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政服务市场研究篇1
一、关于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研究
（一）各地方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实践创新研究
社会化养老的地区经验和模式一直是学者们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之一。张国平（2011）对苏州沧浪区的“虚拟养老院”进行了考察，对“虚拟养老院”的运作模式进行了细致介绍，提出“政府推动、市场化运作、信息化管理、专业化服务”的虚拟养老院服务作为居家养老社会化服务的新模式值得推广，但也存在一些难题，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虽然居家养老服务很有市场，但有效需求不足；二是目前的居家养老服务项目和内容还不尽人意，尚需进一步调整优化；三是在动员社会力量进入养老服务产业方面，还需更有力措施；四是居家养老服务还需重视服务队伍的建设；五是目前的养老服务质量评价体系和评价机制还不健全，有待完善。卢守亭（2011）对洛阳市民办老年综合服务中心的运作模式和盈利方式进行了思考，总结了其发展存在的资金短缺、适度盈利、“污名化”、“贫困排斥”和员工流失问题。彭金玉（2013）分析了浙江诸暨市农村空巢老人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政府主导、社区推动、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即政府加大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力度，社区志愿者与老人结对帮扶，发展“银龄互助”式居家养老，并通过公助民办、公建民营发展机构托养。
（二）不同主体在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中的角色分工与合作研究
对当前我国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实践进行研究，难免涉及对政府、市场、社区、社会组织等主体在其中的作用和角色的实践反思和理性思考，因而出现了一批针对不同主体在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中的角色分工与合作的研究。如张卫、张春龙（2010）通过对地方养老服务工作的思考指出，当前的观念、机制、管理等滞缓了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发展，应当坚持“鼓励支持+多元投入+市场运作”的模式，各级政府在领导重视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和推动机制创新，进一步加强政府的监管作用。孙燕（2010）则以南京市鼓楼区的实践经验为例，对政府、社区、社会组织三方合作中各方的职责和角色进行了理论思考，主张政府“掌舵”，进行宏观决策与规划，制定规则，指导、授权和监督其他主体，及提供服务、福利和税收引导；社区把握民众需求并发动和整合资源；社会组织提供和具体实施社区公共服务。付诚和王一（2010）从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出发，着重讨论了政府和市场在养老服务供给中由于非合作导致的“双失灵”困境，强调政府与市场的合作与双向增权，主张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重新审视养老服务事业的性质并进行准确定位，变“非营利性”为“有管制的市场化”，做到既强化政府责任又释放市场活力，从而解决养老服务供需结构失衡的问题。
（三）不同视角下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构建研究
刘益梅（2011）提出了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建立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政策建议，主张以“政策引导、政府扶持、社会兴办、市场推动”为原则，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服务体系，并提出了“重视舆论宣传，重建道德秩序，重塑和强化家庭养老责任；努力推动和完善以社区居家养老为核心的服务模式；以需求为导向，全面推进养老服务的多元化、专业化和职业化；发挥市场作用，发展社区老龄服务产业，推进养老服务市场化”等七个方面的具体实现路径。
周沛、管向梅（2011）以普惠型福利为视角，主要研究了城市高龄者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从普惠型福利下的城市高龄老人的养老需求和社会化服务特点出发，除了提出构建城市高龄者养老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目标、原则和路径，还分析了体系构建中可能存在的关键性问题。首先提出多元化的服务主体应当在政府首要责任的前提下形成合力，而合力能否形成则主要取决于两个条件――养老社会化福利理念是否确立，制度能否得到保障；其次是多层次的福利内容能否得到保证，这就需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最后是专业化的服务能否真正开展，则根本在于是否引入本领域专业服务人才。
李文琦（2013）以积极老龄化为视角并对国外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借鉴，从责任、立法、服务三个体系层面对健全我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提出了建议。如责任层面，认为有老年人的个人责任、社会责任（主要是民间组织）和政府责任的划分，三者责任分别是：老年人应发挥主动性进行自助互助并为服务付一定的费用；通过行政分权将权力下放给民间组织，让社会承担筹措资金、递送服务和输送人才的责任；政府则必须承担资金担保、制度建构和监督管理的责任。在立法层面，认为应当加强立法的权威性、完备性和科学性。内容层面则要考虑老年人需求的不同特点和不同类别，建立多层次复合性的合作养老服务体系。
关于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研究角度各异，结论却趋同，即当前我国应当大力构建和完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由政府主导来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和适当引入市场机制来增强提供社会化养老服务的能力，满足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二、关于当前我国社会化养老的综合研究
关于当前我国社会化养老的研究不仅限于养老服务体系方面，还包括社会化养老的趋势、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居民社会化养老的意愿和影响因素等方面。
（一）社会化养老是大势所趋
孟艳春（2011）根据养老的经济资源来源的不同将养老分为家庭养老、自我养老和社会养老三种基本模式，认为在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少子化以及城市化、现代化等多重矛盾的夹击下家庭养老已陷入困境，而自我养老因为绝大多数老人现实的经济状况难以支撑也不可能成为未来的主要养老模式，社会化养老才是未来中国养老发展的趋势，指出现阶段之所以仍然强调家庭养老，是因为目前还处在由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过渡的阶段，为促进和实现这一平稳过渡，有必要继续重视家庭养老，发挥家庭在精神供养方面的功能优势，使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两种模式有机结合协调发展，最终形成稳定的社会化养老模式。谢代银（2008）也认为要通过社会化养老模式的创新，来应对传统养老模式的不足和多种养老模式并存但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局面，倡导各级政府推动社会化养老政策。成海军（2012）对当前中国老年人的社会福利进行了考察，指出老年人在经济收入、家庭养老、社会化养老、心理健康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老年人福利需求与供给矛盾十分突出，迫切需要推动社会化养老，提出完善老年人社会福利政策是中国社会福利改革的关键。
（二）当前社会化养老不容乐观
社会化养老固然是大势所趋，但实际的发展却并不尽如人意。穆光宗（2012）对我国机构养老发展的困境进行了考察，分析指出现阶段我国的机构养老面临六大问题：“供不应求的同时资源利用率不高；微利甚至负债导致养老机构自我发展能力不强；养、护、医、送四大功能分离；机构养老缺乏家居认同和亲情滋养；专业的老年护工和管理人才短缺；农村养老机构非规范发展”。刘岚等（2008）也认为城乡现有养老机构由于存在着体制、功能、经费、管理、质量、服务和观念等方面的问题尚难以承担社会化养老的重任。社区居家养老作为不同于机构的社会化养老方式，目前还处在探索和实践创新阶段，尚未普及。专门对农村养老进行的研究也表明当前社会化养老的情势还很不乐观。如汪沅、汪继福（2008）指出，由于农村社会重视家庭和血缘关系的文化传统、农村社会养老法律制度不健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对公平与效率对立统一关系认识的模糊、管理体制没有理顺等原因，我国农村养老的社会化程度远远低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在充分比较了家庭养老和社会化养老两种养老方式之后，钟建华、潘剑锋（2009）得出结论：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现代化的完全实现，我国农村未来的养老方式必将由家庭养老逐渐过渡为社会养老，但我国在目前这种“未富先老”状况下，农村养老完全社会化，其财力是无法负担的。崔庆五（2012）则对转型期西部农村的养老模式进行了研究，认为社会化养老模式发展缓慢，难当养老重任。
可见，目前我国还处在由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的过渡阶段，社会化养老还远不能满足需要，其发展完善至成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居民社会化养老的意愿和影响因素研究
对居民社会化养老意愿和影响因素的研究是社会化养老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了主要的影响因素。
牛喜霞等（2013）以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居民社会化养老意愿的调查资料为基础，指出与机构养老相比，社区居家养老更受居民的欢迎；子女对长辈仍然有着很强的赡养责任；居民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化养老机构的服务质量是影响居民对社会化养老服务方式认识和选择的两大主要因素，而年龄与性别对于人们选择何种养老方式没有显著性关系。吴翠萍（2011）利用江苏四城市的问卷调查数据探讨了影响城市居民未来养老选择的因素，结果显示选择与已婚子女分开和配偶独住不仅是多数人的现实状况，也是人们未来养老时对居住安排的主流意愿和趋势，依靠社会化养老服务或自我服务也相应成为城市居民未来安度晚年的主流意愿。罗亚萍、史文静、肖阳（2013）则在对西安市居民养老方式进行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城市居民养老方式的变化趋势。调查发现：在选择期望的养老方式时，不同年龄组和收入阶层的几乎所有中老年人首选自立养老而不是家庭养老，自立养老同时也是75岁以下老年人首选的实际养老方式；但在年迈或生活不能自理时，老年人则回归传统，更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问题在于独生子女家庭的年迈老年人由自立养老回归家庭养老是不现实的，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方式均无法满足年迈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因而需要大力发展社区居家养老，使自立养老向社区居家养老过渡。
在农村老人的社会化养老意愿方面，王洪娜（2011）调查了山东省农村老人入住社会养老机构的意愿与需求，发现老人对养老机构的认知和评价极大地影响其入住意愿，老人对养老机构的了解越多、评价越高入住意愿也越高；老人的入住意愿较高，但经济支付能力较差；年龄、性别、健康状况、有无配偶及子女等个人因素均影响着老人入住养老机构的意愿；不同地区的老人入住意愿也存在明显差异。其他与农村养老意愿相关的研究还有李全彩（2010）对农村养老问题的社会认知的研究和胡仕勇等（2012）对农村青年赡养行为与赡养意愿的调查研究。
还有一些关于社会化养老的研究虽然不是当前研究的重点，但也有一定的创新意义。如对政府在发展社会化养老中的政策更新的必要性和举措的研究，对促进中国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的财税政策的研究，对闽台养老模式差异与合作机制的研究，对农村社会化养老的筹资模式的研究，以及对城市女性养老的资源及策略选择的研究等。其中吴宏洛（2013）对闽台养老模式差异与合作机制的研究意在对两岸人口老龄化问题及相应的解决方案进行比较分析，以总结闽台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异同、经验及合作优势，探讨两地合作与交流机制的建构，这种研究思路不仅适用于闽台或者中外社会化养老的比较研究，也适用于内地不同地区尤其是城市和农村社会化养老的比较研究，如此将有助于促进城乡社会化养老方面的交流合作，推动农村社会化养老事业的发展和城乡养老一体化进程。而吴翠萍（2010）对城市女性养老资源及策略选择的研究对于强化社会化养老中的社会性别意识，充实女性老年人的养老资源，保障老年妇女的权益具有一定的意义。
三、研究述评：社会政策视角下社会化养老研究的不足和后续研究方向
社会政策是“政府或其他组织在一定社会价值的指导下，为达到其社会目标而采取的各种社会性行动的总和”。具体涉及由谁来提供社会服务、为谁提供服务、从哪里获得必要的财政和人力资源、以及用什么方式来提供必需的服务等问题。社会政策视角侧重从社会政策的几大要素即政策的主体、客体、资源来源及运作方式角度对社会化养老进行研究。
（一）已有研究总结
通过对已有社会化养老方面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发现：从不同角度对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研究比较全面深入，但专门从社会政策的视角对社会化养老进行的研究还很少，社会政策的几大要素如政策的主体、客体、资源来源及运作方式等在不同场合被提及，但均不是主要的研究视角。
针对不同主体在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中的角色分工与合作的研究涉及到政府、市场、社区、社会组织等的职责和资源供给，但除了付诚、王一从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合作逻辑这一角度对政府与市场的失灵和合作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外，其他研究都主要是在反思和总结各地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肯定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参与和合作在促进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方面的作用，提倡对不同主体的角色进行定位，使其分工合作来增强资源和服务的供给能力，满足社会化养老的需求。还欠缺对各个主体本身的作用、可以担当的角色以及角色的层次等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周沛等在研究城市高龄者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时涉及到了社会政策的客体，从普惠型福利的视角确认了城市高龄者在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的政策受益权。其他学者对居民社会化养老的意愿和影响因素的研究虽然也涉及社会政策的客体，但只是为了从居民这一客体的角度对社会化养老的社会接受程度和发展现状进行研究，而不是把居民作为社会政策的受益者进行事实分析和价值分析。
在关于各地方社会化养老服务的实践创新的研究中涉及养老资源的运作模式，但主要是为了介绍地方做法的实际操作情况，并未上升到社会政策的资源运作和服务传递机制的角度。
（二）后续研究方向
总结了已有研究的不足之后，从社会政策角度，未来关于社会化养老的研究还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
社会化养老的政策主体方面。强调政府在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构建中的政策制定责任和主导作用时，应当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社会化养老体系构建中的责任、角色层次和公共行政层次有所区分，明确界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角色和职责；对于其他政策主体，也应当有更充分的研究，如研究社会组织在推动社会化养老政策的制定和完善、社会化养老服务供给方面可以发挥哪些作用，以及如何协调与政府这一政策主体的关系等。
社会化养老的政策客体及受益者方面。哪些人从当前的社会化养老中受益，他们是如何受益的；哪些老年人应该纳入政策范围享受规定的待遇而事实上没有，比如农村低收入或者高龄空巢的老人是否也享受政府购买的居家养老服务，没有享受的话，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政策应该向哪些人倾斜，怎样照顾到不同地区、不同需要的老人的利益等问题。只有分析清楚了政策应该为哪些群体服务，以及现有政策和实际操作中事实上哪些人才是真正的受益者、是否合理等问题，才能在政策制定和调整时明确定位政策覆盖范围和待遇水平，节约资源并体现社会价值。
社会化养老的资源方面。社会化养老的资源来自哪里，是政府、社会组织还是个人，它们都有哪些资源，各应承担多少，谁是主要供给方，如何挖掘、调动和整合资源等；不仅要对资源来源和供给主体进行研究，还应当对不同形式的资源及其运作方式进行分析和比较。已有研究相对集中于社会化养老服务的提供方面，对社会化养老的资金来源没有足够研究，如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险是否足以支付社会化养老的成本、维持对社会化养老服务的有效需求，除此之外还能有哪些资金来源，政府对农村居民的社会化养老在资金和服务提供方面应该有哪些投入等。对社会化养老的现状进行研究时也可以从政策资源不足的角度进行分析，通过对社会化养老的财政投入比例和税收支持力度进行研究，或许更能找出当前社会化养老存在的诸多问题的原因，明确发展社会化养老的努力方向。
家政服务市场研究篇2
科技项目政府采购机制是一种面向市场、鼓励竞争的运作机制。政府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作为直接需求者通过市场来推动国家科技整体的发展。各级政府部门及政府委托的有关机构使用财政资金，购买或委托研究开发有关技术、工艺或服务。科技项目政府采购方式与一般的政府采购有一定的差异，其采购标的质量要求高于价格要求，缺少技术规范、质量标准和成本信息，与供应商服务业绩有较大联系。
一、我国政府资助科技项目管理制度的现状
1、现行政府资助科技项目的管理程序
我国的科技项目运行管理机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现行机制中，多数项目由政府无偿资助，这些政府资助的科技项目从立项到结题都由政府运作，均属政府行政行为。一般由科技行政管理部门聘请同行专家，按照规定的形式和程序，对科技项目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和评价，做出是否批准的结论。从申请立项到结题鉴定的过程一般为：
（1）由科技项目管理部门发出项目研究指南
（2）科技项目研究单位组织申报项目；
（3）经科技项目管理部门评审后确定立项并拨付项目经费；
（4）项目研究完成后科技项目管理部门组织验收或鉴定。
实践证明，这套管理制度对保证科技项目的研究质量，调动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及促进科技项目研究成果的转化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现行政府资助项目管理制度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现行的科技项目管理制度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有些科技项目重申报、轻研究，致使项目最终结果与立项的承诺相差甚远；
（2）科技项目研究的委托人和承担人法律责任不明确，当项目发生问题时无法进行责任追究；
（3）科技项目的申报和批准透明度不够，虽然2002年颁布了《国家科研计划课题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家科研计划课题评估评审暂行办法》，但仍存在执行不力的情况。上述问题应引起重视和思考。
3、我国目前尚未建立科技项目政府采购制度
我国已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不少政府部门已经对货物、工程和服务实行了政府采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我国目前还没有针对科技项目特点的科技项目政府采购制度，相关的政府采购更没有实施，只有个别部门在个别项目上进行了尝试。
二、建立科技项目政府采购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我国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特有的科技项目管理制度。但随着科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科技项目管理制度逐渐暴露出种种问题，因此，借鉴国际经验，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国情、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发展规律的政府资助科技项目的管理机制势在必行。
