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区别篇1
一
首先从自然经济说起。
什么是自然经济，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人们对它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表述。马克思主义是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所反映的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关系出发，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出发，来考察自然经济的。凡生产是直接用于满足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而不是用于交换的经济，不论它在人类历史上以何种形式存在，都可以认为它是自然经济。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就是这种经济的本质特征。我国学术界通行的这种理解和表述，体现着自然经济一般。
自然经济是一个历史范畴。由于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曾经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存在。在这几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自然经济具有一系列的部分质变。探讨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探讨这个经济范畴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
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封建地主、个体农民以至个体手工业者，都经营有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如在中国，封建国家经营有满足自己需要的官手工业，封建地主经营有“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以赡衣食”的自给性生产等等。然而个体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农民家庭是社会基本生产单位，小农经济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都集中通过小农经济的发展变化而表现出来。
当时的社会经济中，自然经济已是与商品经济相联系而存在。从农民来看，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民足以把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结合于家庭内部。农民为了直接取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特别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资料，就要进行自给性生产。他们既从事农业，又从事手工业，并形成通常所说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日益多样化。由家庭经营和个体劳动所局限，任何一个农民家庭都不可能满足自己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小农的这种特点，就迫使他们卷入市场交换，从事商品性生产，与其他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产品，取得自己不能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持续自己的生产，维持一家的温饱。生产使用价值的自给性生产，与生产交换价值的商品性生产，就相辅相成地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也就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
当时，自然经济又与封建剥削制度相联系。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通过缴纳封建赋税或封建地租，养活封建主阶级。缴纳封建租赋，是农民获得小块土地进行生产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必须把封建租赋同自己直接消费的产品一样，摆在自给性生产范围之内，当作使用价值生产出来。自然经济成为农民既为自己消费需要，又为封建地主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就体现着自然经济与封建经济的本质联系。
尽管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内涵和外延都不等同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但是，由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极大的广泛性，整个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封建国家、封建地主和手工业者所经营的自给性生产所不可比拟的巨大规模，自然经济就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内容存在于封建社会之中。
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而存在的条件下，自然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仍然会同其他任何经济形式一样，具有体现自己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我曾经在《论清代前期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1]一文中提出，在封建社会中，由于自然条件和农民自身生产条件的差异，农民启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程度，是会各不相同的。在整个小农经济中会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商品生产结构。这个结构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也就是自给性生产的多层次结构，即农民自然经济保持程度的多层次结构，其具体构成如下。
第一，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绝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只把自用有余的小部分产品投入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这里所说的总产品，是指农民所生产的包括农产品、手工业品和其他副业产品在内的全部产品。自用有余的产品，可能是属于其中的这种或那种产品。
这种农民的生产，不但自给性生产占有显然的优势，而且其出售的产品，本来是为了自用而生产的，即不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只是由于投入交换，才具有商品的性质。这是一种具有自然经济痕迹的、在流通领域里形成的商品，还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
这种农民少量产品的出售，只能补偿少量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不可能更新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主要还是自己生产的，即经济条件的“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2]。尽管已经有了商品交换，但生产循环仍然是一种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马克思把这种农民直接消费其产品的绝大部分，只有少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的生产，叫做“真正的自然经济”[3]。
第二，半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同时又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用以交换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在封建社会中，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前期，这部分商品还会包括一些是自然生产物的土特产品和奢侈品。尽管它们的再生产过程主要是在自然界实现的，但一经由“任土作贡”的方物，转化为商人贩运贸易的商品，农民的狩猎，采集、捕捞等活动，也就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这种农民出售的产品，都是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这是他们与上广种农民的区别所在。
这种农民已经有了部分商品性生产，他们的生产也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生产分工的体系之中。但是，由于自给性生产比重大，商品性生产比重小，其生产要素通过市场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的部分，并没有超过自己生产的部分。因此，从整体来看，这种农民的生产，还基本上不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而仍然基本上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恩格斯说，这是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4]。
第三，交换型生产。这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些农民，其总产品除了缴纳封建租赋之外，少部分供自己消费，大部分用于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用品。他们从事商品生产，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以维持一家的温饱。这是一种在交换价值形式下的使用价值生产，还没有脱离自给的内核，因此，其商品流通是“为买而卖”。由于商品性生产已居于主要地位，自给性生产已退居次要地位。这类农民已成为或基本上成为小商品生产者。
交换型生产的另一类是，农民商品性生产的比重更大，自给性生产比重更小，甚至已无足轻重。他们从事商品生产，已不仅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而主要是追求利润，即交换价值增值，以发财致富。其商品流通是“为卖而买”。这种农民已属于从小商品生产者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过渡形态。
上述这四种类型的生产，以具有部分质的差异相区别，存在于整个封建社会阶段。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任何事物不仅有质的规定性，而且有量的规定性。事物又常常是包含着多种运动形态和多种矛盾的统一体，使它具有多方面的质。在这种情况下，事物的性质就是由其主要的质所规定的。当其次要的质的量变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量界限，它仍然会保持自己的原有性质，而不会转化为另一事物。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的自给性生产，超过或大大超过其商品性生产，自然经济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质，商品经济仅是其次要的质。因此，它们就应当属于或基本属于自然经济范畴，成为封建社会中体现自然经济关系，即自给自足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是自然经济单位在封建社会
中存在的具体形式。
自给自足是对自然经济本质的一种通俗概括。现象总是以丰富多变的形式表现本质，特别是在事物具有多种质的条件下，现象与本质之间更会出现差别和矛盾。所以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只是存在于原始社会的初期，此后它只是相对地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在事物质变和量变错综复杂的运动过程中，如果不区分主要的质和次要的质，如果不把握住决定事物性质的数量界限，而是机械地把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作为衡量小农家庭是否是自然经济的绝对尺度，必将导致对自然经济过多过早的否定，这无疑是不适当的。
封建社会的农民，已是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并具有自有经济和一定独立性的生产者，他们比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生产者，具有更高的生产积极性，具有更优越的生产条件，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封建社会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相比较，生产者产品自给的品种、数量和质量，都是大不相同的。
综上所述，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内容，以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为主要存在形式，以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的小生产方式为生产条件，这就是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它体现着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
二
在封建社会中，自然经济具有强大的地位。但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经济会逐渐削弱，并随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会最终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代替。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和封建主都经营有使用徭役劳动、奴婢劳动或雇佣劳动的商品生产，还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商品生产，但是，最普遍大量的是农业和手工业中，以生产资料个体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商品生产。因此，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可以说主要是小商品经济。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中有两个重要关键：（1）直接生产者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2）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5]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主要是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过程。这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封建社会初期，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下，作为一切生产首要条件的粮食生产，还不能在农民满足自己消费之后，有更多的剩余，从而为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手工业的人，为从事食物生产的农民和从事原料生产的农民，提供实行较大分工的可能，因而，自给型农户这时就必然占有大多数，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还只是居于少数。
这时在市场上，特别是在农村市场上交换的产品，既有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和手工业者商品性生产的产品，又有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这时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已不是偶然的、间或存在的剩余品，而已是普遍的、不断反复出现的剩余品。广大自给型农户把这种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使它在整个市场交易量中占有巨大的比重。前面已经说过，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不是基于社会分工而生产的。生产的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因此，这时的商品经济还不具有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欧洲的封建社会就有过这样的阶段，马克思说过，“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例如中世纪，当时交换的只是剩余品，即生产超过消费的过剩品”[6]，（马克思所说的中世纪，一般是指欧洲的9-14世纪）在中国，《孟子》所说的，农民“男有余粟，女有余布”、“纷纷然与百工交易”的阶段，是否属于这样的时期，有待于经济史学者的考证。
尽管剩余品的生产还不是交换价值的生产，但是，农民出售剩余品，就已“具有一种以流通、以设定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趋势”[7]，经常有大量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并且促使它们朝着交换价值生产的方向发展，推动自给型农户逐渐转化为半自给型农户和交换型农户，从而使整个市场逐步从以使用价值生产为基础，转向以交换价值生产为基础。这是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长期趋势。
半自给型农户由于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它们的生产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分工体系之中。在封建社会的某一个阶段中，如果半自给型农户在整个农户中占有多数，它们投入交换的商品，在整个市场交易中占很大的比重，这时商品经济的社会分工的基础，也就是交换价值生产的基础，就会进一步完备。
在封建社会中，各种生产力因素经过长期积累，会出现一系列发展变化。劳动人口和耕地面积的不断增加，扩大了农业的生产规模；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系列化，提高了农业劳动的效率；水利设施、陆路和水路交通的发展，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劳动条件；自然资源的开发，丰富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对象；耕作技术和生产经验的积累，提高了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到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会加快自己的发展步伐，为商品生产的发展，提供比较充分的农业基础。
在上述条件之下，商品生产就会得到较快的发展。通过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逐渐向交换型农户转化，会出现大量主要生产粮食和其他食物的农民，主要生产原料作物的农民，和“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8]的农民。通过农民家庭手工业以一定规模与农业分离，会使许多农民转化为手工业者，并逐渐形成从事各种原料加工的独立手工业部门。
这种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不同，他们要出售自己的大部分以至全部产品，必须在市场上补偿他们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生产要素，甚至包括种子和口粮。他们的生产已经是完全或基本上建立在流通的基础之上，成为“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也就是，以产品的出售，以产品转化为货币和再由货币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要素为媒介的再生产。”[9]他们的这种商品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就具有质的差异。
封建社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都有可能在封建租赋之外，还能“生产出一个超过必要生活资料的余额”[10]，也就是在封建租赋以外的剩余产品。这是一个变量，在封建租赋既定的条件下，就决定于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成果的大小。交换型农户和独立手工业者是最有能力生产这种剩余产品的个体生产者。这种剩余产品都是要投入交换的，因此，这种农民和手工业者又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个体生产者。
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如果不从事自给性生产，“生产专业化即社会分工的完成”[11]，他们就已经成为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列宁在讨论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时候，就是以这种小商品生产者为准绳的。他说，“单独的个别的生产者专门从事一种生产部门的生产”，“是商品经济的必备条件”[12]。这种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确实是存在的，如城市独立手工业者。列宁在此加以强调，是理论彻底性的需要。但是，“概念和现象的统一是一个本质上无止境的过程”[13]，在封建社会的实际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刚在发展的时候，大量出现的不是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而是不完全脱离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即具有一定程度专业分工的小商品生产者。
出现这种情况，有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在封建社会中，最大量的是生产粮食的农民。他们的商品性生产不论如何发展，也不会脱离粮食的自给性生产，这是毫无疑义的。
农民的商品性生产从一开始出现，就“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萌芽”[14]。在交换型农户中，商品性生产已占主要地位，如果市场条件发生变动，它的产品的价值不能实现，其生产和生活就会出现危机。保留一定的自给性生产，特别是粮食的自给性生产，就可以缓解危机，就可以多一分生存保障。所以不论是生产原料的交换型农户，还是生产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都可能保持一部分粮食或其他食物的自给性生产。
