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教育概念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5 20:27:42

道德教育概念篇1

关键词:黑格尔;任性;自由;当代道德教育;启示

中图分类号:G40-059.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0845(2012)12-0003-02

黑格尔认为,人们通常把任性也叫做自由,但是任性只是非理性的自由,人性的选择和自决都不是出于意志的理性,而是出于偶然的动机和这类动机对感性外在世界的依托。通常的人当他可以为所欲为时就信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但他的不自由恰好就在这任性之中,即某一个人当他任性时,恰好表明他是不自由的[1]。

一、抽象的自由:任性

1.任性是否定的自由

任性就是自己个人主观的意见和意向,是一种自由,但这种自由还停留在奴隶的处境之中。任性只是对我们来说是自由的,或者一般地说,这是存在于自己概念中的意志,即任性是在它的自在形态或在它的概念中来把握,那表明我们还没有得到它“真的东西”——自在地存在的东西,这种东西只是直接的,只是自然的。

黑格尔还认为,“否定的自由或理智所了解的自由是片面的,任性把片面的自由上升为唯一最高的规定。否定的自由所想望的其本身不外是抽象的观念,至于使这种观念实现的只能是破坏性的怒涛。人只有在对自身的纯思维中才有力量给自己以普遍性,也就是摆脱一切规定性”[1]。因此,任性是否定的自由。

2.任性是特殊的、主观偶然性的意志

“需要作为冲动、或倾向在经验中的表现,就是个人的任性,任性就是矛盾,这一矛盾性是作为各种冲动和倾向的辩证法而显现出来的,它们彼此阻挠,其中一个的满足必然要求另一个的满足服从于它,或者要求另一个牺牲其满足,如此等等”[1]。“由于冲动除了它的规定性外没有其他方向,从而它自身没有尺度,使一个满足服从或牺牲只能是出于任性的偶然决断”[1]。

任性是主观的偶然性,自由思维不死抱住现成的东西,不管这种现成的东西是得到国家或公意这类外部实证的权威的支持,或是得到内心情感的权威以及精神直接赞同的证言的支持都好。相反地,这种自由思维是从其自身出发的,具有主观的偶然性,即任性。

3.任性是作为矛盾的意志

任性并不是合乎真理的意志,而是作为矛盾的意志。科学应该建立在思想和概念发展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直接知觉和偶然想象上,这只能表明其私见和任性的主观偶然性。真理是以自在自为的方式存在的,是凌驾于感情主观形式之上的。任性是作为意志表现出来的偶然性。任性作为特殊意志与作为自在自为的意志即普遍意志之间存在距离、存在矛盾。

对自由最普遍的看法是任性的看法——这是在单单由自然冲动所规定的意志和绝对自由的意志之间经过反思选择的中间物。“既然只有自由的自我规定中的形式要素才是内在于任性的,而另一要素是给予任性的,那么,被认为是自由的那任性,的确可以叫做一种幻觉”[1]。

二、任性的内容:通过偶然性而不是通过“我”的意志本性

何谓任性的自由?黑格尔认为,“在任性中包含着从一切中抽象出来的自由的反思以及对自内或自外所给予的内容和素材的依赖这两个因素”[1]。因为这个自在地作为目的的必然内容,同时在那种反思面前被规定为可能的,所以任性是作为意志表现出来的偶然性。

1.自我与自我选择

黑格尔指出,“自我通过一个他物,即事情而获得确定性,而事情同样又通过一个他物而具有确定性”[1]。詹姆斯(James)认为,“自我是与外部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人与外界事物处于不断的交互作用中,也必然在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中,在各自一方中留下对方的作用和影响,在对方中得到自身的表现”[2]。米德(mead)指出,“自我只有在与其他自我的明确关系中才能存在”[3]。

自我,即从无差别的无规定性过渡到区分、规定和设定一个规定性作为一种内容和对象。自我是把自己规定为多种可能性,作为无规定性的东西,它不受这个或那个内容的束缚,这种内容对自我在自身中的反思来说是一种可能性的内容,可能是我的,也可能不是我的。人们通常所说的自由是“可能这样或那样地来规定自己,也就是说,我既然可以选择,我就具有任性,即人们通常所称的自由,而我之所以选择是根据意志的普遍性,因为我可以把这个或那个变成我的东西,这个东西被我的内容所规定,具有我的精神的痕迹,即选择是根据自我的无规定性和某一内容的规定性”[1]。

“人是能思维的,他要在思维中寻求他的自由,即在他的概念中寻求,但是这种抽象法无论怎样崇高、怎样神圣,如果他仅仅把这个(意见)当做思维,且这种思维只有背离公认而有效的东西并且能够发明某种特殊物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的,那么这种法反而变成不法,变成任性”[1]。人们的主观任性会随着自我的封闭而堕落腐化,变得愈来愈固定和僵化。但是,健康需要躯体的统一,如果一切部分各自变成僵硬,那就是死亡。

2.自我选择的有限性与自我的无限性的矛盾

就自在地自由的意志来说,它的目的或者说内容,就是冲动、、倾向,冲动和的满足,面临着对象和方法上的无规定性(可能性)。当意志在种种可能性中做出决定时,就是扬弃无规定性,这就是现实的意志。唯有人作为全无规定的东西,才能凌驾于冲动之上,并且能把它规定和设定为他自己的东西。

无性格的人从来不做出选择,不做什么决定的意志不是现实的意志。具有这种性情的人知道,如果做出规定,自我就会与有限性结缘,就给自己设定了界限而放弃了无限性。任性的此种内心酝酿使他把一切保持在可能性的状态中。

3.主观内部的意志与客观外部的行为之间的紧张与距离

主观意识是存在于真空中的,因为它只有在现在中才是现实的、定在的,即在客观性的外部行为中,所以它本身是完全空虚的。“只有主观的道德意志的表现才算是真正的行为”[1]。而任性作为意志表现出来的偶然性,是“我”的特殊意志的表达。因此,主观内部的意志与客观外部的行为之间就存在着不间断的紧张状态和一定的距离。黑格尔特别强调主观内部的意志与客观外部的行为的统一。他说:“主体就等于它的一连串的行为,如果这些行为是一连串无价值的作品,那么他的意志的主观性也同样是无价值的;反之,如果他的一连串的行为是具有实体性质的,那么个人的内部意志也是具有实体性质的。”[1]

三、对当代道德教育的启示

1.教育应引导人们追求合理的自由、真正的自由、自在自为的自由

“合理性一般是指普遍性和单一性相互渗透的统一。合理性按其内容来说,是指客观自由(即普遍的实体性意志)与主观自由(即个人知识和他追求特殊目的的意志)两者的统一”。合理性按其形式来说,就是根据被思考的即普遍的规律和原则而规定自己的行为。

任性是抽象的自由,抽象的自由是自由的反面,自由是主体按照道德律而行动的一种高度自律,是他律与自律相互融合的产物。自由不是主观任性,自由是孔子笔下所写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在自为的状态。“从心所欲”是出于内在意愿,当然,出于内在意愿不同于任性,任性是完全的抽象的自由,是由人的本能和自然情感所驱动的,而这恰恰说明是不自由的,是否定的意志,是主观的偶然性。任性往往具有消极的破坏性的趋势。“矩”指一般的规范、规则。“不逾矩”指与一般的规范相符合,其中包含着反思的作用。因此,判断某种意志“不逾矩”,意味着具有“肯定的”或“善”的性质。当“从心所欲”与“不逾矩”两者达到了内在的和谐时,就实现了内在的统一,达到了自在自为的自由。

2.建构理想人格和自我同一性

黑格尔指出,“人格的要义在于,‘我’作为这个人,在一切方面(在内部任性、冲动和方面以及在直接外部的定在方面)都完全是被规定了的和有限的”。理想人格是“成为一个人,并尊敬他人为人”、“人间最高贵的事就是成为人”。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

任性是伪善,有向恶的方面转化的可能性。任性作为只在形式上保持在它本身的无限的自我,它只是在形式上是无限的,所以在它的本性和外部现实的种种规定方面,它是要受到内容的束缚的。黑格尔把良心分为形式的良心和真实的良心两种。他认为,“良心如果仅仅是形式的主观性,那简直就是处于转向作恶的待发点上的东西,道德和恶两者都在独立存在以及独自知道和决定的自我确信中有其共同的根源”。任性指的是“内容不是通过我的意志的本性而是通过偶然性被规定成为我的”[1],因此,任性是否定的自由、抽象的自由,是主观的偶然性。任性是伪善,是善的假象。为此我们要建立性善认同理念,实现由伪善向善的转化,实现由恶的可能性向善的转化,构建和谐自我和自我同一性。

自我同一性是指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中,个体始终保持自我内在的和谐与一致性。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认为自我是一种有责任的存在,人是自我固定的存在。自觉地把责任看做自己的使命。恰斯赫尔姆曾指出,“人的自由的形而上问题也许可以概括为人是一种责任的主体”。第二,认为自我是“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统一。第三,认为自我是一种自觉和智慧。三者的和谐使自我形成了相对稳定性和内在一致性。

3.从“任性”到“德性”行为的合理转化

德是出于义务的行为。它既是一种限制,也是一种具有拘束力的义务。黑格尔曾经在《法哲学原理》中深刻地指出,“在义务中个人毋宁说是获得了解放,义务所限制的并不是自由,而只是自由的抽象,即不自由”。一方面他既摆脱了对裸的自然冲动的依附状态,在关于应做什么、可做什么这种道德反思中,又摆脱了他作为主观特殊性所陷入的困境;另一方面,他摆脱了没有规定性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没有达到定在,也没有达到行为的客观规定性,而仍然停留在自己内部,并缺少现实性。所以说,义务在这一环节中,摆脱了主观任性,通过了对道德的反思,但仍然停留在自己内部,存在于自己的主观意志中,达到主观性的善。主观性的善缺少定在,缺乏客观现实性。“义务仅仅限制主观性的任性,并且仅仅冲击主观性所死抱住的抽象的善”,任性是抽象的自由,而“义务就是达到本质、获得肯定的自由”。

伦理是作为个人造诣的德,“只有当这种行为方式成为他性格中的固定要素时,他才可以说是有德的,德毋宁应该说是一种伦理上的造诣”。“真正的德只有在非正常环境中以及在那些关系的冲突中,才有地位并获得实现”。“德的学说不是一种单纯的义务论,它包含着以自然规定性为基础的个性的特殊方面,所以它就是一部精神自然史”。

参考文献:

[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道德教育概念篇2

关键词:德育概念论争内容否定

德育概念问题的争论主要是在德育的内容和过程方面,这是一般教科书上介绍的。本文通过对德育概念问题的历史,通过分析争论内容中的相同之处,进而提出德育概念如果在德育的性质和目的上加以限定,就可以在德育概念上取得更大的一致性。