1、必要性
建立科技项目政府采购机制有利于提高政府的科技资金使用效益和科技管理水平。
（1）建立科技项目政府采购机制有利于提高财政资金的效益
科技项目政府采购机制是一种面向市场、鼓励竞争的运作机制。可以把市场范围设定为宽广的国内统一市场甚至国际市场。通过来自多方面生产者公平而充分的竞争，使政府取得物有所值乃至物有超值的科技研究成果和科技服务。政府的消费品从性质上说归属于公共产品范畴，或者是为形成公共产品所需的投入。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共产品，以十分可观的份额，来自于非政府部门或非国有部门。政府采购可成为一座很好的桥梁，把非政府部门的产出置换为公共产品，同时也对公共产品的供给或投入注入了健康的竞争因素，促成那些最具竞争力（包括质量和价格）的供应商承担政府的委托，从而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我国财政支持的科技项目实行公开、统一、规范的政府采购，一方面可以起到培育、规范统一科技市场的作用，另一方面可以挖掘巨大的资金效益潜力，提高财政资助的效益。
（2）建立科技项目政府采购机制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调控管理水平
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合理、适度的宏观调控与科学的才力分配管理，这一点在现代社会已经成为共识。但如何使政府的调控管理合理化、科学化，却是一个重大的挑战，需要形成一套能够适应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方式方法。将财政支持的科技项目纳入统一、公开的政府采购体系，可以使政府在这方面获得一个比较有效的方式和手段。因为政府统一采购属于与市场规则、市场运作兼容的间接调控，既可以加强科学化管理导向，又有助于实现一系列政府所追求的调控目标。建立科技项目政府采购制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科学化导向中提高政府调控管理水平。
（3）建立科技项目政府采购机制有利于增强科技项目承担人的风险意识和法律责任
市场经济注重平等主体间的公平竞争。科技项目研究引入市场机制后，委托人与承担人为平等主体，其行为变为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科技项目政府采购机制，规范科技项目委托方和承担方的法律责任，可以减少双方的违规行为。在政府采购制度下，科技项目的研究和科技成果的转让，都奉行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民事活动原则。研究单位或个人通过竞争投标获得科技计划项目的承担资格，政府科技项目管理部门作为委托人与科技项目的承担人，通过平等协商订立合同来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这样，委托双方都将承担风险，同时也可获得相应的预期回报，这也符合市场的一般规则。
除此之外，从国际科技的发展趋势观察，科学研究的全球化趋势在21世纪将会越来越扩大，成为科学研究的一种普通方式。科学研究活动从选题、资源获取、资源配置、成果转让、产权分享等各方面都将出现全球化的趋势。因此，科技管理体制必须做出相应调整和改革，使之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建立科技项目政府采购机制，可实现跨国界的科技项目采购，使最先进的科技成果为我所用。
2、可行性
（1）公共事业引入竞争机制已取得共识
近年来，在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对政府垄断造成的服务质量低劣颇有微词。因此，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竞争机制，提高服务质量，降低成本，已成为各国公共行政改革追求的共同目标。近20年来，欧美国家在公共行政改革中，提出了一些新理论，如重塑政府、再造公共部门和新公共管理等，其中新公共管理提出的主张是将那些已经为非公共部门成功运用的管理方法，如绩效管理、目标管理、组织发展等运用到公有部门中，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公共事业领域，打破政府垄断，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缓解了政府财政困难。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企业家政府改革”，其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高效灵活的政府管理体制，建立一个使顾客满意的公共服务竞争机制。加入wto后，我国政府面临着行政管理体制如何与国际规则和区域性规则的要求相适应、相协调的问题。按照要求，政府的工作任务和管理方式都要有一个较为明显的转变。政府科技主管部门应更为关注社会公共产品的生产，即组织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研究发展项目，更加关注知识、技术等生产要素在不同社会生产部门之间转移规则的制定和监管。在科技资源配置方面，有效地引入竞争机制，把多年习惯的靠政府包办、包管的做法进行彻底的改革。
按照公共产品特性的分析，为公共服务提供产品、技术，以及为政府公共管理决策提供决策支持和咨询服务的科技研究项目，都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特征，因此应属于公共事业范畴。为了提高科技项目的研究质量，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应将竞争机制引入公共事业范畴的科技项目管理。
（2）我国已具备了实施科技项目政府采购的法制化环境
我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虽然政府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中，没有承诺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但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采购支出的一部分来自国际金融组织的资助，而这种资助要求采购必须按照国际规范向国外开放，进行国际间公开竞争。使得保护政府采购市场的封闭政策客观上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歧视性购买受到更多的限制。
我国政府已对wto《政府采购协议》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将政府采购贸易自由化的全球性安排作为一个重要的发展目标。2002年6月29日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标志着我国政府采购行为已经纳入了法制化轨道。从1998年以来，历时几年的政府采购制度建设，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规范化、程序化和制度化的政府采购机制。2002年5月28日科技部、财政部、原国家计委、原国家经贸委颁布《国家科研计划课题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家科研计划课题评估评审暂行办法》，国家一些重点项目的招投标活动和评估评审活动已按管理暂行办法执行。这些都为建立科技项目的政府采购机制营造了法制化环境。
（3）国外经验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以美国为例，美国军队的科研管理中较多地运用科技项目政府采购，目前正在运行的主要有小企业革新研究计划和小企业技术转化计划。这两项计划的科技项目政府采购都按照三阶段来进行，第一阶段为初始研发阶段，经招标后由政府资助研究，但时间控制在半年，经费控制在7万美元；第二阶段是一个连续的研发活动，第一阶段成功的项目，邀请进入第二阶段，由政府与企业或投资人共同出资研究；第三阶段是研究成果的商业化阶段，成功的项目研究承担者向政府或商业领域推销其开发的产品或服务。联邦政府还将科研服务中有关“咨询和辅助服务”项目也纳入了政府采购。
美国政府的这一举措，有力地支持了全国科技的发展，提高了企业的科技竞争力，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4）我国已有个别科技项目成功尝试了政府采购
加入wto后，我国同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在科技项目政府采购方面也进行了许多的探索工作，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科技项目政府采购模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浙江省在这方面就进行了有益的尝试。2002年初，浙江省科技厅了重大软科学项目浙江省科技应对wto行动方案任务书，并要求5月底“交货”。浙江省政策研究所和浙江省软科学研究所两家单位接受任务后，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按规定的期限提交了研究成果经省科技厅审核评议，决定对该项目进行“政府采购”，并按课题研究质量支付了10万元的科技项目采购资金。
这是浙江省首次对重大软科学项目推行政府采购。对重大软科学项目实行政府采购制度，使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按质论价”的市场买卖和交换方式，被正式引用到科技项目的管理体制中。今后浙江省对重大软科学项目都将推行政府采购制度。具体做法为，首先由科技厅向社会发出项目任务书，然后由有能力完成任务的单位和部门先行投资进行课题研究，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后，再由科技管理部门或政府采用单位评审，经投票决定是否由政府采购。
对重大软科学项目实行政府采购制度是浙江省科技厅正在进行的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这项改革措施打破了原来课题立项后先拨付经费，再进行研究，最后提交成果的习惯做法，使项目产生了一定的压力和动力，从而避免了过去一些科技项目再完成时间上和成果质量上与预期要求相差甚远的弊端。这一地方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大胆尝试，为我国建立科技项目的政府采购机制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三、构建我国科技项目政府采购机制新思路
构建科技项目政府采购机制的目的就是探索建立符合我国国情和国际惯例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科技项目运行机制。本文在学习和借鉴国外做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构建我国科技项目政府采购机制的新思路。
1、科技项目政府采购机制的基本目标
通过建立一个有效的科技项目政府采购的规则、程序和措施的体系框架，改善并协调现行科技项目研究环境，加快科技向生产力转化的进程。
通过科技项目政府采购中竞争机制的完善，加强透明度和客观性，促进科技项目政府采购的经济性和高效率。
2、科技项目政府采购机制的原则
（1）公开原则，是指在实施科技项目政府采购中，政策、程序和活动的信息和要求都要公开化。
（2）公平原则，是指所有参加竞争的科技项目研究者（供应商机会均等，享受同等待遇。
（3）效率原则，主要体现在政府采购节约的财政资金与取得产品和服务的高质量，花费尽可能少的公共资金取得最大的科技进步。
（4）竞争原则，市场竞争是科技项目政府采购机制的精髓。保障竞争的平等和竞争的成效，是构建科技项目政府采购机制的基本依据。
（5）“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原则，在统一的科研项目采购体制下，注意发挥中央政府各部门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允许地方结合本地实际，制定有关的实施细则和管理办法。
3、科技项目政府采购主体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主体为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遵照我国法律，科技项目政府采购的主体应确定为，科技计划项目管理部门和有关行政事业单位。科技项目政府采购是公共部门为履行公共职能所进行的非营利性的采购，其采购资金是政府采购主体用于采购的资金，均来源于公共资金。
4、科技项目政府采购范围与特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借鉴美国科技项目政府采购的做法，将科技项目政府采购的范围定为：科技成果、科研项目以及科技咨询和服务三类。三类采购对象的特性如下：
科技成果是指通过科学研究取得具有一定学术意义或实践价值的创造性劳动成果。这些成果可以直接转化成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用于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技术支持。其特性表现为：研究工作已经结束，不存在可变性；研究成果的应用范围可准确界定；在采购过程中可与同类研究成果进行对比。
科研项目是指关系到国家发展战略需求的战略性和前瞻性的研究项目，是政府主导的研究计划项目。其特性表现为：研究工作处于开始或过程当中，不确定因素较多；研究过程中风险大，研究项目的成败难以判断；科研项目的采购需对研究过程进行阶段评价，其评价指标随阶段要求动态变化。
科技咨询和服务是指在政府的公共事业领域中提供的科技咨询和服务。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府管理和运作的支持性服务，涉及各类与公共事业有关的项目。二是为政府公共决策提供支持的咨询和服务，涉及为政府的政策研究、制定和管理提高决策依据，以及为政府的公共管理提供有组织的研究、分析和评价活动。三是为政府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工程和技术服务，主要包括公共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运作或维护，以及为公共服务系统有效运作和维护提供必需的直接支持。其特性表现为：所提供的咨询和服务多与政府的行政职责有关，有些直接就是承包的公共科技服务；多数情况下，咨询和服务具有持续性的特点，以保证提供的服务对于决策的连续性。
5、科技项目政府采购方式
（1）科技成果采购方式，分为采购一般性成果和采购专业性成果两种方式，即向社会招标，凡是拥有相应科技成果的供应商，都有资格通过竞争获得政府定单。采用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可有效地在众多的科技成果中选择最符合要求的、最经济的方案。虽然科研成果的应用目的已确定，但实现的手段还是有较大差别，特别是对于将要转化为生产力的科研成果来说，实现的可行性、经济性就更为重要，利用公开招标的形式有助于发现最理想的方案。对于专业性较强的科技成果采购，应采取邀请招标的方式，即在专业领域中，邀请特定的供应商投标，通过竞争实现科技成果政府采购。
（2）科研项目采购方式，应采用两过程招标的方式。第一过程招标时，要求投标者提交不含价格标的技术标，目的是征求对拟采购的科技项目研究内容、技术路线和成果要求等方面的建议。第一过程招标结束后，组织专家对科研项目的技术标进行技术评估，经评估后修改招标文件，在第二过程招标时，要求依据修改后的招标文件进行竞标。针对目前科技项目管理体制，按项目的重要性将科技项目分为重点计划项目和一般计划项目。
对于重点计划项目可按三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公开招标、启动资助。政府根据科技需求进行公开招标，通过严格的评标程序，遴选出一批中标者。为了资助有较强研究能力项目组，通过财政拨款对中标项目组投入启动资金作为资助。第一阶段的研究期限、研究成果要求以及资助的力度，应在标书中具体规定。
第二阶段，邀请招标、双方投资。在前阶段获得资助的项目组被邀请参与第二阶段的竞争。第二阶段的研究期限、研究成果要求以及资助的力度，应在标书中规定。通过对第一阶段研究成果的评估和第二阶段的评标，进一步对项目组进行筛选，在本阶段竞争获胜的项目组将得到第二期资助，但资助的方式有所变化。本着利益同享、风险共担的原则，计划项目进行到第二期应建立项目基金。基金有两个来源。其一，来自于财政资助；其二，项目组或其投资人的投入资金。根据项目的不同规定两部分资金的比例。而项目研究的运行费用将由该项目的基金支付。
第三阶段，成果推销、政府采购。本阶段是成果商业化阶段，成功的项目组向政府或市场推销研究成果，政府是研究成果优先购买者。
对于一般项目，特别是研究费用较少的项目，可采用两阶段实施。第一阶段，通过评标确定中标者，财政资助只支付项目经费的50%，其余经费自筹。
第二阶段，是成果商业化阶段。项目研究成果通过专家评估实施政府采购。
（3）科技咨询和服务的采购方式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无特殊专业要求的科技咨询服务，可采用公开招标的形式进行。利用社会上的众多咨询机构竞争，以保证得到最有价值的服务。在采购费用的支付上，若为一次性咨询和服务应在服务完成后，经评估按质论价，支付采购费用；若为连续性咨询和服务应在服务提供的过程中分阶段评估并按质论价制服采购费用。第二种情况，有特殊专业要求的科技咨询和服务，可实施邀请招标采购。向有资格提供相应咨询服务的供应商发出邀请，经过竞争选定服务供应商。
在科技成果、科研项目、科技咨询和服务实施政府采购过程中，还可用单一来源采购、竞争性谈判采购以及询价等方式。
当符合下列条件时可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在科技成果、项目、咨询和服务方面有特定专业要求，且无其它合适的替代选择；某些供应商拥有专有权；科技项目采购后需拓展项目领域。采用单一来源采购方式时，采购单位需向科技管理部门申请，批准后方可实施。
当符合下列条件时可采用竞争性谈判采购方式：招标后，没有供应商投标或者没有合格标；出现了不可预见的急需科技采购项目，而无法按招标方式取得；供应商准备投标文件需要高额费用；对采购项目技术内容有特别的要求。
当科技成果或科技咨询和服务的技术内容都能满足要求，只需对报价进行比较时，可用询价采购方式，确保在满足要求的前提下寻求最低的采购价格。
需要说明的是：基础研究项目由于研究的目标和内容难以具体细化、完成时限和评审标准也难以确定，暂不适用政府采购。本文阐述的科技项目的采购范围，也不包括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机密的科技成果、项目和服务。
家政服务市场研究篇3
【关键词】事业单位改革； 新公共管理； 市场化；公共物品供应
事业单位改革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对于调动事业单位的积极性，减轻财政负担，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目前我们对事业单位改革的认识仍然不是十分清晰，目标也不是非常明确，仍存在各种各样的改革设想。其中有一种改革思潮尤其需要引起重视和警惕，这就是事业单位改革的泛市场化取向：除了对一些经营性事业单位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外，在我国基础性、公共性的科教文卫事业单位也推行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我们认为，某些公用事业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对提高工作效率，改进服务质量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在基础性、公共性的科教文卫事业进行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是对发端于西方国家的公共部门改革的误读，可能会导致严重后果，使我国事业单位改革误入歧途。
一、公共物品供应的市场化是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公共部门改革中，兴起了一股“新公共管理”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主要内容包括市场化、私有化、放松管制、顾客导向、效率至上、签约外包(购买服务)、强调竞争、管理主义、企业型政府和新责任制等。在新公共管理思想的指导下，西方国家针对公共部门和公用事业进行了“去国家化”或私有化改革，将一些公共服务领域推向了市场，将企业管理的理念运用到政府管理中，使得一些公共管理的内容和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
新公共管理政府改革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是二战后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哈耶克、弗里德曼、卢卡斯、布坎南和科斯等。政界的主要代表则有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等。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的衰落和经济全球化、自由化，以哈耶克和芝加哥学派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思想得到了高度重视，他们反对计划经济、反对社会主义、反对福利国家政策，主张低税收、减少政府赤字和市场化或私有化的改革，对新公共管理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由此，也使新公共管理思潮具有了意识形态色彩。美国学者普利特就认为，“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是一种新保守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公共管理哲学，是右翼政府或者新右派的公共管理纲领；它以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滥用经济学的假设、理论和方法，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向公共部门管理领域的扩张。
