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文化存在的问题篇1
关键词：乡镇文化站；农村文化；文化建设
乡镇文化站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党加强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前沿哨所，也是搞好农村两个文明建设的主要阵地。具有传播知识、交流信息、推广技术、收集民情和开展文体活动等多种作用。所以，乡镇文化站应因地制宜，有效地推进农村小康文化建设，是广大乡镇干部责无旁贷的职责。因此，乡镇综合文化站必须紧紧围绕当前党的中心工作，联系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一、白碌乡农村文化概况
白碌乡政府成立于1958年6月，先后经过白碌（1961年10月）、白碌公社革命委员会（1968年3月）机构变革，1983年7月正式更名为白碌乡人民政府。2014年末辖录丰、铧尖、拽碾、中山、复兴、前进、田家岔等7个村民委员会，46个村民小组，2014年末有乡文化站1处，有村级文化活动中心7处，农家书屋7个，藏书20余万册，音乐、美术、书法、摄影及文学业余创作队伍达24人，同年8月份开始建设村级文化体育广场，于2015年5月份建成复兴村体育广场，占地面积900平方米，有篮球场，文化墙和各种健身器材等设施设备。全乡广播电视村村通，户户通：覆盖率逾99%。
二、近年乡镇文化发展的趋势
现阶段，我国农村文化产业具有脆弱性、区域特色的显著性、快速成长性、发展阶段递进性、产业结构的相对稳定及演进性等特质。但是城乡一体化为农村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新农村建设、城乡经济一体化、农民收入增加、政府投资加大及农民意识提高都是近年来乡镇文化发展的新趋势。我国二元社会结构非常严重，发展很不平衡，文化、教育等资源的分配也存在严重的不平衡。加快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鼓励农民就近转移就业，扶持农民工返乡创，引导城市文化机构到农村拓展服务。这些措施的落实将为农村文化产业发展提供良好条件、创造新的机遇、搭建新的平台，在资金、人才、基础设施、信息共享等方面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支持，促进农村文化产业走向繁荣。
三、白碌乡文化站在农村文化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日益富足，农村文化事业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呈现出了可喜的发展势头。
（一）重大文化工程的顺利实施使为农民服务的公共文化资源总量有了较大增加
实施了重点文化工程，为农民群众服务的文化资源更加丰富。近几年，文化部和财政部联合实施了一些有重大影响的文化项目，成为推动农村文化事业稳步发展的有效手段。如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对文化信息资源进行数字化加工和整合，并通过卫星、互联网和光盘等传输渠道为社会公众服务。
（二）农民自办文化及政府组织文化有了很大发展
在各村，农民自办文化悄然兴起，成为新时期农村文化生活的重要形式和国办文化的重要补充。许多地方农民村为单位开展文化活动，发展农家文化大院和文化中心户，建设庭院文化，不断丰富活动内容，充实活动内涵，农民参与文化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
（三）农村文化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大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得到加强。近几年，中国文化建设投入的力度不断加强，文化事业经费逐年增加，为农村文化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
乡村文化存在的问题篇2
关键词:乡村社会地理;综述;国外
乡村研究很多学科都能够找到切入点,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其研究较早。乡村社会学研究侧重乡村社会变迁,乡村地理学则侧重于从地域分布、空间的观点分析乡村的各种问题[1]。随着乡村的演进及学科的发展,二学科研究内容交叉重叠的现象比较明显。乡村社会地理即是针对乡村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现象,从地理学视角进行分析:时间上以乡村社会变迁为主线,空间上探讨社会现象对乡村各主体空间分布及分异规律的影响。
1研究进程
1.1乡村社会地理研究溯源
1.1.1研究时序分析
乡村地理学发展较早,二战前,其研究内容主要是农村聚落的历史分析(包括农村聚落的起源、结构与类型)、土地利用问题,同时有一些对于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如德国学者如魏伯、奥特伦巴描述并研究了土地利用形态、乡村道路网、农舍、村落等农业活动所引起和制约的文化景观或乡村景观,但总体上研究较少[2]。
二战后到1970年,各国(不仅是欧洲国家)的城市重建以及经济发展引发的城市化浪潮,毕业论文推动了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高涨,而忽视了乡村的研究[1],另一方面,这一阶段由于把对乡村区域的研究简化为对农业问题的研究,世界各国普通存在农业地理兴盛而乡村地理极度薄弱的现象[3],这一阶段是乡村地理学的衰退期[1],而乡村社会地理因而没有发展起来,但社会学对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较多,地理学也存在一定研究。
1970-1990的二十年间,环境压力及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导致对乡村可持续发展研究,乡村地理学出现“再生(rebirth)”现象[1],这一期间对乡村社会的研究一直成为国外乡村地理学的一个热点,推动了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但不同国家研究内容存在一定差异[2]。表现在研究者的重视,组织了许多学术活动,并提出了一些发展理论。如美国经济史学家johnson在1970年代初所提出乡村增长中心发展理论;弗里德曼(1975,1979)等人提出了乡村社区发展理论等[4]。随着研究的深入,相关研究范围逐步扩大到包括乡村发展的许多方面,主要有乡村社区、乡村人口结构、迁移和就业,居住问题、乡村城市化、城乡相互作用以及乡村规划等。一些研究中寻求地理学者和社会学者共同研究的关键主题。1980年代许多学者还进行了乡村地区发展政策效果评价的研究。对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具体如下:ambrose认为乡村仍然是明显的等级社会,包含至少五个明显区别的阶层;newby(1979)认为乡村居民被多种因素所束缚(如贫困),因而形成社区以寻求互惠[5];bunced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乡村居住模式演化;gilg研究了乡村区域人口和雇用问题;roger对于乡村住房问题有一定研究;lewis运用新的方法对乡村社区进行了研究;tanner对乡村区域娱乐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robins总结了乡村规划和环境保护的不同方面[6]。
1.1.2研究对象分析
从研究对象角度分析,1990年代以前的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基本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研究客体主要为物质实体,并由1950、60年代增加的量化和科学化所加强,这反映了环境决定论持续的影响;伴随人口的减少和逆城市化,在一系列乡村研究中出现对人口学特征的研究,如列举人口数量、分布和密度;对社会公正的研究,如harvey提出地理学要与社会公正相连接;对家庭和社区的研究,许多地理学者在研究中寻求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关联,认为这类研究至少也是社会地理学的一个方面[7]。
1.2新的研究进展
1990年代以来,国外社会地理学主要研究如下方面:围绕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来确定研究出发点;从社会问题的空间表述、空间因素、空间过程和区域特征来确定研究角度;针对社会问题中受害一方来确定侧重面;重视城市社会在西方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来确定重点区域[8]。此时的乡村地理学出现两个明显转向,其一是社会文化转向。与二十世纪人文地理学第三次转型趋于一致[9],乡村地理学研究也开始由侧重空间分析向社会文化转型,特别是近年来特别明显,使得社会文化成为地理学“社会论”的核心理念,并构建了明晰的新的研究内容[10]。许多学者将社会和文化研究的理论用于乡村社会地理研究。pratt指出了乡村和文化地理学融合的形势;seymour在乡村地理学理论发展讨论会中,也提到放松文化和乡村地理学的明确的边界;halfacree把乡村作为“非物质的感知构建”来研究。这些研究显示乡村社会地理超越了自身和文化地理学的界限。其二是乡村地理研究的后现代转向。1990年代早中期,很多学者开始认为对乡村的研究已经、或将要、或必须向后现代转型。人们开始着眼于从更加人文化的角度研究乡村的优势、局限和问题,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①陆续有一系列的对乡村“被忽视方面”的研究;②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性别关系角色进行了重新认识。murdoch和pratt在其研究中,对乡村的现代主义进行了分类:作为时间概念的现代主义;抽象理论的现代主义;结构分类的现代主义(特别指乡村和城市间的划分)(表1)[7]。此时许多乡村地理学的研究,已超越了早期有限的地理思想的界限,开始了明显充满政治色彩的研究。philo认为关注不公正、开发以及乡村居民生活的改善推动了此种研究,并认为此时的乡村具有多元的文化结构和意义;phillip认为此时在乡村社会地理研究中,已将政治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因素联系在一起[7](
具体来说,除继续关注早期乡村现象外,乡村社会地理顺应上述趋势,其研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主题。michaelroche在2001年对乡村地理学研究进行总结后,指出现在缺少对乡村可持续性的研究,并针对广泛的争论,对后生产主义者的乡村空间进行了再思考[11];之后他又基于对乡村地理学2002年出版的期刊总览,认为许多传统的研究没有减少,只是近年有些转变,研究并指出三个共生的乡村发展模式:农业—工业化、后生产主义和乡村可持续发展[12];基于人们对乡村过于理想化的印象,cater和valentine等人对于乡村剥夺(exploitation)进行过相关论述[5,13]。
另一方面,近年来人们开始关注网络与信息对乡村的社会影响。grimes研究了信息社会中乡村地区的发展前景,他认为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及大量信息的掌握,缩减了乡村与市场的距离,并提高了乡村地区的对外学习的能力与机会,但远距离的工作(teleworking)即使被夸大为乡村地区最美好的前景,将来也只会给城市和市郊而不是偏远的乡村,带来绝对的发展优势[14],此外他还对信息技术对乡村发展的利弊及乡村网络社会的增加状况进行了探讨[15]。
1.3发展的路径
纵观乡村社会研究的整个历程,不难看出乡村社会地理发展而来的两条路径。首先,乡村地理学研究向社会转向。地理类的文献中,关于乡村社会的探讨和研究十分丰富,并且包含乡村社区、乡村景观、城乡关系、乡村旅游、各种乡村冲突和问题及政策制度等诸多方面[5,13]。其次,社会学者开始关注涉及乡村空间的问题。早期乡村社会学者研究中就部分涉及到地理学的内容,近年来出于研究及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逐渐将空间现象纳入研究范围,相关学术论文明显增多。lobao和saenz指出“:在乡村社会学科中忽视空间的分析,地理空间在组织阶级关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6];friedland对于乡村研究虽然从乡村的社会学表象写起,但对农业和田园风光的问题分析,却有着强烈的地理气息[17]。
2当前主要研究内容
2.1乡村社区
最先研究乡村社区的是乡村社会学家。罗吉斯和拉伯尔认为“社区是一个群体,它由彼此联系具有共同利益或纽带、具有共同地域的一群人所组成”,硕士论文主要研究社区变迁、类型、边界、权力机构及发展趋势[18]。乡村社区是地理学研究社会的切入点,它促进了乡村地理学的社会化[19]。同时乡村由于存在不同层次的发展实体,因而能够较好地展示社区的演化系列。liepins认为可以“通过社区来寻找到乡村性”,并提出一个从物质和意象角度来理解“社区”的框架(图2),认为从地理和社会形成角度,社区可被分成四维进行分析,同时他认为舆论和能力对于社会的形成很重要[20];little研究认为社区是乡村生活最重要的特征[13]。
国外乡村社区地理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①乡村社区变迁及机制研究,它一直是乡村社会学研究的重点[18],而乡村地理学善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寻求事物的时空变化规律。近年来此类研究逐渐增多。如valentine和cater等在其论著对乡村社区变迁均有描述,并试图寻求其内在机制[5,13]。②乡村社区空间分析,是乡村社区地理的核心。mormont认为乡村可以体验一种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的社会物质空间[21]。havey等也分别从乡村政治经济学中积累与消费的观点论述了乡村空间的作用,认为非城市空间的存在对于城市空间本身的再生产也是必要的[22]。③乡村社区可持续研究,scott等人基于新西兰北部的调查,发现种族、阶级和职业结构的不断分化给“可持续的乡村社区”带来复杂性,并建议“可持续的乡村社区”应被视作一个民族范畴,而乡村社会地理中应采用更为宽泛的社会可持续能力的概念[23];英国学者mackenzie也对社区与可持续性进行了深入探讨[24]。④社区文化与制度变迁研究,以往社区文化经常被研究者忽略,但近年来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不应让世俗社会代表乡村、法制社会代表城市,而是应将社会看成一个整体,乡村社区的大众文化已被城市化。⑤乡村社区与产业的联系,如joseph研究指出了在新西兰两处地方农业和乡村社区的联系[25];⑥社区问题研究,如社区内部各阶层及内部与外部的冲突、贫困及其它一系列出现的问题;⑦此外还有乡村社区规划研究等等。可以看出近年来地理学者对于乡村社区的各个方面,往往从更为广阔的社会学视角加以研究。
2.2城乡关系
城乡关系牵涉到城市和乡村的许多方面,其研究一直是地理学(尤其是1970、80年代)的重点之一。mormont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现在已经逐渐成为过去,城乡之间的差异与界限现在日益变得模糊“,乡村不再是单纯的乡村空间,多样化的社会空间能够存在并且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叠加在一起”[13]。随着社会及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城乡关系,也促进了对新城乡关系的研究。城乡关系研究的领域包括城市对乡村作用、乡村对城市作用及城乡结合部的现象。