一、德育概念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历史上,德字最早见于甲骨文。李奇认为:殷商卜辞作上的德是把一定的礼法当作准则,以使心放正;而认为甲骨文上的德字是伐的结果,因为德与伐相同,即“得”指得到或占有奴隶,财之义;有得便是有德,是对奴隶主的美称,并且获得了道德意义。由此得出德字的本意是获得、占有。德的含义在《说文解字》中是“外得于人,内得于己”,这是讲德的来源。也就是说:德可以从他人和自己两处得到。育字的本义是分娩,其次是养与长,养指供养。朱熹认为是“涵养熏陶,矣其自化”,所以育字也包括两层意思:一是熏陶涵养,二是被教育者自化。这与“外得于人,内得于己”是一致的[1]。所以德育便是指通过熏陶涵养和受教育者有所得的意思。然而正是这样的一个不完整的含义给后来德育概念的论争埋下了伏笔。既然德育是通过外得于人,内得于己而有所得,那么可得到什么呢?这涉及德育的内容和德育的结果、目的。其次如何外得于人,内得于己?受教育者是主动还是被动的,这涉及德育方法和过程问题。然而在西方并不存在这些问题,德育就是道德教育和价值观教育。很显然,中国的造字方法的多样性,带来了含义的不确定性,因为汉语是以单个字为最小单位,每个字都有本身的含义,所以若干个字在一起时的意思就不能按单个字的意思解释。

就以上两个问题,不同时期的中国人都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一是著书立说而,二是教育实践,古代中国实行的是政治道德一体化的教育。《大学》开始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无论是三纲领还是八条目都着眼于道德人伦,以个人道德和社会政治的实现为目的,而且社会政治也是道德过程,于个体就是要修德,于国家就是仁政。道德是所有人乃至天的行为准则。到了近代随着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各种学科相继建立,德育独立出来,严复最先将德育分为:德、智、体。而这一划分便带来了德育内容的问题,同时也带来了德育概念的问题。

二、德育概念问题论争的内容

狭义的德育专指道德教育,而广义的德育则有很多种理解:一种是按要素来划分的:思想、政治、道德、法制、心理……选择多少个即称多少要素说[2]。这种简单地按内容划分没有任何意义。德育究竟是封闭的还是开放的?实际上纵观历史上德育内容就可以看出德育的时代变迁特点。早在孔子时代的六艺教育之前,西周奴隶主贵族礼乐就发挥着德育的作用,而礼包含政治、伦理、道德、礼仪等[3]。孔子继承了这一礼的内涵,而在孔子之后的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就一直没有突破礼的内容,更多的是对其进行修补和细化、深化。直到近代,中国的理性启蒙阶段,教育以科学、民主为精神进行了改造,德育上增加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西方)的启蒙价值观,包括思想、文化、政治学说,而随后的革命理性的兴起(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其主要强调教育对社会和人的改造作用,对教育本质的探讨,等等。新中国成立后的德育主要是学习前苏联的理论,强调集体、纪律、思想政治道德纯洁等,其区别是不同阶段强调的方面不同。改革开放以后德育内容主要是思想、道德、政治等方面。从上述可知随着时代的变迁,每个时代又增加自己的内容并侧重于不同方面。另外从德育的作用来看:西周到晚清的德育主要是执行维护统治并协调人与人之间的伦理等级关系。从晚清到1949年德育主要是启蒙、组织民众改造社会。从1949―1976年德育主要发挥团结民众、建设社会的作用,而当代德育主要是重建人的道德、思想品质等。从德育的价值来看,从西周到当代,德育的工具理性占绝对地位,价值理性居次要地位。

基于德育内容如何被接受的途径,德育也可以分为灌输和内化两种,这两种方式还是在同一过程中完成的。这里讨论灌输的类别:绝对灌输和相对灌输。中国从古到今主要是绝对灌输,这主要是由中国的集体主义传统和政治统治传统决定的,而在西方,则经历了绝对灌输――相对灌输――回归绝对灌输的过程。今天德育的转化、建构说已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因为我们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

从上面两个方面出发,学术界对德育的定义有以下几种:第一种德育是教育者按一定的社会要求,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受教育者在心理上施加影响,以培养教育者所期望的思想品德。第二种德育即是将一定社会或阶级的思想观点、政治准则、道德规范转化为个体思想品德的教育活动。第三种德育是教育者按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系统影响,把一定的社会思想和道德转化为个体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教育。第四种德育是按照一定的社会或阶级要求,有目的、有计划、系统地对受教育者施加思想、政治、道德影响。受教育者通过积极的认识、体验、身体力行,形成品德和自我修养能力的教育活动。第五种德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和受教育者的需要,遵循品德形成规律,采用言教、身教等有效手段,通过内化和外化发展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道德等方面的活动过程。实际上这些定义有以下共同点:一是德育主体,社会、统治阶级、教育者、受教育者都部分或整体地体现在其中;二是德育内容,思想品德、道德、政治态度处于核心的地位;三是方式,由外到内的影响、转化、灌输、培养。不同点:对受教育者的主体性重视不够。

三、德育概念问题论争的否定

尽管在德育概念上存在内容与方式过程的众家纷说,但是内容和过程并不是解释论争的根源,德育概念的不确定性是由各研究者对德育学科性质不明确导致的。在众多德育教材上很少有论述德育的性质问题。首先,德育学是一种社会学科、人文学科,也是一门价值学科、主观性学科、文化科学。德育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具有阶级性、文化继承性、时代性、价值取向性而非价值中立,意识形态浓厚[4]。这些特性决定着德育内容的选择和德育方式的选择,也就是目的优先,内容和方式为目的存在。其次,时代的进步与演化,不同时期的社会形势也决定着对德育要求的变迁。从某种角度讲,德育学既带有很强的工具理性色彩同时又具有价值理性[5],离开了这一点,德育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这是德育的本性。

综上所述,对德育概念的明确必须确定德育课程的性质和目的,只有把对德育概念从内容和方法上转移到德育性质和目的上,才能在德育概念这个问题上取得更大的一致性,因为内容和方式最终是要回归到性质和目的上的。总之,通过德育的性质和目的两方面给德育做一个概念限定要比在德育内容和方法两方面限定更彻底,也更能取得一致。因为这两个方面决定着德育学最重要的内容和方法。

参考文献:

[1]张家生.德育的概念[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5.

[2]刘忠孝.周瑞辉[J].现行德育概念争论刍议.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10.

[3]檀传宝.德育原理[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5.

道德教育概念篇3

关键词:德育;概念规范化;内涵与外延

abstract:ourcountrythemoraleducationtheory'soriginisquitenowadayscomplex.andincludes:.sinceopeningrevolutionarybasepopulareducationtradition;.SovietRussianmoraleducationtheoryinfluence;.sincewesternmoderntimesmoraleducationtheoryseepage;.Confucianistmoralstrainingtheoryin-depthinfluence;.inpeople'srepubliceducationdevelopingprocessmoraleducationtheoryandexperience'saccumulation.

keyword:moraleducation;Conceptstandardization;Connotationandextension

前言 

   事实上不同时代不同国度“德育”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有别,德育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时有变化,德育的历史内容更相径庭,而我国教育理论界对不同历史类型德育实践研究的成果相当有限,对各种德育理论流派的探讨还欠深入。人们对德育的理解不尽相同,而加入德育研究行列者又并非都属训练有素的专家,以致我国德育理论至今尚不成熟。概念泛化,观念陈旧,逻辑混乱,更由于不少不恰当的提法早已上了“本本”,含糊不清的概念难以剔除,有价值的见解难以得到认同,理论界长期争议不休。 

   此类争议虽甚热闹,德育理论的实质性进展并不显著。这里拟从为“德育”正名入手,尝试为构建切合实际的德育逻辑框架,提供一些思想线索。不敢奢望很快取得共识,无非是在习俗面前冒叫一声而已! 

   一、“大德育”辨 

   “德育”原是“道德教育”的简称。道德教育同人生观教育、政治教育并行也适合时宜,惟我国长期以来用“德育”涵盖道德教育、人生观教育、政治教育,一直引起争议,颇值得商榷。 

   .我国以往曾经用“思想政治教育”(或“政治思想教育”)或“德育”涵盖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各种教育,虽然概念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概念的含义常常约定成俗成,不过,多年来教育理论界对这样扩大“德育”概念的外延一直存疑,时常就此争议不休,证明并未约定俗成。事实上这是一个人为地赋予含义的概念。人们之所以接受这个概念,系出于承认这几种教育都不可少。况且文件上一般都作如此规定,不得不承认这个“既成事实”。 

   .虽然在“德育”目标与内容上包容各项教育并不困难,问题在于个人品德的形成、人生观的形成,特别是政治觉悟的提高,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其形成过程各有不同的规律,形成的途径差别甚大,很难以统一的模式实现不同的目标。如今一般“德育原理”之类著作中所列德育原则、方法与组织形式大抵是把国外的“道德教育”的一套见解,同国内长期积累的“政治教育”经验拼凑在一起。其实,国外所谓“道德教育”同政治教育不是一回事,而促进品德形成的措置,并不都适合于政治觉悟的提高。 

   .“德育”之“德”,很难使人不致想到“道德”。人们若循名责实,便可能把理应实施的“政治教育”,作为“德育”中的“附加成分”,导致对政治教育的忽视;反之,若统称“思想政治教育”,又可能导致对“品德教育”的忽视。这并非过虑。以往这类倾向反复交替出现,是人所共知的。 

   若冠以“思想品德教育”,仍未包括“政治教育”;若添上“政治”,称其为“政治思想品德教育”,岂非又有沉重累赘之嫌? 

   .把道德、人生观、政治思想列入教育内容,确乎不成问题,而把政治思想方面的问题归结为“道德问题”,或把道德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是政策所不能容许的;这类概念的混淆在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上也不可思议。

   .其实,把教育目的定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其意义原本有限。这种提法既同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概念不一致,也不见得出于毛泽东的创议。早在世纪初,裴斯泰洛齐就提出:依照自然法则,发展儿童道德、智慧和身体各方面的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发展,又必须顾到它们的完全平衡。〔〕所谓“完全平衡”的发展,系指协调的或和谐的发展。大抵从那时起,所谓“一切能力的和谐发展”,或“德智体美和谐发展”,作为西方教育的传统相沿成习。至少作为近代教育的理想长期未变。在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前,早就成为健全的常识;苏联教育理论界并不讳言裴斯泰洛齐以来西方教育中的这个进步思想的传统,却把这个口号同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机械地混合在一起。人民共和国诞生后,在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下,强化了“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意识。 

   多年来,被忽视的事实是:正是由于参照苏联经验,把所谓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目的,在实践上产生一些片面性,才在世纪年代中期开展“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讨论,而毛泽东的表述正是由那场讨论引发而来;问题更在于毛泽东在他的表述中,明明避免了“全面发展”的提法,并未妨碍人们把毛泽东的表述简括为“德智体全面发展”(毛泽东并未提出异议)。足见苏联经验影响之深。  

   .西方国家自近代以来一般把“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属政治教育范围)各自独立实施,而我国统称“德育”,实同中西文化传统的差别相关。人类最初的道德规范同其他各种社会意识原本混为一体,融于习俗之中。中国古代的“道德教育”与西方古代的“宗教教育”都属范围广泛的思想教育,或社会意识教育,惟早在古希腊时代,即有“政治学”、“伦理学”、“逻辑学”的分化,虽然那种分化并不很严格;到了近代,随着生产领域与社会生活领域的分化,社会关系复杂化,浑然一体的社会意识逐渐分化,道德也从宗教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社会意识形态,进而伦理学渐次从哲学中脱颖而出,成为独立的学科领域,相应地教育

     

