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研究综述篇1
【关键词】皮锡瑞；《经学历史》；研究
皮锡瑞（1850-1908），湖南善化（今长沙市）人。字鹿门，一字麓云。清末著名今文经学家。《经学历史》是其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此书对经学及其历史作了简要、清楚的介绍与评价，内容涉及经学史中的重要典籍、各种流派和代表人物。现代经学史家周予同先生又为此书作了详细、精当的注释，举凡典籍、人物、典章制度、生词僻义，均一一引征文献、详加阐发，为原书增色不少。
此书成为普及性极高的一部著作，对其的研究虽然并谈不上如火如荼，但稍加留意，还是有不少学者关注于此。主要吴仰湘、马少甫、张国华、潘斌等人，并且，这些人当中也不乏对皮锡瑞或《经学历史》进行过综述性的研究，但可能尚存有可补缺指出。检索并研读近十年来的论文研究，笔者认为，对《经学历史》的研究，大致可从以下几方面概括论述。
一、对该书作者的研究
该书既出自皮锡瑞之手，则必然要考察作者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了个人的独特经历，也必然要关涉到个人所处的社会大环境。所以，对作者的研究也就包括了不止单一方面的内容。
1.生平
周予同在其《经学历史》注释本的序言中对皮锡瑞的传述只寥寥数笔带过，并说：“我很惭愧，我所得皮氏的生平，仅仅简略如。他的生卒、他的师友、他的学术的传授，我竟无法查考。我曾辗转地询问过几位湖南的学者，但不是没有回音，就是以‘不知’答。”对此，吴仰湘的解答是，1938年，皮锡瑞之孙皮名振继发表《皮鹿门先生传略》（附有详尽的《皮鹿门先生著述总目》）之后，接着又出版了《皮鹿门年谱》。此书大致描绘出皮锡瑞生平和学术的粗糙轮廓，为后人了解和研究皮锡瑞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吴仰湘认为此说可信性已极高。关于皮氏的生平，诸位学者之间也便不存在有多大的出入。潘斌《皮锡瑞经学研究综述》即言“吴仰湘先生所著《通经致用一代师——皮锡瑞生平和思想研究》一书对皮锡瑞的生平多有研究”。
2.思想
对作者思想的研究，多是由《经学历史》一书中探析而来的，既有学术思想，又有政治思想（变法思想），此工作做的较为出色的可谓是马少甫和吴仰湘二人。“皮氏学术思想中‘通经致用’与实学考据的并存，反映在《经学历史》中便是书中虽能客观如实地叙述经学在传统社会中发展演变的表现，但对经学发展过程中许多重大环节的却有偏颇。”马少甫把《经学历史》与皮氏本人相统一而论，是对皮氏思想进行解读的做好方法，并且，他的这种观点在他的其他著作或论文中也总是多有涉及。吴仰湘对此的研究也更多地是综述了前人的成果，张舜徽特别推崇皮氏的“通人之学”，说：“我们认真考虑到皮氏学术成就的全貌，实是通学门庭，在许多问题上，能见其大，能观其通。近人只把他看成专治今文家言的经师，那就太缩小他的作用了。他在清末，实是一位极其博通的学者，论其造诣，远远超过了王闿运和王先谦。”另外，杨向奎也认为皮氏的治学态度极其严谨“皮氏说较谨严”。
关于皮锡瑞的政治变法思想，学者们都在各自的学术研究中多有论述，在此鉴于重点在于《经学历史》一书的研究，故略去对皮氏政治变法思想的阐述。
二、对文本本身的研究
1.编纂体例
对《经学历史》编纂体例做出比较的多研究的当属马少甫和张国华，二人在此问题上并无太大的出入。并且，查看对此方面的研究，研究者们都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即肯定皮锡瑞著《经学历史》在其编纂体例上的开创性，“该书不仅从时间的跨度和内容的广度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经学史的编纂特点，且吸收了西方史学的章节体体例，将经学在传统社会的发展史用一主题思想贯穿起来，从而成为第一部完整意义的经学史，并对近代的经学史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马少甫认为，《经学历史》的体例区别于以往的任何一种，非传记体，非书志体
，非学案体，这是《经学历史》在编纂上最大德不同，具有极大的开创意义。众多者也承认此说。
例如，1936年，马宗霍作《中国经学史》，马氏在自序明谓：“晚世有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始自具裁断”，肯定了皮氏在经学史研究的首创之功，体例上，马氏在书中史论结合，在章节体已走向普及的时期（马氏书成于1936年），仍然与皮氏之书的形式无大改动，足见马氏是在纠正皮氏，同时也看出其受皮氏影响之深。
2.校对纠误
在近十年内，对《经学历史》的校对纠误工作虽为不多，但还是有的，这与皮著、周注的严谨治学态度有关，但若仔细推敲的话，可能错误还是难免的。在此方面做出一定贡献的有宋立林、王亚婷等人。宋立林指责皮氏门户之见，“如对三国王肃，皮氏即大加鞭挞，将之与刘欲并称为“经学之大蠢”，指责其伪造群书诸注，所论似甚痛畅。近因研究《孔子家语》，重读此书，居然发现皮氏在此却出现低级谬误，而周注更错上加错。读之愕然。”由此可见，具有对经典的质疑精神非常重要。
再者，王亚婷在吴仰湘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对《经学历史》的较为全面的一次点校纠误工作，包含了断句之误、校勘之疏、分段之失及可据初稿本补正的部分。其针对周注本的点校，提出了具体可行的修改意见。
三、对文本内容及相关延伸的研究
1.具体内容及对其评价
在《经学历史》的具体内容研究方面，主要包括对此书中关于中国经学史分期的问题及对此书内容的评价问题。马少甫特备推崇皮氏在《经学历史》一书中的观点和看法，并据此规定《经学历史》乃“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中国经学史著作”。
吴仰湘从《经学历史》的实际内容出发，通过具体的分析得出“《经学历史》并非经学史著作的结论”，“《经学历史》的‘十个时代’一直被学术界视为皮锡瑞所分中国经学史的‘十期’，并因此将《经学历史》视作中国第一部经学史著作。然而细读《经学历史》，可见书中分十个时代所作的论述，并非是对经学史的分期与评述，而是着力宣扬‘尊孔’、‘崇经’的思想，体现出皮锡瑞‘信古’、‘崇汉’、‘主郑’的经学取向。”
吴仰湘的论述也借助了其他学者的评论：周予同“就史学说，他这本书就不免有宣传的嫌疑了”；杨向奎则反对此说，认为皮氏的思想具有时代的特点，无可厚非；田汉云则比较客观冷静地对皮氏《经学历史》做出了评述。他认为，皮锡瑞还是用比较简单明了的文字论述了中国经学史的大致脉络，勾勒了经血发展、演变的主线，特别是对经学史“十期”的划分，“这种思维方式和划分阶段的方法，显然得力于公羊朴素进化观和西方进化论。尽管皮氏的划分和概括未必十分恰当，但毕竟第一次做到了按照经学发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分析其阶段性特点，把它视为其中包含有进化嬗变之理的客观研究对象，并且提出了自成系统、自有见地的看法，因而明显地具有学术近代化的特征。”此对《经学历史》之内容和评价可谓是较为可取的。
2.特点
《经学历史》一书，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结构上，其最大的特点莫过于其会通性、宏观性。这里的“通”，包括时间跨度、内容的广度，同时也指皮氏写作思想的一致性。皮锡瑞以前的历代学者，他们对经学的论述都还称不上一部“经学史”，他们也没有用“经学历史”冠名其著述的明确意识。在《经学历史》一书中，皮氏从孔子删定六经述起，以儒家经典在春秋时期的流传为上限，而以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为终结，对前经学时期以及经学独尊以后的各个阶段都有涉及，与经学发展始终的轨迹基本吻合，反映了经学从始到终的全部历程，既是对传统经学史的发展，又是经学发展的一个全过程的总结。因此，从时间跨度来讲，《经学历史》一书是第一部完整的中国经学史。
另外，《经学历史》一书的另一个较为明显的特点还表现在该书的编纂体例上。此点在以上部分已略有提及。《经学历史》在述论经学发展的过程时，将经学史划分为十个时期。每个时期的标目实际上也就是该时段的特点。在讲述每一时段的经学发展时，皮氏从制度、经籍、人物等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皮氏中间还插有皮氏之评论，夹叙夹议，“史”“论”结合，这种撰述方法既注意到了经学发展过程中“面”上的表现，又注重“整体”与“局部”的统一。
最后，写作特点上，《经学
历史》一书表现出了作者个人强烈的主观情感色彩。“皮氏虽然学出今文，门户之陋习固不可免”③；吴仰湘在其论文著作中也多次指出皮锡瑞著《经学历史》时所表现出的浓郁的个人评判特点。并且，学人们在研习《经学历史》时基本上都能够注意到这点，而是自己站在较为客观的立场之上。
四、对未来研究的期望及建议
此项研究多数学者没有明确主要地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只有较少的学人对此提出了具体的期望和建议。吴仰湘认为目前对皮氏《经学历史》的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欠缺较多，提出在以后的研究上期望能够向系统化、全面化、深刻化的方向努力。
马少甫认为应将其置于时代的背景下，“《经学历史》作为时代的产物，它在反映皮锡瑞的治学观的同时也折射出了某些时代的特征。将<《经学历史》置于时代的大背景下予以考察，自能从中透视出‘皮锡瑞式’的知识分子在近代中国面临千古未遇的大变局时价值取向、治学路径，这样，《经学历史》便有了其超越自身的‘坐标’的意义”。
就目前来看，对《经学历史》研究，有了一定的成果，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存在着许多不足指出有待进一步的研究，要努力从更多的层面、更广的角度、更深的维度去对其形成系统的不断改进、并联系当下的深入研究。
注释：
①周予同，《经学史与经学之派别——皮锡瑞<经学历史>序》，载上海《民铎》第九卷第一号，1928年.
②潘斌.皮锡瑞经学研究综述[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2（2）
③马少甫.《经学历史》与皮锡瑞学术思想初探[j].北方丛刊，2006（4）.
④张舜微.皮锡端[a].清儒学记（卷七）[m].齐鲁书社，1991：358-364.
⑤杨向奎.鹿门学案[a].清儒学案新编（卷四）[m].齐鲁书社，1994：341.
⑥马少甫.皮锡瑞《经学历史》编纂特点[j].史学史研究，2003（2）.
⑦宋立林.皮著、周注《经学历史》纠误[j].文献季刊，2008（1）.
⑧吴仰湘.皮锡瑞《经学历史》并非经学史著作[j].史学月刊，2007（3）
⑨吴仰湘.大陆皮锡瑞研究述评[j].船山学刊，2005（2）.
⑩田汉云.中国近代经学史[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348-365.
⑾张国华.读皮锡瑞《经学历史》[j].华夏文化，2004（4）.
【参考文献】
[1]皮锡瑞著，周予同注.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马宗霍.中国经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3]皮名振.皮鹿门年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
[4]朱维静，周予同.经学历史论著选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5]杨向奎.鹿门学案·清儒学案新编（卷四）[m].济南：齐鲁书社，1994.
[6]田汉云.中国近代经学史[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
[7]吴仰湘.大陆皮锡瑞研究述评[j].长沙：船山学刊，2005（2）.
[8]马少甫.皮锡瑞《经学历史》编纂特点[j].史学史研究，2003（2）.
