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保全的区别篇1
一、我区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特点分析
（一）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迅速，但总量偏小
随着近年来我区经济快速增长，资本市场日趋向好，极大地激发了居民投资理财的热情，推动了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不断增长。从2000年到2009年，我区城镇居民年人均财产性收入由58.82元增长为363.81元，年均增速达到22.4%（按现价计算，下同），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9个百分点；农牧民年人均财产性收入由35.2元增长为137.34元，年均增速为16.3%，比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增速高6个百分点。但是同全国相比，2009年我区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为363.81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68元，在全国居第12位，与排位第1的浙江相比，低1050元，比西部省区中的云南和广西分别低680元和130元；农牧民财产性收入为137.34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9.8元，在全国居第14位，与排位第1的北京相比，低1131元。在西部省区中比低10.9元。
（二）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虽呈上升趋势，但所占比重低
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由2000年的1.14%提高到2009年的2.3%；农牧民人均财产性收入占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2000年的1.8%持续增加到2009年的2.78%，居民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呈不断上升趋势。但是，2000年到2009年，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占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最高的年份仅达到2.46%；农牧民财产性收入占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比例，最高的年份仅达到2.96%。
（三）传统理财方式是城镇居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主要途径
从我区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构成来看，传统的利息收入、房屋出租以及股息与红利收入三分天下的格局依然存在。2005―2008年，以上三项收入分别占到财产性收入的65.56%、70.46%、66.55%和62.32%。
（四）转让承包土地经营权收入占农牧民财产性收入的主导地位
近年来，我区相继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各地区进行土地流转，促进农牧业产业化经营，带动农牧民增收。2008年农牧民转让承包土地经营权收入占到财产性收入的22.5%，是农牧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部分。
（五）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大
由于城镇居民拥有比农村牧区居民高得多的房产资本、和金融资产，导致城乡间存量财产的巨大差异，在投资渠道日益增多的条件下，巨大的存量财产差异，必然导致财产性收入的巨大差异。从2000年以来，我区人均财产性收入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城乡间增长的不均衡性也日益突出。2000年农牧民财产性收入与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二者相差23.62元，后者是前者的1.67倍，而到2009年二者相差226.47元，后者是前者的2.64倍。
（六）高低收入户财产性收入差距明显
2009年我区城镇住户20%高收入户人均财产性收入达1419.78元，20%低收入户人均财产性收入81.54元，两者相差1338.24元。其中：20%低收入户利息收入和股息与红利收入仅分别为0.96元和68.14元，而同期20%高收入户为216.11元和325.43元；除以上几项单独统计的财产性收入来源以外，在其他财产性收入方面，20%低收入户和20%高收入户分别为5.63元和502.93元，差距更为明显。2009年我区农牧民人均年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家庭根本不存在财产性收入，人均年收入在1000元―1200元之间的家庭人均财产性收入为97.88元，而人均年收入在6000元以上的家庭人均财产性收入为222.14元，是前者的2.27倍。可见由于财产性收入是以居民富余的财产为投资基础的，“钱生钱”效应是财产性收入的内在增长机制，用于财产性投资的资产数量越大，所获得的利润越多，目前财产性收入主要集中在高收入人群中，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大社会贫富差距。
二、制约我区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造成我区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总量少、比重低、内部差距悬殊的原因既有社会环境的因素，又有制度的因素，集中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存量财产少
财产性收入是一种衍生财富,没有财产,就不可能有财产性收入。影响财产性收入增长的因素有两个，一个是存量因素，即获得更多财产，另一个是流量因素，即参与财产性收入的分配，让“钱生钱”。首先，存量因素更多涉及初次分配领域。假设居民人均总收入与人均消费支出相减的余额，相当于居民的人均存量资产。2009年我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849.19元，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2369.87元，二者相减余额为3479.32元，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排第24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431元；同期，我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为4937.8元，农牧民消费性支出为3968.42元，二者相减余额为969.38元，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排第18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90.34元。存量财产偏小，使创造财产性收入的基础不够雄厚。其次，流量因素较多涉及到再分配领域。在投资渠道日益增多的条件下，巨大的存量财产差异，必然导致流量的巨大差异。
（二）投资理念不强，理财知识技能缺乏
对于拥有一定财产基础的居民而言，并不是有财产便必然产生收益，居民的财产必须通过一定的投资理财行为才能有所回报。由于我区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且经济发展起步较晚，居民的投资意识较发达地区居民而言，明显滞后。一方面，部分居民受传统观念和自身对金融市场知识欠缺的影响，往往选择银行储蓄来获得一定的利息收入，不愿或者没有能力将自己积累的资金与财富投入到市场中获得收入；另一方面，还有一部分居民虽然进入市场，但在理财过程中存在非理，比如，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的“牛市”，吸引了大量居民进入股市，随着中国股市飞流直下，导致大部分居民的财产大幅缩水，更谈不上增加财产性收入。
（三）金融产品无法满足居民获得财产性收入的需要
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就需要根据居民的不同金融资产需求，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但是，当前的金融市场上，或者是低风险的银行储蓄，或者是相对风险较高的股票等。对于广大的居民来讲，更为缺乏的是能够战胜通货膨胀、同时也能够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收益水平的金融产品，考虑到当前的通胀水平和经济增长水平，具有5%―15%回报水平的金融产品最适应广泛的投资需求。可是从目前的金融产品来看，这个环节的金融产品恰恰是最为欠缺的，因此，具有稳定回报率的金融产品的不足，是制约居民提高财产性收入的客观原因。
（四）农牧民获取财产性收入的渠道狭窄
目前对广大农村牧区居民来说,财产性收入的来源几乎只有银行储蓄和土地流转等少数几种方式，并且获得的过程比较困难。首先，通过征用土地获得补偿以及收取房屋租金的基本上是靠近城市的很少一部分农牧民,在其他广大的农村牧区，房屋出租市场和买卖市场几乎还未建立起来,农牧民即使有房产,也很难形成现实的收入；其次，由于现阶段农村牧区土地流转的制度还不够健全，这使得农牧民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三、几点建议
（一）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为居民投资解除后顾之忧
为了让居民放手投资，就必须健全社会保障，解除后顾之忧。通过加大对社会保障工作的资金支持力度，提高群众保障水平。建议把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与各地区的财政收入增长挂起钩来：财政增长较快，财政状况较好的地区，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并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财力较差地区，自治区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确保落后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与先进地区保持相当水平。通过完善社保体系，使更多的人愿意投资、敢于投资。
（二）改善投资环境，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
在制度建设方面，一是要注重保护在资金、信息等方面都处于劣势的中小投资者；二是规范典当行等民间信贷业的发展，制定民间金融机构管理办法，切实保障群众财产安全；三是规范房地产市场，避免由于房价的巨幅涨跌，损害群众的切身利益。
在金融市场体系建设方面，一是要大力构建股票、债券、基金等金融平台，特别是要积极发展债券市场，以国有资产公司为主体，对我区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基础设施和重大科技工程，通过发行建设债券筹集资金，为更多群众分享优质资产的收益创造条件；二是进一步鼓励地方商业金融机构推出一些收益稳定、风险较小的投资品种；三是借鉴上海市的经验和做法，推出“以房养老”的“倒按揭”业务，即老年居民在退休时将房屋抵押给商业银行，由银行根据房产的价值向投资者每月发放养老金，投资者过世后银行将房产的残值作为遗产向继承人清偿，通过财产性收入解决养老金问题。
（三）健全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法律和制度保护，缩小贫富差距
完善法律和制度基础，在法律和制度层面上对广大群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财产权的保护予以高度重视，确保财产性收入来源的基础稳固。一是要彻底杜绝“人”和公权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过程中，对群众合法财产权益和财产增值权的侵犯。二是在当前财产分布和收入差距较大的情况下，运用财税政策手段，使财产性收入的增加更加均衡。对低收入者宜免收税费,对高收入阶层缴纳的个人资产税则有不同程度增加,通过税收政策调整，即可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体现社会公平，又可以帮助中低收入民众积累更多的财产性收益。
（四）创新体制政策，推动农村牧区土地流转
使农牧民从土地的使用或转让中获益，是增加其财产性收入的一个主要切入点。建议：一是自治区尽快制定全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具体意见，以指导规范全区土地流转工作；二是制定土地流转特别是规模流转、长期流转的扶持政策，出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及适度规模经营试点实施方案；三是建立和完善农村牧区土地流转服务机构，负责农村牧区土地流转的宣传、指导以及流转信息工作；四是出台土地流转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吸引各类资金投向流转土地的经营；五是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在坚持农牧区基本经营制度前提下，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积极探索以土地使用权入股，以土地产出物价格为基准，取得分红、收取租金收入等流转形式；六是鼓励各盟市拿出一部分补贴资金，开展以宅基地置换城镇住房、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社会保障的试点工作。通过以上多种途径推动农村牧区土地流转，使土地成为农牧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
