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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市场线的经济意义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5 19:58:16

证券市场线的经济意义篇1

【关键词】套利风险中立概率线性规划对偶线性规划

现代金融研究的热点之一就是套利。在传统金融学中,有效市场理论认为:市场是有效的,即证券价格总是可以充分体现可获信息变化的影响,价格也总是“完全反映”价值。理论上这样的套利既不需要投入资本也不会招致风险,套利者在两个不同的市场中,以有利的价格同时买进和卖出同种或本质相同的证券。通过它的作用,证券价格被带回到与基本价值相符的水平上,市场的有效性能得以维持。

但大量的实证研究和观察结果表明,人们并不总以理性态度作出决策,在现实中存在诸多的认知偏差,这些偏差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人们的投资行为。因此理论上近乎完美的套利原理,在证券市场上所起的实际作用相当有限。套利是否存在对价格回复到基本价值水平作用不大。

一、文献综述

传统的套利定义为:初始投入为0的资产组合,在将来某个有限时刻t,该组合的价值为v(t),如果v(t)满足p(v(t)≥0)=1且p(v(t)>0)>0,则称这样的情况为套利。即如果一个初始投入为0的资产组合,在将来能以概率1的带来严格正的收益,那么这个市场就存在套利机会。

这种套利的定义过于严格,Bondarenko(2003)指出,这种套利在实证检验中过于倾向肯定市场的有效性。传统的套利定义不合理性还在于:如果用这种定义去进行套利定价,因为给出的定价区间过大,实际意义不大。于是很多学者对套利的进一步弱化进行了探究,Bernardo和Ledoit(2000)给出了渐进套利机会的定义。Bondarenko(2003)、Hoganetc(2004)等文献都各自给出了不同的统计套利(statisticalarbitrage)的定义。这些套利的定义主要用于检验市场是否有效,即一旦通过实证检验,市场存在统计套利,那么该市场就是无效的。

国内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套利做了研究。俞乔(1994)、吴世农(1996)、解保华等(2002)、胡金焱(2003)等学者分别用不同的统计方法,对价格序列进行随机游走检验,或对收益率序列进行独立性检验,以此检验结果判断中国股市是否具有弱有效性。但由于收益率序列普遍存在波动率聚集效应,而收益率序列的独立性与其波动率聚集效应是不相容的。因此,通过对收益率序列进行独立性检验来判断中国股市是否具有弱有效性是不合适的,而对价格序列进行随机游走检验来判断中国股市是否具有弱有效性也有类似的问题。

以上诸多判断金融市场是否存在套利的模型和方法,主要是利用数理统计的工具。本文将在文献的基础上,从新的角度对套利作进一步地研究,借助线性规划的理论,建立一个判断市场是否存在套利的方法。

二、定理

定义1:套利策略是一种0投资或者负投资,又能够带来非负的消费过程的交易策略,这个定义包括两种可能性。

a类套利等价于线性规划(Lp)的最优目标函数值是负的,所以,没有a类套利等价于线性规划(Lp)的最优目标函数值是0。B类套利等价于线性规划(Lp)的最优目标函数值是0,且最优解所对应的约束条件为严格不等式,所以,既没有a类套利也没有B类套利等价于线性规划(Lp)的最优目标函数值是0,且最优解所对应的约束条件全为等式。当没有a类套利,线性规划(Lp)有最优解,由强对偶理论得对偶线性规划(DLp)有最优解p?鄢。当既没有a类套利,也没有B类套利,由于其最优解的约束条件全为等式,则由强对偶理论、Goldman和tucker定理,对偶线性规划(DLp)有最优解p?鄢>0。

三、方法

在定理1的证明中,我们用到:存在a类套利等价于线性规划(Lp)的最优目标函数值是负的;没有a类套利等价于线性规划(Lp)的最优目标函数值是0;存在B类套利等价于线性规划(Lp)的最优目标函数值是0,且最优解所对应的约束条件为严格不等式;既没有a类套利也没有B类套利等价于线性规划(Lp)的最优目标函数值是0,且最优解所对应的约束条件全为等式。

3、求解线性规划(Lp1)。

4、判断。如线性规划(Lp1)的最优目标函数值是0,且最优解所对应的约束条件全为等式,则既证券市场不存在套利,否则,证券市场存在套利。

四、应用

在中国证券网选择有代表性的四只股票和最近某年中四天的收盘价,见表1。

以5月18日为初始时间,其它时间为未来时间,将表1中的收盘价代入线性规划(Lp1),得:

满足定义1中a类套利条件,得中国证券市场上存在套利机会。

五、结论

本文给出了证券市场是否存在套利的条件,并在此基础上,利用线性规划设计了一种判断金融市场是否存在套利的方法,并将这种方法用于判断中国证券市场是否存在套利。

1、最优目标函数值为负值,意味着期初负的投入,期末可以得到证券市场非负的实际收益。虽然目前中国证券市场还不存在卖空机制,但套利者可以通过借入资金进入证券市场达到同样的效果。

2、从实证的结果看,中国证券市场是存在套利,这与国内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成果相吻合。因此,在中国证券市场我们要注意:在较短时间内,套利交易有可能加速股票市场价格的波动程度;但套利的存在同时会推动证券市场的进一步完善,使得证券市场的发展更加规范化和合理化。套利有利于增加股票市场流动性、扩大股市交易规模。由于套利的高流动性,而且交易活动在期货交易和现货交易两个市场同时进行,将期货市场的交易传递到了现货市场,促进了现货市场流动性,提高了现货市场的效率并扩大了现货市场交易规模。据统计,1988-1990年,套利和套保交易的成交量约占纽约证券交易所总成交量的16%。由此看来,套利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和完善将起到间接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崔百胜: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的最优套利策略研究[J].经济与管理,2007(5).

[2]胡金焱:中国股票市场弱有效性的三种统计检验[J].世界经济文汇,2003.

[3]解保华、高荣兴、马征:中国股票市场有效性实证检验[J].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究,2002(5).

[4]孔东民、冯智坚:股票市场的有限套利:一个行为金融模型[J].管理学报,2007(1).

[5]贾万程:市场分割下的套利及均衡[J].北方经济,2007(3).

[6]吴振翔、陈敏:中国股票市场弱有效性的统计套利检验[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7(2).

[7]俞乔:市场有效、周期异常与股价波动[J].经济研究,1994(9).

[8]张晓锋:资本市场中的有限套利行为[J].经营管理,2007(3).

[9]张莹:运筹学概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

证券市场线的经济意义篇2

中国神华作为中国国内成长迅速的煤炭行业的领头者,集煤、电、路、港一体化的公司。中国神华公司的发展,既满足了企业发展的要求,也顺应经济形势以及国家政策的需要。企业要发展,稳定是前提。中国神华自2007年10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以来,一直处于行业龙头位置。我们在关心中国神华稳定发展的同时,更要关注其风险大小。本文从财务管理方面的贝塔系数对中国神华风险大小进行实证分析。

二、中国神华上市公司贝塔系数的实证分析

(一)选取数据

本文选取的神华公司数据和沪市指数来源于软件以月为周期的K线图和新浪财经网站。中国神华a股于2007年10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保证了数据的及时更新与时序有效性。

(二)选取指标

本文所选取贝塔系数,通过时间序列最小二乘估计衡量系统风险。贝塔系数是根据证券特征线(SCL)的斜率,通过[kikm=b]其中,表示Ki证券的个股的收益率,Km表示市场的收益率,两者之商表示第i种证券对市场风险的贡献程度(各证券承担市场风险的大小)。本文用沪市大盘指数来衡量市场收益率(市场收益率=(期末指数-期初指数)/期初指数),用中国神华股票指数来衡量其收益率,选取数据区间为2008年1月至2012年12月,采用月份指数,共60个数据。

(三)研究假设

用时间序列数据计算时,假设个股收益率与市场收益率呈线性关系,并忽略截距项,因为贝塔系数取决于市场收益率与个股收益率的商,即斜率,所以与截距项关系不大。

(四)研究方法与步骤

本文用eviews6.0软件进行的计算分析,通过先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首先将大盘指数的收益率和各股票收益率导入软件,画出每个公司收益率和大盘收益率的散点图,并拟合出一条回归线,即证券特征线(SCL);再通过最小二乘法,计算出证券特征线的斜率,该直线的斜率即为该企业的贝塔系数(系统风险)。

(五)实证分析

本文以中国神华为例说明时间序列中的贝塔系数的求解过程。

将表1数据导入eViewS6.0中,其中市场收益率为X,中国神华收益率为Y。生成含回归线的散点图如图1所示。

拟合出来的这条直线就是证券市场线(SCL),斜率即为贝塔系数。再用最小二乘法进行检验,如图2所示:

计算结果显示,中国神华五年的贝塔系数为1.156707,用规范的形式将参数估计和检验的结果写成Y=1.156707X(0.137482),t=(8.413513),R2=0.753183,n=60

(六)模型检验

1.经济意义检验

所估计的参数b=1.156707,说明市场收益率每增长1,中国神华收益率增长1.156707,这与垄断企业行业规律相符。

2.拟合优度检验和统计检验

用eViewS6.0得出回归模型参数估计结果的同时,已经给出了用于模型检验的相关数据。拟合优度的度量,本例中可决系数为0.753183,说明所建模型整体上对样本数据拟合较好,即解释变量“市场收益率”对被解释变量“中国神华收益率”的绝大部分差异作出了解释。

需要说明的是可决系数的经济含义是,企业的系统风险占总体风险的比例,也就是统计意义上的R2,在统计意义上,表示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相关性,值越大,相关性回归线和散点的拟合效果就越好,系统风险对企业的影响越大。通俗地讲,就是该股票与市场的关联度越大。

对回归系数的t检验:提出原假设H0:b1=0,被择假设H1:b1≠0.由图三可以看出估计的回归系数β1的标准误差和t值分别为0.137482和8.413513。取α=0.05,查t分布表得自由度为n-2=60-2=58的临界值t0.025(58)≈2.000,因为t(β1)>t0.025(58),所以应拒绝原假设,接受被择假设。这表明,市场收益率对中国神华收益率有显著影响。

三、结论

在投资组合中能分散非系统风险,企业可以通过充分进行投资组合来消除非系统风险。于是作为衡量系统风险的贝塔系数就成了关键因素,中国神华股份有限公司的系统风险系数贝塔的值为1.156707。结果表明中国神华的风险较大,大于市场风险。而贝塔系数过大的企业,在经济形势良好运行的情况下,会大大提高收益,但如果处于经济形势低迷的时局下,可能导致企业股价的暴跌,使企业价值迅速下降,正所谓,风险与收益并存。所以企业在发展时应该顺应形势,合理配置企业资源,利用财务杠杆,财务指标,经营杠杆以及合理规划收益的周期性来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证券市场线的经济意义篇3

