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媒专业就业方向篇1
【关键词】人才培养；新闻媒体；就业方向
一、高职院校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人才培养的现状
新闻专业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几十年的历史，开始只是在一些本科院校开设。随着传媒行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一些高职院校也相继开设新闻传播专业。2006年教育部规范高职高专院校专业名称，将传统的新闻传播专业更名为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与本科层次的新闻学、传播学进行区分，办学理念上要求更适应市场和社会的需求。
高职院校的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学生就业方向广泛，可在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社、杂志、网络公司等媒体从事新闻采访、写作、编辑、节目制作、媒体经营等工作。也可在各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新闻宣传、文化、公关、现代文秘等工作。
传统的传媒行业（报社、电视台等）曾经是新闻专业学生主要的就业方向，但是随着传媒行业的体制改革，对人才的需求出现下降的趋势。本科院校新闻专业的学生进入传统媒体并非易事，更何况在学历上并没有优势的高职学生。同时，很多高职院校的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在人才培养目标的设定、课程的设置等方面都沿用本科院校的模式，教学中普遍存在着与实践相脱节的问题。培养的学生不能直接上岗，需要有一个很长的过渡期才能适应。
从学生的角度来看，高职院校的学生由于基础薄弱，不能适应本科院校的教学方式。他们学习情绪化较强，对感兴趣的东西学习积极性较高，而对于内容枯燥的内容则学习效率较低。同时，他们更喜欢实践性强的课程，不愿意学习理论课程。而很多高职院校的新闻专业沿用本科的教学模式，偏重理论知识的讲授，缺少实践课程，很难培养出适应时展的人才。
因此，对于高职院校的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要重新定位人才培养目标，从实际出发，跟上时代步伐，培养出社会需要的新闻传媒人才。
二、新闻媒体行业发展现状及人才需求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传媒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尤其进入21世纪，伴随着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的飞速发展，传媒业在整体规模上进一步发展壮大，各类传媒机构在数量和规模上都有了质的提升。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社会对传媒人才特别是网络新闻人才产生了大量需求。以河北省为例，到2010年11月河北省共有正式出版期刊100家，报纸97家。省市级广播、电视频道也进行了专业化改革。除此之外，河北的网络行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据统计，河北省新闻从业人员有19.72%在电视台工作，8.03%在广播电台工作，7.69%在报社工作，42.17%在期刊工作，在网站工作的比例则高达22.39%，并且这一比例呈上升趋势。
可以说，网络媒体的发展是十分迅速的。但是，其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弊端，比如很多网络新闻传播单位的从业人员没有受过新闻的专业教育，从业人员中存在着业务水平较差、写作编辑能力不强等问题。快速发展的新闻传媒业急需大量的具备采、写、编、播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新闻人才充实到新闻从业者的队伍中来。尤其是既懂新闻理论又懂网络操作，既懂传统媒介又懂新媒介，既懂经营又懂业务的技能型新闻人才更具有广泛的市场前景。
三、重新定位高职院校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的人才培养方向
通过以上两点的论述，可见高职院校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急需在人才培养方向上进行重新的定位，定位的原则是要适应当今传媒行业对人才需求情况。根据调查，以下工作岗位是适合高职院校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未来的人才培养定位的。
据统计，目前我国的网络编辑从业人员有近300万人，而传统新闻从业人员只有75万人，网络媒体从业人员已经从规模和数量上超过传统媒体.2005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示的第三批十种新职业中"网络编辑"名列其中。在得到国家认可的同时，网络编辑也成为市场上抢手的人才。当互联网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大部分网络新闻人员不再由技术人员充当，而是需要更多具有一定的相关专业背景或从业经验的人员去从事。
网络新闻与编辑专业主要培养能够在各类网站从事信息采写、编辑与网站管理、维护等工作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该专业以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为基准，密切关注多媒体时代相关行业的前沿动态，主动适应新闻媒体和网络行业职业岗位的人才需求，积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坚持贴近地方产业，积极对接行业、企业。做一名网络编辑，首先要有扎实的文字功底；其次要熟知新闻的相关知识，对网络上出现的新闻、信息、趋势要有足够的敏感度；还要能熟练使用Dreamweaver、Flash等网页制作软件和一些编辑软件等等.
本职业共设四个等级，分别为：网络编辑员（国家职业资格四级）；助理网络编辑师（国家职业资格三级）；网络编辑师（国家职业资格二级）；高级网络编辑师（国家职业资格一级）。职业待遇：全国网络编辑平均月薪可达到2000元左右，不同城市略有差距。站点越小工资越少，大型的门户网站的编辑月薪可达到5000元以上；频道主编可达到8000元以上。
2、新媒体传播方向
新媒体是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如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手机短信、移动电视、网络、桌面视窗、数字电视、数字电影、触摸媒体等。相对于报刊、户外、广播、电视四大传统意义上的媒体，新媒体被形象地称为“第五媒体”。
目前，我国新闻媒体行业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主要表现在：新媒体的技术支撑体系已经比较成熟，特别是在通讯领域，不但与国际发展水平相当，甚至有几十项技术能够领先国外发达国家；使用新媒体的消费者越来越多，据调查显示，阅读传统出版物的人数在以每年12%的速度下降，而阅读新媒体的人数则以30%的速度在增长；新媒体的终端已经非常普及。中国目前手机用户的数量已经达到了4.2亿，计算机显示器、阅读器有1.3亿，市场上流通的电子书有30多万种。新媒体的终端设备已经相当普及。新媒体的蓬勃发展需要很多具备新闻素质，有一定采编能力的新闻专业方面的人才，这也是高职院校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
新媒体的出现不仅改变了过去的信息生产机制，同时也引起了新闻传播教育的革命，开设新媒体专业的高校不再把培养记者作为新闻传播专业的主要方向，而是培养一种泛媒体人才，宽口径、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成为教学改革的主攻方向。这种教育设置的改革不仅适应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引发了新闻传播教学理念的革命与创新，创办新媒体传播与信息网络专业成为时代的需要，经济发展的必然，高校适应市场发展的新起点。
综上所述，高职院校的新闻采编与制作专业要根据社会的需求，及时调整人才方向，培养出适应时代需要的传媒人才。
参考文献：
[1]毛艳青李倩《高职新闻专业人才培养的现状及对策》《都市家教》2011年第5期
[2]王瑜《从社会需求看高职新闻采编专业设置》《新一代》2012年第11期
新闻传媒专业就业方向篇2
关键词：媒介融合；新闻传播教育；课程体系
一、媒介融合背景下对新闻传播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媒介融合是指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电子通讯技术为支撑，在社会需求和经济发展的驱动下，促使大媒体业实现不同媒介形态的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以及媒介终端融合的过程。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对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对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
媒介融合带来了新闻媒介组织与工作流程的变化，需要一大批能够运用多种技术工具的全能型新闻传播人才，使其胜任文字稿件编辑、电视新闻节目拍摄、网站编辑等综合性的工作。通过调查发现，媒介融合对传媒人才的需求主要包括两大方向，一类是熟练掌握写作、拍摄、编辑等专业技能的全能型人才；另一类是懂传媒、会策划、善公关的复合型人才。为此，新闻传播教育要根据媒介融合带来的人才需求变化，对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进行重新构建。
（二）对专业课程设置的要求
媒介融合背景下，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专业建设尚处于探索期，一些院校将与网络传播相关的专业设立为独立专业，这显然与媒介融合发展的趋势相违背。为此，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应将媒体技术与专业课程相融合，根据媒介融合发展对专业课程体系进行重构，向学生传授媒介融合的相关知识，培养学生媒介融合素养。
（三）对教学体系的要求
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人才必须具备采写、编辑、拍摄、播发等多种新闻专业技能，并能够熟练运用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电子通讯技术等先进的科学技术。所以，一些新闻传播院系进行了相关改革，但是教学体系仍然缺乏完整性，课程之间的紧密度不足，实践教学平台建设滞后，难以为学生提供集多种媒介于一体的实训环境。这就要求新闻传播院系必须深入研究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传播人才定位，不断完善自身教学体系。
（四）对师资力量的要求
新闻传播教育的师资力量以专业教师为主，能够为学生传授专业的理论知识。但是这些专业教师缺乏媒体从业经验，容易造成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脱节。而拥有丰富媒体从业经验的新闻人，在多种因素的制约下又难以到高校任职。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高校采取邀请媒体界人士来校讲座的方式，以拓展学生的视野，丰富学生的知识获取途径，然而这种方式无法满足新闻人才培养需要。所以，我国高校必须重视师资力量培养，引入具有丰富媒体从业经验的人才，将媒介融合的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学生。
二、媒介融合与新闻传播教育的"融合"路径
（一）科学设置融合性专业课程
新闻传播教育院校要根据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打破传统的专业之间的壁垒，设置融合性的专业课程体系，丰富学生的知识积累，引导学生形成跨媒体思维，促使学生掌握多种媒体的专业技能，从而适应媒介融合的发展环境。融合性的专业课程体系要具备口径宽、基础厚、专业精、实践多的特点，同时还要进行创新性、实用性、扩张性的优化，培养学生文字写作、电视摄像、视音频编辑、网络编辑、多媒体编辑等多种专业能力。新闻传播教育院校的融合性专业课程体系可包括两大方向，一是教学、实验、实践的融合；二是新闻业务、媒介经营、媒介管理的融合。所以，专业课程的设置要更加开放、灵活，实现各课程之间的资源共享，并能够随着媒介融合的发展作出相应调整。
（二）构建融合性的课程模块体系
在媒介融合环境下，传媒间相互独立的格局被打破，传统媒体向数字化转型发展，这就促使新闻传播教育必须转变按照媒介种类设置专业的做法，构建起一套适应媒介融合发展的课程模块体系。如，新闻学专业可设置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形成三大课程模块，即新闻业务方向课程、国际新闻方向课程、媒介经营管理方向课程。在每个课程模块中，选修课要灵活设置，新闻业务方向课程包括新媒体概论、媒介融合理论与实务、电视新闻节目制作等；媒介经营管理方向课程包括品牌公关、广告策划、营销传播策划等；国际新闻方向课程包括新闻英语阅读、新闻英语视听说、报纸编辑、跨文化传播等。通过整合课程体系，形成融合多个专业课程的教学模块，从而为培养复合型、全能型新闻人才奠定基础。
（三）建设融合性的实践教学平台
新闻传播教育要顺应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为学生创建融合性的实践教学平台，促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提高学生专业技能。首先，新闻传播院系要积极与主流媒体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形成联手培养学生媒介素养的模式，为学生提供校外实习基地。其次，新闻传播教育院系还可以成立"媒介融合实验室"，该实验室具备纸媒、广电、网络等多个类型实验室功能，能够完成媒体信息采集、加工、工作，实现同一信息在不同媒介中的传播，真正让学生体会到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实务过程。再次，新闻传播教育院系可与主流新闻机构、高新技术企业合作，共同开发建设数字化媒体实习平台，使实习平台具备媒介融合功能，为学生提供参与新闻媒体运作的机会，让学生真正走入新闻传播过程中，培养多种专业技能。
（四）培养融合性的师资队伍
新闻传播教育院系要积极与媒介合作，整合新闻传播教育资源，培养融合性的师资队伍，优化师资队伍结构。一方面，新闻传播教育院系可采取请进来的策略，邀请或聘请媒体资深从业人员参与课程教学，要求这些从业人员必须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良好的知识素养以及较强的业务能力。如，在网络新闻与文化传播课程教学中，学校可组织记者、编辑与教师一同编写教学计划，提供真实的典型案例，并参与课程授课，向学生讲授自己的新闻传播经验和媒介管理验，与学生进行交流互动。另一方面，新闻传播教育院系要鼓励教师参与媒体一线工作，增强采写、编辑、策划、制作业务能力，并能够运用媒介新技术完成媒介融合环境下的新闻传播工作。在积累新闻传播从业经验的基础上，将掌握的最新理论知识、最新媒介技术带到课堂上，促使理论与实践教学紧密结合。
结论：
总而言之，在媒介融合环境下，新闻传播教育必须顺应新形势的发展，积极推动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培养全能型、复合型的新闻人才。新闻传播教育院系要充分借鉴媒介融合的发展模式，设置融合性的专业课程与课程模块，建设融合性实训实习平台，并优化师资队伍，确保新闻传播教育适应媒介融合环境下的人才培养需求。
参考文献
[1]陈瑛，方艳.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转型探析[J].新闻知识，2015（7）：125-126.
[2]刘林山.媒介融合背景下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研究[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13（8）：85-87.