领域中“道德教育”、“公民教育”、“宗教教育”也逐步分野。由于中国近代落伍,社会生活领域分化的程度不高,科学观念不强,更由于自古以来以非宗教的“道德教育”囊括了整个社会意识教育,以致至今仍易于接受这种模糊概念。 

   初看起来,像西方那样把几种教育独立实施并不困难,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这是由于最近几十年间,我国一直以所谓“德智体全面发展”为教育目的,并把此种教育目的表述作为“教育方针”,而这个“教育方针”又像是出于毛泽东的倡议,从现象上看来又似乎符合实际;为同

教育目的上的“德”相应,遂把“政治教育”、“人生观教育”归入“德育”。这似也顺理成章。所以,“大德育”观念不易改变。 

   .其实,西方所谓“一切能力和谐发展”的提法,早在世纪初引起质疑。迪尔凯姆指出,这个提法与人们必须同样遵循的另一个行动准则存在矛盾,“这个行动准则规定,我们必须献身于某一特定而有限的任务”,〔〕而杜威的批评更加中肯:教育目的据说是一个人的全部能力的和谐发展,“这里没有明显提到社会生活或社会身分”,“假如离开社会关系而下这个定义,我们便无法说明任何一个所用的名词意义是什么。我们不知道能力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发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和谐是什么”,“能力只有根据它所能派的用场,必须为某项功能服务,才是一个能力”〔〕。我国老一辈教育学家孟宪承在论及教育目的问题时亦有见及此:“凡离开社会的组织和活动,而提出的个人发展一类的目的,就全是一种过程的抽象名词,而非行为变化所期达的具体结果”〔〕;毛泽东关于教育目的的表述,其意义不在于所谓“德智体全面发展”,而恰恰在于他未脱离社会关系,而以“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样一种社会角色的定义,赋“德、智、体几方面发展”以特定的历史内容。 

   .虽然我国流行已久的“教育目的”观念、“德育”观念曾经受到苏联教育理论的影响,其实,苏联“德育”观念同我国不尽相同。至少在我们相当熟悉的由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年版)中,“道德教育”是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基础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劳动教育”、“自觉纪律教育”,以及“意志与性格教育”并列的概念,这些不同的教育各以不同的方法与手段实施,而统一的“大德育观念”则可算是我们祖宗的厚赠。由此看来,以往搬用凯洛夫《教育学》,并不地道。 

   .固然,陈陈相因的“大德育”观念既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不妨继续发扬光大;问题在于处在如今这种开放的时代,少不得同国外教育界开展学术交流,也不免要借鉴国外德育研究成果。由于中国“德育”概念的外延与外国不一致,涉及国外德育文献,若无意偷换概念,几乎每次都得考较一番,而认真考较的能有几人? 

   二、“品德教育”辨 

   暂且撇开“政治教育”、“人生观教育”不议,单就“道德教育”(通称“品德教育”)而论,现在赋予这个概念的含义也值得推敲。 

   .我国所谓“品德教育”,一向以“五爱”(即国民公德)教育为核心。我国法定的“国民公德”,原为“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爱护公共财物”改为“爱社会主义”。其实,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是否“爱科学”,不属于“道德”问题,而“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又不止是“道德”问题。我国所谓“公德”实际上是政治化的道德。 

   .我国实施的国民公德教育,也可算是社会主义道德教育;除此以外,还实施“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它属于以先进分子为对象的“道德理想教育”。以往既存在随意扩大“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对象的现象;也存在把“助人为乐”之类习俗道德拔高为“共产主义道德”的情况。 

   .所谓“公德”系社会提倡的伦理道德,即应有的道德规范。它有别于我们的民族世代相传的习俗道德,即事实上早已化为习俗的道德行为准则。其中,既包括对自己义务的个人道德,也包括对他人义务的社会道德;而社会道德规范又可划分为两个层次:调节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与调节个人与集体、国家、人类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我国法定的国民公德大抵属于社会道德规范中的高级层次。道德教育虽应以国民公德为基础,但我国道德教育常常局限于“五爱”教育,不能不算是缺陷。 

   .尽管我国道德教育以政治化的道德为核心,还实施政治色彩更浓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有时还受到“片面强调道德教育,忽视政治教育”的责难;反之,我国提倡“学雷锋”之类教育活动,虽然其内容大体上属公益活动范围,由于冠以“共产主义道德”名号,有时被作为“侈谈共产主义”加以非难。这两种情况表明,道德教育由于名不副实而不能不随政治气候浮沉。 

   .虽然我国“品德教育”之“德”的内涵,已经超出严格意义的“道德”范畴,然而我们却又常常以并非基于这种政治化道德概念的品德心理研究成果,作为我国品德教育的立论依据。 

   三、“政治教育”辨 

   我国堪称世界上最重视“政治教育”的国家,由于长期把“政治教育”及“人生观教育”归入“德育”,只有笼而统之的“德育研究”,对“政治教育”本身反而缺乏科学的研究;而“德育研究”的这个薄弱环节,因被汗牛充栋的政治宣传、政治教育的宣传所掩盖,又不易被察觉。 

   .我国“政治教育”的内容,一向因政治形势与任务而定,形成“政治教育”与“政治宣传”混淆的状态。政治基调虽无大的变化,不变中的变化也不小。“政治教育”相对于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缺乏连贯的稳定的内容,或者说在基本调子中,人为地添加的不定的音符偏多,从而影响“政治教育”的科学声誉,无助于形成学生坚定的政治信念。

   .国外关于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实施政治基础教育的范围与大致程度,关于学生参与政治活动的规范、教师在政治教育中应遵循的规范,关于不同政治氛围中政治教育的抉择,多少有一些研究,而在我国则长期满足于政治宣传,对“政治教育”本身缺乏深入的研究。

道德教育概念篇4

关键词:德育方法;理性反思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107(2013)03-0003-03

何谓德育方法?南京师范大学编写的《教育学》认为,“德育方法是为进行思想品德教育而采取的各种影响方式的综合……包括教育者的活动方法和受教育者的活动方法”[1]。这一定义认为方法就是“方式的综合”。由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编写的“教育原理”把德育方法界定成“方式”的综合,并明确“既包括教育者的施教方法,也包括受教育者形成品德的方法”[2]。1989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育大辞典・教育学》给德育方法下的定义是“思想品德教育所采取的各种影响方式的总合,包括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两方面的活动方法”。鲁洁、王逢贤主编的《德育新论》一书认为,“德育方法是为达到既定教育目标,教育者、受教育者参与德育活动所采取的各种方式的总称”[3]。该书将方法解释成“各种方式的总称”。詹万生等认为,“德育方法是为达成教育目标,完成教育任务,在教育原则指导下,运用各种教育手段,教师与学生相互作用的活动方式总和”[4]。檀传宝教授认为,德育方法是指“学生和教师在德育过程中为达成一定的德育目标而采用的有一定内在联系的活动方式与手段的组合”[5]。在这里,檀传宝教授把德育方法看成是“具体德育方式与手段的组合”。王玄武等人认为,德育方法是“为达到德育目的、实现德育目标、完成德育任务、落实德育内容所采取的各种手段、方式、途径和形式”[6]。很明显,王玄武等人把德育方法看成“手段、方式、途径和形式”的运用。

通过上述对德育方法概念的梳理可以看出,从表面上看,我国理论界对德育方法的理解大体上是一致的,即基本上都认为德育方法是德育“方式的总合”。也就是说,我国对德育方法概念的认识表面上基本都统一在所谓“方式”上。那么,究竟何谓方式?如果不能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用概念解释概念之嫌。事实上,我们几乎都回避了这个问题,都是在实践中根据不同的理解来掌握,这就导致德育方法看似一致,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可以说十分混乱,这也是我国学校德育时效低下的原因之一。德育方法是实现德育目标的重要条件,然而在我国对德育方法概念迄今仍有着不同的认识,这就必然会致使具体的德育方法出现偏差,进而影响德育实效。笔者认为,导致我国德育方法概念混乱的原因有五方面。

一、对方法一词的模糊认识

方法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人们的举止言行中处处都体现着方法。何谓方法?《辞源》的解释是“方法,谓办事之条理也”[7];《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方法,指解决思想、说话、行动等问题的门路、程序”[8];《新现代汉语词典》对方法的解释是,“古指量度方形的法则,现指为达到某种目的而采取的途径、步骤、手段等”[9]。可见,上述几部权威词典对方法的解释并不一致。实际上,在现代汉语和现实生活中“方法”也是一个模糊概念,也就是说,人们并没有把方式、方法、手段、原则,甚至途径严格地区别开来。尽管如此,由于有了具体的语言情境或上下文,还是可以较好地把握方式、方法、手段、原则和途径的内涵,达到沟通与交际的目的。然而,在教育研究与实践中就不允许我们使用模糊概念,也就是说,必须把握方法的确切内涵,并将其同方式、手段、原则和途径区别开来。然而,我们没有做到。在德育方法概念的界定中,由于大多都参考权威词典对方法的解释,因此,对德育方法概念的定义也基本是围绕着所谓“方式”进行的。究竟何谓方式?“方式的总合”就是方法吗?几乎又都回避了这个问题,各自在实践中根据不同的理解来掌握。笔者认为,我国当前教育中的许多问题都是因为没有确切地理解方法的内涵而造成的。事实上,在我国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特别是在德育工作中,把方法、方式、手段、原则、途径,甚至内容混在一起的现象司空见惯,这一点,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德育的实效与全面和谐发展教育的实施。这正是我国德育方法混乱的根本原因。

二、对方法一词内涵的误解

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对“方法”一词内涵的认识不尽相同。最为明显的是人们常常把方法与方式混在一起,有时也把方法、方式、手段混在一起,有时把原则、途径也称之为方法。这种对“方法”的不同认识与解释,直接影响着人们对教育方法的理解,当然也影响到对德育方法的理解。在教育中,由于未能较好地区别开方法与方式、原则、手段、途径的关系,致使我们对教育方法的认识不尽统一,甚至人言言殊。在教育理论与实践中,有的把“方式”看成“方法”,有的把“手段”看成“方法”,有的把“途径”也当做“方法”来对待。特别是把原则当成“方法”的情况最为普遍。比如,孔子提倡的学思结合、启发诱导;《学记》中的善喻、长善救失、循序渐进、藏息相辅;朱熹提出的“学思结合、温故知新”;王夫之提出的“知行并进、学思想资、因材施教、积渐不息”以及陶行知提出的“教学做合一”,等等,这些都是原则,但许多权威专家也把它称为方法。众所周知,原则是应该遵循的准则,是指针,应该是“方法”的上位概念,原则下应该还有具体的方法,但如果把原则看成方法,就穷尽方法,没有下位概念。方法易于操作,而把原则当做方法来使用就难以实施和实现。大凡研究过西方发达国家教育方法的人就会发现,西方发达国家教育家说的方法都比较具体,且能够操作与评鉴。因为他们提出并研究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方法。如夸美纽斯的教育过程四步骤法(观察、记忆、理解、练习);赫尔巴特提出的教学过程四阶段论(明了、联想、系统、方法);杜威根据“做中学”原则提出的具体教育步骤与方法:斯金纳的程序教学法;布鲁姆的掌握学习法;奥苏伯尔的先行组织者方法;罗杰斯的非指导性教学法;赞科夫的高难度教学法;洛扎诺夫提出的暗示教学法,以及案例教学法、任务驱动型教学法、项目驱动型教学法等。但是,在我国许多方法都比较原则且不易操作,更不宜评鉴,因为这些方法本来就是原则性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对方法一词内涵的误解所致。德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德育活动与过程中,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而且是灵活多变的;方法没有对错之分,只有妥当与否,应该寻求方法的最优化;手段是动态开放的,应有效地利用各种先进的技术与手段;途径是一种客观存在,要尽量开发和利用,否则德育就不会收到实效。

