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传承遇到的困难篇1
摘要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面临着传承人断层、遗产整理困难、保护观念不当、保护投入过小等困境，非物质文化遗产呈萎缩之势。近年来，尽管多数地方政府在非遗保护上作出了一定努力，但总体上地方非遗保护凸显保护层次过低、流于形式等问题。地方政府应是非遗保护的主要责任者，为使非遗保护取得根本性改观，地方政府应承担非遗保护政策的制定者、非遗保护的宣传者、非遗保护的实施者以及非遗文明的鉴定者等角色。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地方政府定位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达、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①”。在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遇到了前所未有挑战，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全社会都应当切实地投入到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中来。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困境
目前，我国已有26项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3项入选“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有29项，成为了世界上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项目最多的国家②。当前我国的世遗、国遗、省遗、市遗、县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已基本建立，但事实表明凡晋级水平越高，项目所保存的文化基因价值越高，其濒危程度也越高，非遗保护在我国正面临极大困境。
（一）非遗文化传承人面临断层
“非遗”的“核心”主要表现在传承人身上，非遗保护最理想的境界就是“活态”传承。作为文化艺术载体的传承人在对艺术展示和表现时无疑都带有长期以来该原生性艺术长期以来潜移默化对他的精神影响，所以传承人本身就带着艺术的灵魂和需要保护的精神内核。我国非遗传承中面临着后继乏人甚至后继无人的境地，尤其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国粹的曲艺、传统戏剧、音乐类目的非遗由于受到现代流行音乐文化的冲击，早已被青年人所遗弃，甚至部分老年传承人也在现代文化冲击影响中逐渐将其遗忘。即使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端午节也面临民俗文化传承的“断层”危机③。
（二）非遗文化整理困难
非遗文化的整理是非遗保护的重要内容，其对非遗的传承和推广起到基础性作用，然而，无论是个人性还是群体性的非遗在整理上都遇到极大挑战。首先，个人性非遗整理不易。个人性性非遗多为家族式或师徒制传承。随着非遗继承艺人的老龄化，其往下很难有足够数目的家族式传承人，这种“活态”传承整理显然很难奏效。而同时，由于旧有的观念常会导致个人性非遗“所有者”不会轻易将“绝活”公示于众，乃至传徒时也有保留，以免有违祖训，此种非遗最易“失传”。
（三）产业性非遗也呈现不断萎缩之势
“非遗”行业正不断萎缩，年轻人多视之为“夕阳产业”而不愿涉足。“非遗”行业大多学艺艰苦、待遇低、周期长，同当前“短平快”、“体面轻松赚大钱”的就业思潮不符，少人青睐。非遗行业大多生产精神文化类产品，但其极高的“生产成本”却常被社会忽视，文化精神类产品在我国当前居民消费中仅占据极小比例，这使得非遗从业者举步维艰，行业发展极其缓慢。
（四）非遗保护观念影响保护效果
支撑非遗保护的观念应是文化多样性，而不是商业利益或政治因素。我国热衷于对包括非遗在内的遗产申报的最大动因是商业利益，业界多认为，列入遗产名录就会像一块“金字招牌”为地方带来源源不断的旅游收入。地方当局在申遗成功后所考虑的不是如何更好的保护“非遗”，而是如何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一“称号”获利，往往不会顾及是否有利于“非遗”的传承发展。首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金沙》音乐剧连续上演621场④，该事件再次表明表明，地方“非遗”的终极目标是形成产业和商业，这种理念若得以发展显然会使许多不具有明显商业利益的“非遗”被排除在保护之列。在“发展”的口号下，急功近利地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而牟取更多的“暴利”，长此以往势必糟蹋文化遗产本质，加快这些珍贵文化的消亡速度。
（五）从事“非遗保护”的人力财力不足
我国目前尚无真正意义上专业的非遗人才及其培养机制，物质保障机制也为建立。我国的非遗保护伴随着“世遗名录”的申报而开始，并在2006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生效后迅速升温，但非遗的保护时间短，保护的观念尚没有深入民心，政府的重视也显得十分不够，根本没有形成有效的非遗保护人才体系和物质保障机制。相邻韩国的做法值得我国反思，《韩国文化财保护法》根据价值大小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不同等级，国家确定的具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给予100%的经费保障；省、市确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给予50%经费保障，剩余由所在地区筹集资助。我国专业非遗保护人才的匮乏以及无足够财力的支持已成我国非遗保护的瓶颈。
二、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
（一）地方非遗保护的相关依据
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先后印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确立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针，提出了保护工作的原则和目标。为贯彻上述意见，文化部制定出台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等部门规章。随后，关于非遗保护的地方法规建设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云南、贵州、广西、福建、江苏、浙江、宁夏、新疆等8个省区陆续出台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应该说，尽管法律层面的非遗保护立法处于缺位状态，但非遗保护的制度框架正开始构建。
（二）地方政府非遗保护举措评析
首先，非遗工作偏离非遗保护的核心。目前，非遗保护的主要工作是申报“非遗”，非遗保护绝非是简单的将其列入非遗目录。非遗保护的核心是传承，而这项最为核心的内容却未纳入相关部门的职责范围中。其次，非遗保护宣传多流落于形式。如前介绍，宣传推广非遗的重要活动即是在非遗日开展非遗展示活动。非遗的保护宣传理应是常态化行为，一年一次的推广不能起到扩大影响的作用。再次，非遗保护理念不当。多数地方政府市明确提出“文化富市”的口号，文化产业属于朝阳产业理应得到各地政府重视，但是若将非遗不加区分的列入这一政策范围之内，则将不利于非遗保护。众所周知，非遗最大的威胁是市场经济和新型“文化”，绝大多数非遗是不适合纳入产业商业范畴的，依靠非遗发展经济的初衷背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的宗旨。最后，非遗保护措施的缺位。比如，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需要形成保障机制促使其发扬非遗，但目前大多数地方政府仅是将其列入传承人目录，并未从制度上帮助其建立适宜的传承条件。
三、地方政府在非遗保护中的定位
非遗是属于世界的，但绝大多数的非遗首先是属于地方的，地方性是非遗的内在属性，这决定了地方政府理应是非遗保护的第一责任人。地方政府在非遗保护中理应如下定位自己：
第一，非遗保护地方政策的制定者。根据立法权限，非遗保护的基本法规理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但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在法律允许下制定更为得力的具体政策。政策的制定应在科学的理念下进行，应当摒弃那种“非遗”产业化的保护理念，树立弘扬传统文化，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非遗保护观念。地方政府的非遗政策除应遵循科学保护观外，还需具体明确有针对性。应强化对非遗外部发展环境的保护，加强对非遗科研人员的支持，应对非遗传承人在物质和精神上给予关怀等。
第二，非遗保护的倡导者。非遗保护的观念尚未深入人心，政府理应是这一利国利民政策的积极宣传者。尤其是针对即将灭绝的非遗，政府更应当加大倡导力度。以语言为例，据儿童基金会统计，目前世界上大约有6000种语言，其中2500种正濒临消亡，还有更多的语言正在丧失他们作为实用语言存在的生态背景。我国部分少数民族语言也面临同样危机，特定地方政府理应鼓励宣传本地民族语言的使用。总之，倡导非遗也应制度化、常态化，使其逐渐深入人心，从而形成全社会的合力，共同传承非遗。
第三，非遗保护的实施者。非遗保护需要极大人力财力，非遗自身特点决定非遗保护多不适宜采取产业化方式，也不可能完全由其自由发展，而只有通过政府主导才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政府首先应当加强非遗保护人才的培养，可依托高校智力优势，培养合格的非遗人才。此外，政府还应将非遗保护列入其正常政府预算中去，推动非遗整理效率、加大对代表传承人的资助。在非遗传承人保障方面，可以考虑借鉴韩国经验。“在韩国，掌握某种传统歌舞、服饰、工艺等方面技艺的人，一旦被政府和学者们确认具有某方面传统的代表性，便可每月从政府获得一笔补助，从而使其自尊、自重和保证不把这一传统变成商业演出以持续保持原有风格，并致力于培养传承的接班人。”
第四，非遗保护中的鉴定者。在非遗重构过程中，我们必须承认，并非所有的非遗都是值得保护的，部分非遗甚至与人权之间存在冲突。有些植根于文化实践的非遗严重违反和损害了基本人权，例如有些国家或地区的强制婚姻、女性割礼、繁重服饰等就侵害了妇女基本人权。女性割礼因限制损害其他人权现已被国际组织要求废除，而具有类似文化的日本民族表演艺术歌舞伎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现代文明发展带来的如何取舍非遗的问题是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有违人权和现代文明的“非遗”需要政府采取强有力措施进行干预，引导并通过法律的手段摒弃它。政府理应是文明非遗的权威确定者，其必须在传统和现代文明之间做出适当判断。
四、结语
全球化、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正冲击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并使得我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处于极其困难境地。相关公约以及国内政策的出台为非遗保护提供了前所未有契机，尚处于起步中的我国地方政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凸显许多问题。非遗的地方性决定了解决非遗保护中的问题必须依靠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对其角色的定位在非遗保护战中起到关键作用，其理应是非遗保护的政策制定者、倡导者、实施者以及非遗文明的鉴定者。
注释：
①第2条.