新闻传媒专业就业方向篇3
关键词：媒体融合；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专业能力提升
1媒体融合下新闻传播类专业现状分析
中国市场经济环境下，媒体行业竞争日益激烈，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工作环境也相应地改变。媒体业发展至今，原有的对立性竞争模式转变为合作竞争模式，实现了媒体融合。新闻传播学专业的人才培养上也逐渐趋于复合化，对新闻传播学专业的能力提升加以探究以使新闻专业人才能够符合媒体行业人才质量需求。在针对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在媒体融合环境下的现状调研中显示，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高度重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这一政策后，65%的被调查人员对媒介融合有大概的定义认知，而且大部分被调查人员意识到了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同时有6成调查者认为从业过程中受到了媒介融合的影响；在从业过程中，掌握新旧媒体的复合型人才受到更多的青睐，同时与新媒体有关的岗位也要求员工不仅在媒体渠道，更要在传播内容上敢于创新，以好的媒体平台为依托，推出更加优质的传播内容。调查还显示在媒体融合环境下，文字等综合表达能力得到越来越高的重视，甚至大于跨学科的教学改革。
2媒体融合下新闻传播类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综合以上调查状况来看，在媒体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类专业人才的培养问题有着诸多的弊端和急需改进的地方：（1）现如今大学教育对新媒体及媒体融合方面的知识传播较少。（2）跨学科拓展并没有很强的针对性，对媒体融合的把握仍停留在“拓宽媒体渠道”方面，忽视了内容的深层次要求。
3媒体融合下新闻传播类专业人才能力提升对策探讨
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提升新闻传播专业人才的能力，就要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为主，同时拓宽媒体渠道认知和加快媒体融合教育方式，双向提升。
3.1注重培养复合型新闻传播学类专业人才
融合时代媒体行业所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其不仅具备良好的专业素质，包括充足的理论知识及良好的文学素养，而且能够从多方面把握实际媒体渠道、媒体发展趋势，从而提高传播实际效率。关于“复合型人才”的界定，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考虑：其一，复合型人才为立体性的，不仅需要文笔出众，而且需要具备良好的新闻传播素质，能够准确及时地将内容传播出去[1]；其二，复合型人才具有高能性，需要采集传播信息，将所获得的信息制作成传播内容；其三，复合型人才是多方面的，既需要具备制作传播内容的素质，也需要确保内容的有效传播。例如在近年来的新闻领域中，“全能记者”非常受欢迎，还有一些“背囊记者”，在承担传播新闻信息责任的同时，还要背着移动工作站，采集到更为全面的信息。另外，“全能记者”不仅要熟练运用传播技术，还要掌握新闻信息传播特点，如形态不同的信息、理念不同的信息等等，都要囊括多重知识领域。这就需要学校在对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进行培养的时候，不仅要重视理论的传播，还要注重在教学中引导学生扩展知识面，让学生从自身的专业领域向其他专业领域延伸，做到不同学科专业与新闻传播学专业的融合。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也需要在教学的指导下拓展社会科学相关领域，从而达到复合型人才的行业要求。而我们提出的将项目教学模式引入到新闻学专业人才培养中，就是让学生以一名从业人士的身份参与到学科学习和实践训练中[2]。项目教学就是将满足就业人员需求的资源转变为教学内容，让愿意从事新闻传播业的学生自主选择项目，按照项目运行规则展开活动，将传播学专业知识渗入到项目内容中，学生参与项目活动的同时，潜移默化地进行理论知识学习。在新闻传播学人才培养中采用项目教学模式，不仅可以让学生在项目空间中更好地学习，还能接触到更为广泛的课程内容，从而将专业知识与非专业知识充分整合，做到知识的融会贯通。
3.2采用媒体融合的专业教育模式
媒介融合背景下，在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上也要注重教育模式的转型。中国虽然已经进入到媒体融合时代，但是，媒介融合落实到具体运作中尚处于探索阶段。媒介融合环境中，媒体的运行必然会产生巨大变化。这就意味着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中，要将媒体融合专业教育模式构建起来，以在人才培养上具有前瞻性，从而有效指导新闻传播学专业人才的能力提升。建议高校采用媒介融合专业教育模式，对课程体系建设方面的问题予以探索，并根据本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将人才培养创新平台构建起来。具体在运行中，在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在学的前三年，对学生进行跨媒体经验和技术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在不同的媒体平台上获取经验。进入到第四年，就可以对学生从新闻传播媒体的角度进行专业培养。此时，学生就会从专业的角度把握传播内容，过程中与其他的媒体形式充分融合，使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具备多种媒体形式相结合重点把握内容的专业能力。新闻传播专业人才对不同形式的媒介都要充分了解，在平台上采用合适的媒体形式进行新闻传播，再加以符合传播性的内容，将新闻传播中媒体障碍打破，这样传播内容得以突出，才能做到双向媒体融合。综上所述，媒体融合时代，在进行信息传播中，就要能够根据新闻传播需求采用相应的媒体形式，重点把握传播内容；学校在对新闻专业人才进行培养的时候，要注重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并尝试着采用媒体融合的专业教育模式，在此教育方向下指导学生进行专业能力拓展，以使所培养的人才符合行业要求。
作者:方珍珍许怡岚孙波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参考文献:
新闻传媒专业就业方向篇4
关键词 分众化传播 新闻教育改革适应
随着媒体市场的日益细分和与此相对应的媒体专业化改革的不断推进，21世纪的大众传媒已进入一个分众化传播的时代。分众化的传媒越来越需要对某一领域“术业有专攻”的传媒工作者。传统新闻教育培养的粗放型新闻人才无法满足这种需求，于是新闻媒体开始从经济、法律、管理等专业招收毕业生，而新闻学院的毕业生在有限的媒体就业市场中，逐步丧失了专业优势和就业空间。
固然。保持自身的学术坚守，是新闻教育不可迷失的专业发展方向，但是，正如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新闻系主任帕克斯教授所说：如果新闻系学生在媒体行业中的整体竞争力不如其他专业学生，那就说明新闻教学和课程结构出了毛病。虽然当前的中国新闻教育还未出现在媒体行业中的整体竞争力不足的状况，但是，新闻教育培养的人才如果与市场需求日益脱节，那么，适时作出相应的调整，以保持媒体需求与新闻教育自身发展之间的动态平衡，应该是传统新闻教育必须作出的反应。毕竟，培养新闻人才，始终是新闻教育需要坚守的方向和宗旨，也是社会发展需要新闻教育的根本原因。
一、分众化传播时代的大众传媒
借鉴国外的媒介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和欧洲的受众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即大众受众时代、细分受众时代、适位受众时代和一对一受众时代。不同的受众时代需要不同的媒介和节目形式与之相对应。目前的中国受众，正处于由大众受众时代向细分受众时代过渡的阶段，媒介从面向最广大的受众服务，制作大众化的节目，向对受众有针对性的传播。制作专业化的节目过渡，因而有了都市报的出现、报纸专业化、电视频道专业化等媒介实践的大力推进。大众传媒的发展进入到分众化传播的时代，其表现形式是，媒介市场日益细分，专业化的媒体平台不断涌现，如财经类的《21世纪经济报道》、体育类的《体坛周报》、《足球》等等，以及数字电视提供的卫生健康、围棋、靓妆、旅游、时尚等频道的分众化节目。即使依然在进行大众化传播的传媒，其部分节目或栏目的报道角度和报道深度也越来越专业化，如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中的经济、法制类节目。专业化媒体对于专业化传播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对于专业素养的要求越来越高。与此相对应，新闻教育也必须适应分众化传播时代的到来作出相应调整。
二、当前新闻教育的反思
目前的新闻教育规模可谓庞大。据教育部高教司统计，目前，全国已有460多所高校开设了新闻传播类专业点661个，在校生达到13万人，每年的毕业生人数达3万多人。然而，新闻媒体并没有因为新闻教育规模的扩大而大量招收新闻专业的毕业生。为了维持媒体报道、经营等各项工作的运转，也为了调整传媒业发展若干年来积累的人才结构单一的状况，媒体逐渐对于相对单一的采、编、播为主的人才失去了兴趣，而越来越倾向于选用兼具节目策划经营、宣传销售、制片管理、市场运作等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即使在新闻报道领域，具有经济、法制、体育等专业知识的人才也更受青睐。而新闻专业的毕业生，则因为知识结构的不匹配而丧失了竞争优势。这无疑暴露出当前新闻教育与媒体需求脱节的问题。新闻教育如果不能与时俱进作出相应调整。放任这种状况持续发展，会不可避免地陷入被动局面。因而，有必要对当前的新闻教育作出理性反思。
1 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不能适应时代要求。
当前，绝大部分高校的新闻专业讲授的多是一些新闻传播的采、写、编、评等基础理论课程，专业面较窄，传授的技能也偏少，而且由于某些客观因素的影响，如某些院校的师资力量不足、教学经费缺乏等，致使一些学科设置不合理。课程开设不齐全。这不仅不能培养出复合型新闻人才，对于专业化的媒体急需的特色鲜明的“专才式”复合型新闻人才更是无能为力。
即使是对于新闻传播的采、写、编、评等基础理论课程的教学，也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白岩松在某高校回答学生提问时多次指出，你这个问题属学院派问题。与业界差距太远。原新华社高级记者、现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也尖锐地指出：“新闻学教育中存在着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一些新闻与传播学院培养的人不会写有新闻的新闻，只会写无新闻的新闻。”许多媒体也普遍感到，新闻院校培养的学生写小而浅的东西还可以，写大而深的报道则不行。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城市频道总监李响先生更是认为，有些学新闻的学生写的东西空而泛，往往不得要领；甚至一条简单的口播导语都需要编辑修改多遍。
知识结构单一、人才培养口径过专过窄、缺乏实践能力，是当前新闻教育存在的首要问题。
2 通识教育与传播学的引入与新闻专业教育的矛盾。
通识教育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和知识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其在今后的发展中具备更坚实的基础和更广阔的空间。目前，国内很多高校都在大一、大二开展了通识教育，但绝大部分高校并未理顺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真正的通识教育应该是与本科专业课程整合在一起的，它是不同院系学科的共同基础课，这样之后的专业教育可以在此基础上做更为深入的讲授。但是，我们的通识教育却与专业教育联系不太紧密。而通识课程必须在大一、大二完成。新闻学院的专业课都顺延到高年级才能开设。而且必须从基础课程讲起，客观上造成通识教育挤占了专业教育的时间。
与此同时，为了加强新闻教育的理论基础，在高校新闻专业的课程设置中，传播学的课程也越来越多地挤占了新闻学的领地。虽然传播学的“受众”理论、“把关人”理论等对新闻学的理论与实践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是两者的培养目标、学习方法存在较大差异。比如。传统新闻学以培养合格的新闻从业者、以为大众“守望”这个复杂变动的世界为目标。而传播学则重视理论研究。它的实践研究主要是广告、公共关系等等，因此传播学服务的最终目标不是广大公众，而是各种利益集团，其培养出来的人才难以适应新闻媒体的需要。因此，在课时有限的情况下，两者兼顾势必会产生一些矛盾。
3 实践平台的不足，使学生无法培养新闻专业优势。
新闻专业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学科。对于新闻专业的学生，利用校内校外的新闻实践平台，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进而形成新闻专业优势。是实践教育的重点所在。但是，由于近年来的新闻专业大规模扩招。媒体能够提供的
实践平台有限，而新闻院校自身提供的实践平台受到资金投入等限制，在质量与数量上都与媒体发展存在一定差距。而且由于传统新闻教学模式中对于实验课安排的学时较少，学生只能基本或勉强了解实验设备的操作和使用，无法充分进行实践能力的培养和创造能力的发挥，妨碍了专业优势的培养和形成。
4 师资结构亟待调整和完善。
调整课程结构，提升教学内容，充分开掘和利用实践教学平台，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等等，都需要新闻专业的教师自身具有相应的知识结构和专业能力。但是，目前存在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大量新闻专业的教师是从中文等学科转向而来，几乎没有新闻从业的经历，与媒体接触也比较少，不了解业界的最新动向与需求。这类教师讲授史论类的课程尚可，一涉及新闻实务课程，难免纸上谈兵。虽然近年来各高校在人才引进上着重学历层次，不少拥有博士学位的高学历人才充实到了新闻教育的第一线，但大部分高学历人才从学校到学校的单纯受教育经历，也使他们对于新闻实务课缺乏领悟，难以满足教学需求。而中国的新闻媒体与新闻教育长期缺乏有效的互动，媒体在新闻教育中的作用长期缺位，也是形成目前新闻教学对于新闻业界实践犹如隔岸观火的原因。
三、分众化传播时代新闻教育的调整
1 完善课程结构，提升教学内容，培养分众化传播时代的媒体人才。
当前新闻专业学生的知识结构无法满足分众化传播时代新闻媒体的实践要求，这是新闻教育面临的最为紧迫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要在课程安排上作出调整，着眼于专业型复合人才的培养。这也有利于解决当前我国各高校新闻教育同质化的问题。
具体来说要着眼于三个方面：第一是根据学校的资源优势，合理定位本学院学生的专业发展方向。如财经类大学的新闻院系，可以依靠本校的财经类教学资源优势，通过鼓励学生多选外系的课程，或者攻读双学位等方式，培养具有比较丰富的财经知识的媒体人才。目前，国内一些高校已有这方面的实践，如财经类大学依托经贸专业的资源优势开设财经新闻专业，政法类大学利用法律专业的资源优势开设法制新闻专业。外语类大学利用外语优势开设国际新闻专业，体育类院校利用体育专业资源优势开设体育新闻专业等等。这也是解决当前我国各高校新闻教育同质化问题的有效途径。
第二是落实真正的通识教育，即能够与本科专业课程整合在一起的通识教育。新闻教育的第一要义是一种对历史、文化、社会及人类境况的透彻把握和深刻领悟，以及由此生发的一种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高度的历史使命感，进而将其内化为专业方面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它需要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高度整合才能共同促成。早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著名传播学家威尔伯・施拉姆在担任爱荷华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时，就将新闻学设置于广阔的人文社会科学土壤之上，开设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内容的课程。这也是新闻学院通识教育的课程设置方向。
第三是适应分众化传播时代的需要，提供专业化的模块教育。当前，媒体对于既熟悉报道领域又精通新闻业务的人才的需求相当迫切，在这类复合型人才缺失的情况下，他们宁可要熟悉报道领域知识的人才，所以才会出现“媒体不招新闻专业学生”的现象。学校是否可以考虑在精简新闻专业课程的同时，给每个学生选择一个喜爱的报道方向(或报道领域)，提供各种相应的选修模块，进行跨学科培养。这种跨学科培养也是美国高校新闻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如纽约大学的新闻专业下面分出了纽约都市报道、美国国家报道、文化报道和文学批评、金融与经济报道、科技、医疗与环境报道等许多具体的报道方向，他们还和国际事务研究学院合办了拉美与加勒比国际形势报道、法国国际形势报道和近东国际形势报道三个方向的报道专业，以为各类不同需求的媒体输送精通报道领域的新闻人才。这种做法给已进入分众化传播时代的中国新闻教育提供了借鉴。
2 与新闻媒体建立长期有效的良性互动。
长期以来，我国新闻界普遍有一种看法，就是新闻理论的研究落后于新闻实践，实践走到了理论的前面。令人眼花缭乱的节目形态、不拘一格的写作形式、变化无常的媒介市场，都让一些教科书望尘莫及，无法跟上。高校的新闻教育，与日新月异的媒体实践远远脱节。于是媒体对于高校不屑一顾，而高校则对于变化中的媒体不知所措。
新闻教育固然始终要有自身的坚守，不应该跟着媒体亦步亦趋，但是，如果新闻学院培养的不是适应媒体需求的人才，又如何才能达成专业培养目标，如何应对学生就业率等事关新闻专业生存发展的考核呢?所以，与新闻媒体建立长期有效的良性互动，与时俱进调整教学内容。是高校应该做的事情。这种互动可以采取多种形式：高校教师多与媒体接触，甚至参与媒体实践，以保持专业灵敏度和前沿性，这是走出去的做法；直接从媒体引进高层次人才，如人民日报社原总编辑邵华泽受聘担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资深报人范敬宜受聘担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首届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也先后聘请业界名记者高钢和新闻官员赵启正担任院长职务等，这是引进来的做法：更多的是，要适应分众化传播时代的需要。就像提供模块教育那样。多提供模块讲座，从业界聘请某些领域的高端人才走进校园办系列讲座，开拓学生的视野，有助于学生确立专业发展方向。
3 重视实践教学平台建设。培养学生的专业优势。
新闻传媒专业就业方向篇5
一新闻专业主义及其在中国的早期实践
(一)新闻专业主义源起及其内涵
新闻专业主义产生于西方自由报刊时代，面对新闻自由权利的滥用，新闻职业道德问题日益严重，以普利策为代表的报业代表提出了报业的社会责任问题（1904年），1942年由罗伯特.哈钦斯负责的委员会完成了《一个自由而又负责的报刊》（1947年）的调查报告，提出了报刊的“社会责任论”在社会责任论思想的影响下，西方新闻界把报业的社会责任细化为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和行为准则即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它的基本原则和精神是：（1)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新闻工作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2)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员；（3)新闻从业者是信息流通的“把关人”而不是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或鼓动者；（4)新闻从业者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服从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政治权力或经济势力；（5)新闻从业者受制于建立在上述原则之上的专业规范，接受专业社区的自律，而不接受在此之外的任何权力或权威的控制。美国学者阿特休尔把这些理念简单概括为：新闻媒介摆脱外界干扰；为实现公众知情权服务；新闻媒介探求真理，反映真理；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他认为这：“四条信念是美国、西欧和其他实行市场经济工业国解释新闻媒介问题的根本法宝。
新闻专业主义是包括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的信念，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规范，服从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的更高权威的精神和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它要求新闻记者对自己所承担的特殊社会角色以及履行的历史使命具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意识，把自己的工作当成一项事业来做，而传媒的形象则是新闻人这种自觉意识外在的人格化体现。西方新闻界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把新闻自由、客观性原则、服务公众的理念由一种外在的规范演变为一种职业理念，内化为从业者的自身道德伦理观念，成为当前西方新闻行业主流的价值观念。李良荣教授考察了美国的新闻业发展历史后，认为“美国新闻业在专业组织的建立、专业行为准则的公布、新闻专业教育、专业自律机制等方面已完成了建设，使美国新闻业初步形成了‘公共服务’的职业机制，新闻专业主义初步建立.