三、对方法本质的不同认识

对德育方法本身的理解与认识不同,也是导致德育方法混乱的原因之一。一方面,由于所持的教育理念和角度不同,对德育的动因或决定因素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导致对德育方法的认识不同。“教师中心论者”和认为“德育可作为知识教”者,从“教师主体”的角度和教师“教”的角度来理解德育方法,在他们眼里语言讲授(教授)的方法就是主要的方式和方法,而课堂教学则必然被视为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德育途径。与之相反,“学生中心论”者,则把学生如何利用教师提供的教育资源进行自我教育视为德育的关键,即教师只是德育服务的提供者,学生在教师的帮助下自主创新性学习和自我教育才是德育的关键。因此,从如何指导与帮助学生生成与发展良好品格的角度来理解德育方法,十分重视学生自我教育的方法。具体而言,教育工作者所采用的德育方法(包括语言说理类、榜样示范类、实践锻炼类、规范制约类、评价激励类、情感陶冶类等)其落脚点主要在指导上;而在德育途径上除了强调课程学习外,也十分重视实践活动途径、日常生活途径以及管理活动途径等。因此,“学生中心论”者对德育方法下的定义是:“(服务)德育方法,是指为实现德育目标、达到德育目的,施教者依据德育基本原则向学生提供德育服务时所采用方式、手段与程序的组合,以及学习者在施教者的帮助下,在自我教育活动和过程中所采用的方式、手段与程序的组合”[10]。德育方法是一个由“施教者采用的德育具体方法”和“学生者自我教育的方法”构成的德育方法体系。另一方面,对德育方法的组成认识不同,也导致了对德育方法的不同认识。例如,有的专家学者认为,德育方法由指导思想和方法构成[11];有的认为,由方法论意义上的方法和具体的方法构成[12]。笔者认为,我国亟待开展对德育方法论的系统的、理性的研究。

四、对传统德育的非理性评价

对传统教育方法缺乏理性的认识与客观的评价,导致德育方法概念混乱。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谈到教育和教育方法问题,就指责传统教育;说起传统的教育,就一概予以棍之,加之盲目或断章取义地对古人教育思想与方法的批判,直接导致对教育方法及其概念的茫然。类似的批判可常见于报端,例如:“长期以来,我们将‘传道、授业、解惑’看做教师的神圣职责……教师的这种职业定位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使教师教育教学活动的创造性几乎丧失殆尽。”我们知道,“传道、授业、解惑”,这是我国唐代教育家韩愈的著名论断:“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其实,这里韩愈强调了教师作用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了教师职业的特征。但以何种方式、方法,采取何种途径传道授业解惑,韩愈并没有具体说。就教师职业特征而言,“传道授业解惑”并没有错,这是教师职业的一部分功能,问题是采取何种途径、方法来“传道授业解惑”。我国古代许多宝贵的教育思想精华,如孔子学、思、行的教育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由博返约”、“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孟子“教亦多术”对教学方法的认识;王守仁“顺应儿童的性情”教育思想;王夫之“讲习君子,必恒其教事”对教师的要求;杨贤江“全人生指导”教育思想以及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教育原则等,都是文化瑰宝。我国古代、近代的私塾,老先生(教师)更多地管理着学生,由学生自己读书,遵循的是“书读千遍,其意自见”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教学原则,在今天看来,处处都洋溢着倡导学生自主性创新学习和自我教育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然而,这些我们并未较好地汲取和继承,或非理性地漠视,或盲目地摒弃或批判,使得我们自己也陷入糊涂的泥潭,进而导致德育方法与概念的混乱。

五、外文文献的误解误译

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引进与翻译了大量的英文教育文献。然而,由于对有关教育方法词汇的误解与误译,在一定程度影响了我们对德育“方法”概念的正确认识。“方法”一词,英文为“method”,一般认为,该词来源于希腊文的“metodos”,意思是沿着的一条路径或程序。实际上,在现代英语语言中,英文“method”、“approach”、“way”、“means”等都可以表达汉语的“方法”之意(在汉语中“方法”一词是个笼统的模糊概念),其中“method”和汉语的“方法”意思最近,英文的“methodology”翻译成“方法论”;“approach”也有汉语“方法”的含义,但更多地强调“方法实现的活动过程”;英文的“way”也可译成汉语的“方法”,但更多地强调“方法实现的路径”;英文“means”也可以译成汉语的“方法”,但其重点在“手段”上。汉语的“方式”,英文用“way”、“manner”、“mode”、“style”等来表示,这里的“way”实际上更强调“方法实现的过程特征”,“manner”强调的是“人的(好的、坏的)活动方式特征”,“mode”(非常正式的词汇)强调“方式的选择性,主要用于有关文化的上下文之中”、“style”强调的是“形式”和“风格”。汉语“途径”用英文“way”、“channel”表示,“way”强调的是“路径”,“channel”指的是“渠道”。通过上述分析发现,除了“method”外,在英文中,“approach”、“way”、“means”也都有汉语“方法”的意思。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way”既可以表示汉语的“方法”,也可以表示“方式”,还可以表示“途径”,也就是说,英文的“way”是一个常用多义词汇(commonword),在明确上下文的情况下,可以用来代替“method”、“means”、“manner”、“style”和“channel”等。事实上,在英语语言中,尤其是在非正式的(infml)或非标准的(nonstandard)或口语(oralorspoken)的文献中,这种现象十分常见。这就是说,在英译汉时,只有仔细阅读和领会字里行间的含义,才能知道究竟该用“方法”还是“方式”,或者说是“途径”来翻译。本人发现,在教育专业文献中,不确切的翻译司空见惯,由此引发的误解和不必要的争论更是层出不穷。可见,由于翻译不当造成对“方法”、“方式”、“途径”等的混淆不可小视。

总之,目前我国德育方法的概念十分混乱,造成这一问题除了上述五大原因外,还有一些其他原因,诸如是实施“大德育”,还是“小德育”;道德是否可教;德育是否只是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等,这些都影响着德育概念和德育方法概念的界定。笔者认为,从德育方法概念的文字表述来看,如何界定德育方法概念,关键是要从文字意义上把教育方法、教育方式、教育手段、教育途径、教育原则较好地区别开来。否则,概念不清或混乱必然影响对德育方法的认识,进而影响德育实效。

参考文献:

[1]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282.

[2]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校.教育原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115.

[3][11]鲁洁,王逢贤.德育新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386,401-412.

[4]詹万生.整体构建德育体系总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420.

[5][12]檀传宝.学校道德教育原理[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146,151-166.

[6]王玄武等.比较德育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225.

[7]词源(第二册)[Z].北京:商务印书馆,1915:1145.

[8]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306.

[9]王同亿等.新现代汉语词典[Z].海南:海南出版社,1993:434.

道德教育概念篇5

关键词:吉利根;自我概念;道德概念;建构与启示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1-0041-02

卡罗尔・吉利根(1964-),现任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标志她研究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是于1982出版的《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该书在西方世界被视为当代女性主义理论的经典著作。在该书中,吉利根试图通过访谈的方式考察人们的自我概念和道德概念,考察他们对道德冲突和道德选择的体验,让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循着这些声音去描绘女性心理和道德发展的轨迹[1]。

本文将沿着吉利根的逻辑分析轨迹,剖析在男权社会,女性的自我概念与道德概念的缺失,即女性于这样的社会里所形成的道德发展的特点无疑打上了男权的烙印,探讨以吉利根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对女性自我概念与道德概念的建构,并对这一建构做出一定的思考以及发现其中的重要现实意义。

一、男权社会中,女性自我概念与道德概念的缺失

1.男权社会中,女性自我概念的缺失

关于自我概念,即指个体把自己作为客体的整体看法和感觉[2]。哈佛心理学家詹姆斯第一个提出自我概念,他认为自我概念是影响个体行为的深层个性因素,人们的自我概念和自己的行为常常是协调统一的。然而,处于男权社会中,女性总是有意和无意地限制自己的声音,使得一种男性声音的文明永久化,一种基于同妇女分离的生活秩序永久化,因而,女性总是忽略了自我,总是透过男性安装的玻璃窗看待世界,由此导致女性自我概念的缺失。

而这种缺失,可以追溯到亚当和夏娃。上帝在创造人类的过程中,在泥坯的鼻中吹入生命的气息,由此创造出了有灵的活人――亚当。但鉴于亚当是孤独的,上帝决心为他造一个配偶,便在他沉睡之际取下他一根肋骨,用这根肋骨造成了一个女人――夏娃。在生命周期中,像在伊甸园中一样,妇女一直是偏离的[3]3。在社会生活中,男人们总是含蓄地采用男性生活作为标准,试图以男人的布料来装扮妇女,在著作中,吉利根通过阐述艾米的被访谈经历,来论证女性自我意识的模糊,她们很难听到内心深层次的呼唤,在很多场合有意和无意地运用他人声音去表达而不是表达出自己的内在世界。

自我概念是影响个体判断、选择以及最后行为的深层因素,人们的自我概念与其行为常常是协调一致的。男权社会中,女性自我概念的缺失,必然会影响女性道德概念的建构,即女性道德判断、道德选择以及道德行为都将受到影响。

2.男权社会中,女性道德概念的缺失

所谓道德概念是对人与人关系属性的价值上的具体把握。就道德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而言,其内涵是对人与人利益关系的本质的应当性的把握,其外延则是所有的道德现象,它与“真”的概念、“美”的概念是有明显区别的[4]。同时,道德概念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内容。处于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本质和美德被视为服从和温顺,她们的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依赖于权威。

回顾中国历史,从奴隶社会晚期,孔子在《论语》中明确讲到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到西汉时期,董仲舒正式提出“三纲五常”。其中“夫为妻纲”,即明确提出妇女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紧随其后,为了让妇女安于服从的地位,封建社会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规范,主要表现为“三从四德”。直至宋朝,程朱理学提出守节观念,使得对妇女的要求更具体化与生活化。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女性的道德概念一直处于“男尊女卑”的基础上,直到近代,中国女性才逐渐发出自己的道德的声音。

同时,回顾西方历史,女性道德概念也一直处于缺失状态。正如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所认为的:“男人与女人共同的地方在于他们都具有人类的特点,他们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的性。”“我们用不着争论到底是男性优于女性,还是女性优于男性,或者两种性别是相等的,因为,每一种性别的人在按照他或她特有的方向奔赴大自然的目的时,要是同另一种性别的人再相像一点的话,那反而不能像现在这样完善了。”[2]前言3他由此主张女性的美德在于依附与顺从。

对此,吉利根通过访谈的方式,对于父权制社会下,女性道德概念缺失的状况进行了详尽地描述。吉利根通过案例访谈方式,发现妇女们对保护和维持自己生活的男人们做出的和强加的意见或判断采取一种服从的态度,而缺乏自己的道德判断及其道德选择,这便必然体现在她们的最终道德行为中。

二、以吉利根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对自我概念与道德概念的建构

迄今为止,在历史上,女性的自我概念与道德概念一直处于缺失状态,所以,当代女性主义不断在努力建构女性本身的自我概念和道德概念。第一代女性主义在争取女性的就业权、受教育权等基本权利时,她们的价值观一直依附于传统的西方思想,并没有挑战二元论。第二代女性主义,以波伏娃为代表,率先提出了挑战。她在其经典著作《第二性》中,提出了“他者”问题。波伏娃认为,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只是“他者”。第三代女性主义试图打破男女之间的二元对立,主张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其中吉利根为主要代表。吉利根开始通过访谈方式考察女性的自我概念和道德概念,让女性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循着这些声音进一步考察女性心理和道德发展的轨迹。那么,以吉利根为代表的女性主义所建构的自我概念和道德概念分别是什么?她又是如何来建构的?

