰罗列出具体生活消费，也能够发现节约家庭支出的环节，目前电脑许多软件都可以辅助家庭完成按时记账的好习惯。
3.3强化抗风险能力增强风险控制能力
收入风险、意外风险是每个家庭都可能遇到的基本风险，除此之外，家庭或许还会面临一般风险，比如债务风险、流动性风险、购买力风险，但是对于具备良好投资意识的家庭很有可能准备防范投资风险，包括利率风险、市场风险。几乎每个家庭都会面临基本风险，比如说，家庭的经济命脉掌握者出现大幅度变化，其中包括实业、疾病、意外伤害等等不可抗力因素，那么整个家庭的经济直接失去了最根本的物质基础而很难维持家庭稳定，从而引起债台高筑。如果及时购买保险则可以有效减少天灾人祸带来的损失，负债问题迎刃而解。所以做好家庭理财务必要做好防范投资风险，应对此类问题最佳方案无非就是保险产品的有机组合，这样家庭也有了保障。但是一般风险则一定要最好长期短期投资的最佳匹配，在此基础上尽其所能完善投资组合以防范投资风险。
3.4积极预先谋划作为增强风险防控核心
做好应对未来支出需求的增加工作是家庭理财的一个关键目标，如果从家庭生命周期先后来看，主要方面有买房支出、子女教学支出、养老支出，它们可能是未来需求支出的主要方面。所以说为了防范风险一定要有预备应对方案，选准了稳定安全的投资策略也是为未来的大额支出做好资金准备，同时这也是目标管理的灵魂所在。
综上可知，本文首先叙述了家庭理财的相关概念，然后分析了中美两国的家庭理财当今现状，最后分析对比了中美理财观念的区别，阐述了如何做好家庭理财的准备以及做好家庭理财工作的对策，以供大家参考。
【参考文献】
[1]田剑英家庭理财，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2]闻景，个人理财，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3]陈镇，赵敏捷，家庭理财，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9
家庭理财的必要性篇4
个人自由在婚姻家庭法中的扩张
个人自由在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整个现代法律体系都是在个人自由这一核心原则之上建立起来的。与财产法相比，婚姻家庭法由于深受传统社会价值体系的影响，并担负着维护家庭伦常秩序和社会、国家利益的重任，个人自由的空间历来并不宽松。但就婚姻家庭法自身而言，在从古代的家族本位向近现代的个人本位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个人价值和个人自由仍然呈现出渐趋彰显的清晰态势。
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使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得以广泛传播，家族依附和身份关系对个人的束缚大大降低，“个人”不断地代替了“家族”，成为民事法律所考虑的单位。近代婚姻家庭法以个人本位的婚姻契约观为基础进行构建，强调人格独立，宣扬人格平等，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当事人决定和管理自己家庭生活事务的自由。最主要的表现是双方当事人依合意缔结婚姻的自由，在一些国家也包括选择夫妻财产制、在法定情形下离婚等自由。同时，国家为维护家庭伦常秩序，在婚姻家庭领域始终持积极干预态度，以法律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进行全面规范，个人自由的空间非常有限。
在从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转变的过程中，婚姻家庭法体现出与财产法背离的趋势。在财产法领域，为适应经济生活的深刻变化，国家不得不一改以往的放任态度，对个人自由施加诸多限制；而在婚姻家庭法领域，对人性和个人意思的尊重却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个人自由的范围和程度继续扩展，人们得以更广泛、更充分地决定自己的家庭生活事务。一方面，法律放松了对结婚与离婚的限制，婚姻的缔结与解除更加自由。在婚姻的缔结上，古代或近代的婚姻家庭法中婚姻障碍繁多，其出发点主要在于维护家族利益、人伦秩序和阶级统治。现代立法确立个人结婚之自由，且大多数国家仅基于社会福祉之考虑，规定了重婚、近亲和疾病等少数婚姻障碍情形。在婚姻的解除上，近代婚姻家庭法普遍以一方当事人具有法定过错作为婚姻关系解除的前提条件，且仅无过错一方有请求离婚的权利。现代婚姻家庭法扩大了离婚法定理由的范围，将一些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理由，如生理缺陷、重大不治之症等纳入其中，且双方当事人均享有离婚诉权。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当事人的离婚意愿更加受到尊重，许多国家先后采纳了破裂主义离婚标准，只要“婚姻关系无可挽回的破裂”，即可离婚。另一方面，现代婚姻家庭法为人们提供了更多选择余地。双方当事人不仅可以基于自由意愿，对关系存续期间的婚姻住所、家庭姓氏、夫妻财产制等予以选择，而且在离婚时，也可以对离婚程序，离婚时的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离婚后的救济等事项做出自主安排。
中国自古有“法不入家门”的观念，国家权力直接介入家庭关系之中的事情比较少，而是委诸家长对家庭内部事务进行管理。但是这种传统的家庭自治或对家庭的尊重其实是扭曲的，是以牺牲个人自由及女性与儿童权益福祉为代价的。中国的传统法律有关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规范集中体现为长尊幼卑和男尊女卑的家族主义精神。这种固有的法律体系在与近代西方法律遭遇后，转而解体并开始进行对西方法律的移植，即形式上从诸法合体向法律部门分类转型，内容上从尊卑、性别等差异向人格平等转型，从家族权利本位向个人权利本位转型。
婚姻家庭法中个人自由的扩张，除了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思想浸润的原因之外，也与家庭生活中的私密性特征和情感因素有关。家庭本质上是私生活领域，其中很多事务具有私密性，当事人不希望国家干预，国家也不宜干预。家庭生活的本质是基于爱情与亲情的“圆满共同生活”，维系家庭关系的最重要基石是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而非法律规范的强制力，个人自由可以弥补法律在规范建构家庭生活方面的局限性。此外，社会结构的扁平化发展，家庭对个人掌控力的衰退，以及妇女经济能力和教育水平的提升等，也推动了婚姻家庭法中个人自由的彰显。
个人自由的伦理基础在于“自己决定权”，即自己的私事由自己自由决定的权利。一个人之所以拥有“自己决定权”，乃是因为一个智力健全的人是一个理性的人，每一个人都具有独立的人格，对自己的行为和利益具有独立的判断能力与决策能力，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最佳判断者和决策者。（参见周安平：《社会自治与国家公权》）法律对家庭事务的干涉就有可能侵犯家庭的私权。
对个人自由的尊重，还出于一个信念：每个人都有权决定并追求自己所向往的“理想”生活模式。而在民主的基础上，并不存在固定的“最佳”家庭生活模式的标准。自治意味着一种自我思考与自定的能力，通过深思熟虑，判断、选择自己所向往的“理想”生活模式。（参见王洪：《家庭自治与法律干预》）
我国1980年颁布《婚姻法》和2001年修订《婚姻法》都是以不断扩大公民个人自由权利、保障意思自治为立法理念的。例如，夫妻财产制度从单一的法定共同财产制到法定财产制与约定财产制并立，再到约定财产制的完善与个人特有财产制度的确立，这一变化的进程表现为不断地扩大夫妻个人决定其财产状况的自由权利。同时，婚姻自由原则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例如，1994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要求公民在办理结婚登记时必须提交所在单位或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而2003年《婚姻登记条例》则取消了此规定，以个人自行出具的签字声明取而代之。同时，该条例还将婚前医学检查从“必须”变为“自愿”，即取消强制婚检，肯定了婚姻当事人均有对自身的健康独立判断、选择、取舍的权利。此外，《婚姻登记条例》将1994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名称中的“管理”二字删除，淡化了婚姻登记的行政管理色彩，扩大了公民个人婚姻自由的权限，更加体现婚姻法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保护当事人婚姻自由的立法理念。结婚意思瑕疵（例如受胁迫）可导致撤销婚姻，《婚姻法》将撤销申请权交给当事人自己行使，如果当事人没有提出撤销，人民法院、婚姻登记机关不应当依职权主动撤销。婚姻无效或撤销后产生的财产关系，当事人协商处理，只有在无法达成协商一致时，法院才依法予以裁决。在登记离婚中，重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当事人就离婚、子女的抚养、财产分割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的，可通过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就此解除婚姻关系。在诉讼离婚中，由夫妻双方自愿协议分割共同财产和清偿共同债务，只有在协议不成时才由法院判决。在离婚的救济上，经济帮助权、家务劳动补偿权、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等都以当事人一方请求或主张为前提，体现以意思自治为原则的自我处分。
婚姻家庭法领域的个人自由、意思自治仍在发展中。近年我国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忠诚协议”纠纷案，夫妻一方以婚前或婚后所签订的“相互忠诚，违反予以赔偿”的财产性协议主张权利，许多法院给予了支持。法院支持的理由是：忠诚协议是夫妻双方在平等自愿的情况下所签定的，是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夫妻签定忠诚协议追究过错方责任，是公民自我救济的有效方式。目前，法律界多数认为虽然对夫妻忠诚协议效力的认定应当特别谨慎，某些忠诚协议的效力应当被否定，但某些忠诚协议在严格审查下是可以认定有效的。再如非婚同居问题，当下年轻人和老年人盛行非婚同居，非婚同居者大多使用同居契约规范双方的关系，以契约确认彼此的权利和义务，这种契约更加体现当事人的个人自由。未来的我国法律预计迟早会接纳非婚同居关系，认可同居契约的效力。
国家干预的正当性基础
按照传统的法律理论，家庭被视为私领域，家庭中发生的事情是纯粹的私人事务，国家不得予以干预，但20世纪现实主义法学的发展使公领域与私领域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国家可以为了特定目的介入私领域，盖因“任何自由都容易为肆无忌惮的个人和群体所滥用”（博登海默语）。现代工业化社会是一个人与人互相依赖、分工复杂的社会，每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都无法完全独立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之外，而必然受到社会既存的权力和利益分配格局的影响，从而具有不同的实现个人自由的条件与能力。在婚姻家庭关系中，当事人通常存在地位不平等的问题，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无法与握有经济强权和社会资源的成员立于同等地位进行协商。如果国家不加以必要的干预，优势成员就可能以自己的强制意志去控制、侵害劣势成员的自由，从而使后者成为前者滥用自由的受害者。真正的个人自由，正如康德所说，应该“独立于别人的强制意志，而且根据普遍的法则，它能够和所有人的自由并存”。