在新公共管理看来，政府也像企业一样，完全是利益最大化的，并不会把公共利益、公共服务和公共服务精神放在重要位置。因此，新公共管理提出削弱政府的要求。事实上，新公共管理运动并没有取得符合预期的效果，如果我们看一下里根政府和撒切尔夫人政府时期的财政状况，就会发现这一时期所谓的“让政府缩水”仅是一句空头的口号，这一时期政府本身的总开支实际上并未缩减，被削减的是有关公众福祉的各项开支。因此，新公共管理未实现减少政府开支的目标，反而导致了“政府空心化”的问题，造成各部门公共服务责任和服务精神的迷失。
归根结底，新公共管理思潮片面地将公共部门假定为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并依此假定提出了公共部门改革的各种主张，完全无视公共部门所具有的公共服务责任和意识，是对政府理论的一种误导。这种思想观念，更不符合我国对政府性质的定义以及由此建立的关于政府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
二、泛市场化改革不利于科教文卫事业发展，并且可能动摇国家上层建筑根基。带来不利的社会政治后果
在新自由主义改革思潮的影响下。一些人不加区分地鼓吹公共事业的市场化、私有化。我国一些政府部门也在新自由主义改革思潮的影响下，对一些公共部门进行了私有化改革，把一些公共服务推向了市场。随着改革的深入，科教文卫等传统的基础性公共事业也开始试行市场化导向的改革，表现在：减少这些公共部门的财政投入，降低这些单位职员本来不高的福利待遇和财政负担比例，改变公共部门的性质，通过购买服务，变“养人”为“养事”，“养机构”为“养项目”，甚至将本应由政府负担的基础性、公共性科教文卫事业单位转企，等等。
客观地讲，一些公共服务供应的市场化可以提高公共物品的供应效率。如机关后勤市场化改革，企业福利的市场化改革，一些公共设施、市政公用事业供应的市场化改革等，都可以引入适当的竞争机制，提高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供应效率。但是，在基础性、公共性的科教文卫事业领域，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则不一定能够提高产出效率和供应效率：相反，还可能带来不利的社会政治后果。
这是因为，市场在这些物品的供应方面存在失灵，可能造成供应不足和失败。而市场化机制尤其不适用于基础性、公共性的教学研究部门。
第一，基础性、公共性研究单位不能用市场化、企业化的方式进行管理和评价。基础性公共性的研究投入大、周期长、结果不确定，不能用急功近利的成果统计进行评价，也不宜用直接产生了多少经济价值进行评价。如果急功近利地用短期成果来衡量，永远也出不了像样的成果，只能维持那些短平快，小打小闹，低水平的重复研究，还可能助长弄虚作假和学术腐败。近年来，研究评价上的急功近利，已经对我国的科学研究产生了相当负面的影响。
第二，降低基础性、公共性研究机构科研人员的待遇，极大地挫伤了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不利于科研人员安心工作，也不利于研究机构吸引一流的人才。人才是国家的第一资源，科学研究需要一流的人才，也凝聚了大批知识精英，理应获得较好的福利待遇。但是，经过几次工资津贴改革。事业单位科研人员的福利待遇已经较大幅度低于相应级别公务员水平：即将进行试点的事业单位养老金改革，意将基础性、公共性研究人员的退休待遇与企业退休人员的待遇划一，也存在过于简单的问题。因为事业单位科研人员在职期间没有享受企业人员在职期间市场化的待遇，如果退休后的养老金又要与企业员工划一，是对事业单位员工的双重不公平。这种降低基础性科研事业单位人员待遇的改革，将大大降低这些单位对人才的吸引力，极大地动摇基础性、公共性科研单位的事业根基。如果一个国家一流人才都不愿从事科研工作，将动摇国家科技和知识创新的基础。
第三，“养事不养人”、“养项目不养机构”等购买服务的改革，买得来一次性消费的产品，买不来大师和巨著。“新公共管理”的“购买服务”在一般的公共物品领域不会导致大的问题，比如公共设施、社区服务的提供，在设定了服务内容和标准之后，由谁来具体承担不会带来产品消费价值的损失。但是，科研单位“养事不养人”、“养项目不养机构”的做法则可能导致其他的负面效应。因为科研事业在“养事”、“养项目”的同时，还要“培养和造就人才”，而要培养和造就人才，造就大师，就必须养人、养机构。因为科学研究需要长期的积累，如果不养人，科研人员为了生存，可能整天为“争项目”奔波，或者今天参加这个项目、明天参加那个项目，难以确保他们安下心来，长期坚持自己专业领域的研究工作，也就难以保证出大的成果和大的专家、学者。如果科研事业单位改革的结果是既不能出大成果，也不能出大学者，那这种改革就是不应该的。
第四，“购买服务”、“养事不养人”、“养项目不养机构”的做法，将架空国家或地区“软实力”的组织和人才基础，严重影响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实力。基础性、公共性科学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人员，是国家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性社会科学教学研究机构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最重要载体。“养事不养人”、“养项目不养机构”的改革，将从根本上动摇国家意识形态的实体基础。将影响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也将严重影响国家的软实力。
三、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核心的公共性、基础性科教文卫事业仍由公共财政负担，并没有推行“去公共化”的改革
虽然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经济市场化程度高，在公共服务领域推行了一些“新公共管理”的改革，但是，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基础性、公共性的科教文卫事业仍然主要由国家和地方政府公共财政负担。
在日本，科教文卫机构工作人员在身份上属于国家公务员，享受国家公务员工资和社会待遇，日本中小学教员的平均月工资约为40万日元，与一般公务员大致相当；大学和高等研究机构的教授和研究人员的工资待遇则比中小学教员更高，其中教授为60万-120万日元／月，副教授为40万～70万日元／月。在美国和英法等oecd国家，科教文卫公共物品也主要由政府负担。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教育摘要2007》的数据，北美和西欧的学龄人口只占全球的不到10％，其公共教育开支占全球的58％。美国的公共医疗和社会保健开支也主要由政府负担，美国的国家卫生研究中心——国家卫生研究所(nih)，也是完全由政府经营的，从事基础性的医学研究，2006财政年度的预算经费达286亿美元。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均享受国家公务员的待遇。在香港和新加坡，公共性的科教文卫事业也基本由政府负担。其公共性的科教文卫事业开支占其总开支的一半左右。香港的中小学教师，都享有较高的工资和社会福利待遇，大学教授的工资待遇在全球具有竞争力，吸引到了高水平的人才。新加坡的情况也跟香港类似。
上述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在“新自由主义”政治和经济改革肇始的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其基础性、公共性的科教文卫部门都没有市场化、没有推行所谓“养事不养人”、“养项目不养机构”的改革。这些部门的开支，都占了政府公共开支的很大比例，并且在市场化改革中没有降低；这些部门的职员待遇也没有因为市场化改革而降低。因为这是政府的职责。政府在市场经济下的职责正是兴办那些市场和市场化所不能兴办的事业，提供通过市场所不能提供的公共物品。
四、政府要切实担负起作为科教文卫公共物品提供者的责任
近年来进行的一些关于科教文卫事业单位的改革，简单地搬用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主张，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讨论政府公用事业的市场化改革，但是很少有人深入探讨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的理论基础和边界是什么?如果没有深入分析这些改革主张的理论背景、现实基础、适用条件和范围等，将市场化改革泛化到自由主义经济世界都没有市场化的公共物品供应领域，无疑是误入了歧途。
家政服务市场研究篇4
来自官方的最新数据，2012年，本市教科文卫体领域资产总额接近1.9万亿元，实现增加值2840.7亿元，占全市GDp的比重达到15.9%，较2004年提高1.4个百分点。五大行业市、区两级财政预算支出达到1241.5亿元，占到全市财政预算支出的三分之一强。规模以上法人单位从业人员达到130.8万人，占到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四分之一。
社会资本作用巨大，为探讨社会资本更广泛进入本市新兴服务业的问题，本刊记者特别选取了新兴服务业的五大主体领域——教科文卫体，在梳理五大领域新兴服务业发展现状基础上，采访五大领域部分代表性企业及专家，表达企业声音，阐述专家观点。力图多方探讨社会资本进入本市新兴服务业的切入点和机遇空间。
教育领域>>
本市教育优先战略继续巩固。官方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全市共有民办教育培训机构2500多家，年教育培训近400万人次。共有民办幼儿园和学历教育机构600多家，为全市三分之一学龄前儿童和十分之一本专科在校生提供服务。民办教育机构收入和税金多年保持20%以上增速，占到全行业的十分之一。
企业声音
好未来教育集团董事会秘书、战略投资总监杨强：
满足需求才能找到行业的“根
教育培训、教育服务是文化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后，人们的需求经历了系列变迁，在基本生活需求被满足后，对健康和精神的需求会进一步扩展和提升，这实际是一种消费升级与层次跃升。1993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对教育的投入要占到GDp的4%，但直到2012年，全国范围内才首次达到这一目标。北京对教育发展一直很重视，但因人口基数密集、优质教育资源稀缺，致庞大需求缺口存在，这为社会资本进入提供契机。满足需求缺口的过程中，社会资本也逐渐找到自身立足点。
教育产业不同于一般产业的是，它面对人提供服务，更强调责任感。比如好未来，主要为3到18岁的孩子提供教育培训服务。3至18岁是人生中很宝贵的时光，它不可逆转且无法重来，是人吸收知识、全面成长的黄金期。这就要求我们为孩子提供有品质的教育服务，并将之内化为一种良好学习体验。
实际投资中，我们需处理好教育与资本的关系，关键是处理好资产经营与资本运营的关系。资产经营是企业资本运营的基础。教育服务业要有实际的产业内容，能满足学生和家长的实际需要。满足客户需求，才给行业发展找到“根”。同时，资本运营也要强有力地支持资产运营。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教育培训才能用好资本推力。
专家观点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所长杜育红：
界定好机构性质定位
教育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先导性产业，政府公立教育重点是给不同群体公平的受教育机会，有利于促进社会阶层的流动。政策一直支持社会资本进入正规学校教育在内的多种教育，但公办与民办的竞争不同阶段有不同的方式与问题。
教育与市场结合紧密的主要是培训市场及作为课外辅导的民间机构，发展较快。要促进教育作为新兴服务业重要组成发挥作用，我们应考虑对市场主体如何规范、分类管理。如果是盈利性机构，多要按企业的一般运作原则管理，如果是非盈利性机构则是另种管理方式。对社会资本进入教育的可产业化部分，首先是界定好机构性质定位，责权利明晰。所以应该先行梳理现有民办教育的水平和层次，在不同的教育层次明确不同的进入门槛，确立标准体系。对符合标准的市场主体，通过合适的管理政策，在同等竞争条件下，对公办教育和社会资本投资所办教育平等对待，给予平等的政策和市场机会。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秘书长、北京教科院研究员王文源：
应关注一个动向两个问题
当前，在国家全面深化教育改革背景下，要关注的一个动向是：民办教育的一个政策聚焦点，是民办学校将实行营利性和非营利性分类管理。从教育服务业发展角度看，分类管理可能带来的影响是：一方面培训教育领域的市场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培训教育的营利性产业特点愈加彰显、产业制度更加完善，其直接经济贡献率将提高，也可能导致民间资金和境内外资本加大投入，另一方面行业竞争加剧、行业规范呼声愈烈。
教育服务业正改造升级成跨消费性和生产性的一种新兴服务业。目前，教育领域新兴服务业的发展，存在两个基础性问题：一是教育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和非基本公共服务尚未在政策层面做出清晰划分。发展教育领域新兴服务业的前提是应对此加紧、加快相关政策研究论证，制定相关制度政策，明确政府责任、相关标准和规范。二是对教育服务业本身尚未在制度和政策层面做出细分，导致扶持鼓励行业发展政策难以落实。为此，应在专门研究基础上，对教育服务业进行分类，再在制度和政策层面分别制定标准、分类管理和出台鼓励扶持政策。
北京发展教育新兴服务业应坚持“高端”，具体应有三个层次：一是“立足首都”；二是“面向全国”，发挥首都优势；三是“放眼世界”。首都在发展国际教育、扩大教育出口方面应在全国最有优势，也是发展教育领域新兴服务业应拿出有力举措的重要突破点。
企业声音
清控科创董事长秦君：
需求引导成长
当前，科技领域部分新兴服务业发展过多依靠投资拉动，创新驱动、内生动力仍显不足，需加强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和对创新成果的应用。不仅需共性和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更需标准规范、激励和约束政策、市场环境及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需进一步探索将产业链薄弱环节作为改进服务的着力点，防止产业链环节缺失，避免“高端产业、低端环节”和“低端过热、高端不足”的倾向。市场需求是新兴服务业成长的关键，应积极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需求引导型增长”等做法，把市场作为一种战略资源，探索通过需求端拉动产业发展的有效路径。大力支持多元化的社会资本参与科技服务业，使市场机制得到高效运作，促进科技创新向产业化、资本化方向发展。
北京长城企业战略研究院高级咨询师武文生：
从政策上扶持非盈利性科研机构
科技类服务机构对社会资本开放较早，促进科研机构发展有两个突破点：
一是除发挥部级和高校研究型科研院所的作用外，还要培育、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建立非盈利性的科研机构。完善政策环境，对非盈利性科研机构给予相应扶持，研究适合推动非盈利性科研机构发展的政策法规。
二是开放政府采购市场，推动政府增加对非盈利性公共服务的采购。以此给社会资本投资的非盈利性科研机构以稳定持续的收入来源。
专家观点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海波：
放手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社会资本进入本市新兴服务业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和问题可能是行业管制。教科文卫体等领域管制还是较突出的。比如，民办科研机构能否享受相关政策的问题。
本市这一轮的新兴服务业主要指基于教科文卫体资源的服务业。这类服务业的竞争特点是品牌先导，北京发展这类服务业的优势也在于资源优势和品牌优势，而不像其他如高新技术产业等以高投入为前提的产业。没有高投入的前提，就意味着社会资本有更多机会。开放市场、放手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是当前关键。
要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作用。第一，要敢于正视现实。比如，教育产业化受到批评后，就不再讲教育产业化。实际上，职业教育、高等教育里是有产业化的。没有产业化，社会资本进来干什么。第二，要敢于放手。社会资本主要是逐利性资本，要放手让社会资本进入，让其充分竞争。
要促进新兴服务业发展为首都的功能性产业，第一，建立研究专项资金，持续调研新兴服务业的基础、特点和规律，总结新兴服务业的成功案例。第二，设立官民结合的新兴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第三，在有条件的大学开设支撑新兴服务业发展的专业教育，为新兴服务业提供人才。
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关峻：
要以社会投资为主
社会资本在进入本市新兴服务业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和问题是当前的融资渠道不适应新兴服务业多层次、多元化的要求。政府投资与社会投资没有结合起来，政府投资的项目社会资本进不去，社会资本投资的项目不在政府投资计划之内，政府投资对社会资本的引领作用有待加强。要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的引领带动作用，完善政策支撑体系，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实现“以政府投资为主”向“以社会投资为主”的有序转换。
要促进社会资本进入本市科技服务业，首先要提高民间投资在服务业投资中所占比重；二是扩大直接融资比例，在完善监管基础上允许中小企业发债融资；三是发展各类投资基金，发挥政府和市场双重资金保障作用；四是探索抵押物形式多元化。
发展现状
官方最新数据显示，全市文化创意产业收入突破万亿元大关，对外文化贸易总额达30.5亿美元。电视剧产量居全国第一，电影制作占据全国半壁江山，票房收入连续四年稳居全国首位。艺术品市场总成交额占全国的6成以上，成为全球第四大艺术品交易中心。动漫游戏产业总产值达到180亿元，占全国的三分之一，网络游戏产业总产值占到全国的四分之一。
企业声音
派格太合文化泛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健君：
建设产业发展的“路”和“机场”
1993年派格成立，我们在文化上起步比较早。我的体会是文化不单是事业，也可由市场经济力量参与。文化从事业向产业化方向迈进，现在仅是开始。在这个过程中，特别需要从企业家、投资人及金融机构，要具有发展的眼光，去应对文化产业发展需求，资本与文化产业需进行深入对接，而非急功近利的短期逐利行为，这样才能发展中国自己的文化企业。社会资本和金融机构等，应更具前瞻性地从架构上考虑文化产业发展，打造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大格局。
派格太合所拍的“云南.印象”文化产品是个很好的文化精品，但到国际上推广时，却无与之相配的产业环境。在全球运营文化产品，需要用产业化的方式去与全球产业环境对接，但目前在很多方面，没有进行国际对接的专业文化律师，产业标准，技术标准等文化基础设施的软硬件支撑，无法有效地进行全球文化市场对接。从这一角度而言，我们有必要考虑进行文化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是文化产业发展的“路”和“机场”。
专家观点
市社科院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沈望舒：
市场主体要强身健体
从新兴服务业发展的市场主体来说，要发挥社会资本对新兴服务业发展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主体要有实力，要很强。在新兴服务业兴盛发展中，一个绕不开的命题是各种文化生产力是否能在其自身所钻研的领域，具有核心业务的强势或具有专业性上的优势，具有在价值链供应中的强势地位，有作为才能有地位。文化生产力的主体是否强，主要看其能否发挥应有的资源配置力。因为是鸡蛋先具备孵化出小鸡的内质，有效的外部条件才能发挥作用。因此，我认为关键问题是做强市场主体。市场主体要在现有较好的社会基础与政策条件下，强化自身职业能力和基本素质建设，以及对文化经济的运作能力。
市场主体强是谈产业发展的前提，然后才是产业发展的环境和条件。体制、机制更多发挥作用非常重要，但不是全部。政策提供导向，人们按照导向合法经营，倡导先进文化，这才到了社会资本最佳发展期。市场主体将精力集中于专业能力和职业素质提升上，在任何时代背景下，都是真正的优秀者和强者引领该领域，有专业能力和职业素质者才能脱颖而出。
发展现状
官方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全市社会举办医疗机构3400多家，占全市医疗机构数量的一半以上，其中一级以上医院达到278家。全年社会举办医疗机构诊疗服务达到2100万人次，站到全市的10.7%。特色诊疗、高端体检等多种新兴业态快速发展，2004年以来民办医疗机构收入和税金年均增长分别在20%和15%以上。
企业声音
三博脑科医院院长、董事长张阳：
医疗产业人才为本
我对北京发展以教科文卫体五大行业为支撑的新兴服务业很赞同。北京有全国最好的医疗资源，全国最好的医院。北京发展健康服务业，其中促进医疗机构的发展是很重要的方面。医疗领域要促进新兴服务业发展，就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本，妥善处理好医疗事业与医疗产业的关系。社会资本与公立医院合作或是单独投资。社会资本投资的领域应专注于对高端的疑难杂症、高端体检、特殊病的医疗服务等，体现专业化特色和优势。政府投资做事业，社会资本投资做产业。社会资本的纳税变成支持公益的投资，支持医疗事业发展，医疗产业的发展则通过市场化手段。要有政策，使市场起到决定性作用。
医疗服务业是知识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要有专业技术队伍和专家团队，要有顶级的专家，有一整套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发展新兴服务业要以人为本，医疗产业政策应该激发人才，尤其是专业技术人才的积极性。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一是市场的开放度还需加大。二是卫生专业技术人才缺乏。要给人才发展空间，给人才归属感。三是医疗设备要向全社会开放。四是要消除政策上的不公平政策。
专家观点
北京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社会发展部部长李军考斯：
三方鼎立格局是关键