1.对证券市场低效率研究的一般性回顾。证券市场效率,一直是证券市场发展中的核心问题,也是金融研究的重要课题。在金融经济理论中,关于证券市场效率问题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应首推e.F.Fama在1970年提出的“有效率市场假说”(efficientmarketHypothesis)。该假说认为,若证券市场在价格形成中充分而准确地反映全部相关信息,则称该市场为有效率的。若证券价格并不由于向所有证券交易参与者公布了信息集中而受到影响,那么就说该市场对信息集Φ是有效率的。换言之,能够有效地利用经济、金融等各方面信息的证券市场,就是“有效率市场”。规范而言,假定不同的相关信息被渗透到证券价格中,按照证券市场上信息集Φ的三种不同类型将市场效率划分为三种:(1)弱态有效市场(weakformemH):是指信息集Φ只包括价格历史序列中的价格和信息;(2)半强态有效市场(SemistrongformemH):是指现时的股票价格不仅体现全部历史的价格信息,而且反映所有与公司证券有关的公开有效信息;(3)强态有效市场(StrongformemH):是指市场价格充分反映有关公司的任何为市场交易参与者所知晓的全部信息。

“有效率市场假说”提出之后,引发了大量关于反映在证券价格中信息的质量和数量的实证研究。经过大量实证分析,大多数检验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符合弱态有效和半强态有效。但是,强态有效市场理论并不成立。

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发展,国内学者对我国证券市场的效率问题给予了积极性关注。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主体是股票市场,大量证券市场有效性检验主要是以股票市场为检验对象。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市场有效性的检验主要集中于是否弱式有效;从实证支持分析,1993年以前的研究数据得出的结论是非市场有效,此后的研究大多支持弱式有效;这反映了中国证券市场存在明显阶段性变化。此外,一些学者对中国证券市场若干时间区间段的子样本实证分析,结果也说明证券市场效率随发展阶段而不断提高,如吴世农(1994,1996)、宋颂兴和金伟根(1995)、陈小悦等(1997)。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实证支持的中国证券市场弱式有效性判断存在广泛争议。戴国强等(1999)认为,国内学者对市场有效性检验仍主要停留在随机游走模型上,但满足随机游走模型只能是市场有效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魏玉根(2000)认为证券市场有效性应是市场异常收益的随机性,而不是证券价格变动的随机性,并对能否得出中国证券市场弱式有效则应视为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王开国(2001)对中国证券市场复合收益率进行检验,实证结果发现中国证券市场的定价机制不完全,呈弱有效性态式。

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证券市场的效率是否通过市场有效性来反映,市场有效性是否是检验证券市场效率的惟一指标,这一指标能否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效率具有完全的解释能力?我们认为,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界定证券市场效率的内涵。

2.证券市场效率:是市场有效性还是资源配置效率?

从金融研究领域中,金融效率是一个非常关键性范畴,但目前学术界没有对此给出一个权威性、一致性、明确性内涵。有的学者认为,金融效率是“金融运作能力的大小”;也有学者认为,金融效率是指“金融资源的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尽管金融效率还没有统一性涵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经济学中效率的基本涵义是资源配置效率。相应地,证券市场效率应为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即资金的有效动员与金融资源的高效利用。前者是指该种融资以最低的成本为资金需求者提供金融资源的能力;后者是指其能将稀缺的资本分配给进行最优化“生产性”使用的投资者,相当于托宾提出的功能效率。

针对证券市场作为资本市场的主体与核心,学术界对证券市场效率问题的探讨主要是从资本市场有效运行效率角度进行分析的。在有效市场理论中,“有效”在多种场合中用于描述资本市场的运行特征。“一个资本市场如果在确定资产价格中能够使用所获得的全部信息,它(从信息上说)就是有效率的。”然而在具体分析中,该理论将证券市场区分为有效运行(内部有效)和有效定价(外部有效)两种类型。

证券市场的运行效率是指证券市场价格是否有效、完全、准确地反映市场信息,并以此通过价格机制将金融资源从储蓄者手中向生产者手中转移。没有有效运行效率,定价效率也就难以达到。如果存在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证券价格的人为操纵、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对潜在投资者市场的准人限制等因素,那么,这样的市场运行肯定是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与此相对应,这样的市场必然导致证券市场错误的定价和稀缺资金的逆配置。而错误的标价必然导致资本错误地分配到生产效率相对较差的企业或行业,并最终提高效率较高企业的资金成本。证券市场的定价效率,实质就是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是指证券市场通过对证券价格的定价,使证券市场的收益率等于厂商和储蓄者的边际收益率,从而使稀缺的储蓄(金融资源)被配置到有效率的生产性投资上。市场价格在任何时候都充分反映了与证券定价相关的所有可获得的信息,这就是说,证券的有关信息会很快地在证券价格中得到反映。在有效率的证券市场,价格充分和瞬时地反映着所有可以获得的相关信息,证券价格是资本配置的准确信号,不存在使投资者持续获得高于市场平均收益率现象;它只能使投资者收益率与市场平均收益率之间存在较小的随机差异,并且其差异范围通常包含在交易费用之中。

尽管有效资本市场理论为许多人所推崇并得到相当部分的实证支持,但在现实中这一理论仍然面临许多矛盾与难题。按照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理论,市场有效性本身就是证券市场效率。因为在有效率的市场中,通过证券市场的价格机制与信息机制,完全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样,按照资本市场有效理论,中国证券市场效率则是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但是,这能否说明中国证券市场的整体效率是低效率或无效率的?我们认为,这种简单判断是值得商榷的,单纯用市场有效性理论难以对中国证券市场效率做出合理性解释。从证券市场效率的第一重涵义,即资源动员能力分析,中国证券市场在短短的十年期间发挥了强有效的资源动员功能,实现了传统经济下银行主导型融资制度向市场经济条件下证券市场融资制度的有力切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融资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起来。但是,从证券市场效率的第二重涵义上讲,中国证券市场运行效率低下,还不能有效反映市场信息,股票市场资源配置的定价机制与信息传导功能还没有充分发挥,社会资源无法有效配置成为证券市场低效率的主要体现。所以,证券市场效率的度量不能简单地视为市场有效性,还必须从资源配置效率角度考察。

(二)证券市场低效率根源:制度变迁中的制度缺陷

1.前人的研究:市场有效性的视角。

如前所述,中国证券市场低效率问题,已经进入我国理论界的研究视野。但目前学术界对证券市场低效率的研究,是从市场有效性理论的视角进行验证分析的。由于中国证券市场发育不全,学术界对证券市场有效性的分析主要集中于股票市场的检验。

早在中国股票市场成立之初,学术界就开始对中国证券市场效率进行考察,指出“上海及全国的证券市场发育还不成熟,其作用力度必定有限”,证券市场效用“主要表现在筹集资金的单功能方面,对优化产业结构和促进企业管理、提高效益等方面的功能,难以充分发挥”。通过对中国股票市场的非有效性进行研究,认为“中国股票市场的非有效性,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市场的结构性因素所致”,例如处于发育阶段的股票市场的弱小性与单薄性;非均衡的供求关系,法规与管理的探索性等原因。这种非有效远离竞争状态的股票市场,极容易导致市场信息传递的结构性与技术性阻碍,从而少数市场信息操纵者可能以牺牲大多数市场参与者的利益,长期地获取超额利润,而扭曲的财富再分配则会进一步恶化市场运作机制并加剧股价波动。在此基础上,俞乔提出了政府干预不完善市场的合理性,即当市场运行并不具备有效性,信息传递存在极大阻碍和代价时(市场结构远离完全竞争状况,存在不同形式的“垄断信息”),资源分配则并非最优,政府的市场干预便具备了合理的经济学基础。吴世农则提出,“证券市场效率一般指的是证券市场调节和分配资金的效率,即证券市场能否将资金分配到最能有效使用资金的企业,”“证券市场效率的高低是衡量证券市场信息分布和流速、交易透明度和规范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证券市场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通过检验证券价格得出中国证券市场在特定阶段符合弱型有效的结论。陈小悦(1998)从证券市场会计信息的真实程度的角度出发,验证了中国证券市场的股票价格尚未及时反映所有的公开信息,实证分析了中国证券市场已经达到弱式有效,但未达到半强有效。王开国(2001)在考察中国证券市场效率问题时指出,造成我国证券市场低效率的根源在于信息传递能力与价格形成机制。

市场有效性差,股票价格不能充分反映信息,能否等同于证券市场低效率?这是我们长期思考的问题。经过分析我们认为,对于这一问题显然不能简单下此结论,关键是要考察市场效率、证券市场制度与资源配置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寻求造成中国证券市场低效率的根本原因。在此,我们认为市场有效性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信息传递和价格形成能力,是造成我国证券市场低效率的直接性因素,而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我国证券市场低效率的根源在于中国证券市场变迁中存在的制度缺陷,制度缺陷造成证券市场运行的扭曲,使证券市场内在机制不能有效运行,即信息机制与价格机制对资源的引导与配置能力减弱,由此造成了证券市场的低效率。

2.我们的见解:制度缺陷是证券市场低效率的根源。

尽管市场有效性理论、中国证券市场低效率及其制度缺陷问题,都早已引起国内学者的充分重视,但学术界并没有从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与相互作用机制来解释中国证券市场的低效率问题。这也正是本课题在此领域所做的尝试和探索。

如前文所述,证券市场效率归根结底是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按照配置机制的基础作用不同可以划分为两种,即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或计划机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证券市场制度作为市场化产物,是依靠市场机制来发挥其内在功能,通过市场运行机制与定价机制来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其作用过程可以概括为:市场运行效率市场定价效率资源配置效率。