特别值得提出的农村手工业者。
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农业生产和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广大农民的需求增多，会引起农村手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西方学者把西欧各国出现的这种发展叫做前工业化阶段。这种农村手工业产品的销售对象，主要不是封建剥削者，而主要是广大劳动群众，就必然要求成本低，价格廉，生产就必须接近原料产地。这种大众化的产品，质量不必精细，生产技术容易掌握，因之这种手工业必然首先从农村中发展起来。农民从农业转向手工业只能是逐步进行的，在这个转轨过程中，必然有许多农民保持着一定的粮食和原料作物的生产。就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基于上述应付市场变动的原因，农村手工业者也会自然地保有一定粮食或者原料的自给性生产。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农业生产力的不够发展，没有充足的稳定的粮食供应，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也无法切断自己的自然经济脐带。
这种保留有一定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户，同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一样，都已属于商品经济范畴，都同样是封建社会中体现商品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与属于自然经济范畴的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是不相同的。所以马克思把“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的农民，叫做“新的小农阶级”[15]。根据这一原则，那些生产粮食、原料和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也同样可以视为新的小农阶级。
自然经济既是历史范畴，又是地域范畴。在封建社会的一定历史阶段，自然经济不会在全国各个地区以同一水平存在，商品经济也不会在各地以相同水平同步发展。它们的发展变化，同任何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一样，总是在不平衡的运动中实现的。各个地区由于气候、交通、土壤和资源等自然条件的差异，经过人们长期开发，又会出现社会分工发展程度的差异，即出现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从而自然地形成自然经济强大、比较强大和比较薄弱的各类地区，也就是商品经济不发达、比较发达和发达的各类地区。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中，还会形成具有不同专业分工的地区，有的是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自给性生产，成为粮食作物或原料作物的专业性生产地区；或者是手工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成为手工业品专业生产地区。因此，在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由于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的大量出现，由于各种专业分工地区的形成，商品经济就会具有更为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总之，任何封建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都会通过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通过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形式，保持着不同的自然经济水平，也就是具有不同的商品经济水平。在任何一个封建国家中，我们都不可能获得各种类型农户比例配置的数据，也不可能获得自给性生产产值和商品性生产产值的精确数据，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推断，在封建社会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自给性生产具有强大的地位，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商品性生产的产值则可能大于自给性生产的产值。但是，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以至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发达地区，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无论多么发展，也不会导致自然经济的消失。这种历史连续性甚至可以延至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的时代。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德国的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许多雇佣工人或者是自己拥有土地和菜园，或者是通过租佃拥有土地和菜园，以从事自给性生产。他们的这种“园艺业和耕作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曾经是保证工人阶级物质状况可以过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过得相当不错的基础”[16]。
为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终封建社会之世，自然经济还会始终存在，商品经济也不能得到充分地普遍化发展。这都有待于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把一切以生产者本人劳动为基础或只把多余产品当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产形式尽行破坏。它首先使商品生产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产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17]。因为“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18]这是马克思总结西欧历史发展所得到的结论。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相对纯粹的自然经济，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在对立统一中消长，然后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纯粹的商品经济，这正是历史辩证法的生动体现。
三
商品经济同自然经济一样，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以至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其性质都是各不相同的。就是在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也会出现阶断性的部分质变。
在封建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由各种类型农户不同比例配置所形成的商品经济，既会具有不同的社会分工发展水平，又会保留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经济痕迹，因而呈现出部分质的差异。试以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作点粗略比较。
首先，从农村市场看。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农民生产的自给性水平还很高，农民和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商品交易量一般不是很大。那种生产者自用有余产品余缺调剂的交换，那种生产者必要产品同特殊需要发生关系时品种调剂的交换，会占有一定的以至很大的比重。这两种交换都具有使用价值生产的自然经济痕迹。因之，农村市场主要是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直接交换，假手于商人的情况不是很多。加以有限的市场交易量要分散在广大农村，市场因之是狭小的，一般不能摆脱小范围的地域局限，只能在广大农村形成以墟集贸易为主体，以市镇贸易为补充的“地方小市场的网”。[19]这种农村市场一般只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对于农民来说，就是能满足他们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销售农副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的需要。
通过商品交换，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不但是个体农民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一定地区，如一县一州，必需有自己的产品，能与其他地区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才能使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这就会形成一定的地区间的贩运贸易。因此，某些农村市镇，特别是商品生产比较发达地区的农村市镇，除了具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之外，又会具有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使它成为农村外销商品贩运贸易的起点，农村输入商品贩运贸易的终点。在这种农村市场上，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互通有无的直接交换就会缩小，而以商人为媒介的商品流通就会扩大。
到封建社会后期，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大体还会保持封建社会前期农村市场的那种状况。但在其他地区，由于粮食作物、原料作物和手工业品的商品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农村市场就会发生变化。如果说在封建社会前期，商业资本主要是以自己的运动，使农民的产品发展为商品；在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却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农民和手工业者已无法自己在当地销售全部产品，也无法互相提供足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只能要求商业资本为他们的产品实现价值，并为他们的再生产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补偿。因之，这里的农村市场已由主要是生产者之间的直接交换，转变为主要以商人为媒介的交换。并且会突破地方小市场的格局，形成一系列商业市镇和手工业市镇，建立起长途运转的商品流通渠道，形成跨越地区以至跨越国界的市场网络。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还会在生活资料市场之外，形成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在生产分工发展的基础上，形成雇工市场；在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借贷增多的基础上，从传统的高利贷资本中出现金融市
场，从而构成以商品市场为主体的农村市场体系[20]。这种具有多功能（包括保证供求和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的、以市镇贸易为主体、以墟集贸易为补充的农村市场，就为农民扩大再生产、发展商品生产提供更有利的条件。
但是，生产者之间余缺调剂、品种调剂的交换仍然会存在，甚至会有一个较大的绝对值。只是在商品成交总量中，其比重已大大缩小了。
其次，从贩运贸易看。在封建社会中，通常存在着从农村流向城市，供封建剥削阶级和其他城市人口消费的，以农副土特产品和奢侈品为主要内容的贩运贸易。同时，由于农民和手工业者需求的多样性，他们也必需与外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互通有无，也会形成一定规模的贩运贸易。因此，贩运贸易就成为当时的重要商业活动。
在封建社会前期，贩运贸易的商品，除了手工业者的产品之外，主要是由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所提供的。它们每家每户投入交换的商品固然有限，但千家万户的投入，也会成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可以形成繁荣的贩运贸易。它们出售一些农产品或者家庭手工业品，虽然标志着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开始分解，但它们还主要从事农业，它们的手工业和其他副业还从属于农业，基本上没有专业分工。没有生产的专业分工，也就不能有充分的地区分工。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和由它所带来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是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这种地区的贩运贸易，更多地是建立在这种具有自然分工性质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比如粮食这种重要的贩运贸易的商品，它所形成的主要是“以年之丰歉，或籴之使来，或粜之使去”的地区间丰歉调剂市场。这种地区间籴来粜出的市场，就不是由地区分工所引起的。自然经济正是这样的贩运贸易中保留着自己的痕迹。
在封建社会后期，农产品和农村手工业品流向城市的贩运贸易，在继续发展的同时，地区间特别是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与手工业品产区之间的贩运贸易，会有明显的发展。如果说，前者是地区间的一种纵向联系，后者则是地区间的一种横向联系。前者主要是体现农民、手工业者和封建剥削阶级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主要是生活资料，后者则主要体现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既有生活资料，又有生产资料，说明它已大体是建立在一定的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和手工业品产区之间出现大规模、长距离的贩运贸易，正是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重要发展。
再次，从城市市场看，在封建社会中，城市市场主要是封建官吏、封建地主及其仆从、军队等以自己的收入，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他们的收入都是封建租赋的转化形态，即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剩余产品。数量巨大的剩余产品集中在数量有限的城市中投入交换，就会出现繁荣的城市市场。封建赋税和封建地租主要是采取实物形式。它们是由农民和手工业者作为使用价值生产出来的，只是因为投入交换才成为商品。这种商品可以说只有商品的流通方式，而没有商品的生产方式。这就使城市市场既建立在交换价值生产之上，又建立在使用价值生产之上。因之城市市场并不具备完全的商品生产的基础，也就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经济。尽管实物租赋会逐渐向货币租赋转化，使城市市场的商品生产的基础有所发展，但这种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商品生产基础的不够完全，是封建社会城市市场的共同特征。
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城乡商品生产不够发展，城乡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就不够发达。尽管城市中有比较发达的手工业，但其产品主要供城市人口消费，并不流向农村，与农民的产品相交换。因此，城市市场规模的大小，主要决定于投入市场的封建租赋价值量的大小。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就使城市市场保有较多的自然经济痕迹。
到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地区间贩运贸易的发展，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具有贩运贸易的中转市场，或者形成新的中转贸易城市。由于有些手工业在发展中逐渐向城市转移，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手工业基地，或者形成新的手工业城市。有的城市甚至可以三者兼而有之。随着城市经济功能的发展，在这些城市市场的商品成交总量中，封建剥削者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所形成的交易量，其比重必然会缩小。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商品交换所形成交易量（包括体现在贩运贸易中中转的部分），其比重必然会扩大，后者甚至可以超过前者。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无疑已大大下降。当然，封建租赋投入这种城市市场还会有一定的数量，加以还会有许多消费性城市存在，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总之，在城市市场，以至在整个国内市场上，封建租赋所形成的市场交易量，在封建社会前期和后期，是会各不相同的。它在整个市场交易中所占比重较大，市场促进生产和分解自然经济的作用就越小，反之就越大。
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各个时期的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许多经济现象总是交错地存在，难以划一。上述分析只是一种很粗略的概括。但大致可以看出，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相比较，已具有不同的生产基础，不同的流通方式（包括不同的市场结构），不同的流通规模（包括不同的商品结构），不同的社会作用。特别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形成，不但会为本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而且会通过与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扩大和深化社会分工，推动其他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生发展提供历史前提。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正是通过这种不同层次的发展，即部分质的变化，逐步排除自然经济的制约和痕迹，逐步趋向完善。
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表明，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以怎样的广度和深度相结合，会反映出自然经济历史地位变化的阶段性，会反映出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也会反映出封建经济的成熟和发展。生产对于任何社会经济都具有基础的作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变化，都是基于其生产基础的具体变动而来，考察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及其历史地位，考察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及其发展水平，首先应当对它们生产基础的发展变化，作出正确的估量。不论在什么生产基础上生产出来的商品，一经在市场上出现，都不会改变它作为商品的性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决不能因此而忽视对它们不同的生产基础作具体的分析。否则，就容易夸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把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同等起来，把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与不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等同起来，从而模糊对自然经济历史地位的认识。这就不能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研究中，更好地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
四
商品经济所以能适应生产力的不同发展水平，在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中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产生的基础是社会分工。一切分工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分工的发展又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在封建社会中，社会生产力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商品经济既是封建经济（包括领主制经济和地主制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封建经济又可以容纳小商品经济有较高程度的发展，甚至可以容纳以工场手工业为代表的商品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因之，在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在封建地主制下比在封建领主制下，在统一的封建国家中比在分裂的封建国家中，还会得到更多的发展。
广大农民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就把市场机制引入千家万户的生产领域，扩大价值规律发生作