(二）新闻专业主义在我国早期的尝试创办于1902年的《大公报》是我国报刊实践新闻专业主义的先行者。《大公报》创刊伊始，就提出“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的办报宗旨，立志把《大公报》办成为“公共服务”的平台，强调“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开创了我国自由主义报刊思想的先河;天津《大公报》复刊后（1926年），由张季鸾执笔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一文中，又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方针，坚持用中立和客观的原则进行新闻报道。按照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报业是一种自治的体系，它必须对政府，对政党，对政客采取一种独立和批判的态度，否则便不可能保持它在公众中树立的“保护者”形象，便不可能拥有公众的信任。从《大公报》的“四不”方针以及几位报业管理者的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公报》的办报理念与新闻专业主义的契合，他们认为报纸是独立的公共舆论机关，主张经济独立，要求言论自由，力图把报纸办成社会向导，舆论权威。当《大公报》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命名为“最佳外语报纸”时，张季鸾说，他和他的同仁们办报不是为政治和经济上的野心，也不是为了成名，而只是为了事实和真理，这种新闻情怀体现了鲜明的新闻专业主义价值取向。可惜以《大公报》为代表的早期中国现代报业的专业化进程，被当时救亡图存的民族解放运动所中断，中国报业尚未完成专业化的任务就被迫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号角和工具，因而刘建明说：“中国新闻学者在上个世纪初就接受了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但某些原则同后来的党报理论发生了冲突，不可能在媒体的实践中有完善的体现。
二 重新体认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背景
有研究者认为：在西方社会，‘专业主义’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的一部分，具有服务于既定体制（tielishment)的功能和保守趋向；在中国新闻改革过程中，‘专业主义’的理念和实践，却成为重构媒介和新闻从业者的社会角色与功能、改变新闻从业者群体结构的重要象征资源，具有‘解放’的作用。这也揭示了当前重新体认新闻专业主义的特殊语境。
(一)新闻传媒业发展中的行业失范目前，虽然我国新闻传媒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性产业，传媒业进入了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但在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众多失衡的现象，主要表现为：
1新闻商业化、媚俗化倾向严重，影响传媒公信力。在市场化过程中，一些媒体以市场营销理论作为媒体的经营策略，将受众当作“消费者”，强调满足受众消费新闻信息的欲望，把新闻价值的评判权完全交付给了作为消费者的受众，受众的喜好决定了对新闻选择。这种以市场的利益为单一媒体追求目标的导向，使新闻越来越成为争夺消费者的商品。市场驱动下的新闻行业，首先媒体在报道内容上的失衡是为发展所谓“注意力经济”，吸引受众眼球，不失向暴力和色情归顺，专注于“星、腥、性”报道，走低俗化、煽情化的营销道路。其次是报道内容选择上的“嫌贫爱富”一些媒体将新闻报道权与广告商的营销策略联姻，以广告商的营销需要代替了对社会生活事件的客观报道，李希光教授说“在全球化、商业化的大潮里，新闻自由正在演变成少数大企业集团对全球主流媒体新闻流通的控制，作为民主保障的媒介手段正在演变成少数商业机构为追求商业利润而损害全球民主化的手段.....新闻报道本身也经成了广告和娱乐的囚犯。
新闻的商业化、媚俗化误置了公众对社会的心理地图，影响新闻镜像的真实性，严重影响了媒介的公信力。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在对中国传媒“议题设置功能”的抽样调查中，曾涉及上海市民对于传媒的信任程度一项，其结果是超过半数的市民并不认为传媒能够完整反映客观世界。16J国家广电总局“宣传党的意志与反映人民呼声”课题组2003年对六个省市的听众观众和29个省市的广电系统以及中央三台的新闻从业人员在这两个领域分别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您认为影响新闻宣传效果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一项中，听众和观众则把“报道缺乏可信度”列在了榜首。
2新闻队伍职业道德建设滞后，出现较为严重的职业精神危机。哈贝马斯说：“新闻媒介是社会之公器，是全体公民窥视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共同管道和从事公共事务讨论的公共论坛，在现代国家的公共领域建设中具有头等的重要地位检视我国目前的新闻职业道德现实，处于社会转型的新闻从业者，饱受着商业主义、消费主义和监督体制缺失的多重诱惑下，部分新闻从业者陷入了新闻职业道德的信仰危机。主要表现为：
(1)新闻职业精神的消蚀，虚假新闻、有偿新闻泛滥。客观公正、全面平衡地报道新闻事实是新闻职业精神的核心理念，但这种职业精神在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上世纪初尚未得到完全普及就被割断。刘建明教授认为“在媒体产业化改革中，新闻专业理念又遇到媒体商业化动作的陷阱，竞争与利润的红颜埋葬了一个个媒体掌控者的灵魂，这种尴尬局面有背于新闻记者的职业理想9J。职业精神的缺失，导致了虚假新闻、有偿新闻的泛滥。虽然1997年、新闻出版署等四部门联合颁发《关于禁止有偿新闻的若干规定》但有偿新闻仍然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和内容不断出现，打开电视、报纸或广播等新闻媒体，各种各样的虚假新闻或有偿新闻屡禁不止，严重影响新闻的公信力，有人说“信爹信娘不信报，信报是个大儍瓜”面对虚假新闻屡禁不止的现实，2005年6月，、中国记协、新闻战线“三项学习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特别召开了“坚决制止虚假新闻报道座谈会”，指出虚假新闻的制造者日趋社会化，媒体从业人员公然造假现象有所增加，虚假新闻的隐蔽性和欺骗性越来越强，虚假新闻造成的后果愈加严重，强调虚假新闻的存在是新闻界的耻辱，必须严惩。
(2)社会责任感的消解，人文关怀的缺失。拉斯韦尔认为大众传媒的功能是:监视社会环境；协调社会关系；传衍社会遗产。后来，赖特又补充了提供娱乐的功能;传播学大师哈克马斯从传受互动的角度，提出了大众传媒是社会的“公共领域”，是大众的公共论坛，肩负着传承先进文化，以正确的理念和高尚的道德引导大众生活的崇高职责。但现实中的许多传媒在生存焦虑或利益驱动下，淡化了自己的社会责任，背弃了人文关怀的使命。在报道内容上将名人轶事丑闻、犯罪新闻、暴力事件、花边新闻等具有较强娱乐性的内容作为报道重点，减少对严肃新闻的报道比例，如当前媒体对黄健翔事件、张钰事件、李湘离婚事件炒作，占据大量公共版面;在报道手法上运用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的手法报道新闻事件，强化事件的悬念或煽情剌激，达到即时的轰动效应。如2004年马加爵凶杀案就使一些传媒兴奋异常，许多都市报出整版、专版，全力以赴，但对马加爵事件作严肃报道的媒体却不多。媒体的庸俗化、娱乐化泛滥，消解了传媒的社会责任，影响公众对社会环境的判断，丧失了新闻人文关怀的品格。
(3)新闻法理意识淡薄，媒介公权滥用。新闻从业者首先应是法律的模范执行者，新闻从业者拥有进行社会议程设置和放大社会声音的媒体报道优先权，这既是一种为公众服务的权利，也是意味着一种巨大的社会责任。
新闻从业者一旦不能正确运用媒介公权，就可能造成新闻侵权行为，影响社会公平。当前涉及新闻侵权的行为主要有：一是对新闻利益相关者的名誉权和隐私权的损害。有学者认为，我国的新闻侵权纠纷出现过四次浪潮:第一次是普通公民告媒体阶段（1988年一1990年）第二次是名人告媒体阶段（1992年一1993年）第三次是工商法人告媒体阶段（1996年一1997年）第四次是官员告媒体阶段（1998年一2004年）以公务人员状告新闻媒体侵犯其名誉权官司为典型案例这些新闻官司未必都是记者的过错，但据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对近年来发生在我国的170件媒体侵权官司所作的统计表明，媒体的败诉率高达80%，而在美国的媒体侵权官司当中，媒体败诉的机率仅为8%。["二是新闻寻租，搞媒钱交易。这种现象的常态做法就是搞有偿新闻，以软广告形式出卖版面或播出时段，其次是在新闻采访中收受赂贿，进行有闻不报或正面宣传，如特别典型的是2002年“622特大矿难”事件中，包括新闻社记者在内的11名记者在收受了当地有关负责人及矿主送的现金和金元宝后，使新闻“有偿不报”三是媒介审判，影响社会公正。新闻媒体自律不足，在进行舆论监督或履行新闻自由权时，对社会事件进行“舆论预设”，造成媒介审判的发生。如在2001年张君团伙杀人抢劫案审理期间，有些报纸在未判决前对张君口诛笔伐，出现“用张君的人头祭奠亡灵'“张君该千刀万剐”等暴力语言;而在2002年的张二江事件中，一些报纸的报道标题是《黑老大咆哮公堂拒不认罪》、《“冷面”皮告狡辩开脱罪责》、《“五毒书记”拒不认罪》、《张二江的歪理邪说1等等，这种未审先判的“媒介预设”本现了新闻传媒的语言暴力和霸权，影响社会公正。
(二）网络化时代新闻传媒竞争格局重置
当前我国传媒产业市场，一方面是信息市场已进入到从增量扩张向传播质量提升的“拐点”时期。另一方面是以互联网普及为代表的第二大众时代的到来，改变着新闻传播的竞争格局，全球化的信息竞争格局日益迫近我国传媒现实。
首先是传媒业的发展进入了市场“拐点”的转型期，新闻传媒也进入格局重置的新阶段。传播学者喻国明教授称我国报业发展已进入了“拐点”时期，他的理由有四点：（1)内容与运营模式的同质化带来的可替代性与微利化趋势；（2)由于赢利模式单一而遭遇增长极限和“透明天花板”问题；（3)新兴媒体对广告和受众双重市场的分流；（4)报业生产竞争与利润重心外移，价值链遭遇报业生产外部组织的多重分割12J京华时报社社长吴海民也撰文支持“拐点论”他发表《媒体变局：谁动了报业的蛋糕？一关于报业未来走势的若干预测、他认为：“中国报业经历20年的高歌猛进之后，目前陷入了一场深刻的经营危机。以2005年为£拐点’，传统报纸停下了持续多年的上升脚步，进入一个抛物线般的下滑轨道。广告增长率从持续了20年的高位跌落下来，就是这一趋势的显著标志，同时伴随着的是年轻读者的流失和发行市场的萎缩。”
综观传媒市场的“拐点”原因，以互联网、手机媒体等新兴媒体对传统媒体广告和受众双重市场进行分流是主要原因，有研究表明：2004年中国网络广告市场规模已经达到19亿元，较上年增长759%;预计2005年将达到27亿元，较上年增长421%;预计2006年将达到40亿元，较上年又有更高的增幅，显示了经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强大生命力。新兴媒体对传媒市场的重新洗牌和格局重置已是在所难免。
其次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介的普及，这不仅意味着为人们提供更为方便快捷的信息交流、信息传播工具，同时也代表着表达权和知情权真正走向自由平等的开端。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马克波斯特（markposler)于1995年出版了《第二媒介时代、认为以因特网载体、以介入融合模式、无作者权威、双向互动的信息交流方式是第二媒介时代的主要特征。在第二媒介时代里，任何人都可以发表意见，双向互动，话语霸权被瓦解了，网络上意见领袖的声音，不是政府的声音、不是大众媒体的声音，更多的是代表了普通老百姓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是由于互联网无限疆界，不同国家和民族均生活在地球村里获得海量的信息，使地区之间，国家之间的信息垄断和封锁越来越困难，信息共享成为可能，但同时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践，又将进一步加快速其信息输出和话语权的控制，发展中国家的话语空间将愈来愈受到挤压。
(三）后wto时代的全球化新闻竞争
经济一体化，政治文化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总趋势，作为文化产业的新闻传媒是文化全球化的组成部分，在w,to游戏规则下生存发展是我国新闻传媒业的现实背景，我国新闻传媒业在全球化语境下既面临着发展机遇，也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首先是面临中西方传播理念冲突。西方绝大多数新闻传媒是私人经营的产业和经济实体，经济上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因此，基于争夺受众和广告商的目的，传播媒介不得不考虑受众的兴趣、爱好和需要。这在客观上促使传播媒介的新闻报道时效性强，报道面广，形式多样，生动活泼，为广大受众所喜爱。同时经济上的独立又导致传播媒介在政治上的独立，西方学者把新闻事业比作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立的“第四权力”机构。在自由主义新闻理论支配下，在不断完善的新闻法制保障下，西方新闻记者能够在报道新闻，发表言论方面享有相当大的独立自由性与自由权利。其次是面临中西方传播媒体经济和科技实力、传播方法与水平的较量。西方媒体在100多年的市场化竞争中发展起来，有丰富的媒体经营经验和充足的人才储备，同时西方媒体经历过市场化竞争，不断走兼并重组的集中化道路，已形成了富可敌国的新闻垄断集团，具有强大的竞争实力。现在已形成了年收入在100亿美元以上的六大媒体集团，如美国的美国地线-时代华纳、维亚康姆、沃尔特.迪斯尼；澳大利亚的新闻集团；德国的贝塔斯曼和法国的威望迪，而我国最富竞争力的中央电视台，一年的产值只有10多亿美元，可见实力之悬殊。再次是意识形态的分野和话语权的争夺。全球化传播虽然为国家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沟通提供众多便利，化解了部分的误解和磨擦，但并没有改变意识形态的分歧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阵势，西方国家在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可口可乐文化的同时，也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试图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控制，达到全球西化的目的。
