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心得篇1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学；国际价值理论；世界市场；劳动力集聚；中心一模型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7—015—07
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创建是基于工业革命后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的国际考察，而当今国际社会出现许多新变化、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在此前提下，利用国际价值理论研究和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经济现象，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国际分工的纵深发展，国际贸易呈空前发展的态势。以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以及赫克歇尔一俄林的要素禀赋学说为代表的传统西方国际贸易理论，较好地解释了资源差异较大的那些国家之间基于比较优势而发生的贸易现象和原因。但近年来，一方面，执行比较优势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贸易条件恶化和贫困化的“比较优势陷阱”现象；另一方面，大量的国际贸易行为突破了在要素禀赋差异较大的产业间进行的定律，呈现出要素禀赋基本一致的产业与国家间进行贸易的新特征。传统的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对这些现象的解释显得乏力。在围绕解释产业内分工及其贸易现象的基础上，诞生了以保罗·克鲁格曼等学者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进而解释了当今出现的一系列新的贸易现象。
国际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理论解释国际商品交换现象的理论基石，新经济地理学也是围绕解释国际贸易现象而诞生的西方经济理论。显然，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都可以用来解释国际贸易问题。但是，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是不同的理论体系，这也就决定了它们解释国际贸易新现象的深度和层次是不同的。同时，能否解读国际贸易新现象也将直接检验马克思经济学的现实解释力。
一、世界市场形成：国际价值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的不同解读
1.新经济地理学对世界市场形成的解读
首先，新经济地理学认为，分工是世界市场得以形成的前提条件；“历史某种偶然性”使得某一区域获得专业化分工得以强化、劳动生产率得以提升的先发优势，这一优势使得大量生产要素在这一区域得以集聚。由于集聚又使得这一区域获得通过大规模生产、大量节省运输成本和贸易成本的好处，从而生产要素又会进一步集聚，形成核心区；同时，核心区的市场需求远大于区，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性有助于核心区在满足本地需求的同时又能大量输出商品，而运输成本和贸易成本的节省又能促成核心区具有相对于区拥有成本低廉的优势。各种生产投入品和生活消费品具有成本低廉的优势将成为吸引生产（者）和消费（者）以及各类非农经济活动进一步集聚的动力，而人口的集聚带来人力资本的集中也有利于核心区的技术进步，促进生产、运输、贸易和生活方面的成本降低，这就进一步促进经济集聚。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这种“自我强化效应”和“累积效应”使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要素在核心区集中，并成为国际商品交易的场所。由此可见，新经济地理学认为，资源和要素跨越国界在一核心区域的局部空间集聚从而形成世界市场。
其次，新经济地理学利用规模经济与分工带来的运输成本，分析了世界市场规模的决定。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运输成本和规模经济之间的权衡是决定经济活动空间结构的关键因素，当运输成本较低时，规模经济效应使得生产在空间中发生聚集；当运输成本较高时，规模经济效应将受到较大的甚至是超越规模经济效应的成本效应的反向制约，厂商进一步集聚的动力将被削弱，厂商的经济活动空间将会分散在两个地区。这意味着当厂商率先在一个地区获得规模经济时，随着运输成本的提高，聚集动力将会逐渐被稀释，直到成本效应达到超过规模经济效应的临界值时，经济活动空间就会发生由聚集变为分散的“瞬间突变”，从而呈现“跳跃性”特征。克鲁格曼于1979年发表的“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一文中指出：规模经济是国家进行专业化生产的结果，这也验证了分工的规模与深度成为决定世界市场规模大小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中，一个区域的世界市场是在规模经济不断扩大、运输成本不断上升的过程中得以均衡而呈现。因此，新经济地理学对世界市场规模的分析是建立在社会制度是一成不变的静态分析基础上，通过企业的微观行为来研究国际资源的配置问题，而对资本主义制度自身的演化规律缺乏分析。
最后，新经济地理学围绕企业发展的主线探讨了世界市场形成的最根本原因。西方经济学认为，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企业获得的利润为零。企业作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组织，必然有谋求获得一定垄断势力的内在动力，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则是以企业获得垄断利润作为国际贸易研究的出发点。在“一个相互倾销的国际贸易模型”的论文中，克鲁格曼和布兰德把不完全竞争和获取垄断利润作为国际生产要素流动和贸易产生的原因。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中心区由于国际分工而降低成本获得一定规模经济优势，这种规模经济优势有助于获得垄断势力，从而达到获得垄断利润的目的。这种追求垄断利润的动机，在新经济地理学中逐渐演化为基于国家竞争优势的战略性贸易理论。因此，在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脉络中，企业的行为仍然是研究主线，企业追求垄断利润的内在动机是推动国际分工深化和国际贸易范围扩大的最根本原因。
2.马克思经济学对世界市场形成的解释
首先，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不仅是同存在于国内市场以外的一切外国市场相联系的国内市场，而且同时也是作为本国市场的构成部分的一切外国市场的国内市场。”“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在这里，马克思把世界市场看作是国际流通过程的一个因素，看作是国内市场向国外的延伸，是在各国国内市场基础上形成的各国国内市场的有机整体，是商品交换关系突破国家界限扩充到世界范围的结果，是国际交换关系的总和。当一国商品向世界市场出售时，在国内市场上形成的价值转化为国别价值或国民价值。因此，世界市场成为国际价值实现的基础和平台，一国生产劳动所创造的商品价值能否实现，将是国别价值能否在世界市场得到承认的过程。
其次，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国际分工是世界市场形成的基础和条件。马克思曾对集聚与分工做过如下论述：“分工的基础前提同扩大资本的基本前提一样，是协作，是工人在同一地方的密集，而这种密集一般来说只有在人口密度达到一定程度的地方才可能”。“人口和人口的增长是分工的主要基础”，“随着工人人数的增长，社会生产力由于分工和知识的增加而同工人人数的增长成复比例地增长。”因此，马克思的分析把分工与工人的集聚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分工的扩大需要大量工人，另一方面，人口的密集又会带来知识的增长，推动分工的深化。分工的深化和工人的集聚是在生产中相互推动并形成自我强化的过程，这一自我强化的过程在某一地区不断深化时，将形成中心区并逐渐成为世界市场。由分工的产生到世界市场的演变过程，马克思经济学给出清晰的思路：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产业内每单位商品的国别价值量降低，而分工所带来的产业集聚引起的生产成本的节约，又能更进一步降低区域内每单位商品的国别价值量，从而使该区域商品在参与国际竞争时，以全球生产该单位产品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卖出，获得超额利润。另一方面，专业化生产促进本地市场产品的差异化并产生本地市场效应，形成一定的垄断地位，这不仅降低了区域市场的交易成本，而且有利于延伸产业价值链，发挥区位规模经济的正外部性作用和促使区位优势的自我强化，进而降低区域内商品的国别价值量，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有利地位，中心区将在这一地区得以确立，而分工一中心区一世界市场的演变轨迹也逐步得以显现。
再次，在对世界市场扩大的内在动因上，新经济地理学和马克思经济学也有相似之处。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市场“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而是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的“结果”，它是以近代地理大发现为历史契机、以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的扩张为基本动力而逐渐形成的。而资本的本性就是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价值，有着一种超越民族、国家和地域去占有更多剩余价值的冲动和欲望，资本的逐利本性使世界市场范围不断扩张。在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国际生产要素流动和贸易产生的原因，是由于企业获取垄断利润的内在动机所推动。在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中，垄断利润和超额剩余价值是同一东西，只是由于阶级立场的差异而呈现出的不同表达方式而已，从本质上来看，新经济地理学和马克思经济学都认识到资本家追逐利润的本性对世界市场形成的最根本推动作用。
最后，马克思经济学对世界市场规模的认识是建立在动态分析基础上的。马克思经济学对世界市场规模是一种动态的考察，这一考察将国际分工体系的产生、发展和深入的过程和与之相伴随的生产力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分工的扩大使得每一国家无法在世界中独立生存，各国家间基于商业贸易上的交往与联系不断扩大，世界市场随之形成。同时，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分工的扩大加速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机器大工业生产等方面的先进生产方式应运而生，生产资料的大量需求和更广阔的商品销售市场与传统封闭的封建社会显得不相协调，人类更加开放的社会制度成为时展的必需，也成为扩大世界市场外延的强有力的“剂”。因此，相对于新经济地理学以社会制度一成不变的静态分析世界市场规模，马克思经济学则是在基于社会制度变迁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世界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从而更具科学性和客观性。
二、劳动力集聚：动态均衡的不同解读
1.新经济地理学对劳动力集聚的分析
克鲁格曼在其经典论文“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和贸易模式”一文中指出：当存在关税或运输成本等阻碍贸易的因素时，就会产生要素流动以替代商品贸易。在此过程中，劳动力会流向已经具有较大规模劳动力市场的国家和地区以获得更高的实际工资和消费品种类，最终的均衡就是所有劳动力集中在一个中心地区。新经济地理学的这一思想意味着，劳动力这种要素的跨国流动是劳动者追求高工资的必然结果，因而其逻辑结果是：这一进程是有利于劳动者和资本家双赢的合理现象。但新经济地理学并没有探讨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利益分配状况。
同时，新经济地理学并不认为劳动力集聚是一个持续深化的发散行为，劳动力的集聚将在垄断竞争厂商不断加入和跨地区（跨国）的劳动力流动中实现动态均衡。克鲁格曼在“递增收益与经济地理”一文中同样是借助于中心一模型来分析这一过程。在该模型中，跨国劳动力可以大量进人，而垄断竞争企业为了获得垄断利润也会不断进入，这一动态过程将在劳动力进入和垄断竞争厂商大量进入直至垄断利润消失而趋向均衡。在中心一模型中，垄断竞争厂商根据其在不同区位的获利能力决定生产区位，而其生产区位的决定将产生三种不同的经济效应。一是市场准入效应，即垄断厂商将其生产安排在大市场中以便获得规模经济优势，同时由于成本优势，通过向较小市场出口获得垄断利润；二是生活成本效应，即大量厂商和劳动力的集聚产生较大的规模效应，厂商和劳动力获得较低的生活成本，从而会吸引大量的劳动力和厂商的进一步集聚；三是市场挤出效应，即在不存在完全垄断的条件下，垄断竞争厂商为了避开竞争对手的冲击，会选择向竞争厂商相对较少的地区移动。前两种效应利于厂商和劳动者在地理上的集中，并且在相互促进中产生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循环累积聚集过程；后一种效应则形成离心力，促使厂商在地理空间上的扩散。当本地区市场准入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累积所产生的向心力大于市场挤出效应所产生的离心力时，经济活动趋向于在本地区集聚，由于集聚，厂商进一步被吸引到本地区，从而这一地区演变和发展成富裕的中心地区，而其他地区发展成贫穷的地区。当本地区市场准入效应和生活成本效应所产生的向心力小于市场挤出效应所产生的离心力时，经济活动趋向于扩散，各地形成类似的生产空间结构，呈现出多个中心区。因此，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劳动力的集聚与厂商的集聚是一相互对应和同步的过程，只是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力的集聚是由厂商集聚所推动，劳动力的集聚与扩散归结于中心区所具有的规模经济与垄断竞争之间的平衡。
2.马克思经济学对劳动力集聚的分析
首先，劳动力集聚的实现是一动态过程，是劳动者与资本家利益分配动态协调的过程。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劳动力集聚的动力来源于中心区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中心区较高的分工水平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心区能获得相对于区的较高的绝对工资水平。大量劳动力的集聚，一方面，由于获得较高的工资使得自身状况得以改善，另一方面，也使得生产得以延续，资本家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因此，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家和劳动力的状况均得以改善，但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并未出现缩小的趋势，相反呈现出不断拉大的趋势，两者利益的改善和分配并不是同步和均等的。一方面，由于分工的扩大，技术水平得以提升，中心区具有了相对于区相对较高的资本有机构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带来劳动力相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延长，资本家获得较多的相对剩余价值，表现在价值的分配中资本家获得的相对份额的增加。另一方面，大量劳动力的集聚（甚至国外劳动力的涌入），容易出现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局面，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在劳动力市场处于完全竞争而资本市场存在一定垄断势力的情况下（因为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假设是厂商在生产中面对的是垄断竞争的市场环境），劳动力价格被压到劳动力价值水平之下，大量超额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所获得。总之，这种非均衡的发展存在不断扩大的趋势。
但这种非均衡的发展又存在反向的制约因素，最终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利益分配不均衡的态势将趋向一个稳态水平。按照马克思经济学的分析思路，这是资本家利润平均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因为中心区的形成和扩大是厂商的集聚与劳动力集聚同步进行的过程，厂商的集聚会加剧竞争，使得超额剩余价值（在新经济地理学中将超额剩余价值称作为垄断利润）在竞争的环境逐渐消失，中心区厂商获得稳态水平收益，从而抑制厂商的进一步集聚。因此，劳动力的集聚使得资本家能获得相对较高的剩余价值，而资本家间的竞争会使得资本家间的超额利润逐渐消失，这两种反向力量将会使得劳动者和资本家呈现出不同利益分配格局。当劳动力集聚的力量强于资本竞争力量时，资本家将会在分配格局中占据更加有利地位；相反，如果资本家间的竞争力量强于劳动力集聚的力量时，资本家与劳动者间的利益分配格局将趋于稳态化。
其次，将新经济地理学中的核心区与区关系扩展到富裕国和贫穷国的宏观层面，将会得到不同的分析结论。在存在劳动力国际流动的环境下，由于更加廉价的贫穷国劳动力的流入，资本家变相获得了生活成本效应，富裕国作为中心区的集聚过程得以内在强化。而在国际劳动力无法跨界流动时，本国劳动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富裕国通过对贫穷国的直接投资，将会在贫穷国利用廉价劳动力获得新的巨大的生活成本效应，从而使得这一集聚过程在贫穷国得以延续。因此，不管是跨国问的劳动力流动还是资本跨国间的投资，新经济地理学始终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上关注如何让资本在国际环境中增殖，而工人在这一增殖过程中的作用被忽略。在新经济地理学的逻辑主线中，是资本家在中心区（富裕国）的集聚才使得工人获得比其他地区（贫穷国）较高的工资，因此，资本家应是改变工人贫穷面貌的内在推动力，这也验证了工人依附于资本的现实。然而，劳动力依附资本并不能改变工人的贫困。因为阶级立场的差异，新经济地理学完全掩盖了资本家剥削工人这一客观事实。被中心区吸引的劳动者的绝对工资可能高于其地区——这正是其吸引工人的动力，但其相对工资却远远低于本地工人，并且可能拉低本地工人的工资水平，而这正是中心区资本获得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按照马克思经济学的解释，中心区（富裕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国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低于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这一区域性世界市场，劳动力将会获得更高的工资，从而进一步掩盖了资本家的剥削。而在新经济地理学中，把国（地区）的贫困解释为因没有获得规模经济的好处。按照规模经济与分工能提高效率的逻辑来看，存在一定合理性，但却掩盖了富裕国对贫穷国劳动力的国际剥削是导致国际间南北差距的重要原因的事实。