具体研究内容主要有如下方面:①城乡关系变迁研究。②城乡连续体研究,如cloke运用16个变量对城乡分界点问题进行研究,得出并不存在重要的自然分界点,支持了城乡连续体这一说法[5];murata提出了城乡相互依赖的工业化模式[26]。③城乡人口迁移研究,城乡人口流动是贯穿城乡关系的主线,研究也较多,如audas等人于1990年代对加拿大城乡人口迁移的研究,讨论了移民的方式、迁移前后环境变化的对比、人口迁移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也讨论了职业、受教育水平和身份地位对人们作出迁移决定的影响[27];cook和christopher用一个量化指标对城乡人口迁移速度与发展进行了研究[28]。④城乡关系协调及制度创新研究,通过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协调存在于城乡各主体之间的关系。⑤城乡隔离及重构研究,目前各个国家均试图以新的方式(如新的人口流动政策等)来重构历史上的城乡隔离;bronwyn在研究中量化分析了在新西兰商务中出现的城乡数字隔离的程度[29]。
2.3乡村景观
乡村景观及规划概念缘于迈克哈格(1969)、西蒙兹的(1978)和刘易斯(1998)对大地景观概念和规划的提出[30,31]。乡村景观规划就是在综合大地景观和乡村人居环境理论的基础上,对乡村区域进行的综合景观规划设计。目前乡村景观研究是景观科学和景观规划研究的一个前沿领域,往往综合景观规划学、景观地理学和景观生态学加以研究[32]。地理学角度研究乡村社会如何改变其生存的景观和环境[33]。
当前国外对于乡村景观的研究包括如下一些方面:①乡村景观演变的动力机制研究,无论对于生态学还是地理学,分析景观格局和动力机制是景观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nelson介绍了关于经济、人口统计学和环境驱动力三维组合重构而成的美国西部乡村景观,并认为作用于区域的最重要的驱动力是移民,流动人口的力量正转变着区域的社会文化景观(图3)[34]。isabll和sabin等人对诺曼底地区25年来的景观格局进行了分析,发现导致乡村景观发生变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三方面:农业耕作的增强或废弃、城市化对景观构成的改变、地方保护政策的作用[35]。②乡村景观规划,它是一个人类与环境关系的调节工具。国外乡村景观规划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展较早的主要是欧洲一些国家,对世界农业与乡村景观规划起了很大推动作用。美国景观环境规划学之父olmsted认为,景观规划不仅要提供一个健康的城市环境,也要提供一个受保护的乡村环境[31],同时研究也注意到景观规划面临着文化景观发展带来的挑战[36]。③乡村景观与人、文化、建筑等主体相互作用的研究。naveh认为文化景观是物质与精神的融合,并提出景观感知的文化维[37];ruda认为,要使乡村聚落保持可持续发展,必须对建筑区与自然平衡、当地社区、历史传统及本土文化进行保护[38]。④不同国家、不同类型乡村景观的对比研究。arriaza等人对地中海地区两个乡村的若干图片进行对比研究,指出了与乡村景观视觉质量有关的要素,并对其进行了排序[39]。⑤乡村景观感知与视觉评估,研究认为乡村景观可以从视觉(形态)、感知(内涵)和经验(功能)等方面进行分析与评估[40]。⑥乡村景观可持续研究。1996年“欧洲乡村景观的未来”会议中,分析了目前中欧与北欧地区人类对乡村景观的影响,并研究了景观可持续发展的概念[41]。同时一些研究也提出从景观生态学角度恢复可持续的乡村,并保护乡村景观的多样性。⑦“特殊的”乡村景观,如对性别及同性恋的研究等。bryant和morris等人通过调查,认为农业中同样存在着很多工作需要女性做出贡献[42,43]。
2.4乡村社会问题
乡村发展的不同阶段伴生着不同的社会问题,国外不同学科学者对其研究一直十分关注。一些社会问题始终伴随社会存在(如贫困、社会保障等),只是程度的差异,而不同时期又会出现新问题。留学生论文地理学者对乡村社会问题的视角,主要是社会问题对乡村空间布局与演化的影响及由于乡村空间布局与演化所形成的问题。
近来国外乡村存在如下一系列社会问题及相应的研究:①乡村区域各主体间的冲突,包括乡村内部各阶层间的冲突及乡村与外部进入者间的冲突[44]。②贫困与就业,是乡村最古老的话题,对于乡村的贫困问题存在一定争议,cloke将乡村生活描述为田园诗画,一定程度掩盖了英国农民的贫困,但他指出应从政治上提高农村生活自身的收益、减少农民被剥夺的现象[5]。③不可进入性,对于主流乡村地理学者和规划者,可达性被看作是理解乡村绝对的中心,这种关注已在近来大量的著作中体现出来;phillips和williams对乡村可进入性的研究中提出“自然不可进入性”和“社会不可进入性”[45]。④“特殊的”乡村问题,主要包括儿童、少数有色人种、无家可归者[11]、男女同性恋和旅行团体等,近年来这类问题的研究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研究认为在乡村人们的实际境况与乡村表面上平静的生活不一定相符。除上述一些社会问题外,乡村还存在着住房、老龄化和社会保障等问题,各国此种问题的程度存在较大差异,不同国家对此研究的内容与深度也有所不同。
2.5其它相关研究
除上述几大方面的研究外,国外乡村地理工作者对于影响乡村发展的政策制度、热点问题及突发事件等也有相应的研究。如杜赞奇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探讨了随着国家政权力量的渗入,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并提出了一个具有综合性的分析模式———文化网络[46];经济全球化对上述各要素的影响研究,如mcgee探讨了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关系[47]等等。
3结语
本文回顾了国外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历程及各阶段研究的重点内容,并详细介绍了当前国外这一领域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能够看出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已受到关注,并逐渐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学科特征。伴随着20世纪人文地理学的第三次转型,乡村社会地理也出现明显的文化及后现代转向,并且在未来一定时期内,将成为学科发展的主流方向。分析中不难发现,在学科发展过程中,相应理论的进展相对较为缓慢,全新理论的探索及学科的交叉研究,将会是未来乡村社会地理学研究的难点与突破点。此外,全球化背景下的制度转变、社会转型对乡村社会的影响;社会分层日益严重,如何从乡村地理学角度加以研究;学科交融与学科体系重新整合的研究等,也将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国外相比,我国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尚处于起步、缓慢发展阶段,因而积极、科学地借鉴国外先行发展的理论、方法与实践,有助于推动我国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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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文化存在的问题篇3
［关键词］“三农”问题乡村旅游发展现状开发对策
“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决定性问题。2004年、2005年国务院1号文件先后两次将“三农”问题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国家旅游局为更好地发挥旅游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优势和作用，确定2006年全国旅游宣传主题为“中国乡村游”。发展趋势正浓的乡村旅游业，因具有比较新颖的旅游形式，正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突破口、助推剂和旅游扶贫的“试金石”。
一、对乡村旅游的认识
从时间上来看，中国乡村旅游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在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和中西部省会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地区逐步发展。通常认为，乡村旅游可分为传统乡村旅游和现代乡村旅游。前者出现在工业革命以后，主要源于一些来自农村的城市居民以“回老家”度假的形式出现，活动主要在假日进行，当时没有有效地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也没有给当地增加就业机会和改善当地的金融环境；而现代乡村旅游是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在农村区域的一种区别与传统乡村旅游的新型的旅游模式，旅游的时间不仅仅局限于假期，旅游者在旅游时充分利用农村区域的优美景观、自然环境和建筑、文化等资源，对农村经济的贡献不仅仅表现在给当地增加了财政收入，还表现在给当地创造了就业机会，同时还给当地衰弱的传统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乡村旅游不仅是基于农业的旅游活动，而且是一个多层面的旅游活动。目前，我国发展的乡村旅游形式主要是指现代乡村旅游，即以各种类型的乡村为背景，以乡村文化、乡村生活、乡村风俗和乡村田园风光为旅游吸引物而进行的兼带观光、度假、休闲性质的旅游活动。从目前情况分析，还是一种比较新颖的旅游形式，其市场需求正随着我国都市化进程的加速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呈不断上升趋势。
二、当前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现状及存在的矛盾分析
从供给方面看，近年来由于我国乡村旅游接待进入的门槛低、机会成本小、短期效应显著，在市场的催生下，农村居民积极响应，使得乡村旅游在短时间内“异军突起”，规模急剧扩大，发展可谓突飞猛进，各地乡村旅游开发主要以观光农业和休闲农业为主、并向以观光、考察、学习、参与、康体、休闲、度假、娱乐等为一体的综合型方向发展。如现在起步较快、发展比较好的一是以成都“农家乐”模式，主要依托乡村旅游的代表，类似的还有北京的民俗村；二是贵州的“村寨游”模式，依托特色村寨及其群落开发的乡村深度体验型产品，这种旅游产品文化的特性非常突出，此外还有山西晋中的“社火节”等。在一些边疆地区，工业文明尚未辐射到或一些感受极微弱的地区，至今还保留着近乎原始而秀美的自然环境、传统的农耕文化和淳厚、完美的民族习俗，带有极强的文化与生态色彩；一些在大都市发达的工业文明辐射下的郊区，如东南沿海地带，已进入现代农业文明阶段，现代农村聚落景观、现代科技农业景观、融入现代美观念的各种观光农园，以及美化了的自然环境构成大都市郊区的农业观光特色。除此，还出现以收获各种农产品为主要内容的采摘旅游和以春节、十五、端午、重阳等民间传统的节庆活动为内容的乡俗节庆旅游。
从现阶段分析，我国乡村旅游呈现总体规模大、单体规模小的特点，但由于我国乡村经济基础薄弱，加之对外宣传力度偏弱，游客选择旅游目的地尚难纳入计划，环境意识淡薄与不文明旅游行为并存，旅游开发主体法治意识淡薄，本位利益恶性竞争，整体开发呈现重复建设等现象。此外，还存在乡村旅游市场定位不当，促销手段比较单一，产品开发深度不够，旅游知名度不高，这些问题已经成为目前困扰乡村旅游发展的制约因素，使得国内游客参与率和回游率比较高的乡村旅游项目仍然围绕“住农家屋、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为内容和特色的民俗风情旅游；以收获各种农产品为主要内容的务农采摘旅游和以民间传统节庆活动为内容的乡村节庆旅游等几个方面。
三、乡村旅游在加快解决“三农问题”中的重要意义及助推作用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乡村旅游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全新突破口，发展中可以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解决“三农”问题和扶贫开发精密结合起来，发展乡村旅游可作为农村脱贫奔小康、改造农村和使农民足不出户走向现代化的新途径；还可使乡村旅游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新样板，成为落实“五个统筹”的最佳载体，形成特殊产业，增加农民收入、缩减城乡差距，增强农民环保意识，促进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
1.发展乡村旅游是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必须当前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增加农民收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乡村旅游可以看作当前解决这一问题的敲门石，乡村旅游是利用农村资源开展的旅游活动，依托的主要是城市周边以及比较偏远地带的自然资源、农业资源、田园风光，这些资源的发展主要由当地农民参与开发和管理。农民作为经营者和劳动者二位一体，劳动力与土地、资本相结合投入自主经营，是创造财富后的直接受益者，近几年我国不少地区的农民通过发展乡村旅游走上了致富路就是最好的事例；另外，发展乡村旅游，农民足不出户，就可以从当地旅游业中受益，解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剩余劳动力得到有效利用。
2.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是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进旅游“二次创业”和旅游经济新突破的必需乡村旅游作为传统农业的后续产业，有助于地区经济机构的调整，第一，可促进以农产品加工和服务为重点的农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优化农村经济结构；第二，可吸纳农村富裕劳动力就业；第三，可促进农村的现代化发展，改善基础设施和条件；第四，可扩大内需，增加农民收入，促进社会和谐。单从经济效益方面讲，乡村旅游已成为我国促进社会消费、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因素，成为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区域特色经济的重要取向，成为山老边穷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路径。