三新闻专业主义本土化的策略
从西方近半个世纪的新闻专业主义实践来看，影响新闻专业主义的主要因素是政治力量和市场力量，因此，我们以此为参照坐标，探索新闻专业主义的本土化改造的策略。
(一)深化媒体市场化改革，走集团化规模化道路，为媒体经济独立和言论自由提供经济保障
经济是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因。马克思恩格斯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在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经济力量是制约新闻专业主义实践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1)媒体经济独立是新闻专业主义得以产生的物质基础。新闻媒介具有两重属性，作为意识形态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其属于上层建筑领域。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新闻专业主义是作为新闻传媒的职业道德理念，属于整个新闻事业的一部分，毫无疑问也属于社会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领域，要保证意识形态领域的正常动作，必须有相应的经济基础作支撑。陈独秀在五四时期也指出，经济独立是个人人格独立和报刊人格独立的重要前提。从中外新闻发展史考察，新闻专业主义能够成为现实存在的事物，事实上是得益于市场化经营在新闻业的运用，因为市场化经营帮助新闻业实现了经济独立，使其摆脱其他利益集团的束缚。我国早期的《大公报》之所以能够初步实践新闻专业主义思想，是由于民族资本家吴鼎昌的投资使《大公报》能在经济上保持独立，这就为它言论上的独立提供了基本的保障。
(2)经济实力是抵抗商业主义、消费主义，保护媒介独立性的武器。在新闻专业主义实践的过程中，影响专业精神的市场因素之一是来自商业主义和消费主义思潮对新闻从业者的侵蚀。如在美国自由主义报刊时代提出的理性原则、自然法则和权力制衡理想部分成为空想，造成黄色新闻泛滥，主要也是由于报刊经营者的金钱至上的逐利使然，20世纪中期，西方媒体经过激烈的市场竞争，走集中化道路，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竞争和赢利格局，新闻专业主义得到了较好的实践，表现了较高的专业水平与传媒集团自身强大的经济保障分不开。被誉为我国现阶段新闻专业主义的领悟者和实践者，《财经、杂志创办人胡舒立在回答中国经济时报关于媒体的市场压力与媒体的独立性问题时说：“独立性是一种理念，也是一种现实可能。我认为新闻人要有理想和独立意识，但其从业的媒体，也一定要有比较充分的投入，然后，追求经营的成功。《财经》的成功并不只是编辑部努力的结果，尤其不是我个人努力的结果。当然编辑部做出比较有质量的内容，以便于经营部门更好地经营。但如果媒体不能实现财务上的成功，就很难保持独立性。
(3)媒体经营规模是确保媒介履行公共领域职责，提供公共服务的前提。在西方人们把媒介的编辑部门与经营部门比喻为“教堂”和“国家”，前者是崇高的、精神的，后者是世俗的、物质的；“国家”是“教堂”存在的土壤，如果没有物质的存在也就不可能有精神的寄身之处，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媒介企业的跨行业、跨地区乃至跨国界的兼并重组，走集团化和规模化道路是当今世界传媒业发展的主流，如默多克的新闻集团电视经营范围覆盖了全球1/3的面积和2/3的人口，成了名副其实的“全球电视帝国”仅美国在线一时代华纳公司的年营业额就高于中国全国所有传媒企业的年总营业额。所以没有规模就没有话语权这是市场经济的游戏法则。
因此，我国传媒要履行公共领域的职责，提高新闻有效传播和提升新闻队伍的专业水平，就必须紧紧围绕集团化规模化的兼并扩张之路，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团。我国自1996年开始媒介产业集团化改革，到2004年底止，已相继组建了40家报业集团，20家广电集团，完成了第一轮的产业重组与扩张的布局，经过改革重组，我国传媒的优势资源得以集中优化配置，改变了我国传媒的生态环境，为参与国际竞争奠定了阶段性的基础。罗以澄教授领衔主编的《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2003/2004卷）一书指出，如果说第一轮的集团化扩张整合更多是量的整合与布局的话，接下来的中国媒体还必须进行“扩张一整合——再扩张一再整合”的道路，从量的积累到质的提升，并不断在新的平台上进行新一轮的扩张。这种良性的集团化效应必将为新闻媒介经济独立和议论自由提供强有力的物质保障，使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在中国普及成为可能。
(二）找准新闻专业主义与我国新闻价值的契合点，发展中国式的公共领域，为新闻专业化拓展空间
我国的政治体制是实行党国一体化体制，国家的新闻事业也就是党的新闻事业，这是任何研究者必须正视的现实，我们的新闻专业化进程也只有在既定的体制空间里寻求来自制度内的支持。
(1)新闻专业主义的“公共服务”理念与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相契合，这是现阶段我们弘扬新闻专业主义精神的政治保障。在西方，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形成了复杂多元的利益集团，在政党报刊时代和自由主义报刊时期，由于媒介隶属于不同的利益集团而相互攻讦，媚俗取宠，导致黄色新闻泛滥，于是新闻专业主义强调媒介要承担起“公共服务”的责任，避免媒体成为某一党派、商业集团甚至政府的工具，媒体是要为全体公众说话，这是由于西方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找到的平衡点。在我国，作为执政的共产党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忠实代表，党除了人民利益，没有任何的私利，党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行使对新闻传媒的管理权，在《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明确规定：“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核心，是社会主义道德的集中体现，也是我国新闻工作的根本宗旨。”为人民服务，为公众服务，与新闻专业主义倡导的“公众服务”理念可谓高度契合。
(2)新闻报道客观公正的原则，不单是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职业操守，也是我国新闻从业人员的行为准则。新闻专业主义把追求新闻报道的中立性和客观性作为新闻的灵魂和核心价值，认为客观性是一种使新闻工作者将事实隔离于观点、从而避免个人偏见的规定，它要求新闻工作者站在中立的立场上，以客观性的方法报道新闻、反映观点，因而客观性也成为“负责任新闻业”的标志。在《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中，明确指出：“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新闻工作者在采写和发表新闻要客观公正，不得从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出发，利用自己掌握的舆论工具发泄私愤，或作不公正的报道。”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两者在对新闻报道的态度上的相似立场。当然我们也应该清楚认识到，新闻报道是一种选择的学问，是由具有丰富的情感和文化思想价值积淀的人来完成的事业，所谓绝对的中立是不可能存在的，现在的关键就是要将客观公正的原则由一种外在的规范演变成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理念内化为新闻记者的自觉行为中去，才能产生导向的价值。
(3)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语境下，大力发展中国式的“公共领域”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理论，把媒体定位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把关人，是以社会“第四权力”的身份，监督政府的制约机制，带有对现存社会的消解和反叛冲动，而以社会责任论为基础的新闻专业主义，却是着眼于约束报刊的自由行为，具有调整和维系既有社会制度的功能。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中心任务是建设和谐社会，这是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涉及面最广的“公共事务”因此，新闻传媒要发挥社会变革推进器的作用，首先是搭建公共信息交流平台，满足公众信息需求和意见表达，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如中央台的《焦点访谈》、《人民日报、土所属的人民网强国论坛等，初步具有了公共论坛的价值;其次是体现人文关怀，促进社会和谐。和谐社会的核心理念是公平公正，新闻媒介作为社会公器，对社会资源有监督和制衡的义务和能力，因此应以人文情怀关注弱势群体，确保其能得到较多的社会资源配置。如广州的《南方周未》、江苏的《南京零距离》等媒体已成为公共新闻的先行者。
(三）健全新闻法治，强化行业自律机制，提高行业专业化水平
(1)推动新闻立法，以法治代替人治。法律是他律的最高表现形式，是规范人们行为的刚性制约手段。建立新闻法，将新闻传播纳入法制秩序，明确新闻传播主体的责任和义务，保障传播主体的合法权益，是我国新闻管治由人治走向法治的重要里程碑。改革开放以来，为加强对新闻事业的管理，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性文件，如《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关于禁止有偿新闻的若干规定》、《关于新闻采编人员从业管理的规定（试行）》等。目前的这些规范或条例一方面是往往重义务轻权利；另一方面是条文空泛欠具体，缺乏可操作性，如对公民的信息知晓权、隐私权、近接权、媒体使用权等没有明确的规定，对违反新闻道德、造成新闻侵权行为者也缺乏有力的制裁条款。我国新闻立法的提案虽然已在1980年全国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就被提出，但历经20多年，《新闻法》未能出台，因此，当前新闻专业化程度不高也跟新闻传播主体权利与义务不平衡有关，影响了新闻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健全新闻行业准入制度，提高记者职业化水平。西方社会学界对专业化的研究显示，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职业，其职业角色通过职业理念和精神的内化而形成，它强调个体在从业过程中的社会道义和服务公众的责任；专业化程度较低的职业，其职业行为更多地由外部控制而非来自内部压力。目前，我国新闻从业者素质参差不齐的主要原因是未能建立专业的准入机制，把新闻传播业等同于一般的媒介产业，把新闻工作者等同于一般的产业员工，这样就大大降低了新闻专业化水平。在国外，律师资格、医师资格是由法律授权的行业组织社会团体颁发。目前我国记者的记者证由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鉴于新闻事业的特殊性，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新闻媒体喉舌作用的不可动摇，由行政机关颁发记者证的制度具有诸多优势。但我们同时可以学习西方国家的职业资格认证的完善体系，建立诸如职业培训制度、定期考核、不良记录处罚等制度，变媒体内部的纪律处分为开放的行业监督。新闻媒体或者新闻记者的违法及犯罪行为可以被各部门法律法规所规范，其违背职业操守和行业规范的行为则为行规处罚。轻则警告、没收稿酬和其他不合理收入，重则吊销记者证。通过完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让真正具有专业知识的积累，经历过专业知识和技能系统训练，获得新闻专业实践的资格认证的人士从事新闻采编职业，才能提高新闻记者的专业化水平。
新闻传媒专业就业方向篇6
关键词：地方院校新闻专业职业意向
21世纪初，我国新闻传播教育得到超常规发展。据统计，截至2015年年底，我国共有681所高校开设新闻传播学类相关专业，7个专业布点数达到1244个，在校本科生约23万人[1]。一方面新闻传播教育的繁盛，为我国的传媒业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传媒市场竞争加剧，传媒业迅速整合，传媒业对传媒人才要求提高，势必给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就业带来一定困难。
有研究显示，在我国传媒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传媒专业毕业生工作对口率逐年下降[2]。在高校毕业生人数剧增、新闻教育超常规发展、传媒毕业生专业对口率逐年下降的背景下，地方院校的新闻传播专业学生职业意向到底呈现哪些特征，他们对未来的职业想象如何？本研究试图通过对地方院校的新闻传播专业学生进行问卷调查，以便了解地方院校新闻传播专业学生职业意向的最新动态，为他们的就业指导工作提供客观依据。
一、数据来源与方法
本研究通过对湖南省6所地级市的地方院校（湖南理工学院、湖南工业大学、衡阳师范学院、湘南学院、邵阳学院、吉首大学）的新闻学专业（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新媒体）大一至大四的学生发放网络问卷进行调查。主要调查他们对就业形势的看法、对专业对口与否的态度、毕业后的打算、就业地域意向等方面。