在当今社会，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以及资本跨国流动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使得工人工资在“中心区”与“区”之间逐渐趋于一致；而资本的跨国流动则会在新的国家形成新的“中心区”。因此，不管是劳动力的跨国流动还是资本的跨国流动，随着资本家追逐国际超额剩余价值的活动的扩张以及大量相互竞争的厂商的加入，世界市场的范围也将得以延伸与扩大。世界市场的扩大，使得劳动力价值通过跨越国界方式得以实现或者依附于外国资本在本国范围得以实现。总之，传统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等集中在一国范围内生产的传统模式在国际开放的环境中逐渐被替代，剥削劳动力的资本家日益国际化，劳动力价值的实现范围不断在更广的空间内得以表现出来。
三、国际贫富差距：中心一模型与商品价值实现
在关于国际交换与国际贫富差距的分析方面，新经济地理学较之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有所进步。它通过中心-模型得出了与马克思经济理论类似的结论，显示出与马克思经济理论一定的共性。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中，价值的实现要通过商品的交换来完成。而商品的交换则是商品拥有者之间的使用价值量按照一定比例交换的过程。同理，国际价值的实现也是通过交换来实现。在当今国际社会，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本身都能成为商品，而资本主义生产则是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组合的过程，因此，国际价值的实现则是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各自实现其自身价值的过程。在国际价值的实现过程中，国际间的贫富差距是如何形成的呢？新经济地理学针对这个问题给出了答案。
首先，新经济地理学探讨了国际间差距拉大的客观趋势。克鲁格曼的研究认为，某国由于偶然因素能够率先获得规模经济效应，某种比较优势将会被塑造出来。具体而言，先进国家之间由于初始获得经济空间的集聚，将会获得越来越多的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又有利于促进分工、改进技术、提升经济效率，从而使得发达国家在发展中获得有利位置，中心国与国间的差距呈现所谓“得到的将永远得到，失去的将永远失去”的发展态势，这种“路径依赖”对后进国家的发展是致命的，形成所谓的“发展的陷阱”，而对发达国家而言，比较优势将因获得“路径依赖”的惯性而进一步拉大同不发达国家间的差距。因此，新经济地理学的观点承认了国际间的贫富差距呈现出不断拉大的客观趋势。
这一过程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下将会得到更为明晰的解释。由于中心国自身规模经济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然使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低于国际必要劳动力时间，在价值规律优胜劣汰和不平等交换机制的作用下，区（贫穷国）脆弱的经济决定了同中心区（富裕国）的资本扩张难以进行有效的竞争，从而限制了区（贫穷国）对积累过程和发展机会的掌握能力。因而，中心区（富裕国）在国际交换中获得大量超额利润，使得中心区和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其次，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一国能否成为富国在于能否率先获得规模经济。捷足先登的国家可以获得规模经济效应。由于中心区拥有规模经济优势，国际生产要素有由区（贫穷国）向中心区（富裕国）流动的趋势，从而区（贫穷国）的劳动力价值将通过价值交换在中心区（富裕国）以货币外在形式——价格表现出来，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使得中心国获得的规模经济优势得以强化。但为什么这些国家能“捷足先登”而另外一些国家却不能呢？克鲁格曼的答案是：存在“历史某种偶然性”使某些国家具有这一优势。显然，某一行为的发生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新经济地理学用“历史偶然性”来解释这一客观行为，不具说服力。
利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则能解释新经济地理学无法解释的“历史偶然性”。马克思遵循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来分析国际问题。在马克思的分析思路中，一些西方国家之所以能成为发达国家，并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调整的必然反应。具体而言，一部分国家通过社会制度的调整使得社会生产力得以解放，从而使得这些国家获得一定集聚和规模经济的先发优势，并成为发达国家。再从历史的脉络来看，西方发达国家早期的发展是建立在血腥的殖民掠夺的基础上，不发达国家的大量财富为发达国家所占有并沦为发达国家的附庸，不发达国家获得“捷足先登”优势的机会大为降低。而在当今，血腥的殖民掠夺极为少见，但广大不发达国家率先获得规模经济优势的仍然很少。按照列宁的观点来看，在广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在当今科学技术、投资、生产、销售、金融、贸易、服务等方面牢牢占住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呈现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态势，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剥削和控制显得更加隐蔽。具体而言，在中心一模型中，由于商品在本国内部出售，跨国流动的劳动力获得了其价值的货币化实现形式（即工资），而本国资本家则获得由劳动力创造的大量的剩余价值，这一过程即是本国资本对国际劳动力的剥削。在新经济地理学的自由资本模型中，由于资本的国际流动而劳动在本国范围选择，国际资本在某国范围获得了大量的剩余价值，这一过程则表现为国际资本对本国劳动力的剥削。正因为存在这些国际剥削，那些国不管是输出劳动力还是国际资本的输入，国的经济发展命脉都被发达国家牢牢控制，国与中心国间的差距必然呈现不断拉大的趋势。
再次，从国际间差距形成的外在表现形式来看，产业内分工进一步掩盖国际间剥削的现实。克鲁格曼在“产业内分工与从贸易中获利”一文中分析了要素禀赋相似程度与贸易类型之间的关系，认为国家之间禀赋越相似，两国间的贸易就越具有产业内贸易的特征，相反则产业间贸易形式将占主导地位。由于中心国间的产业内贸易能进一步促进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因此，这种国际间的产业内分工将形成国输出劳动力，中心国掌握核心技术和资本的格局。
马克思认为：“分工使工人的劳动力片面化，使他只具有操纵局部工具的特定技能。”同理，可以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也像工人在企业中的分工一样，成了发达国家的整个全球产业链上的一颗“螺丝钉”、固定部位的“工具”，陷入“产品内分工的陷阱”。从当今实际情况来看，在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中，产品价值链的各个环节被分解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成为跨国公司的制造基地，主要的技术、关键的零部件甚至销售渠道都被发达国家所掌握，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国际贸易“微笑曲线”的下方，发达国家既掌握着前端的产品研发，又掌握后端的营销，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只有可观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却没有核心的产业竞争力，从而许多国家陷入丧失自主发展、愈加贫困的恶性循环的境地。
四、结论与启示
尽管新经济地理学与马克思经济学在国际价值的实现问题等方面存在分析视角、研究手段等方面的差异，但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也突破了一些新古典理论的教条，承认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导致国际贫富分化，其在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分析较马克思的分析也更加细致，具有一些可以借鉴的地方。因此，新经济地理学与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在分析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互补性，其理论和分析方法仍对我国当今的发展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第一，政府应大力扶持与引导企业形成规模经济。不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是新经济地理学，都强调分工的重要性。一国或企业通过分工获得规模经济优势，能使国别价值低于国际价值，从而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获得一定先发优势。从目前我国情况来看，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跨国企业并不多，使得我国企业无法享受利用中心区资源集聚降低成本的优势，从而在国际竞争中无法形成强有力的国际竞争力。因此，政府应通过相关扶持和激励措施，推动形成具有集聚能力和规模经济优势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
劳动经济学心得篇2
［关键词］小群体；互惠行为；成本与收益不对称；心理账户；机会主义行为
一、引言
很多学科都在研究人的社会互惠合作行为问题。马里安斯基的人类学和特纳的社会生物学研究发现，早期人类相对类人猿可以更好地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因素就是他们可以通过社会性互惠行为进行合作。［1－2］霍曼斯的社会交往行为理论［3］是探索互惠行为的重要文献，他对小群体中的相关行为进行了研究，认识到人类行为的基本原则之一是赞同与社会一致性，他的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小群体内部的友谊与一致性动态过程。更为可喜的是，人类社会互惠行为已经获得神经科学证据，表明这种行为具有神经生理基础。奎尔万和费希巴切等神经科学家论述了很多人自愿承担惩罚破坏社会规范的成本(DeQuervain等，2004［4］)。演化模型和经验证据表明，这种利他主义的惩罚是人类合作演化中的决定性力量。他们运用pet技术来分析在经济交易中对背叛者利他主义惩罚的神经基础。对比不减少支付的象征性惩罚与减少支付的有效惩罚情况下，通过社会规范维护者脑扫描发现，对背叛者的后一种惩罚更加激活维护者的背侧纹状体，背侧纹状体负责处理回报。而且，背侧纹状体活跃的维护者愿意承担更多利他成本，惩罚背叛者所得到的满足通过维护者的背侧纹状体激活来体现。阿克罗夫是一个有社会学视野的经济学家，很早就将社会学一些研究成果引进经济学，他以礼物交换的社会性互惠行为来阐释超量工作的原因(akerlof，1987［5］)。然而，经济学对理性个体互惠合作的精细化研究要数重复博弈论与演化博弈，在这方面，莫林很好地综合了有关个体合作行为研究。［6］社会学认为，社会中的个体交换是以社会互惠行为来实现的。但是此类研究强调人的社会性，并不能充分化解经济学家对自利个体机会主义行为的担忧。在跨期交易中，自利个体在获得帮助后选择拒绝帮助别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社会学一些文献试图通过声誉或宗教等其他机制来克服互惠合作中机会主义行为，但其依然欠缺说服力。日常生活中大量的互惠行为不能直接以声誉、亲情以及宗教意识形态视角来注解。博弈论与演化经济学关于自利个体的互惠行为解释是通过无穷博弈或者动态博弈的复杂信息与计算条件下实现的，然而它对解释日常生活中的个体互惠合作行为更加缺乏可信度，普通个体不可能为日常互惠行为进行复杂信息收集与计算处理。经济交易孕育于人的社会，人的一些社会行为本身就具有经济功能。学科细化妨碍了社会学家与经济学家跨学科思考人的行为，前者强调互惠行为的非经济原因;后者关注行为人的“超强”信息收集与计算处理能力。大量的社会互惠行为长期存在部分源于其自身包含经济激励约束机制，同样，企事业单位同事和邻里之间的互惠行为不像市场那样银货两清式的交易，也不是简单非经济原因可以解释的行为。社会学与经济学对日常互惠行为要么司空见惯地忽视，要么以人之常情而视而不见。这种古老且常见社会经济行为现象背后的行为机制值得研究，此机制在经济社会管理中的价值尚未受到重视。此文将尝试研究此类小群体互惠行为存在的特有机理，揭示其在经济社会管理中的应用价值。
二、小群体内互惠行为特征与其机制
各类单位同事与邻里之间发生的日常小群体互惠行为是人们社会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同于市场上发生的互利交易行为。它们之间的显著差别是，互惠行为不需要界定产权，也不需要以货币支付来交割。互惠行为大量发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经济理论家对自利个体机会主义行为破坏性的担忧，也迎合了社会学家所重视的非经济因素情结。大量此类互惠行为的存在本身就暗示，支撑它的背后机制是有效率的，它的成因至少不能简单视为长期形成的非经济因素，如文化宗教等，更不可能是运行成本较高的契约机制。那么这种机制是一个怎样的安排呢?它是如何克服或缓解机会主义行为而有效运行的呢?社会上，特别是小群体中大量互惠行为显示，一般施惠他人的利他行为成本对于施惠者而言是低廉的。为什么会这样呢?经济社会发展使得个人之间的差异超越生理而更多表现为信息、知识与技能上的差异。社会分工越来越细，既包含横向的分工，又涵盖纵向的分工，随之而来的是人与人之间存在日益明显的信息、知识与技能鸿沟。伴随信息与知识“爆炸”，工作与生活对它们的需求往往超越人们自身的拥有量。信息、知识与技能的短缺可能成为制约其工作与生活质量的瓶颈，除了学习之外，互惠行为是一个相对便捷的、成本低廉的缓解短缺的路径。对信息、知识与技能拥有者而言，提供它们的成本是低廉的，且不改变自身拥有量，而对于接受者则可能是受益匪浅。接受者需要这些信息、知识与技能本身就表明，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通过学习获得它们的成本比较高，互惠交换可以实现在信息、知识与技能分工基础上有效交流，并促进分工和提高效率。尽管这样，对大范围的社会来讲，提供者的意愿与主动性依然是一个问题，但是对企事业单位和邻里等小群体而言，这个问题就不会很突出。在工作与生活中，此类群体中的成员交往频率较高。较高频率交往意味着提供者获得回馈的几率增加，提供意愿与主动性自然增加，时空距离优势也使小群体互惠行为发生的整体成本更低廉，同时机会主义行为也受到进一步抑制。“远亲不如近邻”的体会在工作与生活的小群体中普遍存在就是一个佐证。
(一)小群体中互惠行为的成本收益特征
实现互惠合作行为是一方愿意提供帮助而支付成本，同时，另一方获得帮助而受益。这种行为互惠不是单期交易，而是跨期合作，不像市场里的即期交易“银货两清”，因此，它不需要明确交易相关的产权，更不依赖法律制度保障。此种互惠行为合作具备如下特征。1．每次互惠行为的成本与收益对象分立。小群体中的施惠者承担行为成本，而受惠者则获得收益，不像普通交易行为双方同时是成本承担和收益获得者。互惠必然在跨越行为之间实现，一次成本承担者可成为下一次收益获得者;同样，一次收益获得者则可变为下一次成本的承担者。2．每次互惠行为的成本与收益对双方来说是不对称的。这种行为对施惠者来说，成本是低廉的，经常是举手之劳，而对受惠者则是收益较大的。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成本与收益的看法不尽相同。然而，在互惠行为中，一方面施惠者的低廉行为成本使得他们主动地、自愿地实施该行为不需要太计较未来接受者可能发生的机会主义行为，即使发生这样的机会主义行为给其造成损失也有限;另一方面该行为给接受者带来较高收益，接受者也不会轻易实施机会主义行为。一次行为中的施惠者会成为另外一次行为的受惠者，两次或多次行为互惠中，任何一方既是施惠者也是受惠者，通过一次成本低廉的施与行为换来另一次或多次的较高收益接受行为。显然，互惠行为双方因低廉成本与较高收益的不对称性而产生净收益促使其维持互惠关系，而不倾向于采取机会主义行为。3．小群体中高频率互动催生互惠行为。小群体中的成员互动为互惠行为发生提供时空环境。小群体成员在工作或生活中需要进行一系列互动，高频率的互动为其间互惠行为发生创造了便利条件。更为重要的是，高频互动将抑制个体的机会主义行为，继而强化互惠行为的频次。越高频率的互惠行为越可使互惠行为的收益与成本之差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惠及整个小群体，提高整体福利水平。
(二)以心理账户为核心的小群体互惠行为决策
行为经济学研究个体决策并不像经典经济学那样对决策进行精细的成本与收益分析，实现最优化选择。萨勒首先提出心理账户概念，用于分析沉没成本效率(thaler，1980［7］)。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发展了心理账户理论，认为人们在做出选择时，实际上就是对多种选择结果进行估价的过程(Kahneman和tver-sky，1984［8］)。究竟如何估价，最简单的、也最基本的估价方式就是把选择结果进行获益与损失(得失)的评价。同时，萨勒自己也不断完善心理账户理论，他研究得出，心理账户是人们在心理上对结果(尤其是经济结果)的编码、分类和估价的过程，它揭示了人们在进行(资金)财富决策时的心理认知过程(thaler，1999［9］)。科维茨也分析过心理账户问题(Kivetz和Simonson，2002［10］)。难能可贵的是，萨勒一直在持续相关问题的研究(Vandenassem等，2012［11］)。国内外的心理账户文献非常丰富，基于本文的研究特点，不需要详细评述心理账户文献，因此，不再赘述。关于心理账户涵义，不同学者理解不尽相同，但是，基本都接受心理账户的基本特征，即心理账户是决策者对同类决策进行估价、分类和编码以便以后快捷决策。这是心理账户理论成熟的思想。在小群体中，交往频率比较高，互惠行为成本与收益对象是分立的，低廉的行为成本使得此类行为决策不可能进行在精确计算基础上最优化决策，而是通过行为双方对合作对象进行评价，分类通过心理账户编码进行记录，以便以后对类似的行为决策。社会上，偶发互惠行为给行为双方不会留下多少印象和记忆，而且即便有，这种印象和记忆也不会长久，未来双方再次合作的几率很小。小群体中互惠行为的参与者则是见面与合作交流机会甚多，对合作对象进行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评价，形成印象与记忆是必然的。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印象与记忆将直接成为未来互惠行为的决策依据，并形成便捷的决策机制，也就是说，以后相应的决策可以由印象与记忆直接做出，不需要过多地分析思考与权衡。行为者和在其心理账户上印象与记忆良好编码的对象再次合作的决定就变得非常容易、快捷，而不良印象与记忆者被视为不宜合作对象则使得再次合作的决定变得非常困难，这种机制可以有效抑制行为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显然，此类行为决策省去了行为者的信息收集、处理与计算成本，也符合人们日常行为决策的低成本要求。这就是人们日常交往过程中重视“第一印象”的原因。另外，行为者的低廉行为成本使得其可以进行广泛的互惠行为实验，形成更广泛、深入的心理账户记录。这样的心理账户一方面可以避免误判合作对象，校正错误的印象与记忆;另一方面扩大互惠行为对象范围，实现更加丰富的互惠行为。
(三)小群体中的互惠行为机制