3.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是促进城乡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增强文化吸引力，推进建农村竞争力新突破的必需旅游的实质是精神体验和文化消费，旅游产品的灵魂是文化，我国传统文化底蕴丰厚，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农村旅游作为一种休闲旅游在我国可以说是刚刚起步，毫无疑问，在当前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一方面是最为广泛的文化产业依托和载体，另一方面，乡村旅游包容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能增强区域吸引力和竞争力。目前，农村旅游市场在行业法规和市场运作上还不成熟不完善，在思想观念转变上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指导。因此，政府在法律法规和市场规范上的引导，宏观上的调控，将推动农村旅游经济沿着正确和健康的方向发展。
四、开发我国乡村旅游的对策及程序
我国乡村旅游存在着诸多如农民的投资能力有限、市场意识淡薄、旅游产品单一趋同、基础设施滞后、交通不便、相关产业发展不配套等问题，外来投资掠夺经营利润，导致环境污染严重，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乡村旅游的开发思路一是要坚持“产业链本地化”，二是要坚持“经营者共生化”，利用本地资源包括原材料和人力资源等，在本地生产和销售产品，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在发展乡村旅游的过程中，避免同质化的恶性竞争，共同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1.开发对策
（1)政府部门的主导力度还需加大。发展乡村旅游任务艰巨，需要改造、改善乡村的基础设施和环境，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为此，政府部门应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发挥政府财政投入的主导和引导作用。在当前，有条件的地方应把发展幸存旅游纳入当地旅游产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鼓励乡村旅游的发展，把乡村旅游作为全新的增长点和扶持对象。
（2)在发挥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的同时，还应注重市场的基础性配制作用，提高政府投资效率，实现乡村旅游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在开发中应注重产品的特色化品牌化，避免开发上的重复，应注重提升区域竞争力。
（3)加大宣传力度，实行政策倾斜，鼓励多元化投资，注重吸收企业单位、农民个体合伙经营，使一些有实力的企业或集团介入我国乡村旅游的开发。
2.开发程序
(1)提高对开发农村旅游市场的认识，加强对资源的综合评价，根据社区利益拟议旅游开发项目，抢占制高点，确定乡村旅游的类型。
(2)由开发机构与社区居民双向沟通、确认影响项目因子的因素，进行社区咨询以获得支持；就目标市场、经济状况进行分析、进行可行性研究、修订。
(3)强化对农村旅游市场的宣传，提高农村居民对旅游的兴趣，增强“全民”旅游意识和农村居民在旅游产品方面的创造力。
(4)项目实施，开发适销对路的旅游产品，以农家乡村风景为依托，以观光旅游产品开发为主导，以专项旅游产品建设为支撑，突出“行、游、购”三要素，形成一批适应居民消费心理和消费需求的旅游产品。
(5)做好农村旅游市场开发的服务，不仅要热情回答他们关于旅游方面问题，介绍相关旅游知识，而且还要设身处地，从游客角度出发来帮助他们选择适合自己的旅游产品。
五、结语
总体来看，我国乡村旅游市场尚处在初级开发阶段，各个方面并不成熟、完善，但这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乡村旅游市场蕴含着巨大的投资开发潜力。虽然我国乡村旅游业在日趋成熟和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必然的问题，但只要我们对此有理性的认识，乡村旅游一定会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也必将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助推剂，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参考文献:
[1]魏小安:中国休闲经济[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李万佰:旅游业拉动地区经济促进社会和谐[n].中国旅游报,2005-11-16
乡村文化存在的问题篇4
每次回乡，都会有心灵的触动。一到家，总会听到村里的若干消息，和我同年的邻居媳妇因为肾病没及时医治转变成尿毒症没钱治疗而去世；对门40多岁的后生得了鼻咽癌；隔壁堂兄去福建开小餐馆赔了本；哪个孩子今年考上了大学，还有诸如哪家的女孩出去、哪家有人挖矿井断臂伤腿。站在那片熟悉而陌生的土地上，我静静环顾，突然感觉，我的乡村其实与这个社会的宏大主题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她依然存时间的长河中静静地躺着，生老病死，似乎跟外在的世界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这就是我们的乡村，这就是中西部地区大多数乡村的真实面目。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的一场龙卷风。面对乡村社会，蝴蝶效应其实许多时候不过只是知识人的浪漫想象与理论虚构。
乡村社会的边缘化与乡村文化的虚化
在通往现代化的路途之中，乡村社会完全处于劣势和被动的地位。为作为现代化代表的城市的繁荣，乡村社会贡献了自己最优秀的智力支援，最强壮的劳动力，甚至包括青春也献给了城市的享乐。他们获得了什么?
他们获得的只是生存与温饱之间的挣扎。在与城市现代化被动接轨的过程中，乡村的被动与劣势实际上是在一步步扩大。正因为如此，在整个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乡村不可避免地边缘化。这样的局面，其直接表现当然是经济发展的边缘化，即农村社会的经济形式继续充当城市的补充，以供应廉价劳动力与农产品为主导。乡村社会以向城市靠拢的防护方式，走向发展与富裕，这本身是无可非议的，是乡村社会的必然路径。关键的问题在于，在一个经济发展主宰一切的社会里，经济发展的边缘化必然导致文化的边缘化，导致乡村文化本身的虚化，这在今天实际上已越来越成了一个隐在的、却可以说是危机重重的、事关乡村社会生存命脉的大问题，乡村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而是整体文化与文明的发展。
当求富裕成为乡村人压倒一切的生活目标、经济成为乡村生活中的强势话语，年长者在乡村文化秩序中迅速边缘化，年轻人外出打工挣钱，见识和经济上的优势使得他们之中的成功者一跃而成为乡村社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恰恰乡村社会的成功典范们由于更多地远离乡村生活，对于当下的乡村文化生活秩序而言，他们处于一种不在场的状态，不足以积极介入乡村文化秩序的积极建设之中，而传统乡村文化的代表――那些年长者则完全论为乡村社会的边缘人物，乡村本土文化处于迅速瓦解之中，乡村实际上在今天已不再是一个文化概念，而更多地是一个地域(相对于城市)、经济(相对于经济发达)的概念，乡村逐步沦为文化的荒漠。乡村生活已逐渐失去了自己独到的文化精神的内涵，、买码、暴力犯罪，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乡村社会文化精神缺失的表征。
乡村社会在改革开放、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完全是属丁被动的位置。以城市取向为中心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使得原来的乡村文化秩序土崩瓦解。民歌、民间故事、民间曲艺逐渐从乡村消失，乃至绝迹，代际之间的乡村文化交流已经完全让位于对以金钱为中心的拜物教文化的崇拜，年夜饭也基本成了春节联欢晚会的点缀。乡村社会的独特性已经或者正在全然丧失，完全沦为城市文明的附庸。乡村其实越来越多地成了一个地域的概念，成了一个没有实质内涵、或者说缺少文化内涵的空洞符号，作为文化生命内涵的乡村已经死亡，乡村社会不再具有自我文化生长与更新的能力与机制。
乡村文化的解体与乡村少年精神的荒漠化
笔者生长在湘中地区一个边缘的小山村，构成我童年生命的重要内涵的，一是乡村伙伴与山野小溪、鸡犬牛羊之间自然活泼的嬉戏交流，一是老人与年长者在田间劳动之余讲述的民间故事，包括村里稍微多读了一点书的成人讲给孩子时的我们的三国、水浒、西游记的故事，还有逢年过节时灯笼、舞狮各种民间文艺活动，还有一场场跑几个地方反复看的露天电影等。不难看出，构成乡村文化整体的，一是乡村独特的自然生态景观；一是建立在这种生态之上的村民们自然的劳作与生存方式；一是相对稳定的乡村生活之间的不断孕育、传递的民间故事、文化与情感的交流融合。正是在这种有着某种天人合一旨趣的文化生态之中，乡村表现出自然、淳朴而独到的文化品格。乡村少年身心沉浸其中，尽管生活条件艰苦，但却能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感受自然的美好，在参与村民自然劳作、与长者的故事交流、以及多样的乡村民俗文化中感受乡村温暖的情怀，在田间地头乡村知识人的文化传播中获得心智的启蒙。正是乡村独到的文化寄予乡村少年生命以真实的乡村蕴涵。
乡村文化的边缘化，乡村自身文化生态的破坏，直接导致乡村少年对自身周遭文化的冷漠，使得他们不再把目光系于乡间，他们与生养他们的乡村自然同样失去了过去的那份亲近与美好，乡间已经逐渐地不再像逝去的时代那样成为人们童年的乐土。乡村作为文化存在的虚化直接导致乡村少年成长中本土资源的缺失，他们是地地道道地“生活在别处”。乡村少年与本土亲近性的缺失。使得乡村少年不再是文化意义上的乡村少年，但他们同样不是城市文化意义上的少年，他们因此成了一种在文化精神上无根的存在，成了文化的荒漠中人。他们内在精神的贫乏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大势。
乡村文化存在的问题篇5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5年11月，国务院又出台了《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要加快推进农村社会改革，创新基层社会治理。这对当前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者提出了新的课题和要求，如何促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推动农村社会改革进一步深入，是摆在中国农村研究者面前新的时代任务。
为促进中国农村问题研究者的讨论与交流，探讨当前中国农村研究的现状与未来研究趋势，2016年5月21-22日，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和农村社会研究中心主办、《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协办的“第七届农村社会学论坛――中国农村社会学研究现状与前景展望学术研讨会”在杨凌召开[1]。会议聚焦了国内农村研究领域的相关专家和学者，共同探讨了当前中国农村研究现状与未来研究趋势，重点围绕现代乡村文化建设与公共空间重建、乡村的现代命运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国家治理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困境与逻辑、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及社区发展转型、农村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等议题展开讨论交流。
一、现代乡村文化建设与公共空间重建
（一）文化自觉与传统村落的保护
浙江师范大学农村研究中心鲁可荣教授认为传统村落一般是指具有比较完整的村落形态，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民俗和独特的农业生产方式，村民仍然生活、生产在村落当中。而相对于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也具有重要的保护价值，且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需要秉承费孝通提出的文化自觉[2]。同时，鲁可荣指出传统村落保护的多元化和综合性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道法自然的农业生产价值；二是天人合一的生态价值；三是村落社区共同体的生活价值；四是村落文化传承和独特的教化价值。他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如何传承古村落的价值：（1）原生态农业生产价值在延续的过程中应该与现代农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有机融合；（2）传统村落的生活价值应该结合现代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趋势，在促进村落发展的同时，实现村落共同体价值与乡村旅游的有效对接；（3）传统乡村文化和教化价值的传承应该重视乡村教育，乡村教育是乡村文化传承的“根”；（4）要以农民为主体来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新乡贤”带动农民的文化自觉。在目前“大文化自觉”的背景下，关于乡村复兴的道路，国家层面提出了建立美丽乡村，社会层面则借助媒体的力量和资本下乡的形式在推进，知识分子则通过“新乡村实验”的形式在探索；返乡大学生和乡村精英通过本土创业在努力。但在村落文化保护中也应该发挥村民的积极性，激发农民的文化自觉，形成内部发展动力，从而与政府共同努力促进村落生命力的焕发，推进村落的可持续发展。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玉林教授认为传统村落的保护和发展，国家的顶层设计更需要有文化自觉，如果没有顶层设计的文化自觉，那村庄层面的文化自觉则就无从谈起。
（二）民间信仰的社会基础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的罗兴佐教授基于实地调查和家乡的体验，认为民间信仰的社会基础是宗族基础，即宗族崇拜和地域崇拜的结合。民间信仰从类型上可以划分为祖先信仰、鬼魂信仰、仪式信仰和马仔信仰四种类型，在这四种类型的信仰中，祖先信仰是具象型的，可以通过族谱、祠堂和坟墓等形式可以直接观察到；鬼魂信仰是抽象型的，主要是一些虚无飘渺的民间传说、鬼魂故事等高度抽象而构成的，无法直接观察；仪式信仰是一种仪式型，主要通过举行一些盛大的祭祀仪式来表现，并且仪式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必不可少；马仔信仰则是部分马仔以民间信仰的名义来骗钱，且可以进行代际传承，子承父业。
通过对不同民间信仰的类型和特点的比较，罗兴佐教授指出民间信仰在本质上是宗族崇拜和地域崇拜的混合，许多宗族祭祀和神仙祭祀是合二为一的；民间信仰具有地域整合的功能，家乡的村庙可以覆盖多个杂姓村，异性之间的矛盾可以通过这一渠道得到化解；民间信仰的发育程度与宗族文化的承接程度有很大的正相关；而民间信仰传承较好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抵御外来宗教的能力。