②马文辉.中国非遗项目入选“世遗”数量是最多.载于news.省略/20091013/n267327473.shtml.
③端午民俗文化传承面临“断层”危机.载于fjrb.省略/fjrb/html/2010-06/16/content_171987.htm.
④赵斌.成都观念,为非遗搭起保护平台.载于news.省略/20070522/n250147478.shtml.
参考文献：
[1]马知遥.非遗保护中的悖论和解决之道.山东社会科学.2010(3).
[2]青峥.外国非遗保护现状.科技之友.2010(1).
非遗传承遇到的困难篇2
某山村，一场皮影戏正在上演。唱戏的是两位老人，一位在白色幕布后闭目端坐，嘴里哼着唱腔、道着对白，双手准确无误地击打着乐器；另一位面对幕布，手不停脚不歇地，一边演着自己担负的角色，一边和着唱腔道白的剧情与节奏，将手中的皮影提携得丝丝入扣……
像皮影戏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民族传统老手艺，是国家的瑰宝，我们的精神家园。而“非遗”传承人就是传统文明的活化石。那么，我国当前的“非遗”保护与传承情况如何？传承人的生存状况怎样？如何保护和传承这些文化瑰宝，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
现状扫描
“非遗”活化石的生存困境
“非遗”传承人，如人类传统文明的活化石，是传统文明在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过程中不可多得的“国宝”。但目前这些“非遗”活化石却遇到三大生存困境。
困境一：年龄偏大
从2007年至今，文化部共公布了4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单，然而遗憾的是，这其中滩头年画的钟海仙和李成陆，宝庆竹刻的曾剑潭，土家族打溜子的罗仕碧，土家族茅古斯舞的彭英威，侗族傩戏的龙子明，辰州傩戏的李福国，踏虎凿花的邓兴隆等8位高龄传承人，近几年已先后离世。
“这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大损失。”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胡敏表示。
如她所说，目前“非遗”传承人年龄普遍偏大。在文化部2012年公布的第四批部级传承人中，湖南有21人入选，60岁以上的16人，60岁以下的仅5人。据湖南省“非遗”中心统计，全省的部级传承人，平均年龄约65岁，最大的80多岁，最小的40多岁。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掌握着一些常人不会的技艺，是“非遗”活态传承的代表性人物。已离世的8位部级传承人，分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怀化和邵阳，三地的“非遗”保护中心有关负责人都认为，这是“非遗”项目的重大损失。
记者了解到，土家族打溜子、土家族茅古斯舞虽然在湘西广泛流传，不会因为部级高龄传承人的去世而失传，但后辈能否达到这些部级传承人的高度，还有待观察。日渐式微的滩头年画，是湖南唯一的手工木版水印年画，部级传承人钟海仙和李成陆相继离世，相当于支撑“滩头年画”大厦的两根梁柱断了。好在钟海仙的老伴儿高腊梅获评第四批部级传承人，使这一濒危项目再次有了领头人，但她已是位80岁的老人了。
困境二：生活清贫
由于“非遗”传承人年龄偏大，有的家住偏远的农村，收入低，家庭负担较重，多数人晚年生活比较贫困。
2013年4月底，被称为“长沙弹词活化石”的部级传承人彭延坤因肾衰竭被送往省人民医院抢救。做血液透析时，老人身上插满输药管子，周围的皮下一片瘀青。这是他两年来第10次住院了，已花去医疗费40万元。老两口现在每月养老金加起来仅2600元，家里没有其他收入来源。除了国家每年拨付的1万元传承补贴经费外，老两口也没有大病救助。为了治病，去年他们只好卖掉了一套老房子。
与彭延坤同样境况的还有邵阳布袋戏传承人刘永安：刘永章。作为部级传承人，68岁的刘永安尽管每年获得政府1万元传承补贴，但由于老伴儿去世前住院治病以及家里建新房，都还欠了账没还清，儿子儿媳要在外面打工挣钱还账，农活及家务事只能由他包揽。刘永安的族兄刘永章，现年71岁，家庭处境也差不多。
困境三：后继无人
除了年龄偏大、生活清贫，困扰“非遗”传承人的就是手中的绝活面临后继无人的窘境。
长沙弹词没有曲谱记录，唱腔和唱词都是通过师徒间口口相传，这些都保存在部级传承人彭延坤的脑中。他最担心的是长沙弹词在自己这里断了传承。
长沙弹词是这样，滩头年画亦如此。目前，隆回县滩头镇的滩头年画作坊正常生产的只剩下高腊梅一家，而且是勉强支撑着，销路仅为贵州少数偏远地区及湖南溆浦等一些地方，年产量不到5万张。
高腊梅说，老伴儿钟海仙在世时，政府让他收了两个带薪的徒弟，想让这门古老的艺术后继有人。可是，两个月后两个徒弟嫌工资低，卷起行李去附近的煤矿挖煤去了。无奈，前几年她的大儿子和二儿子被县政府批准带薪回家跟她学习滩头年画。但如今大儿子已年近花甲，只有二儿子在帮忙，孙辈们没人愿意学。
对于培养传承人，刘家三兄弟同样有说不出的苦恼。刘永安读初中的孙子课余时间跟着爷爷学，现在只晓得打打锣鼓、拿着木偶菩萨做几个简单的动作，要唱一出戏还是不行。刘永章收了4个徒弟，其中还有一个女弟子，这是600年来刘氏家族的第一次破例。可如今徒弟们都因为“太辛苦，太难，对前景没信心”，打起了退堂鼓。刘文武的儿女都是公职人员，自然没有人学他的手艺，孙辈也不感兴趣。
新闻观察
“非遗”传承难症结何在？
通过对“非遗”传承人生存困境的了解，记者分析认为，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难的症结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症结一：现代文化的冲击
“年轻人大多数喜欢现代的东西，对传统艺术不感兴趣。”布袋戏老艺人刘文武忧心忡忡地对记者说。
记者了解到，随着现代化、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造成了村落“空巢”，一些民间绝活也就没有了市场。城市文化生活以快节奏的现代歌舞为主，尤其是年轻人对慢节奏、内容比较单调、充满乡土气息的传统艺术难以接受。即使一些进城务工的农民最终仍然要回到家乡，但长期受到城市文化生活的熏陶，他们对于家乡老艺人的绝活也失去了兴趣，乐意去传承的人就更少了。再者，广播、电视、网络等现代传媒出于自身效益的考虑，也以播放符合年轻人口味的快餐式娱乐文化为主，很少涉及有民间传统文化内涵的东西。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们对民间传统文化和民间艺人的淡漠。
症结二：经费投入不足
近几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分级进行了“非遗”保护专项资金的投入预算，各级政府对传承人给予了一定的补贴资金。但部级传承人现在一年也只有1万元，省级3000元左右，市、县级传承人得到的就更少了，乡镇的几乎没有。这对于物价不断上涨、年老体弱的传承人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
据了解，目前有部分县级以下政府不但没有给“非遗”项目传承人经费补贴，甚至连专项资金也被挤占。尽管2012年文化部制定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专项资金的分类和开支范围、申报、审批拨付、管理、使用和监督做了详细的规定，但在一些地方仍没有做到专款专用，挪用的现象时有发生。
症结三：机构法规不健全
目前，我国县级设立“非遗”保护专门机构的并不多，有的虽设有专门机构，却没有专职人员与办公场所，这对开展“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极其不利。
此外，“非遗”保护与传承是一项持续性的工作，除了需要有专门的机构与人员负责，还需要一系列法律法规的保护。目前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外，省以下出台相关法规的并不多。湖南目前还没有制定省级“非遗”保护条例，市（州）也仅有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有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没有法规的约束，“非遗”保护与传承往往处于尴尬境地。
专家建议
如何保护好“国宝”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的老祖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有关专家表示，只有真心呵护“非遗”活化石，才能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破解“非遗”传承与保护中的难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建议一：培养年轻传承人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表示，“非遗”传承人的每一个姿态、每一种腔调、每一个表现手法都在传承民间文化的血脉，承载着民族的精神。呵护民间文化传承人，首先要把“非遗”保护和村落保护结合起来，如此，传承人才有生存的土壤与空间。其次在培养传承人的年龄结构上，要从以高龄老人为主向低龄老人和中青年过渡。要加强传统民间文化的宣传与普及，媒体要开辟相关的专栏与专题报道，同时，要让“非遗”项目保护与传承进校园、进社区，让广大青少年了解并热心参与到保护与传承的队伍中来。
建议二：加大经费投入
记者了解到，2008年起我国每年给予部级传承人每人1万元补助资金，资助其用于项目保护和传承工作。尽管如此，许多传承人由于年老体衰、疾病缠身等多种原因，生活大都比较困难。以湖南为例，目前全省县级以上“非遗”名录项目共3525个，但全省“非遗”专项保护经费仅300万元：政府应对濒危“非遗”项目进一步加大财力上的投入，以录音、录像、图书等方式，尽快整理出一批资料。同时，对年老体弱、生活困难的传承人，地方政府每年要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并将传承人纳入医保体系的大病救助范围。
建议三：健全机构与法规