按照市场经济作用机制,证券市场有效运行对市场信息予以反映,市场信息形成价格。通过市场定价效率实现价格信号的有效传导,既保证市场价格的合理形成,又能够实现资本的高效流动,以此发挥市场对社会资源的动员作用与配置效能。因此,只要是有效率的市场,市场机制的作用就能够充分发挥,通过市场交易机制和市场定价机制将资本配置到边际效率高的项目之中,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就可以实现。因此,在完全市场条件下,市场有效性可以通过信号传导与价格形成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由此可见,在完善市场制度的前提下,市场效率可以用来衡量证券市场效率,即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而考察我国证券市场制度,其建立的初衷是改革设计者在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寻求持续资本供给,而这本身就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在这样的初始条件下,政府对证券市场制度安排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计划经济特定路径的惯性,使政府依旧对全社会资金的配置进行强有力的干预,从而保证其执行产业政策、实现赶超战略所需的资本。由于行政力量作用于证券市场运行,既定制度安排下信息难以发挥其内在的传导作用,造成市场行为的扭曲,以致证券市场运行的效率过低,定价效率也不可能有效发挥,因而难以做到在市场机制下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可见,中国证券市场低效率,不是市场本身错了,而是市场运行机制发生了扭曲,在证券市场运行中其内在机制不能有效的传递信息。而市场机制是依靠“信号”传导机制发挥作用的,在我国经济转轨中,两种力量作用共生的条件中“信号”的形成本身就不可避免地发生扭曲,具有相对优势的利益团体在体制变革或制度变迁中,便利用不完善的制度安排来获取潜在的机会利益,进一步损耗了制度效率。

通过解析中国证券市场效率,不难发现制度缺陷是中国证券市场低效率问题的根源所在。作为本课题研究的基本范畴,我们认为所谓制度缺陷,是指在证券市场发展初期,由于受初始条件的制约,证券市场的制度设置与制度安排的不完全,旧体制内涵因素作用于市场运行,造成证券市场运行效率降低,证券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扭曲,无法有效反映市场信息,从而严重弱化了证券市场资源配置功能。

从证券市场制度缺陷内涵分析可见,这一范畴并不是一般性制度范畴,而是与特定的社会经济体制相联系的。中国证券市场的制度缺陷,植根于传统计划经济金融体制向市场经济金融体制过渡中产生的“制度错位”。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制度缺陷有别于市场缺陷,但不能同市场缺陷完全相割裂。中国证券市场的制度缺陷,是证券市场发展内在规律与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之间的内生性缺陷。制度缺陷作用于市场机制,并引致市场运行的扭曲化,使市场本来的运行机制并不能有效发挥出来。以外部生成作用于内在市场运行机制,信息传递渠道受阻,无法实现信息的有效反映与传递,资本市场行为扭曲,减弱了证券市场资源的内在配置能力。

(三)中国证券市场制度缺陷的生成机理

从以上分析可见,中国证券市场低效率的根源在于证券市场的制度缺陷。因此,要提高证券市场效率,推进证券市场的持续性发展,首先应该对证券市场的制度缺陷进行深层次剖析,分析证券市场制度缺陷的生成机理。

1.赶超式发展战略:制度缺陷生成的主根源。

中国证券市场内生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成长,政府设立证券市场的初衷是为有效动员金融资源,从而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高效的资本支持。政府在证券市场制度安排上,采取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这种初始的制度设置与安排,无疑在证券市场发展初期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支持,使中国证券市场很快纳入快速发展轨道。

从证券市场制度本身分析,不同经济制度与市场体制,其金融制度的安排是不同的,在证券市场制度的形成上表现出较大差异性。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由于市场制度、法律制度等相对完善,金融业相当发达,金融过程已经相当成熟,其证券市场制度按市场自我强化的轨迹发展。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管制主要体现在金融立法上,金融管制的立足点在于维持金融过程的安全性,从而实现资本价格的稳定和均衡。资本市场在较为规范的法律和制度约束下,按照市场机制有效运行。在这类证券市场制度中,金融资本的定价和配置由市场决定,而非通过行政性合约来完成。与西方自由发展证券市场制度形成不同,我国资本市场不发达,产权制约较弱,市场信用机制没有充分建立起来。这种金融制度的初始条件决定了我国证券市场制度模式构建上,还不具备选择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的制度模式。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在西方证券市场发育了百年之后,中国证券市场制度才试验性建立。

由于经济制度与市场发育条件的不同,政府主导型证券制度与西方自由发展的证券制度之间存在信息租金与信息成本差异,其制度效率存在显著差别。在自由市场化证券制度中,成熟的市场制度为证券市场运作提供了完全的竞争,公司财务制度的透明性为投资者提供了稳定可靠的信息,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信息与资本的搜寻成本,而管理行为的公开性和财务制度的透明性的存在,产生对经营绩效不良管理者进行替代(接管)的持续性外部压力。因此,发达国家自由市场化证券制度更依赖于市场和制度的完善,市场与法律制度越健全,市场搜集信息成本越低。而政府主导型证券制度,通过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在短时期内迅速地将证券市场制度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以行政性长期契约关系降低信息成本与资本搜寻成本,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信息非对称性和谈判问题,弥补了有缺陷的市场结构。但是,政府的制度安排和证券市场内在的运作规律存在一定差异,这一差异正是证券市场效率损耗的制度根源。

为解释两种制度的制度效率,我们在此引进证券制度效率模型。图1中横轴表示金融资源动员的边际成本mC,纵轴表示边际信息租金R,V为政府主导型证券制度效率曲线,U为自由市场化证券制度效率曲线。在两条效率曲线交点o,边际信息租金和边际信息相等,政府主导型和自由市场化证券制度的经济效率是相同的。当通过市场搜集信息的边际成本mC大于mC0时,政府主导型证券制度更有效率,而在市场搜集信息的边际成本mC小于mC0时,自由市场化证券制度更有效率。

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两种证券制度的效率呈现一种动态化特点。在证券市场初建阶段,以政府为导向的证券制度对资金进行非均衡配置,其积聚资本的功能很强。但经济发展中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行政化干预,容易导致资源配置机制与激励机制扭曲,上市公司对缺乏使用监督和资本利用条件宽松的限制约束,容易引致粗放式股本扩张,产生“免费资本”幻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和法律契约日臻完善,自由市场化证券制度在获取相等信息租金的前提下,其搜集信息的成本是渐次降低的,即制度效率呈上升化态势。这样,图1中政府主导型证券制度效率曲线V向右下方发生移动至V;自由市场化证券制度效率曲线U向左方发生移动,移至U。于是,两条效率曲线的交点移向左下方的o,即两类证券制度的边际信息租金与边际信息成本的均衡点降低,自由市场化证券制度效率在提高,相应政府主导型证券制度的效率呈下降趋势。这说明,政府干预使证券市场的运行效率损耗增大,定价效率降低,资源配置功能弱化。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主导型证券制度的缺陷就充分暴露出来,迫切需要政府修正制度设置,进行制度创新,打破计划旧体制下的制度均衡,阻止VV。而是采取市场化改革,减少证券市场运行中旧体制的约束,改变制度的运行模式,实现曲线V型运行向U型转化,即VV",实现制度的帕累托改进。

2.证券市场制度缺陷形成的内生说明。

在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中,政府为市场发展提供制度性安排,其突出表现为国家信用在证券市场上的过度倾斜,实质为新兴证券市场的发展提供了一种“隐性担保契约”。

国家信用过度倾斜与行政性制度安排引致证券市场制度缺陷,造成证券市场行为的扭曲,可藉寻租理论来说明,而租金的产生主要应归因于制度或体制缺陷及政策不到位。经济制度的变迁诱发寻租行为,因此布坎南说:“对寻租活动的分析正是真正意义上的制度经济学。”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制度的安排与推进,市场证券制度的内生性还没有充分建立起来,这种体制性缺陷,成为证券市场寻租活动的制度根源。对于中国证券市场制度缺陷产生的内在机制,可用简单的经济理论模型加以描述。根据前文分析,中国的证券市场是在新旧体制的夹缝中产生与发展起来的。在不同的制度条件下,经济主体行为方式不同。在纯粹市场经济的“最小政府”和纯粹计划经济的“最大政府”的两极制度下,都不会出现寻租活动。在两种体制的共生中,政府干预市场会产生“政策租金”,形成证券市场制度缺陷。

根据前文的分析,政府在制度设置安排上存在支持证券市场发展的意向,即“隐性担保契约”。这会给市场参与主体带来一种额外的利润,即由体制性安排产生的租金。由于证券市场的参与主体是理性的,其必然从自身利益出发,并根据成本收益寻求与分享“政策租金”。

假定证券市场经济主体(上市公司、投资者)的总收入m由正常经营收入mn和制度缺陷引致的“政策租金”ma组成,即有:

m=mn+mamn,ma≥0

在这里,对正常经营收入的变动略而不论。其中,a为租金的发生率,租金总量ma为租金发生率和经济主体收入总量的乘积:

ma=a·m,a=[0,1]

寻租活动完全取决于经济主体在特定制度安排下,租金规模大小与取得该租金的成本收益关系,即租金的单位成本收益率Ra。在此,我们规定R为租金单位成本收益率Ra与经济主体正常经营收入的单位成本收益率Rn之比,R可以表示为:

这一关系说明,R同租金的收益率成正比,同经济主体的正常经营收益率呈反比。当正常收入的收益率不变时,R只能取决于租金的收益率的变动;而租金规模大小完全取决于制度缺陷(w),即有:

在此,R可以反映一个证券市场制度的完善程度。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证券市场制度缺陷较小,获取租金的成本较大,因而市场寻租机会十分有限;而在转轨经济中,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强性制度安排和行政性干预,使得租金的获取机会较大且成本较低。根据前面的假设,R正是决定。的直接因素:

此式表明,租金的发生率,取决于市场参与主体租金与正常收益的成本收益比率关系,并最终取决于证券市场制度的完善程度及其变动情况。

该式表明了在中国证券市场制度变迁中,影响市场主体寻求租金收入的主要因素。受制度变迁的影响,证券市场制度缺陷只的变化使得租金的成本收益率Ra相应发生变化。在证券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经济主体依赖国家提供的“隐性担保”,寻租成为一种“廉价选择权”。对于上市公司而言,上市公司设法在证券市场谋求更多的“租金”,呈现股权融资的偏好,进而股权融资变得非常“廉价”,相应社会资本的成本无法有效体现;而在外部,缺乏对上市公司监督制约的中介机构,上市公司利用信息占有的优势地位,甚至同庄家“合谋”行为,寻求租金。对投资者而言,投资者根据政府对证券市场的“隐性担保”,对市场发展存在一个预期,并寻求投机的潜在收益。由于投机(寻租)收益远远大于正常的投资收益,而且不用付出什么代价,投机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市场集体行为非理性导致了市场过度投机行为。于是,中国证券市场在短短十年内容量巨大扩展的同时,“大多数股票价格与其盈利能力相比的比率奇高,以致丧失了投资价值,只能成为投机的工具”。于是,中国证券市场上出现了长期存在的一个“公开的秘密”,即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盛行。