前面分析了小群体中互惠行为现实性与特征，并阐释行为人的心理账户如何有效抑制机会主义行为问题。所见的社会学文献并没有详细、清晰地论证小群体中互惠行为机理，在此将前面的分析进行综合，说明互惠行为的机理，提出以成本收益分析与行为经济学视角的小群体中互惠行为理论。互惠行为双方因互惠行为成本低廉都有意愿成为互惠行为发起者，即使因性格原因这种意愿不强烈，也可借助一方的关系人而促成互惠行为的发生。关键在于，双方心理账户机制能够有效抑制机会主义行为，而且每一次互惠行为的发生都会强化双方的互惠激励，使得互惠行为称为双方的“自然习惯”。成为习惯的互惠行为对行为者来说是一个生活工作重要依靠，对小群体整体来说，也是一个信息、知识与技能有效互补合作机制，继而推动行为人进一步深化分工。一旦互惠行为中双方记录良好，那么互惠双方会通过“正反馈”的心理机制强化互惠行为，随之而来的自愿自发互惠行为使得双方不需要识别对方行为而自然发生，这是一个成本低廉的有效机制。随着社会信息膨胀和诱惑增多，受制于信息成本与复杂计算的行为决策比较困难，大量的日常行为决策依赖于便捷的决策机制，互惠合作机制就是这种机制之一。需要说明的是，小群体中的互惠行为是个体之间自愿自主进行的，外在力量可能破坏心理账户机制的功能，难以有效抑制机会主义行为。这样可能使得小群体中的互惠行为机制失去效率，存在利益竞争的同事间往往难以维持互惠行为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邻里间比企事业单位中发生互惠行为更为普遍的一个原因。
三、小群体互惠行为机制理论的应用
令人遗憾的是，现实中企事业单位劳动管理遵循科学管理和经济学中的新制度经济学契约精神对劳动进行量化管理。它通过明确划分员工劳动边界与绩效考核评价方式进行显性或隐性契约方式管理。这样就忽视了不能量化的劳动合作的贡献，继而伤害了劳动效率，不利于员工通过互惠合作行为自然实现信息、知识与技能互补。［12］不完全合同理论发展是经济学的自我修正，但不完全合同依然没有改变新制度经济学中经济激励约束的最优化思想，因此员工互惠合作行为被排除在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分析框架之外。随着经济复杂程度提高，企业效益与竞争力越来越依赖员工创新能力，大量的创新需要通过团队劳动而不是孤立个体行为来实现。成员的信息、知识与技能互补是团队劳动效率的基础。信息、知识与技能互补不可能通过行政管理与合同契约实现，有效的劳动团队必须是一个成员互惠合作的群体，高效益的企业也必须存在一个广泛互惠合作行为的群体。企业是经济组织，也是社会小群体，员工也具有社会性，这种社会性能够发挥很好的经济功能，经济学家需要关注经济激励与约束之外非经济行为机制的经济功能。小群体中的互惠行为机理理论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也有应用价值。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企事业单位劳动管理问题越来越突出。员工的信息、知识与技能越来越专业化，与其劳动所涉及的信息与知识等相关要求越来越不匹配，员工在这方面互惠合作是一个缓解不匹配状况的重要、有效的方式。［13］再加上企业员工创造性是一个企业发展的核心，创造性劳动实施不可能依赖员工个体单独完成，信息、知识与技能限制个体员工进行创造性劳动，员工之间互惠行为机制有助于他们形成一个自愿合作小组，实现信息、知识与技能互补，促进创造性劳动，提高企业竞争能力。小群体互惠行为机理理论对于改善企业劳动管理，激发员工创造性劳动有启发作用。将该机理理论运用于企业劳动管理中，相关管理制度需调整和改变体现在如下方面。首先，员工的劳动边界模糊化促进互惠合作行为。明确员工劳动边界需要承受较高的信息与管理成本而变得不可能［14］，而且劳动边界明确将使有关员工劳动自主与自愿合作空间缩小，不利于互惠行为发生。一定程度的劳动边界模糊化会诱发相关员工自主协商与互惠合作解决相关问题，促进他们在信息、知识与技能上互惠交流，增加交流频率，形成互惠行为紧密的小群体。其次，避免过度量化劳动考核评价。过度量化劳动考评将破坏企业这样的小群体中的互惠行为机制，尤其针对员工个人考核更是如此。当然，适当对劳动团队量化考核则有助于推动互惠行为。过度量化个体劳动的考核忽略了劳动合作精神等隐性因素，过度量化考评将窒息合作精神，破坏互惠行为机制的根基，但它们对劳动效率的提高至关重要。最后，推进劳动与创新任务的项目化与团队化管理。企事业单位将复杂劳动与创新任务的要求、评价方法以及报酬以公开竞争与契约方式交给项目与团队负责人，由项目与团队负责人自主组成劳动或攻关小组实施，决定小组内的劳动分工与协调、劳动报酬分配。这种方式既可简化劳动管理，也将激励企事业单位员工自愿加入互惠合作的小群体。以负责人牵头的小组可以形成互惠合作行为机制，由于这是开放性的群体，所以包括负责人在内的所有成员之间没有固定契约与行政关系，而且其他成员未来可以退出这个群体，因此能够有效抑制机会主义行为。这种制度安排不仅发挥相对产权明晰的团队劳动契约化管理的效率，同时发挥团队内互惠合作行为机制的效率，继而实现创造性的劳动管理。
四、结论与建议
这里无意全面否定科学管理与新制度经济学关于经济激励与约束在劳动管理中的作用，而是关注小群体中互惠行为，尝试研究互惠行为背后的机理。历史地看，市场交易机制之前，社会互惠合作就已经存在了，市场交易在社会中孕育发展并不表明市场交易机制完全取代社会互惠行为机制，也不意味着社会互惠行为机制已经完全失效，相反，市场交易机制能弥补传统社会互惠合作机制的不足。在一定范围内，古老的社会互惠行为机制依然有效，人的社会性与生理性特征使然。这里的研究将行为经济学中的心理账户理论应用于互惠行为分析，此分析与日常互惠行为非常切合，它意在深化社会学中社会交往理论关于互惠行为的理解，跨越学科藩篱研究日常的互惠行为。小群体互惠行为机理由三部分组成:行为成本与收益分立与不对称机制;小群体中行为人较高频率交往机制;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的行为人心理帐户机制。小群体互惠行为机理理论表明，互惠行为有自然动力与激励机制实现小群体内信息、知识与技能互补，不需要额外的经济激励与劳动管理。主要建议如下。
1.经济学家需关注微观现实行为，善于借鉴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研究成果使其研究更具现实性。经济学的优美数学结构一定程度上使得“经济学科学化”程度日益提高，同时过滤掉大量现实微观行为，降低了经济学解释现实的能力。恢复人的生物性与社会性是经济学家面临的挑战，经济学家需要和其他学科的科学家合作，发展具有现实微观行为基础的经济学。
2.检验经济学理论科学化程度的标准不在于其数学化程度，而是其理论能否经得起实验或实践“重复验证”。解释行为的经济学理论需要在实验或经济实践中得到重复验证，这才是理论科学性的圭臬，而不是其数学形式逻辑。一般认为在经济实践中重复验证经济理论比较困难，但是神经生理学及其研究工具的发展显示，神经经济学将使经济行为理论具备实验重复验证的可能，而且在正确的方向上推进经济学的科学化进程。完全不同于数理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为此所做的努力，它给经济学注入的是科学精神，摒弃了追求形式逻辑的科学主义。
3.经济学应该承认人的一些社会行为具有经济功能。经济激励与约束不是唯一有效的经济行为机制，也不一定是最优机制，很多社会行为机制也可有效激励与规范经济行为。发挥社会行为的经济功能不仅可以改善个人的生活工作状况，也可减少社会的资源消耗，小群体互惠行为就是其中之一。经济学家自身需要摒弃经济学帝国主义，关注传统社会里各种行之有效的经济社会机制，它们曾经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的机制，在一定范围内修复这些机制不仅有经济价值，也可夯实市场经济的根基。
4.企事业单位的管理决策者以及实施者借鉴小群体互惠行为机理理论改善劳动管理。尊重劳动者的生物性与社会性是有效劳动管理的前提，遵循小群体互惠行为事实调整劳动管理体制，能使互惠行为助推本单位劳动效率的提高。
参考文献：
［1］严维石.新制度经济学企业信息范式困境与其出路———基于经济社会学的一个批判［J］.经济评论，2013(6):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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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心得篇3
【关键词】广义虚拟经济就业理论
广义虚拟经济是同时满足人的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并以满足心理需求为主导，以及只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经济的统称（林左鸣，2010）。人类社会已经由传统的物本经济时代进入了广义虚拟的人本经济时代。广义虚拟经济作为新经济前进的方向，它的发展影响一国经济的转型和结构调整，进而作用于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关乎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个层面，就业问题也一直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因此，现阶段，在总结现有就业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广义虚拟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提出新经济时代的就业理论，对于缓解我国就业难、就业不均衡的现象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
一、西方就业理论发展
纵观西方经济学关于就业理论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从供给与需求的角度分析就业的数量效应，较少学者对就业的结构和质量进行深入探讨。
关于就业数量的相关理论，主要包括萨伊定律、凯恩斯的就业理论、菲利普斯曲线、货币主义就业观点、供给学派就业观点。其中：萨伊定律指出供给会自行产生需求；凯恩斯的就业理论认为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抛弃自由放任的传统政策，政府必须运用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菲利普斯曲线指出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着反方向变动的关系；货币主义就业观点认为要降低自然失业率，必须要充分发挥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的自由竞争的积极作用；供给学派就业观点否定了凯恩斯“有效需求不足”的基本论点，转而从供给面寻求实现充分就业的途径。
关于就业结构的相关理论主要是配第—克拉克定理和库茨涅茨的研究。配第—克拉克定理指出，随着经济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三次产业的国民产出和劳动力的比重会不断的变化，即随着产业结构升级，会引导就业从第一和第二产业流向第三产业，推动第三产业就业结构比重增加；库兹涅茨把三次产业分为“农业部门”、“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部门所占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趋于下降，而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所占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趋于上升。
在国外劳动经济学领域对于就业质量的研究最早开始于美国。20世纪70年代，美国最先出现“生活工作质量”的概念（Delamotte，Y、takezawa，S，1984），但其侧重于研究工作质量对生活质量的影响，而不是工作本身，直到后来提出“体面劳动”（源于国际劳工组织）、“工作质量”（源于欧盟委员会）、“高质量就业”（Schroeder，F.K，2007）的概念，研究的重点才转向工作质量对工作本身的影响。
二、国内就业理论发展
国内关于就业数量的研究也比较多，周天勇（1995）肯定了经济发展与就业互动关系，认为经济的持续增长能带来就业水平的提高并能最终消除失业现象；赵建国（2003）通过对我国就业点弹性的研究，得出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很好地拉动了就业；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2007）在论证经济发展与就业的关系时得出经济发展率与失业率变化之间没有显著关系的经验结果。
关于就业结构的研究，蒋渔等编写的《中国就业结构的研究》（1986）是国内关于就业结构研究最早的著作，书中描述了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就业结构的现状、特点和成因，并简要分析了我国就业结构未来变化的趋势；袁志刚、龚玉泉（2001）通过实证分析表明，第三产业的发展能够有效的吸纳第一、第二产业的剩余劳动力；周建安（2006）指出，产业结构及其演变决定了就业结构及其变动，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对应什么样的就业结构；蔡昉（2007）从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流动方面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业结构的发展，认为产业结构的调整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创造了积极的条件。
国内关于就业质量的研究开始于二十世纪末，但直到目前，国内学者仍然没有过多地对就业质量进行系统性研究，大部分主要停留在对就业质量的内涵和评价的基础性研究阶段。国富丽（2005）是较早开始关注就业质量内涵的国内学者，她分别对国内和国外提出的就业质量的相关概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李军峰（2003）提出了就业质量的九要素理论；刘素华（2005）提出了4个维度17个指标的评价体系，并在2007年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阐述了全球化对我国就业质量产生的影响。
三、广义虚拟经济下的就业理论
上述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对于就业理论的研究都只适用于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一定的经济结构。而目前，广义虚拟经济快速发展，并占据了整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广义虚拟经济的就业理论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本文将从广义虚拟经济就业的数量效应、结构效应、质量效应以及广义虚拟经济与其他相关产业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广义虚拟经济与就业的关系。
1、广义虚拟经济就业的数量效应
传统的物本经济时代，劳动、资本和技术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要素，然而随着经济不断的发展，劳动效率不断提高，资本和技术替代了劳动力，这对就业产生了替代和挤出效应，从而导致了“经济高速发展下的就业零增长”现象。要改变资本和技术对劳动的这种替代关系，就得进一步调整我国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传统的“物本经济”是以满足人的生理需求为主的，存在着需求瓶颈和资源供给限制，在产量一定的情况下，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和利润最大化的选择，厂商通常会选择用高效率的大机器来替代劳动力，而这一行为无法从根本上摆脱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与劳动就业减少的替代关系。而以满足人们心理和精神需求为核心的广义虚拟经济是“人本经济”，遵循价值不守恒原理，虚拟价值具有非边际化特征（林左鸣，2011），不存在需求约束和产量限制，生产要素以高智力、多知识、富信息的人力资本为主（胡延杰、周宁，2011），且其劳动生产率高于一般机器设备，厂商没有必要也不会选择设备资本代替人力资本，从而从根本上摆脱传统的技术进步与劳动就业的恶性循环陷阱，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和谐成长。
2、广义虚拟经济就业的结构效应
广义虚拟经济的经济活动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经济活动。人的心理需求范围很广，包括财富、娱乐、健康、文化等，而满足这些心理需求的产品或服务行业大多集中于第三产业和广义的文化产业。因此，按照配第一克拉克定理，随着广义虚拟经济的发展，就业结构也将不断得到优化和升级。近几十年，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社会的生产率得到极大的提高，物质产品不断丰富，人们的需求正在从满足其生理需求的实体产品为主转向满足其心理和精神需求的虚拟产品为主。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经济形态也正在从传统的物本经济统治时代转变为广义虚拟经济主导时代。当人们的生理需求（物质需求）得到基本满足直至极大满足时，心理需求（精神需求）就会浮出水面并逐渐占据重要地位。而人们对物质和精神产品需求的此消彼长的变化，将引起前者收入需求弹性的不断下降、边际报酬递减和后者收入需求弹性的不断上升、边际报酬的递增，使得从传统实体产品生产部门释放出来的就业人口不断流向虚拟产品生产的广义虚拟经济部门，为其注入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并进一步推动其发展壮大，形成产业结构升级和就业结构优化的良性互动格局。
3、广义虚拟经济就业的质量效应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将劳动力市场划分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力市场，因而也被称之为“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其中，主要劳动力市场具有工资高、工作条件好、就业稳定、安全性好、管理过程规范、升迁机会多等特征，就业质量较好；次级市场所提供的职位则恰好相反：工资低、工作条件较差、就业不稳定、管理制度不规范、没有升迁机会，就业质量较差。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一般高于均衡水平，竞争性不足；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一般接近均衡水平，竞争性强。广义虚拟经济是主要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经济，由于其涉及的产业特殊性，其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较高。广义虚拟经济的要素投入是能够创造虚拟价值的人力资本，提供的是具有一定核心竞争力的“非无差别劳动”，即人类在经济活动中所付出的不能简单的由时间进行通约和衡量的那一种智慧活动（林左鸣，2010）。
由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存在，随着产业结构升级所释放出来的剩余劳动力想要进入广义虚拟经济产业就业，就必须进行相应的培训和学习，掌握这些行业的相关知识，从而跨越这道门槛，进入劳动条件较好的经济部门。劳动者从传统的物本经济的次级劳动力市场不断流入新兴的广义虚拟经济高级劳动力市场，推动了整体的劳动力质量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对整个就业质量乃至社会福利进步有着明显的积极意义。
四、结语
在广义虚拟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传统的就业理论已经不能很好地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只有把握时代的脉搏，以新经济时代的就业理论——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为指导，大力发展广义虚拟经济，才能促进我国就业的数量增长、结构优化和质量提高。