（五）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房屋租赁市场，保持房屋出租收益
财产保全的区别篇2
（一）已投保的家庭1998年平均保费支出2636元，占家庭户均收入的6.7%左右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已投保的北京居民家庭，1998年户均投保支出金额为2636元，其中保费支出在1000元以下的占41.6%，1001～2000元的占19.5%，两项合计约占三分之二。详见下表：
调查也表明，已投保的北京市市区居民家庭1998年户均收入39089元，保费支出占家庭收入的6.7%。投人身和财产双险的家庭户均收入为61950元，保费支出6000元，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最高，达9.7%；单投人身保险的家庭户均收入为33792元，保费支出金额1892元，占5.6%；单投财产险的家庭户均收入为49560元，保费支出2700元，占5.4%。
（二）1998年北京市居民家庭保费支出总额约27.4亿元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1998年已投保的北京市居民家庭总户数为104万户，保费支出总额为27.4亿元，其中，单投人身险家庭保费总支出13.6亿元，占全市保费总额的49.5%；单投财险家庭保费总支出4.6亿元，占全市居民家庭保费总额的16.7%；投双险的家庭保费总支出9.3亿元，其中人身险支出6.4亿元，占全部保费支出总额的23.3%；财产险支出2.9亿元，占全部保费支出的10.5%。详见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北京市居民家庭全部保费支出总额中，人身险所占比重为72.8%（单投人身险比例与投双险家庭人身险比例之和），财产险所占比例为27.2%（单投财产险比例与投双险家庭财产险比例之和），人身险保费支出比例比财产险保费支出比例高45.6个百分点。
（三）预计1999年北京市市区居民家庭保费支出总额30.3亿元
本次调查显示，北京市市区居民的投保比例和金额是逐年增长的。1997年投保比例是47.9%，保费支出总额20.4亿元；1998年上升到49.8%，保费支出总额27.4亿元；而1999年投保家庭比例上升为51.1%，户均预计投保金额为2754.8元，照此估算，北京市市区居民1999年保费支出总额可达30.3亿元，比上年增长10.6%。二、家庭投保险种比例
（一）北京市居民目前已有51.1%的家庭投保
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市居民目前有51.1%的家庭投了保，其中单投人身保险或单投财产保险的分别占35.6%和8.1%，有7.4%的人既投了人身保险又投了财产险。北京市未投的人，占被调查居民的48.9%。
（二）投人身险的比例明显高于投财产险的比例
投保险种的选择是投保人慎重思考的问题。调查结果显示，投人身保险的比例明显高于投家庭财产保险的比例。在全部投保家庭中，单投人身保险的比例达69.6%，居首位；单投财产保险的占15.8%；还有14.6%的人既投了人身保险，又投了财产保险。
（三）在人身保险中，养老保险是首选险种
调查结果显示，"养老保险"是北京城市居民投保的首选险种，在全部投入身险的家庭中，其比例达53.4%，主要受保人是成年人和老年人；其次是"人寿保险"，占47.4%，受保人主要是青少年；"重大疾病险"和"意外伤害险"分别占第三和第四位，其比例是38.3%和29.3%。
（四）在家庭财产保险中，投意外损害比例最高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投家庭财产保险的市民中，投"意外损害险"的占45.8%，居第一位；其次是投"盗窃险"，比例为39.6%，占第二位；"家用汽车保险"，占第三位，比例为35.4%；"火灾险"占20.8%，居第四位；投其他财产险的为6.3%。三、保险市场潜力巨大
（一）北京市市区居民家庭目前投保比例与认可投保比例尚差28%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市市区居民中，明确表示"知道"保险公司作用的占79.3%；认为参加保险"有必要"为79.0%，大致相等。这说明在目前的情况下，北京市居民认可投保比例应在79%左右。
目前北京的保险市场投保比例与认可的投保比例相比尚有较大差距。目前已投保的北京市居民家庭只有51.1%，比认可的北京市居民投保比例少28%。若要达到家家享有保险的保障，则尚少49%。
（二）投保比例随着居民家庭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提高
调查结果显示，家庭人均月收入在1500元以上和1001～1500元的人群，投保比例分别为63.6%和63.1%，比家庭人均月收入在501～1000元和500元以下的人群分别高17.6和18.8个百分点。可见，家庭人均月收入达1000元以上后，投保比例将会大幅提高。从文化程度看，大专以上的人群投保比例为62.1%，比中等文化程度的人群和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人群高14.2和28.8个百分点
（三）未来两年保险市场将稳步增加
已投保的人群中继续有人会投更多的险种。本次调查表明，已投保的北京家庭中在未来两年"肯定会"和"可能会"增加所投险种的分别占北京市区总户数的8.4%和14.6%。
未投保的家庭中近两年会有更多的人投保。调查结果也显示，未投保的人群中，在未来两年"肯定会"投保的人占8.6%，"可能会"的比例按一半来计，未来两年北京市居民投保人数比例将增加10.5个百分点，达61.6%。届时北京市市区居民投保家庭户数将从目前的100万户左右增加到120万户左右。详见下图：
（四）未来两年保险市场的热门险种
1．养老保险和重大疾病险是北京居民看重的两大人身保险险种。
调查结果显示，44.4%的北京居民选择养老保险，居第一位；34.5%选择了重大疾病险，居第二位；选择人寿保险和意外伤害险的分别占26.3%和25.1%，居第三、四位；选择住院补偿险和子女婚嫁教育险的分别占12.3%和11.7%，分别居第五、六位。详见下图：
财产保全的区别篇3
关键词:甘肃省；财产保险制度；发展现状；不足之处；建议
一、甘肃省财产保险制度的发展现状
一个地区的财产保险制度的发展可以从保费收入、保险赔付支出、财产保险制度的相关法律法规等方面来进行衡量。本文将利用2010年到2015年的相关数据进行说明。在保费收入方面；2010～2015年甘肃省财产保险的原保险保费收入分别是388223.64万元、464949.04万元、559390.89万元、683427.79万元、799951.93万元、902985.37万元。从近五年原保险保费收入的相关数据可知，甘肃省财产保险的保险保费收入在近五年内呈现出逐年增长的趋势。从保险赔付支出方面来看；2010～2015年甘肃省财产保险的保险赔付支出分别是163245.99万元、193967.70万元、269344.54万元、326585.58万元、389214.91万元、456810.56万元。在这五年内甘肃省财产保险的保险赔付支出也是逐年增长，增长率分别是18.82%、38.86%、21.25%、19.18%、17.37%。同时，甘肃省保险监督管理部门也实行了一系列有关财产保险发展的文件法规，比如有关于实施《甘肃省财产保险公司手续费跟单核算制度》的通知、实施《甘肃省大型商业保险及招投标业务规范》的通知等相关性文件来规范财产保险制度的发展。
二、甘肃省财产保险制度的不足之处
（一）甘肃省财产保险保费收入总体偏低且辖区内各市之间保费收入差距大
2015年，在甘肃省14个地级市中，兰州市的财产保险保费收入最高为310588.47万元，嘉峪关市最低为24245.31万元，兰州市的财产保险保费收入是嘉峪关市的12倍多。排在第二位的是庆阳市，财产保险保费收入为62564.59万元，兰州市的财产保险保费收入是庆阳市的4倍多。其余各市的财产保险保费收入均在30000万元～65000万元之间。可见兰州市的财产保险在甘肃省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他的市区与兰州市之间存在发展不均衡的情况。另外，2015年甘肃省的财产保险保费收入为902985.37万元，全国的财产保险保费收入的平均水平是2160802.36万元，而江苏、浙江两省的财产保险保费收入则分别达到了6721934.09万元、5254235.25万元，所以与全国的平均水平相比甘肃省的财产保险保费收入偏低，与东部发达省份相比差距更是不言而喻。甘肃省财产保险发展要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依然是任重而道远。
（二）财产保险公司的创新能力低，保险产品的研发力度不够
随着甘肃省财产保险公司的数量增加，各保险公司的竞争也在加剧，为了在竞争中确立自己的优势，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是必经之路。现阶段，甘肃省各财产保险公司仍主要以一些传统的保险产品为经营对象，而东部发达省份的财产保险水平较高的原因之一就是东部地区的财产保险公司的创新能力较高，能推出一些新的保险产品来符合市场需求。财产保险公司较低的创新能力将会成为甘肃省财产保险进一步发展的制约瓶颈。
（三）财产保险的市场没有得到充分开发
甘肃省财产保险的投保人以城镇人口为主，农村人口的投保比例偏低，不利于财产保险长远发展。2010～2014年甘肃省的农村人口占甘肃省的总人口比例分别为63.87%、62.87%、61.25%、59.88%、58.32%，财产保险的农村市场非常广阔，潜力巨大。另外甘肃省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偏低，2013年和2014年的数据分别为5588.78元、6276.59元，而2013、2014年这项指标的全国平均水平分别为9429.59元、10488.88元，甘肃省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居民收入的偏低是农村人口投保率偏低的重要因素。
（四）保险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不高
保险行业的专业性较强，对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要求高。同时，财产保险的保险期限较短，多以一年为主，加上保险标的面临的风险复杂且发生风险的概率大，导致索赔和理赔相对于人身保险而言较为频繁，对保险从业人员的业务能力提出了挑战。
三、完善甘肃省财产保险制度的相关建议
（一）加大对省内落后地区的财产保险业发展的扶持力度，缩小各地区之间的差距
甘肃省财产保险制度的发展呈现出兰州市为一枝独秀的格局，甘肃省政府应该要给予其他地级市更多的优惠政策以弥补先天的不足。第一，省政府可以在不违背国家法律有关规定的情况下，对落后地级市的财产保险公司实行优惠的税收政策，减少纳税额，以便保留更多的资金用于保险公司的发展。第二，省政府可以赋予各地级市政府一些自由招商引资的权利，然后各地级市政府采取一些优惠措施改善投资环境，以便引入保险公司的投资。第三，各地级市政府可以根据本市的实际情况制定一些规定和暂行办法为财产保险公司的运营保驾护航，为财产保险公司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二）财产保险公司要加强创新能力，改善公司的险种结构
财产保险公司的险种不能固定不变，要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因而财产保险公司要注重市场调查，结合原有的险种进行创新，推出一些新的保险产品来符合实际需要。保险公司的创新不但体现在保险产品上，而且也体现在保险公司的经营模式和管理模式上，甘肃省财产保险公司可以借鉴东部发达省市的财产保险公司的经营模式和管理模式，然后再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加以改变，提高自身的经营效率和管理效率。
（三）开拓财产保险的农村市场
开拓财产保险的农村市场对于甘肃省财产保险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认为农村市场的开拓首先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提高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这要求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第二，财产保险公司和政府都要加强宣传力度，提高农村居民的保险意识，让农村居民更清楚的了解保险而不是误解保险。第三，财产保险公司要加强诚信建设，要求保险人诚信对待客户。同时财产保险公司要及时处理索赔、进行理赔等业务。给农村投保人树立诚信的形象，获得农村投保人的信任。
（四）提高保险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
保险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能决定一个财产保险公司的发展高度，因而提高财产保险公司的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对财产保险公司的发展至关重要。对保险从业人员，无论是保险人、保险公估人、保险经纪人还是其他的保险从业人员都应该定期对他们进行专业培训和考核，优胜劣汰，对优秀的从业人员加以重用。同时还要加强思想道德素质的培养，思想道德不过关的人绝对不能录用。另外保险从业人员必须真正的投入到实际业务中，在实际工作中提高自己的专业素质。
作者:张文凯单位:西北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高树棠，周雪梅.甘肃省保险市场区域差异实证研究[J].兰州大学学报，2013（3）.