社会资本进入新兴服务业中的医疗卫生领域时，所遇到的最大瓶颈是政府对医疗服务资源的垄断。医疗卫生领域最核心的服务资源是医疗人才，当前对医疗人才的垄断主要分为以下几个层面：一是事业单位本身所形成的编制“围城”，限制了人员的有效流动；二是医师多点执业客观上受限于制度、环境和渠道，没有广泛实现；三是职称评定、职务晋升等软性约束，使人才上升的通道基本掌握在公立医院手中，民营医院的许多年轻医生只能望洋兴叹。此外，医保限制也极大打击了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卫生领域的热情。目前，社会医疗保险对民营医院已经放开，但仅针对以提供基本医保服务为主的民营医院，商业医疗保险发展仍进展缓慢。
经过两三轮的改革，医改早已进入改革深水区，随着公办公营、公办民营、民办民营的三足鼎立格局逐渐形成，医疗卫生领域的垄断正逐渐消解。要推进医疗卫生领域资源垄断的瓦解，就要推动三足鼎立格局的形成，即通过多种形式让社会资本进入公办医疗机构，进而进入医疗卫生市场，实现有效竞争。
要想把新兴服务业培育成首都的功能性产业，核心是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要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前提，改革政府投入模式，保障公平竞争，鼓励人才流动；同时要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进一步提高新兴服务业领域的开放力度和平等程度，让社会资本更容易进来、更放心进来、更愿意进来。
发展现状
官方最新数据显示，全市共有体育场地6156家，青少年俱乐部203个，社区体育健身俱乐部117个。2012年全市体育产业实现收入777亿元，2009年以来年均增速高达16.8%。体育竞赛市场发展良好，赛事市场化运营模式基本形成，职业俱乐部快速成长，体育中介市场活跃，体育用品品牌影响力稳步提升。
企业声音
匠心之轮国际网球学院总裁丁叮：
要善于利用国际经验
在社会资本进入体育产业过程中，有很多可作为之处。现行的国家培养运动员体制下，民间资本培养运动员已进入投资视野和实践操作中。民间培养运动员很有必要，但同时，这其中也有很多风险。以网球为例，网球明星运动员培养的成功率低但成本很高。一个16岁孩子入选为明星运动员培养梯队后，从16岁到20岁能成熟参加比赛间，每年花费要在一百万元左右，而且随时会因伤痛或其他意外，无法成功走到比赛台前。同时，民间培养运动员过程中，一个很大的困扰，是没有一个权威机构评判孩子是否有培养价值。
之所以体育产业发展未如人意，庞大的产业力量未能尽情展现，和民间缺少对国外成熟的产业发展模式引进消化吸收后，真正加以灵活运用有关。只要对国际发展体育产业的经验善加利用，体育产业要发展很容易。成功的模式，能调动人发展产业的全部热情和激情。同时，在跨界投资日益活跃的今天，整合资源特别重要，整合资源有时需舍得让渡利益，付出价值，才能真正把核心资源整合进来。
另外，希望政府多给有规模有知名度，且有国际竞争力的民族品牌多些支持，让领头羊充分发挥其行业引领作用，推动体育产业发展。
专家观点
北京大学体育研究所副所长
何文义：
体育产业中的权益要明晰
新兴服务业的明显特征是以知识产权为主导，以创新的产品和服务创造效益。它应是可复制的，是知识产权的再利用。体育产业在产权上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大型体育赛事。大型赛事的所有权不属于市场主体，而是属于国家体育总局或国外赛事版权机构。企业无法用赛事所有权去融资，这是现有体制解决不了的问题。另个是运动员的身份问题。运动员的产权需明晰，但目前国家培养运动员的模式，造成运动员权属不清晰，运动员要进行必要确权，在尽职之外，对运动员价值进行妥善的商业开发。同时，扩大运动员培养模式，使体育经纪业成为一个重要产业。
主体产业运营时，需要保护权益的长期化，才能吸引资本进入。在商业模式设计中，要考虑资本退出机制，有资本退出机制，才能吸引更多资本投入。体育产业只有放开产权，才能让专业做体育投资的人看到希望，才能大幅度提升产值。要让民间培养运动员，国家给奖励，这样才有产业价值。通过解放产权，促进体育产业发展。
社会资本进入体育产业中的三个关注点：一是项目或产品有核心知识产权，权属清晰，权益才清晰。二是要有可复制的创新商业模式。体育产业发展离不开创意规划和设计。三是要有人才团队。要有优秀的人才团队，包括营销和执行团队。
北京社科院体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汕：
扩大本市体育消费市场
本市体育中介市场活跃发达是可喜的，超大型企业贡献固然很大，但不少中小型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很活跃，今后应该让他们更多介入。
家政服务市场研究篇5
[关键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新公共管理质量
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失败和“石油危机”导致了西方经济出现了“滞涨”现象，具体表现为经济增长停滞、高通货膨胀、失业增加等方面。在对国家公共政策、政府治理方式的不断质疑中，西方公共部门管理方式发生变化。与此同时，西方各国高等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大众化教育思想逐渐被公众接受，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等教育的供求矛盾。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开始了以新公共管理理论为指导的改革，以官僚制为基础的传统行政模式开始转变为以市场为基础的“新公共管理”模式。改造公共部门、引入企业管理模式、建立顾客驱动、引入竞争机制、重视行政结果、推行社会合作等政策主张是其改革的主要内容[1]。在这一时期，随着规模扩张，高等教育的影响不再局限于学术学者之间的教学、科研，开始肩负起了为国家、社会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的责任，服务社会开始成为高等教育的主题之一。国家、市场、社会等外部力量开始介入高等教育领域，作为公共行政的一部分，公众对其规模化的发展日益关注。
新公共管理运动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
高等教育规模化的同时，伴随而来的是经费削减、高等教育同市场、社会的联系日益密切、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等外部环境的变化，各主要发达国家不约而同地出现研究生教育质量下滑。西方国家为提高教育质量，开始借鉴新公共管理理念，开展了以提升高等教育服务质量和效率为目的、满足市场需求、服务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高等教育改革。
英国政府在1985年、1987年、1991年先后通过《20世纪90年代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应付新的挑战》、《高等教育的框架》三份文件鼓励研究机构培养机构与外部市场的合作。这样不仅可以得到更多的研究生教育经费、科研经费，而且可以帮助企业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为企业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同时还可以培养研究生将理论应用于实践的能力和科研能力。[2]
法国政府1988年在高等教育领域开始了合同制改革。合同的内容包括教学、科研、研究生培养等各个方面，学校有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是在订合同的时候决定的。法国教育部下属的大学学术委员会还会聘请专家对大学的研究生院进行评估，评估的重点是实验室的水平（法国的博士学校是以实验室为基础的）；博士生培养的质量，包括论文、研究成果和研究生毕业后被聘用的情况（如博士生毕业后大部分到了企业部门工作，可能说明实验室的研究水平不高）。评估结果直接影响国家的拨款。[3]
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研究生教育的评估主体发生了改变，逐渐演变成社会中介评估组织参与完善的输入评估模式。到20世纪90年代，政府力量开始介入，发展成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过程绩效评估模式。美国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在充分尊重高校自治和学术自由基础上，通过政府的引领和全国性评估机构组织不断完善的评估认证，构成了校内评估与校外评审相结合、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广泛参与的过程绩效复合评估模式。[4]
西方国家为解决高等教育大众化、全球化、信息化所带来的高等教育质量问题，借鉴新公共管理理念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促进了本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形成了具有各自特色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在新公共管理理念的影响下，研究生教育质量内涵相较于传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新公共管理视野下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内涵
1.多方参与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在国家宏观调控基础上，市场、社会对质量控制的积极参与
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以“产品”为导向、以“经济”、“效能”和“效益”为评价内容改造公共部门，使决策和执行相分离，强调政府充当“舵手”的角色，把政府职能之外的传统管理职能，通过服务外包的方式，交由市场或社会进行管理。但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导致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具有“拥挤效应”和“排他性”，因而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不能完全通过推行“社会合作”的方式进行治理。
研究生教育的质量的评判如果完全交由市场和社会，便背离了公共部门的社会价值，忽视了国家所代表的公共利益。所以其质量价值的评判不仅仅是政府“掌舵”，应是国家、市场、社会多种价值观、多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所以，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应借鉴新公共管理对“产品”重视的理念，在研究生教育领域积极引入质量评价和保障机制。
“产品”理念下的质量要求，国家、市场和社会作为质量控制的参与者，对研究生教育结果进行评价与保障，构建以经济、效率、效益为内容的绩效评估体系。国家作为研究生教育的举办者，对研究生教育进行质量监督。通过经费划拨、教育教学评估、委托相关机构等方式对教育机构的办学水平进行认定，保证研究生学业水平和学位质量。如，1985年荷兰政府出台《高等教育：自治与质量》，决定由政府委派校外组织――高等教育视导团，负责校外评估。[5]市场作为研究生的最终容纳者，应该反映和调节研究生教育质量。用人单位对研究生的满意程度反映了市场对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态度，对教育机构优化学科设置、改进教学内容等教育、教学改革提供有效参考。如，澳大利亚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毕业生职业调查”（GDS，GraduateDestinationSurvey），公众提供了颇有价值的比较信息，以及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中评价其毕业生业绩的基准检测有益信息。[6]社会作为研究生教育的评判者，以第三方的视角对研究生教育质量进行评判。以研究生教育是否提高公民素质、是否满足市场的需要、是否对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作出贡献为其质量判断依据。如，美国由非官方的地区性或全国性鉴定机构及组织所进行的鉴定或资格认可、学术团体、专业协会等组织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新闻媒体进行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和排行、私人团体进行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评价和排行。[7]
2.多样化服务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教育机构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提供教育服务的质量
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公共部门和工商业在管理思想上存在很大的相似性，公共部门应借鉴工商业成熟的管理理论对公共领域进行改革，主张公共部门应当充当“经理人”和“管理者”的角色，作为纳税人的社会的角色应当是“顾客”和“客户”，公共部门向社会提供服务满足公众的需要。传统质量观认为，教育机构是质量标准制订的主体，研究生被动接受教育机构的管理。教育机构通过课程、教学、毕业标准等一系列环节对研究生进行考核与评价，以符合学术标准作为质量判断的依据。但是在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的背景下，作为公共部门的研究生教育机构应借鉴新公共管理的“服务”理念，满足研究生多样化学习动机的需求。
研究生教育所提供的产品的表现形式是研究生在受教育期间所实现的人力资本的增长，区别于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产品观，其受益方包括研究生个人、国家、社会等。且研究生教育属于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专业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一部分，在教育成果的体现上具有滞后性。如果在研究生教育的过程中过分强调经济、效率和效能等理性的质量内涵，以生产工业化产品的标准培养专业人才，则忽视了教育自身的规律，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在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应注重质量内涵的多元化，注重研究生个体潜质差异，保障研究生教育质量内涵的公共性特征。
“服务”理念下的质量要求，专业学位研究生成为教育活动的主体，其教育需求全面影响教育服务的全过程。教育机构应该以社会需求和研究生个人研究兴趣为导向，在培养方案制订、教学方式选择、课程设置等方面，注重研究生参与的权利。培养方案对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研究生采用不同标准设计。区别于传统研究生培养倾向于基础、系统、前沿、交叉等理论知识的建构，专业学位研究生侧重应用、实践对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教学上，专业学位研究生全面参与教学的设计、实施、反馈等环节，以统一学习动机与教育目标，增强学习的积极性，促进提升学习质量。课程设置上，个性化培养方案通过不同类别讲座、专题课程实施，满足研究生不同培养目标和职业倾向，增强其专业领域的适应能力。如，英国沃里克大学（theUniversityofwarwick）根据学生对学位的追求和选择，以及市场的需要，开辟出90多个硕士培养计划。包括一年制与两年制的硕士计划、跨学科的学位计划、全日制与业余制计划、研究学位与听课学位计划、不同学习形式的mBa计划，以及研究生文凭与研究生资格证书（无学位）进修计划等多种类别。[8]
3.多元竞争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研究生教育过程中竞争机制的介入
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应将工商业管理方法引入公共部门，包括标杆管理、业务流程再造、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全面质量管理、绩效管理等管理技术。传统质量观认为，国家应通过对教育机构的招生规模、培养方式、人才培养标准进行统一规划，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新公共管理主张在公共服务中引入市场机制，打破公共部门的垄断局面，允许社会力量参与竞争，使公共部门与社会之间、公共部门之间、社会机构之间彼此展开竞争，提供更加有效的公共服务。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研究生教育机构应借鉴新公共管理的“竞争”理念，在研究生教育领域积极引入竞争机制。
作为高层次的职业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是教育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区别于企业以市场为核心目标与价值相统一的质量内涵，其质量管理方式受到高等教育自身运行模式的影响，学术和行政是影响其质量内涵的两个重要方面。学术和行政作为研究生教育的松散联合，有其各自运行的特点，目标的不一致性导致工商业的管理方式只能简单应用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管理的某一方面。因此，在研究生质量管理方法的借鉴上，应区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术和职业的差别，针对不同质量特点，有针对地采取措施。
“竞争”理念下的质量要求，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机构、市场三方作为竞争的有机组成部分，促使教育机构自我约束机制的形成，将外部质量要求转化为内在动力。以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为例，入学质量表现在以研究生入学考试的竞争，为此应淡化公共课成绩对专业课成绩的影响，强化专业课程在入学成绩中所占比重，以利选拔优秀专业人才，凸显研究生学术能力、研究潜力、发展水平的素质要求。教育机构应通过发展优势学科、提高奖助金资助、强化硬件建设等措施对高质量生源展开竞争。在学术指导质量上，应使达到相应学术水平的年轻教师能够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扩大导师队伍，以利于在导师间形成全面竞争机制。导师指导学生名额大于招生规模，通过教学水平、科研能力等方面的提升来吸引优质生源，激发导师培养人才的积极性。同时，专业学位研究生职业发展质量主要表现在人才的需求竞争上，即用人单位对符合岗位资质研究生的争夺。用人单位通过提升研究生薪金标准、福利待遇等方面吸引研究生，激励其为社会服务。这就要求研究生专业教育同专业资质认证相联系，满足用人单位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使研究生个体培养同其职业发展挂钩，学习目的和职业生涯规划取得一致，以提升研究生学习的自觉性、创造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专业学位研究生质量内涵主要包括：多方参与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即在国家宏观调控基础上，市场、社会对质量控制的积极参与；多样化服务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即教育机构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提供教育服务的质量；多元竞争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即研究生教育过程中竞争机制的介入三个维度。
因此，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质量保障体系是以“服务”、“竞争”、“产品”为核心理念，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研究生、教育机构、市场、社会多方共同参与的质量体系，包括内部质量、竞争质量和外部质量两个部分（如图1）。
作为内部质量的构成，教育机构以“服务”理念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提供教育服务，满足教育质量多样化的需求。在“竞争”手段的作用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机构、市场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充分参与竞争，提升了研究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教育机构的培养人才的主动性、市场的容纳能力，进一步节约了公共部门运营成本、提高了效率。
作为外部质量的构成要素国家、市场和社会对研究生培养质量进行监督和评价。社会作为评价的一个方面，对研究生和和市场进行“产品评价”；国家则通过宏观调控手段对教育机构和市场进行调节；市场作为专业学位研究生质量的平台，容纳内部质量和外部质量的共同作用。
总之，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由研究生、教育机构、社会、市场、国家四个主体构成，反映了在当前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信息化时代和市场经济对研究生教育的影响，对当前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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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姚秀颖西安交通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陕西西安
家政服务市场研究篇6
[关键词]政府间横向关系；政府职能；公共服务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01-0053-04