问卷调查有多项选择题和单项选择题，不按题目要求填写，视为无效问卷。本次一共回收问卷1750份，无效问卷140份，有效问卷一共有1610份。样本构成情况如下：性别：男性占16.96%，女性占83.04%；年级：大一占28.7%，大二占25.65%，大三占20%，大四占25.65%；新闻学占55.57%，广播电视学占38.11%，新媒体占6.32%。本研究使用问卷星对收集到的1610份有效问卷进行统计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并讨论。
二、研究发现
（一）对当前就业形势的看法
调查发现对当前就业形势的看法，绝大部分学生认为能找到工作，但要付出努力，而且找到的不一定是自己理想的工作；少部分学生认为找工作比较困难；只有极少数人比较乐观（如图1所示）。
（二）专业对口与否的态度
对于未来工作是否希望与所学专业对口，大部分学生希望找与专业对口或者相关的工作；少部分学生对工作与专业对口与否无所谓；极少数学生明确表示找与专业不对口的工作（如图2所示）。
（三）毕业后的去向
调查发现，绝大部分学生希望毕业后直接就业；五分之一多的学生希望进一步学习，少部分学生希望自主创业，极少数学生希望出国（如图3所示）。
（四）就业地域意向
调查结果表明，对于就业地域的选择，近一半的学生选择希望家乡所在的地区，近一半的学生希望在北上广一线城市及武汉、成都等新d崛起的二线城市工作，只有极少数学生希望在所读大学所在的城市工作（如图4所示）。
（五）就业薪酬期望
对于就业薪酬期望，绝大部分学生将自己的工作起薪定位在3000元～5000元，少部分学生将工作起薪定位在5000元以上，极少数学生定位在2500元之下（如图5所示）。
（六）就业单位意愿
对于什么类型的行业，调查发现，选择传媒业的学生所占比最大，超过三分之二；教育为五分之一；而只有极少部分学生选择政府机关和互联网行业（如图6所示）。
通过对准备选择在传媒行业就业学生的进一步调查发现，三分之二的学生希望在省级以上的媒体工作，只有三分之一的学生选择地市级及以下的媒体工作（如图7所示）。
通过对准备选择在传媒行业就业学生的进一步调查发现，在选择媒体的类型上，近三分之二的学生选择传统媒体，依次是电视、报纸和广播，其中选择电视的占比最大，三分之一多的学生倾向于选择网站和手机移动等新媒体（如图8所示）。
（七）职业理想期望
在问及学生选择就业单位会考虑哪些因素时，学生首要考虑的是收入福利，其次是单位发展前景，再次是工作地点及稳定程度，只有五分之一的学生选择专业对口与否（如图9所示）。
三、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调查问卷的方法考察了湖南省六家地级市所在地方院校的新闻学专业学生的职业意向调查，对地方院校新闻学专业学生关于未来职业的想象做了较为全面的展示。
一是总体来说，地方院校学生对当前就业形势的认知比较理性，不盲目乐观，也不一昧悲观；大部分学生希望找到与专业对口或者相关联的工作，表示对所学专业的认同；大多数学生希望毕业就直接就业，这与新闻学作为一门实践性强，重在实践的学科特性有关；大部分学生对毕业工作起薪的预期比较理性与合理，大多要求在3000元～5000元，这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调查显示的情况相符合。该机构的调查数据显示，2016年大学毕业生签约月薪平均为4765元[3]。
二是在调查中发现存在一些问题不容忽视：一方面，虽有一半的学生希望回家工作，但也有将近一半的学生希望到北上广和武汉、城都等二线城市工作，虽然大城市的机会多、资源好，但这与地方院校所培养的人才所具有竞争力的现实不符；在期望未来工作的媒体级别看，有近三分之二的学生希望到省级及以上的媒体工作，这与地方新闻院校为地方培养新闻人才的定位相悖离。另一方面，学生在未来职业选择的想象中存在自相矛盾的现象，在调查关于学生对于未来职业是否希望与专业对口的态度中，绝大部分希望找与专业对口或者相关联的工作，然而在调查学生在选择未来就业单位中首先考虑哪些要素时，绝大多数选择收入福利、发展前景，而考虑专业对口与否只占总数的五分之二，也就是说，他们在理想与现实的两难抉择中，往往会选择现实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生对于未来职业规划的模糊性。
三是在本次调查研究中，一定程度地反映出地方院校新闻传播专业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在本次调查问卷中，共收到有效问卷1610份，其中新闻学专业（其实就是传统的面向报纸新闻方向）的占55.57%，广播电视学（其中还包括了广播电视艺术学方向）的占38.11%，新媒体的占6.32%。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新兴与发展，催生了大量的新媒体，业界对新媒体专业人才的需求日益强烈，特别是对融合发展的专业人才培养提出迫切的需求。而调查中地方院校的新闻学专业设置大多还是面向新闻业界的传统媒体。在有关未来媒体行业的职业意向调查中，三分之一多的学生倾向于选择网站和手机移动等新媒体的意愿。这就要求作为地方院校的新闻教学进行改革，以市场为风向标，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形势及人才需求的方向，及时调整学科内容设置[4]。大力开设新媒体专业，另外要在深化原有的专业主干课程基础上，开设符合时代要求、体现时代特点的新媒体课程，努力将学生培养成既懂得专业知识，又懂得新媒体的运营，综合能力广泛的复合型人才，使学生在就业市场上更具竞争力。
本研究亦存在局限性：一是本研究只调查统计了地方院校新闻专业学生目前关于未来职业选择的意向，并未调查学生在整个大学期间，关于未来职业意向是否发生改变，以及为何改变；二是只调查了地方院校新闻专业学生关于未来职业选择意向在面上的情况，对于他们为何有这种意向并未做深入的分析和调查。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比如补充对生源来源地、父母职业及家庭经济情况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们这种意向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希望后续研究及相关研究人员能完善尚需解决的问题，从而为地方院校新闻学专业有关未来职业的想象提供完整的图景，为地方院校新闻学专业的就业指导提供有力的建议，同时为地方院校新闻教学改革提供有益的参考。
参考文献：
[1]胡正荣，冷爽.新闻传播学类学生就业现状及难点[J].新闻战线，2016（11）.
[2]顾倩.传媒专业大学生就业困境与就业能力培育分析[J].中国报业，2012（12）.
[3]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2016年应届毕业生就业力调研报告[n].天津日报，2016-5-20.
新闻传媒专业就业方向篇7
2010年，我国设立了新闻传播专业硕士学位(master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简称mJC)，次年开始招生。与传统的新闻传播学学术硕士不同，专业硕士更侧重专业实践和应用，目标是为新闻传播行业培养具有较强专业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本文拟从实务界视角，对新闻传播专业硕士培养的产学对接路径的重构提出建议。
立足融合互通，创新课程设置
培养专业型硕士是国内外新闻学教育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学术型硕士学位与应用型硕士学位进行严格区分，在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以及我国香港地区已成为惯例。
如美国的新闻硕士教育，包括“职业型”和“研究型”两种，其中，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被称之为“职业型”教育的典范。作为世界第一所新闻学院，密苏里新闻学院独创了著名的“密苏里方法”(themissourianmethod)——通过动手实践来学习新闻，成功地将课堂教育与新闻实践结合起来。学校拥有真正的日报和商业电视台和电台，教师在其中承担编辑工作;学生在这里获得第一份工作;也在这里犯下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错误[1]，被誉为世界上最具创意的新闻学院之一。该校新闻传播硕士课程设计中，约三分之一比例为基础理论课程，三分之二则是针对各专业领域的特色训练。学生在完成必修的4门核心理论课之外，可以在33种方向中选择任意方向学习专业技能。不同类型、不同内容的课程在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外，还增进了学生的知识融合[2]。
对比我国现状，西安交通大学2014年对我国24所招收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高校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国内多数学校的专业必修课主要由新闻传播理论、新闻传播实务、媒介管理、网络与新媒体研究、广播电视新闻等常规课程组成，仅中部、东部的部分高校开设了传媒预警、媒介与性别、公共演讲等新兴热点课程;在对这些学校的专业选修课数量进行统计后也发现，有10所高校仅安排不足10门选修课供学生选择[3]。
这种学科设置，造成学术型与专业型硕士教育同质化严重，专业型硕士偏离了本应鲜明的专业特色。
笔者认为，导致同质化的原因之一，在于不少高校未能认识并发挥好自身的研究特色，进行跨学科融合。笔者在所就职媒体经过多年观察后发现，媒体大量需求的，往往不是新闻学院科班“流水线”出产的学生，而是熟悉财经、法律、外语、体育、科技、农业等专业领域的人才。虽然，不少高校的主打特色正是上述专业，但在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上却片面地偏重“大而全”，导致媒体需求与高校供给的“两张皮”现象。如果将学科特色与新闻传播专硕培养相结合，不仅可以向媒体有的放矢地输送优秀人才，甚至有可能外延出不少具备独创性和竞争力的新闻传播细分门类。
已有一些高校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将该校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培养，与学校经济、法学方面的特长紧密结合，已形成以经济新闻、法制新闻为主要特色的科研和教学格局。如经济新闻报道与策划方向，开设有经济学前沿专题研究、财经媒体与实务前沿等课程;法制新闻报道与策划方向则包括法制新闻报道研究、法学前沿专题研究以及法制媒体与实务前沿等。此外，在公共专业课方面，还开设了大数据新闻研究等前沿课程[4]。
因此，建议在学科设置上，应多发挥高校自身的传统优势，以发散思维创新课程设置，甚至可以打破现有的院系行政管理体制，在教师管理上更加精细化，鼓励教师跨系、跨学院甚至跨校教学，并出台相关政策予以鼓励，将学校的学科优势充分转化为人才培养的个性化优势。
补足实践短板，强化校媒联合
与法律、金融、应用统计、工程管理等学科专业硕士一样，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亦有非常明显的应用型特征。不过，除工商管理、公共管理等少数不适宜应届本科毕业生就读的专业外，其他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批设置的专业学位，基本上都对应届毕业生敞开大门。
这就造成一个问题，本科生在就读前缺乏的实践经历，必须在攻读学位过程中得以弥补。
如何补齐这个短板?在西安交通大学调研的24所高校中，有18所对研究生实践时间的要求为“不少于6个月”，一所要求“不少于10个月”，仅有两所要求为“1年”，另有3所高校的实践时间要求不足4个月[5]。这反映我国多数高校新闻与传播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中的实践教学所占比重较小，实践教学的要求偏低，未能凸显该学位的培养重点。
这种传统培养方案的实施，使得学生缺少与现实媒体的沟通，导致毕业生无法“招来即用”，直接增加了毕业后的工作难度。
近几年，笔者所在媒体接收了不少来自各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实习生，其中硕士生不在少数。据观察，不少学生理论功底扎实，也有学习热情，但因接触基层过少，从实践中得来的观察与思考能力还较欠缺，相对本科生而言，写作水平也鲜见质的提升。从新闻发现能力来看，很少有能自主发掘社会热点并撰写深度报道。在一些新媒体领域，学生所掌握的业务课程内容与实际情况出现明显断层，学生未毕业已落后。
这充分说明，新闻传播学专硕培养的实践短板亟待修补。否则，传统媒体要转型找不到方向，学界却固步自封;媒体形式层出不穷，但对其学术研究却游离于核心。
此背景下，各高校也进行了一些探索。目前一个普遍作法是吸收来自新闻与传播实践领域的专业人员承担专业课程教学，构建‘双师型’师资结构。然而，囿于体制机制等原因，多数高校双导师制无法保质保量地严格执行师资配备，以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互动、互利机制。学校在选择聘请校外导师时，往往会过多考虑行政级别，这些导师本身是优秀的业界精英，但由于承担大量行政工作，也无力抽出大量时间对学生进行实践辅导，学生毕业论文答辩大多还是校内导师唱主角。实践教学由于缺乏督导监督机制，本来学制就较短(一般是两年)，实习期往往又与找工作相冲突，导致实习流于形式。
因此，建议从教师、学生两方面着力，补齐实践短板。
在教师方面，“部校共建”是一条成功的路径。2001年，上海在国内率先创立“部校共建”模式，由上海市委宣传部与复旦大学成立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务委员会，完善媒体领导和业务骨干授课讲座制度，加强校外实践基地建设，推动青年教师到媒体挂职锻炼。
在湖北，2014年起由湖北省委宣传部和武汉大学共建新闻学院，与武汉大学在精品课程、骨干队伍、新闻传播智库、实践基地、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合作。很快，在该校青年教师中，掀起一股“到媒体挂职去”的热潮，他们分别到湖北日报、湖北广播电视台等媒体挂职一年，深度参与了新闻策划与采访、业务调研、经营策划等多项工作，审视新闻教育与新闻实践之间的差别，并成功把将媒体实践经验带进了课堂教学。
在学生方面，“校媒联合培养”可称为一个新思路。