财产保全的区别篇4
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2011~2012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我国财政金融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还没有结束，全球经济波动对我国财政金融工作的影响依旧存在，而我国经济本身也面临体制性改革和结构性调整的双重压力。根据党的十八大会议精神，未来我国财政金融部门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推进财政金融领域的改革，充分发挥其在实体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一、“十二五”中期我国财政金融发展的国内外形势分析
(一)国际形势的分析。
2011~2012年，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尤其是近一段时间以来，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各国央行货币宽松竞相出台，政府间博弈也越来越激烈，
1.金融危机的发生为我国财政金融发展提供改革动力。国际金融危机促使全球金融监管规则不断改进，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管理、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已成为国际社会共识，对资本、流动性、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影子银行”的监管将得到加强，这就为我国借鉴国际标准、推进
2.债务危机的延续对我国财政金融发展增加了不稳定性。当前世界大部分国家特别是受主权债务危机困扰的欧盟成员国尚未从危机中走出来。2011年，欧元区法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从2010年的7.1%降至5.2%,但是公共债务占GDp比重从2010年的82.3%增至85.8%;①美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降至8.27%,但主权债务上限又再次突破;日本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增至10.1%,总负债率增至233%。②尽管主权债务危机发生在欧元区及美国等几个国家，但随着债务和赤字水平的不断攀高，势必影响其他经济体，加大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
3.各国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给我国财政金融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挑战。为了恢复经济增长，美曰欧一致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发达国家有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将国内债务转嫁到国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将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最终给新兴经济体的长期发展带来挑战。目前新兴经济体普遍面临通胀压力持续升温和经济增长放缓的双重压力。
(二)国内形势的分析。
1.国家经济政策的支持。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改革财税体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高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竞争力，维护金融稳定，这表明党和政府将继续加大对财政金融工作的改革力度，进一步推动我国财政金融又好又快发展。
2.国内经济平稳运行为我国财政金融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2012年，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我国GDp同比增长7.8%,扣除价格因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2.1%,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9.0%,进出口总额增长6.2%,贸易顺差有所增加。③可见，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此外，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国民收入稳步增加，经济结构转型加快，为财政金融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3.财政金融存在潜在风险。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为了拉动国内经济，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举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导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增长较快，金融风险增加。另一方面，近年来，国际资本净流入过多，导致人民币升值过快，波动频繁。
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十二五”中期，我国财政金融发展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因此，要抓住当前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努力开创“十二五”时期财政金融发展的新局面。
二、“十二五”中期我国财政金融发展取得的成就
(一)财政收入规模不断扩大，综合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
“十二五”中期，财政收入持续快速增长，地方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稳步提高，这为改善民生、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坚实的财力保障。从全国来看，2012年国家财政收入为117253.52亿元，④与2010年相比，年均增长18.78%。其中，中央财政收入为56175.23亿元，地方财政收入为61078.29亿元，与2010年相比，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14.98%和22.63%。从区域来看，2012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地方财政收入分别为32679.08亿元、10326.63亿元、12762.78亿元和5309.8亿元，与2010年相比，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19.18%、27.31%、27.32%和25.66%,增长幅度都在两位数以上。四大区域的地方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分别从2010年的9.91%、7.4%、9.67%和8.97%提高到2012年的11.04%、8.85%、11.2%和10.37%。从各省、市(区)来看，“十二五”中期我国各省、市(区)的地方财政收入增长较快，西藏自治区增速最大，达到53.71%,增速最低的是上海市，为14.14%,其他省、市(区)的增速在15%-35%之间。
(二)财政支出结构不断优化，公共财政的民生保障力度进一步加强。
“十二五”中期，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从全国来看，2012年国家财政支出为125952.97亿元，与2010年相比，年均增长18.38%。其中，中央财政支出为18764.63亿元，地方财政支出为107188.34亿元，与2010年相比，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8.33%和20.45%。从区域来看，2012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地方财政支出分别为42093.07亿元、22624.88亿元、32269.09亿元和10201.3亿元，增长幅度都在18%以上。2012年四大区域的地方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分别为14.23%、19.39%、28.33%和19.91%，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58%、5.28%、3.8%和1.58%。四大区域的民生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分别从2010年的70.31%、74.46%、72.43%和75.55%增加到2012年的74.19%、77.66%、77.95%和78.02%。从各省、市(区)来看，2012年地方财政支出规模最大的是广东省，地方财政支出规模达到5000亿以上的还有江苏省、山东省、四川省和河南省。2012年西藏自治区的地方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最大，这主要是因为中央对西藏自治区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比重很大。此外，2012年西藏自治区的
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也最大，人均地方财政支出超过万元的省、市(区)还有青海省、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辽宁省、重庆市、海南省等。2012年各省、市(区)的民生支出占地方财政支出比重都在60%以上。
(三)银行业运行总体稳健，货币信贷规模进一步扩大。
“十二五”中期，我国金融运行稳定，金融机构改革稳步推进，地区间金融机构发展更协调，金融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从全国来看，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从2010年的88.84①万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21.53万亿元，年均增长16.96%。2012年人均存款余额和人均贷款余额分别为68295.66元和47553.91元，与2010年相比，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14.25%和13.68%。从区域来看，2012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分别达到74.06万亿元、15.55万亿元、23.03万亿元和8.89万亿元，与2010年相比，年均增长17.44%、8.74%、21.74%和17.42%,增长幅度都较大，其中东部地区的银行业发展程度远远领先于其他区域，但西部地区的年均增长率最高，发展潜力较大。从各省、市(区)来看，广东省、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等东部沿海省市的银行业总体发展良好，2012年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最大的省份为广东省，达到142743.4亿元，与2010年相比，年均增长16.44%。2012年人均存款余额和人均贷款余额最大的是北京市，分别达到409980.67元和208715.51元，与2010年相比，年均增长9.91%和5.95%;贵州省的人均存款余额最低;河南省的人均贷款余额最低。
(四)证券市场平稳发展，总体规模进一步扩大
“十二五”中期，全国各地区的证券业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认真落实中央关于证券业发展和改革的方针及战略部署，着力推进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充分发挥证券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从全国来看，2012年国内a股市场筹资额为4382.3亿元，与2010年相比，年均下降32.59%;当年国内债券筹资额高达36699.8亿元，与2010年相比，年均增长50.4%;2012年国内上市公司数为2499家，与2010年相比，年均增长10.03%。从区域来看，2012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国内a股市场筹资额分别为2790.1亿元、555.4亿元、823.5亿元和213.3亿元，与国内a股市场筹资额相似，东部地区国内债券市场筹资额、国内上市公司数以及人均证券市场筹资额的发展都居首位。从各省、市(区)来看,2012年北京市的国内a股市场筹资额、国内债券筹资额和人均证券市场筹资额均居全国首位，分别为705亿元、16969亿元和85410.53元，与2010年相比，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5.9%、43.56%和25.48%。广东省的国内上市公司数居全国首位，达到369家，与2010年相比，年均增长12.03%。
(五)保险业业务稳健发展，机构规模进一步扩张。
财产保全的区别篇5