在政府推进证券市场制度建设并提供“隐性担保”的前提下,市场边界与政府行为边界的界定不清,这样结果只能是:市场风险转嫁给国家,转化为系统性风险;政府的制度风险镶嵌于市场之中,并由市场自身消化。据资料分析,纽约证券交易所系统风险(不可分散化风险)占1/4左右,而非系统风险(分散化风险)占3/4左右;而上海交易所的投资风险结构与此“倒置”,系统风险占2/3,非系统风险占1/3。同时,在“隐性担保契约”下,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过于密切滋生一种“唯亲资本主义(CronyCapitalism)”倾向,导致上市公司对无利可图或仅有边际利润项目的过分投资。

证券市场线的经济意义篇4

1.对证券市场低效率研究的一般性回顾。证券市场效率,一直是证券市场发展中的核心问题,也是金融研究的重要课题。在金融经济理论中,关于证券市场效率问题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应首推e.f.fama在1970年提出的“有效率市场假说”(efficientmarkethypothesis)。该假说认为,若证券市场在价格形成中充分而准确地反映全部相关信息,则称该市场为有效率的。若证券价格并不由于向所有证券交易参与者公布了信息集中而受到影响,那么就说该市场对信息集φ是有效率的。换言之,能够有效地利用经济、金融等各方面信息的证券市场,就是“有效率市场”。规范而言,假定不同的相关信息被渗透到证券价格中,按照证券市场上信息集φ的三种不同类型将市场效率划分为三种:(1)弱态有效市场(weakformemh):是指信息集φ只包括价格历史序列中的价格和信息;(2)半强态有效市场(semistrongformemh):是指现时的股票价格不仅体现全部历史的价格信息,而且反映所有与公司证券有关的公开有效信息;(3)强态有效市场(strongformemh):是指市场价格充分反映有关公司的任何为市场交易参与者所知晓的全部信息。

“有效率市场假说”提出之后,引发了大量关于反映在证券价格中信息的质量和数量的实证研究。经过大量实证分析,大多数检验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符合弱态有效和半强态有效。但是,强态有效市场理论并不成立。

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与发展,国内学者对我国证券市场的效率问题给予了积极性关注。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的主体是股票市场,大量证券市场有效性检验主要是以股票市场为检验对象。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市场有效性的检验主要集中于是否弱式有效;从实证支持分析,1993年以前的研究数据得出的结论是非市场有效,此后的研究大多支持弱式有效;这反映了中国证券市场存在明显阶段性变化。此外,一些学者对中国证券市场若干时间区间段的子样本实证分析,结果也说明证券市场效率随发展阶段而不断提高,如吴世农(1994,1996)、宋颂兴和金伟根(1995)、陈小悦等(1997)。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实证支持的中国证券市场弱式有效性判断存在广泛争议。戴国强等(1999)认为,国内学者对市场有效性检验仍主要停留在随机游走模型上,但满足随机游走模型只能是市场有效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魏玉根(2000)认为证券市场有效性应是市场异常收益的随机性,而不是证券价格变动的随机性,并对能否得出中国证券市场弱式有效则应视为一个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王开国(2001)对中国证券市场复合收益率进行检验,实证结果发现中国证券市场的定价机制不完全,呈弱有效性态式。

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证券市场的效率是否通过市场有效性来反映,市场有效性是否是检验证券市场效率的惟一指标,这一指标能否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效率具有完全的解释能力?我们认为,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界定证券市场效率的内涵。

2.证券市场效率:是市场有效性还是资源配置效率?

从金融研究领域中,金融效率是一个非常关键性范畴,但目前学术界没有对此给出一个权威性、一致性、明确性内涵。有的学者认为,金融效率是“金融运作能力的大小”;也有学者认为,金融效率是指“金融资源的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尽管金融效率还没有统一性涵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经济学中效率的基本涵义是资源配置效率。相应地,证券市场效率应为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即资金的有效动员与金融资源的高效利用。前者是指该种融资以最低的成本为资金需求者提供金融资源的能力;后者是指其能将稀缺的资本分配给进行最优化“生产性”使用的投资者,相当于托宾提出的功能效率。

针对证券市场作为资本市场的主体与核心,学术界对证券市场效率问题的探讨主要是从资本市场有效运行效率角度进行分析的。在有效市场理论中,“有效”在多种场合中用于描述资本市场的运行特征。“一个资本市场如果在确定资产价格中能够使用所获得的全部信息,它(从信息上说)就是有效率的。”然而在具体分析中,该理论将证券市场区分为有效运行(内部有效)和有效定价(外部有效)两种类型。

证券市场的运行效率是指证券市场价格是否有效、完全、准确地反映市场信息,并以此通过价格机制将金融资源从储蓄者手中向生产者手中转移。没有有效运行效率,定价效率也就难以达到。如果存在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证券价格的人为操纵、市场信息的不完全、对潜在投资者市场的准人限制等因素,那么,这样的市场运行肯定是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与此相对应,这样的市场必然导致证券市场错误的定价和稀缺资金的逆配置。而错误的标价必然导致资本错误地分配到生产效率相对较差的企业或行业,并最终提高效率较高企业的资金成本。证券市场的定价效率,实质就是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是指证券市场通过对证券价格的定价,使证券市场的收益率等于厂商和储蓄者的边际收益率,从而使稀缺的储蓄(金融资源)被配置到有效率的生产性投资上。市场价格在任何时候都充分反映了与证券定价相关的所有可获得的信息,这就是说,证券的有关信息会很快地在证券价格中得到反映。在有效率的证券市场,价格充分和瞬时地反映着所有可以获得的相关信息,证券价格是资本配置的准确信号,不存在使投资者持续获得高于市场平均收益率现象;它只能使投资者收益率与市场平均收益率之间存在较小的随机差异,并且其差异范围通常包含在交易费用之中。

尽管有效资本市场理论为许多人所推崇并得到相当部分的实证支持,但在现实中这一理论仍然面临许多矛盾与难题。按照国外成熟的资本市场理论,市场有效性本身就是证券市场效率。因为在有效率的市场中,通过证券市场的价格机制与信息机制,完全可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样,按照资本市场有效理论,中国证券市场效率则是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但是,这能否说明中国证券市场的整体效率是低效率或无效率的?我们认为,这种简单判断是值得商榷的,单纯用市场有效性理论难以对中国证券市场效率做出合理性解释。从证券市场效率的第一重涵义,即资源动员能力分析,中国证券市场在短短的十年期间发挥了强有效的资源动员功能,实现了传统经济下银行主导型融资制度向市场经济条件下证券市场融资制度的有力切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融资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起来。但是,从证券市场效率的第二重涵义上讲,中国证券市场运行效率低下,还不能有效反映市场信息,股票市场资源配置的定价机制与信息传导功能还没有充分发挥,社会资源无法有效配置成为证券市场低效率的主要体现。所以,证券市场效率的度量不能简单地视为市场有效性,还必须从资源配置效率角度考察。

(二)证券市场低效率根源:制度变迁中的制度缺陷

1.前人的研究:市场有效性的视角。

如前所述,中国证券市场低效率问题,已经进入我国理论界的研究视野。但目前学术界对证券市场低效率的研究,是从市场有效性理论的视角进行验证分析的。由于中国证券市场发育不全,学术界对证券市场有效性的分析主要集中于股票市场的检验。

早在中国股票市场成立之初,学术界就开始对中国证券市场效率进行考察,指出“上海及全国的证券市场发育还不成熟,其作用力度必定有限”,证券市场效用“主要表现在筹集资金的单功能方面,对优化产业结构和促进企业管理、提高效益等方面的功能,难以充分发挥”。通过对中国股票市场的非有效性进行研究,认为“中国股票市场的非有效性,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市场的结构性因素所致”,例如处于发育阶段的股票市场的弱小性与单薄性;非均衡的供求关系,法规与管理的探索性等原因。这种非有效远离竞争状态的股票市场,极容易导致市场信息传递的结构性与技术性阻碍,从而少数市场信息操纵者可能以牺牲大多数市场参与者的利益,长期地获取超额利润,而扭曲的财富再分配则会进一步恶化市场运作机制并加剧股价波动。在此基础上,俞乔提出了政府干预不完善市场的合理性,即当市场运行并不具备有效性,信息传递存在极大阻碍和代价时(市场结构远离完全竞争状况,存在不同形式的“垄断信息”),资源分配则并非最优,政府的市场干预便具备了合理的经济学基础。吴世农则提出,“证券市场效率一般指的是证券市场调节和分配资金的效率,即证券市场能否将资金分配到最能有效使用资金的企业,”“证券市场效率的高低是衡量证券市场信息分布和流速、交易透明度和规范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证券市场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通过检验证券价格得出中国证券市场在特定阶段符合弱型有效的结论。陈小悦(1998)从证券市场会计信息的真实程度的角度出发,验证了中国证券市场的股票价格尚未及时反映所有的公开信息,实证分析了中国证券市场已经达到弱式有效,但未达到半强有效。王开国(2001)在考察中国证券市场效率问题时指出,造成我国证券市场低效率的根源在于信息传递能力与价格形成机制。

市场有效性差,股票价格不能充分反映信息,能否等同于证券市场低效率?这是我们长期思考的问题。经过分析我们认为,对于这一问题显然不能简单下此结论,关键是要考察市场效率、证券市场制度与资源配置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而寻求造成中国证券市场低效率的根本原因。在此,我们认为市场有效性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信息传递和价格形成能力,是造成我国证券市场低效率的直接性因素,而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我国证券市场低效率的根源在于中国证券市场变迁中存在的制度缺陷,制度缺陷造成证券市场运行的扭曲,使证券市场内在机制不能有效运行,即信息机制与价格机制对资源的引导与配置能力减弱,由此造成了证券市场的低效率。

2.我们的见解:制度缺陷是证券市场低效率的根源。

尽管市场有效性理论、中国证券市场低效率及其制度缺陷问题,都早已引起国内学者的充分重视,但学术界并没有从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与相互作用机制来解释中国证券市场的低效率问题。这也正是本课题在此领域所做的尝试和探索。

如前文所述,证券市场效率归根结底是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按照配置机制的基础作用不同可以划分为两种,即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或计划机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证券市场制度作为市场化产物,是依靠市场机制来发挥其内在功能,通过市场运行机制与定价机制来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其作用过程可以概括为:市场运行效率市场定价效率资源配置效率。