历史学研究综述篇2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假新闻问题研究述评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关于井冈山精神研究综述近年来关于“后危机时代”研究综述国内学术界关于电子社区研究综述国内学术界关于中苏论战研究综述近年来和谐哲学研究综述近年来张之洞研究综述国内近年来关于宽容教育的综述近二十年来我国学术界对锅庄舞研究现状综述关于近年来国内外软实力研究的综述近年来CnKi上关于大学“行政化”的研究综述近年来关于幸福感研究的文献综述近年来关于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研究综述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高薪养廉”问题研究综述近年来关于学习困难学生认知特征研究综述近年来国内关于马克思公平观的论文研究综述近年来国内关于乡村旅游规划的研究综述关于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综述近年来国内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研究综述中国学术界关于“实事求是”的研究综述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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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长军.加强部队军史馆（荣誉室）建设的几个问题[J].军事历史研究，2013（1）：166.
周鹏.军队党史军史编研工作信息安全问题及对策[eB/oL]，2011-03-05..
欧阳淞.认真学习贯彻全国党史工作会议精神，努力开创党史资政工作新局面[J].中共党史研究，2010（12）：12-13.
徐星，王亮.党史军史学习教育浅议[J].军事历史研究，2011（4）：147-149.
历史学研究综述篇3
[关键词]河南省 县级图书馆史民国时期
[分类号]G250.9
1 引言
晚清以降，河南省县级图书馆建设顺应时代、当地需求而相继而现，历经数次社会变革和战争洗礼，在蹒跚中学步、成长，从而促进了当地以及整个河南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2009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由陶善耕所著的《评旧时河南县级图书馆寻踪》(五陋居札记)一书，便向人们展示了旧时以河南县级图书馆建设与社会变迁为主线的壮丽诗篇。该书以各县图书馆沿革为中心，以时间先后为线索，其纵向跨度之长，空间维度之阔，事件、人物之丰富，使得这部著作完整厚重，条理清晰。不仅再现了河南地方图书馆发展历程，而且也为我国图书馆史研究的区域化及走向深入，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
2 一部富有引领学术的厚重之作
2.1 应和学界向下趋向，推动我国区域图书馆史研究
以地区为单位的历史研究的价值在于：中国疆域太大，只能先把每一个地区的历史研究清楚，才可能做全国的综合的研究。近年来，地方区域研究的兴起被视为中国当代历史学研究的一种新趋势，一般认为，这是在法国年鉴学派影响下，战后历史学目光更多地转向关注下层社会历史的学术潮流的一种表现。即使如此，地方区域史的研究依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中国固有的历史研究学术传统依然“阴魂不散”，时刻影响着我国历史研究的现状。仅以图书馆史研究而言，全国各省都有自己的图书馆，县市也都有自己的图书馆，而近年来，图书馆史的研究，尤其是各地方的图书馆史研究还存在很大的可开拓空间。据初步的统计，国家图书馆史的研究著作有李致忠主编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史1909-2009》，谢灼华主编的《中国图书史与图书馆史》等，全国30多个省市的图书馆史也只有《陕西省图书馆馆史(1909―1989)》、《重庆图书馆馆史1947―2007》、《湖北省图书馆百年纪事》、《天津图书馆百年纪事》、《湖南图书馆百年志略》、《上海图书馆史》、《山东省图书馆志》、《浙江省图书馆志》等少数几个省市的馆史，全国大多数省市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至于市县的图书馆史研究，除了南京、厦门、宁波、济南等比较发达的城市以外，更是一片空白。基于上述认识可知，《评旧时河南县级图书馆寻踪》作为一本最新的县级图书馆史，其出版发行，无论对于促进各县地方图书馆史的研究，还是促进我国地域史的研究，摆脱传统学术之局限，都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
《评旧时河南县级图书馆寻踪》一书，根据各县级图书馆各异的政治、经济、地理、文化、人力配置，分别从沿革、规模、馆舍配置、相关史事、战争和人物、重要的大事记等展开叙述。采取纵写沿革、横描规模、贯穿人物事件的方法，以可查、可信的创设图书馆的年代为序，逐个地罗列叙述，又基于旧时河南地理位置的限定给予了该书空间的基本框架，做到贯通古今，综合历史，保持了记述的逻辑性、系统性，从而理清了从晚清到民国社会各县图书馆的发展脉络。
应和了学界向下突破的倾向，突出本书地方志、区域史的特点，以各县为点，以若干县的比较为线，以全书各县为一个整体呈现出视觉面的广阔性和全面系统性。寓全省的共性于地方的个性之中，如作者在文中所述：“旧时河南县级图书馆就是一个禹穴。”在旧时河南县级图书馆的禹穴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跌宕蜿蜒的穴道，这条穴道时而宽敞，时而狭窄，时而阻塞，从晚清到民国，断断续续的通向尽头。当然无论在哪个时段，这里都充满着生命的搏动。基于地方史和区域史的研究不难看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全面了解河南各县图书馆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就可概知总结出全省图书馆发展的脉络。
在图书馆建设的百花园中，有富贵娇艳姹紫嫣红的牡丹，亦有漫山遍野娇羞淡雅却点缀山间无比清秀的雏菊。以各县为单位，多管而窥尽详河南省县级图书馆之溯源及全貌，可谓是蔚为大观!溪流潺潺，细水绵绵，历经高山低谷的起伏跌宕汇聚成一条奔腾不息的壮美江河，奔流人海，以澎湃多姿的热情融身于近现代中国图书馆建设这幅员辽阔的海洋之中，在阳光的照耀下一并折射着自己的熠熠光辉!
在今天看来，该书的出版对我们了解基层图书馆文化建设，促进各级各类型图书馆间的协作和协调，初步形成以市图书馆为中心，以县、区图书馆为纽带，以基层图书馆、室为棋子的图书馆网，起到积极的借鉴作用。
2.2 资料翔实，立论严谨
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是治史必须遵循的原则，而要做到这一点，掌握大量的史料必不可少，毕竟，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起点。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研究历史必须根据史料来研究，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历史学家必须掌握大批史料，没有史料的史学家如巧妇难作无米之炊。正如马克思曾强调指出：“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也强调占有材料，在近代中国有代表性的资产阶级史学家傅斯年有这样的言论。他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具体到图书馆史而言，资料是基础，不占有大量、全面、实实在在的资料，就难于写出史实衔接、内容翔实、有血有肉的鲜活历史。从这一意义上讲，《评旧时河南县级图书馆寻踪》一书，是一部倾力倾心之作，饱含着作者及很多工作者的奋斗和艰辛。为征集史料，陶善耕竭尽全力，访问咨询相关人员，其涉及范围之广，内容资料之翔实，可谓广征博采。至于资料类别，不仅有县志、报志、个人生平简谱、个人事迹，亦有议会记事、视察报告、图书馆述文、讲演集，同时还包括了行政计划进度表、机关统计表、碑文、对联、挽联等等。上述材料使得该书参考文献包罗繁复，其中最主要者有各地县志、《河南教育月刊》、《河声日报》、《河南文史资料》及各地文史资料等。
大量的占据史料，使得该书内容丰富，如在言及一些优秀人物无私奉献、任劳任怨的事迹时，涉及有封丘县掩护地下党工作的志士，也有拓城县不领薪水、义务服务大众的馆长等。此外，通观全书，一百零九县，繁多精简，并非套用单一的模式，统一的规格，让读者能够阅而不厌，每每观之各县都有新的内容闪现，之所以
能够做到这一点也正是基于史料的丰富性和全面性。
在翔实的资料基础上，该书立论严谨，分析之客观，判断之科学，通书多有显现。如在提到通许县时，作者根据刘煜淮的视察报告说：通许县馆内“分图书，阅报，卫生，博物，理化，游艺，国耻纪念及学校成绩各室”，但其后的实施情况，则由于缺乏第一手资料难以叙述。又如一百零九县图书馆缘起的时间问题，究竟是始建?始设?创建?创设?开办?建立?设立?已有?作者依据史料多做出了精确的描述。
作者陶善耕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直书史事的优良传统，以高度的责任感来对待自己从事多年的工作，坚持史为记事传言之书，必须善恶具书。以鄢陵县为例，书中提到县里图书馆的馆长和馆员“思想陈旧，对于馆务，仅能维持，毫无发展能力”，“地址偏僻，阅览不便”等等。如此书写，承袭了我国历史上客观记载历史、不存偏见、不虚美、不掩恶的史学传统，逼真再现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资料翔实和立足史实的结合在撰写历史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文献研究确实是有其事务性和技术性的，如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同时亦应有相当的提升与凝练，以资鉴后人。该书作者便善于从一个总的大方向人手突破，不只是埋头于故纸堆里的言“然”，更为批判性地总结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规律，阐明历史轨迹，砥砺同仁的敬业精神。每篇关于各县的记叙都将客观纪实性与专业学理分析融会贯通。
总之，《评旧时河南县级图书馆寻踪》一书全面有序的收集历史资料，梳理和记述，脉络分明，发展进程主线清楚，立论严谨，总结科学，启迪后人。
上述优长之外，该书还有其他值得肯定之处。首先就篇章结构而言，该书结构合理，层次分明，纲目清晰，自成体系。以条目体的形式，以篇目统类目，以类目统条目，清晰简明的呈现给读者。全书以说在前面的话为总概；以寻踪各县级图书馆的沿革为主体，翔实地方史，由下而上的视角分别看各县沿革及其对全省精神文化建设的影响和促进；补缺则对尚未说及的诸县进行略记作以系统的补充和完善；附页则收录了省级部门的一些关系到地方各县的资料，逆而行之，又以由上而下的反视角，印证和展现县级图书馆的整体性发展历程。再就是语言表述方面，该书叙述语言准确、严密，论述精辟，毫无艰涩之感，语言感染力较强，事实铺述亦引人入胜，专业性和记实性都很强。总体而论，《评旧时河南县级图书馆寻踪》一书是一部引领我国图书馆史研究方向的严谨、厚重之作。
3 缺失
3.1 史论结合及比较分析不足
所有的史家都主张论从史出，史论结合，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就是充分占有材料，分析历史事件的各种发展，从中探寻其内在联系，完全从事实出发，内在联系的更确定的表现，是规律历史发展成螺旋形，在螺旋曲线的不同位置的近似点上，可以看到各种现象的重复性和常规性，从中发现历史规律。《评旧时河南县级图书馆寻踪》一书所涉及的20世纪上半叶河南各县，作为河南省图书馆整体发展中的个体，均位于螺旋曲线不同位置的近似点上，若能加以分析总结，则可获取共性、非共性的规律性认识。遗憾的是，该书尽管搜求到翔实的文献资料和记录，也有作者的一些论断、观点，而总体感觉是重史轻识，缺乏理论高度。
葛懋春指出：历史研究从搜集资料开始对历史现象的分析评价，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在有关事实的全部“总和”中，把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本质和现象加以严格地区分，通过研究历史过程及其内在联系，使人们了解过去，洞悉现在和预见未来。而《评旧时河南县级图书馆寻踪》一书给人的感觉是史料汇编的气味太浓，史料的抉择也欠精当，恐欠取舍不严的斟酌。比如有的县缺乏文献记载，以至于作者在描述时非常简略，有限的资料择取起来余地很小，那么，为什么没有文献记载呢?是没有历史发展的印痕还是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影响?为什么会在这几个县出现这样的状况呢?作者应该着笔从政治、经济、战争、地理、文化等多方面来加以分析。期待作者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理论高度，以一览众“县”小的气势，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将一百单九县分门别类加以综合比较，是高山耸立?是蜿蜒连绵?是满山苍翠?还是尽显荒芜?这都是我们值得去分类探索，比较综合的内容，也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好一个开拓者，以启山林。
有史有论，有述有见解，有史才能有论的根据和依托，有论方能有实效有启迪，有了论才能让有血有肉的历史，更加鲜活。
此外，该书也缺乏各县之间的比较分析。
根据可比性的原则，用唯物史观作指导，综合运用各种有关史学方法，克服历史比较方法的局限性，在比较的过程中要求同时运用比较和综合、抽象与概括的逻辑方法，做到横向纵向的比较，宏观和微观的比较，相同部分和不同部分的比较。而我们在该书中看到的只有综合缺乏比较，只有单个县的概况，缺乏横向各县具体情况的比较以及同一时段、不同时段内的综合比较，继而得出总结。这样，许多问题难有圆满答案，如为什么会出现伊川县图书馆的筹划未果，潢川县为什么会在1922年有独立建制的图书馆，等等。
通过科学深刻的分析比较，该书应该对以下问题作出问答：河南各县图书馆产生、发展的背景对当前图书馆现代化有何启示?在中国图书馆的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县级图书馆的发展应选择一种什么样的道路、方向?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最基本的图书馆学思想又是什么?只有这样，河南省县级图书馆史的研究才能突破自身的研究局限性，在当代文化建设中找到新的突破和自身的位置。
3.2 口述史料运用不够