（三）激活当代乡村发展的共享系统
当代中国的广大农村，农民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农村因为长期资源输出和文化转型而成为国家发展中的短板。农村发展需要帮扶，从农村生活的传统衍生到现代化的过程中，要想落实顶层设计，必须重新定位和设计，激发乡村发展的共享系统。
山东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张士闪教授认为激发农村发展共享系统的前提是必须认识到农村的问题不仅仅在农村，农村的贫困绝不仅仅是经济的。当前村落共享系统缺失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1）农村劳动力外流，乡村劳动力缺失，农村的主体不是农民；（2）外来资本进入，但是与传统的村落脱节，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3）传统价值脱落，外来的价值观进入村落，农民的认同感缺失，传统村落共同体式微；（4）乡村公共文化建设滞后，国家文化建设下行机制不畅，乡建流于形式；（5）涉农资金缺失，国家与村落对接不畅，无良好的村民监督机制；（6）村落自治精英匮乏，乡村建设运动虽然活跃，各种人群进入农村，但是村落精英落地和合理运行距离较大。近代以来，乡村共享传统缺失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和探讨的重要问题，从20世纪的乡村建设运动到现在的新农村建设、“新乡村建设实验”和“新乡贤”等都为激活乡村的共享系统和探索乡村发展出路在不断努力。目前应该以共享、共治和共存为基本的价值基础，以最低的成本来治理，发挥女性群体、返乡大学生和返乡农民工等人群的作用，实现多元治理主体共治，建立畅通的上下互动、上行下达、下行上达机制，培育村落建设与发展的新型主体，激发乡村共享的传统。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卢晖临教授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农村问题的深层根源是文化问题，文化自主性被破坏始于100多年前。但是，这个破坏不是说西方在精神价值上优于我们，而是在载体上，西方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优于我们。农村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农业生产危机，进而威胁到农民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中，梁漱溟虽然把农村问题归结于文化问题，但是他发现其实源头依然是物的力。改革开放之后，乡村危机则是城市化不断发展引发的，这个仍然是物的原因，着力点不在文化中，应把传统文化与生产发展相结合。而民间信仰，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在宗族性的村庄中，公共仪式保存的比较完整，仪式化生活十分明显。但是，乡村传统文化有一定的局限性，在乡村社会性重建的过程中，如何符合现代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的需求、实现民间信仰的重塑是当代乡村文化建设和公共空间重建必须思考的问题。
二、乡村的现代命运及未来发展趋势
（一）当代村社制度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仝志辉教授认为从具象上来讲，村庄共同体主要有三个面向，即生活共同体、集体经济和行政单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村庄可以用“村社”一词来概括，是一种经济合作组织，其谋取村庄利益的一面在不断加强。村社制度实质上是一种地域生活共同体，是在村社内部实现一种平等的安排，但这种村社制度仍然值得肯定。集体制下的农民身份可以保留一二百年，是一种弹性的制度安排，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讲，村社制度应该发扬、保留和不断转化。那么，如何研究村社制度呢？仝志辉教授提出，一是可以从个体的角度来研究，统分结合的双重精英体制，村民选择是村社公共意志的体现，而从共同生活的层面都可以体现，不同的村庄表现是不一样的，村社可以保留农业的生态价值，具有教育和教化等功能，应该重构村社的机构，重现村社的底色；二是可以进行集体―合作制研究，即从集体制到合作制的变迁研究，村社制度和中国传统有着很深的联系，在土地制度上，村社具有重要价值，是一种地租均享制度，并且可以有效利用土地和村干部，延续和发展村社制度[3]。集体制不能概括村社，可以用合作制度来概括村社，合作制度是农民经济合作和社会总体合作的一个中国制度安排。
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熊万胜教授认为，由于大背景不同，全球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村落的发展也会表现出不同，南方国家气候好，适合农耕，村落作为小农经济的聚落形态，从而衍生出文明。中国南北也有差异，影响一个村庄的前景模式在于这个地区小农经济的稳定性，主要体现在半农半耕和农业经营的发达程度，在农业系统稳定的地区，土地流转率比较低。而从物质层面来看，村庄的聚落是物的概念，中国的村庄是村社的前提和基础，中国的村庄以一种集体的方式、自动化的方式来集合，集体制是村落衰而不亡的重要原因。
（二）乡村的现代命运及发展趋势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的李远行教授以“村庄不死，只是凋零”为题，对乡村的现代命运和未来趋势做出了判断，认为这既是一种总体判断，又是一种价值上的关怀。“村社”一词是从俄国翻译而来，在中国的语境下来解释，则是一种传统的社会结构，从农村社会学的角度来讲，研究传统村落形态的时候用村社来形容，而不是村社制度。对于乡村未来的发展趋势，他认为村庄功能可能会消失，但其精神价值将依然存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断冲击是乡村衰败的大背景，无法离开城市来谈论农村问题，在中国乡村衰败不仅仅是现代化的因素，还有体制性因素。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董磊明教授则以“村庄会消亡吗？”发问，从城市化和生命周期的视角出发，认为中国农村人口太多，城市空间压力太大，小部分农村人口可以选择就近就业，大部分农村人口却无法实现就地城镇化。既是农民工进城打拼，最终却无法在大城市立足，伴随着年龄的增长，经济负担的不断加重，最终将无法在大城市生活。中国未来可能会面临“铁打的城市，流水的农民工；铁打的乡村，流水的老头”的窘境。从生命周期历程来看，中国的乡村老人将一直存在下去，当前农村代际关系紧密，只有部分人在城市定居，而这少部分人则是农民工几代人不断努力推动，是代际接力的结果。但这一部分人，也没有扎根在城市，仍然保留有乡土性。引入生命周期历程视角和代际关系来看，这是一种弹性的城市化。大部分人的生命一个阶段在城市，一个阶段在农村。“弹性城市化”与日本、巴西的城市化不同，在这样一个结构下，返乡农民工如何体面地生活，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董磊明教授认为，一是土地制度，保留农民在农村的土地，不能断其后路；二是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农村生活环境；三是加强农村的共享体系建设。总体而言，村庄不会消亡，只是带“病”发展，部分功能会衰败。
三、国家治理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困境与逻辑
（一）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基层社会治理困境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刘金龙教授对政府重新侵入乡村的一些行为进行了观察，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权力在一定程度上退出了农村，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活了农村，让市场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是一个大的逻辑。但是，近10年来，国家权力又重新进入乡村且速度很快，如枫林的造林投资，当地的社区逐渐退出了当地的管理权，政府通过项目来侵蚀当地社区对自然资源的管理，商人和乡村恶霸相互勾结，使一些土地资源被割裂，以生态移民、精准扶贫和提高效率等种种借口，打破土地资源与村民之间的纽带，侵犯当地农村资源的管理；同时在外来资本的干扰下，乡村内部存在冲突，地方政府通过调解乡村冲突进入乡村；城郊型农村，土地资源巨大，地方政府、乡村精英和商业集团共谋、干预村庄内部事务来分享利益，从偏僻的农村到近城的农村都面临这个问题。乡村若彻底解散，将会出现很多问题，政府将直接面对独立的农民个体。城市中，南方地区偏向股份固化，北方偏向成员权。宗族的力量可能导致村庄的消失，而恶霸治村，则是地方政府的支持，国家权力再侵入的一个结果。
厦门大学社会学系胡荣教授以“农民上访与政府信任的流失”为主题，分别从理论背景、基层政权内卷化、农民上访与信任流失、问题与对策四个方面谈到了基层社会治理的困境[4]。他认为杜赞奇提出的“政权内卷化”这一个概念在分析当代基层社会治理困境时仍具有重要意义，并运用这一概念分析了国家政权的扩张及现代化过程，认为政治资源的流失导致了政府信任的流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少农村地区的政治内卷化与杜赞奇所讲的十分相似，司法公正也是内卷化的表现，司法公正在政府信任中很重要，政府的政策需要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如果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政策就会受到来自弱者的“武器抵抗”。
（二）村庄政治与善治
针对村庄政治和基层治理困境问题，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贺雪峰教授以山东、广东和四川的调查为例，指出在实地调研的过程中发现，能够调动村庄资源的村庄发展较好，若无法调动村庄资源则村庄发展相对较差[5]。提出无论是利用集体土地，整合支农资金，还是将国家投资村庄建设的资金划拨给村民自行支配，将集体利益与村民个人利益相结合，产生对村庄成员的动员，同时形成的意志也对每一个人产生约束，使资金高效利用，这是具有很强政治性的农村。同时，贺雪峰教授也指出这种情况只是一少部分，更多的是服务组织的建立，村干部的职业化，公共意志逐渐形成和公共意识不断加强，部分个人意识被裹挟进去，政治被动员，可以把社区高度组织起来，产生强大的动员力量，将农村社会变成了农村社区，而社区内部不需要政治，也不需要对村民的动员，村干部的选举也不是基于自身的利益。由此，贺雪峰教授提出村庄没有政治，无公德的个人就会无节制的成长起来，最终变成国家福利投入多，却养出越来越多的“刁民”。
村庄的发展需要政治，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政治会剥夺部分人的权利。同时，农村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老弱病残留守农村，在这些人群中开展政治民主活动则面临一些限制，无法进行有效的政治和民主工作。农民工返乡是富人利用政策进一步获取利益的表现，农村政治的消失，村庄社会正在进行社区式的管理，这一趋势的优劣暂时无法判断，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仝志辉教授认为在“三农”政策上，国家力量的加强将使农村的居住方式与城市相同，国家可以统一推行相应的政策。未来的国家要走向何方？两个地区的不同方式，与国家领导人对其优势的利用有关，村社集体制度要有一个较好的农业发展环境，以农业为主可以获得体面的生活方式。城乡人口的流动，匹配着一个农业经济体制，农协体制可以保障村社制度。而村庄政治的动员则是基于成员的利益选择，可以通过实质化和仪式化两种方式实现，国家以新的方式侵入农村，规划着农村的意志，导致农村的治理制度不清晰，农村党员的先进性不到位，文化模范效应很难体现。
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罗兴佐教授认为没有村庄的政治就没有善治，激活村庄政治可以塑造村庄本身的公共性，没有村庄政治必然会产生刁民，缺乏公共性。个体需要合作，没有合作就没有治理，村庄要有公共性，才算一个完整的村落共同体，否则无法完成村庄的功能，国家在村庄中的权利很多时候是一种转换。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国家在村庄中的存在是一种必然，村民自治的功能十分有限，村民自治无法解决的问题，需要国家权力的介入。在这里需要澄清一个误解，就是不要总是认为国家权力进入村庄就必然是一种“恶”，而在乡土社会中这种介入是十分必要的。
四、农村公共事务治理及社区发展转型
（一）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与精准扶贫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王晓毅研究员在题为“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与驻村帮扶”的发言中，以精准扶贫为引子，提出目前驻村帮扶中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如正式场合和非正式场合对驻村帮扶的评价产生差异，精准扶贫过程中若没有驻村干部，则无法实现农户的准确识别，其效果就会无法保证。驻村帮扶可以提供基础设施，并进行监督，新的扶贫政策无法依靠基层干部做到，并且在村中发挥作用的不再是经选举产生的村委会，而是包村干部在发挥作用。经验调查显示，贫困地区有30%的村级组织处于瘫痪状态，村级组织的功能和作用得不到发挥。目前村委会承担过多的行政职能，变成了政府的派出机构，村干部的行政化越来越明显。村民内部的事务村委会无法真正解决，为民服务的村干部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行政干部直接代替村委会。在这样的体制下，村民的内部事务被排除在体制之外，村庄的公共事务无人管理，村委会丧失了存在的意义。因此，村委会应该重新回归农村内部事务上去，重新建构村级组织，让村委会变成自治组织而不是行政附庸。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社会学系付少平教授在题为“空间阶层分化与精准扶贫的困境”的发言中，基于对陕南地区的调查，发现移民扶贫并不能完成设想的精准扶贫目标，并指出目前陕西的移民扶贫主要有四种模式，陕南的避灾移民搬迁模式、片区中心化的模式、省政府推进的模式和简单的并村模式。最后认为农村空间格局改变不是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是一个社会塑造的过程，空间格局即社会阶层在空间结构上的映射，不同阶层所占有的空间资源由于受到原有社会结构的影响自然也会不同[6]。因此，在空间阶层条件没有发生改变的前提下，通过移民扶贫是无法实现精准扶贫的。