按照市场经济作用机制,证券市场有效运行对市场信息予以反映,市场信息形成价格。通过市场定价效率实现价格信号的有效传导,既保证市场价格的合理形成,又能够实现资本的高效流动,以此发挥市场对社会资源的动员作用与配置效能。因此,只要是有效率的市场,市场机制的作用就能够充分发挥,通过市场交易机制和市场定价机制将资本配置到边际效率高的项目之中,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就可以实现。因此,在完全市场条件下,市场有效性可以通过信号传导与价格形成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由此可见,在完善市场制度的前提下,市场效率可以用来衡量证券市场效率,即社会资源配置效率。

而考察我国证券市场制度,其建立的初衷是改革设计者在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寻求持续资本供给,而这本身就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在这样的初始条件下,政府对证券市场制度安排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计划经济特定路径的惯性,使政府依旧对全社会资金的配置进行强有力的干预,从而保证其执行产业政策、实现赶超战略所需的资本。由于行政力量作用于证券市场运行,既定制度安排下信息难以发挥其内在的传导作用,造成市场行为的扭曲,以致证券市场运行的效率过低,定价效率也不可能有效发挥,因而难以做到在市场机制下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可见,中国证券市场低效率,不是市场本身错了,而是市场运行机制发生了扭曲,在证券市场运行中其内在机制不能有效的传递信息。而市场机制是依靠“信号”传导机制发挥作用的,在我国经济转轨中,两种力量作用共生的条件中“信号”的形成本身就不可避免地发生扭曲,具有相对优势的利益团体在体制变革或制度变迁中,便利用不完善的制度安排来获取潜在的机会利益,进一步损耗了制度效率。

通过解析中国证券市场效率,不难发现制度缺陷是中国证券市场低效率问题的根源所在。作为本课题研究的基本范畴,我们认为所谓制度缺陷,是指在证券市场发展初期,由于受初始条件的制约,证券市场的制度设置与制度安排的不完全,旧体制内涵因素作用于市场运行,造成证券市场运行效率降低,证券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扭曲,无法有效反映市场信息,从而严重弱化了证券市场资源配置功能。

从证券市场制度缺陷内涵分析可见,这一范畴并不是一般性制度范畴,而是与特定的社会经济体制相联系的。中国证券市场的制度缺陷,植根于传统计划经济金融体制向市场经济金融体制过渡中产生的“制度错位”。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制度缺陷有别于市场缺陷,但不能同市场缺陷完全相割裂。中国证券市场的制度缺陷,是证券市场发展内在规律与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之间的内生性缺陷。制度缺陷作用于市场机制,并引致市场运行的扭曲化,使市场本来的运行机制并不能有效发挥出来。以外部生成作用于内在市场运行机制,信息传递渠道受阻,无法实现信息的有效反映与传递,资本市场行为扭曲,减弱了证券市场资源的内在配置能力。

(三)中国证券市场制度缺陷的生成机理

从以上分析可见,中国证券市场低效率的根源在于证券市场的制度缺陷。因此,要提高证券市场效率,推进证券市场的持续性发展,首先应该对证券市场的制度缺陷进行深层次剖析,分析证券市场制度缺陷的生成机理。

1.赶超式发展战略:制度缺陷生成的主根源。

中国证券市场内生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成长,政府设立证券市场的初衷是为有效动员金融资源,从而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高效的资本支持。政府在证券市场制度安排上,采取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这种初始的制度设置与安排,无疑在证券市场发展初期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支持,使中国证券市场很快纳入快速发展轨道。

从证券市场制度本身分析,不同经济制度与市场体制,其金融制度的安排是不同的,在证券市场制度的形成上表现出较大差异性。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由于市场制度、法律制度等相对完善,金融业相当发达,金融过程已经相当成熟,其证券市场制度按市场自我强化的轨迹发展。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管制主要体现在金融立法上,金融管制的立足点在于维持金融过程的安全性,从而实现资本价格的稳定和均衡。资本市场在较为规范的法律和制度约束下,按照市场机制有效运行。在这类证券市场制度中,金融资本的定价和配置由市场决定,而非通过行政性合约来完成。与西方自由发展证券市场制度形成不同,我国资本市场不发达,产权制约较弱,市场信用机制没有充分建立起来。这种金融制度的初始条件决定了我国证券市场制度模式构建上,还不具备选择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的制度模式。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在西方证券市场发育了百年之后,中国证券市场制度才试验性建立。

由于经济制度与市场发育条件的不同,政府主导型证券制度与西方自由发展的证券制度之间存在信息租金与信息成本差异,其制度效率存在显著差别。在自由市场化证券制度中,成熟的市场制度为证券市场运作提供了完全的竞争,公司财务制度的透明性为投资者提供了稳定可靠的信息,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信息与资本的搜寻成本,而管理行为的公开性和财务制度的透明性的存在,产生对经营绩效不良管理者进行替代(接管)的持续性外部压力。因此,发达国家自由市场化证券制度更依赖于市场和制度的完善,市场与法律制度越健全,市场搜集信息成本越低。而政府主导型证券制度,通过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在短时期内迅速地将证券市场制度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以行政性长期契约关系降低信息成本与资本搜寻成本,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信息非对称性和谈判问题,弥补了有缺陷的市场结构。但是,政府的制度安排和证券市场内在的运作规律存在一定差异,这一差异正是证券市场效率损耗的制度根源。

为解释两种制度的制度效率,我们在此引进证券制度效率模型。图1中横轴表示金融资源动员的边际成本mc,纵轴表示边际信息租金r,v为政府主导型证券制度效率曲线,u为自由市场化证券制度效率曲线。在两条效率曲线交点o,边际信息租金和边际信息相等,政府主导型和自由市场化证券制度的经济效率是相同的。当通过市场搜集信息的边际成本mc大于mc0时,政府主导型证券制度更有效率,而在市场搜集信息的边际成本mc小于mc0时,自由市场化证券制度更有效率。

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两种证券制度的效率呈现一种动态化特点。在证券市场初建阶段,以政府为导向的证券制度对资金进行非均衡配置,其积聚资本的功能很强。但经济发展中政府对证券市场的行政化干预,容易导致资源配置机制与激励机制扭曲,上市公司对缺乏使用监督和资本利用条件宽松的限制约束,容易引致粗放式股本扩张,产生“免费资本”幻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和法律契约日臻完善,自由市场化证券制度在获取相等信息租金的前提下,其搜集信息的成本是渐次降低的,即制度效率呈上升化态势。这样,图1中政府主导型证券制度效率曲线v向右下方发生移动至v;自由市场化证券制度效率曲线u向左方发生移动,移至u。于是,两条效率曲线的交点移向左下方的o,即两类证券制度的边际信息租金与边际信息成本的均衡点降低,自由市场化证券制度效率在提高,相应政府主导型证券制度的效率呈下降趋势。这说明,政府干预使证券市场的运行效率损耗增大,定价效率降低,资源配置功能弱化。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主导型证券制度的缺陷就充分暴露出来,迫切需要政府修正制度设置,进行制度创新,打破计划旧体制下的制度均衡,阻止vv。而是采取市场化改革,减少证券市场运行中旧体制的约束,改变制度的运行模式,实现曲线v型运行向u型转化,即vv",实现制度的帕累托改进。

2.证券市场制度缺陷形成的内生说明。

在政府主导型制度变迁中,政府为市场发展提供制度性安排,其突出表现为国家信用在证券市场上的过度倾斜,实质为新兴证券市场的发展提供了一种“隐性担保契约”。

国家信用过度倾斜与行政性制度安排引致证券市场制度缺陷,造成证券市场行为的扭曲,可藉寻租理论来说明,而租金的产生主要应归因于制度或体制缺陷及政策不到位。经济制度的变迁诱发寻租行为,因此布坎南说:“对寻租活动的分析正是真正意义上的制度经济学。”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制度的安排与推进,市场证券制度的内生性还没有充分建立起来,这种体制性缺陷,成为证券市场寻租活动的制度根源。对于中国证券市场制度缺陷产生的内在机制,可用简单的经济理论模型加以描述。根据前文分析,中国的证券市场是在新旧体制的夹缝中产生与发展起来的。在不同的制度条件下,经济主体行为方式不同。在纯粹市场经济的“最小政府”和纯粹计划经济的“最大政府”的两极制度下,都不会出现寻租活动。在两种体制的共生中,政府干预市场会产生“政策租金”,形成证券市场制度缺陷。

根据前文的分析,政府在制度设置安排上存在支持证券市场发展的意向,即“隐性担保契约”。这会给市场参与主体带来一种额外的利润,即由体制性安排产生的租金。由于证券市场的参与主体是理性的,其必然从自身利益出发,并根据成本收益寻求与分享“政策租金”。

假定证券市场经济主体(上市公司、投资者)的总收入m由正常经营收入mn和制度缺陷引致的“政策租金”ma组成,即有:

m=mn+ma

mn,ma≥0

在这里,对正常经营收入的变动略而不论。其中,a为租金的发生率,租金总量ma为租金发生率和经济主体收入总量的乘积:

ma=a·m,a=[0,1]

寻租活动完全取决于经济主体在特定制度安排下,租金规模大小与取得该租金的成本收益关系,即租金的单位成本收益率ra。在此,我们规定r为租金单位成本收益率ra与经济主体正常经营收入的单位成本收益率rn之比,r可以表示为:

这一关系说明,r同租金的收益率成正比,同经济主体的正常经营收益率呈反比。当正常收入的收益率不变时,r只能取决于租金的收益率的变动;而租金规模大小完全取决于制度缺陷(w),即有:

在此,r可以反映一个证券市场制度的完善程度。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证券市场制度缺陷较小,获取租金的成本较大,因而市场寻租机会十分有限;而在转轨经济中,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强性制度安排和行政性干预,使得租金的获取机会较大且成本较低。根据前面的假设,r正是决定。的直接因素:

此式表明,租金的发生率,取决于市场参与主体租金与正常收益的成本收益比率关系,并最终取决于证券市场制度的完善程度及其变动情况。

该式表明了在中国证券市场制度变迁中,影响市场主体寻求租金收入的主要因素。受制度变迁的影响,证券市场制度缺陷只的变化使得租金的成本收益率ra相应发生变化。在证券市场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经济主体依赖国家提供的“隐性担保”,寻租成为一种“廉价选择权”。对于上市公司而言,上市公司设法在证券市场谋求更多的“租金”,呈现股权融资的偏好,进而股权融资变得非常“廉价”,相应社会资本的成本无法有效体现;而在外部,缺乏对上市公司监督制约的中介机构,上市公司利用信息占有的优势地位,甚至同庄家“合谋”行为,寻求租金。对投资者而言,投资者根据政府对证券市场的“隐性担保”,对市场发展存在一个预期,并寻求投机的潜在收益。由于投机(寻租)收益远远大于正常的投资收益,而且不用付出什么代价,投机成为一种理性的选择。市场集体行为非理性导致了市场过度投机行为。于是,中国证券市场在短短十年内容量巨大扩展的同时,“大多数股票价格与其盈利能力相比的比率奇高,以致丧失了投资价值,只能成为投机的工具”。于是,中国证券市场上出现了长期存在的一个“公开的秘密”,即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盛行。