用的范围，推动他们改善工具，提高技术，较好地发挥人力、物力和土地资源的经济效益，这对于发挥各个地区自然条件的优势，扩大农业基础，调整农业结构，增加社会积累，都会起良好的作用。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不但农民商品经济的个体比自然经济的个体，具有较高的发展生产的活力和能量，也会使整个社会经济含有市场机制，可以较灵活地较有效率地进行，从而有利于满足消费，促进生产，加强地区间、民族间的经济联系，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封建大国说来，也会为封建国家处理集中的政治与分散的经济的矛盾，为征收赋税、加强国民经济管理，提供有利的条件。在封建社会中，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有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有社会生活水平的相对提高。总之，封建生产方式如果能允许商品经济发展，就说明它还具有生命力，还没有达到它的历史终点。这是判断封建生产方式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封建社会中，对立统一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互相制约、互相排斥的。自然经济天然地排斥社会分工，排斥商品经济，从而限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不管自然经济多么强大，商品经济却具有导向性，具有主导作用，它总是通过不断分解自然经济，引导社会经济向前发展。这都是人所共知的道理，无庸赘述。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它们又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对立物相互补充的这种深刻的辩证关系，充分地体现在社会经济过程之中。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既与商品经济相联系，又与自然经济相联系。他们总是通过二者的相互补充，使自己的生产得以完全。在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中，是商品交换对于自给性生产起补充作用；在交换型农户中，是自给性生产对于商品性生产起补充作用。二者相互补充，就使小农家庭的再生产得以顺利地运行，使小农家庭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得以顺利地实现。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既都是互相分离、互相独立的，各自通过自身的循环持续自己的生产。但是，他们又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因为他们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供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又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购买他们的产品。地主家庭有的是生产单位，而更多的是消费单位。作为生产单位，它必须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就是作为消费单位，也必须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消费品。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就必须以商品交换为纽带，把农民、手工业者和地主家庭联系起来，才能形成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使整个封建经济成为一种一定程度的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
要使这种复杂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得以顺利实现，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和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就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在封建社会，社会生产的技术构成低，不论是进行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主要是靠投入劳动力，而不是主要靠追加生产资料。而且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不经过交换无偿地养活封建剥削者，因此，第二部类生活资料的生产必然要大于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而扩大再生产更需要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优先增长。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这种比例关系，主要是由农民的自然经济来保证的。
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如前所述，是农民既要为自己的消费需要，又要为封建地主的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因而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必然要把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摆在优先的地位，以安排好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的关系；以至要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种植各种食物，以便在一些作物遭受自然灾害时，好指靠另一些作物，即所谓“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在粮食总供给不足与总需求发生矛盾时，农民就会去开垦荒地，开发山区，以至围湖围海造田，以解决自己生活的需要。所以在封建社会中，粮食尽管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商品，却又总是商品率最低的重要农作物。
农民的这种遵循自给自足目标运行的经济活动，就会使全社会劳动力与土地这两种最重要的资源的分配，首先保证了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保证了封建经济顺利运行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比例关系。如果说，封建经济因为有了商品经济，可以更灵活地运转，更具有生命力；而又因为有了自然经济，才能保证它顺利进行，保证它可以稳定地发展。
自然经济这种基于人类生存本能需要的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保证了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繁衍，保证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分工，从而促进了封建国家、法律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尽管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封建租赋之外，还可以生产出另外的剩余产品，扩大了封建政治和封建文化艺术发展的物质基础，但是，从整个封建社会来看，强大的封建国家和繁荣的文化艺术，始终主要是建立在作为使用价值生产的封建租赋基础之上的。
但是，自然经济的这种基本历史作用，又必须依靠商品经济才能得以充分实现。在封建社会中，封建皇室和封建地主在获取大量实物封建租赋之后，除了直接消费一部分之外，他们的生活和享受也依赖于出售这种剩余产品。同时，他们又必须把大量的封建租赋，通过商业渠道转化为商品，转化为各级官吏，文人学士、仆役和军队的收入，并且进一步转化为多种多样的消费品和奢侈品，通过市场以实现社会总产品的最终分配，从而保证封建政治和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
总之，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补充。如果我们只强调其中的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自然经济，就是一种片面性；如果只强调其中的另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商品经济，就会是另一种片面性。这都是不可取的。
[1]《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
[2]《资本论》第3卷，第896页。
[3]《资本论》第3卷，第88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3页。
[5]《列宁全集》第1卷，第77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9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0页。
[8]《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9]《资本论》第2卷，第226页。
[10]《资本论》第3卷，第893页。
[11]《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2]《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1页。
[15]《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64页。
[17]《资本论》第2卷，第43-44页。
[18]《资本论》第1卷，第644页。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区别篇2
近年来，随着当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际学术界开始重估中国传统经济，特别是明清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彭慕兰、弗兰克等为代表的美国加州学派力主“明清经济发展论”，如彭慕兰《大歧变》一书认为中国在1800年前一直在领跑；弗兰克《白银资本》一书认为1840年前世界上白银产量的二分之一都流入了中国，如此强大的白银吸收能力说明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国内也有学者认为清代才是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高峰，其成就超过唐宋时期。对彭慕兰和弗兰克的批评已有黄宗智、秦晖等长文刊布①，极具说服力，读者自可参阅，本文不再置评。因此本文论域限定在中国传统经济，主要讨论这样几个问题：一是能否找到一个科学的评价尺度以资比较(包括中西比较和朝代比较)；二是按此尺度如何判断宋代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三是如何解释宋代如此发达的工商业文明为何未能带动宋代社会实现近代转型。行文中间或会与明清进行对比。为节省篇幅计，本文只讲观点和思路，具体论证和支撑材料请参阅已出版的拙著《中国经济通史》(第5卷)②的相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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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 18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秦晖：《谁，面向哪个东方?——评弗兰克〈重新面向东方〉》，见秦晖著《传统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葛金芳：《中国经济通史》(第5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一、从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看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高峰段落
为了找到一个进行中西比较和朝代比较的共同尺度，须从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入手。这条共同道路若从生产力角度看，无非是手工劳动逐步发展到机器生产；若从生产关系角度看，则是封闭体制(自然经济)向开放体制(市场经济)的逐步演进。当然在实际生活当中，这两个方向是彼此涵摄的，共同耦合成一个有生命力的经济运行系统。本文关于经济体制演进方向的认识得益于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他在出版于1969年的《经济史理论》中认为，现代经济本质上是市场经济，而此前出现的“习俗经济”(如村社共同体经济)和“指令经济”(如封建领主的采邑经济)则是与市场经济相对立的古代经济形式①。这是从经济体制着手的科学分析，非常精辟，但缺少了生产力这个维度。推动着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不断演进的生产力，来自于劳动技能的积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机械的出现。所以考虑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或曰方向，还必须加上从手工劳动到机器生产的发展这个维度。我们将上述两个维度(生产力、生产关系)所涉及的四个要素进行排列组合，可以得到四种不同的经济类型：
1．手工劳动+封闭体制=传统经济(古代社会的自然经济)
2．手工劳动+开放体制=原始工业化经济(由古代向现代经济的过渡形式)
3．机器生产+开放体制=市场经济(现代经济)
4．机器生产+封闭体制=计划经济(前苏联、东欧模式)
如果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横坐标，把经济体制的演讲作为纵坐标，这四种经济的关系可以图示如下：
由上可知，人类经济发展的共同道路，大致是从封闭的古代自然经济，中经原始工业化阶段之过渡，逐步迈向开放的市场经济这样一个演讲轨迹，这也许体现了东西方各类经济体演进嬗变的普遍规律和共同方向。各国经济发展会因地理环境、资源禀赋、自然和人文环境种种的不同而呈现出千姿百态、变化无穷，但是地无分中西，人无分南北，各国、各民族、各地区的人民都要走向机器生产和市场经济的诉求，却是古今一理，中外皆同的②。显而易见，仅就经济层面而言，谁要发展，谁就应该朝高效率的机器生产和开放的市场经济这两个方向走。从亚当·斯密开始，中经马歇尔、凯恩斯，直到今天的新古典综合和新制度经济学派，现代经济学的充分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由此是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就中国传统经济的再评价而言，无论唐宋还是明清，哪个朝代更接近机器生产和市场经济，那么这个朝代就更先进，更有发展前途。推而广之，不论是纵向比较(如明清和唐宋比较)，还是横向比较(如18世纪的中国江南和英格兰)，都应该从这两个维度即机器生产和市场体制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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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约翰·希克斯著，厉以平译：《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②葛金芳：《经济现代化的两层次界说》，《中南财经济政法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二、宋代经济：工商业文明因素的急速成长和海洋发展路向的初现
宋代，正处在汉唐和明清之间。在我看来，汉唐是同质社会，宋明是同质社会，插在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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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约翰·希克斯著，厉以平译：《经济史理论》，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②葛金芳：《经济现代化的两层次界说》，《中南财经济政法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唐和宋明之间的辽夏金元又是一种同质社会。而清朝则是宋明与辽夏金元社会的综合①。汉唐的立国基础是小农经济，自然经济气息浓厚；宋明虽然仍以农业立国，但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之基础上，已经生长出城市、货币、商业、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雇佣劳动、包买商惯例、商业信用、集资合伙等新生事物均有踪迹可觅，已然处在迈向近代社会的前夜。换言之，汉唐和宋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异质社会。与汉唐相比，宋代经济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商品经济成分在传统社会母胎中的急速成长。晚唐以降，特别是入宋以后，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粮食剩余率的提高，煤铁革命的出现，手工业生产的扩大，以及运输工具(如漕船、海船)的进步和交通条件(如汴河和沿海海运)的改善，商品经济继战国秦汉之后迎来了它的第二个高涨时期。以前未曾见过或者虽有征兆却并不明显的诸般新气象，此时却一一凸现在我们面前。
一是商品性农业的成长。以桑麻、竹子、茶叶、水果、蔬菜、花卉等经济作物为主体的商品性种植业加速扩展，特别是在两浙路的太湖流域、成都平原和福建沿海地区，专业茶农、果农、蔗农、菜农大批涌现，他们与独立手工业者一道，开始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
二是都市化进程的加速。城镇数量大幅度增加，城市人口膨胀，城市中工商业从业者增多，地域性经济中心城市层出不穷，导致传统的政治性城市向经济性商业城市转化，都市化势头日见明朗。与此同时，城市格局因古典坊市制的崩溃而有重大改观，城市商业突破地域和时间限制，临街设店的近代型城市风貌已可初见端倪。
三是商品构成的变化和商业性质的转折。社会商品构成发生重大变动，越来越多的生活资料(如粮食、布匹、茶叶等)和生产资料(如土地、耕牛、木材、煤炭、农具等)进人流通领域。原先主要为社会上层服务的、以奢侈品和土特产为主的贩运型商业，开始转变为以黎民百姓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用品为主的规模型商业。
四是草市镇的勃兴和地方性市场的初步形成。在经济发达或人烟稠密的乡村地区，以及水陆码头和交通孔道沿线，“草市”成批涌现，以草市——镇市——区域经济中心为三级构成的地方性市场开始形成，商品货币关系获得了更多的前哨据点来浸润、啃啮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五是商人群体的崛起和“谋利”观念的盛行。越来越多的官僚、地主、士人、农民投入经商活动，沿海农民甚至集资投入海外贸易(所谓“带泄”)。随着商人队伍的扩大、商业资本的雄厚，商人阶层的实际地位有所提高，商人的社会影响亦在扩大。与此同时，体现商人意识的谋利观念(所谓“市道”)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力日益增强。以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浙东功利主义学派的崛起，表明传统儒家义利对立论的一统天下裂开了缝隙。
六是海外贸易的拓展。汉唐时期的陆上丝绸之路此时已被海上“香料之路”、“陶瓷之路”所取代，其规模之大是陆上中西交通所无法比拟的；而且范围更广，与宋朝建立外贸联系的已达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此同时，宋朝与辽、夏、金、吐蕃、大理等周边政权的物资交流和经济联系不仅一刻也没停止过，而且规模不断扩大，形式日趋多样，榷场贸易、走私贸易、茶马贸易和朝贡贸易等形式各显神通，互相补充。宋代每年所铸数百万贯的铜钱亦因之流向周边地区，几乎成为“国际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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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几种同质社会，这里只是一个简略的表述，肯定不完备。如先秦夏商周三代，都建立在村社共同体经济之上，也是一种同质社会。这几种同质社会以一个否定一个的方式发展下来，其间既有联系(历史传承)又有区别(性质相异)，还有交叉和融合。因问题比较复杂，这里不便展开，我已另文论列。
七是纸币的出现和白银的货币化。在国内外市场同时得到开拓、商业规模远远超迈前代的情况下，原先具有神奇魅力的铜钱这种交换手段，因其分量重又价值低而显得力不从心(特别是在日趋普遍的长途贩运和交易量扩大的情况下)，于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北宋前期的川蜀地区率先登上商品交换的历史舞台。稍后，以白银为代表的贵重金属称量货币亦开始跻身于流通领域，从而形成了铜钱、铁钱、楮币、银两并行的过渡性货币体系。遍布于汴京、临安城内的“金银盐钞引交易铺”就是各种不同货币的兑换处。仅临安城内这种金银交易铺就有100多家①。
所有这一切使我们相信，宋代的商品经济的确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时我国商品经济的繁盛，无论是就规模还是水平而言，依然遥遥领先于当时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即与18世纪的清中叶比，亦毫不逊色，至少是各有千秋①。
特别是宋代东南沿海地区，在海外贸易的拉动之下，一个新型的、充满活力的开放型市场经济得以崛起，这是汉唐以来农业经济内部真正带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变化。在我看来，秦汉“第一帝国”和隋唐“第二帝国”，都是以农业经济为立国基础的大陆性帝国，不仅经济重心位于司马迁所说的“三河”，即黄河中下游地区；而且汉唐间历时千年的“丝绸之路”更是向着亚洲内陆延伸。可以说宋以前的历代王朝，都是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内陆国家。然自中唐以降，我国开始由内陆型国家向海陆型国家转变：广州、泉州等大型海港相继兴起，东南沿海地区以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为后盾，表现出向海洋发展的强烈倾向。特别是宋室南渡之后，为形势所迫更加依赖外贸，刺桐港即泉州正在此时成为当时世界上的第一大港。在迅猛发展的海外贸易的刺激下，东南地区以生产交换价值为己任的商品经济日趋繁盛，以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为基础的市场机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原先头枕三河、面向西北的立国态势，一变而为头枕东南、面向海洋。这个转折的实质性内涵是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单一种植经济过渡到多种经营，从基本上自给自足到专业分工有所发展，从主要生产使用价值转为生产交换价值，从习俗取向变为市场取向，从封闭经济走向开放经济③。这一切表明，宋代，特别是南宋东南沿海地带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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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吴自牧：《梦粱录》卷13“铺席”，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6页。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区别篇3