吉利根将女性自我概念界定为具有社会价值意义的自我概念,试图通过联系、关怀和关系来认同自我。她借用了乔多罗的理论,并通过自己的研究经验发现,这种差异具体源于儿童时期,“母亲试图更像她们自己,以及延续自我那样地体验自己的女儿”[2]4。相反,“母亲把儿子作为异性来体验”[2]4,由此男孩逐渐将自己与母亲分开,并逐步削弱了“他们最初的爱以及移情联系的感觉”[2]4。因此,在吉利根看来,女性多站在“移情”的基础上定义自我,自我是一个联系的自我,与他人的分离将导致自我的消解。

与女性自我概念相呼应,吉利根将女性道德概念界定为“责任道德”,并描述了女性道德发展的三个水平。第一水平体现为女性过分地关注自我。这是一种现实的涉及生存的关心。紧接着,吉利根开始权衡自私与责任问题,进入将善视为关怀他人,根据关怀和保护他人的能力来定义自己和声明自己价值的第二水平。最后吉利根开始审视内在的逻辑,重新思考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消除自私与他人的鸿沟,并以非暴力和不伤害为道德准则,进入到适当关怀自我和他人的第三水平。循着这一探索,吉利根建构了一条“关怀道德”路线,她认为男性道德为公正道德,女性道德则为关怀道德、责任道德。

三、吉利根对女性自我概念和道德概念建构的思考与启示

但不可否认的是,吉利根对女性自我概念和道德概念的建构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特别是对我国的德育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

1.注重性别差异,将性别视角贯穿于德育工作的始终

女性自我概念与道德概念的缺失,使得女性在道德判断、道德选择和道德行为方面往往缺乏主体意识,她们有意或无意地循着男性的声音和男性道德发展的轨迹建构自己的思想,而忽略了内心真实的声音。因此,我国的德育工作应注重性别差异,将性别视角贯穿于道德准则的制定、实施和具体的道德实践过程中,以增强女性的主体意识,提高她们的道德判断和道德选择能力,让德育效果在她们最终的道德行为中得以体现和检验。

2.关怀学生,注重德育中的情感因素

分析我国的德育教学与实践,知识的传授成为其中的主导。德育课堂上,教师多是讲授德育的概念、内容、原则与方法,介绍各国的德育状况以及列举古今中外道德模范的典型事例,而忽视了各个阶段学生道德发展过程中到底需要什么,忽视了传授的德育知识是否符合学生心理成长的规律,忽视了道德中情感因素的发掘、引导和培养。因此,走进学生,关怀学生,注重道德中的情感因素,成为当前我国德育工作的重要任务。

3.灵活运用调研与访谈方式,丰富德育方法

吉利根通过访谈方式了解女性的道德发展状况,建构女性的自我概念和道德概念,并探索女性道德发展的轨迹,对女性道德研究的发展具有革命意义。我国的德育工作应借鉴和灵活运用访谈方式,改变过去单一的灌输方式,贴近生活、贴近实际,以此发现德育工作中的新问题、新途径,增强德育的实效性。

参考文献:

[1]肖巍.女性主义的道德自主性概念[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5).

[2]罗子明.消费者心理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223.

[3][美]卡罗尔・吉利根.不同的声音――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m].肖巍,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4]黄富峰,陈建兵.论道德概念[J].山东社会科学,2005(11).

[5]肖巍.女性的道德发展――吉利根的女性道德发展理论评述[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6).

[6]肖巍.性别与超越:关怀伦理学的两种模式[J].妇女研究论丛,1999(2).

[7]肖巍.关怀伦理学对西方道德教育领域的冲击[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8(2).

道德教育概念篇6

一、“德”的概念

在中国,德育里的“德”到底指什么?“德”本来是很清楚的,就是道德。在英语里,moraleducation指的当然就是这个“道德”教育。但是在中国,“德”的概念就比较大,包括思想、政治、品德、心理健康,等等。在日常德育工作中,基本上智育、体育和美育不管的,都归德育,学校实际生活中德育概念是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有两个最大的危机:理论上,如果一个概念可以是任何事物,则意味着它什么都不是,或者说这个概念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实践中,一个人如果要做无限多的事情,就谈不上专业化。记得以前对德育工作者的一个说法,叫“万金油”。这个说法一方面是对我们的表扬,因为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另一方面则是对我们的批评,因为“万金油”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换言之,其实就是说,德育工作基本都是一批非专业人士在做。近年我一直提一个概念,叫做“教师的德育专业化”。目前,德育学科的专业知识基本上都在大学和研究中心里做教育科学研究的人群中循环,尚没有与教师专业知识的提升和教师专业发展建立链接。建议大家可以想各种办法,比如用校本的方式解决――通过读书会、分享会来实现德育理论学习以及教师之间的德育经验分享。我们绝不能让所有教师的德育经验都一次一次从零开始积累。

如果想要梳理一下“德”的概念,特别要考虑两个问题:第一,德育的“德”到底应该包括哪些东西?第二,包括的这些东西之间是什么关系?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在这里只做简要回答,感兴趣的同仁可以看我的《学校道德教育原理》(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如果说德育就是道德教育,本身是没问题的。但有人觉得德育概念还应该大一点,我也不反对,德育概念可以包括更多内容,但要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比如我可以同意一个标准:德育所教的内容是可以做价值判断的,约等于“价值教育”。现在的问题是,大家对这个明确的界限是不太在乎的。我一直强调德育要“守一而望多”――其基本含义之一是教育要守住最基本做人的问题,即道德教育是大德育里的根本。先把做人的问题解决以后,再启发学生有更高的社会责任。

今天我重点要讲的,是第二个问题:大德育内部各类教育之间的关系怎么处理?这是大家应该关心的。因为时间所限我这里抛砖引玉,只讲两对关系,供大家参考。

(一)道德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关系

心理健康问题是道德问题吗?心理问题多数情况下是中性的,与价值无关。善恶是根据一个人德行如何判断的,不是根据心理健康判断的。但是,心理问题与道德问题又是分不开的,任何人的道德行为都会有心理机制。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关注以下三条建议。

1.防止误判和误诊

误判和误诊经常会发生。中学老师都会遇到青春期教育问题。青春期最典型的一个错误判断,就是把心理问题看成是道德问题。有两个最典型的事情,一个是早恋,一个是叛逆。很多人判断早恋是“不懂事”,做的是道德判断。比如最常见的对话是:“你看你父母多不容易啊,你还谈恋爱!”这种对话教育效率很低,因为这是一个德育思路。当你指出父母不容易,好像是在指责孩子不孝敬父母。老师如果能换个思路,去道德标签,先将早恋当作一个正常心理现象,与学生交流,效果会不一样。所以,不要把孩子心理成长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当成是负面的道德问题。叛逆也一样,如果成人社会承认叛逆是孩子长大的标志、欣赏孩子的叛逆,会更容易解决问题。如果误诊误判,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很多家长困惑:“我的孩子明明是错的,怎么还跟我犟?”于是认为这是德育问题。其实青春期的孩子判断事情的特点就是错了依然坚持,有自己的想法又不太成熟,这有什么可惊讶的呢?在某种意义上讲,反而应该感到高兴,因为我们的孩子不再处于人类发展的最低级阶段(什么都听大人的)。

2.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都要高度重视

把心理健康问题当成道德问题是不对的,但有人将道德问题看成心理健康问题,也是不对的。就好比一些不良律师为十恶不赦的罪犯找理由开脱责任,解释为心理问题,肯定是错误的。心理健康问题与道德问题要做区分,混为一谈一定会出问题。除了教育效率低,最重要的问题是很多悲剧会发生。举个例子,亲子关系糟糕一般都发生在青春期。小的时候大人讲话孩子都听,不存在矛盾;青春期过后孩子的思想会更辩证,也不会发生冲突。问题往往就出在青春期,孩子情绪容易两极化,父母与孩子彼此不理解,亲子关系冷漠。青春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悲剧?其实就是对问题性质的判断不专业。换言之,专业的教育要善待青春期,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都要高度重视。

3.让心理健康与道德教育互相促进

心理与道德二者的区别很重要,联系也很重要。我举个例子:在同样有爱心的情况下,内向的孩子对别人友善,却可能没有任何表示;外向的孩子则相反,见人就帮,于是往往“帮倒忙”。这两类性格其实都是要通过德育予以改进的。对于外向的小孩,要教育他帮助别人却不能添乱,提醒他在帮助别人之前思考三个问题:发生什么了?需要帮助吗?什么样的帮助是最好的帮助?对于内向的孩子,老师应当告诉他“你是个好孩子,只是缺乏应有的表达。客人来到家里,你如果不能特别热情地表现,是不是可以微笑点个头?”……如此等等,这些都是用心理调整的方式改进孩子的道德行为。同样地,我们也可以用改进道德境界的方式增进心理健康。孔子有一句话叫“仁者无忧”,如果道德上是个仁爱的人,则不会患得患失、整天苦恼。

(二)道德教育与经济教育的关系

自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一直面临一个课题:德育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德育不能假大空,要回归生活,但德育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底线的,突破底线就会有问题。比如,勤劳、节俭、诚实等都是全世界德育必须要讲的德性,不讲则突破底线了。学校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和市场是不一样的。学校就是一个讲真善美的地方,这个底线要守住。关于学校德育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里也有三条建议。

1.教孩子必要的经济常识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意味着学校教育要教孩子必要的经济常识。经济(学)教育首先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化知识的学习,并不是狭义的、直接德育的一部分,但经济(学)这一类教育在当代社会却十分重要。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不会理财,未来通货膨胀发生时,孩子就不知道如何守护自己的劳动所得。

2.“富的教育”

经济教育有两类:与价值无直接关联的经济学知识的教育和与价值有直接关联的经济教育。所谓“富的教育”,就是与价值有直接关联的经济教育。“富的教育”是日本教育学家小原国芳提出来的。当年针对日本经济起步后暴露出来的国民德性十分糟糕――制造假冒伪劣商品、被世人称之为“经济动物”等病态,他提出要加强“富的教育”。在当前的中国,我们同样也要加强“富的教育”――从根本上是要加强财富观的教育。小原国芳关于“富的教育”的思想,我整理起来,觉得主要有三个意思,即教育孩子:怎样看待财富?怎样使用财富?怎样创造财富?