以湖北日报为例。2012年起，由湖北日报传媒集团主办，湖北省教育厅、共青团湖北省委协办的湖北日报大学生记者团正式成立，经过4年运作，记者团在册的大学生记者已逾3000人。作为新闻战线后备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和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提升能力的重要平台，湖北日报传媒集团从新闻采写、、队伍培养等方面，制订了支持大学生记者团发展的配套措施，湖北日报、楚天都市报、荆楚网等媒体对大学生记者全面开放，并指派专人指导大学生记者从事新闻采访写作，实行准职业化管理[6]。
在对集团内媒体的一些大型策划深度参与的过程中，大学生记者团成员获取了丰富的实践经历。如2015年11月至12月，《湖北日报》开辟的“贯彻五中全会精神看竞进荆楚”系列专题策划中，数十名大学生记者与报社记者一道，分赴襄阳、孝感、监利、鄂州和武汉等地，在省内大型工程建设现场、农村一线及社区深入采访，探寻竞进荆楚飞速发展背后的创新举措与精神内核，在大型活动策划中达到“大练兵”的效果。而在此前，记者团也先后参与了“新春走基层”活动、“三万”等活动报道，从火热的基层汲取精神养料。
2015年12月，在湖北日报大学生记者团新闻实践模式座谈会上，来自中国记协、新闻界、教育界的10余位知名专家学者认为，大学生记者团在组织架构、新闻采编、制度保障等方面有较强创新，创造性地摸索出一套培养新闻后备人才的“湖北模式”，值得向全国大力推广。
尽管大学生记者团成员目前以本科生为主，但为校媒联合培养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提供了一条培养思路。
需要强调的是，专业硕士的联合培养与“大学生记者”的培养模式应加以区分，需突破大学生记者目前在一些大型策划中的补缺式角色定位和零散式稿件采写，要更加强化其新闻的发现和思考能力，问题的推导能力，写作的高度与厚度，以及在各类媒体平台间的灵活运作，甚至可涉足一部分媒介经营管理职能。遇到合适的时机，他们应能够担当稿件采写的主体;在评选各级新闻奖时，能够成为有竞争力的生力军。
对媒体导师的选择上，应加强校媒合作，在从业经验丰富的一线人员中一对一选择“媒体实践导师”，并参与学生毕业论文的指导。这样，一方面能够更有针对性地指导学生，同时便于及时应对学生在实际操作中的疏漏与失误。
顺应“迭代”趋势，树立专业自信
“传统媒体式微”渐成学界、业界的主流舆论，这也让不少在校的新闻传播专业硕士对前路感到迷惘，甚至怀疑自己的发展方向。
这种声音的盛行并非没有道理。在传播渠道短缺时代，媒介拥有稀缺资源就相当于拥有了市场霸权。然而，随着“互联网+”大潮的推进，传播媒介正越来越显现出“迭代”特性，传统媒体的霸主地位渐渐不再：以达到5000万用户为标准，广播用了38年，电视用了13年，而互联网只用了4年时间[7]。同样是互联网媒体，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博客被更方便精简的微博取代，微博又遇到微信的冲击，曾经风光无限的新闻门户网站，渐渐被新闻客户端抢了风头，甚至被新新人类归于“传统媒体”一类。
但是，传统媒体式微，绝非媒介人才的式微。从近年来传统媒体精英向新媒体流动的趋势来看，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无论在传统媒体或是新媒体都是刚性需求。尽管传播的技巧、形态、终端在不断变化，但是优秀媒体人才身上所具有的责任、激情、悟性、技巧等素质不变，所传承的人文精神、信仰也不变。因此，树立专业自信，当是一名优秀新闻传播学专业硕士所必备的心理建设。
专业自信的基础是扎实的技能。笔者认为，今后“全能型”“小众型”人才的用武之地会越来越宽广，应当成为专业硕士的努力方向。
向“全能型人才”发展，能使毕业生更适应媒体融合的现状。在业界，对一个新闻事件，何时发简短消息，何时抛出深度分析，哪些适合视频影像，哪些适合发微博微信，哪些适合与读者互动，都是对全能记者综合素质的一个考验。一则主体内容相同的报道，发在报纸、电视、电台、官方微博、微信，往往需要不同的标题和呈现方式。只有善于学习，掌握熟悉不同媒体的特性，才能对这些问题作出准确的判断，选择最适合新闻事件的传播形式。除这些基本要求外，对专业硕士等高端人才而言，更需要在思维和技能的强化训练中，灵活掌握新闻与活动策划、舆情应对和引导等“段位”相对较高的实践能力，并能在复杂情势下果断而正确地决策。
要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学界与业界紧密合作，更加重视案例库的建设与更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在2005年率先启动了案例库建设，如蔡雯教授在“新闻编辑”课程中的“报纸定位与设计”环节中，设计出一个“为中关村地区创办一份社区报纸进行定位决策与方案设计”的案例教学主题，引导学生们利用各种渠道获取中关村地区的资料，共同讨论这张社区报纸的读者定位与功能定位，为这张报纸的设计方案提供意见[8]。从反馈情况看，学生对这样的案例教学非常欢迎，从准备资料、参与课堂讨论、设计调查问卷，到主动研究中关村地区发行量较大的几家报纸，并访问其编辑和读者，取得了预期的案例教学效果。
在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今年也建立了媒介伦理案例库，将信息传授的步骤置于课堂之前，由教师提供案例素材，提出思考题引导学生的学习方向。
向“小众型”“缝隙型”人才发展，可谓专业硕士的另一个发展方向。
2013年，美国一家仅创建5年的小型网络媒体“气候内幕新闻”(insideClimatenews)，因对“密歇根卡拉马祖河输油管道泄露”的报道，夺得普利策奖的全国报道奖。当时，该新闻网站总共只有7名编辑和记者，甚至连自己的新闻办公室也没有，只通过一个虚拟的新闻室来互相联系。之所以它能和其他那些鼎鼎大名的新闻“大鳄”展开竞争，主要是因为它能够提供能源和气候变迁方面的深度调查报道。
这家网站的创办者大卫·塞森观察到，2009年之后美国大批报纸倒闭，大量记者被裁撤，媒体对环境新闻的报道在逐渐减少。所以，他创办“气候内幕新闻”就是想为新闻报道填补这个“缝隙”[9]，让公众更加了解环境问题。
从国内近年来异军突起的一批自媒体“黑马”来看，正因为他们找到了自己最擅长的领域，才会有内容创业的勃兴，从而引发媒体盈利模式变革的新时代。正如改行创办自媒体微信公众号“六神磊磊读金庸”的原新华社记者王晓磊所说，“找到自己的火山，你才会有无限的熔岩。”
新闻传媒专业就业方向篇8
然而，民办高校新闻专业因其办学特殊性，在“全媒型”人才培养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亟待破解。“全媒型”人才是高水平人才，而民办高校新闻专业大多办学水平低；“全媒型人才”是复合型人才，而民办高校新闻专业大多培养单一型专业人才；“全媒型”人才是创新型人才，而民办高校新闻专业人才培养的理念和实践大多滞后。总之，民办高校新闻专业的人才培养与社会对“全媒型”人才的急切需求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剖析民办高校新闻专业人才培养的难点，找出原因，对症下药，已成为关系这些新闻专业生存与发展的当务之急。
一、历史原因造成的办学劣势
民办高校新闻专业人才培养方面的诸多问题其实并非民办高校的新闻专业所独有的问题，而是民办高校体系共同面临的问题。“全媒型”人才是当下对新闻传播高水平、高质量人才的要求，但民办高校新闻专业的办学水平在新闻高等教育体系中却大多处于较低的位置。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历史的、客观的因素造成的。衡量高校的办学质量，指标不外乎生源质量、师资质量、办学条件、管理水平等。由于历史的原因，民办高校新闻专业因其民办的属性而存在着先天的（客观的）办学劣势。
首先是生源质量较低。生源是大学发展的直接影响因素。在现行的高校招生制度中，尽管政府在法规上明确了民办高校的招生政策，但民办高校因办学时间短，社会知名度和美誉度都在高校招生竞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民办高校招生的实际情况是生源的综合素质相对较差、学习能力相对较弱、学习驱动力相对缺乏，人才培养的难度因此更大。由于民办高校主要依赖学生缴纳的学费维持运营，必然要尽可能多地吸引生源，不惜降低收费、降低分数线招收学生，甚至来者不拒，“广招学生，能就业就行，似乎在民办高校盛行”。[1]盲目扩招使生源质量更趋下降，办学资源捉襟见肘，直接影响了办学质量和民办高校的声誉。
其次是师资力量薄弱。师资队伍是大学发展的根本力量。由于民办高校仍然无法与公办高校真正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民办高校教师的社会地位较低，职业成就感匮乏，这又导致民办高校普遍难以吸引高水平教师，师资力量整体薄弱。就民办高校的新闻专业而言，师资力量薄弱、师资结构欠合理等问题同样突出。目前国内民办高校新闻专业的师资来源大致有四种：一是包括新闻专业毕业和其他专业转入的缺乏经验的青年教师；二是来自公办高校新闻专业、二次上岗发挥余热的离退休老教师；三是来自业界的兼职教师；四是少量来自其他学校的兼职专业教师。民办学校的师资结构中，全职专任教师主要来自老年和青年两端，专职教师少，兼职教师比例过高，缺乏有一定经验和学术积累的骨干教师的支撑。再加上民办高校师资流动（或称“流失”更为准确）性强，民办高校新闻专业的师资问题始终直接掣肘办学水平的稳步提高。
最后，专业设置高度同质化。近20年来，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传播产业在GDp结构中所占比重的日益提升，均使得高校新闻学专业渐成所谓的热门专业，无论是否具备应有的条件，新闻专业在各类高校中均纷纷上马，民办高校也不甘落后。除了少数例外，大多数民办高校新闻专业均设置或脱胎于人文类院系。由于师资力量的不足，民办高校新闻专业的课程设置多呈现“盖浇饭”式的特征，新闻专业的人才培养体系具有显著的语言文学类色彩。另一方面，由于新闻学专业的急剧增加，“教育部为了保障教育质量特地要求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一个统一的课程体系”。[2]这一用心良苦的顶层设计在逐级贯彻过程中却渐渐背离了设计者的初衷。民办高校新闻专业办学起点低、办学的人财物等条件较差，大多起步较晚，但为了体现办学规范化，民办高校一般会尽可能地照搬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专业规划以及教育部高等学校新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课程体系，从而形成了脱离自身师资、生源实际的，与其他类型高校高度同质化的专业设置现状。在一些中心城市中，同一个城市，五六个专业设置同质化的新闻专业分布在不同类型、不同定位的高校中，所有不同基础的高校按照相同模式培养“制式”学生，人才培养缺少差别化定位，这样的竞争生态对于在生源与师资等方面本就处于竞争劣势的民办高校而言，不啻是雪上加霜，加剧了人才培养供大于求的现象。
民办高校新闻专业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上述办学劣势，已经成为民办高校新闻专业转型、改革过程中日益沉重的历史包袱。
二、创新之困：理念与实践
所谓“全媒型”人才，不仅是指新闻人才在技能层面精通多种媒体形态、传播形态实际操作，更主要的是要有创新思维，能够快速适应传播科技日新月异的变化，同时还具有创新实践力，具有强大的解决实际传播问题的能力。
“全媒型”人才在新闻人才理念上的创新，意味着新闻从业人员应改变传统新闻教育模式中将报纸或广播电视等媒介固态化、静态化认识的误区，对于新闻传播媒介应具备整体性思维，学会“整合传播”，即“一揽子”的传播；要求新闻人才在急剧变化的媒体环境中将媒介及其传播作为动态的过程参与其中；要求新闻人才洞察媒介给社会传播以及社会生活方式带来的深远影响；还意味着改变传统新闻教育模式中将新闻人才理所当然地视为制度化媒介机构的从业人员这一传统定位，应充分考虑到未来社会传播的多元化特征，比如新闻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可能有相当比例会成为各种媒体创业者。因此，所谓“全媒型”人才表象上是要求新闻人才适应当下媒体变革的需求，实则是对新闻人才创新型理念的要求。创新的理念需要客观条件的支撑，如开放开明的办学环境，一定的人才、资金条件，还需要主观上拓宽视野、主动学习，善于借他山之石。民办高校新闻专业无论是新闻教育的师资还是管理层相对于这种要求而言，均存在较大差距。
在实践层面上，“全媒型”人才同样要求新闻人才应具有创新实践的能力。所谓创新实践，对于新闻人才的培养而言，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培养过程、具体举措。有学者研究了国内外大学新闻学院近年来的新闻教育特点发现，许多大学新闻学院对媒体就业市场的需求变化非常敏锐，如中外许多大学近年来纷纷开设媒体创新以及数字媒体创业等相关课程。综观国外高校新闻教育领域的这些尝试，可谓各具个性，不拘一格，但它们彼此之间也有显著的共同特征：一是创新思路十分清晰，有明确的服务社会需求的目标导向；二是创新的行动果断。
在全球新闻业面对新的转变与挑战的形势下，民办高校新闻专业在理念和行动的创新方面表现迟缓，从某种程度上看似乎是可以理解的。这里借用一下传播学中“创新的扩散”理论：新事物、新观念的采纳与扩散，通常的路径是“多级”的传播过程，即新观念的扩散过程中存在各种接受影响的部分，有观念的创新者，也有早期的采纳者、早期的追随者、后期的追随者，当然还有一些不愿创新的滞后者。作为创新的扩散过程中的“两极”，创新者往往是那些热衷于大胆尝试新观念、拥有更广泛的社会联系的主体，而滞后者则通常因循守旧，比较闭塞，局限于地方观念，思考问题的参照大多来自过去的经验而缺乏面向未来的思维。面对媒介融合趋势对新闻人才提出的新的要求，民办高校新闻专业倘若在实践中画地为牢、畏葸不前，那么，在这一轮新闻传播创新浪潮中，民办高校便有可能成为创新的“滞后者”，从而错过这一趟驶向未来的时代列车。
三、破解难点的根本：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