【编者按】民法典的制定目前已成为最热门的立法话题。新合同法的颁行，意味着制典序幕已拉开，其初步的成功极大地刺激了学者参与立法的热情。在此背景下，关于一国经济体制之基础、确定财产权之归属和变动的物权法自然被提上立法日程：学者起草的两个建议案先后亮相，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征求意见稿也已出台。为此，我们特约请部分专家学者，就物权立法中的热点问题进行探讨，以此为物权立法工作的稳健进行搭建一个对话和讨论的平台，并期望对我国的物权立法有所裨益。尽管物权法规范有形财产之归属关系，尽管物权的客体原则上为有体物，但在物权与债权相对而立的基本财产权体系之中，仍然存在一个“第三者”，这就是无形产权。而无形产权与物权的关系是如此之紧密，如果对之不予以适当的分析，则物权本身的地位也许尚难以达到真正的清晰。众所周知，将财产划分为有形财产与无形财产为罗马法的传统，但罗马法上的无形财产(无体物)仅指某些财产权利，并不包括近代社会以来才出现的知识产权等。法国民法不仅继承了罗马法的这一传统，而且还扩大了无形财产的范围。在法国法中，无形财产是指不具有物质形态，只能通过思维的、抽象的方式认识其存在的财产，其可被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用益权、地役权等他物权以及由《法国民法典》直接加以规定的债权和股权等；二是无形产权。法国法中的无形产权的范围比知识产权的范围要大得多，它不仅包括版权以及发明专利、工业设计、商标权等工业产权，而且还包括主体就营业资产、客户、营业所、商业名称以及在现代社会具有重要价值的商业信息等所享有的权利。对于无形产权的地位以及将财产分为无形财产与有形财产这一作法，有些法国学者持否定观点，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有形财产”，因为一切财产都是无形的。他们指出：“物和权利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将之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和分类是毫无道理的。从逻辑上讲，不应将物视为财产，因为具有经济价值的是物所包含的‘财富’因素而非物本身，物权是权利的标的。无任何人享有权利的物根本就不是财产。”(注：Flouretaubert,Lesobligations,l’actejuridique,a.Colin,8eéd,1991,no.4.)但其他法国学者则认为无形产权的存在是无可争辩的一种现代社会现象，与两类财产的区分并无直接关系。有形财产的概念阐明了所有人对物的直接控制支配的程度高于对无形财产的控制、支配，而无形财产则是一种更为理念化的权利，这种权利更易于自我分解、持续期较短并严格地决定于法律及情势所构成的社会背景。与此同时，就无形产权是不是一种“所有权”的问题，法国学者也展开过争论。很显然，无形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涉及财产(智力成果及其他利益)和财产的“归属”(具有支配性和排他性)，可通过合同而转让(具有可让与性)并具有对抗一切人的绝对效力(为绝对权)。可以说，除了权利客体非为有体物之外，无形产权在许多基本的方面与所有权并无不同。为此，有许多学者认为无形产权实质上就是一种所有权，甚至认为“所有权的‘硬’概念已经被知识产权的‘软’概念所摧毁”。(注：m.a.Hermitte：《非法律技术中的‘软’概念的意义：知识产权的典型》，a.p.d.1985,331ets.)但是，更多的人根据以下理由否认无形产权是一种真正的所有权：(1)无形产权非以有体物为标的；(2)无形产权不能具有所有权的全部权能；(3)所有权一般有永久性，而无形产权通常有时间性(诚然，某些无形产权的时间性形同虚设，如商标权因可无限“续展”其效力而事实上并无时间限制，商业名称也如此，但时间的经过对之仍可发生影响，其表现为这些权利会因停止使用而丧失其效力)；(4)法律对于所有权主体之身分一般无特别要求，但无形产权通常须依赖于其持有人的职业与身分；(5)无形产权的存在和实施均须严格依从法律规定。与所有权不同，所有权所包含的对物质资料的垄断利用权(排他性)事实上更带有一种“自然性”，而作为一种法律上的垄断利用权，任何无形产权的产生通常需要法律的特别规定。同时，无形产权中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通常具有国际性，等等。而在其他国家的学者以及中国学者的相关论述中，除上述理由之外，经常还被提及的是知识产权的“行政管理”问题。如德国著名学者KarlLarenz就指出，精神产品应由知识产权法规范而不由物权法规范，因为精神产品本身虽然表现为物，但其真正价值不一定能够通过其物质载体本身而得以表现，而需要特别的机关依照知识产权法来予以判断。虽然著作权、专利权以及商标权等知识产权的取得、行使和保护也须以物权法为基础，但其同时也需要依靠专门的行政法规，而且有时行政法规对知识产权的取得和保护能够发挥较之民法更为重要的作用。(注：转引自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第4页。)故无形产权为一种“利用垄断权”而非物权之一种，当属无疑。但是，尽管关于“知识产权是不是一种所有权”的讨论如此形而上，以至于令人怀疑其是否具有实际价值；尽管条分缕析物权与知识产权的区别已经被许多人作成了洋洋洒洒的大文章，以至于继续关注这一问题有可能被视为学问上的浅薄，但看起来如此相似的知识产权与物权真的具有本质区别吗?拥有一幢房屋与拥有一项专利，如同购买一幢房屋与购买一项专利一样，当然是有重大区别的。但是，为什么合同或者债权制度并不因为技术转让合同的标的与有体物买卖合同的标的不同及由此而导致的诸多“重大区别”而将其拒之于合同法或者债法的门外?学者所揭示出来的物权与知识产权的那些区别真的很重要吗?——我们不妨来试试反驳这些看起来很难反驳的理论：其一，物权必须以有体物为标的，而无形产权非以有体物为标的，故其非物权之一种——这是一项毫无道理、霸气十足的逻辑推理。谁说物权必须以有体物为标的?为什么某些无形财产就不能成为所有权的标的?如果说德国人创设物权体系时根本未考虑到无形财产的归属和支配将成为以后社会最为重大的法律问题，由此而当然地确定了“法律意义上的物仅指有体物”的话，那么，打破或者适当打破德国人在100年前创设的这种完全封闭的物权体制，确定有体物之外的某些无形财产得成为物权之标的，完全有可能正是民法及物权法的一种进步。事实上，“物权之标的仅为有体物”的限制早已被突破。如《瑞士民法典》第137条规定：“性质上可移动的物及法律上可支配的不属于土地的自然力，为动产的标的物。”而《日本民法典》虽明文规定“本法称物者系指有体物”(第85条)，但在此原则基础上，该法典实际上承认有不少的例外：如依该法典规定，在债权、股权等权利之上不得成立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但当权利变为证券时，其即被视为动产(第86条第3款)；此外，自然力非为有体物，不能成为物权的客体，但是，依日本有关判例，当自然力被置于能够为人力所控制的状态下时，则按物处理(例如，在日本大审法院于昭和十二年即1937年6月29日作出的判决中，“电气”被准用《日本民法典》第173条第1项中的“产物”进行处理)。至于我国民法理论和物权法立法实践，也对作为物权客体的“物”作了扩张的解释：不仅有体物之外的电、热、声、光等自然力应视为物，而且连“空间”也得成为物。(注：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81—83页。)既然如此，以无形财产非为有体物来否定其能够成为物权之标的，不足为取。其二，无形产权不能具有所有权的全部权能，尤其权利人不能对权利标的实施“占有”，故物权法有关占有的保护以及有关取得时效的规定等，均不能适用于无形产权。此外，对无形产权的法律救济方法也与物权的保护不同(如对于无形产权的侵犯不可能适用“返还原物”的方法)，此条理由殊难成立：所有权为完全物权，所有人得对物为最彻底的支配，但除所有权之外，尚有其他物权，而任何他物权均不具备所有权的全部权能，其中，抵押权便不具有对抵押物的占有权能。特别应注意的是，对于无形财产的“占有”虽不能表现为对无形财产的实物控制而是表现为对智力成果或其他无形财产的“专有”(垄断利用)，但这种“专有”于无形财产所达之观念控制，与“占有”于有体物所达之物理控制仅有形态上的区别而无本质上的区别，况且传统物权中，对于物的占有非表现为对物的物理控制或者根本不具有对物的实物控制之权能的他物权仍有存在，如地役权、空间利用权、权利质权等。所以，物权法有关占有的保护之规定，应当准用于知识产权等无形产权，如《日本民法典》第205条即规定，对于“精神创造物”，当事人得具有“准占有权”。至于取得时效之能否适用，并非衡量某一权利是否为物权的标志，例如非以占有为要件的抵押权等，不适用取得时效；又如经登记的不动产所有权，不适用取得时效。此外，权利保护方法之差异固然可以反映权利性质之差异，但某些法律救济方法的不同，不等于权利性质必然不同。而物权法所规定的物权保护方法并非均可普遍适用于一切物权，亦即并非所有权的保护方法均可适用于其他物权。如返还原物之保护方法就不适用于抵押权、地役权等。其三，知识产权具有地域性、时间性，其产生须法律的特别规定，其保护通常具有国际性，其享有通常与特定人的职业、身分相联系，此外，知识产权涉及更多的行政管理权力的介入，等等；而所有权无地域性且一般具有永久性，所有权没有国际保护问题，法律对所有权主体之身分一般无特别要求。上述知识产权与所有权的区别当然是存在的，但问题是，这些区别对于揭示二者之本质差异有何意义?就权利设定而言，任何权利的产生均须以法律规定为依据，至于权利设定之程序上的要求，于权利的性质毫无影响。同理，权利效力之存续为阶段性的抑或为永久性的，权利效力之地域范围为有限制的抑或无限制的，均不涉及权利本身的性质如何。由此，不能不令人思索：知识产权与物权的区别究竟是本质的还是非本质的?将规范有形财产与无形财产之同类性质的关系(归属与支配)的法律截然加以区分，究竟是基于一种现实的考虑，还是出于一种纯粹的历史惯性?当对物的占有和控制被认为越来越不重要之时，当“财产”的概念被认为越来越“非物质化”之时，当物权的社会管制被认为越来越强化之时，为什么还要维持以所有权(财产之归属)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传统物权制度在体系上的所谓“完整性”呢?君不见，由于物权与债权“二分民法财产权制度之天下”的传统，由于作为民法财产权之理论基础之既有的全部知识几乎都是为物权与债权“服务”的，或许再加上某些民法学者对于超出自己理解能力之外的知识产权所自然具有的排斥心理，以及某些知识产权法学者由于对民法基础理论的欠缺而发生的逃离心理，至少在祖国大陆学术界，民法学者和专攻知识产权法的学者之间，基本上难以建立真正的沟通和交流：但凡自称为民法学者的学者，通常以不研究知识产权为特征；而凡自称为知识产权法学者的学者，则大都不会同时认为自己是民法学者。在这种情况下，知识产权完全有可能被放逐于民法之财产法体系之外，不仅压根儿从未实际发生过(为很多学者在其著作中许诺发生的)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三分天下”的盛况，而且连将知识产权究竟置于民法之财产法体系中的何种地位这一问题，也难以达成共识。为此，在讨论物权与知识产权的关系时，过分强调二者的“区别”，不适当地夸张其区别的意义，甚至通过强调知识产权的所谓“人身权属性”以及国家对之进行的较强的行政管理来否定知识产权的财产权性质乃至其“私权”性质，此于民法理论的建设与实践均有害无益。因此，基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无论有理无理，将无形产权纳入物权法体系都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必须承认，作为规范无形财产之支配、利用关系的法律，知识产权法和其他无形产权法与规范有形财产归属关系的物权法并无本质区别，故无形产权应当作为与物权相关或相联系的一种财产权利而存在，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对于无形产权应当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对此，德国学者显然表现出一种更为宽阔的胸怀，在德国民法上，虽然法律明文规定“物权的客体仅得为物”，但其理论上存在另一种其层次比物权更高的权利即“对物权”。所谓“对物权”，为特定的人对“广义的物”(包括有体物、无体物以及其他有财产意义的物如著作权的客体“作品”等)的排他的直接支配权。物权仅为“对物权”之一种类型而已，在财产法的其他领域如知识产权领域，也存在各种“对物权”。不仅如此，德国民法学的著述常常有将物权认同于“对物权”的观点，也有许多人把物权法的原理应用于工业产权法的解释和实践，因为“物权和对物权、工业产权确实也有许多相同的性质”。而对于物权与知识产权的关系问题，如前所述，KarlLarenz尽管有关于“有时行政法规对知识产权的取得和保护能够发挥较之民法更为重要的作用”的观点，但同一学者所讲的另一番话却于我们应当很有启迪。他指出，知识产权与一般的物权相比，个性更为突出，这和它们的标的为精神产品这种无体物有很大的关系。因此，物权法上的物一般情况下不应该包括精神产品这种无体物。但是，“因为物权法为一切财产法的基础，故上述规则并不妨碍依据物权法原理对知识产权的拥有和行使的解释，也不妨碍物权保护方法在保护知识产权中的运用。”(注：转引自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第4页。)总之，在立法体系上，基于破坏在物权与债权区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财产权固有结构的不必要性，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无形产权不妨以特别法加以规定，但是，在思想观念上，无形产权应当作为与物权法(有形财产权法)相并列的制度与债权法两相对应。同时，物权法的知识和规范在无形产权法研究和立法中的运用，应当成为当代财产法研究的重要课题。
财产保全的区别篇6
关键词:公共财政,和谐社会,财政调控
公共财政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政府收支活动。在财政运行机制作用下,公共财政可以有效地弥补市场失灵,为社会全体成员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社会整体的。全面的和谐,不是某些局部领域和环节上实现和谐。具体说来,是追求和不断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宏观,政策-[飞诺网]
一、公共财政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联系
第一,公共财政以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相联系的财政管理体制,是国家或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或经济活动,其主要特点是公共性。市场经济无法解决或解决不好的,属于社会公共领域的事项,公共财政原则上必须介入。因此,公共财政应力求有效解决市场经济外部性和资本的逐利性导致的资源过度开发。自然环境不断恶化。贫富两极分化等问题。公共财政的这些特征决定了公共财政所追求实现的是社会整体。全面的发展,是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和追求社会公共利益为宗旨,以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