论文摘要：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整合的实践所带来的示范效应极大地推动了各国和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以较大的热情建立了许多不同形式的经济合作组织，以求达到本国经济的长足发展，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新疆是我国欠发达省份之一，也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区，更应该发挥本地区的竞争优势来谋求自身的发展。本文从新疆与中亚各国的经济互补性和地缘战略地位的角度出发，力求探索一种适合新疆与中亚各国共同发展，实现共赢的发展模式。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不断加快，世界各国和地区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加强，各国越来越广泛地被纳入国际经济发展的轨道。新疆和中亚各国位于亚欧大陆的交接地带，是连接亚欧大陆的桥梁，具有较强的经济互补性以及独特的地缘战略地位，寻求一条适合新疆和中亚各国经济发展模式来开展区域经济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一、新疆与中亚五国经济合作的有利条件
（一）经济互补性
从资源禀赋看，新疆与中亚各国有很大的互补关系，存在着巨大的资源再配置的空间。中亚地区及俄罗斯是世界上至今未被大规模开采的最后一块资源富集区，这里是世界公认的21世纪全球最具开发潜力的能源宝库，其中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丰富的油气资源是最大的亮点。
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能源供给不足已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中国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石油消费大国，石油消费量占全球石油消费量的7.6%，每年有40%左右的石油需要进口。2004年，中国石油进口首次突破1亿吨，达1.2亿吨，预计到2020年，中国年石油进口量可能会在3~4亿吨左右。据国际能源署（iea）预计，到2030年，中国的石油进口量将占需求量的74%。而中国对外石油依赖的程度，已由1993年的5%上升到2001年的30%，2004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35%左右，且总体走势是上升的，预计2020年将达到60%。①新疆与中亚各国在油气资源领域的合作无疑将成为该地区未来经济合作中最重要、最具战略意义的领域之一。
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新疆与中亚各国处于同一层次，但是双方在产业结构方面存在巨大的互补性关系。在中亚各国中，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工业基础比较好，素有石油、天然气、钢铁、煤炭、有色金属基地之称。但是，受到前苏联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片面发展资源型重工业，能源、原材料工业为其支柱产业，轻工业和农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在食品加工和轻纺工业方面几乎是空白。新疆的农产品、纺织品、家电、棉纺等轻工业产品是中亚各国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商品。新疆和中亚各国已经形成从中亚各国进口初级工业品，出口轻纺产品和食品的贸易格局。到2006年为止，新疆向中亚各国出口贸易额占全部出口贸易额的82％，并且新疆与中亚各国的进出口贸易额也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新疆的轻工业、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都具有一定的规模，而且已经形成一批知名的龙头企业。正是由于双方在产业结构上存在着多层次、不同程度的互补性，为双方经贸关系发展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基础。依托强大的国内市场，新疆与中亚各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将具有更广阔的前景和巨大的发展空间。
（二）优越的地缘优势
新疆位于亚欧大陆腹地，是我国面积最大、边境线最长、邻国最多的省份。新疆分别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接壤，与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虽不毗邻，但也是近邻。因此，与中亚各国发展经济合作具有明显的地缘优势。目前，新疆面向中亚各国拥有开放一类口岸12个（包括2个空运口岸），二类口岸11个，这些口岸成为我国向中亚各国地区开放的重要通道。历史上，新疆是著名的“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今天横贯新疆的新亚欧大陆桥是连接亚太地区和整个欧洲地区最便利、最廉价的运输通道，同时也是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通道之一。乌鲁木齐空港可直达阿拉木图、塔什干等地。新疆有与哈、吉、塔相通的公路，已初步形成了与中亚各国相互交流的立体交通网络。对于中国来说，新疆是向西发展的重要基地；对于中亚各国来说，中国的新疆是这些国家走向世界的东大门。
（三）上海合作组织提供了政治保障
2001年7月16日，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国共同宣布成立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多国领导人在谋求区域稳定的同时又寻求经济上的紧密合作，相继签署了多份有关旨在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文件。这些合作文件的签订为新疆与中亚各国开展次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合作方向和可靠的政治保障。
二、中亚各国经济合作对新疆的贸易造成的负面影响
中亚各国的区域经贸合作关系日趋紧密，合作的领域日趋广阔。尤其是在2000年欧亚共同体成立以后，中亚各国都注重区域整合，建立以关税同盟为目标的区域经济合作。在这种情况下，新疆与中亚各国之间原有的经济互补优势和地缘优势受到很大的挑战。
（一）中亚各国加快了经济合作的步伐
2000年10月，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共同成立了欧亚经济共同体，以进一步推动其成员国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后来，乌兹别克斯坦加入到欧亚经济共同体，至此，除土库曼斯坦以外中亚国家均加入到欧亚经济共同体当中。2005年9月，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的欧亚经济共同体政府首脑会议上，塔吉克斯坦总理阿基洛夫宣布：从2006年起，欧亚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将开始实施统一关税制度。实行统一关税制度将为该组织成员国之间最终形成统一商品市场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欧亚经济共同体的建立，降低了中亚各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贸易与投资的交易成本，促进相互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的快速增长。新疆与中亚地区的传统贸易优势必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二）新疆与中亚各国的贸易依存度存在很大差异
新疆是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之一，而且又是连续多年来对外贸易严重依赖中亚各国的内陆边境省份，中亚各国的经济整合必然对新疆与中亚经贸合作产生排他性不利影响。从中亚各国与新疆的贸易额占双方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来看，中亚各国占新疆对外贸易的比重远远超过新疆占中亚各国对外贸易的比重，2006年，中亚各国的进出口总额为925亿美元，其中与新疆的进出口总额为74亿美元，占中亚进出口总额的8％；新疆的进出口总额为91亿美元，与中亚的进出口额占其总额的81%，这说明相互贸易的依存度很不平衡，新疆更依赖对中亚各国的贸易。②而且，随着经济整合的不断加深加快，这种不利影响也会越来越明显。
（三）新疆作为向西开放前沿的地缘优势受到挑战
中亚各国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为加强与国际经贸关系，中亚各国在与周边国家加强联系的同时，也逐步同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联系，设计全方位的经贸合作新途径。与此同时，在中亚各国中，新疆最大的对外贸易伙伴——哈萨克斯坦逐渐认为，虽然两国贸易的80%是在新疆完成的，但是新疆属于中国经济欠发达地区，新疆每年出口的商品有70%以上是由中国内地生产的商品，即使是新疆本地生产的商品，与内地生产的商品相比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在款式上都有很大的差距。③因此，更多的哈国企业与商人开始与中国沿海发达地区直接进行贸易联系，这严重影响了新疆与中亚各国贸易的发展。对新疆来说，这种贸易形式增加了贸易转移，减少贸易创造效应，使新疆仅成为一个中亚与内地的商品物流中转基地。
新疆与中亚各国有很强的经济互补性和地缘战略优势，但是，伴随着中亚各国产业格局的调整和优化，区域整合进程的加快，这种优势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挑战。当务之急，新疆必须制定一条能够适应新形势、新情况的科学发展模式。
三、自由贸易区是新疆与中亚各国次区域经济合作模式的必然选择
根据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一些相对成熟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程度的不同，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在学术界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具体可分为：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和完全经济一体化。这些不同阶段的发展形式反映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从低级向高级所经历的一般过程：从商品市场的自由贸易到资本、货币市场的金融系统整合，再到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统一大市场形成，直至形成产业改造、经济体制、司法秩序等方面的一体化，从而最终实现名副其实的“深层次的经济一体化”。④
优惠贸易安排是跨国区域经济合作的最低形式，只需在协定国之间签订有优惠关税安排即可。优惠贸易安排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远低于其他的经济合作模式，不足以作为区域经济合作未来发展的目标模式。⑤而且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各成员国已经在优惠贸易安排方面取得很大成就，中国与中亚各国已经在贸易便利化方面达成了共识。2004年4月，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四国在乌鲁木齐达成协议，按照四国政府签署的《过境运输协定》规定，对过境运输车辆各成员国免征政府规定的过境费和通行费。
哈、吉、塔和乌虽然已经加入欧亚经济共同体并且向“一体化”的目标努力，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国家达到共同体要求的目标还有很多基础性问题没有解决。首先，中亚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资本、管理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在大多数产品的生产上都处于劣势。各成员国的产品不仅在国际市场不具有竞争优势，即使在区域内也面临来自进口产品的竞争和冲击。建立关税同盟以后，国际商品可以通过贸易转移冲击本国内的民族产业，对本国传统产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其次，中亚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方面不具备明显的互补性。中亚国家的国内产业多以能源、原材料和初级工业品产业为主，各成员国之间的产业和产品具有很大的相似性，难以形成紧密的产业分工，使各成员国难以分享产业分工和规模经济带来的收益。最后，2005年，中亚各国gdp总额接近1000亿美元，每个国家的gdp和人均gdp都不大，属于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无法大量吸纳其他国家的商品，为其他国家的商品提供广阔的商品市场。建立关税同盟以后，各国仅有有限的产品能在区域内得到关税同盟带来的收益，而大部分产品仍然要参与国际竞争。
由此可见，中亚国家建立关税同盟仍然是一项任重而道远的艰巨任务。所以，关税同盟这种合作形式更不能成为新疆与中亚各国的合作目标模式，基于关税同盟之上的更高级的合作模式就更是无法实现。
目前，自由贸易区在世界范围内得到相当广泛的支持。其主要特征为：成员国之间相互完全免除关税，并大幅度削减乃至完全消除非关税壁垒，使商品得以在成员国间自由流动，但自由贸易区对成员国以外的国家并不规定共同关税，成员国可自行确定对区域外国家的税率。新疆与中亚各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可以在区域内部实行互惠关税和消除贸易壁垒的同时，通过设定科学的原产地规则有效地避免区域外商品通过区域内其他低关税国家流入本国市场，对本国市场造成冲击和损害。建立一种外向型、制度化的自由贸易区，将是新疆与中亚国家经济合作的最优形式。
四、采取渐进策略推进新疆与中亚各国的次区域合作
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方式开展新疆与中亚各国的经济合作具有十分可行的操作性。采用设立边境自由贸易区、实现区域内贸易投资便利化和在此基础之上的区域内自由贸易区，这种渐进式的合作模式来实现这个最终目标是最佳选择。
（一）借助地缘优势，设立边境自由贸易区
在中亚各国当中，无论是从经济实力还是从政治影响力来说，哈萨克斯坦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双方有7个一类贸易口岸，而且新疆与哈萨克斯坦的贸易额占新疆对外贸易的82％以上。为了提高经济合作的层次，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中哈经济的互补关系和地缘优势，优先设立和扶持边境自由贸易区，使之成为新疆与中亚各国经济合作的核心地区。阿拉山口是新亚欧大陆桥中国段的西桥头堡，也是中国西部地区唯一铁路、公路并举的国家一类口岸，设立阿拉山口边境自由贸易区具有良好的基础条件，应该给予充分的论证和政策扶持。喀什是新疆南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三国接壤，在喀什建立边境经济合作区，不仅能提升喀什综合性城市的功能，而且能促进南疆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鉴于喀什的优越地理位置和基础条件，可以在未来几年内把喀什建设成为面向中亚地区的金融中心、物流中心和制造中心。
（二）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由于中亚各国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贸易自由化程度不同，各国所存在的贸易投资障碍也就有所不同。在今后一段时期，消除贸易投资障碍是促进投资便利化和贸易自由化的主要目标。
中亚各国均是欧亚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对外实行统一的关税，对内实行互惠关税的政策。所以，关税壁垒主要存在于新疆与中亚各国之间。消除关税壁垒是新疆与中亚各国之间促进商品流动，推动区域内贸易发展的重要条件。在非关税壁垒方面，应该把标准一致化、海关程序、电子商务和交通运输等确定为今后一段时期内新疆与中亚各国贸易便利化的主要领域。在投资环境方面，加强合作软环境建设。建立以更高层次的“乌洽会”为主的多种经贸交流平台，设立边贸发展和对外开放专项基金，为对外贸易和投资的企业提供信贷担保。开展双边和多边协商和会晤机制，在公平、公正、合理的基础上完善法律机制，为区域内贸易和投资提供良好环境。
（三）在贸易投资便利化基础上建立自由贸易区
在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基础上，通过多方磋商，适时地启动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并促成新疆与中亚各国自由贸易区的早日建立。新疆与中亚各国自由贸易区以消除贸易和投资的障碍为前提，必然会最大限度地实现在区域内的商品、资本和劳务的自由流动，达到跨国界的区域内商品、资本和劳务的最佳配置，促进新疆与中亚各国共同繁荣和发展。建立自由贸易区将使新疆与中亚各国的经济水平得到显著提高，同时，也会提升本地区在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地位。
注释：
①何一鸣、刘广慧.加强中印能源合作的可行性研究[j].2006，（06）.
②王海燕.新时期新疆在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合作中的地位[m].新疆社会科学，2005，（03）.
③黄一超、贺湘焱.中国新疆与中亚五国经济合作现状与制约因素分析[j].中亚论坛，2007，（07）.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区别篇4
【关键词】经济区／综合性／经济中心
【正文】
一、历史经济区域概念的产生
经济区是由多种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土壤、气候、资源的相对一致性和与之相协调的人文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科学技术）所决定，以劳动地域分工为基础，各具产业特色的地理区域。经济区域与经济区域之间商品流通是经济区域形成的必要条件。我国国土辽阔，各地区之间自然条件有很大的差异，由此而导致经济和人文现象的差异同样是十分明显的。根据我国的自然条件（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可以划分为东部季风气候区、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区、青藏高原高寒区三大自然区，这三大自然区决定了我国经济区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时这三大自然区内部也同样存在自然和人文环境要素的差异，在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不同社会产业的地域分工，这种产业分工和差异便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区。
在我国古代社会的早期，由于经济开发不足，生产力低下，区域间产业分工不明确，商品经济还处于萌芽状态，区域间商品市场体系没有形成，经济区的边界是模糊的、不明确的。大致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金属工具的用于生产，农业、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各地根据本地的自然条件所生产的具有本地特色产品的产业兴起，除了满足本地区需要外，可以将多余的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并从中获利，于是形成一定规模商品交换和贸易，产业的区域分工初步形成，开始出现经济区的雏形。正如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陆地、山区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气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矿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条件的特点不同，又有了劳动工具的天然差别。这种差别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间的职业划分，我们一般应在这些部落相互进行的交换中发现产品向商品的最初转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页。）到了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产业区域分工已经客观存在，经济区域的概念在当时人们观念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尚书·禹贡》中以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贡献以及交通道路划分的九州，不仅是一种综合的地理区划，实际上也是经济地理区划；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第一次将汉朝全境分为山东、山西、龙门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产业区，汉成帝时刘向的《域分》、朱赣的《风俗》，《隋书·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虽然都是以“物产风俗”划分的人文风俗区，实际上也是经济地域差异引起的人文地域差异的反映。因此可以说我国古代经济的地域差异在人们的观念里已经存在了。唐宋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间产业分工明显，商品贸易频繁，经济区域的特征更为显著，这在区域差异比较大的南方地区更为突出。南朝以来以至唐宋延及明清时期的所谓“三吴”、“江南”、“两浙”、“荆湖”等等已不仅是政区名称，更贴切的是经济区域的名称。明人王士性《广志绎》根据浙江省内不同自然、经济条件分为若干亚区，其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蚕，是每年两有秋也”；“台、温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产之地，稻麦菽粟尚有余饶。宁波齿繁，常取足于台，闽福齿繁，常取给于温，皆以风漂过海，故台、温闭籴，则宁、福二地遂告急矣。”这就是说，在浙江省内还分为若干经济亚区，各经济亚区间的商品交换已成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为。明清时代大体上各省自成一大经济区，而省内又按自然条件分为若干亚区，这种亚区又可能跨省而成，如所谓“江南”即指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而言，虽然对“江南”范围的界定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认为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太八府一州为江南经济区（注：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有人认为应该是苏、松、常、杭、嘉、湖。（注：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不论怎样，“江南”一地作为一经济区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产业差异更为明显，经济区的存在更为明确，经济区的等级、层次更为繁复。对此进行研究，是我们全面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文化的区域差异和区域整合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二、历史经济区域形成的历史和地理条件