口述史，亦称口碑史学，即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或由此形成的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学科分支。不少重要历史事件有文字记载，但不能反映历史的细节，更不能呈现历史中人的真实面貌――而口述史的价值却正在于此。口述历史近些年来在国际学术界受到广泛和高度的重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口述历史在复原历史方面，有其他任何档案、文献资料无法替代的价值。口述史对于史学工作者的工作方式，带来重大的变革。以往大部分历史资料，均查之于图书馆、档案馆，所谓“无一字无来历”，实际上是无一字不是来自文献。文献资料之与口述资料，一个死，一个活。文献资料不能再生，口述历史则有源头活水。一个是“读”历史，一个是“听”历史。读者与文献的关系，只能是读与被读的单向关系，文献不会说话，作何理解都是读者的事。口述资料不同，不只是受访对象有声音，可以与同一对象反复对话，而且还可以就同一主题与不同对象重复对话，反复验证结论，不断地去伪存真，其结果，可以使得研究结论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实。口述史的开展，为历史研究特别是近当代史的研究，开辟了可以自由驰骋的天地。史学工作者可以从与世隔绝的深院，走向鲜活生动的民间。
《评旧时河南县级图书馆寻踪》一书中，伊川县、息县、临漳县、伊阳县、民权县……诸县极为简洁，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现存的文献使然，然而这并非没有弥补的手法。其中，口述资料的运用就是很好的路径。作为一部近现代史著作，许多历史亲历者尚在人世，该书的作者没有或者很少注意到口述史这一新的研究方法，使该书像一般史书那样，是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面孔，由冷冰冰的事件、一大串的数字等材料僵硬地组成。忽略了历史在本质上是生生不息的，除了身躯和骨干之外，也有奔腾的血液和能够传达人类情感的肌肉组织。使原本可以鲜活起来的历史场面再次变得呆板，错过了使该书成为一本“活”的、“鲜活”的历史著作的可能。
历史学研究综述篇4
查索古来文化典籍，关于书画史志的文献不胜枚举。其中，出自近代学者，动辄言以数十、百万计的有关中国书法史、绘画史之类的“砖头式”著作，亦俯拾可见，面对这些丰富的书画史籍，我们必须以科学而又审慎的态度，对之精心采择、深度探析。毫无疑问，这是一条寂寞之道，身处当下“多元激荡、诱惑丛生”的时代，尤其需要有沉静的治学心态和百折不挠的向学之志。另外，中国书画史籍每由文言记述，故而要求学人应当具备较为扎实的古代汉语、文史知识根底。由于书画史籍行文往往旁征博引、譬喻丛生，有着显见的跨学科特色，比如韩愈的《送高闲上人序》，既是优秀的古代散文作品，又是细腻而酣畅的书论文章；杜甫的《丹青引》《画马赞》，白居易的《画竹歌》，则兼有诗歌与画论之长。所以，以之为母体所展开的专项研究，自然形成一门综合性学科。在文艺研究领域，若欲对某个综合性学科的学术研究有所期许，则“驾驭者”非为广览而又深探的“杂家”不可。综上所述，该专业领域对其研究者颇为挑剔，缺乏相应的“立体型”知识架构，要出成果是很难想象的。
目前，国内有高校专门设置“中国书画史籍研究”专业者，其现实意义自然不言而喻。深入研探历代递续流传下来的书画史籍，本身就是在坚定地传承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从宏观上看，中国书画艺术在世界文艺时空中自成体系，有着独特的技法、面貌与精神内涵，绝不容漠视、误读与遮蔽。而“求集众说，罗群言，冶融抟结，依时代之次序，遵艺术之进程，用科学方法，将其宗派源流之分合，与政教消长之关系，为有系统有组织的叙述之学术史”②书画史籍研究工作，无疑是中国书画挺然辉耀于全球艺林的重要支撑。至于具体的研究方法，我国先贤的体例、角度及修辞，固当认真借鉴，同时，还应该本着全球视野和当代立场，对包括西方在内的最具科学含量与操作优势的学术方略进行积极吸纳、施用。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工作才能更有视域广度与理性深度，更富生机与活力。
就笔者个人而言，对唐代书画典籍一直有着浓厚的探究兴趣。唐前书画史籍，一是相对零散芜杂、真伪交混；二是撰述手法不够成熟，多感性呈示而少理性密织，并且数量上相对单薄。而李唐之后，时风移易，沉雄浩博的帝国气象已一往不复，相应的书画史论撰述，亦渐趋冗繁琐碎。反观有唐书画典籍，丰厚开张，文质兼赅，无论体例还是观点、语词，都颇多可圈点处。就书论言，欧阳询的《三十六法》、虞世南的《笔髓论》、李世民的《笔法诀》、孙过庭的《书谱》、张怀瓘的《书断》、李嗣真的《书后品》、窦臮的《述书赋》、徐浩的《论书》、颜真卿的《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等；画论则有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张璪的《文通论画》、李嗣真的《续画品录》、张怀瓘的《画断》、窦蒙的《画拾遗录》等，都是值得反复披览、细细研读的精品。个中，笔者尤好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这部我国首部绘画通史著作共有十卷，大体上看，可分为对绘画历史发展的评述与绘画理论的阐述、有关鉴识收藏方面的叙述、370余名画家传记三部分。搜罗详备，论述精能，允称唐代绘画之“百科全书”，具有承先启后的里程碑意义。
对张彦远及其《历代名画记》的研究，在国内随处可见，是画史画论治学方面的热门课题。其中有罗世平先生的《回望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的整理与研究》（《造型艺术学刊》，2006年），此外还有诸如“《〈历代名画记〉绘画美学思想研究》《张彦远的艺术创作论倾向》《张彦远评传》等专著、论文散见于专业报刊。在山西临猗县，还专门成立了“张彦远研究会”。
张彦远茂才异等，画论、书论骈美并善。《历代名画记》之外，还著有《法书要录》十卷，辑录了自东汉至唐元和年间的书法理论著作共39种，其中有的只存其目，实则只有34篇，“采摭繁复，后之论书者，大抵以此为据”。
对笔者而言，试图在张氏书论、画论思想之间的异同及其相互渗透影响等方面做一些比较研究，从这个学术角度切入，据知，不敢说绝无仅有，起码尚属鲜见。张彦远条件优越、涉猎宽博，具有多方面才艺，不仅是书画史论家，还是书画家、书画鉴藏家。数种身份之间，呈错综交叠状。那么以《历代名画记》和《法书要录》为剖析标本，对张氏书、画理论体系的构建及其相互之间的融通脉络进行尽可能客观的描述与指认，同时厘清其艺术创作与鉴藏对理论的促动与依赖关系，在当下的张彦远研究经纬之中，一定是一件有意义并且不乏挑战性的工作，需要我们努力并进一层探索。
注释：
历史学研究综述篇5
关键词：高校历史专业；主干课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近年来，我校对历史学专业主干课程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进行了不断探索和实践，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的方向
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古代史、世界近现代史是高校历史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也是历史学专业的主干课程。长期以来，由于受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我国高校历史专业主干课程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为：（1）课程教学内容与中学历史教学内容大量重复，不仅课程的“基本线索和主要内容”在“初中、高中课程中都已多次讲过”，“学生得到的新知识并不多”，而且“从深度而言，也大致不出初、高中历史教材的理论框架”。（2）由于教材的出版周期相对较长，导致教材内容陈旧，缺乏对史学界新成果的及时吸收，不利于学生开展探究性学习。（3）课堂教学习惯于以教材体例为线索，用“满堂灌”和注入式的方式将教学内容传授给学生，师生之间缺乏交流和互动，学生们的学习空间和学习途径封闭、单一。高校历史专业主干课程在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弊端，无疑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妨碍了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有鉴于此，我们从“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出发，按照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对高校历史专业主干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了研究，以期从理论和实践上探索出有利于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教学新思路，最大限度地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探究意识、创新意识，诱导和开发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促进学生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具体言之，要通过对高校历史专业主干课程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改革，解决以下问题：（1）如何打破传统的以“教师、教材、课堂”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而代之以“学生、素质、能力”为中心的教学结构。（2）如何突出学生学习过程的自主性、探究性、体验性和实践性，以期促进学生由传统接受性学习向创新性学习转变。（3）如何营建一种自由、开放、多元的学习环境，促进学生智能、潜能和创新性的提升和发展。
二、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按照上述指导思想和实施目标，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历史专业主干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了研究与实践。
（一）深化、拓展教学内容，开阔学生的理论和学术视野，让学生在开放和优化的教学内容中获得全面发展。
1.优化教学内容，压缩专业主干课的授课时间，确立“授课而非授书”的理念。为了让学生在有限的学习时间内提升综合素质，我们将历史专业主干课程由原来6个学期的授课时间改为4个学期，要求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对教材内容作适当、合理的精简和取舍，确立“授课而非授书”的理念。就高校历史专业主干课程教学而言，与中学教材重复的基础知识、基本史实要避免重复讲述，而对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时代特点、重要的学术理论、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则应充分关注。为了让学生有更多的思考空间，每门课程的授课总量也要给予控制。要给学生留下一定的时间，或指导学生阅读参考书，自主地获取历史知识；或进行课堂讨论，强化理论知识的应用。
2.将原来的断代史选修课改为专业核心课，提高了断代史教学内容在课程设置中的地位，同时增设了一些与历史学有关的专门史选修课程。历史专业主干课程授课时间压缩后，将以前开设的秦汉史、魏晋史、隋唐史、宋元史、明清史等供学生选修的断代史选修课程改为专业核心课，目的是在通史课程的基础上深化教学内容，使学生能根据自己的兴趣有所侧重和专攻，形成初步的学术研究能力。同时，又增设了一些与历史学有关的专门史选修课程，如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社会史，以便进一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无论是断代史还是专门史，讲授内容都要避免与专业主干课程重复。
3.通过课程网站中的“经典阅读”“论著选刊”“教学参考”等栏目，及时将史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传授给学生，保持教学内容的前沿性和研究性。一般来讲，“为了知识的系统性和成熟性及相对稳定性，教材的内容不可避免地存在滞后性，教师无论如何及时补充，总会有局限性”。同时，由于“学术日新月异，新史料层出不穷，新方法和观点不断涌现，教材滞后的现象非常严重”。为了改变材内容滞后的现象，我们充分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及时将史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上传到课程网站中的“经典阅读”“论著选刊”“教学参考”等栏目。另外，中国古代史课程网站“学习资源”中的“学术综述”栏目，则上传了大量的史学界研究动态。学生正是通过课程网站，及时了解和掌握了史学界新史料、新观点、新方法，从而保持了教学内容的前沿性和研究性。
历史学研究综述篇6
【关键词】民俗史民俗学口述史学新史学
【正文】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中，民俗研究的历史和传统可谓由来已久。众所周知，民俗是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的，它就像一面镜子，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一个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从广义上讲，民俗是指人民大众在社会生活中世世代代沿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文化模式，它与一个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民族特性和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换言之，我们可将此四项条件视为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现代史研究表明，在席卷全球的新史学和“总体史学”新浪潮的影响之下，当代民俗研究得以重新振兴和崛起，从这个意义上讲，民俗学(Folklore)也称得上是一门“新型”学科。早在本世纪上半叶，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L.费弗尔就撰写了《民俗学与民俗学家》一文，对民俗研究作了精辟的论述。另一位著名的法国学者m.布洛赫也认为，历史学研究必须拓宽研究领域，运用跨学科的新方法，在社会史、文化史、种族史和民俗史等方面有所建树。他进一步指出：“民俗在社会活动中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意义，但在它的下面却掩盖和保留着重要意义。”布洛赫的后继者、历史学家比尔吉埃尔将生理习俗、行为习俗、饮食习俗、感情习俗和心态习俗等等统统视为历史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他完全赞同布洛赫的观点，也认为历史学研究必须面对下层民众，民俗研究的意义非同寻常。
毋庸置疑，口述史研究与民俗学研究拥有共同的文化传统，这是它们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英国著名口述史学家p.汤普森认为，口述史学(oralHistory，亦称口述历史学)的出现和发展，与其说是“发现”，不如说是“振兴”。由此可见，口述史学的某些传统同样是由来已久的。例如，口头传说（亦即民间传说）可以说是历史学最古老的形式，它既是口述史学的历史渊源，同时也是民俗学永恒的研究课题。口述史学是二战后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在其为数众多的学科领域当中，许多研究对象往往与民俗学的研究内容相互交叉和重合，这种双方共有的交叉性质集中体现了当今社会科学整合分化的历史发展潮流。因此，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口述史学家和民俗学家往往会最终走到一起。