第二,公共财政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物质文明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这就需要公共财政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而不断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宏观调控,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全面进步。人民安居乐业,总体上一片和谐气象。但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总量不断增加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影响和谐的因素,区域经济及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下岗失业大量增加。贫富两极分化。环境污染严重等矛盾日益突出。这些问题的产生,是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必然结果。要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必须依靠政府通过大幅度增加社会保障。教育。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环境保护等重点公共需要支出,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稳定发展,使全体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强大的财力作保障。
第三,公共财政体制必须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相适应。当前公共财政职能“越位”和“缺位”并存,致使经济运行。社会发展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和谐的问题,如果不加快公共财政改革,建立完善的公共财政体制,将严重影响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就必须加快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步伐。
二、分配中的不和谐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高速发展的时期,经济总量年年攀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形成了政治稳定。社会安定。发展良好。富裕安康的大好局面。在发展的过程中,计划经济时代低水平但相对均衡的分配格局被改变,分配不均造成利益冲突,使各方面矛盾突显,影响社会和谐。分配不和谐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各阶层收入差距拉大,贫富不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区间。城乡间的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专家计算,全国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31提高到2001年的0.45。2002年的0.46。这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世界范围的比较中也处于很高水平。在世界银行2005年发展报告中列出数据的120个国家和地区中,按由低到高的顺序排列,中国的基尼系数排到了第85位,已经接近某些社会分化严重。经济增长停滞的拉美和非洲国家的水平。我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人均纯收入之比,近三年一直保持在3.2倍左右。
二是区域发展不平衡,财力分布不均。2005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区域的GDp占全国GDp的份额分别为55%。19%。17%。9%。经济不发达直接造成中部地区财力远不如东部地区。2003年,中部六省地方财政收入为1441亿元,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14.6%,人均地方财政收入398.2元,不仅大大低于东部的1336.3元和东北三省的792.7元,而且低于西部的448.1元。2004年,中部六省地方财政收入为1783.55亿元,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15.3%。三是县域经济仍然薄弱,城乡差距明显。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和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等工作的推进,部分地区县乡财政困难比较突出,债务负担沉重。特别是乡镇一级财力更差,财政收入渠道单一,城乡差距明显。
四是公共服务不均,均等化服务未能实现。表现在:(1)公共卫生服务的覆盖率很低。一方面,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西部地区的医疗卫生在软硬件设施上与东部地区相差很多,农村地区的医疗配备也远逊于城市地区。另一方面,很多老百姓看不起病。(2)在教育领域,教育理念还未完全落到实处,资源投入不足的现象比较普遍,而且教育腐败现象还在蔓延。(3)社会保障覆盖率较低。截至2004年底,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仅16342万人,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为10584万人,参加医疗保险的人数为12386万人,分别占全国就业人员总数74432万人的21.96%。14.22%和16.64%。
三、运用公共财政手段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1.着力推进收入分配的和谐
公共财政要在分配中维持公平,一是要控制和缩小城乡差别。在取消专门针对农民的各种税费之后,逐步实行城乡统一的税收制度;同时,对种粮农民给予直接补贴,稳定并提高农民收入。逐步将农民纳入统一的养老。医疗。失业。工伤。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保障体系,尽可能增加财政对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资助比例。二是要控制和缩小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差别。要以超额累进的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遗产和赠予税调节高端阶层收入,同时,对弱势群体开办小生意在一定时期内给予税费减免优惠。要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按时足额发放。要尽快将社会保障基金转换为社会保障税,以增强社会保障基金征收的强制性。三是要控制和缩小不同部门之间收入差别。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逐步推行不同部门人员之间工资收入。津贴透明公开的“阳光”收入改革。
2.着力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通过财政资金和政策手段积极主动地引导市场经济主体走低消耗。高效益。重环境集约型经济发展路子。一是要构建有效的资源和环境补偿机制提供财力保障;二是落实好建设新型能源和工业基地。推进行业结构调整的财政促进政策;三是建立财政扶持资金投入。退出机制,以经济的方式,努力推动优势产业的发展壮大;四是通过财力转移和政策倾斜大力支持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促进传统产业新型化和新型产业规模化;五是要继续推进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风沙源治理等重点工程建设。
3.着力推进社会事业的和谐发展
一是要大力支持农村社会公益事业发展,进一步落实新增教育。文化。卫生等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农村的政策,继续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完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等途径,切实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二是要加大财政对科学。教育事业的投入,切实保证科学事业费和教育事业费的增长比例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比例,大力支持推进科教兴国战略;三是要研究制定相关财税政策,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协调发展,为人民提供更多的精神文化产品;四是要规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救治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财政补助政策。
财产保全的区别篇7
尽管物权法规范有形财产之归属关系，尽管物权的客体原则上为有体物，但在物权与债权相对而立的基本财产权体系之中，仍然存在一个“第三者”，这就是无形产权。而无形产权与物权的关系是如此之紧密，如果对之不予以适当的分析，则物权本身的地位也许尚难以达到真正的清晰。
众所周知，将财产划分为有形财产与无形财产为罗马法的传统，但罗马法上的无形财产（无体物）仅指某些财产权利，并不包括近代社会以来才出现的知识产权等。法国民法不仅继承了罗马法的这一传统，而且还扩大了无形财产的范围。在法国法中，无形财产是指不具有物质形态，只能通过思维的、抽象的方式认识其存在的财产，其可被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用益权、地役权等他物权以及由《法国民法典》直接加以规定的债权和股权等；二是无形产权。法国法中的无形产权的范围比知识产权的范围要大得多，它不仅包括版权以及发明专利、工业设计、商标权等工业产权，而且还包括主体就营业资产、客户、营业所、商业名称以及在现代社会具有重要价值的商业信息等所享有的权利。
对于无形产权的地位以及将财产分为无形财产与有形财产这一作法，有些法国学者持否定观点，认为根本不存在什么“有形财产”，因为一切财产都是无形的。他们指出：“物和权利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将之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和分类是毫无道理的。从逻辑上讲，不应将物视为财产，因为具有经济价值的是物所包含的‘财富’因素而非物本身，物权是权利的标的。无任何人享有权利的物根本就不是财产。”（注：Flouretaubert，Lesobligations，l‘actejuridique，a.Colin，8eéd，1991，no.4.）但其他法国学者则认为无形产权的存在是无可争辩的一种现代社会现象，与两类财产的区分并无直接关系。有形财产的概念阐明了所有人对物的直接控制支配的程度高于对无形财产的控制、支配，而无形财产则是一种更为理念化的权利，这种权利更易于自我分解、持续期较短并严格地决定于法律及情势所构成的社会背景。
与此同时，就无形产权是不是一种“所有权”的问题，法国学者也展开过争论。很显然，无形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涉及财产（智力成果及其他利益）和财产的“归属”（具有支配性和排他性），可通过合同而转让（具有可让与性）并具有对抗一切人的绝对效力（为绝对权）。可以说，除了权利客体非为有体物之外，无形产权在许多基本的方面与所有权并无不同。为此，有许多学者认为无形产权实质上就是一种所有权，甚至认为“所有权的‘硬’概念已经被知识产权的‘软’概念所摧毁”。（注：m.a.Hermitte：《非法律技术中的‘软’概念的意义：知识产权的典型》，a.p.d.1985，331ets.）但是，更多的人根据以下理由否认无形产权是一种真正的所有权：（1）无形产权非以有体物为标的；（2）无形产权不能具有所有权的全部权能；（3）所有权一般有永久性，而无形产权通常有时间性（诚然，某些无形产权的时间性形同虚设，如商标权因可无限“续展”其效力而事实上并无时间限制，商业名称也如此，但时间的经过对之仍可发生影响，其表现为这些权利会因停止使用而丧失其效力）；（4）法律对于所有权主体之身分一般无特别要求，但无形产权通常须依赖于其持有人的职业与身分；（5）无形产权的存在和实施均须严格依从法律规定。与所有权不同，所有权所包含的对物质资料的垄断利用权（排他性）事实上更带有一种“自然性”，而作为一种法律上的垄断利用权，任何无形产权的产生通常需要法律的特别规定。同时，无形产权中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通常具有国际性，等等。
而在其他国家的学者以及中国学者的相关论述中，除上述理由之外，经常还被提及的是知识产权的“行政管理”问题。如德国著名学者KarlLarenz就指出，精神产品应由知识产权法规范而不由物权法规范，因为精神产品本身虽然表现为物，但其真正价值不一定能够通过其物质载体本身而得以表现，而需要特别的机关依照知识产权法来予以判断。虽然著作权、专利权以及商标权等知识产权的取得、行使和保护也须以物权法为基础，但其同时也需要依靠专门的行政法规，而且有时行政法规对知识产权的取得和保护能够发挥较之民法更为重要的作用。（注：转引自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第4页。）
故无形产权为一种“利用垄断权”而非物权之一种，当属无疑。
但是，尽管关于“知识产权是不是一种所有权”的讨论如此形而上，以至于令人怀疑其是否具有实际价值；尽管条分缕析物权与知识产权的区别已经被许多人作成了洋洋洒洒的大文章，以至于继续关注这一问题有可能被视为学问上的浅薄，但看起来如此相似的知识产权与物权真的具有本质区别吗？拥有一幢房屋与拥有一项专利，如同购买一幢房屋与购买一项专利一样，当然是有重大区别的。但是，为什么合同或者债权制度并不因为技术转让合同的标的与有体物买卖合同的标的不同及由此而导致的诸多“重大区别”而将其拒之于合同法或者债法的门外？学者所揭示出来的物权与知识产权的那些区别真的很重要吗？-我们不妨来试试反驳这些看起来很难反驳的理论：