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的不断纵深前行，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日益成为当代中国公共治理及其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议题。有关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问题研究的基本论域不断扩展，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政区地理学等学科纷纷进驻，在这个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一个浩荡的研究社群。而通过展现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的学术演进，探寻其间的路径导向及其缺失，并以此对照国外政府间横向关系的发展履历，对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的理论推进和实践指导将不无裨益。
一、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的学术图景
从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看，随着市场化与分权化改革的逐步深入，为传统体制所阻隔的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得以迅速发展。与这一实践演变相呼应，有关政府间横向关系的研究也开始活跃起来，并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而通过对相关研究展开梳理，可以发现研究格局呈现出如下分布：那就是经济发展研究路径的繁盛，以及公共管理研究路径的有限发展，这两者形成了鲜明对照。
(一)经济发展研究路径的繁盛
早在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的启动阶段，其问题论域就已被经济主题所引领，甚至可以说这一研究就是发轫于对推进经济发展的配合。比如有的学者就明确提出，对地方政府间关系进行协调，调适政府管理行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应该成为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区域内相关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的良性互动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保证。横向的地方政府间关系主要具有经济意义，以经济协作为基础的地方政府间的横向合作，不仅有利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也有利于缩短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的时间，从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尽管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种在市场规律作用下，以市场导向为主，受利益机制支配的、能给区域内各成员带来超额利润的区域经济联合行为；但在当代中国地方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发展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区域内各行政单元间的良性竞争与紧密协作。因此，依靠政府间的合作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在现行体制下实现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理性选择。
此外，政府间横向关系的协合式进展还有助于破解“行政区经济”的发展迷局。所谓行政区经济，是指由于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区域经济现象，是中国在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区域经济由纵向运行系统向横向运行系统转变时期出现的具有过渡性质的一种区域经济类型。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的冲突在表面上表现为行政区与经济区的不一致，因此通过行政区划调整，使行政区与经济区相一致就成为一个顺理成章的改革思路。但是，行政区划调整并非破解“行政区经济”迷局的灵丹妙药，这一是由于区域的疆界是永恒存在的，即使行政区划也无法避免带来新的“行政经济”；二是行政区划调整作为一项复杂工程，其频繁调整不仅浪费大量社会财富、成本极高，亦会对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等产生诸多不良影响。因此，与其承担因行政区划调整产生的高额成本，不如强调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与协调。
(二)公共管理研究路径的有限发展
自21世纪伊始，通过协调政府间横向关系以达成区域性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正在成为当下另一重要研究路径。这是缘于现代社会行政生态环境的快速变迁，使得公共事务问题正日益变得“双边化”或“多边化”，地方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开始面临着一系列新型社会事务与公共管理问题。它既不限于纯粹的地方政府辖制范围内。亦不完全属于中央政府的辖制范围内，即是说并非往常的单一政府管理范围内的公共事务，其解决之道涉及到两个以上的政府间组织的行为交往与关系协调，需要多主体间的多边联合行动与协作，以及建立在各主体协调基础上的多边政策协商。为了更好地为民众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公共组织必须寻求更多跨越区域与部门界限的合作机会，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公共服务绩效最大化。部分研究者已经注意并着手从这一研究路径处“破题”，强调通过协调政府间横向关系来化解公共管理难题，并对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区域公共事务处置中的合作实践予以了密切关注。但相比于经济发展研究路径的话语优势，这一研究路径的关注度与投入度还亟待加强。
二、已有研究的不足与路径单一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无论是理论研究本身的积累与深度，还是其对现实政策的指导效用都是显而易见的。但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之处，特别是在整体的研究路径方面显得过于单一。
(一)国内政治学界和公共管理学界对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的关注度有待提升
政府间横向关系作为整个政府间横向和纵向关系结构框架的双层次支架之一，显然属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学科范畴。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地方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间关系日益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议题，一度也曾吸引了大量研究者的关注。但是尽管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研究积淀与进展，就目前的总体情况而言，相比同时代的其他研究主题，政治学界和公共管理学界有关政府间横向关系的研究却陷入到一种困顿的研究状态中。这种困顿具体又包括两个维度：一是就内维度而言，相对于政府间纵向关系研究的蓬勃发展，有关政府间横向关系的研究并未同时等齐而进；二是就外维度而言，相对于区域经济、经济地理、政区地理等在内的其他学科的持续积极跟进而沉淀下来的研究优势，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在这一研究领域还未形成充分、有力的主导话语权。而所述这些现时研究状态还导致了另一结果，那就是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一直未能在理论的推陈出新上取得有效进展。
(二)缺乏基础性、本土性理论的建构与创新
综观学界目前关于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的讨论，大量研究集中于对具体问题及其对策的探讨，抑或对国外学者经典理论的引进，主动进行适于
本土的基础性理论建构的自觉性还不够强。尽管众多研究者在其所著文献中的理论论证是自洽的，但却因急于开政策处方，模糊了当代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背后的逻辑，难以上升到系统理论建构的层面，并进入到一种莫可名状的理论研究“困局”。正是由于这一缺陷，相关论者所提的政策思路很难有效应对实践性问题，从而形成了研究文献数量的急剧增长与其应用绩效不彰之间的强烈反差。社会科学研究对政策运作实践所应有的理论回馈与学术贡献这一学科主旨并未得到彰显。基础性理论研究的缺位与滞后，使得政府管理实践在现实公共事务的治理上缺乏系统和有效的机制，因而难以取得预期的政策效果，部分实际公共问题时至今日仍然在延续，这不能不引起理论研究者的重视。
(三)研究路径的单一与偏差
当前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路径中凸显的经济发展主题明显过于单一，业已存在一定的导向偏差。不可否认，经济因素是影响政府间横向关系的一个重要限制性变量，良性的政府间横向关系确能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提升经济绩效。这一情势主要是源于改革开放以后，迫于经济发展的现实压力以及对政府职能认识上的偏差，经济建设在政府职能中所占据的压倒性优势地位。而随着新时期经济社会环境的变迁，要求政府问横向关系必须寻求到新的施展空间。而这一点从国外的情况可以得到佐证：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目前地方政府间的互动已基本上不再涉及具体经济事务，而在于通过联合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进而间接地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正因为经济活动与政府间横向关系缺乏直接联系，这些国家基本没有出现过单纯或主要由于经济因素而调整政府间横向关系的情况。这启示我们要突破传统思维定式的束缚，不能也不应该拘泥于已有的研究路径与视角，而应该在积累经验材料的基础上，探寻新的研究路径与范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本土性理论的建构与创新，如此才能寻求到公共事务的新型治理之道。
三、发达国家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的理论主张与政策实践
通览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政府间横向关系的发展履历，可以发现各平行政府主体之间正在从双元分立(Dualsystem)的辅助与分工关系，向着伙伴关系(partnerships)嬗变，越发强调合作、协力与对等的互助模式，不约而同地兴起“府际合作”(intergovemmentalcooperatmn)或“跨域治理”(interregion-algovernance)之风潮。而据以发展横向关系的场域，基本都是指向公共服务领域的交互活动。致力于推动实现将公共服务领域开辟为政府间聚合潜在互动伙伴、发展政府间横向关系的实践场所，成为了各类理论的聚焦点。
主张将政府间横向关系发展的坐标位落于公共服务，首要一点就在于其能通过政府间在公共服务层面的合作，以获取一系列有益效应。首先，地方政府间致力于发展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合作伙伴关系有提高资源运用效率的潜在功效，同时还可以通过减少重复和平摊日常成本以更好地利用现存资源。政府间通过广泛的合作，能够更加集中且无缝隙地进行服务供给、刺激创新，最终实现服务的增值。另外，多个政府组织合作供给公共服务的重要特色还在于它们可以形成一个“资源依赖结构”，由此他们可以在这一结构中通过更为密切的协商、妥协和谈判过程，形成一个公共服务的横向合作和协调系统并从中获益。这一系统可以使得分散的公共资源得以流动和聚集，进而有利于各分散主体的集体行动更为迅速一致地达成解决多边公共问题的政策方案。
与此同时，也有理论主张对这些有益效应的追求还可以通过别的方式达成，并对此进行了相关阐释。在美国经济学家蒂博特(C.m.tiebout)经典的“用脚投票”(Votingbyfoot)模型中，企业和公民之所以选择迁徙并居住在某个地方政府的管辖区域内，是在于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与所征收的税收之间的一种合理组合，这种组合符合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目标。于是，各个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并留住企业和居民，必然会努力提高本辖区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水平。在存在多中心的地方政府格局下，不同地方政府将在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上展开竞争，每个地方政府都具有确保公共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的动机，都想方设法为企业和居民提供多样化的服务选择。不仅如此，地方政府的多中心格局还会使不同的公共服务由不同的政府管辖单位来提供，它们通过相互合作进行互补，从而最大化地提高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效率。
由此观之，虽然发达国家中相关论者对于政府间横向关系发展的具体维度各执一词，但在研究路径的基本导向上却是相通的，那就是均将政府间横向关系的发展置于公共服务的场域中，都将降低公共服务和政府施政的成本、提升效率以及公平性作为发展政府间横向关系所应追求的基本政策目标。无论是强调通过政府横向间的协作以发挥公共服务供给的规模效益，还是注重府际间在公共服务领域的竞争，其要旨都在于降低公共服务供给成本，尽可能降低政区间服务供给的非均等化程度，以更好地回应和满足辖区内居民的偏好和需求。很显然，发达国家政府间横向关系理论研究中突出的公共服务路径导向与中国相关研究中凸显的经济主题形成了鲜明对照。
这一研究旨趣映照在政策实践中，便是发达国家中各个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层面的密切互动越来越成为其用于战略性地追求政治经济目标的一个政策工具。特别是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在发达国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大都市区和大都市连绵带，客观上要求地区内各个地方政府在公共事务方面相互协作和配合，以避免陷入到大都市区治理的“巴尔干化”困境中。甚至有时中央(联邦)政府也不得不介入其中，通过财政补贴、行政指导等多种政策途径促成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合作，以更好地解决城市管理所面临的卫生、住房、供水、交通等公共服务问题。
四、协作性公共服务：新型研究路径的提出
无论是对当下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的学理反思，抑或对发达国家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与政策实践的比较审视，它们分别证实了我国经济发展研究路径有效性的缺失，以及对公共服务研究路径导向的价值体认，而这都是对政府间关系与政府职能的内在紧密逻辑关联这一先导性命题的印证。这一命题可简单概括为：政府职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定位及相关制度安排，在根本上决定了政府间关系的实然状态与发展目标，而政府间关系本身则始终在以不同的形式服从、服务于政府职能的有效履行。从这一基本认知出发，要重新认识和界定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的合理路径，首先须做的工作就是对现阶段的政府职能做全面的分析。
(一)新时期中国政府职能重心的
位移
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政府职能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动态性，政府必须根据社会矛盾关系的变化不断地调整其职能。当代中国政府根据时代要求对其职能定位所作的最大调整，莫过于开始前所未有地重视履行其公共服务职责，着力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21世纪初，特别是在2003年和2004年，随着“非典”的暴发、环境治理和弱势群体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与日益显性化，促使中国以突出公平因素和反思市场因素的作用为契机，开始集中地思考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课题，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而到了2007年和2008年，建设服务型政府又被分别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则标志着这一转变已经得到了决策层的确认。服务型政府建设作为中国政府发展的新阶段，意味着政府职能重心的重要调整：由主要侧重于直接推动经济发展，逐步转变为更加注重履行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责。因此，各级地方政府也应遵循这一逻辑，在新的历史基点上深化对于协调彼此间关系的认识，并开辟新的政策操作实践平台。
(二)协作性公共服务：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中的新型路径
现阶段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的路径导向也应随着政府职能重心的调整与转移，进行适时的转换与更新。具体而言，各级地方政府主体在双向及多向间的互动活动中，既要着眼于促进和服务于经济发展，又要致力于逐步更多地考虑到是否有利于政府公共服务职责的有效履行，推进服务型政府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以达成经济绩效水平提升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的协调共进。笔者将这一研究当代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的新的基本指导理念概括为“协作性公共服务”的路径导向，它是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模式在不断进阶的过程中，为融入新时期中国政府职能的重心产生位移这一时代背景，作出的最新理论回应与实践路向选择。
本文所言之“协作性公共服务”(coUabomdvepublicservice)，是指各个地方政府主体在彼此间的交互活动中，应该逐步将政策关切点更多地投射于公共服务层面的交流与协作上来，从而形成以有效协作为基础的政府间相互依存的公共服务结构框架，并以期最终将其作为政府主体间关系实践中的主导性政策工具，乃至整合政府间横向关系发展的核心论述所在。协作性公共服务模式注重通过政策协调实现服务的整合，即在各政府主体保持分离性状态的前提下，为着共同的公共服务事业目标一起进取，共享收益。协商、协调、合作、共赢是协作关系的基本要义，成长于这一载体之上的协作性公共服务也是基于这同一逻辑，致力于实现各政府主体的共同利益。在公共服务供给的政府横向间协作网络里。各个主体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通过彼此间的合作，以分享资源和权利来共同管理公共事务，能够产生一系列有益效应，从而为实现与增进公共利益而共同提供可持续的整合型公共服务。尤其是在中国正致力于构建服务型政府的主导战略背景下，地方政府主体间通过协作以提供公共服务将成为配合这一目标实现的最佳切入点。
(三)以服务增进公平：发展协作性公共服务的最大现实价值
就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由于受不同的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特别是市场机制所引发的“累积因果效应”的影响，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是经济社会发展史中的常态现象。化解地区间差距问题需要集合各个方面的力量，特别需要各政府主体在处理彼此间关系过程中选择新的制度路径和政策设计，以加强政策导向和行动逻辑的协同性。而政府间通过公共服务合作的灵活方式，打破了地区、层级、行业的界限，更有利于联合起来集中资源，缩小地区间发展水平的差距。