在我国人类社会早期，地域、部落之间农业、畜牧业分工并不是很明确的。至少在黄河流域古代社会的早期，原始农业、畜养、采集、狩猎同时并存。我们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中都可以看到，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古代社会早期，华夏地区以及周边草原森林地区产业中兼有原始农业、畜养和狩猎的痕迹。以后随着生产力的提高，采集经济向原始农业发展，狩猎经济向畜养、游牧经济发展，标志着攫取经济向生产经济进步，以后逐渐形成以农业为主兼营畜养的部落与地区和以畜牧为主兼营农业的部落与地区。这种选择和变化，很大程度决定于所处的自然条件，如春秋战国以后，北方草原区形成畜牧区，东部季风区形成农耕区，东北高寒区还停留在采集狩猎阶段等等，由此形成的这种经济区本质上也就是自然－经济区；这种经济区之间的物产互补和交流成为当时人们生活的必需。《荀子·王制》：“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①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可见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原与周边地区在产业差异上的互通有无是很频繁的，不可或缺的；从自春秋战国至汉代初年，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农耕区内部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一直延续到汉代，《汉书·食货志》说：“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就是说汉代初年，商品贸易在社会上还有很大影响。由此可见，不同产业区域之间商品贸易是经济区形成的必要条件。其次，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特别是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地区，主要是汉族以外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由于民族发源地的自然条件决定了该民族经济的特点，如北部蒙古高原上袤广绵亘的草原哺育了游牧民族，西南横断山脉地区的深谷密林决定了采集和狩猎成为当地民族的主要生产方式，东北高寒森林地带原始民族必然以采集和狩猎为生。以后随着民族活动的频繁，生产活动变化，如游牧民族所到之处，往往将畜牧业带至该地，而汉民族所到之处，无不垦地种植。因此民族经济也成为我国区域经济的一个特色；而这种民族区域经济间的互通贸易，很早就开始，一直延续到整个历史时期。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市籴一》：“互市者，自汉初与南越通关市，其后匈奴和亲亦通市，后汉与乌桓、北单于、鲜卑交易。后魏之宅中夏，亦与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际，常交戎夷通其贸易，开元定令载其条目，后唐复通北戎互市，此外，高丽、回鹘、黑水诸国，亦以风土所产与中国交易。”民族区域之间的贸易，也是反映不同经济区的一个方面。其三，由于我国很早就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为全国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自然条件发展不同产业门类提供了条件，同时出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也就是中央政权对地方经济管理上的需要，尤其是当地方政权特别关注地方经济发展时，有过多的干预，于是经济区的划分和调整往往与政治形势和政区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分裂局面，原先在统一政权的同一经济区，分裂后必然形成不同的经济区。行政区和经济区有密切的关系。故而我国历史上的经济区往往包含自然
、民族、政治三方面的特色。我国历史上早期的经济的区域差异，可按自然条件分为农耕、游牧、渔猎三大经济区。这三大区实际也是汉族政权和游牧民族、采集狩猎民族的活动区。汉文帝给匈奴单于书云：“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俱无暴虐。”（注：《汉书》卷四《文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这就是自然区、民族区、行政区和经济区合一的反映。
在这三大区中，从自然、人口、资源、文化各种条件而言，东亚季风区的农耕区都占主要地位。这里人口最多，几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资源最丰富多样，生产力最先进，最早进入文明社会。因此这里最早出现经济的区域差异，其先决条件是农耕发展到一定程度，有足够的粮食提供给社会，可以使一部分人从事适应本区自然条件的其他产业，以其产品与他区进行交换，首先就是经济作物商品化，也形成经济区之间贸易的主要内容。例如《史记·货殖列传》载，战国秦汉时代时“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获；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各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这种经济作物的区域差异才能初步形成经济的区域性。其中又可以自然、社会、人文等因素的差异分为若干亚区，各经济亚区因其经济在全国的影响，在全国的地位也不同。以后，随着自然环境变化以及人类适应自然能力和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的细化，商品流通的加强，以及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化，不仅经济区边界会发生调整，同时也会引起经济区在全国地位的升降。无论大区和亚区的经济区域调整、变化的因素也是多种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然因素（主要是气候和地貌），就是自然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引起经济区的调整，例如蒙古高原上一次巨大风暴、寒流，使生存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规模南迁，形成游牧区的南扩；黄河一次重大改道，就可能引起河北、河南经济区的调整，一次大规模的洪涝干旱灾害引起环境变化和人口迁移，就可能引起一些经济区地位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地位的上升。二是政治格局变化引起的经济区调整，如长期大规模的战争，可能造成一些经济区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的兴起，如关中地区自两汉末年战争的破坏，其经济地位明显衰落；南北政局分裂时期以秦岭、淮河一线为南北分裂界线和以长江为南北分裂界线，经济区的格局就不同。又如首都所在地的确定和转移都可能引起经济区的变化。这在我国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里，由于管理体制上的原因，这种变化是很显然的。三是人口和民族迁移活动引起的经济区格局的变化，如农业民族的北移和游牧民族的南进，农耕民族向西南、东北地区的扩展，就可能引起经济区划的变化。秦汉时内地人口的移向北边，“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徒”（注：《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标点本。），必然引起高原地区草原的农耕化，反之，魏晋时期匈奴入居中原，自然会将原有的耕地辟为牧地。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乱引起的我国历史上三次人口大南迁，对南方地区社会经济变化起了重要作用。四是产业分工的细化，如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提高，自然资源的重要性的显露，手工业的发达，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如宋代以后长江以南地区蚕桑、植棉、茶叶业、矿冶业和造纸、瓷器业等其他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原料和产品生产地的分离，商品市场网络的形成，从而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和细化。经济区之间分工和差异主要表现为商品交换贸易，早期的交换和贸易主要在大区间进行，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业、手工业分工的细化，同一大经济区内经济亚区间的商品贸易量也会增加，于是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线的布局也随之变化，最后引起经济区格局的变化。
我国古代不同经济区，对封建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曾作文提出基本经济区的概念，“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就只能看成是控制着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这样的一种地区，就是我们所要说的基本经济区。”即每个时期封建王朝都有一个或几个基本经济区，是这个王朝生存的经济基础。当基本经济区衰落时，这个王朝也由此衰落。而新王朝的崛起必需寻找新的基本经济区。（注：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12页。）由于当时资料条件的限制，冀文在具体论述上尚有可商榷处，但其基本观点是可取的。从这个问题上剖析进去，我们将发现对古代中国经济区及其演变的研究，是对中国古代王朝兴衰的原因深层次认识的重要条件，同时也能对今天全国区域经济的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背景有深刻的理解，从而有利于现有经济区域的改造和规划。
三、历史时期经济区域划分的几条原则
我国历史时期划分经济区有些什么标准呢？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说：“关于中国古代经济区域的划分标准，我国史学界尚未有深入讨论。在海外学术界，则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另一种则以自然条件为根据。显然，对于经济史研究来说，后一种意见比较恰当。这种见解首先由施坚雅先生作出系统的理论阐述，后又由斯波义信先生加以发展和改进，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区域研究理论。施氏的理论主要着眼于水路交通，故其理论的核心可简述为‘地域即河川流域’说。斯氏则在重视水路交通的同时，也强调生态系统的作用，从而把施氏‘地文地域’说发展为‘地文－生态地域’说。我们认为施氏、斯波氏的理论是站得住脚的。但是还需要补充一点，即：我们所划的经济区域，在古人心目中，应当也是一个特定的概定（念？）。换言之，得到历史的承认。鉴于以往学术界对于江南地区的界定缺乏共识，我们认为有必要根据上述理论与意见重作划分。在确定其合理地域范围之前，有必要将我们所依据的划分标准，作一简要说明。首先，这个地区必须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须是一个自然－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域，换言之，在其外部应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地区分隔开来；而在其内部，不仅应有大体相同的自然－生态条件，而且最后还属同一水系，使其内部各地相互发生紧密联系。其次，这个地区在人们心目中应当是一个特定的概念。也就是说，不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与自然－生态条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所导致的该地区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区被视为一个与其毗邻地区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地区。”我们认真读了李伯重先生的论文，认为他将他所定的标准对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划分作为一个经济区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个标准是否适合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所有经济区呢？我们认为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这里需要补充一下，施氏的经济区域理论是从他研究历史上城市体系角度出发的，他在《中国历史结构》一文中对中国历史上大经济区的观点，大体上可概括为下列几点：一是“每一大区经济都是在某一自然地理大区中形成并完全被包容其中，这种自然地理大区是依流域盆地而划分的。”二是这些区域的核心区，都处于河谷中的低地，中国传统社会里，以农业生产为主，而核心区的可耕地自然条件最好，交通运输最为便利，成为交通枢纽。因此核心区比边缘区商品化程度更高。每一区的中心城市都兴起于核心区，并以不同层次，不同核心区构成不同层次的城市网络。于是在“每一个主要的自然地理区域中，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城市体系亦即彼此来往频繁而集中的城市群，城乡之间的联系也很多，但大都局限在区域内。”三是大区经济应看成为复合的体系，内部是有差异的、相互依存、一体化的，尽管这些特征在边缘地区较核心地区松散。（注：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页。）
施氏的理论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例如任何一大经济区是有其核心区和边缘区，但核心区是否必然是该大区的河谷低地，则未必然，应视某一特定时代的其他人文因素而定。此外，认为一大经济区内部是有差异的复合体的观点也是可信的。斯波先生在施氏的理论上加入了生态系统作为考察的依据，即将人类活动引起生态系统变化的因素作为参照模式，比施氏理论又较为全面。但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在时代上偏重于宋代以后，地域上偏重于江南。这种模式是否适合整个历史时期，是否适合全国的范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总之，以往关于经济区域划分的种种理论有其正确的部分，也有其不全面的缺陷。首先，单单强调自然区域的条件，可能会给予人们一种误解，似乎历史上的经济区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历史时期除了黄河下游河道迁徙以外，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只有量的变化，没有质的变化。那末是不是可以认为二三千年来我国经济区的格局基本没有变化？显然是不能的。其次，我国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势力曾互有进退，同一自然生态区如鄂尔多斯高原，当游牧民族占有时，则成为畜牧区，这就可能与其北面的河套平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当农耕民族占有时，往往变成农耕区或至少是半农半牧区，则可能与其南面的陕北高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可见民族活动对经济区的变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其三，历史上经济区有过不小的变化，当经济开发不足，商品经济不发达时期，经济区的地域比较大，核心区与边缘区的距离较远。不同的自然地理单元可能存在于一个大经济区内；当经济开发充分，农业、手工业生产力大大提高，产业分工细化，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时，经济区就可能划小，原先一个大经济区就可能划分为几个经济区，如两汉时期的“江南”经济区与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区地域就不同。其四，我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相当长时期的政治分裂局面，同一自然地理单元在不同的政权统治下，就可能分属不同的经济区。如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在宋辽时曾分别属于两个政权，因此河北平原或山西高原在宋辽时就不可被认为是一个经济区。由此可见，划分经济区除了重要的自然生态条件外，人文因素还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我国古代划分经济区域应该有那些标准呢？我们认为自然生态的相对一致性、完整性无疑是最基本的条件，但仅此还远远不够，因为历史时期人文环境的变化十分复杂，不同时期经济活动差异又很大，所以不同时期的经济区域的划分还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劳动分工的地域差异，即本区与他区在主要产业上的差异性，从大处而言，如农耕区、畜牧区、渔猎采集区和农牧交错、狩猎采集混合经济区等等；从小处而言，农耕地区内又可分若干亚区，如水稻作物区、干旱作物区、经济作物区等等。二是我国在近代化以前，基本上还是处在自给自足封闭式的小农社会，某一地区的基本生活用品，不可能全部依靠他区的供应。因此各经济区在主要产业分工的前提下，还有其他产业辅助，以使其成为一个可以独立生存的地区，如关中地区固然是一个农作区，然“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物之类，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②足也。又有jīng＠③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注：《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巴蜀地区“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注：《后汉书》卷一三《公孙述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清代江南苏、松、太、常、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当无异议，其农作有稻、棉、桑三种作物相对集中，鱼盐之产也很丰富，同时又是棉、丝纺织业中心。珠江三角洲当为一经济区，水稻为其主要农作，但其经济作物专业化十分突出，果树、甘蔗、荔枝、香蕉等热带水果以及基塘养鱼，成为农村主要产业，清代中期以后地区经济发展迅速，这正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结果。明清时期华北平原（冀、鲁、豫）除了粮食作物（麦、豆、高粱）外，还有经济作物棉花、烟草、枣梨、药材、酿酒产业。因此产业的综合性也是古代经济区的特色之一。三是在大产业分
工前提下，还有产业的专业化方向，如农业区中有水稻产区、旱作产区、渔业区、经济作物产区、矿业区，经济作物区中有蚕桑区、植棉区的差异等等的专门化，以此专业化产品得与他区进行交换与贸易。《盐铁论·本议》：“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nán＠④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chī＠⑤＠⑥，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揭示了各地区特定产业及其互相间的物资交流，成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四是经济中心城市及其辐射范围，即全区生产、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最集中的城市和以此城市为中心形成的城市网络和交通网络。《盐铁论·力耕》：“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至也。”《盐铁论·通有》：“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概言之，划分经济区域应有区域性、综合性、专业化、中心城市四条标准。
四、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的关系
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然区的划分，是根据岩石、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相对一致性所划分的区域。行政区则是按照统治者为加强地方统治的政治原则所划分的区别；有时为发展经济、巩固统治，可以考虑自然地理要素，有时则为了加强中央政权的控制力，有意违反自然地理原则。这在中国历史上事例很多，如汉代的长沙国，元代的陕西、湖广、江西行省划分，明代的南京划分等等。经济区则是根据产业的地域分工和商品贸易经济原则划分的，已见上述，不再赘述。行政区是封闭的、内向的，经济区则是开放的、外向的。这三者是出发点不同的三类地理区划。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一书中说：“经济地理与行政地理不是一个概念，但二者联系十分密切。行政地理的划分一般以经济地理为基础的，所以研究历史地域经济，仍须以政区的划分为空间区划。”（注：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这种处理方法似乎过于简单了些。当然，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自然地理条件，这一点似无需赘述。同样，经济区的划分不能不考虑行政区的要素，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国家，政府的行政体制常常要控制和干涉经济活动，使经济区服从于行政区，尤其是宋代以后中央集权空前加强，地方行政长官为了加强税收、协调地方经济、用行政手段支配社会经济部门的管理，如在同一政区内发展同类经济，统一施行对自然环境的利用改造，以及颁布适应地方条件的经济政策等等，使经济区与行政区协调起来。所以明清时期经济区与行政区大致吻合。正如杨国桢在《清代社会经济区域划分和研究架构的探索》一文中说：“清代社会经济区域的调整和行政区域的变动是并行不悖的。社会经济区域的划分，可以借用行政区域的划分系统。比如说，我们可以行政县、乡、村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基层单位，而把行省作为社会经济区域的地方单位。”（注：《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7页。）但这只能是在基本属于同一自然经济的结构条件下，凡行政区与自然区违背的情况下，经济区就未必与行政区合一，如明清环太湖流域的
苏、松、常、太、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就不受江苏、浙江两省的限制。施坚雅也说：“经济发展和朝代更迭很难一致，正如区域经济并不完全受帝国行政单位影响一样，事实上，它们的相似之处是很接近的。”（《中国历史结构》）可见虽然明清以来，经济区与行政区比较一致，但当地方经济进一步发展时，经济区必然要突破行政区的框框。
自然区的变化是缓慢的，有时需要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行政区的变化则为常见，历史上一次改朝换代，往往会引来行政区的一次大变动，有时一个朝代内前后也有大变化，如汉、唐。但经济区则不一定因行政区的变动而变动，如明、清。经济区的发展有其继续性、稳定性的一面，它不是随着政权更递、行政区的变化而变化，而是随着生产的发展，产业地域分工的演变而演变。这就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地域分工有了新的调整，商品贸易开创了新的局面，新的经济区的出现将是必然的结果。