其一，物权必须以有体物为标的，而无形产权非以有体物为标的，故其非物权之一种-这是一项毫无道理、霸气十足的逻辑推理。谁说物权必须以有体物为标的？为什么某些无形财产就不能成为所有权的标的？如果说德国人创设物权体系时根本未考虑到无形财产的归属和支配将成为以后社会最为重大的法律问题，由此而当然地确定了“法律意义上的物仅指有体物”的话，那么，打破或者适当打破德国人在100年前创设的这种完全封闭的物权体制，确定有体物之外的某些无形财产得成为物权之标的，完全有可能正是民法及物权法的一种进步。事实上，“物权之标的仅为有体物”的限制早已被突破。如《瑞士民法典》第137条规定：“性质上可移动的物及法律上可支配的不属于土地的自然力，为动产的标的物。”而《日本民法典》虽明文规定“本法称物者系指有体物”（第85条），但在此原则基础上，该法典实际上承认有不少的例外：如依该法典规定，在债权、股权等权利之上不得成立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但当权利变为证券时，其即被视为动产（第86条第3款）；此外，自然力非为有体物，不能成为物权的客体，但是，依日本有关判例，当自然力被置于能够为人力所控制的状态下时，则按物处理（例如，在日本大审法院于昭和十二年即1937年6月29日作出的判决中，“电气”被准用《日本民法典》第173条第1项中的“产物”进行处理）。至于我国民法理论和物权法立法实践，也对作为物权客体的“物”作了扩张的解释：不仅有体物之外的电、热、声、光等自然力应视为物，而且连“空间”也得成为物。（注：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81—83页。）既然如此，以无形财产非为有体物来否定其能够成为物权之标的，不足为取。
其二，无形产权不能具有所有权的全部权能，尤其权利人不能对权利标的实施“占有”，故物权法有关占有的保护以及有关取得时效的规定等，均不能适用于无形产权。此外，对无形产权的法律救济方法也与物权的保护不同（如对于无形产权的侵犯不可能适用“返还原物”的方法），此条理由殊难成立：所有权为完全物权，所有人得对物为最彻底的支配，但除所有权之外，尚有其他物权，而任何他物权均不具备所有权的全部权能，其中，抵押权便不具有对抵押物的占有权能。特别应注意的是，对于无形财产的“占有”虽不能表现为对无形财产的实物控制而是表现为对智力成果或其他无形财产的“专有”（垄断利用），但这种“专有”于无形财产所达之观念控制，与“占有”于有体物所达之物理控制仅有形态上的区别而无本质上的区别，况且传统物权中，对于物的占有非表现为对物的物理控制或者根本不具有对物的实物控制之权能的他物权仍有存在，如地役权、空间利用权、权利质权等。所以，物权法有关占有的保护之规定，应当准用于知识产权等无形产权，如《日本民法典》第205条即规定，对于“精神创造物”，当事人得具有“准占有权”。至于取得时效之能否适用，并非衡量某一权利是否为物权的标志，例如非以占有为要件的抵押权等，不适用取得时效；又如经登记的不动产所有权，不适用取得时效。此外，权利保护方法之差异固然可以反映权利性质之差异，但某些法律救济方法的不同，不等于权利性质必然不同。而物权法所规定的物权保护方法并非均可普遍适用于一切物权，亦即并非所有权的保护方法均可适用于其他物权。如返还原物之保护方法就不适用于抵押权、地役权等。
其三，知识产权具有地域性、时间性，其产生须法律的特别规定，其保护通常具有国际性，其享有通常与特定人的职业、身分相联系，此外，知识产权涉及更多的行政管理权力的介入，等等；而所有权无地域性且一般具有永久性，所有权没有国际保护问题，法律对所有权主体之身分一般无特别要求。上述知识产权与所有权的区别当然是存在的，但问题是，这些区别对于揭示二者之本质差异有何意义？就权利设定而言，任何权利的产生均须以法律规定为依据，至于权利设定之程序上的要求，于权利的性质毫无影响。同理，权利效力之存续为阶段性的抑或为永久性的，权利效力之地域范围为有限制的抑或无限制的，均不涉及权利本身的性质如何。
由此，不能不令人思索：知识产权与物权的区别究竟是本质的还是非本质的？将规范有形财产与无形财产之同类性质的关系（归属与支配）的法律截然加以区分，究竟是基于一种现实的考虑，还是出于一种纯粹的历史惯性？当对物的占有和控制被认为越来越不重要之时，当“财产”的概念被认为越来越“非物质化”之时，当物权的社会管制被认为越来越强化之时，为什么还要维持以所有权（财产之归属）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传统物权制度在体系上的所谓“完整性”呢？君不见，由于物权与债权“二分民法财产权制度之天下”的传统，由于作为民法财产权之理论基础之既有的全部知识几乎都是为物权与债权“服务”的，或许再加上某些民法学者对于超出自己理解能力之外的知识产权所自然具有的排斥心理，以及某些知识产权法学者由于对民法基础理论的欠缺而发生的逃离心理，至少在祖国大陆学术界，民法学者和专攻知识产权法的学者之间，基本上难以建立真正的沟通和交流：但凡自称为民法学者的学者，通常以不研究知识产权为特征；而凡自称为知识产权法学者的学者，则大都不会同时认为自己是民法学者。在这种情况下，知识产权完全有可能被放逐于民法之财产法体系之外，不仅压根儿从未实际发生过（为很多学者在其著作中许诺发生的）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三分天下”的盛况，而且连将知识产权究竟置于民法之财产法体系中的何种地位这一问题，也难以达成共识。为此，在讨论物权与知识产权的关系时，过分强调二者的“区别”，不适当地夸张其区别的意义，甚至通过强调知识产权的所谓“人身权属性”以及国家对之进行的较强的行政管理来否定知识产权的财产权性质乃至其“私权”性质，此于民法理论的建设与实践均有害无益。
财产保全的区别篇8
一、运用公共财政理论指导农村税费改革
按照市场经济要求构建公共财政基本框架，是当前财政分配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农村财政是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税费改革是农村财政改革的重要内容。整个国家财政分配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要以公共财政理论作指导，作为农村财政改革的重要内容，农村税费改革必然要求以公共财政理论作指导。
长期以来，我国对国家与农民收入分配关系的调节，是以农业税为基础，辅之以必要的收费的“税费并存”形式。如果说，过去我们依靠“税费并存”解决了国家与农民的分配关系，确保了农村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这种“税费并存”形式已不适应经济体制转型和公共财政运行机制的要求，在农村出现了县、乡政府随意收费，费多于税，农民负担日益加重的矛盾，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积极性，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按照市场经济要求规范国家与农民的收入分配关系，在农村建立公共财政运行机制，要求从根本上改变过去“税费并存”的调节机制，建立以税收调节为主导的农村财政收入分配机制，杜绝对农民的乱收费，从法律和制度上确保农民负担的减轻和农民收入分配机制的规范。
过去几年，我们把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重点放在了城市财政，公共财政中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主要满足城镇居民的需求。而农村的公共产品，如兴办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烈军属、复员退伍伤残军人、供养五保户、训练民兵，修建农村公路和农业水利设施，是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服务的，属于社会的公共需要。在城市这类公共需要是通过政府的公共财政予以保证的，但是在农村却是向农民另外收费予以保证的。农民除了上缴农业税、农业特产税、牧业税和屠宰税等税收以外，还要缴纳乡村两级办学经费、计划生育经费、优抚经费、民兵训练经费、乡村道路建设经费、教育附加等，这显然有违城乡居民“权利平等、负担均衡”的基本规则。因此，在农村推行税费改革，就是要以公共财政理论作指导，建立以税收为主导的农村财政收入分配机制，将过去长期由农民缴费负担的农村公共产品，转为由政府公共支出保证，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公共财政运行机制，从法律和制度上规范国家与农民的分配关系。
二、正确认识和估价农村税费改革中的财政压力问题
县、乡财政困难问题早在分税制推行以后就开始显现出来，在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推开的地方，这一问题表现得更加突出。分税制实施以来，由于增值税的大部分和消费税的全部被中央财政集中，国有企业所得税按照行政隶属关系被中央、省和市财政集中，县乡财政面临的形势已十分严峻。
1995年全国赤字县超过60％，1997年西部地区的陕西赤字县达到79％，新疆为93％，全国60％的县和70％的乡镇不能按时给行政事业人员发放工资。农村税费改革推开以后，特产税率将取消，牧业税征收标准降低，取消了屠宰税和“三提五统”，虽然减轻了农民负担，但相应减少了地方财政收入和乡村财力，使县乡财政困难的状况进一步恶化。特别是在一些以农业为支柱财源的西部地区表现得更加突出。原因是原来靠收费支撑的几项主要支出没有了收入来源，其中最主要的是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和县、乡政权的正常运转所需经费的供给。
在县乡财政支出中最大的一项支出是中小学教育经费。据统计，全国大多数地方中小学教育经费支出要占到县级财政支出的60％，占乡镇财政支出的70％。也就是说，占全国人口70％的农村人口义务教育是依靠农民缴纳农业税和“三提五统”费用支撑的，农民的义务教育水平决定全民义务教育水平，依赖农民自己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县乡财政的投入兴办全民义务教育事业，不仅全民义务教育难以为继，也与整个国家公共财政框架构造的要求不相适应，与农民目前收入水平所能承受的压力也极不相称。不仅如此，由于农村原来依靠“三提五统”支撑的各项事业支出将列入县乡财政预算，使因税费改革减少财力的县乡财政面临的压力骤然增大，不仅农村义务教育投入难以保证，而且农村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也会十分困难，前几年因“普九”和“普六”教育及农村城镇化建设欠下的巨额债务也因缺乏财力来源而无法偿还，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财力更是难以保证。如果中央和省级政府不能根据县级财政的财力缺口较大幅度地增加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所产生的积极效用将被由此产生的负面效应所掩盖，还会带来县乡基层政权面临瘫痪和广大农民因义务教育不能享受、欠农民的巨额债务得不到偿还、农村基础设施等公益事业得不到发展等切身利益问题引发农村的社会动荡，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果也将付诸东流。这也是前一阶段因中央财政拿不出足够的财力支持各省的农村税费改革而不得不暂缓推行税费改革的直接原因。对此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充分认识到农村税费改革的难度和艰巨性，以充足的财力支持确保全国农村税费改革的顺利实施，也是一项使占全国人口70％的农民得到实实在在好处的德政工程和民心工程，是较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要周密筹划，审慎推进，确保改革的成功。
三、农村税费改革要处理好全国统一方案和各地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的关系
像中国的任何一项改革所遇到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一样，农村税费改革同样遇到这一矛盾，而且表现得更加突出。农村税费改革既要强调总体实施方案在全国的统一性，又要充分考虑地区差别带来的具体实施方案的差别性。因此，农村税费改革方案的制定首先要强调统一性和总体方针的原则性。一是改革原则和指导思想的统一性。农村税费改革的总体目标就是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规范国家与农民的收入分配关系。这一大的前提是统一的，围绕这一目标所确定的原则也应是统一的。如“三个确保”的原则，无论是什么地区必须毫不动摇地执行。二是减轻农民负担目标的统一性。这个目标不是依据每个地方的具体情况确定的，而是根据全国的平均水平确定的，只有通过改革使全国达到这一目标，才标志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成功。在这一总体减负目标下，各地可以依据本地区实际情况确定地区的减负水平。三是实施方案时间和步骤的统一性。作为统一的改革方案必须要求各地在制定实施方案的时间表和分步实施内容相对统一，确保总体战略推进的集中统一，也便于全国统一组织、统一部署、统一行动、统一监督。四是确定农业税计税要素的方法和依据要保持统一性。农业税计征涉及到计税面积和常年产量两个基本要素的确定。如何确定计税面积和常年产量必须规定统一的方法，只有基本要素的相对统一，才能确保地区之间改革的公平性和实践操作的可行性，才能有效地防止各地自行其是所导致的基本要素的差别性，防止弄虚作假、瞒报少报等现象的发生。五是对处理农村税费改革所涉及的配套改革内容的统一性。为了确保农村税费改革的成功，各地都要进行相应的配套改革，如乡镇机构改革、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政府公共支出改革等，要服从中央的统一安排和规定，各地不能以任何借口而拖延配套改革的实施，所不同的可以在改革力度、改革具体操作上有所区别。