（注：基金项目：广义虚拟经济研究专项资助项目[项目编号：GX2011-1028（m）]。）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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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心得篇4
一
众所周知，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有什么样的价值论，就有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劳动价值论及其中的剩余价值思想，而西方经济学的基础是均衡价值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然以马克思价值论为经济学基础。同时我们也应与时俱进，以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基本思想为基础，而创造出符合中国实际，又有更全面解释力、更富现实意义的价值论。
这种价值论的创新，我们可以贴切地称为“构建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论”。因为，经过5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近30年的经济发展，经过各种艰难曲折的波动历程，我们已经充分意识到，构建一个科学发展观，使经济发展更加科学，更加符合社会现实与经济运行的规律性，避免重新陷入计划经济所造成的扭曲局面，也避免市场经济中常见的供求波动，实现既快又好又省的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此，科学发展观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升华，意味着对今后中国经济发展更加成熟的思考与掌握。
科学发展观具有非常丰富的含义，如变粗放型增长为集约型发展模式，变行政主导经济为市场主导经济，变城乡分割与地区、部门分割为城乡统筹、社会协调和谐地发展，变资源环境损耗性发展为可持续发展。总理指出：“科学发展观的实质，是实现又快又好地发展。”这是精辟之言！发展是第一要务，发展要既快又好，特别是要“好中求快”，如果没有“好”，也很难“快”起来，甚至会走回头路，走“透支后代利益”的名义上快实际上慢之路。
科学发展观具有如此丰富的意义，其带根本性的意义是什么？是：以最小耗费获得最大效果。没有这种效率性，及它所带来的大量廉价财富，就不可能有足够的条件去维持科学发展观的其它意义所表征的现实性，比如，就不可能维护好社会协调和谐地发展，就不可能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发展是硬道理”的意义，从经济学来说就是生产出大量廉价财富以供给社会需要，减小人们的“生存竞争”程度，减少社会矛盾，维持社会更高水平的生活。
科学发展观的价值论并非是无中生有地产生，回顾中国经济学发展史，我们也曾经见到这种价值论的核心构想的表述。这个表述就是中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所表达并一贯强调的价值观。孙冶方主张“社会主义经济应从产品两重性（使用价值和价值〕分析起：价值是生产费用（劳动花费）对效用的关系；价值这个概念应贯穿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各个篇章：用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经济效果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红线”。（《中国大百科全书》光盘[1•1版]，《经济学》，“孙冶方”条目）“用最少消耗取得最大效果”，就是科学发展观价值论的核心思想与基本精神。在此将孙冶方的“劳动消耗”改为“消耗”（或称“耗费”），以使这种消耗（耗费）的意义扩大化，从而使“最小消耗”包括到人类劳动以外，包括到所有自然资源中去，这并非是没有意义的。在此同时，所有的资源耗费，都可以归结到人类劳动的耗费上面，都可以归结为人类所付出的代价耗费。因为资源的耗费，体现为人类为寻找、开采、使用与修复所遭到损害的环境所耗费去的人类劳动，体现为人们今天和将来不得不为资源问题支付更多的费用，从而支付更多的劳动时间，损失更多的增进生活的条件。同样，将“最大经济效果”改为“最大效果”，也具有相应意义，因为，“最大效果”并不仅仅包含经济效果的最大化，而且也包含社会效果的最大化。
今天，针对中国经济的粗放方式，针对“黑色增长方式”，我们更迫切需要强调这个“最小消耗”，以最节省资源的方式而获得最大的经济效果。二
科学发展观价值论强调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一个方面是“最小耗费”，另一个方面是“最大效果”。它的统一体就是：用最少耗费取得最大效果。这一点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两者共同具有的“生产率”观念是相吻合的，它就是“一定成本支出能够获得更多产量”这种“提高生产率”的另一种表达形式。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枢纽”就是“劳动二重性”。因为它揭示并强调了：在纷繁复杂的各种具体的有用劳动形态中，存在着人类劳动的一种共性，即耗费性，这种劳动耗费性普遍地抽象地存在于所有这些具体的有用劳动形态中，所以又称为“抽象劳动”。可见，我们不能将劳动二重性单纯理解为“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而要理解成“有用劳动”与“耗费劳动”。其中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侧重点是“耗费劳动”而不是“有用劳动”，它是通过有用劳动去揭示耗费劳动的存在与作用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实质，是研究人类耗费劳动的付出及其补偿的问题。
按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所表述过的“商品的价值与生产出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原理，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意义，实际上是人类耗费劳动的凝结与物化，而不是有用劳动的体现（当然，在他看来，劳动必须是有用的，才能形成价值）。由于耗费劳动的“单位耗费性”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下降，因此得出上述“反比”原理。所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意义，与科学发展观价值论中的价值意义是吻合的，它们都揭示了价值是人类耗费劳动的凝结与物化形式。
不过，需要发展的是：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概念对“用最少消耗取得最大效果”中“效果”这方面的意义并不充分。所谓“效果”（首先是经济效果），首先是指产品的效用（使用价值）方面，然后指在一定产品效用前提下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如通过交换所实现的利润等；再后指经济效果所带来的社会效益。而一般被人们看成与劳动价值论相对应的“效用价值论”则相反，它侧重于产品的效用方面而忽视其“消耗”方面。在价值论领域，不仅效用价值论，而且要素价值论也侧重于产品效用方面，但对产品的消耗方面有所忽视（不过也有人从消耗对人的“负效用”角度来将效用的意义扩展到“消耗”性上，并且试图以此整合与取代劳动价值论）。与之相对应的是劳动价值论与成本价值论，它们侧重消耗方面而忽视效用方面。科学发展观价值论，由于以“用最少消耗取得最大效果”为核心思想，所以对这两方面的价值意义具有必然性的整合。因此它既是劳动价值论的发展，也包含着效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等等理论的合理内核。
今天，“机器创造价值”的要素价值论对劳动价值论形成了很大的“攻势”，它以日新月异的科技因素之巨大作用来证明，马克思“商品的价值与生产出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的反比原理是不对的，因为，通过科技力量所形成的更高劳动生产率，使产量大幅提高，从而创造了更大价值与更大利润。但是，要素价值论中侧重于“效用”的价值观与劳动价值论中侧重于“消耗”的价值观，是不一致的，它们的“价值”所指称的对象并不相同。在劳动价值论看来，由于科技的作用而提高了生产率，从而使单位耗费所生产的产量更大了，每个产品所包含的（“消耗”意义的）价值必然缩小；所以我们才看到：每当社会生产率提高，相应产品的价格就会下降。而在要素价值论看来，由于科技作用使产量提高，产品所包含的总使用价值量增大了，因此，科技能够创造更大（“效用”意义的）价值就非常明显，不容否定。可见，这两种经常显得对立的价值论，实际上各有自己的道理与合理性，也各有自己的存在地位，自己的局限性，不可越位与错位。不过，它们之间的一个交叉点则构成了两者矛盾之处，因为：更高的产量是否一定意味着更大的市场价值与利润总量呢？要素价值论希望看到更大的产量具有更大的市场价值与利润总量，但劳动价值论却证明，无论产量大小，其市场价值都是不变的，因为它所耗费的人类劳动（包括物化的人类劳动形态）不变。这一点也是马克思所明确指出的，比如他上述的“反比论”就包含着这个意义。三
劳动经济学心得篇5
关键词：新劳动合同法；人力资源管理；薪酬管理；制度建设
中图分类号：DF472；F2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8-0180－02
中国的人力资源管理是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劳资之间的力量差距越来越大，劳资冲突突出，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下，劳动合同法应运而生。中国在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方面还很落后，劳资关系管理非常薄弱。而在市场经济国家，人力资源管理最中心的内容是劳资关系的协调。现有人力资源管理的工作主要是成本控制，导致了劳动者对企业的忠诚度很低，员工流动率很高，劳动关系不稳定。所以，很多企业对新法要求签订长期劳动合同都不能理解，其实长远来看企业会发现其中的好处。中国人力资源管理历史转型过程中，面临着空前的挑战和全新的战略机会，劳动合同法对一个组织来说，即是挑战，也更是机遇。
一、劳动合同法颁布的历史背景
《劳动合同法》产生的背景和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常凯教授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经济原因、社会原因和政治原因。
1.经济原因。30年的经济高速持续增长，中国很大程度上发挥了劳动力价格低廉的比较优势，但这样的路不可能永远走下去。在经济原因上新法传递的信息是：国家引导、鼓励企业创新以保持经济持续增长，而不再鼓励企业仅仅是依靠劳动力价格比较优势保持经济增长。中国如果想保持经济的高速而又健康的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是急迫的，必须完成的任务。
2.社会原因。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全社会的财富大大增加了，但社会不公平的问题突出了。贫富两极分化引起的社会矛盾已经影响了全社会的经济稳定与和谐发展。以往中国宪法所规定的按劳分配原则，实际上已经被按资本、权力分配的趋向所替代，而且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在社会原因上新法传递的信息是：企业不能无限制地扩大资本与劳动分配的差距，不能以过分牺牲劳动者权益的代价换取企业的财富增长。
3.政治原因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要充分考虑大多数人的利益，如果大多数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那么社会主义的基础就会动摇，中国共产党的基础就会动摇。在政治原因上新法传递的信息是：国家不能容忍企业蔑视法律，不能容忍企业在对待劳动者的待遇上蔑视国家的权威，不能容忍企业损害国家的人力基础。
二、劳动合同法对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挑战
1.关于劳动合同的签订问题。在劳动试用期的期限上，新法做了极大的细化。比如，劳动合同1年之内的，试用期不超过1个月；为了防止企业以连续签订合同、连续规定试用期损害劳动者利益的行为，规定了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仅仅约定试用期的合同不成立，视为劳动合同期限；新法还就无固动期限劳动合同的签订做出了更有利于劳动者的非常明确的规定。
2.关于经济补偿金问题。在延续以前的关于经济补偿金的部分规定基础上，新法还扩大和提高了经济补偿金的支付范围和金额。比如，以前规定的经济补偿金最长不超过12个月，现在不再有这个限制，而是按照劳动者的实际工作年限支付经济补偿金。以前的规定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新法规定，用人单位提出解除劳动合同与劳动者协商一致的也要必须支付经济补偿金。另外，劳动合同期满不再续签的，用人单位也要支付经济补偿金。新法还规定，以上经济补偿金如果用人单位不按期、足额支付，劳动部门在责令限期支付仍不支付的情况下，用人单位要按照应支付的50%～100%加付劳动者赔偿金。由以上可见，新法关于经济补偿金的规定，对企业的压力显然加大了，成本也增加了。
3.关于违约金问题。新法只规定了两种可以约定违约金的情况：第一，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违约金；第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就保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进行约定，并就劳动者违反约定要求其支付违约金。除此之外，用人单位不得与劳动者约定由劳动者承担违约金。这在法律上明确禁止了企业在与劳动者签订合同时违法要求劳动者支付各种违约金，极大地保护了劳动者的权利。
4.关于企业的法律责任问题。对于用人单位违反新法的行为制定了严厉的惩戒措施。比如，超过一个月未满一年未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的，要向劳动者每月支付2倍的工资。再比如，应当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而不订立，按照应当订立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2倍的工资。还有关于用人单位不给劳动者合同、违法规定试用期、扣押劳动者证件、不予办理档案转移手续、非法收取劳动者财务、拖欠工资、加班费、经济补偿金等等企业违法损害劳动者权利的行为，新法都相应地制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使得企业在侵害劳动者利益时所付出的成本高于其因此获得的非法利益，有利于企业规范劳动管理制度，严格遵纪守法、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
三、中国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现存的问题分析
1.现行人力资源管理对成本控制过于重视，忽视劳资关系的协调。人力是能够创造更多价值的资源而不是成本，企业对人的管理强调通过“控制”和“服从”来实现人与事相适应，而忽视人才能的发挥，把人看做是成本而不是可供开发的资源，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节约成本上，忽视员工培训开发；实行传统的人事管理使人不能尽其才，缺乏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企业的种种做法，使得劳资关系紧张，员工缺乏对企业的认同，导致人力资源的潜力无法得到发挥。
2.现行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文化培育不足。优秀的企业文化是成功的人力资源开发管理的重要依据。但若使一种文化能深入人心，普遍被接受不是件容易的事，它的形成需要长期的探索和磨合，而且要适合企业且能促进其发展，同时还要能感染每个员工，并突出自己的特色。中国企业由于战略缺位、初始条件、经济宏观及微观的局限性等限制性原因，企业文化建设有着相当的困难，最终破坏了员工的工作环境。
3.对绩效管理重视度不足，没有建立较好的科学的绩效管理体系。实施科学的绩效管理已经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一项重要的手段和工具，成为企业充分利用资源、培育核心竞争力、获取竞争优势的一条重要途径，对企业实现制度性的可持续发展起着显著的支持作用。但具体实践中，却存在各种问题。绩效考核体系设计的非科学性、绩效考核标准模糊化、绩效考核角度的单一、考核过程的形式化等都在中国企业中有着不同程度的表现。
四、对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几点建议
1.塑造良好组织文化，建立合理的薪酬结构。新法提高了劳动者的地位，赋予劳动者更多的选择权。因此，对所有的企业来说，吸引和留住核心员工将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内容。新法虽然对于企业终止劳动合同设置了种种限制，规定了很多的赔偿条款，但是对员工与企业中止劳动合同，只是在第九十条有所规定：“劳动者违反本法规定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违反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保密义务或者竞业限制，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员工转换工作变得更加容易，而企业对于员工转换工作的限制越来越小。通过提高薪金的方法来吸引员工，只会使得员工的忠诚度下降，企业间陷入工资竞争的恶性循环。要吸引和留住核心员工，企业需要科学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塑造良好的企业文化、设计科学的薪酬结构来吸引留住核心员工。
2.建立合理有效的薪酬制度。由于新法规定企业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时需要规定劳动报酬，另外向员工支付经济赔偿也以员工的工资作为标准，因此，企业应更加注重全面报酬体系的观念。在降低基本工资的情况下，为了对现有的员工进行有效激励，企业会重视除工资外的其他薪酬构成要素。
要加大绩效加薪和浮动薪酬的比例，注重员工持股等长期激励报酬；福利对员工的激励作用有限，企业应按法律的基本要求为员工缴纳基本的社会保险，同时设计合理的带薪休假制度；企业应更加注重灵活的工作安排，更加关注员工的健康，并在员工需要援助时向员工提供一些支持和帮助；企业应提升绩效管理能力，对于绩效计划、绩效监测和绩效反馈等环节不断改进，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职业发展与晋升机会是企业需要关注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员工技能的培训、工作训练和指导以及更多的职业发展机会，会使员工在选择企业时不再过高关注薪酬因素。同时，新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使得组织定期培训也成为企业留住核心员工的重要方法。