不能正确看待财富,人会活得很苦恼,一些人甚至会因为财富增加而平添许多烦恼,所以正确看待财富需要教育。至于正确使用财富,是要教会孩子将好的物质条件用在值得做的事情上。这里举一个例子:张学良从纨绔子弟到民族英雄的转变,一场演讲对他的影响很大。演讲题目叫“有我在,中国不会亡”,演讲人是南开大学的创立者张伯苓。张伯苓先生其实就讲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几个亿人口的中国绝对不会亡!张学良由此觉得应该用比较好的家庭条件,为社会多做好事,从此便开始改变自己的人生。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告诉我们财富到底应该怎么用。买毁灭自己,还是力所能及地自我实现?显然有不同的使用方式。不幸的是,现在很多人使用财富的方向是错的。第三个是怎样创造财富。最近几十年,中国社会一直上演一些卑劣的闹剧:苏丹红、药品造假、电信诈骗,等等。靠这些方式积累财富当然是为富不仁的。所以小原国芳提出一定要教育孩子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富。富一定要与高贵的人格联系在一起,而这要通过教育来实现。

3.明确道德教育的超越使命

回到最开始讲的,我们之所以强调经济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关系,是因为要回答一个问题:德育怎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刚才明确地讲要有底线,即基本的人格教育不能丢。而从积极的社会分工角度来讲,学校教育就是要跟孩子讲真善美、讲正义、讲爱心。德育应该非常明确自己的超越性使命:我们的生活里不是只有做生意一个逻辑,要有更高的对自己、对他人的人性期许。真正的道德教育,一定要使孩子作为一个道德主体,心悦诚服地去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情。

二、“育”的形态

如前所论,所谓德育里的“德”,是德育内容的界定。而德育的“育”,当然指的是学校德育的存在形态。德育形态可以从时间、空间两个角度分析。我们今天只讨论空间维度的德育形态――即现实的学校德育中有哪几类德育活动形式。我认为从空间上分类,全部学校德育都可分为直接德育、间接德育和隐性课程意义上的德育三类形态。这个分类可以说是对德育活动形式的一种最简洁的分类。

那么什么是直接德育和间接德育?用物理课教学举个例子。上课秩序乱的时候,物理老师说:“大家上课要认真,不能乱说话!”这个时候老师的“教育”意图学生是知道的,这就叫直接德育。或者,老师给学生讲一个物理学家的故事,特别突出介绍其坚韧不拔、热爱科学的精神,教育学生学习这些道德品质,这时物理老师所从事的就是直接德育。而间接德育,则是“只上物理课”也有的德育作用,比如:当老师纯粹讲授物理知识时,其实也是对学生进行了科学精神、唯物主义世界观教育。就是说纯粹的物理教学中仍然是有德育存在的,只不过老师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这是所谓的间接德育。那么间接德育有可能转化为直接德育吗?比如物理老师只讲正电荷和负电荷相遇产生雷电这一知识就下课,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就是间接德育,而如果物理老师在此时多说一句:“民间传说的雷公打雷是迷信的,大家不能信。”此时,间接德育就演变为直接德育了,因为教师已经点明了不能迷信这一点,这与思想品德课所进行的德育没有什么两样。隐性课程意义上的德育是指教学的方式方法、师生互动的方式等因素对学生的影响。例如:桌椅摆放的方式、与学生讲话时的口气等,都对学生的人格成长有各种价值上的影响。隐性课程意义上的德育当然可以归为间接德育,但是由于它是间接里的间接,很多教育工作者没有意识到,所以有必要突出、单列为第三种德育形态。

那么,我们将学校德育划分为这三种形态有什么意义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三条:

1.促进德育自觉

如果承认有这三种德育形式,尤其当老师承认连对学生说话的方式、口气等因素都会对学生有这样或那样的德育影响时,老师们会明白“人人都是德育工作者”是一个教育的事实,而不仅仅是一个教育的价值。不是校长或书记要求教师做一个德育工作者,而是无论教师愿意与否,都在做德育,因为要上课就不可能没有任何教法、要跟学生说话就不可能没有任何口吻……所以,教师实际上只有一种可能性:选择做好的德育工作者,或者做坏的德育工作者,你不可能任何形态的德育工作都不做。这是认识三种德育形态的第一个意义:有利于所有德育工作者明确自己在德育中的当然使命。

2.拓展德育思路

假定学校收到文件,要加强某种德育(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大家想到最多的往往是直接德育:校本课程、主题班会、活动课程等等……然而这只占了德育形态的三分之一,间接德育和隐性课程意义上的德育往往会被忘记。这是非常可惜的。因为后两种德育形态有一个优点,就是不需要额外的成本。当然,这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一直强调的,教师的德育专业化水平要及格并不断提高。

3.依据不同形态,设计和开展德育活动

这有点像我们所说的因材施教,做德育活动时也要根据每种德育形态不同的特点去开展德育活动。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不同的形态是否有各自的特点?例如:直接德育有其存在的缺点,比如占用资源、易使学生产生逆反。我们可以改正,但不可以放弃直接德育,因为有些道理就是要有专门的时空给学生讲清楚。当我们知道直接德育的缺点时,开展德育活动就要注意两条:第一,要有时间上的分寸,不要认为抓德育等同于抓直接德育,把直接德育的时间安排得越来越多;第二,有德育质量意识,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开展一个直接德育活动,活动的质量是关键,要让孩子有兴趣,建立“欣赏型德育模式”。

道德教育概念篇7

一、生态道德教育的基本概念及应用优势

(一)生态道德教育的概念

“道德”这一概念源自于我国伟大思想家老子的作品。而其中的“道”指代的是规律及准则,“德”代表的则是人的品行。到了近代,“道德”衍生出了“生态道德”的概念,而对于其具体定义,学术界还没有构成统一标准。有学者认为,这一概念属于人类对自然所理应担负起的责任。还有的学者提出,生态道德所突出的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要求二者和谐共处。而这两种观点的共同点,即都是在原来的道德概念基础上延伸出来的,但也只限于阐述人和自然间的联系。之后,人们又在道德教育的基础上构建出了生态道德教育理念,要求人类与自然亲密相处,互相促进,并且有针对性地展开教育。确保受教育者能具备良好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进而达到保护自然的目的。

(二)生态道德教育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优势

语文学科与文字密切相关,其中包含了多元化的素材,可以让广大学生接受生态道德教育。而将生态道德教育运用于小学语文教学中,则不需要特意设置道德课程,只需在日常教学当中对学生施以生态道德教育即可。这样能够进一步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促使其构成正确的价值观。另外,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融入生态道德教育,能充分体现出语文教学内容的优势。小学语文教材中,有不少文章都颂扬了大自然的美丽。例如《庐山的云雾》、《彩色的非洲》、《桂林山水》等,都描述了风光无限的自然景色。借此,教师便可以将语文教学同生态道德教育结合起来,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生态意识。

二、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渗透生态道德教育的方法

(一)在字词教学中渗透生态道德教育

字词是语文学习的根基所在,亦是小学时期语文教学的重点任务之一。教师在字词教学的过程中贯彻生态道德教育,能够使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提升,进而收获理想的教学效果。比如,老师教给学生这首儿歌:“天气晴朗河水清,小小青蛙大眼睛。”该首儿歌中便出现了不少和大自然有关的字词,如“天气”、“河水”、“青蛙”等。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可以将这些字词同自然环境联系起来,同时告诉学生:“晴朗的天气和清澈的河水很美,小青蛙也很可爱。但是这些都需要大家共同保护。”以此激发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让学生爱上自然。此外,教师也可以让学生在平日的生活中多学习一些常见的环保标语,通过这样的字词积累,在提升学生语文能力的同时宣传环保理念。

(二)在阅读教学中渗透生态道德教育

在阅读教学中掺入生态道德教育,也是十分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小学语文课本中,也有不少课文描述了人类对大自然的崇敬和热爱,比如《观潮》、《海上日出》、《火烧云》等。老师在针对这些课文进行讲述的时候,也应当注意生态道德教育的糅合,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对自然的热爱之情。另外,教师也可以结合这些景色的现状,向学生进行介绍,让学生知道人类的活动会对自然环境造成很大程度的破坏。这样便能在阅读教学过程中让学生树立起端正的生态道德观,进而逐步使其建立起环境保护意识。

(三)在实践活动中渗透生态道德教育

除了课堂教学之外,教师还应当积极组织课外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培养起保?o大自然的意识。例如,教师可以为学生安排相关的知识讲座,让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保护环境的必要性。教师也可以给学生布置一些课后实践作业,让学生对身边环境的变化情况进行调查,并作出汇报。比如树林、河流、空气的变化等。并且,每当到了环境保护日时,教师再让学生亲自参加植树、捡垃圾等活动,待回去之后再写下自己的心得。这样便能够使学生亲身体会到大自然的魅力,并认识到保护环境的意义所在。最后,教师还可以挑选一些关于环保的纪录片,让学生在课后自主观看,从而激发学生的环保热情,让其对当今的自然环境状况再多一分了解。

道德教育概念篇8

此类争议虽甚热闹,德育理论的实质性进展并不显著。这里拟从为“德育”正名入手,尝试为构建切合实际的德育逻辑框架,提供一些思想线索。不敢奢望很快取得共识,无非是在习俗面前冒叫一声而已!

一、“大德育”辨

“德育”原是“道德教育”的简称。道德教育同人生观教育、文献,若无意偷换概念,几乎每次都得考较一番,而认真考较的能有几人?

二、“品德教育”辨

暂且撇开“政治教育”、“人生观教育”不议,单就“道德教育”(通称“品德教育”)而论,现在赋予这个概念的含义也值得推敲。

1.我国所谓“品德教育”,一向以“五爱”(即国民公德)教育为核心。我国法定的“国民公德”,原为“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爱护公共财物”;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爱护公共财物”改为“爱社会主义”。其实,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是否“爱科学”,不属于“道德”问题,而“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又不止是“道德”问题。我国所谓“公德”实际上是政治化的道德。

2.所谓“公德”系社会提倡的伦理道德,即应有的道德规范。它有别于我们的民族世代相传的习俗道德,即事实上早已化为习俗的道德行为准则。其中,既包括对自己义务的个人道德,也包括对他人义务的社会道德;而社会道德规范又可划分为两个层次:调节个人与个人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与调节个人与集体、国家、人类之间关系的行为准则。我国法定的国民公德大抵属于社会道德规范中的高级层次。道德教育虽应以国民公德为基础,但我国道德教育常常局限于“五爱”教育,不能不算是缺陷。

3.我国实施的国民公德教育,也可算是社会主义道德教育;除此以外,还实施“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它属于以先进分子为对象的“道德理想教育”。以往既存在随意扩大“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对象的现象;也存在把“助人为乐”之类习俗道德拔高为“共产主义道德”的情况。

4.尽管我国道德教育以政治化的道德为核心,还实施政治色彩更浓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有时还受到“片面强调道德教育,忽视政治教育”的责难;反之,我国提倡“学雷锋”之类教育活动,虽然其内容大体上属公益活动范围,由于冠以“共产主义道德”名号,有时被作为“侈谈共产主义”加以非难。这两种情况表明,道德教育由于名不副实而不能不随政治气候浮沉。