五、研究历史经济区形成发展变化的意义
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我国由于地域广大，自然差异明显，各经济区的形成、发展的特点都是不同的。《中国人文地理·中国经济地理》一书中指出：“为谋求国民经济在全国各地能因地制宜地合理发展，为编制全国和各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为进行国土规划提供科学依据，有必要按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特点，进行经济区的划分。目的是指明各经济区在全国劳动地域分工中的地位，揭示各经济区经济发展的长远方向、主要矛盾和解决途径。根据经济区是经济生产分工的地域单元的特点，在划分时要注意把经济发展与发挥地区优势相结合，地区生产专业化与综合发展相结合，地区自然、社会、经济条件的相似性与合理的经济联系相结合，地区经济现状与发展远景相结合，经济中心城市与其经济辐射所及的地区相结合，地区经济发展与改善环境质量相结合，不同层次的经济区和相应的行政区相结合。”（注：《中国人文地理·中国经济地理》，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页。）我们研究我国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区形成和演变的目的：一是了解我国历史上经济发展过程的特点。我国在近代化以前，就总体而言基本上是一个自给性封建小农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但整个历史时期情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几经起伏的过程，这在经济区的发展过程中，很能看出其痕迹。二是了解各经济区形成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及其产业特点，分析各经济区兴衰、演变的过程及其内在因素和规律。三是揭示历史上不同经济区在整个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进一步理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各地区的自然和经济基础，以及有关人文信息的经济背景。四是由于经济区有继承性和稳定性，研究历史时期各经济区的形成、演变的原因和规律，对今天经济区的划分和规划，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纟右去
＠②原字“印”去一
＠③原字左禾右亢
＠④原字左木右冉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区别篇5
关键词：商会；商会经济；非公有制经济
商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分工的结果。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入和非公经济发展壮大的需要，商会的作用已不仅仅局限于秩序维护、行业自律等传统职能的发挥，在凝聚会员企业综合实力，共享信息，共创品牌，引领企业开拓市场，推进招商引资，引导民间资本投融资，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商会的经济职能开始凸显，商会形成的力量，形成的对经济活动的巨大推动，已经引起全社会的足够重视。商会的地位和作用的提高，必然促进商会经济的产生。
一、商会经济的产生与发展
商会组织的发展壮大是商会经济产生的必要条件。随着商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为了开辟市场、拓展销路、扩宽信息来源渠道、获得更多的生产要素、提高市场竞争力，从而需要商会与商会间、本地商会与异地商会间、商会内成员间纵横联合，“抱团”发展，商会经济正是以商会这种组织形式为核心，随着商会的发展而产生。
商会经济的兴起是商会服务职能升级的必然结果。商会这一组织本身虽然并不能产生经济效益，也不能直接产生经济价值，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通过商会这个平台对经济活动推动形成的力量，已经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足够重视。伴随着商会在世界经济舞台地位和作用的提高，商会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已成必然。
二、商会经济对南明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研究
“十一五”至今，被形象地称作贵州非公经济发展历程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今日的贵州，不断成立的商会组织，反馈出贵州依然是投资的热点地区，反映出贵州经济的逐步繁荣。同时，不断成立的商会，更为企业与政府的沟通搭建了平台，促进了经济资源的有效配合和信息的相互传递。
2007年南明区会员众2205人，发展到今天3426人；个人会员从1992人发展到2963人，企业会员从213人发展到463人，团体会员从6个发展到25个，区属商（协）会从2个发展到今天7个，区域内异地商会也由2007的几家发展到今天的24家。商会自主办会模式逐渐形成，商会经济的功能逐步发挥。表现在：一是商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南明区非公经济的快速发展。商会经济的主体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造就了商会经济，商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民营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民营经济在南明国民经济中的影响力、贡献力越来越大，日益成为南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截至2011年6月30日，全区个体工商户注册23809户，同比增加2961户，增长14.2%，从业人员达12万余人；私营企业10733户，增加429户，增长4.16%，注册资金1212029万元，增加363873万元；二是商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南明项目带动和对外经济交流。近年来，在党委、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利用商会广泛的人脉、充裕的资金等社会资源，积极的开展引入合作和对外沟通、交流、合作，将商会发展为吸引民间投资、促进民间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经贸活动、投资洽谈、促进项目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随着南明民营经济快速发展，民营经济连续多年保持更高幅度的强劲增长势头，商会项目投资强劲，已经成为南明区国民经济的新亮点，但是，仍存在制约南明区商会经济发展的一些问题。
三、商会经济在促进南明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商会自主程度较弱
如果说温州商会是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从而催生了温州政府职能从全能政府到有所为有所不为适度政府的转变，那么，南明商会则是在政府的主导下产生，其行政色彩较浓，商会对政府的依赖程度也比较强，自主程度较弱，自立较难，会员认可和支持程度不高。政府把商会看作是自己的专门机构，企业则认为他们是政府主管部门的代表，减弱了商会对企业的吸引力。
2、商会经济发展境有待改改善
一是商会的出现和商会经济的发展，尚未引起社会公众的足够关注，大多数群众对商会的性质、地位、作用及商会的工作活动情况缺乏了解，不了解商会经济对非公经济的重大影响，甚至有一些人对商会工作存在一些偏见和认识上的误区，认为商会就是变相的老乡会；二是一些部门对商会组织的民间性、经济性、自治性认识不足，有时把商会等同于机关单位，随意下达指令、摊派任务，频繁安排事务性工作，使商会应接不暇、不堪重负，还没有真正把商会作为团结创业的平台，亲商、尊商、重商、利商的社会风气还没真正形成。
3、商会经济整体实力不强
目前南明区商会所属会员企业虽然行业分布较广，但具有较强辐射带动能力的龙头企业屈指可数，一些较有规模和实力的企业，相对集中于房地产开发业、传统加工业和商贸流通业，与南明区培育产业集群、发展特色经济关联度不高，企业产品品牌缺乏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现阶段南明区商会经济整体实力不强、结构不尽合理、市场竞争力较弱。
四、发挥商会经济促进南明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1、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如果说温州商会是通过与政府和企业之间进行某种程度的互动与合作，从而形成以“市场主导、政府推动、行业自主”的发展模式，那么南明区商会则是政府主导下发展的商会。有为才有位，有为才有威，发挥商会经济对非公有制企业促进作用，推动南明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区政府要从市场的角度定位商会，从政府对商会的适度授权起步，加快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
2、发挥商会网络资本优势
联合，才能更强，加强联合与合作，做到资源共用，共谋发展，才能优势互补，获得共赢。如果说竞争能够带来活力与效率的话，那么合作能够带来和谐与效率。商会是社会资本的聚集体，这种社会资本的聚集体更容易形成网络，通过网络社会资本，一是引导商会认真组织关联企业联手联合，把分散的民间资金等要素整合起来，形成规模投资；二是倡导团队合作，形成发展合力，主攻经济总量大、科技含量高、辐射面广的项目，推进商会经济做大做强；三是引导商会突出组织招商主体，充分利用组织的联系面广、影响力大的网络社会资源优势，积极开展对外联谊交流活动，扩大招商引资渠道，推动以商招商。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区别篇6
【关键词】次区域合作广西商贸合作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作为区域合作的具体行动，目标是一致的，都建立在平等、互信、互利的基础上，旨在通过加强各成员国间的经济联系，促进次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广西要进一步建立广西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机构机制，整合次区域合作的多重机制，明确工作任务，拓宽合作领域，在经济商贸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大湄公河次区域与广西商贸合作
(一)商贸合作的现状与内容
湄公河发源于青藏高原，长4880公里，为世界第六大河，是亚洲一条重要的跨国河流，流域面积81万平方公里。国际上称此经中国(云南省)、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入海的湄公河区域为湄公河次区域。它主要在中南半岛，位于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三大区域的结合处，是前者与后者大陆路桥。资源丰富，地理位置显要。中南半岛有“黄金半岛”之称。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简称为GmS。大湄公河次区域(不含中国)总面积233万平方公里，人口2.46亿人，广西面积23.67万平方公里，人口4899万人，分别约为前者的10%和20%。大湄公河次区域与广西合作的历史1992年由亚洲开发银行根据该行成立的宗旨，与大湄公河沿岸各方磋商，旨在促进该流域各国之间经济发展，而建立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它建立在平等、互信、互利、互赢的基础之上，是发展中国家互利、联合、自强的合作，合作形式以项目为主导，亚行视各成员实行需要而提供资金支持。广西在2005年7月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第二次领导会议上作为中国参加合作前沿确定加入，从此融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之中。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内容，主要在交通、能源、电信、人力资源、贸易、投资、旅游、农业、环保、灾害监测和禁毒等方面，特别是商贸经济合作最为需要，最为迫切。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开发发展，成为我国与该次区域国家合作的热点。在商贸方面合作，主要有：参与次区域国家商贸合作和多边合作；推动商贸便利化和信息化进程；推动技术贸易合作；促进企业界参与次区域商贸经济合作；促进政府间协商合作，以加快商贸发展等等。而在参与合作各方的特点上，除广西之外，均处在湄公河流域，而合作已有14年，广西参与才1年。其中，除泰国2001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825美元，经济状况较好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均处在较低水平，需要加强合作加快发展。
(二)广西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商贸合作的机遇与优势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宗旨和目标是：建立一个一体化的、繁荣进步和公正自由的经济区域。这给广西带来良好的发展机遇，促进广西在参与合作中经济更加开放、更多开发和更大发展。参与合作可以提升广西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地位，突出广西在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合作的前沿作用，特别是商流先锋和物流中心的作用。广西作为西南大通道的作用将更加突显，不仅通中南半岛、东南亚，而且通南亚、西亚。这必将大大促进广西与东盟各国商贸经济关系的发展。参与合作中构建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民间文化交流平台，从而以文化搭台，商贸唱戏，发展商贸经济。广西与东南亚、南亚人文关系密切，与其多个民族有亲缘关系，生活文化习俗相同或相近，随着合作的深化，民族群体和文化交往必将增加。反过来，又必将促进贸易经济之间关系的密切、发展和增强。
与此同时，广西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具有很强的优势。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可以更有利地与其东部，与越南合作，从湄公河出海港口溯河而上到沿河流域。从而便利地进入该区域腹地，发展商贸合作。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可以更好地沟通该区域与我国西南、珠三角、长三角合作。使之更有力地发挥广西区位优势，促进彼此之间商贸合作发展。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可以发挥利用每年在广西南宁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平台的优势，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与广西商贸经济的发展，或通过广西加强与全国商贸经济的合作。
二、广西参与次区域商贸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分析
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最突出和重要的合作是商贸合作，这也是参与的必要前提。这是因为商贸合作是最简单的，也是最基础性的合作，是最原始的，也是最现代化的合作，其形式是互相交换劳动产品。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交换表现为劳动产品产换，包括有形的产品交换和无形的产品(服务)交换。广西除与之交换工业品、生产要素之外，也交换农产品、生活资料和服务。通过商贸交换，以满足各国人民生产和生活需要。这是彼此需要的、必要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商贸合作，是以国际货币为媒介而进行的。通过商贸，例如，缅甸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可与广西的机电产品交换，以支持相互商贸发展，促进各国人民走向繁荣富裕。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都处在发展之中，都需要开展商贸，发展经济，走共同振兴之路。马克思指出：“在商品生产中，流通和生产一样重要。”这就是说相互开展商业贸易流通，很是必要、很是重要。通过相互开展商贸，可以推动各国经济加快发展，共同振兴。
此外，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商贸合作具有很大的可能性。首先，地域相邻相接，生产发展基础相似相近，生活习俗相近相同，有着发展商贸合作的可能性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国家山水相连，与越南有1020公里边界，可以方便开展商贸或转口贸易。大湄公河次区域人口为广西人口的5倍，国土面积为广西的10倍，资源丰富，市场十分广阔，前景看好，有着发展商贸合作的可能性。其次，经济互补互动，有着发展商贸的可能性。广西与缅、老、泰、柬、越五国在经济上有很强互补性，特别是在资源、产品上，因此有发展商贸合作的可能性。印度支那恢复和平前后，主要由港澳商人开展商贸。中越关系正常化前也通过香港进行商贸。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和广西融入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广西与它们的直接商贸将会有更多更大更好更快的发展。第三，交通和信息交流有一定基础条件。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诸国，除与越南可以陆水路相通以外，可通过越南―云南铁路、公路，或通过湄公河与之相通。广西公路到越南河内、老挝万象、泰国廊开也只需要几小时或一天的时间，到湄公河诸国自由通行。飞机到各国也方便。交通条件可以便利发展商贸。
三、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发展商贸合作的对策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涉及到交通、能源、电信、农业、环保、贸易、投资、人力资源和旅游等9大重点领域。根据广西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应重点在交通、农业、人力资源和旅游等领域开展合作。广西在主动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发展商贸合作时要明确重点领域。
(一)商贸方面
除了供应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需要的各种工农业生产资料外，当前要着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传统生活资料初级产品，以适应各国市场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可以较好地取得比较效益，对各方都有利。可建立大湄公河各国需要的亚热带农产品、加工品和互补性农产品基地，利用自然资源优势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海产业和生态农业，建立农产品加工区。围绕市场需要，开展科技攻关，促进科教和商贸结合，增加科技含量高、效益比较好和数量比较足的适销货源，以源源不断供应。建立大湄公河次区域国民需要的工业品货源基地。在高新技术园区、工业区和投资区划出适合湄公河国家需要的工业品货源生产基地，以生产适销对路的工业品供应其需要。建立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招商交易市场。除利用每年在南宁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厂商签订现货、期货供应合同，以及到各国做生意以外，要建立“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招商市场”，常年或不定期开展商品商贸。
(二)物流方面
以港口和城市为基地，发展港口和物流经济。特别是要统一规划，分工合作，在北海、钦州、防城港、南宁市分别发展现代物流中心，开展物流服务。建立跨国物流企业(集团)。在物流中心(基地)建立专业跨国物流企业，以发展成为以物流为主的多元化经营的现代企业。或与东盟(含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合资办好跨国物流公司，为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企业提供良好的物流服务。搞好公路、铁路与港口升级建设，以增强和加快通过能力和服务能力，改善经营管理，使之迅速周转，实现货畅其流，降低成本，提高盈利水平。发展“会”、“节”经济，以“会”、“节”促商流和物流，使商流物流加快发展。“会”和“节”对参展商、供应商、组织商、经销商、批发商、采购商、物流商和广告商等开展业务活动，搞活商贸交易，都有好处。通过节会形式进行会展，通过各种经济文化民俗节会进行商贸交易，可以搜集许多竞争者和消费者信息。定期不定期举办商品交易会、特色展销会、博览会、文化节等会节，塑造具有特色的会节，可以有效地招徕各界人士，带动商流、物流、信息流、人才流和资金流的发展，促进广西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商贸的发展。
(三)商贸服务方面
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因地因时制宜地开展餐饮、住宿、美容、摄影、化妆、健康、修理等生活和生产服务贸易，满足各国人民生活、生产的需要。在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商贸合作中，开展信息咨询服务既是一项重要业务，又是推动商贸发展一种重要手段。广西的服务集团或企业应当适当开展这方面的业务。这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是发展商贸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无论是商贸企业或者是政府部门都应重视抓好，使之有一个较快的发展。由于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交通、水电、电信和城乡建筑等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快开展，而人力、技术、设备缺乏。广西在这方面已具有一定条件，可以开展劳务贸易服务。例如，中国昆明至泰国曼谷的曼昆公路长1188公里，是亚洲公路网重要公路，南宁至曼谷的南曼高速公路等工程，广西都可以争取中标而开展工程设施服务贸易。作为一种服务，金融服务可以在合作中强化。广西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可以依托资金、信息、网络、技术和人才方面的优势，利用境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拓宽融资渠道，为国际融资、各类型企业金融往来和经营提供服务。此外，注重文化艺术服务贸易。广西的文化产业已有一定发展，原有深厚底蕴，在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合作中，应注重发展文化娱乐与教育培训等服务贸易。要打破“文化产品”市场弱者地位，增加文化产业服务贸易，提高其比重，从而增加贸易额、贸易总量。
参考文献：
[1]郭晓合等.中国一东盟双边贾易、次区城经济合作问题研究.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2.