婚姻家庭既是根据个人的意思，自己选择、成立并维持的成年人之间的自由关系，也是不能根据功利的理由而随意处置的、有着相同生活目标的亲属共同体。自婚姻家庭产生以来，它就担负着诸多的社会职能，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繁衍人口、养老育幼、组织生产和消费。费孝通认为：“在男女分工体系中，一完整的抚育团体必须包括两性的合作。两性分工和抚育作用加起来才发生长期性的男女结合，配成夫妇，组成家庭”，“夫妇不只是男女间的两性关系，而且还是共同向儿女负责的合作关系。在这个婚姻的契约中同时缔结了两种相联的社会关系――夫妇和亲子。”婚姻还具有团体性，不仅包括夫或妻，而且还包括夫妻共同体、家庭共同体，因此，不可能完全以个人为本位，必须考虑夫妻共同体、家庭共同的利益，应强化在共同体内的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压缩个人的自由空间。
社会发展到今天，婚姻家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男女两情相悦的需求突出了，以个体为本位的夫妇间的情感因素，成为婚姻家庭的重要成分。然而，家庭的养育功能和经济生活的功能并未因此而减弱或丧失。忽略婚姻家庭的传统价值的观点，是不符合客观现实和违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践踏婚姻家庭固有品质的行为诸如轻率而随意的离婚、放弃对子女的责任等，将严重地冲击婚姻家庭的社会功能，尤其是养育后代的功能。它的代价必然是弱者（多数情况下是妻子和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受损害和福利被剥夺。因此，国家出于衡平当事人不平等地位、确保其平等实现个人自由之目的而实施的必要干预，不仅不构成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反而是在实质上增进了个人自由，具有正当性基础。
婚姻家庭法调整的是具有特定亲属身份的人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特别的人伦关系不是出于功利的目的而创设和存在的，而由亲属身份所派生的财产关系也不体现直接的经济目的，它所反映的主要是亲属共同生活和家庭职能的要求，带有某种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色彩。与市民社会的其他财产法则不同，它不具有等价有偿的性质。与其他绝大多数“不近人情”的法律规范不同，婚姻家庭法突出反映了法律制度“温情脉脉”的人文关怀的一面。它以大量不可选择的强行性规范试图将人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引入公共秩序、善良风俗的轨道，这些规范因其具有扶弱济贫的公益属性而被法律加以定型。公民可以选择的只是是否进入这些法律关系，比如结婚与否、生育与否、收养与否。一旦决定进入则必然引起相应的法律后果，这些后果是法律预先指明、严格规定的，当事人不得自行改变或者通过协议加以改变。大多数的亲属权利义务被法律硬性规定，无法自由改变，也不允许频繁地变动。与其他民事法律调整财产关系的大量任意性规范突出意思自治、个人本位不同，民事法律中通行的意思自治原则，在婚姻家庭法中是受到多种限制的。
在民主社会制度中，婚姻家庭法一般都带有某种公法特点，重视国家和社会公权力的干预。法律干预婚姻家庭的基本方法是直接而明确的：诸如运用共同财产所有权，实现夫妻双方的财产共享，避免分产制对妇女的实际不公；规定亲属扶养义务，为妇女、儿童和老人提供基本生存条件；建立亲权和监护制度，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明确非婚生子女的认领，使最脆弱的群体得到最贴切的爱护和扶助等等。我国的婚姻家庭法已经对弱者地位给予了应有的倾斜性照顾。为了保护在离婚时处于弱势一方的利益，进一步体现家务劳动的价值，实现法律的实质正义，2001年《婚姻法》首次增设了离婚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完善了原有的离婚困难经济帮助制度。“家务劳动补偿制度”规定，采取分别财产制的夫妻，离婚时，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则明确规定因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导致离婚的，无过错一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离婚经济帮助制度”则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而《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5条赋予一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权利，使得一方在发现另一方有偷偷转移财产迹象时，既不离婚又能保住属于自己的财产，给相对弱势的一方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救济办法。第12条对夫妻一方擅自出卖共有房屋的处理，在兼顾善意第三人利益的同时，又保障夫妻另一方对共有房屋的所有权。即使第三人是善意购买，如果该房屋属于家庭共同生活居住需要的，另一方也有追回该房屋的可能。
就2010年底时的面貌而言，《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有些地方还需要改进，例如一方贷款所购房屋性质的认定，征求意见稿没有考虑夫妻结婚时间的长短和共同还贷时间的长短以及首付款在总房款中的比例，一概规定谁买就归谁，这对共同还贷的另一方不公平。她/他参与共同还贷后其实已放弃了自己买房的机会，或者丧失了自己买房的能力。此外，征求意见稿第14条对养老保险金的处理也有不妥，夫妻应当分享婚姻期间积累的养老金期待利益，这才符合夫妻共同财产制的本意。第6条“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孳息或增值收益，应认定为一方的个人财产；但另一方对孳息或增值收益有贡献的，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也没有充分体现夫妻财产关系的特殊性。我国《婚姻法》确立的法定夫妻财产制是共同财产制，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孳息或增值收益，应以认定为共有财产为一般原则，而不应以共有财产为例外。
国家干预的限度
现行婚姻家庭法由当事人的充分自治和国家的必要管制构成，对婚姻家庭，国家既要尊重个人生活的自由，又要对其予以干预，如何在二者之间进行衡量和取舍？国家基于何种情况、在多大限度内进行干预？
从实践来看，国家权力往往作为自治与权利的保障者与补充者的角色出现并发挥作用。当公民自治有悖于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时，管制和权力就会出现，成为婚姻家庭关系的调整器。而当公民自治无法取得一致即争议无法解决时，管制和权力又会作为最终的争议解决方式出现，这种方式往往以司法的名义或补充性条款的名义出现。管制以司法的名义经常出现在《婚姻法》中，例如，2001年《婚姻法》第38条规定：“离婚后……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又如，第42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而管制作为补充性条款出现的情形也较多，如2001年《婚姻法》第19条第1款在承认了夫妻约定财产协议的效力之后，进而规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17条、第18条的规定”。而该法第17、18条规定的正是法定财产制的内容，说明此规定的立法意图是基于弥补个人意思自治之不备或不足。《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中大量的条款都属于这种情况。比如对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的处理、对一方贷款所购房屋性质的认定、对父母出资购房的认定，为解除婚外同居关系的补偿金的处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夫妻一方擅自出卖共有房屋的处理、夫妻之间赠与房产的处理、对养老保险金的处理、对尚未分割遗产的处理等等，法律都是首先允许当事人自行协商，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才由法院依据一定规则判决。
通常，保护第三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是国家介入私领域的正当理据。在婚姻关系中，配偶双方通过婚姻契约不断地拓展彼此互利的范围，同第三人利益进行竞争。因此，法律对缔约应进行必要的限制，防止侵害到第三人。如在协议离婚中涉及子女的抚养、债务的清偿等问题，第三人的利益应予以重视和保护，避免财产分割中损害债权人利益或子女抚养费给付不合理影响子女的健康成长。为了维护交易的安全，防止婚姻当事人利用夫妻约定财产制规避法律和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婚姻法》第19条第3款特别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所谓“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夫或妻一方对此负有举证责任。
何为社会公共利益，很难具体明确地加以界定，如果界定不当，便可能导致国家的过度干预。欧洲人权法院在其判例中指出，对私生活加以国家干预或限制只是例外，而且可接受的例外只能是：1.法律明确规定的；2.民主社会所必须的；3.为了保护该条所提及的权利，包括“其他人的权利和自由”；4.干预的方法与立法目的相称。依这些观点，只有出于保障家庭成员个人自由和权益的需要，国家才可以干预家庭生活事务。
国家虽然有权基于保护理念介入婚姻家庭关系，依法保障弱者权益，但仍应尊重个人对家庭生活事务的自我决定权，实施的干预必须适度。国家干预必须遵循两个原则：一是法律保留原则，即国家对家庭生活事务干预须具有法律上的依据，以法律手段进行，不能非法干预；二是比例原则，即国家干预在时机、方式与程度上须与保护弱者权益的需要相对称，不能过度干预。国家在许多时候应置身于婚姻家庭关系的，只是在当事人不能自行解决和权益受到侵害并请求干预时，才消极、被动地介入进行干预。倘若涉及家庭暴力或未成年子女，国家则应秉持相对积极之态度，在必要时主动干预。因为前者属于保护人身安全与人格尊严之要求，这是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高于家庭生活自；后者则是基于对未成年人受支配之困境与无援用法律之能力的事实认知。
家庭理财的必要性篇5
我国地形起伏大，地貌单元多，地质结构复杂，是一个地震灾害多发且所造成的损失十分严重的国家。日本等国地震保险的实践证明，建立有政府作为承保人参与其中的地震保险制度，是地震多发国家应对地震灾害风险的合理的制度选择。本文力图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借鉴日本国家地震保险制度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我国国家地震保险制度的总体构想。
一、地震风险的性质与地震保险的承保主体
按照风险管理与保险的，商业性完全可保风险至少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一是在一定时期内事故的发生要有相当的数量，从而有足够的经验数据可以为保险费率的厘订提供客观依据；二是每次事故造成巨大损失的概率较小，从而使保险人按照所厘订的费率收取的保险费在通常情况下足以抵补保险赔偿和费用支出，且有剩余以使保险经营主体能够有利润可图；三是众多有地震风险的财产所有者有能力并愿意按照保险人所规定的保险费率支付保险费，从而既使保险的总保险费收入达到必要的规模，又可以使风险高度分散。然而，一定地域空间内破坏性地震即使在较长的时期也很少发生，而一旦发生作为风险载体的财产极易普遍严重受损，从而使保险人所面临的赔偿责任很可能远远超过其保险费收入。尤其是居民家庭受其对保险费的负担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的限制，地震保险的保险费率很难达到使保险人所收取的保险费足以抵补保险赔偿和费用支出且有剩余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居民家庭财产的地震风险不是完全的商业性可保风险。