然而，口述史学与民俗学之间的界线也是显而易见的，尽管这种界线有时会因种种原因变得模糊不清，常常使人们误入歧途。依笔者之见，除了学科性质各具特点之处，口述史学与民俗学最显著的区别在于，前者注重历史研究，后者则强调文化的延续性。换言之，民俗研究既注重历史，也不忽略现实，但从总的方面来看，其研究范围与口述史学的研究领域是无法比拟的。关于这个问题，下文还将提及。
一
前文提到，历史与文化的交叉点是口述史学和民俗学最为明显的相异之处，那么反过来讲，叙述性则是二者最为显著的相同之点。毫无疑问，在民俗学众多的研究领域，叙述性是一种人们公认的传统因素。之所以称其为“传统”，就在于这一特点随民俗研究的产生而产生，并且在人类社会内部延续了数千年之久，至今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民俗学家S.汤普森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民俗学主要是指“没有文字的人们的文化传统”（《民俗研究》1996年第2期））。纵观民俗学的各个研究领域，如史诗、叙事诗、民谣、民间故事、神话、民间戏剧、传说、谚语、俗话、宗教仪式、习俗和风格等等，几乎都是通过口述的形式才得以保留或流传下来。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人们往往采用民间艺术的形式来保留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文化不发达的落后民族更是如此。从今天的角度看，除了极少数的文献史料之外，这是保证文化延续性的最为有效的方式。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种种众所周知的原因，以往的历史研究很少提及下层民众，因此，占人类大多数的普通人很少、甚至根本没有留下自己过去的思想、情感、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有关文字记载，而林林总总的民间艺术形式则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由此可见，叙述性是民俗学研究的一大优点。
不容置疑的是，叙述性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已成为口述史学最为明显的特征之一，它同时也是口述史学当中最为活跃的促动因素。长期以来，国际史学界流行着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历史研究只能依据文献史料，人们只能阅读历史，“而永远无法听到它们”。口述史学则向这一传统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口述史研究是一种别具一格的治史方法，其特点是以语言形式对历史现象进行调查研究，这不仅能够弥补文献史料的不足，而且还能够主动地接近和研究历史。口述史学的这些优点和长处是其他历史学科所不具备的，其原因在于，口述史研究充分利用了语言的独特功能，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有所创新，不断开拓自己的研究领域，因而能够在学科林立的国际史学界独树一帜。
二
笔者曾多次强调，口述史学的客观性是不容置疑的，而对于民俗学（尤其是民俗史）来说，其客观性能否经得起人们的检验，这的确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口述史学的客观性可以通过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阐释。其一，当代口述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以现代化的手段向提供历史见证的有关人员进行口头调查。从当事人来说，由于他们是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有着亲身的经历和感受，因此，其叙述的历史事实至少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其二，就口述史学家而言，由于他们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参加取证工作的，因此，他们在访谈和取证时自然地保持观察者的客观立场，同时也不会提出新的凭证。这样，口述史料搜集工作的流程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其三，历史研究仅仅依靠文字史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充分的口述史料作为补充，两者必须相互印证，才能真正地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只有这样，口述史研究乃至口述史学的客观性才能够得到保证。
由于历史和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民俗学（包括民俗史）的研究对象多以民间艺术的形式出现，因而其内容的可信性往往会受到人们的质疑。例如，许多神话、民间故事和传奇故事的背面都可能展示出一段漫长而又复杂的人类历史，这在古希腊、印度、爱尔兰和中国等国家尤其是如此。然而，这些神话和故事都是从极其遥远的古代流传下来的，由来已久的宗教传统、崇拜英雄的心理活动及其他因素对其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假设我们抛开艺术，只谈理论，那么，即便是一些与之相关的理论问题，其客观性和科学性也是人们经常争论的话题。芬兰学者塞波·克努蒂拉在1996年4月发表的《地域意识论与民俗学》一文中这样写道：“从民俗学文化研究的观点看，心态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民俗学者并不受下列事实的困扰：在许多方面的历史研讨中，心态被看作是不清晰和非科学的。其实，在人文科学的文化研究领域，任何关键性的概念本身也无清晰或模糊可言。文化本身就是一个时常众说纷纭的题目。民俗学者一直被迫考虑心态的综合性质及其与精神的复杂性、多变性和独特性的相互关系。”
这段语录似乎给了我们一个启示：这其中也许存在着一个误区。如前所述，口述史学注重历史研究，而民俗学则偏重于文化研究。这是两个各不相同的范畴，然而，也是两个相互重合的圆。
转贴于
三
从某种意义上说，口述史学和民俗学是新史学和总体史学影响下的产物，其鲜明的社会性是广为人知的。总体史学的代表人物m.布洛赫曾直截了当地说：“唯一的真正历史，乃是总体的历史。”“总体历史”意味着对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全面认识。布洛赫认为，历史研究必须从实证主义史学和经验主义史学的封闭模式中解脱出来，走向下层民众，走向社会生活。他的代表作《11—18世纪法国农村史的独特性》一书考察了移民方式等一系列为传统史学所忽视的问题，在总体上揭示了法国农村的历史特征，从而进一步拓宽了历史研究的视野。
口述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广大的民众，这也是当代国际史学界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我们不妨以美国为例。美国是口述史研究开展得较为活跃的国家之一，其研究范围从社会史、妇女史、家族史、矿工史到社区史、人口史和种族史等等，几乎将各个阶层的民众都纳入到历史研究的范围。口述史学家毫无隐讳地宣称，证言也可以来自下层的非特权阶级，这样，口述史学家就向那些被看作是定论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英国口述史学家p.汤普森指出，口述史学的最大作用在于，“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与现实密切相联”。总之，口述史学鲜明的社会性给当代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
与此同时，民俗学研究也将目光投向了来自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这也是当代民俗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为数众多的民间故事、民谣、谚语和俗话等等均取材于民间的现实生活，而这些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内容又掌握在广大民众的手中，并且通过口述的形式（还应包括文字资料）世世代代地相传下去。真可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传之于民”。风俗和习俗自然也不会例外，它们是各阶层的民众在数千年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集中体现了一种不可逆转的文化惯性。从历史学的角度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走向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就能够真实地再现历史。毋宁说，失去了社会性这一特点，口述研究和民俗研究的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这一点已为史学研究的实践所证实。
四
较之于现代历史科学的其他分支学科，口述史学无疑是一门典型的具有独立性质的交叉学科，其研究范围相当广泛，几乎涉及到现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在经济史、科学史、政治史、社会史、劳工史、文学史、家族史、妇女史、企业史、部落史、宗教史、种族史、城市史、社区史、音乐史、绘画史、戏剧史、电影史、电视史、军事史、系谱学等史学研究领域，口述研究开展得较为活跃。
口述研究的综合性质是由其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不言而喻，其叙述性和社会性的特点决定了它的广泛性。一方面，口述研究的目的在于为现实服务，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依据，这不能不涉及到多方面和多层次的问题；另一方面，口述史学家搜集史料的方法与众不同，相对而言（较之于文献史料），史料的获取也较为容易。毋庸置疑，这也为口述研究的广泛性提供了条件。
民俗研究由于涉及到“民”字，其研究范围也是相当宽泛的。民歌、民谣、民间戏剧、民间故事、寓言、传奇和传说、谚语、谜语、俗话、史诗、叙事诗及叙事活动、民间舞蹈、民间绘画和工艺、民间音乐、系谱、家史、传记、神话、宗教仪式、各种风俗和习俗等等均属民俗学的研究范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就其研究范围（而非深度）而言，民俗学显然不及口述史学。然而，出于种种原由，民俗学的许多研究课题却难以成为口述史学的研究对象，如传奇、传说、神话、寓言、史诗、谚语和部分民间故事，这也许是民俗学本身所固有的文化传统所致。
五
民间艺术的形式多种多样，其特点是生动、活泼，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易于在民间广泛流传。但是，由于这些艺术形式涉及面较广，因此，其内容显得十分庞杂，难以形成独立的体系，这一点与口述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谈及这一问题时，西方许多著名的民俗学家着重指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十分重要，毋庸置疑，这给民俗研究增添了不小的难度。例如，民间创作的随意性很大，有些艺术形式往往经不起历史的考验，仅仅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模糊印象。从另一方面来说，许多经过千锤百炼而得以保存下来的艺术形式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个别形式甚至能够繁衍出上百种变体，其演变过程同样是相当复杂的。
缺乏第一手资料是民俗学家普遍面临的十分棘手的问题。民俗学家S.汤普森认为，民俗研究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始资料的搜集。然而，民俗研究内容的庞杂直接导致了研究人员的庞杂，由于研究角度和方法不尽相同，搜集到的口述资料不可能是完整的。此外，有限的文学资料必然显得杂乱无章，既缺少条理性，也缺乏系统性。最近，笔者有幸参加了一次大型国际会议，此次会议讨论的主题仅仅是民俗研究的一部分内容。与会的专家和学者分别来自各个研究领域，其中包括历史学家、文学家、民俗学家、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家、画家、摄影家、工艺美术家等等。这些来自方方面面的专家在民俗研究的旗帜下“最终走到了一起”，这种现象确实值得人们深思。总而言之，划定学科范围，选择研究方法，确保第一手资料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所有这一切是民俗学界的当务之急。
口述史研究与民俗学研究有所不同，口述史料的完整性首先表现在资料的搜集方面。一般而言，口述史学家往往要制定出较为详尽和目的明确的访谈计划，计划越是周密，搜集到的资料也就越全面，口述史料因而也就显得较为完整和系统。总之，口述凭证的获取是以资料翔实为基础的。除此之外，如果访谈取证的结果不尽如人意，口述史学家还可以扩大范围，围绕同一个主题进行多次调研，直到获得满意的结果为止。这样一来，口述史学家便能够主动地接近和研究历史，而不是仅仅依靠有限的文献和其他文字资料，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传统的研究模式。
六
早在本世纪初，英国的人类学家便提出了“文化遗留物”的理论，在他们看来，现存的民俗可以被视为远古文化的遗留物。今天看来，这种观点显然失之于偏颇。众所周知，民俗乃历史的积淀，一个民俗学家必然是文化学家，因为民俗集中反映了民间的文化。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发展是极为缓慢的，但文化有其特有的惯性，因此，文化的延续性是不容置疑的。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民俗学家关注的是整个文化的发展进程，即注重历史，也不忽略现实。巴西民俗学家埃丝特·巴罗尼斯·卡尔文斯基教授指出：“民间文化的定义、观念和研究领域，依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范围也可大可小。……无论理论定义如何，民间文化都反映了生活的本来面目。”显然，这一论点与上述观点不谋而合。民间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尽管它不是一个十分清晰的概念，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它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