非遗传承遇到的困难篇3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民族艺术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艺术是人类创造力的体现，人类心声的最高表达。它由精神升华，从思考中提炼，是哺育人类生命内涵的生长剂。洛阳地区的河洛文明是东方文明的核心，中国的艺术创造从这里开始。洛阳作为九朝古都，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千百年来生长在这里的人们创造出了宝贵的艺术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名词近年来一直回响在我们的耳边，什么叫非物质文化遗产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全民族和全人类的瑰宝，在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时代的发展，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现今都面临的严峻的形势。其中的民族艺术更是如此，虽然像唐三彩烧制技艺、洛宁剪纸、洛阳青铜器、洛阳宫灯、石刻艺术、澄泥砚等等艺术技艺已经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洛阳市政府也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做了很多的保护工作。但是目前的保护工作还仅仅停留在维持，甚至说是抢救。“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要从娃娃抓起。”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在第八届中国艺术节期间举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座谈会”上说：“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课堂、进教材，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持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举措，也是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成功经验，文化部将积极与教育部门协调，出台文件，着力推进这项工作。”社会各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不足，很多地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还停留在表面，缺乏足够的政策性支持。在学校学生和老师受升学压力的影响，难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更多的关注。
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课堂真正的目的应该是普及和传播推广，特别是让我们的新一代学生能够了解、欣赏、喜欢甚至乐于从事和学习。只有这样才能充分的发挥民族艺术的实际价值。如何发挥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互动性，吸引更多人关注？有传承人表示，需要从娃娃做起，如果能进入课堂则是最好的保护方式。
因此洛阳市教育局中小学教研室组织相关教育专家以及有经验的一线教师，开始编著洛阳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教材，希望能通过教材的推动，使洛阳地区中小学生能够认识洛阳地区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美术与音乐等形形的艺术形式。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注重把握教材的规范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注意知识性和趣味性兼顾。在材料的搜集过程，每一位编写者都不止一次的去到传承人的家中或者工作室还有洛阳博物馆、龙门石窟、洛阳民俗博物馆、洛阳唐三彩陶艺博物馆、洛阳三彩艺术博物馆等地搜集素材，深入了解这门艺术的历史发展、制作过程、文化内涵，并拍摄大量照片，留下珍贵的文字资料。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有两种：一是记忆，融入历史课程，用现代手段记录下来；二是传承，鼓励传承，让文化遗产活态延续。
近年来的现状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似乎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申遗”成为了风潮，然而，在形形的“申遗”动机中，只有一部分是抱着保护的态度，多数只是看到了申遗成功之后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和地方知名度的提升，走上了歧途。
非物质文化传承如何走出困境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仍然面临很多困境，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突破。
（1）政府加大扶持力度，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的瑰宝，相关的保护和传承工作虽然短期内很难见到经济效率，但是应该看到其中的文化价值，识千金难买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传承。政府应该对从事非物质文化产业的宣传、教育的单位或个人加大扶持，让他们获得自信，同时也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进来。
（2）学校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从中小学应当加大对非物质文化产，特别是民族美术、民族音乐的重视。艺术是没有国界的，比起其他门类更容易让学生理解和接受，把民族艺术当作一个切人口，让我们的中小学生能够通过这个窗口进入传统文化的世界，最后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感到骄傲与自傲。此外我们的学习还应该增加对艺术类教师的培养，培养和选拔一批有专业素养和责任心的教师去引导学生了解民族艺术。
非遗传承遇到的困难篇4
专家表示，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迁，“非遗”的流失不可避免。有数据显示，在“非遗”总量占北京市1/3的西城区，“非遗”传承人平均年龄约为65岁，由于历史原因，已“部分失传”项目目前达到10个。为此，政府部门通过公开招徒、抢救性拍摄等形式，试图为“非遗”手艺延续文化基因。其中，西城区拟通过影像资料的形式，为部分濒危“非遗”拍摄教学片。
现状
蜡果制作者全北京仅存一人
近日，66岁的刘秀华刚刚完成了8只蜡制“芒果”的上色。这是老人为今年庙会做的准备。如今，作为蜡果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刘秀华是北京目前唯一能够制作蜡果的手艺人。
蜡果曾是不少老北京人家中的装饰品。这些用蜡制作的苹果、橘子等各类水果，其形状色泽均与真实水果极为相似。据刘秀华老伴聂福麟查阅相关文字考证，我国从宋朝时就有了蜡制品。清朝末年，蜡果已出现在北京的市集上，之后，部分手工艺者开始成立作坊工厂，扩大蜡果生产。
多项“非遗”传承人年事已高
面临失传的“非遗”手艺，远不仅是蜡果。记者调查发现，北京绢人、联珠快书等“非遗”，均已进入“濒危”状态。在北京，总量1/3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中在西城区。据官方统计，该区拥有部级非遗保护项目36项、市级非遗保护项目67项、区级非遗保护项目162项。
数据显示，这些“非遗”的传承人，目前为200余人，平均年龄在65岁左右，岁数普遍偏大。由于部分传承人年事已高、或有的陆续去世等原因，目前传承能力较弱的非遗项目，占到了1/4到1/3，需要社会给予关注。
2013年，西城区专门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濒危度，推出一系列保护措施。其中，最亟待保护的为“部分失传”项目，传承人或已经去世、项目无人传承，或年迈体衰，或仅有一个传承人，这样的项目目前有10个；其次是“濒临失传”项目，传承人健在且有传承能力，但不足3人，此类项目目前共有30个。
举措
濒危“非遗”将留存影像记录
北京市文化局相关负责人曾介绍，他们为雕漆技艺等急需保护的项目面向社会公开招徒。今年内，市文化局还将完成部分“非遗”传承人的抢救性记录。
记者了解到，为挽救“非遗”文化基因，西城区启动了“黑匣子保护体系”。对于目前名录中的10项部分失传项目与30项濒临失传项目，西城区非遗保护中心将通过影像、文字等方式，为其留下“基因库”，让未来对“非遗”仍有兴趣的年轻人，可以接触或学习到非遗项目的知识与技巧。
目前，西城区非遗保护中心正在为部分濒危非遗项目拍摄专题纪录片。从目前已经制作好的几部纪录片来看，内容包括项目历史渊源、传承人及专家访谈、项目整体结构及教学等详尽信息。
焦点
“非遗”都面临哪些困境
成本高昂变现能力有限
2006年，由西城区（当时的崇文区）申报的雕漆技艺入选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有着上千年历史的雕漆工艺，其所耗原料与时间均不菲。西城区非遗保护中心主任杨飞介绍，雕漆在胎上涂积漆料时必须逐层进行，涂一层、晾干后再涂一层，如此循环，每天只能刷1到2层。涂漆完毕后，再以刀，雕刻出山水、花卉、人物等浮雕纹样。一系列工序下来，有些工艺品需要2到3年时间才能完成。
此外，因为运用纯天然原材料，成本也十分高昂，“一克雕漆可能比一克黄金还贵”。杨飞说，雕漆漫长的工序与昂贵的身价，遇上现在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偏时尚简约的公众审美，在市场上未必“吃香”。有些手艺人想做一个雕漆的展览，但因无法对单个作品进行展出，而若展出较多作品，成本则负担不起，因此一直难以实现。
社会变迁渐失“用武之地”
有业内专家表示，“非遗”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部分与载体。不过，由于生产生活改变等各种原因，个别“非遗”的确面临失传的困境。
以蜡果为例，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水果曾是老百姓吃不起的奢侈品，以假乱真的蜡果因此拥有其民间市场。随着经济的发展，蜡果的身影渐渐从百姓家庭中淡出。
蜡果的制作工序复杂。刘秀华介绍，从制作模具到灌蜡、上色、风干，一个蜡果的完工需要半个月左右时间，且对制作者有着美术功底上的要求。直至目前，她仍没有确定蜡果技艺的传承人，对于何时能找到、或者到底能否找到，她心中没谱。