正因为如此，日本的地震保险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居民家庭财产的地震保险与企业财产的地震保险严格区分开来，前者实际上被定性为商业性与政策性相结合的混合型保险，由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共同承担保险责任；而后者则被定性为商业性保险，由商业保险公司独立经营和自负盈亏。这样，可以集中商业性保险公司和政府两个方面的资金和力量，保障居民家庭在巨灾损失发生后的基本生活需要，有利于维护受灾地区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持续。与日本相比，我国还是一个发展家，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的财政收入水平还比较低，政府所能拿出的财政性保险补偿资金是很有限的，居民家庭对保险费的经济负担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则更为有限。这就决定了我国更不具备将居民家庭财产地震保险作为纯粹政策性保险，由国家单独承担保险责任的条件，也更不具备将其作为纯粹的商业性保险，由居民家庭按照能够保证保险人不亏损且有适当利润的费率交纳保险费的条件。我们只能像日本那样，将居民家庭财产保险定性为具有政策性保险与商业性保险双重因素的混合型保险，从而由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共同充当承保主体。企业财产的地震保险则作为商业性保险由商业保险公司单独承担保险责任。
二、家庭财产地震保险的承保限额与保险责任划分的方式
严重的地震灾害所造成的损失往往是巨大的。为了控制自己的赔偿责任，保险人通常都要对其承保金额作出限制性规定。在日本，政府以承保人的身份参与的居民家庭财产地震保险的保险金额，被限定为家庭财产保险保险金额的一定比例（一般是30％-50％）。超过这一比例的部分可以办理商业性保险，政府不再承担保险责任。这种做法有利于保障多数居民家庭在地震损失发生后的基本生活需要，同时又与商业保险公司和政府对严重地震损失的承受能力相适应，因而是合理的，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考虑到我国政府所能拿出的财政性巨灾补偿资金极为有限，及由于居民家庭之间收入水平的差异从而在财产占有上的差异巨大，且多数居民家庭尚未投保一般家庭财产保险的实际情况，为了保障多数居民家庭在地震灾害损失发生后的基本生活需要，我国的居民家庭地震保险不宜采用日本的将一般家庭财产保险的保险金额的一定比例作为其最高承保限额的做法，而是直接规定同一的绝对额作为居民家庭财产的最高承保限额更为合适。对于财产价值超过这个绝对限额的部分，居民家庭可向商业保险公司办理普通商业性地震保险。当然，不同地区之间、城市与之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家庭收入水平和维持基本生活需要的财产价值不同，在承保限额上，可以从实际情况出发有一定的差别。
政府以承保主体的身份参与居民家庭财产的地震保险，目的是为了承担大的地震灾害一旦发生超过商业保险公司正常偿付能力的损失的赔偿责任。因此，政府应当以再保险人的身份参与家庭财产的地震保险。在日本，家庭财产地震保险业务先由商业保险公司承保，然后再全部分给由日本各商业保险公司和政府参股成立的地震再保险公司。后者根据将保险金额换算成可能发生的赔款金额，并以超额赔款再保险的方式将该赔款金额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按各商业保险公司的市场份额回分给各商业保险公司；一部分自留；超过二者之和以上的部分分给政府，直至规划最高赔偿限额。地震损失发生后，首先由商业保险公司在其赔偿限额以内进行赔偿，超过商业保险公司赔偿限额的部分由地震再保险公司负责赔偿，超过地震再保险公司赔偿责任限额的部分由政府负责赔偿。为了防止在严重的地震灾害发生后商业保险公司在理赔时损害再保险公司和政府的利益，商业保险公司要按照事先约定的共同保险条款，要对超过其最高承保限额以上至再保险公司最高限额的赔款部分负责其中的一定比例（目前是50％），对超过再保险公司最高限额至政府最高承保限额的赔款部分再负责其中的一部分（目前是5％）。
日本家庭财产地震保险责任划分的方式构思精巧，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公司在展业中的技术与人才优势，而且还可以通过共同条款将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的利益捆绑在一起，促使商业保险公司谨慎理赔，从而既可避免或减少政府的不合理赔款支出，又可降低政府的监督成本。我们可以将日本的这一方式移植过来，并加以适当改造，使之成为我国居民家庭财产地震保险制度的各承保主体间责任划分的基本模式。
为了平衡各商业保险公司承保的地震保险业务规模，合理划分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的保险责任，有必要设立我国的专业地震再保险公司。居民家庭地震保险业务的直接承保、责任划分和损失赔偿的流程可与日本的做法大体相同。当然，保险责任在不同承保主体之间划分的比例必须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加以确定。可以考虑使我国专业地震再保险公司成为一个自负盈亏的独立的经济实体（要使专业地震再保险公司能够成为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使其起码就一个较长的时期而言有合理利润。只要其自负责任限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这个前提条件是可以得到满足的），而不只是一个在商业保险公司与政府间划分地震保险责任的机构。其资本来源在初期可以商业保险公司和政府为主，但从长期看不应只限于商业保险公司和政府，可以吸纳更多的国内其他资本和外国资本。这样，一方面可以极大地增强其承担地震风险责任的能力，提高地震损失的保险赔付率，并减轻政府的财政压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通过国际再保险的方式向国外分散地震风险责任。
三、家庭财产地震保险的险种设计
日本居民家庭财产地震保险通常是作为财产保险的附加险由商业性保险公司直接承保的，即居民家庭只有投保了一般家庭财产保险，才能在此基础上附加投保地震保险。由于日本多数居民家庭都投保一般家庭财产保险，将地震保险作为一般财产的附加险并与前者同时投保，可以节省人力、物力和财力，减少承保主体的费用支出，因而是合适的。但对日本合适的做法对我国则未必合适。我国尤其是地震多发地区相当多数的居民家庭收入水平较低，对保险费的承受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较差，加之缺乏风险与保险意识，多数居民家庭没有投保财产保险。鉴于此种情况，为了扩大地震保险的投保比例，使更多的居民家庭都能获得地震保险保障，同时又不增加居民家庭的保险费支出负担，有必要采取与日本不同的做法，对居民家庭财产的地震保险设立独立的险种，在既定承保限额内单独承保居民家庭财产的地震风险。居民家庭可以不必投一般家庭财产保险，即可直接投保地震保险。考虑到一些特别贫困的居民家庭尤其是落后地区特别贫困的居民家庭交付保险费的困难，中央政府可以从财政地震保险专项基金中划出一块来用于这些家庭地震保险费的减免。
四、家庭财产地震保险费率的，水平和差别费率
日本家庭财产地震保险的保险费率由损害保险费率算定会（中立性费率算定机构）负责厘订。它由纯费率和附加费率两部分构成。纯费率由损害保险费率算定会根据地震的特点，长期积累的有关数据，在听取地震学、地震工学专家意见的基础上计算出来。
一定区域内破坏性地震发生的周期通常都要比较长，因此，在厘订地震保险费率时需要使用长期的和大范围的经验数据。日本家庭财产地震保险的保险费率，在计算时先参考过去502年间发生的372次有损地震的基础数据，估算出预想损失额，再以该损失额除以年数计算出平均损失额，最后以年均损害额除以现有保险金额求出平均纯费率。附加费率则是用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加查损、定损等费用，再除以现有保险金额计算出来的。我们可以借鉴日本地震保险费率的厘订方法，尽可能使用我国较长时期的地震及其损失的资料，并根据我国不同地区地震灾害的变化趋势计算出纯费率，并加上合理费用率得出商业性毛费率，然后再考虑居民家庭和政府财政的承受能力两个因素对其进行调整，确定出实际执行的费率。
基于多数居民家庭对保险费的承受能力较低和保险意识不强这一现状的综合考虑，我国居民家庭财产地震保险的费率水平应尽可能定得低些，以吸引更多的居民家庭购买家庭财产地震保险。这样，不仅可以扩大国家地震保险的覆盖面，使更多的居民家庭从这一保险中获得保障，而且也有利于增加地震保险的保费收入总量，提高地震风险的分散程度。同时，由于我国幅员辽阔，不同风险区域的地震风险程度差异较大，对不同风险区域应实行不同的费率，即实行差别费率制度。这样，可以更好地体现公平原则，有利于调动不同地区居民家庭投保地震保险的积极性，收到增加地震保险保费收入总量和提高风险分散程度双重功效。
要建立有差别的地震保险费率体系，有必要组织地质、地理、测绘、灾害学和保险学界的学者和实际工作者，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制作地震风险区划图，确定不同地区的风险等级和与风险等级相适应的基准保险费率。对于已经确定的费率总体水平及其地区差距，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逐渐进行修正和调整。
五、家庭财产地震保险基金的来源与管理
政府作为承保主体参与居民家庭的财产保险，必然要对已经投保地震险的居民家庭财产因地震而发生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那么政府用于赔偿的资金来自何处呢？在日本，政府的财政地震损失补偿基金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政府作为再保险人所取得的再保险费收入：二是由国家财政投入的资金。鉴于我国财政灾害补偿基金独立运行必然带来的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居民家庭对地方政府的依赖心理，夸大损失数量和层层讨价还价所造成的财政补偿基金分配的不合理，以及获得的无偿性所导致的财政补偿基金使用的低效率，有必要将中央政府财政补偿基金纳入保险补偿基金的渠道，并按保险的原则和方式加以运用。这部分资金与政府作为再保险人分人的保险费，以及运用这些资金所获取的收入，共同构成政府的家庭财产地震保险基金。
政府要设立专项再保险账户，对政府地震风险准备金的提存和使用实行特别管理。由于政府承担的家庭财产地震保险业务的规模涉及到在地震发生后政府的赔偿责任，尤其是大的地震所引起的政府的赔偿责任很可能会大大超过其提存的地震风险准备金的规模，所以政府的赔偿责任也要有限额。这个限额可以由财政部组织国务院和地方政府有关技术管理部门、财政部门、保险和灾害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结合地震灾害的现状和趋势，财政可能拨付的地震保险专项基金的规模等因素进行论证。然后，按照这个限额的一定比例确定由中央财政拨付的地震保险专项基金的数量。政府承担的家庭财产地震保险责任限额和按照这个限额需要中央财政拨付的地震保险专项基金的计划，每年都要提交全国人大特别委员会审议。经批准由中央财政拨付的地震保险专项基金，连同其所分人的再保险费支付保险赔偿金后的剩余部分一起，要作为政府的地震风险准备金积累起来，严格实行专款专用。为了使商业保险公司更好地履行其赔偿责任，其地震保险费收入扣除所支付的保险金和经营费用后尚有剩余，也要以保险公司地震风险准备金的名义全部提存，不准挪作他用。为了保证地震风险准备金的安全和具有很好的流动性，使地震发生后能够对受损居民家庭及时提供补偿，地震风险准备金在投资运用范围上应严格限制于购买政府债券。