对“全媒型”人才的解读存在各种不同的维度。仅就本文所采取的观察视角而言，“全媒型”人才是高水平、复合型、创新性人才。以全媒型人才的内涵观照民办高校新闻专业的办学现状，折射出的是民办高校新闻教育的种种困难与尴尬。难点是显而易见的：民办高校新闻教育面临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没有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就谈不上所谓对市场的适应。在民办高校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方面，解决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问题，满足更多人的求学需求曾经是民办高校的主要功能。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的较长时期内，我国新闻媒体在体制上存在着由高到低的层级化特征。层级化的媒体结构也深刻影响着我国新闻教育的生态。在新闻高等教育主要服务于各级新闻媒体的前提下，新闻高等教育的层级化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重点高校的新闻专业为部级媒体培养人才，而民办高校新闻教育则主要面向基层新闻媒体。这一层级的媒体数量以及对从业人员的需求曾经十分可观，为民办高校提供了较大的市场空间。媒体的分层和市场的区隔决定了民办高校新闻教育的定位，即：某种品质上、层级上均属“较低”的定位。而在媒介融合时代，自媒体等社会化媒体、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各种新媒体的传播功能日益强大，许多传统媒体进入生命周期的寒冬。新闻传播媒体重新“洗牌”，原有的媒体格局被打破，原先的传播秩序被颠覆，媒体的层级化体制被动摇。自媒体、社会化媒体以及媒体创业创新浪潮在社会整体层面上对各个层级的新闻教育既提出了挑战，也同样给它们提供了创新的机会。对于民办高校新闻教育而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基本实现，市场的求学需求不再旺盛；各级传统媒体对于传统型新闻人才的需求日益饱和，尤其是基层新闻媒体供过于求的现象更加突出，民办高校已经很难再像从前那样以其低端定位从市场分得一杯羹。这些对于民办高校而言都是不利条件。但形势的另一面是，在我国，传统新闻业是特殊行业，新闻业的规模与格局主要不是由市场竞争所决定的，因此，民办高校新闻教育很难在这种资源条件不均等的人才培养竞争中有大的发展空间。相反，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尤其是在社会化媒体的传播影响力日益增强的时代背景下，新闻传播更加多元化，“新闻媒体”有了更为多元化的内涵，新闻业竞争的市场化程度之高前所未有。这一切则给民办高校新闻教育的变革与突破提供了机会。新媒体以及媒介融合的趋势创造了新的新闻内涵和新的新闻传播方式，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人才市场，除了传统的新闻机构，各种社会化媒体机构以及媒体创新创业均对新闻人才提供了更多、更加多元化的需求。符合社会需求的新闻人才一定是高质量的人才。反之，只有高质量的新闻人才才能符合社会的多元化需求。新闻教育人才培养的理念可以有特色选择，但在质量上却只有一个唯一选择，即培养高质量的新闻人才。借用经济学的术语，民办高校新闻教育或可抓住这一新的机会，从而拥有“后发优势”。这无疑是民办高校新闻教育的契机。
关键在于如何将服务社会需求以及服务社会需求的变化落到实处。民办高校新闻教育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需要在战略定位、学科定位、课程体系创新等三个方面加以突破。
第一是战略定位的突破。近年来，许多民办高校新闻专业在其办学特征方面十分强调向“应用型”转型，但在如何认识“应用型”战略的具体内涵层面以及所谓走“应用型”办学之路的理解维度等方面大相径庭，一些学校的“应用型”办学战略名不副实。这个已经被泛化的概念是回归其本意的时候了：民办教育的应用性特征就在于能让其学生具备更好地服务地方、服务产业的能力。因此，培养“全媒型”人才亦可以理解为是民办高校新闻专业“应用型”转型的具体化，是当下回应社会需求的必然选择。“全媒型”人才注重知识应用与媒介技术创新，注重行业需求，要求新闻教育注意产学研合作等，这些特质均要求新闻教育真正落实“应用型”办学特色。
第二是学科上走特色发展之路。具体来说，这一定位要求民办高校新闻教育在媒介大汇流的过程中，正确处理“全媒型”人才培养与“精细化”人才培养的关系，将二者统一起来，突出特色。多年来，民办高校在学科发展方面提出的“错位发展”往往沦为“低位发展”，在学科发展上对公办高校亦步亦趋、东施效颦、邯郸学步，在追求“全媒型”人才培养的转型之际，则不能重复之前的错误，追求“大而全”的学科定位，而应根据民办高校的实际，充分利用民办高校办学机制更加灵活的特质，重点突破，精耕细作，构建品牌学科和专业。
新闻传媒专业就业方向篇9
新闻传播业历来被视为民主社会公共利益的守护神，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其功能的发挥受到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而今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使传统新闻传播业服务模式面临困境，最近一次的金融危机某种程度上又加速了西方新闻传播业在公共服务职能、新闻报道立场、社会责任原则等方面的变革与转型。在全球性经济复苏的后危机时代，西方乃至全球新闻传播业亟须在重建中焕发生机。
公共服务职能的重建
后危机时代，传统新闻业的生产方式受到颠覆性挑战，用户参与新闻生产消解了专业化的程度，新媒体新闻生产几乎抛弃了专业化的基本标准。这些现象对新闻业造成不小的冲击，但这恰恰也为强化新闻业的专业化程度提供了契机，坚守服务公共利益这一核心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
美国传媒专家伦纳德•小唐尼等人认为：“新闻业正在经历史上最艰难时期的考验，传统上被称为主流媒体的报业和电视业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机。长期以广告作为经济支柱的报业经济模式正在崩塌，传媒业的新闻独立性遭遇历史性考验，新闻报道的数量和质量急剧减少和不断下滑，报业和电视传媒的受众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流失，经营危机的步伐似乎正步步紧逼。”事实上，新的媒介模式几乎颠覆了传统新闻业的基本规则，新闻的更新速度不再像报纸那样以日计时，已实现以秒计时的更新速度。搜索引擎节约了人们读报的时间，不需要通过翻阅厚厚的版面获取新闻。网络博客打破了媒介的身份界限，任何人都可以平等地实现个人自由出版。新闻报道的方式也不再像报纸那样循规蹈矩，甚至只有标题和新闻链接。读者可以自由跟帖和评论，感受网络带来的开放办报新体验。总之，网络已经改变了构成新闻业的所有要素，一个全新的新闻业取代传统新闻业已不可逆转。
不管是传统的还是新兴媒体，经济与广告的牵制始终是传媒保持完全独立性的主要羁绊。尤其在经济危机造成广告收益减少的时期，独立报道所担负的知情、监督和分析等职责受到严重威胁。虽然传统媒体部分地丧失了这一功能，人们对未来的新闻业还是充满信心，认为互联网完全可以承担独立报道的使命。互联网不但可以拯救报业和电视业的危机，而且还催生了网络新闻业的繁荣，一批新的新闻传播终端、公益性报道组织、公共广播机构、社区型网站和个人博客等传媒载体或渠道应运而生，它们不但为公民参与新闻提供了巨大空间，也为实现独立报道和完成公民报道提供了新的机遇。就传播方式而言，单向度的模式被双向互动模式取而代之，新闻分享与共同创作赋予新闻新的特点，传统意义上的新闻生产者已经扩大了，不但包括原来的专业记者和编辑，也包括业余的公民记者和普通人群。报道的资金来源不再限于原来的广告和订户，而是扩大到基金、慈善业、学术团体、专项利息和个人捐助等。不同传媒之间表现为新的竞合关系，一方面是彼此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另一方面是彼此之间需要更紧密的合作，从而使得新闻的价值与影响力增强。英国《卫报》编辑艾伦•罗斯布雷吉说：“合作与互动，这就是新闻业未来的方向。”
随着信息社会和后信息社会的到来，新闻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地方新闻、本国新闻和国际新闻的数量在下降，商业新闻的数量却在翻番，体育新闻数量显著增加。传统媒体以政治新闻报道为主的生产方式，正转向以公共利益为中心的生产方式，科学新闻、医疗保健、财经报道、教育文化和宗教娱乐新闻正成为传媒实现服务公共利益的新领域。
新闻报道立场的重建
后危机时代，社会数字化变革的步伐日益加速，新闻业的传播方式发生颠覆性改变。传播渠道更加多样，从单一媒体到多媒体，再到全媒体，从内容为王到技术为王，再到渠道为王，都为新闻传播提供了巨大便利，然而，最终起决定因素的还是内容为王。只有有独家新闻、独立报道、独到见解，媒体影响力才会与时俱进。这个时代，传统新闻业面临的一个最大困境是网络内容免费。问题是如果新闻业无法赢利，那它就无法生存下去。如果强行收费，传统媒体就等于因噎废食。因此，一方面是寻找赢利的新模式，比如默多克新闻集团推出的ipad报纸模式，就为报纸实现赢利找到了新的突破口。另一方面是提供“稀缺性”新闻，只有“不可替代”的稀缺性新闻，才会有读者自愿购买。因此，金融危机为新闻业带来了灾难，也为新闻业带来了生机。由此可见，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不是敌人，反而是共患难的兄弟。事实证明，网络点击率越高的媒体网站，其传统媒体的受众也更多。反之，网站点击率越低，其媒体的用户也越少。
科技成就了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传播媒介的数字化成为必然趋势。网络媒介为实现监督式民主和公民参与新闻提供了条件，独立新闻报道可以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吗？答案是肯定的。但事实上，西方传媒为了追逐自身的利益，在新闻报道上并不能做到完全客观，或者以知情权的名义放任“信息泛滥”。
报业先锋提姆•麦奎尔说：“新闻反对有闻必录，但有闻必录却是数字时代的优势，传媒能做的是把一切可能捕捉的新闻和盘托出。”网络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报道新闻、监督权力和发表意见。即使新闻媒体彻底消亡，信息、调查、分析和知识的需求却永远不会消失。但新闻媒体的消亡会带来致命的危险，那就是没有专业新闻可以为公共利益代言和引导受众议程。所以，任何一个国家不仅仅需要新闻，更需要专业的新闻媒体，它们是不可或缺的。因此，重塑新闻业就被提上议事日程，而不必考虑是否赢利，也不必考虑是哪种媒体报道新闻。因而，这意味着不仅要拯救倒闭的报业或电视业，而且要拯救整个新闻业，以确保新闻业的独立性、原创性和公信力。
社会责任原则的重建
中外历史表明，那些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新闻媒体，不但没有在历次经济危机中消亡，反而在坚持中得以发展壮大。我国的媒介制度决定了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西方社会也不会纵容媒体完全放弃社会责任。也许，过度市场化只是加速了新闻业的分化，那些始终如一的责任媒体依然安然无恙。有学者研究认为，长期以来，美国公共电台、电视台声音微弱，这一现状需要重组公共广播公司，在每个社区建立公共站点，为本地新闻报道提供大量的资源，或可促使过度商业化、娱乐化的新闻业向问责制新闻（公共新闻）转向。新闻业“转向”的过程，也正是这一行业发生巨变的过程。事实上，长期以来的市场化和两年前的金融风暴成为传媒业重新洗牌的分水岭，多个国家的报业乃至整个新闻传播业纷纷坍塌，传媒市场出现新的分水岭。处于风暴中心的美国传媒业正经受毁灭性打击，一方面是受金融危机拖累，美国报纸发行量和广告收入直线下降；同时，来自网络等新兴媒体日趋激烈的竞争，也对报业维持广告收入带来挑战。然而，这些还都只是外因。其实，最为根本的原因却是报业放松责任意识，导致自食其果。
市场化和经济危机的影响，法国报业也深受其害，一些报纸不得不做出停刊或节假日停刊的决定，包括《解放报》、《费加罗报》等在内的一些全国性报纸和地方报纸纷纷公布了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停刊计划。中文报纸《欧洲日报》也宣布“永久性”停刊，原因是“因外在环境变化迅速，网络新闻媒体普及，影响纸质媒体的发行；而金融危机的冲击，更造成广告流失”。同时，由旅法华人创办的欧洲华语广播电台目前已正式开播，其覆盖地区主要为大巴黎地区。法国政府努力化解本国报业危机，欧洲报业也在风雨飘摇中如履薄冰，日本报业全面告急……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种类的媒体在金融风暴中所受影响也是不同的。网络、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所受影响都是有差异的。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传媒市场将会出现分水岭，强者会更强，弱者会消失。金融危机重创实体经济，直接导致媒体的广告锐减。由于广告收入大幅萎缩，全球媒体普遍陷入困境。后危机时代，全球传媒业洗牌的时代正在加速推进。毫无疑问，一批媒体必然倒闭，一批媒体必然崛起，决定倒闭与崛起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社会责任。
因此，金融危机对新闻业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是无情冲击导致媒体的生存困难，另一方面是为传媒业的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提供机遇。西方国家在传媒经受危机的时刻，政府往往可能出台扶持性政策。有学者对历史上多次经济危机的研究发现，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会引起政府对传媒业的政策调整和支持：“1929年大萧条时期美国政府推出了若干联邦文化计划，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日韩等国提出的相关发展文化产业的方针都对包括传媒产业在内的文化产业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本次金融危机影响下，政府已经出台并且应该还会出台对传媒业发展能够起到良性作用的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系列政策，值得传媒业密切关注，深入研究，及时调整策略。”正如西方学者所指出的，由于传统报纸及其它传统媒体的衰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各种新媒体迅速发展起来，但它们能否继承传统媒体的“解释性报道”的专业优势，能否承担独立报道的新闻使命，能否继续作为民主社会的“第四权力”，西方学者为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也提出了具体而切实的对策。