[2]陈泽民.区域合作通论―理论•战略•行动.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3]卢圣亮.利用外资的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4]刘跃生.国际直接投资与中国利用外资.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区别篇7
一、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对外贸易的基本特点
从贸易发展规模层面分析，自1978年以来，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国家统计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为91.6亿美元，而到2003年进出口总额达到了7867.8亿美元，增长了85倍，平均年增长率高达19.5%，高于同期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年均16.6%的增长速度。
伴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大幅度增长，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外贸依存度也不断提高，外贸依存度从1978年的9.1%上升到了2003年的89.4%。其中，出口依存度从1978年的8.5%增加到2003年的45.8%，进口依存度从1978年的0.6%增加到2003年的43.6%。外贸依存度的提高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外贸易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1．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
出口商品结构是反映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对外贸易状况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理论界也常常以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在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高低来衡量一个地区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劣程度和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按照商品附加值的高低，通常可以将出口商品分为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两大类。我国的进出口商品构成统计也将进出口商品分为初级产品和工业制品两大类。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11月版；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2004）。
海关统计资料显示，自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的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并呈现以下趋势特征：第一，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1990年，东部沿海地区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分别为83.9亿美元和166.2亿美元，占当年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分别为22.5%和77.5%。到2002年，东部沿海地区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达到2662.7亿美元（不含北京），占当年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的93.0%，而初级产品的出口比重下降到7.0%。在工业制成品出口中，增长最快的是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机械及运输设备；化学品及相关产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杂项制品的出口则保持稳定增长，相对比重有所下降。第二，机电产品出口比重不断提升。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快速发展是东部沿海地区出口贸易商品结构优化的又一显著特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该地区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向精、深加工和高附加值方向发展，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比重明显上升。2004年，东部沿海地区机电产品出口总额为3090.7亿美元（不含河北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为1633.8亿美元，占该地区出口贸易的比重分别为57.6%（不含河北省）和29.8%，占我国当年机电产品出口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比重分别为95.6%和98.7%。第三、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成为出口主导产品。虽然工业制成品出口占东部沿海地区出口总额的90%以上，机电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近50%，但是，如果从制成品内部构成比例分析可以发现，东部沿海地区的出口产品仍以中低技术水平的劳动紧密型制成品为主。2002年，在东部沿海地区出口商品中，服装及衣着附件、纺织纱线、织物及其制品仍是东部地区重要的出口主导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同期主要出口商品（前10位）总额的比重达到3/4。
2．进口商品结构出现了逐步优化的趋势
1990年，东部沿海地区进口商品中初级产品进口总额为21.4亿美元，占当年进口总额的比重为19.2%，到2002年，初级产品进口总额上升为275亿美元（不含北京），占当年进口总额的比重却下降为11.7%。与此相反，工业制成品进口却呈上升趋势，1990年，工业制成品进口总额为90.2亿美元，占当年进口总额的比重为80.8%，到2002年，工业制成品进口总额上升为2075亿美元（不含北京），占当年进口总额的比重也上升至88.3%。
进口商品结构变化的另一个特征是，在原材料进口长期保持基本稳定的同时，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已超过劳动密集型产品成为东部沿海地区主要的进口产品。在工业制成品的进口中，机电产品和高速技术产品成为该地区最大宗的进口商品，而且比重的增加幅度最大。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进口的大幅度增长既反映了东部沿海地区进口结构不断优化的趋势，同时也反映了东部沿海地区一般加工业的国产化能力正在逐渐提升，因而减少了对国外低技术产品的需求，同时也显示随着区内产业结构的不断提升，对国外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的需求和依赖程度日益增加。
3.加工贸易成为第一大出口贸易方式
在我国的海关统计中，对外贸易方式分为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三种。1990年，我国及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对外贸易方式结构仍然以一般贸易为主，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外商投资企业对外贸易的迅速扩大，加工贸易得到很大发展。1995年，加工贸易出口比重超过一般贸易出口，成为东部沿海地区第一大出口贸易方式。自此以后，由于出口退税政策的激励、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的带动，一般贸易出口比重持续下降，加工贸易出口比重不断上升。到2004年，东部沿海地区加工贸易出口总额达3204.6亿美元，占该地区当年出口总额的比重上升为58.6%，一般贸易出口总额为2099.9亿美元，占该地区当年出口总额的比重只有38.4%。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中国经济年鉴》（1991、1997、2003），经济管理出版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91、1997、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
注*：1990年进出口数据不包括北京市和辽宁省。
加工贸易的发展，既扩大了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对外贸易的总体规模，提高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同时也带动了该地区配套产业的发展，促进了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技术进步。更值得一提的是，加工贸易的发展对于解决我国的就业、培养外向型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4.非公经济成为对外贸易的主体力量
在我国的海关统计中，将对外贸易的参与者即贸易主体或企业性质分为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其他企业三类。其中，其它企业包括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
由于我国倾斜性的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加之东部沿海地区优越的区位优势和亲缘关系以及良好的经济基础，使东部沿海地区以外商投资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为代表的非国有企业发展迅速，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取代国有企业成为该地区对外贸易的市场主体，成为东部沿海地区外贸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2004年，东部沿海地区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出口贸易总额分别为3311.4亿美元、1294亿美元和656亿美元，占该地区当年出口贸易的比重分别为60.6%、23.7%和15.7%。特别是在加工贸易中，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东部沿海地区加工贸易的绝对主体。2004年，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与东部沿海地区加工贸易出口之比达到103.3%。
二、对外贸易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对外贸易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该地区的经济也持续增长，经济实力不断增强。那么，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是否与对外贸易增长有关？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对外贸易对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拉动度和贡献率究竟如何？加工贸易和外商投资企业对外贸易对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有多大？
1.净出口对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净出口常常用来分析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短期影响，该指标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度。两项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净出口增量/GDp增量
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度＝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GDp增长率
1979～2003年，东部沿海地区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简均值为3.75%，同期GDp增长率的简均值为17.04%,净出口对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拉动度年平均值为0.18，说明对外贸易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仍然呈正向相关关系，对外贸易对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通过回归分析可以发现：净出口对GDp有显著的影响，彼此关联度很高且呈正向相关关系，净出口每增加1个单位（1元），将导致GDp增加15.65346524个单位（15.65元）。
2.出口贸易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相关性分析
总量分析回归结果表明：出口总额的变动对GDp总量的增加有显著的影响，出口与GDp关联度很高且彼此呈正向相关关系，出口每增加1个单位（1元），将导致GDp增加2.422568728个单位（2.42元）；出口增长与GDp增长有较好的关联度，出口每增加1%，将导致GDp增长0.2%。
3.进口贸易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相关性分析
总量回归分析表明：进口对GDp有显著的影响，彼此关联度很高且呈正向相关关系，进口每增加1个单位（1元），将导致GDp增加2.565881949个单位（2.57元）。
另外，从进口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弹性（进口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之比）分析，从1979～2003年的25年中，东部沿海地区有16个年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弹性大于1，这说明，从总体上看，东部沿海地区进口贸易的持续稳定增长在整个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中发挥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4.外资企业外贸进出口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相关性分析
边际回归分析可以发现：外资企业出口扩张对东部沿海地区GDp总量增加有显著的影响，二者之间具有很高的关联度且呈正向变动关系，外资企业出口每增加1个单位（1元），将导致东部沿海地区GDp增加3.747919728个单位（3.75元）。同时，外资企业进口扩张对东部沿海地区GDp总量增加有显著的影响，二者之间具有很高的关联度且呈正向变动关系，外资企业进口每增加1个单位（1元），将导致东部沿海地区GDp增加4.496487237个单位（4.50元）。
三、结论及启示
第一，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对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都很明显，进出口贸易保持一个较大的发展规模对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总量的增加和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虽然进出口贸易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都具有推动作用，但不同的时期，其作用方式和影响程度不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进口贸易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大。因为在这一时期，我国经济还处于供给约束型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所需要素不足，要素供给的稳定性就成为影响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通过进口增加要素供给则成为保持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方式；之后，出口贸易对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随着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能力的扩张与国内、区内市场相比，市场就显得相对狭小，需要通过扩张外部市场来容纳更多的产出，借助出口贸易拓展国际市场空间就成为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途径。
第三，对外贸易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之间呈现高度正向相关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对外贸易的发展，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得到提高，对外贸易对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四，在对外贸易方式和贸易主体结构上，由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以加工贸易为主，而加工贸易又主要集中于外商投资企业。因此，加工贸易和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贸易对该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可小视。加工贸易和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贸易既是东部沿海地区获取国外先进技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途径，也是扩大出口市场、提升出口产品竞争力和推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区别篇8
一直以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高度依赖由商品价格高企带来的经济增长加速，但该地区现在必须应付油价下跌的影响。科法斯筛选的45个非洲国家均不同程度受到了全球商品价格下跌的影响。不过，其中有3个国家经济结构呈现多样化，令其受全球商品价格下调影响较小。
13个国家受价格下跌影响小
自2008年起，非洲经济每年平均增速约为5%。这得益于经济结构调整、相对较高的外国投资、稳定的政治环境，以及大量的债务被取消。
燃料（主要是石油）占撒哈拉以南非洲出口销售额的53%，已经远超铁矿石、金属和宝石（17%），以及食品和农产品（11%）。尼日利亚、乍得、赤道几内亚和安哥拉等国家，其燃料出口额占其出口总额的60%～100%。
不过，漫长的全球商品价格下跌过程，削弱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当然，不同国家的情况有所不同。这主要取决于它们是否为不可再生资源净出口商（原油及自由升跌的基本金属），或可再生资源的净出口商（食品和农产品，价格跌幅是有限的）。
科法斯研究了45个非洲国家的情况，得出相对不受全球商品价格下跌影响的13个国家是：埃塞俄比亚、圣多美、乌干达、马拉维、佛得角、肯尼亚、布隆迪、塞舌尔、中非共和国、毛里求斯、坦桑尼亚、斯威士兰和多哥。它们出口价格的下跌程度，小于其进口产品价格的下跌幅度。
最大的赢家：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乌干达
经济多样化可减低脆弱性，支持长期增长，提抵御外部冲击。科法斯采用经济多样化的标准，进一步评估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长期风险。结果显示，只有3个国家未因商品价格下降而出现短期经济下滑，它们分别是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和肯尼亚。近期数据证实，这3个国家具备经济增长潜力，2014年它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近7%，媲美中国。
埃塞俄比亚和乌干达主要通过制造业达到经济多样化，其增长是通过成功融入全球价值链而实现的。2000～2013年，它们的出口产品类别增加3倍多。其中，纺织品和农产品加工两个行业尤为显著。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区别篇9
论文关键词：市场经济,指数经济,创业,创新
以“指数”形态集聚的经济发展，是随着块状经济在空间上的规模化发展而发展的，因此，从空间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随着块状经济的大规模发展，早在上上个世纪欧美一些国家的政府和经济学家就已经开始从事经济指数理论的研究和应用了（比如说至今仍然在全世界范围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道·琼斯指数，1884年开始编制）。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逐步成为最为基本的资源配置制度，在东南沿海一些区域，市场经济更是发展得相对充分和成熟，块状经济成熟为区域经济的一种重要载体。由此我国经济相对较为发达的一些区域，也就表现出一些与发达国家共同的，属于市场经济较高历史阶段上所表现出来的发展特点和经济规律，即由“指数经济”集聚的经济发展的基本特性。事实上，在浙江、江苏和广东三省，市场经济已经跨越了“商品经济”和“价格经济”两个历史阶段，“指数经济”正以一种强劲的势头，发挥出其作为市场经济最新成长阶段所具有的不可抗拒的“生产力”［1］。
一、“指数经济”：浙江、江苏和广东三省市场经济的最新发展
作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最为充分的区域，江、浙、粤三省的市场经济已经跨越了“商品经济”和“价格经济”两个历史阶段，“指数经济”闪亮登场，并且成为其继续扩大经济社会发展领先优势的社会基础。
浙江省的指数经济型态首先是由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策动的。在商务部相关领导的直接领导下，2006年10月22日，第一期“义乌·中国小商品指数”隆重登场。“义乌指数”包括价格、景气及其相关单项三种指数，它由200多名指数采集员每天对市场内3832个代表品的单价和成交量，每月对定点商位的库存、商品毛利率、资金流动、商户信心等数据进行采集，采样范围覆盖了小商品城篁园市场、宾王市场、国际商贸城等3个专业市场，20多条专业街，4300多个商位，涵盖了17大类68中类100小类1006细类的商品。所有数据信息输入预定的软件系统，通过既定的程序运算，最终得出周、月的价格和景气等系列指数［2］。此外，作为我国的指数大省，浙江省还有另外三个指数，分别是余姚“中国塑料价格指数”、绍兴“中国柯桥纺织指数”和海宁“中国经编指数”。其中“余姚指数”由“中国塑料仓单价格指数”和“中国塑料现货价格指数”构成，用以反映塑料价格的指数［3］；“绍兴指数”则用以全面反映中国轻纺城纺织品内外贸易销售价格变化趋势和绍兴县轻纺城产业发展状况及景气程度的由一整套指数构成的指数体系，它由价格指数、景气指数、外贸指数以及订单指数四部分构成［4］；“海宁指数”包括产品指数和企业50指数两个指数，用以反映经编类产品价格的指数［5］