专家认为，“非遗”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很多会适应时生相应变化。不过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度”，因不同项目的情况而定。“有些项目传承得很好，比如传统民歌，我们对它进行创新，效果很好。但是很多项目历史底蕴深厚，目前都没有继承好，怎么敢说去创新？”
传承辛苦难寻后继人
2014年，一得阁墨汁制作技艺被评作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门传统“手艺活儿”与车间工业生产不同，比起精准的参数，更依赖师傅的个人经验。一得阁总经理王杰以制墨过程中的蒸胶为例介绍，蒸胶讲究“火候”，火候掌握得如何，决定了能否生产出高品质的墨汁，而这个火候只有具备经验的师傅才能把握。
非遗传承遇到的困难篇5
一、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化保护
2004年4月，苏州市被文化部、财政部确定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综合性试点地区，这标志着苏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受到了国家和省市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社会的普遍关注，也为苏州科学地进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带来难得的机遇。作为部级综合性试点城市，苏州制定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指导方针，以及“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的工作原则，以致力于建立完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化保护的制度。1.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机制苏州市被列入部级历史文化保护工程试点后，《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苏州市综合性试点总体实施方案》在苏州开始实施。2004年10月正式成立了苏州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管理办公室，由市文广局、财政局共同制定了《苏州市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设立了保护专项资金。建立了由市领导领衔、多部门参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及协调机制，通过定期召开例会，实现了对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统一协调和全面指导。并下发《“文化苏州”行动计划》《苏州市“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等重要文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纳入文化发展纲要。同时也充分发挥专家作用，建立了相应的专家咨询机制和检查监督制度。2007年全市基层文化工作会议，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作为新农村文化建设和城区基层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列入政府考核内容。同年出台“十一五”文化传承规划，在抓改革、创作的同时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从而形成了职能部门重视，社会广泛参与，有计划、有法规、有措施、有专门机构、有专项资金，上下联动、点面结合、循序渐进、依法管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制。2011年2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为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更加翔实的法律依据，也为进一步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营造了良好环境。2.建立四级代表作保护名录体系和传承人制度苏州已建立了国家、省、市和县区四级保护名录和三级传承人制度。保护名录体系的建立为科学保护、全面保护、分级保护、重点保护提供了基础性框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是人及文化技艺的保护，尤其是对传承人的保护，因此在申报和公布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同时，还建立了科学的项目传承人认定制度，作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和保障。截至2015年8月，苏州有部级名录32项、省级名录79项、市级名录159项、县级名录205项、部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39人、省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95人、市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334人。通过对名录体系的建立以及传承人制度的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更加系统化和规范化（图1—3）。3.建立地方性保护法规经过多年努力，苏州市制定了20余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2004年以来先后制定了《苏州市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办法》《苏州市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等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制定颁布了备受关注的国内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保护的地方性法规《苏州市昆曲保护条例》《苏州市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制度》《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法规文件，从而比较完备地构建起了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地方性法规体系，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法律层面的支撑和依据。4.创建非物质文化品牌活动和保护基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是关于非物质文化的所有相关记录的保存。苏州市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内容的各类节庆和民间文化活动丰富，中国昆剧艺术节、中国苏州评弹艺术节、常熟尚湖国际文化艺术节、中国古琴艺术节、白茆山歌会、太仓郑和航海节、江南丝竹节、张家港长江文化艺术展示周等，对弘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丰富的样本和素材。同时，周庄、锦溪、千灯、同里、木渎、甪直、光福、东山、西山等江南水乡古镇也结合自身特有的物质风貌，举办各类旅游文化节等活动，吸引广大市民及游客，打响特色文化品牌，为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保护提供了平台。在大力弘扬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苏州市还建立了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基地。先后建成中国昆曲博物馆、中国苏州评弹博物馆、苏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吴门中医博物馆、桃花坞木刻年画博物馆和昆山昆曲博物馆、顾坚昆曲纪念馆，常熟古琴艺术馆、评弹艺术馆和白茆山歌馆，张家港河阳山歌馆，太仓江南丝竹馆，吴江丝绸馆、芦墟山歌馆等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地。吴中区的香山古建工坊、甪直水乡妇女服饰、碧螺春茶加工，相城区的御窑金砖、淡水珍珠加工等一批特色馆和保护基地也在筹备和建设中。常熟蒋巷村因地制宜建成的被誉为江南农耕文化缩影的“蒋巷民俗馆”，在新农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走在前列，起到了表率作用。这些通过评估、认定和考核验收，并向社会开放的保护基地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保护的公益性场所及重要的物质空间（图4、图5）。
二、苏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化保护的困境
1.行政职能与权责管理尚存在不足
目前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化保护仍处于探索阶段，尽管政府机构努力建立了很多保护机制，但由于职能部门之间的权责关系错综复杂，管理组织存在不足，标准也不统一，造成了档案化保护工作在执行上的混乱。如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的保护中，2001年政府将木刻年画社整体搬入苏州工艺美术学院，又在2006年成立了桃花坞年画博物馆，造成了管理机构的重叠和交叉。统一执行系统的失效，使得很多保护政策得不到有效的落实，造成分工不清、责权不明、专项资金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在政策的执行和贯彻中，也常因为执行部门和人员执行力的原因，而导致了非遗的档案化保护最终流于形式［4］。
2.未形成市场化的产业机制