其一，国家税务机关和政府应当制定具体方案，减轻新闻机构经济上的压力，或使之成为非经济实体，使它们摆脱生存之忧，致力于服务公共利益。但必须承认新闻媒体的市场地位，让它们有可靠的经济来源，以维持其绝对独立的地位，开展独立的报道与传播。
其二，社会慈善团体、基金会和社区资金应当大幅度增加投入，扶持那些负责任的传统媒体，资助它们开展独立性调查报道，加强环境望和舆论监督功能。或者新建一批公益性的社区新媒体，以承担一部分传统媒体的社会职能。
其三，公共电台和电视台应当调整思路，正确面对新媒体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利用自身的传统优势，并借助自己的专业网站，加强对当地和社区的新闻报道，以服务地方和社区为根本目标。
其四，高等学校、公共职能部门和私营企业，不但应当积极参与新闻报道或提供消息来源，还应当主动承担培养新闻专业人才或提高自身新闻素养的任务。在迅速到来的公民化社会，人人都应当成为新闻的生产者和受益者。
其五，全国性的基金会应当设立地方基金，用以资助地方和社区新闻机构的发展。新闻记者、公益性组织和政府部门应当及时公开信息，为地方媒体和全体公民提供权威消息来源，让他们充分行使参政、议政的权利。
总之，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加之互联网的挤压，报纸等传统媒介遭受重创。媒介自身的生命周期，决定了传统媒介的消亡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然而新闻业则不会随传统媒介的消亡而消亡，反而会在媒介的新旧更替中焕发新的生命力。当然，新闻业自身也会出现转型，特别是由专业生产转向公民生产的转型，这也是公民新闻业崛起的根源。尽管与传统新闻业相比，公民新闻业不够专业，但公民却因为拥有更多的新媒介，从而更加自由地行使信息传播权利，标志着社会民主程度的提高。同时，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他们会充分利用和发明新的更低廉的传播媒介，迫使高成本的传统新闻业实现转型，从而逐渐形成一种新的“专业+业余”新闻业。
这一趋势的基本内涵是由公民和业余人员收集和生产信息，再由专业人员进行修改与加工，然后编辑成“适合出版”的内容进行传播。很显然，随着媒介技术和新媒体的普及，公民对于新闻业的重要性会更加突出。因此，新闻业重建的根本目标，归根结底在于重建公民参与新闻生产与传播的权利与自由。
（项目来源：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媒介融合理论与数字报业发展战略”，项目批准
号:10YJC860009；河南理工大学博士基金项目“媒介融合背景下中西报业战略比较研究”，项目批准号:B2011
新闻传媒专业就业方向篇10
2011年3月11日，日本近海发生9.0级地震。在一系列地震报道中，日本媒体的表现值得尊敬。有专家以nHK为例分析：nHK是日本最大的公共传媒，它切实实践了专业精神，主播始终保持镇静的面容，电视画面上没有出现“死亡特写”，没有灾民的“呼天喊地”，也没有记者的煽情式报道。nHK做到“及时”、“实时”地播报最新消息，一经确认，则反复滚动播放，每隔几分钟就提醒公众注意安全，显示了媒体的社会责任。nHK报道信息“全面”、“精确”，轮流使用不同语种播出，考虑到了受众中大量外籍人士的需求。后危机时代，日本媒体所秉持的专业精神为新闻业重建树立了典范。
新闻传播业历来被视为民主社会公共利益的守护神，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然而其功能的发挥受到政治、经济、文化、人口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而今新媒体时代的到来使传统新闻传播业服务模式面临困境，最近一次的金融危机某种程度上又加速了西方新闻传播业在公共服务职能、新闻报道立场、社会责任原则等方面的变革与转型。在全球性经济复苏的后危机时代，西方乃至全球新闻传播业亟须在重建中焕发生机。
公共服务职能的重建
后危机时代，传统新闻业的生产方式受到颠覆性挑战，用户参与新闻生产消解了专业化的程度，新媒体新闻生产几乎抛弃了专业化的基本标准。这些现象对新闻业造成不小的冲击，但这恰恰也为强化新闻业的专业化程度提供了契机，坚守服务公共利益这一核心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
美国传媒专家伦纳德·小唐尼等人认为：“新闻业正在经历史上最艰难时期的考验，传统上被称为主流媒体的报业和电视业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危机。长期以广告作为经济支柱的报业经济模式正在崩塌，传媒业的新闻独立性遭遇历史性考验，新闻报道的数量和质量急剧减少和不断下滑，报业和电视传媒的受众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流失，经营危机的步伐似乎正步步紧逼。”事实上，新的媒介模式几乎颠覆了传统新闻业的基本规则，新闻的更新速度不再像报纸那样以日计时，已实现以秒计时的更新速度。搜索引擎节约了人们读报的时间，不需要通过翻阅厚厚的版面获取新闻。网络博客打破了媒介的身份界限，任何人都可以平等地实现个人自由出版。新闻报道的方式也不再像报纸那样循规蹈矩，甚至只有标题和新闻链接。读者可以自由跟帖和评论，感受网络带来的开放办报新体验。总之，网络已经改变了构成新闻业的所有要素，一个全新的新闻业取代传统新闻业已不可逆转。
不管是传统的还是新兴媒体，经济与广告的牵制始终是传媒保持完全独立性的主要羁绊。尤其在经济危机造成广告收益减少的时期，独立报道所担负的知情、监督和分析等职责受到严重威胁。虽然传统媒体部分地丧失了这一功能，人们对未来的新闻业还是充满信心，认为互联网完全可以承担独立报道的使命。互联网不但可以拯救报业和电视业的危机，而且还催生了网络新闻业的繁荣，一批新的新闻传播终端、公益性报道组织、公共广播机构、社区型网站和个人博客等传媒载体或渠道应运而生，它们不但为公民参与新闻提供了巨大空间，也为实现独立报道和完成公民报道提供了新的机遇。就传播方式而言，单向度的模式被双向互动模式取而代之，新闻分享与共同创作赋予新闻新的特点，传统意义上的新闻生产者已经扩大了，不但包括原来的专业记者和编辑，也包括业余的公民记者和普通人群。报道的资金来源不再限于原来的广告和订户，而是扩大到基金、慈善业、学术团体、专项利息和个人捐助等。不同传媒之间表现为新的竞合关系，一方面是彼此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另一方面是彼此之间需要更紧密的合作，从而使得新闻的价值与影响力增强。英国《卫报》编辑艾伦·罗斯布雷吉说：“合作与互动，这就是新闻业未来的方向。”
随着信息社会和后信息社会的到来，新闻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地方新闻、本国新闻和国际新闻的数量在下降，商业新闻的数量却在翻番，体育新闻数量显著增加。传统媒体以政治新闻报道为主的生产方式，正转向以公共利益为中心的生产方式，科学新闻、医疗保健、财经报道、教育文化和宗教娱乐新闻正成为传媒实现服务公共利益的新领域。
新闻报道立场的重建
后危机时代，社会数字化变革的步伐日益加速，新闻业的传播方式发生颠覆性改变。传播渠道更加多样，从单一媒体到多媒体，再到全媒体，从内容为王到技术为王，再到渠道为王，都为新闻传播提供了巨大便利，然而，最终起决定因素的还是内容为王。只有有独家新闻、独立报道、独到见解，媒体影响力才会与时俱进。这个时代，传统新闻业面临的一个最大困境是网络内容免费。问题是如果新闻业无法赢利，那它就无法生存下去。如果强行收费，传统媒体就等于因噎废食。因此，一方面是寻找赢利的新模式，比如默多克新闻集团推出的ipad报纸模式，就为报纸实现赢利找到了新的突破口。另一方面是提供“稀缺性”新闻，只有“不可替代”的稀缺性新闻，才会有读者自愿购买。因此，金融危机为新闻业带来了灾难，也为新闻业带来了生机。由此可见，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不是敌人，反而是共患难的兄弟。事实证明，网络点击率越高的媒体网站，其传统媒体的受众也更多。反之，网站点击率越低，其媒体的用户也越少。
科技成就了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传播媒介的数字化成为必然趋势。网络媒介为实现监督式民主和公民参与新闻提供了条件，独立新闻报道可以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吗？答案是肯定的。但事实上，西方传媒为了追逐自身的利益，在新闻报道上并不能做到完全客观，或者以知情权的名义放任“信息泛滥”。
报业先锋提姆·麦奎尔说：“新闻反对有闻必录，但有闻必录却是数字时代的优势，传媒能做的是把一切可能捕捉的新闻和盘托出。”网络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报道新闻、监督权力和发表意见。即使新闻媒体彻底消亡，信息、调查、分析和知识的需求却永远不会消失。但新闻媒体的消亡会带来致命的危险，那就是没有专业新闻可以为公共利益代言和引导受众议程。所以，任何一个国家不仅仅需要新闻，更需要专业的新闻媒体，它们是不可或缺的。因此，重塑新闻业就被提上议事日程，而不必考虑是否赢利，也不必考虑是哪种媒体报道新闻。因而，这意味着不仅要拯救倒闭的报业或电视业，而且要拯救整个新闻业，以确保新闻业的独立性、原创性和公信力。
社会责任原则的重建
中外历史表明，那些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新闻媒体，不但没有在历次经济危机中消亡，反而在坚持中得以发展壮大。我国的媒介制度决定了社会效益优先的原则，西方社会也不会纵容媒体完全放弃社会责任。也许，过度市场化只是加速了新闻业的分化，那些始终如一的责任媒体依然安然无恙。有学者研究认为，长期以来，美国公共电台、电视台声音微弱，这一现状需要重组公共广播公司，在每个社区建立公共站点，为本地新闻报道提供大量的资源，或可促使过度商业化、娱乐化的新闻业向问责制新闻（公共新闻）转向。新闻业“转向”的过程，也正是这一行业发生巨变的过程。事实上，长期以来的市场化和两年前的金融风暴成为传媒业重新洗牌的分水岭，多个国家的报业乃至整个新闻传播业纷纷坍塌，传媒市场出现新的分水岭。处于风暴中心的美国传媒业正经受毁灭性打击，一方面是受金融危机拖累，美国报纸发行量和广告收入直线下降；同时，来自网络等新兴媒体日趋激烈的竞争，也对报业维持广告收入带来挑战。然而，这些还都只是外因。其实，最为根本的原因却是报业放松责任意识，导致自食其果。
市场化和经济危机的影响，法国报业也深受其害，一些报纸不得不做出停刊或节假日停刊的决定，包括《解放报》、《费加罗报》等在内的一些全国性报纸和地方报纸纷纷公布了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停刊计划。中文报纸《欧洲日报》也宣布“永久性”停刊，原因是“因外在环境变化迅速，网络新闻媒体普及，影响纸质媒体的发行；而金融危机的冲击，更造成广告流失”。同时，由旅法华人创办的欧洲华语广播电台目前已正式开播，其覆盖地区主要为大巴黎地区。法国政府努力化解本国报业危机，欧洲报业也在风雨飘摇中如履薄冰，日本报业全面告急……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种类的媒体在金融风暴中所受影响也是不同的。网络、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所受影响都是有差异的。在金融危机背景下，传媒市场将会出现分水岭，强者会更强，弱者会消失。金融危机重创实体经济，直接导致媒体的广告锐减。由于广告收入大幅萎缩，全球媒体普遍陷入困境。后危机时代，全球传媒业洗牌的时代正在加速推进。毫无疑问，一批媒体必然倒闭，一批媒体必然崛起，决定倒闭与崛起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社会责任。
因此，金融危机对新闻业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是无情冲击导致媒体的生存困难，另一方面是为传媒业的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提供机遇。西方国家在传媒经受危机的时刻，政府往往可能出台扶持性政策。有学者对历史上多次经济危机的研究发现，每一次经济危机都会引起政府对传媒业的政策调整和支持：“1929年大萧条时期美国政府推出了若干联邦文化计划，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日韩等国提出的相关发展文化产业的方针都对包括传媒产业在内的文化产业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本次金融危机影响下，政府已经出台并且应该还会出台对传媒业发展能够起到良性作用的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系列政策，值得传媒业密切关注，深入研究，及时调整策略。”正如西方学者所指出的，由于传统报纸及其它传统媒体的衰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各种新媒体迅速发展起来，但它们能否继承传统媒体的“解释性报道”的专业优势，能否承担独立报道的新闻使命，能否继续作为民主社会的“第四权力”，西方学者为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也提出了具体而切实的对策。
其一，国家税务机关和政府应当制定具体方案，减轻新闻机构经济上的压力，或使之成为非经济实体，使它们摆脱生存之忧，致力于服务公共利益。但必须承认新闻媒体的市场地位，让它们有可靠的经济来源，以维持其绝对独立的地位，开展独立的报道与传播。
其二，社会慈善团体、基金会和社区资金应当大幅度增加投入，扶持那些负责任的传统媒体，资助它们开展独立性调查报道，加强环境瞭望和舆论监督功能。或者新建一批公益性的社区新媒体，以承担一部分传统媒体的社会职能。
其三，公共电台和电视台应当调整思路，正确面对新媒体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利用自身的传统优势，并借助自己的专业网站，加强对当地和社区的新闻报道，以服务地方和社区为根本目标。
其四，高等学校、公共职能部门和私营企业，不但应当积极参与新闻报道或提供消息来源，还应当主动承担培养新闻专业人才或提高自身新闻素养的任务。在迅速到来的公民化社会，人人都应当成为新闻的生产者和受益者。
其五，全国性的基金会应当设立地方基金，用以资助地方和社区新闻机构的发展。新闻记者、公益性组织和政府部门应当及时公开信息，为地方媒体和全体公民提供权威消息来源，让他们充分行使参政、议政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