3.选聘人才，组织培训。在招聘环节，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会比以往投入更多精力。根据新法规定，企业解雇员工需要向员工支付一定的经济补偿，这会直接导致企业在招聘时会比以前更加谨慎，“宁缺毋滥”的思想会成为企业人力资源招聘部门的重要原则。招聘人力资源部负责人时首先要选聘既懂法又有经验的人才，并聘请劳动法专家对用人单位人力管理人员进行新法培训。加强对招聘体系的管理，企业需要建立起一套素质模型，便于企业招募到符合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符合岗位核心素质、能力要求，同时又符合企业未来发展战略的人才，防止因为招聘不慎为企业带来损失。
4.严格制定劳动规章制度，明确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新法会促使企业加强其内部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建设。因为新法规定，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或者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的，企业才能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关系。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建立起一套严格的内部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为每个职位制定科学的职位说明书和清晰的绩效指标，明确定义什么叫做“不能胜任工作”，什么叫做“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否则，面对员工提起的劳动合同诉讼，企业将会非常的被动。
五、结语
总之，只要我们的人力资源管理者在制定人力资源的架构时已经充分地考虑了企业和员工双方的利益，而不是纯粹从企业利益出发，就不会在面对新法时有失措之感。
参考文献：
[1]新劳动合同法助推人力资源法制化管理[n].中国证券网―上海证券报，2007-11-09.
[2]黄海东.劳动合同法下的人力新资源[eB/oL].成都钢铁网，2007-12-3.
[3]新劳动法下的人力资源管理[eB/oL].新浪财经，2007-12-19.
劳动经济学心得篇6
我们回顾整个西方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从亚当·斯密开辟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先河到西斯蒙第高举人本主义经济学的旗帜再到马克思《资本论》的问世，可以说将人本主义的理念发挥到了极至。也正是基于对人的深切关怀，哲学与经济之间才结下了某种不解之缘。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哲学的观察方法是“从现实的前提出发，而且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于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下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马克思全部经济学遗产，从最早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其顶峰著作《资本论》，无不蕴涵着对人的尊严、自由和权利的执着追求，无不渗透着深切的人文关怀。它们不仅对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社会主义来说具有深刻的意义，而且对一般的经济学、哲学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克思的学生、后仰者们通过对这一理论体系的继承、运用和发展，使得其日臻完善与成熟。那么，我们有必要对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作以具体的探讨。
1人本主义和经济学的统一
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始于他对哲学问题的思考，科学的人本主义是他对经济学研究的根本观点和方法。自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一系列重要科学发现和社会成果的取得都是建立在透过人本身来观察、理解和洞悉人类社会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曾高度赞扬这些成就所具有科学性的观点和方法，称之为“人本主义”。他批判地继承历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史上的人本主义，形成以“实践”和“劳动”为人的主体活动和本质的唯物辩证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即科学的人本主义。他一方面从人本身及其劳动来理解一切社会经济现象及其本质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2]，并据此来阐明实际的经济运动；另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着的社会经济关系来认识人的丰富的现实性，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并以此来衡量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切进步。人本主义的哲学传统和经济学的统一，使他对经济关系的研究和对人的研究达到了完全的统一。也正是基于这种统一性，马克思在探讨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同时，更深入探讨了人。
无论是亚当·斯密的本性论抑或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工具主义，基本上都是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来解释一切经济现象，与此相对立，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是从“经济关系人格化”出发，强调对人的动机和行为作出历史的具体的解释。如马克思所说的：“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自然是出发点。”[4]鉴于方法论的不同，对人的动机、行为及其经济现象的解释自然也就产生了根本的差别。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作为社会的个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以往历史的结果。“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5]因此，历史地具体地分析经济活动中的人及其动机和行为，便构成了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相反，西方经济学则排斥对经济活动中的人作出历史的具体的研究，导致了其经济分析中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其动机和行为只能由这些经济范畴所涵盖的经济关系来解释，经济关系的客观内容便成了经济主体的主观动机。
此外，马克思从社会的个人出发来考察经济问题，则必然要考虑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史延续性。与之相悖，西方经济学则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把自利性和理性作为解释一切经济现象的万能钥匙，又势必排斥经济范畴的历史性质，把特定的历史的生产方式当作永恒的自然形式。马克思认定人与物的关系是物质生产的内容，作为人与人关系的中介是经济关系的构成部分。但，他更侧重于研究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来丰富对人的现实性的认识，包括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经济活动的动机和行为，并通过分析这些动机和行为实现的社会形式，揭示特定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2“异化劳动”与经济学中的人本性质
马克思并不否定古典经济学对劳动、资本、地产互相分离以及私有制和物化社会的交换、分工、商品价值等所作的客观描述，而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揭示了经济学以劳动为根据的人本学性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系统地阐述了此观点。在他看来，古典经济学虽然确立了劳动是财富的主体本质，但它只关心劳动的某种经济意义，不考虑劳动的属人性质。它的无批判的前提和非历史观的形而上学性质，使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和最初的形式，作为同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了，并通过对“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的分析肯定了私有制，从而肯定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掩盖其非人化后果。因而，古典经济学所理解的劳动并不是真实的人类劳动，而是异化劳动。它实质上是在劳动的概念上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
“异化劳动”概念的提出，成为马克思批判地研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成果。它既分析和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又着眼于把人摆在首位和对现存社会进行价值评判。因而，自古典经济学之后，与西方经济学抽象掉劳动概念的人本性质，降低劳动范畴在揭示人的本质、人的社会经济关系乃至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中所处的基础地位不同，马克思的批判强化了劳动范畴在其经济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也强化了其经济学的人本性质。
这种批判首先使反映经验事实的经济学范畴得以从人的劳动及其本质来揭示其发生和发展的逻辑。马克思将经济学的客观范畴直接回归至人的本质活动的根源，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异化劳动同人类发展的关系问题，通过异化劳动来解析私有财产及其经济范畴的本质和起源，并把其理解为发展着的历史本身产生出来而又加以扬弃的历史暂时现象，使这些范畴得到合乎历史主义原则的解释。马克思说：“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发现其中每一个范畴，例如商业、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6]这条线索开辟了直到《资本论》的全部马克思经济学的批判研究的道路。
同时，这种批判还使经济学得以全面展开关于经济异化和人的发展的研究。在异化劳动概念上，马克思深刻分析了劳动产品同劳动者异化、劳动本身同劳动者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异化、人同人之间相互关系的异化等客观的经济异化现象，提出了工人的解放至人类的解放是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的扬弃，而这种扬弃只能是私有财产充分发展的结果。这揭示了私有制条件下财富的积累和劳动者的非人化发展的矛盾，也为当代人思考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关系提供了基础和基本结构。
3马克思经济思想人本主义的现实意义
哲学思维的最大特点在于反思，其本身即融合于对（下转第6页）（上接第40页）人类生存问题的深切思考，是对人性在生活领域的深刻反省，是人的生存活动面向理性的逐步展开过程。大自然肯于把自交给人类，信赖的也主要是奠基于人性根基的这个理性自我反省的能力。于此，我们应看到经济活动本身又蕴涵有许多“非人性”的因素，会自然产生一种趋势——导致人性的扭曲或者说人的异化。功利原则和效率原则是经济活动的两条基本原则。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两条原则的结合，表现为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不讲功利和效率，人类社会就不可能进步。然在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形式的物本主义，容易使人变得自私和贪婪，这两者的结合便是人的罪恶之源。如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及《道德情操论》中所总结的那样，人性中既有“野兽”又有“天使”的一面。前者，人是利己的；后者，则强调人的同情心。如此利己与利他、私欲与道德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人的利己性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人本身的发展还处于“物的依赖性”的社会背景下表现出来的人的行为特征，一个符合人性的社会就应该承认人利己行为的合理性。“物质文明是经济发展的硕果，人间罪恶也有其经济根源。”[7]在私有财产存在的条件下，只要有经济活动，就会有自发产生恶的趋势。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经济活动是把双刃剑。
劳动经济学心得篇7
关键词：劳动经济学劳动社会学角度
劳动经济学是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和研究，要求必须有市场的存在。一般使用实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建立两个假设：一是稀缺性，资源是有限的，劳动力资源也是有限的；二是人是有理性的，即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表现在货币和非货币方面，作为理性人的企业则追求利润最大化。
劳动社会学是一门立足劳动社会，研究劳动者、劳动者行为、劳动关系、劳动组织、劳动制度和劳动社会过程，揭示劳动社会的结构、功能及其运动规律的分支社会学。
所以对于涉及劳动领域的相关问题，两者从看问题的角度、想达到的目的都有所不同，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1.劳动者还是劳动力
劳动社会学是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研究劳动问题，而劳动经济学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劳动问题，因此，劳动力在两个学科中的内含有很大的区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劳动社会学中用“劳动者”来代替“劳动力”更加合适，“劳动者”和“劳动力”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1劳动者是否同质
在劳动经济学中劳动力被假设为是同质的，而在劳动社会学中，劳动者则是非同质的，而是有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特征。在一般的劳动经济学对劳动力的分析中，它隐去了劳动力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特征，认为劳动力相互之间没有差别，在劳动经济学的研究中绝对不会将劳动力看成一个复杂的社会人。而劳动社会学将劳动者看成一个复杂的社会人，劳动者各种自然的和社会的特征都被考虑进去，如年龄特征、性别特征等，正是由于这些特征的存在，劳动社会学中的劳动者才变得更加有研究的价值。
1.2劳动者是否理性
在劳动经济学中，劳动力被假设为是有理性的，劳动力表现出的所有行为都是出于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考虑，而在劳动社会学中，劳动者的行为原理则更加复杂，有许多理论对劳动者的行为动机进行分析与解释。劳动社会学认为劳动者行为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函数，是劳动者个人的内在因素与外在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劳动经济学的假设不过是考虑了内在因素中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心理因素以及外在因素中追求工作报酬最大化的情形，而不必考察生理因素、文化因素、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的有关内容。
1.3劳动者是否独立
在劳动经济学中，相对而言更强调劳动力的独立性，而在劳动社会学中，劳动者更强调与他人的互动。如劳动力配置和流动的规律、劳动工资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都是从独立的劳动者出发进行研究，这个过程不需要劳动力与他人的互动。而劳动社会学中的劳动者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社会人。互动论认为，劳动者行为是由他的身份与角色决定的，每个劳动者在劳动社会中都占有一个或多个社会位置，劳动者行为过程就是他扮演一定的角色的过程，要理解或预期劳动者的行为，就需要了解劳动者与他人的社会关系。
2.劳动行为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劳动经济学关注的是劳动行为的经济效益，其中最典型的研究内容便是劳动供给分析与人力资本投资。劳动经济学虽然在讨论影响劳动供给因素的时候考虑到了其中的社会制度因素（劳动制度、工资制度、体制因素），但在接下来的工作时间决策理论中完全就是考虑工资率对劳动供给的影响。
劳动社会学侧重的是劳动行为如何影响整个社会效益，认为只研究经济效益有可能会带来不利的后果。比如按照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将劳动力配置到与其工资率对应的岗位上会是一个理想结果，这会使得资源配置最优从而使得经济效益最大化，但可能由于职业声望等干扰因素，劳动者或许不愿接受这份工作。另外，如果劳动者可以选择一种工资率相对较高但污染严重的工作或是工资率相对较低的“绿色”工作时，不同的劳动行为会带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不同，此时仅仅从劳动经济学或者劳动社会学来考虑是不够的，需要将两者联系起来综合作出决策。
3.研究任务不同——经济变量和社会变量
劳动经济学的重要任务在于揭示劳动力与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而劳动社会学的重要任务在于揭示劳动者与各社会变量之间的关系。比如研究影响劳动者生产率的因素时，劳动经济学会从工资率、人力资本投资等经济变量考虑，而劳动社会学则从人际关系、人性的假设等社会变量入手。
不难发现劳动经济学基本不研究涉及劳动组织、劳动关系、劳动制度等问题，因为这些变量全是社会变量，与资源配置及投入产出无关，甚至在有些方面它们是与劳动经济学的思路相矛盾的，比如劳动组织不仅仅是为了发展经济功能、赚取利润，它还有满足需要、教育训练、社会控制等功能，要发挥各个功能时就不得不将目光从关注与企业利润的增长转移到如何使社会效益最大化，因为这些功能对于劳动社会的维系是必不可少的。
从以上例子看出，由于劳动社会学从劳动力与社会变量关系的研究中得出的是有关劳动社会结构、功能及其运行规律的结论，所以这有利于人们对劳动社会的认识，同时也有利于政府制定劳动制度从而引导劳动社会向上向前发展；而劳动经济学研究成果的价值主要在于使得社会生产部门更好地配置劳动力资源、确定工资制度，实现利润最大化，使得劳动者运用经济学方法找到最高的效用曲线，这种利润或效用最大化不涉及人性、人的超越经济的内在需要等。
参考文献：
[1]潘锦棠.劳动社会学[m].中国劳动出版社,1995.