口述史研究是历史科学研究多元化的产物，口述研究的目的是与文献史料相互印证，从而真实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口述史学本身的客观性所决定的。例如，家族史既是民俗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又是口述研究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之一。一般而言，普通民众的家庭（包括家族）很少留下见诸于文字的历史记载，而现存的文字资料又往往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因此，其客观性便大打折扣。由此可见，口述研究所起的作用是其他研究所不可替代的。在家族史研究领域，许多案例研究主要取决于有关口述凭证的搜集和整理，换言之，家族史研究的质量主要取决于口述史料本身的质量。然而，在同一个研究领域，民俗学则侧重于研究民间流传下来的家族史。肯尼亚学者米维卡利·基埃蒂认为，家史的特征并不存在于书面的形式，在所有讲匈牙利语的地区都可以发现家史。家族成员通过讲故事的形式将家史传给下一代，这些故事往往能够刻画人物的完整个性，塑造人物的传奇人生。朱莉安娜·奥尔西博士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家史记录也是一种艺术形式。总之，这类家族史一般都具有传奇色彩。
七
方法论研究是科学研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依笔者之见，理论框架及其模式、概念分析和研究方法是学科构建的重要环节。正是由于不同的研究方法被引入各个研究领域，为数众多的分支学科才能够最终确立自己的“合法”地位，民俗学（现代意义上的民俗研究）和口述史学自然也不例外。民俗研究经常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实地研究法（亦称“田野作业法”）、民俗调查法、口头咨询法、“采风”等等，并伴之以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其中包括音像技术）。当然，这些研究方法多为“舶来物”。值得一提的是，人们万万不可忽视对文献资料的分析和利用，这一点已为民俗研究的实践所证实。如果不借助文献，而仅仅通过口述资料，人们自然无法知道民间艺术形式的原型，无法了解这些原型的变化规律，无法知晓风俗、习俗乃至艺术形式的发展趋向。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民俗研究也就无从谈起。
口述史学的研究方法较为独特，简而言之，它采用和综合了多种方法。除了综合分析方法和比较方法之外，人类学、社会学和信息学的若干研究方法也被人们广泛利用。就口述史研究而言，口述凭证的搜集是整个研究工作的基础，访谈则是口述史学家和其他历史学家普遍采用的研究手段。此外，还有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法。历史学家可以从现存的各种各样的文献资料中直接提取口述史料，这种方法常常能够使历史学家轻而易举地获取他们所需要的有关历史资料。另外，利用报纸专栏开展征询调查，也是一种搜集口述史料的有效方法。英国历史学家H.梅休认为，这种方法既能够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还可以扩大社会调查的范围。
除了史料搜集工作之外，口述凭证的整理和利用对整个研究工作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整理的目的在于利用，为有关的历史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对于研究人员来说，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同时也必须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搜集工作还是整理工作，先进的音像技术和现代化的通讯手段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工业发达的西方国家尤其是如此。
八
民俗研究的实践表明，现代民俗研究不仅继承了古代研究的传统，而且为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不断创新和改进，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时至今日，国外的民俗学组织已遍布世界各地，相关的学术成果也屡见不鲜。民间文化集中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知识，这种文化必须长期保持和发扬光大，因此，民俗学研究的意义非同寻常。
口述史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从创建到今天屈指数来不过半个世纪，但其影响却是巨大和深远的。口述史学的问世表明，史学领域出现了一场深刻的、根本性的变革。究其原因，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加以概括。首先，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长期以来都将目光投向文献史料，而口述史学的出现则打破了这种旧有模式，向几千年的传统史学观念提出了挑战；其次，口述史学是现代历史科学长期发展的必然产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研究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具有颇为浓厚的“后现代”色彩；再者，以往的历史研究很少提及下层民众，正所谓“英雄创造历史”。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呼唤着史学研究出现新的变革。从另一个角度讲，人民大众是历史的主体，因此，那种无视普通民众的史学研究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要。从这些意义上说，口述史学的影响无异于一场革命。毋宁说，这一革命还在继续。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看到了这场革命的结果。
主要参考资料
1.陆象淦：《现代历史科学》，重庆出版社，1988年。
2.peterDale:ideologyandatmosphereintheinformationalSociety，theory，CultureandSociety，1996，no.3，Vol.13。
3.D.paulSchafer:towardsanewworldSystem:aCulturalperspective，1996，同上。
4.塞波·克努蒂拉：《地域意识论与民俗学》，载《国际民间叙事文学研究会北京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1996年4月。
5.埃丝特·卡尔文斯基：《民间文化的流派和它们的理论涵义》，1996年，同上。
6.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编：《当代国外社会科学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
历史学研究综述篇7
>>论近十年来我国档案利用服务的时代创新数十年来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研究综述近十年来我国高校德育评价研究综述十年来我国妇女／性别理论研究的发展近十年来我国关于“学案教学”的研究综述近十年来音乐治疗在我国的研究进展我国高校辅导员制度历史发展状况及其特征分析我国近三年来高校团体心理辅导的现状近十年来我国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状况分析近十年来我国幼儿园户外环境设计研究述评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发展建设回顾我国辅导员制度的历史发展及其基本经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校辅导员制度建设的文本解析*我国高校辅导员制度的发展历程我国近十年来女性期刊研究综述我国近十年来学校安全教育研究综述近十年来我国警务改革模式研究近十年来我国职业教育研究发展实证分析十年来我国出口企业变化及发展趋势分析入世十年来非保险类金融服务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l.
[3]沈押.中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报告2015[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407.
[4]沈壮海.中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报告2014[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325.
[5]刘松柏.“顶层设计”的魅力和价值[n].经济日报，2011-06-22（13）.
[6]王传中，朱伟.辅导员工作指南[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6）：10.
历史学研究综述篇8
一、传统教育史学的片面性
中国的教育史学科的诞生有两个标志：其一，是在大学和师范学堂中有了以中国教育史为内容的教学;其二，是有中国学者自撰的教育史著作出现。前者出现在1904年癸卯学制颁布后，后者即为1910年由黄绍箕、柳诒徵所著的《中国教育史》。可见，中国的教育史学科最早是作为师范学校的教学科目出现的。张斌贤认为：由于我国的教育史学科(也包括大多数教育学科)源于师范院校的教学科目，因此，教育史学科往往被作为教师培养和培训的基础科目由于在实质上把教育史作为一个教学科目，并主要从课程教学的角度探讨教育史学科建设，因而事实上形成了一种教科书传统，这同时也是整个教育学科的共同传统。中国自近代以来，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许多原来没有学术基础的学科纷纷建立。这些学科在建设之初就是作为一门教学科目而出现的，并非学术自身发展的结果，因而带有浓重的学科性，也就是张斌贤所说的教科书传统。这种特点在缺乏学术基础的科目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教育史就是其中之一。
教科书所强调的主要是知识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注重的是知识的宽度而非深度，关注的是知识的传递而非知识的创造。这种状况如果仅仅限于教科书的编写，还不至于造成不良的后果，但现实是它恰恰成为了教育史学科建设的一种重要的思路，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育史的研究方式和方法。教科书传统形成了教育史学的思维定势。一个世纪以来，教育史学家们用编纂教科书的思维方式进行学术研究，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教育史学的片面性就是其中之一。已有的教育史著作大部分是以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的体例展开的，一方面，教育史成为伟大人物的思想史，伟大教育家在推进教育事业发展中的作用被无限地夸大，以至于成为唯一的历史主人;另一方面，教育制度被误解为是孤立静止的发展过程，这不仅无法体现教育制度发展的连续性，更不能揭示它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互动关系。教育史并不仅仅是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正如历史并不仅仅是思想史和制度史一样，它包含着更为广泛的内容。人为地将教育史划分为教育制度史和教育思想史，是为了在教学中系统地组织和理解教育史，是一种为方便教学的权宜之计，然而这种划分却掩盖了真实的教育史世界的复杂性和完整性。而且，由于种种原因，这种简单的二分法的认识模式一直沿袭至今，固化为认识教育史的唯一模式，限制了教育史研究者的史学视野和史学思维，造成了教育史学研究的片面性。
对此，部分教育史学者已有所察觉，并提出了一些有益的思考。如廖其发曾提出要突破狭隘的教育史观，树立大教育史观。梁淑红和杨汉麟认为传统的教育史学研究范式在研究对象上，采用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二分法，破坏了教育世界的完整性。张斌贤认为教育史学研究者对教育历史的性质存在着片面和狭隘的认识。周洪宇认为教育史的研究对象是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的说法是不完善的，这种说法遗漏了教育史研究的另一个更为基本、更为重要的对象教育活动史，并提出以活动为基础与主轴，以思想与制度为派生与两翼的教育史研究对象理论。这些思考都提到了传统教育史学研究中具有的片面性，并提出了扩展教育史学视野的思想。
二、年鉴学派总体史观的启示
片面性的问题不仅存在于教育史学研究中，也存在于其母学科历史学中。针对历史学的片面性问题，法国年鉴学派提出了总体史观的对策。
总体史观最早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在传统史学占主导地位的年代里，总体史观一直处于史学的边缘地带，直到年鉴学派形成以后才将其发扬光大，并树立起总体史观的中心地位。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和年鉴学派自身的演变，总体史观在年鉴学派内部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第一代年鉴派史学家代表费弗尔(LucienFebvre)和布洛赫(marcBloch)认为总体史包括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费弗尔认为：历史是关于人的科学，是关于人的过去的科学，而不是关于物或思想的科学。因此，研究历史也即研究人，研究人的过去，把人以及与人相关的一切作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纳入到历史研究的范围。布洛赫指出：唯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这样的历史包括人类社会的全部层次：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人口、心态等等。历史是一个整体，不能把人类整体的历史分割开来，把一些归结为事件，把另一些归结为思想，使得彼此毫无联系，这样分隔、孤立地看待历史并不能了解历史的全貌。第二代年鉴派史学家领袖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提出长时段理论，把对总体史的理解提升到另一个层次。布罗代尔认为历史时间具有不同的节奏和多元性，大体上可以将历史时间分为三个层次：短时段、中时段、长时段，也可称为个人时间或事件时间、社会时间、地理时间，分别对应三种不同层次的历史运动，即社会表层的政治、军事、外交等事件的历史运动;社会的、经济的、人口的、文化的变动等局势性的历史运动;自然生态环境、社会结构、文化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等结构性的历史运动。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超越了传统史学只关注社会表层历史运动的局限，将视线转向变化更为缓慢而作用更为根本的社会局势和社会结构，实现了总体史的纵向扩展。随着史学新领域的不断开辟和史学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展，历史学家们感到越来越难以做到真正的总体把握，而且很可能在具体研究中并不需要这种把握。面对整体与局部这一认识论难题，第三代年鉴学派史学家勒高夫(JacquesLeGoff)认为：