文化产业被誉为“21世纪的最后一桶金”，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大，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深。然而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尚未形成市场化运作的成熟产业链，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工业化大生产的发展极大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物质生活。在现代工业化浪潮的冲击下，手工技术被大机器生产体系所代替是必然趋势。工业化生产使许多传统手工艺品在消费市场中逐渐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和土壤。相关的企业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通过“短平快”、投资少、周期短、效益高的“工业化手工艺品”代替传统手工制品，对非物质文化的技艺传承缺乏远见和耐心，因此造成了产品设计和生产营销与市场的真实需求脱节，也注定其产品停留在缺乏内涵的低端商品层次。此外，缺乏市场化的意识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以苏州舞龙灯为例，百花洲龙灯队自注册至今，虽然具备了一些市场经济的要素，但依然保留旧时代手工艺者的“匠人”气息，家族产业观念比较浓厚，距市场化的运作要求还有相当距离。传承人谨小慎微、小富即安的思想与龙灯队产业化发展需求严重脱节。因此百花洲龙灯队虽拥有80名左右的队员，但专职队员只有20余名，其余均为“打工者”，是一个比较松散的民间团队，缺乏懂得市场化运作的专业管理人才，团队规模偏小，与产业化发展差距较大［5］。由于缺乏足够的市场运作条件，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传承的困境，而档案化保护就更加困难。
3.人才缺失与技艺断层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化保护，首先需要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靠“口传心授”，学习周期长，工序繁复枯燥，技艺的提高非常缓慢，工作环境也都较为艰苦。要达到比较高的水平、获得一定的收益，需要长达数年甚至更为漫长的时间。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消费观念的变化进一步加剧了非物质文化传承的尴尬处境。传统文化需要代代相传，但是因为在经济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人们已经习惯了快餐式的文化给养，现代年轻人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知之甚少，也缺乏足够的兴趣与热情，由于缺乏了解、缺乏恒心而不愿意从事与非物质文化保护相关的工作，因此苏州的很多非遗项目现在都面临着后继乏人、人亡艺绝的尴尬境地。目前苏州市市级以上的非遗代表性传人的平均年龄已经达到65岁，部级项目代表性的传人更是高达71岁。人员老龄化的现状严重困扰着非遗的传承与发展。传承人的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的一个载体，没有传承人就没有非物质文化。之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保护、记录，更多的是从结果、实物上来保护和传承，并未关注后传承人时期的现实境遇。尽管有关机构建立了非遗传承人的名录制度，但如何让传承人真正后继有人，如何弥补人才的断层与缺失，依然是当前面临的一个紧迫任务。在缺乏传承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也更加需要档案化保护［6］。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化保护的措施及策略
1.利用现有保护基地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空间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化保护不仅需要制度和传承人，还需要物质空间场所，苏州已经建立了若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地场所，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奠定了良好基础。从场所档案化的角度出发，我们需要对现有的物质空间场所进行进一步改造提升，建立健全档案场所的建立与使用措施和机制。以昆曲博物馆为例，可将昆曲表演、艺术家工作室，以及相关视频音频、服装台饰等各类物质化的档案信息有机融入到场所内部，不是将其完全保存在档案馆，而是将各类文化要素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呈现的场所，打造成档案存放的活态物质空间。
2.将文化展示与档案化保护相结合
档案化保护并不是根本目的，而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手段之一。要通过场所的档案化，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展示给世人，将文化展示与档案化保护结合起来，通过积极呈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有效带动档案化的保护。同时良好的文化展示反过来也能促进档案化保护，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化保护可以在文化的保护、展示和传承之间建立起桥梁，在活态的展示中提升民众对档案化保护的意识，从而更好地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化保护工作的开展。
参考文献
［1］乌丙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方法［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2］储蕾.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化保护理论探析［J］.山西档案.2011（2）: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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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金虹.苏州传统手工艺传承与发展的难点与策略研究——以桃花坞木刻年画为例［D］.苏州：苏州大学，2012.
［5］王靓.苏州市民间组织现状及其发展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09.
非遗传承遇到的困难篇6
首先，非遗文化缺乏具体可操作的保护措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要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但在操作层面，除申报名录、入名录者有所补贴外，几乎没有其他的保护措施落实，非遗文化的传承危机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第二，传承人的认定体系存在缺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传承着某一种技术或技艺的有突出能力的代表者，这种技术和技艺蕴含着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如今，非遗传承人的认定，仅仅是由专家组根据上报的各类评审材料进行，这样就容易造成材料做得好而实际作品较差的得到认定，导致本该受到保护的进入不了传承保护体系。
第三，部分非遗传承乏人，大师无徒可教。几乎所有的非物质文化传承都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耐心学习和实践，然而一些非遗项目由于待遇不好，不能满足基本的养家糊口需求，使得年轻人或学徒半途而废，或干脆避而远之，老艺人找不到传承弟子，非遗传承后继乏人。
第四，非遗项目申报与保护单位不在统一的区域，造成非遗项目申报困难。有些非遗传承人的实际传承地与申报地不在同一区域，例如：在南京市非遗展示馆开展传承活动的传承人不能在展示馆进行申报，必须到传承人户籍所在地的文化部门进行申报，这样就造成申报部门不了解具体情况，而知道具体情况的传承单位又不具备申报资格，造成该申报的申报不上，有些不太符合申报要求的却可以顺利申报，甚至通过评审，严重影响了非遗传承人的积极性。
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首先，建立健全保护扶持体系。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建立合理有效的保护扶持政策体系，建立长效保护与扶持机制，确保非遗保护措施落实到位，确保非遗传承得到实现。
第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非遗保护。从市场人手，给予税收、信贷方面的政策倾斜，鼓励企业参与传统舞蹈、传统戏曲、曲艺等门类非遗的扶持；鼓励社会成立专门的公司，建立非遗传承基地，经营传统美术手工艺品，让传承人专心于创作；鼓励社会组织支持、参与民俗活动。
第三，实施分类扶持。在非遗保护名录中，一些项目市场兴旺，加入名录后名气更响；一些项目市场萎缩举步维艰。因此在政策、资金扶持上，要雪中送炭，多向后者倾斜；适当提高市级非遗项目财政补贴标准，要求区级非遗项目要有财政补贴；对濒危项目要实施抢救性保护；对学徒者有条件的给予生活补贴。
非遗传承遇到的困难篇7
关键词：聊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郭氏家酿
一、问题的提出：
按照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之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系指各种能够被社区、群体及个人视为传统文化构成的观念表达、技能、知识、表现形式、文化场所甚至是社会实践等，而与之相关的艺术品、辅助器具、文件等，也被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我国而言，伴随悠久历史沉淀下来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保护工作之重要性也就愈加凸显。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聊城，因其交融于运河文化与黄河文化，且是燕赵文化与齐鲁文化碰撞之处，故拥有十分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于聊城沙镇黄屯的郭氏佳酿，便是聊城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