家庭理财的必要性篇6
「关键词家庭暴力损害赔偿财产损害精神损害
据调查，家庭暴力在中国广泛存在，目前有33.9%的家庭存在着程度不等的家庭暴力，特别是在离异者中，强度较大的暴力事件比例则高达47.1%.[1]家庭暴力引起的后果是严重而且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因为发生在家庭中而得不到及时有效地制止和处理，很容易导致婚姻的破裂和家庭的离散，同时使加害人有恃无恐。它严重侵害了妇女儿童老人的基本人权，尤其是生命权、健康权、人格尊严。由于家庭暴力中大多数妇女受到的伤害是轻微伤害，达不到《刑法》定罪的最低标准，这使她们往往得不到法律保护。治安管理处罚采取拘留、罚款、警告等方式，对施暴者往往起不到震慑作用。所以笔者试从民事侵权角度探讨家庭暴力损害赔偿，以期对制裁和预防家庭暴力行为、保护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关系有所裨益。
一、家庭暴力的概念范畴及其损害赔偿的必要性
（一）家庭暴力的概念范畴
家庭暴力广义上讲，它指的是在具有血亲或姻亲关系的家庭成员之间，行为人以殴打、捆绑、强行限制人身自由等手段给他人造成身体、精神、性等方面伤害的行为。家庭暴力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肉体上的伤害，如殴打、体罚、捆绑、行凶、残害、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也包括精神上的折磨，通常表现为以威胁、恐吓、咒骂、讥讽、肆意凌辱人格等方法，造成对方精神上痛苦，心理上压抑，神经极度紧张等。与肉体伤害相比，其对受害人身心的危害，有时绝不亚于前者。此外，家庭暴力还应包括性虐待和婚内强奸。性虐待是性变态中的施虐行为，即通过在对方身上造成肉体痛楚与精神屈辱来满足自己的性欲。婚内强奸也应看作是一种家庭暴力。还包括不作为方式的家庭暴力，如言辞侮辱、患病不治疗、居住上的歧视性待遇等。因此4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将对妇女的暴力定义为三方面：身体暴力、性暴力和心理暴力。[2]
相比而言，我国立法界定的家庭暴力的外延较为狭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家庭暴力的规定为：“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最高院的解释回避了心理暴力等问题，对家庭暴力采用了狭义解释，并将经常性、持续性地以不作为形式伤害家庭成员作为虐待，而非家庭暴力。最高院解释中的“家庭暴力”概念范畴，更多地考虑了当事人及司法机关的取证困难，考虑了中国民众观念上的认知能力，考虑了更好的增强受害者和司法机关对家庭暴力的“敏感度”，之后做出的折中的界定，但从保护受害者的利益思考，笔者认为立法上应该将心理暴力和不作为形式的家庭暴力纳入家庭暴力的范畴。家庭暴力依行为主体和对象不同可分为：夫妻暴力、父母子女间的暴力以及其他家庭成员间（如无抚养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间兄弟姐妹间）的暴力。
（二）家庭暴力损害赔偿的必要性
家庭暴力严重侵害了家庭成员的人身权利，具体为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和自由权。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根据家庭暴力施暴行为的严重程度，分别规定了所应承担的不同的法律责任：一是刑事责任。对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是行政处罚。实施家庭暴力（未构成犯罪的），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三是民事责任。一方因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但是，首先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妇女受到的伤害是轻微伤害，达不到《刑法》定罪的最低标准，这使她们往往得不到法律保护，一任施暴者逍遥法外。其次，家庭暴力有频繁性、长期性和反复性的特点，公安机关即便接受了妇女的投诉依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进行了处罚，最高的处分不过拘留15天，罚款200以下，教育后释放，这样的处罚对于施暴者往往起不到震慑作用，特别是有点施暴者阳奉阴违，回家后折磨妻子使其不敢再去告状。再次，受害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更希望得到民法上的救济，而非对施暴者加以刑事制裁和治安处罚。因为受害者往往与施暴者是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在财产上也有密切的联系，为了维护家庭的和睦关系，如果在家庭暴力不是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受害者往往只想结束暴力，并不想施暴者被判刑或受治安从处罚，因为这样会使家庭在经济上受损，不利于家庭关系的和睦，受害者的权益更加得不到保护。
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民法中采取惩罚措施，可直接依据民事侵权行为法的规定，请求加害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因为对于受害者来说，更想得到施暴者的赔礼道歉、停止侵害的保证和经济上的赔偿。一方面，受害者一旦有了经济上的赔偿就有利于解决医药费、暂避暴力侵害所需的生活费等。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对施暴者经济上的制裁，让其付出代价，以训诫那些用强制力满足占有欲或维护自己权威的愚昧野蛮行为。因此，家庭暴力损害赔偿对于遏制家庭暴力行为，救济平等关系中弱势一方，是非常必要的。
二、完善家庭暴力损害赔偿法律体系的依据
（一）法律基础
从法律层面上看，我国的民法作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在制止家庭暴力方面有特殊的功能。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对家庭暴力行为的规定体现在对公民人身权的保护方面，该法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第98条），禁止以侮辱的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第101条），“公民享有婚姻自主权，禁止买卖、包办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第103条）。就赔偿损失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补助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身前抚养的人的必要生活费等费用。”
2、《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明确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第3条）；缔结婚姻双方必须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第4条）；同时还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一方不得对他方加以限制和干涉”（第11条）。“禁止溺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第15条）。家庭暴力作为离婚的原因，《中国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对其并无直接规定。《中国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对离婚以“感情确以破裂”为标准（第25条）。如何判断“感情确以破裂”，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实现的，特别是1989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以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该《意见》第13条规定，夫妻间的家庭暴力是夫妻感情确以破裂的原因之一。
（二）物质基础
市场经济的建立不仅使家庭财富增加，而且也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财产关系出现了一些与计划经济时期不同的特征：家庭经济的发达使得家庭成员经济上有了相对的独立性。各自的经济能力由弱变强，家庭成员对于个人财产和个人权益的保护意识也增强。在现实生活中，家庭成员间的财产主要是夫妻财产。修订后的《婚姻法》在家庭关系一章中，专门规定了夫妻财产的法定个人财产制和约定制，在2001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02次会议通过《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中的第19条，已彻底否定了婚前个人财产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的不恰当立法（当事人自行约定的除外）。受传统思维方式和习俗的影响，相当一部分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未就夫妻财产进行约定，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实行法定共同所有制和个人财产制。市场经济条件下约定将财产全部共同所有的诸多不便使得当事人双方选择此种方式者数量颇微，双方当事人约定实行共同财产制之时，不放弃个人财产制方式。如此分析，现有国情条件下，选择共同财产制与个人财产制并行为绝大多数，他们每一方都有了可属于自己支配、不受他人干预的个人财产。[3]双方不仅人格独立，可以完全独立地享有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这种可形成实质意义上的人格平等的财产制度，可以使当事人都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从而使家庭暴力所造成的损害，受害方要求赔偿的，有了可以执行的物质基础。
三、家庭暴力损害赔偿的内容
（一）构成要件
家庭暴力损害赔偿是指家庭成员一方家庭成员以暴力或胁迫、侮辱等手段，侵害其他家庭成员的人身权利，造成另一方一定的损害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它的构成必须具备4个要件：
1、须有违法行为。
违法行为主要是指家庭成员一方对其他家庭成员实施了侵犯人身、精神、性方面的强暴行为。在客观上家庭暴力既可以是积极的行为如殴打、伤害、捆绑、禁闭、强奸等暴力行为或者以暴力进行恐吓、威胁、逼迫，还应该包括间接家庭暴力行为，即雇用家庭以外的第三人对家庭成员进行伤害。也可以是消极的作为，如使受害人挨冻、受饿、不准进门、有病不给治疗等。
2、损害事实