强调在各领域深入进展与分化的同时，还始终保持总体史的方向，使史学始终在一种整体化的方向之下演进，从而避免滑向新的实证主义。而对特定时空的历史做出尽可能完整的总体分析，也确实有助于人们把握这一历史的真实结构和内容。人类历史几乎是一个没有边界的对象，从这一点来说，对其进行总体的把握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于这一现实，第三代年鉴派史学家认识到总体的相对性，把总体史的研究重点转向特定时空的历史，而不再强求对整个人类的总体历史的把握。他们的历史著作很明显地体现出这一特点：往往选取某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和一个具体的时段为对象，综合运用多种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深度研究，试图从对这一特例的尽可能完整、全面的研究中表达对总体历史的理解。通过对年鉴派总体史观发展历程的梳理可以看出，总体史观具有四个方面的意涵：一是总体史包含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心态等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历史。总体史观认为分门别类的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只是人类总体历史的一部分，仅从一个或几个方面并不能了解历史的全貌和真相，因此要致力于研究人类的总体历史。二是总体史不仅包括短时段意义上的社会表层的历史运动，还包括表层运动之下的中时段和长时段的深层历史运动。这就要求历史学家不能只把视野局限在变化频繁的具体的历史事件上，还要注意经济结构、民族心理、风俗习惯等具有长期稳定性的历史因素以及地理、气候、农业等极少变化但起基础作用的历史因素，从更深层探讨历史的运动。三是总体史观要求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费弗尔和布洛赫认为，之所以会出现孤立地看待历史的现象，不仅是因为专业的史学家固守各自的领域，更因为各门学科间缺乏交流和联系。因此，要进行总体史研究，就必须打破这些领域和学科之间的界限，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四是总体史意味着建立以史学为核心，综合其他社会学科的研究体系的可能性。学科的分化与综合是一个正反合的辩证发展的过程，学科的分化是为了更进一步深入研究，而过度的分化则会导致学科的孤立和发展受阻，从而呼唤新的综合。新的综合是在更高层次上的综合，如此循环上升。总体史观不仅是历史学科在分化之后的重新综合，也是整个社会学科在分化之后的重新组合。
三、教育史学整体史观的涵义
总体史观是西方现代史学，尤其是法国年鉴学派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一概念正是针对传统史学在内容上的狭隘，方法上的自我封闭而提出的。西方传统史学具有很大的片面性，主要表现为：在视野上只关注社会上层精英分子，在内容上局限于民族国家的政治史，在方法上单纯注重史料考证。西方传统史学的缺陷在很大程度上暗合我国传统教育史学的缺陷：在视野上只关注大教育家，在内容上局限于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方法上局限于文献法。因此，借鉴年鉴学派总体史观理论，提出教育史学的整体史观，将对解决教育史学片面性的问题大有裨益。
(一)整体的教育史包括历史上与教育相关的一切事件
教育史是一切过去的教育事件的总和，包括历史上与教育相关的一切事件。传统的教育史学只关注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把纷繁复杂的教育历史简化成伟大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史和历朝历代的教育制度史，忽视了教育历史的完整性。整体的教育史不仅包括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还包括作为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基础的教育活动史、历史上的教育主体的教育生活史、作为教育活动的物质基础的教育物质史、中外教育交流史等等;不仅包括制度化的学校教育史，还包括非制度化的社会教化史和家庭教育史;不仅包括大教育家的教育史，还包括籍籍无名的普通教育者的教师史和学生的学生史;不仅包括正统知识的教育史，还包括民间技艺传承的教育史;不仅包括外部的教育环境的教育史，还包括教育者和学习者内心状态的教育心理史;不仅包括儒家教育史，还包括道家教育史和佛教教育史;不仅包括汉族教育史，还包括少数民族教育史;不仅包括整个国家的教育史，还包括地方教育史整体的教育史是没有边界的，任何一个与教育相关的事件都有它的历史。提倡整体教育史观并不是要求每一个教育史学者都对教育史进行整体的把握，这是不切实际的。提倡整体教育史观的目的是要唤起教育史学家们对被传统教育史学所忽视的领域的关注，用一种整体的视野去看待教育史。
(二)教育史学整体史观要求探讨教育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对于历史研究而言，其研究对象与时间是分不开的，历史一词首先指的是时间的延续，而时间只有通过事物的变化才得以显现出来。事物是复杂多样的，每一种事物都有其特定的变化轨迹与节奏。在历史中，各种不同运动节奏的事物很难用统一的时间标准去度量，因此，每一种事物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时间。布罗代尔指出：传统史学的缺陷是用单一的时间量度去衡量一些既无同样延续性，又无同样发展方向的运动。其中一些运动适合以人的时间量度，这是以我们短暂、仓促的生命为量度的运动;另一些则适合以社会的时间量度，对于这一量度而言，一天、一年并不意味着什么，整个世纪常常只是这种时间延续中的短短一瞬因此，并不只存在一种简单节奏的社会时间，而是存在具有千万种速度、频率的社会时间。布罗代尔大体上把历史时间分为三种，即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分别表示三种不同层次的历史运动，而他本人更强调长时段的历史研究。短时段的历史是社会表层具体事件的历史，变化频繁，最易引起人们的关注;中时段的历史是局势的历史，往往是一段时期内的经济、政治、社会等的形势，可以对短时段的历史事件做出解释;长时段的历史是结构的历史，很少变动，也往往为人们所忽视，但却是历史中最稳定的因素，决定着历史的本质和其他历史事件。年鉴学派总体史观注意到历史的不同层次，强调对历史作立体式的研究，特别注重被传统史观所忽视的社会表象之下的深层次历史运动。这是年鉴学派对历史学的一大贡献。
我国传统教育史学与西方传统史学共同的缺点是仅关注社会表层的历史事件，忽视了起决定性作用的深层次原因。由于教科书传统的影响，传统教育史学仅仅满足于弄清楚是什么的问题，而不去深究为什么的问题，所关注的仅限于短时段的教育事件，对于教育历史的解释只停留在现象描述层面，使得教育史成为一种缺乏内在联系的记忆材料。传统教育史学一直把探索教育历史的发展规律作为教育史学的目的，然而时至今日教育史到底有哪些规律恐怕没人说得清，通常所说的那些规律也是从历史唯物主义中推衍出来的。事实上，探索教育历史发展的规律并没有错，但这并不是只满足于对现象描述的传统教育史学所能胜任的，必需突破短时段视野的限制，进入中时段和长时段的研究，再更深层次探讨教育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比如中国古代教育为什么特别重视忠、孝、仁、义、信等义务性的道德，而轻视自由、平等等权利性的伦理，这不是单靠教育所能说明的，而是由专制的社会性质决定的;再比如中国传统教育缺乏科学技术教育，这是由崇尚经验的自然经济在中国占主导地位决定的。
人生长于一种文化之中，受到这种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常常会对一些现象习以为常，但恰恰是这些习以为常的现象才是这种文化与其他文化的本质区别，才需要对其进行认真探讨。这些习以为常的现象也就是布罗代尔所说的长时段历史运动。它一经形成就具有绵长的生命力，潜伏于历史之河的深处，波澜不惊，却主导着历史的走向。历史即时间，时间即变化。历史虽然是永恒的变化之流，但如果历史只是一味地变化，历史的规律从何而来?实际上，历史是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变化是历史的表象，具有长期延续性的历史运动更接近于历史的本质。教育史的规律也只有从变化的表象之下去寻求。
(三)教育史学整体史观强调跨学科地开展教育史综合研究
传统教育史学发展缓慢的一大原因在于其自我封闭性，集中体现为教育史学内容的狭隘和方法的单一。传统教育史学在内容上局限于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在方法上保守于文献法和考据法，单纯通过史料的鉴别和整理来说明问题。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教育史的学科化。近代以来知识的学科化导致了各领域知识间的隔离和孤立，阻碍了学科间的交流，使许多学科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这一困境呼唤着学者们打破学科藩篱，加深学科间的交流。现代科学的发展也证明了科学创新很多时候出现在一门学科与其它学科的交叉地带，证明了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跨学科研究在很多社会科学领域都有所体现，但明确提出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并取得显著成就的当属年鉴学派。年鉴学派从一开始就主张总体史观。历史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总体史观也就意味着研究与人类有关的方方面面，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地理的、人口的、心理的都在总体史的研究范围之内。年鉴学派成立之初创办的杂志《经济社会史年鉴》很明显地体现了跨学科这一特征。杂志的责任编辑有10人，主编为布洛赫与费弗尔，编委8人中，史学家有4人，地理学家1人，社会学家1人，经济学家1人，政治学家1人。杂志在创刊词中也明确提出其办刊方针：打破史学研究的专业局限与学科局限。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是解决学科化困境的一剂良药。传统的教育史学科是作为一门教学科目出现的，是学科建设的结果。由于没有一定的学术渊源作基础，使得教育史学科自诞生起就缺乏自身的理论基础。而作为历史学与教育学的交叉学科，教育史学处于一种两不管的尴尬境地，更加深了其理论基础的缺乏。长期以来，教育史学在师范院校艰难生存，墨守成规于教科书传统，只求满足于教学要求而无力开发自身的学术价值，其生存困境愈加严重。要走出困境，就必须打开胸怀，积极借鉴其他学科，特别是历史学科和教育学科的长处，同时也要积极参与其他领域的研究，创造一种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新气象。
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不仅要引进来还要走出去。教育史学要积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尤其是历史学和教育学的理论成果。从根本上来说，教育史学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天然带有历史学的特性，借鉴历史学的理论成果也是水到渠成;教育史又是与教育相关的专门史，是带有教育性的历史，在研究中要学会用教育的眼光分析历史现象。此外，还可以借鉴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教育史研究。与此同时，教育史学也要积极地参与到其他领域的研究中去，比如中外文化交流中的教育交流史、一带一路战略中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和丝绸之路国家的教育历史研究等等。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能够拓宽教育史学的视野，为教育史研究指明方向，是教育史学在新世纪发展所应具有的战略眼光。
(四)教育史学整体史观认为教育史具有综合其它教育学分支学科的潜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年鉴派史学进入鼎盛期，最主要的标志在于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六部经济和社会科学部的建立。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直属于法国的科学研究最高机构，本没有历史学研究部分。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的费弗尔于1947年提请政府批准设立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六部经济和社会科学部，并着手组织以史学研究为核心，综合其它社会学科的研究体系。虽然第六部的名称经济和社会科学部，并没有包含历史学，但正是在含义更为广泛的经济与社会科学这一名称下，历史学显示了其巨大的包容性，成为综合其它社会科学的基础。到1975年，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六部独立出来，成为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这标志着以年鉴派史学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体系的完全确立。历史学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科，任何学科都有其历史，任何事物都处于历史之中。因此，历史有足够宽广的胸怀容纳其他学科，新的学科综合提供了粘合剂和基质。
教育学在产生之初只是一门学科，发展到现在，衍生出众多分支学科，各分支学科间壁垒森严。如果各门学科间缺乏交流与相互合作，如何才能对教育形成一个更为完整的认识?这种忧虑呼唤着统一的教育学科的出现。事实上，教育科学在这种分化的表象背后有着深厚的统一基础一门分支学科只能触及教育活动的一个方面。教育活动的丰富性使这种单支的探索缺乏力度，他需要综合所有的学科，创造性地利用这些分支学科。作为历史学科分支学科的教育史在一定范围内(即教育学的范围内)也具有历史的巨大包容性的特质：一方面教育史学整体史观认为整体的教育史包括历史上与教育相关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所有的教育学分支学科都有其发生和发展的历史。教育史以其特有的包容性超越了其他教育学分支学科，具有综合所有教育学分支学科的潜力。