[2]曾湘泉.劳动经济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劳动经济学心得篇8
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人类开展经济活动的根本原因，而经济活动最终都要归结为社会生产活动。在整个社会生产活动中，人是社会生产活动的主体，即社会生产活动是以人为主体、以人为基础的活动，换句话说，社会生产活动是人在活动;另一方面，社会生产活动又是以人为目的的，即以保障人生存和发展为目的。因此，经济发展是以人为基础又以人为目的的社会生产活动。
(一)人生存和发展保障的需要是人类社会开展社会生产活动的原因
由于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是因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产生的，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就是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必要前提，即社会生产和分配行为的产生就是为了要保障人的生存和发展。换句话说，人生存和发展保障的需要是人类社会开展社会生产活动的前提。这其实是一个不证自明的经济学常识。然而，在西方经济学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极盛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被篡改、被边缘化的情况下，这样一个经济学常识变得让人不易理解。特别是在中国高等学校经济学讲台以西方经济学一统天下的情况下，无论是学生还是普通民众，都认为人们开展社会生产活动只是为了挣钱，办企业是为了挣钱，开公司是为了挣钱，到企业去干活也是为了挣钱，甚至农民种田也是为了挣钱。人们需要通过开展或参与社会生产活动来保障生存、保障发展，似乎都被挣钱这样的目的性所遮蔽了。如果讲人需要参加社会生产活动挣钱来养家活口，把参加社会生产活动和挣钱等同看待，要养家活口是参加社会生产活动和挣钱的前提，正因为要养家活口，才不得不参加社会生产活动，才不得不去挣钱，这应该说没有错。让人参加社会生产活动并且能够挣到钱，这可不是资本家不得不去办企业的理由或前提。资本家办企业是为了挣到钱，通过办企业挣到钱，是资本家办企业的目的。资本家办企业的前提有两个：(1)有商品(包括服务、精神消费)需求，有商品需求才能够通过出卖商品挣到钱，而商品需求则来源于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保障;(2)有人在企业为生产市场需求的商品干活。这个人为什么非得到企业干活不可，是因为人需要养活自己和家人，或者说人需要到企业去帮资本家干活，从而挣到钱来保障自身和家庭成员的生存和发展。由此可见，需要养家活口或者人需要保障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才是要进行社会生产活动的真正原因或前提。
(二)开展社会生产活动需要以人为主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基础
人类要进行生产活动，必须具备三个简单的要素：人的劳动、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但是，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并不是这三个简单的生产要素的机械组合，而是有一定社会化程度的许多人结合在一起进行的社会性的生产活动。这就是说，人类的社会生产活动实际上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部分。人的生产能力(包括劳动体能、生产经验、劳动技能等)和生产工具，属于生产力;生产的组织、生产的社会化、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人在生产活动中的地位的确定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产品的分配形式等，属于生产关系。正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使生产活动能够把劳动资料或生产资料转变为劳动对象或产品(商品)。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解释。这样的解释无疑是正确的，与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运行、发展相契合。至今为止，关于社会生产活动，人类社会还找不到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正确的解释。出于要维护资本家阶级利益的需要，西方经济学极力回避生产关系问题，甚至企图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关系理论，在经济学中大搞去政治化，故意把社会生产活动与社会意识形态进行区隔。很显然，西方经济学家的这些做法是徒劳的，西方社会的社会生产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矛盾，无一不体现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强烈矛盾冲突。正像《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借用美国学者的观点说的那样，美国学者海尔布隆纳在他的著作《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中表示，要探索人类社会发展前景，必须向马克思求教，人类社会至今仍然生活在马克思所阐明的发展规律之中。实践也证明，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如何进步，马克思主义依然显示出科学思想的伟力，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马克思所阐明的发展规律，最重要的就是在社会生产活动中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
如果说人类的社会生产活动必须依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才能进行，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是以人为主体的，那么，开展社会生产活动就需要以人为主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基础，亦即社会生产活动需要以人为主体来进行。
(三)社会生产活动的目的是要保障好人的生存和发展
以社会生产活动为核心内容的经济发展，其目的性因有西方经济学资本收益最大化的影响，让人觉得发展经济的目的与资本家办企业最大化获取资本收益一样，因而把最大化获取企业利润当成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然而，经济发展与企业的经营发展不是一回事，经济发展需要企业的经营发展来推动，甚至需要企业的经营发展来说明，但是，企业的经营发展只是作为社会生产活动的参与者在活动，或者说只是作为一个生产单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而已。因此，把企业经营发展的目的当成是与社会生产活动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的目的一样，显然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或者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其目的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甚至是更加遥远的将来，始终都是为了要解决人的生存和发展的保障问题，依据人生存和发展保障的需要来进行。
二、坚持社会主义需要以人民为中心建立生产关系
对于经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仅从经济发展或社会生产活动与人生存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来理解是不够的，因为人不等于人民，人民不是社会中的人的全部，被包括在全体的人之中。同时，人民也不是马克思曾经表述过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每一个个人。人民指的只是社会中占绝大多数、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作为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占社会绝大多数的社会基本成员，他们在社会生产活动或经济发展中有主人公地位、起主要作用，通过社会主义生产活动或经济发展来要保障好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就是坚持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占社会绝大多数的社会基本成员为中心，在此基础上建立生产关系以便开展社会主义生产活动或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一)人民的基本含义及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解读
根据中国最权威的词书《现代汉语词典》(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对人民的释义，人民是指以劳动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⑦
人民一词在古代形成的典籍中就已经被使用。如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管子七法》这样定义人民：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管子》中的人民，泛指一般概念的人，是人的全部。同样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周礼官记大司徒》有这样的表述：掌建邦之生地之图，舆其人民之数。《周礼》中的人民，指的是平民、庶民、百姓。在古希腊、古罗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m.t.西塞罗等人的著作中也使用过人民这个概念，但它的内涵只是指奴隶主和自由民，不包括占人口大多数的奴隶。近代以后，人民的概念使用比较广泛，但经常与国民、公民等词混淆，用来泛指全体社会成员。马克思主义诞生后，人民这一概念才有了科学的和确定的含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是一个历史的、政治的范畴，其主体始终是从事社会生产活动的广大劳动群众。但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这个概念有不同的内容。如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人民指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中的人;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指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中的人。在社会主义时期，人民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解读，它所包括的范围更加广泛，把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都包括在人民之中。根据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订的内容，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可理解为是拥护四项基本原则的人。
(二)人民作为社会基本成员的进一步规定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对人民的释义，人民只是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很显然，这样定义人民，忽略了其作为一个人类群体的数量关系和质量关系。也就是说，人民作为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规定。第一，人民是占社会绝大多数的社会基本成员，至少占社会基本成员中的95%以上。第二，人民必须是指对社会发展起正面作用的社会基本成员，在中国则必须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起正面作用的人;对社会发展起阻碍作用的人，不包括在人民之列。第三，人民是由众多社会基本成员组成的集体，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命运，在社会中是一个人员数量巨大的命运共同体。第四，人民是一个与敌人相对的政治概念，人民与敌人从来都是对立的，人民和敌人相互对立、相互斗争地共存于一个社会之中。第五，人民不同于公民、国民。公民或国民是个法律概念，指具有一国国籍、并根据该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它反映一定的法律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语境下，人民作为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他们是在社会主义生产活动或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能够被赋予主人公地位、能够获得平等经济权利的人。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就是坚持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生存和发展为中心发展
我们知道，经济要与人协调发展，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生存和发展保障之间的关系，让经济发展与人生存和发展的保障能够协调同步共进，让社会生产活动能够真正做到解决好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保障问题。而对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保障，主要是对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的生存和发展保障;同时，经济发展或社会生产活动所要依靠的劳动生产力，也主要是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的劳动生产力。这就是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实际上就是坚持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生存和发展为中心发展。
(一)人生存和发展的保障主要是对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的生存和发展进行保障
在人类社会中，需要特别关注其生存和发展保障问题的社会成员，主要是那些在经济发展或社会生产活动中难以获得经济平等地位的群体，这些群体在生产和分配中往往没有话语权或话语权很弱，而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虽然人数众多数量巨大，但由于他们难以像资本持有人那样在经济发展或社会生产活动中相对较为容易地获得组织权和主导权，也难以联合起来对抗资本持有人的组织权和主导权，因此，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的生存和发展的保障，在经济发展或社会生产活动中才成为问题。资本持有人和那些与资本持有人关系密切的社会成员，在经济发展或社会生产活动中因有组织权和主导权来保障其对社会生产成果的分享，从而就使其生存和发展得到较其他群体更为可靠的保障。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生存和发展的保障主要是对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的生存和发展进行保障。如果说以人民为中心也包括对人民的生存和发展的保障的话，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坚持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生存和发展的保障为中心。
(二)社会劳动生产力是以劳动群
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的劳动生产力
经济发展或社会生产活动需要以人为主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基础，亦即经济发展或社会生产活动需要以人为中心来进行。那么，在社会生产活动或经济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的生产力，尤其是以人为主体的劳动生产力，指的是哪些人的劳动生产力呢?是那些能够比较容易掌握社会生产活动组织权和主导权的资本持有者及其人吗?显然不是。在社会生产活动或经济发展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的劳动生产力，即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的人民的劳动生产力。而人民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是经济发展或社会生产活动的最重要的基础，没有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的人民的劳动生产力，经济发展或社会生产活动根本就无法进行。这就是说，经济发展或社会生产活动需要以人、主要是以人民为基础，或者说是以人民为中心。
四、围绕经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建构理论体系，谨防对人民概念的滥用和歪曲
经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要求，它有三个特别限定条件：(1)为了人民而发展;(2)依靠人民来发展;(3)发展所取得的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三个特别限定条件，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缺一不可。缺少了一个，绝不能叫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围绕经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意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需要围绕如何做到经济发展为了人民、经济发展依靠人民和经济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来建构。经济发展为了人民，就是经济发展或社会生产活动要以保障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基本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为目的;经济发展依靠人民，就是根据人民的意愿，来自人民的需要，符合人民的主张，由人民来决定，用人民的力量，有人民的共同参与，使经济发展的过程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基本社会成员紧密相关;经济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就是社会的分配要更多地考虑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基本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得到尽可能好的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必须理论上有学理，经得起辩驳，在实践上真正起到指导的作用，一句话就是要让中国的经济能够切实做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
劳动经济学心得篇9
一、社会经济发展及分析模型的基础：生产力结构及要素关系
1.社会经济发展理论是研究以国家为经济体如何增大产品和劳务的产出量，即如何增加国民生产总量，又如何分配的一种理论学说。经济增长理论源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斯密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不仅最先论述资本经济增长取决于国民劳动的总生产物对该国人数的比例，并且论述了可以用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给每个国民。李嘉图更是直接把研究重点从生产转移到分配领域，认为社会总产品是土地、资本、劳动三者结合的产物，而国民收入可分解为地租、利润和工资，并且认为利润是国民收入中扣除地租和工资后的余额。
马克思扬弃斯密与李嘉图，将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概括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及其相互作用的辩证统一关系。生产力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生产关系是社会系统的基本关系和本质构成，阻碍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即阻碍或促进经济增长。