（二）农村社区发展转型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毛丹教授在以“后生产性乡村与农村社区转型”为题的发言中[7]，基于对杭州7县20个村的调研，可能由于农民工返乡、大企业扩张、工厂向村庄转移和产业转移等原因，导致逆城市化现象在杭州周边乡镇悄然出现。农业生产过剩，导致农村地区出现新的形态，主要表现为生产不再以必需品为主，以消费品为主；区域的居住类型发生变化；休闲区域出现。乡村不再是围绕粮食生产而组织起来的区域，新的产业类型在不断发展，经济在不断变化，社区类型也需要为其做好适应性准备，由此提出了“新田园”社区这一概念，适合农村生活，也适宜城市人口居住。这些新的变化出现之后，在政策选择上，政府和农民都需要积极行动起来，为此做出努力。从政府层面来讲，应该突破四个瓶颈，一是新社区公共经济的重建问题，新社区的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家庭，更需要公共的空间和义务，家庭无法完成公共性的事务，需要社区来完成，通过公共文化建设来增强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二是乡村建设人才引进问题，“新田园”社区建设需要通过派出干部和村官来补充建设所需的人才，但村官扎根农村又不符合实际，国家应该实施“新乡村人才输入”计划，“送钱不如送人，派人不如奖励人”；三是缺乏切合实际的文化建设及技能提升活动，农民则需要教育和能力提升，应该在内容上进一步凝练提升，围绕农民自身做好基础性培训，少走形式主义，在搞好硬件的同时，加强软件建设；四是政府的整合系统需要进行调整，政府的壁垒太重，需要突破政府壁垒，成立工作组应对相应问题。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系李远行教授认为中国不是福利国家，福利和扶贫不同，农民被控制在乡村，村民在村庄内部有公共需求和自治需求，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失，导致村级组织处于瘫痪状态，村庄公共事务更是无人问津。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研究中心熊万胜教授认为无序的民间社会和官僚系统的对接存在问题，而逆城市化是在交通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出现的，居住在农村，工作在城市，但这在中国不是一个普遍现象，大部分地区尚不存在这一现象，只在少数东部发达地区出现。
五、农村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
（一）流动性与农民家庭生活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卢晖临教授以“流动性与农村家庭生活”为主题进行发言，通过2015年的驻村观察和2016年对三个村庄的摸底调查，发现子女对老人过度消费的这一问题。家庭是一种经济单位，从经济是否分开来判定家庭的规模，家庭形态的变迁，许多已经难以辨认，在调查中家庭形态以户主认定为主。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认识离乡人口多所带来的流动性问题，一是从农民工角度来看，这些人已经离开乡土，生产和工作在城镇，但是再生产却无法在城市进行，他们的父母妻子不得不承担起相应的职责，农村的生产和再生产脱节；二是从农村角度来看，城乡发展不协调，农村生产性功能大部分转移带来的结果，老年人虽仍在农业坚持，但是农业和土地对农户和农村的重要性已经下降，并且土地流转使土地和农户的联系薄弱。
传统家庭形态是一种比较弹性的形态，从核心家庭到扩大化家庭，但具体到农村地区仍然以核心家庭为主，大家庭是一种理想模式。以前家庭的边界强，但随着流动性的不断增强，家庭再生产的职能缺失。而家庭再生产职能缺失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从积极层面上来讲，在大规模流动之前和分家之后，两个家庭的关系变得更加淡漠，但在流动性不断增强的今天，两代之间的关系依旧亲密；而从消极层面来讲，多种形态的家庭中老人作为家庭的主心骨，表面上看是家庭职能的强化和复兴，但从长远来看是过度消费中国传统家庭的价值，老年人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过去的家庭价值是十分强调付出的平衡，父辈老去，理应由子女承担起照顾的责任，但现在尽管家庭形态多变，父辈仍在承担照顾子代的生活重担，这样的代际关系来看处于一种失衡的状态，这一问题必须予以关注和重视。
（二）流沙社会及其治理
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熊万胜教授在题为“流沙社会及其治理”的发言中，指出流沙社会的政治结构具有独特的地点：一是上下脱节，上层具有严密的组织科层体系，但底层社会却是一个组织形态不完整的群众社会，而不是公民社会；二是组织发育不健全；三是地下社会和民间社会，借助中间力量来治理，国家治理是一种直接治理和间接治理的结合[8]。这种独特的治理结构也决定了其独特的治理特点，一是坚持两个利益，即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基层干部处于一种被压制的状态，名誉差、压力大，在治理过程中应该满足他们的需求，强化承包经营权，不放弃集体权；二是过密性治理，即组织、技术和资金过密，三者之间没有相互替代，这种过密是一种行政集权，导致了整体治理的无序；三是社会秩序基本稳定，但合法性较低，农民的认同度低。
熊教授在对流沙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治理特点进行分析之后，提出了治理流沙社会的三种方式，一是维持现状，投入了很多的资金，但系统仍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二是组织起来，治理经验表明这也是一种无效的方式，已基本被放弃；三是从党和人民的关系入手，将党的组织和传统组织结合起来，传统组织和熟人社会结合起来，从这个视角出发，也许能找到治理流沙社会的可能路径。
（三）乡村研究的方法与视野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张玉林教授在题为“乡村研究的视野与方法问题”的发言中，提出中国的乡村研究需要对近30年来的乡村研究做一个梳理，并对每一个研究领域进行系统回顾，从而把握乡村研究的视野，将新老问题区分开，同时可以用新的思路去思考新的问题。张教授还指出在研究乡村问题时，需要“跳出农村看农村，跳出‘三农’看‘三农’”，中国的农村问题有其特色，当前的农村受到资本主义的冲击，传统文化受到新文化的冲击，中国存在的问题国外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即使存在在规模和程度上也有所差异。因此，在研究中国乡村问题是需要立足中国实际的基础上，兼顾国际化视角，通过国际比较来寻找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方法。
延安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俊生教授提出应该建立一个反映农民利益的组织，可以与政府博弈从而扩大农民的权益。同时，胡教授还提出了农村教育城镇化的问题，由于人们对于城镇教育资源的主动追求，农村学校的撤并是迫不得已，部分是简单粗暴的合并。同时，对此提出了改进的对策和建议，一方面要增加城镇的教育资源，满足由农村进入城镇求学这一批农村学子受教育的需求；另一方面，办好农村学校，减少城乡差距，要切实提升滞留在农村这一部分人群的教育资源质量。
乡村文化存在的问题篇6
【关键词】乡村社会病乡权活动乡村治理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
在许多人记忆中，中国传统乡村尽管没有城市的繁华发达和热闹时尚，但山明水秀、绿意融融、空气清新、民风淳朴、安静祥和。这样的乡村，令曾经到过那里和从那里走出来的人都无限眷恋，都怀有抹不去的乡愁。但是，曾几何时，传统乡村的这些美好在当代乡村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乡村病”。
乡村病是指发生在乡村的、由于城乡发展不均衡而导致的各种社会弊病。本文所提“乡村社会病”是指乡村中存在的除政治、经济以外的其他社会问题，主要涉及农村社会事业、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环境保护等。
“乡村社会病”的表现
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城乡差距日益拉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启动了城乡发展一体化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次强调：“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在法学视角中，城乡发展一体化是指通过制度变革和渐进过程，更好地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打破并最终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促使城乡均衡发展，使乡村与城市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使农民与市民享有平等权利，享受平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
从总体看，我国城乡发展一体化改革成效显著。改革开放后，我国率先推进农村改革，农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近年来，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农业基础地位得到显著加强，乡村社会事业得到明显改善，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关系调整取得重大进展。但由于欠账过多、基础薄弱，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依然比较突出。乡村社会病就是这些不平衡、不协调的突出表现。
乡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由于历史形成的城乡发展不平衡，我国广大乡村地区社会事业滞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乡村基础教育薄弱，其主要表现是经费投入不足和办学条件差。近些年来，由于学龄人口减少、城镇化进程加快，一些地方施行撤点并校。撤点并校在改善乡村学校办学条件、提高办学效益和质量的同时，也带来了部分学生上学路程远、上下学交通安全存在隐患、生活成本增加等新问题。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相伴随，农民到非农领域就业已成为一种常态，由此产生出“农民工”这一特殊社会群体。近些年来，农民工的就业环境有所改善，但从总体看仍不乐观。
此外，已覆盖我国广大乡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使农民受益的同时也存在保障和理赔范围窄、保障水平低等问题。虽然各级财政对新农合的补贴逐年增加，2014年的补助标准已达320元，但由于我国医疗价格水平不断上涨，显然无法给农民医疗带来足够保障。当前，乡村老年人留守现象十分普遍，新农保制度实施5年来，主要存在的问题是保障水平低。据估算，即便按每年500元的档次缴费，农民每月能领取的养老金总额也仅有129元。
乡村社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国家发改委2011年10月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报告（2011）》在肯定近年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成效的同时，也指出了问题，例如，卫生服务体系的发展不能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需求，卫生机构不同程度地存在条件简陋、装备缺乏、布局不合理、急救医疗服务能力和水平差等问题；文化设施落后于城市，文化人才结构与布局不合理，公共文化设施运转费用无保障机制等。这说明，创新和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决策、建设、运行管护机制，切实解决基础设施建设城乡脱节、重城市轻农村的问题，仍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艰巨任务。
乡村社会治安堪忧。近些年来，乡村“空心化”现象日益凸显，即留守乡村的多是妇女、儿童和老人。乡村空心化引发了乡村治安案件的一些新特点，包括盗窃侵财类案件发案率高、开、由邻里纠纷和家庭矛盾引发的治安案件增加、村霸乡霸活动抬头等。2013年12月23日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农村社会治安不容乐观，一些地方违法犯罪活动不少，黑恶势力活动时有发生，和利用宗教进行非法活动仍然较多。他还说，要严厉打击扰乱农村生产生活秩序、危害农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涉农犯罪，坚决打掉农村涉黑涉恶团伙，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上述讲话既反映了乡村社会治安的真实状况，同时也指明了乡村社会治安治理的任务和目标。
乡村环境污染加剧。近些年来，由于环境保护工作力度加大，城市环境污染有所缓解，工业污染比重得到控制并有所下降。但是，伴随制造业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许多高污染企业不断向乡村和山区转移，导致乡村环境污染和人居环境脏乱差。乡村环境污染遍及各个方面，包括水污染、土壤污染、农药污染、化肥污染、农膜污染、禽畜养殖污染等。在一些发达地区，乡村已变成“大工厂”，工业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随意排放，乡村环境污染（特别是水污染）十分严重。乡村环境污染已成为乡村社会发展、农民身心健康和农业转型升级的巨大障碍。不仅如此，近些年来，乡村环境污染还引发了多起，对社会稳定形成严重威胁。
“乡村社会病”的由来
乡村社会病的形成是我国长期实行重城市、轻乡村政策的结果。这种城乡政策偏差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改革开放前，城乡政策偏差主要表现在对乡村社会发展抑制过多、剥夺过重；改革开放后，城乡政策偏差主要表现在一些地方对乡村社会发展支持保护不足，由此导致不仅没能彻底解决历史欠账，而且还增添了一些新问题，例如乡村环境污染问题。
改革开放前的城乡政策偏差。1978年以前，国家对乡村社会发展抑制过多、剥夺过重，以至伤了乡村社会的“元气”。在政治上，农民虽然有平等地位之名，但却无工农平等之实；在经济上，工农价格剪刀差使农民长期受到“取予不均”的不公平待遇，特别是用命令方式、以国家强力推进的农业合作化和化运动，使乡村和广大农民的利益遭受长期损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由于对经济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估计不足，因而制定、实施违背科学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城乡政策，实为一种必然。
改革开放后的城乡政策偏差。1978年以后，我国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农村实施了土地承包经营制度，近些年来又推行了城乡发展一体化改革，力图纠正长久以来造成我国城乡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政策偏差，实现城乡社会均衡发展。但是，由于一些地方对乡村社会发展支持保护不足，我国乡村社会发展仍面临诸多问题。