在政府推进证券市场制度建设并提供“隐性担保”的前提下,市场边界与政府行为边界的界定不清,这样结果只能是:市场风险转嫁给国家,转化为系统性风险;政府的制度风险镶嵌于市场之中,并由市场自身消化。据资料分析,纽约证券交易所系统风险(不可分散化风险)占1/4左右,而非系统风险(分散化风险)占3/4左右;而上海交易所的投资风险结构与此“倒置”,系统风险占2/3,非系统风险占1/3。同时,在“隐性担保契约”下,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过于密切滋生一种“唯亲资本主义(cronycapitalism)”倾向,导致上市公司对无利可图或仅有边际利润项目的过分投资。

证券市场线的经济意义篇5

(一)筹资与投资功能筹资与投资是证券市场的基本功能。企业通过在证券市场发行股票和债券,能够迅速地把分散在社会上的闲散货币集中起来,形成巨额的、可供长期使用的资本,用于生产和经营,从而开辟了不同于间接融资(银行贷款)的直接融资渠道。同时,这些股票、证券也为投资者提供了多样化的直接投资工具。这一功能对于农业发展的意义在于:改变社会资金配置方式,开辟农业直接融资渠道,有利于克服农业发展的资金制约。

(二)转制与监督功能

证券市场还具有促使公司转换经营机制的功能。证券市场对经营主体有一定的要求,公司要成为上市公司,必须先改制成为股份公司,按照股份公司的机制来运作。企业要在证券市场发行证券,也要经过严格的审查程序,要有良好的业绩。这就使企业时时处在各方面的监督和影响之中。这些监督包括:①股东的干预。股东作为投资者必然关心企业的经营和前途,并且通过授权关系或“用脚投票”实施他们的权力。②股价升跌的压力。企业经营的好坏直接影响股价,股价提高,对公司是一种激励;经营不善产生的价格下跌可能导致外部接管,在这种制约下,管理层不得不认真地为公司服务,股东的权益因此得到相应的保护。③社会的监督,特别是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证券交易所的监督和制约,所有这些制约,促使上市公司形成健全的内部运作机制。

这一功能对于农业发展的意义在于:(1)有助于促进农业企业的机制转换,培育农业产业化过程中的龙头企业。龙头企业的重要作用要求它具有完善的内部运行机制,优越的组织形式。相比而言,上市公司具有体制上的优势。对照上市公司的要求,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培育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2)启发和影响各类农业经营组织的企业化转变。证券市场不仅培育农业大中型上市公司,而且以它的标准、效率启发和影响着各类农业经济组织。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过程中,由于企业经营方式有较高的效率,传统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方式逐步向面向市场的农业企业经营方式转变;农民从传统的农业生产者逐步向具有市场意识、投资意识、管理意识的农业企业家转变。

(三)资源配置与结构调整功能

证券市场的流动性特征会引导资金流向效益好且有发展潜力的部门或企业,从而发挥资源配置和结构调整功能。在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已成为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缺乏一个引导资源尤其是资金流通与配置的市场机制。证券市场恰好提供了这样一种机制:在证券市场上,资金在利益的引导下流向效益好的行业、企业,抛弃收益率低、缺乏增长潜力的证券,从而实现包括资金在内的资源的合理配置。

这一功能对于农业发展的意义在于:(1)消除行业壁垒,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农业要进入证券市场,要在证券市场不被冷落,必须先要成为能够赢利的行业,成为比较效益较高的产业。在过去农工商脱节、供产销分离和农业劳动力过多的情况下,农业部门仅限于原料性初级产品生产,加工和运销环节的增值流向了工业和贸易部门。然而,在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条件下,农业的比较效益和市场地位可以大大提高。资源配置功能促使农业必须走产业化经营的道路,增强赢利能力。(2)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遏制和克服重复建设。农业部门的经营性资产中,存在不少重复建设项目,造成经济结构不合理,资源配置效率低。重复建设是计划经济和部门分割的必然产物。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导致重复建设的旧体制还会发生作用。利用证券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可以有效地遏制和克服重复建设的弊端。这是因为,首先资本的趋利动机会冲破农业经营管理中的部门分割,促进资源的自由合理流动;其次,证券市场大范围的兼并收购、资产重组和产权交易,有利于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四)分散风险功能

证券市场通过提供各种不同性质、不同期限、不同风险和收益的证券,既给投资者和融资者提供了丰富的投融资渠道,同时也提供了分散风险的渠道。首先,融资方通过发行证券筹集资金,实际上将其风险部分地转移和分散给投资者。上市公司的股东越多,单个股东所承担的经营风险就越小。其次,投资方可以根据不同偏好,通过买卖证券和建立投资组合来转移和降低风险。证券市场的流动性特征解决了投资者难以变现的后顾之忧,证券市场的出现,为各种长短期资金相互转化和横向资金融通提供了媒介和场所。人们可以用现金购买有价证券,把消费资金转化为生产资金;人们也可以卖出有价证券,将其变为现实购买力,以解决即期支付的需要。这一功能对于农业发展的意义在于:农业生产的根本特征决定了它所特有的生产周期长、存在自然灾害等风险。证券市场的分散风险功能有利于化解农业企业的风险压力,有利于农业的长期发展。

(五)社会功能

对于转轨时期的中国,证券市场还有其超越经济领域的社会功能。首先,证券市场的出现加速了中国经济转轨和社会现代化的发育过程,广泛而深入地传播了市场经济的基础知识和价值观念。其次,证券市场成为联系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与公民切身利益的纽带,起到了社会凝聚作用。证券市场是政治、经济的“晴雨表”。国际形势、国家政局、体制改革、经济增长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等,都会影响到企业的经营业绩和投资者的投资收。81.证券市场与中国农业发展益,也都会在证券市场中得到反映。证券市场的走势,投资者的心态、倾向也会反馈到国家有关部门,从而影响有关决策。同时,从自身利益出发,企业、投资者必然对国家政治生活、经济形势、企业经营状况保持高度的关切,并且成为国家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坚定支持者。

这一功能对农业发展的意义在于:(1)有利于加强政府和公众对农业的关注。在证券市场上,农业类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每天会吸引千家万户的注意,投资者会因此而更加关注农业政策、农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证券机构更会认真研究农业方面的信息,关注农业企业的经济活动。而这些信号会反馈到决策层,从而影响有关政策的制定和决策的实施执行。(2)促进农业部门经营观念的创新。证券市场浓缩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元素。农业与证券市场的联连,带来了经营观念的变化。例如,从只重视产品经营到产品经营和资本经营并重;从追求利润最大化到既追求利润最大化,也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从只重视土地、农具等有形生产要素,到重视股票、债券等无形生产要素等。这是经营观念、思维方式的重大进步和创新。综上所述,证券市场为农业注入了多种现代生产要素,农业需要证券市场。同时,证券市场也需要农业的参与。农业对证券市场的重要性在于:①没有农业的参与,证券市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将大为降低,证券市场的重要性将大打折扣;②农业所形成的食物与纤维系统是世界最大的产业部门,没有它们参与,证券市场是不完整的;③农产品市场是永不衰落的市场,农业为证券投资者提供了适宜长线投资的工具,有利于减少证券市场中的短线投机行为。

二、农业利用证券市场的途径

证券市场线的经济意义篇6

关键词:证券法上市公司影响

一、未来新的《证券法》概述

《证券法》修订草案历时两年才完成,修订过程中经过了多次的修改,一审稿在2015年4月20日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法律界人士预计在本年十月有望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审后正式出台。我国2013年11月举行了第四届“上证法治论坛”,证监会主席肖钢在论坛中表示,《证券法》的修订应该从法理和逻辑两部分着手,分别以保护公众投资者的根本利益为根本价值取向,以激发经济市场活力为核心内容,以统一监管市场经济行为为原则完成修订。《证券法》作为资本市场中不可或缺的基础法律,当资本市场随着经济的发展发生变化时,法律也必须随之修订,从而达到及时适应和规范资本市场的发展。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迅速,在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下需要新的《证券法》与之相适应,这也是证券法修订的必要所在。

二、新《证券法》相对于现行《证券法》的变化

根据多渠道了解,与以往相比此次《证券法》修订范围较大。修订草案共16章338条,其中新增122条、修改185条、删除22条。新的证券法改变了过去的理念,从管制转向了监管,也就是从约束转变为监督,这种立法理念更加人性化,也是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所在,是改变过去政治力量主导市场发展的这一错误经济体制的必然选择。相信新《证券法》会给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市场带来重大意义,也使得我国经济市场更加市场化和法制化。新《证券法》的变化较多,主要的变化有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加强投资者保护,建立、健全资本市场体系空间构架、简政放权促进证券行业稳定健康发展等。

三、未来新《证券法》对上市公司的机遇和挑战

(一)立法主线框架改变为上市公司迎来新机遇

过去的《证券法》基本上是建立在股票公开发行这一唯一主线的基础上,其他款项都是以此展开。新修订的《证券法》则改变了这些,增加了非公开发行证券的具体制度和安排,这就增加了立法的涵盖范围,使得立法更加适应证券市场的实际需求,使其更加完善,更好的为公众提供服务。公开发行为主线的法律框架设置,造成了非公开发行市场发展规模缓慢,影响了实体经济直接融资的便利性,有利于上市公司更好的实现融资。

新的证券法可使资本市场全面发挥其资源配置功能,更加有利于证券市场的未来的健康发展。对于上市公司而言,无疑迎来了新的机遇。新法改变了以往证券发行方式单一的局面,使得直接融资变得更加容易;新法放宽了证券市场范围,更全面的规范了证券跨境发行和交易活动,这更加有利于上市公司开拓市场层次;新法完善了对市场的约束,提高了信息披露质量,可以更好的防范欺诈发行、虚假陈述、内幕交易等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不良经济行为的发生。融资是每家企业都要面对的问题,对于上市公司,股票是最主要的融资方式,新法改变了这一局面,可以使上市公司更方便的进行融资和拓展市场。