20世纪5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再生产矛盾加深，经济周期极不稳定，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出现，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促使资本主义国家克服再生产中的矛盾，探讨资本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凯恩斯总结罗斯福新政编制宏观经济增长理论，50年代中期新古典学派理论提出，代表人物为英国的米德和美国的索洛，他们批评哈罗德、多马理论提出自己的模型；80年代以罗默、卢卡斯、斯科特为代表，期间罗宾逊夫人的理论较有价值，认为工资相应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才能消除商品销售的困难刺激发展。新古典学派理论代表人物认为劳动与资本可以互相替代；而现代新古典学派认为社会经济发展停滞的原因是技术进步不快，主张扩大投资加速技术进步。
对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理论进行再研究，可以清楚地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基本没有脱离社会经济实际并且触及到基础和核心问题及内涵，局限是就经济而经济；二是发展脉络基本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热点，如二战后科学技术革命兴起其理论的反映便是科技因素由外生变量转化为内生变量；三是每一时期的理论都有一定可参考的价值，但是都不全面完整且存在片面性；四是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的理论基础即哲学分析方法和出发点存在伪科学性。总体而言，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并没有突破古典学派范畴，仅就某些具体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刻的研究，因此也就更不可能超越马克思的视野。
2.科学的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及模型的建立必须遵循马克思的方法论，也就是从整个大的社会经济着眼而从具体领域着手，即从生产力构成、生产关系构成、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建立科学社会经济发展理论及模型。生产力的三个基本要素既然是基本而不是全要素，就需要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提炼丰富；生产关系也在不断变化发展，关系要素对生产力的影响程度也不断变化，因此在模型中的重要程度也就随变化调整。
生产力要素是促进社会经济的基本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劳动对象、教育和科学技术。劳动力是人从事劳动的能力，资本为过去劳动的积累，劳动对象即土地等资源，教育是劳动力生存的必要成本和社会需要，科技是人类劳动经验的总结、传播和应用。公式可表述为：社会经济sj=［劳动力l2•教育j（劳动力l1+资本z1/资本z2+劳动对象d）］•科技k
由公式也可以深刻理解为什么邓小平讲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资本效率、增加劳动对象产出、为教育提供先导。因此公式可另表述为：社会经济sj=劳动力l2•教育j•科技k（劳动力l1•科技k+资本z1/资本z2•科技k+劳动对象d•科技k）
公式中劳动力l1为在业劳动力，劳动力l2为后备劳动力。资本z1为产业资本或称实体资本，资本z2为金融资本或称货币资本，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必须保持适当的比例。美国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既是产业结构问题，更直接原因是金融资本泛滥的问题。
国际经济相互交融的当代社会经济中，作为生产力及基本五要素都受到国际经济的整体或单方面的深刻影响。因此公式可进一步表述为：社会经济sj={［（劳动力l2•教育j＜劳动力l1+资本z1/资本z2+劳动对象d＞）•科技k］•国际经济影响gj}
金融危机仅仅是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环节，而美国又是全球经济链中的重要环节。因此贸易依存度越高受到的影响越大，美元储备越多受到的影响越大。
3.劳动力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在学术界至今争论不止，马克思学派理论深刻揭示出劳动力作为核心要素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并揭示出人力资本投资的实质、作用和方式，证明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是对人力资本的积累投资，而人力资本的积累投资无非是科学技术即劳动经验的不断积累丰富，且明确指出人力资本投资引起社会生产率以及个人收入水平提高进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科学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型显示劳动力是社会经济的核心和直接因素，劳动力与资本、劳动对象结合直接形成生产力，而随着科技对劳动力、资本和劳动对象的渗透，劳动力素质提高即所谓边干边学、资本（生产工具）效率提升、劳动对象更趋于深加工而富含劳动量。
劳动力l1的素质提高即所谓边干边学是三要素的基础和现实动力，劳动力l2与教育结合是为持续的社会经济发展培植后备劳动力。而资本不过是过去劳动未被消费的积累转化，现实劳动对象也无不包含劳动。因此说劳动力不仅是社会经济的基本要素并且是核心要素，离开劳动力及其劳动一切所谓生产和价值创造以及社会经济发展都不存在。
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实际就是人力资本的不断积累，是通过人力资本实现社会经济系统的持续发展。劳动力l1素质的提高即所谓边干边学中，劳动分工及专业化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劳动力l2与教育结合培植后备劳动力中的家庭起着决定作用，但后备劳动力的培养不仅是家庭问题更社会义务。
决定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归根结底是劳动力的投入数量和使用质量。劳动力使用质量即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表现是技术进步、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就是说社会经济发展如果说是劳动力、资本和资源等要素的投入函数，不如说是现实劳动力、过去劳动积累（资本和资源）、劳动创新（科技）、劳动技能转化（教育）的投入函数。
4.资本及其积累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依据不同理解学术上建立起众多研究模型，但又基本没有把握问题的实质。只有马克思学派社会经济发展模型克服表面化和片面性，深刻揭示出资本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揭示出资本的实质和作用，证明人类社会无非是物质和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劳动经验的积累，且明确指出资本投资引起社会生产率以及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进而又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资本的实质是人类劳动所创造的未被消费而用于再生产的劳动成果的积累，资本直接表现为能够获取更多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的“载体”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即人类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物质资本的积累。资本的“表现”为以货币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即资本z1和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实物资本即资本z2；金融资本进一步衍生出虚拟资本，而实物资本进一步衍生出不同的产业行业实体资本。实物资本即以物质形式存在的人类劳动转化，如厂房建筑、机器设备、运输工具等设施或工具。
资本由现实形态演绎出虚拟形态后，虚拟资本时而膨胀时而萎缩，而实体资本则相对稳定。从质的方面看，虚、实资本的相互作用关系既表现为良性互动，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又表现为恶性互动，严重破坏经济发展甚至导致社会危机。从量的方面看，虚、实资本相互作用中存在停滞、扩张和泡沫等相互影响关系。把握虚、实资本的本质和相互影响关系规律，以实体资本为核心利用虚拟资本的作用，才能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而经济在封闭的情况下法币只要相对体现过去已经完成的产品和劳务成果的量，就能保持一国经济的稳定运行，如果加入债务成分就有产生膨胀的可能性。膨胀会掩盖实体资本问题，借新债还旧债似乎不成问题，但是，当泡沫破灭被抵押的股票、房地产等抵押品出现大幅缩水，银行则连本带息都无法收回。
5.劳动对象d即资源的开发利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据基础的位置，因此必须遵循马克思的方法论建立科学的分析理论，并用以指导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生产对象即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先开发什么后开发什么、以什么资源及能源为常轨以什么为替代都必须有章程，都必须上升到法律政策的高度；利用中，循环经济是一种良性的利用理念和模式，强调资源的循环利用，原则是减量、再利用，重点是清洁生产、节约和开发综合利用。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科技的支撑，改进产品设计和制造工艺，促进废弃物的再利用，实现由资源-产品-废弃物流程，向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型转变。
6.社会经济发展中需要大力提高教育j的水平程度，提高整体国民素质。因此必须加快教育体制改革，改革教学内容，更新教学方法，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使科技和管理方式的创新具有坚实的人才和大众基础。
7.科技k在社会经济发展理论中占据重要的位置，科技进步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与促进作用，在当代无论是深度、广度，还是在速度方面都大大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进步已成为主要推动力和决定性因素，因此研究科技进步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和途径，对于如何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有着现实性。科技进步推动经济总量的不断增长，促进经济效益的不断提高，科学科技在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不断上升，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愈来愈大。科技进步产生新的生产工艺，改进或更新设备，完善产品设计，降低能耗物耗，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最终提高生产效率，在相同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质量更高的产品。
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归根结底都是科技进步推动的结果，新兴生产部门的出现和建立也源于科技的发展进步。科技进步使传统经济萎缩，使新科技为基础的产业迅速发展，从而改变原有经济结构的格局，引起经济结构的调整，同时使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知识科技密集型发展，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的累进产生整个社会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益，客观上要求增长方式转型，而这主要取决于科技的创新和应用。
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科技因素中最为显著的是体现在科技引进模仿及劳动者的边干边学；之后，研究开发部门的新设计、新发明推动生产科技的进步，使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越来越大，但是研发与生产企业仍然脱节；目前通过体制改革科技部门与生产企业越来越融合。
二、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关系、模型表述及制度作用
1.生产关系是人与人在生产中结成的关系，核心是社会分配关系，其社会表现形式是经济制度。经济关系及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以经济实践的发展为基础，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强制性影响经常摧毁原有的经济关系及制度体系，使其陷入矛盾并为新的经济关系及制度开辟途径。进而经济的再发展又需要稳定持续的秩序，没有相对稳定的秩序，在混乱的社会中经济不可能发展。
发达国家理论家把重点放在研究资本、土地与劳动的分配关系上，但是资本与土地的所有者是人，资本与土地的所有者获得新财富的比重高，劳动力获取的就低。发达国家理论家的结论是资本与土地获得新财富比重高再投资就高，经济增长的速度就高。却避而不谈其所引发的社会问题。
生产关系即经济制度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直接表现为社会需求的有效性，分配关系不当有效需求就不足，社会经济过程就产生波动及危机，甚至产生社会动荡。分配关系通过社会再生产过程即生产、分配、交换与消费需求实现其对社会经济的促进或阻碍作用。因此，上述公式可进一步表述为：社会经济sj={［（劳动力l2•教育j＜劳动力l1+资本z1/资本z2+劳动对象d＞）•科技k］•国际经济影响gj}•生产关系影响系数s
经济关系及制度是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的直接反映，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只要社会经济关系不发生重大变化，经济关系及制度至少是基本经济经济制度就相对稳定。存在经济利益差别的商品经济社会决定的阶级、阶层社会中，经济关系及制度是统治阶级、阶层意识的表现。然而有利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经济关系及制度一旦确立，伴随发生的是人类的制度化的过程，否则将引发或激烈或温和的反抗或消极对待。
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关系用制度准则规范的经济，没有一系列旨在维护市场秩序的制度规范则市场经济无法运转。经济活动的主体家庭、企业和政府，都在制度的约束和保障下选择经济活动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和利益。制度约束和保障下，家庭可以自由选择经济手段来实现家庭利益的最大化；企业可以选择一切经营方式来实现企业利润目标最大化和长期发展；政府也必须依据制度行使其经济职权。
2.社会化大生产的经济主体是个彼此联系、相互制约、错综复杂的统一体，需要制度规范。基本经济关系需要制度确认调整；经济主体关系需要制度明确保护；经济主体的行为需要制度规范。经济制度调整的是经济主体间的经济关系，即人和由人组成的经济组织在从事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活动中所形成的利益关系。马克思学派认为没有抽象的生产也没有脱离经济关系的生产力及发展，生产关系促进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市场经济初期是斯密所描述的依靠看不见的手调节的自由放任的经济，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是市场机制调节信号准确，市场主体行为规范，市场客观归属明确。但是
目前，社会阶层分析的依据主要是各个阶层对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情况。依此社会可划分为：社会管理者阶层、资本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主阶层、专业技术阶层、办事员阶层、个体阶层、工商劳动者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无业失业阶层等。
上层建筑中的党派政治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最大也最为直接。执政党及政府是廉政还是腐败、是有才能还是无能，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非常巨大。而政党的民主宪政程度又直接决定政党及其控制的政府的廉政与勤政程度。
思想文化在社会经济结构特别是在上层建筑结构中具有特殊作用及功能，不仅具有相对独立性且广泛渗透并直接作用于上层建筑的各领域，并间接作用于经济基础，而思想文化产品又直接成为生产力作用下的可交换的劳动成果。思想文化与政治组织相融合表现出先进性，与社会结构相融合表现出民族性，与制度法律相融合表现出规范性；与大众相融合表现为出广泛性，与资本相融合表现出产业性，与自然资源相融合表现出生态性，与教育融合表现出基础性，与科技融合表现出形式性；与各国文化融合表现出扬弃性，就文化自身发展而言还具有历史性。马克思主义政党需要强大的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需要拥有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以此有效地凝聚党员、动员人民，站在时代前列引领社会潮流。因此，就要不失时机地制定思想文化发展策略，解放和发展思想文化生产力，繁荣思想文化，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实现社会经济与思想文化的协调发展。
四、社会经济意识、与社会经济存在互动关系及其模型反映
1.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能动的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辨证理念曾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也曾被简单僵化地理解为社会政党政治的存在，阶级分歧的存在；而社会意识仅仅被理解为对社会政党政治存在的反映，被理解为对阶级分歧存在的反映。这就不能完整科学的认识什么是社会存在及其基本内涵，也就不可能完整科学地运用这一科学理论解决社会经济实践中的问题，特别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社会存在不仅包含社会政治存在，还包括社会经济存在、社会文化存在等，并且现代社会起基础作用的是社会经济存在；社会意识也不仅是包含社会政治意识，还包括社会经济意识、社会文化意识等，并且现代社会中起基础作用的意识是社会经济意识。社会经济意识能动地直接地影响着社会经济存在，并间接地影响着社会政治和文化存在；而社会政治和文化意识也间接的影响着社会经济存在。
发达国家理论家提出的社会经济分析模型中“心理”要素占据重要位置，其论述往往给人唯心主义的感受。当然，意识的简单加总并不能对社会存在产生重大影响，意识只有形成社会性的、起主导性作用的社会意识才会有效的作用于社会经济存在，才会有效作用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将社会经济意识概念引入社会经济“存在”分析模型，将“完整”的表述为：社会经济sj=『{［（劳动力l2•教育j＜劳动力l1+资本z1/资本z2+劳动对象d＞）•科技k］•国际经济影响gj}•{［生产关系影响s+（＜社会结构+制度法律+党派政治＞•思想文化）•系数］•国际社会影响gh}•社会经济意识y
实际上，影响社会经济的任何因素都根本不可能用数学方法、甚至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精确计算或表述，建立社会经济分析模型只是个相对规范表述，无法精确到企业收入-成本=利润的程度。如自然环境因素中对社会经济影响最直接的是能源，包括石油、水、天然气和煤等常规能源，核能、太阳能、风能、地热和生物等替代能源，而能源又是生产或劳动对象中的基础原材料，那么自然环境对社会经济影响究竟多大，无法计算。