地区间差距作为一种综合差距，不仅表现为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同时还表现为地区间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非均衡上。长期以来，无论理论研究还是政策层面关注更多的都是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问题，中央和地方政府为缩小地区差距而作出的政策努力也更多地集中于经济层面。可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是严格受限的，政府调控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空间相对狭小，效果也并不明显。缩小地区间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应只是地区间经济水平的协调并举，更不是地区间经济的等量齐一，而是需要统筹达到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总体均衡。因此缩小地区间差距的更深层次的内涵在于：并非只是执著于拉近地区间在经济总量上的差距，而是要更注重缩小各地区间在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活水平方面的差距，将“以均衡公共服务水平来缩小差距、增进公平”作为公共政策的主要操作路向。政府间通过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合作与互助，使区域之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明显小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实现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发展。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观政策语境下，将“协作性公共服务”作为推进政府间横向关系发展的一项创新型策略和政策工具，是探讨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未来进展方向的一种全新推导和演练。发展协作性公共服务扩展了政府间横向关系的操作与行动空间，尤对于开辟政府间横向关系发展中新的实践场所而言，是既现实又理想的策略选择。它为理顺并重塑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提供了一种新颖的方式和设想，亦与中国正加强建设服务型政府这一政府发展的主导战略走向相契合。在未来的政府发展战略期内，中国应以发展协作性公共服务为目标，进而有效调整政府间横向关系，并最终铺设出一条适宜于本土政府间横向关系模式发展的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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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服务市场研究篇7
［关键词］生产业；现代服务业；服务业；政策；措施
［中图分类号］G31/G32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1）28-0171-03
1国外发展生产业的政策措施
1.1成立专门的服务业发展机构,指导生产业发展
由于生产业涉及的门类较多,行业管理较为复杂,发达国家在推动生产业发展过程中,十分重视专门成立服务业发展或促进机构,从战略高度指导和协调生产业的发展。新加坡专门成立了服务业总体推进机构,及时监测和解决服务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通过一系列的产业政策和扶持行为引导和强化生产业发展。在促进现代物流业发展方面,美国、日本、德国等国的物流协会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些协会不仅协助政府做好物流规划、制定政策、规范市场竞争秩序,同时还开展物流研究,指导行业发展,举办交流活动,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和各种专业培训,为物流业的发展输送了大量人才。
1.2出台系列产业发展政策,优化生产业发展环境
（1）生产业科技创新政策
创新是生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由于金融、信息、物流等生产业都是知识密集型和科技含量较高的行业,因此发达国家普遍重视生产业的科技创新。一是注重服务业科研投入。美国是世界上研发投入最多的国家,研发投资额占世界的45％。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金融、咨询、法律等生产业经历了一个以信息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为主要内容的技术创新和改造浪潮,美国近20年服务业的研发经费投入平均增长率是其他行业的2倍。英国政府通过税收政策鼓励生产企业增加研究开发投入。据英国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英国服务业的科研投资总额达到25亿英镑,是当年制造业科研投资增长速度的4倍。二是强化技术创新的政策支持。2002年7月,英国贸工部出台了《投资与创新》的政府战略报告,提出要为国家创新能力的提高增加投入。随后政府出台了技术创新发展计划,积极鼓励大学与企业联手开展科技创新活动。
（2）生产业财税政策
为改善生产业发展环境,促进服务企业发展,许多国家都实施了税收优惠、简化手续等政策。2007年韩国财政部等21个相关政府部门制定了新的“增强服务业竞争力综合对策”。新加坡政府在金融、跨国营运总部、采购中心等方面也出台了税收优惠、简化审批手续、城市基础设施优先安排等优惠政策。
（3）生产业人才政策
发达国家十分重视生产业人才的培养、引进和发展。他们的人才政策一是重视服务业人才教育。二是实施就业培训计划。三是引进高端人才。四是着力吸引和留住高素质人才。
（4）健全的法律法规支持和保障
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制定了一系列法规,逐步放宽对公路、铁路、航空、航海等运输市场的管制,取消多项审批和限制,提高物流市场的竞争度,使运输费用降低,服务水平提高。美国政府对服务业的监管重点在于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限制过度竞争和不正当竞争、防范可能对经济社会造成危害的风险,美国大力促进《服务贸易总协定》、《金融服务协议》、《基础电信协议》等文件的签署。不仅积极推进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和亚太经合组织贸易自由化进程,还与加拿大、墨西哥、智利、新加坡、澳大利亚等签订双边贸易协定,为服务业出口市场提供支持。另外,在促进商务服务业发展方面,美国、英国、日本等都制定了相应的法规或专业资格认证程序,从制度上保证了商务服务人员的业务水平、服务运作的规范化进程以及契约签订的严谨程度。美国政府将所控制的价值增值环节集中于少数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核心业务企业,把非核心业务和附加值低的部分分给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或者专业化公司完成,降低了美国本土化的成本投入。
1.3推动服务外包与服务贸易发展,带动生产业发展
发达国家生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服务外包和服务贸易的推动。一方面,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服务外包对生产业的促进作用。例如,韩国将服务外包提升到战略高度加以培育,通过建立“外包服务提供商数据库”“外包服务需求企业”等网上检索系统,对外包服务企业实行“国家公认资格证书”制度等推动服务外包发展。另一方面,一些国家通过积极发展服务贸易,带动生产业发展。如美国,为了促进和扩大生产贸易出口,专门制定了“服务先行”的出口促进策略,重点促进其具有强大竞争优势的旅游、商务与专业技术服务(包括环保、能源等工业服务)、交通运输、金融保险、教育服务、影视娱乐、电信服务等行业发展。同时,美国十分注重对国际市场的分析和研究,近十几年来为开拓服务贸易新兴市场,美国对新兴市场做了大量针对性调查,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策略,并通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谈判为服务出口公司提供更好的市场准入机会。
1.4推进行业改革与制度建设,促进生产业发展
金融、电信、运输等生产业属于垄断行业,为促进这些生产业发展,发达国家积极采取了放松管制、打破垄断、完善立法等措施。例如,英国政府于1991年打破了英国电信公司垄断英国市场的局面。在金融服务业方面,为推动一体化发展,英国1986年实施了《金融服务法案》,1997年成立了金融服务管理局(FSa),2000年通过了《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此外,英国政府于1993年专门成立了8个工作小组对法律法规体系进行了梳理,以解决知识密集型生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知识产权和法律法规等问题。
1.5重视对服务企业的咨询与培训,服务生产企业发展
发达国家政府十分重视对企业的服务,包括提供信息咨询、市场调查、贸易展览、专业培训、技术辅导等服务项目,以促进服务企业发展。美、日、德、英等国,都建立了多层次的人才培训体系和科学的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体系,包括研究生、本科生和职业教育等。同时,在行业协会的组织和倡导下,还全面开展了在职教育,建立相应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英国政府还在每个地区建立了顾问署,作为专门的企业管理和咨询机构,并在全国雇佣了1000多名有公司背景的退休企业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为高层顾问,负责帮助企业制订发展计划,引导企业改变经营策略。同时,积极开展企业高层培训,由企业自己报名,制订有针对性的培训方案。
2对我国加快发展生产业的启示
2.1转变对生产业的认识
长久以来,消费需求以物质需求满足为主,在政策设计和思想观念上都对制造业生产部门非常重视,对服务业尤其是生产业重视不够。近些年虽然对服务业的重要性以及服务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形成了共识,但在实际工作中仍更多地关注于消费业和部分传统的生产业,如餐饮娱乐、交通运输、批发零售、商贸服务等,认为这些服务业能极大的增加就业,解决就业困难的问题,而且见效快,有利于短期的GDp增长。从而造成对现代生产业的投资忽视、发展滞后,没能充分发挥这些产业对经济的巨大作用。为此,必须从适应全球产业分工和促进制造业升级,推进新型工业化的角度,认识现代生产业发展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加快发展生产业。
2.2强化生产业领域的科技创新
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生产业,无论在服务品种、服务模式和服务效率上都在发生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和业务创新对该领域的科技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美国通过以服务内容为导向的技术创新,创造出高附加值的产品和品牌,现代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应用,使美国服务业提高了效率,拓展了服务模式,加速了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我国要将现代服务业发展放在与高新技术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规划布局。一是加快科技基础条件建设和重点科技服务机构建设。整合科技资源,吸纳具备条件的公益型院所,搭建具有区域性、公益性、基础性和战略性的科技服务平台。二是加强高端服务业技术研发与示范,实施高端服务业技术研发与示范专项,利用新技术手段推动传统服务业升级。如围绕发展现代物流业、研发无线射频识别技术、物流运营管理服务系统、供应链管理服务系统、物流园区信息管理系统、港口物流信息管理系统关键技术、第三方物流集成服务平台技术、物流资源配置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多式联运智能服务平台技术、虚拟通关技术、产业价值链协同电子商务服务技术、大宗物品电子商务服务技术；针对高端服务业中的工业设计、科技服务、服务外包等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开展相应的支撑技术研发。三是建立服务业引导基金,用于重大科技服务机构建设项目的拨款、贷款贴息。四是建立现代服务业科技创新体系。通过该领域的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促进我省现代物流、电子、商务、工业设计等重点服务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大幅提升,达到国内领先；提升大型服务业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培育一批技术实力雄厚的高端服务企业。
2.3加强对生产的顶层设计与规划
从国际上看,生产业集群化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如硅谷的信息服务业集群、华尔街的金融业集群、印度班加罗尔的软件产业集群,以及我国北京中关村信息产业集群、北京金融街金融业集群、上海陆家嘴金融业集群等。因此,应在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发挥市场机制的前提下,按照集聚发展、强化辐射的要求,科学合理地对生产业布局进行区域规划,制定相应的区域性政策,以加强对生产业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依托制造业集聚区、高等院校集聚区等区域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明确不同区域、不同城市的功能定位。通过对生产业集聚区给予与工业开发区相同的政策扶持,引导生产业在区域间形成合理的分工协作体系和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实现生产业的区域性集聚式发展。
2.4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依据国家产业政策完善和细化服务业发展指导目录,从财税、信贷、土地和价格等方面进一步完善促进生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进一步推进服务价格体制改革,完善价格政策,使生产业逐步实现与工业用电、用水、用气、用热基本同价。安排财政预算资金,重点支持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等关键领域、薄弱环节的发展,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积极调整政府投资结构,建立促进生产业发展的引导资金,扩大创业基金规模,引导社会资金加大对生产业的投入。以产业集群为依托,重点加强产业集群或产业园区的生产功能配套设施建设,加大对生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倾斜力度。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服务企业予以信贷支持,支持中小科技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建立科技创业基金的退出机制。规范服务市场秩序,取消各种不合理的收费项目,保护自主创新。
2.5大力发展民营生产业
一是消除对民营企业的政策歧视,给予民营企业与国有资本平等的市场经营权,积极吸引民营企业投资生产业,实现生产业的投资主体多元化；二是加快对交通、电信、金融等垄断业的改革步伐,放宽市场准入,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推进生产业的资源配置由以政府为主向以市场为主转变,通过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引入竞争机制,以降低生产的供给成本,扩大市场供给,满足经济对生产业的需求；三是在不影响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的条件下,以促进生产业的技术引进、管理创新为目标,鼓励生产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全面提升与外商投资的合资合作水平；四是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走出去”,发展跨国经营,建立海外营销网络,开展海外并购,加强战略联盟,提升与国外高端生产供应商的合作水平。
2.6优化外部环境
一个良好的市场运行机制需要有完善的市场环境作保障,尤其是良好的诚信体系作保障。与实体产业相比,生产业的发展更需要信用体系的支撑。许多生产企业之所以不进行服务外包,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生产企业不诚实经营,提供的服务质次价高,生产企业不得不自我提供。如物流业中,寄送物品被盗、损毁破坏,不能按承诺时间及时交送货物现象；会计、审计业中,经营发生假账现象；一些行业垄断经营,在提供服务过程中“霸王条款”、高收费、乱收费现象时有发生等。市场不规范、无序竞争,企业之间诚信缺失,又缺少有效的市场监督机制,生产业必然难以健康发展。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打破行政垄断,形成多元平等竞争的市场主体和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强化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整顿和规范市场运行秩序,严厉打击违规、失信等不良行为,大力倡导“规范服务”和“诚实守信服务”,优化行业市场环境；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引导行业发展、规范行业市场秩序等方面的作用,建立相应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强化行业自律管理；建立健全社会诚信体系,加强对企业生产、交易履约情况的监督,形成全社会自下而上的监管体系。
另外,我国要高度重视和加快发展电子商务服务产业,提升现代服务业整体水平和效益。电子商务服务是基于电子信息网络,特别是互联网,为企业、机构和个人提品或服务交易及相关的电子认证、在线支付、物流配送、信用、服务器托管、数据处理等服务的业务活动。电子商务服务产业是信息技术密集型产业,其主导要素是信息资源、信息技术及信息网络运行平台,科技含量高,人员素质高,附加价值高。它通过产业要素的联合、重组、优化、价值形态转换实现增值,孕育着新的更大的经济增长点,是发展潜力非常大的新兴产业。我省应加强电子商务基础理论研究及核心关键技术开发,面向未来大规模协同化、网络化、个性化的电子商务应用需求,研究开发为新一代电子商务服务支撑技术与平台；探索建立适应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创新发展的法规、政策、标准及创新体系；建立电子商务综合研究机构；培育和营造产业化发展环境,推动企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中介组织、投融资机构等社会力量建立电子商务服务业产业联盟和产业促进机构,共同参与电子商务服务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加速发展电子商务服务产业,带动生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的整体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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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服务市场研究篇8
关键词：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业服务渠道；农户渠道选择；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F303文献标识码：aDoi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1.06.018
StudyontheChannelSelectionandSatisfactionofagriculturalSocializedServices
――BasedontheSurveyDataofJujubeGrowersinXinjiangarea
YUeYong-hai1,CHenHua2
(1．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China；2.ChangjiangengineeringmanagementConsultingCompanyLimitted,wuhan,Hubei430010,China)
abstract:throughatypicalsurveyoffarmersofthejujubeindustryinlessdevelopedregionsofXinjiang,thisstudyhasanalyzedthefactorsthatinfluencingthechannelselectionandsatisfactionofagriculturalservicesofjujubeindustryfromtheperspectiveoffarmers.theresultsshowedthatagriculturalservicesweremainlysuppliedbythegovernment,withtraditionalchannelsupplemented,lackingofagriculturalcollectivecooperationorganizationsandleadingbusinessservices,whichindicatedthattheserviceswerefarfrommarket-oriented.Familybackgroundcharacteristicsofhouseholdhadsignificantimpactonthesatisfactiondegreeofagriculturalservices.Basedonthisresult,itwassuggestedthattheindustrializationofunderdevelopedareasinXinjiangneededtostrengthentheconstructionofagriculturalcooperationorganizationsandleadingcompanies,supplytargetedagriculturalservices,andconsolidatethedominantpositionoffarmersinthemarket.