因家庭成员一方的暴力行为损害了其他家庭成员的人身权利，给受害者造成了损害，作为赔偿意义上的损害，并不是对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及人格权等人身权利的侵害本身，而是作为侵害的结果发生在财产上、精神上的不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损害可分为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财产损失可分为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害。直接损害是指即得利益的丧失和现有财产的减损，包括致受害人费用（如医疗费等）支出和财物的毁损、灭失。间接损失是指可得利益的损失，即未来财产的减损。例如，利益损失、孳息损失等。对于直接损害，原则上应该得到全面赔偿；而对于间接损失则要依具体情况而定。间接损失能否得到赔偿，主要取决于受害人在未来得到该可得的财产利益的可能性的大小，如果受害人将来得到该财产利益的可能性较大，该间接损害就应该得到赔偿，例如受害人将来丧失的正常工资、福利待遇方面收入，就是近乎必然的可得利益，应该得到赔偿。如果受害人得到该财产利益的可能性较小，该间接损害就不能成立，不应予以赔偿。
精神损害常常表现为受害人反常的精神状况，如精神上的痛苦和肉体上的疼痛。法律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任何情况下产生的任何程度的精神损害都予以救济，而只是对特定条件下达到一定程度的精神损害予以救济：由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和其他相应的民事责任。法院在认定精神损害时应考虑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
3、因果关系
必须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违法行为是人身损害的直接原因，才能认定有因果关系。
4、主观过错
家庭暴力主观上是故意的，即施暴人实施暴力行为主观上存在明确的目的性和故意性，过失的行为不构成家庭暴力。
以上四个要件同时具备，即构成家庭暴力损害赔偿民事责任。
（二）社会功能
1、填补损害
损害赔偿作为侵权行为法的基本救济手段，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填补受害人的损害。通过补偿损失，使受损害的权益得到救济和恢复。对与家庭暴力损害赔偿，财产损害赔偿旨在填补损害，保障受害者合法权益。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对精神损害之民事责任规定了两种方式，一为非财产责任，另一为财产责任，即支付赔偿金，论其本质，亦属损害赔偿，与财产之金钱损害赔偿并无不同，因而具有损害赔偿所具有的基本功能即填补损害。
2、精神慰抚
如前所述，家庭暴力损害赔偿包括财产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虽亦采用财产损害方式，但精神损害赔偿本身兼具经济补偿和精神慰抚的性质。精神损害之抚慰金是一种特殊赔偿金，兼具经济补偿和精神慰抚的双重功能：一是从经济上填补损害，二是抚慰受害方因合法权益遭受损害之痛苦。[4]因为，对于精神损害而言，不能完全客观的以金钱计量和赔偿。所以给付慰抚金除尽可能填补损害外，更主要的是慰抚被害人因精神损害所生之痛苦、失望、怨愤与不满。有加害人给付慰抚金使受害人获得心里上的慰籍，平息其怨愤、报复感情。而我国民法通则120条未规定给付慰抚金制度，制订民法典建议稿中，已增加此制度。
3、制裁、预防违法行为
损害赔偿作为侵权者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之一，具有制裁和预防违法行为的功能，虽西方多数学者否认损害赔偿，具有制裁违法的作用，但亦有学者承认抚慰金“确实含有惩罚之因素”。[5]笔者认为通过令侵权行为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使侵权者不仅未因侵权行为获益，而且对其侵权行为之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这本身就体现了对违法行为的制裁，并且对其他有可能发生侵权行为的人而言也有警戒和预防作用。
（三）家庭暴力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
义务主体是家庭暴力的施暴方，实践中一般以男性为多。权利主体是家庭暴力中的受害者，具体可分为配偶（大多数受害者是女性，仅有少数是男性）、老人（一般为年老的父母和祖父母），孩子（已成年和未成年的）。对未成年儿童的伤害一般不提起损害赔偿，民法上以更改监护人的方式解决为多。对于老人和成年孩子可以通过一般的侵权行为法律获得救济。值得讨论的是配偶间的侵权。配偶间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可以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提出，也可在离婚时提出。我国婚姻法已经规定了对于家庭暴力可以请求离婚损害赔偿，本文对此情况不再讨论。至于婚内赔偿理论界存在争议较大。有学者认为婚姻法的立法宗旨是为了稳定婚姻家庭关系，婚内赔偿即使是以调解的方式进行也会对夫妻感情造成严重损害，对延续夫妻今后的共同生活十分不利，这也是新婚姻法将损害赔偿确立在离婚时的主要原因。[6]而且，损害赔偿无法操作，受害人主张的损害赔偿可能从家庭共有财产或夫妻共有财产中支出，更不利于对受害者的合法权益的保护。但是笔者认为，首先，婚内家庭暴力损害赔偿是必要的。就法律的示范作用而言，法律上就夫妻关系调整中不当的宽容反过来会造成对婚姻关系内部侵权行为的纵容，家庭暴力以及遗弃、虐待家庭成员等行为发生后，往往因为社会公力在对家庭内部事务中的救济不利而使得类似行为屡禁不止，这势必产生恶性循环，从而形成助长人们对法律的排斥心理、纵容婚姻关系内部一方侵害另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行为肥沃的社会土壤，家庭暴力等极端行为则会愈演愈烈。
因此，对婚内家庭暴力损害赔偿的法律调整，使侵权人在违反民事法律的情形下承担必要的民事法律责任，是教育挽救当事人、制止家庭暴力的必然要求。其次，我国所实行的夫妻财产制为婚内赔偿提供了可能性。在现有国情下，选择共同财产制与个人财产制并行为绝大多数，实际上，夫妻人格的独立并不排除个人财产的存在。因而，家庭暴力损害赔偿具有实际操作性。具体到个案，如果丈夫有个人财产，法院可以判决丈夫向妻子赔偿，赔偿部分是妻子的个人财产。
（四）赔偿范围
如前所述，家庭暴力损害赔偿的范围可分为财产损害的赔偿和精神损害的精神损害的赔偿。财产损害赔偿可分为直接损害赔偿和间接损害赔偿。200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做出了《关于确定民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依照《解释》的规定和家庭暴力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应限于：1.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2.名誉权；3.人格尊严，人身自由权。
（五）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违法行为人，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并且，根据该法第120条规定，侵害名誉权等人格权的民事责任包括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等非财产责任和赔偿损失的财产责任两种方式。笔者认为，家庭暴力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也应包括非财产责任和财产责任两种方式。而瑞士民法除规定损害赔偿责任外还规定可以请求慰抚金，前者填补财产损害，后者着重慰抚精神创伤。这一慰抚金制度值得借鉴。即受害者对其所受的物质损害可以请求赔偿损失；受害者对其所受的精神创伤可以请求给付慰抚金；受害者的名誉权等受到损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六）家庭暴力赔偿金额的确定应考虑的因素
首先，赔偿金额由双方协商作出，协商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其次，财产损害赔偿数额应当按照赔偿实际损失的原则，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数额由法官根据具体情况酌定。
再次，人民法院应依照我国宪法保护合法婚姻家庭关系的精神，按照保护受害者合法权益的原则，综合考虑以下基本情况，酌定赔偿金的具体数额：第一、受害遭受财产和精神损害的程度。第二、施暴方的过错承担。第三、受害和施暴者的精神状况和谋生能力。
参考文献：
[1]张珊珊：《关注家庭暴力案件》，《扬子晚报》，2004年第11期，第5版。
[2]李德蓉：《对家庭暴力的社会透视与法律思考》，载《95年世界妇女大会5周年研讨会论文集》，第308页。
[3]巫昌祯、杨大文主编：《防治家庭暴力》，群众出版社，2000版，第437页。
[4]尚明东：《精神损害赔偿之我见》，《山东法学》，1998年第1期，第40页。
[5]江平：《西方国家民商法概要》，法律出版社，1988版，第214页。
家庭理财的必要性篇7
「关键词家庭暴力损害赔偿财产损害精神损害
据调查，家庭暴力在中国广泛存在，目前有33.9%的家庭存在着程度不等的家庭暴力，特别是在离异者中，强度较大的暴力事件比例则高达47.1%.[1]家庭暴力引起的后果是严重而且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因为发生在家庭中而得不到及时有效地制止和处理，很容易导致婚姻的破裂和家庭的离散，同时使加害人有恃无恐。它严重侵害了妇女儿童老人的基本人权，尤其是生命权、健康权、人格尊严。由于家庭暴力中大多数妇女受到的伤害是轻微伤害，达不到《刑法》定罪的最低标准，这使她们往往得不到法律保护。治安管理处罚采取拘留、罚款、警告等方式，对施暴者往往起不到震慑作用。所以笔者试从民事侵权角度探讨家庭暴力损害赔偿，以期对制裁和预防家庭暴力行为、保护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关系有所裨益。
一、家庭暴力的概念范畴及其损害赔偿的必要性
（一）家庭暴力的概念范畴
家庭暴力广义上讲，它指的是在具有血亲或姻亲关系的家庭成员之间，行为人以殴打、捆绑、强行限制人身自由等手段给他人造成身体、精神、性等方面伤害的行为。家庭暴力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肉体上的伤害，如殴打、体罚、捆绑、行凶、残害、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也包括精神上的折磨，通常表现为以威胁、恐吓、咒骂、讥讽、肆意人格等方法，造成对方精神上痛苦，心理上压抑，神经极度紧张等。与肉体伤害相比，其对受害人身心的危害，有时绝不亚于前者。此外，家庭暴力还应包括待和婚内。待是性变态中的施虐行为，即通过在对方身上造成肉体痛楚与精神屈辱来满足自己的。婚内也应看作是一种家庭暴力。还包括不作为方式的家庭暴力，如言辞侮辱、患病不治疗、居住上的歧视性待遇等。因此4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消除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将对妇女的暴力定义为三方面：身体暴力、性暴力和心理暴力。[2]
相比而言，我国立法界定的家庭暴力的外延较为狭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家庭暴力的规定为：“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其家庭成员的身体、精神等方面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最高院的解释回避了心理暴力等问题，对家庭暴力采用了狭义解释，并将经常性、持续性地以不作为形式伤害家庭成员作为虐待，而非家庭暴力。最高院解释中的“家庭暴力”概念范畴，更多地考虑了当事人及司法机关的取证困难，考虑了中国民众观念上的认知能力，考虑了更好的增强受害者和司法机关对家庭暴力的“敏感度”，之后做出的折中的界定，但从保护受害者的利益思考，笔者认为立法上应该将心理暴力和不作为形式的家庭暴力纳入家庭暴力的范畴。家庭暴力依行为主体和对象不同可分为：夫妻暴力、父母子女间的暴力以及其他家庭成员间（如无抚养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间兄弟姐妹间）的暴力。