强调统一性，不是抹煞差别性。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要求农村税费改革在坚持统一性的基础上，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应本地区的实施方案，体现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的特点。承认差别性，原因是农村税费改革涉及的两个客观条件存在巨大的差别：一是地区之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差别。2001年东部地区的广东、江苏、浙江等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3769.79元、3784.71元、4582.34元，而西部地区的贵州、西藏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411.7元和1404.01元，贵州和西藏人均纯收入仅相当于前三省的1／3.说明西部地区农民减负的任务更繁重。二是地区之间人均财政收入的差别。2001年东部地区的江苏省人均财政收入为777.9元，广东省为1491.1元，浙江省为1085.4元，而西部地区的贵州省人均财政收入仅262.6元，西藏自治区人均财政收入为232.3元，贵州和西藏人均财政收入仅为江苏、广东、浙江人均财政收入的1／3至1／5，甚至更低。说明西部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对农村税费改革的承受力更加脆弱。因此，农村税费改革在服从统一性的同时，要体现省情、区情，切实保证改革方案的切实可行。一是地方可根据省情和区情制定农村税费改革减负目标。既要考虑降低农业税负给地方财政收支的影响，又要考虑减负给农民带来多大的实惠。也就是说，中西部地区可以把减负目标定得低一点，东部地区可以定得高一点。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可以分期分步达到减负目标，东部地区可以一步到位。为了减少东西部地区农村税费改革的差别，中央财政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的力度。二是确定农业税计税要素在内容上应允许有一定的差别。如山区、丘陵地区、平原的区别，水浇地、坡耕地、冷浸田、新垦地、建设用地的区别，应允许各地制定符合实际情况的计税面积和常年产量的标准，但必须经省、自治区政府审核批准。三是农村税费涉及的配套改革力度和具体步骤的差别性。在乡镇机构改革上，如何撤并乡镇机构、裁减多少人员、如何供应经费，应允许各地存在一定差别；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是采取全部由县财政供应经费，还是县乡政府按比例供应经费，应允许有一定的差别。农村公共财政支出范围的核定也可以依据县乡财政供应能力适当加以区别，不搞“一刀切”。四是改革政策差别的省际间的协调。
比如减负低的地区农民会不会向减负高的地区流动，造成减负高的地区农民的积压，需要中央制定合理引导农民工流动的区域性政策；尽管国务院已要求各省、自治区逐步取消农业特产税，但是执行这一政策的进度在不同地区是不会一样的，对于那些先行取消农业特产税的省份生产的土特产品进入还未取消这一政策的地区销售，就会出现要求补征农业特产税的问题，需要中央制定取消农业特产税相关配套政策加以协调，以促进农产品的流通。
四、乡镇机构改革与职能转变
农村税费改革带来的直接问题是农村乡镇政权正常运转的经费如何保证，庞大的乡镇政府机构和人员如何改革，乡镇机构在我国政权级次中如何发挥作用。这是摆在当前农村税费改革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据统计，2002年全国有乡镇政府39054个，村民委员会694515个。即使按照每个乡镇100多位吃“财政饭”的行政事业人员计算，全国也有400多万的乡镇干部。根据我们调查，目前乡镇干部包括中小学教师，每个乡镇在200——800名之间，按200名计算，全国则有800多万的乡镇干部。按人均年工资8000元计算，就需行政事业经费640亿元，而同期我国的农业税收入仅320亿元，远远不能满足维持现有乡镇机构和人员的正常支出需要，不得不依靠向农民收费来解决机构正常运转的经费需求。据有人估算，农业税和向农民收取的各种费总额达到约2200亿元，相当于2002年全国农业总产值的8％，按2002年全国乡村总人口计算，农民人均负担235.3元，也就是说，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将近10％被当作税费上缴了。造成农民负担沉重最直接的原因，是乡镇机构庞大，承担事权过多。从机构设置情况看，要求乡镇机构与县、市政府机构设置对口，党委、政府、人大、政协都要求设到乡镇，再加上“七站八所”都要在乡镇设置机构，而且每个机构都要求配备一定的编制，使得乡镇最基层政府成为了“五脏俱全”的机器，而这些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都要求乡镇从自己征收的各种税费中给予保证，上级政府通常不提供经费，乡镇政府只有依靠向农民收费来维持自身的运转。从乡镇政府承担的事权看，要承担上级政府有关农村、农民政策的宣传和贯彻任务，要组织乡镇的治安、计划生育、中小学教育、乡村道路建设、农田水利维修、农业税及其“三提五统”的征管等。总之，凡是县级政府所具有的事权，乡镇政府都要分担。而事权范围的无限扩大，导致人员编制的膨胀和乡镇财力的紧张。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如果不对乡镇机构进行彻底改革，简化乡镇职能，农村税费改革就难以深化，减轻了的农民负担还会再度出现反弹。
为此，应把深化乡镇机关和事业单位机构改革，转变职能，作为减轻农民负担，深化农村税费改革的治本之策。一是转变乡镇职能，简并乡镇事权。认真思考、研究乡镇政府事权，不要管那些不该管、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事情。要按照“市场能解决的，政府不干预；民间能负担的，政府不包办”的原则，明晰乡镇政府事权，主要管市场管不了且无法管的事情，从过去管农民、服务上级转到服务农民上来。并且要科学、准确地界定乡镇事业站所的职能，并进行调配整合，将其划分为履行行政职能的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和履行服务职能的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将后者完全推向市场。二是弱化乡镇政府的政权职能，把它作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建议在各地找若干县的乡镇试点改革。乡镇所履行的事权仅是县级政府事权的延伸，而不是单独作为一级政府发挥作用。在经费核算上，由县级政府编制综合预算，对乡镇经费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安徽阜阳市实行“乡财县管”，就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三是妥善安置分流人员。对乡镇机构中的分流人员，各地根据实际，通过“转、变、退、送”等多种形式加以解决。“转”是让有一技之长的“七站八所”工作人员领头办企业，或搞科研示范，政府保留身份、工资并予以资金或政策支持：“变”是将乡镇涉农部门转变为经济服务组织，为农民增收致富提供更直接的服务：“退”是对到一定退休年龄的乡镇干部一律办离退休手续：“送”是将分流干部送出学习深造，学成后自动与单位脱钩。四是乡镇机构设置采取简并和兼职相结合。既然乡镇是作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就不能再设人大、政协，对保留的党委和政府采取兼职的方式，尽可能少配备专职干部，书记和乡长可以一人兼任，副书记和副乡长可以兼分管工作的干事，有些工作比较繁杂、事务较多，可以再配备2——3名干事，如计划生育、农技推广和乡镇经费管理等。只有少设机构，多设兼职，才能简并机构，转变职能，提高效率，从根本上堵住农民负担反弹的口子。
五、农村公共产品短缺是当前农村税费改革中遇到的一个突出矛盾
过去农村公共产品是依靠农民自身的积累和基层政权的少量投入供应的，而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刚刚解决温饱问题，不可能有多余的积累投向农村公共产品，乡村基层政权的经费主要解决“人吃马喂”问题，况且依靠农民自身的积累或者乡村基层政权向农民收费解决农村公共产品的供应，违背了“公共产品”的特性，把本属政府的事情转嫁到广大农民身上，无论从经济学理论还是从道义上都是说不过去的。
过去农村公共产品供应，主要限于向农民提供中小学义务教育，还有少量用于农村道路维修、农田水利设施、农村治安、农业科技推广等方面。但是即使为数很少的公共产品供应也主要是通过向农民收费和摊派完成的。近几年，国家通过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靠扩大国债发行，增加了农村电网改造、公路建设、广播电视转播等方面的投入，如“村村通电视”、“村村通公路”等确实给农民带来了实惠，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公共产品极度短缺的现状。但是，这些投入客观上带有政府利益的倾向，没有更多顾及农民的利益。农民急需的基础教育、农业科技推广、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维护、农村公共卫生医疗、农民贫困群体的救助等公共产品至今没有多大改观。如何改变当前农村公共产品短缺的现状呢？
1.把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全面推进农村小康社会建设的根本出路。在农村土地经营方式上，逐步引导农民从一家一户的承包经营向若干农户互助合作的集约经营转变，或者建立正常承包土地流转制度，将农业生产用地适度集中于擅长科技种田的专业户，提高种田农户的规模效益，让转包农户投身于农村工副业生产或进城打工。在农业结构政策上，鼓励、引导农民根据市场需求调整种植结构、政府更多地向农民提供农产品的市场需求信息，以增加农民的经营收入。在非农产业上，一方面引导农民从事农产品加工活动和农产品流通服务活动，使农民从农产品加工和农产品及农民生产生活的流通服务中取得更多的服务性收入；另一方面合理组织农民进城从事城市服务业，国家应对从事农产品加工与服务和进城打工的农民提供相应的政策优惠。根据国家财政状况，尽可能多地安排对农民退耕还林和生产主要农作物与牧产品的直接补助，不仅保证对退耕还林资金和实物补助的到位，还要保证按保护价收购农民粮食和畜产品，但是对农民种什么、养什么，要有政策指导并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加以调整。
2.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建立对农村义务教育的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县、乡财政的财力受到削弱，完全由县或乡政府承担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经费已不太可能。九年制基础教育关乎国民基本素质的培养，属于非盈利性、非竞争的“公共产品”，不能依靠向农民收费来解决经费保障问题，而应由国家财政提供经费。在当前县、乡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建立中央与地方共同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尤为迫切和重要，可以按照各级财政的财力状况，决定中央与地方各级财政分摊基础教育经费的比例，比如，按“三、三、二、二”比例分担，即中央供应30％，省供应30％，地市供应20％，县供应20％，或者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级次财政的财力状况，分别核定负担比例，确保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经费供应。制定和倡导农村社会办学的优惠政策，吸引各种社会资金承办农村基础教育，减轻政府财政的资金供应压力。
3.调整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方向，更多地转向农村公共产品的供应上。目前财政支农资金的渠道很多，多用于直接农业生产的支持。国家应将各种支农资金加以整合，或归口国务院农业资金管理委员会统一协调使用，并将支农资金的使用方向由过去用于农业生产转向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应，如增加对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维护、农业科技推广、农村公共医疗卫生设施和队伍的建设，农村贫困群体的社会救助，农村供电和道路的维护等方面的投入，真正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促进农民生产和生活环境不断优化，从根本上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
4.加快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改革的试点，解决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传统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过去多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过程中逐步解体了，达到温饱和小康水平的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日益突出。
财产保全的区别篇9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省政府决定，做好2009年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建立健全我区农业抗风险机制，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浙政发〔2009〕26号）精神，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实施区委“构建黄金主轴，推进富民强区”的战略部署，以保护农户灾后恢复生产能力为出发点，以保大灾、保大户、保主要品种为重点，以“共保经营”为主要方式，坚持政府推动、农户自愿、市场运作的机制，逐步扩大参保品种、参保对象和保险责任范围，进一步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构建广覆盖、多层次、可持续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体系，不断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通过几年的努力，力争使全区政策性农业保险主要品种大户参保率70%以上，自选品种参保率60%以上，参保品种农业增加值占全区农业增加值的60%以上，为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民创业致富提供有力保障。