广东省和江苏省在指数经济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深圳“华强北中国电子市场价格指数”是广东省指数经济的典型代表。“深圳指数”由一个综合指数、四个板块指数（主要包括电子元器件、手机、数码产品和it产品等）和50项分类产品指数组成。指数的产生严格遵循“价格指数设计、数据采集与处理、指数分析处理系统、指数、指数运维管理”等六大理念系统构建，通过华强北电子市场价格指数网、华强北中国电子市场价格指数大厅、华强北商业街多个LeD大屏幕及多家媒体，每周一公开［6］。江苏省的指数经济由由“盛泽指数”为代表。2007年11月24日，商务部部长助理黄海为“中国·盛泽丝绸化纤指数”的按下水晶球。“盛泽指数”主要反映盛泽及中国东方丝绸市场上化纤面料、化纤原料价格、丝绸纺织品价格变动以及相关企业景气波动，主要由价格指数景气指数、盛泽50指数和流量指数四大模块组成。其中化纤面料、化纤原料价格指数按天，丝绸纺织品价格指数按周，丝绸、化纤、市场景气指数以及反映盛泽地区50家最大规模织造企业规模和经济效益变动的盛泽50指数，都按月［7］。
以这些专业市场指数为代表的指数经济的成功运作，显示出浙、粤、苏三省市场经济发展显然已经有别于其他区域，“指数经济”已经成为上述三省进一步领先于其他省市的一种重要的软实力。
二、“指数经济”：市场经济成长的历史新阶段
相对于其他省市来说，浙、粤和苏三省出现的“指数经济”现象显然是一种全新的经济现象，因为“指数经济”的形成至少在原有的市场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中注入了全新的内容。
（一）“指数经济”的概念
从上述几个专业市场指数成就的区域发展中可以看出，“指数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这个历史阶段上，资源的配置不仅超越了资源本身的约束，也超越了使用的约束，转而服从于一个现代资讯体系的协调和指挥，由此组合整个社会的生产和消费过程。这个现代意义上的资讯体系，就是基于一定规模、一定领先程度的专业市场而形成的“指数体系”。通过专业市场指数，掌握产品定价话语权，从而形成更大范围内、更高层面上的资源整合。因此，由这种指数资讯体系组合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就形成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最新历史阶段——“指数经济”。
也正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这种“指数经济”对实体经济过程的良性推进作用，才在现实意义上成就了浙、粤苏三省经济社会的强势发展，甚至自然也就奠定了三省经济社会进一步的可持续性发展。
（二）“指数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新阶段
“指数经济”所以能够对实体经济产生良性的推进作用，是因为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高级型态，它可以在更大程度上掌握产品定价的话语权，进而形成更大范围更高层面上的资源整合与创新。
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最早的经济形态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的原始社会，生产的目的是直接单一的生存需要，而且任何需要都是依靠自身的劳动去获取，没有任何交换的现象。但随着生产力的水平的发展，人们的劳动产品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基础上产生了剩余，同时，生产力发展的另一重要结果是分工，从最开始的畜牧业和农业分工，到后来发生的手工业和农业的分工，分工的出现反过来又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因为人们在长期从事自己所在领域的劳动时，日积月累的经验，让一些人在自己从事的领域中比另外一些人更加的熟练，亦既生产效率更高，当然也就意味着在一些别的领域中比别人生产效率更低，这样导致的结果便是，一些人在某种产品上有剩余，而在另外一些产品上则存在不足，甚至是完全没有的，这种不均衡的现象是物物交换的基础。在氏族公社时期，一开始的物物交换是局限于氏族内部，然后逐渐突破范围，氏族之间的交换也出现了，由此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事实上，随着氏族公社制度的瓦解，这种不均衡的现象更加普遍化了，再加上原本就存在的不同氏族由于地域关系而形成的分工状态，“市场经济”的时代也具有了更加广大的社会基础。
由于交换的制度基础——市场制度的作用程度和作用方式的差异，在此前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市场经济”可以划分为“商品经济”和“价格经济”两个阶段。在商品经济阶段，很多的交换是偶然发生的，并没有一个主观的计划性，更为重要的是在此阶段，商品交换还仅仅是单纯的物物交换，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中最为重要的交易媒介——货币还没有出现，随着商品交换的逐渐扩大和分工，以及商品经济重要的交换媒介——商人的出现，产生了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这是商品经济的较高阶段。
在商品交换正常化促使产生了固定充当交换媒介的货币之后，商品经济也就进入了价格经济的时代。所谓价格经济，是指价格是资源配置的准则和基础，一切物品的交换是以价格为依据的。这样有了价格这个数字化的标签，让商品的交换变得简单，大大促进了商品的交易，同时又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在价格经济阶段，人们生产的目的已经绝对不再是为了单纯满足自身的需要了，更多的是为了获取经济利润了，许多单纯为生产产品并通过销售获取利润为目的的专业作坊和工厂应运而生。同时，在生产过程中，注入了许多人的主观目的性和计划性，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都有了预先的安排和计划，在人为的这种主观能动性操作下，为大规模的产业化生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更为重要的是，货币的出现让商品交易的范围大大扩大了，整个生产和交换过程就不再完全局限于“原产地”的范畴，经济活动的半径因为规模化生产而达成的“块状经济”和“专业市场”的极化效应而几何阶数地扩展了，这也是浙江省义乌市能够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内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8］由此可见，只有进步到“价格经济”，市场经济才算真正地嵌入于我们人类的经济生活。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人类的经济历史长河中，相对于“商品经济”来说，“价格经济”尽管在时间上相对短暂，甚至完全不成比例，但是其人类经济生活的贡献却非常巨大，它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和物质享受，是“商品经济”难以企及的。
这种时间与财富的反向效应在“指数经济”上进一步扩张了。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特别是股票指数的出现，指数的概念第一次进入现实的经济生活，但有了指数并不等于进入了指数经济，“指数经济”的实质是对专业市场优势的进一步强化和固化，而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就是通过其掌握产品定价话语权形成对更大范围内、更高层面上资源的内向式集聚。在这里，作为“价格经济”经济基础的块状经济与专业市场的良性互动关系继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其程度已经大大降低了，整个经济过程的核心环节已经由“生产制造”过渡到“非制造环节”，也即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等。在当前，我国国民经济的基本格局是“一点在里，两头在外”，也就是说，上述的7个环节我们基本上只是占据着“生产制造”这样一个低端的环节，而其他6个高端的环节则都被西方发达国家所占据，由此造成了郎咸平所谓的“两只秃鹰现象”：“这两只冷血秃鹰，一只名为产业资本，另一只叫做金融资本。它们联手占据着整个产业链的高端，而将大量低附加值的制造部分丢在中国”，“这两只秃鹰从高空冷冷地看着你慢慢流血的身体，一旦你露出弱点和疲惫，它们就会一啸而下，把你吃得干干净净，尸骨无存”，“在它们强有力的控制之下，中国制造业每次通过浪费资源、破坏环境，辛辛苦苦创造1美元价值，同时就要为美国创造9美元的财富。
我们越拼命地流血制造，它们就越加富有，而这两只秃鹰的控制力量也就更强”。要改变这种书面，唯一的路径是继续稳定地占据着“1”的生产制造环节，然后逐渐由“1”而“6”的过渡和超越。［9］“指数经济”的实质就在于奠定了一种经济基础，由此可以稳步实现这种由“1”而“6”的过渡和超越战略。
由此可见，市场经济发展的三个阶段是一个连续性的历史过程，商品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早期形态，为以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但是因为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其无论在规模上还是程度上都是非常有限的。在价格经济阶段，由于交易范围的不断扩大，同时在生产过程中加入了人的主观目的性和计划性，形成了浙江经济中块状经济与专业市场的强势发展；“价格经济”的低端品性只有通过“指数经济”，实现经济过程的“非制造环节”转移和过渡，才能最终实现整个经济过程的高端品性。
三、浙江省对“指数经济”战略作用的主观利用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浙江省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价格经济”的阶段性推动作用使得浙江省经济发展具有了全国领先的地位。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一个问题是，浙江省的“价格经济”更多地延续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格局，更多地具有低端的品性，因此各种各样“成长的烦恼”严重地困扰着浙江省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可持续发展。然而，比较幸运的是，“指数经济”在浙江省的率先形成显然为改变这种被动局面提供了大好的契机，事实上，浙江省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双创战略”已经在无形中比较有效地把握住了这种大好的契机。
（一）拓展“草根经济”的创业空间
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是浙江省“草根经济”最为核心的力量，也是浙江省能够建设成为“市场大省”最为重要的社会基础。这些中小企业的产品在全球市场之所以能够占有如此大的份额，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超低的价格，也就是所谓的薄利多销，一个挂件几分钱，一个发夹几毛钱。这种经济模式在表面上看来是非常成功的，但是其支付的代价也是非常大的，激励的市场恶性竞争严重地影响了整体的生存环境。然而在“指数经济”的背景下，由于定价权的回归，各种商品可以以更为合理的价格交易，或者说是更为有利于卖方的价格成交，这大大化解了浙江省各大专业市场中普遍存在的买方垄断困境，由此压低价格的“买方”因素逐渐趋向弱化，最终形成相对比较稳定并且有所提高的交易价格。在价格得到相对提高并且稳定的情况下，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必然得到改善。
在此情况下，草根经济的发展趋势必然是一种的横向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因为价格的稳定和相对提高将吸引越来越多的草根力量加入到创业队伍中去，进而形成了更为广泛的的草根基础。由此也就自然地实现了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创业富民”的发展战略。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草根经济的横向发展趋势，注定了其不可能形成一种纵向的发展过程，也即一个草根性质的企业因为其核心竞争力的缺失，不会因为价格的稳定并且有所提高而发展成为大企业，因为在此情况下，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会被很多人模仿，从而大大减弱了其成为大企业的机会和条件。由此可知，一个“草根企业”不可能仅仅因为具有一定的利润空间就可以成长为“大树企业”，“小草”成长为“大树”的关键因素不在于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而是在于核心竞争力发生飞跃，特别是由低价的横向扩展升华为创新性的纵向突破。
（二）强化“大树经济”的创新动力
与“草根企业”的发展路径有所不同，在“指数经济”的背景下，大型企业，特别是其中一些以产品创新为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则可以通过纵向的发展战略，也既通过加强研发能力，同时以市场为导向，不断开发出符合市场需求的创新性产品，这样也契合了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创新强省”发展战略。
义乌小商品市场、绍兴轻纺城等通过指数的而成为各自领域的世界交易中心，通过观察其指数的变动，可以看出国内乃至全球相关产品的价格运行趋势，这让其在国际市场中的话语权大大提高。同时，指数的，可以引导企业的战略决策，如当指数走低时，企业应该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状况，产品是否已经变得不再那样受欢迎，从而应该开发出更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这样的局面必然有利于研发能力的加强，最终会在国际市场中占据权威地位，成为市场标准的制定者。因此，指数经济为大型企业带来的好处在于提供了稳定的市场环境，形成了更加有利的新产品研发，直至奠定制定产品标准的市场环境，从而最终奠定其产品研发及其标准制定的核心竞争优势。当一个企业从事新产品研发，甚至拥有制定市场标准的权利时，其所面对的是一种高端市场，这样的一种情况，决定了它拥有“撇脂定价”的特权，通过这种特权制定有利于自身的“垄断高价”，这种价格特权所获得的“垄断利润”能力又反过来促使企业具有更大的决心和能力研发新产品，也具有更强的心态和资格制定产品标准，最终推动这些大型企业达到企业的最高境界，也即达到与“草根经济”相对应的“大树经济”。
当然，这种新产品研发和标准制定是最为典型的创新行为，而且是最高层次的自主性的技术创新行为。因此“指数经济”可以推动大型企业更强的创新动机和能力，也就是说，“指数经济”是推动浙江省委省政府“创新强省”发展战略的一种有效的运行机制。
（三）与“双创战略”形成叠加效应
不难看出，这样两种企业的两种发展路径综合起来，就构成了“指数经济”对区域经济发展最为巨大的提升作用。草根经济的横向发展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树的社会基础和经济推力，而大树经济的纵向突破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持续不断的经济活力并提高了经济发展的品质，这两种力量结合起来，决定了浙江省区域经济可以在未来一个时期内可持续地强势发展。
这种以“草根经济”的横向扩展和“大树经济”的纵向突破核心有机融合而形成的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无疑是与浙江省提出的“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双创战略”相吻合的，草根经济可以“创业富民”、巨木经济则是“创新强省”。因此，在“指数经济”的引导下，浙江省的“双创战略”可以在“草根经济”的横向扩展和“巨木经济”的纵向突破过程中得到完全实现。
以义乌中国小商品市场为发展背景的饰品行业的良性循环，是在“指数经济”引导下实践浙江省委省政府“双创战略”的典型案例。据有关媒体报道，目前义乌拥有饰品生产企业近5000家，占全国市场份额的70%以上，从业人员15万人，2006年行业销售额120亿元，其中出口额80亿元，出口世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饰品行业之所以可以在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以“草根经济”的横向推动力与“巨木经济”的纵向拉动力有机结合。在义乌中国小商品市场中，作为饰品行业龙头企业的新光公司以新产品研发和产品标准的制定为核心竞争力，其每天一百多个新品种的饰品研发能力决定了它始终能够占据饰品的高端市场，由此通过“撇脂定价”战略（在众多饰品企业的产品以几块钱来定价的情况下，新光公司的饰品少则几十元，多则几百元，甚至有上千元单价的出口定单）而获得企业发展的利润空间，最终奠定其在饰品市场中的全球主导地位。与其有所不同，大量的一般企业则作为饰品行业的“草根”而存在，因为超强的模仿能力而奠定其所具有的超低价格的核心竞争力（也正是因为如此，新光公司研发的新产品往往也只有一两个星期的市场发展空间），由此奠定饰品行业的繁荣发展。在这里，“草根经济”和“大树经济”是一个共生共长的生态联系链（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为了优化这种共生共长的生态联系链的成长环境，只要在形式上能够避开新光公司的知识产权范围，新光公司在主观上并不刻意打击其他饰品企业对其产品的模仿甚至抄袭），其中，新光集团以创新能力为核心竞争力决定了其在市场中的高端地位，而大批量中小企业主的创业激情则支撑了饰品行业的强势发展，由此构成了饰品行业在义乌小商品市场中创业、市场、创新、繁荣四大元素之间的良性循环体系，而这四大元素也就是浙江省委省政府“双创战略”不可或缺的实现路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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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区别篇10
关键词：农产品地理标志特征
近年来，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各地大力加强农业区域品牌建设。有关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的研究，也得到了发展。目前，我国打造农产品区域品牌是以农产品地理标志商标的注册和推广为主要手段的。据国家商标局公布的数据，2006年5月份，我国国内注册的地理标志证明（集体）商标为171件，到了2010年12月31日，就达到了866件，增长4倍。在这些注册的地理标志证明（集体）商标中，90%以上为农产品地理标志，种类涉及水果、茶叶、家禽、水产品、药材等各个方面。这些地理标志的注册使用，对推进农业区域品牌建设，加快农业经济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已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在调研中也发现，许多地理标志商标存在一注了事、管理粗放、缺乏长远规划等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运用和推广，真正发挥农产品地理标志提升产品品质、推进生产的专业化和集约化、增加农产品附加值等功能，发挥应有的经济效益。因此，研究地理标志证明（集体）商标的概念和特性，是科学运用和推广农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基础，对实现农产品地理标志经济效用的最大化，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农产品地理标志的概念
农产品地理标志是指该农产品来源于某地区，该农产品的特定质量、信誉或者其他特征，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
目前我国已注册地理标志中，90%以上注册的是农产品地理标志。我国对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保护，主要是以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地理标志集体商标的方式实现的。地理标志的产生就是为了保护那些有特色的地方产品，这些产品特色的形成多是源自于当地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而农产品特色的形成也多是由于气候、土壤、水质等自然因素和特殊工艺、传统技术和加工方法等人文因素的培育。可见，地理环境的差异对于农产品特色的形成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农产品地理标志只是地理标志中的一种类型，实践中也有许多不以地名为商标的农产品，地理标志也不仅仅使用在农产品之上，瓷器、丝绸、酒类产品也可以使用地理标志以区别来源。
二、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特征与功能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传统农业大国，大力推进地理标志的申请与注册，对原产地域农产品地理标志进行法律保护，对于推进和提升我国农业产业化，加强我国农产品质量标准化，支持和促进农产品品牌战略都具有现实和深远的意义。但由于我国地理标志的历史较短，研究起步较晚，目前国内对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研究大多从法律这一“传统视角”来研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问题，因此，从农村区域经济发展角度，来探讨分析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我国，农产品地理标志虽以商标注册的形式，列入商标法的保护范围，但同一般的商品商标相比，具有自己的特性和功能。
1.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特性
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特性主要体现在：
1.1农产品地理标志的注册人是对地理标志所标示的商品的特定品质具有监督能力的社团、协会、行业团体等组织。因此，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具有非排斥性和非竞争性。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公共物品在市场运营中，最大的问题是效率问题。这就决定了在农产品地理标志的推广过程中，需要有稳定的公共投入。
1.2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使用人是符合一定条件履行相关手续的所有团体成员，是一个群体，其中的任一成员在使用农产品地理标志的行为都会对其它成员产生效果。在经济学上，这种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另一经济主体的福利所产生效果的现象，称为“外部性”。因此，农产品地理标志具有外部性。这一特性提醒我们，必然重视这种“外部性“对地理标志使用人维护标志利益的积极性影响，建立一种有效的权益维护和增进机制。
1.3农产品地理标志所标示的主要不是商品和服务的提供者，而是商品的特别品质或信誉，而这些特别品质和信誉源于该产地的特殊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因此，农产品地理标志天然具有地域品牌的特性。这种天然特性，一方面为品牌创建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又对转变区域内的居民或企业对地理标志的认识，实现许可使用带来困难，需要建立一种有效的管理机制。
1.4地理标志的使用如果缺乏有效管制措施，就会出现部分使用者向市场提供劣质产品，由于消费者难以在高质量产品与低质量产品之间做出判别，于是就倾向以较低价格去购买低质量产品，从而使高质量产品难以出售，从而产生“劣品驱逐优品”的现象，产生“柠檬市场”效应。这种特性决定了在农产品地理标志品牌创建过程中，必然具有权威性的监管力量，严格许可条件，加强质量管理。
2.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功能
地理标志除具有以上特性外，还具有一些普通商品商标没有功能。
2.1可以有效提升品质
由于农产品地理标志要获得商标注册，必需对地理标志产品具备必要的质量检测能力和品质管理机制。因此，能够形成一种倒逼机，通过规范管理进一步提升地理标志产品的品质。
2.2可以克服农业经营的高度分散性
通过注册农产品地理标志，打造区域品牌，实行统一的品牌的设计制作和注册、产品包装的设计与制作、品牌形象的塑造及其推广、品牌的管理与维护等，可以克服我国农业经营中非专业化、规模小和高度分散的难题。
2.3可以提高农业产业化和集约化水平
注册农产品地理标志，打造区域品牌，有利于按照市场机制围绕某种商品生产，形成种养、产供销、服务网络为一体的专业化生产经营体系，做到每个环节的专业化与产业化相结合，使每一种产品都将原料、初级产品、中间产品制成最终产品，有利于提高产业链的整体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