例如，对村民自治保护不足。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一些乡村出现了自发形成的农民自治组织，引起了最高立法机关的关注。1982年《宪法》在第一百一十一条设置了“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规定。1998年11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次会议通过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自治获得法律依据。但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一些地方执行不力，村民自治程度和实质效能都不高，村民自治虚化，甚至异化为村委会自治、村干部自治，严重挫伤了村民自治的积极性。由于村民自治虚化，很多事关乡村社会发展的事项任由村干部独断专行。对于此类问题，一些乡镇政府视而不见或者无所作为。
再如，对农民非农化保护不足。长期以来，我国实行以户籍管理为核心的城乡隔离制度，将人口划分为市民和农民两种身份，农民无权享受就业、住房、医疗、养老等社会福利，也不能在城乡间自由流动。1978年以后，伴随国家城乡体制改革各项政策的实施，农村劳动力开始流动、转移，中国社会亦开始成为一个流动社会。1982年，国务院《关于疏通城乡商品流通渠道扩大工业品下乡的决定》，要求打破地区封锁，按经济合理原则组织商品流通，初步放宽了城乡限制；1984年，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农民在口粮自理的情况下移居小城镇；1985年，公安部《关于城镇暂住人口的暂行规定》，允许农民进城开店、打工、兴办服务业等，确立了与城镇户口相衔接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
到20世纪80年代末，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不到200万人迅速增加到3000万人，形成了“农民工”社会群体。这一社会群体的形成拓宽了农民就业渠道、增加了农民收入、为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低成本劳动力、促进了城市建设与繁荣、为乡村发展带来了资金等。从传统农业国家向现代工业国家转型，农民非农化是一种历史趋势，农民就业也是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我国各级各地政府应当主动因应并积极保护，但这种保护在许多地方并不积极，以至农民工的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例如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差、超时间超强度劳动、工资待遇低、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缺乏劳动技能培训、享受不到基本社会保障、享受不到城市公共服务、维权困难、身份转换难等。对农民非农化保护不力，限制了农民向非农领域转移，限制了农村土地流转，归根结底是阻滞了我国从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转型的历史进程。
“乡村社会病”治理中的乡政
事实上，乡村社会发展的所有问题都与政府活动有关。在各级政府中，乡镇政府离乡村最近。乡镇政府所处的这一位置，使得乡镇政府在乡村社会问题治理、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过程中，既有压力，又有优势。本着“守土有责”的理念，我国各地乡镇政府要有为、有担当，做好应做之事。那么，治理乡村社会问题，乡镇政府要做好哪些应做之事呢？
认清乡权的特点。按照《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规定的乡镇政府的七项职权可以看出乡权的特点主要有二：执行性和增益性。首先，乡权全部是执行性的，例如执行法律、本级人大的决议、上级行政机关的决定等。当然，乡权也包括决策权，但这种决策本质上是“二次决策”，甚至是“三次决策”，是对上位法和上位决策的乡地化，目的是使上位法和上位政策在本乡得到更好的执行。其次，乡权不包括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执法权，乡权行使的全部目的就是保护、维护、保障农民各项权利权益。认清乡权这两大特点十分重要，乡权的执行性和增益性，明确了乡权行使的范围，框定了乡权运行的方向。也就是说，只要将乡权用于忠实执法，积极为农民增益，乡权的运用就是正当的，握有乡权的乡镇政府就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将乡镇政府的职能重心转到乡村社会发展。我国政府系统的结构就像“金子塔”，金子塔内部分层，处于最上层的是中央政府，处于最底层的是乡镇政府。与其他级别政府不同的是，乡镇政府不设职能部门，乡权行使和政府职能履行主要依靠内设科室和“七站八所”。作为国家行政管理的基础，乡镇政府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改革中责任重大，必须将政府职能重心转到促进乡村社会发展和乡村社会问题治理上。
但是，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前提是县政府职能转变。现时，乡镇政府除了要履行国家法律赋予的职能，还要应对上级行政机关的各项达标任务。在有些地方，上级与乡镇政府签订的各种责任书多时达近40种，少时也有20多种，许多都是“一票否决”责任书，乡镇政府成了为上级打工的政府，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因此，要求乡镇政府转变职能，首先县政府要转变职能，并形成与乡镇政府职能相适应的工作考核评价体系，取消各种脱离实际的达标升级活动，将乡镇政府的工作真正引导到为农民办实事和提供公共服务上来。
治理乡村社会问题要先易后难，渐次推进。乡村社会问题多，先解决什么，后解决什么，在哪个问题上切入，在哪个问题上扩展，包括乡镇政府在内的各级政府要统筹安排，渐次推进。在这方面，赣州市的做法值得借鉴。在新农村建设中，赣州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乡村环境整治。这是一件农民关心、要求强烈、受益直接、短期见效的事，这件事做好了，农民见到了新农村建设的成效，后面的事情就好做了。赣州市许多农村环境脏乱差，垃圾乱堆、淤泥不清、厕所乱建、蚊蝇遍地、道路不通。赣州市用一年多时间主抓“三清三改”。三清即清垃圾、清淤泥、清路障；三改即改水、改厕、改路，乡村容貌有了很大改观。这件事做后，赣州市又启动了“农民知识化工程”、农民培训基地建设等工作，新农村建设初见成效。
推动乡村社会发展要科学设计，因地制宜。乡村社会问题的治理要讲科学、用智慧、巧设计、顺乎自然、因地制宜，不搞大轰大嗡、大拆大建、劳民伤财。在这方面，海南琼海市的做法值得借鉴。十以来，琼海市确立了“打造田园城市，构建幸福琼海”的发展战略，据调研，目前，全市建成文明生态村1754个，占全市自然村总数的67%，有8个村镇被评为全国文明村镇，广大农民群众得到美的享受，养成美的德行，过上美的生活，城乡之间、乡村之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构筑起“城在园中、村在景中、人在画中”的美丽家园。在建设美丽乡村中，琼海市精心设计，巧借山形水势，依山顺水，不占田、不填塘、不砍树、不拆房，农民就地城镇化。琼海市新乡村既保留了传统乡村的清新自然，也兼顾了现代生活的时尚典雅，乡村真正成了农民的家园、市民的公园、游客的乐园。琼海市乡村治理的思路和做法，对海南省各地有普遍意义，对我国中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同类型的农村也有示范作用。
正确处理乡政与村治的关系。在现阶段，我国乡村治理存在两种相对独立的权力，即乡政与村治。乡政是指以乡镇政府为代表的政府行政活动，村治是指以村民委员会为代表的村民自治活动。乡村社会病的治理需要乡政与村治的共同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乡村分治”以来，有关乡政与村治关系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尽管两权运用的范围和功能不尽相同，但总体目的相同，因而必须处理好两权关系。
乡村文化存在的问题篇7
关键词：村镇绿化；存在问题；发展趋势；发展模式
1村镇绿化必须重视的几个问题
1.1村镇绿化的全面覆盖问题
绿化应该全面，不应留有死角。有人认为，村镇处于广阔的原野，到处郁郁葱葱，既有农作物，又有树木，没有必要再搞绿化。其实不然，水土流失不仅仅是在农田，村镇内部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水土流失。只要存在的土地，暴雨过后，随处可见雨水涌漫的泥泞，水土必然流失。由此可见，村镇绿化并不全面，还存在着大量的疏松的土地，应该坚持全面覆盖的原则。
1.2村镇绿化的科学问题
绿化的科学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因地制宜。村镇绿化一定要根据本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土壤特性等，合理选择适宜本地区的树木花卉。②错落有致。绿化在空间布局上要有层次，错落有致，不应只栽树木或只种花草。在绿化上要注重空间的层次感和视觉的美感。③内外结合。室外绿化固然重要，但室内绿化更是自然宜人，它可以美化环境，陶冶情操，消除疲劳，使人更接近自然。④文化艺术。通过绿化把文化艺术的感染、陶冶、净化等作用有机地融于自然之中，花草之中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的观念、心态和情绪，以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1.3村镇绿化的管理问题
绿化的管理应随着村镇现代化建设的步伐，采用现代管理方式、方法，从植物品种的选择、种植栽培、浇水施肥到病虫害防治、日常修剪等各项工作都应当专业化、合同化。绿化可委托绿化公司进行管理，淡化政府职能，减轻政府负担。
1.4村镇绿化的经济效益问题
绿化不讲效益或效益不高是阜宁县义务绿化受阻的重要原因之一。应把绿化同科研结合起来，同产业结合起来，走出一条适合阜宁县实际情况的村镇绿化发展道路。
2村镇绿化的发展趋势
2.1城乡绿化一体化趋势
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在走城乡一体化道路的同时，城乡绿化一体化是促进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必要环节，是村镇绿化的一种趋势。所谓城乡绿化一体化是指在着力抓好城区绿化的同时，大力向农村辐射，加大郊区、农村、小城镇的绿化力度。通过道路绿化建设将城乡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村镇的绿化水平和面积，缩小城乡差别。
2.2乡村景观化趋势
景观规划不仅要提供一个健康的城市环境，同时也要提供一个受保护的乡村环境。乡村景观规划不仅突出对自然环境的保护，而且提出了对环境的创造性保护。人居环境的改善，成为乡村景观规划追求的境界。我县未来村镇绿化将与乡村景观规划紧密联系起来，通过对乡村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乡村建设的合理规划，走村镇绿化的景观化道路，将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成为人类未来最适宜的居住空间，推动可持续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建设。
2.3乡村园林化趋势
由于阜宁县村镇自身的环境特点，使其朝着园林化方向发展。广大的农村有着广阔的土地、美丽的田野、稀落分散的农舍，但是随着农村各个产业的蓬勃发展，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乡村原有的景观格局正在不断地改变或被破坏。因此，在村镇发展中，保持和发展乡村环境成为村镇规划的一个重要方面。村镇绿化将沿着乡村园林化方向发展，对农村绿化进行合理规划，突出绿化的环境美、艺术美，与乡村的景观结合起来，与发展乡村的旅游业结合起来。
3村镇绿化的发展模式
3.1村镇绿化与景观生态建设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在村镇绿化中，注意乔、灌、草三者的结合，常绿树种和落叶树种的结合，观花与观叶植物的搭配，使其在绿化中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做到层次有变化、色彩丰富、四季有绿。还可充分利用村镇原有的自然景观（河、湖、林等）为背景，创造出更为丰富的乡村园林景观。此外，在村民庭院绿化中，提倡垂直绿化。垂直绿化是园林绿化的新形式，是利用攀缘植物在建筑上攀附，它可以充分利用空间，节省土地。
3.2村镇绿化与发展农村旅游业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发展乡村旅游主要是发展乡村生态旅游，创造优美的乡村环境成为这一趋势的主题。村镇绿化要与园林相结合，利用村镇原有的景观和资源，在园林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创造出舒适优美的乡村园林环境。村镇绿化与生态旅游相结合，不仅满足了城市居民的需要，而且美化了农村环境，也造福于子孙后代。
乡村文化存在的问题篇8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问题；建议
中图分类号：tU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城乡公交一体化建设主要是根据当前城乡运输发展的需要，为能够更好地适应城乡一体化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改革现有的城乡运输管理模式，改变原有的城乡公交分割的现状，减少城乡公交运输之间的障碍，实现城市和农村的运输发展。近年来随着城乡经济的发展，城乡之间的客运量逐渐增加，实现城乡公交一体化也是城乡经济发展和城乡建设的需要。
一、城乡一体化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城乡之间的客运量逐渐增加，实现城乡公交一体化对于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的出行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城乡公交一体化的实行需要多方面的条件保障，目前相关的条件并不十分健全，城乡公交一体化进程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当前城乡公交一体化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城乡公交一体化规划不完善
城乡公交一体化的发展对于加强农村和城市的联系，促进城乡经济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城乡公交一体化的发展规划刚刚实行，相关的规划并不十分完善，导致城乡公交一体化进程中存在众多的问题，严重影响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当前城乡公交一体化的规划并不十分严密，公交线路的衔接方面未能进行合理的组织和调配。大部分公交车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改造，但是由于乡镇的村落分布并不十分集中，如何进行公交线路的选择才能更好地节省成本，提高公交运行的效率成为当前公交一体化进程中需要考虑的问题。