建立社会经济发展因果关系、相关关系分析模型的价值在于将抽象问题形象化、复杂问题具体化，在于运用科学的即发展的联系的观点和方法认识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劳动经济学心得篇10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理性主义经验主义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厦的理论基础就是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正是因为马克思所做的努力，才使得源自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成为分析资本主义内在生产关系的科学理论。所以，后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学为了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未来终将灭亡的预言，就不断地以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名义构建种种理论体系来攻击和驳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中，最为深刻地揭露资本主义经济剥削本质的是马克思所独创的剩余价值理论，而剩余价值理论建立的基础则是经过马克思科学发展的劳动价值论。欲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则攻击劳动价值论，不失为一种直接有效的手段。由此，在后世的资本主义西方经济学所建立的种种体系之中，它们都纷纷提出了自己有别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价值理论，试图为资本主义体系的稳定运行提供辩护，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分别是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中均衡价值理论与奥地利学派的边际效用价值论。
马歇尔认为商品的市场价格决定于供需双方的力量均衡，是供给与需求同时起作用的，从而按照这种思路建立起均衡价值论，均衡价格是指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相一致时的价格（需求价格是消费者对一定数量的商品所愿支付的价格；供给价格是生产者为提供一定数量商品所愿接受的价格），而实现了市场均衡的价格就是商品价值的体现。这种观点其实不涉及商品内部的属性，而更多地是用商品交易时所产生的现象来说明价值，所以与劳动价值论用商品内在劳动来定义商品价值的思路完全不一致，实际上是混淆了价格（交换价值）与价值之间的界线。
而西方经济学中则有另外一种对价值进行解释的流行观点―边际效用价值论，它认为商品之所以有价值或价格，因为商品对消费者有效用。效用就是消费者从消费商品中感到的满足程度，是消费者的一种主观评价。“消费者从消费商品中得到的效用随着消费量的增加而递减的，边际效用决定价格。”由于这种观点也是从商品的内在属性来规定商品的价值，所以它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有一定的共通之处。其实，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还是存在着研究目的和方法的不同，本文就试图从哲学的角度来分析这两种价值论的根本差异究竟在何处。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对价值的规定及其本质
对于所有经济学理论来讲，其学术体系的构建必须首先解决商品之所以能够被交换的问题，因此大部分经济学体系首先要完成如何规定商品价值这个任务。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来源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大卫・李嘉图，他是西方经济学中第一位真正确立了古典劳动价值论的一元论立场的经济学家，他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一书中以劳动价值学说贯穿其全部理论体系，认为交换价值取决于生产时所消耗的劳动，并且由必要劳动量来决定，他还提出了商品交换价值和生产时所耗费的劳动成正比而和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等观点。但是在马克思来看，李嘉图的古典劳动价值论只是价格形成机制的一种理论，远远没有揭示出劳动在人类经济实践活动中的深刻意义，马克思正是在以上古典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有关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基本观点可以被概况如下：
劳动具有二重性，即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劳动二重性决定了商品由价值与使用价值二种内在因素构成。商品之所以可以被比较，之所以被视为具有交换价值，是因为商品内在含有价值。价值是商品中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的凝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劳动者的抽象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具体劳动产生使用价值，抽象劳动产生价值。交换价值是价值的外在表现形式，交换价值的货币表现就是价格。使用价值是商品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有用性，体现了商品的具体的物质属性，它是异质的东西，不可以进行量的比较。商品的价值则是客观的，是可以被度量的，它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被交易的商品其价值的实质是体现了商品生产者互相交换劳动的社会经济关系，商品的交换遵循价值规律和等价交换。商品的价格以其价值为中心，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而波动。
在马克思看来，“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异；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所以，商品的价格亦即货币形态化的交换价值其实是与商品自身的使用价值关系不大的。马克思为了寻找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断改变的商品交换价值的内在本质根源，就采用了抽象的方法来剔除出去商品中具体的使用价值，以寻找到商品交换中可以被互相通约的“量”。其具体方法是“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如果我们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那么也就是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体的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现在我们来考察劳动产品剩下来的东西。……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劳动的二重性就是如此诞生的，这种二重性的划分意义就在于超越了实际生产各种各样的具体劳动，而使人意识到抽象劳动是社会经济生产中不可被忽视的存在。商品生产者的具体劳动直接表现为私人劳动，具体商品中所凝结的无差别的抽象劳动表现为社会劳动，正是社会劳动的数量决定了可交换商品的内在价值量。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商品在质上符合社会需要，二是在量上与社会需要量相一致。具体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体现了人与物之间的自然关系；而抽象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价值，则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商品交换的主体是不同的商品拥有者，商品是交换过程的中介，交易这种行为体现的则是不同商品拥有者所拥有的可以通约的抽象劳动之间的交换，最终代表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之所在，因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想说明的问题是“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因此，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提出，其目的是为了从本质上分析清楚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其本质是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经济关系理论。之所以马克思将价值的来源规定为劳动，那是因为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劳动创造了这个世界，劳动不仅改造了客观世界，而且劳动的过程也在改造着人类的主观世界；人类的这种劳动不是孤立的个体行为，而是在社会经济组织之内完成的，劳动必定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具体到资本主义世界，只有在劳动的组织运作过程之中，才能分析清楚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实质。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才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大厦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对于资本主义的卫道士而言，欲想这座大厦，最彻底的方法就是提出自己的价值理论，以动摇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套西方经济学理论就是以奥地利学派为代表所主张的边际效用价值论。
效用价值论所理解的价值
效用价值论的主要研究思路是以物品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和人对物品效用的主观心理评价来解释价值及其形成过程。在边际效用论诞生之前，效用价值论表现为一般效用价值论，此后表现为边际效用价值论。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作为与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相抗衡的需要，边际效用价值理论出现了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奥地利经济学家门格尔和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几乎同时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思想。这种经济思想认为商品的价值应该被定义为主观价值，这就标志着以心理分析和边际分析为主要手段来研究商品价值和其他经济现象的边际效用学派的诞生，也标志着作为新古典经济学核心的效用价值论的最终形成。效用价值论的主要观点包括：一般效用论认为，一切商品的价值都来自它们的效用（utility），商品的效用在于它能满足消费者的欲望和需求，任何一种商品只有它能满足消费者的物质和精神欲望时，才能成为有用的东西，从而才能拥有价值。
边际效用价值论则认为，价值纯粹是一种主观心理现象，价值既不是商品的物质属性，也不是商品的社会属性，价值是不可能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只能是消费者对商品的消费效用的评价与判断，因而它只能由消费者所判断和评价。价值起源于效用，又以商品稀缺性为条件，效用和稀缺性是价值得以出现的充分条件。价值的尺度是边际效用，而边际效用的成立则来自于欲望或效用递减定理，即随着商品消费量的增加，人的欲望或效用是递减的。所以，边际效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效用是消费者对商品满足自己欲望能力的主观评论，商品越稀缺，消费者对它的评价越高，其效用越大；商品对消费者所消费的最后一个消费单位需要的满足能力就被称为边际效用，边际效用则是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随着消费者所消费的商品数量的增加，该商品的边际效用递减；同一种商品对于不同时刻的同一消费者而言，其价值都是不断变化的，这就是一种把商品价值的规定性建立在消费者主观评价基础上的效用价值论。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塞斯就认为“行为人把物品能够消除其不舒适的程度（满足欲望的程度）作为判断物品价值的标准。……在评价许多不同的满足状态和维持状态所需手段的过程中，人只是按照一个尺度来把它们进行排序，并且仅仅关系它们和提高自身满足程度之间存在的关联。……在评估和采取行动时，只是根据更想得到哪一个物品，哪一个物品渴望得到的程度较轻，这唯一的尺度来排序。对于行为人而言，除了与他自身福利的不同关联程度和不同紧急程度之外，各种物品的其他方面毫无意义”。
在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理论中，用于分析商品的是用供给、需求、边际、效用、成本、收益、均衡等概念构成的理论框架，而肯定不会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中的价值、使用价值，更没有剩余价值。其实对于边际效用价值论来讲，商品价值起源于效用，但是单纯的效用只是一个确定商品价值的必要前提，只有商品的效用再加上稀缺性，才能最终确定商品的价值。所以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来看，边际效用价值论是用使用价值来确定交换价值，进而确定商品的价值。在边际效用价值论这里，商品的价值其实只能体现消费者与商品之间的关系，这种“价值”已经舍弃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只是单纯地考察人与物之间的自然关系。其实这种对“价值”的规定也是采用了抽象的方法，只不过它是从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来抽象，是要用人对物的主观评价去解释交换价值。“人与物的关系”恰恰就是边际效用价值论所试图解决的核心问题。虽然使用价值与价值都是商品的内在属性，但是使用价值体现的是商品的自然属性，而价值则体现的是商品的社会属性。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理论分歧，则是由两种价值理论背后的不同的哲学方法论与目的所导致的。
两种价值论的分歧及其哲学根源
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角度来看，任何使用价值都是具体的，不存在所谓的抽象使用价值，劳动可以被抽象，但是使用价值（效用）是无法被抽象的，效用是无法作为可以被通约的价值的来源的。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并不是对同一商品购买支付两次，一次是对具体商品进行支付，一次是对抽象商品进行支付，因而把使用价值分为具体的使用价值和抽象的使用价值，本身就是一种荒谬思维，这是把使用价值和价值相混同，是把使用价值本身作为价值源泉的作法。在效用价值论那里，商品的“价值”是对人与物关系的抽象，其实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消费者对于不同商品的效用，不仅存在着量上的评价差别，而且还存在着质上的评价差别，如何能将不同质上的差异通约为同质的量呢？这就明显说明了抽象效用或者一般效用这种概念是无法成立的。
边际效用价值论者为了实现对不同商品使用价值的抽象，以得出可以通约的在现实生活中可以交换的价值，就广泛使用了主观相对主义的手法。它们的主观相对主义方法论，以人类消费行为作为出发点，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意味着消费者的选择，选择的结果依赖于决策者对各种不同商品的主观评价，这些评价构成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理论所依据的事实。但它们不可能是客观的，因为每个消费行为都不具有共同的性质，每个消费主体对同一消费行为都有不同的消费偏好，面对这种不同消费主体对同一商品的效用有不同判断的情况，不论从哪里出发，用何种方法，要想抽象出可以通约的商品价值，是越来越不可能的事情了，因为商品价值在这里已经成为消费个体的心理概念，而不再体现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概念。
与此相对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则是坚持客观价值论的立场，坚持认为商品的价值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抽象劳动。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而效用论者认为价值是人对商品满足欲望程度的感觉和评价。由于主观评价常因主题不同而时刻变化，必然使价值的衡量缺乏统一的标准，无法树立科学的、恒常的价值定义。马克思还认为价值的源泉是唯一的，即人类的劳动，而且是活劳动；而效用论者认为价值是由于商品效用与人的欲望之间的满足关系而引起的感觉和评价，即价值来源于主观评价。
马克思最后认为价值在实质上是抽象劳动的凝结，也体现了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而效用论者认为价值就是商品带来的满足程度，与生产者的劳动、社会关系毫无联系，只是效用的主观体现。在这种思想的分歧之下，我们就看到了劳动价值论的价值是对人和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抽象，而边际效用价值论中的价值则是试图对人与物之间的自然关系进行抽象。
马克思认为价值不应该是社会经济过程的直接描述，不是对人与物之间关系的描述，而是对特定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尽管商品有着种种自然属性，但是这些属性都是商品非本质的属性，都不能作为价值的规定，否则商品变成了一种纯自然的范畴。非但不能反映一定生产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且就连价值本身也就变成为不可捉摸的了。既然商品具有二重性，而且由其中的抽象劳动来规定商品的价值，那就说明了商品的价值本质上不是物，而是特定社会生产关系的表现，它只有由人类的抽象劳动所决定，才能体现出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与边际效用价值论相比较，只有对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抽象才是科学的抽象，而科学的抽象恰恰就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性工作。停留在主观相对主义水平的效用价值论无法深入到商品背后的社会关系，只能满足于对商品交换现象的描述。之所以造成这种差异，其根源还在于两种价值论背后的哲学基础不同。
对于边际效用价值论而言，其哲学基础是英国经验主义，英国经验主义在方法论上是主观相对主义。对于经验主义来讲，其最基本的认识原则是一切知识都是由观念、感觉构成的，知识源于感觉。由于人们的感官所感知的只是感觉和观念而不是外部世界，我们没有任何根据从这种感觉和观念推断外部事物的存在；相反，从感觉只能推断存在一个感知它的感知者。因为观念只能存在于一个主动的感知它的实体中，这个感知者或实体就是心灵、精神、灵魂或自我。经验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对人的感官盲目信任的学说，它的逻辑必然导致以个人的感觉为判断标准，而以个人感觉为判断的结果必然是主观主义，彻底的经验主义发展到最后必然是主观相对主义。这也恰恰是边际效用学派其重视主观效用的认识论来源，在这种经验主义的引导下，边际效用学派与其它西方经济学流派，将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研究、分析和处理经济活动的表面现象上面，而忽视了经济活动背后的社会关系本质。
马克思本人深受欧陆理性主义哲学传统的影响，从德国古典哲学那里吸收大量思想养分，认为真正的经济科学必然是能反映出社会经济背后内在本质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任务就是透过经济现象来研究经济活动的内在联系，即揭示经济事物的本质形态及其规律性，而完成这一任务恰恰就是以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作为起点的。所以，深刻研究经济活动的社会本质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处于主体和核心的地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从唯物的、辩证的和历史的三者相统一的视角看待经济现象，揭示经济活动的本质形态和最一般的发展变化规律。所以在马克思来看，没有认识到商品背后体现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学说，都未能摆脱自然表象的束缚，没有能够认识事物的本质，都不是科学。对于一门真正的社会科学而言，只有摆脱自然，深入到背后，看到本质，才是真正意义的科学，而那些由资产阶级所豢养的庸俗经济学只能是伪科学。
1.王浩.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区别联系[J].生产力研究，2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