5.虽然我国“品德教育”之“德”的内涵,已经超出严格意义的“道德”范畴,然而我们却又常常以并非基于这种政治化道德概念的品德心理研究成果,作为我国品德教育的立论依据。

三、“政治教育”辨

我国堪称世界上最重视“政治教育”的国家,由于长期把“政治教育”及“人生观教育”归入“德育”,只有笼而统之的“德育研究”,对“政治教育”本身反而缺乏科学的研究;而“德育研究”的这个薄弱环节,因被汗牛充栋的政治宣传、政治教育的宣传所掩盖,又不易被察觉。

1.我国“政治教育”的内容,一向因政治形势与任务而定,形成“政治教育”与“政治宣传”混淆的状态。政治基调虽无大的变化,不变中的变化也不小。“政治教育”相对于文化科学技术教育,缺乏连贯的稳定的内容,或者说在基本调子中,人为地添加的不定的音符偏多,从而影响“政治教育”的科学声誉,无助于形成学生坚定的政治信念。

2.一方面,我国“道德教育”属于“政治化的道德教育”;另一方面,我国“政治教育”又带有“道德化的政治教育”色彩。在政治热情高涨的氛围中,把道德升华为政治,道德教育更有力量;反之,在政治冷淡的氛围中,则连最无争议的道德教育本身,也被当作“政治”而疏远。我国所谓“政治课”(现称“思想品德课”与“思想政治课”)的命运就是如此。

3.国外关于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实施政治基础教育的范围与大致程度,关于学生参与政治活动的规范、教师在政治教育中应遵循的规范,关于不同政治氛围中政治教育的抉择,多少有一些研究,而在我国则长期满足于政治宣传,对“政治教育”本身缺乏深入的研究。

四、“思想教育”辨

同样,“人生观教育”以及“世界观教育”由于长期淹没在笼统的“德育”与模糊的“思想教育”之中,关于人生观教育同人生不同发展阶段的关系、人生观教育与世界观教育的关系,以及形成世界观的途径,等等,至少仍缺乏严格的论证。

五、“个性形成”解

我国基础教育长期缺乏形成学生独立的(定型的)、健全的、独特的性格(个性、人格)的明确概念,似乎只要全面实施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加上劳动技术教育,就能自然地形成这样的性格,以致忽视把握个人性格形成过程中不可错过的时机,加以必要的指点与矫正。

1.我国普通中学一直承担升学与“就业”(严格讲应是“生活”)准备的双重任务,意味着普通教育只有工具价值,没有内在价值;现在确立基础教育以“提高中华民族素质”为宗旨,实际上仍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观念。一般以为全面实施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与劳动技术教育就算是“提高中华民族素质”,也说得过去;反之,再以“提高中华民族素质”规定德育、智育、体育以及其他教育的任务,依然不够明确。

2.最近若干年间,注意到心理卫生、青春期教育、性教育,是一个进步。这类工作固然同品德教育相关,主要由班主任承担,问题也不大,而把这类教育或指导归入“德育”,在观念上容易造成把心理方面的问题全当成思想道德问题的误解。

六、“德育工作”辨

我国有所谓“德育工作”提法,甚至还有所谓“德育教育”之说。这些生造的词语是不是通,是个问题;更重要的是这种概念实同德育理论上的误区相关,即把“德育”视为同“教学”并行的特殊工作领域。

1.所谓“德育”之所以有别于“道德”,正由于它是有关道德方面的教育,这种“教育”本身不就是一种“工作”么?“德育”本身就是道德(哪怕是广义的道德)教育的简称,所谓“德育教育”,实际上成为“道德教育的教育”,岂不是一个怪名词?

2.德育原是同“智育”、“体育”、“美育”等并立的概念,而所谓的“德育工作”却成为一种同“教学”并立的工作。那么,是不是存在同“德育工作”对应的“智育工作”呢?“教学”是不是等于“智育工作”呢?教学是不是同德育无关的工作呢?人们从来不愿意作肯定的回答,但事实上默认教学为“非德育”工作,固然,也强调“在教学中渗透思想道德影响”,然而,这同“德育工作”与“教学工作”并立,岂不是自相矛盾?

3.在学校中建立“德育工作”与“教学工作”的职能分工,相应地配置专职或兼职的“德育工作者”,且在教师职称中立“德育高级教师”专项,又在实际上违背初衷,强化了各学科任课教师的“非德育教师”意识,遂使德育越来越成为少数人专管的事。固然也反复强调教师“管教管导”、“教书育人”。什么叫做“管教”?难道承认“管教”只是“教书”么?“教书”本身没有“育人”么?既要求任课教师“管导”、“育人”,如果任课教师达到这个要求,那就该承认他是“德育工作者”,而事实上“德育工作者”是另一批教师的专称。事情虽属正当,道德上岂不是自相矛盾?

道德教育概念篇9

   在编写教材和进行教学时,必须充分考虑学生的上述特征,以便更有针对性。

   一、高年级教材的基本特点

   与低中年级相比,高年级教材无论在形式还是在内容和要求方面,均有一定的不同。

   在形式方面,高年级教材除篇幅稍长外,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类型。

   (一)夹叙夹议型。这种形式的课文既具有一定的故事性,生动活泼,又结合故事较充分地阐述道理。有血有肉,情理交融,利于较深入地进行教育,提高学生的道德认识。这种类型又分为两种不同情况。一种是把道理寓于故事之中,道理和故事完全融合在一起,如《时刻想到祖国的尊严》、《胜不骄、败不馁》等课。另一种是利用故事引出道理或印证说明道理。这种形式既增加了教材的活泼感,又利于学生理解和接受道理,效仿榜样。在高年级教材中这种类型的课文最多,如《为人正直》、《礼貌待人》、《为祖国而学习》、《自觉遵守纪律》、《艰苦奋斗代代传》等。

   (二)论述说理型。这种形式基本上是围绕着一个主题从不同角度进行论述,虽然也举出事例,但目的是为了更有理有据地进行论述,增强说服力。这种形式的课文说理比较充分、透彻,如《真正的勇敢》、《尊重各行各业的劳动者》、《读书要分辨好坏》、《相信科学不迷信》等。

   (三)讨论型。课文只摆出事例,不讲观点,然后提出问题,叫学生讨论;或既摆出事实,又加以议论,但不作结论,由学生一起参加讨论。这种类型的课文有利于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启发学生积极思考,积极参与,提高自我教育的能力。属于这类的课文有《有事大家商量》、《‘盲人摸象’的启示》、《宽厚待人》等。

   在内容和要求方面,高年级教材与低中年级教材相比,在程度上有所加深,难度有所增大,更突出了明理。相对来说,在行为实践方面,不如低中年级那样具体。

   程度加深和难度增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概念更加完整、准确。低中年级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比较差,他们对事物的认识还处于具体形象的水平,他们掌握道德概念都是与一定的道德形象或具体道德行为相联系的。例如,对什么是爱护公物,一般只能回答不损坏学校的课桌椅,不损坏公园游乐场里的设备等,所以低年级只讲爱护具体的公物,中年级也只讲爱护学校的财物,都没有完整地讲公物的概念。又如对什么是守纪律,低中年级的学生只能回答上课时不讲话,不做小动作,不迟到等具体的纪律,还不能答出遵守纪律的本质。可见,他们这时对道德概念的理解还处于感性阶段,还不能反映出这些道德表象的本质特征。高年级学生的实践活动日益增多,活动的范围逐渐扩大,而且已经具有一定的抽象概括思维能力,他们对道德概念的理解可以上升到理性阶段,达到认识本质特征的水平。因此,高年级教材关于某些道德概念的表述已经从现象上升到本质,使其更加完整和科学。如关于“公物”的概念,教材是这样表述的:凡属国家和集体所有的财物,如矿山……等等,都是公共财物。这些财物都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创造出来的,是国家和人民的共同财富,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又如什么是勇敢,高年级教材讲得很明确:真正的勇敢是一种高尚的品质,它表现为人们为了正义的事业,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了维护真理,不怕困难和危险,甚至不怕牺牲自己的生命。此外,像毅力、正直、礼貌、自尊自爱、艰苦奋斗等概念,高年级教材也都作了比较科学、完整的概括。有关这些方面的内容,低中年级虽然也都讲过,但都是从某一个具体方面或就某一具体问题而言,都没有完整地概括出这些概念的本质特征。

   第二,道理讲得更加充分、深入、透彻,更突出了道德行为的社会意义。品德课的许多内容都是分层次安排的,在低中高三个年级段反复进行教育。高年级属最高层次,许多内容都是在低中年级已经讲过的基础上,进一步概括和升华,力求使学生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下面分别举例说明。

   热爱祖国教育。低年级主要是进行最基本的爱国常识教育,如知道自己是中国人,知道我国的国名、国歌、首都,认识国旗、国徽、祖国版图,知道升国旗、唱国歌时要立正、行礼。中年级主要是通过故事陶冶学生的爱国情感,培养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高年级除通过了解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激发学生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主人翁责任感外,更侧重于培养学生的爱国理想和报国志向,把个人与祖国联系起来,为祖国而学习,立志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力量。

   努力学习的教育。低年级主要是使学生了解最起码的学习要求,如按时上学不迟到、上课专心听课,按时、认真、独立完成作业;中年级主要是学习态度的教育,如专心致志、刻苦学习、主动学习等;高年级则上升到学习目的的教育,把当前的学习与祖国的需要联系起来,为了将来更好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就要从各方面打好基础,要全面发展,并注意培养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

   热爱劳动的教育。在低中年级教育的基础上,高年级对劳动观点进一步深化。强调所有劳动都是光荣的,劳动本身没有贵贱之分,应当尊重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劳动是幸福生活的源泉,只有用诚实、勤恳的劳动获得的幸福才是光荣的,靠投机取巧、甚至坑害他人来获取个人的幸福是卑鄙可耻的。

   热爱集体的教育。在低中年级教育的基础上,着重教育学生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增强集体主义意识,学会与人合作,学习在集体中过民主生活,培养民主作风等。

   其他如爱父母、爱老师教育,遵守纪律教育,爱护公物教育,勇敢教育,诚实教育,礼貌教育,毅力教育等,低中年级均有安排,高年级在这些方面都作了进一步的概括和升华,使这些教育内容在说理方面达到更高的层次。

   在教学要求方面,高年级教材与低中年级也有所差别。由于低年级的教材内容大多数都是学生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范教育,与学生的日常生活联系很紧密,因此,相对来说,在行为要求方面就比较强调,也比较具体。中年级在很大程度上还保留了低年级的特点,但有些方面已类似高年级。高年级教材的内容虽然与学生日常生活、学习也有一定的联系,如尊敬老师、孝敬父母、学好各门功课、宽厚待人、自尊自爱、胜不骄、败不馁等,但已不像低中年级那样紧密,特别是有些课,如愿小树苗健康成长、留下最美好的东西、年少志壮、重任在肩、学无止境以及实践出真知等思想方法的课,更侧重于明理,通过教学开阔学生的思路,提高学生的认识,帮助学生初步形成道德信念,而在行为要求方面,一般只是指出努力的方向。