（二）城乡公交一体化缺少相关的资金
城乡公交一体化的建设需要一定的资金支持，虽然农村的经济逐渐发展，但是公交一体化进程的资金仍然存在短缺的现象，这对于公交一体化进程的实现有着十分不利的影响。另外由于城乡实现一体化建设是城市和农村公交管理的一体化管理，这部分资金由谁支付，这也是城乡公交一体化实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由于城乡公交运行中存在距离上的差异，如何对公交运行中的票价进行合理的规划，公交车运行的成本问题逐渐成为当前公交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研究问题。这些因素都成为当前公交运行中资金问题的主要影响因素，如何保障城乡公交运行的资金成为当前公交一体化建设中存在的重要问题。
公交城乡一体化的政策不完善
当前农村和城市之间有一些线路班车在运行，但是线路班车在票价、运行方式和执行国家相关政策等方面与公交车存在较大的差异，不能很好的体现公交的公益性属性，让农民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为了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需要进一步完善城乡公交一体化建设。但是当前政府对于这一建设缺少比较完善的政策支持，比如如何对原有的线路班车进行改造，如何有效地落实改造等等，由于政策的缺失，导致城乡公交一体化进程受到严重影响。
二、城乡一体化建设中存在问题的建议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客运量逐渐增加，实现城乡公交一体化进程对于农村的发展和城市经济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城乡公交一体化建设中涉及的内容比较复杂，当前城乡公交一体化进程还存在众多的问题，城乡公交一体化的建设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一）合理规划城乡公交一体化建设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进行，实现城乡公交一体化进程成为当前城乡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今后的城乡公交一体化建设中需要对城乡公交线路以及公交运行车辆进行统一的规划，制定出详细的运行规划，这对于城乡公交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城乡公交运行的监管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农村村庄分布比较分散，对城乡公交运行进行合理的规划，可以有效地减少公交运行中的线路分布不合理现象，在节省资金的同时提高运行的效率。
（二）增加城乡公交一体化的资金支持
城乡公交一体化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保障，在今后的城乡公交一体化进程中需要加强政府的资金支持，为公交一体化进程的建设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另外政府还可以鼓励一些社会人员对公交一体化的建设提供资金支持，丰富城乡公交一体化建设的资金支持。同时政府还需要建立专门的部门监督城乡公交一体化的资金使用情况，避免出现资金的不合理使用现象，保障资金的落实，促进城乡公交一体化的建设。
（三）建设完善的城乡公交一体化网络
城乡公交一体化进程中需要进一步完善公交车的管理，建立城乡一体化公交网络，对公交车的运行进行合理的监管。对于公交车的运行线路，公交车的票价，公交车的车辆进行统一的标准化管理，这对于提高公交车的运行效率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实现城乡公交车的网络化管理可以对公交车的运行进行实时监控，这样可以更好地掌握公交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加以解决。加强公交车城乡网络化管理可以保障公交车运行的有序进行，对于提高公交车的运行效率和运行秩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当前公交车的管理体系并不十分健全，加强网络化管理可以减少公交车的不公平竞争，对于城乡客运的发展有着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
加强公交城乡一体化的政策支持
公交城乡一体化建设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在公交城乡一体化建设中相关的政策并不十分完善。政府工作中需要进一步加强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政策支持，对城乡一体化建设制定相关的规划目标，在原有公交线路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公交班车，可以依据就近原则改变原有的线路，这可以有效地减少城乡公交一体化建设的阻力。政府还可以通过出台一些优惠的政策鼓励社会各界力量为城乡公交一体化的建设进言献策，可以通过网络积极吸收和鼓励人们提出合理的建议，促进城乡公交一体化进程建设。
结语：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交流逐渐加强，城乡之间的客运量也随着增加，加强城乡公交一体化建设，促进城乡经济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加强城乡公交一体化建设，促进城乡经济之间的交流和发展，对于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实现城乡公交车一体化建设也是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今后需要进一步完善公交车一体化网络，合理规划城乡公交一体化建设，促进我国城乡经济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路伟平.加速推进城乡公交一体化进程[J].运输经理世界.2011（7）.
乡村文化存在的问题篇9
关键词：乡村旅游集散中心乡土性差异化
中图分类号：F59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一、乡村旅游发展与存在问题
城市化的发展，一方面给人们带来了不断充裕的生活资料和快捷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则在某种程度上割裂了城市人与自然的纽带。“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成了现代城市人的本能而又现实的需求，由此也就再在客观上形成了乡村旅游的潜在消费群体。费孝通先生曾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事实上，从文化层面上看，由于受农耕文化的影响，乡村风光、乡村风俗所体现的浓郁的乡土性，使得乡村成为旅游活动的对象物，对旅游者具有潜在的吸引力。因现实的需求和客观的自然文化遗存，乡村旅游应用而生。乡村旅游的发展对于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和城镇化建设，统筹城乡、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村人口反贫困，新农村建设以及旅游市场容量的扩张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二十年来，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不仅在实践层面对于解决和促进上述问题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乡村旅游自身也取得了预期的经济效益。但是，不容忽视的是乡村旅游在发展的过程还存在若干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了乡村旅游的产业化进程以及产业升级。
第一，旅游主题同质化。因乡村旅游的开发过分依赖农业资源，而不是独具特色的乡土文化资源，对于地域文化内涵挖掘不够，特色文化不够突出。由此导致开发模式单一，同质性旅游开发项目较为普遍，旅游产品雷同，旅游者体验活动较少。钓鱼、打牌、采摘、吃农家饭似乎成为乡村旅游的“主旋律”，如此必然造成了乡村旅游项目建设同质化倾向，难免出现恶性竞争，而不是区域联合开发，形成发展合力。
第二、资源利用简单化。长期以来，由于缺乏规划指导，旅游资源开发粗放，对于旅游资源进行初级利用，缺少深度开发和内涵式发展的意识，一些地方将乡村旅游项目仓促上马，粗制滥造，盲目开发，结果欲速则不达，导致大多数开发项目处于低层次水平。一些地方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单纯追求数量的增长，而忽略了旅游业的质量增长，乡村资源不但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和运用，还造成了浪费和流失，结果使得旅游景观退化、旅游环境恶化，最终导致旅游效益降低。
第三、发展水平低层次化。一是信息化程度低，乡村旅游空间组织不仅仅是铁路、公路、航运连接的物理通道，它还将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及网络建立起来的信息通道、数字通道。然而由于城乡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了乡村“信息获取能力”的客观差距，以及乡村旅游经营者对信息认识的观念和能力的差距，影响了信息化建设的投入与信息化发展的水平。二是目前一些乡村旅游景点存在管理水平落后，服务档次不高，存在污水垃圾处理以及消防安全隐患诸多等问题，游客重游率低，乡村旅游美誉度下降，影响了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三是乡村旅游运输网络布局不够合理，运输能力不够。“自古及今，山之胜多妙于天成，每坏于人造。”因此乡村旅游发展地大都处于山水景观较少有人类工业化发展的地带，所以才能满足游客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需要。但是凡事有利则有弊，该类地方与城市交通衔接配套以及合理布局尚嫌不足，客观上影响了散客的流通性，市场容量出现瓶颈制约。
因此，构建乡村旅游集散中心不仅是凸显不同地域特色乡土文化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提升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和运营方式转变的关键所在。
二、乡村旅游集散中心的构建及其功能
（一）概念界定
旅游集散中心的出现是应对旅游市场“散客化”的一种调适措施、手段乃至切实可行的载体。自1998年，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旅游集散中心以来，随后在各大城市陆续建立旅游集散中心。但是，在实践过程中有两个问题不容忽视，一是几乎所有的旅游集散中心都是以城市旅游为主，二是乡村旅游集散中心一直处于缺位状态。因此，非常有必要构建乡村旅游集散中心。所以，乡村旅游集散中心是为解决乡村旅游存在的问题，发挥对乡村旅游发展进行游客集散、特色构建、市场规范、信息咨询、交通组织等功能的综合性、企业化运营平台，目的在于实现乡村旅游市场定位准确、服务水平提升、空间组织合理、产品更新及时，更好地满足游客个性化旅游需求和乡村旅游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二）乡村旅游集散中心的主要功能
1、游客空间集散功能
乡村旅游集散中心的核心功能就是游客的空间集散功能，集散中心通过对于线路的组织，信息的收集与反馈，针对旅游流客源市场空间分布规律，在目的地的可达性，交通组织的便捷性以及线路组合的合理性等方面统一进行协调。不仅减少乡村旅游目的地自备场站建设成本，克服各自为阵，重复建设的不良行为，同时也为游客集散提供各种优化的选择方案，也正是在这个意思上，集散中心才被称之为“旅游超市”。乡村旅游集散中心的构建就是要打造一个质优价廉、方便快捷、多重体验的乡村旅游“超市”。
2、凸显旅游产品特色功能
任何一种旅游形式，必然要依托一定的旅游资源。离开了旅游资源，旅游的发展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归根结底，失却了文化内涵和地域特色就很难称之为旅游资源。就乡村旅游资源而言，主要由具有良好的生态性的自然资源和具有鲜明特色的乡土性人文资源构成。换而言之，就是和农耕文化、游牧文化以及渔猎文化相关的生产活动、生活方式，民风民俗，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自然景观。但是就一定区域而言，地理地貌乃至地域文化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经济利益的驱动，在这种情况下雷同与重复似乎不可避免。乡村旅游集散中心的构建就是要发挥这一协作共同体对于区域资源整合的功能，有针对性地进行差异化发展，避免同质化无序竞争，以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农耕文化和乡土文化作为灵魂，打造特色鲜明、相互补充的系列旅游产品。
3、旅游市场规范和服务功能
如前所述，乡村旅游的发展是以自组织为肇始的，因此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存在管理水平、服务水平低层次化等现象。加快乡村旅游的发展，不仅需要加强旅游“硬件”设施的建设，也需要不断提升旅游“软件”服务的质量。通过构建乡村旅游集散中心，一要建立健全规范的乡村旅游接待服务体系和评价体系，通过不断完善和配套食、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以及旅游咨询、旅游后评价等相关措施的实施，提高乡村旅游的综合服务质量和水平。二要依据地域经济发展水平，在软硬件上规范农户家庭的接待服务标准，接待设施、接待条件、卫生状况和接待能力等，建立统一的星级服务质量管理体系，使乡村旅游的服务标准达到和保持应有的水平。三是要配合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切实加强乡村环境整治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努力营造整洁的村容村貌，良好的乡风文明氛围，为旅游者提供愉悦、舒适、安全的旅游环境。
4、旅游信息咨询功能
建立并完善统一的区域性乡村旅游信息网，宣传区域旅游资源、人文特色、旅游设施建设、旅游行业的监督管理等旅游信息，以满足游客的需要；不断完善网站功能，强化咨询服务意识，重点解决旅游网有展示、无咨询的现状；增加网站主客互动系统以及网络游客预订和交易系统。在此基础上，建立市场动态监测系统，详细记录相关游客信息，各乡村旅游发展主体之间共享并及时通报市场动态，打破条块分割格局，发挥整体联动功能。
5、旅游交通组织功能
习惯上认为，旅游集散中心就是以组织交通为主要功能的，因此，便捷化城乡旅游交通系统是乡村旅游集散中心的重要的功能之一。按照旅游通道连接资源最丰富、费用最低、流量最大的原则，开通城区至景区的公交线路，增加城乡对流旅游车次，班车定时定点往返于城、乡、景之间，使三者联系更紧密、对流更快捷。此外，进一步打造由铁路、公路组成的多维交通体系，以保障相邻城市带间城乡旅游资源互补、旅游客源与目的地互动，促进城乡旅游流的空间转移。