郭氏家酿可追溯至一千二百年前的唐朝时期。据史书记载，被唐肃宗皇帝封为“汾阳郡王”的郭子仪，每逢打胜仗，总要设宴犒赏三军将士。而“汾阳郡王”设宴所用之酒，则是其通过设置酿酒作坊，精选民间酿酒工匠，采用独特的酿制技艺酿造而成，取名“郭府家酒”。至明初，郭子仪后代郭城响应朝政，自山西汾阳迁至东昌府沙镇屯（今沙镇），秉承祖上的传统白酒制作工艺，依靠沙镇优良的地下水资源和特有的酿酒微生物群，开始酿制郭氏米酒，凭借酿酒工艺独特，酿出的白酒甘洌醇厚，口感独特，酒香四溢，极为当地百姓所称道。后经历代演变，便成为今日之“郭氏家酿”。如今，聊城沙镇黄屯依然矗立着一座立于1900的家族碑，碑碣楹联：“子孙振振远绍汾阳传一脉，岁月悠悠当论伏生恰同年”，记录了郭氏家族变迁及其与郭氏家酿的传承。
2010年10月，郭氏家酿代表聊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参加了全国文博会，具有悠久历史的郭氏家酿再次引发人们的关注。尽管如此，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郭氏家酿之价值依然有待开发，其生产性保护更应引起关注。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物质形态的保护形势。[1]
二、郭氏家酿生产性保护之重要性：
我国的非遗保护已走过了十几年，作为手工技艺的郭氏家酿是以人为本的精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文化内涵和技艺价值要靠人的手工创造来发挥，这只有在生产实践中才能真正实现。因此“生产性保护”尤为重要。
（一）自然环境优越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郭氏家酿，之所以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而得以完整保存，与其精湛的质量和独特的风格不无关系。聊城市著名的酿造专家张怀申，在郭氏家酿原产地所做的多项考察和多次试验，得出构成郭氏家酿独特风格的关键所在，在于原产地绿色无污染的酿酒生态，其空气和土壤有利于郭氏家酿所需的多种微生物的生长，经过多年的选择，繁衍、淘汰，形成了一个独有的“郭氏家酿生物体系”―水是酒的血液，曲是酒的骨架，郭氏家酿原产地地下水资源丰富，水质优良，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锶、钙、钼、锌、铁、镁等，非常利于酿酒。现有的老窖池七口，窖池深度为三米，宽两米，长3米，略微呈倒梯形，利于微生物充分发酵。下为青砖和条石铺就，中间留有黄水坑，黄水坑建在中间以30CmX60Cm为标准，黄水坑以一厘米厚的桐木板覆盖，窖池的四壁同样以青砖和条石所砌，底部和四周采用郭氏自家配制窖泥均匀涂抹，底部铺设厚度达5，涂抹窖泥时，泥板按照顺时针方向，表面光滑无明显凸起。窖池下面土质为粘土质，窖池上方采用高约1.5米左右的缓坡性遮雨棚，这样发酵过程中有效地保留了郭氏家酿特有的香味物质。凉堂钧采用当地特有的粘土烧制的红砖铺就，中间采用酒糟灌缝，充分利用了沙镇黄屯特有的气候环境和土质特点。
（二）酿酒技艺独特
郭氏家酿现有酿酒技艺的形成，是多年经验积累的结果，它秉承并坚持着传统的手工酿酒技术，生产技术难度大，习艺周期较长，完整地保存了古老的酿酒工艺，独成特色，郭氏家酿从原料的选择到制曲、发酵、蒸馏都极为讲究。它以优质有机小米、高粱米为原料，糊化熟而不粘，内无生心;用小麦、豌豆制成高温曲，为保证酒曲的特色和质量所有作曲工艺均是人工，根据季节更替和温度变化，合理调整水分和发酵日期;入窖发酵低温入窖，缓慢发酵，而用曲量多于原料，用曲多，发酵期长，多次发酵;装甄稳、准、细、净，薄铺轻撒，探气撤赔，缓气蒸馏，看花摘酒。此外，郭氏家酿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采用百年固态泥池发酵，现有的老窖池七口，内为百年古窖泥所砌，古窖池中有多年形成的微生物和香味物质，酿制过程中要经过两次加生沙、八次发酵、九次蒸馏，生产周期长达八九个月，再贮存三年以上，使酒质更加和谐醇香，绵软柔和，酒体醇厚丰满，回味悠长，空杯留香持久。
三、郭氏家酿生产性保护之困境：
尽管郭氏家酿已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优越的生产环境和独特的酿酒技艺也使得郭氏家酿重新受到关注，然而，受以下因素影响，郭氏家酿之生产性保护面临前所未有的新困境。
（一）生产所需硬件设施较差
聊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散落在民间，规模较小。郭氏家酿原产地沙镇黄屯远离市区，是东昌府区，莘县，阳谷三县市交界处，郭氏家酿历史上经过几次变革，原有的酿酒作坊规模为15亩，而今变成其生产场地不足1.5亩，原有古窖池近60口，现仅存7口，现有传统蒸馏器1套，由于年代较为久远，有些已经不能正常使用。近几年由于经济发展较快，人口增加，加上周围民居发展较快，遇雨天，窖池周围积水不能及时排除，长此下去，会影响古窖池的原有风貌和微生物群。为保护这一古老的工艺和家族文化，郭氏后人对原有的窖池和酿酒设备在不改变原有风貌的基础上进行了维修加固，但是由于场地面积过于狭小，无法建设匹配的给排水系统，原有的一些资料无处存放，使得这一优秀的技艺无法向世人充分展示它的光辉。
（二）传承人面临断层危险
传承人没有保障性传承制度，同时缺乏社会相应的关注，致使传承人的技艺难以传承。郭氏家酿的技艺是家传技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有无数辈人的经验积累而成。生产技术难度大，习艺周期长，在日渐工业化的今天，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下，郭氏家酿这一传统工艺由于缺乏社会的关注和相应的保障传承制度，失去了传承的动力，年轻人不愿学，而今老技师的平均年龄已过60岁，有较高水平的青年人才比较匮乏，中青年骨干艺人出现断层。
（三）产品商品率低，推广受阻
郭氏家酿虽具有极好的市场可开发行性，但因缺乏相应的产品市场规划，故呈现商品率较低的特点。以本地优质原粮为原料的郭氏家酿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只管保护性生产，没有专门人员对产品进行市场规划，家族式帮忙，家族式的营销，缺乏产业化的市场运作，所以知名度较低，使得这一优秀的传统工艺多年来“养在深闺人不知”，失去了良好的市场效益。
（四）地理位置成为制约郭氏家酿生产的新因素
聊城市非遗产品的不均衡制约着整体发展。有的非遗产品已经做到市场化，但是还有一些优秀的非遗产品极少被人熟知。截止到2014年，聊城市已有35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寻求经济利益目标指引下，地处市区或城市边缘地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越来越好，而远离市区以郭氏家酿为代表的非遗工艺和产品，则缺乏相应的保障，绝少有人问津。尽管郭氏家酿所处地理位置，以优越的自然环境成就了其历史地位，但在新形势下，地理位置又成为制约郭氏家酿生产发展的新因素。乡村是非遗依附的最后土壤，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保护已成为体制外被忽略的地方。
四、郭氏家酿生产性保护之举措探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越来越凸显出它的复杂性。面对诸多困境，拓宽思路积极探索有效可行的“非遗”保护之路，对于推动聊城提升城市文化品位、发展公共文化事业、建设历史文化名城意义重大。
（一）保护性生产的基础上合理整合，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
在郭氏米酒原址基础上，建设非物质文化体验中心，将聊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文化整合入园，建立一个集民俗旅游、绿色文化于一体的文化产业园，以此来推动整个聊城非遗文化产业向大规模、高层次、高品位的方向发展，形成聊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独有的风格。
（二）建立与时代相符的郭氏家酿传承、推广机制
建立与郭氏家酿陈列室，普查、搜集、抢救整理和展示相关资料，建立档案，数据库建设，编辑出版图书、画册，录制音配像，组织开展理论研讨，进行专家咨询等，维修和购置传承工具、设备、材料，整理资料及带徒授艺的等。借助郭氏家酿的图片和相关实证资料，向世人展示非遗文化文化的历史和传统工艺家族的传承。
（三）成立郭氏家酿非遗文化发展基金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引导是关键，2014年《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已进入立法程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城乡规划和建设中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进行保护，郭氏家酿在专家论证的基础上，由政府引导，吸引社会资金参与，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步产业化，合理利用，带动旅游，产生经济效益的潜力是巨大的，必将吸引广大农村老百姓投身其中。
参考文献：
非遗传承遇到的困难篇8
关键词：战鼓队；农村；社会组织；困境；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2011年，国家提出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社会组织主要包含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农村社会组织是指在乡村范围内活动的，主要由农民组织和参加，以维护、实现和发展农民利益为目的的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组织。它秉承非政府组织的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的宗旨。这类组织的基本特征是：（1）组织性，即确定的制度和机构；（2）民间性，即独立与国家和政府体系之外；（3）非营利性，即不以盈利为目的，不分红；（4）自治性，即能够自主决策和自主活动；（5）志愿性，即组织的成员并非受到外在强制，而是秉持自愿精神组成的。