（二）家庭暴力损害赔偿的必要性
家庭暴力严重侵害了家庭成员的人身权利，具体为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和自由权。在我国现行法律中，根据家庭暴力施暴行为的严重程度，分别规定了所应承担的不同的法律责任：一是刑事责任。对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是行政处罚。实施家庭暴力（未构成犯罪的），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三是民事责任。一方因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但是，首先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妇女受到的伤害是轻微伤害，达不到《刑法》定罪的最低标准，这使她们往往得不到法律保护，一任施暴者逍遥法外。其次，家庭暴力有频繁性、长期性和反复性的特点，公安机关即便接受了妇女的投诉依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进行了处罚，最高的处分不过拘留15天，罚款200以下，教育后释放，这样的处罚对于施暴者往往起不到震慑作用，特别是有点施暴者阳奉阴违，回家后折磨妻子使其不敢再去告状。再次，受害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往往更希望得到民法上的救济，而非对施暴者加以刑事制裁和治安处罚。因为受害者往往与施暴者是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在财产上也有密切的联系，为了维护家庭的和睦关系，如果在家庭暴力不是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受害者往往只想结束暴力，并不想施暴者被判刑或受治安从处罚，因为这样会使家庭在经济上受损，不利于家庭关系的和睦，受害者的权益更加得不到保护。
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民法中采取惩罚措施，可直接依据民事侵权行为法的规定，请求加害人承担侵权损害赔偿。因为对于受害者来说，更想得到施暴者的赔礼道歉、停止侵害的保证和经济上的赔偿。一方面，受害者一旦有了经济上的赔偿就有利于解决医药费、暂避暴力侵害所需的生活费等。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对施暴者经济上的制裁，让其付出代价，以训诫那些用强制力满足占有欲或维护自己权威的愚昧野蛮行为。因此，家庭暴力损害赔偿对于遏制家庭暴力行为，救济平等关系中弱势一方，是非常必要的。
二、完善家庭暴力损害赔偿法律体系的依据
（一）法律基础
从法律层面上看，我国的民法作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在制止家庭暴力方面有特殊的功能。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对家庭暴力行为的规定体现在对公民人身权的保护方面，该法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第98条），禁止以侮辱的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第101条），“公民享有婚姻自，禁止买卖、包办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第103条）。就赔偿损失
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补助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身前抚养的人的必要生活费等费用。”2、《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明确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第3条）；缔结婚姻双方必须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第4条）；同时还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一方不得对他方加以限制和干涉”（第11条）。“禁止溺婴和其他残害婴儿的行为”（第15条）。家庭暴力作为离婚的原因，《中国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对其并无直接规定。《中国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对离婚以“感情确以破裂”为标准（第25条）。如何判断“感情确以破裂”，是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实现的，特别是1989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以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该《意见》第13条规定，夫妻间的家庭暴力是夫妻感情确以破裂的原因之一。
（二）物质基础
市场经济的建立不仅使家庭财富增加，而且也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财产关系出现了一些与计划经济时期不同的特征：家庭经济的发达使得家庭成员经济上有了相对的独立性。各自的经济能力由弱变强，家庭成员对于个人财产和个人权益的保护意识也增强。在现实生活中，家庭成员间的财产主要是夫妻财产。修订后的《婚姻法》在家庭关系一章中，专门规定了夫妻财产的法定个人财产制和约定制，在2001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202次会议通过《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中的第19条，已彻底否定了婚前个人财产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的不恰当立法（当事人自行约定的除外）。受传统思维方式和习俗的影响，相当一部分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未就夫妻财产进行约定，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实行法定共同所有制和个人财产制。市场经济条件下约定将财产全部共同所有的诸多不便使得当事人双方选择此种方式者数量颇微，双方当事人约定实行共同财产制之时，不放弃个人财产制方式。如此分析，现有国情条件下，选择共同财产制与个人财产制并行为绝大多数，他们每一方都有了可属于自己支配、不受他人干预的个人财产。[3]双方不仅人格独立，可以完全独立地享有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这种可形成实质意义上的人格平等的财产制度，可以使当事人都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从而使家庭暴力所造成的损害，受害方要求赔偿的，有了可以执行的物质基础。
三、家庭暴力损害赔偿的内容
（一）构成要件
家庭暴力损害赔偿是指家庭成员一方家庭成员以暴力或胁迫、侮辱等手段，侵害其他家庭成员的人身权利，造成另一方一定的损害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它的构成必须具备4个要件：
1、须有违法行为。
违法行为主要是指家庭成员一方对其他家庭成员实施了侵犯人身、精神、性方面的行为。在客观上家庭暴力既可以是积极的行为如殴打、伤害、捆绑、禁闭、等暴力行为或者以暴力进行恐吓、威胁、逼迫，还应该包括间接家庭暴力行为，即雇用家庭以外的第三人对家庭成员进行伤害。也可以是消极的作为，如使受害人挨冻、受饿、不准进门、有病不给治疗等。
2、损害事实
因家庭成员一方的暴力行为损害了其他家庭成员的人身权利，给受害者造成了损害，作为赔偿意义上的损害，并不是对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及人格权等人身权利的侵害本身，而是作为侵害的结果发生在财产上、精神上的不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损害可分为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财产损失可分为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害。直接损害是指即得利益的丧失和现有财产的减损，包括致受害人费用（如医疗费等）支出和财物的毁损、灭失。间接损失是指可得利益的损失，即未来财产的减损。例如，利益损失、孳息损失等。对于直接损害，原则上应该得到全面赔偿；而对于间接损失则要依具体情况而定。间接损失能否得到赔偿，主要取决于受害人在未来得到该可得的财产利益的可能性的大小，如果受害人将来得到该财产利益的可能性较大，该间接损害就应该得到赔偿，例如受害人将来丧失的正常工资、福利待遇方面收入，就是近乎必然的可得利益，应该得到赔偿。如果受害人得到该财产利益的可能性较小，该间接损害就不能成立，不应予以赔偿。
精神损害常常表现为受害人反常的精神状况，如精神上的痛苦和肉体上的疼痛。法律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任何情况下产生的任何程度的精神损害都予以救济，而只是对特定条件下达到一定程度的精神损害予以救济：由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和其他相应的民事责任。法院在认定精神损害时应考虑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
3、因果关系
必须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违法行为是人身损害的直接原因，才能认定有因果关系。
4、主观过错
家庭暴力主观上是故意的，即施暴人实施暴力行为主观上存在明确的目的性和故意性，过失的行为不构成家庭暴力。
以上四个要件同时具备，即构成家庭暴力损害赔偿民事责任。
（二）社会功能
1、填补损害
损害赔偿作为侵权行为法的基本救济手段，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填补受害人的损害。通过补偿损失，使受损害的权益得到救济和恢复。对与家庭暴力损害赔偿，财产损害赔偿旨在填补损害，保障受害者合法权益。我国民法通则第120条对精神损害之民事责任规定了两种方式，一为非财产责任，另一为财产责任，即支付赔偿金，论其本质，亦属损害赔偿，与财产之金钱损害赔偿并无不同，因而具有损害赔偿所具有的基本功能即填补损害。
2、精神慰抚
如前所述，家庭暴力损害赔偿包括财产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虽亦采用财产损害方式，但精神损害赔偿本身兼具经济补偿和精神慰抚的性质。精神损害之抚慰金是一种特殊赔偿金，兼具经济补偿和精神慰抚的双重功能：一是从经济上填补损害，二是抚慰受害方因合法权益遭受损害之痛苦。[4]因为，对于精神损害而言，不能完全客观的以金钱计量和赔偿。所以给付慰抚金除尽可能填补损害外，更主要的是慰抚被害人因精神损害所生之痛苦、失望、怨愤与不满。有加害人给付慰抚金使受害人获得心里上的慰籍，平息其怨愤、报复感情。而我国民法通则120条未规定给付慰抚金制度，制订民法典建议稿中，已增加此制度。
3、制裁、预防违法行为
损害赔偿作为侵权者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之一，具有制裁和预防违法行为的功能，虽西方多数学者否认损害赔偿，具有制裁违法的作用，但亦有学者承认抚慰金“确实含有惩罚之因素”。[5]笔者认为通过令侵权行为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使侵权者不仅未因侵权行为获益，而且对其侵权行为之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这本身就体现了对违法行为的制裁，并且对其他有可能发生侵权行为的人而言也有警戒和预防作用。