Keywords:agriculturalsocializedservice;channelofagriculturalservice;farmers’channelselection;satisfaction
自1978年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副产品市场化以来，“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呈现并日益尖锐起来。学者周立群等[1]认为消除“小农户、大市场”的矛盾关键在于引进适当的中介组织和连结机制，实施农村经济组织创新，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研究发现，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要具备以下几个要素：龙头企业、主导产业、农产品基地（农户）、利益分配机制以及管理制度[2]，其基本内涵便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农户为基础，以龙头企业为依托，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系列化农业服务为手段，通过实行种养加工、销、农工商一体化经营与服务体系，将农业再生产过程的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联结为一个完整的产业系统[3]。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关键在于各种配套服务设施的完善，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包括专业经济技术部门、乡村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会其他方面为农、林、牧、副、渔各业发展所提供的服务（国务院[1991]134文件），核心在“服务”，本质在“专业分工”[4-6]，通过各部门互相衔接，形成一个网状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系统。通过社会分工所形成的高效、低成本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目的在于满足农户的生产需求，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7-8]和现代农业建设[9]，实现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0]。
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共同特征在于通过国家、合作社以及企业或个人组成协作系统[11]，其服务体系大致可以分为市场导向型（美国）、物流导向型（荷兰）和政府导向型（巴西）[12]。中国处于计划与市场“双轨制”经济体制下，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并结合本国国情，通过各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在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上与农民经营有机结合，逐渐形成了以政府主导加农户需求的综合性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13]。在中国实行“双轨制”体制和大力促进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农业社会化服务呈现多样性的特点。然而，由于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存在差距，导致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区域发展不平衡，整体供给不足[14]。新疆欠发达地区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不足无疑会制约整个地区的产业化发展。
在之前的研究中，诸多学者从多角度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问题作了深入研究，诸如胡瑞法等[15]、钱永忠[16]、何传新等[17]学者从农业科技推广角度分析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问题；王洋等[18]则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对供给主体与农户之间的博弈过程进行分析；金兆怀[14]从制度角度分析了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目前研究大多都是从全国大范围内研究供给问题，对区域尤其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研究较少[19]，多数是基于宏观制度层面，以农户视角的研究较少[20]。
学者研究表明，实施农业规模经济与产业化经营是导致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内在动力[4]。红枣产业在西部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一直以来都是新疆地区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然而，新疆受地域限制，导致农户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还存在不足。为此，笔者试图对新疆红枣产业的社会化服务深入研究，从农户视角分析社会化服务的渠道现状以及影响农业服务满意度的因素。从而完善新疆红枣产业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为新疆地区的红枣产业化经营提供建议，实现农民增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
1农户背景特征与农业服务渠道选择状况分析
1.1样本选择及其分析方法
笔者研究新疆欠发达地区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水平，考虑到便利性和样本代表性，运用典型调查方法，选取新疆阿克苏地区红枣产业种植农户作为本次的调查对象。2010年7月，笔者在新疆阿克苏红枣产业种植地进行为期7d的调查，调查对象主要是红枣种植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同时也是当家人和决策者。整个调查中，笔者总共发放问卷400份，有效问卷343份，问卷有效率为85.75%。
笔者运用归纳研究方法，通过对红枣产业特征以及新疆地区现状进行初步分析设置问卷。然后进行试调查，根据试调查结果咨询专家调试问卷，最终获得实证分析数据结果并依据结论提出政策建议。首先，笔者运用spss17.0软件检验红枣种植农户家庭背景特征（年龄、文化、种植年限、耕地数等）的卡方值，并分析新疆红枣产业种植户农业服务渠道现状；笔者运用对农业服务的满意程度为因变量，农户基本背景特征为自变量（引入虚拟变量），利用回归分析研究农户基本背景特征对农业服务满意度的影响。
1.2农户背景特征分析
通过表1发现，样本性别特征中男性占86.5%，女性占13.5%，这与男性为家庭的主要决策人特征吻合。新疆农户当家人年龄主要处于31~50岁阶段（占79.5%），大部分农户都处于青壮年时期。从文化程度看，当家人的文化水平处于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占54.8%，高中学历占29.2%，大专及以上占16%。从红枣产业种植年限看，5a以下占34.2%，6~10a占33%，11~15a占16.1%，由此发现农户种植红枣年限大部分在10a以下（占67.2%），种植时间不长。生产支出方面，有64.3%的农户生产支出为6000元以上，然而家庭总收入为17000~30000元，占23.5%，30000元以上占45.5%。红枣种植规模主要集中在1.5~3.5hm2，占53.4%。从以上指标来看，符合红枣规模化种植特征。笔者通过卡方检验，从表1可以看出性别、年龄、种植年限、生产支出、总收入、种植规模都呈现显著差异（p
1.3农业服务渠道选择及其趋势分析
通过对新疆红枣产业社会化服务的调查分析，红枣产业服务主要涉及产前、产中、产后三方面。包括红枣种苗服务、化肥等农资服务、农机服务、红枣产品流通服务（加工、运输、销售）、知识技术服务（生产与管理技术、知识培训）、市场信息服务、人力雇佣服务、金融政策服务（农业保险与法律服务）、信贷服务。农户主要通过政府渠道、村一级农民合作集体组织渠道、农业“龙头”企业或者经销商所组成的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市场渠道以及传统依靠亲戚及家庭方式。
从表2农业服务渠道看，农户购买红枣种苗依次是通过政府渠道（占52.23%），传统渠道（占37.39%），企业交易市场渠道（占16.02%）以及集体渠道（占6.82%）。作为非盈利组织的政府部门比例达到52.23%。主要因为红枣种苗是多年生植物，红枣种苗好坏直接影响红枣产量，其质量优质、安全，对于农户来说及其重要。所以大部分农户倾向于政府渠道购买种苗，也有部分农户基于对以前种苗的了解，通过对其进行扦插和嫁接，自我获得具有优势的种苗，节省了成本。
农资方面诸如化肥、农药以及塑料等选择渠道依次是企业市场渠道（占57%以上）、政府渠道（占30%左右）、传统渠道（占12%左右）、集体渠道（占6%左右），集体渠道所占比例较小。可以看出，农资购买渠道主要涉及企业交易市场。农户对产品具有较高的辨别能力，一般考虑购买的便利性。对于红枣一些特定的病虫害，农户会求助于政府服务组织购买相关的农药等产品。
农机设备主要是大宗机械，购买渠道主要是政府部门（占46.04%）、企业市场等盈利部门（占32.31%）、传统方式（占17.4%）以及集体组织渠道（占15.9%）。大型农机设备是耐用品，价格较贵。针对国家推进现代农业所制定的农机价格补贴政策，依靠政府部门购买价格便宜。
知识技术服务渠道主要依靠政府（占52%左右）和传统方式（占38%左右）。农户对红枣的生产与管理技术、知识培训多数来源于政府公益，以及家庭和亲戚朋友的传授。公益占主导，传统方式的技术传播为辅，有偿性技术服务不足。
人力雇佣服务渠道主要倾向于传统方式（占56.3%）、企业市场渠道（占36.6%）和政府与集体部门（占30.06%）。从这方面看出，人力雇佣还是处于依靠亲戚朋友和自我家庭人员为主，企业市场有偿雇佣为辅。
红枣产品流通主要涉及非盈利组织政府部门（占35%左右）、企业市场（占33%左右）和传统方式（30%左右）。红枣产品加工主要依靠政府部门，其次是企业服务组织；运输服务主要依靠政府、自我运输以及盈利组织的有偿服务；销售主要依靠政府、集体、自由市场等。为此，新疆阿克苏地区的红枣产品还处于政府统购统销阶段，企业等盈利组织收购红枣产品过于缺乏。产品流通环节市场化程度不高，农户与市场缺乏深度接触。
市场信息获取主要依靠政府与集体组织（68.71%）和传统方式（38.99%），企业市场比例只占15.48%。新疆地区红枣市场信息由非盈利组织和传统方式获得，农户无法真正与市场接触，没有真正实现“购与销”的双重接轨，不利于红枣产业市场化发展。
生产所需要资金服务主要以政府部门和集体组织进行贷款（占74.9%）为主，以传统方式自我出资或者亲戚借款为辅（占39.1%）。与盈利部门相比，农户认为非盈利部门和传统方式的利息率较低。
金融政策服务主要依靠政府等非盈利部门（占70%左右），盈利部门企业组织等只占有10%左右，企业组织提供的金融保险产品服务显著不足。
整体来看，新疆阿克苏地区红枣产业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呈现趋同性，种苗、农机、知识技术、产品流通以及金融政策服务主要依靠政府部门，集体与企业市场组织比例小；农资服务主要依靠企业市场渠道；人力雇佣主要依靠传统亲戚朋友或者家庭人员，企业组织有偿性雇佣形式发展快速，已初步形成规模。整体而言，政府部门的公益占有绝大比重，传统获取方式比重较大，农户合作集体组织与企业市场组织非常缺乏，在新疆阿克苏地区未形成以农户为主的市场化服务和产业化经营。
2农户背景特征对农业服务满意的影响分析
2.1农户对红枣产业农业服务满意程度总体评价
调查研究表明，农户对红枣种苗满意占89%；农资服务（化肥、农药、塑料）满意占89%；农机设备服务满意占80.1%；知识技术服务（生产、管理技术、知识培训）满意占86.9%；人力雇佣服务满意占78.4%；流通服务（加工、运输、销售）满意占86%；市场信息服务满意占79.4%；金融政策服务（农业保险、法律服务）满意占78.8%；信贷服务满意占81.4%（注：非常满意与比较满意合并为“满意”项，非常不满意与不满意合并为“不满意”项，一般选项不变）。
总体来说，农户对该地农业服务的满意程度较高，呈现一定的趋同性。相对而言，人力、市场信息、农机、金融政策以及信贷服务满意程度稍低于其它农业服务。
2.2农户背景特征对农业服务满意度的影响分析
上述研究表明，农户对农业服务满意度呈现显著趋同性，对各项农业服务都具有较高满意度。然而，引起农户对农业服务满意因素很多，主要涉及农业服务质量等。Richard[21]对消费者的期望程度进行试验，发现满意程度较高的顾客会花费较多的心力来获得一项产品或服务，并持续对其产生满意感。而这满意感也受到消费者特征、年龄、性别等的影响[22-23]。为此，本研究利用农户家庭背景分析对农业服务满意程度的影响。
本研究将农户对红枣种苗、农资、农机、人力、知识技术、产品流通、金融政策、信息、信贷方面的服务满意度设定为因变量。引入虚拟变量，将性别（男设定为1、女设定为0）、年龄（20~61的连续数据）、文化程度（0~20a教育连续数据）、种植年限（0~31a种植连续数据）、生产支出（0~9000元连续数据）、家庭收入（0~30000连续数据）、红枣种植面积（0~10hm2连续数据）以及将农业服务渠道选择方式虚拟变量化，将以上设定为自变量，然后利用回归方法分析农户背景特征对农业服务满意度影响。
从表3回归结果看出，农户背景特征对农业服务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其具体分析如下：
（1）影响农户种苗满意度的农户背景特征因素为种植年限、收入因素、种植规模面积因素（其Beta值分别为0.032、-0.197、-0.263）。对农户来说，种植年限越高表明农户经验越丰富。根据多年种植经验，对原来使用的种苗越信赖。
（2）影响农资服务满意度的农户背景特征因素为性别、年龄、年限、种植规模因素（其Beta值为-0.103、0.172、0.284、-0.355）。对农资服务而言，女性对农资服务的满意程度较高。年龄越大、种植年限越长，农户会对农资服务产生信赖，满意组织所提供的产品。种植规模越大，所采用的农资较多，所消耗的成本和支出就越大，满意度不是很高。
（3）影响农机服务满意度的因素为年龄、年限、种植规模、渠道选择方式（政府、集体、传统渠道）（其Beta值为0.193，0.287，-0.355，0.325，0.201，
0.221）。年龄和种植年限越大，对农机满意程度越高。种植规模越大，对农机的满意程度较低。渠道购买方式诸如从政府或集体渠道，传统渠道方式都会对农机服务具有较高的满意度。主要因为农机为大机械物品、耐用品，农户要找信赖的渠道才会产生较高的满意度。
（4）影响知识技术服务满意度的因素为年龄、文化、年限、生产支出、收入因素、种植规模、渠道选择方式（企业市场、传统方式）（其Beta值为0.198，0.134，0.315，0.136，-0.128，-0.407，-0.159，
-0.155）。随着农户年龄、种植年限的增长，通过不断积累的技术和知识提高了红枣的产量，提高了农户的满意度。文化程度越高，对技术知识的接受与判别程度越高，为此更能辨别技术好坏。生产支出越大表明知识技术并未使他降低成本运营，从而导致对其满意降低。通过企业市场渠道所获得的知识技术，农户一般不愿意进行有偿支付获取技术。传统方式所获得技术经验对红枣大规模增产以及抵御病虫害作用不是很明显。
（5）影响人力雇佣服务满意度的因素为年龄、年限、渠道选择方式（其Beta值为0.129，0.222，-0.216）。年龄和种植年限越长，由于年老等原因导致对人力雇佣服务满意度较高。由于市场渠道需要有偿，通过市场渠道获得的服务满意度较低。
（6）影响产品流通服务满意度因素为年龄、文化、年限、规模、渠道选择方式（其Beta值分别为0.142，0.137，0.349，-0.313，0.23）。从年龄、文化、种植年限三方面看对服务满意度产生正向影响。种植规模越大，对流通服务满意度越低，这可能与产品流通体系配套设施不完善，导致产品无法更好流通有关。通过政府部门所进行的统购统销方式让农户感到满意。
（7）影响市场信息服务满意度因素为年限、规模、渠道选择方式（其Beta值为0.294，-0.234，-0.2）。年龄越大，通过多年的观察，对市场信息掌握越准确，为此满意度较高。种植规模越大，表明所需要的市场信息量越大，当前的市场信息无法满足产业化发展需求，导致满意度越低。通过集体获取的市场信息无法满足自身的需要，导致对市场信息的满意度较低。
（8）金融政策和信贷服务满意度因素为文化、年限、规模、渠道选择（金融政策服务Beta值为0.181，0.394，-0.118，-0.14；信贷服务Beta值为0.174，0.289，-0.334，0.173）。文化程度越高，表明对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资金和防范风险的认识较高，为此金融政策和信贷服务的满意度较高。然而通过市场获得的金融保险等服务，由于是营利性企业提供，导致服务质量没有达到农户期望，满意程度较低。而通过政府渠道的信贷服务可能利率较低，农户对其满意度较高。
从上文分析结果来看，影响农业服务满意因素主要是年龄、文化程度、种植年限、种植规模以及农业服务渠道选择方式等特征。其中种植年限、种植规模以及农业服务渠道选择方式影响大部分的农业服务满意度。生产支出、家庭收入以及性别等只影响一项服务的满意度。影响农户对农业服务满意度的因素是种植年限、规模和农业服务提供的组织。
3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3.1研究结论
从农户渠道选择现状看，农户对种苗、农机、知识技术、市场信息、信贷以及金融政策的选择渠道主要是以政府部门为主，具有较强的趋同性。主要原因是新疆处于西部大开发地区，国家政策扶持力度较大，由政府部门所组成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较多，服务力度全面。农户比较信赖政府提供的服务，服务满意度较高。而农资为化肥、农药、塑料等生产资料，多为便利品和易耗品、产品种类繁多，农户主要依靠企业市场渠道进行购买，农户对农资的满意度也较高。但是，服务渠道以政府部门为主体，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程度上缺乏由农户所组成的农业合作集体组织和龙头企业。众多研究学者表明，农业合作组织与龙头企业是解决“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的关键，也是实施产业化经营和市场化进程的关键。基于新疆阿克苏地区红枣产业发展情况，农户对政府依赖性太强。整个产业没有形成以农户为主体，龙头企业为依托的高度市场化体系，整个红枣产业化经营还没有成熟起来。
实证研究表明，农业服务的选择渠道之所以趋同，主要局限于当前地区市场化程度。而农户对农业服务表现出较高满意度，其影响因素主要涉及农户自身约束。对多项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的满意度分析，不同资源禀赋的农户对农业服务满意程度不同。文中对9种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满意程度少有影响的是性别、生产支出以及家庭收入，影响农业服务满意程度的主导因素是种植年限、种植规模以及农业服务渠道选择方式。不同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满意程度的影响因素又有差别，不尽相同。
3.2政策含义