我国农村社会组织不仅数量庞大，而且类型齐全。有经济性农村社会组织，如各种专业技术协会；有政治性的农村社会组织，如农民维权团体；有社会性的农村社会组织，如各种农村服务组织、教育文化组织、宗教组织等。各类农村社会组织最为贴近农民生活，最有可能与农民实现直接互动。
笔者在河南L村的调研中发现，当地的一个文化社团----战鼓队在农村社区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L村战鼓队是该村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文化组织，由前村支书领导，面向村内所有农民选拔成员，在该村已有40多年的历史。
战鼓是以古代战争为题材的征战舞蹈，通过多种队形、步伐变换，用舞蹈形式进行表演的独树一帜的民族文化和民间艺术，通篇体现古代马步将官遇敌厮杀的形态，尚武精神贯穿始终，具有丰厚的文化积淀和恢宏的表演气势。2009年，L村战鼓申报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该社团在提升村民身体素质、活跃村庄文化、促进邻里关系、增进集体归属感、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虽然战鼓队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影响力广泛，但是，笔者发现，它的发展还是遇到了重重困境。具体来说，有以下四点：
一、资金紧张
战鼓队的运营模式是以鼓养鼓，因为战鼓具有“可观性”，战鼓队经常获邀参加各种活动。战鼓队从参加各种活动的劳务费中抽取10%作为运营维持费。除此之外，政府也会有不定期的拨款。就上一年来说，上级政府为战鼓队划拨的款项最终真正入账的只有2万元。尽管收入微薄，但是战鼓队的开销却非常庞大。既要给成员发放劳务费，又要支付包车费和饭费。维护和更新战鼓队的装备也是一笔庞大的开销，其中40公分的战鼓每个需要110元，队内需要180个；1.5米的每个1500元，需要14个；2米的每个3000元，需要2个；3米的每个2万，需要一个。除了这些开销，战鼓队作为河南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时候还需要完成一些政治性任务，而这些任务不带任何补贴。传承人南老为我们算了一笔账，在元宵旅游节上，政府要求100人的演出，不带任何资助，费用全部由南老自己补贴，仅仅车费就耗去上千元。资金困境是目前战鼓对面临的最大问题。
资金困境由三点造成，一是日常训练越多，设备老化越快，需要不端地投入资金更替设备；二是尽管战鼓队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享受到一定的补贴，但是该补贴在层层下达的过程中不断损耗；三是不带补贴的政治任务进一步加剧了战鼓队的财政压力。
二、成员短缺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由于村中男青年大量外出务工，队中挑大梁的从男性转为女性，年龄偏大。由这些人表演，无法展示出战鼓的真正气势，而几乎不会有男性青壮年专职从事战鼓表演。就笔者跟随表演的情况来看，一次参加表演的30人的队伍中，只有4到6名男性，而且都已年迈。成员的流动性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许多人是在空闲时将表演当作赚外快的机会，而并非作为队中的固定成员。所以有时会在需要表演时无法召集到足够的人员。战鼓表演队员的老龄化、女性化以及成员流动性使得战鼓表演质量偏低。另一方面，由于战鼓表演是通过口头记录而恢复的，还有不甚完善的地方。而完全掌握鼓点并进行教学的只有传承人一人。战鼓队表演面临无人教学、学员质量低的尴尬局面。
三、传承问题
L村战鼓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曾濒临失传，直到六九年，第九代传承人南老挑起了战鼓队大梁，在会计和支委等人的帮助下才恢复了战鼓表演。但是作为负责人常常需要贴钱，因此很难吸引人才来领导战鼓队。南老表示，部级传承人可以得到每年一万的补助，省级传承人则没有任何固定补助，更遑论市级以下，他对战鼓队在他之后的前景感到堪忧。
四、缺乏实质支持
尽管L村战鼓在不少媒体上获得宣传，经常完成上级安排的各类庆典迎宾活动，受到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的表彰，还在09年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上级对于战鼓队的支持力度还远远不够。尽管经常有领导来考察、调研，但如传承人所言“所有关注都不如资金支持来的实在”，而上级划拨资金在过程中流失太多，无法在实质上对战鼓队的发展做出支持。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建设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重要途径，面对基层多元化的需求，社会组织所能够发挥的力量将越来越大。因此我们应当关注农村社会中各类组织的发展，在政策、经济等方面为其提供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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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承遇到的困难篇9
关键词：建湖杂技；保护与传承；对策
一、建湖杂技保护与传承的现状
近年来，建湖杂技坚持在传承中保护，在创新中发展，扎实培养杂技人才，大力打造杂技精品，积极创塑杂技品牌。作为建湖杂技保护与传承主要剧团的江苏省杂技团，其精品节目先后获全国文华奖、金菊奖、第十三届法国国际马戏节比赛铜奖、第六届莫斯科国际马戏节比赛铜奖，获省级比赛奖项16余次，并两次登上央视《我要上春晚》节目。建湖杂技保护与传承方面的工作和所取得的成绩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人才培养显成效。近年来，作为建湖杂技传承的主要剧团――江苏省杂技团，扎实开展人才培养工作，为建湖杂技的传承发展储备后续力量。该团不仅内培师资，还在其他知名杂技团寻聘具有高级职称、经验丰富、掌握特殊尖端项目的教练授课，杂技学员的四项基本功取得了长足进步，节目效果也有了较大的进步，新创节目令人耳目一新，为建湖杂技的存续勃发蓄积力量。
（二）杂技惠民辐射广。据统计，2015年，建湖杂技全年完成“杂技村村到校校到”文化惠民演出288场次，完成周末剧场专场惠民演出41场次。并先后随国家文化部、江苏省文化厅、盐城市政府等出访荷兰、哥伦比亚、特立尼达、文莱、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所到之处均获得广泛好评。
（三）多管齐下塑品牌。近年来，江苏省杂技团突出创先争优打造精品力作，倾全团之力打造的音乐杂技剧《猴・西游记》在美国林肯中心商演27场次，打破了该剧场建成开放以来单一剧目演出场次、票务销售、盈利额度等多项纪录。演出期间《纽约时报》、《世界日报》、《人民日报》、《新闻联播》等多家媒体予以跟踪报道。2016年，创作了国内首部诗词歌赋杂技剧场《小桥流水人家》，并应邀参加了2016上海国际艺术节无锡分会场演出。
二、建湖杂技保护与传承面临的问题
近年来，建湖杂技存在从业人数不断减少，从业意愿持续低迷等问题，在保护与传承、发展与创新等方面也面临着诸多问题。
（一）品牌效应不明显。虽然建湖杂技在全国杂技界有着一定的影响力，建湖县也曾多次举办烟花杂技节，国家和省、市新闻媒体也对建湖杂技多次进行报道，但与河北吴桥、山东聊城相比，建湖杂技的品牌效应还不够明显，全国各级媒体宣传还相对较少，在《中国杂技史》一书中记载还不够详尽，作为南派代表，其还没有足够史料和重大的艺术活动和精品节目来作支撑。近年来，虽然建湖杂技有一些作品在国际国内大赛中获奖，又创排了两台具有国际化视野的杂技剧目，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建湖杂技的品牌地位，但建湖杂技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例如历史欠账多，品牌积淀不够，同质化现象严重，在传承的过程中偏重与对传统技艺和项目的简单重复，紧扣时代脉搏和反映当下生活的精品力作仍然不多。
（二）庞布设施简陋。由于江苏省杂技团现有规模小，功能厅房缺陷，设施设备老化等因素，建湖杂技人才队伍难以壮大、人才结构难以优化、成熟演员难挽留、新学员难招收、高层次人才难引进、新剧目难研发。省杂技团现有两处训练房屋，占地面积小，设备老旧，均难以承载新时期学员培训要求，更无法适应现代杂技节目排练需要；食宿条件简陋，平均10位学员住在20平米的宿舍内，房间条件简陋，食堂面积窄小，难以容纳现有工作人员同时就餐；无演（学）员文化活动室和专用的文化课教室，30余名杂技学员分设两个年级，一、二年级在团会议室上课，三至六年级学员挤在一个教室上课；无专业的音乐、舞美、道具、化妆等设计制作工作室，无专业工作人员，排练新作品时需要临时聘请、租用设备。
（三）杂技人才紧缺。21世纪以来，建湖县及周边地区杂技学员招生就已经存在一定困难。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就业机会的不断增加，同时很多秀场、演艺公司通过高薪吸引凝聚优秀杂技人才，使得建湖当地杂技团培养的人才大量流失。成熟演员的流失，对歌舞、戏剧影响较小，但对杂技而言可能带来很多问题，因杂技成熟演员所承担的节目角色和掌握的技艺能力是长年累月的积累练习的结果，流失一人，很可能导致已经成型的节（剧）目夭折。
（四）退役杂技演员分流难。退役杂技演员中只有少部分能够转岗做教练，大部分退役演员面临二次就业的困境。由于文化底子薄、知识基础差，杂技退役演员去向面狭窄，能够从事的第二职业可选择性较少。退役演员积压较多，杂技团也经济负担重、社会压力大。从这些演员身上折射出的困境，也会导致很多年轻演（学）员对自己今后的出路尤为担忧，此种现象的出现对杂技学员招收、队伍稳定必然会产生不利影响。
三、加强建湖杂技传承与保护的对策
为进一步繁荣发展建湖杂技艺术，推进非遗文化更好创新与传承。针对目前建湖杂技保护与传承存在的问题，主要提出以下对策：
（一）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大力争取文化艺术部门的关心和支持，按照“条件具备、功能完备、管理集中”的原则，建设建湖杂技传承基地。完善基础条件，健全配套功能，对新建基础设施与建湖县文化艺术中心原有训练、演出、管理等施进行有效整合。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充分体现新建设施的时代性、前瞻性、实用性。强化集中管理，充实演出训练、市场运营、后勤生活等管理力量，实现规范化运行、标准化管理。