三、乡村旅游集散中心构建的意义
其一，乡村旅游集散中心构建有利于协调城乡旅游产品的市场供需对接。通过打造一批高质量的具有农业观光、农业体验、农业休闲、农业科普等功能的农业庄园类乡村旅游产品，进一步提升乡村旅游品牌以提高乡村旅游产品对市民，特别是城市高端旅游市场旅游需求的吸引力；举办类似“寻根问祖大会”、“乐游乡村”、“认知你身边的新农村”等一系列活动，加强对乡村旅游产品的满意度与意见征求的调查，塑形象，打品牌，使之成为城市旅游的有益补充和扩展。
其二，乡村旅游集散中心构建有利于实施乡村旅游差异化定位战略的举措。配合党中央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内需的政策以及“把旅游业培育成为国民经济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的战略目标，根据当前国内旅游迅猛发展的良好形势，把握当前机遇，统一规划、积极引导，根据不同区域乡村在旅游吸引物、尤其是进一步挖掘乡土文化，延长乡村型旅游产业链，凸显乡村文化气息，彰显乡村旅游、休闲、购物等独特魅力，使之成为有别于城市旅游的另一个大旅游市场。
其三，乡村旅游集散中心构建有利于加强城乡旅游交流合作。依托乡村旅游集散中心这一平台，把城市旅游发展中的经验传授给乡村旅游从业人员、进一步改善和提升乡村的旅游基础设施水平、提高乡村旅游服务人员的素质，规范乡村旅游市场，提高乡村旅游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同时，积极推动城市在投资资金等方面对乡村的支持，缩小城乡旅游的差距。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增强区域旅游吸引力，促进区域整体旅游形象的形成。
其四，乡村旅游集散中心构建有利于城乡联合进行市场营销，进而扩大旅游市场容量。城乡之间联合进行市场营销，尽快建立区域整体的预订和销售网络系统，提高区域旅游的竞争力。建立统一的城乡旅游宣传营销系统，通过网站、报纸、电视、城郊公交车、广告宣传牌、分发宣传画等多种形式宣传旅游产品，进一步激发旅游需求。在往返于城乡的交通车辆上加强城乡旅游产品和旅游活动的宣传，城乡旅游重要交通通道上共同治理和美化交通环境与旅游视觉景观，以塑造良好的区域整体旅游形象。
四、乡村旅游集散中心的建设
（一）乡村旅游集散中心空间布局
本质上讲，乡村旅游集散中心最关键的是为了给散客提供快捷、安全、畅达的交通便利，因此，如何布局旅游集散中心，旅游集散中心空间布局是否合理是事关集散中心运营成败与否的关键所在。就目前现状而言，旅游集散中心大都是布置在大城市，主要是依托大城市的已有的交通系统以及大城市较多的游客。但是乡村旅游集散中心的核心目的在于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因此，乡村旅游集散中心的空间布局应该综合考虑客源市场和目的地的现实状况，除了在大城市布置以外，还需要在中心城市以及部分乡镇设立集散中心的配套服务设施，藉此形成集散中心网络空间结构。换而言之，就是要以旅游中心城市为客源核心，以重点旅游景区为市场支撑，专题旅游线为联结纽带，旅游线路为交通廊道，最终形成旅游流从客源地到目的地“面—线—点”的空间状态。
（二）乡村旅游集散中心的遴选原则
就旅游集散中心发展来看，大都经历过一定程度的挫折，除却运营模式以外，最主要的因素在于集散中心的空间布局。因此，乡村旅游集散中心的构建必须遵循以下几个原则，确保集散中心能够真正发挥推动乡村旅游发展的作用。一是区域联动原则，集散中心就是要组成区域性的乡村旅游协作共同体，形成合力，统一规划，有序开发；二是区位优势原则，乡村旅游集散中心建设地要依托具有区位优势的大、中、小城市，便于组织客源，有利旅游线路组合；三是区别对待原则，乡村旅游集散中心的建立要避免前期旅游集散中心出现的问题，各地不考虑实际，一哄而起，结果导致有些集散中心名存实亡，因此要审慎抉择，根据区域旅游乃至经济社会发展现状，选择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机。
（三）乡村旅游集散中心建设的具体举措
乡村文化存在的问题篇10
关键词乡村教育悬浮态势突破途径
中图分类号：G40-03文献标识码：a
onRuraleducation"Floatingposture"andBreakthrough
JinGming
（ZhengzhouerqiDistrictJingguangRoadSubdistrictoffice，Zhengzhou，He'nan450015）
abstracttodeveloptheeconomyofaregion，wemustfirststrengthenthepromotionofeducation;ruraleducationisanimportantcomponentofChina'seducation，ruraleducationisimportanttocarryoutareasonablewaytoprotectthehealthydevelopmentofChineseeducation.Butinthelong-termdevelopment，therearemanyproblemsofruraleducationinChina，where"suspendedposture"isanobviousproblem."Suspensionsituation"referstotheoverallperformanceofruraleducationintheprocessofmodernizationofeducationinurbancivilizationdominated.thispaperdiscussestheperformanceofproblemsofruraleducationinnationaleducationplanning，andproposesreasonablesolutions.
Keywordsruraleducation;floatingposture;breakthrough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提倡以现代化的理念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教育事业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乡村教育相对于城市教育来说存在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可能与乡村的教育设施、教学条件、教学实力等方面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种局面造成乡村教育如同一座孤岛悬浮在我国整个教育事业中，乡村教育如何从孤岛中突围已经成为解决乡村教育问题的重要课题。
1乡村教育“悬浮态势”的主要特征
1.1国家教育规划对乡村教育的忽略
我国的教育事业发展迅速，主要表现在城市教育上，长期以来，在城市取向的教育价值观和政策下，国家教育规划很少有体现乡村教育的，比如在教育部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只提出了对具备条件地区的教师学历的提升，而对于经济相对落后的乡村地区的教育则不在规划之列。这样就使乡村教育迷失了自身发展的方向，国家教育忽略了乡村教育的规划，乡村教育始终走在城市教育之后。近几年，国家逐渐重视乡村教育的发展，大力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乡村教育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必须看到在实际发展中，规划中所提到的乡村教育并没有落到实处。可操作性不高，致使乡村教育仍然远远滞后于城市教育。
1.2乡村文化在乡村教育中逐渐淡化
乡村教育是在乡村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乡村自身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使乡村教育也呈现出独特的乡村风格与特色。一般情况下，乡村动植物繁多、自然景物比较多，这些都是乡村所独有的资源与文化素材，这些素材也为教育事业提供了大量的资源，这些都是城市教育所不能做到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些优势在迅速发展的现代化技术的冲击下淹没于城市文明中，致使乡村教育脱离于乡村传统文化。乡村孩子也和城市孩子一样被繁重的课业所束缚，物质利益成为孩子学习的动力，乡村文化被扭曲。风土人情等乡村特色逐渐消失在乡村教育中。
1.3乡村学生在教育中的迷失
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乡村孩子在教育中很难确立自身的身份认同感，他们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感到困惑。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乡村孩子在受教育的过程中，以城市生活为目标，他们在应试教育下激烈的竞争，为自己融入城市开辟道路。有些乡村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走进城市，但是他们本身的乡村身份在今天阶层日益固化的社会中较难改变，而且他们很难适应城市的生活与发展，继而产生无归属感，甚至对自己的身份认同陷于边缘化状态，产生身份认同的迷失感。
1.4乡村教师的城市化情结严重
在城市化进程的过程中，乡村教师日益市民化，他们在教学以及生活的过程中城市情结比较严重，他们对城市有着强烈的眷恋。乡村教师的生活逐渐从乡村社区的大交流圈转向只有学校教学及城市业余生活的小天地，生活比较单一，他们的生活缺乏乡土文化的参与，他们对乡土文化的参与意识不高。乡村教师远离乡村的日常生活气氛，他们乐于追求城市的生活氛围，对乡土文化与知识比较陌生，所以在教育的过程中也很难把乡土文化风情与知识传输给学生。另外他们在教学的过程中比较倾向以城市的教育理念与方法，在课堂上流露出以城市教育为主，忽略了乡村自身教育特色，致使学生对乡村文化的认识变得模糊，甚至使学生在潜意识里认为乡村是落后的代名词，加快了乡村的边缘化发展，扭曲了乡村文化的内涵。
2乡村教育“悬浮态势”形成的原因
2.1教育体制不合理
我国的教育体制在发展过程中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从城乡发展方面来看，表现为城乡发展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性主要表现在城乡教育存在很大的差距，城市的教育资源比较丰富，教学条件、教育设施、师资力量雄厚等相较于乡村教育都有着很大的优势。另外，这种体制对乡村教育的发展也有很多压制性措施，比如城乡户籍制度就把城乡居民隔离开来，使乡村人不能与城市人一样享有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这阻碍了城乡教育发展一体化的进程。经济发展的差异也是城乡教育资源分配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教育条件比较好，而乡村由于缺乏资金，现代化教育进程比较缓慢。
2.2乡村本土文化的淡漠对乡村教育的限制
文化与教育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文化是教育的乐土，教育是文化的传承。乡村文化自然有其自身的特点，需要在乡村教育中代代相传，相互促进，相互发展。但是目前乡土教育所面临的文化态势是：乡土文化在乡村教育中逐渐被淡化，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人们大力追求城市化发展，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个人利益被过度强调，致使乡村人的目光也逐渐转向城市。城市化的乡村教育忽略了乡村本土文化的发展与情感内涵，对乡土文明的关怀不够。通过应试教育使乡村学生有机会融入城市生活，为城市的发展积蓄人才，留在乡村的都是一些“老、弱、病、残”，使乡土人力以及文化资源更加贫瘠，不利于乡土文化的发展与继承，最终使得乡土文化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被淡忘。
2.3乡村学生精神生活相对匮乏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乡村学生的物质生活得到了保障，但是其精神文明生活仍然比较匮乏。另外，乡村家长一般认为读书的作用不大，影响学生学习动力的提高。乡村孩子毕业后面临升学难、就业难、致富难等局面，致使学生失去了学习的动力，感受不到学习带给他们的希望与乐趣。
3如何突破乡村教育的“悬浮态势”
3.1重视乡村教育发展，缩小城乡差距
要使乡村教育突破悬浮态势，首先必须加大对乡村教育的资金投入与政策倾斜，解决乡村教育现实问题。一方面可以从解决学生学杂费问题出发，学生学杂费问题自我国实施九年义务教育以来已经基本解决，但是又延伸出一个新的问题，国家按每个学生划拨的教育经费，常常使学校开支入不敷出，同时也打击了教师教学的积极性。另外在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提供丰富的教育资源，改善乡村教育条件，缩小城乡差距。教育条件所涉及的范围很广，比如现代化教育设备、优秀师资等。利用现代化的教育设备使乡村教育从落后、封闭的传统教育中解救出来，使乡村教育向城市教育看齐。
3.2重视乡土文化在乡村教育中的发展
良好的教育需要文化的充实，这种文化包含校园文化、本土文化以及个人隐性文化等。乡村教育中的文化发展是学校文化在乡村空间所隐含的隐形文化的延伸。乡村文化的构成要素包括：乡村独特的自然生态景观、村民们的生存方式与行为、乡村生活中继承下来的传统文化、通过学校教育实现的创新文化。乡村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教育资源，乡村文化教育应该以本土文化为主导，结合外来文化与民俗传统，学校正规教育要与自然野味相结合，与乡村情感相结合。乡村教育必须立足于本文化，在充分解读、吸收本土文化内涵的基础上挖掘丰富的乡村文化。
3.3建立平等的城乡教育交流机制
突破乡村教育的悬浮态势必须把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放在一个平等的平台上，乡村教育不应该被看作是城市教育帮扶的弱者，而是支撑中国教育的坚强支柱。在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打破以城市教育为核心的教育态势，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双向交流与资源共享平台，加上相互沟通与交流的机制，建立一个双向沟通、良性互动、平等交流的平台。首先建立特定的信息交流渠道，将城市教育先进的成果转移到乡村教育中;另外建立制度化城乡教师平等对话与交流的机制，改变传统观念下城市教师对乡村教师帮扶的不平等理念，建立城乡教育合作模式，消除城乡教师之间的隔阂，为乡村教育营造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
4结语
总之，乡村教育要走出悬浮式孤岛必须在坚持自身发展特色的基础上进行积极的改革，国家政府应该大力扶持乡村教育，重视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消除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之间的差距，为乡村教育的发展打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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