（1）研究表明，农户对农业服务渠道选择具有趋同性，以政府为主，市场化程度不强。农业服务基于政府组织形态，自由化企业市场组织发展态势受限，产品流通方式在于政府统购统销，对政府的依赖性太强，农户无法直接了解市场信息。政府应大力加强以农户为主体的农业合作集体组织建设，通过合作组织贯穿于农业的产前、产中和产后，弱化政府的作用，积极加强农户市场化参与程度，形成农户与市场“购”“销”双层接轨，使农户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通过农业合作集体组织建设，加大市场化进程，有助于使农民的经济行为向“购”、“销”两个领域延伸，巩固农户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建立“生产在户，服务在社”的合作形式，增强合作社的横向合作与纵向选择。横向合作提高农户对初级产品的谈判力和议价能力，纵向选择主要是通过农户引进加工企业，使整个产业链向后延伸，提高产品的后续价值增值。
（2）积极加强西部欠发达地区龙头企业建设。实施产业化经营必须依托于龙头企业，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实现产、供、销一体化。吸引其它大中小型企业进入西部地区，通过实施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把农户与农户、农户与市场联结起来，提高产业化经营水平。促进整个西部地区的产业化发展，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使农村经济得以稳固可持续发展。
（3）根据不同的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制定不同的项目推广计划。根据不同的农业服务特点，结合红枣种植农户自身条件约束制定服务计划。不同农业服务满意度因素差距告诉我们，结合农户自身特点才是全面提高农业各项服务水平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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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服务市场研究篇9
（一）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在全球的服务外包市场中，发达国家是外包业务的主要发包国，其中美国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三分之二，欧盟和日本占三分之一，其他国家所占比例较小。发展中国家是主要承接国，其中亚洲是承接外包业务最多的地区，约占全球外包业务的45%，而印度是亚洲最主要的承接国，其次是中国和东盟；欧洲的主要承接国为爱尔兰和东欧国家；拉美的主要承接国是巴西。但是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也加入了承接外包业务的竞争行列。目前，美国市场被印度和菲律宾垄断，欧洲市场被爱尔兰、以色列和捷克垄断，日韩市场则被中国垄断。但是，随着全球服务外包业的日益发展和完善，中国和印度已成为吸引发达国家服务外包的最主要地区。
虽然受金融危机影响使服务外包市场发展面临较大短期压力。但是，作为当今全球新一轮产业转移中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从长远来看，市场潜力巨大。根据预测，2010年全球国际（离岸）服务外包市场规模将超过6000亿美元。从发展态势来看，与全球制造业的转移轨迹相类似，全球服务外包目前正经历从爱尔兰等中等发达国家向印度、菲律宾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但是，随着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认识到服务外包的绿色引擎作用，将其确定为发展战略的重点，使得承接服务外包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
（二）国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1996年1月，iBm授权的pC机服务供应商――蓝色快车正式成立，以it服务为主营业务的服务商在中国出现。2000年，国务院颁布《鼓励软件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简称18号文），推动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双软认证启动，被视为中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的起步之年。
目前，以20个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为区域龙头，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呈现出“三大集群，东西映射”的产业发展格局，各示范城市根据自己的相对优势确立了差异化的发展战略。逐步形成了一批外包产业集聚、经济效益显著的国际服务外包园区，吸引发达国家it服务和软件开发外包向中国加快移动。随着政府的进一步推动，中国国内和离岸服务外包需求的增加，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将进入高速发展期。
二、珠海服务外包产业的竞争优势
（一）区域核心城市和交通枢纽优势
珠海已被国家明确定位为“珠江口西岸核心城市”，是连接粤西南与港澳的纽带。加上方便快捷的“一桥双港、五纵三横、两铁一网”交通网络，区位优势更加突出。水运方面，珠海与香港、深圳、中山等均有频繁的水路交通联系。陆路方面，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使珠海融入珠三角2小时经济圈；港珠澳跨海大桥建成后，珠海即成为内地唯一与香港、澳门直接连在一起的城市。空运方面，珠海位于亚洲机场最为密集的区域，不仅拥有设计一流、规模完备的珠海机场，而且2小时之内可达周边澳门、香港、广州、深圳等四大国际机场。发挥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珠海市可以构建衔接内外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人流、商流的枢纽体系，为发展采购与物流服务、金融服务等外包产业提供扎实的发展基础。
（二）良好的产业基础和不断优化的产业结构优势
经过30年持续稳定发展，珠海产业基础和产业结构逐渐优化，产业集聚效应初见端倪。2009年，三次产业比重为2.8∶52.4∶44.8，已经形成以先进制造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和以高附加值服务业为重心的第三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作为11个部级软件产业基地之一，珠海市拥有超过200家软件企业，其中有7家上市企业，具有Cmm2或Cmmi2级以上资质的企业13家，正在实施Cmmi3级资质评估的企业6家，通过双软认证的企业207家。作为广东省集成电路设计与生产基地、国家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化基地园区，珠海市集成电路设计收入占全省iC设计收入比重的75.15%。良好的产业基础和不断优化的产业结构，对于软件开发与集成、嵌入式软件、金融服务、物流采购服务、文化创意等相关外包产业，提供了充分的发展条件。
（三）高效灵活的政策体制和政府管理机制优势
2010年，珠海政府继续深入实施“一体两翼”改革，优化行政管理流程，大力改善工作作风和服务态度，推进政务公开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提高办事效率，打造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形象。珠海享有全国人大赋予的地方立法权以及一系列推动经济发展的特殊政策。珠澳跨境工业园为珠澳两地唯一24小时通关口岸，享有“保税区＋出口加工区进出口税收政策＋专用口岸”三重特殊政策，在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中为中国首例。
（四）丰富的教育资源优势和业已成型的产学研平台
在“教育立市”、“科教强市”战略指导下，珠海人才培养体系已基本完备，在全国率先实现了12年免费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规模在广东省位居第二。同时，珠海积极发展产学研平台，拥有3家部级工程中心、16家省级工程中心和10家科技创新公共实验室，还将计划围绕“产学研示范市”建设多个产学研示范基地和博士后工作站。丰富的教育资源优势和业已成型的产学研平台为珠海市发展服务外包产业以及专业人才培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得天独厚的人居环境和商业环境优势
作为花园式海滨城市，珠海是广东省21个地级市中人口密度最小、人均绿地面积最大的城市，气候温暖湿润，空气清新宜人，生态环境优美，人居环境一流，素有“浪漫之城”和“百岛之市”的美称，联合国、国家先后授予多项荣誉称号，而且是全国唯一以整体城市景观入选“全国旅游胜地四十佳”的城市。不仅如此，珠海还拥有众多名胜古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深厚的人文传统，唐绍仪、容闳、苏曼殊等许多近现代名人均出生于此。珠海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等东南亚国家一直保持密切的传统联系，有良好的重商、尊商氛围，并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形成了成熟的商业环境。
基于上述优势，珠海应积极响应国家发展服务外包产业的号召，抓住当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黄金机遇，加快实现从生产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的战略转变，带动珠江西岸地区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积极建设珠江口西岸核心城市。■
家政服务市场研究篇10
一、锐意进取、深改攻坚，加快行政审批改革步伐
（一）统筹推进，全面建立权责清单制度。按照职权法定、简政放权、权责一致、公开透明的原则，先后制定实施市县两级《行政审批事项通用目录》、《行政权力清单》、《政府部门责任清单》，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层级间的关系，切实做到行政机关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各类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推进政府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的法定化。
（二）逐步深化，实行中介服务收费清单管理。为巩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优化投资发展环境，编制部门会同财政、法制、物价等部门编制了《滨州市市直部门（单位）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项目清单》，并于2015年6月30日正式公布。《清单》共保留14个部门（单位）涉及46项行政审批事项的54项中介服务收费项目，涵盖验资证明、环境影响评价、安全评价、地震安全性评价等中介服务事项，对行政审批事项名称、中介服务收费项目及设定依据、实施机构、收费依据及标准、办理时限等内容进行了公开。通过公布《清单》，进一步增加了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的透明度和规范度，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激发企业活力。
（三）集中力量，清理规范涉企收费。为进一步加强涉企收费管理，推进普遍性降费，激发市场活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根据省财政厅、省物价局、省经信委《关于开展涉企收费专项清理规范工作的通知》（鲁财综〔2015〕14号）要求，财政、物价、经信等三部门联合对全市涉企收费情况进行了专项清理规范工作。经过清理，滨州市市级共保留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50项、政府性基金10项、经营服务性收费44项、协会收费21项。同时，根据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关于取消和暂停征收一批行政事业性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2号）要求，及时对37项行政事业性收费进行了取消和暂停征收。通过此次专项清理规范工作，进一步加强了全市涉企收费管理。
（四）优化审批，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行政审批事中事后监管的指导意见》（鲁政办发〔2015〕23号）有关要求，印发《关于加强行政审批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的通知》，对保留、取消、转移、下放和委托的行政审批事项，提出了完善监管方式、加强风险监测、强化信用监管、推动行业自律、完善社会监督等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对正在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逐项编制了《业务手册》和《服务指南》。
二、清理规范、突出实效，培育中介市场服务新秩序
按照“依法、效能、精简、合理”的原则，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充分发挥中介机构在行政审批服务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大力培育中介市场，改进和完善中介服务，建立政府指导、部门管理、社会监督和行业自律的工作机制，形成市场开放、竞争有序、执业规范、收费合理、服务高效的中介市场秩序。
（一）加快推进中介服务机构脱钩。去年，市政府办公室印发了《滨州市规范清理中介机构及社会组织实施方案的通知》，对承担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的事业单位，制定脱钩方案。目前，由机构编制部门认定的、在规范清理范围内的16家从事中介服务的机构，全面实现与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四分开”，其中市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市安全科学技术服务中心、经纬能源利用监测中心等5家已完成脱钩改制，市房地产价格评估事务所已完成注销登记，市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中心、市防雷中心、市水利勘测设计研究院、市水文水资源勘测局等10家已完成规范理顺。
（二）放开中介服务市场。对于企业关心、社会关注的从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环评”、“安评”、“能评”、“水评”、“雷评”、“震评”、“图审”等中介服务的机构全部达到3家以上。如，市发改委把在省工程咨询协会登记、在滨州市开展相关业务的16家中介机构的名称、资格等级、服务范围、联系电话等信息，在其门户网站、滨州日报、行政审批中心进行公告。这16家中介机构编制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申请报告和节能评估报告等市发改委都将予以认可；市住建局对在市局登记备案的25家建设工程招标机构、44家工程造价机构、13家房产评估机构、12家建设工程质量监测机构和5家房屋拆迁机构进行公开公示；针对企业反映的“雷评”市场垄断、收费偏高等问题，滨州市积极争取上级支持，引进了德州市防雷中心、淄博市防雷中心两家单位；针对市施工图审查中心的“行政化”和“垄断化”问题，市住建局将其由工商注册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变更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并完成组织人员、业务开展、资产财务及办公场所“四分开”，同时，引进山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施工图审查中心、山东建筑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施工图审查中心和济南齐鲁施工图审查有限公司3家单位来滨开展业务。目前，全市中介服务市场已全部放开，彻底切断了中介机构与政府部门的隶属关系，涉及市直主管业务部门的中介机构全部摘掉了“官帽子”。
（三）规范清理社会组织。对民政部门审查认定、规范清理范围内的60家社会组织进行集中督导和检查。截至去年5月20日，“四分开”的要求全部落实到位，68名兼（任）职的公务员和参公人员、19名事业人员退出社会组织。如，市住建局下设12家行业协会已全部按照“四分开”的要求整改到位（其中，注销市装饰装修管理协会、市预拌混凝土协会和市房地产开发协会）。
（四）培育中介服务机构。去年7月22日，滨州市“中介超市”虚拟市场（网上超市）建成并上线试运行。建立中介服务“网上超市”，旨在为业主、中介机构、主管部门搭建统一的信息查询、业务洽谈、监督服务和用户评议平台。目前，已有285家中介机构进入中介超市，比原来新增200多家，其中甲级资质90家，中介机构的资质和专业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
三、优化环境、提升品质，打造政府服务新模式
（一）积极推进“三证合一”，优化完善营商环境。按照“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改革电视会议精神，滨州市认真研究、积极筹备，完成了信息网络的升级改造，实现数据实时交换共享和业务协同办理。去年10月8日，滨州市颁发首张“三证合一、一照一码”营业执照，标志着“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正式运行。截至去年底，全市共为26881户企业办理“一照一码”营业执照。同时，积极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全面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件，明确取消原有的最低注册资本限制等有关规定。认真落实“先照后证”改革任务，对于改为登记后置审批的事项，不再要求申请人提交相关的许可文件或证件，并及时做好与相关审批部门的工作衔接。切实简化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手续，第一时间释放“一照多址”“一址多照”等住所登记改革的红利。截至去年底，全市实有各类市场主体19.01万户，同比增长22.7%，全市新登记各类市场主体57554户，其中新登记企业13225户，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36户，市场活力得到不断激发和释放。
（二）创新服务，打造“互联网+”政务服务新模式。近年来，滨州市积极探索把移动互联网与审批服务有机结合，打造“互联网+政务服务”新模式，进一步提升审批服务智能化水平，实现全市行政审批、公共服务等服务管理事项“一站式”办理，“一张网”运行，“全流程”监督，全力打造智慧政务服务平台。一是办事流程一网通。变传统“面对面”的服务方式为“键对键”服务，逐步把电子商务“淘宝”模式应用于政务服务，用智能终端、移动服务等手段扩展服务渠道，提高群众满意度。二是多库资源云共享。借助市级政务云中心，以“大数据”的理念，完善市级政务服务数据交换系统，建立统一的身份认证系统、电子证照信息库和网上办件信息库，为实现部门间信息资源共享、提升网上办事便捷度、实施网上监管等提供基础支持。三是网上监察全覆盖。将市级行政审批事项按照应进必进的原则纳入电子监察系统。对事项办理的环节、步骤、时限实行全程监察，超时督办。群众可以通过电话、微博等与受理部门互动，或作出评价，保证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保障行政权力网上阳光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