(二)立法更加合理规范,上市公司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本次修订针对现行《证券法》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细致的修订,根据目前经济环境和市场需求做出了深入的改动和增减,新法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另外建立健全了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对于加强投资者保护方面也做了相关规定,同时法规鼓励证券行业创新发展、简政放权,对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方面也做出了更加细致和具体的规定。新法的出台会使证券市场更加灵活,参与成分更加复杂,方便上市公司规范合理运营的同时也为公司带来了许多挑战,如面对创新企业加入该怎么面对,诸如此类问题必将是上市公司未来面临的新的挑战。

(三)股票发行注册制,有利于小微型企业的上市

证券市场线的经济意义篇7

【关键词】证券市场;监管

一、完善政府的监管

正如中国的资本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的漫长发展一样,中国证券市场是“拔苗助长”的产物,没有经历自然的生长过程。证券市场是比实体经济更复杂的经济形态,在中国实体市场经济还不成熟的环境下,证券市场很难自然地成长。中国的证券市场尚需一定的政府力量来培育。我国证券市场是一个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建立的新兴市场,政府在证券市场的演进中一直起着不可或缺的主导作用,从起初的组织试点到市场规划的设计以及整个证券市场的监管,都未离开政府的直接干预。

我国资本市场处于新型加转轨的阶段,政策的影响在相当长时期内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也是市场出现逆转的最大因素。当前,有关证券行业监督管理的法律法规比较完备,新《证券法》赋予了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现场检察权、询问权、查询权、查封冻结权、限制交易等重大权力,就是为了丰富监管者的执法手段,增强对违法行为查处的力度。中国政府应努力建立证券行业信用制度、统一监管标准、严格执法、科学监管、加大处罚力度、健全证券民事诉讼,充分发挥证券监管部门应有的审查监督管理作用,增强监管工作的透明度,自觉接受监管对象的监督。

二、发挥证券业自律性监管组织的作用

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上市公司、证券公司的规模与运作水平不一,证券市场参与者众多,证券监管工作极为艰巨,仅依靠一个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是难以实现有效监管的。在加强对证券市场监督管理的同时,应充分发挥自律组织的辅助作用,以提高市场管理效率。我国的证券业自律性监管组织包括证券业协会、证券交易所和其他相关行业协会,如银行业协会、保险业协会等,其中担任主要角色的是证券业协会和证券交易所。随着《证券法》的颁布,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组织地位在法律上得到了确认,其职责也有了明确的规定,这使得我国的证券业协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证券业自律性监管组织作为一线监管组织,处在证券市场的第一线,加之其本身又是市场的参与者,更了解证券市场的最新变化,监管的范围更宽泛,在执法、监控等方面更有效率,也更具有灵活性。对现场发生的违法行为有充分准备,能做出迅速而有效的反应,这样就可能将某些违规案件的发生结束在初始阶段。要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加强监管人员队伍建设,加强对业务部门自律监管工作的监督。

三、加强对证券公司的管理

证券公司作为一类特殊的金融实体,其所掌握的信息要比普通投资者全面和准确,其所参与的经营管理、市场环境和竞争等内外部因素均具有不同于一般实业企业和银行等金融业的特殊性。证券公司是证券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起着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券商能否自律、规范经营、有效防范风险,将直接影响到投资者利益、自身的生存乃至整个证券市场的稳定。在中国证券公司市场化进程中,部分证券公司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严重背离审慎、理性的经营理念,合规管理意识缺失,合规风险不断增大。建立符合市场环境和行业规律的合规管理尤为重要。

由于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当前国际和国内的经济和金融环境都较为悲观和复杂,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证券公司需要将控制业务风险尤其是自营业务风险放到首要位置。建立起完善的风险预警、风险评估、风险控制等风险管理体系,提升证券公司的实力,加强其规范运作意识,充分发挥其自律作用,对市场而言更为重要。

四、加强证券从业人员的行为规范

道德风险是人们违反道德规范,或从事不道德行为而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危害。证券从业人员道德风险是道德风险在证券领域从业人员中的具体体现,它是证券从业人员违反金融行业职业道德和金融行业内部管理制度而给金融机构带来的无法预期的损失。证券从业人员应加强自身道德规范建设,敬畏法律、严守规则,把外部法规和公司制度作为最低行为标准,自觉遵守,决不逾越;诚实守信,公平正直,无比珍视公司声誉和个人职业形象,始终如一地体现出高尚的职业道德;为客户着想、对社会负责,永远把客户利益放在第一位,坚决捍卫社会公共利益,以维护客户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天职。

证券市场是最富魅力的经济领域之一,但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较大的风险,一旦风险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很容易引起连锁反应,引发全局性、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并殃及整个经济生活,甚至导致经济秩序混乱与政治危机。证券业的自律管理要达到和谐完善的境界,仅靠以上的一些措施和建议,还是远远不够,需要不断的进行创新,完善法制社会,整合有用的社会资源,综合运用社会的其它机制来协调和配合。

参考文献

证券市场线的经济意义篇8

中国债券市场从1981年恢复发行国债开始至今,经历了曲折的探索,一直在不断摸索和改革国债的发行方式,从承购包销方式到国债一级自营商制度再到国债无纸化发行的尝试,最后又引申了招标方式。1996年末,我国国债市场的发展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国债市场的发展以全面走向市场化为基本特色,建立债券托管机构后,中国债券市场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同时,国债现货市场和回购市场的交易价格也日益活跃,成为反映货币市场资金供求状况的重要指标。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出现了明显不同于以往的许多特征,整个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发展阶段,基准利率也经历了两次大的调整(2010年10月20日至2011年7月7日的升息过程和2012年6月8日至2014年11月22日的降息过程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为研究我国国债收益率提供了数据支撑,同时以2014年11月22日的央行降息为契机来研究利率变动对我国国债收益率的影响。

二、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

2014年我国债券市场总体运行平稳,全市场总共发行6681只债券,发行量达到122750.32亿元,其中中央结算公司登记托管的债券发行量达到63518.34亿元,占整个市场的51.7%,上海清算所登记托管的债券总发行量达到55383.99亿元,占比为45.1%,中证登登记托管的债券发行量为3847.99亿元,占整个市场发行量的3.1%。并且从2004年到2014年十年的时间我国债券的发行量从接近20000亿元上升到120000亿元,增长了500%,这同时也为我国国债的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撑。另外我国债券市场创新成果明显,例如财政部中国关键期限国债收益曲线;国债收益率曲线的深度应用得到进一步扩展;中金所开展国债冲抵期货保证金的业务试点等。在我国,我国债券市场形成了银行间市场、交易所市场和商业银行柜台市场三个子市场在内的统一分层的市场体系,其中银行间国债的市值比重较大,债券存量约占全市场95%。为了简化分析,本文近似的以银行间国债的收益率作为我国国债收益率来进行分析。国债收益率来自全球经济信息网整理而得。

(二)宏观经济背景

当前,我国经济出现下滑压力,根据货币政策的相机抉择原理,我国实施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尤其是从2014年11月以来三次降息两次降准以刺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最近几年在利率市场化的大背景下利率下降趋势明显,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我国当前经济的发展态势,利率下降,投资者基于套期保值的目的会加大对债券特别是作为无风险的国债的需求,在供求理论指导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需求增加,那么相应的价格水平就会上涨,同样,国债的价格就会上涨,收益率也会受不同的影响。

(三)分析方法

基于事件分析法,主要论证货币政策中的基准利率变化对国债超额收益率(aR)及平均超额收益率(aaR)的影响。事件窗口应该包括估计窗口、事件窗口和事后窗口(如图1所示)

图1事件研究时间窗

估计窗口事件窗口事后窗口

―――│t0―――――│t1――│0――│t2――――――│――

主要考查利率的短期影响,不考虑冲击的后续影响,因此仅涉及估计窗口和事件窗口。事件1为利率的下调,以0划分利率下调的时间前后,每个交易日的时间跨度定义为1,事件窗口为[-2,2],相应的估计窗口为[-12,-3]。则上述表2中的t0、t1、t2分别为-12、-2、2。

(四)实证分析过程

依据以上分析方法,分别对银行间不同到期期限的国债计算自2012年6月8日以来,3次利率下调的日超额收益率(aR)及日平均超额收益率(aaR)。以2014年11月22日降息为例进行简要分析:

现在定义2014年11月6日到2014年11月19日为事件的估计窗口,2014年11月20日至2014年11月24日为事件窗口,2014年11月25日之后为事后窗口。其中,1年期、3年期、5年期、7年期和10年期的时间间隔一致。

那么,事件窗口的正常收益率e(Ri)=∑Rt/(t1-t0)(t∈[t0,t1))经过计算可得(如表1所示):

表1关键期限的国债收益率在整个事件中的正常收益率

1年期3年期5年期7年期10年期

e(Ri)3.1953.2783.3663.5443.683

同理,根据公式可以计算事件窗口期的超额收益率为:aRit=Rit―e(Ri),(t∈[t1,t2])(如表2所示)

表2关键期限的国债收益率在整个事件中的超额收益率

aRit1年期3年期5年期7年期10年期

2014.11.20-0.0150.0220.1140.0660.033

2014.11.210.0150.0420.1440.0760.033

2014.11.220.0750.1020.1240.0760.013

2014.11.240.0550.1220.1940.0360.043

接下来根据事件窗口期的日平均超额收益率为aaRi=∑aRit/(t2-t1),(t∈[t1,t2]),求得结果如下表所示:

1年期3年期5年期7年期10年期

aaRi0.03250.0720.1440.06350.0305

证券市场线的经济意义篇9

关键词:统计方法; 证券投资 ;应用

证券市场具有风险性和波动性,各种外界条件的变化都会或多或少对证券市场的行情造成影响,因此证券投资活动是收益和风险并存的一种经济活动,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证券投资是市场的行情瞬息万变,因此,统计方法的引入对于提高证券投资决策的准确性来说有着十分重大的作用。