   二、高年级教学中的几个问题

   高年级的教学除依据教材、充分体现教材的特点,还必须反映学生的特点,使教学更具有针对性。只有这样,教学才能表现出生命力,才能收到实际的效果。

   教学是个复杂的过程,涉及的方面很多,现仅就下面三个问题作一些探讨。

   第一,充分发挥“明理”的作用。

   “明理”是思想品德课的基本职能,也是它的主要特点,是贯彻全课始终的。然而,对高年级要更强调这一点。一是由于高年级教材比低中年级教材更侧重于讲道理,着重解决“为什么”的问题;二是由于高年级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已经发展到较高水平,研究表明,在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条件下,小学高年级学生是理解道德意义的显著发展时期,因此,我们应当积极地从他们的这一特点出发,帮助他们逐步把道德认识发展到更高的水平。

   思想品德课的根本任务是提高学生的道德认识,把社会的道德要求变成他们的需要,内化为他们的道德观念,使他们真正认识到遵循一定道德行为准则的必要性,并愿意把它作为个人行动应该遵循的指南。而要达到这一步,明理是最重要的。

   低年级教学也注重明理,注意培养学生的道德观念。但都是同具体的行为相联系的,因而他们的道德观念是具体的、特殊的。他们认识什么对,什么不对,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一般都是同受别人的表扬、赞许、认可或批评、斥责、惩罚相联系的。高年级就可以经过抽象、概括,使这些具体的、特殊的道德观念上升为较抽象的一般的道德观念,并对道德行为方式的社会意义有进一步的理解。因此,高年级教学更要充分发挥明理的作用。

   明理的基本要求是观点正确,说理清楚明白,这是使学生信服并乐于接受的最起码条件。

   高年级的课文虽然也有故事性,多数都是夹叙夹议的,但所讲的道德观点是很鲜明的,道理的论述也是比较清楚的。关键是教师要把教材钻研透,准确地理解道德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对所讲的道理融会贯通,把握好重点和分寸,并考虑如何深入浅出地讲给学生。教师如果一知半解,就难免不出错误,或讲不清楚。

   例如,关于勇敢的教育,低年级只讲不胆小就是勇敢,如打针不怕疼、上课敢大胆发言等行为都是勇敢,没有把概念上升到一般的水平,但也暗指出行为的目的性,这是勇敢的实质。中年级进一步区分勇敢与蛮干的界限,明确勇敢是一种有益的行为,使勇敢的概念有一定深化。高年级则将这一概念更加完整化。强调行为的目的是为了正义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是为了维护真理,突出了行为的社会意义。在讲这一概念时应注意全面性,既要讲清并不是任何不怕危险和牺牲的行为都是勇敢,如目标武士道精神和各种犯罪分子,因为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正义和真理;还要讲清勇敢行为与尊重客观规律的一致性。

   又如《宽厚待人》这课书的课文是夹叙夹议式的,对于什么是宽厚待人以及为什么要宽厚待人,虽然没有集中地明确地交代,但在叙述中都讲到了。教师只要很好地钻研教材,就不难从中提炼出观点。

   关于什么是宽厚待人,课文是这样讲的:当陈浩把王英的花衬衫溅了许多墨点后,“王英不但没生气,还和气地说:‘没关系,你又不是故意的,回家以后我自己洗洗就行了。’”怎么看出不是故意的呢?课文中有这样的文字:“由于用力过猛,墨汁溅了出来……哎呀。糟糕!又闯祸了。”说明他不是故意的。事情发生后,“陈浩心里忐忑不安,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说明他已认识到错误,准备改正。

   由于王英正确处理了这一问题,结果“一场可能引起的风波,就这样避免了。”既教育了陈浩,又增强了同学之间的团结友爱。如果大家都能这样,社会上就会出现更多的和睦、友爱、安定团结。

   宽厚是有条件的,这一点也要交代一下。课文讲了陈浩用皮球把新楼的墙壁弄脏,王英坚持叫他擦掉,说明对于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要坚持原则,但态度要诚恳,只要改正,就不要揪住不放,这也是宽厚的表现。对于那种故意中伤,就不能宽容。课文虽然没讲这一点,但可从“不是故意的”就应当宽容推论出来。

   再如,《要学好各门功课》这课书的重点是讲清为什么要学好各门功课,不能偏科。而有的老师却用了很大力气讲各门功课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互相制约的关系,如不学好语文会影响其他功课的学习,不学好数学,甚至不学好音乐、美术等课也都对其他课的学习有影响。当然,各门功课之间是有一定联系的,但也不能过于牵强,况且本课的重点应强调小学的各门功课都是基础课,教学中要着重讲清国家为小学生设置这些课,是为了他们全面地健康地成长,是为将来的发展全面打基础。一个人不管将来从事哪方面工作,小学的各门课程对他们都有用,特别是现代社会,更要求人的素质全面发展。

   总之,高年级教学必须在明理上下功夫,要尽可能帮助学生理解所讲的道德观念,只有理解了,才能真正变成他们自己的精神财富,也才能在实践中自觉地调节和支配自己的行动。

   第二,坚持启发式

   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教学通知》指出:“在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要改变注入式的方法,尽量实行启发式的方法。要善于引导学生通过自己的学习和思考,寻找问题的答案。讲课应该用丰富而生动的事实来引出和论证有关的观点,而不能简单地灌输抽象的概念。”这对于思想品德课特别是高年级的课更有现实意义。因为这门课的根本任务是提高学生的道德认识,帮助学生将社会道德观念内化为自己的信念。要做到这一点,教学必须坚持启发式,因为学生思想认识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内部的矛盾性,教师的教只是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发挥作用,教学过程就是外因和内因结合的过程。教师的主导作用主要应体现在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学生自觉地接受教育,掌握知识,培养良好的品德,这正是启发式教学的实质。

道德教育概念篇10

一、对有效研修概念的认识

学习得知“有效”强调对研修效益和质量的追求。它要求研修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树立成本意识、效益意识,不断追求更低的投入成本。谋取更高的质量效益。“研修”主要是指校本研修,重视“活动”和“现场”研修在活动中实现,在现场中展开,因为学校在研修活动中的独特位置和作用。有效研修主要讨论如何提高校本研修的有效性,通过有效研修,提高学校和教师发展效益。也就是参与者以较少的时间、精力、物力投入,获得尽可能高的教师专业发展效益和教育教学问题的解决效果。这是我对概念的认识。

二、有效研修的内容的理解

研修活动的主要内容是“三新一德”。“三新”指的是新理念、新课程、新技术。“一德”指的是师德教育。

(一)加强师德修养

作为教师首先需要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并努力实践,奠定做人处事的基础,然后才可能形象生动地教育学生,使学生从小事和身边的事做起,成为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1、师德重在自我修养。一个师德高尚的教师,必定是一个自觉进行师德修养的教师。2、道德修养的方法:包括“学、思、行”。学是学习道德知识,认识道德规范和要求。思是在学习和认同道德规范的基础上,变外在的规范为内在要求,并反省、思考自己的道德言行,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剖析自己。行是指实践道德规范。一个人不仅要通过学习来分清是非,更重要的是要求身体力行,指导自己的行动。把所学所思应用到实际行动中去。

(二)树立教育新理念

教育理念是教育思想的最高境界,教育理念是教师的一种高层次的社会性需要。它有三个表现特点:一是对某种观念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作为人生行动的行为准则;二是带有情绪情感色彩,按理念去行动会产生肯定而积极的情感,否则就会产生否定而消极的情感;三是带有“习惯”性,人会自然地按照自己的理念去行动。有教育理念,意味我们有理想、有信仰、有追求。确立教育理念的过程,就是教师确立教育思想、教育追求的过程。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在具体实践方面,素质教育有三个意义:第一面向全体学生,第二德、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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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进新课程改革

新课程改革涉及教师教育教学生活等方面,新课程改革实践不断向我们提出研修的新问题,如在教学过程中如何使学生主动投入学习,形成主动学习的心态和能力?及如何处理好课前预设和课堂创生的关系等。

(四)提高教育技术运用能力

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不仅改变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也改变教与学的方式,在进入信息时代要加强教师的信息素养,让教师逐步掌握并不断提高运用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进行有效整合的能力。

三、有效研修的途径和方法

校本研修的三个主题词是“实践反思”、“同伴互助”、“专业引领”,它既揭示了校本研修的主要实现方式,同时又揭示了在教师专业发展的主要力量,包括教师自己、工作中的同伴、给予专业引领的专家。“实践反思”是教师与自我的对话,“同伴互助”是教师与同行的对话,“专业引领”是实践与理论的对话。

我通过对《有效研修》的学习,学到了新的知识。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要把《有效研修》的知识应用到教学过程中,提高教育教学的能力,更好的为教学,使我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明确了有效研修的概念,知道了有效研修的内容,有效研修的途径和方法。为今后更好的教学奠定了知识基础。

一、对有效研修概念的认识

学习得知“有效”强调对研修效益和质量的追求。它要求研修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树立成本意识、效益意识,不断追求更低的投入成本。谋取更高的质量效益。“研修”主要是指校本研修,重视“活动”和“现场”研修在活动中实现,在现场中展开,因为学校在研修活动中的独特位置和作用。有效研修主要讨论如何提高校本研修的有效性,通过有效研修,提高学校和教师发展效益。也就是参与者以较少的时间、精力、物力投入,获得尽可能高的教师专业发展效益和教育教学问题的解决效果。这是我对概念的认识。

二、有效研修的内容的理解

研修活动的主要内容是“三新一德”。“三新”指的是新理念、新课程、新技术。“一德”指的是师德教育。

(一)加强师德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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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教师首先需要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并努力实践,奠定做人处事的基础,然后才可能形象生动地教育学生,使学生从小事和身边的事做起,成为社会主义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1、师德重在自我修养。一个师德高尚的教师,必定是一个自觉进行师德修养的教师。2、道德修养的方法:包括“学、思、行”。学是学习道德知识,认识道德规范和要求。思是在学习和认同道德规范的基础上,变外在的规范为内在要求,并反省、思考自己的道德言行,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剖析自己。行是指实践道德规范。一个人不仅要通过学习来分清是非,更重要的是要求身体力行,指导自己的行动。把所学所思应用到实际行动中去。

(二)树立教育新理念

教育理念是教育思想的最高境界,教育理念是教师的一种高层次的社会性需要。它有三个表现特点:一是对某种观念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作为人生行动的行为准则;二是带有情绪情感色彩,按理念去行动会产生肯定而积极的情感,否则就会产生否定而消极的情感;三是带有“习惯”性,人会自然地按照自己的理念去行动。有教育理念,意味我们有理想、有信仰、有追求。确立教育理念的过程,就是教师确立教育思想、教育追求的过程。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在具体实践方面,素质教育有三个意义:第一面向全体学生,第二德、智、体全面发展,第三让学生主动发展。

(三)推进新课程改革

新课程改革涉及教师教育教学生活等方面,新课程改革实践不断向我们提出研修的新问题,如在教学过程中如何使学生主动投入学习,形成主动学习的心态和能力?及如何处理好课前预设和课堂创生的关系等。

(四)提高教育技术运用能力

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不仅改变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也改变教与学的方式,在进入信息时代要加强教师的信息素养,让教师逐步掌握并不断提高运用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进行有效整合的能力。

三、有效研修的途径和方法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