（三）家庭暴力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
义务主体是家庭暴力的施暴方，实践中一般以男性为多。权利主体是家庭暴力中的受害者，具体可分为配偶（大多数受害者是女性，仅有少数是男性）、老人（一般为年老的父母和祖父母），孩子（已成年和未成年的）。对未成年儿童的伤害一般不提起损害赔偿，民法上以更改监护人的方式解决为多。对于老人和成年孩子可以通过一般的侵权行为法律获得救济。值得讨论的是配偶间的侵权。配偶间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可以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提出，也可在离婚时提出。我国婚姻法已经规定了对于家庭暴力可以请求离婚损害赔偿，本文对此情况不再讨论。至于婚内赔偿理论界存在争议较大。有学者认为婚姻法的立法宗旨是为了稳定婚姻家庭关系，婚内赔偿即使是以调解的方式进行也会对夫妻感情造成严重损害，对延续夫妻今后的共同生活十分不利，这也是新婚姻法将损害赔偿确立在离婚时的主要原因。[6]而且，损害赔偿无法操作，受害人主张的损害赔偿可能从家庭共
有财产或夫妻共有财产中支出，更不利于对受害者的合法权益的保护。但是笔者认为，首先，婚内家庭暴力损害赔偿是必要的。就法律的示范作用而言，法律上就夫妻关系调整中不当的宽容反过来会造成对婚姻关系内部侵权行为的纵容，家庭暴力以及遗弃、虐待家庭成员等行为发生后，往往因为社会公力在对家庭内部事务中的救济不利而使得类似行为屡禁不止，这势必产生恶性循环，从而形成助长人们对法律的排斥心理、纵容婚姻关系内部一方侵害另一方当事人合法权益行为肥沃的社会土壤，家庭暴力等极端行为则会愈演愈烈。因此，对婚内家庭暴力损害赔偿的法律调整，使侵权人在违反民事法律的情形下承担必要的民事法律责任，是教育挽救当事人、制止家庭暴力的必然要求。其次，我国所实行的夫妻财产制为婚内赔偿提供了可能性。在现有国情下，选择共同财产制与个人财产制并行为绝大多数，实际上，夫妻人格的独立并不排除个人财产的存在。因而，家庭暴力损害赔偿具有实际操作性。具体到个案，如果丈夫有个人财产，法院可以判决丈夫向妻子赔偿，赔偿部分是妻子的个人财产。
（四）赔偿范围
如前所述，家庭暴力损害赔偿的范围可分为财产损害的赔偿和精神损害的精神损害的赔偿。财产损害赔偿可分为直接损害赔偿和间接损害赔偿。200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做出了《关于确定民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依照《解释》的规定和家庭暴力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应限于：1.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2.名誉权；3.人格尊严，人身自由权。
（五）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违法行为人，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并且，根据该法第120条规定，侵害名誉权等人格权的民事责任包括停止侵害、赔礼道歉等非财产责任和赔偿损失的财产责任两种方式。笔者认为，家庭暴力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也应包括非财产责任和财产责任两种方式。而瑞士民法除规定损害赔偿责任外还规定可以请求慰抚金，前者填补财产损害，后者着重慰抚精神创伤。这一慰抚金制度值得借鉴。即受害者对其所受的物质损害可以请求赔偿损失；受害者对其所受的精神创伤可以请求给付慰抚金；受害者的名誉权等受到损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六）家庭暴力赔偿金额的确定应考虑的因素
首先，赔偿金额由双方协商作出，协商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其次，财产损害赔偿数额应当按照赔偿实际损失的原则，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数额由法官根据具体情况酌定。
再次，人民法院应依照我国宪法保护合法婚姻家庭关系的精神，按照保护受害者合法权益的原则，综合考虑以下基本情况，酌定赔偿金的具体数额：第一、受害遭受财产和精神损害的程度。第二、施暴方的过错承担。第三、受害和施暴者的精神状况和谋生能力。
参考文献：
[1]张珊珊：《关注家庭暴力案件》，《扬子晚报》，2004年第11期，第5版。
[2]李德蓉：《对家庭暴力的社会透视与法律思考》，载《95年世界妇女大会5周年研讨会论文集》，第308页。
[3]巫昌祯、杨大文主编：《防治家庭暴力》，群众出版社，2000版，第437页。
[4]尚明东：《精神损害赔偿之我见》，《山东法学》，1998年第1期，第40页。
[5]江平：《西方国家民商法概要》，法律出版社，1988版，第214页。
家庭理财的必要性篇8
随着个人的独立性越来越强，时下很多时尚的年轻夫妻都选择了aa制的婚姻方式。所谓aa制婚姻，也就是指夫妻双方各付各的账，各管各的钱。这样的婚姻方式，虽然民主、独立，但也引发了一个新的矛盾：两个人的钱该如何进行家庭理财呢？
案例
张民和夏凌云就是这样一对实行aa制的80后夫妻。起初，张民和夏凌云也是合伙过日子，可张民会花钱，夏凌云更会花，一个月下来，家里的钱花了个底朝天，两人互相指责，谁也不服谁的气。
后来也不知道是谁提议，干脆实行aa制，各过各的，这样就既减少了矛盾，又能知道到底谁对这个家的贡献大。可这样过了没多久，问题又来了。张民的一个远房亲戚最近有套小房子想低价出售，张民的母亲希望他们能贷款买下来。可这是属于家庭投资，这笔钱该谁出呢？由这件事，张民和夏凌云也想到了更多的问题：他们毕竟是一个家庭，因此也必然会产生一些家庭性的开支，也需要进行家庭性的理财。这样的aa制婚姻，该如何进行家庭理财呢？
解析
虽然是aa制婚姻，但家庭理财却依然是必要的。对于这样的夫妻，专家建议：
1.成立一个家庭账户，并根据夫妻双方的经济收入及消费情况，协商出每人每月应向家庭账户投入的资金金额。
2.对家庭账户的资金进行有效的投资理财，如进行基金定投、购买房产等。但投资行为必须得到双方的认可后方可实施。家庭账户的投资收益或损失均应列入家庭账户内。
3.若一方有其他大额收入，也应考虑投入家庭账户。同理，若某一方有急需用途时，也应进行适度补给。家庭账户的管理应做到透明、公平。
家庭理财的必要性篇9
家庭资产负债状况:现有一套120平方米的三室两厅住宅,目前市值约为200万元左右的房产,家庭房贷约为50万元。家庭自驾车消费每月为2500元左右。因为李先生夫妇的平时工作很忙,所以理财产品接触得很少,目前股票投资5万元,家庭的定期存款为30万。家庭除了社保外没有任何商业保险。
家庭支出情况:家庭的生活消费支出每月大致为5000元,李先生平时注重健身锻炼,每月的健身费用约为500元。
■财务目标
李先生家庭是一个典型的都市白领家庭,上要考虑老人的赡养保障,下要为孩子将来良好的前途铺路,而且平时的工作很辛苦,压力也很大,所以希望能在财务允许的情况下提前退休,退休之后能花更多的时间在旅游和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上。
■理财分析及建议
李先生家庭资产中,负债压力小,财务状况良好。在深入沟通后,李先生夫妇表示有明确的理财需求,但是很少接触投资,家庭储蓄率超过70%,而且李先生的保险意识不佳,认为只要加强锻炼就不需要补充商业保险了。
增加家庭风险保障
李先生夫妇是家庭的生活支柱,夫妻双方的任何一方遭遇不测,对家庭的影响都是巨大的。而家庭保障仅仅只有社保是远远不够的。李先生对保险略有排斥,认为只要加强锻炼就可以省下买保险的钱,我们认为这种想法是片面的。加强锻炼固然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更强壮,但是生活中的很多意外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如果遭受意外,对于家庭来讲就是百分之百的灾难。
因为,重大疾病所带来的不仅仅是高额的治疗费用,关键是工作能力的丧失,从而导致家庭收入的中断。这个时候,当你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的“汉堡包”式生活状态的时候,我们必须撑起家庭的“保护伞”――保险,在家庭受到来自疾病或意外的威胁时成为家庭成员一个安全的保护。
家庭必须的保障额度包括:1,家庭负债的50万元;2,万一发生风险时维持家庭20年的生活费用约234万元。李先生家庭的保障额度共计为284万元。保障的种类主要是寿险,重疾和意外。根据现在上海的重疾需要的医疗费用,大致需要30万元。同时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李先生需要经常出差,因此意外险也是必须要补充的。
具体而言,第一、优先配置夫妻双方每人10-20万元的重疾保额。第二、根据夫妻双方的收入比例分配家庭寿险保额。第三、李先生本人需增加50-100万元的意外伤害保险和2万元意外伤害医疗保险。第四、可以考虑给子女投保一份教育金保险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同时附加“投保人豁免保险”。具体险种配置,可向专业寿险人咨询。
提高资产增值能力
现金规划主要是为了满足平日应急的需要及生活开支的灵活调动,李先生夫妇工作稳定,因此只需要准备6个月的生活开支约5万元即可。
双方父母都有社保和退休金,目前还不需要李先生固定给赡养费,但是李先生坚持认为应给父母准备赡养费和医疗费用,以备不时之需。
这部分资金没有明确取用的时间,但是一旦需要的时候是很迫切的,所以理财师建议选择的理财工具必须安全性好,流动性强。李先生夫妇可以一次性拿出20万投入到保守型混合开放式基金中,年收益率约为6%,能较好的满足这方面的需求。
孩子教育建议设专款账户
李先生夫妇认为孩子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或者在国内完成大学学业后,到国外完成一到三年不等的硕士教育,然后回国找工作,认为这样对提高孩子的英语表达能力、接受国外的观念、获得国外的文凭、回国找工作、提高实践能力有较大的帮助。子女教育金是一个刚性的需求,没有时间的弹性和费用的弹性,且目前高等教育的学费上涨率很快,若不事先做好准备,会比较被动。我们以美国为例,目前在美国大学学习和生活的费用每年约为30万元人民币,4年为120万元,假定留学费用的增长率为3%,则18年以后,大约需要准备204万元。
我们建议李先生可以设立一个专款专用的账户,计划准备的时间为18年,在目前经济还不是很明朗的情况下,我们认为定期定投的方式是最适合的。定期定投的方式最大的优点是可以利用到每个月的结余,在一个不稳定的市场中平滑风险和成本,利用复利的方式,长期稳定的获利。在投资的标的方面可以选择波动比较大的股票型基金和债券型基金相组合的方式,若组合收益率为10%计算,则每个月家庭需要投入的资金为3396元。
“钱生钱”满足生活安排
社会的老龄化是现在提到的越来越多的话题,虽然李先生夫妇有着较高的收入,但是李先生仍然会担心,退休后社保的收入远远不能满足现在的生活品质的要求。对于大多数的中国家庭来讲,除了社保外,自己一定要有备无患地准备一笔充足的养老储备基金。
李先生家庭没有家族遗传病史,李先生夫妇的父母目前都是身体健康,因此李先生有信心自己会有较长的寿命。根据2008年上海的统计数据,上海市民的平均寿命男性为78岁,女性为80岁,我们把李先生生活安排的截止期为85岁。根据李先生家庭目前的开支状况,我们测算李先生夫妇理论上最多准备591万元资金即可。
李先生家庭处于成长阶段,目前可以动用的一笔性资金并不多,我们仍然建议用定投和固定收益相结合的方式建立一个基金池。收益率设定为10%,每月的投入为8702元。子女教育准备和养老准备共动用的资金占到家庭结余的48%,是比较合理的。
■理财师手记
财务安排分清主次
家庭理财的必要性篇10
【关键词】:工薪阶层 家庭理财 证券投资