以教育史为基础综合其它教育学分支学科，不仅是内容上的综合，也是方法上的综合。一方面教育史研究应扩大研究范围，研究教育哲学史、教育社会学史、教育心理学史、课程(论)史、教学(论)史、教育管理史、高等教育史、成人教育史等等;另一方面，应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田野研究、调查研究、访谈法、比较法、模拟法等等。当然，以教育史为基础综合教育学研究只是教育学科统一的一种思路，是当前分科研究的矫正和补充，并非唯一的研究模式，不能走向极端。
四、教育史学整体史观指导下的教育史研究路径
传统教育史学的片面性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研究视野局限于教育家;研究内容局限于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研究方法局限于文献法。教育史学整体史观是针对传统教育史学片面性而提出的，在具体的教育史学研究中，整体史观强调研究视野扩大化、研究内容多元化、研究方法综合化。
(一)研究视野扩大化
教育是人成为人的必要条件，和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因此教育史应该是所有人的教育史，而非某一部分人的教育史。但是，翻开任意一本教育史著作，看到的总是许多熟悉的名字：孔子、朱熹、蔡元培、苏格拉底、卢梭、杜威......整个人类的教育史被简化成几十位教育家的教育史。当然，教育家因其在教育上的突出贡献理应受到重视，但教育家并不能代表教育的全部。传统教育史学只看到教育家在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却忽视了普通民众在教育史上的实际意义。
教育史学整体史观强调扩大教育史学视野，认为教育史是全人类的教育史，不仅要关注伟大教育家的教育历史，也要关注普通民众的教育历史。教育家是人类教育智慧的代表，往往是他们所处的时代和地区的某种教育理念的集大成者。研究教育家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历史上主流教育理念的变化发展轨迹。普通民众是教育的实施者和参与者，其教育活动构成了最基本的教育史实，只有研究普通民众的教育活动才能了解到教育历史最普遍最真实的状态。因此，必须突破传统教育史学狭隘的史学视野，关注普通民众的教育史实。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大教育家之外也要研究平凡的教育工作者的教育活动，如乡村塾师的日常教育活动，普通家庭的家庭教育等等。此外，学生也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史也是教育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研究学生的学习及生活史也是教育史学整体史观的要求，比如古代太学生及府、州、县学等学生的学习生活史，近代大学的学生运动史等等都是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研究选题。
(二)研究内容多元化
受教科书传统的影响，传统教育史学的研究内容仅仅局限于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制度史，忽视了教育历史的复杂性和完整性。教育史学整体史观认为教育史包括历史上与教育相关的方方面面，不是只用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就能概括的。教育史学整体史观强调教育史学研究内容的多元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内容的多样化。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由多种要素构成，在教育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每一种构成要素也都有其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比如教师、学生、教材、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等都有其自古至今的历史变化过程。这些要素都是教育的必要条件，其发展历史是教育史不应忽视的内容。教育史学整体史观认为传统教育史学以思想和制度二分教育史的做法忽视了教育史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要打破这种简单的二分法的限制就必须扩展教育史学的研究内容，还原复杂多样的教育历史事实。二是研究内容的多层化。
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揭示出历史运动的不同层次，强调对历史进行立体式的多层次研究，这对传统教育史学平面化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启示。传统教育史学只满足于描述历史上的教育事实和教育现象，很少探讨教育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这使得教育史成为一种缺乏内在联系的描述性的记忆材料。教育史学整体史观借鉴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不仅关注教育历史上发生了什么，还关注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历史现象，这不仅要了解教育历史的表象，还要深入挖掘出现这种历史表象的深层次原因。
(三)研究方法综合化
研究方法的单一和保守是造成传统教育史学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传统教育史学研究方法，除了普遍意义上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之外，应用最多的是文献法。学科发展的一大动力来自于对其他学科的借鉴，特别是研究方法上的借鉴。传统教育史学固守自己的学术传统，很少从其他学科吸收营养，最终导致学科发展缓慢，逐渐落后于学术潮流。
历史学研究综述篇9
关键词：高中历史；教学模式；优化研究
高中历史教学研究中，广大教师应当勇立潮头，做改革探索的先行者、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践者，从而为历史教学改革的深入开展发挥推动作用。本文主要针对高中历史教学模式优化的必要性以及关键节点进行简要论述。
一、高中历史教学模式优化的必要性
教学改革推动至今，素质化教育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并体现在教学改革的各个方面，为历史教学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在此背景下强化教学模式的优化，具有三个方面的显著意义。
（一）优化教学模式可以增强学习兴趣。单向灌输的教学模式让历史课堂呈现出一定的枯燥性，加上历史人物、知识点、历史事件的记忆更要精确无误，导致学生学习兴趣不足，内在积极情感的匮乏导致学生对历史学习存在一定的畏难情绪，降低了学习的投入程度。
（二）优化教学模式可以深化理解效果。教学模式的改革最为显著的特点是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让他们提高学习技巧。近年来各地各学校开展的历史教学改革，侧重于调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投入程度，使他们抓住要点深入探究，并集中集体的智慧进行分析，集聚大家的智慧突破学习难点，有助于深化理解效果。
（三）优化教学模式可以提升综合素质。素质化历史教学模式侧重于培养学生思维能力、语言组织能力、探究协作能力等方面的能力，让学生在历史学习中掌握知识、锻炼能力，同时也受得了深刻的思想教育，全面体现了历史教学三维目标，这对于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具有较大的帮助。
二、紧扣关键节点，深入推进教学模式转变
（一）将教学环节“向前推进”，鼓励学生提前预习。一直以来，预习环节都是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薄弱之处，由于学生课前没有进行相关的知识积累材料搜集工作，导致历史教学课堂难以体现出灵活性、互动性的浓厚效果，影响了教学成效的提升。笔者在预习环节将教学环节向前推进，对学生提出预习的明确要求，让学生带着目标开展预习，有助于学生精心准备，为接下来的课堂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例如在《全国大动乱》教学前，笔者要求学生进行针对性的信息搜集工作。因为当代高中生远离十年，他们的父母也不清楚这一过程，只有爷爷奶奶辈才较为熟悉，笔者要求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向自己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了解当前他们所经历的时代，听他们讲述过去的故事，通过发生在身边的情景，通过他们亲身经历的事件，向学生勾勒出一幅的场景。有了这样的资料搜集，学生在课堂学习中对教学内容的理解会更加深刻，鼓励学生将课前所搜集到的信息在课堂上进行汇报交流，也能够丰富大家的视听感知，为教学的有效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鼓励学生课前预习还要注重预习方法技巧的辅导，让学生在课前针对一些关键知识点、规律、概念进行搜集了解，做到重点突出，以扎实有效的课前预习推动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效果。
（二）课堂教学中“畅所欲言”，给予学生交流平台。在历史教学中，教师既要保持知识传授的严肃性，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等知识点需要进行准确记忆，同时还要结合社会生活，结合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引导学生拓展思维，进行分析研究。鼓励学生在课堂上表达自己的观点，阐明立场以及进行质疑等等，营造民主开放的教学氛围，让学生开展学习研究活动，这对于教学工作的有效开展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能够深化学生对相关内容的理解，开展思想情感渗透以及培养综合能力等等。在“一国两制”有关内容教学时，笔者要求学生分析一国两制设计的初衷、背景意义以及在港澳的成功实践等，并拓展思维分析解决中如何运用这一原则等。以这样的一组思考题为线索引导学生分小组进行讨论研究，相互辩论、明晰观点，为学生营造一种民主探究的学习氛围，学生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思维活跃性显著增强，对相关概念、意义、规律的理解也更为深刻了。笔者还引导学生进行思维拓展，结合当前台湾现状、海峡两岸关系以及台湾政治选举的走向等内容，阐述解决的不利因素、主要障碍，以及提出自己的设计思路等等。这样的拓展性环节既帮助学生稳固了课堂所学，也培养了学生关注时政的良好习惯，深化了爱国主义教育。在历史课堂教学中，为学生搭建合作探究交流辨析的良好平台，有助于学生思维层次的提升和思维角度的拓展，让学生在历史学习中知古论今、展望未来。
（三）教学手段上“形象运用”，营造生动丰富课堂。总所周知，随着教学现代化的发展，信息化手段在中小学得到了广泛运用。，但是部分高中历史教师在信息化手段的运用上存在着思想认识上的误区，没有能够有效体现这一手段的促进作用。笔者在教学中侧重于发挥信息媒体的演示功能，运用生动的展示让课堂更加丰富多彩，例如在《红军的长征》教学中，笔者运用影视资料向学生展示了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卓越场景，通过直观的画面让学生感受红军战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意志，口头讲述远不及影音演示带来的效果更为震撼，说服更为有力。再比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教学中，笔者专门设计了教学课件，从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体现不同时期的显著变化，从社会公益事业、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与过去进行对比，让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形象感悟现代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感受人民生活条件的提高，以此深化了教学内容的理解，而且让学生受到了思想教育。
（四）课堂教学后“拓展延伸”，培养学生综合能力。一直以来，许多高中历史教师只重视了课堂环节，而忽略了课后环节。历史学科与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开展各种讨论探究与实践活动，对于深化历史教学成效，培养学生正确的观点理念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例如在《共产党坚持抗战和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教学后，笔者要求学生搜集中日两国在不同阶段和时期的综合实力对比，让学生从这些对比中感悟到落后与被欺侮的关系，让他们深切感受到“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进一步提振学生的信心，牢固树立为振兴民族、强大祖国而努力学习的志向。笔者还带领学生从当前中日东海纷争、我国航母建设、新一代战机等国防领域的诸多信息进行分析综合，进一步增强学生的自豪感，在这样的活动中提升思想教育效果。课外拓展延伸活动要立足于课堂教学内容，本着深化理解和巩固课堂所学，培养学生综合能力、开展思想与情感教育的原则，利用课余时间组织或带领学生开展一些行之有效专题调研、社会实践活动，实现对学生思想引领和能力培养的综合目标。
综上所述，高中历史教学中，广大教师应当紧扣教学模式提升这一要点，全方位、多角度进行深化与推进，为教学效率提高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参考文献：
[1]吴吉新.合作性学习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J].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08，（08）.
历史学研究综述篇10
关键词：口述历史理论；口述历史实践；口述历史主体；口述历史教学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1)05－0001－05
口述史是非专业人士参与书写和表述历史的方式。口述历史借助大众媒介的新技术与新成果，打破了传统文献史料的正统性与固定性，有助于普通民众参与历史的叙述与书写，也有助于深入认识人类思维及叙说方式的特质，展示了历史叙事的多元性，因而成为学术界的一大研究热点，各具特色的口述历史实践成果不断涌现。然而在口述史蓬勃发展的同时，很多值得总结和深入反思的问题也凸显出来：口述历史在当代中国学界的价值究竟何在，如何规范口述历史操作实践，如何激发口述历史从业者的人文意识，如何将口述历史教学问题纳入轨道，等等。本文试图就以上四方面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期抛砖引玉，为中国大陆地区口述历史研究的纵深发展尽一份微薄之力。
一问：口述历史的价值何在?