一、统计方法在证券投资应用中的重要性

一般情况下,将证券投资风险分为以下两个类别: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统计方法的引用一般也从这两个方面对证券投资活动进行作用。1.系统风险。系统风险,顾名思义就是和整个证券投资市场有密切关系的,这种市场风险是固有的,不可更改的,通常是由于某种不可抗力引起的市场证券价格变动,这种因素可能是国家进行的某项宏观调控经济的政策,也可能是国家为了经济更好更快发展而颁布的某项法律法规,这些都有可能从根本上引起证券投资市场的行情变动。统计方法和模型的使用能够帮助投资者看清证券投资的大形势,避免投资者因选错方向造成不可挽回的重大投资失误,虽然不能够完全避免系统风险的负面影响,但能够提供一定程度的借鉴工作。通过统计方法的引入和使用,就能利用统计模型很好地进行投资方案的选择和判断,尽量减小系统风险带来的损失,提供最优的选择方案借鉴。2.非系统风险。非系统风险是指影响部分企业、行业的证券行情,对整个证券投资市场并没有大规模的影响作用的一种证券投资风险。非系统风险可能使得投资者在对某个行业或企业进行投资的时候反向操作引起重大的财产损失。通过统计方法的引入和使用,就能利用统计模型和一系列数学参考值很好地进行投资方案的选择、判断和组合,对证券市场进行一个宏观的理论分析,尽量减小非系统风险带来的损失,提供最优的选择方案借鉴。

二、统计方法在证券投资应用

随着统计方法的不断完善和创新,其在很多行业得到了广泛应用,并且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下面我们就统计方法在证券投资中的重要应用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以便能够使其在证券投资中充分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和价值。1.相对数。应用在证券投资中的相对指标一般是指在经济生活中的两个相关指标的比值,它能够体现出两种不同经济现象的数值对比关系。这种抽象的数值指标对比值能够更清晰地进行两种经济现象的对比和分析,这在证券投资方面也是同样适用的。一般情况下在证券投资的领域中较常使用的指标有以下三种:第一种是证券的发行总量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这个指标能够清晰地展现出国家在筹集资金的过程中证券和股票在其中所占的比例和所起的作用大小;第二种是证券发行所剩总量和银行贷款总金额的比值。这个指标的最大作用在于能够对比出证券投资通过债券等形式筹集到的金额总量和银行用贷款形式收集的总资产的大小,这能够展示出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程度,还有发展的规模和效率;第三则是企业的总资产和总负债额中证券所占的比例大小。这个指标可以展示出企业的经济自主水平和能力,还可以检测出稳定增长的经济政策对企业的作用程度。除此之外,经济相对指标还可以应用在对上市公司进行资本分析中,投资者可以运用相对数对上市公司的股票结构的合理性进行简要的分析,并和其他同一行业的其他企业进行比较和分析,特别是在进行各方面水平都不相上下的上市公司的具体分析时,通常可以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能够帮助投资者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比较和分析一段时期内的公司财务指标状况能够对这个公司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简单的预测,当然还有很多在企业财务分析中起到重大参考作用的相对指标,这些指标的广泛使用给证券投资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数据上的借鉴和参考。2.均值和方差。投资者在进行证券投资的每一个决策都是深思熟虑和充分利弊权衡之后所得出来的,都是以获得更大收益为最终目的的。投资者在权衡收益和风险的过程中都是以股票涨跌的平均水平为参考的,方差值的大小则是考虑证券投资风险衡量的重要指标。除此之外,投资者为了充分了解股票的实际收益和企业的资产拥有情况及真实资产水平,还会进行每只股票的近期实际收益、企业最近资产水平等指标的平均值。3.统计指数。证券投资市场每天都会有各种证券和股票的交易频繁进行,不同证券和股票的价格、种类各异,涨幅和跌幅也是瞬息万变。在如此复杂多变的证券市场交易中,单凭几个单薄的股票和证券指数是难以对整个证券市场进行宏观掌控的,不全面的数据也很难为投资者提供全面的投资指导。因此,综合指标的存在就显得十分迫切了,这对于展示整个证券投资市场的变化和发展趋势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的,也能够帮助投资者从更加宏观的角度进行投资市场趋势的把控。这个综合指标是综合几个有代表性的上市投资公司的证券和股票的成交价格算出来的具有指导性意义的价格指数。这个综合指标通常是由具有一定权威和影响力的金融研究机构进行统计和的。这个综合统计指数通常可以给投资者判断证券市场行情提供比较可信的数据支持,还可以据此来进行未来市场的预期。4.调查方法和抽样理论。我国证券投资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催生出一批投资咨询公司,这些投资咨询公司为了更好地帮助投资者做出正确的决策,通常会对上市公司的各项具体参数进行详细分析和调查,这也是投资咨询公司的日常工作。因此,咨询公司的分析调查人员需要具备基础的统计知识,了解和掌握调查的方法步骤。综上,对上市公司进行大范围的调查成为了投资者进行决策的又一重要手段。5.时间序列分析。投资者在进行一次投资决策之前都需要根据证券或股票过去的价格序列做出价格未来趋势走向图。通常有两种方法进行趋势走向图的绘制:形态分析法是依据过去的价格图表做成散点图。并依据其曲线的轨迹和形态来进行未来的价格预测,绘制相应的趋势走向图;切线法则是按照固定的规定和原则,再结合过去价格趋势走向图中画出一部分直线,这些直线的走向则是未来价格的推测趋势。这两种方法都是以时间序列分析为理论基础的。6.概率。在证券投资分析中最经常和最便捷的判断方法就是利用数学概率论知识进行判断了。投资者在进行证券和股票的买入时,通常是因为该投资者认为这个证券或股票在未来的上涨可能要大于其他同行,对于一个下跌可能明显大于上涨可能的证券或股票,投资者自然会避而远之。但是由于影响证券投资市场的不确定因素很多,各种指标也仅仅是起到一个参考性的作用,这也是一种概率判断方式,经验丰富的投资者通常会理智看待和各种指标,根据概率论知识判断其可信程度,从而为最终决策提供正确参考。

三、结语

综上所述,统计方法的利用在证券投资中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实用价值的。虽然并不能对证券投资市场中的系统风险作出有效抵制,但是对于更常出现的非系统性风险有着十分显著的指导意义。因此,投资者可以在复杂的证券投资交易中利用统计方法进行更加精确和科学的预判,从而尽量减少投资过程中的风险,增加获得收益的可能。

作者:郭丹阳单位: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参考文献:

[1]徐周睿统计方法在证券投资分析中的应用[J]-东方企业文化2014(2).

证券市场线的经济意义篇10

关键词:证券;证券市场;制度;绩效

1引言

我国证券市场的初始发展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即是着眼于国有企业的改革为国有企业筹集资金,通过股份制改革引导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其是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其成立的时候就有着先天性的制度缺陷。依据制度变迁理论的“路径依赖”原理,这些缺陷绝大多数并没有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而消除,而是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不断被放大,已经对我国证券市场的高效运行构成了极大威胁。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目前我国证券市场自身制度缺陷的主要表现及其对绩效的影响。

2市场准入机制存在缺陷

由于政府开始是将国企脱困服务作为市场的目标定位,这样就使得一种最能体现市场化要义的金融范畴,成为在很大程度上听命于政府,服从和服务于政府目标的制度安排。让哪些企业上市,一定时期内上市多少企业,不是市场在严格的制度准则约束下自我选择的结果,而是政府行为的产物。一些远不具备上市标准,甚至经营陷入困境,难以为继的企业,也凭借政府支持或通过虚假包装取得了上市资格。上市的额度管理和审批制度,则进一步强化了企业上市过程中的非市场行为。因为这种制度下,上市指标是第一位的,而上市标准则处于次要地位。于是“跑指标,凑资产,做业绩”,成为很多企业上市的必由之路,而一些真正符合上市要求的优质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却因为指标限制和上市过程中存在的“所有制歧视”很难进入市场。可以说,在市场准入这个关口,金融资源配置就不是优化的。2001年实行“核准制”,后虽然废止了股票发行的额度管理,但在上市资源仍属“稀缺”的情况下,很多业绩好的企业仍然难以顺利地迈进市场大门。

3市场退出机制存在缺陷

将绩差公司和严重违规公司摘牌逐出市场,是市场自然的新陈代谢过程,可使公司经理层感受到严格的制度规则约束和沉重的市场压力,进而勤勉尽责,守法经营,从而有助于保证上市公司质量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种机制的建立与实施,是有效发挥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一个必需的基础性条件。但是,由于地方政府利益和监管部门利益、上市公司利益和投资者利益、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之间的冲突,这样一种成熟市场中很平常、很自然的制度安排,在中国推出却遇到了重重阻力。一直到了2001年,市场退出机制才得以实施,同时这无疑是市场发展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进步。但全面、客观地审视现存的市场退出机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1)这种机制对上市公司仍显得宽容有余。(2)虽然“公司法”对退市有相应规定,但线条较粗,实际执行中没有一个科学的、客观的衡量标准,缺乏具体的、操作性较强的实施细则,退市没有做到规范化、经常化、制度化。退市机制的这些缺陷使上市公司的总体质量无法保证,是制约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

4市场监管机制方面的缺陷

建立在市场化监管手段基础上的严格而有效的市场监管,不仅有助于保证市场运行的有序性、规范性,维护市场稳定,降低市场风险,而且会对上市公司经理层形成强力外部监管约束,为提高公司资源配置效率所必需。从现实情况看,证券管理层的监管仍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法律制度建设比较滞后。即使已经出台实施的法律法规,有些或有悖市场经济规则,带有很强的计划经济色彩。有的线条较粗,不具备充分的可操作性。证券管理层的监管理念落后,监管缺乏主动性、预见性,基本上是公司出现问题才采取措施的救火式,事后监管,监管政策也没有连续性和稳定性。各级监管部门的职能、层次不明晰,降低了监管的效率,忽视了证券交易所作为一线监管部门的功能,证监会的效率没有得到充分地发挥监管依据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滞后于市场发展速度,有些法律法规不符合国际惯例,导致了可操作性差等一系列问题各监管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合作,特别是证券监管部门和银行监管部门缺乏沟通,致使有些企业将银行信贷资金投入证券市场,造成市场资金供给虚假繁荣以及市场隐患等。

5我国证券市场内部结构的非均衡性

证券市场的最根本基础是股份制度,没有真正的股份制度

[1] [2] 

,就不可以有长期高效率的股市运行机制,其积极作用也难以发挥。股权结构则又是股份制度的核心内容。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已经表明,上市公司是一种典型的集体产权安排,作为合约纽结的企业,其内部的股权结构安排,会直接影响公司绩效和价值与发达国家成熟证券市场相比,我国证券市场最显著问题之一就是证券市场内部结构的非均衡性,证券市场被严重分割,市场结构不健全,缺乏有效,统一的市场体系。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较为复杂,既有a股、B股、H股,又有国家股,法人股,内部职工股等划分。a股、B股、H股虽然能够在证券市场上流通,但三种股票却因流通市场的不同而彼此处于分割状态。这种股权结构被严重分割的状况,不利于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也降低了证券市场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