二、保险的品种、范围
1、参保品种：根据省政府关于保险品种的选择规定，结合我区农业产业风险防范的实际，2009年我区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品种分别是能繁母猪、生猪、水稻、油菜。
2、参保范围：能繁母猪全区统保，存栏生猪50头以上或年出栏生猪200头以上的农户，水稻全区统保，油菜5亩以上农户。鼓励农业龙头企业为自建基地或与农户紧密联结的生产基地实行统一投保，鼓励农民业专业合作社为社员统一投保。
三、加大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
（一）加大保费补贴力度。中央、省和区财政将安排专项资金，对参加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农户给予保费补贴。
1、水稻、油菜保费财政补贴90%。由中央、省、区财政分别承担35%、45%、10%。
2、生猪保费财政补贴65%。由省、区财政分别承担39%、26%。
3、能繁母猪保费财政补贴80%。由省、区财政分别承担60%、20%。
（二）完善风险分担机制。进一步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巨灾责任5倍封顶方案。全省农业保险赔款在当年农业保险保费2倍（含）以内的，由共保体承担全部赔付责任；赔款在当年农业保险保费2—3倍（含3倍）的部分，由共保体与政府按1∶1比例承担；赔款在当年农业保险保费3—5倍（含5倍）的部分，由共保体与政府按1∶2比例承担。政府承担的超赔责任由省与区财政按比例分担。农业保险赔款总额超过当年农业保险保费5倍的情况下，实行先预摊、再年度结算，其中政府承担的预摊超赔责任，由省与区财政按二八比例执行。在保险年度末统计全省全年总赔款后，再按全省范围内5倍封顶的要求，实行封顶系数（全省农业总保费×5/全省总赔款）转换后统一结算。
四、切实加强对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的组织领导
1、加强组织领导。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提高农业防范和抵御风险能力，事关农业稳定发展，事关农民切身利益。各镇乡（街道）要高度重视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把这项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纳入新农村建设考核内容。各镇乡（街道）和有关部门要建立定损理赔小组，由分管领导和保险企业业务人员分别担任正副组长，相关业务人员和协会代表为成员，共同做好责任界定、现场查勘和定损工作。如定损理赔产生争议难以统一意见，由区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指派专家组调处和仲裁。
财产保全的区别篇10
关键词:和谐社会;公共财政;生态财政
一、构建和谐社会对财政建设的要求
社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由此也决定了和谐社会内涵的复杂性和广泛性。不同学者对和谐社会的理解也不尽一致。有的认为,和谐社会最根本的特征是和谐的利益关系;有的认为,构建和谐社会就是建立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社会利益均衡机制,从而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还有的认为,和谐社会是指“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以上观点从不同的侧面阐述了和谐社会的内涵。综上所述,和谐社会是指社会内部本身以及社会与其自身相关的事物之间保持的一种协调状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强调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又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子系统之间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需要财税、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等与之相配套。应积极运用财政政策使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经济增长给其带来的实惠,使其自身得到全面发展,从而增强社会认同感,避免各种不和谐现象的发生。与构建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是和谐财政政策。所谓和谐财政政策,是指既能有效支撑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发展,又能保证财政体系自身和谐循环的财政方针、准则和措施的总称。与以往的财政政策相比,和谐财政政策应更加注重公共产品配置的公平,实现公共产品均等化;更加注重财力分配的基本均衡,缩小地区间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造成的财力差异;更加注重财政政策的公平公正,为各种市场经济主体提供平等的财政条件。
二、财政政策对构建和谐社会制约的主要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由于各项制度建设滞后,难免产生各种不和谐因素。诸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地区、城乡差别问题;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等。以上不和谐因素的产生固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与财政政策不完善也有很大关系,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同地区居民享受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均等从公平角度讲,同一个国家居民应该享受到大致相同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因居住地区不同而有较大差别。全国性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提供,各地不会有太大差异。地方性公共产品由各地方政府提供,在现行的财政政策框架下,地方性公共产品的多少与当地政府财力有直接联系,而政府财力又是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不同省区之间,特别是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人均财力差距非常明显。2003年人均财政支出,最大与最小的省份差达8.58倍;并且同一省区内财力差距也较大,如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2004年人均可支配财力分别是东西两翼和粤北等山区的7.7倍和6.6倍。财力差异造成各地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能力不同,不同地区居民享受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均等。
2.“二元”财政结构彰显城乡差别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出发,政府财政应有助于缩小城乡差别。相反,由于我国“二元”财政结构的存在进一步拉大了城乡差别。一是政府对于同一种公共产品,在城乡之间的提供方式不一样。如在教育、道路等方面,城市居民基本上可低价甚至免费使用,其成本主要由政府承担;而在农村则主要是通过名目繁多的非税方式由农民自己承担,财政只给予少量或根本不给补贴。二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广大农村居民尚未纳入社会保障的范围。近年来,我国政府逐步加强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扩大了社保对象范围,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在占全国人口60%的农村人口中,社会保障仅限于在小部分城镇劳动者中实施,使得城乡社保覆盖率之比高达22∶1。
3.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拉大,财政调节乏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的一个重要职能是调节收入分配,避免贫富差距过大,维持相对公平。当前,收入分配差距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单位,甚至同一单位不同岗位之间都呈现持续拉大的态势。从整体上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早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标准,如果不采取措施予以解决,很可能引发社会动乱等不稳定因素。现行财政调节功能存在明显不足,主要体现在税收调节作用未能充分发挥。一是不同收入阶层税负不均衡,从税负公平角度而言,税负应与纳税能力相适应。而我国事实上却出现了中低收入者税负相对过重,富人税负轻的“逆向调节”现象。由于当前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过低,税率过高,又缺乏合理的减免和退税制度,造成中低收入者税负过重。据统计,2004年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的65%来源于工资、薪金所得,且中低收入者占了绝大多数。二是税制体系不完善,财产税相对缺失。根据国际经验,个人所得税调节作用的充分发挥必须要有与之相配套的财产税。由于我国遗产税、赠予税等税种的缺失,使税收难以发挥对高收入群体的“削峰”作用。
4.财政宏观调控乏力,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采取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导致自然资源大量消耗,环境质量严重下降,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资源短缺、国土沙化、饮用水源的污染等因素对我国经济发展构成很大制约。然而,财政宏观调控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作用发挥不够,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三、构建和谐财政的设想
公共财政应通过完善各种政策、制度,构建“和谐财政”,为建设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1.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为公共服务均等化奠定基础
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消除地方差异和主体差异,各地方政府能够按照全国一般标准和居民的生存需求,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应建立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保障机制,重点是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一是变基数法为因素法。按照因素法合理确定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额,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税负高低、城市化程度、人口、教育状况等因素作为转移支付的主要依据,通过对各种因素综合分析确定支付规模,提高转移支付的科学合理程度;二是采取灵活多样的转移支付形式。要把一般性补助、平级补助、专项补助、特别补助等形式有效结合;三是调整转移支付结构。现行转移支付很大一块是通过税收返还形式进行的,经济发达地区税收返还所占份额最大,反而加剧了地区间财力不均衡。由于税收返还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改变,为抵消其不利影响,应调整转移支付的地区分配结构,重点向中西部贫穷地区倾斜。
2.加大解决“三农”问题的财力支持力度,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针对目前我国城乡之间差距过大的现实,应发挥财政政策导向作用,使财政收入分配适度向“三农”倾斜,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一是财政投资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新增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向“三农”倾斜,逐步建立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农业发展后劲。二是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大力支持农村公益事业发展,新增教育、文化、卫生等财政支出应主要用于农村,进一步改善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完善农村医疗救助制度,逐步实现公共产品的城乡“一体化”供给。三是完善税费减免和财政补贴政策。建立防止农民负担反弹的长效机制,维护农民的正当利益。四是增加农民就业培训支出。对农民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农民的就业能力,有利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民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