口述历史在补充历史史料的同时挑战并质疑了正统历史观。借助口述历史方法，许多以往被忽略甚或受限的领域、群体、事件得以展现。有人因此认为，口述历史的兴盛加速了历史学的后现代步伐，历史的真相显得更加扑朔迷离，甚至遥不可及。我们虽然不能完全认同于此类观点，但必须承认，口述历史对于传统的历史观的确是一次冲击，每一位口述史从业者都要随时做好准备迎接知识观的挑战与更新。从这个意义上说，口述历史的深入开展有助于推动人类文明领域里实现一次创造性的跃进，这在口述历史开展较早的许多国家里已得到了部分体现：赋予弱势族群以充分的话语权，尊重非主流文化的差异性，挖掘经济落后地区的独特贡献。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民族解放、个性解放的大潮中，口述历史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也为自身积淀了较为厚重的历史及文化意义。
反观我国的口述历史实践，口述历史的独特价值并没有足够地体现出来。以成果最为丰富的图书出版物为例，当前的口述史图书可分为重大历史事件系列(长征、侵华战争、中苏关系、改革开放、汶川地震等)、领导人与文化名人系列、普通人或底层民众系列等。这其中确有一些有分量、有厚度的扛鼎之作，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成果或因缺乏使命感而略显浮躁，或因缺乏对于传统知识观与历史观陈旧内容的反思而难以深入。提供真正靠得住、有价值的历史史料，从现有历史叙述背后的文化传统、民族性格、特有国情等角度引发人们的反思，帮助人们触碰历史及人类思维的复杂性与多面性，应是中国的口述历史最能发挥其价值之处，但也正是当下口述历史实践较为薄弱之处。比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引进出版了台湾史语所的一整套口述历史著作，同时还组织一些专家编撰了民初纪元、民国经济、民国军制、民国军阀等一系列丛书。这些著作择取民国时期许多重要专题，对台湾史语所搜集到的高水平口述资料进行重新编排和整理，为日后进行相关领域研究的学者提供了极为宝贵的一套口述史料，也显示了丛书主编利用口述史料的意识和水平，此举功不可没。然而我们也遗憾地发现，该主编在对高级官员进行评价时，似乎仍然囿于某些惯性思维，所评内容未免显得空泛。在这方面，台湾同行显然走在了我们前面，如胡中伟先生在评价此系列丛书中的《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时所指出的：其中最差的就是两巨册五十万言的《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从整体来看只是“国防部史政局”所纂《抗日战史》与《戡乱战史》的移植，并无传主本人亲历亲睹的史实。白崇禧曾是排名第四的军政大员，在大陆的最后一年半，他任“华中剿匪总司令”和华中军政长官，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元首，1948年6月他任国防部长时国军还有正规部队285个旅，198万人；1949年6月白崇禧移衡阳办公时还有150万官兵，何以半年内全军尽没，全书竞无一字作出具体交代。胡先生上述批评与分析可谓深刻而犀利，他甚至认为此次历时三年十个月共128次访谈是失败的，因为它“并未从白崇禧口中套取到比一般中下级军官更多的有益有启发性的史料”。他的评价虽然有些严苛，也有偏颇之处，但却给人以启发：口述历史的实践过程中，有很多因素都会造成口述者记忆的偏差，有些因素是容易被察觉的，但也有些因素是不经过时间的沉淀和价值观的转变而难以意识到的。口述历史的价值在于让人们尽可能地发现和积累更丰富和更鲜活的史料，为接近更可靠、更可信的历史提供可能。口述历史的价值，在于对现有史料的有益补充，更在于对传统历史观中偏离真相部分的挑战。这应该是口述历史的基本品格。
二问：口述实践何时规范?
事物的形式常常也是有作用的，尽管意义与形式并非完全地表里呼应，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形式的优劣影响着意义的深度与远度。在口述历史领域尤其如此。当下中国的口述历史实践成果在操作规范上还有着诸多需要考究之处，这影响着口述历史成长和成熟的速度与空间。
与传统文献史料法不同，口述历史方法增加了一个新的变量，即历史的见证人和在场者――受访者，这使得历史的认识过程中增加了两个新的维度，即受访者与历史现象间的关系，访问者与受访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好这两个关系，对历史现象的考察与揭示就会更加丰富而接近历史真实，但如果处理不好，就难免出现各种各样的遗憾，这就需要在口述访谈中掌握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与技巧。例如在匿名还是署名的问题上，正如唐纳德・里奇所说，匿名是有损口述历史的长远发展的。“‘匿名’在许多方面是与口述历史的基本目标互相抵触的。首先，口述历史所追求的是‘让默不作声的人说话’，如果让这些人隐姓埋名，岂不自相矛盾?”另外，匿名“势将导致强烈质疑，认为‘匿名’只是研究者自导自演，受访者并未被鼓励或根本没有机会为自己的记录说话”。尽管许多口述人因考虑到种种因素拒绝署名，但如果能在口述开始前双方签订较为具体的授权书，明确规定双方的权利及义务，受访者有权拒绝谈论某些主题，也有权封存部分访谈，这样就会使受访人放心署名并进行口述。尽管署名问题看似是个细节问题，但署名的目的是为了保持亲历者记忆的“真实性”，所以应该在保护口述对象隐私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公开他们的身份、住址。
口述史料的可靠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整理者及研究者工作的严谨与规范程度。口述史资料的搜集、整理不能只满足于学者自身研究的需要，
不能只以自我服务为目的，而是要时刻谨记今日的工作是在为后来者提供可靠、可用的历史资料。唐纳德・里奇曾经指出：“将口述历史狭隘地界定为只适用于大型档案收藏是不对的，但是访谈者做口述历史必须按照口述历史的标准，并且应该承担法律、伦理和方法上的责任，包括将其访谈提供其他研究者验证或进一步运用的责任。”这就是说，口述历史的特性是能提供一般研究使用、能重新加以阐释、能够接受鉴定的确认。口述学者应该有做口述历史的眼光和觉悟，有意识地把录音做过特别处理后保存在档案馆、图书馆或其他收藏处，以便于其他研究者使用。李小江主编的“20世纪妇女口述史系列”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一系列著作的受访人没有使用真实姓名者都用(化名)标注，在脚注中可以看到口述档案号，口述的全部档案资料(包括现场录音磁带、原始手稿、部分笔记、照片和相关资料)现存于大连大学性别研究中心“妇女口述史档案室”，便于读者查看。
再次回望中国大陆地区近些年的口述历史实践之路，可以发现：相较于口述历史理论研究的匮乏，口述历史领域更为严重的是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口述历史的实践成果虽然令人目不暇给，然而规范、严谨的力作却是屈指可数。针对当下中国大陆地区的口述历史实践成果良莠不齐的现状，我们呼吁每一位做口述历史的人都能多一份责任感与使命感，正像为吴德做口述历史的朱元石所说：“作为历史工作者，我们希望这本口述史，能为国史研究者提供严谨和宝贵的一方记录。”
三问：人文意识如何体现?
按照学术界比较通行的说法，口述历史指的是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也就是说，口述历史是记录人的语言传递出来的历史信息的。针对这一点，唐德刚先生曾经引用朱熹的话指出：“记人言语最难。不得其意，则往往‘以己意出之’。”而且他也“不敢说”在做口述历史的时候，“绝对没有笔者‘以己意出之’的地方”。我们在充分肯定唐德刚先生对于口述历史筚路蓝缕之功的同时，也要意识到他的口述史作品确实也有不完美之处。唐德刚在修改受访人陈述的观点、语意、语句、字词时没有加以明确说明的做法是有悖于口述历史的基本出发点的，这种做法固然有利于提供一种更为准确的历史资料，但无形中却忽视和压抑了受访人的主体性，没有充分尊重受访人。对口述史受访人的尊重，最彻底的表现就是对访谈过程的真实记录，不管对象是专业学者、高级官员，抑或是普通民众、平头百姓，在口述史资料的搜集过程中都应该享有同样的被彻底尊重的权利。特别是在整理录音形成文字环节，采访者不能因自己的专业身份而对口述史料不加标注地进行修改。同时，这种尊重不仅是人文意识的需要，也是记忆特点使然。就像口述历史领域资深学者齐红深先生所说：
记忆不仅是一种生理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记忆的形成、修正和保持不仅取决于史实本身，而且受亲历者的价值观念及各种文化背景的影响，它还是历史过程终止后不断再认识、再修正的结果。我们所要保留的，不仅仅是历史史实，还要保留中国民众的历史记忆。记忆是主观化了的历史。齐先生多年从事抗战口述史料的搜集、整理及研究工作，对于口述历史操作过程中的人文特点认识非常深刻。他有能力非常准确地控制访谈的氛围及节奏，甚至注意到细节行为对于口述者的干扰，特别是当口述者进入完全的回忆状态时：“这时，你丝毫不能干扰他的思路，并且要小心地防止外界的任何打扰，甚至给他倒一杯水都可能使其感到惊恐，警惕地关上心灵的大门。”正是因为如此，他在做口述历史的时候，总能千方百计为口述者提供一个完全放松的环境，让口述者尽情敞开自己的心扉，从而收集到不少珍贵的口述史料。
另外，好的口述历史作品一般蕴含着口述者和研究者双方共同的生命体验。华盛顿大学远东与俄罗斯学院荣休教授乔治・泰勒认为，好的口述史作品有助于了解传主“生活的种种动力，了解他的学术领域的观点，了解他的同事的看法，了解他的那些曾经激励过他的人们的评价，了解他的种种希望与恐惧(如果你逐字逐句细读的话)，了解他的成就和失败，以及了解他在人类社会史上的地位”。要想真正达到这样的水平，口述史从业者就需要不止一次地将自己的生命体验与口述者的生命体验置于同一个空间与时间中，尽可能地增加与口述者接触的机会，并争取覆盖到所有场合。例如，唐德刚做胡适口述史时两人一共吃了六十余顿饭，他们曾一起小窗微酌，一起漫步公园，一起评论美女。寓居美国的胡适与异乡求学的唐德刚推心置腹，谈古论今。虽然后者怕破坏气氛，未敢取出小本子加以记录，确实有些细节无法完全还原，但二人生命体验的多次共鸣为唐氏日后写成口述历史领域里的经典之作埋下了伏笔。做李宗仁口述史时，唐德刚在李家吃过一百多顿午晚餐，还成了通家之好，这“增加了我们工作上的效能和乐趣”。唐氏甚至为此“牺牲掉甚多所谓‘华裔旅美学人’一般所认为最理想的转业良机”，尽管他也觉得“这样对一位寄人篱下的海外流浪汉的谋生养家、奉亲养老、抚助弟妹来说，可能是件一言难尽的绝大错误吧!但是回想当年，闭门撰稿、漏夜打字的著述乐趣，以及和李宗仁夫妇的忘年友谊，此心亦初不稍悔”。
口述历史是活的历史，是人的因素，它既描述结果，也关注过程。人的行为模式、价值观念、心理状态很少在传统历史中出现，在口述史中却成为了重头戏。处理好口述历史中人的因素，口述史作品就能显示出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口述历史要具备人文情怀的关照、对真相的追求、对真理的诘问，只有这样，口述历史才能越做越有收获，越做越有贡献。培养浓厚的人文意识，应是口述历史从业者努力追求的一种境界。
四问：口述史教学，更待何时?
20世纪60年代，口述历史作为一种教育手段的价值逐渐被教育界所认识，人们开始将口述历史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应用于教育过程当中，出于教育目的而研究、搜集、整理和应用口述历史访谈资料。在一系列口述历史教学计划的推动下，口述历史教育现在在西方已经颇具规模和影响，其积极作用也得到实践者的充分肯定。
将口述历史引入学校教育，是培养口述历史高水平人才的重要手段，是教学领域里一个值得尝试和努力探索的改革方向。但目前国内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口述历史在中学历史和国史教学中的应用以及对西方口述历史教学的引介方面。综合来看，当代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在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但还缺乏对口述史教学的系统探索和深入研究，这对于口述历史的学科化发展及后备人才培养都是极端不利的。
引入和运用口述历史的教学方法，指的是将口述历史作为一种课程资源或教学方法而应用于具体的课程教学实践当中，主要包括两种做法：一是将现有的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等各种媒介形式呈现的口述资料纳入历史教学中，以补充现有教
学资料的缺乏与不足，侧重于对现有口述历史文本的阅读与分析，而不需要学生亲自参与口述历史访谈；二是依托于一项与课程密切相关的具体口述历史计划，结合口述历史的理论与方法，在教师指导下，由学生全程参与整个口述历史过程，包括计划的选题、背景资料的搜集与分析、访谈的准备与执行、资料的整理与编辑、应用与评估等。这一研究兼具严谨的专业性和开放的综合性、理论的前瞻性和现实的针对性。
口述历史倡导提问、激发讨论并将抽象的概念转换为具体的现实，让学生在学习过程当中成为积极的参与者，而不是消极的接受者。它通过赋予学生研究课堂之外的世界的机会，能够促使教师与学生成为学习和工作的伙伴，其积极作用也得到实践者的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