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居民的财产总量和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居民投资理财的意愿不断增强。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带动居民收入的不断提高,个人资产成倍增长,中国城市普通家庭有了更多的可任意支配收入。资金的剩余和积聚是居民产生理财需要的前提,现在越来越多的普通市民有了理财意识。然而,近年来在中国人民银行连续8次调低存款利率后,居民存款收益已经很低,公众都希望通过最优的储蓄和投资组合使日后生活有所保障。因此,理财需求开始升温。
一、 家庭理财与证券投资
家庭理财(Family Finance)并不是一个新鲜词,简单地说就是开源节流、管理好您的钱(moneymanagement)。当今工薪阶层的家庭有一定的银行存款,还有可能买卖股票、债券,还可能给自己和家人买了保险。而在国外大部分人是请经验丰富的理财专家或顾问来替他们理财、节支开源。因为投资市场的变化和理财工具的复杂,使得理财专业知识和技能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更多人理智地选择了专家。在国外,理财个人理财服务(personalFinancialService,简称pFS)正在蓬勃兴起。
家庭理财也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一项科学的运用多种投资理财工具结合、跨多边市场运作的综合性投资理财行为。家庭理财要求各类家庭,既要善于利用各类风险投资工具追逐高额的风险投资收益,又要善于运用各类避险工具的规避风险。
家庭理财服务市场直接受到个人金融资产分配的影响。在许多新兴国家和地区,很大一部分个人资产仍是银行存款,而不像经济发达地区个人资产主要投向股票和共同基金。在美国,存款只占到个人资产的17%,其它资产都放在共同基金、证券和人寿保险上;而在较不发达的亚洲国家,存款占到多达80%。个人理财服务意味着将部分财富从保守和低回报的存款,转移到相对具有风险和高回报的证券等。尤其当经济稳定、通胀和利益可预测的时候,消费者就更愿意投资。
二、 家庭理财中,证券投资要注意的问题
人们总是将理财与投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投资”和“理财”并不是一回事,不能等同。投资是战术,关注的是如何“钱生钱”的问题。而理财是战略,理财即管理财富,理财的核心是合理分配资产和收入,以实现个人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目标。个人参与理财计划不仅要考虑财富的积累,更要考虑未来生活的保障。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理财的内涵比仅仅关注“钱生钱”的个人投资更广泛。而投资只属于理财的一个子系统,真正意义上的理财包括证券投资、不动产投资、教育投资、保险规划、退休规划、税务筹划、遗产规划等等。
因此,我们在追求投资收益的同时,更应注重人生的生涯规划、税务规划、风险管理规划等一系列的人生整体规划。应该根据自身的收入、资产、负债等数据,在充分考虑风险承受能力的前提下,进行分析规划。首先,按照设定的生活目标及自身的具体情况(包括家庭成员、收支情况、各类资产负债情况等)进行生活方案的设计,以达到创造财富、保存财富、转移财富的目的。其次,对自己进行客观的分析,重点分析自身资产负债、现金流量等财务情况以及自己对未来生活情况进行预测,经过分析后,制定符合自身的生活理财目标及规划。在以后的生活过程中,根据自身情况变化不断修正理财方案的内容。
前几年股市的赚钱效应使得许多人对收益高的证券投资方式很感兴趣,往往不看风险只认收益。这潮流中,老年人可能把所有的养老金都投资于股市,却忽视了风险;期货、非法集资等让人趋之若鹜,结果有的人购买期货赔钱,有的人集资被骗等等。近些年,随着理财新品的不断推出,一哄而上的现象屡见不鲜,各家银行基金卖疯现象可见一斑。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普通工薪家庭已经有很强烈的证券投资欲望,但是由于股票市场的不完善,证券投资本身的高风险性,很多工薪投资者在市场行情不好的时候常常受到损失。
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处于转型时期,人们理财意识仍处于非理性期,理财意识从最初主要所谓“勤俭节约、精打细算过日子”发展到了盲目跟风、追求“快速致富的秘诀”的阶段。古代司马迁认为,占用了一定量的资本,选择了谋生、经营的行业之后,能否经营得好,发财致富,还取决于经营者的聪明才智。他说:“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能者可以积累财富,无能者已有的财富也会散失。随着“金融经济”时代产生及发展,金融工具大量涌现,层出不穷,个人和家庭资产中证券金融资产的比重越来越大。个人理财的需求在范围上不断扩展的同时在时间跨度上也开始扩展到人的整个生命周期。因此我们更应该理性的对待理财和证券投资,针对不同的家庭情况、背景、及个人不同生命的周期,从人生不同阶段和家庭资产合理配置的角度理性分析理财活动和进行证券投资。只有把证券投资纳入整个家庭理财的大系统中进行规划,才能使得工薪收入家庭在维持家庭必要开支的情况下,又能在高风险的证券市场获得一定的收益。
三、 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证券投资策略
在人生的每个阶段中,人的需求特点、收入、支出、风险承受能力与理财目标各不相同,证券投资理财的侧重点也应不同。在实际家庭理财运作中,一个人一生中不同的年龄段,对投资组合的影响亦非常重要。通常我们可以分六大阶段来考虑。
阶段一、单身期:指从参加工作至结婚的时期,一般为2至5年。该时期经济收入比较低且花销大,是家庭未来资金积累期。
理财优先顺序:节财计划>资产增值计划>应急基金>购置住房。这个阶段的证券投资策略,如果工资水平比较高,可以适当投资证券市场,因为在这一阶段家庭负担不重,风险承受能力比较强,所以如果能在股票市场获得高收益,为以后组建家庭打好基础。
阶段二、家庭形成期:指从结婚到新生儿诞生时期,一般为1至5年。这一时期是家庭的主要消费期。经济收入增加而且生活稳定,家庭已经有一定的财力和基本生活用品。为提高生活质量往往需要较大的家庭建设支出,如购买一些较高档的用品;贷款买房的家庭还须一笔较大开支——月供款。
理财优先顺序:购置住房>购置硬件>节财计划>应急基金。这一阶段证券投资策略应该较保守,可以购买些国债或货币性基金,保持资产的流动性。
阶段三、家庭成长期:指从小孩出生直到上大学,一般为9至12年。在这一阶段,家庭成员不再增加,家庭成员的年龄都在增长,家庭的最大开支是保健医疗费、学前教育、智力开发费用。同时,随着子女的自理能力增强,父母精力充沛,又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和投资经验,投资能力大大增强。
理财优先顺序:子女教育规划>资产增值管理>应急基金>特殊目标规划。在子女的教育投资和家庭开支还有剩余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中长期证券投资,购买成长性股票或基金都是不错的选择。
阶段四、子女大学教育期:指小孩上大学的这段时期,一般为4至7年。这一阶段子女的教育费用和生活费用猛增,财务上的负担通常比较繁重。
理财优先顺序为:子女教育规划>债务计划>资产增值规划>应急基金这个阶段生活开支比较大,证券投资应该注重流动性和安全性为主。
阶段五、家庭成熟期:指子女参加工作到家长退休为止这段时期,一般为15年左右。这一阶段里自身的工作能力、工作经验、经济状况都达到高峰状态,子女已完全自立,债务已逐渐减轻,理财的重点是扩大投资。
理财优先顺序:资产增值管理>养老规划>特殊目标规划>应急基金 这个阶段可以拿出更多的资金进行证券投资,不过也要为退休后的生活留出一定资金,避免投资失败影响晚年生活。
阶段六、退休期:指退休以后。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是安度晚年,投资和花费通常都趋于保守。
理财优先顺序:养老规划>遗产规划>应急基金>特殊目标规划。这个阶段证券投资应该减少或者不投资,最多购买些国债。因为老年人风险承受能力低,不能承受证券的高风险。
四、 家庭资产配量过程中证券投资策略
目前对国内百姓而言保险、基金、债券、股票等产品中进行分配。由于这些投资产品的风险性、收益性不同,因此进行理财时,根据不同的年龄必须考虑投资组合的比例,不宜将所有的资金投入到单一品种内。对投资者而言,年龄越小,风险大的投资产品如股票可以多一点,但随着年龄的增加,风险性投资产品的投资比例应逐渐减少。在国外,有种观点是将财产四分法,主要分为不动产、现金、债券和股票。对于不同年龄,有不同的投资组合,如25岁的话,理财师一般会建议这种组合:不动产占10%、现金占5%、债券占20%、股票占65%。
因此,我们需要确定自己阶段性的生活与投资目标,时刻审视自己的资产分配状况及风险承受能力,不断调整资产配置、选择相应的投资品种与投资比例。而不应盲从他人的理财行为。
家庭整体规划要注重长期效益。一些投资者受到利益驱动,只顾眼前的利益,不注重家庭长期利益,往往采取杀鸡取卵、涸泽而渔的短期行为,结果赔了个大出血。因此,家庭理财必须注重长期效益。通过理财对未来的长期整体计划,可以弄清三方面的问题:第一、是现在在何处(目前的家庭经济状况分析?)第二、是要到哪去(将来希望达到的经济目标?)第三、是如何到那里去(通过最恰当、最合适的方式实现这些目标?)通过对各个阶段家庭收支的合理有效支配,实现家庭资产最大化。同时,家庭理财也一定要具有强烈的风险意识,要合理划分高风险的投资(股票、期货、实业)和家庭基本生活保障(储蓄、保险、房产、教育),不要因短期内过度追求投资而影响家庭生活水准,造成家庭财务危机。
因此,投资人要正确评价自己的性格特征和风险偏好,在此基础上决定自己的投资取向及理财方式。多作一些长期规划,选择一些投资稳健的产品,因为只有根据年龄、收入状况和预期风险承受能力合理分流存款,使之以不同形式组成个人或家庭资产,才是理财的最佳方式。
家庭在投资理财中,一定要善于把握经济规律,扬长避短,根据家庭成员的实际情况,考虑自身的资金实力,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选择何种投资方式,要从自己的经济实力出发,综合考虑自身的职业性质和知识素质。你手里只有数千元或者数万元钱,那只能选择一些投资少、收益稳定的投资项目,如、储蓄、炒股、国债等;而如果你手中有十万以上或数十万元钱,就可以考虑去购置房产,这样既可以居住,也可以用来实现保值、增值。
然而,现实中不少人对一种投资理念可能烂熟于心,那就是:“分散风险”“东方不亮西方亮”总有一处能赚钱。这也是眼下不少人奉行的理财之道。但是在实际运用中,不少投资者却走向反面,往往过分地分散风险,使得投资追踪困难或“分心乏力”,自身专业知识素质跟不上,造成分析不到位,最终导致预期收益降低甚至出现资产减值的危险。
又如,你是一名公务员,对上班时间有严格要求,你就不宜投身于股市;相反,如你具有一定的股票知识,信息也比较灵通,又有足够业余时间,就可以增加股市投资方式,因为投资股票尽管风险大,但收益也很大,是值得你伸手一试的。对于资金量较多的客户而言,有必要通过资产分散投资来规避风险;但对于资金不多的投资者而言,投资过于分散,收益可能不会达到最大化。具体操作时,建议集中资金投资于优势项目中,这样可能会使有限的资金产生的收益最大化。
由于各个家庭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在具体投资理财中,就应立足当前,注重长远。一般地说来,投资能获取收益,但工薪家庭不应该将自己的全部资产全都用于投资。
随着社会
经济的发展,工薪投资理财的渠道和方式越来越多,可以说,如今个人投资理财正呈前所未有的多样化发展的趋势。然而,由于每种投资方式和保值形态具有多重性,每个人的各自情况又有所不同,所以,工薪阶层只有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去选择合适的投资方式,才能有益于个人资财的保值增值。在心态上要“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不能激进亦不可太怯懦”,远离和,谨慎对待期货等投机型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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