（二）加强杂技人才培养。一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强化在职师资队伍的再教育。二要提升杂技学员文化水平。配备专业化、规范化的教学设施，配备专职文化教师，夯实杂技学员文化基础。三要强化杂技运营管理人才队伍建设。四要提升音乐、舞美、道具、化妆工作，构建专业化业务团队。五要以“江苏省杂技培训中心”为依托，及时制定招生培训规划，建立教学基地，使杂技传承人才的招生、培训、分配、输出形成良性循环。
（三）打造精品杂技节（剧）目。要重精品节目的研发、创新和包装，积极打造精品节（剧）目，充分发挥建湖杂技现有的1名部级传承人和1名省级传承人的积极作用，积极组织多方面专家综合研发，提高艺术实力，创新表演形式，丰富节（剧）目文化内涵。同时要以各类杂技团为载体，成立艺术研发机构，专门对节目进行加工、锤炼和提高，努力做到杂技节（剧）目“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精”。
（四）重抓大型赛事机遇。建湖杂技是盐城乃至江苏一项特色文化品牌，市场经济条件下，品牌也同样需要市场。因此，在打造精品节目的同时，必须全力抓住各类大赛机遇，e极主动主动参加省、国家和国际大赛，通过在各类赛事中积蓄力量，争得名次。同时还要努力推动建湖杂技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让世界各地通过杂技更多更好地认识建湖，认识盐城乃至江苏。
（五）搜集整理杂技文物资料。为了推进杂技事业更加完美的发展和创新，更好地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和民族文化的特色、挖掘建湖深厚的人文内涵，应组织力量，抢救性地搜集、征集、整理建湖杂技散失在民间的历史文物、实物、照片资料等，重塑建湖杂技的历史，还原其真实的面貌，为组建淮杂博物馆积累丰富的史料。同时为建湖杂技的传承、展示、创作其它形色的文艺作品积聚丰富的历史资料，为巩固“杂技之乡”的地位提供有力的佐证。
（六）借助“记忆工程”保护非遗文化。“记忆工程”及数字化是非遗保护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也是非遗传承保护的创新之举。应该充分利用“记忆工程”在资料的搜集整理、传承人老艺人的采访采集、图文影音资料的数字化处理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深入建湖杂技发源地，追根寻源，收集建湖杂技的有关实物，道具、衣饰、舞台装置、家传用具、文字传承资料，杂技老艺人家谱等实物，掌握第一手资料，力争“多、古、全”，使“建湖杂技”的历史在直观上看得见、摸得着。
（七）建立杂技生态保护区。建湖杂技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做到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必须具有一批传承人队伍，除专业的杂技学校教育培训外，还可以积极利用民间团体以师带徒的传统惯例，直接培养传承人。同时，积极争取文化艺术部门的关心支持，不断推动建湖杂技10多个民间杂技团的发展，在专业的杂技学习教育培训和民间杂技团杂技传承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建湖杂技生态保护区，努力使保护区成为所有杂技艺人和民间团体集聚区、南派杂技的传承区。
（八）打造杂技文化产业。要将建湖杂技做大做强，做出特色，除了建湖杂技本身的内涵发掘之外，还必须做好品牌的外延拓展工作，积极打造建湖杂技文化产业园。逐步在产业园区设立杂技大剧院、杂技博物馆、展览馆、杂技工业产业园、服装道具制作基地，力争举办全国性和国际性杂技艺术大赛，举行杂技汇演、展演，把杂技的历史发展、节目研发、传承保护、生产和演出等有机集中于杂技文化产业园中，使之成为具有影响的文化产业基地、影视拍摄基地、艺术发展交流基地、特色文化传承基地、世界杂技竞技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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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承遇到的困难篇10
【关键词】西北少数民族；体育非物质文化保护；丝路旅游；协同机制
西北地区（甘青宁新）居住有多个少数民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多样，也是丝绸之路旅游发展黄金地带和中国文化旅游发展战略地带。然而，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丝绸之路和“非遗”旅游如火如荼背景下，该地区少数民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丝路旅游协同问题凸显，对边疆安全形成威胁。本项目基于新国家安全观和协同理论，拟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保护文化多样性，促进国家文化安全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实现。
一、协同发展的意义
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样性，是全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在我国西北民族地区亦非常突出。由于社会转型加剧和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大转型和变迁，少数民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流失危机凸显，对西部边疆安全、多民族地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崛起形成巨大障碍。因此，加强遗产保护传承，破解困局，显得极其迫切。而遗产保护传承和旅游协同发展，一方面可以提升体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效果，激发少数民族居民文化自豪感、自信心，实现活态传承，促进居民增收，促进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可以提升丝绸之路旅游价值，延长旅游者停留时间，增加消费，提升旅游满意度，促进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两者互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二、现实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尽管存在巨大机遇和优势，但是，该区域发展现实却不容乐观，存在困境：第一，有民族体育文化遗产资源优势，却无产业优势，更无协同实践优势和品牌优势，文化保护传承和旅游产业化协同水平较低，无法形成规模经济效益，对区域发展的带动和扩散效应非常有限；第二，部分项目开发较好，但整体协同开发较弱，资源无法得到优化配置，个别地方存在资源闲置和破坏现象；第三，现代化、全球化进程加快和边疆安全等问题日益凸显背景下，少数民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流失加剧；第四，理念滞后，思维陈旧，经验不足，缺少理论指导，思想上重视度不够，依旧过度依赖门票经济；第五，体制机制不活，管理僵化，无法激活民间资本活力；第六，居民意识和文化素质差，缺少相应技能，社区整体参与度不高；第七，缺少宣传，对客源市场的感召力不足。
三、对策分析
在国内外，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协同发展已经存在许多成功个案。要促进遗产保护和旅游互动，需要首先借鉴相关经验。
例如：阿拉伯地区骆驼赛非常疯狂，不但促进了本地旅游发展，同时也促进了骆驼养殖和销售。
云南号称“民族体育王国”，在实践中努力将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民间体育文化和旅游结合，如“三月街”就很有代表性，融合民族节庆、体育元素和民族风情旅游，举办传统赛马项目，吸引东盟、欧、美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旅游者前来。
贵州“斗牛节”十分红火，促进了本地经济。他们积累了不少经验：重视宣传；退出精品，杜绝浅层次开发；注重本地各级各类政府、学术界、相关企业、社区居民的合作和参与；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和环境；加强保障体系建设等。
因此，西北地区应该采取如下措施，破解困境：
第一，加强协调发展度。在拥有文化遗产资源优势的基础，努力形成产品和项目，和民族节庆、建筑、饮食、歌舞等结合，延长产业链条，从而打造品牌，形成产业协同实践优势。
第二，加强文化保护传承。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时文化的外表，没有文化的旅游毫无吸引力，也难以持久。应该通过多种模式，防止遗产流失，尤其要加大经费扶持来抢救保护濒危遗产，避免流失悲剧，确保民族传统体育费物质文化遗产既得到保护和展示，使得文化资源成为经济资源，并且得到优化配置。
第三，创新理念。及时根据时代变化，改变思维方式，客服依赖门票经济的思维陈旧，充分利用体育项目激情活跃的特点，得到旅游者青睐，满足其精神需求；同时改革管理体制，建设新的动力机制，激活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资本的活力。
第四，提高少数民族居民参与意识，提升文化素质，通过培养形成相应技能，建设专门人才队伍，同时促进社区整体参与度提高。
第五，合理规划，力求在旅游和文化发展规划中占据重要地位，最终通过发展成为新的增长点，切实改变丝绸之路旅大于游的现状。
最后，加大宣传。再调查旅游者行为基础上，通过在网站上进行促销等途径，对项目进行包装，对客源市场形成巨大感召力。当然，要是实事求是，不可无中生有，胡乱解说，或者不尊重少数民族自己意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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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来源：
西北地区民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模式研究（10XmZ046）。